文学地理学范文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1篇

从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入手

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提出来的一种批评方法或者研究文学的一个角度，而是从文学批评的实践出发，从对具体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提出来的，因此，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也就不可能离开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不能离开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并且也是以解决对具体的作家与作品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而存在的。在周亚芬做的《作为比较文学之文学地理学的提出》①的访谈中，我已经详细地谈到了文学地理学的缘起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其实，我之所以喜欢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是从自我的人生经历与人生阅历出发的，是从自我的诗歌批评与小说研究的实情出发的。如果没有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研究的积累，是不可能忽然就心血来潮，而提出与提倡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我们虽然要注重对文学地理学理论观念与批评方法的研究，但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文学研究的扎实基础就开始对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研究的有关学理问题进行探讨，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即使努力思考了一些问题，也可能是皮毛之见，很难真正地解决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认为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是一条正道；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批评方法等学理问题，自然就会露出水面，这种理论就可以反过来推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与批评。古人说，“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于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过程是相当适合的。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得多了、分析得多了、研究得多了，自然就会对中外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同规律有所认识。当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批评经验与研究体会之后，如何从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我们的后人或者我们自己自然就会有所总结。对于文学批评与研究而言，理论的构想与创造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必需的，对于任何时代的文学研究来说，这样的理论构思与理论建构都是需要的，但是，这样的任务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够胜任的，在短时间里就可以完成的。一般而言，只有从事文学研究二十年以上的学者，才有理论构想的可能；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与访问学者，要从理论上进行构想与学理上进行开创，可能性都相当小。所以，大家只有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入手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对于自己的研究才会有所促进。因此，我建议大家首先选取一个作家甚至是一个作品，与自然山水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个作家或者作品，如中国的李白、坡、《西游记》、《红楼梦》，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狄更斯、哈代，美国的梭罗、杰克伦敦、海明威，北欧的易卜生、安徒生、乔伊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古希腊的悲剧与史诗等等，进行文学地理学的批评与研究。其实，只要不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家，只要不是意识流的小说与纯心理散文，自然地理空间对其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存在的，就可以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并提出一些有趣的现象与问题进行探讨。当然，对于作家的文学地理学分析来说，主要是研究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从小所生活的自然山水环境对其人格精神所产生的影响；二是作家在文学作品里建构了什么样的地理空间系列，这些地理空间意象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与艺术意义？如果能够从此两个方面来研究作家，也就可以找到其人格精神与创作艺术的特点及其特点的自然与历史来源，也许能够破解从前的学者经过长期的努力所不能破解的谜团。对于具体作品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探讨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作品中存在的自然景观的分析，看一看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与意义；二是对作品中地理环境的描写进行评估，看一看它对于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与思想主题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三是对作品中所建构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看一看作家在作品里建立了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形式，作家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空间形式？每一个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地理空间因素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经过分析而得出来的结论，也应当是千差万别的。这就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之所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结果就是寻求不同文学作品中地理空间各自不同的特点，并由此认识与理解作家的审美意识与艺术思维特征，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认识作家。我们认为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来作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最为明智的一种选择。如果不从具体作家与作品出发，所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无从着手，表面上看起来是讨论了一些问题，其实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描述与史实叙述，对于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会有很大的意义，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事业本身也不会有巨大的推动。

科学研究方法与审美批评方法的结合

文学地理学研究是一种新的提法，首先是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而提出来的。那么，从批评方法来说与从前作为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种的地理研究方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与从前的作为审美批评之一种的文学研究方法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文学地理学批评在方法论上有什么样的特点？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地理研究的对象十分广阔，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等等，可以组成一个地理研究的大家族。但是，上述地理研究系列与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关系比较密切的，应当是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历史地理三个部分。从地理科学研究角度而言，由于每一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所以从总体上来论述地理研究的方法还是有一些困难，并且，中国人从事地理研究的方法与西方人从事地理研究的方法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来谈论地理研究的方法也实属不易，所以，我们很难评估从前科学家们在地理学研究中运用了哪些研究方法，哪些研究方法能够为我们所借鉴与发展。但是，我们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时候，也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作一些抽样式的分析与概括。我们认为，地理科学研究中以下几种研究方法，可以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借鉴：

一是实地考察法。研究地理的人特别是研究自然地理的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往往特别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如明代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为了了解中国的自然山水，就亲自到南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倾一生的精力与时间写成了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对于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因为每一篇游记都写得很有特点，又被历代学者当成一部散文著作，所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当代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也可以说是一个地理学家，他对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自然地理有着广泛的考察，对于地球内部的地质构造及其历史来源有着精深的研究，对于中国南北各地的自然山水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之所以在地理研究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就在于这样一种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与具体的数据，让他们的地理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与文学研究者，特别是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如果能够像地理学家们那样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实地的考察，以自己的眼睛看一看、以自己的耳朵听一听，那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一定能够突破前人，为学界提供许多新的材料与新的成果。看一看文学作品所描写出的自然山水与实际存在的自然山水有什么不同，听一听作家从小所生活的自然界发出的音响与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家们是如何完成从实际存在的自然山水到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景观与地理空间建构的。如果经历了这样一个实地考察的过程，有了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的经历与经验，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会建立在真实可靠与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可见，这种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地理学研究会有巨大帮助。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总是与地理空间相关，总是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相关，因此研究文学地理学一定不能离开地理学家们常用的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对作家产生影响的自然山水环境是一种固定的存在，郭沫若老家的几条大河及其开阔气势，鲁迅老家的绍兴湖乡与山石，从总体上来说自存在以来就没有太大的变化，而历代作家与诗人却写出了不同的作品。如果能够考察在地球上存在的自然山水，对于对自然山水环境与作家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就会有巨大的意义。同时，这种考察对于对具体作品之中存在自然山水意象的分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不了解西北边疆的自然山水与风土人情，要深入地研究高适与王维的诗作，是不可能的。而实地考察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最为直接与最为重要的一种方法。

二是案例分析法。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学者，往往采取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对相关物质形态进行全部的考察，也不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与统计。如他们要研究穹窿地貌，就可以选取俩母山地区的高台地形作为样本；要研究丹霞地貌，就可以选取坎布拉地貌作为样本。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们可以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问题的研究，但也可以不作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如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如陶渊明的诗作与哈代的小说，看一看地理空间与自然山水在具体文学作品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样的自然山川放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文学的整体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对一个作家与作品都没有理解到位，就不可能有真正准确与科学的整体把握与整体观照。因此，我们在研究华兹华斯诗歌的时候，就可以选取其长诗中的自然景观来作分析，再选出其叙事诗中的自然景观作分析，再选取其十四行诗中的自然景观作分析，对多个个案进行分析与研究之后，就可以得出一种总体上的认识。像这样的一个一个作品分析清楚之后，再将所有的作品分析组合起来，就可以从理论上认识华兹华斯诗中的自然景观，在其作品多种构成因素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与价值。就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案例分析法具有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意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要注意的是，个案分析法并不是举例式的，因为它没有随意性，而是在对整体对象进行把握之后再选取的个案，具有少有的典型性与科学性。对地理学科学研究采取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借鉴，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三是图表分析法。地理科学学者比较注重一种直观与直接的研究方法，就是将某个地区的地形地质情况在全面调查之后，以图表的形式进行表示，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图，中国地图、湖北地图、中国地形图、湖南地形图、东亚地形图等等，以及相关的多种多样的表格，如气候、物产、山脉、河流等。图表分析的方法在地理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且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与意义。没有图表的制作与绘就，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理科学。而这样一种方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是富于启示意义的。因此，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我们可以用种种图表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发现与自我的见解，不论是理论性还是学术性的发现，不论是对于一个点的深入分析还是一个面的叙述，都可以用具体的有形之物进行传达，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够给人一种直观的、直接的印象。比如我们在分析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个为宙斯所害的人间女子伊俄的逃亡路线以地图的形式进行图示，让剧中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得到直接的呈现，让那一个人间女子的痛苦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读者最直接地了解悲剧作家在剧中所展示的地理观念，古希腊人对于当时世界地理构成的基本认识。再比如我们在研究柯勒律治长诗《老水手行》的时候，就可以用地图的形式将那艘大船的航行路线绘制出来，从北大西洋的一个港口出发，经过北回归线，越过赤道，越过南回归线，进入南极圈与南寒带，再进入太平洋，后来又沿路返回英国港口，得到了救助。如果能够绘就这样一幅航海路线图，自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长诗中主要的情节与人物，以及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图表分析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者来说是必须要了解与熟知的一种研究方法，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地理要素是我们理解作家与作品的重要参照，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如果能够将此种种地理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图表，对于理解作家与作品自然是十分有用的。

地理科学研究方法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有丰富的启示意义，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并发扬光大，但是，我们也要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从本质意义与理论构想上来说，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地理学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方法的统一，并且只有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才能完整地建立起来。文学地理学研究无疑首先是一种文学研究，并且不能离开具体的作家与作品，所以，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还是一种审美的批评与审美的研究，并不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与科学的研究。文学地理学批评首先是一种审美的批评，并不是说有关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必须出现艺术美或者审美这样的字眼，或者一定要研究美学意义上的地理空间现象。所谓文学地理学，最主要的内容与角度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首先要对具体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有一个审美阅读的过程。研究作家首先要阅读作品，因为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没有好的作品就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总是因为某一部或者几部作品而获奖的，而往往不是因为一个空头作家的名声来获奖的。研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首先都要对此进行全面的阅读，而真正的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审美的过程，一种对于艺术之美的发现的过程。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或者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就是一种审美的研究，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正如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中不一定要出现“比较”这么一个词一样，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论文中，也不必出现审美这个词。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审美批评与对于美的作品的研究，无论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还是文学政治学的研究，都是如此。其次，文学地理学批评或者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将对象当作文学与艺术来研究，而不能当作没有生命的一堆材料来研究。文学就是艺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离开形式与语言而存在，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技巧与技艺而生存，因为离开了美的形式与美的技巧，文学的艺术性就不存在，文学本身也就不存在。因此，不能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当作无生命的个体，当作没有情感与思想的对象物。所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审美批评与地理批评的高度统一，是地理研究与美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二者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比如我们研究谭恩美的长篇小说《喜福会》，小说中所讲的母亲与女儿的故事，是四个母亲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四个女儿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于是让小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麻将结构”。每一位母亲所讲的都是过去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故事，而女儿所讲的基本上都是自己在美国的家庭里与母亲、在美国的社会生活里与男友所发生的故事，这就产生了横跨两大洲的自然空间和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巨大反差，其小说艺术的魅力多半由此而来。我们要研究小说中母女之间所发生故事的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生活处境是如何影响人物的心理的。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小说中的思想情感之美、艺术结构之美、艺术语言之美，并将探讨两者的统一而形成的整体优势。首先我们要对小说进行审美阅读，然后再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思考相关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样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才可能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

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地理批评的理论与实践

文学地理学批评离不开中国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也离不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外国文学批评史。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自小就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里，在他们的生活里具有特定的自然时间与自然空间问题。因此，要完全离开前人的真实历史或早前记忆来研究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中国的作家及其作品还是外国的作家及其作品，对于自己所生存的自然山水与所观察的地理空间，总是或多或少存在这样那样的观照与表达，因此，在世界文学史上就自然会形成一条线索，产生人类对于自然地理空间观照的历史与对于自然山水进行艺术表现的历史。在中国，虽然有人撰写过《中国山水诗史》、《中国山水文学史》之类的著作，但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学界对于文学与自然山水的关系的历史描述是不完整的，对于中国文学与自然地理空间的历史描述也是不系统的。因此，文学地理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清理中国自然山水文学史的基本情形，清理外国自然山水文学史的基本情形。如果我们真正从地理空间角度来研究中国与外国文学史，完全可以写出与从前的文学史不一样的内容，会发现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可以进行讨论。因此，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文学史无论是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还是对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建设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描写自然山水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哪一篇，最早对地球进行完整描写的是哪一部、哪一篇；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描写自然山水的文学作品是哪一部、哪一篇，最早对地球进行完整描写的是哪一部、哪一篇？其实，这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是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不能不了解的内容。任何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都不能离开文学史，如果文学理论研究离开了文学史，那绝对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文学批评离开了文学史，那也许上升不到很高的境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适合于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与西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的学者们来做，因为他们积累丰厚、阅历丰富。有关这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叫做文学地理学中的“历史研究”。如果我们能够从地理空间的角度重新撰写一部《西方地理文学史》、《东方地理文学史》与《中国地理文学史》，那就对世界文学史的重新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中外文学批评史中的地理空间观念及其批评实践的研究。人类发展到今天，说某一个文学研究领域完全没有被从前的学者研究与批评涉及过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与对于自然的认识，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健全与发展起来的。因此，清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理空间观念与自然山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且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学者所做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初始形态；清理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地理空间观念与自然山水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且探讨一下西方古代学者们所做的文学地理研究的初始形态，就是有可能的与有必要的。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最早从自然山水的角度批评文学的是谁，最早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批评文学的是谁？最早认识到自然与人的关系、自然与文学的关系的人是谁？最早认识到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之间的关系的人是谁？最早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人是谁？并且中国的、西方的、除中国之外的东方其他国家的情况肯定是各不相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并不会说明我们的文学地理学失去了意义，恰好说明我们的文学地理学是有其历史的：前人已经在关注，但没有展开；前人已经有所认识，但没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且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研究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学地理学研究与文学伦理学研究一样，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批评实践，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如此。只是我们的古人没有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建立一种理论，也没有专门建构文学伦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但并不是不存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比如在《道德经》里面就体现了老子关于天地的自然空间观念，认为万物都来自于“道”。所以，如果我们从地理空间角度来撰写《西方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东方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地理空间观念》，就是对世界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贡献。并且，这个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学地理学批评来说特别重要，它其实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前史”。

了解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

我们要在中国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可以从自己所熟悉的作家与作品出发进行分析，但是，如果我们要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文学地理学，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必须了解当代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不是指外国文学史上与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那些作家与作品，也不是指外国文学批评史上与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那些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而是指当代西方作为文学批评重要方面的地理空间批评成果。文学地理学批评自古以来就存在，并不是自我们才开始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在当代的英美学界，也以种种不同的面目与形式出现，有的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有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因此，全面地了解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的地理空间问题，对我们要建立的中国的文学地理研究会有直接的帮助。

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这样几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生态批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生态批评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二是环境批评，也与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但是也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由自然山水所构成的环境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实也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一个很小的部分；三是空间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相关，但也不是一回事，“空间”是一个哲学概念，空间批评主要是分析文学作品中所建立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形式，也只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地理”与“空间”不是一回事，地理是一个人类对自然与人文进行双重观照的概念，是指地球上自然山水的走势与宇宙空间的天象构成，它们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才是文学地理学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作家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地象与天象的描写，以此为对象建构起来的空间才属于地理空间，才能够成为文学地理学批评与研究的对象。如果在文学作品中只是一种心理空间与情感空间，与地象、天象没有任何的关联，那就只是空间批评，而不是地理空间的批评，也就不是文学地理学观照的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可以包括生态但并不只是生态，可以包括环境但并不只是环境，可以包括空间但并不只是空间，主要是地球与宇宙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我们之所以将“地理”与“空间”相联系，就是因为我们要研究的不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空间”，而是“地理空间”，是与“地理”相联系的这一部分“空间”，着重点在于“地理”，并不在于“空间”。②以此而论，当代西方学者有多少人从事过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他们提出来的文学地理学概念与中国学者所提出来的文学地理学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英国学者克朗写过一本《文化地理学》③，其中有一章讲到与文学地理学相关的内容，但这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而只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在西方形成流派，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发展，因此如果我们也讲文化地理学的话，其创新意义不是很大。西方的生态批评比较发达，后来发展为环境批评，空间批评也蔚然成风，并且聚集了一大批学者。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对于生态问题的关心与描写，自19世纪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就是生态问题。研究作家作品中的生态问题，对于当今世界而言自然十分重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对于环境的描写，从中看出生态的好与坏、人类生存环境的优与劣，这个方面的研究自然也相当重要。空间是一个哲学概念，因此空间批评自古就有，只是不同时代的空间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有所不同而已。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世界主义意识的建立与宇宙空间概念的扩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与学者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相比之下，“地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概念。为什么从地理的角度或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探讨文学，不论中外都还没有形成热潮？或者说都没有像生态批评、环境批评与空间批评那样引人关注呢？主要是因为从前的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作家作品本身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即一种正面的作家与作品的解读。而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是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兴起以后，才开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

从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法国学派直接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种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学者们所做的比较文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影响研究，少有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进行文学史或者作家作品的研究。其后，美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跨文化研究，扩展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推进了世界比较文学的进程。然而，平行研究主要是在具有可比性之间的跨民族文学现象之间进行，不可能专注于文学与地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跨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混同于文化研究，似乎探触到了文学的文化本质，其实丢失了文学自身的特征，不把文学当文学，因此也没有关注文学与地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跨学科研究中，虽然有人关注文学与地理空间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们更关注文学与哲学、宗教、语言学、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有的时候有所关注，也只是将地理因素当作一种文化来看待，他们所做的其实只是一种地域文化研究。所以，文学地理批评在西方虽然有人在做，如早期的史达尔夫人就提出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发展并不充分，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不过，我们需要做一个基本的工作，那就是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书目的编制，将西方学者所撰写的与文学地理学批评相关的论文与著作清理一遍，编出一个基本的书目文献资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同时，在研究文学地理学的时候，研究综述的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不过，到目前为止，西方特别是美国当代学者在文学地理学方面有什么样的研究，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观点，都还没有做过系统的考察，也没有更深入的研究。而这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因为从总体而言，西方当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比我们高，在许多领域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只有先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才有针对性与前沿性，同时，我们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才能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不然可能是各说各话，两者之间不能产生共鸣性。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多花一点时间与精力，将西方最近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以促进我们的思考与选择。我们应当如何开展文学地理学研究，在目前来说这只是一个理论构想阶段的话题，只能根据我自己的人生阅历与学术研究水平做一点粗略的构想。不过我深信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深信文学的基础在于自然地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文地理，深信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深信文学地理学在本世纪会有巨大的发展。我们能够置身其间，一定会创造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新的历史。不过，文学地理学研究要得到推进，关键还是在于扎扎实实地进行具体文本的分析与研究，在广泛的积累研究体验与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才有可能更加体系化与深入化。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2篇

《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与“文学学”

德语文论教材是这一辑的首要关切。“文学学”正是发源于德国。

在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的汉译中，德语文论教材的引进可谓是一块短板。主要有沃尔夫冈・凯塞尔的《语言的艺术作品》（1948年在伯尔尼初版，后多次再版）和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年在苏黎世初版，后重版多次）。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一直是德语国家“文学学”入门的必读书目。然而，这两部著作的成书年代毕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距今已有70多年。而在凯塞尔与施塔格尔之后，德语文论教材建设方面自然会有新的进展。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新文学理论：西欧文学学导论》（西德出版社，1997）。该书是德国著名学者克劳斯-米歇尔・波哥达主编的《新文学理论―――导论》第2版。这部导论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西欧文学学，简明而清晰地介绍了10个主要流派，除了具有德国传统优势的理论介绍，如接受理论、阐释学，特别关注20世纪后半叶法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其实是当代德国学者视野中的“欧陆文论”，包含了德语文论，但尚不是我们所要引进的“当代德语文论”。不久，我们发现一部《今日德国哲学文学学（文选）》（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这部德国文论选，由著名的康斯坦茨大学两位青年学者―――迪克・乌菲利曼和卡罗琳・施拉姆编选。这部文论选收当代德国人文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的16篇文章，对当代德国文学学的发展倾向做了相当全面的展示：对精神分析、互文性、互媒体性、女性主义文学学、解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一一做了介绍，对德国文学学的历史、体裁理论、功能理论、虚构理论、系统理论以及“记忆”“神秘”“圣像”等一一加以概述。这部文选，定位于高校语文系、哲学系学生和教师，是一部高校文科教材。可是，这部德国文论选是专门为俄罗斯读者编选且翻译成俄文，而我们一向坚持国外文论教材的翻译最好自源语种译出。

后来，我们请北京大学德语文论专家王建博士出马，终于找到《新德语文学学导论》（Einführungin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wissenschaft，Stuttgart&Weimar：VerlagJ.B.Metzler，2007）。这部“文学学导论”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德语系的两位教授贝内迪克特・耶辛（BenediktJeing）和拉尔夫・克南（RalphKhnen）联袂撰写。这两位德语系教授以导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介绍文学学这门以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学科，介绍文学学的各种研究角度和各个理论方向，介绍文学的各类体裁，描述修辞学、风格学和诗学的基本理论，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造型艺术、音乐、电影、广播）的关系，阐释20世纪的各种文学理论与方法。这部导论全书的分章结构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在方法和切入方式上它并不显现自己的立场，而是力求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叙述的系统性与表述的精细性，使得这部“文学学导论”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德语文学学著作的一个代表；而且可以说是德国学者之绘出的一幅当代德语文论流变全景图。面对这幅全景图，我们可以看到德语文学学“方法趋势”的丰富多彩：1965年起的接受史和接受美学，同时期开始的文学社会史；结构主义的开端；70年代下半期的心理分析文学学；80年代初话语分析。90年代初以尼克拉斯・卢曼为代表的系统论；最晚于90年代末发现的文化研究/文化学、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性别研究和新历史主义。作为大学文学类专业的文学学教材，此书在德语国家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属于同类书籍的佼佼者。

这部《新德语文学学导论》不仅提供出一个关于新德语“文学学基本知识的概览”，“按照对象、程序、方法和术语诸方面再现了新德语文学学的轮廓”，而且还“中立地展现文学学反思对象本身的全部景象”，对“文学学”的起源与发展、“文学学”的对象与手段、“文学学”的方法与技术，均有清晰的论述。《导论》告诉我们，Literaturwissenschaft的字面含义是文学科学，这个术语是地地道道的德语概念。“文学学”既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个案研究，也有别于文学理论（Literaturtheorie）和文学批评（Literaturkritik）。文学学研究的是社会交流中的特殊情况：甲写作，乙印刷和传播，最终由丙来阅读。那个写作者是谁？他写作时想些什么？他写的东西有什么特殊之处，以至于可称作“文学”？传播的程序和技巧是什么？使用的是什么媒介？写出的东西传播给谁？谁在读？或者谁在听？如何读和在怎样的情景下读？阅读、理解和阐释究竟是什么？

“文学学”正是聚焦于这些问题而考察其演变。譬如，“作者”“文本”和“读者”并不具有绝对的含义。概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长，它们是可变的。譬如，“读者”一词源于拉丁语legere，在这一词源中已具有今天依旧常用的两个基本含义：捡拾东西（果实、葡萄或者“采摘葡萄”），即从大量的一般性物品中挑选出特殊的物品，形成特定的秩序，可以视作区分和整理。“阅读”在今天更为常用的含义就是是将字母合成词语，从文本中读出各种含义。阅读过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浪漫派的兴起形成了积极读者的构想：读者被看作是作者的继承者和续写者，成为交流的伙伴，读者自己也成为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文本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当代德国的文学学首先是“读者文学学”。德国的“读者文学学”对当代世界文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德国文学学何以能在“读者文学学”上有如此丰厚的建树？这与德国人文学术中素有极为丰厚的哲学―――阐释学的涵养紧密相关。

《文学世界共和国》与“文学地理学”

一心要“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作家、批评家以及理论家们，总在追问“世界文学”是如何形成的？总要探讨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近些年来，传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二元对立问题已获得新的话语表述：“本土化”与“全球化”。一些人坚守“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另一些人则主张必须实现对“民族性的”的超越，必须实现“身份转换”，才能跻身于“世界文学”。在各种各样对“世界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育机制的理论思考中，法国当代批评家巴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1959―），可谓独辟蹊径：将她对“世界文学”的考量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在她于2000年获“法兰西人文协会”奖且已被译为多种文字出版的力作《文学世界共和国》（LaRépubliquemondiale deslettres，Paris：EditionduSeuil，1999）一书中，她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整一的、在时间中流变发展着的文学空间，拥有自己的“首都”与“边疆”，“中心”与“边缘”。这些“中心”与“边缘”并不总是与世界政治版图相吻合，而是犹如一个以其自身体制与机制在运作的“共和国”。

基于这样一种相当新颖的“世界文学”观，卡萨诺瓦沉潜于充满竞争、博弈的“文学共和国”，细致地考察一些作家与流派进入“世界文学”的路径与模式，分析“文学资本”的积累过程与方式。这位法国学者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易卜生、米肖、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等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精华”的大作家的创作为例，探讨一些民族（“大民族”与“小民族的”）文学在“文学共和国”里的身份认同问题，探讨民族文学与民族之外的文学语境、世界文学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机制，建构其“民族文学的文化空间”理论：一种旨在探索“世界文学空间生成机制与运作机理”的“文学地理学”。

作者认为，应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理解。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事实上已出现了一个跨民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要讨论文学的“跨文化性”。正是文学的“跨文化性”在建构“文学世界共和国”。文学世界的现实运行有自己的机制，对经济空间、政治空间而言具备相对的独立性。譬如，在18世纪，伦敦成为世界的中心，但占据文化霸权地位的却是巴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上，法国在欧洲经济中排名靠后，但却不容置疑地成为西方文学中心；后来，美国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并没能让美国成为文学霸主。

卡萨诺瓦倾心于世界文学空间运行相对自主自律的机制之考察。她以动态模式挑战“全球化”的平静模式。这一视界，对于动辄套用经济全球化的模式来考察“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之简单化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警醒。文学资本的积累与经济资本的积累自有关联，但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卡萨诺瓦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勘察中，关注“中心”与“边缘”的互动。所有“远离中心”的作家并不是“注定”一定会落后，所有中心地区的作家也不一定必然是“现代的”。文学世界的特殊逻辑，忽略了普通的地理因素，建立了与政治标记完全不同的领土和边界。将文学定义为统一的世界领域（或者正在走向统一的世界领域），人们就再也不能借用“影响”，也不能借用“接受”的语言来描述特殊的重大革命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输出（比如自然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卡萨诺瓦对文学世界之特殊逻辑的这种厘清，对那些执着于梳理某些大国文学对小国文学、某些大作家对小作家之创作的“影响轨迹”的比较文学者的思维定势，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

身处“边缘”的“民族文学”要走向“中心”，自然要借助于翻译。然而，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并不是中性的。在卡萨诺瓦看来：翻译不是一种简单的“入籍”（国籍意义上的改变），或者是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而是更加专业，是一种“文学化”。代表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翻译和法语书写的正面评论，开始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存在空间。同样，博尔赫斯说自己曾是一个法国制造。卡萨诺瓦强调，翻译在民族文学的跨文化运作中具有“工程师”地位。

卡萨诺瓦认为，由“边缘”走向“中心”是要讲究策略的。实际上，世界文学领域形成和统一的四个世纪中，各国作家为了创造和收集各自的文学资源，或多或少都是根据相同的逻辑进行斗争和采取策略的。两大策略是各民族文学中所有争斗的根基，一种是同化，也就是说通过对一切原初差异的淡化或抹煞达至融合；另一种是分化或差异化，也就是说根据民族性的要求肯定各自的差异。卡萨诺瓦对“同化”与“分化”这两大策略的分新，对于我们多年习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论断，显然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超越。

《文学世界共和国》在其“文学地理学”的建构中，将“世界文学”的探讨转换成对“文学世界”的勘察，力图“解决内批评―――只在文本内部寻找意义要素―――和外批评―――只描述文本生产的历史条件―――之间被认为是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尝试在文学的跨文化空间中来定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提出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新说，有助于开阔我们观察“世界文学”的视野，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一部教材。

《艺术话语・艺术分析》与“文学文本分析学”

《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дискурс・Введениев теориюлитературы，Тверь：Твер.гос.унт，2002）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与历史诗学教研室主任、叙事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秋帕教授（ВалерийТюпа，1945―）的一部讲稿，其授课对象为高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这部讲稿以其理论视界上别具一格而颇受好评。讲稿的主题是“文学何谓？”作者在这里致力于克服文论教材中围绕这一论题而常常高头讲章的通病，选取简约而不简单的入思路径，深入浅出地阐述文学“三性”：符号性、审美性、交际性。如果说，文学的“符号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派生符号系统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文本的结构，文学的“审美性”要旨在于文学是一门情感反射的话语艺术，在于艺术性的模式；那么，文学的“交际性”要旨则在于艺术书写的策略，在于艺术性的范式。

多年在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一线耕耘的瓦列里・秋帕力图建构一种独具一格的“文学文本分析学”。在《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中，作者以“科学性”为文学文本分析的旨趣，将文学看成艺术现实，来具体地解读文本的意义与含义。文学学领域的“科学性”有何特点？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能否兼容？该书以其目标明确、理路一贯、多层次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启迪。作者致力于阐明“科学性”与艺术性、文本与意蕴、分析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记录、体系化、同一化、解释、观念化”5个逐渐递进的分析层级，且以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阿赫玛托娃的名篇《缪斯》为例，用清晰的语言详加分析，有理据地演绎自己的理论，其解读紧扣文本，其论述深入浅出，其路径令人耳目一新，深得学生和教师的欢迎。

瓦列里・秋帕的力作《艺术话语・文学理论导论》与《艺术分析・文学学分析导论》，篇幅不大但内涵丰厚，既以新视界阐述“文学原理”，也以新维度展示文本分析，彼此有内在关联，堪称相得益彰的姊妹篇，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上具有开拓精神与创新锐气，值得引进。

注释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文学地理学 系地法 现地研究法 空间分析法 区域分异法 区域比较法

〔中图分类号〕I209；K9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60-06

多年来，许多人都提到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但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究竟如何操作，迄今无人归纳总结。本文根据笔者个人的研究经验，同时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将其归纳为五种。未尽未当之处，敬请方家补正。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所谓一般方法，是指地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与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所谓特殊方法，是指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使用的特殊方法。

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地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乃是文学研究者和地理学研究者所熟知的方法，没必要重复。本文的重点，是介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

一、系地法

“系地法”是与文学史研究的“系年法”相对而言的。文学史研究为了把一个时段或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轨迹、一个或一群作家的创作历程梳理清楚，进而揭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总结文学的纵向发展规律，往往要使用系年的方法。所谓系年，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年代，然后将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例如陆侃如著《中古文学系年》、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就是用的这种方法。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一样，它所使用的是系地的方法。所谓系地，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例如某个作家是在哪里出生、成长的？某个作品是在哪里产生的？某个作家一生到过哪些地方？某种文体的起源地在哪里？之后又传播到了哪些地方？某个文学流派的发源地在哪里？之后又扩散到了哪些地方？某个文学景观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某个文学区的中心地哪里？等等，都要考证清楚，然后制成相关的表格或地图。笔者早年所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一书，就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录的周秦至清代的6781位文学家的出生地逐一进行甄别与考证，然后就其中的6388位有籍贯可考者分家族、分县、分州（府、郡）、分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形式文化区、分朝代、分历史时段进行统计和列表，即属于这种性质，目的在于通过文学家出生地的分布，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商务印书馆，2013年修订版。笔者前些年撰写《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一书，把20世纪词学史上最为知名的22位词学家的每一部词学论著的定稿地点加以考证，然后予以统计和列表，也属于这种性质，目的在于通过词学著作定稿地点的分布，考察词学家的词学思想、词学活动与当地人文环境的关系。曾大兴：《词学的星空――20世纪词学名家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需要说明的是，“系地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它的难点不在列表或绘图，而在这之前的个案考证。要把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考证清楚，除了文、史、地方面的功底，还需要使用“现地研究法”。

二、现地研究法

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地理学研究，都需要考察作家作品产生的背景，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是考察具体的时代背景，后者主要是考察具体的地理环境；前者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后者除了使用“文献研究法”，还要使用“田野调查法”，也就是说，要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就属于这种性质。简氏在《唐诗现地研究・自序》中说：

“现地研究”的方法学，是指“回到作品产生的现地，以科学方法验证相关的古代文献，提供贴近研究诗人作品及生活的新资讯”的研究方法。所谓“现地”有三：

一、是真实的山川大地。

二、是曾经亲历其地者所记录的世界。

三、是古人生活的客观条件。④简锦松：《唐诗现地研究》，台湾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简氏总结说：“现地研究，并不只是历史地理的探讨，它是立足在文学研究上，尽一切可能向原作者时代收集物证，并以严谨的论证过程和现代仪器程式进行检验的鉴识科学。”④可见简氏“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文献研究法”或“田野调查法”都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并且吸收了地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某些元素。

需要指出的是，“现地研究法”只能用来考察“作品产生的现地”，或“古人写作的现地”，以及相关的地点或地景，不能用来诠释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因为这种方法乃是一种“鉴识科学”，它的要旨在“徵实”，而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则是真实与虚构、客观与主观交互作用的结果。

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有三个意义层面：一是作为原型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或人文地理空间，可以称为“第一空间”；二是文学家通过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地理想象在文学作品中所建构的审美空间，这个空间以第一空间为依据，但是包含了作家的想象、联想和虚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可以称为“第二空间”；三是文学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结合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地理想象所再创造的联想空间，这个空间不是第二空间的简单映像，而是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与读者自己的想象、联想相结合的产物，可以称为“第三空间”。我们分析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必须用地理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完整地把握这三个意义层面，单纯用“现地研究法”来诠释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显然是不能奏效的。我们只要看看简氏是如何用这种方法来诠释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这首诗的，就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长处和短板。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空间批评。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空间批评，如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戴维・米切尔森的《叙事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加布里埃尔・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巴赫金的《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体形式》、巴什拉的《空间诗学》、西摩・查特曼的《故事与话语》、米克・巴尔的《叙事学》、莫里斯・布朗肖的《空间诗学》、鲁思・罗侬的《小说中的空间》、杰弗里・R・斯米滕和安・达吉斯坦利合编的《叙事中的空间形式》等；一种是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如韦斯利・A・科特的《现代小说中的地方和空间》、波确德・维斯特伏的《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的空间》、罗伯特・泰利的《地理批评探索：空间、地方以及绘制文学文化研究地图》等。前者所指的空间是抽象的、符号化的空间，后者所指的空间则是具体的、地理的空间；前者所作的“空间分析”仅涉及文本的空间形式（如空间叙事、空间结构等），以及文本所建构的各种虚拟世界，后者所作的“空间分析”则针对具体的地理空间，例如人物生活与工作的场所（城市、乡村、山地、草原等），以及场所的中心、边界，场所内的物象、地景等。总之，两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不可混为一谈。当然，文学地理学的空间批评也包含对文本的空间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空间的大小、有关空间要素的位置、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空间结构，还有作者的视角等，但是这种分析都是与文本内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相联系的，都是接地气的，不是就形式谈形式。

“空间分析法”的适用对象主要是文本空间的分析，用台湾学者范铭如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探讨文学里的空间”。范氏指出：

文学里的空间主要是讨论象征或再现的议题，讨论文本里再现的地景跟外缘环境的相似、差异，或是某个空间意象在文学作品里的意义、作用或被描述的策略。例如古典文学里探讨桃花源之于《桃花源记》、后花园之于《牡丹亭》和才子佳人小说、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之于《红楼梦》的意涵，现代文学里探讨鲁迅的酒楼、老舍的茶馆、白先勇的新公园等文本里空间的喻义。……研究文学作品里的空间虽然也会与其相应的外在实境相互映照，甚至于影射叠合，然而既是着重在意象与象征层面上的探究，对于实境地理以及虚实空间如何互涉形塑的考证难免从简从略。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麦田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笔者对此表示认同。需要强调的是，近些年来，“空间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它所考察的空间不仅仅是文本空间，还包括文本空间与外部空间的互动及其特点和意义。范铭如也发现了这一点。她指出：“近年来古典诗学的研究者郑毓瑜教授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个类型的批评方式。在她研究东晋与六朝诗赋的论文里，郑教授尝试加入现象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观点，结合实证性的建康城史料与文人文本的想象，从客观空间的建置实践与主观意识的对照中，还原建康城之于不同时代群体的政治或文化意义。”②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麦田出版社，2008年，第32、35页。范铭如本人的研究也具有这个特点。她介绍说，她的《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这本书“所指称的空间阅读即是研究不同范畴形状功能的空间――包括抽象概念上、大范围的‘空间’和范围较小且具有亲近、明确性和认同特性的‘地方’，以至于尺度较小、形廓更具体的区域、乡镇、城市、社区、家园、自然界及聚落建筑种种景观，如何影响作者和读者对空间的认知与再现，文本与各历史时代的空间性之间如何呼应、协商或对抗，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反映于空间的叙述模式。”②如此看来，“空间分析法”的适用范围和应用前景都是不可小觑的。

四、区域分异法

无论是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之地与迁徙之地的考察，还是对文学作品产生地的考察，无论是对有关地名、地景和名物的考证，还是对文本内外空间的研究，都涉及到不同的区域。既然涉及到不同的区域，就存在一个区域分异的问题，不可笼统言之。既然有区域分异之必要，相应地就有了“区域分异法”。

“区域分异法”是与文学史研究的“分期分段法”相对而言的。所谓“分期分段法”，就是按照朝代的更替或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把文学的历史划分为若干个时期或段落的方法，例如 “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文学”；“十七年文学”“十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等，就是这种“分期分段法”的产物。所谓“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区域的不同特征及其差异，把文学划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的方法，如“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台湾文学”等，就是这种“区域分异法”的产物。

“区域分异法”在中国的历史颇为悠久。例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汉代以前称《诗》或《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就是按照周朝的十五个不同王国和地区来搜集、整理和编选的。这种按照不同的地区来收集、整理、编选文学作品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区域分异法”。此后，“区域分异法”在中国得到长期而有效的使用。例如唐代的魏徵把魏晋南北朝文学分为“江左”的文学与“河朔”的文学，魏徵：《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第1163页。明代的胡应麟把明初诗坛分为吴诗派、越诗派、闽诗派、岭南诗派和江右诗派，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2页。近代的汪辟疆把近代诗坛分为湖湘派、闽赣派、河北派、江左派、岭南派和西蜀派，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均是使用的“区域分异法”。

区域既有大小，也有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征，因此文学的区域分异，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或尺度来进行。例如可以根据不同的行政区划，把中国文学分为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陕西文学、湖北文学等多个板块；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方言，把中国文学分为北方方言文学、吴语文学、粤语文学、闽语文学等多个板块；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气候带，把中国文学分为热带文学、亚热带文学、暖温带文学、中温带文学和高原气候区文学等多个板块。无论是哪一种层次或类型的划分，都必须坚持同一的标准或尺度，不可同时使用数个标准或尺度。

区域分异的优长，一是可以从整体上看出文学的不同特征，避免流入笼统或空泛；二是可以弥补文学史的“分期分段法”的局限。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为追求文学形象的统一性而忽视加拿大文学的地域性，于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因为“没有地域文学就没有加拿大文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加拿大盛行“地域主义文学批评思潮”，把加拿大文学分为 “安大略文学”“魁北克文学”“新不伦瑞克文学”“纽芬兰文学”等各种不同的地域板块来研究，由于体现了加拿大文学的实际，因此就大受各方面的欢迎。参见丁林棚：《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形式与视角》，《东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又如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习惯于把1949年至1976年这一时段的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学”。这种分法其实并不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因为“十七年文学”与“十年文学”都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文学，它们在文化特征上是一致的，根本没法分开。如果按照“区域分异法”，把这一时段的文学分为大陆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台湾文学这四个板块来认识，就比较符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因为在这一时段，大陆文学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旋律的文学，而另外三个板块的文学则不是。

五、区域比较法

区域分异的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应该是区域比较了。于是相应地就有了“区域比较法”。

“区域比较法”是与文学史研究的“历时比较法”相对而言的。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地理学研究，都离不开比较的方法。但文学史用的是“历时比较法”，或者“纵向比较法”。如果借用比较文学的一个概念，这种研究可以称为“影响研究”。不过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实话性”与“外来性”，文学史的“影响研究”强调的是“本土传承性”，即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把汉代文学和唐代文学进行比较，把唐诗和宋诗进行比较，把宋词和清词进行比较，把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进行比较等，就属于这种研究方法。

文学地理学用的则是“区域比较法”，这种比较属于“共时比较”，或者“横向比较”。如果借用比较文学的一个概念，这种研究可以称为“平行研究”。不过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文学地理学的“平行研究”不是这样，它是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比较，而且一般不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它强调用事实说话。它需要“实证”。

“区域比较法”在中国同样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时对十三“国风”（本来是十五“国风”，但他只评论了十三“国风”）的评论，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季札之后，班固评价“秦风”和“豳风”，刘勰评价韩、魏、燕、赵、齐、楚文学，魏徵评价“河朔”文学与“江左”文学，所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区域比较法”既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也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方法，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笔者研究中国古代民歌时，把黄河流域的民歌和长江流域的民歌进行平行比较，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曾大兴：《两河流域民歌之比较》，《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3～223页。中国当代文学学者樊星的《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传统的区域比较研究，其重点放在某地某国对它地它国的影响、接受或缘自某种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的相似或殊异的比较研究，如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比较，东北文学与西北文学的比较，巴蜀文学与荆楚文学的比较，吴越文学与岭南文学的比较等；也可用于国与国、洲与洲文学的比较，如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德国文学与法国文学的比较，大洋洲文学与美洲文学的比较、亚洲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比较等。比较的对象之间可以有直接关联，也可以没有直接关联，甚至可以没有任何关联。可见“区域比较法”的适用范围也是很广的。

以上是笔者根据个人的研究经验和国内外有关文献，归纳、总结出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五个特殊方法，疏漏、浅狭之处在所难免。例如，如何更好地借鉴、吸收、融合地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探索出若干更科学的方法？就目前来讲，这还是一个需要展开的课题。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学科，本身并未达到成熟之境。而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有待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持续推进，这需要假以时日。笔者根据个人经验和阅读来归纳、总结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五个特殊方法，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相信在研究和建设的过程中，通过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更新更科学的方法出现。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4篇

文学地理学批评是邹建军教授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提倡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研究作家与作品等文学现象，以推进中外文学研究与批评工作，并促进文学批评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近年来，以邹建军教授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上取得进展，主要体现在其团队成员已经发表的五十篇学术论文里①。文学地理学批评是如何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是不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批评方法？是不是可以与其他批评方法相提并论，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效的批评方法之一？对此种种问题的回答，都不能离开对文学地理学批评合理性存在的思考。文学地理学批评有其存在的种种理由，然而最为根本的理由在于“天地之物”，正是人类之所见的天地之物为文学现象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文学地理学批评植下了厚土深根。

首先，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作家是如何生长起来的？作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为什么东方作家与西方作家在人群里一眼就可以被认出来？为什么在欧洲的北方与南方出生的作家存在巨大区别？为什么中国的北方作家与南方作家之间，往往也存在天壤之别？一个出生与成长于盆地的作家，和一个出生与成长于海边的作家，为何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与性格特点，两者在作品中反映的景观与物象有着明显的不同？也许存在多种多样的原因，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天地之物给他们的印象有所不同，所造成的心理烙印与情感影像差距甚大。不仅作家是如此，诗人、艺术家、学者以至于所有生存与生活于在千世界的人们，莫不如此；只不过诗人与作家作为人类社会中非常敏感而深沉的人群，天地之物对他们的影响特别巨大而深远。他们会在自然世界中寻找灵感，与自然界的花鸟虫鱼与日月星辰等进行着交流与对话，看到高山他们感到雄伟，看到大海他们觉得辽阔，见到大江他们感到奔流，见到冰雪他们觉得寒冷，如此等等。诗人与作家们往往借助天地之物而抒发伤春悲秋之感论文联盟，抒发仕途不顺之苦闷，寄托自我理想之追求；古诗有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②有时也会因人际关系的复杂而烦恼，有时也会因情感纠纷而痛苦，但天地自然之物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具有基础性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为根本的。不只是作家，人类生存之根都在于天地自然之物，他们就像地球母亲胸怀里的一群小小动物，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只能在天地自然之间发生，不可能有所超越。因此，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似可定论。

其次，文学作品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不仅作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文学作品之根也在于天地之物。文学作品是由谁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创作出来的，不论是个体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不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离开了作为作家的人，任何作品都是不可能产生的。电子计算机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那么，作家为何要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此乃文学发生的基本原理。作为人类成员之一的作家，对于天地万物的观察与体悟，从而产生了心灵触动，不得不加以表达；“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③情感的冲动让他不得不对美丽的自然山川加以抒写与描绘，杰出的作品也许就这样产生了。没有对于自然山水的印象与感悟，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如何能够诞生呢？这就是众多的文学作品之中，保存着大量地理印象与自然意象的根本原因。同时，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环境也是整个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作家在国内进行写作与国外进行写作，其情感与心理状态，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作家在高山上进行写作与在大海边进行写作，其艺术感觉与语言表达，也许也是存在差异的。当然，相比于作家与生俱来的地理因子而言，写作环境所构成的地理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某种特定情境之下，不同环境里的作品写作也许存在巨大差异：鲁迅早在日本写作以《摩罗诗力说》为代表的五篇学术论文，与回国后所写的《呐喊》等小说作品，则存在天壤之别；老舍在英国所写的《赵子日》与《二马》等小说，与后来在国内所写的《骆驼祥子》等小说，其差别也许就与此相关。因此，任何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在于天地之物，没有天与地所构成的自然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的社会空间，就不会有文学作品的产生。

再次，文学之根在于天地之物。不仅是作家与作品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所有的文学现象之根也都在于天地之物。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不是太确定，不同的学者也许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人类所谓的“文学”是以作家作品为基本内容的，其他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接受、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天地之产物。文学思潮的发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文艺复兴表明当时的欧洲人对于古希腊文学的重视与向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当时的人类对自然的向往与迷醉；文学流派的产生往往是以特定自然环境为起点的，英国的湖畔诗派如果没有英格兰北部的昆布兰湖区，也许就并不存在。“陕西作家群”的创作更多地表现三秦大地上的历史文化意蕴和自然景物，而“湖南作家群”的书写更多地显现湘西世界的风土人情和青翠竹林，“江西诗派”的成长得益于宁静而秀美的华中自然山川，各个区域的文学亦呈现出各自鲜明独特的本土化色泽。即使是一种新的批评理论的兴起与一种新的文学理论观念的提出，也与特定时代环境与自然环境不可分离。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美国耶鲁学派的发展也是有其特定历史与自然原因的。因此，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都与天地之物存在直接的关系，虽然有的时候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第四，文学批评家之根在于天地之物。所有的文学现象之根都在于天地之物，那么作为文学现象之一的文学批评家，其根基也在于天地之物。文学批评自古就有，西方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东方有刘勰的《文心雕龙》，皆为中国西方文学批评之杰作。如果没有古希腊文化与文学所提供的基础，如果没有地中海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不会有亚里斯多德及其《诗学》的存在；如果没有基于黄河流域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南北朝以前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就没有信仰佛教并钟情于自然山水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产生。每一个批评家之所以能够独立地从事文学批评活动，就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所提供的生命能量与心理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判断。特别是某位批评家的心理结构与审美趣味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山水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而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寻求文学作品里存在的种种有价值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自然天地之物在作品里的种种印记与留存。当批评家本体的地理基因与作品里存在的地理因素相汇合的时候，就会产生感悟上的灵机一动以至于撞击出思想的火花，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开始。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文学批评家与文学批评文本之根，也在于天地之物。

天地之物即“地理”。本文所说的“天地之物”，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中的“地理”。这里的“地理”概念，也许需要做出新的界定：传统的地理学所谓的“地理”，主要指地球表面自然景观之构成、之产生、之演变；④然而，文学地理学批评所谓的“地理”，则不仅包括地球表面之种种自然景观，也包括天体运行与某一部分已经自然化的人文景观，如故宫、长城、运河与三星堆之类的历史文物。一句话，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地理”构成对象。所以，为了与传统地理学所谓的“地理”相区别，我们在这里以一个新的词语——“天地之物”作为界定。人类生活于天地之间，所有的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也都发生在天地之间，而天地之间的所有景象都会成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成为了文学研究需要关注而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5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文学与空间是互为镜像的，空间是文学写作的客观基础，是源头，而文学也反作用于空间，通过文学对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同样也形成塑造作用。“在过去的20年中，地理学者们对各种文学形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把这些形式看作是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文学中充满了对空间现象进行描写的诗歌、小说、故事、传奇，它们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的解释的努力。”［12］39通过众多的文学作品的描述，地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感性和人文意义，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书写家园，书写城市，书写民族，书写生活，展现了各类的文化景观，成为人们了解空间构建的一种工具。如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系列，从自然风景到民风民俗的全貌描述，使山东高密的红高粱已成为一种文化地理学独特的地标。因此，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作了阐释。即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作品不仅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还包括其中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文化方式等等，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鄱阳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9.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2-0056-08

[作者简介]彭民权（1980―），男，湖北监利人，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与诗学。（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湖泊与文化――赣鄱水系对赣鄱文化的影响”（08WX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Poyang Lake Literary Studies from Literary Geographic Perspective

Author: Peng Minquan

Abstract: A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approach, literary geography mainly researches on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geography, and thus reveals the deeper cultural context. Poyang Lak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horizon of literary geography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1）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Poyang Lake and the writers,（2）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Poyang Lake and the texts,（3）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Poyang Lake and the readers, and （4） the deeper cultural context of Poyang Lake literature.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Poyang Lake; Literature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气候、地理条件相差甚远。自然条件的不同，相应导致各地居民生活习俗的差异，由此形成文化的不同。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地理条件对风俗、文化的影响。《礼记・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①所谓“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即是指各地民风、饮食与器械各不相同。中原与四方之人，“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各有适合自身的衣、食、住、用的方式。他们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地气候、地理使然。《荀子・荣辱篇》也说：“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①越人、楚人与中原人并没有智力上的高下区别，只有习气风俗的差异。这些差异，都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

地理的差异，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到充分反映。由于地形地貌、气候、风俗等的不同，各地的文学风格也都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先秦人在编订《诗经》的时候，就是按照地域将风诗分为十五国风。《楚辞》在汉代被编订成集，也是基于地域的原因。此后历代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也有很多。如著名的《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②南北文风的差异，自然与南北不同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而以地域来命名某一种文学样式或文学流派的例子在古代更是层出不穷，如“楚辞”、“江西诗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等。一直到现代文学，还有“京派”与“海派”之争。

然而，过去的文学史偏重时间的描述，主要以线性结构展开叙述，对空间重视不够。在现有文学史的书写下，中国文学就是从先秦到当代呈现流线性发展轨迹。但我们的世界是由时间和空间组成的，人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显然也不会仅仅停留在时间的层面。因而，作为人类认识并阐释外部世界的产物之一，文学也绝不可能仅仅只有时间这单一的维度，它必然涉及到对空间的体验、理解与表达。空间必然会在文学中留下重要的印记，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对空间与文学关系的书写，在现有文学史中是缺席的。因此，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下，学界开始逐渐关注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并不断有新的理论尝试。“文学地理学”也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对文学与空间地理关系的关注，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并有一些学者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一些成果。可以说，文学地理学正朝着体系化、学科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定义，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对于我们来说，文学地理学并非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理论视野，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文学地理学，其关键点就在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观照文学，以期呈现地理与文学的双向互动，进而揭示背后的深层文化语境。我们可以借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理论来进一步阐释。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由四要素组成：世界、艺术家、作品与欣赏者。③这四要素之间的影响都是双向的。世界是由时空多维构成的。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世界替换成地理，因而文学地理学便是研究地理与文学家、作品以及读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一种研究视野与研究路向。

这样看来，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大概可以分为三大分支：（一）研究地理与文学家的双向互动。包括研究文学家成长的地理环境，在外地求学与工作的地理环境，以及其游历的地理环境，等等。这些地理环境都会对文学家的人生记忆、世界观的形成、言说方式等方方面面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同时，文学家也可能会对某一种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最后成为文化符号的著名文学家，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大。（二）研究地理与作品的互动关系。包括研究地理对作品的体裁、题材、形象、意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也要注意作品对地理空间的拓展、想象、建构与异化等等。（三）研究地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包括研究地理对读者期待视野、阅读心理、阅读习惯、心灵净化与提升等方面的影响，也要研究读者对地理的接受、建构与异化等方面。而这三大分支的研究，并非仅仅为了展示某种现象，其最终研究目标则是为了揭示背后的文化生成语境以及意义生成模式。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鄱阳湖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江西文化、文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而研究鄱阳湖文学无疑对揭示江西文化与文学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将以文学地理学的三大研究分支，从四个方面展示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鄱阳湖文学研究构想。

一、研究鄱阳湖与文学家的双向互动

现有的研究证明：河流对文化、文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最先的文明形态，往往都是沿河分布的。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点早已为国人熟知。而近些年，学界对长江文明的地位愈来愈重视。现在看来，中华文化正是在黄河与长江的滋润下，逐渐繁衍与发展壮大的。在中国古代早期，沿着长江，分布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当然也有赣鄱文化。而赣鄱文化发展的早期，也主要是沿赣江流域和鄱阳湖流域周边分布的。作为赣鄱大地上的重要河流，鄱阳湖的地位十分特殊。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它承纳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最后注入长江，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总和。正是这种连接江西主要河流和长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鄱阳湖在江西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地域文化的发展都面临着与中原文化的交融问题。在赣鄱大地上，虽然早有稻作文明，但赣鄱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唐以前，江西这片土地上虽然出现过陶渊明这样的大文学家，但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处于十分滞后的状况。唐宋以来，江西经济与文化才逐渐兴盛起来。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与魏晋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的历程相关。魏晋以来，由于北方多次遭受战乱，南方相对遭受战乱影响较小，大批北方人口进入南方，甚至北方政权也相继南移，使得南方得到不断开发，经济与文化也由此逐渐兴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以前大部分地区处于长期未开发地带的江西，也迎来了不断发展的机会。大批北方人口的迁入，为江西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据记载,“自唐开元至天年间,从外地迁入江西宁都县的至少有吴、廖、管、戴、朱、邱、严、卢、李、宁、刘、曾、温、何、宋、蒙、黄、孙、罗、杨等二十个氏姓”，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①宁都地处赣南山区，尚且如此，其他交通相对发达的赣北地区，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口更多。古代江西由于地理位置距中原甚远，加之交通不便，因而鄱阳湖这一连接江西与外地的重要通道，就成了中原文化进入赣鄱大地的主要渠道。这样，早期赣鄱文化主要沿鄱阳湖流域发展起来就顺理成章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鄱阳湖周边古城名镇星罗棋布，书院寺观和楼台亭阁不计其数，前人在这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纺织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和候鸟文化，形成了与‘金木水火土’等资源相对应的若干产业集聚中心，如瓷都（景德镇）、木都（吴城）、茶都（浮梁）、铜都（永平监曾由中央直辖）、纸都（铅山）和银都（乐平）等。”②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东汉至东晋，江西大地见诸史籍的文学家，“只有陶侃、熊远、徐整、邓粲、喻归、熊默、邓忠缶等，且集中在豫章、浔阳二地”。东晋时期，江西出现了大文学家陶渊明，其也为浔阳人。从陶渊明到中唐，江西文学家见诸史籍的只有六人：新吴的刘虚，浔阳的陶岘，南康的綦毋潜，南昌的熊曜、熊暄、余钦。①可见，从东汉至中唐，除一人外，江西文学家大都集中在鄱阳湖周边地区。中唐以后至宋代，江西文学逐渐兴盛，进而臻于繁荣。有学者根据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家辞典》、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以及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编的《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对先秦至宋代江西文学家收录情况作了一个数据统计：“据《辞典》所录，江西文学家在西晋之前是空白；东晋录4人，在全国的排位是与湖北并列第六位；南北朝录6人，在全国排位为第九名；隋代空白；唐代前期录1人，与广东、广西并列最后，排位为第十三名；唐代后期录11人，与湖北并列，排位第十一名；五代时录3人，排位与四川、浙江并列第六名。……《辞典》、《分布》录宋辽金时期江西文学家156人，其中北宋、辽时期江西文学家录45人，在全国名列第二。南宋录江西文学家111人，位居全国第二。”不仅中唐至宋代江西文学家众多，而且分布的区域已经逐渐遍及全境。然而，在江西文学逐渐从鄱阳湖向江西南部扩散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鄱阳湖地域（以今天的概念，这个地域主要包括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抚州市、上饶市、鹰潭市以及宜春市的部分县市）都是文学家密集的区域”。②由此可见，鄱阳湖流域在江西文学发展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正因为鄱阳湖流域是古代江西文学家密集的地区，历代江西文学家对鄱阳湖的书写也是经久不衰，成为江西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研究成长于这一地区的文学家以及异乡文人与鄱阳湖之间的双向关系，显得十分重要。

要考察鄱阳湖与文学家之间的双向关系，我们首先要理清鄱阳湖流域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进而描绘出文学与文化的流变。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通过历代典籍的梳理、考证来还原文学家的历史分布。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就现有文献看，江西文化与文学呈从北向南扩散的运行轨迹，即从鄱阳湖流域向江西全境辐射的过程。先秦至中唐，江西文学家绝大部分分布在鄱阳湖地区，一直到宋代，开始逐渐分布全境。就鄱阳湖流域而言，文学家的分布也是以鄱阳湖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这些都与鄱阳湖连接中原的重要通道这一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其次，我们要看到鄱阳湖作为文学家的生长环境，对其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会成为其人生记忆的符号，进而影响文学家对鄱阳湖的书写。以陶渊明为例。对于其出身，《晋书》与《宋书》都称陶渊明是西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然而，陶渊明却并非魏晋士族子弟，幼时父亲亡故，因而家庭贫困，童年是在鄱阳湖边的浔阳度过。鄱阳湖的风光以及农村生活对他影响巨大，也成为其童年回忆的重要符号。因此，在他面对长期混迹于小吏生涯，必须时刻逢迎长官的时候，便会回想起鄱阳湖的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的自由与官场的不自由形成强烈的对比，家乡生活的时刻召唤，终于让他下定决心辞官归隐。其《归去来兮辞》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并称：“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就是说，浔阳农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人生记忆中始终清晰，在他因为生计为官的过程中，一直无法放弃重回家乡田耕的愿望。归隐田园的自由与为五斗米折腰的生活，在他心里有一个是非判断，可见家乡的召唤多么强烈。因此，鄱阳湖风光不仅始终影响着陶渊明的生活，最终使其辞官归隐田园，也令其使用众多名传千古的诗句来描绘鄱阳湖田园生活。而陶渊明也通过回归的方式回应了家乡的召唤，并用诗歌的方式建构出一幅理想与自由的世外桃园，给鄱阳湖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再次，我们要看到作为他者的作家与鄱阳湖的双向影响。由于鄱阳湖的秀美风光，历代都有无数的文人墨客闻名而来游览，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异乡人，或在江西为官，或羁旅，或被贬谪，或纯属游览而来。不同的生活遭遇，不同的成长地理环境，不同的心理状态，来到同一个地方，鄱阳湖与他们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自然给对双方留下印记。如唐代鄱阳湖诗歌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归隐或求仙。异乡人来到鄱阳湖，看到庐山与鄱阳湖交相辉映的秀美风光，便不由得想归隐此处，并有求仙问道之梦想。如唐人吴筠《登庐山东峰观九江合彭蠡湖》云：“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九派混东流，朝宗合天沼。写心陟云峰，纵目还缥缈。宛转众浦分，差池群山绕。江妃弄明霞，彷佛呈窈窕。而我临长风，飘然欲腾矫。昔怀沧洲兴，斯志果已绍。焉得忘机人，相从洽鱼鸟。”吴筠乃北人，见到南方如此秀美景致，便想从此归隐此处，忘掉尘世机心，与鱼鸟为朋。正是因为鄱阳湖的独特地理环境，才会令众多文人有归隐于斯的念头。这也足以证明，陶渊明之所以选择归隐田园，确实是鄱阳湖特殊地理风光所形成的魅力所致。当然，不是所有人见到鄱阳湖，都有归隐之念，羁旅愁苦和贬谪之人见到鄱阳湖，会有别样愁绪。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后，游览鄱阳湖便留下诸多愁苦之作。如《彭蠡湖晚归》云：“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气春。鸟飞千白点，日没半红轮。何必为迁客，无劳是病身。但来临此望，少有不愁人。”正是因为鄱阳湖夕阳西下的独特景致，令白居易想到了自己的贬谪生涯，更添愁绪。可见，同样是鄱阳湖，对不同的人影响截然不同。

最后，我们要注意历代文人对鄱阳湖文化的影响。面对自然地理，人类并非仅仅停留在欣赏和受其影响的阶段，还会对自然地理产生巨大的作用，通过改造自然地理以及塑造人文地理的方式，来赋予自然地理更多的文化内涵。古往今来，无数文人登临庐山、游览鄱阳湖，留下无数的人文古迹，也留下无数诗篇，这些文本与古迹随着历史的流逝，逐渐与鄱阳湖融为一体，成为鄱阳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没有这些文人，也就没有独具特色的鄱阳湖文化。如果没有陶渊明，便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千古诗篇，鄱阳湖也不会吸引无数文人前来游览，更不会有无数文人想学陶渊明般归隐于此，鄱阳湖文化中将缺少归隐这一重要内容。如果没有王勃，滕王阁也不会成为闻名于世的江南三大名楼，也不会有《滕王阁序》中“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对鄱阳湖渔民生活的生动描写。如果不是朱熹等人在鄱阳湖畔建立大大小小的书院，也不会有闻名天下的白鹿洞书院、濂溪书堂、象山书院与鹅湖书院等。这些书院也不会成为历代读书人的向往之地。一直到今天，白鹿洞书院都对江西文化产生影响，民间还有高考想做状元就必须要到白鹿洞书院走一走的说法。

二、研究鄱阳湖与作品的双向互动

鄱阳湖地处长江流域，是连通长江与江西境内五大河流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历代进入江西或走出江西的文人往往都会经过鄱阳湖，因而文学史上歌咏鄱阳湖的文学作品众多。这给我们研究鄱阳湖与文学作品的双向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纵观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鄱阳湖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文学作品集中于某些主题。任何一座名山大川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地貌。不同的地理地貌，给人的感觉也大不相同。鄱阳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是连通长江与五大河流的通道，湖边还屹立着巍巍庐山，浩浩荡荡的江水与巍峨的庐山形成奇妙的景观。这种独特景观，会给来往鄱阳湖的文人很多共同感受，因而使得历代歌咏鄱阳湖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集中在某些主题上。比如隐居。自从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辞官归隐于鄱阳湖之后，鄱阳湖流域就被赋予了更多隐逸之气，也成为历代文人隐居的理想之地。因而，诸多泛舟鄱阳湖的文人，看到眼前美景，都有想要隐居于此的愿望。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与隐居相近，历代鄱阳湖文学中关于求仙问道的作品也很多。如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云：“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韦庄《泛鄱阳湖》也云：“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在空旷的湖面上，文人更容易联想那些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因而使得求仙问道也成为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的一大主题。此外，鄱阳湖是一个交通要道，迎来送往的故事每天都会在江边渡口发生，因而，别离与相思更是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表现最多的主题之一。如李白《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云：“桑落洲渚连，沧江无云烟。寻阳非剡水，忽见子猷船。飘然欲相近，来迟杳若仙。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一睹无二诺，朝欢更胜昨。尔则吾惠连，吾非尔康乐。朱绂白银章，上官佐鄱阳。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摇扇及于越，水亭风气凉。与尔期此亭，期在秋月满。时过或未来，两乡心已断。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相思定如此，有穷尽年愁。”李白在这里明确点出了鄱阳湖的特殊地理位置―“吴山对楚岸，彭蠡当中州”，鄱阳湖与长江相通，前往楚地、吴越以及中原都很方便，这就注定其必然成为相思与送别的表征。

其次，特殊的地理景观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孕育出特殊的地理景观。这些地理景观往往会成为不同地理环境的标志，进而成为一种符号性的表征而广泛传播。对于鄱阳湖地域而言，由于其连接长江流域和江西境内的主要河流，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地理景观。在诸多鄱阳湖地理景观中，有一些被文学作品反复书写，被不同时代的文人赋予愈来愈多的文化内涵。在鄱阳湖诸多地理景观中，庐山被历代文人书写最多。与其他天下名山一样，庐山有着雄奇的自然景观，但其最独特的魅力在于与鄱阳湖的交相辉映。因此，对庐山的观赏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可以单纯地登山观赏山景，可以登临庐山俯瞰鄱阳湖，更可以泛舟鄱阳湖仰观庐山。这多种游览方式在历代鄱阳湖诗歌中都有密集呈现。尤其后两种游览方式更能突出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更能领会鄱阳湖地域的独特魅力，因而受到历代文人的喜爱，这类的文学作品更多。如孟浩然《彭蠡湖中望庐山》云：“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眇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腌默容霁色，峥嵘当晓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啧成虹。久欲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我来限于役，末暇息微躬。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寄言最栖者，毕趣当来同。”这首诗与李白著名的《望庐山瀑布》完全可以媲美。不管是李白所描绘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还是孟浩然所说的“香炉初上日，瀑布啧成虹”，都必须要在鄱阳湖里仰观庐山，才能欣赏到如此精彩的自然景观。此外，鄱阳湖流域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在文学作品中经常被书写，如落星寺、桑落洲、圣姑庙、湖口等等。这些独特的地理景观，不仅成为鄱阳湖地域的表征，而且，随着它们在文学作品中的反复出现，进一步加深了鄱阳湖的自然形象与文化内涵。

最后，文学作品对鄱阳湖的书写，使得鄱阳湖的形象更丰满，内涵更丰富。这是文学作品对鄱阳湖的影响所在。正因鄱阳湖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得历代鄱阳湖文学作品集中于某些主题，给鄱阳湖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而历代文学作品对一些鄱阳湖地理景观的反复书写，也使得鄱阳湖的景观更出名，成为历代游人的向往之地。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

三、研究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

通过文学作品这一中介，鄱阳湖与读者也会形成双向互动。一方面，文学作品所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对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那些从小生长在鄱阳湖流域、后来在异乡漂泊的读者而言，文学作品书写的鄱阳湖形象会勾起其对以前经历的回忆，甚至会令其有重回鄱阳湖的冲动。而对于那些生长在外地的读者，他们会被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鄱阳湖形象所吸引，进而前去游玩一番，形成更亲密的互动。这也就是历代文人向往鄱阳湖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历代文人而言，其与鄱阳湖的最常见的联系，往往发生在游览的过程中。在古代，文人喜欢游山玩水，更喜欢在游玩中留下自己的印记，或题诗、或题字，这些文本逐渐成为鄱阳湖景观的组成部分，被后来的游玩者阅读，进而形成互动。因此，我们在很多鄱阳湖文学中看到，作者会书写他们对于这些石刻文本的阅读反应。如李白《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云：“谢公之彭蠡，因此游松门。余方窥石镜，兼得穷江源。将欲继风雅，岂徒清心魂。前赏逾所见，后来道空存。况属临泛美，而无洲渚喧。漾水向东去，漳流直南奔。空三川夕，回合千里昏。青桂隐遥月，绿枫鸣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论。吾将学仙去，冀与琴高言。”谢灵运以山水诗出名，更以喜好游山玩水被历代文人效仿，其在鄱阳湖的题诗自然也是历代文人必看之处。这种题诗与秀美的自然景观，更令读者李白产生求仙之想法。这一点，在庐山历代石刻、滕王阁题诗等方面体现得尤为集中。

另一方面，由于读者阅读文本所产生的接受心理各异，他们对鄱阳湖形象的想象与建构也各不相同，因而也会对鄱阳湖形象及其文化内涵产生影响。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对宋江浔阳楼题反诗的描写，充分展现了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浔阳楼身处鄱阳湖边，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特殊的地理景观，再加上历代文人的反复书写，更使其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浔阳楼牌匾为坡所写，宋江见后说了一句话：“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是一个没有到过鄱阳湖的北方人，其之所以知道浔阳楼是从他人口中得知，并由此产生一游的想法，这与读者通过文学作品认识鄱阳湖并有游玩的想法情形类似。而其见到坡的手书，也是一种阅读与接受过程。宋江之所以在浔阳楼题诗，也是受到前辈文人在浔阳楼上题诗的影响。《水浒传》描述道：“不觉酒涌上来，潜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词，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虽然我们不清楚浔阳楼上其他文人题诗的内容，但大概也应该是些吟咏鄱阳湖美景的诗歌。宋江正是看了这些题诗，才有也题诗浔阳楼的想法。宋江所题反诗云：“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既是感怀身世，也是触景生情，更是阅读这些前人题诗之后的心情写照。而从读者转变为作者，宋江对鄱阳湖形象和文化内涵的想象与建构也更为丰富。这些也会成为鄱阳湖形象与文化内涵的组成部分，被后来者进一步接受。不过，对于鄱阳湖与读者的双向互动的考察相对复杂一些。由于资料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也会更困难一些。

四、研究鄱阳湖文学的文化生成语境

如果仅仅关注于某个特定地域出过多少文学家，诞生了多少文学作品，有过多少文学现象与文学群体，等等，这样的研究还不能称为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的双向互动，要求揭示这种互动背后深层的文化生成语境。从这一点来说，文学地理学充分展现了其理论渊源，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照必须在文学地理学那里延续下来并有所发展。就前面提到的三个维度而言，文学家、文学作品、读者与地理的双向互动，都有深层的文化逻辑在推动。鄱阳湖流域的文学家分布，是中华文化从北向南推进的外在表现。不同生长环境的作家，面对同一个鄱阳湖，却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写出不同的文学作品，除了与其人生经历、当时的情感状态等相关外，还与其成长的文化语境以及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这些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具体言说方式与书写策略来体现。而历代文学作品对鄱阳湖形象的书写，也导致鄱阳湖文化内涵的层层累积，进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地理。至于读者对鄱阳湖文学作品与鄱阳湖形象的接受，往往会形成多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班固；张衡；京都赋；文学地理学

西都和西京均是指西汉的都城长安。从自然地理来看，长安乃古雍州之地，其地处关中平原，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土；从文化地理来看，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独特面貌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以地理为框架和线索，铺写京都地理万象，体现了汉大赋与长安地域文化的交融，二赋作为京都赋的典范之作，历来受到重视和推崇。张衡《西京赋》承袭班固《西都赋》的谋篇布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描绘展现了汉人独特的空间意识，但两赋的思想内蕴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同。

一、自然地理视域上的异同

《西都赋》和《西京赋》对长安区域自然地理格局的铺写均集中在前两段，虽在全文占比不多，但对京畿周遭地理形势的描述清晰地表现了长安的地理特征。班固《西都赋》开篇借虚设人物西都宾之口，展开对关中地区地理大势的叙述，首先从长安上古的位置入手，对其地理空间进行总体概述，运用了“左据”“右界”这类先秦时期表示方位的空间名词，并以“雍州”“函谷”“陇首”等地理标志来界定长安的空间范围。张衡《西京赋》前几段的谋篇布局与之相似，从凭虚公子的叙述写起，分别从左、右、前、后四个方位，竭尽所能地描述京都长安的疆域边界，并交代了长安整体的地理形势。从两赋对长安整体地理环境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长安城外险阻的地势，其东面有崤山、华山，西面有陇山、褒斜，北面有高耸险峻的终南群山，南面有平坦开阔的丘陵平原，并有黄河、泾水、渭水等河川从中流过。这种地理上的优势使长安城先天具备能攻善守的条件，并且在长安城内可以兼顾到整个天下。两赋行文所涉及的自然地理空间，主要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长安外层总的疆域；其二是疆域之内的长安。两赋开篇均对长安整体的自然风貌进行勾勒，以长安为中心，对其前后左右的地理景物进行描述。班固在交代了长安整体的地理形势后，以简廓的笔势描绘了长安的郊野风光，表现了建都之地优渥的自然环境。“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其阴则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这些描写分别从南、北、东、西四个方位介绍了长安的丰富物产、名山沃田、漕渠水运、山林沼泽，以此突出长安的正中心位置，说明秦地地势之险要。但班固只是铺叙了长安周围的景物和所处地势的概观，并没有表现出长安雄浑的气势。而张衡则以更为铺张扬厉的叙述夸饰长安的地形概况，他在赋中引用了河神巨灵手劈华山和陈宝鸡鸣的神话传说，渲染了长安城外自然景物的壮丽和山川地势的险要。“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这些描写为长安的山川景物蒙了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总体来看，两赋对于长安周遭地理空间的描摹均秉持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天与人乃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水融的宇宙之整体，因而建都之处的自然环境是极为重要的，而长安优美的景色，丰饶的物产都是于此建都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两赋均广泛运用各种方位、空间名词来表现长安的空间位置和地域特征。班固用“左据……之阻，表以……之山”“右界……之险，带以……之川”这样的词句，囊括了长安的空间范围。张衡对长安空间范围的界定则更为详尽，“左有崤函重险……右有陇坻之隘……于前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不仅描绘了长安左右的疆域边界，还拓展了前后的视野领域。但是两人都没有跳脱出司马相如留下的藩篱，而是遵循“四至”一类的写法（周健，1983），用大量笔触来描绘自然景物，且重在突出长安的空间特征，没有明显的时间线索。总体来看，两赋把长安疆域总体的空间描述得十分立体，并以抽象性的空间思维展现出“苞括宇宙，总览天人”开阔而磅礴的气势。

二、文化地理视域上的异同

长安城外壮丽的自然景象和长安城内繁华的城市风貌相映成趣，地理文化与建筑，商业与民俗等文化交织形成了独特的长安文化。班固和张衡都关注到“体物”和“地理空间”的紧密关系，将城市与文学统一于赋中，《西都赋》和《西京赋》不仅描绘了长安的山川物产等自然环境，还从商业经济、宫殿建筑、娱乐生活等角度表现出长安的人文地域特征。在描绘长安的地域文化特征时，班固、张衡均将视角从长安外层的总疆域，转换到疆域之内的长安。西汉以都城长安作为经济中心，形成了与周边地区乃至国际的商业网。两赋都关注到长安城市空间内活跃繁荣的商业经济，以大量华丽的笔触表现了西汉贸易往来的繁荣，突出了长安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西都赋》：“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这几句描绘了西汉市场数量的庞大，往来人流的众多和货品种类的繁盛，表现出对汉代商业经济发达的赞叹。《西京赋》也以“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瓌货方至，鸟集鳞萃”展现了西汉市场的繁华景象。与班固不同的是，张衡还以“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鬻良杂普，蚩眩边鄙”揭露了商贾投机倒把的欺诈行径，其讽刺之意不言而喻。位于城市中心的京都宫殿是汉人的内心情感，心理认知和外部自然、天地、万物在空间形式上的融合和统一（赵阿妮，2009），因而两赋所描绘的宫殿建筑也与宇宙万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耸立的宫殿建筑展现都城雄伟的空间特征。《西都赋》以“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道出宫室上圆下方如同天地，经纬符合日夜运转规律的特点；以“徇以离宫别寝，承以崇台閒馆，焕若列宿，紫宫是环”表明宫殿整体的排列布局与星宿的位置分布相一致的规律。这种“规天矩地”的空间建筑原则也体现了汉代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西京赋》：“正紫宫于未央，表峣阙于阊闔……譬众星之环极，叛赫戏以辉煌。”张衡选取未央宫这一富有代表性的建筑，说明其位置如北极星般位于中心的最高点，离宫别苑如群星环绕在未央宫周围的建筑群体特点，将诸宫大势连缀起来，整个场面雄浑阔大，空间内所表现出的庄严肃穆之感从侧面体现了汉代大一统的皇室权威。班固和张衡在赋中均将汉人所理解的宇宙体系纳入宫殿建筑的描述之中，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一脉相承，其中对皇帝所居宫殿的描述，突出了其俯瞰天下掌控一切的特点，也是对汉代中央集权、皇权至高无上的强调。作为京都的长安，有着开放的历史背景和不同于其他城市的活力，在赋中，班固和张衡通过描写长安空间内的娱乐活动来展示京都独特的城市文化。两赋均描写了音乐歌舞和田猎活动这两项宫中主要的娱乐文化，并道出其背后的政治意义。《西都赋》以“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泽洽乎黎庶”表明汉人借音乐演奏来彰显太平盛世，并为皇帝歌功颂德；以“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泰武乎上囿……草木无余，禽兽殄夷”说明田间狩猎的盛大场面是为了展现西汉雄厚强大的武力。《西京赋》对这些场面的描写更为细致，“迾卒清候，武士赫怒……河渭为之波荡，吴狱为之陁堵”，以河水之波荡、山岳之震动来表现羽猎气势之浩大，借此炫耀汉帝国的声威。张衡还运用大量的笔墨来描绘《西都赋》没有提及的杂技百戏这类民俗活动，以“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将千姿百态、空前盛大的百戏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把它们置于同一空间内。作为东汉初期建都长安、洛阳问题之争的产物，《西都赋》和《西京赋》的文化内涵不言而喻，两赋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味。班固和张衡虽都采用欲抑先扬的手法，但《西京赋》比《西都赋》多了一层讽刺意味。张衡在对长安建筑、市场、游乐的铺陈中夹入议论，如“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东京公侯，壮何能加”“取乐今日，遑恤我后”，对西京豪华奢侈、铺张浪费的行为加以讥讽。

三、审美地理视域上的异同

班固和张衡的赋作，被视为京都赋的冠冕之作，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班固《西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张衡《西京赋》模仿并力图超越《西都赋》，被喻为京都赋的极轨。但两赋的创作背景并不一致，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也有所不同，对比两赋的结构、文辞等方面，可以看出两人审美地理视域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从结构上来看，两赋均将体物与地理、城市结合起来，虽然所表现出来的空间意识仍属于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的范畴，但其对空间方位的描绘和其层次结构的表现，从侧面反映了汉朝文人对城市空间形态认识的拓展深化。班固《西都赋》首先按方位描述了长安四周之疆域，而后以南北东西的方位顺次描写了郊野风光，接着将视角移入皇宫之中，对宫殿的描写由远及近，从外部结构到内部特征，最后又转向宫外的狩猎景象。从赋的总体结构上看，班固对长安空间的描写富于变化，先由外到内，然后由内到外，最后又由内到外，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完成了对长安城的具体描写（袁行霈等，1999），因而具有层次感。张衡《西京赋》的地理线索则更为清爽，对空间的描写也更具有逻辑性，他先从“左右前后”的顺序依次述写这几个方位的山川、河流、田地、物产，略陈各方位的地理特征，而后将空间从四边收束到长安城内，进而由长安的宫殿建筑向外延伸到郊甸、集市，使得全文结构更加紧凑。总体来看，两赋中细腻的空间变化，使得作品错落有致，对都城长安的空间建构较为立体，已初步具备可视化的特征。从文辞上来看，班固的赋作讲究辞藻，追求音律和谐，大量使用对偶句，如“周以龙兴，秦以虎视。”“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班固在描写景物时创造了许多富有生命力的词句，如“云集雾散”，以云和雾来比鸟，说鸟像云一样聚集起来，又似雾一样飞散，生动地再现了鸟群的活动状态；以“风举云摇”写船，形象地表现出舟船似风之高举、似云之漂浮的飞速航行状态，既灵活地表现了物体的种种状态，又丰富了文学语言。但班固在写各种名物时，往往铺排大量同类词语，如“鸟则玄鹤、白鹭、䴔鹳、鸧鸹、鸨鹢、凫鹥、鸿雁”，其中虽可见其学识之广博，却未免有些繁复，写法更像是压缩了的地方志。张衡为出于班固之上，其赋也注重字句的琢磨，描述也更为精细、准确，他观察到市井中伶人艺伎、杂耍艺人的活动，并对这些娱乐活动作了综合性的精彩描绘，如：“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巨兽百寻，是为曼延……吞刀吐火，云雾杏冥。”其赋骈散结合，文辞华美，语言细致生动，虽有铺张扬厉之处，却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外，张衡在赋作中还追求情景之间的和谐，以“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描绘了肃杀的天气，烘托了羽猎的气势。相比之下，张衡的赋作在艺术上更为成熟。从表现手法上看，在对宫室的具体描述中，两赋均运用夸张手法，以华丽的辞藻描绘宫殿内外部的装饰，极尽夸耀长安宫殿建筑的巍峨雄壮、华丽秀美：“屋不呈材，墙不露形……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西都赋》）”“故其馆室次舍，采饰纤缛……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西京赋》）”两赋均以烛火来比喻墙壁上翡翠珠宝的光亮，以鲜明的色彩表现出宫殿的金碧辉煌。不同的是，在描写宫殿建筑时，班固运用了很多动态描写，如“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使静止的物象产生飞动之感。而张衡对宫殿的铺叙更为细腻，“金戺玉阶，彤庭辉辉，珊瑚林碧，瓀珉磷彬”，以朱红、碧绿等绚丽色彩的碰撞突出宫殿的瑰玮壮丽。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都是以长安为题的京都赋，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审美地理等空间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地域环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对文人创作的影响，凸显长安的都市及地域特色。从总体来看，两赋均按照一定的空间顺序和层次结构描绘了依星宿规律而建的建筑，以整饬开阔的空间形式诠释了汉代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出汉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和贯通宇宙的空间意识。而两赋中思想内涵的差异也反映了两人创作所差二十余年内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

参考文献

袁行霈主编，聂石樵、李炳海本卷主编1999《中国文学史·秦汉》（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周健1983《<两都>与<二京>》，《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2005《全汉赋校注》（上下两册），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赵阿妮2009《俯视万有贯通宇宙——析<两都赋><二京赋>空间意识》，《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

孙雯慧、裴爱民2020《两都赋》中的空间描写研究，《大众文艺》第16期。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8篇

《边城》中的水意象不仅具有清澈透明的柔美气质，同时还包含着刚烈凶猛的死亡意蕴，小说中有三个美好而纯净的生灵因为水而死亡。首先是翠翠的母亲。这位老船夫的独生女不愿违背道德和责任的规范，最终为了成全爱情的忠贞而殉情———产后吃冷水而死，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间接造成了翠翠的悲剧。翠翠这个可怜的孤雏从出生起便只有爷爷一个亲人，在小说中翠翠也常常冒出“若爷爷死了呢”这样可怕的念头，而老船夫也对女儿的去世无法释怀，每每想起都颇为伤心，也忍不住会担忧翠翠可能会与她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同时也会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呢?你将怎么样?”可见水带走了翠翠母亲的命，同时也使翠翠陷入一种极其脆弱的人生状态中。其次是顺顺的长子天保。在经历了月下唱歌之后，天保毅然决定乘船离开茶峒这个地方，不料却在茨滩下溺水而亡。随着天保的死亡本来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误会重重，天保的死在船总顺顺和傩送心中对老船夫埋下了极深的芥蒂，为傩送和翠翠原本纯真的爱情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已成定局。最后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一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后，翠翠醒来，发现雨水冲毁了屋旁的菜园地，冲垮了屋后的白塔，更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如果说傩送的顺水而下使翠翠失去了爱情的着落，那么失去爷爷则使翠翠的生命失缺了依靠和荫庇。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从小到大的依靠，她从此只能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那个不知归期的爱人，悲剧气氛在此达到高潮。

二、虎耳草———纯美少女的朦胧情爱

虎耳草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一个植物意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六次，前五次是在梦中，最后一次是翠翠在现实中摘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这一意象是翠翠纯真情爱的象征，而从梦中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则预示着翠翠情爱意识一步一步地自我觉醒。翠翠在回味着爷爷诉说的母亲与父亲白日对歌的爱情故事中睡着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虎耳草这一意象在文中的第一次出现。父母的爱情故事，加上傩送那夜在月下的歌声促使着翠翠在梦中展开了一段情爱幻想，而虎耳草则正是翠翠的相思意象，是少女对心上人歌声在梦中所做的心有灵犀的感应，而飞到悬崖上摘虎耳草这种大胆的幻想则预示着她对情爱的追求与期盼。小说第十五节中，爷爷给翠翠唱傩送给她唱过的情歌时，翠翠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口中说出“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句话，进一步表明了这颗少女的心已情窦初开了，也使得爷爷最终明白了孙女心归何处。小说第十七节中，翠翠上山去掘竹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提到虎耳草，也是唯一一次翠翠在现实中摘的虎耳草。这一情节暗示着翠翠的纯真情感由暗中期待转变成显性展示。正如闫晓昀所言:“‘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现。”［4］69

三、碾坊与渡船———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碾坊与渡船是小说中一组相对的人文意象，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体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甚至还有人认为“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织的社会”［5］70。单纯从傩送的角度出发，他的爱情生命中存在着两位为他守候的女子，一个是与他一见倾心的翠翠，另一个则是主动求亲的团总家的小姐。如果说碾坊是团总家小姐的陪嫁物，那么渡船则可以看作是翠翠的陪嫁物。渡船背后所代表的生活和价值观:从老船夫的口中我们知道摆弄渡船是有口粮的:三斗米和七百钱，这便是祖孙二人所有的收入。翠翠与天保初遇时，顺顺让天保将鸭子给翠翠，并提及“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可见守着渡船的祖孙俩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便生活如此清苦，当客人硬是要给祖孙俩额外的渡钱时，他们就硬拽住客人把钱还给他们，还自备上好的烟招待渡客。而碾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小说第十节中，傩送邀翠翠和老船夫到城中看热闹时，老船夫到新碾坊看水碾子时，听到熟人介绍碾坊值大钱七百吊。翠翠在河边也听到妇人们的谈论:“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由此可知，得到碾坊可以过富足无忧的生活。渡船是流动的，碾坊是固定的，渡船是不带来财富的，而碾坊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从这两种意象的不同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渡船是边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象，是与边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生相伴的，是依水而生的边城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城人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渡船的，它象征着一种古朴、淳厚，虽清苦但安适、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碾坊”则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衍生出的新兴意象，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罕物”而存在的，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却庸俗的生活方式，传达出重利轻义的现代价值观。通过翠翠耳朵，我们知道河边的妇女曾这样议论过:“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可见，在茶峒人民的最初观念里，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不存在任何好坏优劣之分，只要各人“心里爱”便就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价值观的不断入侵，“利”观念逐渐加入，两相比较，明眼人都可看出“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而且“一个撑渡船的若想要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这几乎快成为整个茶峒人民的整体思想观念了。这也反映出现代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当然作者也透过傩送选择只有渡船的翠翠而放弃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富家女的这一决定，表露他自己对传统价值观的肯定。正如罗才平所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民族美德丧失的深切忧虑和重建的责任，沈从文才在《边城》中对那亘古的‘渡船’寄寓了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既是老船夫高尚人格乃至民族品德的一种象征，又是两兄弟对翠翠的真挚爱情的实质之所在;既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社会理想，又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揭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6］93笔者希望能够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为《边城》的解读开辟全新的视角，以期达到为后来者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9篇

关键词：汉乐府；地理环境；影响

《汉书·艺文志》有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北起匈奴，南至长江，西邻西域，东到海滨，汉乐府的地域分布十分广阔，广泛的采集让汉乐府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齐鲁的郊祀制度和祭祀理念，影响了汉代郊庙歌辞的创作；燕齐的求仙思想创造乐府诗中的想象世界；燕赵的趋利民风激发游侠的豪强精神。正如《文心雕龙·乐府》所说：“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不同的地域所带来的不同的政治文化，影响着汉乐府的价值趋向和艺术特色。对于汉乐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乐府诗的流变、艺术特色、思想性等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乐府的研究范围变得广阔，如从女性形象、音韵学等多方面来分析研究。但学界一直少有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论著，只有李俊的《论汉乐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这一篇文章，主要围绕乐府诗的地域特征是怎样归向王朝的政治中心展开，但在地域文化景观、地域人物与汉乐府的联系上论述较少。本文便从这两方面入手，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自然风光、社会风俗、政治文化等因素对于汉乐府的影响。

一、汉乐府诗歌中的地域文化景观

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古代就有相关记载，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提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明确把民风民俗、人的性情与地域特点联系起来；更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俗语告诉我们，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导致生活习性、处事风格、思想观念的不同。当代对于文学地理学有了更系统、更详细的研究，英国的迈克·克朗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产物，由一种社会媒体、各民族、各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将景观分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汉乐府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汉乐府的地域特点。

（一）自然景观的呈现

1.山水之景汉乐府中有关山水的描写大都体现了社会动乱带来的人物情感和人生感悟。如《巫山高曲》：“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巫山淮水阻挡了征夫回家的路，思乡心切却欲归不得，将征夫的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征夫归家无望，游子的思乡之情也难以排解。巫山位于西南，在古代算偏远地带，来这里的文人多为贬官之人，背井离乡，诗歌中难免会带有凄凉苦楚的意味。北方与西南不同，北方盛行祭祀礼仪，当地的百姓对于生命、死亡有着超乎其他地域的认知，其中北邙山和泰山就是北方丧葬之地的代表，在乐府诗中常暗示着生命的结束。据黄节先生在《汉魏乐府风笺》中的记载，《步出夏门行》从魂归北邝的角度来慨叹人生，表达人世兴衰和生命消亡之悲。从这里开始，北邙山形成了一个观照生死兴衰的支点。《驱车上东门行》中“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一句的郭北即洛阳北，有邙山，古多陵墓。“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先言墓地的凄凉景象，接着点明圣贤也无法超越“生必有死”这一规律，引发人生短暂的深切感触。除去北邙山，泰山也是死亡的象征，如《怨诗行》：“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此处的东岳引申为死亡，告诫人们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由此，北方诗歌带有南方诗歌不具备的超脱和人生感悟。气候的变化影响着动植物的生长变迁，也触发了人们的情思。乐府中关于风物的描写更多是映射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情感的寄托。作为南方乐府的代表，《江南》一诗可谓家喻户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描写了鱼儿在莲叶间游戏穿梭的欢快景象，渲染出欢娱的氛围，表现人们在采莲时节的愉悦。“莲”与“恋”同音，又暗含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意思。南方多山水，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造就了南方人细腻、温婉、活泼的性格。每到采莲时节，宁静的南方水乡都会上演少男少女的爱情故事，百姓将情感寄托于植物，也进一步突出了南方特色。都说草木无情，但人们总是赋予它们很多的情感和意义，久而久之可以在无情的风物上看见自己的命运。相比于南方的欢愉氛围，北方的诗歌带有沉郁悲苦的气息。《豫章行》中写道：“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白杨树根成为建造房屋的木材，而枝叶则成为燃料，以伐树为兴，有大厦将倾、众人齐推的隐喻。洛阳作为北方城市的代表，大兴宫殿，大肆伐木，无形中透露出洛阳的政治面貌。根株分离隐喻亲人分离、众人落井下石的现象，展示了洛阳战争的频繁以及统治阶级领导下百姓暗无天日的生活，暗示着北方沉闷的社会氛围，奠定了北方沉郁的诗风。3.四时之变不同的季节在汉乐府中都有不同的表达。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劝人珍惜光阴、奋发图强的季节。如《长歌行》中“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一句告诫人们，春天万物复苏，应及时努力，以免老年空留遗憾。比起春季规矩的劝导，夏季则更偏重人们的社会活动，常常营造出欢乐活泼的氛围。如《江南》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虽未写采莲人的具体行为，但短短两句将采莲人的欢乐描写得淋漓尽致，乐府中的夏季是愉悦欢脱、无拘无束的。季节转换到秋季，和大多数描写秋季的诗歌一样，悲秋是秋季的主旋律，兼有时不我待的人生失意之感。“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古八变歌》），浮云、枯桑、游子一下子就烘托出悲秋的凄凉，以及游子内心的彷徨。《秋风辞》中用“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感叹时不我待之悲；《古歌》中“秋风萧萧愁杀人”一句，萧瑟之感溢于言表。

（二）人文景观的彰显

受到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生活习性有所不同，这也造就了各地不同的民风民俗，既加强了汉乐府的历史文化魅力，也突出了汉乐府独特的地域文化。1.多样的民俗乐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协律作歌，服务于朝廷的祭祀等活动。不同的地域，其文化传统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祭祀制度。楚国的祭祀文化极具特色，包含着神祇谱系理念。《练时日》中提到“爇膋萧，延四方”，其中的“四方”指四方之神。《帝临》写道“清和六合，制数以五”，五方帝分别为东青帝、南赤帝、西白帝、北黑帝、中黄帝。《汉书·郊祀志》中也记载了秦襄公、文公祭祀西方白帝，秦宣公祭祀东方青帝。可见五帝分立的观点早就提出，以歌颂四时变化的天地之德，创新了天子笼罩六合的统治观念。在战国时期，齐国的邹衍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推演出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学说也应用于齐鲁的祭祀制度中。如《五神》“五神相，包四邻，土地广，扬浮云”中，“五神”即五帝所配金、木、水、火、土之神，可见文学创作也受到不同思想理念的影响。在祭祀乐府诗中，还有为歌颂巡狩福应之事而创作的，如《天马》“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景星》“景星显见，信星彪列”等，都是天降祥瑞的有关记载，人们借此表达天下祥和、生活安康的美好愿景。可以看出，乐府中的郊祀制度和祭祀理念汲取了战国时楚、齐、鲁等地的思想理念，并结合新的理念和思想创造了如今汉乐府所展现的祭祀礼仪文化。2.多元的民风东汉初期，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极其推崇，儒学色彩浓厚。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政治清明，民风淳朴，汉乐府的创作也多以歌功颂德为主。在杂歌谣辞中，《京师为袁成谚》《京师为张盘语》等都是称赞洛阳人物有勇有谋、为官清廉。其中，《河内谣》言百姓称赞洛阳令王涣捕盗贼、平徭役之事，赞颂洛阳令之政绩，以其文治武功作为品评人物的标准。相和歌辞《雁门太守行》中也有赞颂王涣的内容，如“明知法令，历代衣冠”“外行猛政，内怀慈仁”，表现其勤政爱民，体恤百姓。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儒学式微，浮华之气日盛。如《西门行》“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敦促人们及时行乐、《古歌》“上金殿，著玉樽。延贵客，入金门”、《艳歌》“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其中所用的佳肴美酒、所奏的宴会舞曲都是极为稀有的，展示了一场场奢华的享乐盛宴。《冉冉孤生竹》竹、菟丝、蕙兰花、秋草《饮马长城窟行》青草、枯桑、鲤鱼《古艳歌》白兔、兰草、桑叶《临高台曲》香草、兰、黄鹄《相逢行》桂树、鸳鸯、鹤《蛱蝶行》蝴蝶、燕子《董逃行》芝草、百鸟、白兔《猛虎行》猛虎、野雀在同一个地区，因为不同思想文化的指引，社会风气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淳朴到享乐，变的不单单是民风，更是民风背后的生活习性和地域文化。

二、汉乐府诗歌中的地域人物形象

随着汉代政治经济的繁荣，有关享乐思想和社会生活的乐府诗也越来越多，丽人和少年的形象也渐趋完善，并带有不同的地域特色。

（一）罗敷胡姬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的形象最早出现于《陌上桑》，写采桑女罗敷面对太守的无礼要求时做出的机智反应，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羽林郎》作为《陌上桑》的姊妹篇，叙述了酒家女胡姬不畏强权，敢于抗拒权贵豪奴的故事。除了相似的故事情节，这两篇乐府诗对于人物的服饰都较为关注。同样是生活在底层的美丽女子，有关她们穿着打扮的描写却不相同。秦罗敷是京都喜蚕桑的一名女子，其梳的“倭堕髻”是汉代一种常见的发式；佩戴的首饰是“耳明珠”；她的襦裙“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黄和紫是汉族高贵的象征，衬托出罗敷的雍容华贵、美丽动人。胡姬是西域少数民族女子，穿着打扮有着明显的地域特点，她佩戴的“大秦珠”是对大秦珠宝的泛称（“大秦”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的称呼）。胡姬穿的襦裙为广袖，多为表演时穿的演出服，这在汉代女性的日常服饰中并不常见。不同风格的穿着与她们所处的地域不同有很大关系。罗敷是邯郸人，具有中原的高贵之美。罗敷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安宁单纯，像一个置身明媚春日的少女。而胡姬生活在少数民族，没有雍容华贵的城市氛围，复杂的生活环境也迫使她迅速成长，造就刚强的个性。

（二）游侠少年

“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成为生活于城市中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侠逐渐涌入人们的生活。这一群体出现后，一度具有不低的社会地位。如《闾里为楼护歌》“五侯治丧楼君卿”，反映的是王氏五侯楼护之事，足见其身份的尊贵。与楼护有关的还有《长安为谷永楼护号》：“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喉舌。”作为游侠的楼护成为和谷永齐名的人物，可见游侠的存在环境以及时代对游侠的接受程度之高。不同地域的游侠也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在河南的游侠多以宗派聚集称霸一方，如《颍川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写的便是横行颍川的灌氏家族。同样以集团形式出现的游侠还有在关东地区的《时人为戴遵语》：“关东大豪戴子高。”戴遵也是一个游侠集团的首领，与称霸一方不同的是，他好给施，尚侠气。但游侠集团的扩张成为威胁朝廷的强大势力，最终惨遭打压，如《长安为尹赏歌》：“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三、地理环境下汉乐府诗歌的价值意义

“地理环境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影响到文学的主题、题材、体裁、人物、意象、景观、语言和风格等等的地域差异。”汉乐府作为民歌的代表，展示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不仅影响着乐府创作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也让汉乐府中保留着不同的地域特色，使其成为汉代最为重要的文学创作。

（一）地理环境对汉乐府创作的影响

南方安逸祥和的生活让百姓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足的生活，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充盈。如《江南》虽写鱼儿的欢乐，却隐喻少男少女追求爱情的活动。南方不仅诗风活泼轻松，创作主题也丰富多彩，其中以爱情主题的诗歌为最常见，如《孔雀东南飞》《艳歌何尝行》等。北方常年征战，诗歌多写民众生活的苦楚，如《妇病行》中病妇死后并未得以改善的贫民生活，《孤儿行》中父母在与不在时孤儿生活的对比。表现百姓对于死亡的认知也成为北方乐府中常见的主题，如《战城南》用乞乌招魂的方式写战争的惨烈悲壮，表现对死亡的抵触及对生的渴望；《长歌行》中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感叹光阴易逝，呼吁人们珍惜时间。

（二）地理环境对汉乐府风格特征的影响

南方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宜人的气候、富饶的生活，百姓生活多活泼欢乐，南方人也以婉约柔美著称，这也造就了南方较轻松的诗风，最具代表性的《江南》便是一首轻松愉快的乐府诗。与南方不同，北方地势平坦辽阔，百姓豪迈奔放，诗风也变得宽阔豁达。多年的征战使百姓民不聊生，也让诗歌的旷达中多了一丝无奈和沉郁。如《豫章行》以物喻人，表现人生的无奈，给汉乐府带来悲壮苍凉的氛围。

参考文献：

[1]李俊.论汉乐府诗与地域文化的关系[J].乐府学，2012（00）.

[2]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曹胜高.汉乐府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8.

文学地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历史地理学 文学材料 理论问题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它的产生是建立在学科间相互渗透基础上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吸收和借鉴，而历史地理学的这一特殊学科属性直接决定了可供它利用的研究材料的广泛性。在广泛的研究材料中，数量巨大的文学材料无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加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文学资料利用的同时，我们还要加深对文学资料性质、范围、分类、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总结文学资料的使用规律，科学有效地利用文学资料服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工作。

一、文学材料的性质

关于文学材料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它不仅是史料，而且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就第一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史料，是历史材料的一部分，即揭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正所谓“文史不分家”①，刘知几在历史理论名著《史通》中曾说：“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在这里他强调的是文与史起源的同流性，即文与史由于源流的同一性可以互相借鉴，文学资料可以为史学研究利用，当然史学资料亦可为文学研究利用。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近代的梁启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凡举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②在梁启超看来一切学问皆史学，文学当然自不能外，以此推之文学材料自然就是史料，就是解开历史时期内各方面问题的一把钥匙。

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文学材料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要说明这点，首先就要说明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是建立在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基础上的。从它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看，它既是地理的又是历史的。而就研究所凭借的材料而言，无疑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在研究材料上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可以说是基本重合的。这一点王育民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中有过相同的论述，该书的序言里在谈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时这样表述：“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就其主要凭借的资料（历史文献）和研究的时间（人类历史时期）而论，基本上与历史学相同。”③

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在材料的利用方面基本是重合的，换言之，一切史料皆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材料，一切文学材料亦皆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这点不仅在理论上可以证实，而且它被方方面面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实践所证明。借助对文学材料的搜罗解决相关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学材料的重要性在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历史地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研究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方面的研究实例不胜枚举，在传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搜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历史自然地理中对古今气候的变化、海陆的变迁、动植物的分布变化等的研究都需要从文学资料中寻找索。以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例，竺可桢先生在论证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冷暖变化时大量引用了《诗经》、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诗及文人笔记的相关内容说明其对应时期的冷暖情况，通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使用有力地证明历史时期内我国气候的变迁。另外，在新兴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更是离不开对文学资料的利用，在文化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文学的地位较特殊，既作为研究对象（在历史文学艺术地理中）而存在，又作为极其重要的研究资料而存在，在这里着重谈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以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例，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由于正史在这方面资料的缺乏，文学资料中的碑刻、诗文、小说等就成了研究中所必需的资料，对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不仅能为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线索，其本身也是研究的重要论证材料。以麦思杰的《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为例，在对伏波水神的研究中，他认为马援作为神灵其形象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而他证明种种变化的依据就是历代曾在广西为官文人的文集中相关的记载，通过相应时代文人的文学作品的记录证明伏波信仰的变化情况，当代人说当代事显得更直接有力。

除了以上列举的两个方面之外，在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方面研究中文学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文学材料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利用是现实又必需的，文学材料的性质是可供历史地理学研究所利用的史料。

二、文学材料的范围

在对文学材料的利用中我们要注意对其范围的界定，就其大体范围而言应包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历代诗歌类作品；志怪小说、唐传奇等历代小说；历代文人文集中所收的文章作品；《困学纪文》等历代文人笔记；元曲等历代戏曲类作品；历代金石碑刻、简帛资料；历代的方志资料及神话传说、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的作品，在这个范围内的文学形式的材料都可以被称作文学材料，都可以为历史地理研究利用。

三、文学材料的分类

浩如烟海的文学材料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存在是有不同特点的，我们在实际利用中应加以区分，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及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需要等标准将文学材料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分类

按照文学材料的存在形式，文学材料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文献典籍、历史遗存和口述材料。

所谓的文献典籍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就是由历代文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占了整个文学材料中的绝大多数，是我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利用的重点。所谓的历史遗存又可称为实物史料，指的是历代的碑刻、简帛资料，它们大多是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古代文物，也就是潘树广在《中国文学史料学》中所指的“历史上的事物以其有的物质形态流传于后世的实体，包括地下发掘和地面保存的遗迹、遗物”④。所谓的口述材料主要指的是流传于民间的民间文学材料，包括神话传说、民歌等，它是靠代代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在这几类文学材料中它的价值是最独特的，对此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云：“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⑤而在三种文学材料中口述材料是最难保存的，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保存日益困难，因此加强对其的抢救性利用和研究很有必要。

2.按照文学材料的“可信度”分类

在对文学资料的利用中最应该考虑的还是它的可信度问题，只有在正确区分文学材料可信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文学材料。根据文学资料可信度的不同，可以把文学资料分为直接性材料和间接性材料。

所谓的直接材料就是第一手资料，是更能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本身的资料，那些直接记录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况的文学材料都可以归为直接资料之列，具体而言包括当代人记当代事的文学作品，包括碑刻简牍等实物材料，也包括部分可信度较高的口述材料，直接材料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依靠的主要文学材料。所谓间接材料就是二手材料，顾名思义它是后代人写前代事的文学材料或后代人抄前代人的文学材料抑或间接反映我们所要研究问题的文学材料，具体来说以口述材料为代表的辗转抄录传播或不能直接印证所研究问题的文学作品都属于间接材料。直接材料经过选择后大多可以作为例证来使用，而间接材料则只能作为旁证。能否正确区分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直接决定了研究中对文学材料使用的合理与否，也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郭声波老师在《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中引用了大量历代诗词和文人笔记等文学材料论证各历史时期四川蚕桑事业的发展情况，他在材料的选择上正确地区分了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所选择资料都为各历史时期内当代人记当代事的诗词、笔记及考古实物等第一手资料，有力地证明了相应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变化。如果对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不加区分、不分主次则会导致论证不力甚至研究的失败。

3.按照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研究需要的分类

因为不同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在实际研究中所需要的文学材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研究需要把各分支学科各自实际需要的文学材料进行一个大体的归类，当然这种区分只能是大略的并不能绝对的一概而论。

在实际研究中，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为方志类材料、金石碑刻、文人笔记和反映城市地理内容的诗词文等，如吴宏岐老师的《汉番禺城故址新考》一文就恰当地利用了相关的方志材料为佐证论证汉代番禺城故址所在问题；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描写自然风光或反映羁旅生活的诗词文、历代游记等，如卞鸿翔的《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一文在论证唐宋时期洞庭湖具体演变情况的时候就引用了相当部分的描写洞庭湖的唐宋诗词；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一般为历代包括以农事诗为代表的反映历代经济生活的诗词文、以明清小说为代表的历代小说等，如周柳燕的《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一文就直接利用明清小说这个载体讨论明清时期我国商业资本的流向问题，通过大量明清小说的材料支撑整个论证；历史政治地理学研究经常使用的文学材料通常为反映政治地理内容的古代诗词文、文人文集和碑刻简帛等，如鞠德源的《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一文中作者借助永宁寺碑记的内容研究和考证明代所设置的奴儿干都司的相关情况；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一般利用的文学材料多为方志类材料、历代小说、碑刻材料、文人笔记和文人的文集等，如王元林老师在《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一文中大量引用明代的文人文集、笔记和小说等文学材料。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则侧重于口述材料和碑刻简帛等实物材料，如赵心愚的《唐代磨些部落与〈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就利用藏族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进行相关民族部落的考证。以上对历史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所侧重利用文学材料的归类只是大体上的，它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而变化，以这种标准对文学材料所进行的分类应该是动态的而非绝对的。

四、文学材料的特点

文学材料是经过文人或其他创作者创作出来的一类材料，它是某一时代思想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区别于历史地理研究中所使用的其他资料，具有一些反映自身情况的特点。

1.直接性和形象性

文学材料具有直接性和形象性的特点，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它能直接反映我要研究问题的本身，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时期内事物的本来面貌。它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是因为大多数文学材料是人们对生活的那个时期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耳闻目睹的历史过程的原始记录，它能够直接又形象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各方面生活的本来面貌，正如所说：“一定的文化史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⑥

2.全面性和破碎性

文学材料既有全面性又有破碎性的特点，这是由于对文学材料不同角度的观察和使用造成的。如果站在宏观的全局角度审视文学资料，那么整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个时代内文学资料的整体是数量巨大、种类全面的，是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面貌的，是具有全面性的。而如果站在微观的局部角度审视文学材料，某一类或具体到某一种文学材料，那么它只能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面貌的一个片段，要完整反映整个画面需要将许多破碎的片段加以整合，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材料又是具有破碎性的。对于文学材料的全面性与破碎性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在利用文学材料的过程中要正确地处理这种辩证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模糊性

文学材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这是文学材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历史材料的显著特点，它的产生是由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特殊技巧和手法决定的。一般历史著作的创作要求直陈其事，而文学作品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感彩，它更多地采用比喻、象征、铺排等写作手法，正如霍松林在《诗的形象及其他》中对诗歌的生动描述：“诗的形象是生活的客观和诗人的主观的统一体。”⑦文学材料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们对其利用的难度，在实际研究中对文学材料的利用要注重对其的历史地理解读。

五、在使用文学材料中应坚持的几点原则

文学材料有特殊的性质和特点，在实际历史地理研究中一定要充分了解文学材料的特殊性，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过程中不能不加区分地盲目“迷信”，要根据文学材料的特点合理利用，其中有几点原则是在实际文学资料使用中一定要坚持的。

1.文史互见的原则

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文学材料有直接资料和间接材料之分，数量众多的文学材料的信度是不尽相同的，加之文学材料模糊性特点的存在加大了对其真伪辨别的难度。因此，在对文学资料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对文学资料的可信度的判断，特别要加强一般性历史材料与文学材料的相互印证，注意所引用文学材料与历史时代性的结合，文史互见，去伪存真。

2.对立统一的原则

文学材料是全面性与破碎性的统一体，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中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研究中，对部分断面式材料的使用要放在整体性的材料中衡量和检验，而对全局性整体的材料的使用也要增加对具体局部的材料区分。总之，要坚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确地区分和对待文学材料的全面性和破碎性，合理利用文学材料，以期发挥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效用。

3.坚持以历史地理观统筹全局的原则

历史地理学是立足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坚持以多重视角审视问题的学问，它具有特殊的学科属性，因此在对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从它的学科属性出发，在对材料的选择上要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基础，不能顾此失彼，同时对材料选择的视角也要放开，坚持多视角的选择。总之，在文学材料的使用上要坚持历史地理的大方向，以历史地理观统筹整个材料的使用。

注释：

①刘知几.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123.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42.

③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9）：1.

④潘树广.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12）：79.

⑤班固.汉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445.

⑥.新民主主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94.

⑦霍松林.诗的形象及其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8（6）：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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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树.中国文学史料学[M].台中：五南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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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铁浩.文学的历史观与历史的文学观――《史通》文史关系析论[J].兰州学刊，2008（1）.

[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

[8]麦思杰.神明信仰与边疆秩序――宋明时期广西伏波信仰研究[J].柳州师专学报，2008（6）.

[9]郭声波.历史时期内四川蚕桑事业的兴衰[J].中国农史，2002（3）.

[10]吴宏岐.汉番禺城故址新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7）.

[11]卞鸿翔.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2）.

[12]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J].明清小说研究，2005（3）.

[13]鞠德源.关于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的考察和研究[J].文献，1980（1）.

[14]王元林.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