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17:36:43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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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历史起源
十八世纪后半叶，布丰在他主编的《自然史：通论和专论》中论述了人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18世纪90年代，法国编制成比例尺为1：80000的法国大地测量图，为以后地理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十九世纪初，马尔特・布伦在《简明世界地理》中论述了地理学的一般理论和世界主要区域。以后，雷克吕又在《新世界地理》中创立了以区域为基础的描述地球的方法，并强调人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该书被认为是一部区域地理巨著，对法国近代地理学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二、法国地理学的早期发展
（一）19世纪70年代前的法国地理
在德国，洪堡和李特尔创建了现代地理学，而后由维达尔将其引入法国，然而洪堡和李特尔二人都于1859年逝世，而维达尔的著作到1900才问世。在此时期法国地理学并非完全不存在，从第一帝国时起，已有一位被放逐流落到法国的丹麦人马尔特-布伦曾经编纂了一部《地理大全》，且不失其价值。在此之后，“地理学会”与1821年在巴黎宣布成立。学会促进了考察探险的迅速发展，但它在公众并没有多大影响。马尔特-布伦创办的《旅行杂志》便是一例。在当时教育完全无视这门学科的情况下，充其量在历史学中有点地理内容，即所谓的历史地理学。总的来说，当时统治阶级对地理学的教育十分不重视。然而，当法国人发现德国人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强于自己时，意识到历史和地理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带来了地理学思想的进步。
（二）19世纪70年代后的法国地理
1872年以后，人们不再争议了，谁也不再强调“自然发生”原则，于是决定论观点取得了重大进展。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政府得之法国官兵有两方面能力较弱，即外语能力和地理知能，因此教育部在中小学课程里加入地理学。
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知识有为之士：艾利赛・雷克吕（1830-1905），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雷克吕认为人类可以变更他的居住地以适应自己的目的，同时也认为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时破坏了自然的美。主要著作有《新世界地理》、《地理大全》、《世界地理学》、《人与土地》、《法国地理学导论》，他还编辑《琼安纳旅游指南》。埃米尔・勒瓦瑟（1828―1911），首先系以人口历史学家而知名的。他从事统计学应用研究引导他去开拓地理学，他是这个领域中许多理论和一些方法论的首创者。1889年，他明确的发表反对自然决定论和人类自主论的观点，他确立了数学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他只注重分析，使他令人惋惜的走向与各种地理实践相脱离的歧途。
三、法国地理学的近展
维尔达・白兰士是法国近代地理学的创建人，他引导了法国新地理学的发展。维尔达通过研究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化进入地理学的研究领域。1866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72年，他完成博士毕业论文。此后26年他致力于培养地理学教师，并不断更新供他们使用的地理学材料和思想。1898年应聘为巴黎大学教授，他是自1809年巴黎大学地理教席设立之后第一个担任这一教席的地理学家。他培养了许多地理学人才，如加卢瓦、白吕纳、马东、德芒戎和布朗夏尔等。
维尔达・白兰士的地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名著《法国地理学概貌》（1903）、《地理学的独特性质》（1913）和《人文地理学原理》（1922年由马东整理出版）之中。维尔达・白兰士的人文地理学思想被誉为“ 维达尔传统”，在法国得到了继承了发展。让・白吕纳（1869―1930）是人文地理学的领导，阐述了维尔达・白兰士的思想，并把它介绍到其他国家。1910年出版了巨著《人地学原理》，文中把人文地理学的领域缩小到只涉及人类环境的利用和占有，着重研究人在地表上活动的“基本事实”。德芒戎（1872―1940）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集团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人文地理学问题》是他去世以后，法国地理学界为纪念他的科学功绩而编辑出版的一本文集，收集了他一生中代表性的论文。自然地理方面， 伊曼纽尔・德马东（1873―1955）是自然地理学的领袖，德马东具有良好的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和生物学基础，他把所受到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训练结合起来。代表著作《自然地理学专论》，《法国自然地理》。马东和布朗夏尔重视探讨区域内各种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力求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
区域地理方面，马东、德芒戎、布朗夏尔、博利、德方丹以及肖莱等都有著作。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了法国的一些地区，而且研究了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突出的是由维达尔・白兰士创议、加卢瓦主编的《世界地理》巨著，其中马东与德芒戎合写的《法国》、德芒戎写的《不列颠群岛》和博利写的《北美洲》，都是名篇 。
四、法国地理学的现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地理学家和他们的著作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增加，研究内容和方法也大大的超越了维达尔・白兰士及其学生的时代。
现代地理学出现的从定性描述定量分析发展的趋势，以及地理数量方法，遥感方法，自动化制图等新方法的技术的方法应用，使法国地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变革。区域地理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细致的描述，而是更多的运用发生学的观点分析现象的本质；人文地理学研究越来越侧重于经济因素和经济活动规律的作用和空间布局，区域规划理论的探讨。自然地理学研究则向应用地理方向发展。
尽管出现上述变化，但是在法国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战后，法国地理学在新地理学理论发展、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激进主义地理学批判和文化地理学创新等领域处在国际地理学发展的前沿。
（一）地理学的转向
随着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的融合，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人与环境关系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互动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在空间研究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能提供地理学者研究城市和工业问题时所需要的基础理论。因此，法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随之成为地理学家研究的主题。
（二） 地理学的国际化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地理学呈独立发展的格局。到20世纪40-50年代，法国地理学即使没有直接卷入结构主义运动之中，但其研究成果也多多少少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法国地理学已经远离国际地理学的发展前沿。
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通过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语文化的连接开始认识美国地理学，从而打开了法国地理学接受国外地理学影响的大门。
（三）应用地理学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发展迅速。按照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学家自信通过经济学的发展不仅能避免失业，而且能刺激经济成长。于是经济学家提出了受到工程师和政客高度赞赏的科学知识的形态。于此同时，蓬萨尔1955年出版《经济和空间》和1958年出版《空间经济理论发展史》。与此对照，一方面由于经济学可以解释西方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原因，经济学家享有较地理学家更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尽管空间是地理学研究的传统，但是空间经济学需要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这些都刺激了法国地理学家在地理学理论和应用方面的发展欲望，许多激进地理学者转向应用地理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与区域规划、第三世界问题研究、自然地理学。
（四）新地理学
早在50和60年代，地理学许多同行都提出要重建人文地理学的想法。“新地理学”这一词汇的提法见于1964年卡拉瓦尔出版的著作《论人文地理学的讲演》。
法国新地理学研究核心是强调空间连接的结构，及其构建的网络系统，以及产生的空间组织。
1、区域经济理论
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中的区域研究还相当机械，维达尔地理学的基本理念已被遗忘。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区域地理学者之一茱莉亚在1962年地理学年刊发表《区域定义评论》一文，反对将自然区和景观的概念放在城市中心和区域极化的研究中。新的地理学研究重视经济学概念的引入，注重区域组织研究，且有意将发展经济运行的机制研究用来解释区域发展动力学原理，这是北美洲地区地理学所欠缺的部分。
2、区域极化研究
法国新地理学强调地域间互动结果的分析，导致布代维尔的区域极化论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地理学家已经在区域组织理论分析方面取得进展。
3、热衷计量方法
自20世纪20年代起，区域的实证研究发展出类型学，许多年轻的地理学者热衷于计量方法，为了更正确严谨的基础上建立更好的类型学。他们运用制图学家柏林的因子分析和数学家本泽科瑞的对应分析进行地理学的类型学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的地理学者更极力推崇归纳的方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计量地理学家开始注重系统分析。
4、区域组织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系统分析的应用日渐衰落，许多20世纪70年代的新地理学者仍在考虑用现代化学科建立区域组织形态学。
罗吉尔是法国新地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从事被称为新“综合地理学”的研究。
（五）社会和政治地理学
20世纪60年代，一些地理学者沿着法国新地理学观点的区域组织之经济基础开始研究政治及社会地理领域。70年代初，他们认为空间组织有影响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已被忽略，因此决定探讨社会学及政治科学对空间过程知识的贡献。
社会地理学的地位在50年代已经确定，但尚未举足轻重。到70年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80年代，社会地理学得到了更新。
政治地理学在战争结束时已销声匿迹，其衰落的原因的地缘政治学方向的出版状况不佳和一些学者实行的“知识恐怖主义”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对政治地理学改变观念是应归于伊夫・拉科斯特，他为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政治地理学的方向，应该是一种感知分析，即作者对于政治形势极其发展战略理解认识的分析。1967年，他创办《希罗多德》新期刊，同时也出版了《地理学的首要价值在于军事》的小册子。
（六）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在法国从来没有形成一门分支研究领域。人们认为解释那些用现代力所不能说服的情况时，便求助于历史地理学。然而，新的历史地理学者以经验主义方法论为主，主要焦点集中在法国景观史和西方城市史等。
文化地理学的确是80年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中经历较大转变的领域，主要处理文化传播的空间面向。因此，法国文化地理学进行“文化转型的空间问题及意义”研究走向了国际地理学的最前端。
贝克尔的《日本的空间生活》以及《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两书开启了人与空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点，以及他们在文化偏好上的依赖。
五、小结
法国地理学不满足于20世纪早期所发展出来的地理学研究，强调经济和计量模型的新地理学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60-70年代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地理学学科发展轨迹，从专注理论研究转向更具体的区域研究，在社会与政治地理学领域走在了国际地理学的前面。最近20年法国地理学最重要的改变是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观念的现代化。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文学与空间是互为镜像的，空间是文学写作的客观基础，是源头，而文学也反作用于空间，通过文学对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同样也形成塑造作用。“在过去的20年中，地理学者们对各种文学形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把这些形式看作是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文学中充满了对空间现象进行描写的诗歌、小说、故事、传奇，它们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的解释的努力。”［12］39通过众多的文学作品的描述，地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感性和人文意义，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书写家园，书写城市，书写民族，书写生活，展现了各类的文化景观，成为人们了解空间构建的一种工具。如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系列，从自然风景到民风民俗的全貌描述，使山东高密的红高粱已成为一种文化地理学独特的地标。因此，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作了阐释。即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作品不仅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还包括其中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文化方式等等，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 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 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龟酰?衔?敝两袢眨?岳?返乩硌Э菩灾实娜鲜恫挥υ汆笥诖?彻勰畹氖?浚?煌?Э瞥錾淼娜舜邮抡庀罟ぷ髡?盟得骼?返乩硌У牟缶?睿?蚨????返乩硌е匦露ㄒ逦?核??美?费У姆椒ǘ?抢?贰⒗?玫乩硌У姆椒ǘ?堑乩恚?肜?贰⒌乩硐喙囟?墙橛谄浼浠虮咴担??且幻殴赜谟惺芬岳醋匀挥肴宋牡乩硐窒蠹姘?⑿畹亩懒⒌淖酆闲匝Э?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 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 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 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 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 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 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 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 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 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宗教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文章主要探讨了人文地理学的含义与 发展 历程，并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人文地理学的含义[1]
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发展的一门学科。人地关系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它与自然地理学被并列为地理学的两大支柱。人文地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 经济 、城市、人口、部落、 旅游 、社会、文化、 政治 、军事、民族、行为、感应地理学等等。
2．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人文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和拉采尔，当时称为人类地理学。由于他们过分强调"地对人的控制"，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环境决定论的泥坑。20世纪2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韦达 白兰士及其学生白吕纳提出"人地相关论"称其学说为人文地理学。他们的观点成为人文地理中"或然论"的理论基础。本世纪20年代始，地理学注意的重点逐步转向社会 科学 ，离开了单纯的地球科学，探讨地理学新起点的各种学说竞相争鸣。各种学说的共同点都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都抛弃了以往那种"自然为因，人生为果"的命题，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人地关系。
3．当代人文地理学研究
3.1 研究的主要内容[2]
人文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虽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但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制度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文地理学可以说是地理学中的一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地理学经过长期发展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空间"和"地方"是人文地理学的两个核心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文地理学在理论、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涉及空间、全球化、城市化、人口、迁移、文化、景观、发展和地缘政治等，其内容主要包括：（1）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特征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2）人类与其周围生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3）不同空间尺度，包括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政治、经济演化特征与趋势；（4）与民族、种族、性别、年龄、阶级等因素相连的社会特征及其对空间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但在 现代 社会发展中，人类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日趋明显，使得地理学人文化的趋势加强。人文地理学地位的提高，将可能使地理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2 研究的主要方法[3]
几个世纪以来， 哲学 家们已经提出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意识形态观念学。寻求知识的社会或政治的支持理由或目的。（2）认识论。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有关我们如何认识世界的假设（我们认识了些什么？我们是如何认识的？）（3）本体论。支持理论或观念体系的一系列特定的假设（什么可以被认识）。（4）方法论。一套可以应用于进行调查研究某种现象的计划和程序。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社会、空间、地方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论。
4.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4.1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高度综合表现为以人地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实现资源、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克服了以往拼盘式或形式综合的缺点，体现了当今地理学走向统一的趋势。
4.2 加强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加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并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商业地 理学 、 旅游 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其中旅游地理学虽然起步较晚，但 发展 迅速，迄今为止，已在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客源市场与游客行为、游客空间结构、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地形象设计与营销、生态旅游与持续发展、旅游影响等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少数研究成果同国际水平相比已无明显差异，如旅游地综合个案研究、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旅游环境容量、国内旅游者行为 规律 、主题公园的研究等。
4.3 密切关注我国社会 经济 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4]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张祖群，湖北孝感人，男，汉族，先后获得风景园林学士、人文地理学硕士、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旅游管理系副主任，系支部书记。旅游管理、公共管理（MPA）硕导，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为遗产旅游与文化产业。超星学术视频主讲教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通信评审专家，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同行评议专家，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专家。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评审专家、中央单位(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主要评标：旅游管理（饭店）、城市园林，文化遗产建设工程、遗址保护工程、教学科研设备与实验室等。
二、研究领域
主要从事遗产旅游与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人类学）方向教学科研工作。
三、主要研究成果与学术活动
一是抓住核心研究方向，主要针对北京地区遗产旅游原真性与管理创新研究，对北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人类（文化）学、人文（文化）地理解读，对中国古都文化遗产的旅游空间演变与产业重塑（北京、西安、咸阳等地对比）进行研究。在《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中国园林》、《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科学）》、《城市规划》、《北京社会科学》、《农业考古》、《中国软科学》等核心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二是重视积累，出版高质量的著作与教材。张祖群副教授出版著作《旅游地策划——文化·创意·空间》（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旅游与文化地理学随笔》（民族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从聚集到扩散：新时期北京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张祖群为该专著第四作者，撰写两章，合计5万字），《基于类型的古都遗产旅游的文化空间解读》（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参与邹统钎主持部级精品课程《旅游景区经营与管理》教材撰写，负责“第十六章文化遗产景区旅游管理”修订（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3版）。
三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专业建设为基础，着力进行课程改革，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制订旅游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高质量建设“旅游研究中心”，构筑学科研究高地；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努力探索课程建设与改革新途径；增加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旅游实践，注重实践教学，并将其纳入培养与考核体系。
四是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宣传旅游管理学术观点。2011年，张祖群等：《从恩格尔系数到旅游恩格尔系数：述评与应用》入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举办的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1）电子论文集。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张祖群的《试论南北锣鼓巷的历史变迁与“人文北京”建设》受邀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学院举办“2011城市国际化论坛”分会场报告做报告。2011年7月5日，张祖群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非优区的错位分析》，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办的“中国区域科学年会暨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成立20周年庆典”中，被选为大会交流论文，获得荣誉证书，并邀请做会场报告。2011年12月3日至4日，张祖群受邀在2011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京津冀（贫困带）扶贫旅游研究：判识、机理与学术目标》主旨演讲，《国家经济地理》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报》对此做了专门宣传。
五是以超星学术视频讲座为平台，服务社会大众。2010年3月至5月全球最大的中文学术视频网站：超星数字图书馆（video.省略/）全程拍录张祖群的《文化地理学——城市空间的文化解读》、《旅游文化学——遗产旅游专题研究》课程，该课程是将枯燥的遗产旅游与文化地理理论转化为科普实践的有效尝试。
四、主持项目
主持完成2006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006年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科研项目、2007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教改项目、2008年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2008年校级党建与管理课题、2009年校级党建与管理课题、2010年校级党建与管理课题、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一五”教育科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青年专项课题各1项。主持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2CJY088）”、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2011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0BGL049）子课题、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BG125YB012）各1项。曾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0101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7CJY051）、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目（KZCX3-SW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国艺术；地域性；绘画；地理环境；理论探讨；宏观叙说；个案探讨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作为“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1］的人文地理学，以其知识交叉性、系统性和整体性而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该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及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绘画置于广阔的文化地理背景之下，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视点，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通过把握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进而深入认识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古代绘画研究的一个热点。为了深化研究，丰富人文地理学和绘画史的研究内容，有必要对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思考。
尽管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但是自知识分子登上专业画家的历史舞台之后，绘画的技巧和理论研究才步入轨道。自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诞生，他提出的中国绘画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和鉴赏家所遵循的原则。“六法”中“应物象形”、“传移模写”的原则使得地域环境成为画家的审美观照对象。山水画的出现使得画家不仅将外在的地理系统内化为个人创作的心灵空间，地理环境还影响了画家的文化品性、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尽管绘画的地域性问题是人文地理学现象，但对其研究的发端和深入是在美术史研究的纵深中，由美术学者来逐步进行的。故而探讨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不得不从美术史的研究中起步，纵观其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
6世纪到19世纪初属于绘画地域性的非系统认识和表述时期。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的绘画史著述成果不断出现，体现了研究者对绘画视觉性和文化性的并重。由于研究者多为收藏鉴赏家，故而撰述的著作多为画家传记和绘画作品著录，具有重记载轻论述的特点。关于绘画的地域性特征，虽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但既无专章论述，更无系统著录，多为画著中散见的表述，既概括简单，又缺少必要的学理阐述。
（一）对绘画风格地域性差异的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大陆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所造成的南北画风不同的认识上。以明代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为代表。明代万历年间，莫是龙［2］、董其昌［3］、陈继儒［4］等人先后以不确切的“南”、“北”地域之称将绘画分为“南北宗”，这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北宗”说的内涵，一是南北宗各家俱是写南北真景：“宋画至董源、巨然，脱尽廉纤刻画之习，然唯写江南山而相似，若海岸图必用大李将军，北方盘车骡纲必用李谷。郭河阳、黄子久专画海虞山，王书明专画苕霄山，宋时宋迪专画潇湘，各随所见，不得相混也”［5］；二是崇南抑北，推崇王维为代表的南宗绘画，贬低李思训为代表的北宗绘画。此后，关于南北宗绘画的论述和争论不断出现在明清画论中：明吴宽《书画a影.跋宇宙大观集册》、明陈继儒《书画史》、明董其昌《画眼》、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沈颢《画尘》、清王时敏《西庐画跋》、清王a《染香庵画跋》、清王原祁《丽台画稿集》、清唐岱《绘事发微》、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清华琳《南宗抉秘》等。尽管南北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不是“南北宗说”探讨的核心话题，但以地域划分绘画风格并由此引发的广泛和持续的关注，在中国绘画史上尚属首次，其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的影响
历代画论中都有关于地域环境对绘画风格影响的论述，如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米芾的《画史》、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明代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清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等。论述中清楚表达，作为画家的生活环境和审美观照对象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绘画的题材、笔墨、构图和线条都产生了影响：“画山水唯营丘李成、长安关仝、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百代标程。”、“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脱，墨法精微者，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者，关氏之风也；峰峦浑厚，势伏雄强，抢笔俱均，人屋皆质者，范氏之作也”［6］ “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观画之宜，在乎详审。只如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芒屦非塞北所宜，牛车非岭南所有。详辩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其或生长南朝，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识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此则非绘画之病也，故李嗣真评董、战云，地处平原，阙江南之胜，迹参戎马，乏簪裾之仪，此是其所未习，非其所不至。”［7］
（三）地域绘画史的出现
中国较早的规模性的地域绘画研究是在五代、北宋时期。由于军事割据，客观上造成了绘画地域性强化的可能，绘画史著作打破了唐以来以京城为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中心解体、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出现了较多记载某一地区绘画活动及其发展的地区性画史，例如记载江南画院活动的《江南画录》、《江南画录拾遗》；记载中原地区绘画的《梁朝画目》、《广梁朝画目》；记载西蜀地区绘画的《广画新集》等［8］，而《益州名画录》是地区性绘画史开创时期的代表，它记载了中晚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绘画活动。著者黄修复，久居成都，精画学、富收藏，三卷本的《益州名画录》［9］记载了唐、五代至宋初成都地区的五十八位画家的小传、写真和壁画创作，对画家个人风格、师承关系、时代风格、宗教绘画的发展、地域之间的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考证，资料翔实可靠。此后，不断出现地域性绘画史著作：成都地区有宋代范成大的《成都府古寺名笔记》、元代费著的《蜀名画记》、明代曹学绲摹妒裰泄慵.画苑记》。明清时期由于江南文人的崛起画坛呈现南盛北衰，特别是富庶的江浙地区成为艺术人才的渊蔽。《吴郡丹青志》、《海虞画苑略》、《越画见闻》、《练山画征录》、《虞山画志》、《湖州竹派》、《明州画史》等都是记录江浙地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汪]之的《扬州画苑录》，专记扬州地区清代画家，按本邑、流寓、方外、闺秀分类，开地域断代画家传记之体例；福建地区的有明代徐[XC；%32%32]的《闽画记》和清代丁传的《八闽书画记》。其中，明代王a登的《吴郡丹青志》是一部分品立传的地方画史，将生长于明代、清初尚存的吴郡画家或迁居吴门的画家共25人分门收录，对于吴中绘事之盛，他说“将无海峤精灵之气偏于东土耶？抑亦流风余韵，前沾后渍”［10］，是“为乡邦画人作传”［11］，是明代地域绘画史的代表，尽管篇幅很小，但在体例上、语言上、内容上都具有自身的特点。清代陆时化随家族从越地迁往吴地，出于对两地的深厚感情，将平生所见吴、越两地的书画汇编成《吴越所见书画录》［12］，展现了吴越之地在清代富商云集、书画鉴藏之风盛行的地域风貌。清代乾隆年间鱼翼及其子辑有《海虞画苑略》，录有江苏虞山的历代画家。鱼翼文笔优美、精于鉴赏，对所记载的画家有传有评非常生动。其同里柳南居士王应奎还辑有《海虞诗苑》并将虞山的诗与画进行了比照，认为虞山之画名起自黄公望，“及观吾邑之画往往能浓而不能淡，能密而不能疏，能近而不能远。其坐病正与诗等，岂其地之山水秀丽攒簇，无虚无缥缈之观无空蒙历落之趣。故发为图绘亦囿于风气耶。然萧疏如渔山(吴历)，淡远如尊古(黄鼎)，已能自辟蹊径而能脱去吾邑故习矣”［13］敏锐地发现了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清代陶元藻的《越画见闻》收录了200多人的资料，不仅以史料丰富著称，还记载了同时代的画家相互交游的第一手资料。
以上地域绘画史研究虽然开辟了绘画史研究的新领域，但其内容多就人论人、就画论画，局限性亦非常突出，也并未有意识地系统发掘地域性绘画研究的深远意义，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绘画史科目。
（四）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评价
明清时期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集中于绘画的地域流派。但对地域绘画流派的表述多为风格差异的描绘或评价。“画分南北始于唐世，然未有以地别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于戴进，成于蓝瑛。其失盖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秃、曰拙。松江派国朝始有，盖沿董文敏、赵文度、恽温之习渐即于纤、软、甜、赖矣。金陵之派有二：一类浙，一类松江。新安自渐师以云林法见长，人多趋之，不失之结，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而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学者于是多宗之，近谓之江西派，盖失在易而滑。闽人失之浓浊，北地失之重拙。之数者其初未常不各自名家而传仿渐陵夷耳。此国初以来之大概也。”［14］
不同地域绘画流派评论性质，偶有注意到地域环境对绘画的影响，如“宗派各异，南北攸分。方隅之见，非无区别。川蜀奇险，秦陇雄壮，荆湘旷阔，幽冀惨冽。金陵之派重厚，浙闽之派深刻。m州守三王，虞山遵石谷。云间元宰，新安渐师，各自传仿，吴中又遵文氏。或因地变，或为人移。体貌不同，理则是一。然而灵秀荟萃，偏于东南，自古为然。国朝六家，三m州两虞山，恽亦近在毗陵。明之文沈唐仇，则同在吴郡。元之黄王倪吴，居近邻境。何为盛必一时？盖同时同地，声气相通，不知无牙旷之知，而多他山之助，故各臻其极。”［15］，“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也。惟能学则咸归于正，不学则曰流于偏。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禀之偶异。南人北禀，北人南禀是也”［16］从这种关于绘画风格与南北地域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出清人对绘画地域性的认识和理解。
二、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代转折
19世纪初至19世纪40年代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时期，如果说此前人们对绘画地域性的关注还仅仅停留在绘画地域风格特征的零星表述和地域绘画的著录上，那么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一状况有了改变。中国美术研究进入现代转型期也带来了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转折。当西方艺术风格学进入中国后，绘画史的研究中“风格”从传统的历史叙述的模式中凸现出来，人们开始关注风格背后所隐含的艺术自律性。“地域因素”引入绘画风格划分、演变的阐释过程，有助于理解绘画发展的内在规律。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王钧初、俞剑华等虽没有专门的地域绘画研究著述，但都在其著作中对绘画（美术）的地域性因素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将地域因素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绘画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方法，将中国绘画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绘画结合起来比较研究，以探讨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规律。史岩的《东洋美术史》［17］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美术进行了比较研究。郑午昌的《中国美术史》［18］对中国、希腊和埃及的美术进行了比较，力求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绘画的独特之处和发展规律，进而研究各国绘画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画家兼美术教育家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19］中有附文《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通过考察中国绘画的发展以及中外绘画交流，阐发中西绘画的差异。画家兼美术教育家郑午昌则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绘事考察中，多次论述绘事兴衰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当时画家之名与不名固与其阶级有关，其于地理亦有可得而言者。盖在专制时代，一切政教文艺，要皆与其首都所在，有密切关系。汉都长安其时绘画之都会，即在长安，考诸画家当时之产地，皆在今陕西、河南间，为黄河流域附近地。如毛延寿，杜陵人，而杜陵即在今陕西长安县南。刘白，新丰人，而新丰即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龚宽，洛阳人，而洛阳即在今河南洛阳县。陈敞安陵人，而安陵即在今陕西咸阳县东，皆黄河流域地也。虽曰我国文明，当时实在黄河流域为盛，故画家辈出于其间，亦因近身辇（[），成学易成名亦易。”［20］并在附录中制作了《历代各地画家百分比例表》。秦仲文的《中国绘画学史》［21］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绘画艺术有所著录。俞剑华先生在其《中国绘画史》［22］中就曾有专门章节讨论绘画的传播：“中国绘画之东渡与日本画家之西来”、“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从文化地理传播角度考察绘画风格、技法的演变路线。近人对绘画地域性已不是粗略的描述和简单的评论，而是从“画作―画家―地域―地域人文环境”的人地关系角度触及到了绘画地域性研究问题，这样的论述显然要比前人深刻得多。
这一时期关于限定地域绘画研究依然为地域内画作收录和画家传记资料撰写，有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家汇传》、孙振麟的《当湖历代画人传》，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罗元黼编著的《蜀画史稿》、方树梅的《滇南书画录》都属地域画史研究。其中，汪兆镛的《岭南画征略》收录岭南画家书家近400人生平事迹、遗作纂编成书，是岭南地区第一部历代书画人物传。地域绘画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涉及地区仅为四川、浙江、广东、云南、江苏等地。
中国绘画的南北比较依然为美术史界所重视，它为深入发现和重新认识中国绘画发展的深层动因提供了可能。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从作品的风格，画家的身份和地域来考究南北宗说的真伪性、科学性。启功［23］、童书业［24］、滕固［25］等人对南北宗论相继加以阐发，争论的焦点不在地域，但童书业在研究中将宋代以来的山水画，依据地理关系分成北派山水、南派山水两种，认为南北风土、人情、山水形态的差异，影响了绘画的技法，地理环境是决定绘画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26］
三、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停滞阶段
自新中国成立，至结束，是中国绘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陈出新的时期。尽管丹纳的《艺术哲学》在60年代即已被译为中文介绍到国内，但是受学术交流偏向苏联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过激批判，使得对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长期停滞，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无人问津亦没有新的突破。
一是继续了南北宗话题的讨论，启功先生、郑秉珊先生、俞剑华先生、童书业先生、徐仁涛先生、徐复观先生等对南北宗论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史料的取材更加广泛，但多是从社会学、文学、思想等多方面来分析。20世纪60年代初期，童书业又撰写专著《南画研究》［27］进一步阐释了南北画风不同的成因。
二是对绘画地域流派的研究集中在黄山画派、上海画派、扬州八怪、吴门四家、金陵八家等，但是论文数量很少，总计约20多篇［28］，且研究主要围绕绘画风格、语言等进行。
三是地域绘画著作主要有江梵众、陈蓉峰编撰的《清代蜀中画家传略》、顾麟文编《扬州八家史料》［29］，均属地域绘画史料整理性质。
四、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崭新阶段――学科交叉与融合
第四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始于结束，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仅美术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日益深入，文化地理学者也将绘画作为反映人地关系的载体而进入了地理学的研究视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绩在多学科的视角中也远过于前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更加充分地揭示出古代绘画多元共存的发展状态。时间和空间共同观照的研究，充分展现古代绘画创作风格以南北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
二是学者们越发注意到地域差异造成的绘画形态和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地域绘画发展的不平衡性。绘画史的写作从地域的角度阐释，在研究对象地域空间范围限定的条件下，探讨绘画的整体风貌和艺术风格，成为撰史的新思路。
三是同时拓展了中国古代绘画和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领域。绘画和地域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交叉的研究，视角的扩大，使得绘画的地域特征与发展，绘画与地域自然环境，绘画与地域文化，地域与绘画流派，绘画与地域经济、政治等内容，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既带来了古代绘画研究成果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填补了文化地理学的空白。
如果将这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成果作一个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两种类型。
（一）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
对我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理论性探讨，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的勃兴而出现的。1986年,金克木发表《文艺的地域学设想》一文，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立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的研究。”［30］金先生较早倡导“文艺地域学”，其论述切中时弊，指出了当时文艺研究的不足，是新时期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宣言性文章，它为之后我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启迪。
1991年单鹏飞、王伟发表《地理环境与艺术风格》［31］一文。他们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映，直接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水土）和人文环境（社会发展背景……）等的控制，因此地理环境的差异对艺术作品不同风格、流派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建筑、绘画、文学作品的分析，将地理环境对艺术风格形成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研究的目的是“益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对正在开展的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1993年，地理学者张步天在其著作《中国历史文化地理》［32］中撰写“历史文艺地理”一章，其中“美术文化的时空分布”专题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流派与门类的地域特征、地理分布、区域差异及美术家籍贯分布等方面作了分析与统计，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从理论思考、资料梳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作了探索，文化地理理念进入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视野，绘画作为文化要素，其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就此展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地理学理论视角展开的探讨，使得绘画的地域性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进入21世纪，黄骏发表《关于艺术“地域性”的札记》［33］一文。他提出，地域性是贯穿在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个现实。地域与创作活动的复杂联系体现在区域性的地理风貌和区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对创作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上。最为根本的限定性来自区域性的绘画传统。作者提出绘画地域性的内涵是：传统、风格、画家群、交易等等。绘画地域性的研究应关注：地域差异、画家的身份差异和地域情境。文章首次明确将“地域性”一词引入艺术史的研究中，对绘画的地域性探讨进一步深化。该文作为“札记”虽篇幅短小，未作过多展开，但其中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具体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胡兆量等编著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34］在“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中探讨了中国画风的区域差异，内容包括：国画的意境美，绘画与环境，画风的南北差异和地域性画派。从历史地理角度横向地比较了绘画风格的地域性差异，初步探讨了产生绘画风格差异的地域因素。2004年，刘海涛、王兴平发表了《浅谈美术地理的地域空间性》［35］一文，从地理学的角度,对美术的地域性的内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论说，并首次提出了“美术地理学”概念。他们认为，“美术地理学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美术和地理环境、地理景观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它是用地理学思想理论和方法研究美术作品的形成、风格和特色,探讨不同区域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和差异,以及美术作品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个性。”［36］美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美术的地域性横向研究、地域性纵向研究、地域空间的扩散性研究三个方面。该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搭建了平台。周尚意等的《文化地理学》［37］内有专门“艺术地理”一节，其中有一小节论述美术地理中的“绘画的区域差异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就绘画的区域性差异和地域分布进行了探讨。
其后，何鑫和郭建平先后发表了《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和《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两篇论文，明确了从地域绘画作为学科建构角度对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作出探讨。《论建立美术地理学之下的历史美术地理学》一文认为，学术界对美术地理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简单的地理描述阶段，并将之用以辅助说明美术发展进程，其性质与目的是历史的而不是地理的，也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美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和演变规律，进而与美术史及其它学科一同揭示美术规律。美术地理学“属于美术学范畴,是美术基础理论中若干独立学科之一,同时又具有文化地理学的性质。”［38］，美术地理学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与完善,另一方面他又在视觉艺术文化领域为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学科平台。”历史美术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体系包括四个分支：历史美术地理通论、断代美术地理、区域历史美术地理、专题历史美术地理。论文还就历史美术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性质、目的与任务、内容与时间断限、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学科建立的学术基础与先期成果，以及进行历史美术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等诸方面作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作为美术主要门类之一的绘画，此文为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构建了学科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具有方法论意义。《中国绘画史的“地域研究”意识》［39］一文，从地域自然因素和地域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影响分析入手，指出中国古代绘画史地域性研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视角。以往的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只注重史的纵向发展，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缺乏系统地域性或地域风格的横向对比基础上的纵向分析。在研究中要援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成果，如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社会人类学等等。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域”概念把握的难度和划分的模糊，如何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共同把握是进一步探讨的难点。
针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现状，付阳华在其《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40］一文中，指出地域美术史的研究仅仅就画家研究画家、就画派研究画派、就风格研究风格都是远远不够的，发掘其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貌，探究其地域性美术渊源是摆在美术史家面前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对中国地域美术史撰写和研究的梳理，尤其是以《北京美术史》为个案的分析，探讨了地域美术史研究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美术的地域特征、地域性美术的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的探索与论证引起了更多专家的注意，使得全国各地美术地域性的联系和差异的探讨被提上了日程。
（二）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宏观性叙说和探讨
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另一个维度，是古代绘画的宏观性论说，探讨不同地域空间绘画的纵向发展，以及不同地理环境对绘画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内在规律及相关问题的论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地域绘画在这一维度产出成果较多，体现了研究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三类内容：
一是地域美术史研究中的地域绘画史研究。地域绘画著作的研究多以一级行政区域为主体单位，且多包含在地方美术研究中，其中研究台湾地区起步较早，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相继出版了《台湾美术简史》［41］、《台湾美术发展史论》［42］。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域美术史不断问世，地域绘画的内容亦包含其中：《广东美术史》［43］、《洛都美术史迹》［44］、《艺术》［45］、《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6］、《楚艺术史》［47］、《东北艺术史》［48］、《云南艺术史》［49］、《云南民族美术概论》［50］等。一些少数民族美术著作，收录研究了少数民族地区绘画，如《中国北方民族美术史料》［51］、《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美术》［52］、《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53］等。林永发、林胜贤的《台湾美术地方发展史全集》［54］、徐昌酪的《上海美术志》［55］，王震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56］，邵学海的《长江流域美术史》［57］，卢禹舜主编《黑龙江美术发展简史研究》［58］；高卉民主编《黑龙江少数民族美术史研究》［59］，张亚莎的《美术史》［60］，《云南民族美术史》［61］，李福顺的《北京美术史》［62］，张德录的《山西美术史》［63］等。地域绘画史著作有：《岭南近人画人传略》［64］、《绘画史》［65］、梁桂元著《闽画史稿》［66］，陈滢的《岭南花鸟画流变（1368-1949）》［67］、朱万章的《顺德书画艺术》［68］。这些著作力求通过对地域长时段绘画史的梳理，进行地域绘画的纵向研究，解析地域因素对绘画的影响。
《北京美术史》可作为这一类著作的代表。该书基于地域文化史的范畴，不仅探讨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于北京的，同时也关注北京的美术是如何获得地域文化属性的。从北京地域文化动态构造与静态构造综合特征的阐释，揭示北京美术发展的线索、不同时期的性状，进而揭示其有别于其他地域的特征。这一著作最显著之处在于致力于分析美术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探寻影响北京美术演变的文脉，为地域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北京绘画的研究中，着重探讨了元明清时期北京绘画宫廷性、交流性和融合性的地域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长江流域美术史》运用比较的方法梳理出长江流域美术与黄河流域美术互为连锁的流变线索，《楚艺术史》则通过认识楚文化圈与北方中原文化圈、西北秦文化圈的迥然不同，述写了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500多年间中国南方主要艺术风格的历史。这些地域美术史的写作为后来者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树立了学术范式。但地域绘画史成果不多，且尚未脱离绘画史的撰述和研究模式。
《扬州八怪与扬州商业》［69］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具体地域空间书画创作与欣赏的供求关系，深入讨论十八世纪扬州新兴的市民文化观念与审美意识潜变，及其在供求关系中对非正统派职业化文人画家选择传统和艺术新变的影响，联系地域经济的背景阐述美术发展而不简单套用相关学科的成果，着重于创作意识的变化又紧密结合着风格形态的演进。陈永怡的《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迁变：以上海为中心（1843-1948）》［70］将敏锐的学术触角伸向地域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的关系这一特殊基点，深入探讨了地域经济生活对艺术创作的制约作用和影响力，将绘画风格变迁置于地域经济空间的角度进行考察。王祖龙的《楚美术观念与形态》［71］特别突出了地域文化观念对造型艺术形态以及语言表达特征可能造成的影响，跳出了以传统庄屈美学阐释楚美术事象的窠臼。这些著作均属地域绘画纵向性研究的代表，是在限定性地域空间内，考察美术（包括绘画）的流变及其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美术史》(十一卷，王朝闻总主编，2000年)在“具有美学史的性质，突出了以审美关系为轴心线的思路”［72］之同时，还贯穿了较强的地理空间意识，如《明代卷》中亦注重按不同地理区域分析不同地域绘画流派风格的撰写方式。
二是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以吴门画派、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松江派、金陵八家、扬州八怪、黄山画派为主题的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都取得较多成果。针对明清以来几乎所有的地域绘画流派所做的研究均有专著成果，并且还挖掘出新的地域绘画流派，如京江画派［73］。这其中以“扬州八怪”为首的扬州地域绘画研究成果最为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研究“扬州八怪”的各种公开出版社的专论和专著达到400多种。出现了比较集中的讨论，如对明代“吴门画派”和清代“扬州八怪”、“新安画派”等地域绘画流派的研究，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明代吴门绘画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安徽的“纪念渐江大师逝世三百二十周年暨黄山派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论黄山诸画派文集（1987）》。这些都是以地域绘画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论文集。不过这些研究多承袭地域绘画作品和地域绘画史的思路，仅从地域空间上限定所讨论的范围和个人，对这一空间所赋予绘画的意义还讨论得不够深入，未能自觉地以地域绘画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是触及了某些地域绘画研究的问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偶然性和不自觉性。
三是绘画地域性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谭天《新中国地方美术史研究中问题与对策――以编撰〈广东省美协五十年文献集〉为个案》、付阳华《中国地域性美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美术之友》、赵启斌《“京江画派”的绘画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上下)》、王祖龙《丹磨色美夸原质――楚绘画的艺术史意义》、薛正昌《贺兰山岩画文化》、肖屏《雪域佛光中的藏族美术》、李涵《论吴地绘画的文化艺术特征》、郑为人《京江画派与京口隐逸文化》、陈龙海《楚艺术的线性特征及其文化基因》、苏晓丽《浅谈地域文化对年画的影响》、张尹《陕南自然物象视觉图式化管见》、郭薇《外师造化――北方地域特征与北派山水画创作的关系》、徐莉萍《水与绘画艺术》、尚辉《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孟宪平《地域因素与画分南北》、郭建平《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绘画家传谱系研究――家族、家学与中国古代绘画》、顾泽旭《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宋文翔《试论地域性因素在云南美术发展中的主导性》、谢丽君《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费省《唐代艺术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施建中的《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安毅《五代敦煌与中原间的画稿交往》、郭建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域的商业氛围对绘画的影响》、郭薇《五代时期四川美术繁荣的地理因素》、何力《清前、中期政治与湖南画坛》等等。上述论文，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古代绘画整体性风格的述说，这主要体现在赵启斌、李薇薇、王祖龙、薛正昌、肖屏、李涵等人的论文中；二是对不同地域绘画的比较研究，这主要体现在何鑫、孟宪平等人的论文中；三是对地域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郭薇、张尹、徐莉萍、尚辉、苏晓丽、郑为人、陈龙海、顾泽旭、郭建平等人的论文中；四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分布以及与绘画风格的研究，其体现在费省、施建中等人的论文中；五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绘画地域性个案的具体考察，体现在谭天、付阳华、何鑫、郭建平、郭薇、何力等人的论文中。此外还有对绘画样式的地理传播、画家空间游历与画风、地域政治对地域绘画的影响等的研究。这些探讨，大都持之有据、视野开阔，显示出对古代绘画地域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启发性。以下试举几例：
在对地理环境与绘画发展内在关系研究方面，尚辉的《区域地貌与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及流派》［74］一文从区域地貌客体入手，着重强调了区域地貌的某些客体形象特征对中国山水画史变迁、运动和发展所起到的先导性影响，提出中国南北派山水画风格的形成与中国南北自然地理概貌相统一；同一地域画家对客体审美特征的挖掘，使得特定视觉效应下的造型特征不仅成为画家再创造的对象，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个性主体的附着物；地域性的造型特征被画家们敏锐发现并反复表现之后，也阻碍了画家新风格的产生，对其突破源于对自然的新鲜感受和新的发现。该文对绘画与自然地理环境关系的探讨从以往概念化和表面化的研究推向了更细致的研究。李怡《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地域因素考辨》［75］通过对马远山水画风形成的分析，提出其绘画风格的变化既有画理的因素，又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更有取景角度转换的地域因素。南宋画院位于环山的西湖之畔，客观上限制了马远的视野，不允许他作远观式全景描述，只能作俯身近观的边角构思。文章细致地探讨了客观地理环境与画家写实原则下的造景关系。
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画家籍贯与绘画内在关系的研究中，施建中《论“徐黄体异”与五代画家地籍、身份分异之间的关系》［76］一文认为，五代时期花鸟画“富贵”和“野逸”风格的划分与画家的地籍分异密切相关，与画家身份差异有着莫大的关系。避居蜀地者，多遗臣、贵族，故画风受唐代宫廷绘画影响较深，呈现艳丽之风。流向南唐者少有贵族而多为小吏、庶族，故绘画多具平民气息，呈现野逸之风。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在地域文化与绘画发展关系方面，谢丽君在《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的影响》［77］一文中考察了江南地域文化对恽南田思想品格、文化修养、艺术趣味、从艺道路、绘画理论、创作风格产生的影响。文章史料翔实，对地域文化之于绘画影响的元素梳理得极为清晰，显示出将绘画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贯通的功力。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顾泽旭的《论清代扬州画派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和社会时代条件》。
在研究画家游历与绘画风格的讨论中，郭建平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的交谊及对绘画艺术的影响》［78］中认为绘画离不开画家这一特定的文化载体，更与他们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基于古代社会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畅的境况，同一地域的知识群体在思维与行为模式方面,表现出一种较其他地域知识分子更为强烈的区域传承性和连贯性。因此艺术史上的画家的交谊现象，对绘画艺术产生了影响。作者通过画家交往空间和绘画风格的具体考察，揭示了绘画艺术流变的空间因素，视角颇为独特。
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绘画与地域环境关系个案的具体考察，是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的又一个重要层面，其中何鑫《谈地理区域分异与中国画流派的生成――以五代宋初时期山水画为例》［79］的研究极具代表性。该文以五代宋初时期为时间段限，着重分析了历史地理对此时中国山水画风格流派分异的影响及具体促异方式，阐释了地理要素在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研究因其地域角度探讨的深入而具有学术示范意义。
从既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一是地域空间的范围界定不统一，有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地域范围的，也有以较大地理单元为地域范围的。这种对地域空间范围不科学的界定，会造成叙述的不连贯性。
二是不平衡现象醒目。从地域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现象，已有的成果主要包括台湾、广东、洛阳、北京、上海、山西、、新疆、湖北、云南、黑龙江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从较大的地域分布来看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尚有诸多地理单元未曾涉及。从研究内容来看，地域绘画研究以绘画地域性的纵向研究居多，或为地域美术史中的绘画史，或为限定地域的专门绘画史。
三是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而言，对地域画家的研究只停留在单一静止的层面上，注重画家籍贯和出生地与其性格气质的关系，缺少流动性与整合性，忽略画家游历之地的文化地理对艺术创作的综合影响。即便是从籍贯和出生地去探讨画家的风格特征和绘画发展的规律，也仅仅是展开部分的研究。事实上，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部分著名画家都有过离乡求学、仕宦、贬谪、隐居、游历、交友的经历，异域他乡的地理环境、人生经历与地域空间的互动、画家艺术创作的交流都会成为他们创作的空间背景。因此，从绘画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中寻求不同地域各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新课题。古代绘画创作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原则，故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画家们的必修课目，对于空间流动性较大的画家，定量定性分析其画作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实属不易，深入分析其空间行迹与绘画创作的关系，综合解析地理环境的差异对画家创作心理、审美趣味、艺术风格的影响亦属艰难。而目前地域绘画史的撰写中就明显存在着对画家进行切割式分段介绍的现象。
四是绘画的地域性研究，除了地域绘画史以及少数地域绘画比较研究之外，至今尚无绘画的地域性研究理论专著问世，对地域绘画理论的探讨显得较为空泛。诸多所谓的地域绘画研究不过是中国绘画史的细化。尽管建立美术地理学的呼声不时响起，但依然未形成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科意识，在研究方法上亦缺少创新。（责任编辑：帅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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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gional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ZHANG Kai
(1. Research Centr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
Society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Area, Xi'an, Shanxi 710062;
2.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xi 710021)
Abstract:The regional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 is an artistic, historical,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From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to contemporary times, researches upon this field mainly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ly, from 6th century to 19th century, regional nature of painting had not been recognized cognized systematically. Secondly, from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o 1940s, "regional factors"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exerted much impact upon painting styles. Thirdly, from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the end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riticizing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ism" brought a stop on the discus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ainting and geography. Fourthly, since 1980s, with disciplines 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ancient painting researches present to be various and abundant, which bridge a gap in geography.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9篇
这是一个讨论了近30年的老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近年来似有升温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也自然可以归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即民族音乐学是学科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属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之构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一样，故此不宜称为“民族音乐学”。因此，近年来在不少音乐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列为两个研究方向。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认同一种意见（也许再讨论30年依然存在不同见解），问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归属。若按第一种意见，在学科归属上自然好说。但按第二种意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否是一个学科的称谓？如果不是，它究竟应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国的音乐学学科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应从何而来？
这是值得音乐学界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音乐学界人士虽没有公开讨论，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为“框架论”。认为应直接引进西方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其逐渐本土化，或将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另一种为“积累论”。认为方法应从实践中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自然也是来自他们的“实践”。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人建构学科理论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前者人称“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后者是“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要“框架论”还是“积累论”？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从实践中来，要不要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梳理、总结？如果要，我们如何从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学科理论？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将西方的与本土的相结合？
3.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对论”？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今还有人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大陆学者中有人也常说，我们这里是民族音乐学，你们那里还是民族音乐理论（大意是民族音乐学先进，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者是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但为何在学科理论上却又不持“相对论”呢？既然要“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但为何又不“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的学科理论呢？
因此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有否高低之分？有否过时的理论？如果有，我们应如何看待学科理论的高低？民族音乐学界大都认同音乐文化应“多元发展”，那么，音乐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是否也应“多元发展”？如果说音乐是文化，那么音乐学科理论是否也是文化？如果是，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上如何持“相对观”？
4.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的不同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
在学术研究上，是倡导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科都按一个模式发展？还是倡导不同学术共同体依据一定条件彰显自己的学术特色，从而形成不同流派呢？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也好，还是哲学、史学也好，都存在不同流派。其一部学术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流派发展史。在国内高校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倡导办学应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这类品牌专业的建设评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申报等等工作中）。
如果说我们认同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国际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学派”之说，那么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应否提倡在学科建设中彰显各自的特色？
在大陆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目前似有这样一些所谓“流派”现象：“苇子坑学派”、“鲍家街学派”、“左家庄学派”；还有由某些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跨地域的不同群体：“曹家军”、“上海E－研究院”等等。这种“不同”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有：什么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5.我们应如何看待民族音乐研究中学术规范问题？
学术规范是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我近年来也较为关注这一领域（可能是干过编辑的人的“通病”——眼高手低）。音乐学界最早讨论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出自我们民族音乐学界。即杨沐于1988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第4期的《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2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引起了多大的重视还是个问号。在我看来，学术规范大多容易被理解为“写作格式”问题，即“形式规范”。然而，重要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实质规范”，它是保证学术创新的重要准则。比如：我们有多少论文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全面、系统地研读过该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有多少论文在写作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成果的关系？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研究结论得出的经过？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全部研究材料的来源和出处？
据粗略估计，不合以上“四项基本原则”（详参葛剑雄《学术研究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约占已发表成果的80～90％。我与研究生合写过一篇“汉族吹打乐研究”的文献综述，收集1980年以来的文献156篇，其中有93%的论文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交代该领域的学术史，自说自话。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只能产生学术垃圾。民族音乐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应引起讨论、引起重视。
以上所及仅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即音乐学各学科均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那么除此以外，音乐学各分支学科，有否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目前我们对此领域探讨较少（也有一些学科，比如音乐史学界在史料考证方面就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之基本规则等等）。那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有哪些？
6.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课程体系中，按课程的知识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技能训练，一类侧重文化知识。前者系指演唱、演奏能力，对乐谱的分析解读能力的训练，后者则指对音乐文化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的培养。
那么，在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这两类课程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武汉音乐学院的经验，早年的课程设置都比较偏重于技能训练（开设大量听唱、模唱类的具有感性知识的课程，还有关于形态分析的作业等等），这与当年偏重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倾向有关。近年来，各类概论课程（诸如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等）纷纷开设，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即，不少（音乐学专业）学生直到本科毕业，连一些非常基本的民族音乐形态问题都弄不清。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在小组课中增加形态研究的内容、在集体课中增加“模唱课”。
同时，这一问题也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某院校一位青年教师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令人倾倒，但当有人提问让其“举例说明”时，这位教师竟无以言对。还有一些感性知识积累较为丰富的青年教师，音乐技能不错，但在文化知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语言文字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以至于在如何做学问等问题上感到茫然。
因此，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类课程与文化类课程的关系？这两类课程在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中是否应有所不同的侧重？二者在课时的安排上，如何达到协调、平衡的最佳境地？
7.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构中，如何处理不同课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各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类课程，大致有：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曲艺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民间歌舞音乐概论、宗教音乐文化、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族音乐形态学、工尺谱视唱、中国传统乐理、传统声乐模唱、传统音乐记谱训练等等。目前的问题是，对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我们较少研究。以至于还存在着对上述各类课程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和不同课程之间的“重复”现象等问题。
可见，其中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课程分类？不同类别的课程其侧重点（或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时，在音乐院校中，面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应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8.在民族音乐教材建设中，如何处理“知识更新”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大量新的理论成果不断问世。那么，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如何吸纳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面对新的研究成果，应否有一个鉴别、思考、选择的过程？如果有，应如何选择？再如，面对新的成果，我们是偏重于材料的取舍呢？还是应偏重于观点的选择？还有，在将新成果编入教材时，如何处理诸说并存的问题？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有否一个“穷尽材料”的基本原则（有人提出，除了学术研究应穷尽材料外，教材的编撰，也应如此）？等等。
9.在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关系如何？
理论上讲，我们应“中西平等对话”。同时，从今天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也有一个中西音乐课程设置的平衡、协调问题。但是我们现有的课程设置能否做到这点？或做得如何？都是一个未知数。比如，目前在有些音乐院校的研究生考试中，规定学习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必考西方的音乐分析学，但学习西方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不考中国民族音乐。这就有个考试科目的“身份导向”问题。讨论民族音乐的课程建设，我们必须知道：在全国各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全国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特别是后者，这是培养“工作母机”的地方，将直接关系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培养的音乐教师都不知何为民族音乐，或较少具有民族音乐的技能与知识，那么我们建构“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此问题恐怕要作一较为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掌握一手资料，同时还应考虑如何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上采取相应措施才是。
10.如何处理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设与上级指令性政策的矛盾？
在各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时，一般都有上级文件作指令性规定。比如规定必修课多少学时，选修课多少学时，课外实践多少学时等等。一般说来，这些规定当然应该执行，但是，其中有没有“一般与个别”的矛盾？有没有民族音乐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矛盾？或者说，上级规定的各类学时数，是否一定与艺术院校特别是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人才的培养之需要完全适应？一方面，我们要建构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在教学上办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级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相关指令性政策，其中的矛盾如何处理？
11.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提法很好，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在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甚少。比如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等等，似乎不见权威经典。检索音乐学文献，只见到以“区域音乐”为题的论文2篇，但均未对何谓“区域音乐文化”下定义。参考其他学科的相关领域，大致有区域民族学、区域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其基本特点也是将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置于特定的区域——或自然的或人文的环境中，然后进行研究的。一般而言，区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内聚力的地理空间（覃光广等《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见，要进行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首先须定义“区域音乐”这一概念。同时，还须进行该领域研究课题、发展战略的研讨。
12.如何看待已有传统音乐区域划分的不同类型？
依笔者的理解，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探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音乐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要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音乐文化的区划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各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区域音乐教学、合作的基本前提。
粗略考察该领域已有成果，目前音乐区域的划分大致有这样几种：
其一为地理学上的“综合人文区划”；其二为“单项人文区划”。前者在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得以体现，还有杜亚雄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分组”的研究。后者为杨匡民、苗晶、乔建中等关于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刘正维关于戏曲腔式、民间音乐调式的分布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综合区划是以多种音乐体裁、品种为参照的，单一区划则以某一种音乐体裁、品种或音乐形态要素为参照。需要讨论的是，这两种划分类型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如何在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的区域划分？
13.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
一般认为，应以文化区为基础，再考虑文化流（文化流这一概念多见于音乐学界，大意相当于地理学界的文化圈或文化扩散）的问题。在传统音乐的各种类别中，民歌往往被看作是最基底层次的品种，但若考虑到民歌本身也在传播，也在流动，如何鉴别？也就是说，在民歌这一领域，有否也存在着文化区和文化流的问题？此外，在划分的结果上，对某些品种的地理归属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诸如有学者认为，梆子腔起于陕西，本属西北高原区，但传到其他地区时就不能认定它仍是西北文化的组成部分（赵宋光）。但也有学者认为传自西北的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及湖北的西皮腔，均不应属于他们各自的“腔式板块”，而应属于“西北板块”（刘正维）。
需要讨论的是，在传统音乐的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划分上是应以“具有相似音乐文化属性”的区域为标准呢？还是应以“音乐文化的亲缘关系”为标准呢？抑或是将二者交叉运用，综合考虑呢？
14.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除了以音乐本体为标准外，还可否以不同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的和人文的）为标准？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以音乐本体作为地理区划的标准。考虑到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应有所联系（特别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音乐），那么，我们还可否考虑以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作为划分音乐区域的依据？比如自然地理环境，可按不同水文（长江流域的音乐、黄河流域的音乐、珠江流域的音乐等）、地貌（山区音乐、丘陵音乐、高原音乐、平原音乐等）、植被（寒带针叶林区的音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音乐、温带草原区的音乐等）作划分。再如人文地理环境，也可按方言地理、农业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等进行划分。
如果有这种学术上的需要，不仅生存于此环境中的音乐与生存于彼环境中的音乐可作比较研究，而且还可探讨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音乐事项的种种发展演变及其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此等等，均值得探讨。
15.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如何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理论？
文化地理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一、文化与地理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对什么是文化地理学及其研究对象做出了自己的界定,在这个领域,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经历了不同形成过程的文化是如何汇集到一个特定的地方,这些地方又是怎样对其居民产生意义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和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是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文化。”“文化地理学必须包括那些推动文化发展的所有机构。”“事实上,文化就是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事物。”
对于“文化是什么”这样一个命题,人们的解释莫衷一是,各执一词。但是至少能确定的是,文化不仅是那些象征性强的事件、建筑或者节日,更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点滴。诚然,“村落、人工景物或某些建筑物的范型具有持久的特征,如果它们是崇拜对象,这种持久性便进一步加强……这些东西从遥远的过去一直留存至今,所以人们对它们尤为欣赏”。着名的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是法国的象征;自由女神像、独立日是美国文化的见证;一提起希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浪漫的神话和奥林匹斯山,但它们又何尝能够展现各自国度深厚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伴随历史而来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这样博大的汉文化又岂是一座建筑一个节日可以涵盖得了的,即使是像故宫这样庞大的建筑群,也不过是作为中国千年封建文化的缩影,被人们当作古迹去瞻仰慨叹。
文化与地理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文化具有地域性,同时,文化又具有传承性。文化不是一时代的人的创造,而是同一地域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历尽岁月淘洗和传承,共同形成的。就像希尔斯所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文化是历代传承下来的,“无论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的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地域形成文化,要探究文化的起源,就不可避免要回到产生这种独特文化的那片土地,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放眼世界,除了能明显感受到东西文化截然不同外,即使在东方或西方、甚至在某个国家的小地域范围内,文化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反过来,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某地的文化对这个地域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从人们的思维和性格,建筑的布局和构造,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除了文化与地域的相互影响外,文化与地域还是相互交融共同促进的。以我们国家为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有边界的疆土,作为一个内部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文化首先在地域内部进行传播与交流,疆界到哪里,先进的中原文化就会传播到哪里,而且与当地落后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各部落在和平的汉文化中,休养生息,繁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汉文化促进了落后民族的发展,而被影响地区的文化又丰富扩充了汉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这样博大的文化体系。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冲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
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中列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各个朝代的人口分布图,还列举了有些朝代的宰相、诗人和词人的分布情况。从这些图中我们很容易能够解读出地域的差别,也能够探索到背后的原因,陈正祥先生以这样一种简洁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一目了然,那些人口密集知识分子众多的地方,无疑都是地理环境相对来说更具优势的地区。具备较好的地理环境因素(如温度、湿度、河流等)的地域,才有可能促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那些地方,文化的起源要比荒凉地区早得多。而文化的繁荣,反过来又促使当地的人们更早启蒙,掌握更多的自然知识,能够更好地改造自然,创造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文化的繁荣程度还能够映射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如中国的文化中心由西北向东南迁移,从这样一个大趋势中,我们就能够解读出南方是如何发展并富庶起来的,而富庶离不开优越的地理条件。
二、文学与地理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是很特殊的存在,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批评四要素,即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在接触文学地理学的时候,艾布拉姆斯的观点对我也有所启发,研究地域和文学,可以说地域、作者、读者和作品这四者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条理清晰,但又难以拆分。下面将从这四者的三方面去解读文学与地理的关系。
1、地域与作者
我们常说乡土乡音,实际上说的就是地域环境对当地人的群体性影响。在文学领域,作者的心性、思维以及修养,都与其生活的地域相关。表现在不同人的身上,这种关联性大小不一,但不能因为个别表现不够明显的个体而否定整个的文化现象。《离骚》和《诗经》几乎为同时代的作品,但它们之间差异颇大,风格迥然不同,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创作出像《离骚》《九问》这样传之千古的作品,固然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无论政治失意怀才不遇对他创作的影响有多大,要考究《离骚》风格的形成,还必须要放在楚地这样一个大环境背景下去考察。楚地是一个巫术文化盛行的地方,这种文化氛围紧紧包裹着当地的人们,文人更不例外。想象丰富,多彩多姿,迷离惝恍,共同构成了楚地文学的风格,和着楚辞的韵脚,带给后世人们绝美的享受。而反映中原地区生活的《诗经》,由于地域环境条件好,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更多的是敦柔教化的内容。在《诗经》这个地域博大的世界里,又因为包括的地区较多,因此还有了豳风、郑风、卫风等的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地域对作者的影响。
另外,在曹丕的《典论?论文》中,他在提及不同诗人有不同的文气时说道“徐斡时有齐气”,这也是对地域影响作者的最好注脚。徐斡生于齐地,不可避免要沾上齐地的风气和神采,齐地的人文教化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得到展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能够让人明显感觉到这就是徐斡,这就是齐气,实在是需要很高的境界,一个作家的风格要多么炉火纯青才能这么容易被识别!
2、地域与作品
(1)地域对作品的影响
地域影响作者,当然也影响作者笔下的文字。从文学作品中看,这种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地域影响作品的风格。中学生都很熟悉的《敕勒歌》和《采莲曲》,即使没有文字说明,有一定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的人也一眼能够看出所写景物的不同,草原和水乡,豪
放与温婉,本就是我国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差异。而横向来看,靠近海洋的地区和远离海洋深居内陆的地区相比,文化差异也很大,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思维习惯,多山狭窄和内陆地区的人们,思维相对海洋地区的人们来说更加局限,缺乏开放性和灵活性。
其次,地域环境还对作品的言说方式产生影响。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各地人们的言说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很多作品中,不时会出现一些地方方言,如《金瓶梅》,研究者们根据书中大量的山东章丘方言的运用,虽然不能判定兰陵笑笑生是谁,但至少确定了书的出处。方言的使用,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
容,还形成了作品独特的风格。
另外,不同的地域物象也只能在特定作者的笔下真实自如地流出。要表现某个地域,写作者一定是对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以我国为例,广阔的地域造成了各地人们的出行方式、服饰特点以及饮食习惯、禁忌等都各不相同,很难想象一个从未在回族聚居区生活过或者从未跟回族人接触过的汉族作家能写出优秀的反映回族人民生活的作品。都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然而,一个作家要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必须要从熟悉的地方去寻找风景,毋庸置疑。
(2)作品对地域特点的反映
地域对作品风格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一部作品,其内容也彰显了作者所生活地区的风貌。有的人一生安土重迁,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或相近的地方,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会更具代表性,能够全面具体地反映地区的特色。而有的作家,因种种原因流离漂泊,他笔下的作品可能就不仅仅反映某个地方的情貌。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书中为我们展现的风景既有繁华的北京城,又可见温柔富贵的扬州、南京旧影,试想,生活在北京城中的宝玉,何曾会见到有船来接林妹妹?
作品中所描写的内容,也是我们考察和研究当时当地风俗和人文的重要手段。蒲松龄曾记录过家乡淄川的“海市蜃楼”,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现代人可能很难知道几百年前还出现过这样的盛况。还是一部《红楼梦》,书中大量关于服饰、饮食及建筑的描写,虽然作者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作者的笔下管窥一二,了解当时的风俗,还原当时的生活原貌,这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借鉴。一部《徐霞客》游记,更是以“登峰造极”的方式记录下了千年以前中国大地的山水风貌和风土人情,成为文学上和地理上同样宝贵的资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3、地域与读者
西方接受美学将读者作为接受者来界定,在传统的研究当中,对读者这一接受群体的关注较少。作为文学批评中较为特殊的一方,由于读者的知识水平、阅读经验及个人经历等因素的不同,他们在面对同一文本时可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
与作者一样,对于生活在某个特定领域的读者来说,地域对其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对写作者的影响。一个相对独立或者偏远的地区,由于环境因素的制约,当地的人们形成某种思维模式是可能的。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在解读文本时就会产生潜在的作用,虽然意识不到,但却无处不在。例如前面提到的方言问题,吴越地区的方言对大部分没有在南方生活过的北方人来说是较难理解的,同样地,又怎么能够强求闽粤地区的人们听得懂东北话?甚至有很多地方,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最纯正的方言在农村也渐渐消失,能说、会说家乡话的青年人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这是文化的幸事还是一大悲哀。
对一个地区的文化不了解,就有可能造成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障碍。且莫说西方国家的风俗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就是在我国,由于多民族国家的现状,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其它的民族可能闻所未闻,更不用说懂得背后的文化渊源了。懂得是一个过程,要想读懂,首先就要将其放在他们特有的文化语境中去解读。还有的读者凭借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读作品,对其中的遣词用句不甚了了,于是依着自己生活地区的习惯妄自进行改动,造成了很多作品出现了版本问题,我们也难以去还原旧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