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论文范文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气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到，文化应当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针对发展的政策都必须对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发”。与之相应，“文化创意”理念在当代的社会现实中已日益作为“资本”出现，由此将文化引向了国家发展政策的中心。我国政府对此趋势也已做出明确感应。党的“十六大”已从根本上确立了文化在国家体制、发展战略和未来竞争中的地位，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各“子文化领域”及各“子学科专题”的研究，无不在实质上“分有”文化的这一崇高使命。

学科气候。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世界范围的音乐学范式有了大的变化，其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更加注重音乐的文化意义诠释与意识形态批判。综观近年来国际音乐学研究的态势，一方面是以崭新的视角将基础学科的学术研究引向纵深，如更加深入地开展专题史、断代史、人物、地区的研究，更加多样化地借鉴文学批评、艺术史理论、语言学、修辞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进行音乐本体分析等；另一方面便是结合社会文化和现代社会发展需求，鼓励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建设，在原有的学科研究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研究方法和成果，形成新的学科交叉点和增长点。一言蔽之：“音乐文化”愈发成为音乐学术研究各项领域及专题的关键词。

当下需求。“文化创意”呼唤“学术特色”。“上音”地处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理应在秉承本校治学传统的同时，发扬海派文化的精神。为此，本学科既需要一如既往地发展传统学科和研究方向，不遗余力地培养人才；也需要以上海的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为依托和参照，突出地方特色，融入海派风格。巧合的是，“海派文化”所一贯坚持的“新颖”、“敏锐”、“开放”、“包容”等特色，刚好应合了我国当前音乐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和局势：如何在艺术音乐、传统音乐、通俗音乐，以及外来音乐等诸多品种中保持动态平衡和健康配置，这是本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答的问题。而在求索的过程中，“海派风范”将会发挥不小的启迪和参照意义。

二、优势与不足

根基与优势。上海音乐学院在音乐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经以萧友梅博士、沈知白先生、钱仁康先生为代表的几论学者的不懈努力，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传统已获举世公认。目前，该方向学科梯队中老中青三代均有影响重大的代表人物，其总体学术实力处于全国优势地位。该方向的明显特色在于：学科方向比国内任何一所专业院校都更丰富和齐全；研究领域覆盖了古今、中外、东西等各类音乐文化现象；研究视野囊括了经典传统音乐与通俗流行音乐；形态技术分析与文化思想研究并重；基础理论研究与现时音乐评论均很活跃；已初步形成“兼容并蓄”的“海派学术风格”，不同于全国任何一所音乐学院的同类学科。近年来，本学科又通过更新理念、聚焦内涵、调整布局、增加投入、凝聚人才（培养和引进并重）等措施，取得了突出成效。本学科在1996年和2001年连续作为上海市教委第三期、第四期重点学科，并于2005年升格为上海市第二期重点学科的“特色学科”，目前即将结项。与此同时，本方向业已升格成为我院部级重点学科的一个子方向。近来，我院又在上海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成功申报和建立了上海市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成为我院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并与音乐文化史学科建设形成呼应和互补。与上述学科点的建设相配套，我院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培养）围绕学科建设的理念展开，博士生作为科研和学科建设的生力军被融入重点学科建设和E-研究院建设的规划中。博士后流动站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作为学科建设的又一个支撑平台，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验与成果。经上述各期重点学科建设的推进，本方向在音乐的社会功能及文化意义、音乐的历史发展及演变、音乐的审美机制和美学规律、音乐语言的构成及运作、音乐文化的战略及对策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课题研究，近年来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论著、译著和论文，并举办了许多学术活动，现举要如下：

一、学术成果类：1）音乐文化史论丛――杨燕迪文集《音乐的人文诠释》、韩锺恩文集《守望并诗意作业》、赵维平文集《中国与东亚诸国的音乐交融及其历史变迁》、洛秦文集《学无界知无涯――释论音乐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表达》、钱亦平文集《音乐分析学海津梁》、黄允箴文集《纵横民歌时空》等已经相继出版；2）相关的国外重要音乐经典著作得以翻译出版，如（德）卡尔・达尔豪斯《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与《音乐史学原理》、（德）瓦尔特・基泽勒《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美）约瑟夫・科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英）莉迪娅・戈尔《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美）保罗・罗宾逊《歌剧与观念》、（俄）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诗学六讲》等；3）众多成果获得各类学术奖励：如陈应时的《敦煌乐谱的解译和论证》和林华的《音乐审美心理学教程》分获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理论评论奖一等奖和二等奖；钱亦平、丹的《西方音乐体裁及形式的演进》获得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理论评论奖三等奖；赵维平的《中国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获得“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专著类二等奖；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艺术学三等奖；杨燕迪的评论文“我们为何聆听音乐新作”和“琴声中的朝圣之旅――论陈宏宽钢琴独奏音乐会”分别获得第五届和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韩锺恩的评论文“地方性语气音调的跨文化意义”获得第六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等等。

二、学术活动类：本学科成功举办了以钱仁康教授命名的高峰学术讲坛《钱仁康学术讲坛》（已经举办四期，分别由乔建中教授、于润洋教授、罗艺峰教授和曹本冶教授就各自最新的研究专题进行系列演讲），并主办或主持了诸多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如2005年的“蒙古草原音乐文化研究研讨会”、“东亚古谱国际学术研讨会”、“‘朝鲜的香：历史与当代文明中的朝鲜传音乐’展示性学术讲座”；2006年的“多重视野下的黄土高原音乐文化国际研讨会”、“乐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音乐美学专题笔会”；2007年的“山口修讲座及音乐演示会”、“西安・第二届西方音乐史学年会”等；即将在今年举办的活动还有：“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研讨会”、“第三届全国音乐心理学研讨会”、“音乐分析专题笔会”等。此外，本学科通过不懈努力，已经成功地开办和打造了目前华人世界中最具学术性和辐射性的一个音乐学术网站――“中国音乐学网”（），并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入选由教育部大学生网评选的“中国高校十佳学术网站”行列。此网站目前已经成为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基地，并对全国乃至华人世界的音乐学研究和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学科在升格为部级重点学科特色学科（2008―）之后，更将在“音乐文化史”这一理念的统领下，继续推进音乐文化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音乐本体形态发展的理论与历史研究、音乐文化发展的战略与对策研究等的进程。

差距与不足。其一，与世界一流音乐学科的沟通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只有通过与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成果的对话、批判，以及对同类一流学科理论的了解与理解，学科自身研究才能逐步形成合力，进而与国际音乐学术研究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于中国本土的和当代音乐的专门研究，以便将我们自身的优秀成果及时推向国外，争取主动话语权。同时，通过译介世界经典著述乃至前沿理论，结合自身实际建立相对系统的理论，填补部分学科方向和知识的空白点。其二，学科内部各方向、本学科与其他人文社科的交叉和整合不够。在当前学科方向剧烈重组和再生的趋势中，本学科适应这种新情况的能力还有待改进。如对具体音乐作品的技术分析不够全面，而且较少与历史风格、美学内涵相联系；对中国本民族传统音乐的形态研究还缺乏深度和令人信服的系统性；对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经验缺乏宏观的概括、观念性的考察和及时的总结；尚缺乏针对国内外当前音乐文化发展关键问题进行发问和探索的视角及思路等。其三，人才培养措施和相关体制尚待健全，具有国际超前性眼光的综合性、交叉性人才不多；同时，研究生培养按照学科发展需求进行招生尚存在障碍，艺术科研成果向应用转化或向教学转化的机制不健全等；其四，经费不够充足。本学科存在大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如田野调查实践、网站的维护与更新、传统音乐资料的收集、历史音响档案的现代化等；虽然近年来国家和政府通过专项和课题增加不少科研经费，但与实践需求，特别是与国际上同类活动和项目上的经费投入相比，经费仍显不够。

三、策略与措施

建设思路。本方向的总体建设思路为：1）以“文化的历史性理解”和“历史的文化性理解”为先导，突出中国视角，从中国当前的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外文化，由此寻找理论切入点，达到理论创新；2）学术空白点的填补与传统课题的深入开掘并举，充分发挥本学科既有的积累和优势，在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同时开展；3）文化要素研究与文化整体研究并举；文化个案研究、区域性文化间的关联性研究，异时空文化间的比较性研究并举；文化实体的研究与文化研究理论的探索并举，由此逐渐形成全覆盖性的音乐文化史论研究框架。

建设内容与具体措施。本学科现有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音乐史（古代、现当代）、西方音乐史（覆盖从古希腊到当代）、东方音乐研究（东亚汉字文化圈的音乐部分，已完成中国古代部分及日本、越南及朝鲜部分，目前而言此项研究属国际领先项目）、中外音乐文化的比较与交流研究、音乐文化史理论研究等。

在学术团队建设方面，为了加强对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管理，特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会主任为杨立青，执行副主任为杨燕迪；其次，将音乐文化史学科方向的研究梯队分为“核心专家组”（杨燕迪、赵维平、孙国忠）和“骨干梯队组”（十余位骨干学者）。同时，为进一步建设富有个性和突破性战斗力的学术队伍，我们拟从如下方面进行优化：1）着力引进：充实提高学术团队的力量；2）合力攻坚：组建专题研究课题组，由学术带头人带领梯队及年轻学者开展不同层次的团队性研究，以多课题研究小组展开突破性的研究课题；3）扩大交流：定期开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著名学者来院举办讲座；4）远景规划：课题组建立短、中、长期的科研目标，定期展开学术发表会；5）外派培养：重要、有意义的学科领域我们将派出相关的人员去国外定向学习和交流，回国后建立尖端的学科点；6）沟通人脉：与世界主要的学术机构、高端学者建立互通渠道，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学术人脉，发展我们的学术资源。

在人才培养方面，拟采取以下举措：1）进一步优化招生、教学体制，尽可能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学者型人才。依托学科建设改变传统教学方式，通过规模作业和系列衔接，尽快步入现代教育进程。针对学科建设主导目标扩大现有课程，制订相应基本文献与选题指南，使研究生（尤其博士生）的选题具备“大局意识”、“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并通过导师决策，项目招生，学科点周期性轮换，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集中优秀人才组成集约型的学科团队，协同合作出成果。2）健全考核制度。在学生培养的过程中，特别是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培养中，施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如，博士生须通过中期考核（包括严格的考试和学分考察）；各方向博士研究生须在就读期间，完成相当数量的文献阅读计划并撰写读书报告，须发表至少两篇本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公开举办学术报告会或学术讲座等。3）学位论文研究纳入学科建设范围。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注意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与本学科的建设紧密挂钩，让学生尽早建立学科意识并进入学科前沿。

在科研方面，拟从如下五方面进行：1）中国音乐史资料基础的整理与研究（以唐、宋为中心）；2）西方音乐史断代史研究（翻译与研究并重，目前以翻译美国诺顿音乐断代史丛书为中心）；3）音乐文化史理论研究（相关专题论丛和专题论文集，研究生课题等）；4）相关基础性课题研究（古谱学、乐律学等）；5）音乐思想史研究（中国音乐思想史论，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史论等）。学术交流方面，正在策划和已在实行的学术交流活动有：1）继续办好“钱仁康学术讲坛”；2）策划举行音乐学术周与高峰论坛活动；3）举办高规格的相关学术会议；4）积极参与国内外会议（讲学与交流）。5）继续建设好“中国音乐学网”这一行之有效的虚拟性的学术基地，争取实现升级和跨越式发展，使其成为中国音乐学界的信息资源和学术资讯的主要平台。

结 语

本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力图与中国音乐当前的文化需求和社会需要接轨，特别以上海的社会文化现实为参照，拓宽视野，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社会应用性，彰显本学科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影响力；希望通过中心课题的带动，加强、充实、深化原有的传统学科和研究方向，并期在城市音乐文化建设研究、流行音乐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等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方面占领新的学科制高点，将本学科打造成国内最具学术活力、最具前沿性和前瞻性、最具科技含量和想象力的音乐学学科。与此同时，也为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秉承“上音”治学传统，发扬“海派”文化风格，探索音乐文化意义，建构自身学术特色。以“学术特色”切合“文化创意”，从而配合实施“国家文化战略”，这是上音“音乐文化史”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方向之一的本质要义。

杨燕迪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2篇

民族史的研究也是异彩纷呈的领域。早在本世纪初叶丁谦就在浙江图书馆出版了关于隋唐五代正史“四夷”传的考证文字。1949年以前关于民族史的论文约有60余篇，其内容大多是关于史实的概述和文献的考订。代表性的作品如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国学论丛》第1卷第3期，1928）、冯家升《契丹名号考释》（《燕京学报》卷13，1933年）、韩儒林《边陲石刻跋文译丛》（《边政公论》第1卷第11、12期，1942）等。50年代到前有关隋唐五代时期民族关系的文章有100多篇，主要是民族文物考古资料的介绍，关于民族团结、和亲问题的论述。新时期以来，关于这个时期民族史研究的论著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拟的。出版了若干民族史的专史和通史，最近的一部概述性著作是卢勋、萧之兴、祝启源合著的《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关于民族政策，涉及的问题有和亲政策、羁縻政策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早期关于和亲的论文以排比史料为主，并流露出情绪。前关于和亲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表达友好而不完全在于学术研究。近二十年来的论文比较注意分析和亲的史实和政策，还出现了如崔明德《汉唐和亲研究》（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的专著。羁縻府州是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而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5）肯定了这种制度对于开拓和稳定边疆、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意义。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分上下两篇，上篇系统研究了羁縻府州的设置和各项管理制度、与朝廷及边疆地区的关系，下篇具体考证了诸道羁縻府州的地理方位。崔明德《论隋唐时期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3）论述了隋唐王朝控制和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另外一些重要内容，认为这种政策的实施程度决不亚于战争、抚慰与和亲等政策。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研究者不免受到现实关怀或者阶级情结的影响。熊德基、胡如雷关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争论就是如此。孙祚民《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点意见分歧》（《社会科学评论》1986-9）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

陈寅恪研究中古历史特别注重种族与文化问题，《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出，北朝时代的胡汉之别文化重于血统，唐代安史之乱后的河北问题关键也是文化问题等看法。傅永聚《唐代民族与文化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从民族融合与互补的角度论述唐代民族构成的变动及其对唐代民族文化的影响。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涉及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作用于汉文化的问题，书中概述了所谓“五胡”（鲜卑、匈奴、羯、氐、羌）以及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对于隋唐社会生活和风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的影响，以罗列有关现象为主。

突厥史研究。岑仲勉《突厥集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8）上册为突厥史编年，下册为史书中突厥本传、突厥部属传及突厥碑志之校注。同年他还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综合性著作有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林干《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以薛著成书最晚，篇幅最大。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讨论东西突厥汗国与隋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的专著，作者重点研究了东亚政局中突厥汗国的作用，隋及唐初统一和经营西域的活动中对突厥的关系等。

回纥与回鹘史研究。冯家?N、程溯洛、穆广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民族出版社，1958）分类收录了关于回纥的中文历史资料。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是继丁谦之后对正史中回纥文献的最有价值的整理研究。目前还缺少关于回纥（回鹘）史的综合性中文专著，80年代以前的重要论文收入林干主编的两卷本《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中华书局，1987）中。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不仅讨论了佛教在回鹘的传播与佛典的翻译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寺院经济和回鹘文化（语言、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

吐蕃史研究。陈寅恪是我国吐蕃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早年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纠正旧史有关记载的讹误。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引用了大量汉藏文资料撰写而成。近年来王尧、陈践出版了多部敦煌吐蕃文献资料和金石资料。还有一批从《通鉴》、《册府元龟》辑出的吐蕃史料和从藏文文献中翻译的文献史料出版，促进了吐蕃史研究的发展。陈楠《藏史丛考》（民族出版社，1998）收入了作者的论文十余篇，大多数论文是讨论吐蕃职官制度和吐蕃与唐朝关系的。

西北地区与吐蕃关系密切的民族还有吐谷浑和党项。周伟洲著有《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吐谷浑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前书为概述性著作，后书为研究资料、信息和状况的介绍。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概述了党项早期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与吐谷浑和唐朝的关系。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为早期党项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重要论文有汤开建《关于西夏拓拔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4）、《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1）等。

南诏史研究。南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据汉文文献，所以关于南诏史的史料问题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王忠《〈新唐书·南诏传〉笺注》（中华书局，1963）对南诏史的基本史料做了极有价值的整理。方国瑜、林超民对有关南诏的史料做了介绍和说明。概述性的著作有尤中《南诏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徐嘉瑞《大理古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78）。杨仲录等编辑的《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收入关于南诏史的论文38篇，书末有1936-1988年有关南诏史论文索引。作为附录还附有珍贵的《南诏图传》（原卷现藏日本）、《大理国梵像卷》（原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图版清晰，印刷精美。

渤海史研究。30年代已经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4）刊行，今人则有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后者收入了中日朝古籍中的渤海史资料和渤海文物考古资料，分类编排，颇便参考。概述性的著作有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出版社，1984）、李殿国、孙玉良《渤海国》（文物出版社，1987）等。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于80年代以后。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渤海的族源、族属及渤海族的形成、渤海与周边各族的关系、渤海国的社会性质以及有关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和地理等问题，有关论文无法具举。王承礼、刘振华主编《渤海历史与文化》（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收录了1986年底以前代表性论文48篇，书后还附有杨雨舒编制的中外学者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索引（截止1986年），同一作者又有1986-1993年渤海史论著索引，发表于《北方文物》1996年第1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契丹、室韦、奚族的研究，关于契丹因为与辽史研究关系密切，有一些概述性著作和研究论文，室韦、奚族的研究相对薄弱一些，兹不赘述。

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通史类中外关系史论著大多有隋唐五代部分，撰写者水平不一，于此姑且不论。概述隋唐五代中外关系史的专著目前还不多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论述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制度的演变。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与晚清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1986-3）认为条贯折中汉魏以来的文化遗产，兼容并蓄地摄取域外文化营养导致了唐代文化的高度繁荣。但是唐代完备的典章制度使外来文化只能起补缺增色的作用，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他的《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北京大学学报》1985-4）认为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向中原转口输送各种外来文明（印度、西亚、中亚），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过程也就是各自有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共同创造新的文化的过程。

关于中外人员的交往，30年代向达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入同名著作，三联书店，1957）介绍了丰富的关于流寓长安西域人的材料。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论述了蕃胡在唐代的分布与生活情形、唐朝对蕃胡的管理和蕃胡对唐人文化生活的影响。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及《续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1990）和马驰《唐代蕃将》（三秦出版社，1990）都论述到蕃将在唐朝的活动和作用。当然上述著作中所谓“蕃胡”或“蕃将”并不都是外国人，有写只是汉族以外的外族人。

以下分地区介绍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概况。

东亚地区。关于中日关系，余又荪《隋唐五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是概述性著作。除了若干关于白江口之战的文章属政治关系的范畴外，专题研究以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为多。早期的代表性论文有贺昌群《唐代文化之东渐与日本文明之开发》（《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近年发表的论文则有吴廷?、郑彭年《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文化》（《世界历史》1992-6）等。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文注重发掘考古资料，如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3）、杨泓《从考古学看唐代中日文化交往》（《考古》1988-4）等研究了古代城址、出土钱币、古坟壁画以及寺院文物等所见到的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周一良《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历史研究》1984-1）、《史书与中日文化关系》（《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8）分别讨论了唐代书写范本和史书体例对日本的影响。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唐研究》第1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唐代绘画对日本高松冢壁画的影响。佛教文化交流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占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概述性论文有杨曾文《隋唐时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研究》1986-2）。鉴真东渡、日本留唐学问僧、遣唐使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课题。此外，文章还涉及到音乐、舞蹈、文学、艺术、学术、医药、建筑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朝关系的研究以讨论政治关系的论著为多。刘健明论及隋文帝、炀帝父子对高丽的战争。黄约瑟注意到隋朝与新罗之间的佛教外交。韩?N近年发表了《隋朝与高丽国际政治关系分析》（《堀敏一先生古稀记念中国古代的国家与民众》，东京汲古书院，1995）、《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东北亚研究》1995-2）、《唐平百济前后的东亚国际形势》（《唐研究》第1卷）讨论隋及唐初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基本史实与发展脉络。文化交流方面，高明士研究了唐代科举对高丽的影响以及宾贡科中的东海士人。荣新江《唐与新罗文化交往史证》（《韩国研究》3，杭州出版社，1996）以海州大云寺禅院碑为中心，钩稽了唐罗文化交往的若干史实。陈尚胜《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收入多篇讨论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又刊于《历史研究》1996-1）与傅玫《生活在唐朝境内的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人》（前引《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记念唐史论丛》）、牛致功《圆仁目睹的新罗人》（《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伤害人民出版社，1994）研究了新罗旅华侨民的情况。陈尚胜还有《从唐罗文化交流看新罗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确立》、《唐朝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的发展》综述了唐朝与新罗文化交流的盛况，后文还列表介绍了唐罗官方和民间的使节往还。黄心川《隋唐时代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韩国宗教》[韩]，第16辑）、黄有福与陈景富合著的《中韩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对这个时期佛教在朝鲜半岛的流传有详实的论述。王小甫《唐朝与新罗关系史论》（《唐研究》6）论述了新罗统一对于唐罗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意义。

西域地区。关于唐朝与西域关系史，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2）做了详细的评述，这里只就涉及隋唐五代中西关系的若干论著作一概述。早年我国西域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西书汉译的推动。冯承钧翻译的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2；中华书局，1958）和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论及公元6至8世纪中国与西域关系史。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1934-1962）以及张星?R《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34）、林筠茵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等对中西关系史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近年又出版了一大批西人中外关系史著作，如耿?N译玛海扎《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吴玉贵译谢弗（薛爱华）《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等。

粟特与中国的关系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领域。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的活动以及粟特人的聚落、昭武九姓胡人的东迁和粟特人在内地的商业活动、粟特地区与唐朝的文化关系等等。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96）及有关论文是利用近年出土墓志研究六胡州粟特人在华活动的重要论著。蔡鸿生的新作《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分“唐代九姓胡”、“突厥文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三编，是作者积数十年研究西域史的心得之作。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七 文化史

文化史的内容至为广博。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收入唐史论文多篇，涉及文献、佛教和游艺等方面。赵文润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是第一部试图全面描述这个时期文化发展的著作。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分“教育与科举”、“学术”（经学、史学、地理学、小学、类书的编纂、《文选》学）、“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词、俗文学）、“艺术”（舞乐、散乐百戏与民众游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石窟寺、敦煌石窟）、“科学技术”（历法与天文、医药学与化学、雕版印刷术与文房四宝的改进、建筑与交通）、“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与伊斯兰教）等章节来范围文化史的内涵，还介绍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隋唐五代文化的国际影响。以上二书内容十分庞大，每个部分便不可能十分周详深入。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的文化部分有相当大的篇幅。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总论文化发展的大势与特点，分论社会思潮与文学艺术，详于汉而略于唐。

哲学与学术思想。20、30年代黄侃等已经有《汉唐学论》（《哲学月刊》1-6、7，1926-27）、《汉唐玄学论》（《时代公论》11，1932）等论文。建国后的50、60年代专门论述这时期哲学和学术思潮的论文不多，但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都有专门章节论述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的哲学思想。“”期间“批儒评法”，不足具论。新时期以来关于隋唐儒学、经学的论著骤然增多。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册是《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94），该书试图摆脱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来描述哲学发展的简单化模式，而是用儒、佛、道三教及其交融会通来说明这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尹协理《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哲学研究》1985-5）论述了隋唐作为儒家哲学的主要变革期和宋明理学的酝酿阶段的变化趋势。谢保成《中唐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异》（《中国史研究》1994-4）着重从学术思想上论述了隋唐哲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1）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儒佛道三教在隋文帝至唐太宗时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唐肃宗至昭宗时期等三个不同阶段通过竞争、合并走向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进程。葛兆光《七世纪以前中国的思想、知识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及相关论文涉及到隋唐时期思想史及，民众意识的一般问题。

关于经学与儒教。概述性的专书有程平方《隋唐五代的儒学》（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张跃《唐代后期的儒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后者于隋唐经学只有三万多字的篇幅，不足以概括一代的学术发展。杨荫楼《唐代经学论略》（《求实学刊》1992-4）及有关论文具体描述经学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各个时期的特征。儒家学者的研究仍然集中在隋及唐初的王通吕才、中唐以后的柳刘韩李，也有一些论文研究五代的潭峭与《化书》，还有个别文章专门讨论唐前期的孔颖达和唐后期的啖、赵、陆春秋学派。

关于佛学的重要著作有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汤著以精审博大著称，郭书于唐代政治与佛教的历史事件叙述颇详，于佛教本身则论述不足，范著主要对佛教的社会影响持批判态度。谭世保《汉唐佛教史探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81）考订佛教的若干史实。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新版）在宗教研究十分荒芜的时代被誉为一代名著。谢重光《汉唐佛教社会史论》（台北，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是作者研究佛教社会史的论文结集。就单篇论文而论，一般说来汤用彤、任继愈、石峻、方立天等哲学史专家探讨其宗教学派和思想学说的为多。李斌城、谢重光、张弓则大多从佛教与政治、佛教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立论，偏重佛教社会史、佛教文化史的探讨。严耀中《汉唐密宗》（……）及系列论文对密宗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道教及民间宗教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至今仍然是研究唐代道教典籍的重要著作。卿希泰和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道教史》都有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概述。李刚《隋文帝与道教》（《福建论坛》1991-1）、李斌城《唐太宗与道教》（《晋阳学刊》1994-5）、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历史研究》1985-4）、薛平拴《论唐玄宗与道教》（《陕西师大学报》1993-3）论述一个帝王及其统治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社会兴衰的牵系。司马承祯、吴筠、陈抟、张果、吕洞宾、李荣等道教人物，都有若干文章论及。黄烈《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录”》（《文物》1981-1）、姜亮夫《敦煌所见道教佚经考》（《兰州大学学报》1982-1）、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敦煌研究》1994-3）等文章讨论了敦煌文书中的道教资料。金正耀《唐代道教补丹》（《历史研究》1990-1）分析了唐代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炼丹取得的许多理论成果。其他论文还有刘屹《唐前期道教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等。

史学史研究。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是迄今最完备的一部断代史学史著作。该书除论述了历代正史的编撰及其成就、史馆制度与国史、实录的修撰外，还对古籍整理、史学理论（《史通》）、政书（《通典》与会要）、图经地志、杂史笔记、官私谱牒等等作了具体讨论，关于隋代及五代十国的史学都有专章论列。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大出版社，1989）收集了作者新时期以来关于唐代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专题论文方面早期的论文有金毓黻《唐宋时期设馆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3-8，1942）等，比较全面的论述为张荣芳（台）《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80年代以来还有若干论文考察了史馆编修制度的一些细节。总体说来对正史的研究以《隋书》的研究最充分，刘知几与《史通》始终是热门课题。张舜徽《史学三书评议》中的《史通评议》（中华书局，1983）、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张振?《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皆为研究《史通》的力作。前书以考证史实为主，并加按语进行评议；后面二书皆以注释考辨为主。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刘知几的历史观、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刘知几撰写《史通》的主旨及其史学批评主张等。赵俊还出版了《〈史通〉理论体系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的著作。

杜佑及其撰写的《通典》也受到学者的重视。瞿林东《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历史研究》1984-5）认为《通典》采取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经世之学的先河。《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中国史研究》1985-2）指出《通典》有主会通、立分门、重议论三点创新。谢保成《论〈通典〉的性质与得失》（《中国史研究》1992-1）不同意把杜佑的《通典》看成单纯的考察古今制度的沿革，认为是“一部记述唐以前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演进历程的史学巨著”。也有学者对《通典》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如朱维铮《论三通》（《复旦学报》1983-5）批评杜佑开辟的新领域是“静态研究”；说杜佑的历史观是形而上学的，虽然主张社会进化，但是对社会进步原因的看法却是荒谬的。这个观点较少为其他学者所认同。

文学。对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非本篇所能详言，这里只就文学史界重视文史结合方面的成就略举数例。早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和《韦庄秦妇吟校注》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开辟了文史研究的新途径。近几十年来，注重社会历史内容的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渗透或沟通，掇拾古人在历史记载、文学描写中的有关社会史料，作综合考察，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努力重现当时部分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整体素材和前资。”他的《李德裕年谱》也有打通文史的性质。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都是结合佛教文化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著作。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匠心独运地试图透过社会风习与士人心态的演变的中介来探讨文学思想的变迁。葛晓音的有关论文结集也展现了重视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此外，文学史家们还十分熟练的运用历史考据学的方法研究作家和作品，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代表作有傅璇宗《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7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郁贤浩《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等。陈尚君等用这种方法考证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伪作引起学术界的极大震动。

八 史料与工具书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历史资料的整理以及工具书的编纂，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文献资料的整理。民国时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十通和二十五史补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者利用版本较好的史籍做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5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古籍如《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全唐诗》、《全唐文》等的影印或排印出版，使得这些史书的流传更加广泛。新式标点和校勘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是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的具大成就之一。但隋唐五代部分的正史都有一些标点错误，以《旧唐书》最甚。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皆称精审。《唐会要》、《五代会要》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可惜《唐会要》的整理比价粗糙。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都出版了一些唐人文集和笔记小说，点校工作做得精粗不一。但是，它们无疑对于推动隋唐五代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省市出版社，试图出版一些简体横排的古籍或者加以白话翻译，如《唐大诏令集》、《唐律疏议》、《唐六典》、《太平广记》等，似乎并不太成功。

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从本世纪初叶《敦煌石室真迹录》（1908）、《敦煌石室遗书》（1908）、《鸣沙石室遗书》（1913），到20年代《沙洲文录补》（1924）、《敦煌掇琐》（1925）等资料的出版，敦煌文书的公布还是旧式文献辑佚的方式。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第4卷第5期是《唐户籍簿丛辑》，收集了前人著述中的20件户籍与差科文书。在敦煌文书整理中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它是用新式标点方式对所录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分类和定名的第一本书。后来的同类著作都受到其影响。目前最便于研究者使用的综合性敦煌文书资料汇编是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至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1990），该书采取影印与录文对照的形式，颇便读者参考，遗憾的是图版不太清晰。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已经有关于书仪（赵和平录校）、社邑（宁可、郝春文录校）、天文历法（邓文宽录校）等专辑出版。郑炳林、杜斗城等也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专题性辑录工作，如《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1989）、《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1992，以上均为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等。饶宗颐主编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收入了一些导论性著作或者校录兼研究的书，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如王永兴著《敦煌经济文书导论》（1994）、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的《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994）等，可惜内地学者不易见到。

黄永武编纂的《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将伦敦、巴黎和北京图书馆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1990-1995）、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1996）和俄藏、法藏等文献，则采取了先进的拍摄和印刷技术，图版清晰，便于研究者利用。吐鲁番文书在唐长孺主持下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文物出版社，1981-1991）1至10册；文物出版社随后又推出了图版与录文合排本，使读者有可能对照图版对录文的可疑之处进行研究。李方、王素合编的《吐鲁番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为更好地利用文书提高了便利。

石刻和墓志的整理出版。比较早的出版品有杨殿?《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40初版，解放后增订再版）对前人金石著作中的墓志铭提供了检索的方便。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种唐代墓志的汇集本。主要有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台北，1984-1994）共18册，有图版和录文与考证。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标点排印，附有人名索引。中国文物研究所、河南文物研究所编《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上下（文物出版社，1994）图版与录文并举。其中《唐代墓志汇编》以物美价廉而广为流通，唯有一些重复收录和标点、录文错误。大型墓志汇编如《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91）、《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92）等陆续出版，唯收录内容难免重复，有些书的图版过于模糊，难以识读。重要的石刻资料还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等。近年主要利用出土文书与墓志增补《全唐诗》《全唐文》的工作有突出成绩。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完成后，又有《全唐文补编》，于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外另搜集得唐人遗文6200多篇，编为160卷，于1991年完成后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此同时，还有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第1至5辑（三秦出版社，1994-98）搜罗亦为宏富，但不注收文出处，使读者难以查核。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附有引用书目和作者索引等，颇便利用。

工具书的编纂。30年代哈佛燕京学社已经有洪业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之类的书问世，近20年来，各种索引和工具书层出不穷。除了二十四史中的《隋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新旧唐书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总集都有篇名和作者索引。学术性比较强的重要索引有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合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92）；吴汝煜编《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等。还有一些实际上是研究著作的工具书，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等。供查考的工具书还有杨志玖、吴枫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是迄今收词最多的断代史辞书；唐长孺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隋唐五代史”分册，汇集了各方面优秀的专家写成，比较注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研制的《全唐诗数据库》所生成的唐代诗人分卷索引代表工具书编纂中的新动向。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发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见杜正胜主编《古今论衡》创刊号陈弱水文，台北，1998）。目前南开大学组合数学研究中心开发的简体横排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弥补了史语所二十五史的遗漏与错误，也即将面世。这将大大方便大陆学者利用计算机检索《隋书》、两《唐书》和新旧《五代史》。期望将来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制成为全文检索文本。

九 展望与反思

20世纪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国学走向近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的局限性是明显的。近代以来，进化论、历史主义、实证主义、文化史观、唯物史观等等先后涌入中国，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近代学术史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那么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只是其中一段不太宽广的小溪。但是试图运用新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来阐释历史问题，同样是大多数研究中古这段历史的学者们的共同追求。王国维、陈寅恪的二重证据法，陶希圣、董家遵、陈鹏对于社会史、法律史、婚姻史的研究，都折射了新的理论光芒，在那个时代都具有创新意义。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研究的指南，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农民战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和土地制度史等等，成果是丰富的，然而教训也是深刻的。教条主义的、注经式、图解式的研究使历史学沦为政治的婢女，例如武则天研究中的比附；农民起义研究中的拔高等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学术界是否应该从此因噎废食，只满足于对个别具体问题的就事论事式的探讨？陈寅恪观察到牛李党争中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荫；牛党主姑息藩镇，李党主讨伐藩镇。后来有研究者以科举制划线，并用阶级观点解释说，牛党进步，李党反动；前者是庶族地主或者说中小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后者是世族集团或者说贵族公卿集团的代表。另外的研究者则用对藩镇的态度划线，并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统治阶级分成三个部分，即公卿显官集团、地方豪强地主、中小地主。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代表，并且与中小地主阶级结盟，反对代表地方豪强政治利益的牛党。今天看来，这些解释都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当前的唐代政治史研究于是致力于对过去的历史结论进行“解构”，比较时兴的做法是在考证了一番具体历史事件原委之后，用权力之争来解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然，权力之争也是一种理论，但是它仍然无法掩盖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捉襟见肘。

理论并不是先验的东西。理论是方法，是观察问题的角度，是解释历史的依据，是叙述历史的架构。以方兴未艾的社会史为例，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那么首先便碰到一个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即使只是介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和节日风俗，那也反映了作者对于社会史的内容与方法、结构与功能等等问题的理解。从本世纪以来，我们从西方世界引进了太多的理论，无论是从日本转口、港台转口，还是从俄国进口、欧美进口，这些理论都未能完全被消化吸收，往往是囫囵吞枣地被使用。实际上，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需要重新探讨。诸如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历史研究所吸收；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为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的解释系统（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即如何解决在后者涵盖性不足的前提下将其移植到中国历史研究中所产生的矛盾问题，乃是今后学术界当然也是隋唐五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理论问题要创新，实证研究也要更加深入。经济史研究曾经是实证史家纵横驰骋的领域，均田制、租庸调、徭役、两税法都有很多研究成果，但是商业、行会、物价、市场、城市、货币、管理等领域还缺少有深度的论著，尤其对于唐代后期的经济生活，还没有比较系统的专著加以描述。制度史也是长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乐于耕耘的一块土地，近年的一些论著挖掘出了过去人们未加注意或者言之不多的若干制度史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唐前期。也有人利用墓志资料，对唐代藩镇使府僚佐、军将的研究很有创获，如今墓志的史料价值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利用墓志研究官员的升迁程序、中下级官员和中下级军官的有关制度问题，还将有待于能够坐冷板凳的人去做细密的钩稽与研究。当前的问题是，表面看来隋唐史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被研究了，没有新题目可做了，实际情况是许多课题都没有完全做到位、许多问题都没能解决得很彻底。关键在于史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对于前人的成果，包括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利用也不够。实证研究是这样一种研究，它既需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果，以便接受其启发与阶段性成果的支持，同时又不能饶过前人的研究历程，仍然要竭泽而渔地重新读书，详尽地占有资料。也就是说既不能从头干起——就借鉴成果而言，又必须从头干起——就占有材料而言。目前资料难度比较大的课题，如边疆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宗教与考古方面的课题，比较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也比较容易见到研究者所下的“功力”。而那些所谓传统的“正规”课题——包括隋唐五代主流社会如中原地区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大家公认的力作并不太多。这里除了理论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研究这类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需要在史料钩稽上花更大的工夫，学术积累比较多了，要再前进一步，必须作出非同寻常的更加艰苦的努力。

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21世纪的青年学子不可能走从小记诵经史子集的老路。当前要想在资料占有上超越前人，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秀的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检索手段。香港学者与武大等内地学者在编制《〈全唐文〉人名地名官名索引》，我们还要有“唐代墓志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唐代墓志汇编》所附人名索引错误太多），以及那些常用史籍的人名地名官名索引，还要象编《元史语汇集成》那样，将文献中的色役、资课、除陌、斋郎、行署等等语汇编成“唐史语汇集成”。总之，编辑出更多更好的工具书，将更多的史籍电子化，是我们今后应该大力倡导的一项重要事业。此外，还要把那些资质优秀的青年吸引到大学历史系、吸引到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里来，要想在艺术、诗歌、宗教、礼乐、经籍等文化史领域里有所成就，不仅需要皓首穷经的傻气，还需要研究者有更多的灵气甚至天赋。研究历史问题要比研究现实问题困难许多，而前者的社会回报率远远低于后者。因此，在21世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到一个付出很多而回报率较低的行业来，无疑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必须有社会的支持。

与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学科是考古学和古文献学。敦煌吐鲁番学既属于考古学，又属于文献学，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与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分离的状况应该改变。过去少数治敦煌吐鲁番的学者不太熟悉唐代基本文献资料，而许多治隋唐五代史的学者不太熟悉敦煌吐鲁番文书，随着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日益书籍化，相信其文献价值会更便于治唐史者利用，而许多敦煌吐鲁番学家也将从文献校录的基础工作中脱身，从而有利于隋唐五代史研究与敦煌吐鲁番研究的合流。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国；跳舞；研究

跳舞，中国社会古已有之，但中国的传统舞蹈终未能形成一种社会现象。鸦片战争后，随西风东渐而来的西式跳舞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社会渐掀波澜。西式跳舞进入中国社会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二者间的冲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国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过程。同时，东来的西舞还催生了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个人自由、享乐主义等思想和观念，是近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笔者认为，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代的跳舞问题能够一窥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社会风貌的变迁。

西舞虽东渐于晚清，但勃兴于民国。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跳舞问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虽已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跳舞问题作为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理应成为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因此，笔者拟将社会文化史范围内关于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做一铺垫。

一、娱乐生活研究中的民国跳舞问题

娱乐生活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娱乐生活的一种。民国时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这样的都会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渐成风气。故而，在研究民国时期京津沪娱乐生活的论著中，几乎皆有对当时舞现象的论述。笔者现将这类研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著作一综述略陈如下。

将整个上海娱乐业纳入视野并将舞厅业包含其中的两部典型著作，一是高福进的《“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产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楼嘉军的《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高著中“室内娱乐：男女同舞同乐时代的来临”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交际舞传入上海的流变过程，但失之过简，且错误较多。楼著中，作者为佐证整个上海娱乐业的空间结构、经营主体、娱乐特征等方面，对近代上海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厅业的发展概况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够深入。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将舞厅作为一个重要的样本，探究了以“声、光、化、电”为特征的中国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现代性”，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扶小兰的《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在中国由初现到勃兴的情状，并认为交谊舞成为都市人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并彰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作者以单薄的史料所得出的这一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娱乐文化——官方、民间因素与新时尚的形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官方、民间因素对娱乐文化的参与以及二者之参与同新娱乐时尚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介绍了1927-1937年间北平舞业的情况，但多侧重于北平当局对舞业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专门论述民国时期的西式舞蹈，介绍了传统的中国舞蹈和现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区别，交际舞从传入中国到逐渐流行的过程，中国舞蹈家戴爱莲，以及洋人对中国洋舞的看法。其中诸多内容鲜见于其他研究民国跳舞问题的论著中，不失为该文之亮点。

其他论及民国时期跳舞问题的社会文化史论著还有很多，比如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强的《上海——19-20世纪中国的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许慧琦的《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北学生书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体评述。

二、民国跳舞问题的专项研究

目前，在社会文化史范畴内，对民国时期跳舞问题作专项研究的论文有十多篇，但著作屈指可数。笔者在此略作综述，以助后继之研究者了解此专项研究的概况。

马军对上海的跳舞问题研究得颇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反抗政府节约消费禁令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这一事件演变的详尽脉络，并整理出珍贵的口述历史文本，研究较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著作《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则系统介绍了交际舞从清末传入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再次出现的百年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导论中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外涉及上海舞厅、的研究，为后来者之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价值

古代中国关于旅游的文化及观念，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现象，而且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积淀到现代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本文试从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入手，在完成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构想。

1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1著作

笔者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从1989年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190条资讯。但其中多数为高等院校编写的教材。专门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理论专著较少，主要有三种情形。其一是从中国旅游文化史总体上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和阐述的专著。如徐日辉2008年3月著《中国旅游文化史》阐释和审视中国旅游的发展历程，并力求揭示各种旅游现象的文化意蕴和探索旅游文化变迁的内在规律;［1］马勇、余冬林、周霄2008年8月著《中国旅游文化史纲》从新石器的旅游文化为起点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述丰富，并关注了旅游理论的发展，不可多得。［2］其二是截取中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对旅游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如王子超2014年著《明清至近代中国旅游文化思想的转型研究》，论述了明中期至近代旅游休闲发生的重大转型。［3］其三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物的旅游思想文化进行专门研究，如兰宗荣2015年1月著《朱子的旅游世界:朱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以朱子的旅游思想、一生的游踪及后世开展的朱子文化旅游为研究对象，探讨朱子的旅游思想。［4］以上专著，或从整体，或从局部，论述了中国旅游文化的内涵，但都没有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进行专章阐释。

1.2期刊论文

笔者通过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从1989年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1986条资讯。逐条筛选后，发现论述较为深入、理论性较强的仅60篇左右。其中，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全貌性研究的仅两篇。《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史鸟瞰》从中国古代旅游论的萌芽、兴起、繁盛、新变、衰退五个阶段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考察。《中国旅游文化史论纲》从滥觞、勃兴、隆盛、新变、穴结、转型六个时期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梳理，均未论及旅游文化的类型问题。在所有关于“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论文中，有6篇论文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作为题目关键词。《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类型及其特征》将中国旅游文化分为古代帝王旅游、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文人和士大夫的游学游玩、下层群众的旅游四大类。《中西古代旅游文化类型比较》出于比较研究的需要也对中国旅游文化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共提出了古代帝王旅游、古代文人的入仕宦游和求知游、古代僧道的宗教云游、古代商人的商务旅游、古代庶民的节令旅游五种类型。两篇论文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划分有相似之处，其划分标准均以旅行者身份为依据。但类型划分有交叉重叠，如商人也可能就是庶民，文人也可能是僧侣，概念实质上不能截然分开，且以旅行者的身份为依据，较难阐释每一种旅游文化类型的本质特征。《中国旅游文化地域类型初步研究》从地理因素对旅游文化进行划分，粗略分为发达经济———现代人文景观型、聚落景观———人文环境型、生态经济———自然景观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谐型、极限环境———传统文化型。这种划分的标准不仅有地理的因素，还有经济因素和景观因素，比较糅杂，也没有触及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内涵。《旅游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分析》《旅游文化的类型与特征及其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分析》均将旅游文化类型划分为旅游主体文化、旅游客体文化、旅游中介文化和旅游社会环境文化。这种划分其实不是旅游文化的类型，而是旅游文化涉及的领域。《国际旅游者中国访问心理动机范式解析———以黑龙江少旅游文化类型为视角》则基本没有涉及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问题。从期刊文献看，这些论文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存在学理性不强、标准不太科学、研究不深入等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欠缺。

1.3学位论文

笔者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搜索，从1989年到2016年，关于“中国旅游文化”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273篇，其中有5篇较为重要。《重归山水、诗意栖居———从生态美学看中国古代山水诗》主要论述山水诗的文化意蕴和旅游价值观，《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的构建》主要分析道家思想与旅游文化之间的建构关系，《论近代中国的海外修学旅游》对近代修学旅游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两周时期旅游文化探析》分析了两周时期的旅游活动、影响因素、文化特征，《浅论中国古代山水旅游诗的文化传统与审美精神》对中国古代山水诗和旅游审美进行了初步研究。这些论文部分涉及了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但没有一篇将旅游文化类型作为研究的关键词和基本框架。以上通过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检索的文献结果，笔者又通过中国知网进行了验证和补充。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从1979到2016年，以“中国旅游文化”字样检索篇名，共得到1927条相关信息。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字样检索篇名，仅得2条相关信息，其一是郑冬子、任云所撰的《中国旅游文化地域类型初步研究》，另一篇是石秀华所撰的《中国古代旅游文化类型及其特征》。此两篇论文已包含于维普知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的检索结果之中，且上文已有论及。另按“中国旅游文化”字样在中国知网的学位论文中检索篇名，共得学位论文43篇，其中没有与“类型”相关的学位论文。综合上述文献，当前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学术现状如下:其一，迄今为止，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中数量较少，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重视。其二，已有的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存在着类型划分标准较为外在、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的问题，导致类型的归纳与划分很难概括中国旅游文化的面貌。其三，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文化内涵和本质特征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其四，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应用价值研究几为空白。以上四点不仅凸显出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必要性，也说明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研究具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值得研究者去努力开拓。

2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价值

2.1学术价值

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为对象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为:第一，以旅游文化价值观作为研究核心切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涉及分类的问题，当然也涉及分类标准的问题。众所周知，价值观是文化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旅游文化的内核之中去考察旅游文化的不同特征及其本质成因，这有别于对中国旅游文化所进行的概览式的描述性、陈述性的研究。第二，以旅游文化的类型勾勒中国旅游文化的全景图。过去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能并不缺少全景式的勾勒，但未必是以类型的研究方式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全貌。第三，从类型角度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内涵，梳理发展历程。类型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线索分合和发展脉络，可以进一步认清中国旅游文化发展起伏的内在因素和基本规律，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的认知。第四，从多个角度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一种综合研究，除旅游学、旅游文化学之外，还将涉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美学、近年来新兴的休闲学等学科。第五，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进行典型个案研究。在中国旅游文化的宏观背景下选取典型个案作为类型分析的切入点，对类型的内涵与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第六，探讨中国旅游文化不同类型的应用价值。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其应用价值当然不同。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关于旅游价值的认识，摒弃其中的糟粕，弘扬中国旅游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升旅游品质，促使中国旅游业走向内涵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2.2创新价值

第一，从类型的角度对旅游文化进行研究，是旅游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旅游文化尤其是中国旅游文化还比较缺少这种研究。以类型研究的方式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全新的审视。如前文研究现状述评所述，当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极少以类型的方式进行思考，少数研究题目虽以类型研究为题，但对类型的理解和划分存在着种种不足。第二，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进行研究阐述，是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类型研究，首先必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全貌。没有这种把握很难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做出精确的判别和详细的阐述。因此这种审视不仅是全新的，也将是全面的。这样的研究对认清中国旅游文化传统和建设中国旅游新文化当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使旅游文化的研究深入到旅游价值观层面，这是旅游文化研究寻求突破的一种尝试。旅游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内涵丰富，外延也极为广泛，而恰恰文化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这就导致了旅游文化的研究成为一种较为宽泛的研究。其实文化虽然无所不包，但也区分为不同的层级。旅游文化的研究固然需要较为丰富的、宽泛的研究，但深入到旅游文化的价值观层面进行研究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旅游文化的现实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当前研究中国旅游文化者不乏其人，但纵观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现状，则较多地聚力于作为旅游资源的旅游文化。这是因为旅游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文化作为旅游资源为其注入内涵与活力。这样的研究初衷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国旅游文化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到旅游文化的内核。第三，类型的研究可能会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应用价值提供新思考和新策略。类型的研究将为旅游文化的应用提供更加容易把握的方法和途径。旅游文化对于旅游的发展和旅行者的体验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多数旅游文化研究者都给予的肯定结论。而类型的研究使旅游文化呈现出相应的规律与共性特征，这将使旅游文化的应用更好地契合旅行者的价值观与心理需要，从而可以使中国旅游的现实发展从中国旅游文化中更好地借鉴和吸收优秀的旅游文化传统。

2.3应用价值

当前的中国旅游业同质化现象十分普遍，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也日渐突出，很多旅游项目规划设计主题不鲜明、内涵混杂，严重影响到游客的审美与体验。旅游业急功近利，不重视旅游文化的建设与养护，而旅游者之中又不时出现旅游不文明现象。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旅游文化的类型研究所具有的应用价值。第一，有利于旅游营销人员和导游服务人员从类型的角度去把握中国旅游文化的共性规律，从而使中国旅游文化的内力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和运用。第二，有利于聚拢、整合相同类型的旅游文化资源，为旅游规划提供创意借鉴和文化底蕴，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类型本质上就意味着特征，所以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研究，可以使旅游内涵更加丰富、特色更加鲜明，从而解决中国旅游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第四，有利于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旅游价值观的角度提升旅游者的整体素养，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土壤。

3类型研究的内容、目标、结构及思路

以中国旅游文化的类型及其文化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研究目标应当是:梳理中国旅游文化史，分析并提出中国旅游文化的不同类型，提炼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和旅游价值。从总体框架而言，对旅游文化的研究首先是一种综观式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旅游文化的整体，而不是局部，是在中国旅游文化的整体格局中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划分。虽然研究的结论不需要呈现旅游文化的历史全貌，但研究者必须具备历史学的宏观视野，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梳理、归纳中国旅游文化的不同类型，并保证没有遗漏。其次，类型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力，因为中国旅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整个中国旅游文化史进行综观的基础上，在完成类型归纳与划分的基础上，每一种类型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成因都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下得到可信阐释。这就决定了这种研究是一种总分式的总体框架。具体而言，就是在完成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宏观审视下，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划分，然后按类型分别从伦理学、文学、美学、休闲学等方面进行类型的内涵解析，并分析每一种旅游文化类型的类型特征和应用价值。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的重点在于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归纳和分析，这是研究的中心部分，必须予以重点研究，务必使旅游文化的类型归纳合理科学，并以典型个案进行文化内涵的分析。而难点则在于类型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广泛占有旅游文化史料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具有较为宏观的旅游文化视野，还必须花较大精力去完成文献的检索与综合。对中国旅游文化类型进行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中国旅游文化史的宏观视角下，以旅游价值观为核心和标准，梳理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旅游文化现象，深入挖掘、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旅游文化因素，并从中总结、归纳出不同的旅游文化类型，阐述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结合中国旅游的发展，提出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的应用策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之所以采用跨学科综合研究，是因为旅游与文化两者都属于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本身就包含了多个学科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类型研究还需要从伦理学、美学、休闲学等学科角度对中国旅游文化进行研究，这注定了其研究将是跨学科的研究。之所以采用个案研究，是因为在进行中国旅游文化类型研究时，需要以典型个案为对象，进行文化内涵的分析与解剖，并从中提炼出不同旅游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而比较研究则是不同类型的旅游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是为了使不同的类型从文化特征上具备应有的区分度。

参考文献:

［1］徐日辉．中国旅游文化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2］马勇，余冬林，周霄．中国旅游文化史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3］朱兰荣．朱子的旅游世界:朱熹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4］王子超．明清至近代中国旅游文化思想的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4．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5篇

一、任先生对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评价

任先生与侯外庐先生(1903，2.6～1987.9.14)健在时，由于各忙各的工作，很少直接交谈，只是在有关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见面，有过短时间的交流。1957年至1960年外庐先生主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编著工作，隋唐佛学部分写成后，外庐先生叮嘱：“此稿一定清任继愈先生审阅，他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任先生看了稿件后，评价很好，但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外庐先生很高兴，要他的助手杨超同志(这一部分的文字起稿者)按照任先生的意见进行修改。任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及宗教史，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他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长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是任先生在1988年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稿，详见任继愈著《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第523―536页)

2003年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西北大学为纪念这位老校长和著名历史学家，在百年校庆(2D02年)的金秋十月，举办了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特别邀请任继愈先生光临指导。2002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安止园饭店举行学术研讨，我主持大会发言。第一位发言的就是尊敬的任继愈先生，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专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第20-24页)。他一身深蓝色西服，系蓝灰色领带，温文尔雅，庄严而不矜持。因为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很了解，并作了长时间的思考，任先生不用讲稿，侃侃而谈，言辞自然恳切，引人入胜。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一开始便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回答：

“马克思主义是过去一百年中最有影响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方法是观察社会、研究历史的一种崭新的工具。以前国内没有，它是从近代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用在政治上就引起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潮。……马克思影响新中国，靠的是他的学说的真理性，靠的是辩证法。这用在史学上作用也很明显，自从有了唯物史观这一观察社会的新的工具，史学(研究)面貌就大不一样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出现了一批改变了中国历史学术的杰出人物。……”(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页)

任先生认为，侯外庐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长期学术研究实践中他创立了一个学派。关于这个学派任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化的整体、社会的整体看问题，而不是孤零零地看一个问题，从整体、全局看局部，跟站在局部看局部不一样。”(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1-22页)在任先生看来，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社会史人手进行思想史研究，这二者相结合，就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任先生还指出，这样的贡献不是偶然的，“侯外庐先生展早翻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马恩著作下过功夫，他是从源头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的一位史学家。他的学术优势是从第一手原著人手，他所受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影响较迟，也较少。因此，他的著作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缺点也较少。”(任继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载《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第22―23页)

可以看出，任先生2002年的这个讲话，准确地评价了外庐先生的史学研究成就。这个讲话的记录稿整理毕，曾交任先生亲自审阅，他又作了一些修改，才公开发表的。任先生的这篇讲话，学界的朋友们大约很少有人读过，因此在这里我多作了一些引证。

我还想提到，1999年我写了一篇《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论文，在该年度《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表，此文开始我介绍了外庐先生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拙文发表后寄给任先生，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岂之同志：

《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看过了，这是您很费心思、总揽全局的一篇大文章，我想这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也为今后写历史的人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有些质量差的著作，不免太宽容了。

侯外庐先生对中国思想史，对中国学术史，对文化史、通史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他逐渐淡忘了，有的饮水忘源，很不应该。您的文章做得很对，也看出您的治学文品有古风，也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学术界如果任凭逢蒙射羿之风滋长，就是学术界的悲哀。新年将至，祝好

任继愈

1999.12.14

这封信对我有所鼓励，认为《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也是对建国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有助于把握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进展脉络和主要成果。后来，学者朋友在研究时，注意到了这种参考价值，这是令我略感欣慰的。同时，任先生也委婉地提出了一些批评，主要是认为选择的作品可能存在标准不高的欠缺，这对我是有教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里，任先生扼要地对外庐先生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不仅看到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而且注意到他对中国学术史、文化史、通史等方面研究的成就。关于中国社会史，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任先生认为不能饮水忘源，应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推进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任先生也对某种“逢蒙射羿”之风感到痛心，希望学术界能矫正不良风气，这已经超出了拙文的范围，提出了新问题。我之所以介绍任继愈先生对外庐先生的评价，是想说明，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前辈学者做出的成绩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任先生对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运用充满赞誉之情。

二、任先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学术研究的特色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这里我只是把自己学习、研究任先生著作，特别是他在改革 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著述，写一些笔记式的体会，还不能称之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任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总是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观察、思考，力求加以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应有的评论。这就是说，这种研究紧扣中国古代历史的特点。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任先生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秦汉时起至清朝末年，这一长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任先生作了多年的研究，形成他自己的独特视野。他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色，用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风格加以论述，将社会史的表述与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所写的一些论文，如《朱熹与宗教》、《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唐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思潮》、《武则天与宗教》、《佛教向儒教的靠拢》、《南北朝佛教经学的中心议题――心性论》等都是如此。

这里对《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中华书局2006年10月出版)中第一篇文章《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作些分析(文末没有注明具体的写作年月)，其中第一节的题目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论述了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任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中国的国情。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古代没有民意测验，从人民默认它，安于这种制度的行为中即可以看出，人民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多年前曾有几度民族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多民族和平共处和要求全国统一一样，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认可。”(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页)

又说：“‘多民族统一大国’是两千年来的国情。这个国情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准则、、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决定着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由此做出这样的论断：“观察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这个国情为出发点，又落脚到这个出发点。中国哲学必然带有中国的民族时代、历史文化特点，反映它的祈向和理想。”(任继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4页)

在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中，任先生有一个独特的学术观点：儒家演变为儒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完成这个演变的，是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1130～1200)。为什么会有这个演变?任先生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政治、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展开分析。他说：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分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儒教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3页)

作为人文学科的哲学和宗教!学，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实证学科，通过应有的实验手段使研究中的假设得到证实，成为站得住脚的理论。因此，人们便要求人文学者阐述他们研究课题的本身意义，以便从这里判断出基本论点的科学性。中国哲学史、宗教史就是这样的人文学科。按照任先生的说法，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哲学史而言，其意义在于：“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无疑将为人们提供可贵的借鉴。看到前人如何克服错误，我们从中受到启发；看到后人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我们从中得到警惕。百年前恩格斯就指出：训练思维能力，迄今为止，还没有比学习哲学史更有效的方法。今天看来，它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继愈：《从中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12页)

那么，任继愈先生研究儒学演变为儒教这个课题是为了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任先生于198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5期上的论文《朱熹与宗教》是一篇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论人们是否同意其中的论点，但大家都承认它提出了新问题，促使大家去研究，去思考；而且这种思考是与中国的现实密切相关的。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任先生在该文的第四节“朱熹与新中国”中有明确的说明：

“中国社会几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就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一步跨进社会主义了。由于缺乏西方约四百年的反对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势力的斗争的传统，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不少麻烦。‘五四’时期提出两大口号‘科学’与‘民主’。三年前纪念‘五四’六十周年，人们还提到‘五四’两大任务，还要继续完成。欧洲反封建反了几百年，我们才几十年。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与封建制度结合得很紧密的宗教(儒教)十分顽强，过去我们对此估计不足。衡量一下，近百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再上溯到朱熹，以后九百年走过的道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不能无所感受。哲学、宗教，看起来，高高在上，讲的问题，提出的范畴，好像远离人间，实际上它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任继愈：《朱熹与宗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26页)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任继愈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思考了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动乱刚过去不久，人文社会科学家们都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恶梦?为什么出现难以理解的“造神”运动?这些问题我国现在年轻一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许不感兴趣，但是，对于像任继愈先生这样饱经忧患的前辈学者，不能不思考，并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也许答案并非人们都同意，但是前辈学者在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思索中，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也许并不在于答案本身，而在于前辈学者关注祖国与民族前途的执著精神。

这里不能不提到任先生在《(中国儒教论)序》中的话：

“今天50岁以上的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如醉如狂的造神运动。这种种不来源于佛教也不来源于道教，而是儒教回光返照。”(任继愈：《(中国儒教论)序》，《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9页)

任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阐发了上述观点， 发表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6期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更加通俗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在该文的末尾有这样的话：

“儒教建立后，历代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它的主张，用科举考试鼓励青年人钻研诵习，耳濡目染，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俗。人们记忆犹新的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皓首学术随笔・任继愈卷》，第35页)

在任先生看来，从早期中国儒家的敬天法祖，到秦汉之际的“三纲”论，到西汉时的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再到东汉时期的《白虎通义》，最后到朱熹的“天理”说，便完成了儒学宗教化的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儒学宗教化的历史传统成为当时“造神”运动的历史根源。

这里，我不想去评价自己老师的上述观点是否准确，因为这是学术观点，可以进行讨论。我想强调一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人走过太多曲折的道路，有不少痛心疾首的教训，他们思考的问题并非都是学术问题，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今天学人们可以对任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例如，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是否来源于儒学的传统?苏联共产党内长期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没有影响中国?总之，提出问题，才便于讨论。不过，时至21世纪初，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去进行讨论，而更加关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因此，当前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任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前辈学人走过的道路，呕心沥血思考过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今天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思考着如何使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学术化、理论化，充分地显示它们的中国特色，不必仿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剪裁中国古代哲学。除此，今天人们考虑得更多的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历史使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民族复兴(含文化复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接受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使这些融合为一个整体。我国前辈学人已经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进行过思索，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其中所体现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才是后来者应当继承和发扬的。

还要提到，20世纪我国人文学术史告诉我们：前辈学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在发展中去理解并加以运用的。这恰恰就是唯物史观学术研究的生命力所在。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例证。在20世纪40年代末，从苏联传来一个观点，提出哲学史的任务在于找出每个哲学家是属于哪个阵营的，是唯心论，或唯物论?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划分阵营的历史，是唯物与唯心相互斗争的历史。这个观点也许是为了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思维而提出的，开始时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这个观点也影响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任继愈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培养外国留学生，为他们讲解《老子》(《道德经》)，不能回避老子哲学思想是唯物还是唯心。后来，这个问题经过我国哲学史家们的多次讨论，到2006年，当任先生年届90高龄，第四次用现代汉语翻译《老子》时，他在《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反思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争论，写下这样令人深思的论断：

“我一向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正面和背面两方面都试验过，都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来，如果说方法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任继愈：《我对认识的转变》，载任继愈著《老子绎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第253―254页)

这个反思十分宝贵。我想，不仅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简单地采用“对号入座”(是唯物的一排，还是唯心的一排)，对于孔子、孟子、庄子、孙子等等都不能“对号入座”。对于丰厚的、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需要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揭示其特点；还要向世界阐明：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思维，这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华文化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对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许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前辈学人，像任继愈先生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反思，我们在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上应当有所前进，有所创新。离开创新，将如何表现唯物史观的生命力?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个案研究 观念研究 人物评价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由多篇论文集结在一起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独立存在的,且每篇文章都是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孔子再评价》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界,《孔子再评价》是一篇极富启发性的学术论文,它是一篇成功的个案研究,它提供给我们两个研究个案的角度;一是将重要观念的研究与人类史前文明相联系;一是将孔子个人放在古代文化格局的宏观视野中。前者将观念与历史结合起来,后者将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我将从这两个角度结合这篇文章作具体的方法上的分析。

一、观念的研究方法

首先,将概念放到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考察。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去理解概念的形成,在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去了解概念的演变。其中关于“礼”的解释最能说明这一点,“礼”并非孔子的发明创造,孔子只是继承了礼。因此李泽厚在考察孔子“礼”的时候并非像一般的哲学史大谈孔子礼的特征,而是把大量的篇幅都放在“礼”的演变过程中。他在文中提到:“作为早期的奴隶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一方面,它有上下等级、尊卑长幼等明确而严格的秩序规定,原始氏族的全民性礼仪已边而成为少数贵族所垄断;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延续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从而这套‘礼仪’一定程度上又仍然保存了原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李泽厚认为“礼”首先是原始巫术礼仪;进而成为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也就是孔子所继承的“周礼”,然后他由谈到孔子与礼。其次,对概念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和解读,站在思想的整体高度去把握概念,而不是局限于概念本身对其进行词源性的考证。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仁”这个概念的分析中。他认为仁的传播与延续“构成一个颇具特色的思想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于是对仁进行整体结构的说明“构成这个思想模式和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

以下就是李泽厚通过对《论语》原文的解读找出材料证明他做这样划分的合理性,依次展现给我们仁的全貌。他在讲“血缘基础”时,依然像“礼”一样放在当时社会结构中,于是得出结论说:“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父亲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反对‘政’‘刑’从‘礼’‘德’中分化出来,都是在思想上缩影式地反映了这一古老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把整套礼的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以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最后,他仍然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出发,认识到:“孔子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尊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也就是他称之为个体人格。从上面他对仁的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总结的四个特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且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共同特征,他将此成为“实用理性”,在谈论实用理性时,他已经不只是用于对“仁”的说明,而是对孔子“仁”为基础的儒家思想特征概括,以至于上升到对中华民族整个文化的概括,这充分显示了他思想的整体性,对概念的分析是为了达到对深层文化的理解。在最后他还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概括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使这一特征在比较中显示的更加清晰。

二、对人物评价方法

上面分析了李泽厚对于孔子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仁”“礼”分析时所采取的策略与方式,那么在对孔子这个个体进行评价和理解的时候他将孔子放在中华古典文化铸型初期及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背景下。在评价孔学的得失时,既不把社会发展中所有的过错都归之于孔子,也不是盲目的赞扬孔子,而是理性的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他把孔子放在阶级社会中分析,但又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他在文章中说:“孔子仁学本产生在早期奴隶制崩溃、氏族统治体系彻底瓦解时期,它无疑带着那个时代的阶级的深重烙印。然而,意识形态和思想传统从来不是消极的力量,它一经制造或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性格,成为巨大的传统力量。”这就说明思想的形成有阶级的影响,但思想一旦形成后同样存在超阶级的东西,他不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他在另一处更明确的提到:“有些东西――特别是文化现象,尽管可以具有某种非阶级的性质,却没有非历史、超社会的思想,它们仍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虽然并非某个阶级或某种阶级斗争的产物。” 其次,李泽厚将孔子放在古代文化史的背景下进行评价,仍是采用一分为二的说法。李择厚在前面将孔子的“仁”做了结构化的分析,他认为孔子以后的儒家各派都是对孔子所形成的某一特征或某一结构的侧重或强调。然而他们都没有完全脱离孔子的仁学母体结构。在这里孔子及其思想已不是历史长河中简单的一个人、一种思想,而成为中华古典文化形成的一个雏形,于是对孔子思想的评价便转变成了对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雏形进行评价。李泽厚非常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深刻的认识到仁学结构是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说:“就是仁学结构原型的实践理性本身,也有其弱点和缺陷。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的优点:“另一方面,这个文化――心理结构又有优点和长处,毋宁说,中国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在全世界独此一份,与这个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不仅对其做一分为二的评价,李泽厚在最后还预测了这种文化或许能对后资本主义的异化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美术；发展；学科建设

1美术史论与多学科融合

美术学是一门研究和考察美术活动和美术现象的学科，探究其人文规律，是关于美术的知识系统，工作者须将其对美术现象的感知和体察转化为理性认识，确立和整理为一种知识体系。所以，美术学是一门从理论化、知识化的人文学科。既是学科体系，涉及美术风格、艺术家的活动，注重作品和人的精神性、个体化和审美观念，就必定有学科交叉化倾向，关联到与他学科融合问题。

本文中心主题“融”，这里第一个层次是指美术理论研究的多学科的融合，其它人文学科与美术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学科交叉方向，起到丰富美术学科体系之效。美术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结合的举措在西方早已历史悠久，学术化体系相当成熟。进入20世纪初期，西方的美术史研究就开始向文化史目标拓展，学者们坚持美术史应该利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美术史成为文化史的一部分，他们将目光注视在艺术、文学、学术研究和自然科学等这些被视为“高层次”的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美术作品本身。他们的工作是将美术作品置于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力图分析艺术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关系。广泛的学术领域得到高度关注，凡与美术史有关的学术资料得以大量收集，这无疑扩宽了学科知识面的广度，其作用就是使美术史研究迈入缪斯的神殿。如美术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形成美术考古学、美术学与教育学的结合形成美术教育学、美术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形成美术管理学，还有诸如美术人类学、美术文献学、美术教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经济学、美术翻译学等，这些新的学科可以属于美术学科之下，也可以属于其它学科之下。国内现有一批博士论文从艺术学角度来研究交叉学科，如孙长初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董占军的《艺术文献学论纲》等等。这些学科的交叉为美术学提供了多方位的视角，丰富了美术学学科体系建设。

美术作品图像中大量涉及他学科知识内容，如敦煌壁画艺术中存在大量的飞天乐舞形象，相关联有佛教音乐、少数民族舞蹈等，其中包含了乐器种类、演奏样式、仪仗乐队、仪式活动等内容，皆是中华文化的旁支之一，为文化学、音乐学、民俗学和艺术史学研究提供了天方夜谭般的奇妙世界。音乐是一种活性文化现象，诉诸听觉的乐音在时间中有规则地运行是其存在的第一特征。音乐以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成为凝动的音符，被概括成一类符号形式、从而得以神奇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舞蹈的情况与其一样。当然，这种停滞式的保存方式能否有益于后世者，就在于后世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能否结合文化史、艺术史等人文学科做出理论研究，挖掘蕴涵其中的文化和人文历史等信息，就能够从固定不动的图像材料中解读出丰富的“画外之音”。

“融”的第二个层次，是指中西研究者学术研究的融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美术理论家的学术交流只限于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则排除在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方学者的著作和研究方法以及流失海外的美术品被逐渐引进到中国大陆，中国美术理论研究逐步迈向中西交融之路。中国美术理论研究的大致归属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西方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从大量的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入手，从西方学术视角、审视着中国的美术，研究多从具体的美术作品入手，强调人文学科的角度，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探究。这类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深度上都非常到位，但是由于没有中国生活的体验，对中国文化或中国美术创作的研究大多存在隔膜。其二是建国以后在中国大陆本土的美术理论，这类理论研究建立在对本土文化、历史和中国美术创作的基础上，尤以美术考古、历史考据和作品真伪鉴定为主导，第三类是指80年代以后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美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中国学者，他们在国内受到系统的美术教育，其中很多人后又出国留洋、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这部分学者在知识结构、学术眼光、研究方法上都具有相当的高度，属于中西融合型，他们现在正逐步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的主导力量，但是关键在于，这些学者在中西融合现状的面前，是否采取全盘西化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两种态度。在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第一类型和第二类型最好能逐步相互影响和借鉴。

对于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可以促使中国美术史论由原来的以绘画史为主、以艺术形式、艺术风格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到所有美术门类的史论研究，进行改革式的转变。寄希望于中国现代美术史论能够融会西学，初步建立了学科发展框架，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方式，在新的框架中逐步建立、充实和发展，并能在继承中创新，在探索中延续。

在美术批评理论方面，亦要求与多学科融合，创立新型的美术批评理论。这一方面要考虑对传统画学的继承的日益重视。中国古代画学自成体系，“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对于中国古代画学的研究，既是研究本身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中国美术史论体系的需要。然而，在此基础上，史论界还需要开拓出新的活动方式和领域。西方美术理论界也已做出很好的榜样和先例，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是中国史论界适应21世纪美术学科发展新局面最为需要的理论类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美术批评家承担起独立策展人的角色，运用宏观的思维，从学术的角度，在美术展示方面发挥着史论的力量。

中西文化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拿来”的西方美术史论如何能够真正做到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中国几千年的画学文脉如何传承延续，美术史研究如何和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音乐学、艺术学等学科相结合，美术批评如何保持本身的独立性云开拓性，史论与创作如何才能更好地互相促进。在探索中建立延续传统画学文脉的中国当代美术史论体系，这是21世纪美术史论界对于中国美术的成就所在，更是一个意犹未尽的课题。

2美术创作与多学科融合

当今的美术创作，已不是纯粹的架上艺术、画家在画布上挥动画笔的行为，而是和当代先进科技高度结合、发展新型视觉艺术的工作。从这一层面而言，美术创作须要多门类、多学科的知识，融合的趋势显而易见。当代的艺术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体现出媒介多变、文化多元、观念多样的特征。面对数码媒体及网络艺术的强烈冲击，“架上绘画已经死亡”一论也许并不为过，面临这种时代的新趋向，美术创作应该自动修正自身的状态，如创作观念、制作方式的转变，因循旧路肯定会走向没落。其实，这种艺术没落现象并不只在美术一域，戏剧、舞蹈表演艺术亦是如此。所以，绘画要不死，就要在生态、在理念、在表述方式上推行巨大变革。当今时代，数字技术发展迅速，快速流动的数字化信息系统以数字代码的关系存在，进行着存储、提取、复制和传递，绘画创作也可以向其借鉴和取材，吸收其传达视觉形式的元素。数码媒体的使用，不仅使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同时也使视觉艺术远远超出了传统视像（绘画）的具体范畴，充分和视觉艺术门类相结合成为不可或缺，如电影艺术。相对于历史悠久的美术传统，电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绘画一直被认为电影艺术的母体艺术，是不同时代和流派的美术作品为电影的视觉造型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养分。彼得・格林纳威曾说：“我从来都深信，几个世纪以前，无数在电影家之前的画家们对绝大部分问题已经提出并解决了，大批载着问题与答案的绘画作品构成了我们集体的记忆，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一切关心画面，渴望制作画面的人都应回过头来挖掘这座不断更新的巨大宝库。”一部电影的视觉风格由构图、色彩、光影、运动等元素构成。优秀的电影导演在影片视觉结构的处理上独具匠心，创造出极富艺术表现力的影像画面，并体现出独特的视觉风格。在电影不断向美术吸取养分的当前情况下，美术应该怎么去回应，如何借用电影学的专业知识来焕发美术这一传统文化形态新的生命呢？这一问题，值得中国美术家认真深思。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安享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时候，是否思考过它所蕴涵的精神价值？对于当代绘画创作而言，即使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能将摹本做得与原作酷似，但也使艺术的经典性遭遇了技术的解构。所以，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也应该与传统美术一样，向哲学文化、美学文化、艺术美学汲取养分，保持一份弥足珍贵的人文文化精神，去表现科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进程形态、人类的精神世界，还有哲学的深思和历史的悠远，美术家所要做的工作何止千万！艺术创作观念的变革，是否值得我们当下的美术工作者去思量？

3吸收与借鉴：融会中发展的美术学科

当今的美术学科与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已然鲜明确立，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一点，无可置疑。在21世纪，经济和信息的全球一体化撩动着人文学科的神经，催进全球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的互动，也催生出一个多元文化的平台。那么，培养多元化的人才就需要发展多元化的学科，只有在学科领域上求变、求进，才能在人才和文化建设上领先于国际同行。

可以说，要建立中国新型的美术学科，一要注重吸收传统的文化，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平台，二要向西方美术学界求取经验。中国美术史学与美术创作一样，都存在与世界先进美术学研究方法接轨问题。美术史学家史学眼光的陈旧、美术家创作观念的落伍是制约中国美术发展的根本因素，而观念的及时转变又是推陈出新的根本动力。回归复兴呼声和向西方学习都在美术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回应。对于美术创作的新动向，史论界也能否做出积极回应，或冷静反思，或热烈探讨，偏重于美术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史论研究值得蓬勃展开。美术史论在美术创作的带动下，美术创作在美术史论的引导和推动下，实现互动中共生，就能够向着多元的格局发展。

4结语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8篇

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部有面对的新问题、可用的新材料和出现的新方法，30年来的美术史研究亦然。新问题是改革开放对史学和艺术学的客观要求；新材料既有新的前所未知的出土遗迹，又有早已湮没不彰的传世遗迹的发表，还有近百年来生动丰富的美术运动与美术思潮；新方法不但来自国外的引进与消化，也来自传统的继承、开掘与完善，更来自对象与问题的需要。尽管对新问题切入的角度不同，新材料使用的多少有别，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但学者们对新问题的敏锐把握，对研究方法的积极探索，造成了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新面貌与新特点，总起来看是：在活跃中兴盛，在开拓中进取，在多元中互补，在开放中自觉。

在上述的三个阶段中，学者面临的问题有所变化，研究方法和材料资源存在差异，得失显然也不尽相同。就主流而言，第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在恢复被“”扭曲中断的20世纪新传统中发展学术、造就人才。美术史观、史学方法基本上来自经前苏联学者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艺学，但实事求是的学风的恢复，新出土大量前所未知的美术遗迹，开放后获悉的中国海外遗珍和西方现代艺术，既为重新书写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方便，也为译介过去视为的西方现代美术史提供了可能。尽管发表的论著论文，较多来自以往的积累，但在补充新材料修订原有结论中，提升了认识，完善了系统，甚至也突破了某些非艺术原因造成的，汇入了解放思想的文化热潮。

第二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美术史研究需要回答的新课题。这些课题或者关系到美术运动、美术思潮与美术创作，或者关系到美术史学科的自身发展，有当下热点引发的古代和近代美术史的再认识，也有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美术、后现代美术与美术史学的思考。学界对学术史的梳理，对空疏学风的批判，都导致了美术史研究的个案取向、基础研究取向。美术市场的兴起，又导致了社会学取向中经济与艺术的关联。于是在开拓了多种取向、多种角度美术史研究并推出了众多成果的同时，出现了四个重要现象：一是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译介、传统书画史学的梳理和研究编写方法的评介。二是20世纪美术史写作的反思，现代美术史的编写和古代被遮蔽传统的再发现。三是艺术品鉴定学的研究、著述与普及，艺术管理专业对美术史学者的吸引。四是美术史图像被社科人文学者纳入研究资源，使美术界关心的“美术的历史”部分地演化为文化界关心的“历史的美术”。

第三个阶段面临的问题，亦由国内国际的背景所引发。城市化进程加剧，美术博物馆的兴建，画廊拍卖的兴盛，消费文化的需求，导致了史家、论家、批评家到策展人身份及其关注方面的变更。人世后全球化的浪潮与文化民族化主张的激荡，国际语境下传人的后工业社会的“新艺术史学”和“视觉文化理论”，日渐取代传统美术史学观念与方法，一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新的方法论领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传统美术史研究对象的位移和精英美术研究的消解。美术史学科对象的进一步市场化与普及化，固然造就了众多实用性的艺术管理和策展人材，为相关学科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图像资源，却也模糊了学科界限削弱了着眼于美术史本体研究的借古鉴今。与此同时，则是研究者民族文化身份自觉意识的高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表现为开放中积极传承文脉的要求，表现在世界艺术史研究上是体现中国的识见而走出编译状态。

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写作，其实是20世纪以来美术史写作在新形势下的辩证发展。中国古代只有“画史”“书(法)史”，“美术史”是帝制之后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学科从出现起就与西学的东渐和新学的成长同步，灌注了科学民主精神，承担了为救亡和振兴而普及美育的使命。因此，美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借洋兴中和借古开今，始终既要引进西方的艺术史学的良规，又要继承固有传统的精华，而引进与继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振兴中华的需要。需要的一个方面来自作为新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另一个方面来自美术运动、美术思潮与美术创作。百年来包括30年来的经验提醒我们：发展美术史研究，只能既反对迷古崇洋，又在整体上和动态中保持几个张力：引进西方的艺术史学的良规与继承固有传统的精华间的张力，学科本体性研究与社会学他律性研究间的张力，宏观性的理论策略研究与微观性的具体研究间的张力。对整体与动态的把握全赖于对现实的深切了解。

30年来，中国对外国美术史的译介和对中国古今美术史的研究，品类众多，成果累累，前所未有。有艺术史观的，有方法论的，更多的是对美术发展本身的研究。对美术发展本身的研究，有历史真相与固有线索脉络的探索，有对美术史发展得失成败及其根源动力的现代阐释，有运用美术史图像与历史学、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更有美术史学术史的研究。30年来，日渐突出的美术史研究，是以一种理论去阐释有助于伸张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的美术史现象，反映了西方“新艺术史学”和“视觉文化理论”的影响。最有益于吸收历史经验推动学科建设的研究，是美术史学术史的研究。先是对西方美术史学及其方法的系统译介，是对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源流发展的梳理，接着对中国古代书画史学史传统的探求特别是对张彦远的研究，还有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及若干史家的研究，当然，这与上世纪90年代整个学界反思20世纪学术得失而推动学科化是连在一起的。

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美术史研究写作，以美术院校为中心，以画家或画家出身的研究者为主力，以总结历史经验阐述美术发展方向为要务，一直密切联系着美术运动、美术思潮和美术创作，尤为注意研究美术本体的发展演变，新中国成立后更与美术政策的贯彻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30年来，此前美术史研究服务于政治的单一方向，也变成了多种取向，包括服务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的中心，除去美术院校，还有了综合大学。研究队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画家或画家出身的研 究者为主，专业美术史论学者成了主力。美术史学在被视为人文学科的同时，对美术发展本体的关注有所减弱，以美术史资源研究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物质文化史学等人文社科学问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中国美术发展中形成民族艺术语言的研究，对历史上精英美术家独创性的研究，也开始被研究批量化生产大众的通俗美术冲淡。

如上所述，近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问题之一是开疆拓土与把握本体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动态的平衡，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美术史的资源特别是图像资源已被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广泛使用，导致出现了思想史的美术史、社会学的美术史、文学史的美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美术史等等。站在美术史学科的立场来看，由于研究领域开阔了。对象和问题广泛了，不仅专业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的需要极大扩展，而且研究方法也要因应对象，而如何把握学科边界，认识美术史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与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美术史研究的三大资源(文献、作品、口述)中，作品真迹及其图像不仅是第一手资料，而是进入过历史情景的原始资料。它保存了文献不足以取代的原生态的信息。这一特点，使作品的艺术风格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忽略了对美术作品风格品质的重视，在文献和口述历史上又用非所长，美术史学者区别于一般史学家素养的特色就不复存在。因此，如何看待风格品质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不忽视鉴赏能力的提高，不但关系到美术史研究中自律和他律关系的认识，也是把握学科边界使美术史学者的作用不被取代的重要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下，美术史的阐释与历史的把握怎样不顾此失彼。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像搜集起来，通过反复比对，考证、鉴别，尽可能地掌握其中所包含的完整信息，才能使重构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在理解历史联系的条件下阐释历史。否则，历史学尽可能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丢失。理解与阐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阐释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是古为今用；理解则属于主体对客体的全部联系的切实把握，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历史的阐释无疑更能伸张文化价值观念，但如果离开了求真的追求，忽略了对历史的理解，会不会重复“”中以先验的观点选择史实，甚至歪曲历史真相，重蹈“儒法斗争美术史”一类“影射史学”的覆辙?

第三个问题是美术史家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坚持身份意识的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的美术史学者，不但曾与创作家同体，而且往往身兼史论批评三重角色，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学科目录把美术史、美术理论与美术批评同隶于“美术学”之下以后，史论批评专家也都可以称为美术学家。但上世纪晚期的情况是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都向美术批评家倾斜。世纪之交以来，美术批评家又有不少人适应社会的需要承担了美术策展人的角色。美术史家身份在美术学内的不确定性，固然有利于学者在美术的范围内打通古今中外，有利于宏观的思考和竭尽所能地发挥作用，然而社会的效益、研究的条件和劳务的报偿，又在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及美术策展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社会对短期实效性的偏爱，身份转换的可能，明显导致了美术史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力量的削弱，如果不以有效措施稳定美术史、美术理论学者安于分工的身份意识，长远地看对于批评家和策展者获取美术史论研究新成果也是不利的。

文化史论文范文第9篇

梁其姿教授在其新著中的这段告白，确乎道出了目前从事医疗史这一国内尚算不上主流史学研究的研究者的心声。本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在不断兴起的同时，似乎也遭受到正当性的质疑。一方面，在众多从事主流史学的研究者看来，医疗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也可以研究，但终究不过是无关宏旨的“芝麻”。另一方面，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分子，在展现新意，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似乎亦未能尽如人意。而且，随着“新”意的日渐褪去，因“新”而受关注的“红利”的不断消却，这一尚未成长起来的研究如何在中国史学界取得更进一步发展，显然已成为当下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向出发，立足国内的实际情形，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本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年来，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等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密切，医疗史研究正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和投入。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学者在总结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也往往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引人注目的重要成绩，而且还将其视为未来史学发展“潜力股”。比如常建华在较近的社会史研究回顾中认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2] （pp.389～390）王先明在评述近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史时指出：“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3]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和团体，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比如，在1999—2011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共评出历史学的优秀博士论文34篇，其中就有两篇这一领域的论文①。200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六卷《〈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其中有“社会史”卷，该卷共收录26篇论文，而医疗社会史的论文就有3篇②。这些似乎有理由让我们对其后续的发展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

目前虽然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若整体来看，就像本文开头说指出的那样，情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还十分薄弱，尤其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相比，更是如此③。在西方，由于现代医学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医学史研究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到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潮不断演进，医疗史的研究不断经历重要的转变，其中新文化史和医学人类学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文化史是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方向或流派，这一研究不再热衷于结构（更遑论规律了）、真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这些以往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在其主编的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文化史》中谈到：“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4] （p.11）他们希望通过对以往宏大叙事的批评和解构，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体验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之中。这就像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达恩顿所说的那样：“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5] （pp.6～7）为此，他们借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④。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式各样，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似乎都对“权力”特别敏感，这正如姜进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4] （p.7）显然，新文化史希望通过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及对意义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由于医学是直接处理人的身体异常（包括病变和感觉）的科学和技艺，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建构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和实践的领域⑤，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疾病并不只是可以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①。这些论述很容易进一步打动和吸引那些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的历史研究者从疾病和医疗入手来展开新文化史的探索，再加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影响，于是，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日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渐以意义为中心。在新近西方编纂的一部总结探讨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集中，虽然编者极力倡导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反对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但从前言、编排体例以及一些选编的论文中，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向的不可逆转②。显然，医疗史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受这一趋向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方中国医疗史界，也出现一些具有新文化史色彩的研究论著③。

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基本始于1990年代中期④，较早的研究，可以说大多是在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下展开的，并往往被视为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方向或新领域⑤。在出现之初，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还不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了解。就以笔者所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来说，这部被视为国内该新兴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而受到广泛的好评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纯粹的社会史作品，笔者在追寻和阐释瘟疫文化意义和反省现代医疗卫生机制等方面，缺乏自觉意识，所关注的乃是清代江南瘟疫的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分析、时人对瘟疫的认识以及由此显现出清代江南社会的社会构造和演变脉络。并没有想到要去探究当时社会对诸多瘟疫的描述和命名体现了怎么的社会文化意涵，也没有去考虑19世纪以降社会认识和应对瘟疫方法变动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现代的医疗卫生制度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并非是不正自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时非常有限的成果中，也还是有少量颇具新意的作品。杨念群是国内个别较早具有一定新文化史理念从事医疗史研究的学者，他在20世纪末就推出了数篇颇具分量的医疗史方面论文，较为关注“地方感”和医学中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等问题⑥。他于2001年编纂出版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精选集》这一具有一定新文化史取向的论文集，就包括了《“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等医疗史方面的论文，进而又于2006年在“新史学”系列丛书中推出了《再造“病人”》一书，这一被视为另类的医疗史论著，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该书并没有直接宣称自己为新文化史的著作，但从其对医疗背后的政治运作和权力关系的关注、书写上对深描法的努力实践、对不假思索地将西方视为现代标准的警惕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的呈现等，无不展现出了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而笔者世纪之交在完成前揭著作后，也很快捕捉到国际医疗史研究新动向，并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做出了省思，认为那些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的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进而倡导从身体史出发展开文化史取向的医疗史研究[6] （pp.706～737）。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于2006年8月在天津召开了国内首届“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①。之后又以这次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笔者编辑出版了《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一书，并在前言明确倡导在疾病医疗史研究中引入新文化史理念与方法[7] （p.4）。与此同时，一些关注新文化史研究的比较年轻的学人也开始在医疗史的研究中引入这一研究方法，比如张仲民关于晚清卫生书籍的研究[8]，陈昊对中古医学、身体经验和身份认同的探讨[9]，路彩霞有关清末京津卫生观念和机制的新著，也部分显现了这样的追求[10]。而胡成有关卫生史的系列论文，虽然并未特意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理念，但凭借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和对国际相关研究颇为深入的把握②，也展现出了与国内一般研究不一样的风格以及相当高的水准。除了论著，还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文③。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进入新世纪后，在以“新社会史”和“新史学”命名的出版物中，医疗史的相关研究均未曾缺席④。

这些有趣的转变⑤自然值得关注，不过若全面地观察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则不能不说，这样的研究在被视为“新史学”的医疗史研究中只是少数，目下国内这一领域相当多甚至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其实相当传统，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把握。胡成曾对有些发表在国内顶尖刊物的论文批评说，尽管“选题值得称道，但由于没有参照西方较为成熟的认识，难免存在不尽专业之处”[11]。比如就卫生史研究来说，虽然有些人将其归于“新史学”的名下，但大多数的研究对西方后现代思潮积极意义缺乏基本的理念自觉，对通行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局限以及近代“卫生”复杂性和现代性缺乏必要的省思，更没有去认真地思考卫生这一现代话题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意涵[12]。就整体而言，显然与西方乃至港台的相关研究有着比较明显的区隔。对此，张仲民曾就卫生史研究谈到：“近二十年来，有关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总体上有一个鲜明差别：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近来某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特别是在研究台湾、上海的卫生史、医疗史时，一般都会注意到卫生与医疗此时不仅代表现代性与文明的方面，同样也会强调其背后的‘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因素；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者，则多强调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基本不提或很少提及‘卫生’和‘医疗’的殖民现代性色彩。”[8] （p.93）当然，海外卫生史研究的特点并不限于“殖民现代性”一个方面，不过就此便不难看出，目前国内的一些所谓名之为“新”研究，其实只是新在题目，并未在理念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西方乃至港台的疾病医疗史研究中普遍被采用的新文化史理念和方法，在国内，还只是为少数研究者所关注和践行。

当然，这里指出国内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缺乏对国际相关研究趋向的了解和新文化史视角的探讨较少，不是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视角是该研究唯一正当的选择。毫无疑问，研究视角和方法本身并不应成为某一研究是否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标准，任何历史研究，只要其能立足资料对历史状貌做出合乎逻辑的新发现，就自有其学术贡献。正如Huisman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医疗史研究来说，坚持理论和方法上适切的多元主义是十分重要的[13] （p.3）。实际上，任何的理念和方法都自有其限度，新文化史研究自然也不是万能的，它同样有着种种的局限和困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西方相对成熟和深入的研究理念和成果，而闭门造车，高谈创立“中国特色（风格）”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和消化吸收西方走在前面的学术理念、方法和具体研究成果，而奢谈创立自己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那可能只是画饼充饥。近年来，虽然国内史学界对国际学术发展的关注和引入较之前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还远没有达到令人稍感满意的程度，胡成教授最近通过与日本和台湾情形的对比，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目前国内史学界在走向世界方面的巨大差距[14]。显然，在引入和学习西方的史学思潮和成就上，我们不是做得太多，而是远远不够。故而，尽可能多地了解和借鉴西方颇为成熟的医疗史研究理念和成就，进一步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医疗史的研究，对促进当今中国医疗史的深入开展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甚至可谓当务之急。

日常生活是一个几乎人所共知的词汇，不过其作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定内涵，却可能不为大多数人了解。匈牙利哲学家赫勒曾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活要素的集合”[15] （p.3）。而我国研究日常生活的学者衣俊卿则在此基础上对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做了区分：“一般来说，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与此相关，我们同时可以获得非日常活动的概念。非日常活动总是同社会整体或人类的存在相关，它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16] （pp.12～1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研究关注的是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类或社会。按学界的一般认识，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日常实践或日用常行、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和意识[17]。日常生活之所以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主要在于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不易为人察觉却极为密切的关联。随着日常生活研究在哲学界、文学界的展开，自1970年代开始，这一概念也开始为欧美史学界引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逐渐在欧美史学界兴起，至今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史学流派。

大致说来，欧美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既与传统的社会史研究有关，也深受文化分析和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更是后现代思潮不断盛行背景下新文化史研究日渐兴盛，以及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的产物[18] [19]。以“微观史学”面目出现的日常生活史，既不希望我们的历史见物不见人，也反对制作只有结构甚至文化的历史，而倡导让历史回到“人间”，致力于展现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的经验、行为、体验以及认知等，即把人自身的感知，而非物质或制度放在历史的中心位置，一方面让历史变得更加的生动和人性，另一方面也借此来批判和反省背离人自身的发展的现代性[18] [19] [20]。可见，日常生活史这一看似平常的概念，其实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西方的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在理念和方法上实有相当多契合，也是20世纪七八十代以来逐渐发展以来的具有独特意涵的史学流派。

在中国学术界，虽然以日常生活史为名或类似的研究，并不算是晚近出现的新事物，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出现。最近的一篇有关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评述论文，就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即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及当前在新文化史及交叉学科影响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21]。不过从文中的概述来看，前三个阶段的所谓日常生活史研究，至多不过是传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而已，唯有当前阶段的研究才比较具有国际学术脉络中的现代日常生活史的意味。根据现有的相关概述和笔者的观察，比较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末，而在新世纪则呈现日渐兴盛之势，主要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中国史学界，并比较集中于近现代史领域。而国内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性日常生活史研究还相当缺乏，相对接近的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明清以来，特别是近代的城市史研究领域。比如以熊月之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近年来出版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至今已经刊出十余种著作。该丛书虽仍以社会生活史为名，而且每种著作的品质也说不上整齐，但至少在主编的意识中，已经具有一定或许并不彻底的日常社会史的意识，丛书主编熊月之在《总序》中指出：“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述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述的意义，更为理想。”[22] （p.7）纵观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从笔者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尽管目前国内学界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日常生活史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还十分稀缺，但作为一种新的史学流派和研究范式，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新世纪初，世界史学者刘新成结合西欧中世纪史的相关研究，较早向国内介绍了欧美学术界的新史学研究领域——日常生活史[23]，并进而报端倡导日常生活史的研究[24]。稍后，这一研究也开始引发中国社会史学界的注目，2008年12月于中山大学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年会的主题便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①。三年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新一轮的研究规划中，将中国日常生活史设计为该中心未来5～10年研究重点，计划推出一套多卷本的有别于传统社会生活史的中国日常生活通史。中心主任常建华教授多次撰文倡导和论述社会文化史语境的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25]，指出：

社会文化史应当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研究的基础。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日常生活的研究都是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生活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并且至少部分地反映于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日常生活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在当今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这些被视为“新史学”新兴研究的领域，积极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是必要的一环。这样，日常生活史就不仅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更是推动当今史学向前发展、推陈出新的基础。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该中心于2011年9月召开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改变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缺乏以人为中心，将日常生活与社会组织、生活空间、生命周期、观念心态水融的研究的状况[26]。

这样的推动和倡导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虽然还说不上蔚然成风，但由于相关的研究（未必以日常生活史为名）已具有相当的基础，加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等“新史学”日渐兴盛，以及国内相当多的学人，特别是年轻学人对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故而有理由相信，这一研究在不久将会取得相当的发展。

第二，在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以及总结回顾中，与疾病、医疗相关的内容还甚少受到关注。前面谈到，在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中，社会文化史视角的探讨日渐兴起，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有一些研究围绕着疾病体验以及身体经验和感受等主题，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经验作了一定的呈现②。不过现有的中文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综述或述论性的论文，似乎均未对此给予专门的关注，前面提交的几篇论文（包括台湾连玲玲之作），不仅没有论及医疗史与日常生活史之间的关联，也几乎没有谈及日常生活中与医疗和健康相关的内容。胡悦晗、谢永栋在较近的述评中论及的未来的进展路径，则完全没有顾及于此[21]。这里固然有目前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颇为缺乏的原因，同时也与认识上对医疗和健康等话题的忽视不无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在作者看来，医疗与健康等论题在日常生活史研究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疾病、医疗和健康等在日常社会真的不具有特别的地位吗？医疗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这将是下一节将要讨论的主题。

史学研究者对疾病与医疗的关注，显然并不仅止于疾病与医学本身，实际上，中国医学作为一种知识、技艺和文化其实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故而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其实并不是只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而是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大历史所必不可少的基础③。疾病与医疗对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显然是不难想见的，不过若就其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来说，虽然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事例（比如赤壁之战、欧洲黑死病之类），但似乎也并不见得非常普遍。如果从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疾病、医疗和健康这样的内容则不是任何一个人和社会或可缺席的。李建民借用William E. Connolly的想法，指出：“医学要比已经知道的更多，尤其是更多地揭露了历史中关于‘人’的故事。”[27] （p.535）显然，如果让我们的史学回到人间，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他们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以及由此透视出的时代意识和“地方感”。那么我们便没有选择地会更多地关注到疾病、医疗和卫生等问题，否则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便会变得残缺不全。实际上，当我们在阅读西方的一些重要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著作时，也很容易发现它们对这类主题的叙述。而在众多西方医学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中，也不乏对日常经验和感觉的内容。比如Alain Corbin对嗅觉史的探究[28]，维伽雷罗对清洁观念和洗浴行为和认知的研究[2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还将健康置于人类生活的中心位置来展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苏珊·韩利就围绕着人的健康状况和水平考察了近世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卫生和情感等等，进而对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健康状态和生活品质进行了比较[30]。

本世纪以来，医疗史已日渐成为国内史学界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甚至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未来史学发展的新着力点之一。不过整体而言，不仅研究成果还显得相当薄弱，而且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前面的论述业已表明，更多地引入和把握西方成熟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更自觉地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对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探讨，将不失为不断推动医疗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而日常生活史研究，不仅与新文化史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视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具体方面，借此，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贯彻新文化史的理念和方法，而且也有利于将文化与具体的社会关联起来。避免文化研究过于注重意义的追寻而丧失真正人的个性和经验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等研究的不断发展，众多相关的研究，无论在资料还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为日常生活史的开展积累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能够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引入及实践持积极的开放态度，以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医疗与健康的角度切入，我们的研究必将会明显有别于以往社会生活史和物质文化史研究，而展现出别开生面的气象。而且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上的医疗和卫生，就会发现颇具意义但以前却不被注意的研究课题，比如历史上的臭气与卫生、洗浴的社会文化史、养生与文化权力、生活习惯与身体感以及身体感的历史，等等。故而在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若能很好地融通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让我们的历史学回到人间，聚焦健康，立足生命来探究人类的日常经验、感知和意义，无论对医疗史的研究还是日常生活史的探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亦应有助于推动国内“新史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学研究向前发展。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疾病和医疗的日常社会史的内涵。一是在日常生活经验层面探讨。这部分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与疫病、医疗和卫生相关的基本状貌和日常习俗，比如，生“病”及其应对（何为生“病”，疾病体验，应对方式：任其自然、自我或家人疗治、看医生、祈禳等，病人的养护等），求医与治病生活（病人及其家属的求医行为和心理、医生的看诊方式和治病策略、医患关系），日常健康维护（立足自身的养生、针对外界环境等的健康维护行为、个人卫生习俗、公共卫生事务等），等等。二是日常生活体验层面的探讨。这部分主要是立足于身体感的探讨，比如生病的感觉问题（不同文化背景中和不同性别等之间的差异问题、病人对疾患感觉的描述对医疗行为及其医学思想的影响等），日常环境和生活习俗与身体感的互动（日常生活和生活习俗对身体感形成的影响，日常的身体感对人们日常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身体感及其变动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意涵等）。三是对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感的意义分析和诠释。这主要是要通过对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们在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上的差异及其变动的梳理和考察来展开。比如，不同的养生观念和方式，反映了怎样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特色；洗浴认识及其方式的不同，表达了怎样的社会状貌和健康观念；对气味和清洁等的不同的身体感觉及其时代变化，展现怎样的社会文化意涵；身体感与近代中国“不卫生”意象的形成的关系等等。至于具体切入路径，根据笔者暂时粗浅的思考，我想既可以利用日记、医案、档案、笔记小说、年谱和族谱等相对比较丰富细致的资料，通过个案的方式来展开，亦可以仅仅围绕着健康这一主线，从多各方面来比较系统全面地呈现一个时代或区域的日常生活。

从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到，无论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还是日常生活史，都不再热衷于对结构、事件、规律和因果关系等议题的探究，而将注意力聚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致力于对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呈现及其意义的破解和阐释。从这样的学术理念出发，势必就会让我们的历史研究回到“人间”，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史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具体的人的行为、心态和观念，揭示个人、社会乃至时代的“日常”。疾病、医疗和卫生等无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或缺的内容，故而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与健康自然也就成了医疗史研究的题中之意。不仅如此，医疗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界一项新兴的前沿研究，虽然尚未成为主流史学的一部分，但业已被视为具有方向性和潜力性的新领域，若不能对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多一些自觉的体认，使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与理念上，都展现出一种新意来，其意义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如果说，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研究不失为当今推动中国医疗史研究必要而可行的路径，那么，疾病、医疗乃至生命与健康这些内容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性和私人性，使得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切入展开对其探讨，不仅在内容上颇为契合，在理念和方法上也十分符合新兴研究的要求，故而若能融通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双重角度出发来探究中国历史上的生命与健康，对于未来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来说，应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作者简介】余新忠，男，1969年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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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时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

这是对“文史”学术规范的说明，是对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胡适此后不再谈“国学”，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胡适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文科学生讲《治学方法》，他以为：“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这种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学派而完善。胡适特别以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例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有《红楼梦考证》（1920年）、《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7年）、《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论文。他谈心得说：“《红楼梦》的考证是极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们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胡适正是采取文史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学术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细小问题，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疑难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是具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并具专业优长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自钱穆提出后，冯友兰、顾颉刚、胡适等都参加了争论。这是典型的文史考证问题，所以西方汉学家对此感叹说：“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整理国故”工作成为“古籍整理”了，没有再谈“国学”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设》编辑部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刊《文史》创刊，卷首的《编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计中国典籍的总数在八万种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实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典籍，却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计收典籍287种，其中诗文总集16种，诗文别集75种，词曲11种，传奇小说12种，共114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基础书籍。此外治古典文学尚需国学的基础知识，以下典籍是必读的：

《清代学术概论》《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通志略》《四书集注》《经学通论》《周易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老子本义》《墨子间诂》《宋元学案》《韩非子集解》《礼记集解》《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广韵》《日知录集释》《文史通义》《尚书今古文注疏》《春秋左传诂》《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