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融合论文范文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

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⑤（《读通鉴论》卷14）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2篇

尊敬的评委老师：

我叫**，0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在**学校任教六年级语文，兼备课组组长。我所撰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围城》方鸿渐形象的现实意义，我的指导老师是进修学校副校长***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题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谌老师精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

选择《围城》这本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本小说比较的喜欢，包括由这本小说改篇而成的电视剧。的确，《围城》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它向人们说明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黑暗和病态，使恋爱、结婚、家庭成为“鸟笼”和“城堡”，寓意只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社会的“围城”，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新的生路。《围城》不愧为一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的现象也与《围城》中的描写场景有一些的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真、善、美的人性和理性的人生，也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给社会的一次贡献。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阶段安排依照先典型分析(即具体事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展现警示，再综合论述，阐明现实意义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一、方鸿渐“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造成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意义!

1、假文凭的后果与不学无术

2、对爱情的“玩世不恭”造成的苦果与性开放

二、方鸿渐复杂思想性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1、表现在爱情生活方面的复杂分析及现实意义

2、表现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3、表现在事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第一个方面，着重从方鸿渐两件典型的事例(即假文凭和谈恋爱)，联系到当今社会两种不良现象(即不学无术和性开放)，以警示世人，这部分用词颇多，篇幅较长。第二个方面，综合阐述方鸿渐在社会大背景下的爱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的思想性格，意图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是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的，一个人只有将自身的发展置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熔炉里，事业才会有所成功；一个家庭，只有在安定平和的社会大环境下，削除了社会的重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谅解，家庭生活才会真诚和自由。这部分语言精练，立意高远。

在提纲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谌老师的详细指导，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进一步深入。初稿完成后，谌老师又详细地审阅了全文，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观点不明朗的地方提出了指正。最后正式定稿后，谌老师又认真地提示了论文打印的格式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正是在老师的着力指导下，在本人细致的研究下，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现象，发现了《围城》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关于《围城》的有关论著相当地多，但以其人物形象的现实融合来确定研究方向，应该是我的一个创新之点。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在法学界曾引起了一场广泛的讨论，但尚未透彻。因此，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仍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笔者认为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是相互配合，彼此互动，具有共同的基础，统一于体现了人权价值的宪法之中。

一、有关宪法与民法的理论之争

（一）国外学者关于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几种学说

在理论界，对于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民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也由此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学说。根据日本学者山本敬三的总结，在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上大致有以下三种主流观点：

1、异质论

异质论是以近代自由主义和"最小国家论"为背景的，它认为宪法与民法是性质完全不同、互相对立的法，各自调控的范围界限分明。宪法的效力仅及于政治国家领域而不能深入至市民社会的领域，宪法权利规范在私人间不能发生任何效力。

2、并立论

所谓并立论，指的是认为二者是并立的、同格之存在的观点。宪法与民法具有共同的基础。因此，民法与宪法从规范到价值都应是协调一致的。至于宪法与民法共同的基础，学者们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是自然法，有的认为是人权，有的认为是近代法理论。并立论与异质论乍看上去似乎并无不同，都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立为立论基础的，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其与异质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并立论主张民法与宪法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

3、融合论

融合论在承认民法对调整市民社会的基础性作用、承认私法自治的基础上，强调宪法在规范和价值上对民法的统率作用，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融合论者与并列论者的区别在于，并列论者认为宪法与民法共同的基础是自然法（人权宣言），而融合论者则认为是内化于宪法之中的人权价值构成了整个法律秩序的价值基础。

（二）对上述观点的简要分析

通过上述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从异质论到并立论再到融合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宪法与民法从对抗到协作的过程。

第一，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是作为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因而宪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就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了。这种认识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颇多问题。首先，这种观点将导致民法不必遵从宪法的结论。这一结论不但在理论层面与宪法至上的理念相悖，无视了各国宪法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宣告，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与大部分国家宪法法治运行过程中宪法至高的地位不一致。其次，随着"福利国家"的到来，再坚持民法与宪法对抗的看法显然已不符合客观事实了。

第二，虽然并立论承认宪法与民法具有共同的基础，两者保护的价值有诸多相通之处，由此在规范层面上两者也就应该是相互协调的。然而时间中难免不会出现二者在规范上背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宪法为准还是民法将很难得出答案。

基于此，笔者认为融合论的观点较为适当。亦即，民法作为一个历史久远的部门法具有相对意义上的自足性和独自性，它曾为近代意义上宪法的生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对宪法具有基础作用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宪法对民法也具有"反哺"作用，为民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总之，宪法与民法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彼此互动，具有共同的基础，统一于体现了人权价值的宪法之中。宪法无论在规范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对民法都起着统率的作用。下面将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二、从发生史层面上分析宪法与民法的关系

（一）民法是近代宪法生成的前提和基础

从历史角度考察，近代意义宪法的出现要晚于民法。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法为宪法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正是由于民法的存在、民法精神的张扬，方才培育出了后世宪法得以产生的土壤。

1、民法曾为近代宪法培育了立宪主义的主体--近代市民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被真正地隔绝开来，从而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造就了那种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2、民法的基本精神和规范体系成了建构宪法的源泉

这具体又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民法的"权利本位"主义为近代宪法的规范体系提供了总的价值取向模式。其二，在权利本位主义的取向中，传统民法早已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利类型，为近代宪法确立自己的规范价值和权利类型提供了具体的蓝本。

3、民法的一些制度成为重要宪法制度的雏形

近代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显然是从民法中的契约原理得到了启迪，从而认为国家权利应根据自由的人民的社会契约而成立。

（二）宪法在发展过程中对民法的"反哺"作用

如前所述，"市民社会--民法"对近代宪法的生成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宪法实际上也富有一种"反哺"的精神，其本身就是以针对公共权力而保障"市民性的权利（"civilrights）为主旨的。①即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一开始就以一种屏障的雄姿，防御着公权力对私领域的可能入侵，为此也维护着公私法二元世界的平衡结构。

（三）民法与宪法在发展过程中的互动

到了高度复杂化了的现代社会，随着传统市民社会内部力量的分化以及私法自治能力的下降，才容许国家权力适度地介入市民社会，从而使传统严格意义上的公私法二元结构产生了微妙的嬗变。②现代公私法之间的这种局部的渗透或交融现象，在结构上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私法的公法化"，例如"给付行政"的出现；其二，"公法私法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公法关系的法律调整更加注重与当事人的协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宪法与民法有上述方面的互动和变化，但无论是传统宪法还是现代宪法，针对国家权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始终是立宪主义精神的核心。③因此，在现代法治秩序中仍然存在一种"一般政治权力不能侵入的"的"领域"，应在有限度的范围之内容认公私法之间局部的渗透或交融。

三、从法律规范层面上分析宪法与民法的关系

（一）从法律规范体系位阶中看二者的关系

如上所述，近代宪法的一个价值追求就是要为权力划定界限，以限制权力的运行来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享有和权利的行使，最终达到实现人权的目的。根据刘茂林教授的观点，"宪法就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④由此也就决定了宪法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的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为各种立法提供了规范依据。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根据凯尔森在其法律位阶理论中的论述，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宪法的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宪法可以消极地决定法律必须不要某种内容；其二，"宪法也可以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

（二）就宪法对具体民法规范的影响方式上来看两者的关系

1、既然"宪法可以积极地规定未来法律的一定内容"，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特征，宪法中涉及人身和财产方面的规定就是民法的制定依据，后者需要对前者加以充实和具体化。

2、在权利配置上，一方面，部分权利会被配置为宪法权利，而另一部分权利被配置为民法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若这两种类型的权利发生冲突时，解决方式就是应赋予宪法权利优先具有某种优越地位，通常情况下民法权利应当放在这种"最高贵人权"的后面。3、"宪法可以消极地决定法律必须不要某种内容"，基于宪法的此项功能就能够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使得宪法直接进入司法领域，为审查各种立法包括民事立法提供规范依据。

四、对我国长期存在的"私法优位论"的回应

我国法学界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在公法与私法的相互关系上，提出了"私法优位"的主张。客观地说，虽然这种观点对于我国早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民商事立法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以往时代被漠视的私法之重要性地位的强调，却付出了矮化宪法的代价，否认或者淡化作为公法的宪法对民法的统合作用。

事实上，"私法优位"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的"私法优位"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存在的。到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私法优位"的理论基础得以出现，这实际上就是由启蒙思想家们基于对封建法制的反叛而提出的古典自然法理论。就公、私法的关系而言，在自然法论者看来，人拥有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由于公法上的权力是由人们的自然权利转化而来的，因而私法就优于公法。在此种理念的支配之下，由自然状态过渡而来的市民社会不仅实现了与政治国家的分离，而且具有了外在、并高于政治国家的独立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私法优位于公法"的法律观只是西方国家所提出的阶段性法律主张。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国家一改先前的消极面貌，将其触角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得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起来。在法的内容上，意思自治受到限制；在法的形式上，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现象"，私法优位论受到了冲击。"私法优位"在事实上就已破产，立足于其上的"私法独立于宪法"的主张也就不攻自破。

就西方国家而言，他们"经历了一条以社会为基础，从下向上，从基因(个人权利本位的目的性基因和政治权利多元和法律至上的手段性基因)、民法和民事权利到宪法和权利的一个过程，因而西方的宪法实施和的生成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力、社会基础和法律支持。"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一直承载着私权被极力压制的历史传统，市民社会还远未成熟到足以确立与政治国家形成二元结构的程度，甚至无法支撑更为完善的立宪主义的秩序。相应地，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在私法发展的基础上催生出的要求。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相逆的道路，即"从公法到私法"的发展道路。因此，针对基于打造市民社会的急迫而产生的这种理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法律体系中，民法典并不能抵御政治国家的权力对市民社会的侵入，因为民法典的功能不在于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划一道自由与权力的界限，民法典只建构市民社会内部的结构和秩序，民法典并不能决定市民社会内个人的自由域度。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界限的划分是宪法的功能。"⑥可见，我们所要做的不是矮化宪法的地位，而是矫正那种根植于"国家主义至上"的传统文化中对宪法功能不合理的定位，凸显和强化宪法限权的本质，继而打造出利于民法发展所需要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民法的发展撑起一块"稳定而恒久"的天空。

注释：

①参见林来梵前引书《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第308~317页。

②林来梵：《宪法与民法的关系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③同上。

④刘茂林：《宪法究竟是什么》，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⑤钱福臣：《我国编撰民法典的意义》，载《求索》2002年第5期。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4篇

从涉及的文学流派来看,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及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尤其受到青睐。前者的代表作家有哈代、狄更斯、奥斯汀,后者主要有劳伦斯、艾略特、乔伊斯等等。其中一些名作家及其作品被反复研究。例如,106篇论文中关于劳伦斯的就有8篇,哈代的有《篇,海明威的有4篇,单独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有4篇,单独分析《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有三篇。甚至在同一年硕士论文中有两篇论文选取同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情况。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条:

1.简便原则。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个时期是文学的繁盛时期,好的作品层出不穷,名作家的作品流传广泛,其文本材料容易获得,前人的评述较多,相对而言,收集资料更为简便。而古代文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可查的资料相对有限。

2.安全原则。大多数已被归为某种流派的作家,前人对其都有定论,特别是对一些文学大家的作品,无数人已进行了无数次研究,再研究时不必担心把他们分错类别或下错定义,因此最为安全。

3.导向原则。通过统计、对比发现,大多数研究生论文的选题方向与导师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一致。文学研究的视角是丰富多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同一个作家或同一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有创新的成分。文学研究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对象的创新,一方面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在研究对象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就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把英语学位论文归为三种类型:个案研究型、总体概述型和综合型。所谓个案研究型,是指往往选定一个人物或一种现象来写,开口小,聚焦集中,论述充分,较易把握。

这是欧美文学方向大学生、研究生用得最多、最普遍的方式,也是我国研究生普遍采用的方式。所谓总体概述型,是指对二人或二人以上的普遍现象所进行的全面与综合的论述。例如,李欧梵(Leo-ou-fan-Lee)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RomanticGenerationofModernChineseWriter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3)就是如此。这类题目涉及面较广,依赖于较强的综合概括和分析能力。所谓综合型,则是前两种的综合形态,即一定的综合论述加上具体的个案研究,或具体的个案研究加上一定的综合论述。其特色是点与面结合,综合前面两种方式的优势。

从表二可以看出,106篇硕士学位论文几乎都集中于第一种类型,即个案研究型。如果再细分的话,这种个案研究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作品研究,如“论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的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传统与创新的融合——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等。第二类是作家研究,选定一个作家,概括其全部作品或某个时期的作品,分析其创作思想或特色,如《心灵的历程——T#S#艾略特的思想发展轨迹及宗教观》、《托马斯#哈代的“错姻缘”之惑》等。第三类是文学现象研究。它主要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其中的规律。在上述的106篇论文中只有3篇属于此类。

从表二还可以看出:《《.》%的论文集中于个案研究的第一种类型即作品研究。论文作者选取某个作家富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介绍作家出发,概括作品的主要内容,分析其主题思想、语言上的特色。具体分析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大多数论文的作者都以介绍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辅之以作家的家庭、人生经历,例如一篇名为“生命的真谛——《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真义管窥”,论文从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日益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减少了人际之间的交流,从而导致了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人格的异化。另外,劳伦斯特殊的家庭生活环境对其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篇名为“有节制的反抗:简#奥斯汀的妇女观”也是从18、19世纪男性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现实出发,挖掘简#奥斯汀一贯选取妇女题材的缘由。结论是该女作家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镇里,有限的社会经历和狭隘的视野决定了她无法摆脱当时妇女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女性只有通过爱情和婚姻才能改变命运。

由于论文都偏向于对社会背景的分析,使得论文内容较为单一,即重视对作品主题思想的阐释和把握,从而获取对某种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效果。这种主题式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出蕴含作品中极其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但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它把读者定位成文化水平有限的、被动接受的一方,居高临下地训导读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读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事实上,从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文学创作中淡化社会批判主题的倾向日益突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有特定含义的作品放在全新的社会环境里便获得了一种再生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和反应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本的社会意义、审美价值乃至潜在的意义都需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在笔者分析的106篇论文中无一篇探讨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评价等问题。

大多数论文花大量篇幅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阐述文本独特的写作技巧和手法。如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独特的叙事视角,以及巧妙的情节安排等等。诚然这对引导读者理解欣赏原作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是许多论文作者注重用相对简单的语言转述文本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而对一些创作技巧和手法缺乏理论上的追根溯源,间或提及,往往也只是涉及简单的介绍。例如关于意识流创作手法的问题,不少论文都有相关内容。但是对于意识流手法的理论基础即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知识和原作作者受到各种理论的影响却未引起重视。例如一篇关于肖伯纳戏剧的论文中提到肖伯纳受到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和易卜生的影响,也只限于列举一些例子,并没有系统阐述这各方面因素如何对肖伯纳产生了影响。在笔者所阅读的106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涉及到作家的美学观和创作思想问题,即“济慈的美学观及诗歌创作思想”。

注重对文学作品进行印象式的评述。对作品的分析、鉴赏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缺乏理论框架、模式的支撑。例如有很多论文涉及到对作品的文体分析。一个文本在词汇、语法上与正常规范不同程度的偏离就形成了不同的文体风格,其判断依据是对在不同层次上的偏离的数量统计结果。笔者发现,在写关于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两篇论文中,两文作者都注意到文本的语言特点:按主人公成长的不同阶段来选择语言,都以第一自然段的儿语为例。遗憾的是,两文作者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即统计出儿语占所分析部分全部实词的比例,因而都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硕士生的论文侧重于对文本的静态分析,忽略了对其进行横向、纵向联系的研究。从古希腊神话到21世纪的今天,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其中文学史上的每一次变革与发展无不是在前人创造成果的基础上发生的,这就是文学的传统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学传统就没有文学本身。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家最擅长在继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创造,求发展,可惜的是,拿到一部作品后,多数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只注重该作品本身独有的风格、技巧,表现手法和主题思想,而对于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多大程度上延续了文化传统的因素,即纵向的传承,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对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学流派的文学作品的对比研究以及不同国别的作品比较也探讨不多。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还发现,全国统招的研究生和学位班、课程班的学员学术水平的差异在论文中有所体现。与统招研究生的论文相比,学位班和课程班的学位论文在选题上更多地重复前人;对作品的分析相对肤浅,理论力度更弱,在语言、格式上的问题也较多。

此外,硕士学位论文的参考书目和格式也是评估一篇论文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一些权威性论文列出的参考书目数量可观,大多在2”本以上,其中包括英文原版、中文译本以及文学专著、期刊里的评论性、赏析性的文章。随着电脑的日益普及,互联网上的资料极其丰富,硕士生可以从多种渠道查询与专业,尤其是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调查结果显示:硕士生论文极少引用网上资源。硕士生论文的格式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普遍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字体不合规范,引文的引用不合要求以及标题、参考书目的格式和少量的语法错误、单词打印错误等等。我们认为,所有论文均按照统一规格设计纸张的大小,以及论文的封面和首页都应符合统一的规格。这样不仅仅可以使论文美观大方,更体现了作者对待学问,对待研究的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

鉴于以上对某非综合性院校英美文学硕士方向论文所凸显的问题的考查,我们认为,硕士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是硕士生教育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设计、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也是提高研究生学术和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加强对硕士生论文的指导对于提高硕士生教育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整改建议:

首先在选题上引导学生树立选题意识,关注学科研究中尚未被认识和解决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出值得深层挖掘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生由于主观条件(学识、资料、时间)的限制,对于笼统、偏大的问题很难胜任。选题不当,或过于庞大、过于抽象,是学生选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将选题具体化,落到实处,进行深入探讨是较好的方法。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应该全面培养外语学院英美文学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拓宽他们的文化视野,丰富他们的文学知识,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训练他们对各种批评手段的实际运用。例如分析某个作家时,可以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运用不同领域的知识从多角度看问题,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伟大的作品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宝藏,等待批评家、评论家去开发。对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就是一例。自《红楼梦》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各门类的学者。历史学家从中可以找到历史发展的轨迹;人类学者可以就作品中的礼仪、风俗、习惯、饮食、服饰等的描写进行研究。文学评论家应当是一个“杂家”,他能放眼四方、兼收并蓄。随着人文科学新知识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渗透,给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批评视角和批评模式。一些研究生已经在论文中做出了大胆的尝试。比如有研究生运用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分析、评价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运用心理学的知识来分析、解剖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等等。尽管其中的优秀者屈指可数,出现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研究生理论修养和理论水平的不足,但仍不失为可贵的尝试。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对当下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的两种观点提出了质疑。研究认为，由于中西体育文化在价值观念、表现形态、文化适应性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发展形态不平衡，两者不可能融合。中西体育文化比较应该走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研究框架，使二者在各自领域内并行发展。当前，我国应大力学习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

Queries about the “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HAN K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raises a few queries about two views of the “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popular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day,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and development form unbalance in value conception, expression form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wo cultures to fuse; for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the research frame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and either-or should be broken, so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develop in their own areas in parallel;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learn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Olympic movement; in the mean tim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omparative sport；sports culture；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目前，体育学术界普遍认同北京奥运会将给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提供良机。不仅如此，很多学者更是认为奥运会将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大好时机。然而，中西体育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吗？两者之间有融合的可能吗？在此，笔者对流行于体育学术界的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两种典型观点的相关论断提出质疑，并对如何合理看待中西体育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1对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两种典型观点的质疑

1.1中国体育文化可以“治疗”西方体育文化的弊端吗？

通过中西文化差异性比较，剖析双方的优缺点，进而提出中西体育文化必然走向融合是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与任何事物一样，西方文化有其辉煌的一面，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其主要问题是它将物质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将物质享乐置于精神之上，这种价值观对体育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过度商业化、兴奋剂滥用等危及奥林匹克理想的问题，都可以在它所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找到根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偏重于人体的康寿、保健、疗治的养生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功能和理论基础，并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无疑是一种完善和补充。其次，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1]对这些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简单地认为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没有任何道理。西方在科学、逻辑、法律、艺术、文学等方面的创造一点不比中国人差，甚至有过之。现代大学首先诞生在欧洲，而非中国；高品味的音乐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更不在中国；标准的体育形态在西方，我们现在研究的奥林匹克更是西方文化的宠儿；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将人类的视野和脚步带到了浩瀚的宇宙，更是实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梦寐以求的“嫦娥奔月”的壮举；现代的国家治理中许多理念，例如法律、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都来自西方。这样的现实，怎能说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呢？

其次，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咎为西方文化存在弊端，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竞技体育诞生于西方，带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学者卢元镇[2]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连真正的体育都没有产生，又凭借什么来断定西方文化存在问题呢？如果真将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专制、愚昧、贪污、腐败等问题，又该归咎于谁？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竞技体育本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游戏”，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终究是竞技体育主体——人——自身的问题。金钱让竞技体育走向职业化，它使竞技比赛更富有观赏性，同时也大大推动了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再次，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养生体系对西方体育文化是一种“完善和补充”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其立论的理由是西方竞技体育“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论据与论点都存在问题。现代竞技体育带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特征，强调竞技，重视肉体，强调肌肉的力量和外形，然而，强调外形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为了发展精神，培养人勇敢、顽强、进取、超越、拼搏的精神与意志，是为了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这一点，早在古希腊就倡导和实施得淋淋尽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是接过了西方的这种传统，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视为目标，倡导和实践着一种高尚的人生哲学。同时，西方对自然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西方倡导外在索取，对自然的理解表现为拷问自然、鞭打自然，通过实践征服自然；而中国自古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自然和谐相处，其结果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保护了自然，破坏较少，弊端就是对自然不了解，于是，在自然面前，人都成了奴隶，严重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至于中国“嫦娥奔月”的神话让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抢了先。因此，认为西方体育“忽视人体健身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观点站不住脚。这种论断缺乏对西方文化深入了解，用一种中国式的“解读”来责问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显得十分狭隘。

最后，认为“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西方体育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盐湖城丑闻在内，最后的解决都是以民主、法律与监督的西方方式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中国文化的道德说教来解决的。竞技体育是现代人设计的“游戏”，其存在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等一切丑恶现象，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解决，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1.2中西体育文化必然由冲突走向融合吗？

目前，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体育对当时正处于发展低潮期的中国传统体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而从一开始，两者就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逐渐深入，在如何处理以西方现代竞技体育为主体内容的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之关系的大论战中，两者从冲突逐渐走向了融合。其实，就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对一种异质文化的认可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历程，而要接纳它并将其融入自己文化的发展之中，则更需要莫大的勇气。”[3]笔者认为，对这种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说法要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西两种体育文化是完全的异质文化，其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从历史上来看，“土洋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开始意识到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于是，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由排斥走向接受。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是中国在向奥林匹克靠拢，而不是相反。可以说，中国向奥林匹克运动靠拢，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文化融合是指两个自主文化体系大致相互接近。”[4]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容易看出，是中国体育文化向奥林匹克运动接近，不断融入奥林匹克文化，而不是相反。

其次，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的确需要勇气，因为，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科学观念，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与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心理品质[3]。而这些东西恰恰深深地蕴含在奥林匹克文化之中。因此，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并不是好像中国“吃亏”了，恰恰相反，是中国获得了实惠。付出一点勇气，是必须的，是值得的。

2中西体育文化之间没有融合可能

“中国体育文化”与和它既相对又不可分离的伙伴“西方体育文化”是支撑20世纪中国体育思想最基本的思维框架之一。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概念。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是当前体育学术界最常用的概念，但同时也是最没有受到仔细推敲和深入分析的概念。澄清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引用维特根斯坦[5]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语言的误用产生的”。

学者李力研[6]认为：东西文化在好多方面都可以对话和交流，但在体育这个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更不存在什么“交融”。体育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产物，东方没有这东西，四大文明圈子，都没有这个东西，只有希腊才有体育。现代奥运会比赛中，即使不断地融进一些亚洲的所谓体育项目，那也不是奥运会向这类项目低头，而是这些东方项目如何适应奥运会的规则要求。切莫把外包装当成“交融”，那样的话，实在是有些自欺之虞。笔者比较赞同李力研的观点。中西体育文化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之中，在古代中国封闭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抽象、注重伦理、看重礼仪教化，少有竞赛意识，重节奏、韵律、神韵，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体育则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斗争等观念指导下产生了以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流变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崇尚精确、注重规则，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求不断超越，重阳刚、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中西体育之间这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难以在西方世界传播，难以得到西方人的普遍认同和研习。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传统体育发生兴趣，由于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的认识流于表面，仅仅受近代武侠电影的影响学到了武术和太极的几个招式，结果是徒有其形，而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缺乏认同，加之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至今还有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清王朝时代，还是愚昧、落后、贫穷、衰弱。这些原因使得中国传统体育要真正在西方世界大范围传播开来显得十分困难。

2)表现形态的限制。

西方体育精神熏染于地中海的长风之中。古希腊人以自然科学作为一切思维的逻辑起点，他们用机械力学的原理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过程，甚至把人也看成是机械。这样的哲学酿造出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以对人的能量的挖掘，来获取人在时间、空间中的永恒，具有明显的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特征。由此，古希腊人创造了赛跑、跳远、标枪等极具竞技性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物理特征。不仅如此，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体育一直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的、细化的、量化的竞技规则，竞争必须在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进行，具有严格的“立法”。因此，学者李力研认为西方体育就是“物理体育”和“立法体育”。

然而，中国体育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古代中国哲人通过人自身的小宇宙，发现自然的大宇宙；或者说，中国古代哲学始终在宇宙与人的浑融莫辨与交相注视中，完成着一种相互的发现。于是中国文化不可能是人与自然对抗的文化，中国文化在天人合一里寻觅对于真理的把握。这样的文化情怀孕育出的体育就是：重自然之道，重身心愉悦，重人际和谐；无视竞技性，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拒绝以单纯的量化指标衡量优劣，尤其拒绝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对运动场地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严格的、细化的、量化的竞技规则。

以上这种差异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武术难以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因为，西方体育讲求“直接对抗”和“简洁评判”。中国人在武术的问题上更多考虑的则是“招式”“眼神”乃至“精气神”，而不是像拳击那样只在乎如何击倒对方。日本和韩国的柔道、跆拳道之所以容易走向世界，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原因不在于它是东方文化，而在于它们的直接明了和容易裁判[7]。

3)文化适应性的限制。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今天，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不仅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更面临着发展的问题。如此严峻的现实，带有浓厚农业经济基础的中国传统体育怎能实现与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西方体育平等对话？对话都很难，就更别说西方学习和传播中国体育文化了。没有西方广泛学习和传播中国体育文化，融合的愿望也就只能落空，在现实中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单方面融入西方体育文化，向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看齐，而西方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知之甚少，西方主动宣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几乎是中国人的一种奢望。

4)中西体育文化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限制。

经济全球化带来体育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体育在价值观念、比赛规则、制度等多方面向西方体育看齐，以西方体育崇尚的价值观为“坐标”。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显得异常艰难，也备受人关注。在强势的西方体育面前，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面临着被排挤的危机，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还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西方体育不断进行全球扩张，将欧美价值观念充塞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将其它民族、地区体育文化排挤到悬崖，也使得其它一些体育文化主动进行自我“欧美化”改造，在欧美体育文化大家族里勉强争得一席之地，伴随着这个“巨人”进行全球传播。直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只有韩国和日本的体育文化实现了这种转型。中国体育文化依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中西体育之间难以实现平等对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就更难以形成。

3对待中西体育文化的正确态度

也许是中国经济势头强劲急速增长的大背景，让一些人有些恍惚，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儒家道学家的姿态倡导恢复“传统”，清算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关于中西体育文化的争议，极端的情绪或理论都不利于问题的探讨，因为极端化往往意味着将问题简化。极端化的理论探讨即使理解为“片面的深刻”也易诱发影响深刻的误导。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而引发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当下对待中西体育文化应持以下基本态度：

1)我国必须大力学习西方的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首先，我国体育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竞技体育，西方国家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绝不能因为我国在国际大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上获得了巨大突破与优异成绩就妄自尊大，事实上，奥运金牌只是现代体育的一个侧面。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产业化、社会化、法制化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许多东西都还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如此，和西方体育强国相比，在现代体育层面上，无论是制度、观念、发展规模、速度，我们都落后西方很多。无论在竞技体育层面上，还是在大众体育层面上，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其次，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开始突现出来。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突发事件增多、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如此种种，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局部层面上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现阶段，需要全国人民以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英勇精神，以“更快、更高、更强”的英雄气概，以公平、公正的规则意识，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之中，把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阶段，以切实的行动、稳健的步伐，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奥林匹克文化中所蕴涵的拼搏、进取、超越、公平、公正等人文精神，恰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背景条件下的时代要求。大力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全国、全民族动员，在全国进行一次大的思想洗礼、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保持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领域内发展。

在大力学习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同时，还应妥善处理中西体育文化的复杂关系。目前，学术界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时，争论者多以非此即彼，绝然的二元对立情绪和思维方法，争得理直气壮，互不相容。笔者认为，对中西体育文化必须有清醒认识，必须避免三大误区：一是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简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二是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对西方文化采取拒斥甚至诋毁的态度，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保守派，“固守国粹”；三是倡导“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都是误导。虽然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差异巨大，然而，二者并非水火相克的关系。在此，笔者十分赞同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中西文明的交流摄取问题时，曾提出的一个很高明的见解：“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互美，世界大同”。文化最大的魅力是差异，而不是求同，不是统一性。

中西体育文化虽然不可能融合，但并非是不能共存，不是有你就没有我的严格对立。在当下中国，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西体育文化的共存有诸多现实保障。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原则被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高度，并具有国际法律文书的性质。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我国政府不断加强了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国传统体育对抗西方体育全球化排挤的能力与意识逐渐加强，为保持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领域内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3)加强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

今天，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要深入得多，甚至可以夸张地说，西方根本还不了解我们。在此，笔者还不敢妄加推测地说，西方根本就不愿意了解我们。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有唐人街、有中国的商品，就自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多么深刻。文化最大的魅力是其核心的价值观点与思维方式，而不是外在的器物上，或者是表现手段上，不能认为许多外国人学习中国武术，就认为中国武术可以在世界体育领域内占据重要位置。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之间的鸿沟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忽视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西文化之间发展不对等的严峻现实提醒中国人：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发展，更需要加强保护。旧制度文化可以抛弃，然而，传统的物质文化却不能，也不应该丢弃。制度文化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是时代的必然。物质文化，特别是传统体育中的一些物质文化，是需要好好保护的。如果将武术、太极也改成具有“直接对抗”和“简洁评判”两大基本特征的现代体育形态，向西方体育靠拢，武术、太极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就发生了改变，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武术和太极之“躯干”必将走向落寞。因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绝不能纳入到西方文化的发展逻辑与轨道中，否则会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毁灭性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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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21.

[3] 崔乐泉.从冲突走向融合——近代中国传统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历史审视[J].体育文化导刊，2007(7)：23-30.

[4] 茹秀英.新中国50年来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透视及原因剖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18(3)：1-5.

[5]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2.

[6] 李力研.北京，你面临挑战——申奥成功的另类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17(1)：39-47.

[7] 李力研．解读体育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51.

[8]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7.

[9] 张志伟．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 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颜体；楷书；当代书坛；创作

引 言

楷书鼎盛期在隋唐。隋唐楷书承前期的勃兴之势，将楷书艺术的发展退至鼎盛，书家辈出，风格多样，蔚为大观，以“唐楷”称之。隋朝楷书熔南北书风为一炉；初唐楷书承此楷书风格之变，欧、虞、褚、薛各显其个性体貌，开宗立派；中唐颜真卿楷书以雄风创新；晚唐柳公权以“柳骨”相媲美于“颜筋”。唐楷是唐文化的标志之一，是唐文化繁荣的产物。佛道兴盛，抄经也必以楷书为体，经生以此为业。楷书的实用价值在兴盛的社会文化中得到最广泛的展现。楷书内在的艺术特性及其以往的艺术积累，也在这深广厚实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提高，楷书艺术风格更趋多样化。

一、颜体楷书的风格特征及其影响

苏轼曾云：“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将颜真卿的字与杜甫诗、韩愈文、吴道子画相提并论，是极高的评价。

（一）颜真卿的生平介绍及其影响

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后为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

清王澍说：“魏、晋以来，作书者多以秀劲取姿，欹侧取势。独至鲁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趋简便，不避重复，规绳矩削，而独守其拙，独为其难。”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颜体”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晚唐、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后学的艺术范本。

颜真卿开拓了书艺的崭新的恢宏境界：从特点上论，颜体形质之簇新、法度之严峻、气势之磅礴前无古人。颜真卿的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这种风格也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他高尚的人格契合，是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例。他的书体被称为“颜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唯一能和大书法家王羲之互相抗衡，先后辉映的，就是颜真卿了。他所留下的碑帖很多，后世的书法家认为从他的一些碑帖中可以找到圆笔的痕迹，和其他书法家的方笔不同。颜真卿被使用圆笔的书法家奉为开创者。

（二）颜体楷书的发展阶段与风格特征

“颜体”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十四岁以前，笔法方峻，隶意犹在，筋骨层棱的独特风格尚未成形，代表作有《多宝塔碑》（图一）、《东方朔画赞》等。五十四岁至六十四岁是第二阶段，风格渐显，用笔由方变圆，横轻竖重，转笔不折而转，巧妙地用中锋和藏锋运笔，“蚕头燕尾”，字形由传统的背向转变为相向，这些都是颜体的崭新笔法。这时期的著名作品有：《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等。用笔雄重，结体更趋端严朴拙，中宫宽博，臻于炉火纯青，人书俱老之境，代表作有《自书告身帖》、《颜氏家庙碑》等。

二、当代书坛楷书创作现状分析

认真分析和观察一下当今书法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楷书，尤其是唐楷，出人意料的遭到冷落。

唐楷，以其形体完备，法度森严为特征。纵观历史上的楷书四家，无一不是法度森严的，走笔有致的，其中风范，不好学，是出不来的。现在都在谈书法个性，楷书在这方面的局限性就大一点，不像行草书那样能充分发挥个性，楷书的法度非常严备，

给个性的表现和张扬带来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唐楷，除了褚遂良之外其它的唐楷很少在展览中露面。这跟当今追求展厅效应可能也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楷书篇幅写大了不一定好看，而且比较吃力，很难体现个性。

在品种比例与法源上来看：

（1）、小楷50%。小楷作品大多集中取法于锺繇、文征明、王宠、赵孟或《灵飞经》、《敦煌写经》等。

（2）、魏楷20%。魏楷基本集中在几块名碑名志之间，如《张猛龙》、《爨宝子》、《爨龙颜》和《张玄墓志》、《元倪墓志》、《元略墓志》等。

（3）、唐楷20%。唐楷取法以褚遂良为最多，依次是虞世南、颜真卿、欧阳询、赵孟和少量的柳公权。

（4）、其他10%。指非以上类楷书，如瘦金书、金农、弘一、赵之谦等，还有不少数量尾随当代名家风格的作品等。

除小楷外，大量的是中楷，大楷（指字径10公分）比重相对小，大字（字径20公分）和榜书作品甚少。楷书在整个来稿总数的比例是13.8%，这本身在总体上已经失衡。同时，自身内部各种书体也比例失衡，小楷占半壁江山，这不是一种正常的格局。

三、激活颜体楷书创作及对策

笔者不才，临习训练数年的颜楷常常会把其写呆，写死。更有时写滑，写媚。缺少了古韵的质朴，苍劲，浑浊之感。在求有所“变”时，也曾试着去掺入一些魏楷笔法，但往往做成机械、生拉硬套式的搬入。创作时并不能很好的融合，反而更显得做作、别扭。结合对国展和兰亭奖的综合考察，当代楷书创作在形态上的变化出现如下走势：

1.内容上，碑和帖结合，多体多书家互相结合、渗入，从其他碑帖中汲取营养，把它添加到颜楷中来。在国展中唐楷类创作作品虽有中国书协的呼吁和评选中的偏重，但是形式仍是无法乐观，取法于虞世南、柳公权、徐浩等几乎不见影子。颜体上有《自书告身帖》出现，但是《麻姑仙》、《颜家庙》、《中兴颂》、《多宝塔》消失了……

2.从形式上看，加强构成意识，从字法墨法，章法做一些变革。

3.作品外观上，可以注重作品的外形包装，如采用不同的形式：屏条，册页，色宣，也可加入图案、花纹等等。尺幅上可以选择八尺大幅，给人造成视觉的影响力。或者以小片拼接的形式。

前两点是在加强字体间的“综合、融合”。即是“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个观点的依据源于哲学史观。当然，其中包括着“矛盾融合论”。课本中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即是指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牵延过来，不同书体即是不同的矛盾个体，他们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所谓对立，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互相斗争。即不同的书体有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书风特色。所谓统一是指如下两种情形：第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里可以说是“逐渐融合”。

参考文献

[1]金开诚，王岳川.中国书法文化大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 二五（卷一）、二六（卷二）[M].荣宝斋出版社， 1993.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

[4].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入展作品集[M].安徽美术出版社，2006.

[5]刘胜角.古代楷书发展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气候变化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结束，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詹姆斯・罗斯诺在90年代初提出了两枝世界政治理论，以其崭新而独特的视角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剖析，而其理论成果在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依然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罗斯诺认为，冷战后国际社会已经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无政府体系向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世界政治过渡。他进一步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各种跨国家行为体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组成的多中心世界正在使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朽化。因此，罗斯诺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使得当下的国际治理模式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管辖，这些不受束缚的行为体包括在当下国际社会各个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职业社团、政党等等。罗斯诺富有创造性的提出了“权威领域”一词，在其理论下，权威领域不受任何国家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行为体在不同的权威领域中拥有不对等的权力，并且不同领域的权力甚至是不能转移至其他领域的，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样，需要在这样的权威领域中争夺其权力。这种突破传统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的视角是具有创造性的，罗斯诺在其学术著作《国内――国外边界上》列举了社会运动、全球市民社会、问题网络等权威领域。

罗斯诺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旧世界观已经不合时宜，他为此提出了分合论的世界观。分合论指的是分散化和一体化这两种矛盾而统一的趋势，它强调在国际关系当中冲突与合作、分散化与一体化这些因素同时存在却又难以分离的特征，因而必须将其结合起来对国际现象进行分析。因此，随着国际社会中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以及权威领域的不断扩展，往日铁板一块的制度已经被撼动，国内和国外的边界已经日益模糊并且相互渗透，国际社会中的国内国际事务相互融合，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世界体系已经被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模式所取代。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说，在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民族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确立了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国家的权威。然而，国家权威在众多的权威领域中已经受到许多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支撑全球政治格局的权威结构正在经历着巨大而且深刻的迁移过程。罗斯诺认为推动当下权威迁移的因素无外乎有六个。第一是苏联的解体，第二是技术的突飞猛进，第三是公民的技能革命以及其参与集体事务的愿望增强，第四是次团体主义的发展，第五是国家和以及地方经济的全球化，最后是全球相互依存事态的发展1。总的来说，影响权威转移的因素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国家的权威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影响力，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增强。因而，当下的全球事务需要不同的行为体共同面对和解决，以往的民族国家主导一切事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可以称得上是权威迁移的典型。民族国家向来是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力军，他们通过不断的谈判和妥协来达成一系列协议进而不断推动该领域的发展。然而，民族国家因为其政治身份往往会受到诸多约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由于国家利益的相左往往会争执不下，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因而，民族国家在全球变化这一领域虽然是传统的权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NGO在该领域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其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NGO的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形式各异的，他们可以通过研究与教育，推动相关知识的传播，又或者直接提供相关环保产品与服务，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监督或者协调政府或国际组织的相关决策与行为，等等。比如在气候变化谈判大会期间，有些环保组织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有时会向谈判代表印发简报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同时，NGO组织基本上每天都会评选“Fossil of the Day”的奖项来讽刺一些阻挠大会进程的国家，而NGO对大会议题的态度也会被视为公众舆论的“晴雨表”。此外，NGO也经常会与私人部门进行合作，为一些公司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激励以及支持。比如世界自然基金hi、皮尤中心、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世界资源研究所等NGO都会鼓励各大公司主动公开其在环保方面的相关信息和管理措施。不得不说，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民族国家确实不再是唯一的权威。

总的来说，罗斯诺的两枝世界政治理论为我们观察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视角，该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以国家为研究中心的分析模式，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创新。然而，罗斯诺的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也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仍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发展。（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参考文献：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纪念公园；乡村空间；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195-01

公园是建筑空间组织中具有公共性和艺术魅力的一类开放空间，最直接目的是为人民提供游憩场所的功能，而公园内的建筑空间是环境整体设计的表现它与街道绿地、广场、周围环境等共同构成富有特色的建筑外部空间环境。

一、纪念公园空间环境地域文化互融

纪念性公园建筑，作为物质和精神空间的缩影，在尊重传统、延续历史、继承文脉的基础上、基于现状重新思考，表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延续和文脉传承。纪念性建筑须真实反映建筑的特点和地域文化特色，并能合理运用当地的地方特色来营造场所的精神感。

（一）纪念公园的地域互融性

地域是指一个区域具有相同特质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征。包括社会体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

纪念性建筑应根据不同的主题选择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但无论选择何种类型，都必须遵守一点：建筑环境的整体性和互融性。在表现纪念性的个性和共性基础上充分表达周边建筑环境的历史文脉、突出场所精神、统一纪念性与周边建筑环境的地域性

（二）纪念公园的文化互融性

文化是运动的、发展的、永恒的、纪念性公园是对文化的回归和提炼的产物，特别是本土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因为纪念公园的特殊性，在表达文化时应注重空间环境的内涵、内容的展现，避免过多的造型和形式的出现。对纪念性建筑与周边环境的互融性的研究反映的始终是对建筑地域文化的一种表达和实践。

二、乡村公园地域文化的越界与实验

“建筑的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根据建筑物的自身社会属性的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都是以传达建筑物自身的地域文化精神为主要目的”。江上青纪念公园在空间环境的营造上重点在空间序列的组织上和空间布局上。“空间序列与空间布局可以通过空间与环境的塑造与氛围的渲染，引导观者的思绪与情感从而达到纪念的主题”。

（一）传统元素的还原

在造园方式上，江上青纪念公园采用的是整体造景的手法，其体现出的建筑文化表达主要体现在建筑群体的形态表皮和园内景观上，运用了传统的造园手法来处理建筑、水体、花木的关系。

整个园内以徽派建筑风格作为园区主角，新材料和传统木构件融合运用，徽派元素随处可见。徽文化和楚文化的融合衍生出具有新人文精神的皖北建筑文化体系。在江上青纪念公园的整体建筑空间环境的塑造中，建筑元素的的跨界与综合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二）空间环境细节的诠释

纪念公园与附属的小学建筑物等在建筑形态和空间环境氛围塑造的细部设计上也独具特色。如纪念功柱、英雄牌坊、事迹浮雕等的过程中逐一体现出来。而玻璃和木构件的结合彰显新徽派建筑风格的优越性，漫长的纪念道路、随风而动的竹林、挺拔的纪念功柱和气势磅礴的主题纪念馆，都在表达了一种革命传承精神。

在江上青纪念公园中，八个纪念功柱、一座纪念牌坊、一面彰显革命烈士的主题浮雕，在位置选择上都充分强化和界定了纪念性空间感，点缀了纪念建筑空间的情感场所感。因此细节的设计在纪念性建筑表达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空间环境的可视与营造

纪念性公园的建筑并不能像乡村公园考虑太多的功能性，纪念公园是象征性的，其建筑实体所占据的空间的纪念形式表达远远大于围合空间，建筑空间环境是一种表达人们哀悼情感的物化形式营造。

公园在选址上遵循了乡村的平原地形为主，同时针对空间分隔、阻挡视线、创造丰富的独立空间为目的的人工高低落差地形。

纪念公园的环境塑造除了上文的建筑体和雕塑体外，在植物和造景上也得到很好的表达。纪念性空间中的植物有限定空间、美化环境、营造气氛的作用，通过植载、图案的变换和造型修剪，能强化主体造型和轴线，使空间视野通畅，结构清晰。“植物的文化象征能隐喻场所精神、烘托空间氛围，以激发联想来引导观者的情绪变化，而植物周期性的色调、形态和质感变化使空间具有季相变化成为思维空间”。

三、结语

乡村公园建筑空间环境的表达已经从传统的模仿到从人们内心的情感挖掘为创作构思的新方向，情感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空间环境的营造开始注重人性化、地域化、情感化、乡村化等。对公园的空间布局、景观规划、建筑形态以及整体空间环境的塑造，运用徽州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结合山水特点以求达到整体性。本文所阐述的只是简单的见解，还有很多深入的课题有待研究，例如纪念公园建筑风格的取舍问题、建筑语言和环境设计要素，如景观中的植物、水体、建筑体的色彩、材料选用、纪念雕刻的运用等等。至此，希望新农村的建设走向地域多元文化表达的道路。

参考文献：

[1][英]帕瑞克.纽金斯著.顾孟潮，张白平译，世界建筑艺术史[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2]任军.纪念性建筑解读[D].天津：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3]唐学山.李雄.曹礼昆著.园林设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

[4]彭一刚著.建筑空间组合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课程 教学 课程整合 教学整合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界较早提出“整合”概念的是赫尔巴特，他吸收和改进了莱布尼茨与康德的统觉理论。“课程整合（curriculum integration）”在字面上并不难理解，如美国学者Neufeldt（1986）认为，“所谓的整合，就是将不同的部分连结成一个整体或将不同的部分纳入到整体中”[1]。例如，从大的方面来讲，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分别是从化学、生物学整合而出的学科；从小的方面来看，也可将信息技术与具体学科整合、地方资源与教学整合等。总之，课程整合不论基于何种理论或前提，其精髓都在于将原本零散的个体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高效的生命体。

关于课程整合思想的争论，历史上大致有三种，即学科中心整合理论、儿童中心整合论、注重学科与儿童心理统一的整合理论。自中国引介整合理论以来，仍未超出这三大范式的影响。但是，不论是什么中心的整合，其理想都是将零散的知识与教育主体整合成一个有机体，提升教学品质，促进学生发展。但是，这么浅显易懂的问题却产生了诸多的争论。课程整合到底是什么？其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立场是如何的？这都需要深入反思。

为了对中国课程整合的谱系或走向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本研究将以综述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开展。因为“课程整合”这一概念在1996年之后才为中国教育学界的共识，所以，本研究的样本采集自1996年开始。所用统计工具为IBM公司的SPSS 19.0软件。

二、统计结果与趋势分析

1.结果分析

自1996年以来，在中国知网中与“课程整合”相关的篇名从每年1篇发展到最高的每年432篇，18年间共4216篇；而与“课程整合”相关的主题则从最初的2篇发展到最多时的1503篇，18年间共计12 177篇（详见表1）。

2.相关性与趋势的分析

笔者将18年来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涉及课程整合概念主题的数量和篇名的数量显著相关。图1生动地展现了二者的相关性。除此之外，图1又反映了研究者对课程整合的兴趣与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对课程整合的热度从2002年开始出现“井喷”，到10年之后的2011年开始有所降温。但是其研究主题的总量还时有增长，这可能是因为学者、教育者已经将课程整合视为一个自明的事物甚至应然的取向，并在行文中作为常用术语进行表达。

3.阶段的划分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可以将国人对“课程整合”的关注度或者研究兴趣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96年到2001年为关注的萌动期，教育界学者逐渐将研究方向锁定到课程整合，但仍未形成潮流；第二阶段自2002年到2011年为研究的爆发期，大量研究者与教育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并使该研究炙手可热；第三阶段自2012之后，可视为调整期，学者对课程整合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热情有所降低，可能将以应用为主，但其发文量还会持续处于高位，并有缓慢下降的趋势。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分中国对“课程整合”的研究趋势甚至可以预见未来走向。故而，下文将着重从这三个方面综述、分析、展望这一现象。

三、课程整合研究的综述与分析

1.课程整合研究的萌动期（1996～2001）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整合教学”的尝试，如朱世能提出教学组聘请专家上课的构想[2]。而在教育学界，较早研究“课程整合”的当属学者黄甫全，他阐述了课程整合理论以及综述了国外的课程整合现状与发展走势[3]，认为“整合是由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系统核心的统摄、凝聚作用导致的，使若干相关部分或因素合成为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的建构的过程，揭示的是事物自身的内在机制，最终落脚于事物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变化”[4]。辽宁省瓦房店市教委组织的课程整合化实验在今天看来并无新意，但在当时，其理念却是领先于教育界的[5]。之后，戴国洪、齐佩芳等（2000）尝试在教学中进行课程整合。李秀兰（2000）、刘延梅（2000）则较好地预见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趋势。到2001年各大学术杂志，尤其是电化教育类的杂志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章剑卫等人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6]，李克东的《数字化学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7]等，一些研究者也纷纷在《中国教育报》发文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践问题与未来走向。总之，这一阶段是我国课程整合理论萌发的时期，它主要侧重于理论唤醒以及教育技术界的构建，为后来的课程整合研究打开了闸门。

2.课程整合研究的爆发期（2002～2011）

自2002年起，学界对课程整合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许多学者在顶级杂志发表各自的看法。信息技术领域的课程整合仍是热门。如何克抗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与意义》[8]，黄甫全的《试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策略》[9]，马宁等人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层次》[10]，另如徐万胥（2003）、唐文和（2003）、黄宇星（2003）、刘儒德（2004）、李芒（2004）。在技术层面探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之后，研究者也开始深入到教师生活，甚至是学科精神、人文精神层面。如兰英等人的《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下的课程整合探析》，认为“情景化的课程模块和实践化的课程模块的课程整合形式，能实现教教育课程结构的内在合理性，更好地培养师范生的教育实践能力”[11]。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曾祥霖等人的《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层次和基础》[12]，陈俊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的思考》[13]。李允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课堂教学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教学要素‘基质’与‘派生’本末倒置；教学过程‘预设’与‘生成’顾此失彼；教学媒体‘传统’与‘现代’随心所欲；教学资源‘显性’与‘隐性’形神分离。”[14]

在理论探讨层面，韩雪对课程整合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模式等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课程整合方式复杂、多样，其分类也非决然的，教师教学中应有整合意识，自觉运用整合原则等[15]。徐玉珍也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认为对于学校及教师而言，重要的是从整体上认识到课程整合具有多种含义，每一种含义的界定都有一定的视角和背景；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反思其理论背后的假设和信仰，并且应该批判性地考量这种理论的实践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而不是给课程整合不断下定义[16]。

另外，熊梅等人将校本课程整合与教师文化生成作为新的议题提出，他认为校本课程整合受教师文化影响，在课程整合的背景下教师之间要建立开放、合作的文化[17]。还有学者将课程整合运用于大学生法制教育、道德教育方面，如陈大文认为课程整合背景下如何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18]。随着研究的深入，高中课程整合也日益受到重视，但“知易行难”的问题遭到激烈的批判[19]。其实自2011年起，所发文章的影响力与期刊的质量已经有明显下滑，这也说明尽管数量庞大，但课程整合的热度与刺激力已经达到一个高度，后续可能会进入一个调整期。

3.课程整合研究的调整期（2012以后）

这个阶段尚处于开始阶段，没有盖棺定论，且用“调整”形容。这一时期，学位研究论文开始增多，实践转化增多，研究视野下移。例如，基于活动理论的网络学习活动设计[20]，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整合教学的探讨[21]，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22]，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23]，另有研究者认为整合应该组织主题探究、创设综合活动平台帮助儿童意义创生[24]。也有研究者指出课程整合已成为世界各国课程改革的重要标识，但也出现如研究视域窄化、参与主体态度迟疑以及操作过程僵化、零散等诸多现实问题。为了摆脱上述的困境，有研究者期望以问题作为整合的基点，以“教学整合”来弥补或替代“课程整合”的不足。笔者认为“教学整合”的提出是在更大的层面参与教学的一种尝试，它需要课程整合的支持。

尽管课程整合研究的调整期才刚开始，但有些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理论研究减少，实用操作相对提升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或许还可以预见，将来会在课程整合理论基础上产生新理论或者交叉领域，唤起新的研究热潮；另一可能就是，课程整合为人们接受，作为教育生活的一部分而平稳地出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整合理论研究开始受到忽略，出现衰落走势。当然，课程整合的命运到底如何，不敢妄下断言，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资深研究，静待结果。

四、课程整合的研究重点与未来走向

历史上，学科中心整合理论、儿童中心整合论、注重学科与儿童心理统一的整合理论是学者关于课程整合讨论的三种主要不同立场。学科中心整合理论如齐勒的“历史”中心整合论，麦克默里兄弟的“地理”中心整合论、儿童中心整合论如帕克的儿童中心整合论、杜威的儿童经验中心整合论；注重学科与儿童心理统一的整合理论如布鲁纳结构中心整合论，人本主义的认知――情意整合论。而在中国掀起的“课程整合”热潮，多是围绕信息技术与各学科整合而进行的探讨，这方面大概能占到80%；其趋势则是先从学院理论到中小学实践，研究兴趣也从理论探索转到实践摸索。另外就是涉及和、教师发展的探讨，这部分几乎没有高水平领域的研究，多是学者、教师零星的看法、见解。由此看来，信息技术在我国传统课程整合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儿童、教师等教学主体也开始受到关注，这或许是课程整合的新的生长点。如果按照新基础教育改革的旨趣，儿童中心或者注重儿童与学科整合的研究将是后续的研究重点，也是当代教育语境下的应然取向。此处，整合是以学生发展为目的，即以适宜的教学为宗旨。或许，我们可将其称为“儿童相关的课程整合”，或者直接称之为“教学整合”。

提到“儿童相关的课程整合”，又不能忽略美国教育家帕克（Francis Wayland Parker）。他吸收了裴斯泰洛奇和福禄贝尔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提出了教育应遵循学校适应儿童，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的原则。到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他又比较赞同帕克的观点，不过杜威认为儿童活动的实质是“经验”。杜威在其儿童中心教育思想中注重儿童经验与知识的整合，注重围绕生活课题展开学习（徐玉珍，2002）。杜威之后，美国著名进步主义学者托马斯・霍普金斯 （Thomas L.Hopkins）也对课程的整合理论做出重大贡献，他认为课程需要“学校与社会”、“经验和自然”、“民主与教育”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霍普金斯在其重要的著作《统整――它的意义、应用和互动》中认为课程整合就是将不同的学科内容围绕某一个共同的主题进行组合的过程，它的整合意味着人的整合，关注人的发展。因此，课程整合的中心原则是关注个体，而不是学科内容。

詹姆斯・比恩（James Beane）是当代“学生中心”课程整合思想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课程整合应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因为学科课程的分离特性背离了生活本身，并导致坏的学习理论（Beane，1992）。在比恩的课程整合观中，他认为课程整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教师和学生合作设计课程并确定学习目标；通过有组织、有意义的主题进行学习、探究活动；学习行为在民主、快乐的课堂氛围中生成；课程因问题而联结，不再被分科内容所决定。比恩认为课程整合的前提应该是学生对来自身边问题的关注及探究，并且引发他们对综合知识的应用，其核心是提倡“以人为本”的学生中心课程整合。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即“学生中心”、“问题中心”。事实上，学生每天都在接触“问题”联接、支撑完整的教学过程，它是隐匿于教学背后的神秘力量。“进入到课堂教学，问题又开始从具体、鲜活变得抽象、概括，这就给予课程整合一个建构的空间。基于‘问题’的整合与实践，可能意味着教学的理论研究与操作化指导的融合，还意味着逐步调和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之争，关照师生课堂中的生命活力，提高学生创造力。”[25]这或许是探索促进学生发展、提升教学品质的下一个突破口。

总之，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课程整合的分类标准和具体模式比较零乱，尚未统一。有学者按照课程整合的方式分类，有的则根据课程整合的理念分类，还有学者根据课程整合目的分类。但是，不论何种分类，“学科中心课程整合思想”的印记最为深刻。学生中心课程整合思想在我国当前课堂教学或教材编制的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几乎没有话语权和实践支撑。所以，我们的学者应该将研究重心转向儿童，转向问题，并在研究与实践中不断反思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发展、广度与深度、贡献与不足等，避免研究或实践中出现异化问题，影响教学品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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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Neufeldt，V.& Guralnik，D.B.（1986），Webster's new wprld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YK：Simon &Schusker.

[2] 朱世能.联组――整合教学[J].上海高教研究，1985（1）.

[3] 黄甫全.国外课程整合的发展走势及其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7（5）.

[4] 黄甫全.整合课程与课程整合论[J].课程・教材・教法，1998（12）.

[5] 高岩峰.农村小学课程整合化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辽宁教育，1996（10）.

[6] 章剑卫，姚灶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电化教育，2001（8）.

[7] 李克东.数字化学习――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核心[J].电化教育研究，2001（8）.

[8] 何克抗.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目标与意义[J].教育研究，2002（4）.

[9] 黄甫全.试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策略[J].电化教育研究，2002（7）.

[10] 马宁，余胜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层次[J].中国电化教育，2002（1）.

[11] 兰英，郗海娇.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培养下的课程整合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12] 曾祥霖，张绍文.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层次和基础[J].电化教育研究，2006（1）.

[13] 俊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问题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06（5）.

[14] 李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课堂教学问题析解[J].中国教育学刊，2009（9）.

[15] 韩雪.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础与模式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2（4）.

[16] 徐玉珍.从学校层面上看课程整合[J].课程・教材・教法，2002（4）.

[17] 熊梅，马玉宾.校本课程整合与合作的教师文化的生成[J].教育研究，2005（10）.

[18] 陈大文.课程整合背景下大学生法制教育实效性初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5）.

[19] 庄力群.高中课程整合为何知易行难[N].中国教育报，2010（5-7）.

[20] 高洁.基于活动理论的网络学习活动设计[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21] 潘艳军.基本乐理与视唱练耳课程整合教学的探讨[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

[22] 赖艳彬.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数学空间与图形）[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23] 孙先洪.信息技术与大学英语课程整合中的教师计算机自我效能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24] 柳夕浪.课程整合：为儿童的意义创生而动[J].中小学管理，2013（5）.

[25] 高盼望.教学整合的尝试[J].教育探索，2014（2）.

文化融合论文范文第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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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金庸14部小说回目形式表

书名 回目形式

《笑傲江湖》 二言回目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 四言回目

《碧血剑》 五言双对

《书剑恩仇录》 七言双对

《鹿鼎记》 七言双对，集句松餍惺

《倚天屠龙记》 七言单对，押韵，仿柏梁体诗

《天龙八部》 字数不定，填了五首词作回目

《飞狐外传》《连城诀》《侠客行》 字数不定，基本上在两字到七字之间

《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鸳鸯刀》 无回目

（注：本表据广州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全套《金庸作品集》制定）

二、回目功能：叙事与提示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主要功能在于叙事，即用回目概括本回的主要故事情节。而西方小说标目的主要功能在于提示，即通过核心词的提示来引导读者进入正文故事的阅读。梁羽生的小说回目主要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叙事功能，而金庸的小说回目则转向了西方小说的提示功能。

譬如，在梁羽生《萍踪侠影录》第六回和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八章都有联手抗敌的情节。梁羽生拟定的回目是“联剑惩凶奇招启疑窦;抽丝剥茧密室露端倪”，当时的主要情节是，张丹枫和云蕾在危急情况下双剑联手，抗击黑白摩诃。在抗敌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对方的剑法似曾相识，二人联剑配合得出奇一致，不觉威力大增，最终大败黑白摩诃。待到黑白摩诃离开之后，张丹枫和云蕾独处密室之中，张丹枫的真实身份便开始隐约浮出水面。可以发现，梁羽生的回目便是对这次双剑联手的故事情节的粗略概括，主要体现的是回目的叙事功能。而金庸《笑傲江湖》这一章拟定的回目只有两个字“联手”。谁和谁联手？为什么联手？联手过程如何，胜败又如何？我们都一无所知。直到我们读完本章故事，才知道，原来是令狐冲与向问天联手，共同抵抗追杀向问天的武林人士，最终二人顺利逃脱追击，还因此番联手意气相投，结拜为兄弟。此处主要体现的是回目的提示功能。

再如，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第十二回和金庸《天龙八部》第四十五章都有缔结鸳盟的故事情节。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第十二回写到桂仲明和冒浣莲日渐情笃，暗自倾心，最终在傅青主、凌未风、石大娘等人的撮合之下，二人在幽谷之中交换信物，正式订婚。这一回梁羽生拟定的回目是“幽谷缔良缘喜有金环联彩笔;江湖偕俪影争看宝剑佩神砂”，是对这一故事情节的基本概括。在《天龙八部》第四十五章中，段誉和王语嫣相继堕入枯井之中，王语嫣几番遭遇慕容复的冷漠无情，逐渐心灰意冷，同时也为段誉的痴情所感动，最终对段誉以心相许，二人结鸳盟之誓。金庸这一回的回目为“枯井底，污泥处”，只是粗略点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以激发读者继续阅读本章回故事的兴趣。

由此可见，梁羽生的小说回目基本上属于传统路数，而金庸小说的回目，虽然也常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但其思想内核却转向提示功能，是对古典小说回目的一大突破。正如李小龙所言：“金庸的回目恰是以最中国化的古典诗句形式包装了西方式标目的内核，是一种中西小说标目的融合形态。”[3]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金庸在小说回目方面的探索比梁羽生要走得更远。

三、现代转型：渐变与突破

其实梁羽生的小说回目对旧式回目也有一些现代意义的新变，这主要表现在回目的心理描写上。他善于在回目中融入人物的心理描写，以《萍踪侠影录》为例，其中第二回“祸福难知单身入虎穴;友仇莫测宝剑对金刀”中，“祸福难知”“友仇莫测”便生动摹写了云蕾初见张丹枫时的细腻心理。第四回“铸错本无心擂台争胜;追踪疑有意锦帐逃人”，“铸错本无心”“追踪疑有意”细腻地写出了云蕾误打误撞成为黑石庄乘龙快婿后敏感而复杂的心理状态。梁羽生在回目上的这一突破与其小说创作擅长心理描写是分不开的。梁羽生自己也说：“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等。”[4]但是总体而言，梁羽生的新变只是缓慢而克制的渐变。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到了梁羽生的手上，主要还是走向了规范化和模式化。

但是金庸却以巨大的魄力对旧式回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回目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既汲取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中的丰富营养，又融汇了现代意识，其回目功能则由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转向了提示。因而金庸的小说回目是对古典小说回目的一大突破。金庸创作回目的思想正与他小说创作的思想相一致。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更多地运用现代的小说技法。其小说的语言灵动活泼，贴近自然，“努力创造出一种中国化的现代小说语言”[5]。其小说的结构，“是一种多重矛盾、多条线索、纵横交错而又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它适宜于表现比较宏大复杂的内容，较之章回体那种通常是单线行走的结构方式有大的突破。”[6]其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或正或邪，随意点染，皆有深度，而梁羽生小说的人物形象则多为名流侠士，类型单一，由此相形见绌。

因而，从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回目创作，便可管窥出二人小说现代转型的概况。梁羽生的小说固然有所新变，但总体上仍属于传统路数，因而逐渐落伍于时代潮流，而金庸则面对时代潮流，迎头直上，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大力采用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别开一番全新气象。1994年，梁羽生在悉尼演讲时也承认：“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应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7]梁羽生对新派武侠小说有首开风气之功，但其武侠小说仍然未能脱离古典小说的窠臼。而金庸则使武侠小说真正实现了现代转型。而这或许正是八十年代后，二人武侠小说命运不同的原因。

（本论文成果系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注释：

[1]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8页。

[2]金庸：《书剑恩仇录》，广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

[3]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

[4]佟硕之（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金庸评说五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5]孔庆东：《金庸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6]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7][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