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论文范文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02年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translation和free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onhis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translationand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1]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Foeignizingtranslation/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translation/literaltranslation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Baker,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linguistics

2.(Iftranslationiscarriedoutonthedimensionofcultural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adaptation)/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Schleiermacher的原语是：Thetranslatoracaneitherleavethewrit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readertohim,orhecanleavethereaderinpeaceasmuchaspossibleandbring

thewritertohim.(Schleiermacher,1838:47,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Bringthereadertotheoriginaltext’wouldcorrespondtorequiringhimto

processthetranslationincontextoftheoriginal;‘[Thetranslator]thustriesto

transport[thereader]toitslocation,which,inallreality,isforeigntohim.’

(Schleiermacher,1838:219,astranslatedinWilss,1982:33)

[2]黑体系作者所加。

[3]在MonaBaker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Iffreetranslationisnotbadtranslation)

2.(Iffreetranslationisnotranslation)

[4]不过，Gentzler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ition,MultilingualMattersLtd.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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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异化；归化；融合法

Abstract:First,thispaperdiscussesthewaysinwhichculturereflectsitselfinlanguageinordertoshowthatculturaltransferenceisoneofthemajorobstaclestranslatorsshouldovercome.Next,thepaperbrieflyanalyzesthetwostrategiesofforeignizationanddomestication,whicharefoundtobefarfromenoughtosolvetheproblemoftransferredculturalelementsintranslation.Then,thepaperappraisesthecommentsontranslationmadebyGoethe.Finally,thewriterpointsoutthatthestrategyofintegrationofculturalelementsadvancedbyGoetheispreferabletothedichotomyofforeignizaionanddomesticationintheprocessofhandlingculturalfactors.

Keywords:culture;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culturalintegration

本文为：英文论文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或者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准则等行为方式所构成的复合体(金惠康，2003：35)。它主要存在于具体的语言积淀之中，成为一个不断传承而又变化着的系统。文化具有民族性，传承性，流变性，和兼容性。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系统，与文化的关系甚为密切。萨丕尔认为，从根本上说，语言具有一种‘文化功能而不是什么生物遗传功能’（Languagehasacultural,notabiologicallyinheritedfunction,Sapir,1949:192）。当代许多语言哲学家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离开了文化及其所承载的意义，语言将一无所有。与此同时，人类依赖语言传播其文化，人类社会的全部运作依赖语言。“萨丕尔等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语言的文化本质：语言不仅是人类传达知、情、意的交际工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宓庆，2005:31）。语言符号与文化关系之密切好似人的身体与精神。人的身体是世界上的客观存在，其各种生理上的功能也无甚区别，但是每个人的精神和观念却使人类各不相同，人类世界多彩多姿。正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使各民族语言各不相同，异彩纷呈。而翻译不仅是对意义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使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等一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文化在语言上的体现多种多样，只有对此具有深刻的认识，才能对语言翻译和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

二、文化在语言结构及整体形式上的体现

中国的整体性哲学观与西方分析性哲学观在汉语和英语中均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传统哲学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孟子曾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道家的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具有直观整体性，这种整体性表现在汉语的模糊性。而西方哲学是将自然看作是人类的认知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西方哲学的这种二元论形成西方人分析型的思维习惯，西方分析性哲学观表现在英语的词法、句法等各个方面。

2.1英语时态、语态清楚，

汉语时态、语态模糊

与英语相比，汉语的时态和语态范畴都相对模糊。英语共有十六种时态，其中有七种常用时态。特定的时态有特定的表达方法。基本的范畴是规范的。英语动词本身就显示出这种时间范畴。而汉语时间概念模糊，无标记，往往要通过语境来判断。汉语动词本身无所谓“时态”，动作发生的时间概念由着、了、过等词来表示。汉语的语态,主动与被动，在形式上也无精确的规范，不像英语中主动与被动之间的转化那样有法可依。汉语中，动词本身也不带有语态的标志，如果是被动形式，汉语在动词前用“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或者任何标志语也不用，语态隐含，通常被称作“隐性被动”，在汉语中用得极广。汉语中被动语态不加“被”、“受”、“挨”等被动标志语也是符合逻辑的。英语可不是这样，必须一板一眼，被动、主动一目了然。

2.2形合与意合

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天人各一，偏重理性，突出个性”的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偏重整体领悟，这种特点反映到语言形式上出现了汉语凭借句际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用松散疏落的语言结构来表达清晰完整的意义。汉语的句子强调表意的完整性，只要意义完整，重要的词项常常可以省略，句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靠直觉顿悟来体察的。以下描写景物的中文实例及其英文译文，充分说明了英语与汉语形合与意合的不同特点。

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态各异，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顶天，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珑剔透……神奇而又真实，迷离而又实在，不是艺术创造胜似艺术创造，令人叹为观止。(转引自贾文波，2000)

英译：3000cragsriseupinvariousshapes.Somearelikejadepillarsormagicalwhipsproppingupthesky;somelooklikehugewallsofbronzeorironstandingfirmandlofty;othersresemblericketyboardsorshakyeggstacks;stillothersresemblepottedlandscapesorantiquesthataredaintyandexquisite….Indeed,thecragsconjureupmanyfantasticyetrealimages.Theyarenotartisticworksbuttheyaremoreexquisitethanartisticworks.OnecannothelpmarvelingattheacmeofperfectionofNature’screation.三、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

汉英民族分属东西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加上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状况上的差异，因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这些不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和形式特点上，也充分体现在语言的内容上，包括习语、惯用语、词语等方面。

3.1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

在语言中，词语是最积极、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无不在词语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语言的功能首先也是通过词语显示出来的。某种事物为一个民族所独有，而反映这种事物的概念的词语不能在别的民族的语言中找到等值的形式，这样便产生了词语的不等值和空缺现象。这种现象直接说明了文化的差异。

以“龙”与“dragon”为例。许多人把“龙”与“dragon”对等起来，实际上二者根本不是对应词。中国的“龙”与西方的“dragon”有巨大的差异,风马牛不相及。“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风作雨的神异动物”（《辞海》）。而dragon则是“西方传说中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987:309）。前者有鳞有须，而后者有翼。前者兴云作雨，而后者喷火，前者是神异动物，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而后者是巨大怪物，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Brewer’sDictionaryofPhraseandFable,1970:341)。根据《圣经》记载，“dragon”最终被乔治用梭镖杀死。所以将“dragon”翻译成“龙”是错译，倒不如把它直译为“西方传说中有翼和长尾、能喷吐大火的庞然怪物”；中国的“龙”倒不如音译成斜体的“ChineseLong”

3.2共同的词语含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即使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共同词语”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例如汉语中有早饭，中饭和晚饭，英语中则有breakfast,lunch,dinner或者breakfast,dinner,supper，dinner既可指“中饭”，又可指“晚饭”。Dinner固然可以译为正餐，但dinner只是个描述性的词语，很少用在日常对话中。

一些含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英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例如：“阴”，“阳”，“道”，“君子”等。“君子”一词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各种典籍作品的英译本中“君子”的译法就有三十多种（边立红，2006）。“叩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礼节，在英语中也无对应词。即使是一些看似对应的词语，其文化内涵也完全各异。由于不同的文化长期在语言中积淀，使得一些共同的词语，如颜色、数字、动植物名称等都含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

3.3习语、惯用语、俚语等

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是语言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中的精华，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中西方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等都有诸多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中西方各自成语、谚语、习语等习惯用语的形成、使用与发展。英汉成语、谚语、习语分别记录了不同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乎自然，顺应自然的特征。汉语成语、习语、谚语中出现了许多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例子。比如，乐极生悲指欢乐到了极点，转而发生悲伤之事；否极泰来，描写事物发展到了极点就会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谚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谚语）等。

由于英国是个岛国，由近海的各岛屿组成，形成了最早的求变、好动、好奇的外倾性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注重思辨理性，认为思辨理性的东西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注重空间的扩展与向外征服，形成了征服自然，驱使天地的文化观。英国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源于航海或与海洋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weather（rideout）thestorm（安然度过风暴）；know（learn）therope（熟悉内幕）（一个有经验的水手熟悉船上所有用来挂帆的绳子）。

中国是个内陆国家，千百年来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与农耕有关的成语、谚语、习语。如：五谷丰登，瓜熟蒂落，良莠不齐，揠苗助长，春华秋实，根深蒂固，沧海桑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依葫芦画瓢等等。

中国人喜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龙在古代是汉民族的图腾物，是神的化身。古时候皇帝称自己是真龙天子，民间有赛龙舟、舞龙狮等活动。因此关于龙的成语也有许多，如：龙飞凤舞，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行虎步，望子成龙，龙争虎斗，车水马龙，群龙无首，龙盘虎踞。西方人则认为龙是邪恶凶残有鳞的怪兽。西方人特别喜欢宠物，狗与猫是西方人在有关动物的成语中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如：catanddoglife(经常吵闹的生活,尤指夫妻不和)；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爱我就爱我的狗）。中国人也喜欢狗，但狗在汉成语中往往是贬义的，如：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狗尾续貂、狗急跳墙、狗拿耗子、狐群狗党等。

四、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处理

翻译与语言文化密切相关，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相差较大的文本。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策略一般分为两种：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而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这种严格的两分法不足以解决翻译中的所有文化转话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语段中看到，其中的词语没有什么特别，更没有用任何文化专名，但在整体上体现了两种文化：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1）Therewereaboyandtwolittlegirls.Theylivedinapleasanthouse,withagarden,andtheyhaddiscreetservants,andfeltthemselvessuperiortoanyoneintheneighborhood.Althoughtheylivedinstyle,theyfeltalwaysananxietyinthehouse.Therewasneverenoughmoney.Themotherhadasmallincome,andthefatherhadasmallincome,too,butnotnearlyenoughforthesocialpositionwhichtheyhadtokeepup.Thefatherwentintotowntosomeoffice.Butthoughhehadgoodprospects,theseprospectsnevermaterialized.她有一个儿子，两个小女儿。他们的寓所带有花园，很舒适宜人。请的佣人也言听计从。与四邻相比，他们自觉实在是高人一等。虽说他们衣食入时，但家里总免不了有一种焦虑感：钱总是不够花。女主人本人有一笔为数不大的收入，男的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但是要想维持他们那种社会地位，这点收入是远远不够的。男主人就在城里办公，虽然前程美好，但美好前途从未变成现实。

（2）Thewagonwenton.Hedidnotknowwheretheyweregoing.Noneofthemeverdidoreverasked,becauseitwasalwayssomewhere,alwaysahouseofsortswaitingforthemadayortwodaysoreventhreedaysaway.Likelyhisfatherhadalreadyarrangedtomakeacroponanotherfarmbeforehe…Againhehadtostophimself.He(thefather)alwaysdid.Therewassomethingabouthiswolf-likeindependenceandevencouragewhentheadvantagewasatleastneutralwhichimpressedstrangers,asiftheygotfromhislatentraveningferocitynotsomuchasenseofdependabilityasafeelingthathisferociousconvictionintherightnessofhisownactionswouldbeofadvantagetoallwhoseinterestlaywithhis.马车继续往前行。他不知道此行到哪里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而且谁也没有问起往哪儿走，因为一两天或者甚至三天以后，总会达到某个地方的，总会有一处勉勉强强可算是房子的东西等着他们。很可能父亲早有安排，去另一个农场租种一熟庄稼……他只好不再去想它了，他（父亲）就是这样，独行独往，就像一只野狼，在事情成败难料时，不露声色拼死一搏，甚至可以说有股勇气，这些都给陌生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上似乎隐伏着一种恶虎扑羊般的勇猛，这使他们似乎感到，与其说他可靠，倒不如说由于他坚信自己的行为天经地义，所以会给所有与他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带来好处。

上面两段文章，细心的读者通过一读再读就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信息：例（1）说的是英国的故事，作者是D.H.Lawrence;例（2）说的是美国的故事，作者是W.Faulkner。可见语段中的文化气质体现者除了词语以外，还有场景、环境、景物、事件过程、气氛、人物特征、作者的叙事风格等。由此所体现的文化特征的翻译问题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策略来处理。

另外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处理也很难用异化和归化的方法来处理。异化与归化将源语与译语文化放在对立、冲突的关系模式中，这只能使文化翻译碰壁。用异化的方法使译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源语文化，或者用归化的方法使源语文化放弃自我，去适应译语文化，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819年，德国诗人歌德（JohannWolfgangvonGoethe)在一篇标题为“Translations”的文论中就三种类型的翻译作了详细论述。

Therearethreekindsoftranslation.Thefirstfamiliarizesuswiththeforeigncountryinourownterms.Forthis,asimpleprosetranslationisbest;forasprosecompletelyneutralizeseverypoeticpropertyanddragspoeticenthu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atleastatfirstitservesusbestpreciselybecauseitstartlesuswiththewondersoftheforeignrightinthemidstofourordinarylives,ournationalsensibility.Withoutourevenrealizingwhatishappeningtous,itsparksinusaborrowedbutnonethelessauthenticelevationofspirit.(Robinson,2006:223)

在上面这段话中，歌德提出了第一种办法，将诗歌转化为散文，放弃源文形式，并用自己的语言来熟悉外域文化。这第一种办法与归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归化的方法可以丰富我们平淡的生活，使我们对外域的文化有所了解。但是却放弃了诗歌的艺术形式，平淡如水（dragspoeticentuhsiasmitselfdowntoacommonwaterlevel）.虽然歌德的观点主要针对于诗歌的翻译，但是也同样适用于归化。归化的翻译方法不但放弃了源语的形式，也放弃了源语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目的之一是文化传播，显然这与翻译的目的相悖。

接着，歌德介绍了第二种翻译方法，原文如下：

Thisapproachisfollowedbyasecondepochinwhichoneseekstoprojectoneselfintothecircumstancesoftheforeigncountry,butinfactonlyappropriatestheforeignmeaningandthenreplacesitwithone''''sown.Iwanttocallthiskindoferatheparodistic,inthepurestsenseofthatword.........Wieland''''stranslations,too,wereofthissort;hetoohadhisdistinctiveunderstandingandtaste,whichheassimilatedtotheancientorotherforeigncultureathisownconvenience.(Robinson,2006:223)

歌德所说的第二种方法是将读者置于异域文化之中，使之有切身的体会，这与异化的翻译方法一致。歌德认为这种办法是模仿，举出了Wieland的翻译为例，指出Wieland的译法是以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品味尽可能使自己得心应手。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在异化的过程中，源语的词语或者句子可以移植到译语中来，但是它所富含的文化信息却无法全部移植。

实际上，歌德倡导的是下面的第三种办法，笔者称之为“融合法”。

Butbecauseonecannotabidelongineitherperfectionorimperfection,andonetransformationalwaysleadstoanother,thissecondepochbroughtustoathird,thelastandhighestofall.Hereoneseekstomakethetranslationidenticalwiththeoriginal,sothattheonewouldnolongerbeinthesteadbutintheplaceoftheother.Thisapproachmetwiththestrongestresistanceatfirst,forinclingingsocloselytohisoriginalthetranslatormoreorlessrelinquisheshisowncountry''''soriginality,andcreatesathirdforwhichthemassesarenotready.Someeducationoftheirtastesisinevitablynecessarybeforethetranslationwillfinditsaudience.（Robinson,2006:223）

最后，歌德评价说：

Letusconcludetheseremarkswithawordonwhywecallthethirdepochthelast.Atranslationthatseekstobeidentifiedwiththeoriginalapproximates,finally,theinterlinearversion;initsattempttoenhanceourunderstandingoftheoriginalitleadsusonward,drivesusontowardthesourcetext,andsofinallyclosesthecircleinwhichthealienandthefamiliar,theknownandtheunknownmovetowardeachother.(Robinson,2006:223)

可见，歌德的第三种方法是融合法：将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吸取外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精华。译文读者在理解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的认识和熟悉外域文化。读者一开始可能会难于接受，但是随着读者的阅读与提高，终究会由不习惯到习惯，而这也正是多元文化的过程。

因此，在翻译文化信息方面，译者不应只考虑归化和异化，放弃源语文化，或者将源语文化生硬的移植到译语文化中，而应该深入的研究文化的适应性，使两种文化有效的融合起来，使本土文化成为理解外域文化的基础和参照，同时运用解释等有效方法提高文化的可译性。

二十一世纪是多元文化互相融合的世纪，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世纪。翻译必将为此做出巨大贡献。因此作为译者，应该潜心研究源文，仔细研究源语文化在源文中的各种表现方式，继承前人的真知灼见，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既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又为将灿烂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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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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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obinson,Douglas.WesternTranslationTheoryfromHerodotustoNietzsche[C].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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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1．西方文化中Red一词的涵义Longm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2003)中对red作出解释:Redadj．havingthecolouroftheblood．n．thecolourofblood再看red在CollinsCobuildLexicon(2001)中的释义:Somethingthatisredisthecolourofbloodorfire．从以上两本英语词典可以看出，red不含任何褒义。Red常让人联想到危险、暴力与血腥，是罪恶的象征。这一点，在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著名小说TheScarletLetter(《红字》)便有体现，该小说中女主人公被认为通奸而戴上了红色A字示众。Red在西方文化中还带有警告的意味，例如短语“inthered”是财政赤字之意，而“getoutofred”则是扭亏为盈;红色在美国道琼斯指数中表示下跌;红牌是“redcard”。另外，Red被喻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象征，“RedMenace”又称“RedScare”，意为“红色恐怖”，是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称呼。

2．中国文化中“红”字的涵义《现代汉语词典》(2005)对“红”字的释义:红hòng①像鲜血的颜色。②象征喜庆的红布。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④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⑤红利。⑥姓。从词典的释义里，不难看出，“红”字的涵义为褒义或者中性。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象征吉祥与喜庆的颜色，“红”字亦表示喜庆、欢乐。诸如，传统婚嫁中，“红”处处可见:贴“红喜字”，蒙“红盖头”，点“红蜡烛”，新娘穿“红装”。过新年时，家家门口贴“红对联”;长辈给小孩压岁包，也叫“红包”;表达对来年美好生活祝愿时，我们会说:“祝日子‘红红火火’”。“红”还是革命的象征，例如“红军”、“红色革命根据地”、“红卫兵”等等。中国股票市场以红色表示上涨，这与北美股票市场截然相反。

3．《红楼梦》原著中的“尚红”意识《红楼梦》的“尚红”意识体现在方方面面。第一，《红楼梦》书名就有一“红”字。《红楼梦》成书之前，曾题过《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最终以《红楼梦》行世。第二，书中头号人物贾宝玉崇尚红色。贾宝玉住所叫怡红院，他是怡红公子，爱红成癖，见到红就兴奋、感叹。第三，《红楼梦》中服饰的色彩突出展现了“尚红”意识。红，是《红楼梦》中标志性色彩，也是全书的高调色。红色是《红楼梦》里出现最多的色彩，据统计共有“红”字630次(不包括人名)。［4］而《红楼梦》的“尚红”，亦是源于中国的风俗习惯，我们祖先在祭祀过程中，对太阳有一种崇拜和依恋，所以红色被赋予了独特含义。

二、《红楼梦》“红”字的翻译策略比较

对于《红楼梦》里颇为重要的“红”字，杨宪益和霍克斯采用的是不同的翻译方法及策略:杨宪益多采用直译而霍克斯则基本采用归化译法，少部分采用意译或省略处理。让我们比对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红”字的不同翻译，分析“文化”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1．“红楼梦”三字的翻译例1:红楼梦(书名)［5］霍译:TheStoryoftheStone［6］杨译:ADreamofRedMansions［7］“ADreamofRedMansions”是直译，表现出贾家由兴旺走向衰落的漫长曲折――仿佛一场梦。故杨宪益采用异化策略以传达小说的神秘色彩，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而霍克斯将书名《红楼梦》译为“TheStoryoftheStone”则避免了red在中西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困窘，更加贴合西方文化的理解。例2: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第五回)霍译:‘Youcothetwelvesongsofmynewsong－－dancesuite“ADreamofGoldenDays”，’saidDisenchant-ment．杨译:“Thetwelvenewsongscalled‘ADreamofRedMansions’，”orderedDisenchantment．此例中，杨译本“红楼梦”仍为“ADreamofRedMan-sions”，霍克斯则将其译为“ADreamofGoldenDays”，从文化因素理解，golden一词代表富裕、繁荣和成功，这与“红”在中国文化中的涵义有相似之处。

2．地名中的“红”例3: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第十八回)霍译:Sherenamed‘FragrantRedLucentGreen’‘CrimsonJoysGreenDelights’namedthebuildinginitsgrounds‘TheHouseofGreenDelights’．杨译:‘CrimsonFragranceGreenJade’waschangedto‘HappyRedDelightfulGreen’alsocalledHappyRedCourt．“怡红院”是《红楼梦》主要人物贾宝玉的住所，在书中出现了76次，所以“怡红院”的翻译颇为重要。这里霍克斯采用归化译法，把“红”改成了“绿”。西方文化中，绿色表示年轻、活力，更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但正如上文分析，由于“红”在原著中的象征意义太强了，失去了它，译文失色不少。杨宪益想要尽可能多地保存中国文化因素，所以他采用直译，将“红”译为red。

3．人名中的“红”例4:麝月笑道:“把一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拷打红娘了!……”(第五十八回)霍译:……Muskcouldnothelplaughingatitsincongru-ousness:“Imustsay，youdon’tlookmuchlikeCuiYing－yingatthemoment．Reddieafterherbeating……”杨译:Sheyueteased，“MissYingyinghasturnedintoHongniangafterabeating……”红娘是《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侍女，促成了莺莺和张生的结合。后民间把红娘作为帮助别人完成美满姻缘的热心人的代称。西方读者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难以理解红娘这个名字的涵义。杨宪益将红娘直接译为Hongniang，而霍克斯将其译为Reddie。另外原著第四十回中也出现过“红娘”二字，这里霍克斯仍然将其译为Reddie，杨宪益则用maid代替Hongniang，指出了红娘的身份。这样既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典故，又勾起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

4．服饰中的“红”例5:林黛玉道:“……一个新新的大红猩猩毡斗篷放在那里……”(第三十一回)霍译:……newscarletfeltrain－capelyingthere……杨译:……newredwoolencapewaslyingthere……此例中，杨宪益将“大红”译为red，而霍克斯译为scar-let。正如上文分析，“红”在西方文化中的涵义与中国大相庭径，所以霍克斯多数情况下都避免在其译本中出现red。而杨宪益认为译者应该尽可能保留原文在语义和形式上的风格，以促进中国文化发展。

5．诗词中的“红”例6: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一回)霍译:FoundunfittorepairtheazureskyLongyearsafoolishmortalmanwasI．杨译:Unfittomendtheazuresky，Ipassedsomeyearsonearthtonoavail．《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为了便于抒发感慨，也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在全书开头虚构了一个梦幻般的故事，将读者引入迷离倘恍的神话世界，诗中顽石不能匡时济世，被弃置世间，其实是作者以顽石为喻，抒发自己的悲愤。“红尘”即指人世间，是佛家语，杨宪益将“红尘”译为onearth，虽然与sky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未能表达出曹雪芹对自己命运的感慨。而霍克斯版本的“afoolishmortalman”可使西方读者清楚的明白“红尘”的含义，切身体会原著作者的万千感慨。

综上，考察了杨译本和霍译本中关于“红”字的不同翻译，可以得出，译者的文化观必然影响其翻译策略。“向外国人如实介绍中国文化”是杨宪益先生一贯的翻译思想，也是他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翻译原则。［8］所以杨宪益版本更多的采用直译，将红直接译为red。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使用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则无疑是超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而作为七十年代的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故其版本几乎见不到red，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翻译研究中西文化思维差异

如果说翻译学较其他学科而言，还属于一个年轻的学科，那么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的科学理论化进程，我国自八十年代后期，翻译研究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随着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全球化的影响，无论是翻译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展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面貌。

在我国，翻译的对象领域被人为的划分为“非文学”的和“文学”的，“非文学”的主要是指一般的实用性文体。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商贸、旅游、体育等，其中最主要的要数“科技翻译”，“文学翻译”则是与科技翻译并行的翻译的门类和方法论。随之也便产生“非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非文学”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在翻译活动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否认。文学翻译研究在翻译研究这一领域中占了主导地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研究大潮的影响，翻译的历史文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中西翻译的语言和文化思维的差异表现得极为突出，基于对语境、语气、含蓄等的敏感度及广泛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等方面的关注。翻译的文化因素被更多地加以考虑。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然而语言的个性与共性是共存和并重的，洪堡特曾经说过：“比较语言研究是对语言差异的准确探索。”可以说，寻找差异的目的是达到统一，其中必须特别关注的，则是语言的音形、词句、文体等形式中所内涵的精神文化实质。

翻译的实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其目的在于把原语的全部信息输入译语，同时取得最大限度的等值效果。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不同的语系特点，决定了各自的构词法和词义表达差异很大，要想确切地表达原作内容，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应用各种技巧，有时为了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规律。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必须选词、增词、省略、把词类适当地加以转换，才能使译文通顺自然。当然翻译并不是纯语言本体的转换，它与社会文化等有着各种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特色，文化使人们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的一系列共享的意义、信仰和价值，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因此，一些话语的正说与反说、句型和习语等在翻译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和历史中，有许多辉煌成就令外国学者向往，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其历史源远流长，因此形成了构思方式和语言组织上的重视意合和悟性，区别于西方思维差异上的重形合和理性。汉语的意合无须借助词汇语法的衔接手段。仅靠词语与句子内涵意义的逻辑关系或借助语境、语义、语用的因素。便能构成连贯的语篇，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在古汉语文学作品中：英语在语言形式上把词语句子结合成语篇整体时则少不了词汇语法的显性衔接。

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以理解与沟通为现代社会最高目标，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成为人类交往实践的一项基本训练，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主客体间的有效联系，这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往甚至是相同背景下的交往都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单向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认识模式。

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天人合一、人法自然、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主体参与意识很强，在语言表达上表现为多以“人”作主语，西方人由于理性的分析而偏重于主客分离和区别，所以有时以“人”这个主体为主语，有时以客体为主语，视情况需要而定。但更多的是抱着客观审视的态度，以事物为主语并进行客观、冷静的剖析和描述，这就导致了英汉语篇主语、主位或是重心上的差异。从根本上讲，这是中西方各自重综合与重分析思维习惯的表现，中国人喜欢螺旋式的展开方式，先宣称主题之重要，继而进行反复的论述和强调，最后回归到主题：西方人喜欢直线形逻辑思维，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语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在一句含有时间、地点、事件的通知性的话语中，中国人的习惯表达是：我们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西方人的表达是：要进行的事件+地点+时间。例如，中国人习惯上说：我们明天早上去看姑妈，7:00在院子门口集合：西方人的表达是：Wewillmeetatthecourtyardgateat7O''''clocktomorrowmorninginordertovisitouraunt。

翻译是传译两种相异的语言与文字，总需要将译者与被译者两方面的语言文字做一番深刻的研究，看中文与外文究竟有哪些相异之处，这些相异之处有文法上的、修辞上的、习惯上的和表现手法上的，如：由于英语重句子的建构，英语句型多，尤其长句多。西方人习惯于使用“叠床架屋”式结构的长句子，在进行翻译时，都要关照到。

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活动中准确和流利的表达就是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逻辑分析和推理，不断冲破原文词义或句法结构的强制范畴，把原文精髓用规范、通顺的译文语言全息再现出来的过程。由于这样的译文不是原文的机械复制品，它往往需要创造性劳动，亦即语言艺术。而表达的艺术主要体现在理解翻译法以及对于原文用词、句法结构、叙述顺序等问题的恰到好处的处理上。由“直译”与“意译”引发出“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在翻译过程中若能使二者相得益彰，那么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西方美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它的飞跃发展，对译学影响越来越大，在进行文学翻译时，不能忽略作品的比较美学价值，不拘泥于表层结构和形态，不注重译作语言质量的高下，现代翻译需要我们对译品所蕴含的代表不同文化系统的审美特征，乃至于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所持有的不同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做出美学价值上的判断，以探索其审美本质和规律。

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而是把翻译文学作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仅要对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还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研究文学翻译、研究翻译理论，可以拓展新的角度、新的方法，不再单纯评价译品的优劣高下，而是将各类译品作为审美对象，从美学角度进行鉴赏、品味、对比、分析，使文学作品及其译品所蕴含的美学因素及其价值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使读者在研读文学翻译作品的同时，充分领略原作与译作的审美价值。

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翻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需要长期下苦功夫才能真正学到手。译者的翻译能力的形成不能单靠学习理论知识、强化技巧训练，而是需要扎扎实实的双语功底及大量的翻译实践。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民族典籍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是一种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文类。民族典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是民间的文学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民族典籍的传统形态多样，包罗万象，涵盖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具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担负着不可相互替代而又能优势互补的作用。比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划时代的古典文学形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高峰，是人民伟大的创造，是堪与世界顶级的史诗如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的作品。这些都是其他民族相对缺少而该民族所特有的知识宝藏。各民族典籍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与翻译的工作越来越紧迫。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性可言。

二、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要素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的增强，国家各项民族政策及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少数民族典籍译介与文化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译介队伍日益壮大，译介水平不断提高。

1.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契机在国际竞争中，文化的作用已经和物质财富同等重要。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同中国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如：在版权贸易方面，引进与输出比是10:3，长期如此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文化安全。为此，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7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业，增加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认同。之后，国家文化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于2012年5月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强化文化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独特作用，树立“文化中国”新形象。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可见，党和政府把中华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有利展示。文化的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利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空间，积极主动地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机。”[4]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典籍是具有世界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属于全人类。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2.民族典籍翻译成功之策略民族典籍翻译应历经两个翻译阶段。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历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藉的风格追求。[5]民族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外语的过程，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语内翻译，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代语言原文。这是一个华夏文化系统内进行的翻译。第二阶段是进行的语际翻译，即用现代外语完整准确地表达现代汉语意思。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不是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去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民族典籍翻译应实践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合作。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民族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进行跨学科合作，方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民族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译者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习俗。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就需要译者进行跨国界合作。在合作中，中国译者确保典籍翻译的“信”和“达”，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语言学家的共同见解是：每一种语言都是使用该语言民族交流思想的最佳载体。国际英语要描写中国社会和汉语本身，就得向中文靠拢，吸收一些汉语特有的表达法，成语、典故和修辞手段；反之亦然。民族典籍翻译应遵循补缺和异化的翻译原则。所谓补缺，即是通过翻译把译语文化缺乏的东西由源语文化拿来，弥补一方文化中的不足与缺陷。实际上补缺是翻译存在的理由和目标。翻译译语国家文化中匮乏的东西，对译语文化进行补足，借助翻译增加译语语言的表现力，这才是顺应译语读者的需求，翻译的作品才能有市场，翻译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为文化的千差万别，与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不仅在句法上面有差异，每一词语也都存在着语义差异，译者很难找到相同文化意图的语言符号，难以做到文化再现。归化法翻译只能部分保留原文信息，交际效果会出现实际亏损。译者的任务不仅是替译语读者解读源语语言符号，而且还必须尽量把源语所携带的源语非语言符号即文化内涵传递出来。而这种传递只能是异化法翻译才能实现。[7]与过去人们在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所抱有的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相比，当代人们在接受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时所抱有的确是一种渴望发现崭新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心理。补缺和异化翻译原则是民族典籍翻译的最佳翻译策略。在民族典籍翻译中，由于对等词汇空缺（风水、冤孽、乌纱帽、护身符等）、文化要素空缺（儒、墨、道等观点）、文化距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暗含（走狗、松鹤、龙凤、外宣等）以及民族文化习俗（踩歌堂、姊妹节、清寨等）等原因，号称百万词汇的国际英语也会显得力不从心。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顺历史者昌。如果过分地坚持“原汁原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英国英语，更不用说美国英语了！何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有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东西，英语中连对应的说法都没有，何来英语的“正宗”之说？[8]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或独一无二的事物的翻译，都应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民族语言的风格。所以，为确保文化信息的准确传输，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创造、收集、归类、提高、规范和利用具有较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中国英语，甚至是“中式英语”的那些“新颖”词汇，不断地补充现有的汉英词典，建立健全一套中国英语的词库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英语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典籍翻译理据和方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本文所要讨论的习语是广义的、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等。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或严肃、典雅，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妙趣横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由于地理、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民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本文试图借助语用学的理论，对英汉习语的翻译作一些探索。

美车哲学教授H.P.Grice在他的Meaning一书中把话语的意义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meaning）和非自然意义（non-natural

meaning）两种。话语的非自然意义指人们意欲表达的意义，即在特定的场合下表达出交际者意图的语用隐含意义。这就是Grice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的基础。那么，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语文章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根据我们的观察，英汉习语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可归为两类：一是形象意义的差异，一是隐含意义（包括褒贬义）的差异，而它们都是字面以外的意义，是文化差异的具体反映。由此出发，本文提出了英汉习语文化意义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一、英汉习语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朱光潜先生在《谈翻译》一文中说：“外国文学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的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对文学却极要紧。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人情风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种字义最不易应付。”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它是一个复要的系统。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方化现象。我们经过归纳总结认为，英汉习语所反是非曲直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存环境的差异

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曾一度领先世界；而汉民族在亚洲大陆生活繁衍，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like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如toreston

one’soars（暂时歇一歇），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allatsea（不知所措）等等。

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是“春天的风”，夏天常与酷署炎热联系在一起，“赤日炎炎似火烧”、“骄阳似火”是常被用来描述夏天的词语。而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英国的夏季正是温馨宜人的季节，常与

“可爱”、“温和”、“美好”相连。莎士比亚在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中把爱人比作夏天，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

day?/Thouartmorelovelyandmoretemperate。

2、习俗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狗这种动物的态度上。狗在汉语中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习语大都含有贬意：“狐朋狗党”、“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些年来养庞物狗的人数大大增加，狗的“地位”似乎有所改变，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言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含有贬义外，大部分都没有贬义。在英语习语中，常以狗的形象来比喻人的行为。如You

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Olddogwillmot

learnmew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等等。形容人“病得厉害”用sickasadog，“累极了”是dog-tired。与此相反，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呢的成份，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

3、方面

与有关的习语也大量地出在在英汉语言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与此有关的习语很多，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相关的习语如Good

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也有Gotohell（下地狱去）这样的诅咒。

4、历史典故

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历史典故形成的习语，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等。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棗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二、英汉习语翻译的具体原则和方法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从瞿秋白的“等同概念”，到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7篇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3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非盈利性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组织机构(如作家协会)推动，后者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领导)，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1953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82%，非贸易发行占18%”(戴延年，陈日浓，1999:40)。1959年12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同上:100)。不过，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讲，80年代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周东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达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1989年的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年代时年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万册降为几百万册(同上:470)。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如海外知名出版机构)，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曲慧敏，2012:56)。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4译介受众与效果

“”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民族主义国家(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本)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郑晔，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总结经验时称著作、文艺作品和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文译稿的编辑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3-117)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1962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顾读者”的方针问题。(同上:243)“”期间，外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性。(同上:257)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的强化了英美民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耿强，2010)90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80年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和中文学习者。

3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1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在1962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周东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钟馨，2010)。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2译介内容

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的物质文化层(如长城、兵马俑)、中间的制度文化层(如风俗习惯)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曲慧敏，2012)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值观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如爱情、家庭、环境问题)、传统文化(如文化典籍)、关于旅游教育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等(胡兴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有四个层次:1)了解所传播的信息;2)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苏儒，2009)。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3.3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其中的“信”(即忠实)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讲，国外编辑在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结尾(李文静，2012)。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译、阐译、译写等(黄忠廉，2000)。当今社会，“文化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3000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胡兴文，巫阿苗，2014)。

3.4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2001-2010年间被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何明星，2013)。目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蔡武，2014:234)，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以及资助。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07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评论道:“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赵芸，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40万元，这为翻译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结语

本文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效果等方面简要介绍了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发展及经验教训。目前国内所用的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对外传播和文化“走出去”等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如文化外交这一说法，因为前三者强调的都是信息的单向输出，有强加于人的意味，而文化外交则是政府主导的双向文化交流(尽管其重点仍是对外信息传播)，注重与受众的交互。此外，在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与作者被推上神坛，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原作、译作、作者、译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对比研究，对受众关注不多。从译作传播效果最大化的角度探讨翻译策略等理论问题，无论对文化外交工作，还是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其意义都将是重大的。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依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9篇

佛教于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至中国，作为外来的唯心主义神学与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偏爱的唯心主义哲学一拍即合，因此传人伊始便与当时流行的道术、玄学互相补充，彼此交融。为了加快与中国文化的同化，佛经的中文译本就应运而生。佛经的翻译形式也经历了从最初的个人僧侣翻译发展到寺庙集体翻译再到官方译场翻译的过程，翻译人员主体也从汉语不熟练的外来僧侣转变到通晓梵文经典的中国人为主。两汉三国初期：东汉年问汉明帝求法，为两位从古印度而来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庙一即今天的白马寺，自此他们就在白马寺开始了译经活动。这便是关于佛教初传的最普遍的传说。今天中国最早的佛经翻译，相传是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的《四十二章经》佛教传人中土初期，翻译者多为从西方来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区)僧人，而以汉族知识分子信徒为辅助力量。最初的佛经翻译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诵佛经，一人口译成汉语，叫做“传言”或“渡语”，另一人或数人“笔受”，即笔录成汉文。再进行修饰。因此翻译时往往不只一两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侣集体完成，这便是“译场”的雏形。在早期翻译过程中，负责传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经又要汉语功底深厚，而在当时这种人才基本上是凤毛麟角。从翻译方法来说，由于当时处于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佛经译作可能会出现汉语句法扭曲(梵文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差异大)，还有大量按发音直译过来的内容，从而使得译文晦涩难懂，不易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人理解。两晋南北朝发展期：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战乱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异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又极端残酷。南北两方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两方都得到发展。佛教的流行与佛经的翻译事业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统治者的日益重视，对佛经翻译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强。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从民间个体走向官方支持，“译场”的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译场的人员分工也更加明确，除了口授梵文加以传译为汉语之外，还添加了记录原梵文人员、证义汉语的人员以及最后校对的人员。另一方面。此阶段的翻译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单纯依靠胡裔僧侣的文本，而是直接有从天竺求经而传回的梵文原本。这样多个版本互相补充，相互校勘，使译文更为正确。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兼通汉语和梵文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分工明细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人员加以辅助，因此译文基本上通过意译，对文法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进行适当润色，译文质量比前一阶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时代，佛教终于摆脱对中国原有文化(如儒学、道术、玄学等)的依附，成为独立自主的宗教，对佛经的翻译也到达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一时期隋唐统治者与佛教相互拉拢，统治者企图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极力巴结统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导的译场制度，到此时期发展更为完备。

隋代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那就成为常设机构了。就译场而言，论翻译组织之发达完备，翻译人才之精粹汇集，分工之细密精巧，还当以唐代为最。所有经费由国家供给，而且还诏集天下英才，建立严密而完善的译经组织。能够进人译场的人都经过严格筛选。大多是具备能力的僧侣或是朝廷官员才能参与翻译。唐朝国力鼎盛时期，对外交流甚多，各国高僧纷至沓来传道授业，同时更有不少中国僧侣远赴西方取经。他们跋山涉水，走遍圣迹，将各种佛经带回大唐进行翻译。此时对佛经的主译者已经转变为以中土僧人为多，他们都精通梵汉，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节译选择者极少，往往翻译全集；所译佛经，在忠实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现了一位纵横千古的伟大翻译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组织译场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佛经翻译活动。译出经论达1335卷之多。在翻译技巧上，他巧妙运用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秉承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使得他的译文严谨而不失文采，成为佛经汉译以来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国南方的禅宗在唐朝勃然兴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禅、不读经，但求顿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适合中国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读经，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国社会动乱，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经；佛教经典大都已经介绍过来了，僧徒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统治阶级无力提倡和支持翻译，北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虽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还是设立有译经院，从事翻译事业，翻译主体多为外来僧侣。最终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经文，译事时断时续，其对佛教的贡献无法与唐代相比。此后，我国佛经翻译活动开始迅速衰落，自此译场时代也走向尾声。

二、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历时千年之久，在这一千年中我国的佛经翻译活动不仅极大063地推动佛教在中国的流传，为后来形成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础，还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以及魏晋之后的文学创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佛教典籍翻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佛经翻译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翻译大都还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语言间的转化，文言文的表达也大都更好地为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用。佛经翻译的出现，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同时对文言文的语法结构也产生了影响。语言学家们现在通过仔细分析得出结论：汉语中约有35000单词出自佛经翻译(日本《佛教大辞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词汇也多达35000余条)，除直接与佛教相关，如“佛”、“塔”、“和尚”、“菩萨保佑”、“佛法”、“佛经”、“禅师”、“僧人”、“涅”、“般若”、“参禅”等，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如“回忆”、“世界”、“现在”、“因果”、“执著”、“虚空”、“迷惑”、“真实”、“圆满”、“心田”、“刹那”等等。拿“魔”一字来说，它本身佛经中一个恶神的名字，后来被汉译成“魔”，进而发展出“着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汉语表达。佛教中过去世、现在世、未来式的引人，也使得汉语中出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另外现代汉语中存留下来的很多四字成语或是习语，很多都有佛经汉译的色彩。因此魏晋之后，大量的四字习语纷纷出现，它们至今还为现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乱坠”(《心地观经•序分》)、“作茧自缚”(《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金光明最胜王经》1，还有习语如“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第二，佛经翻译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促进了古代文学体裁的发展。前文中说道，佛经的汉译偏于口语化、白话化，这与当时两汉魏晋时流行的文笔华丽的骈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坛出现了“变文”的形式。变文即晋宋以来僧徒的转读经文发展到讲唱佛经故事的新文体(以散文，韵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说唱的通俗文学载体)。到了宋代，宋人“说话”用的说话本子，就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而小说的发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说的出现，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分庭抗礼。在文学素材上，古印度文学丰富的想象力和瑰丽的文学表达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乐府诗集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轮回观”、“因果报应”的佛教观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说，使古代文学获得了解放。可见佛经的汉译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乐土。极大了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发展。第三，佛经翻译使得佛教思想深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终与儒家、道家一起汇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佛经汉译以前，中国统治阶级惯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汉、晋时期佛教初人，中国人把它看成一种神仙方术来崇拜。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进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开始创建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达到鼎盛。佛教逐渐中国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传人以前，中国士大夫阶级崇尚儒家思想，积极“人世”。他们渴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佛教的传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们保持心灵明静，鼓励“出世”，要看破红尘修炼成佛，最后涅桀重生。这些观念最终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无为”相互融合构成了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世无争、以和为贵，并建构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佛教经典中推崇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慈悲观”都影响了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积善德，以期望来世有好的宿命。同时社会风气也鼓励恶人回头是岸，劝诱坏人苦海无边，悬崖勒马。可以说经由佛经的汉译，佛教思想传人中国，它成为最具有民众基础的普世价值观念，历经千年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之中。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历经千年之久，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本间转换那么简单。它对中国语言文化及思想的深层影响，更像是一场文化的人侵和思想的洗礼。同时佛教典籍翻译也是对翻译的深远意义和巨大作用的065一次完美的证明。它证明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不仅是近代科技翻译和商业翻译带来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是佛教典籍翻译这种裨益于精神文化的翻译活动。通过对中国古代佛教典籍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的粗略总结和探究，能让我们对翻译活动本身的巨大意义和作用正名，在以后的翻译学习和实践中更加努力，积极担负起一名外语学习者和翻译者的光荣使命。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文明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及其独特表达方式。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与古犹太教一基督教传统，经现代转型合力打造出了强大无比的现代西方文明。中国文明传统由于近代救亡情势的危急而被拦腰斩断，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被搁置乃至误导，没有文化支撑的文明力量不仅捉襟见肘、后劲乏力且难以持久。

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代文化潮流的结合点，在于中国儒家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那些至大至刚的人格独立精神与担当社会责任、天下道义的道德负责精神，这种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与全球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社会潮流非但不抵触，而是非常合拍。同样，中国道家思想中追求个体自由、生态和谐的精神智慧，佛教众生平等、空明淡泊的生活方式，均与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生态神学等人文、宗教思想合拍，同样是参与全球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化基点。中国文化向全世界贡献出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司马迁等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和著述家，这些伟大人物不仅与同一历史时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教与犹太教的先知们并驾齐驱，且过之，至今仍是人文智慧和生态智慧不可企及的最高典范。

3．典籍翻译的现状

世界文化交流本该是双向的输人与输出，交流的双方是互为主客体，以双方各自对对方的需要为基础，以双方各自对这种需要的意识为前提。然而，过去的中外文化交流并不是这样。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黄中习，2007)。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而且应当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马祖毅、刘重德、楚至大、许渊冲、黄新渠、汪榕培、郭著章、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翻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典籍翻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没有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

4．典籍翻译与传播的途径

跨文化传播学可以为典籍翻译提供许多理论的支持，我们在研究接受美学的时候，会讲到“接受视阈”和“前理解”的问题。任何人在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都会基于他们的本土文化的“前理解”。实践证明，总是那些与本土文化相近的外来文化和理论最容易被本土文化所接受，对中国人是如此，对外国人也是如此。

在采用跨文化阐释的方法来阐释中国文本方面，我国的学术前辈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钱钟书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们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向世界解说中国文化的理论资源。在向外国人讲授《周易》、《春秋》时，当然可以按照司马迁的解释，说《周易》的写作方法是“本隐之显”，《春秋》的方法是“推见至隐”，但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所谓“本隐之显”，就是“外籀”(即演绎法)，“推见至隐”，就是“内籀”(即归纳法)，这样外国友人会更容易理解，有益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为了进行汉语文化的宣传，国家已经采取了切实可行的措施。二零零二年来，“汉语桥”赛事已成功举办七届，成为各国大学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创办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项目之一。自2004年底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的首尔挂牌以来，中国已在50多个国家建立了200多家孔子学院，可谓“遍地开花”。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现在国外的“汉语热”持续升温，很多人渴望学习汉语，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来中国留学，大部分人只能在当地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讲授语言的同时，应该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汉语文化，典籍翻译的优秀作品可以更广泛接受和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