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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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探究论文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思想文化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传统都包含着关于战争的思想;每一种战略思想又都与一定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广义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然环境、社会形态、经济水平等作用下长期形成的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为主要内容。它的发展虽然总体上与历史的发展是并行的,但是,思想文化有时是可逆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畸变或倒退。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但战略又深刻地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差异,决定其社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区别,从而也影响到战略文化的不同特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固有的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人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文化,战略思想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论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是如此。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教养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战略制定者的个人风格,正是其文化底蕴的外在表现。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分析有关国家的战争准备与实施,挖掘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与哲学的背景,及其对思想文化的反作用,并且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战略文化与了解其军事部署是同等重要的。

(二)中华文化与战略传统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又辐射甚广的文化。众所周知,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中,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至今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人文思想,而且产生了具有深刻哲理的军事思想。

中国的战略文化起源很早,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时的华夏文明,培育了《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战略思想和理论,同时在《周易》、《老子》、《尚书》、《论语》、《孟子》中也包含有若干大战略的观念。它们都成为先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其内容极为丰富,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可以说就是: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表现为文字创造上的“止戈为武”;道德观念上的“和为贵”、“仇必和而解”;政治上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军事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等。中国的军事防御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中的“师左次,无咎”,《尚书》中的“罔或无威,守执非敌”,后来发展到《孙子兵法》中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国战略文化的防御性质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决策人历来强调防御性的地面战争……与欧洲帝国主义行动中所显示的商业扩张主义的进攻理论截然不同。”托马斯·克利瑞说:“中国将武力的使用限于防御目的,是受源出于道家和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战争只是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这通常是指防御战争,但不排除惩罚性战争,以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的万里长城从来都是防御的象征,而不是国界的象征。儒家主张:“夷狄之人中国者则中国之”。历代中原政权所实施的军事战略,如慑之以兵威,和之以婚姻,阻之以城塞,施之以禄位,通之以货利,怀之以教化等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战略文化。美国作家蒙特罗说:“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人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这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了。”这个比喻富于文化和哲理含义。

中华文明赋予其战略的灵魂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这种战略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身的繁荣和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腐败的政治体制和无能的军事官僚,没能将防御传统的积极成分加以发扬,而是承袭传统战略文化中的保守性的一面,实行消极防御,封边禁海,放弃海疆。特别是对待军事技术的基本态度上,古代中国多突出“道”与“器”之辨,重道轻器,忽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种弊端在封建社会全盛、外部压力较少之时尚能被掩盖,然而当封建社会步入衰世,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之时,其恶果便暴露出来。清王朝后期,对外敌入侵抵抗不力,甚至不战而退、不战而降,从而给中国近代史蒙上屈辱的阴影。

中华民族是一个珍视统一的民族。中国战略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就是统一观念。反对分裂,谋求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大融合,这是中国几千年战争史的主流。无论一个时期内国家如何分裂、各民族间如何对立,最终的结局仍是在民族和解中产生出新的更大范围统一的中国。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繁衍和生息的人民,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也无论他们信仰什么宗教,甚至无论他们迁徙到什么地方,都始终保持着对一种统一文化和一个统一国家的高度认同。这种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华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不同的和习俗都可以在这个博大的文化体系内融汇与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发生过西方历史上那样惨烈的宗教战争,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之一。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开始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对历史留下的战略文化传统进行了科学的扬弃,传统战略文化的精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中国现代战略文化划时代的里程碑是军事思想的创立。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文化,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许别国侵占我国的一寸土地。主张和平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在军事与政治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就使得在战略上属于防御性质的作战,避免了消极保守被动的一面,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一面,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始终把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教育改造并释放日本战犯;抚养日本侵略者丢下的遗孤,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宽怀和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对待敌军战俘实行真正的人道主义政策,得到全世界包括当时敌对国家在内的普遍公认和赞扬。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收复了被印军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在完全有能力继续追击的情况下,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又主动回撤到原先的实际控制线,并且释放全部战俘,主动交还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宽仁,正是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特色。

(三)普鲁士文化对战略的两重性影响

德国近代史留给人类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它既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产生了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和诸如海涅、歌德、席勒、贝多芬等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军事理论家与军事改革家,但同时它也产生了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一帮战争狂人,使德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德国的近现代史完整地推演了文明和哲理怎样被异化,怎样通过蛊惑和煽动而对一个民族的精神进行误导,怎样产生当权者的极度偏邪的战略思维,又怎样从疯狂走向自我毁灭,而德国人民则获得理性的复归的历史进程。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通过“铁血政策”结束了几乎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从建立普鲁士帝国到1945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亡,德国的历史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外,基本是先后在俾斯麦、威廉二世、希特勒一脉相承的战略思维引导下,沿着侵略扩张的历史逻辑,从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

俾斯麦大战略思维的特点是实行均势外交策略,联奥、拉俄、亲英、反法,其目标始终如一,即准备对法决战,征服法国,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他成功地运用联奥制俄,联俄奥制英,联英制法。在联英中,又保持若干摩擦,以不影响联俄。如果说俾斯麦的扩张主义还没有脱离冷静计算的基础的话,那么到威廉二世就发展成为冒险的野心勃勃的全球扩张政策。

威廉二世从1888年到1918年,统治德意志长达30年之久,他的战略思维完整地体现在《德皇雄图秘著》(即《朕之作战》)中。威廉二世“征服全欧,统一世界”的战略构想是:

(一)征服欧洲战略。德国要“征服欧洲诸国而为全欧之盟主”,其步骤是:首先征服法国。他说:“朕之征服全欧不可不以征服邻邦之骄儿法兰西为第一步。盖与其先征奥匈比等弱国,宁先侵法国”。为此必须离间英法同盟,对英国“饵之以利”,“结有利彼(英)之条约,彼必舍法而就我”,“然后以疾风迅雷之势申讨法兰西”。第二步打败英国。认为“德英之战终无可免”,“先将法兰西蹂躏,然后渡海西指而征英”,“夺取英国所掌握的海上霸权……务使其降至二等国以下。”第三步并吞奥匈比荷等国。对波兰先是“以专尚亲挚之怀柔政策”,尔后“对波兰人最后手段惟有杀戮之一途”。第四步征服俄国。

(二)征服世界战略。威廉二世提出“永远维持我帝国于不敝,及统一世界”的三套方案。第一方案:“与美国缔结攻守同盟”。以德美同盟为基础,唆使美国与日本开战,德美联合击败日本海军。第二方案:如前一方案不能实现,则“笼络俄国,而促使与日本为复仇之战”,德国进行海上支援作战。事成之后德俄瓜分日本。第三方案,如前两案均不能实现,则“抛弃征服日本之念,速将日美各种问题解决,使美日和好如初,而组织日德美三角同盟”。作为权宜之策,由德美日三国瓜分世界,即“日本得经德美两国之同意领有亚洲之全部及南洋之一部;德国得日美两国之同意,领有全欧及非洲全部并澳大利亚洲之一部;美国得日德两国之同意,领有南北美洲之全部及澳大利亚洲之一部。”对中国的侵略,威廉二世提出“朕已略取胶州湾,为极东计划之第一步”,“朕以胶州湾为策源地,以窥伺支那北部固属事实,然朕有夺取台湾以图支那南部之一念亦事实也。”最后对美作战,夺取巴拿马运河,征服智利,实现“占领南美全土之大企图”。威廉二世的上述野心,可谓空前绝后,连俾斯麦都不敢苟同。1890年3月,威廉二世将俾斯麦革职。他的这套战略计划破坏了俾斯麦通过政治外交和有限的军事扩张所建立的国家战略基础。1893年法俄军事同盟成立(后来加上英国),使德国腹背受敌,而走向孤立的道路,在战略上铤而走险,最后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威廉二世为了实行他的全球扩张战略,还提出了一套荒谬的理论,诸如:黄祸论、人种优越论、帝权神授论,等等。特别是提出为达目的可以不讲信义、不择手段。他“告诫陆海军决勿以合乎正义与否为念,决勿以悖于人道与否为虑”,“无论其人为战斗员或非战斗员概予杀戮可也,至杀戮之方法,更可从心所欲,恣意而为”,“尽所有之方法与手段将敌人屠戮净尽,务使其靡有孑遗而后已”。后来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正是与威廉二世的主张一脉相承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战略思维上继承了威廉二世的衣钵,他所著《我的奋斗》与威廉二世的《朕之作战》实如出一辙。它们都是以兽性和妄想代替人性和理智的产物。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上帝并没有给任何国家以方寸的土地。一切边界不过是世人的自由更改罢了。一个国家能够获得许多土地,不见得永远能守之不失,这不过表明强者能征服土地,弱者把它失掉了。只有强力,才能获得权力。”希特勒的战略构想,一是撕破凡尔赛条约,发展军备,实行军国主义;二是吞并奥地利;三是明确主要作战对象是法国,他强调“认清法国是德国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以一次残忍的手腕,结束这个法兰西的多头蛇;四是以反对犹太人,宣扬雅利安人种优越,煽动种族狂热,作为凝聚德国人的精神支柱。后来的发展,便是德国与日本、意大利结成战略同盟——轴心国,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走上了自取灭亡之途。

有人说过,没有力量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力量是暴虐的。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天使;在一个残暴的事业中,每个参加者都是野兽。普鲁士——德意志号称“思想家的王国”,其思想文化就像普鲁士的黑白旗一样,有着双重性质。19世纪初,普鲁士遭到外族统治,几近灭亡,又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遭到毁灭性的溃败,从而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在1813年的来比锡大会战中打败了拿破仑,争得了普鲁士进而是德意志的新生。与此相应的精神品质是守时、勤勉、忠诚、节俭、清廉等民主性、进步性因素。可以说,19世纪初的德国人还是热爱和平的,他们把生产变成诗歌,又把诗歌变成音乐。但到了19世纪后期,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被异化为“普鲁士精神”,即狂热地崇尚武力和军国主义。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德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容克贵族演变来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是通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形成的。普鲁士学派所鼓吹的“普鲁士精神”是权力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生活就是战争等观念的混合体。德国的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甚至个别音乐家(如查理·施特劳斯和瓦格纳)都曾为侵略扩张的战略文化出力。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发表后所建立的普德军事学派,也有两重性,前期曾为德国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服务,后期便汇人到“普鲁士精神”中去了。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曾是法国大革命赞颂者。到了晚年,他却站在没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把普鲁士家长制国家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宣称,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绝对权力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耳曼人的世界,企图在向外扩张中实现他的绝对真理。可以说,黑格尔的上述思想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理论的源头。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是政客兼教授达尔曼(1785—1860),他极力主张学术必须为普鲁士的政治服务,他说:“我总认为,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不是自由。”他的后继者、普鲁士侵略扩张时代战略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帝国议会议员、国家史官、大学教授特赖奇克(1834--1896),此人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还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60年代后转为支持俾斯麦的强权政治,成为俾斯麦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代表。他露骨地鼓吹“铁血道路”和军国主义,他说:“我们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是铁和血的时代……如果强者压服了弱者,那只是一种无可非议的生存竞争的规律。”普鲁士扩张主义文化在当权者中的知音首先是俾斯麦,其次才是毛奇。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接着德国便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代。德意志所要的是军队的国家而不是国家的军队。这就注定把欧洲变成一个大战场。马克斯·韦伯评论说,“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习惯于让自己头上的大政治家来替他处理方针政策问题”。从俾斯麦被免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威廉时代”,这一时期德意志论和地缘政治论的主要代表是尼采和豪斯霍菲尔。尼采鼓吹战争,并预言雅利安人种是统治欧洲的新种族,宣扬极端的种族主义。豪斯霍菲尔提出,日耳曼民族“有权不顾其他领土所有者的权利”,“谋求足够的生存空间”。这些观点后来被希特勒搬进《我的奋斗》一书,成为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之一。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中,就充斥复仇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说教。希特勒上台后,更是通过焚烧进步书籍,控制舆论与文化教育,把人民思想纳入法西斯轨道。德国近代的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固然有一定的学术贡献,但也有不少是混淆了爱国与侵略的界限,违背了学术道德,滥用学术,为侵略政策制造理论依据,成为法西斯战略文化的制造者,对青年一代进行思想误导。对此,他们是不能辞其咎的。克塞林说:在某种情况下,战败较战胜反而能形成更伟大的经验。1993年,在希特勒篡夺政权60周年之际,德国人在勃兰登堡门前用烛光组成“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字样,就是证明。德国法西斯几乎葬送了德国的文明,法西斯的战败才使德国人民觉醒,挽救了德意志的文明,德国哲学传统中理性的一面则有助于它对法西斯战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诚恳的认罪,从而得到了宽容,也保持了尊严。

(四)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文化与扩张战略

日本民族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家永三郎评论武士道精神时说,“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世纪留下骑士阶层便投入到教会门下,从此销声匿迹。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忠实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种虚荣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从旧武士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士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层领域的主导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大都出自这一阶层。他们是实行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日本学者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学者也指出,“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这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着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他讲这话的几十年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l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日本的全部战争罪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受到,诸如细菌战实验(这是日皇裕仁亲自批准的)、大规模役等,根本没有涉及。麦克阿瑟甚至指示其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词,以免牵连天皇。这样包括天皇在内至少有50名应当判处绞刑的重要战争罪犯受到庇护,从而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埋下祸根。”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在就刑前却狂叫:“天皇陛下万岁”。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从阿登纳到施罗德,历任总理都明确承担历史责任。1951年9月,阿登纳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发表声明说,“这种无法形容的罪行都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而德国人民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欧洲国家和民间组织对纳粹的查处也是比较认真而彻底的。在二战中曾做过对不起别国人民事情的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国,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向有关国家赔礼道歉。这种反省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反观日本,其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等等。50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战略文化不但没有从这个起点前进,反而倒退了。1995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更有甚者,199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精心策划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这本书胡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解放战争”,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复仇仪式”,说侵华战争是“维护正当权益”,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说反省和谢罪是“思想犯罪”等等。为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慰安妇”等内容删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必将误导青年一代,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日本还准备加紧修改1946年公布、次年实行的和平宪法,重点是修改第九条关于“永远放弃国家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修改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修改宪法之日,就是军国主义开始复活之时。1996年11月2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决定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的牌位。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日本从1874年到1941年共发动9次侵略战争,从来没有作过反省和检讨。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日本的亚洲邻国和人民在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的同时,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自民党还要走多远。这里借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句话:“回避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彻底与侵略的历史决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那么它最终也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执迷不悟,复活军国主义,那么它必将又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最终受害的依旧是日本人民。

(五)从彼得一世遗嘱到“向南方的最后冲刺”

俄罗斯的战略传统根源于彼得大帝。从《彼得一世遗嘱》⒄到前苏联入侵的阿富汗的战争,再到当代的日里诺夫斯基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刺》,从战略思维来看,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政治上尚未具备主导地位。

俄罗斯的扩张在彼得一世(1672--1725)之前就开始了,但到彼得一世时期,不仅形成了一套与其他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长远扩张计划,而且加紧付诸实施,扩张的速度和规模达到了一个高峰。以彼得一世为起点,俄国的政策从原来的局部性扩张转向了世界性扩张,而且主导了两百年来俄国的战略思维。所以,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人”。⒅彼得一世为俄罗斯创立的政策,集中反映在流传于后世的《彼得一世遗嘱》中。

关于这份遗嘱的真伪,历史上还有一些争论。早在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位时,欧洲就传说彼得一世有一套侵略整个欧洲的计划。当时,俄罗斯正同欧洲北方强国瑞典进行战争,彼得一世准备派军队经同盟国丹麦在瑞典登陆。传说中的彼得计划立即使各国感到十分震惊,俄罗斯的战争盟友也因恐惧俄国的野心而动摇,彼得一世彻底粉碎瑞典的设想未能实现。按照前苏联的解释,这个传说是英国阴谋捏造出来的,目的是引起欧洲国家抵制俄国。特别是分化俄国的同盟国,使俄国不能实现征服瑞典的战争目的。⒆彼得一世曾亲口否认有这样的计划,说“我们算是白混了”,意思是说英国制造一个谣言就能欺骗欧洲,破坏俄国对瑞典的战争计划。但是,彼得的自我表白似乎没能使欧洲信服。18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是在彼得死后50年即1775年,欧洲又开始流传彼得一世的遗嘱。两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的政界与史学界对这份遗嘱都很关注,对其真伪也有争论。现在看来,不论这个遗嘱是彼得一世生前制定的,还是后人根据他的侵略扩张计划或思想编写的,“遗嘱”中所反映的背景情况都是真实的,它提出的一整套扩张战略基本上符合彼得一世及其继承人的真实意图和扩张行径。虽然俄国及前苏联官方口头上始终认为这个"遗嘱"是伪造的,然而却在行动上不断证明它是真实的。英国历史学家凯利指出:"不管遗嘱是否可靠,它本身就饶有趣味,因为其中包含了近两百年来俄国一直在公然无忌地加以贯彻的行动原则。"论证彼得遗嘱的真伪问题是历史学家的事情,这里只是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战嘲思维延续性的规律。

对于《彼得一世遗嘱》,我们试作如下概括和分析:

(彼得一世遗嘱)分析简表

一、哲学依据俄国向西、向东扩张"是命定周期性运动"。

二、战备要求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以战继和,以和继战。

三、战略方向①沿波罗的海向北扩张。②沿黑海向南扩张。③突进波斯湾。

四、战略目标①分割波兰。②占领瑞典国土、肢解瑞典。③迫近君士坦丁堡,征服土耳其。④灭亡波斯。⑤迫近印度。⑥制服和消灭维也纳朝廷。⑦征服法国。⑧征服日耳曼。⑨最后征服欧洲。

五、策略运用①联合日耳曼:A.久参与有关日耳曼事务和讨论;B.与日耳曼王室联姻。②与英格兰结盟通商。

在上述计划中,彼得一世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北方和南方获得出海口,这意味着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扩张。彼得在世时连年征战,为的就是夺取出海口。从彼得时期欧洲政治地图的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到,彼得扩张的主要方向在波罗的海沿岸,并且通过对瑞典的长达21年之久的战争终于达到了目的。要取得世界霸权就必须获得可靠的出海口,进而控制海洋,彼得的计划所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甚至在彼得之后的拿破仑也不能与之相比。拿破仑称霸世界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没有明确的长期战略方案,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结果最终被反法同盟打败了,法国没有从拿破仑的扩张中得到任何战略利益。马克思曾经这样评价彼得的计划:彼得大帝"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是靠推行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仅仅靠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的。"⒇这就是说,彼得一世改变了前辈沙皇进行扩张的局部性和盲动性,把俄国推上了有计划、有预谋的扩张道路,而且他的目标是称霸欧洲,而不是只做统驭一方的诸侯。彼得一世不仅为自己的一生确定了目标,而且为继承其事业的接班人制定了一套扩张的"公式"。

从历史事实来看,彼得一世及其后继者正是按照这套公式行事的。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期,彼得一世进行了对克里木、土耳其、瑞典和波斯的战争;18世纪30到50年代,进行了进攻土耳其;瑞典和普鲁士的战争;18世纪后半期,叶卡特琳娜二世三次干涉波兰、两次入侵土耳其、一次对瑞典的战争;18世纪末年,保罗一世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19世纪初期,亚历山大一世同拿破仑争霸,远征意大利和瑞士,以及对波斯、土耳其和瑞典的扩张战争;19世纪20到50年代,尼古拉一世对波斯、土耳其的扩张战争,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以及同英法争夺土耳其"遗产"的克里木战争;19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发动入侵土耳其的战争;最后则是20世纪初期,尼古拉二世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我国义和团革命运动和侵占我东北的战争,同日本争夺我东北和朝鲜的战争,以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853年,马克思说:"让我们从俄国自彼得大帝那时起抢夺领土的许多事实当中举几件材料罢。俄国边界向外伸展的情况是:

往柏林、德勒斯顿和维也纳方向伸展…………………约700英里

往君士坦丁堡方向………………………………………约630英里

往斯德哥尔摩方向………………………………………约630英里

往德黑兰方向…………………………………………约1000英里

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屑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

在马克思作了这个计算之后,俄国的扩张还在按照彼得一世的计划继续着,而且在这个计算中没有把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包括在内。在东方,彼得一世遗嘱的精神同样在扩张中体现。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但17世纪以来,特别是1840年以后,俄国侵略势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不断蚕食我国东北、西北边疆,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主要有1858年通过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60年《北京条约》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新疆西北部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5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新疆西北部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以上还没有把1911年中俄《满洲里公约》和1914年侵占中国唐努乌梁海东部地区(17万平方公里),以及19世纪末俄、英两国所侵占的中国帕米尔地区等计算在内。总的来看,俄国在沙皇统治的300年中,扩张领土的速度是惊人的。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时,俄国版图大约为280万平方公里,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版图已扩大到2200多万平方公里,增大了7.8倍。

前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中向全球扩张。1979年苏军出兵占领阿富汗,使其成为苏联的附庸和南下印度洋的前进基地。这样,距离彼得一世的战略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210公里,距印度洋不到500公里。这对已具有高度现代化快速输送工具和战斗装备的苏军来说,不过是几小时到几十小时的路程了。只不过这个计划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半途而废了。

1992年,俄罗斯政治家、自由主席弗拉基米尔。沃里弗维奇·日里诺夫斯基发表了一个名为《向南方的最后冲刺》的自传。这本书的出版曾经导致俄罗斯司法部门就它是否属于煽动战争和种族仇恨情绪而提出质询,并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书中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联想到200多年前彼得一世的计划。书中公然宣称,向南方的最后冲刺就是“俄罗斯军队向印度洋和地中海沿岸进军”,“在到印度洋沿岸的这个新的空间内,所有的人,包括土耳其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希腊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及其他信仰各种宗教的数十个民族,都将讲俄语。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将是共同的祖国,即南起印度洋,北到北冰洋的广阔无限的俄罗斯”。还说“俄罗斯应有印度洋出海口。这不是我个人的意志,而是俄罗斯的无法抗拒的、必然的命运。这就是地缘政治”。“当年在阿富汗的是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红军,如果当时执行的是沙皇的对外政策,一切问题早就解决了。”他还在公开场合说过:“历史证明,俄罗斯在欧洲的最佳盟友应该是德国,如果早就结盟,我们可避免两场世界大战。俄罗斯需要对付的是法国。”这里无意评论日里诺夫斯基的为人,以及他的言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上层的政治意图及其未来的政治走向,只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言论的历史逻辑与彼得一世遗嘱的确是一脉相承的。它并不是新的发现,而是上两个世纪俄罗斯政治历史的回声,是战略思想文化的“返祖”现象,在当今的世界,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总体上说,现代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是在发展和进步的,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准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建立睦邻友好国家地带”,“与欧洲和亚洲建立平衡关系”,与国际社会建立“真正广泛平等的合作。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将摈弃原苏联操纵他国的做法,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并强调“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俄罗斯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两种伟大文明的交汇还将为整个人类开辟广阔的前景。”特别是1996年4月25日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尽管在俄罗斯仍然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地方主义的排华等思潮,但不代表主流,更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久加诺夫说,俄罗斯“应尽量避免在地缘政治上犯三大错误:(1)与乌克兰的争端引起斯拉夫民族的进一步分裂;(2)因车臣事件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战争;(3)与中国发生冲突。”这是现代俄罗斯理智的、建设性的战略思维的代表。它是对17世纪以来彼得一世战略思维的否定,宣告旧俄罗斯传统的扩张战略思维正在走向终结。普京上台后,虽然继承叶利钦外交的基本框架,但在总结俄罗斯几百年外交史成败荣辱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国家战略,明确以国家经济利益定位,在认同本身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大国,维持战略平衡。倡导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团结的新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它注定要转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走上国家复兴的道路。

(六)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国先驱者,他们具有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的后继者又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灭绝政策和蓄奴贩奴的罪恶勾当。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两种传统的基础上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创造者”自居,试图把一个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这种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受到比美国文明要悠久得多的东方文明的抵制。西方许多国家也不愿意采纳只符合美国本身利益的观点和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区格局的形成和稳定为前提,而地区格局则以地区经济和文化为重要基础。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们之间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那种企图以自己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标准,统一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甚至强迫人家接受,这就是典型的强权政治以及体现强权政治的战略文化。它必然要和坚持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战略文化相碰撞。这种碰撞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其本质是强权战略与捍卫的碰撞。“文明冲突论”容易把个别事件、局部冲突误导为民族与宗教间的冲突。这是十分危险的。

美国的战略文化缺少悠久的历史哲学传统,但有着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几次战争大大扩展版图,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把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经历,从而使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负,富于创造性、开拓性和重技术,但同时也富于进攻性、随意性和重自我。没有历史文化包袱、也没有这种严肃感,说话可以不算数,可以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在许多情况下对别国的态度不是基于对别国的了解,而是基于对别国的无知。因而美国经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别国历史文化的情况下,莽撞地介入别国事务。无怪乎有人评论说,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美国可算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民族……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几乎都毫无历史意识。美国人对于任何问题都惯于采取个别的解决而很少能作全盘的考虑。”“美国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急功好利的民族,缺乏远大眼光,常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毛病。”这个评论是耐人寻味的。美国难以推行有效的世界战略,其原因不仅来自美国经济和军事方面,而且来自政策和文化方面。从战略文化角度看,从美国人民的安全和长远利益看,美国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冷战后期国际战略的一大创造,是“战略误导”。这是和平时期最高级的冷战形态。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战略误导提出更加有力的技术支持。战略误导带有目标明确、长期经营、全面实施,多个方向并进的特点,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与文化等手段,采取正面对抗与侧翼迂回相结合、威慑与利诱相结合,使国际竞争对手在战略判断和国家发展政策上都出现失误,以达到逐渐消耗、削弱和涣散对方,最终使其自行瓦解的目的。美国一位著名作家披露说:“撇开美国的政策来探讨苏联的崩溃,就如同侦破一起突然、意外和神秘的死亡案件时,不追究谋杀的可能性”。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苏联内部,但是被美国战略误导是其解体的外部原因和沉痛教训。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有敌国外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陷入盲目性,不自觉地接受了对方的战略误导,最后败了、垮了还不知道怎么败的和垮的。苏联的解体便有这个教训。1978年,由美国斯坦福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与日本合作研究,提出运用中国《孙子兵法》中的“上兵伐谋”的对苏新战略,认为美国搞“报复反应”战略,其打击目标是中心城市,属于“攻城”下策。这种战略除了消极的核僵持之外,几乎“停止了‘谋攻’的思考”。所以,斯坦福负责人福斯特等人建议美国放弃“攻城”式的核报复战略,实践“上兵伐谋”的最高命题即:把“瓦解苏联这个世界最大殖民帝国”作为“共同战略目标”核战略矛头对准“帝国结构战略重心”即俄罗斯联邦;区别对待东欧卫星国、巴尔干诸国、高加索、亚洲部分各非俄罗斯民族,扩大离心倾向,分裂“苏联帝国”。而苏联当时的战略,恰恰帮助了美国上述战略的实现。苏联在七十年代后期,发动全球战略攻势。美国则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美国当时并没有打算、也没有技术能力实现这个计划),诱导苏联进行军备竞赛,使苏联每年增加4%的军费,预计到90年代,其军费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苏联的经济必然崩溃。1980年初,里根政府正式启动了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通过盟国并利用多种方式进行的无声战争”。

“这项战略瞄准苏联体制的核心,还包括以下方针:——向波兰团结工会秘密提供财政、情报和后勤支援,保证反对派运动能够在苏联帝国的中心地带生存下来。

——向阿富汗抵抗分子提供相当数量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并接济圣战者武装,让他们把战火扩大到苏联境内。

——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压低油价和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

——开展巧妙、周密的心理战,加剧苏联领导层的犹豫和疑虑。

——开展包括秘密外交在内的全球活动,严格限制苏联获得西方

——广泛散布虚假的技术信息,扰乱苏联的经济。

——迅猛扩充高技术军备,严重加剧苏联经济困难和资源危

当然,苏联的解体最主要的是其内部原因,并且有复杂的历史因果联系和现实的政治错误。但也不可否认,被战略对手所误导,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超级大国在海湾地区的作为,也有战略误导的成分。据美国前司法部长拉齐姆·克拉克披露:1980年,在中东的美国盟友的敦促下,伊拉克的萨达姆接受了美国有关人士的建议,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克拉克引证某权威人士的话说:“我们应避免使任何一方获胜”,“希望他们互相残杀”,以避免出现地区强国。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紧急战争计划就以伊拉克为作战对象了,并于1990年进行至少四次军事演习。而此时萨达姆正实行4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连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巴格达不会故意挑起和任何人的军事对抗。和平在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对它来说最为有利”,“石油收入可以使其在经济上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伊拉克基本上将奉行不侵略的战略”。克拉克的书中说,为制造一场危机,使美国的军事干预合法化,五角大楼开始挑拨伊科关系,行动策动笠威特对伊拉克发动“经济战争”,提高石油配额。而当伊拉克在科威特边界集结军队时,美国大使格拉斯皮向萨达姆表示,“我们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没有意见。”之后,她又接到国务院的电报,指示她重申美国在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中“没有立场”。19叨年7月3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勒在众议院听证会上肯定了“我们没有条约义务促使我们使用美国军队”的质询。这就向伊拉克发出了最后的误导信号。两天后,伊拉克在明白无误地确信美国不会干预的情况下,入侵了科威特。于是美国就大举出兵。如果拉齐姆·克拉克披露的情况属实,那么海湾战争就不仅具有高技术的特点,而且具有战略误导的特点。只不过是高技术战争的特点被竭力宣扬甚至夸大了(如巡航导弹和爱国者导弹的威力,可以说它们兼有精确打击和心理战的双重目的),而战略误导的特点则被尽量缩小罢了。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文化医院文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规划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蓝图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目标。医院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起着引导价值观念,继承文化成果,整合医院资源,陶冶医生情操,提高人文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可见,构建和谐的医院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应有之意。

一、正确把握医院文化的本质

所谓文化,简单地说就是“人化”。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定的群体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一所医院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也有自己的文化——即医院文化。医院文化是以医患活动为主体,以医院精神为底蕴,由医院员工、患者共同创造和享有的群体文化,是医患群体中通行的规范准则、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是一所医院综合素质的体现。从结构上看,医院文化包括三个层次。

1、物质文化。它是医院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外在物化形式的总称,是医院文化建设的前提和条件,是精神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载体,是医院文化的外在标记,是其表层文化,它包括医院环境布局、建筑雕塑风格、图书资料、医院绿化美化、环境卫生、文化设施和文化网格,还包括医院的标志如院徽、院歌、院训、院旗、院牌等。物质文化的建设及管理水平直接反映出医院的服务水平。因此,医院文化建设应从创建优美医院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文化入手。

2、制度和方式文化。它包括医院的管理体制、组织机构及其职能、服务内容、行为规范、规章制度,以及相应地体现于人际关系中的主体的生活、行为、消费方式等,还包括非正式群体的活动制度和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医院工作的有章、有序和有效,先用制度强化,而后用情境来内化。

3、精神文化。它是医院长期创造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它是医院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由医院的院风加以体现,是医患共享的价值观、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文化传统、集体舆论以及各种认同的文化意识。

二、医院文化的功能

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服务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医院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价值。

1、医院文化的导向功能。目前,在医院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些医生医德意识削弱,服务意识淡漠,把医疗服务视为商品,把个人拥有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无利不医;有的把个人利益得失看得很重,容不得吃一点亏,遇到好处争着向上伸手要,涉及奖金分配、职称晋升、增资调级等切身利益争持不下;有的认为医院发展只是管理者的事,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碌碌无为,不求进取;有的习惯安定舒适、没有压力的工作,不愿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要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就必须依靠医院文化建设来加以正确引导。我们要充分利用一切手段,通过媒体、电台、宣传栏等舆论阵地,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帮助广大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广大医务工作者能够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能够正确对待外面世界的诱惑。和谐的医院文化能够引导医务工作者参加医院文化活动,陶冶他们的情操,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思想得到净化、心灵得到洗礼,提高理论修养与辨别能力。

2、医院文化的凝聚功能。医院文化的凝聚功能是伴随着导向功能而产生的。它能够凝聚职工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人类需要层次理论,要激发人的心理内在诱因去努力提高绩效,就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去满足员工不同层次的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宽容、和谐的医院文化能够为广大医务工作者实现上述需要提供文化氛围,员工自我实现的潜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积极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医院文化,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实现自我,在提升自我中感受到医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日常的诊疗服务工作中自觉成为医院文化倡导者、建设者、宣传者和传播者,提高整体战斗力。

3、医院文化的服务功能。和谐的医院文化服务于打造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医院是一个技术、知识、人才密集型的实体,它是通过各种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各类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来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特殊行业。医疗资源可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基础的医疗物质资源;一类是以人才为基础的医疗技术资源;另一类则是以思想、文化建设为基础的伦理价值资源。三者的整合转化为医疗资本,构成医院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体现了医院技术专业化的竞争力。优良的医院文化建设有助于构建医院核心竞争力,通过发挥医生个体发展、发挥群体效应,真正形成“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药、药有专方、人有专长”的良性循环体系,营造医院核心竞争力。

三、对医院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1、切实加强对医院文化建设的领导

长期以来,医院更注重物质建设,没有从根本上重视医生和患者的需要,以人为本说的多而做的少;医院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受物欲和利益的驱使,使许多人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辨别真善美的能力。所以要搞好医院文化建设,必须加强领导,使全体医务工作者形成价值认同,聚合成一致的理念、追求,以及对医院目标的共识。医院党委要把医院文化建设提到塑造医务工作者灵魂精神的高度来重视,要把医院文化当作核心竞争力来抓:(1)应把医院文化建设纳入医院建设的整体规划。医院党委应将文化建设作为医院建设的总体任务之一,既要制定长远的规划,又要明确近期的目标,使医院文化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2)要建立健全医院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医院可以建立健全由主要领导参与的医院文化建设领导小组或相关文化活动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医院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不同时期的实施方案。还可以设立医院文化工作委员会等专门的医院文化组织机构,具体组织医务工作者开展医院文化活动。(3)要加强对医院文化活动的具体指导。要发挥党、政、工、团等组织各自的作用,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浓郁丰厚的医院文化的精神氛围,需要依靠广大医务工作者整体努力,那种认为医院文化建设只是管理部门的责任的狭义意识,正是目前医院文化建设普遍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也是阻碍医院文化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只有医院领导者以及全体医务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医院文化建设应负有的责任,医院文化才能出现整体效应。

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骨干队伍

医院要在医务工作者中发现和培养医院文化工作的骨干,尤其要发挥广大医生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医生是医院文化的引导者、组织者,本身又是建设者,在医院文化形成中起着一种示范、表率、组织作用,是医院文化不可缺少的主体。目前,在医院文化活动开展的过程中,组织者往往是医院党政部门,参与者往往也是医院行政工作人员。所以,要建设和谐医院,建设高品位的医院文化,医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缺少了医生的参与,医院文化的水平是不可能上层次的,和谐医院的建设也是空想。为此,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1)医院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民主。医院文化是以医生为代表的广大医务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必须发扬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医生在建设医院文化的主体作用。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扬民主,不仅要增大医院重大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医生与医院领导联系的畅通渠道,增强医务工作者的主人公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而且在组织管理上也要充分相信广大医务工作者。(2)要采取措施,积极开展各种培训工作,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医院要避免因人员素质不够而导致医院文化建设或流于形式,或者仅停留在浅层次上,缺乏创新,或者“急功近利临时安排多,长远规划战略考虑少”,“节目文化活动多,平时文化活动少”。

3、科学规划,扎实推进,全面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医院文化的建设还应遵从医院文化规律,循序渐进。具体来说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入手:

(1)抓好硬件,创造宜人的物质文化。医院的硬件建设是基础,是依托,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大到整个医院内建筑的宏观规划与设计,医院环境的整体绿化、美化和净化,小到院牌的制作、信封的设计、院徽图案的构思等。医院建设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实现医院生态化,构建集绿化、美化、净化、园林化为一体,融医院、公园、乐园、家园于一身的育人环境,既注意借助地形地貌保护生态环境,又精心规划设计,形成功能配套;既具有恢弘气势,体现医院的崇高,又赋予人文底蕴,发挥“教化效应”,“让每一面墙壁都在向医生说话”。医院布局和绿化本身就是一本教材,就是一张名片,一定会对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

(2)建章立制,创造和谐的制度文化。医院制度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保障,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制度文化体系,才能保障医院文化体系,才能保障医院文化的正常有序地发展。医院制度文化既有柔性的也有刚性的。柔性的包括医院长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医患之间惯常的互尊互爱礼仪习惯,刚性的包括成文或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前者是医院发展过程中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而成;后者是在医院为适应服务患者专门通过特定程序制定的。所以医院的制度文化不仅规范着人们的工作方法、作风、效率,还规范着人们的习惯和意志。就管理文化而言,制度是形成医院文化的“定型器”。要构建具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医院群体文化,就必须建立一整套科学规范的体现医院服务目标、服务理念、环境规划、管理模式个性特征的规章制度。

(3)重精神,突出精神文化的核心地位。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表现为医院人多年积累沉积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医院精神是医院文化的灵魂与象征,是一个医院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一所医院院风的集中体现。医院物质文化建设的目的应该是使它成为承担精神文化的载体,建设物质文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离了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单纯的物质文化建设就失去了文化建设的意义,医院文化建设也就只能流于形式。一个精神文化荒芜的民族绝对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个医院文化粗浅的医院也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医院。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建设决定了医院文化的品位和风格,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部分。因此,必须从医院服务思想、服务目标、管理理念、专业特色追求、医院传统等方面构筑独具魅力的医院精神。

参考文献:

[1]顾德光.论和谐校园中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黑龙江史志[J],2008,(3/4):114-115.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3篇

《汉书•郦食其传》:“郦生自匿监门,待主然后出,犹不免鼎镬。”由此亦可知鼎的体积之大。“鼎镬”之刑又言“汤镬”、“镬烹”,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生死之。”《汉书•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二是用来盛放煮好的肉食,叫“升鼎”或“正鼎”。三是在肉食中放有佐料的鼎,叫“羞鼎”或“陪鼎”。升鼎太牢九鼎、七鼎,配羞鼎三;升鼎少牢五鼎,配羞鼎二;升鼎少牢三鼎或一鼎,配羞鼎一。《仪礼•聘礼》:“宰夫朝服设飧: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东,鼎七。”又“饔,饪一牢,鼎九,设于西阶前;陪鼎当内廉,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左传•昭公五年》:“宴有好货,飧有陪鼎,入有郊劳,出有赠贿,礼之至也。”“鼎”的第二个用途是作为礼器,置于宗庙,用来铭功记德。《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又《曾子问》:“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相传夏禹铸九鼎,“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以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又因“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文献记载说明了夏、商、周几个王朝政权的更替,是以夺得了前代的鼎为象征的。因为鼎是传国之重器,于是后代便以“鼎”来指代王位或国家政权。唐李庾《东都赋》:“权与势移,运随鼎去,从古如斯,谓之何如?”用“鼎命”来指帝位,《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时齐王辅政,四海属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怀异图。”用“鼎运”来指国运,《宋书•武帝纪》:“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旧唐书•音乐志•享太庙乐章》:“基我鼎运,于万斯年。”“鼎祚”亦言国运,《宋书•谢灵运传》:“至如昏祲蔽景,鼎祚倾基,黍离有叹,鸿雁无期。”《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光武雄略纬天,慷慨下国,……休祉盛于两京,鼎祚隆于四百。”“鼎业”则指帝王之业,《梁书•武帝纪》:“三光再沉,七庙如缀,鼎业既移,含识知泯。”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权势式微,秦、齐、楚三个大国都曾图谋夺取九鼎,以继承周天子之位。《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三代以九鼎为传国之宝,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有取周室而代之之意。后遂以“问鼎”为图谋篡夺王位。《晋书•王敦传》:“有问鼎之心,帝畏而恶之。”又《赫连勃勃载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

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商周时期,鼎成了统治阶级等级制度的标志。最明显的是西周的列鼎制度。严格的列鼎指的是一组鼎形制和纹饰相同或相近,大小依次递减。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出土的五件圆鼎即属于严格的列鼎。据文献记载,西周天子用九鼎,分别盛放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用七鼎,与天子比,无鲜鱼、鲜腊。卿大夫用五鼎,分别盛放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放豕、鱼、腊,也有用一鼎的,只盛放豕。(《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迄今为止,出土九鼎的西周墓尚未发现,出土七鼎成列的有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五鼎成列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三鼎成列的有长安普渡村西周墓,出土一鼎的有陕西岐山贺家村五号墓等。到了东周以后,礼崩乐坏,列鼎制度便渐趋消亡。如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个鼎,这是诸侯僭越了天子之礼。这一时期甚至一些平民百姓墓葬内也有用仿铜陶鼎来随葬的。

由于“鼎”的形制特点及其在礼器中的地位,使之产生了诸多引申义,并组成许多新词。因为鼎为国家之重器,有三足,故以之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鼎臣”指三公重臣,《晋书•汝南王亮等传序》:“纵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虽或颠沛,未至土崩。”又称“鼎辅”,《后汉书•朱浮传》:“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弟林,少无名望,虽姻族犹多轻之,而琰常曰:‘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终必远至。’琢郡孙礼、卢毓始入军府,琰又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消;皆公才也。’后林、礼、毓咸至鼎辅。”又称“鼎司”,《后汉书•谢夷吾传》:“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

因为鼎有三足,因以比喻三方并峙之形势。或言“鼎足”,《史记•淮阴侯列传》:“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或言“鼎立”,《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近者汉之衰末,三家鼎立。”或言“鼎峙”,《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又因为鼎乃豪门贵族之食器,所以“鼎食”指贵族的奢华生活。《墨子•七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后“五”疑为“三”)或言“钟鸣鼎食”,王勃《滕王阁序》:“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人类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传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一,强调文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二,强调传播对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介绍、研究跨文化传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和外语领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指出,“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是中国学者研究跨文化传播常用路径,“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创新性视角的缺乏,的确是导致此领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条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

1典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互相参照”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跟人类所有的传播现象一样,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国家、民族”和“市场”的双重介入,国家之问、民族之间、阶级之问乃至性别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弱势文化的萎缩,文化霸权正在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及其影响。

在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殖民主义”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视角。的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为探讨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角度。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义视角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义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括了许多民族情绪: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泛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难免会导致研究者在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向的交流传播时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也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而涉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时则变得无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后殖民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不能作为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视角。

考察跨文化传播应具有世界眼光。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分歧与辩论,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中心——边缘”模式认识世界各种文化现象,而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跨文化传播的精髓所在。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跨文化传播在21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多种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时代、各种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共同进步的时代、人类新文化交汇与整合的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这一变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而近几年来社会科学中地方性知识研究,顺应世界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知识、文化的传统看法,尽管这一成果主要分布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但是无疑打开了我们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面笔者将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探索式的阐述。

2地方性知识视角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21世纪跨文化传播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到底表现在哪里?要解开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回归到地方性知识提出的背景与含义当中。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根据学者叶舒宪的概括,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普遍主义者相信能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而历史特殊主义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以回应随结构主义兴起的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背景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是地方性知识出现的学术背景的话,那么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则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归纳,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知识的两极是西方以外的知识与西方知识,也就是知识的一端是西方知识,另一段则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识。二是地方性知识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此处所指的地方性知识有两个纬度:当代可能不总起作用的知识和在当地起作用的知识。三是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识。

由此看来,跨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有相通之处,首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否定了西方应当主导世界文化格局的观念,认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是构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态度,尊重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传播当中我们应当注重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语境。

那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当一方在对话时将自己的知识普遍化时,造成了对话各方文化的紧张。尤其当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势必会产生文化相遇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先在性的问题,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识由于处于保守的境况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守势状态,最终被强势文化所占据。我们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化之所以就此具有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是因为西方文化凸显出“现代”特质。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导致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使得某些在其存在的地域起作用的知识演变为一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按照学者任剑涛的解释,这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一方面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识所掩盖;另一方面,成为绝对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即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仅仅被列为人类学的对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在说明知识的产生、形成、传递,以及辩护的情境均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化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文化传播中去,就会发现,文化传播的内容正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

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如果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就不难理解上述传播现象。

3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译书业为对象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象征人类学与阐释学,强调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如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则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相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被传统认可(误认)成了惟一标准的和普遍性的。用吉尔兹的话说,知识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

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美国学者柯文总结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一反映模式”;二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在批判上述三种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观点,具体方法原则是:“(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的历史)的撰写;(4)热忱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瑚这种内部取向(internalapproach)的研究方法考虑到了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影响在不断加强。正如柯文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陆续将地方性知识观念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经学、政治何宗族——中国帝国万亲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艾尔曼)、《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州文化”观的形成》(程美宝)、《儒学的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

以地方性知识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分析视角可用于晚清译书业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l8跨文化传播倚重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中介,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度编码上。以地方性知识角度考察这晚清译书业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式——笔者称之为跨语际传播,对其含义的把握应根据与近代翻译史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要素。

晚清译书业关涉中西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由压抑了并贯穿于东西地方性知识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跨语际传播。探讨晚清译书业的发生、发展就是要探讨文本、词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中国地方性知识和话语情境中被移植、再现并取得合法性权威地位的历史。晚清之时,中西方原本隔绝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中国相遇,猛然问在中国地方性知识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因此,对“他者”的考量,就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和他者的起点,而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西方译本上的。当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词语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现”和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的。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中西方这两种性质相异地方性知识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知识,依然固守“华夷格局”,它要求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学说框架原则下,同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而西方知识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将其价值观念普遍化。两种具有普遍化的知识的相遇呈现出权力的不对称,这便是晚清译书业所处的情境。

依据地方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晚清译书看成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旅行”。这场旅行在近代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译书业存在着出发点,或者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此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如晚清对译书业的认可是通过荒谬的“西学中源说”。其次,中西方知识的通约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使得一方的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并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用易经中的“天演”一词对接了西方的“进化”一词。第三,存在着一些接受的条件,或者是抵抗的条件,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同时也使得对这种理论和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正是越过上述的时间和空间,晚清译书业这一跨语际传播在遭受了抵抗和批判之后,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话语被作为“事实”来表征着某种思想或理论,它们作为新的话语权力,直接对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生效应并施加影响。随着文本、语言的话语权力在译人语中得以确立,所有的表述也就被当作“事实”来接受了。

4余论: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性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在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文化特征时,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内部的结构和内涵,而且还要将这种内涵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必须从两种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人手。

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1)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所谓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有着颠覆作用。吉尔兹曾讽刺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告诫人们道: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本来就不能像物理现象那样用机械的因果模式去处理。

这样看来,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当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权和媒介帝国主义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现状的。

那么,我们在反对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权力是不是等于在说向西方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对此解释已显无力,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下的地方性知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一种哲学规范性意义上的概念,指的是知识的本性就具有地方性,特别是科学知识的地方性,而不是专指产生于非西方地域的知识。其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orstatus),诸如特定文化、价值观、利益和由此造成的立场和视域,等等。¨所谓的普遍性知识是一种虚构,一种理想。看似普遍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经过标准化过程导致的表面的普遍性。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5篇

酒店文化,是中外宾客在酒店中感受到的文化的总和,是企业文化在酒店行业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以饭店经营理念和饭店精神为核心,以特色经营为基础,以标记性文化载体和超前产品为形式,在对员工、客人及社区公众的人文关怀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思维模式的总和”,是酒店在为社会提供各种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统一体。

酒店文化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其结构层次的划分,学者们有的将其分为物质、行为(制度)、精神三个层次,也有的将其分为四个层次,即表层物质文化、浅层行为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核心层精神文化,其中“表层物质文化,包括饭店员工的风貌、酒店景观、饭店用品和产品文化,它是饭店文化的外资表现;浅层行为文化,主要包括员工礼仪、饭店的经营活动、教育活动和文体活动;中层制度文化,主要包括规章制度、企业制度、领导制度和组织机构;核心层精神文化,包括员工文化素质、核心理念、管理思想、思想模式”等。

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管是三层,还是四层的结构体系,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四个层次的划分相对有序而细致地区分了酒店文化由表及里的内涵,在酒店文化概念的这四个层面中,以员工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人本内涵,贯穿着酒店文化的表象及内核,成为最为核心的内涵。酒店员工是酒店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饭店的主体服务力量,他们既是酒店文化建设的客体对象,同时也是酒店文化建设的主体实施者,是酒店形象与价值的体现,是酒店文化的灵魂。

二、以人为本的酒店企业文化特质

1.酒店管理者强烈的人本思想

“员工第一”的思想理念是成功酒店的企业文化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质。对于酒店管理者而言,在思想意识里明白:我们不能单单要求我们的员工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要想顾客满意,只有酒店内部的员工满意了,他们才会竭诚为顾客提供“五星级服务”。

2.人才是酒店最宝贵的资源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酒店的竞争即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酒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源。酒店管理者要爱才、识才、容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酒店有了一流的人才,才能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以人为本的酒店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没有满意的员工就没有满意的顾客”,是成功酒店管理者的共识。

3.人性化的酒店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理论,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思考和分析企业的运行,把企业管理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把企业管理从技术、经济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人性化的文化管理被视为酒店管理的最高境界。

酒店人性化的文化管理,在酒店形成一种有利于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挖掘员工潜力的民主、自由的气氛,让员工生活在轻松、和谐、愉快的环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员工更容易表现出难以置信的良好精神状态,赢得顾客的高度满意。

三、建设“以人为本”酒店文化的措施

1.积极合作,培养员工团队精神

酒店文化是一种文化氛围、道德氛围和工作氛围,对于员工而言就如同作物良好的土壤,它能够提高员工的积极主动性,加强员工的合作精神,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增强酒店的凝聚力。每一位员工进入这个氛围里很自然地会受到熏陶和教化,产生一种从善如流的心态,发自内心遵从它﹑喜欢它,并以它为楷模和标准来自觉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给人一种潜在的动力,催人奋进。大家团结协作,并自觉通过努力向顾客提供最佳服务。

2.尊重员工,营造快乐工作氛围

尊重是沟通的主题,而关注则是尊重的体现,快乐的工作氛围不仅能够使员工的服务态度更加热情,也能够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北京香格里拉饭店非常重视员工感受,认为“一切从人做起”是提供良好服务的保障。香格里拉有非常的漂亮员工区,餐厅豪华、时尚,而且带有文化气息,还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香格人家”。这看上去不像是员工餐厅,很像是待客区的艺术餐厅。总经理认为:优雅舒适的环境,可以使北京香格里拉饭店的员工每天都能在一个极其愉悦轻松的环境中开始一天的工作。这一点正是他和饭店管理层的追求所在。

3.信任员工,给予员工充分授权

古语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员工授权,让他们放开手脚自主地完成工作任务,尽情地把工作才能发挥好,这是对酒店员工信任的最好诠释。如果员工在服务中需要层层汇报才能解决问题,一会影响工作效率,二会影响员工的情绪,抑制员工解决问题能力和创造力的发挥。

里兹•卡尔顿的首席执行官霍斯特•舒尔茨先生坚信员工的重要性,他表示应把更多的权利下放给员工。饭店规定所有员工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都可以使用高达2000美元的金额来处理顾客投诉和纠正错误。这一权利下放的做法是对员工充分的信任,给予了员工极大的工作积极性。

4.多元培训,提供员工发展空间

培训员工是建设以人为本的酒店文化的关键环节。多元化地培训员工,可以增强酒店员工服务过程中的信心,使员工面对任何情形都能得心应手。理性的员工总会挑选那些能资助自己终身学习、给予各种培训,从而促使自己事业发展的工作氛围的企业。对一线员工认真选拔和良好培训,给予他们解决顾客问题的自由,奖励他们良好的表现,甚至是给予确保完成任务的责任,都能使他们产生高度的自信和满意度。

通过多元的培训,员工可以掌握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随着他们的能力提高,管理者就可以把一些责任和做决定的权力下放给一线员工,使他们感受到自身的发展和提高,进而感受到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参考文献:

[1]赵志磊李华.饭店文化[M].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4.

[2]吴萍,苏勤.饭店文化的构成特征及其管理功效[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5(4).

[3]孙丽霞.饭店文化建设的误区及其解决思路[J].商业经济,2007,(2):56.

[4]高建华.重塑低迷期的文化土壤[J].销售与市场(营销版),2009.3.

【摘要】以人为本是酒店文化的核心内涵,成功的酒店管理也都以人性化的文化管理为其主要特质。酒店文化不仅是酒店在激烈竞争中的制胜法宝,更是酒店特色经营、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酒店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以员工为中心,是酒店文化建设中核心任务。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6篇

“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是法兰克福学派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一个核心概念。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回忆道:193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启蒙时期辩证法》的草稿中,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一开始就排除与它的鼓吹者相一致的那种解释:这里有点像从大众本身自发产生的文化问题,即现代大众艺术形式的问题。文化工业必定和后者有别。”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标准化。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劳动大众成为满足文化工业倾销需要的标准化的消费者,成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资本增值的机器上的齿轮。(2)麻醉性。文化工业以娱乐的和享受满足大众的虚假需要,把在现实中不幸的人引向虚幻的美好世界中去,麻醉了大众的思考和反抗的神经。“文化工业是从上到下强加给大众,表面上看,把大众款待得仿佛专为他们量身制作,实际上是在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④

在考察美国发达的传播产业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移回欧洲以后,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逐渐被本土化(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伴随着欧洲传播产业的逐渐发达和私有化。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工业”也逐渐消解了它的批判性本质,并逐渐进入欧洲各国政府的文化政策。80年代,欧洲委员会使用“内涵工业”一词来概括文化产业的本质特性。1997年,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随即举起文化产业的旗帜,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将其称为“创意产业”。在法国,虽然依然使用“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影响的式微,其批判性已逐渐被人淡忘了。而在亚洲,目前的日本,文化产业被统称为娱乐观光业;在韩国,文化立国的思路使得“韩流”滚滚。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晚期,我国就有了“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说法。虽然一度出现过对与其相关的一些表述如“传媒产业”、“媒介产业化”等概念的质疑与争论(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但如今,“文化产业”已是众口铄金,并成为了铁定的文化政策。“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概念随着批判学派的著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起知识界的重视;到了90年代,它又是在对宣传体制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抗争中进入中国主流知识界的语境并被很快被消解、生成为为“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的,顺应了当时的新闻改革和传媒市场化进程。“文化工业”进入中国,它的批判性被中国的语境收编了。到了本世纪初,“文化工业”的批判性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而又显现出必要性来。因为,现实给了我们当头棒喝。而在“于丹现象”中,在电视中快餐式地解读经典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等),不就是一种“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吗!?“于丹现象”中的“沙发土豆”,不就是标准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中的被麻醉了的受众吗!?虽然“文化工业”概念产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但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实践着市场经济,传媒经受着市场化的改革,文化经历着市场化的转型,传媒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其规模与方式,与上世纪中期前的美国的文化生产相比,“‘工业’化”的程度毫不逊色。在当下的中国,文化正在而且日益迅猛地“工业”着。不只是电视,还包括报纸、广播、网络等各类媒体,都在寻求着、实践着一种“文化‘工业’化”的模式,快乐的主题主打着传媒的生产与消费,娱乐风行,类型化的娱乐不断克隆。受众日益为这样的“文化工业”笼罩住了。

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一本很快引起轰动的著作——《单向度的人》。他认为,大众媒介“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它们提供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⑤但却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单向度思想是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的。”⑥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只有一个面向,没有第二个向度,即只有肯定、认同和顺从现状的面向,而没有否定、批判、超越现状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面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落回到当下的中国受众时,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也已经“单向度”了。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文化产品和传媒产品的接受中,一部分受众终于完成了“单向度”的转型——更愿意在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喧嚣中不需要思考地接受文化产品,而这种接受,是在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中进行的。这一种“我在‘文化着’”的心态,在最近的“国学热”的涌动中,体现为对文化经典的碎片式的解读与接受。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工业”笼罩中的“单向度”受众,其文化接受行为呈现为一种懵然的行为。

二、“偏好式解读”中的“生产性”受众:快乐的接受行为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解码》(简称《编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他认为,受众在解读电视文本时有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1)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即解码者认同编码者的权威,采取与编码者完全一致的立场。(2)协商立场(negotiatedposition),即观众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又强调自身的利益,采取的是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的立场。(3)反对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即解码者采取与支配意识形态相对抗的立场。相对应的,受众有三种对文本的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偏好式解读(preferredreading),那些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观众,他们使用主导意识形态的符码进行解读。在这种方式中,观众直接从文本中获取传播者想要传播的意义,即根据编码的规则来解码讯息。第二种解读方式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reading),即原则上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但同时也觉得这一解释不能完全符合自身的社会经验,于是协商,最后得出一种既部分接受主导意识形态的解释,又部分满足自己需要的解释。第三种则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reading),因其社会情境与主导意识形态相悖,解码者并不以编码者的规则来解读,而是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霍尔模式”揭示出了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传播者制造的文本不过是接受者“生产”意义的原料而已。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传媒的市场化进程让“受众”变成了传媒相争取的对象,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受众。受众的主体意识觉醒了。拥有了“小我”意识的受众在单向传播面前便有了“协商式解读”,甚至有时有了“对抗式解读”。

我们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价值观念多元化。但是,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沉积在民族的灵魂中。即便是不识字,不读书,也俨然有儒家文化的浸染。哥伦比亚大学“丁龙汉学讲座”纪念的那位丁龙,就是一个目不识丁而集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中国劳工。⑦对于传统文化,中国人自有一种当然的亲近情节。在价值观多方面陷入一种迷茫式困顿时,传统的意识形态便悄然登堂入室。于是,国人通过传媒对传统经典的接受,竟然暗合了霍尔的第一种解码方式——偏好式解读。但此类“生产性”受众在对于丹系列《心得》的第一种解读中,解读出的意义与于丹如出一辙。于是,于丹对经典的解读,不红都不行了!正是这种契合,使受众的阅读与解码变得快乐起来。而这种快乐,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是多么地不可多得而又带有“文化着”的气息。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也许还得加上一个状语,我们“体面地”“娱乐至死”!

三、结语

于丹的走红是因时而致,因当下的受众接受心态和趣味而致。而当下的受众,既懵然而又快乐着。当然,这个说法,不是针对所有受众的,不针对那些对大众文化还保留着一份警惕的人。而快餐化的传统文化的风行,受众的懵然和快乐的接受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动因。

注释

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转引自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页。

霍尔提出的三种受众解码立场之一。参见樊昌志、王勇、唐晓玲编著:《传播学应用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阿多诺:《文化工业的再思考》,转引自马丁·杰伊:《阿多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83页。

陆杨、著:《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1页。

马尔库塞著:《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闵良臣:《面对“于丹现象”》,《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2期,第52页。

摘要本文以“于丹现象”中受众的接受行为为例,分析了传统文化快餐化的受众动因。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文化安全策略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它既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又难免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的方式及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偏颇,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

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alturalcommunication)一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李正良、李玉平,2006)。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经历和假设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开展。跨文化传播有三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反映不同文化范畴人群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播可能性;三是前两种层面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变化,决定了文化传播中的融合和变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因此,研究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文化误解和障碍,既是现实交流的要求,也是达成良性传播的必需条件。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

文化产品的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意义偏差的必然性。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他们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反复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代表了经验与传统,因而为社会群体所共有,但符号本身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穷的世界,难免造成理解层面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线形特征让其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可能,“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施拉姆、波特,1984)。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产品要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对所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与解码。

对于文化产品的编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这一理论假说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受众被动盲从的形象。

无论是何种立场,文化产品的意义都并非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这就是说,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传播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澳洲土著居民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这一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典型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将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居民、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以及日本公民对拉斯》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方式的研究,研究中发现,在提出批评性观点方面,美国人小组远远超过了其他小组,这些美国人并未把这个节目看作是真实的抑或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显然对真正的达拉斯》与真正的好莱坞都非常熟悉。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因此,从理想的传播效果来说,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既定态度上。

对于编码、解码和认知效果这一问题,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狂野游戏”、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等等。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文化意义的生产权利始终掌握在受众的手中。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管理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保障文化安全策略

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

(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二)坚持国家文化、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利用国家,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堵”,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入侵的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之外。一是“兴”,首先在国内大力发展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稳住民族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市场。“堵”与“兴”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手段:

1.建立健全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办法或规定,这些文件在境外文化产品进入我国的管理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层次不高,覆盖面不广,调控力度也有限,不能够完全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境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国家应在宪法等国家基本大法中制定有关条文和具体的相应法律,对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规定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与完善,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而使弘扬民族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这种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的调控,即实行配额限制,国家应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境外的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是“质”的调控,即建立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制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而且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这是独立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行使自己的的正当做法。虽然各国的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各有不同,但在拒斥低级下流、暴力、色情、恐怖、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以及有损本国形象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形象、社会生活形象、民众形象、现任领导人及历届领导人形象)等方面则大体上一致,反映出各国对文明、美好的追求,以及维护本国根本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态度。无论是“量”,还是“质”的宏观调控,国家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同时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依法实施对进境文化产品的管理。

2.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的覆盖面小,管理盲区多,管理力度不足等,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百家混战”的局面,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进出境文化制品的管理体系,对包括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网络游戏、软件产品、建筑风貌、会展广告、玩具、保健用品与体育用品等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我国,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监督调控。同时,也要建立对文化制品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全国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统筹安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等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依据。

3.利用经济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1)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的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歌剧院的全年开支中,国家直接拨款占70%,省、市政府拨款占20%,剧院的门票收入只占10%,这就为政府意念的贯彻提供了经济保证。(2)实行差别税率,扶植民族文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精品的进境。例如:对以盈利为目的地组织境外通俗歌手演唱的单位经济收益,课以较高的所得税。对于高雅的外国精品文化、民族文化的演出免税或减税。(3)设立文化基金,支持民族文化艺术的生产。法国在战后几十年,国家对电影始终实行补贴,国家电影部门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人认为,如果不给予补贴,不加以限制,粗制滥造的美国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就会吞掉法国国内的影视业。

4.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的有形边界日益减弱,人民大众的自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全国民众中增强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国民素质尤为重要。著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2005)。为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比如,图书出版总量与销售总量中的进口图书与国产图书畅销之比等。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会适时启动,依法进行干预。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使人们增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那么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是信息和文化的体现,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携手合作,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和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这是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世界文化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1970年代起,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跨国的文化传播领域里,纷纷建立了地区性和跨地区性的合作组织,如“亚洲一太平洋地区新闻交换网”、“亚洲电视新闻交换网”、“东盟国家通讯社”等。“亚新网”要求:每个成员通讯社每天向该网提供l5分钟的英文电传新闻,内容以本国的要闻和经济建设为主。在电影、电视节目、音乐等文化产业,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似的特点,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这些组织对于打破西方文化产业对亚太地区的垄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在逐渐分化的全球市场中,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机构也日渐意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多样化的民族品位,不得不对其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本地的文化状况,尽管影响他们的主要是市场力量而远非对民族文化的尊重,但这在商业意义上已是势在必行。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加剧文化冲突的同时也构建了不同地域的新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的繁荣格局,让“地球村”的村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多元文化元素。当我们在感叹传播媒介、文化产品似乎都是美国的同时不要忘了美国本身就是一爪‘大熔炉”。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考察全球文化冲突与聚合,无疑比固守在各自传统的强势与弱势地位下沾沾自喜或愤愤不平更有建设意义。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8篇

为了更好地掌握大学生创业动态、需求等第一手资料,笔者对2011年宁德师范学院一至三年级2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创业相关问题的问卷调查,具体的问卷抽样方法是按照随机抽样的统计方法,以宁德师范学院各系作为样本框,从中随机抽取4个系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再从这4个系中参照年级比例进行随机抽样,因为毕业班即大三学生是大学生创业的直接人群,将大三学生作为本次调查的重点调查对象,按照大一20%、大二30%、大三50%的比例在这4个系的学生中进行随机抽样并发放问卷。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98份,有效问卷196份,问卷回收率为99%,有效问卷率为98%;同时,为了了解毕业生创业情况,笔者还针对参加创业的已毕业大学生进行个案访谈,本研究的个案访谈是建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以结构化问卷作为框架,参照问卷调查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和比例,共与20位同学进行了深入访谈。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宁德市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同大学生自主创业,赞同自主创业的占94.4%,反对的仅为5.6%;数据还显示,希望学校能提供创业实践活动的大学生为64%,希望学校提供创业能力训练的大学生为55.6%,希望学校提供创业知识培训的大学生为46%;可是,真正参加创业实践活动的大学生比例很低,仅有13.8%的大学生表示参加过创业活动。总而言之,大学生创业存在着缺少具体的创业指导和有力的创业扶持、缺乏可操作的创业实践项目、资金匮乏等问题。针对上述这些实际情况,并立足于积极响应《福建省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服务海峡西岸经济区文化建设工程指导意见》的大背景,实现宁德市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要将宁德建设为“绿色宜居的海湾城市”的目标,我们向宁德市委、市政府等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即在宁德市大学城附近规划出一片地方(占地约五十亩),创建以宁德市特色旅游文化为依托的“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旨在建立一个规模较大、实用性较强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创业搭建一个平台,为宁德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一方面提高了大学生创业能力,给大学生提供自主创业的机会,另一方面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对培育新型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起着积极作用。

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必要性、可行性

1.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必要性。首先,在宁德市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有其特殊的意义。早在2008年宁德市就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制定了《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并在规划中提出环三都澳区域是宁德区位、港口、资源优势的汇集区,宁德市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文化优势凸显。其次,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顺应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形势。将发挥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支柱作用,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次,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搭建平台,以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创业需要。从宁德市大学生自主创业发展的现状看,目前宁德地区只有福安一个主要针对农业生态发展方向的创业园,对宁德市大学生而言,只有一个创业园在数量上、地域分布和发展方向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极大的影响了宁德市大学生开展自主创业。

2.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可行性。

首先,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设想是在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快文化强省步伐,促进海峡西岸两个先行区建设,中共福建省委也提出要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恰好顺应了历史潮流。

其次,宁德市拥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这为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旅游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其发展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被誉为“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是宁德五大支柱产业中重要的一项,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宁德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这里有被誉为“海上仙都”的福鼎太姥山、“名山奇峡”之称的福安白云山、“福建第一”“华东无二”的九龙祭瀑布群、“人鱼和谐”闻名数百载的周宁鲤鱼溪、全国独有的屏南鸳鸯溪、被明永乐帝赐为“天下第一山”的宁德支提山、日本高僧空海大师入唐求法的登陆地霞浦赤岸、驰名东南亚与妈祖庙同享盛誉的古田临水宫、胜似太湖的古田翠屏湖、无尽神奇的白水洋、天然良港三都澳等著名景区,其中,白水洋、太姥山和白云山三大景区被正式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获得“宁德世界地质公园”称号。宁德寿宁、屏南等地的廊桥文化目前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宁德市还有独特的畲族文化(2006年,福建省宁德市申报的“畲族民歌”,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老区文化、红色文化、茶文化、海洋文化等资源,便捷的水、陆交通为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开展旅游业长期以来受到了宁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目前被列入宁德市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点发展产业。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宁德市优越的旅游资源,为宁德市旅游文化产业的建设添砖加瓦。

再次,高校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建设为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有效的支持。高等学校文化知识密集、文化成果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宁德师范学院作为一所具有五十多年办学历史的高等学府,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才资源,日前该校有十二个系下设五十几个专业,其学科研究领域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学院有专门的旅游系,旅游系的学生进入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具有上手快、基本素养扎实的先天条件。在大学城建立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借助宁德师范学院的文化建设资源,一则有利于为在校大学生提供创业资源上的便利条件,有利于积极营造和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氛围和环境,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具体的自主创业的活动中去;二则就近在大学城建立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有利于更好的利用高等学校的文化资源,发挥高校作为文化建设重要方面军的具体优势。如中文系的学生可创建畲族文化旅游孵化基地、旅游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可创建与旅游,涉外旅游相关的各种孵化基地,艺术系的学生可创立各种美化旅游点的孵化基地,经济管理系的学生可建立旅游管理方面的孵化基地,还可以建闽东特产一条街、闽东小吃一条街、闽东茶叶一条街、闽东海产品一条街等等,有了大学生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就可以为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插上翅膀!总之,就近在大学城建立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可以为更好的开发和利用宁德市的旅游文化资源提供支持,为在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平台上更好的发挥出高校的文化建设作用,为不断寻找新的宁德市旅游文化突破点贡献力量。

创建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设想

笔者建议在宁德师范学院附近由市委、市政府划拨一块面积约为5亩的土地,作为宁德市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活动基地,完成基本设施建设(含办公楼、活动场所、三通等)并组建专门的管理委员会(也可委托宁德师范学院)负责管理。产业园实行项目化引进、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营模式,准许入驻的主要是经营旅游产业的在校大学生团队(宁德籍及宁德师院在校生优先),旨在为他们提供创业孵化基地。

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应制定完整的管理办法、申请入驻条件、入驻程序、运作方式、服务措施等,并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就业政策,引导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以“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打造旅游创业品牌”为宗旨,借助国家和省、市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优化环境、人才、项目、资金等各种资源,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服务。在产业园中,可以邀请劳动、工商、税务、科技、金融等部门介入,可给予大学生创业培训、资金支持、项目引入、工商注册登记、税收、企业科技创新等多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通过引进著名企业及商会如浙江商会、周宁商会等来共同运作。具体设想为:1.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主要工作职责是全面负责孵化基地的管理运营,制定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管理制度,统筹规划和落实孵化基地的相关工作,聘请专家、教师、成功创业人士为学生创业公司提供各种指导,协调入驻公司与地方工商财税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对大学生实施创业培训,审批孵化基地入驻,对孵化基地内入驻公司进行监控与管理,争取创业孵化扶持资金等。2.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申办程序为入驻的孵化团体首先要提交申请入驻材料,经过管理委员会审查、专家小组审批,然后签署《孵化基地入驻协议》,最后方可入驻,孵化成熟后(一般为两年)迁出。3.产业园服务大学生创业的措施主要有创业培训、创业大赛、创业导师帮扶、无息信贷、工商注册、商标注册、法律咨询、高校合作、大学生创业园网站、旅游公司对接等。4.产业园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搭建以下五个平台:第一,大学生创业创意孵化平台,通过产业园的规定措施机制孵育出成熟的创业团队和成功的创业企业;第二,大学生创业型人才培养平台,通过产业园的引入和推荐,以SIYB创业培训、创业大赛、创业导师帮扶的方式实施创业人才培养计划;第三,大学生创业技能服务平台,通过产业园建立的创业基地和高校合作,搭建创业大学生的实践平台;第四,大学生创业融资担保平台,通过产业园建立各种担保服务公司,创业团队联保、互保等方式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担保服务;第五,大学生创业投资平台,通过产业园联系YBC配套、小额信贷、小额贴息、高新企业认定和科技经费扶持(科技部门)等方式为大学生创业获取资金支持提供渠道和保障。

结语

文化探究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现代的“装潢”一词的内涵范围十分广泛,它泛指对一切建筑物、艺术作品、产品包装、商业广告等进行美化装饰.而其中的现代包装装潢是与现实生活紧紧相连的装潢设计。在包装中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和,会更加容易的让产品得到人们的认同感,从而使设计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不管是从实用性、审美方面,还是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讲,在现代包装装潢设计中融入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都有着十分不错的前景。

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它们就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巨大的宝藏,在许多的行业中都可以有效的应用。如何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特色与现代的包装装潢进行完美的结合是值得进行长期的研究。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包装装潢设计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外来文化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这些冲击并没有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包装装满设计的影响。装潢设计的过程中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支持,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当今文化的发展。哲学思想来源于悠久历史的沉淀,我国的儒、释、道三家思想无一不是经过了数千年的积累,其博大精深不言而喻。中国许多著名的设计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而香港著名设计师靳棣强就很善于将传统的东方特殊融人到他的设计中去。

国内很多包装设计中都含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例如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设计采用了中国红和同心结,让人一看到就觉得该图案洋溢着古老东方民族流传已久的喜庆与祥和的气息,亲近之意油然而生。

在如国内许多电视合的台标的设计。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是一对交汇的凤凰,凤凰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吉祥如意、和平安康。而一凤一凰交汇,则又体现了我国的道家特有的阴阳八卦。黑龙江电视台是一个草书的繁体“龙”字,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有河北电视台的台标中的标注图案是万里长城。这些电视台的图标无一不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在我国的包装装潢设计中的应用也十分的广泛,例如在书籍封面、商品包装设计、台标设计等方面都有着比较的应用。很多书籍都是采用的文字封面,用书法字体来表现封面上的文字字体自我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如宋元时就有一部分书籍的封面采用的书法字体。将传统的书法艺术应用到现代装潢不但可以丰富设计元素,同时还可以为古老的中国书法的应用开辟出了新天地。书法的应用也为其他的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装潢设计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虽然在现代包装装横设计中融人传统文化元素是对于发展具有我国独有特色的装潢设计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将实用性与美观性进行结合,设计应该体现出民族特色。

包装装潢设计不能仅仅是讲究所设计出来的东西的美观,同时还应该注意其实用性。一件产品或者是产品的商标都是要直接与公众进行接触的,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商品或者产品的包装是否精美,所以美观性在装潢设计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讲就美观性的同时,不能够忽视包装装横设计的实用性。例如一件产品的包装和商标不仅是需要精美,同时还必须向公众传递出一些信息。这些不同的信息就体现出了装潢艺术的实用性。

对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美观性,则需要以实用性为基础。在所有的装潢设计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美观性要服务并服从于实用性。在很多时候设计的美观性也能够为实用性带来一定的好处,例如一个商标或者其它的包装在让人觉得美的时候,还要让人一眼就能读出其中的意识,同时还要能够传递出所包装的物品的一些功用。

包装装潢设计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民族性。世界上的所有著名的艺术都脱离不了其民族性,当失去民族性的时候就是失去其艺术灵魂的时候。因此,包装装潢设计作为一门设计艺术也应该将民主性作为其设计原则中的重要一条。例如我国很多的包装设计中国都应用了书法艺术。同时还有前文提到到的许多台标也拥有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在例如将一些民间图案运用到包装设计中去,传统图案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与现代图形造型方式都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运用了民间图案的包装设计都能够体现出一股强烈的民族性。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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