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理学范文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1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文学与空间是互为镜像的，空间是文学写作的客观基础，是源头，而文学也反作用于空间，通过文学对人文地理与地域文化同样也形成塑造作用。“在过去的20年中，地理学者们对各种文学形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把这些形式看作是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文学中充满了对空间现象进行描写的诗歌、小说、故事、传奇，它们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理解的解释的努力。”［12］39通过众多的文学作品的描述，地域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感性和人文意义，文学文本中的空间书写家园，书写城市，书写民族，书写生活，展现了各类的文化景观，成为人们了解空间构建的一种工具。如莫言笔下的红高粱系列，从自然风景到民风民俗的全貌描述，使山东高密的红高粱已成为一种文化地理学独特的地标。因此，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作了阐释。即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广泛展示了各类地理景观：情趣景观、阅历景观、知识景观。文学作品不仅揭示了地理空间的结构，还包括其中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文化方式等等，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部地理；文化特征；张贤亮；《绿化树》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10-01

人类与地理的相互作用关系产生出了复杂的文化地理现象，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本文旨在西部地理与文化特征的解读，运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的研究方法，将西部地理与文化特征这个宏观的话题放入具体的文本――西部作家代表张贤亮的《绿化树》中进行分析，浅析该文本中所体现的地理与文化相互作用关系。

一、自然地理环境为人提供了审美观照对象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特定的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这一中介，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奠定物质基础，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提供了审美观照对象。

《绿化树》描写了知识分子章永U被发配到西北地区改造的经历。西北地区深居内陆，受到四周高山的阻隔，来自海洋的湿润气流很难到达，造成了气候干燥少雨，风沙多，是我国最为干旱的地区。加之土壤贫瘠多盐，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因而造成植物种类贫乏，植被结构简单，植物旱生化、荒漠化。这就造成了人民居住环境恶劣，生存环境艰苦。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人们，由于生产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审美视野十分狭窄。文中章永U一出场就是被流放到西北地区的一个农场，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黄色的尘土，干涸了的渠道，看不到尽头的远方。这些荒凉的景色就是他所能感知的对象。荒凉的西部地理给作家提供了一种孤寂的审美观照对象，这里的植物，这里的沙石，这里的黄土，这里的所有荒芜景象都成为了作家笔下的西部自然地理环境的代言人，是西北地区艰难困苦生存环境的表征。

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

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来说，不仅是外在的生活环境，更是内在性格气质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它通过人类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铸就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性格和群体审美心理，最终导致了独特的文学风格的产生。《绿化树》提供了黄河前套地区一个活生生的切块儿。张贤亮在一系列事情纠葛中揭示了这个地区特有的风俗习惯、心理活动方式、语言表达方式，他把所熟悉的西北自然地理环境和当地人物审美心理，尽可能用富有情趣的文字描写出来。

（一）剽悍、粗野、顽强的文化性格

西北地区这种艰难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铸就了当地人民剽悍、粗野、顽强的文化性格。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借章永U之口说出，“我认为，粗野、雄豪、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适应这种环境的首要条件”。下面主要从文中两个少数民族代表海喜喜和马缨花来分析这种剽悍、粗野、顽强的文化性格形成与该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海喜喜在章永U的眼中是有着“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他的身上有着荒原人特有的粗犷不羁。海喜喜逃走后，章永U回忆他“外表看起来粗豪不羁，暴躁蛮横，而心地却是纯朴的、多情的、具有悲壮性格。”这也可以说是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文化性格的代表，外在的荒凉贫瘠的自然地理影响他们形成了剽悍、粗野、顽强的精神气质，而高原多山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使得他们能够保持纯朴的民风，不被物质浸染，即使在饥荒年代也保持着人性的同情、善良、怜悯等美好品质。马缨花一出场就用最粗俗的话骂了说她家门口挂着‘美国饭店’招牌的妇女。她对章永U的不计回报的爱，正像章永U所说的，是带有着“旷野的风的气质”。文中最后提到章永U从《辞海》里翻到“马缨花”这条的解释，“又名绿化树，喜光，耐干旱瘠薄。”作者借章永U之口说这就是她的性格，这也可以说是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文化性格的代表，“喜光”是说明人们精神气质的爽朗，乐观向上，即便艰难的生存环境也没有打击到人们积极生活的情趣，“耐干旱瘠薄”是说明人们极强的忍耐力，面对苦难的自然地理环境，仍旧能不屈不挠地适应自然，顽强生活。张贤亮为这篇小说取名《绿化树》，正是取其所代表的文化性格特征。

（二）务实、朴拙的审美心理

在人的审美活动中，自然地理环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审美观照对象而存在，更在于它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人的审美感受，潜在地影响主体的审美心理。下面主要从风俗习惯和语言表达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务实、朴拙的审美心理与该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

一个地方风俗习惯的形成，势必是与当地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有关，而这两种人类活动又必须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这个蓝本。文中写到，“这个地区从来就把农民叫‘受苦人’，下地干活，叫‘受苦去’。”西北地区环境恶劣，干旱少雨，人们的生产作业方式是粗放型的农耕，人们的劳动颇有开荒的架势，把当地的农民叫做“受苦人”，显示出了环境对人的影响，生活就是去受苦、去磨练。此外，这儿老乡家的规矩：“替谁家打炕盖房，就要在谁家吃饭。”西北地区环境艰苦，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自然滋生了比较务实的审美心理。地理环境的简单，造就了他们审美心理的去复杂化。

一个地方人们使用的共同语言，从语言表达上可以看出人们的普遍审美心理。而语言的表达使用，也是与该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绿化树》中有大量的粗俗方言和新造词汇。通过分析这些独特的语言现象，我们可以探究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在这西北地区的一个贫穷落后的荒村里，人们的言谈举止是带着未开化的原始粗俗的味道，文中的谢队长有着“骂人的艺术技巧”，各种脏话如“驴日的”、“没起色的货”比比皆是，甚至语气词“熊”、“球”也在文中到处可见。西北地区的人民不会运用精美的词汇表达感情，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词汇。“这儿的农民把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兴塑料制品一律冠以‘化学’两个字，比如‘化学梳子’、‘化学扣子’、‘化学杯子’等等。”这些词汇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生活条件的落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地理偏远所造成的视野狭窄。人们将务实、朴拙的审美心理表现在为各种器物命名上。

三、人的文化活动改造自然地理环境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成长于一定的地理文化背景中，面对地理系统他们并非是毫无所为的被动接受者，他们能在思想意识的作用下，采取“物为我所用”的能动姿态把握和处理人地关系，在适应地理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去利用和改造它。

景因人而彰，因文而显。张贤亮在宁夏银川建立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这个人文景观，名人效应十分明显。《绿化树》这个小说背景就取材于宁夏银川。随着小说的脍炙人口，作家在西北这片地区通过改造自然而建成的影视城自然也随之赫赫有名。自然景观因人的审美发现与欣赏，价值才得以彰显，美才得以升华。这个被弃置于荒山野岭中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由于张贤亮40年前对它今天的预见，而使之成为今日“东方的好莱坞”。《绿化树》中有这样的描写：章永U到镇南堡赶集，使他想起了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其实，这个镇南堡就是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西北地区交通不甚发达，众多原生性的自然景观本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因地处荒凉，人迹罕至，其人文价值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掘，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认可与利用。张贤亮由于这段劳动改造的特殊经历，得以进入原生性景观区域中，他以超越常人的眼光审视这荒凉壮阔的景物，纯自然景观于是转化为被感知、被体验的自然，它引起作家心灵的激动与情感的回应，在满足主体生命需要的同时被赋予了美的意义。《绿化树》里处处可见作家对西北地区景物的深情描摹，当这些原本寂寂无名的自然地理进入文学传播领域，便凭借名人效应而远播四方，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亲临。名人效应的叠加，不但极大地彰显了自然之美，而且不断增添着景观的历史文化承载量，使相关文学作品内涵增值。这也是缘何我们今天一提到宁夏银川的西北影视城，就会想起张贤亮的《绿化树》。

参考文献：

[1]张贤亮.绿化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2]周晓琳，刘玉平.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3篇

教学方式的选择在于教师将何种研究美学问题的方法引入教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是原有的方法背景。在当代文化研究的学术浪潮兴起之后，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对美学课教学工作具有了越来越大的启发性。美学教学已不再适用于简单的通过一般哲学概念阐释和举例的方式来进行讲授，而是需要由跨学科的角度综合历史、社会、心理、民族、艺术等多方面的教学资源来进行讲授。在这一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中，文化地理学是能够带给美学教学新启发的方法别值得注意的一种。

文化地理学主要探讨空间中的文化的差异性，包括其成因、分布与呈现等方面，并在地方人类群体的文化实践的特殊性方面与人类学形成互补。通过对真实存在的地区与想象之中的地区之间的辩证，以及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和异国情调的营造的探讨，文化地理学与美学也形成了密切的关联。文化地理学对文化实践的特殊性的观察和思考，在当代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蕴含着多元文化的可能性，在美学教学中展开了“地方性”（local）美学探讨的空间。所谓“地方性的”审美并不单指某个特定地方的独特的感知方式或审美经验，而且指那些难以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on）的表述中被涵盖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那些因群体文化实践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感知经验。这与美学这一学科本身所倡导的审美、趣味、视角的多元性形成了良好的对应。在这些新方法的背景下，美学教学可借助地方性的文化实践与审美经验来与美学学科原有的基本概念相呼应与结合，形成既有理论深度又富于趣味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思路。

大学文科本科阶段的美学概论、艺术概论和文学概论教学通常都会介绍法国社会学家丹纳的文艺观点。后者在正统的“三论”课教学中通常是作为需要批判接受的学术观点而存在，但无疑其中已经包含了当代文化地理学所探讨的地方性的因素。时代、种族、环境三个因素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参与构成了一个时代艺术和社会发展的文化语境，并参与了审美主体的建构。于是，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要放在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中来进行探讨，其中即包括地理环境。时代、种族、环境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也形成了有关艺术美的重要主题，如艺术作品的时代性、艺术风格的民族性、艺术书写对象的地域性之类。不仅如此，教师在解析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等现代作家作品的审美特征时，地方性的审美经验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强调这种角度并不是要重归单纯的作家传记分析，而是要在地域文化与作家的互动中综合各种相关的文化因素来进行阐释。如此，鲁迅作品中的绍兴城乡经验、张爱玲作品中的上海都市经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乡村经验、老舍作品中的北京乡土城市经验均可在新的视角中生成新的意义。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地方，因其文化实践的差异性而萌生了审美的独特性，这种差异性和一般的美学教学思路中着力强调的共通性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教师不应以共性或规律性简单地涵盖这些差异性，而要在一种相对灵活的框架中创造原有美学教学思路中的共性或规律性与不断涌现的特殊的例证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和互动的机制。

在美学教学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论述的“感觉的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形成也可同地方性的文化实践相结合来进行探讨。感觉的结构是人与环境互动的产物，而艺术作品则与地理环境同样是艺术的文化环境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雷蒙・威廉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正式在这方面，一个时期的艺术，包括论证中的独特研究方法和基调，非常重要。如果这个特点在某处得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在这里，它的表现通常是不自觉的，但却通过一下事实表现出来，在我们仅有的载体的被记录的传播例子中，实际的现存感觉，使交往成为可能的强烈的共同性，被自然地加以利用。”这种思路的阐明，一方面可以在文化地理的层面深化对“地方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则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与文化殖民有关的审美现象。如20世纪初，电影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和散播，不仅推动了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且催生了一种与之相应的新的感知方式。这种感知方式不仅与美感密切相关，而且进一步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柱。其中，欧美殖民宗主国的电影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不断巩固和支持着与其相关的“帝国表述”，推动了殖民文化的再生产。相应地，第三世界民族电影产业形成之后，电影又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重点利用的传媒形式，成为组织和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国家可借助电影取得合法性和道德优先性，进而自上而下推行既定主导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民族电影能够不断生产出国族框架下的理想个体，并说服他们不断认同和归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艺术的国族性与地方性在审美和消费过程中相互结合的过程。于是，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电影产业，也不断在这一语境中与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乃至感知方式发生着复杂的对话、协商和调和的关系。换言之，电影成为了新的感知结构的制造者，也成为文化殖民与反文化殖民的工具。这种新的感知结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实践中居于外来的殖民主义和本土的民族主义之间，群体感知体验与个体感知体验之间，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的体现。由此，这一问题又扣连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乃至地缘政治的相关问题，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美学论题。

与此相关，皮亚杰（Jean Piaget）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论述提供了解释具有地方性的感觉结构的形成方式的心理学框架，可视作文化地理学观照下的美学教学的有力补充。皮亚杰在批判前人有关“刺激―反应”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知图示”的解释模式。“客体只有通过主体结构的加工改造以后才能被主体所认识，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完全取决于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图示” 。人在不断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适应性的机制（图示），这一机制是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动态机制，是心理与外部环境进行协商互动的结果。这一论述对审美的过程同样具有概括性，审美主体的建构过程其实也正是这种认知和互动的过程。而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正是主体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从以上的思路出发，大学美学教学可以进一步将美学问题与文化景观结合起来进行探讨。探讨的方式除了由美学史的理论资源在历史维度上展开之外，还可以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上由空间维度展开，并借助空间的主题整合地方文化环境、审美体验以及艺术作品的特质。如本科美学教学中，“美的存在形态”这一论题中的“自然美”类型即无法脱离地方文化环境而存在，而这些自然美在艺术作品中的呈现，通常与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论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艺术作品中社会价值表述的必要因素。如陈凯歌的《黄土地》、田壮壮的《盗马贼》、张艺谋的《红高粱》等经典电影作品对自然风光与地方民俗的呈现，均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有关“国家”和“民族”的价值构建。在这一问题上展开文化地理学的考量和描绘，应对当代大学生具有一定的启发。而在研究生美学教学中，这一问题的讲述还可以引出“民族志”或其它文化人类学论题与美学的对话。同自然景观相对，社会文化景观也可在历史视角之外加入地方性的分析，探讨其中社会空间中的美感问题。尤其是当代美学研究中越来越得到重视的都市问题，更提供了将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的多重可能。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4篇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在海洋作为一个整体和海陆相互作用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但海洋环境的高风险性和海洋文化的商业性本质，极大地制约了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即涵盖了它产生的历史的地理基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精神观念、制度规范等方面所表现的文化景观和风貌，它们作为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这些文化要素地域组合所形成的海洋文化地域分异，即划分海洋文化区，作为认识海洋文化空间差异规律的有力手段和空间表现形式。基于海洋文化形成发展的环境特殊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外向、开放、冒险、崇商、多元、包容等文化特质，并整合成某个海区文化总体特征。鉴于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草创阶段，有关成果甚为寥落，比照文化地理对大陆文化研究的理论、体例和方法来研究海洋文化地理是否得当，望能得到验证和进一步讨论。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地理学；历史文化名城；GIS；保护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蚀着历史文化名城赖以生存的环境，使许多保护较好的名城遭受到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的危险。因此，急需提高对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和管理工作的认识，并抓紧实施。目前，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采用的大多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主要从感性的角度来分析收集现状基础数据，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快速准确分析，使得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无法在综合考虑相关数据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传统方法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术、新手段来解决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与管理中遇到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而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给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下笔者试图以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基础，总结了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从而梳理了GIS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更新中的应运，并通过几个实例，说明经由GIS的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空间地理数据，为城市规划管理和设计提供准确、动态的规划成果信息平台。

1 基于文化地理学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论思考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具有丰富的文物古迹 、鲜明的城市空间格局和建筑风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传统。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体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和文化载体是某一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筑、科学 、教育等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因此，历史文化名城堪称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为重要 的历史、科学、文化和 艺术价值。在当今城市国际化、信息化和飞速发展的激流中，唯有传统文化才能显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归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国社会整体文化素质还不高，面临全球化竞争又迫切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特殊历史阶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从实践看，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中，重局部，轻整体，重近期，轻长远，重物质环境，轻文化内涵，重技术手段，轻人文精神，重空间关系，轻社会网络，重经济利益，轻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现象较为普遍，造成许多名城“建设性破坏”和“城市灵魂的失落”。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时期城市建设面临 问题和矛盾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则 凸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 沦与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着重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异、地域组合及文化区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文化地理学强调从地域的观点探索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揭示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早在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就提出，应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变成文化景观的过程。因此，文化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可以作为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2 GIS在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展望

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中两个关系密切的分支学科。人文现象是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对象，文化地理学研究也离不开其历史属性，两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诸如历史文化地理或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随着当今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正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传统的空间和时间分析方法凸显其欠缺，这对学科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性，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显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为地理研究和地理决策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历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将卫星图片、 地图、 文献资料、遗产及文化景观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历史文化地理数据库，进行信息的多元综合分析和应用，实现地理空间数据处理、分析和可视化，成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其中，GIS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1）历史地图资料的数字化；( 2)空间历史数据的管理和可视化；( 3) 基于空间分析方法探知历史过程。GIS 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 GIS 应用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 2) GIS应用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另外，文化资源的管理也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物资源的管理、文化遗址的评价以及数字博物馆建设等方面。采用文物保护管理信息系统，可增强系统对空间数据的处理与操作能力，系统功能更为完善，实用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文化遗址景观的脆弱性关系到遗址保护与持续利用，采用GIS 技术，可对文化遗址景观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岛和南京为例，介绍基于GIS的历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中的应用

3.1.1 概述：

青岛是国务院批准的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近代欧亚文化的交汇区，青岛具有独特的历史内涵，对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和作用。这是我们亟需保护和发扬光大的文化珍宝，正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建设特点，使青岛城市发展历史长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脉，又有中外多国不同文化交汇而呈现出的多彩文化，构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总体风貌特色。规划将滨海旅游区以及展示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各类建、构筑物在空间上组织起来，形成网络体系 使人们便于感知和理解保护区历史文化渊源，给老城区增添活力。

为了很好地组织和管理这些信息，使之作为科学的分析和决策依据我们建立的青岛历史文化名城及风貌保护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成果数据库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提高规划编制和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3.1.2 数据转换：

衡量一种CAD数据到GIS空间数据库转换方法的性能，首先应考虑数据转换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护建筑物在GIS空间数据库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储的数据， 在转换前，主要对CAD图形文件做的处理工作为：

（1）对于CAD图形分层不标准的图形文件，要先进行图层分类标准化，按照点、线、面及不同的属性和用途进行分类，从而达到显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图层分别进行转换。

（2）对CAD未封闭成面的保护建筑物，通过ARCATALOG的拓扑校验来查找未满足要求的图形，通过人工干预校正图形，最终实现数据转换。

（3）数据的组织：

由CAD转换的GIS数据并不能实现用户对数据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实现了数据的显示目的，转换后的这些资料和信息具有空间定位特征，为空间信息，其拥有图形数据。

数据的完整性不仅包括图形数据，还包括与其相关联的属性数据，从而实现图形属性一体化，按照不同图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属性数据 。 以 ” 保护建筑物” 面层为例，其属性表如表1所示。

属性字段是进行统计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条件。属性字段还可以连接如照片和法定保护图则等多煤体数据，照片可以是一张也可是多张，为保证图则数据的相对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实现

GIS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和空间位置进行各种处理，对数据进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体的相互关系，通过多图层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可以迅速地获取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图形等数据形式表示出来。

对查询结果的空间数据的属性进行多方位连接，在这些数据中，包含各种形式的数据，多种文件格式，多个数据来源，把这些数据有效地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管理系统，显示保护建筑的相关数据，比如说：现状照片、法定图则 、 文字说明等。

根据查询结果计算出保护建筑物、绝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的面积。此系统的查询模块包括：供圈选查询、组合查询、定位查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术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中划定历史街区的应用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并不是要保护城市的全部，而是保护反映城市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历史格局和历史风貌等，其中，历史街区是城市传统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组成部分。划定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群等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以南京为例，在历史文化名城空间数据库基础上，建立划定历史街区保护界限的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使评价体系做到对历史资源的合理分类、科学分级，并使之通过分类标准所确定的保护对象体系能够与保护规划相衔接。

3.2.1 评价原理及方法

评价原理及方法包括：（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在选择具体的评价指标因子时，应遵守指标因子的客观性、可测性、可比性、简明性和灵敏度等基本原则。同时建立面状资源评价体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块中寻找风貌最好，价值最高的单元作为历史街区的候选对象。因此，面状资源评价体系是以确定保护价值为目标层的单目标评价体系，选择资源自身价值、完整性价值作为面状历史资源的评价准则如表2所示。（2）评价指标因子分级和权重值的确定。

3.2.2 多因子综合评价方法在南京老城划定历史街区中的应用

（1）指标因子的评价与分析：包括历史价值计算，如先计算出城市空间沉淀深厚度分布图，再计算出权力空间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将得到的等级指数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进行累加得到每个评价单元历史价值综合评价的总分。格局价值计算、历史资源点富集度、形态完整性。

（2）南京老城历史街区划定的多因子综合评价

例如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价值综合评价值、格局价值、和景观价值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表1），将这三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自身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将每个评价单元的历史资源点富集度综合评价值和形态完整性等级指数的得分值分别乘以各自的权重值，将这两个指标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个单元的完整性价值综合评价得分；再根据两个准则层的数据计算结果，按层次分析法算得的权重，计算出老城内地块单元保护重要性。需严格保护的地块单元主要集中在民国公馆集中的颐和路、明故宫周边、总统府周边、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对老城内面状空间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可将综合价值高的空间单元划定为历史街区。

4 结论

在专业设计人员和 GIS 专业人员的配合协作下，GIS 空间数据应用于规划设计将存在着具大的应用空间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实现了空间信息的分析、统计、管理、制图和可视化表示，为政府的管理和决策及专业人员的设计提供支持，促使规划设计走向规范化与标准化，同时也将平面设计引向三维空间设计，规划成果空间数据库的日益完善，对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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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理学范文第6篇

从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史向现代绘画史学转型,呈现出一种画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我国的传统地理学也开始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并很快转入对中国自身问题的探索。地理学思想对中国绘画史的干预正发生在此时,虽然当时很多具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但其积极的方面在于画史研究者从绘画角度正式提出了地理性的问题,并尝试从地理角度对其进行解释。这一时期的绘画史着作大都引入了科学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学的先声,包括滕固、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秦仲文、傅抱石、俞剑华等人所编撰的画史中虽没有专门章节论述绘画与地理的关系,但也均已将地理环境视为影响绘画发展的要素之一,并予以关注。其中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则多处指出了这类问题,虽然作者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实质性的探讨,但它所蕴藏的诸如画家分布、绘画中心以及绘画重心的转移等以往画史并未关注的问题及其与地理的关系则实在有研究的必要。但后来的中国画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掘郑午昌在中国画史研究中的这点地理性贡献,这无疑也使中国画的研究缺少了些许颇具价值的论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国画学全史》附录之说明中,“曰历代各省画家百分比例表,举历代画家在何时何地为最多或最少统计比较,以见各时各地之绘画情形”。这恰恰是受到了当时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曾有学者撰文就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做过评述,但美术学者们却并未注意到梁启超在引入西方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时对当时画史研究的影响。梁启超在晚清引入西方近代地理学说,特别是环境论的观点,对他影响较多,在其《中国史叙论》、《中国地理大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均表现出很强的环境决定论观点。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对中国画的论述虽不够精深,且受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局限,但仍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他曾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倡导一种对某种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地理分布统计的历史研究法,文中提到这种想法曾受到了丁文江的赞成。而关于这种想法的尝试与实践也刚好促成了人文地理学在当时的起步,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梁启超、顾颉刚对于清代的朴学大师,丁文江对于史传上的人物,朱君毅对于现代人物,张耀翔对于清代进士,胡适对于三百年来的女作家,……不能不说是很可观的一个开端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画学全史》出现了这样一副表格,遗憾的只是作者虽然进行了统计,却没有展开相关的分析,自然也没能达到梁启超在文中所言要“观其大较”的作用。更为遗憾的是,后来的中国画研究便不再有人响应这种号召,发掘那一时期的中国画与地理学研究,其实相关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但这种实践却没有被继承。以历代画家的分布复原为基础,进而探讨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与演进,这里的格局包括了绘画中心与发达区域,而态势与演进则是其过程机制,进而为探讨一种趋势与规律。这种研究不仅是要解决郑午昌并未深入的画史新问题,更想为“美术地理”的研究提供一种思路与模式,即便目前不能达到这种效果,也希望这种基础性的探索成果可供别人研究之用。

二、目前艺术地理研究面对的问题与误区

随着现代地理学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跨过拐点后加速发展趋势的出现,以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全面振兴为表征,它为美术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的地理性探索提供了更多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支撑,这使艺术的地理性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艺术地理”本身已经作为一个较为明确的概念,成为相关领域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但其至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属性以及研究主题,更没有具体操作的方法。事实上在对各种艺术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长期的综合讨论与解释中,“艺术地理”是在现代地理学思想对艺术学科的加强渗透、传统艺术研究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框架、分支领域的学科意识逐渐强化中产生的。出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地理学领域对美术研究的渗透效果并不理想。进入80年代,在人文地理学各领域全面复兴的形势下,文化地理学显现出了巨大优势,并逐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今,作为地理学科的教材,由胡兆量等人编着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已经包括了“画风的区域差异”一节;在周尚意等人编撰的《文化地理学》中“艺术地理”也有了独立的章节。但也如编者所言:“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艺术,虽然非常的必要,对文化地理学本身的领域也是相当有价值的充实和拓展,但可能受地理学者们自身艺术知识的局限,现有的研究成果十分缺乏,所涉及的艺术形式也比较少。”“艺术地理”研究的出现和地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干预与其被关注程度密切相关,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地理学领域内部。以美术地理研究现状为例,我们以一种综合的视角来全盘审视身处困境中的“艺术地理”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通过这种分析为今后的“艺术地理”研究提供某些启示。

1.在理论研究与学科属性讨论中出现的问题

目前关于“美术地理”的探讨可以说是理论先行了,在其研究范畴与概念似乎相对明晰的情况下,几乎连其学科属性都已经是很明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综述性研究,我们可以参考霍诗雅、肖玲的《中国艺术地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张皓的《中国当代艺术地理研究概论》以及张慨的《中国古代绘画地域性研究述评》这三篇文章。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艺术地理性的长期探讨中,学者们已经毫不否认文化地理学与这项研究的相关性。前两篇综述均将其列为文化地理学的分支,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正是上述大多数学者形成的一个共识,且霍诗雅、肖玲的文章更是以文化地理学五大主题来综述艺术地理。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使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审视艺术现象也渐趋成为一种潮流。以书法地理研究为例,有人以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文化扩散、文化源地与文化区、文化生态、文化整合这五个主题展开研究,试图建立书法文化地理研究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书法文化地理的研究是极不成熟的,完全以文化地理学的模式来观照中国传统书法现象,使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多数不能落到实处,加之急于在分支学科的建设上有所建树,以求填补空白,导致其研究只能在大的文化层面上套用文化地理学的叙述模式而颇有形式主义之嫌,而这种对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借鉴并未对已有的书法史研究带来突破性的论断。这其实是近年来艺术地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显着问题。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中出现相对较晚的一门分支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它才被介绍到我国。虽然它在我国目前发展较快,所涉及的范围也较广,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已有分支的研究也 不够透彻。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分支学科研究不成熟,一套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统领各个分支,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而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因而有学者将这些新的分支称为思潮。目前,在文化地理学内部,诸如文化区划分的标准与困难、文化扩散理论的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生态学概念的扩张与泛化、文化整合概念的套用以及文化景观研究的难度与局限等方面早已成为地理学者要面对与解决的突出问题。由于地理学的概念、性质、主题与理论等问题长期处在争论之中,这无疑给其他学科的学者正确理解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特质造成了困难,而将目光过多的于文化地理学,则更加导致其忽视了地理学的本质属性。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艺术地理”研究并不能在上述五个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中充分展开,而且针对目前的研究水平和基础研究的成果积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更是难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的艺术现象研究。在试图利用文化地理学手段进行相关的艺术门类研究时,必须格外注意这种方法的使用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的意义,决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文化地理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学科归属其实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具体问题的研究需要由哪些领域的学者来承担,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式,不同领域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与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不尽相同。然而,在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许多分支尚未涉及,且相对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时,“艺术地理”及其分支的学科概念被过分强调并不是件好事,而且无论怎样,我们终究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

2.在具体研究及因果关系探索中出现的问题

从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来讲,地理事象必然存在某些因果联系。人类有一种探究因果关系的天性。人们首先对区域差异的存在感到好奇,在形成一种地理多样性的意象之后,随之必然产生获得解释的渴望。洪堡认为,研究地表的各种事象必须由其因究其果,这样才能明了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事实。我并不否认这种研究的价值,而且因果性也确实是地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尝试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从目前的美术地理研究来看,学者们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都是想解决艺术风格产生、发展、差异等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诸种问题。“如果美术界所研究的美术地缘问题也只是归结为‘南方人气质与北方人不同,艺术风格也就不同’这样的简单结论,那么其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都是不足一嗤的了”。德芒戎指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干扰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论;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虽然这是学者从自身立场对决定论的批判,但今天看来,地球表层系统确是复杂的巨系统,不确定性、非线性和偶然性是地理系统的基本特征。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环境,文化与环境并无直接的单向关系。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并不是互逆可推的关系。一种自然环境下可能出现一种对应的文化现象,但也可能没有。从现阶段的研究水平来看,还很难以一种有效的途径在这种关系的探索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因而有地理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说文化像一座浮在海中的冰山,意识文化就像沉在水面下的冰山主体,人们很难直观地看到它。”地理环境作为文化发展的背景,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些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有些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甚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虽然我们无法否认艺术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但是这种影响和表现的细微程度与复杂性却超乎我们的想象。在西方美术史学者中,高居翰曾警惕道:“我们不应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与其外在的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创作者心理上的“复杂与不可预测”,使我们即便是“将他一生之经历与其环境状况及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推测画家对其之反应,仍然无法充分地去说明他的画作”。他的这种思想显然和当时出现的反实证主义与回归“人文”的转向有关。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往往需要通过中介才能发现其之间的某些联系,这就造成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必然存在关联,但其作用以间接关联为主,呈现出微巧关系的特点。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即便是“人文”转向已经渗透到地理学的方法论中,但人文主义地理学仍然缺少成套的操作方法及观念,它仅仅起到了批判实证主义学派的作用。这就像上文提到的,人文地理学在后现代的“文化转向”中已经进入到了某些概念和知识评价的前沿,但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仍缺乏严密的逻辑体系,且只是许多学科和概念的混合产物,它不足以为现在的某些具体文化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撑。实际上,怀着对这种因果探求的渴望,以及对文化地理学乃至某些文化理论的热衷追求,地理学的基本思想已被掩盖,这是现在艺术地理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我们的研究不能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三、地理科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研究的启示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作为一门兼具复杂性和关联性的学科,地理学内部的日益专业化与专门化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与交叉不可避免。但哈维曾提醒地理学者:“从相邻学科派生概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好会使地理学者们陷入根据对相邻学科的一知半解的肤浅解释来赶‘知识时髦’的陷阱。”借用派生概念应当促进相邻学科的理论发展,如果不能起到这种作用,那还不能算是一种成功的尝试。针对目前“艺术地理”的困境,有学者指出:“由于该类研究要求研究人员除了地理学知识背景外,还要具备基本的绘画理论、技能及相当的艺术修养,要求对绘画领域的基本知识和常识性内容有较全面的把握,所以,研究的难度较大。”但在笔者看来,对地理学的研究特质与基本思想认识不清才是导致“艺术地理”研究出现上述问题与误区的根本原因。格里奇曾坦言:“对大多数人来说,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非正式获得的地理知识在我们的日常决策和思考中占主要位置,这在科学研究中也不例外。“地理知识是地理学思想和对世界上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产物”。由于研究者对地理学思想认识不够全面,实际上仅仅是凭借个人一些朴素的,甚至落后的地理观念来看待文化现象,而某些以地理冠名的研究则存在概念套用的现象,使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突破传统,反而造成了地理学概念的泛化与滥用。对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强调并坚持地理学的核心思想与主题。

1.作为一门空间科学:艺术地理研究应有的立场

地理学研究内容的广域性,使其以地域空间为载体横切了诸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虽然不能说空间是哪一门学科所独有的,但仍必须明确回答的是,地理学视野下的艺术研究之所以有别于传统艺术史范畴下的研究,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时间和空间构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维度”,时间与空间同为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事物存在的存在。然而,“空间”在传统的科学研究中却往往不受重视,“时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只了解一种科学,它就是历史科学。”众多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时间置于比空间优先的地位,在必须考虑后者的地方则把它看作历史活动的场所或背景。段义孚指出:“‘历史’是人文学科的支柱,人文学科对历史的依赖程度则更为明显。”其实,正如所有现象都在时间中存在而有其历史一样,所有现象也在空间中存在而有其地理。康德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并列,认为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关于空间的学科,是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描述。这样,在对地球表层整体的研究上,地理学只能发挥其固有且有限的作用。那么地理学关注的是什么?它的研究特质是什么?显然,地理学关注的不可能是地球表层系统的所有方面。钱学森在其《论地理科学》中指出:“各个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实际,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它们研究的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面有所不同。”地球表层系统具有多重属性,具有多个研究角度或侧面,地理科学主要关注并有能力研究的不是地球表层陆地系统的全部,而主要是它的空间方面。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出发,地表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均质性和差异性,所以区域分异是地球表层最基本的特征,这样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就成为了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区域和空间差异是地理学的基本观念,“站在空间立场”,地理学便可以和其他科学相区分。但“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是所有学者和所有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为科学(或历史学)相交叉的学科所共享的财产”。地理学十分强调 空间观念,同时高度注重对“时间动态”和时空耦合性的探讨。正是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动态变化特征,赋予了地理学永不枯竭的研究主题。希罗多德早就提出:“全部的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须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时空耦合性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模式不再是仅仅把空间留给地理,而是把时间还给历史,“只有当时间或空间处于突出的地位并且构成科学考察工作的联结纽带时,历史的和地理的观点才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历史学是研究时间的学科,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的学科,那么,时空耦合性使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不是一般性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但“空间”仍是理解地理学的一个关键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思想与方法,主要体现在空间概念上。更为重要的是,时空结合的思维方式是地理学家的特长和优势,作为科学门类之一的地理学,它的空间研究角度和方法,已丰富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丰富了哲学方法,并且可以从空间角度思考和探索时间问题,有利于时空统一观的发展,而这种“空间”的视角与立场恰恰也是“艺术地理”研究所应具备的本质特征。

2.将艺术置于空间中: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

以往的画史研究对“时间动态”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画史之变历来是美术史研究的首要课题,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别注意了山水画的演变态势,而在他之后,中国的画史同样关注这种风格之变,明代王世贞言:“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董其昌把“变”看得极为重要,方闻讲:“这种使画家保持长期的紧张和兴奋状态的‘变’,其价值并不只是局限于自身,而是在于其作为一个过程。”这样,在董其昌看来,画史之所以持续发展就依赖于画风之变的波动与演进,但这种了解途径的片面性也十分明显。历史研究对动态变迁的关注显然有助于了解各个阶段的画史变动,就中晚唐开始的画史之变,潘天寿曾以社会鉴藏风气的提升,评论其绘画能“继续盛唐新发展之余势而充实之”;童书业则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中唐画史的变迁;而陈传席指出了中国审美意识的变化趋向;牛克诚则着眼于绘画本身色彩中心的失落与水墨之变。学者们所揭示的画史之变各不相同,但还不曾有人阐释过绘画发展的空间动态变迁过程。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的演进与变迁是画史之变的有机组成,也是求解诸种画史之变的一个必要途径。对于这项交叉研究,应该说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可以做,而且也颇为重要。地理学以其空间立场与其他学科相区别,那么怎样进行空间研究呢?虽然不同学者对地理学的概念和内涵有各自的解读,但却没有人否认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的科学。关于地理学作为空间—分布科学,即认识现象和过程的一种途径,地理学的这种身份在其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地球表层自然事象和人文事象分布不均的特点,决定了对地表空间及其差异性研究成为地理学的主要领域。费舍尔指出:“地理学是形成空间分布法则的科学”,强调:“地理学必须注意地域现象的空间格局而非现象本身。”在任何时代,各地绘画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平衡的,时常会出现一个或数个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也就为我们研究绘画地理格局的态势提供了可能。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地理格局,它的基本研究内容包括绘画重心(或中心)以及绘画发达区域。至于怎样研究绘画的地理格局,那就必须要从基础的分布实况复原开始,而这些均是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已经提出而未深入探究的部分。没有学者否认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理事象“空间分布”的学科,而“在何处”始终是地理学者面临的基本问题。保罗·克拉瓦尔坦言:“地理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一般人未认知到的空间尺度上研究事物之分布。……它从揭露事物分布的操作开始。”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着力复原相关艺术人才以及相关艺术文化因子的地理分布。格里奇认为地理知识有两方面的基本用途:a.形成事物“在哪里”的地理观念;b.记住“在哪里”可以帮助我们决策并解决问题。时至今日,“艺术地理”的研究仍没有在地理学的这一核心主题上充分地、科学地展开,对此,其实我们大有可为,而恰恰是这种基础研究的不足限制了目前在艺术与地理因果关系上的深入探讨。赫特纳指出:“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在于方法,而不是事实;地理学从空间变量的角度研究地表现象。”因而,中国美术研究空间面向的展开关乎“艺术地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四、结语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7篇

区域的三大本性

地理学是研究区域差异的学科。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在其著作中强调：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区域差异性的学科。区域的差异性不是将地表的任何事物作简单分类。例如，如果用人口密度将区域划分为劳动力密集地区和稀疏地区，在实际应用时，会发现这样的分区结果毫无用处。北京市相对河北省人口密集，但是劳动力成本并未因为供给充分而低廉。北京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如劳动力需求、劳动力结构、劳动力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将区域中的多种要素同时考虑，才能确定区域特点。而这些多要素的组合，往往造就了区域的“惟一性”。 地理学的“难度”在于，用区域的惟一性作为“自变量”，分析它对其它事物发展的影响。

区域的惟一性来自区域的三大本性。区域本性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区域特点。区域的第一本性是区域在某个时段内的自然特点，这些特点由地球系统的整体发展决定。如北京的第一本性是由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等自然要素组合。区域的第二本性是人们在某个区域中长期积累的人类物质财富的组合。如历朝历代在北京积累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建筑群。这些物质财富的积累虽经历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洗礼，但是依然具备周边地区难以复制的雄厚物质基础。区域的第三本性来自在这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在北京发生的、卢沟桥事变，这些也是其它地区无法复制的。

区域三大本性来自区域主体性

区域的三个本性在不同主体眼中是不一样的。区域地理学一直是20世纪地理学的主干。1920年代，索尔创立文化地理学派。他指出，不同人对同样的自然条件的认识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和欧洲移民在同一块土地上创造的文化景观大不相同。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学派出现。代表人物段义孚等认为，由于人生经历不同，每个人对特定区域的认识也可能不同。如北京作为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地，若作为反战、和平的教育基地，中日双方对北京的认识是一样的；若作为激发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日所定义的教育意义又是不一样的。这个例子表明，区域的主体可分可合。

区域的主体性的分合与文化认同有关。如果主体不是“小我”，而是“大我”，那么在面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社会的公正、文化的彼此尊重上，就会有共同的区域分析立足点。以开篇提到的北京疏解非首都职能为例，倡导不仅考虑北京的发展，还要考虑北京与周边的协同发展，乃至与全球的协调发展。在中学地理教育中，需要强调区域主体性，尤其强调大区域尺度区域的主体性意识。这便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8篇

本课程是在强调人文地理学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突出以人地关系为中心，文化理论为基础的特点，构建人文地理学的知识框架。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空间差异，提高对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深层理解，并能够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正确分析，树立科学的人地观。

本课程所讲是狭义的人文地理学，在学习过程中将全部内容划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人文地理学的对象与任务、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人文地理学的思想进程和学习要点。

第二部分以TerryG.Jordan的TheHumanmosaic一书为基础介绍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内容包括分布区，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整合和文化景观五个方面，并对相关的人地关系理论分别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从人的群体性特征出发，分别介绍“人口与发展”和“人口的分布与迁移”。

第四部分介绍农业与工业。基于对农业和工业本身就是文化产物和二者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认识，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空间的格局作为其发展的空间表现来阐述。

第五部分是人文地理学的主体部分，包括种族、民族、民俗、语言、宗教、聚落、旅游、行为、政治七方面内容。这七方面均是把每个要素作为人文地理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系统全面进行阐述，而且把文化作为人地关系的中介，强调其横向联系。

第六部分根据20世纪的变化，从人文地理角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分别对环境问题、政治地理“合”与“分”的空间格局与景观建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使学生了解人文地理学分析问题的观点与方法以及对未来问题的关切，增加社会责任感和增强社会责任心，达到教书育人的根本目的。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9篇

王衍用和曹诗图则从宗教起源、宗教源地、宗教习俗和教义以及宗教分布四方面论述了与其地理背景的密切关系[11]；赵荣、王恩涌等也从宗教景观的区域性发展特点以及宗教体系的空间变化过程出发，认为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宗教起源、宗教分类、宗教传播和分布、宗教与国家政治和民族关系、宗教仪礼和习俗与地理环境、宗教景观等[12]；薛熙明等也在2010年对国外宗教地理学作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回顾，将国外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概括为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宗教文化区[13]。总体来看，相较于国外宗教地理学综述性研究而言，中国现有对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的述评都普遍存在共同问题，即基本上都从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入手，虽然国内有些学者亦认识到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逐渐在当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13]，但都并不深入。本文主要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对当代国外宗教地理学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作了系统回顾与梳理，以期丰富和补充完善中国宗教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视野和方法。

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新议题

20世纪20年代，马科斯•韦伯对宗教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现代宗教地理学的基础，他考察了宗教在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将宗教看成是一种影响因素、现象背后的动因[14]。这一思想对二战以后的宗教地理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使索尔和伯克利学派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宗教对人文环境及景观变化的作用上，他们将宗教视作影响文化景观的超级机制建构(superorganiccon-struct)。受此影响，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宗教人口的空间模式，如宗教人口分布、空间扩散和扩展，以及宗教群体的地方终结；宗教文化区；宗教对景观外在形式的影响和作用；关注于宗教对环境影响的宗教生态学(或为环境神学)[15]。80年代，以杰克森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主张采用解释学的方法，推崇景观作为面纱(veil)、文本(text)和凝视的物体(objectofgaze)等隐喻，重视“地方性”(locality)和知识的建构本质，以及融入象征(symbolism)、认同(identity)、霸权(hegemo-ny)和抵抗(resistance)等概念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使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议题在延续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主题的同时发生了多元变化，形成了“新”宗教地理学研究议题。本研究基于当代人文地理学重要的概念和术语：空间、地方、景观、现代性和尺度，对国外“新”宗教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进行探讨和回顾。宗教与地方：场所、地方依恋、身份和地方认同地方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在现代人文地理学中主要有3种含义：作地方讲，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点；作地方意识讲，是人们对地方的主观感受，包括地方在个人和团体中的作用；作场所讲，是人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背景和场所[16]。宗教在不同地方或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持续存在，这需要地理学者追溯宗教在特定的空间和地方的变化意义[17]。研究通过回顾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与地方”这一大主题的诠释，主要从宗教场所、对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等议题探究宗教地理学者是如何理解地方的后两种定义及其如何在宗教的研究中进行应用的。宗教场所地方对宗教个体和群体而言是他们日常活动和交往的场所。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主要分为“正式神圣”场所(officiallysacredsite)和“非正式神圣”场所(unofficiallysacredsite)。教堂、寺庙、清真寺、犹太人教堂和具有崇拜功能的神圣地都被称为“正式神圣”场所[18]。有关“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国家所建的清真寺的研究[6]。如Naylor和Ryan对伦敦南部郊区清真寺景观的象征性意义进行分析[19]。Dunn则揭示了悉尼清真寺规划建设中的政治问题[20]，Cesari还剖析了欧洲城市中穆斯林与欧洲文化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清真寺建设中的冲突等等[21]。这一系列研究均表明“正式神圣”场所的政治和象征性意义话题在过去10年内如火如荼地得到开展。此外，也有学者开展了对其他神圣地的研究，如佛教寺庙[22]和东正教教堂[23]等。而对于“非正式神圣”场所，Kong特别提出现代性背景下的“新”宗教地理学要开拓正式神圣地以外的宗教地研究[5]，即“非正式神圣”场所。“非正式神圣”场所这一术语在学术界不断被采纳和获得认可，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并挖掘日常生活空间内暗含的宗教意义，这丰富了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如学校[18]、家[24]、圣林[25]和路边神龛[26]等“非正式神圣”场所的研究扩展了宗教认同和社区、政府和宗教的关系，以及神圣和世俗的互动等议题的探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也融入到宗教空间，并产生了“科技—宗教”空间(techno-reli-giousspace)。这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非正式神圣”空间。科技对宗教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宗教也影响到科技在神圣空间内的传播和使用，如宗教以何种形式抵抗电视或计算机等技术对其的世俗化[27]。Kong探索了国家政策、广播技术与宗教融合的方式，分析了国家、跨国界和地方是如何在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中建构的，并揭示新加坡广播政策的政治意图以及穆斯林接受和挑战广播政策所暗含的意识形态[28]。而值得一提的是，宗教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同样也是宗教神圣性得以展演的微观尺度空间。尽管他们属于小尺度的“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地理学者也开始将情感(affect)、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表演性(performativity)等概念融入宗教微尺度的研究中。由上可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场所的关注点由正式向非正式，由具象的、物质的、较大尺度的研究向虚化的、意象的、微观尺度的研究转变。神圣地的依恋、宗教移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在人本主义的词典里，地方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对地方的各不相同的感觉。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个人和群体，都会对他们所生活的特定地方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产生某种感情，并产生依恋感[29]。宗教地理学者应用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现有的概念，开展了人们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Mazumdar-Shampa和MazumdarSanjoy探讨了宗教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宗教在人们对地方依恋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性对宗教地依恋的形成也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并指出除了宗教经验，积极的社交活动，诸如举办仪式、使用工艺品和访问地方之类等也有助于产生地方依恋[30]。Kong则分析新加坡宗教信徒如何对教堂和印度庙宇产生依赖和地方感[31]。然而，宗教地理学者对神圣地依恋的研究并没有对地方依恋的理解再概念化，正如James所言，这些研究没能揭示出神圣地依恋与世俗地依恋的差异[5]。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方是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32]。随着跨国主义研究的兴起，移民在迁入地是如何塑造其新的宗教身份、移民社区如何形成其独特认同的过程，以及移民对他们的新目的地和宗教传统间的谈判方式是怎样的等等逐渐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焦点。如Jenkins从微观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爱尔兰新教徒移民，发现日常生活经历和空间过程使新教徒塑造了忠诚的英国人认同形象[33]。离散的犹太人(diaspora)的身份建构尤受到地理学家的注目。他们具有混合的身份，包括宗教的、国家的和文化联系等[6]。Dwyer以在英国的年轻穆斯林南亚妇女为研究对象，探索流亡人身份谈判中的日常困难，发现流亡在外者的身份总是通过性别进行配置的[34]。Chivallon通过对在英国的加勒比海流亡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宗教认同，无种族边界、保护世界多样性等理念在他们的话语和实践活动中得到再现[35]。宗教与景观：象征性与政治索尔给文化景观所概括的经典定义是：文化景观是某一文化群体利用自然景观的产物，文化是驱动力，自然区是媒介，而文化景观则是结果[2]。索尔以及他的伯克利学派学生们都将可见形式作为景观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凭借经验。传统宗教地理学对景观的研究深受伯克利学派的影响，多探讨宗教对景观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景观解释的一些新方向。经由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景观的“面纱”、“文本”、“梭子”和“凝视”等一系列隐喻着重探讨景观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与结构问题[36]。Cosgrove和Daniels把起源于艺术历史的图解法(iconography)应用于景观解释中，解读景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象征性[37]。尽管，这种新的研究与较早的景观传统保持着重要的联系，但它明确把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应用于景观解释中，对形成景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景观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新文化地理学的带动下，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不仅将其作为一种“事物”，而且把宗教景观看成一种象征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过程。宗教景观的象征性意义研究在国外地理期刊上纷纷出现，如《SocialandCulturalGeography》杂志于2002年设立“宗教与精神”专题，探讨日常生活实践中宗教景观的生产、再现、转化和作用。Rai-vo以芬兰东正教教堂(orthodoxchurch)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争重建后的教堂的精神价值转变，认为景观遗迹是区域认同的再现，并陈述了景观是如何反映社会的转型以及强化象征秩序感，也回应了“景观作为文本”的观点[23]。Naylor和Ryan通过对伦敦南部郊区的清真寺进行的深层剖析，揭示了身份的政治复杂性和宗教朝拜地的差异，发掘出清真寺对不同的宗教、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强调宗教景观和信仰对社会文化认同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也表明宗教景观和空间中蕴含着性别、种族和年龄等话语[19]。此外，MacDonald介绍了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景观的形成，研究发现神学信仰可以在空间实践中扮演、在空间的再现中体现和在再现的空间中得到预示。与此同时，神学可以在崇拜的空间中得到维持或转变[38]。当前，国外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景观的研究充满了权力和话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析。社会与文化的冲突与关系，尤其是政府和宗教社区、宗教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等方面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都包含在宗教景观的创建、描述与解释之中。Philp等分析了缅甸的佛教景观与军政府统治之间的张力关系[39]。Collins-Kreiner通过介绍建立宗教新中心的3个案例来反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冲突[40]。而Sidorov则通过对莫斯科重要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进行尺度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在世界政治地图上定位的变迁。从中可窥见宗教文化空间成为了一个国家与民族政治求索的缩影[41-42]。宗教与现代性：神圣、世俗和后世俗宗教与现代性这一复杂问题一直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43]，同样也是当代宗教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的宗教与现代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还是神圣的问题[44]。有学者认为现代性这一世俗力量削弱了或实践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45]。也有学者指出，世俗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失，而是需要进行再定义和重组织[46]。那么，宗教在现代性秩序中是衰落、还是得到延续抑或新生？本研究不能对宗教与现代性间复杂的关系作一全面的论述，但试图从世俗化和后世俗的争论、神圣与世俗的互动以及冲突等方面阐明西方宗教地理学者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学术界对宗教问题争论的核心[47]。20世纪60年代初，受全球范围内世俗化过程的影响，学术界掀起了对世俗化理论的研究。Buttner呼吁将世俗化过程引入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48]，之后对世俗化理论的争论源源不断。世俗化理论的拥护者Bruce指出世俗化的动力来源于现代性的多方面，如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等[49]，在2002年其出版的《上帝灭亡：西方世俗化》中认为世俗化理论与3个过程相联系：①宗教机构在非宗教领域(政府和经济)的影响力衰落；②宗教机构本身的社会立足之地越来越站不住脚；③在个人信仰和实践的背景下，宗教的重要性越来越弱。而Norris和Inglehart基于全球尺度的实证研究表明，世俗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传统和实践在相对落后的社会中得以保留[50]。Howe研究了世俗化过程中的反偶像主义(seculariconoclasm)，并将美国的反偶像主义分为3种模式：净化、私有化和亵渎[51]。世俗化理论同时也受到诸多批判，Smith认为世俗化作为分化的观点仅停留在宏观层次，而事实上这些确实在历史上都曾发生过[52]，而Asad则对世俗化理论的核心分理论(分化理论)的有效性提出质疑[53]。在“新”宗教地理学研究中，“世俗”的研究地位下降，而“后世俗”(post-secular)的话语则不断突显。世俗化、世俗主义和世俗性等术语在解释和阐述当代宗教时不断地被边缘化[54]。近来学术界关于反世俗研究的动力之一源于世俗化理论、世俗伦理和社会政治世俗性。这些都与现代性、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相连。而后世俗伦理可以为政治抵抗提供巨大的支持(而这些是世俗的自由主义无法做到的)[55-56]。此外，一些学者采用后世俗话语的研究集中于城市研究，他们关注道德、精神以及“再出现”的神圣，将这些作为城市空间和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6]。同时，Kong也指出，当前出现的将“后世俗化”作为全球变化一方面的观点可能有些误导，在没有对世俗化的含义进行仔细地审视以及世俗化理论被解释清楚之前，“后世俗”话语不能普遍甚至毫无疑问地被采纳[6]。Eliade在1959年将神圣空间看作是围绕某个固定点或某一中心的空间，而世俗空间则是均质中性的空间[57]。实际上，神圣和世俗间的界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Kong对“家”[24]和学校[18]等“非正式神圣空间”的研究都印证了上述观点。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宗教仪式和实践等不断地被修改和变化去适应现代生活。Sinha通过对新加坡寺庙的研究，发现寺庙的功能和宗教活动等为了适应现代化不断地进行创新，阐明了神圣空间所蕴含的传统意义是如何在城市更新、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等世俗力量下发生变化的[43]。Kiong和Kong以新加坡的中国宗教为例，研究了传统中国仪式是如何通过再解释和创造去适应现代生活[58]。面对现代性这一强大的世俗力量，宗教会不断地进行调适，一方面表现为神圣为了适应世俗环境而不断地变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国外宗教地理学者非常推崇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霸权和抵抗等一些概念，将其与神圣与世俗的冲突研究相结合。Kong使用霸权和抵抗的概念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索霸权政府与宗教群体和个人对宗教建筑所赋予的对立意义和价值观，分析了宗教群体和个人对政府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进行谈判的方式和系列抵抗活动[59]。此外，她对“非正式神圣”场所——宗教学校的实证研究亦是揭示神圣与世俗冲突的典型案例，通过剖析现代性的政府是如何塑造宗教学校的教育方式，并分析新加坡穆斯林社区是如何在多元文化和多宗教背景下进行谈判的，从而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以及神圣与世俗间的冲突[18]。宗教与尺度：多尺度分析人文地理学中对尺度有两种代表性的看法：①把尺度看成是一种贯穿于政治和经济过程中的真实事物；②认为尺度是表达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一种方式[29]。尺度具有人文特征，突出表现为尺度政治。考虑尺度运用的人文机制，以及如何运用尺度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目的，即尺度政治[60]。随着Talor两篇论文[61-62]的发表和Smith的题为《不平衡的发展》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界内部围绕着开始被看作“尺度政治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29]。Brenner将当代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政治学的理解可分为两类：①空间性的尺度政治学，通常用地方的、城市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尺度等级划分来选取和建构；②是尺度重组的政治学或尺度结构化的政治学，关注于尺度的重组过程，将地理尺度理解为物质上和话语上建构社会空间差别的层级化和再层级化的一种形态[63]。将宗教置于不同尺度上去看，可以开阔研究视野和丰富研究内容。Kong提出宗教地理学的研究需进行多尺度的分析：全球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和身体的[5]。全球尺度是一系列空间性尺度的一个端点，Warf和Vincent即基于全球的视野分析了世界宗教多样性的分布，探讨宗教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包括国家历史、人口趋势、政府政策以及宗教多样性和信仰者的关系[64]。电脑和广播等现代传媒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种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方式重新调整宗教个人和群体的生活[27]，由此也带来了宗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Nagata认为虽然宗教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但不同宗教传统在寻求特定的宗教理想之下越来越趋同和显现一致性，如定期举行仪式，每星期中有神圣的一天，典籍和书本的神圣地位等等[65]。而空间性尺度的另一端点就是地方。本土性的研究可探索宗教地、身份和社区的诗化和政治[5]。Jones通过对威尔士西部的伊斯兰教社区的研究，发现农村景观不仅作为崇拜建筑，而且可以作为会议场所、小学、语言学习地和妇女商议讨论的地方[66]；Maddrell等通过研究苏格兰惠索恩岛上的纪念碑，探索办丧事行为和信仰表达间的关系，洞察英国社会内信仰—非信仰的持续以及信徒—非信徒间的模糊界限[67]。身体和身体化的研究正在欧美地理学界蓬勃兴起。宗教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不仅是神圣时间—空间的生产者，其本身也是重要的神圣场所[68]。Bailey分析了了英国康沃尔郡的卫理公会派青年教徒的身体是如何成为其节制价值观的代表物，揭示了身体是作为神圣和道德展演的场所[69]。伴随不断涌现的对身体研究的兴趣，引发了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Gokariksel研究虔诚的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行为，通过宗教和世俗的重要性来分析身体、主观性以及城市[46]。因此，身体不仅是宗教和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所，特殊的身体表现形式反映了道德神圣性的建构。目前，地理学者更倾注于日常生活的微观地理学和微观政治的研究。然而，随着宗教在宏观—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Murphy认为，地理学者需着眼于更宏观的视野进行大尺度地分析，至少人们可以在公共辩论中将会有更多的话语[70]。对于Murphy提倡对宗教的研究进行大尺度分析的观点，Kong对其进行了回应，认为宗教地理学家在分析大问题时不应该抛弃微观尺度的分析。因为，理解宗教的微观政治有助于理解当代世界中存在的一些更广泛的冲突[6]。事实上，每个地理事物都可理解为处于一个等级化的尺度序列而非一个单一尺度，小尺度的政治能反映大尺度的政治，地理学者应该超越宗教空间的微观政治分析来了解当代世界的政治大事件，包括宗教冲突和宗教变化。

对国外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新反思

关于宗教的定义宗教概念的界定一直受学者们的关注，正如Proctor所指出的西方学者关于宗教问题最关心的是其定义、本质、起源和表达[47]。宗教被认为是对神的崇拜，被视为是超人类实体或权力，是一种道德系统，以及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习惯和活动等。但有学者指出，无论将宗教定义为什么，宗教是服务于不同学者或机构的目的而被建构的[71]，而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本质的事物[72]，更有甚者，有研究指出地理学者更倾向将宗教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作为神学和哲学信仰的支撑[73]。总之，宗教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在地理学术界内更受欢迎，得到Proctor[47]、Buttimer[74]等人的支持。近来，宗教地理学者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新的探索。Ivakhiv重新审视了什么是宗教和神圣，并提出地理空间的分布意义可作为考虑的出发点[75]；Holloway采纳了19世纪精神主义的解释学分析，主张朝着身体体现(embodiment)和情感(affect)方向，重新定位当代宗教的含义[76]；Proctor将宗教视为对权威的信任和信仰，并认为宗教属于认识和道德层面上的权威系统[47]。实际上，尽管地理学家们对宗教的含义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但仍需做更大的努力去分清宗教是什么和宗教不是什么[18]。关于宗教地理学和宗教性地理学的辩证关系宗教地理学(geographyofreligion)的研究主要是以地理学的视角对宗教进行研究，比起关注宗教本身，它更关注社会、文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而宗教性地理学(religiousgeography)的出发点是宗教，注重对宗教本身的研究，探讨宗教在塑造人类感知和人性中的作用。当代宗教地理学者借助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探讨宗教景观和空间的象征性和政治、神圣的世俗化、神圣和世俗的冲突、对认同的建构和人们生活实践的作用以及宗教的历史过程等等。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大量使用地理学的概念和观点对宗教进行研究，例如，神学家(theologians)重申地方和宗教传统、崇拜以及精神的自然景观的重要性，他们比宗教地理学者更关注于神圣空间的研究，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对诸如朝圣之类的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空间身体化而感兴趣[77]。宗教研究者不断寻求研究方法和范式来探索宗教地理和宗教性地理间的辩证逻辑关系。目前学术界对已提出的采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研究方法来区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激烈地争论[78]。Ferber指出局内人和局外人方法并不是区分这一辩证关系的最有效方法，并提出批判现实主义对客观性的理解可以为这一大辩证逻辑间的分化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一种解决认识论缺失的有效研究范式，也为宗教地理学对哲学传统的讨论开辟了一扇新大门[79]。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趋势尽管西方地理学者对宗教的研究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过去几年仍没有在学术界获得重要的话语权。宗教在当今世界是否重要，以及宗教地理学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如何等都是值得地理学者去反思的[47]。全球转变的大背景下，宗教地理学仍有许多新的研究议题有待发掘和探索。Kong基于全球转变的背景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如宗教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尤其是加强城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宗教在解除环境危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宗教在老年人安度晚年中的作用、宗教在各生命阶段(儿童、少年、青年、成年和老年等)中的不同影响和不同经历、第二代移民与其父母在宗教认同方面的差异(包括宗教活动和当地社区的联系)等等[6]。由此可见，宗教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日趋与全球性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其研究意义重大。今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应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倘若在解决全球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恶化、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活动频繁等问题上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并在实践中发挥其有效的作用，那么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将得到提升。

结论与启示

文化地理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书法景观； 符号效应； 地方感； 桂林

收稿日期： 2013-05-02； 修订日期： 2013-10-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象征空间特征、演变及地方建构研究——基于建成环境符号景观的视角”（41161026）、“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的地理分异及地方感过程的案例研究”（40871072）。

作者简介： 唐文跃（1973-），男，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游憩地理与地方感研究。符号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Cassirer，1944）。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中。人类生活的符号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由各种文本构成的世界。文本是一个（一套）具有独立意义的符号或符号集成。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生活的世界日趋符号化和文本化。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符号和文本构成的“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里。当人类生活的世界成为一个文本的世界、象征（符号）的世界，人文地理学所关注的人地关系具有怎样的新内涵？这为人文地理学（尤其是社会、文化地理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可用（指导行为的）符号（signs）、（引起情感的）情感符号和（影响思维的）象征（symbols）来研究人类世界（Tuan，1978）。Salter等认为，对景观含义和秩序的探寻是地理学的义务，这可以促进人们对周围世界人文含义的更深理解（Salter，et al.，1977）。Gold进一步指出，需要研究人类经历的具有符号价值的景观（Gold，1980）。从符号景观的角度进行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分析，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西方新文化地理学注重分析景观的符号学意义，研究景观是由哪些符号构成了可供阅读的文本，认为地理学家的工作在于解读这些文本（周尚意，等，2004）。西方新文化地理学的空间象征符号意义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周尚意，2004；唐晓峰，等，2008；李蕾蕾，2004，2005），并出现了若干文化景观符号的地理学研究案例，如地名景观的研究（朱竑，等，2009）、书法景观的研究（张捷，2003；Zhang，et al.，2006）等。书法作为人文景观元素，与其它人文、自然景观元素组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书法的地理学研究自1990年代后逐渐为国内研究者所重视。张捷（2003）认为，书法地理学是研究作为文化景观和人地关系产物的书法现象的特征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书法对人类空间感知与行为的影响的学科。书法地理学研究，必须将书法作为文化景观和环境、作为人地关系的产物和反映，着重关注书法作为景观元素如何作用于人地关系、如何影响人的环境感知、空间行为模式以及地方感形成等问题的研究。书法景观（Calligraphic landscape）是指由一定规模或视觉效应的书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集中展现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或空间（张捷，2003）。以往的书法景观研究以宏观人地关系的视角为主，如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阐释书法风格的地域特征（吴慧平，2001；冯健，胡牧，1999；冯健，张小林，1999）、自然景观与书法审美（Zhang，et al.2006；张捷，等，2004）、地理环境对书法风格的影响（董明辉，吴慧平，1997）等。近几年，研究重点转向微观视角的书法景观研究，如作为文化符号的书法景观对人的环境感知、环境行为和地方感的影响等。书法景观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和文化符号，被广泛应用于旅游景区而成为旅游景观的重要类型。书法景观与旅游发展的关系（Zhang，et al.，2008；张捷，等，2010），旅游景点书法景观的公众知觉特征（张捷，等，2012a），游客对书法景观的态度、原真性感知、体验及其限制因素（Zhang，et al.，2012；Zhou，et al.，2012；Qi，et al.，2013），城镇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张捷，等，2012b），游客的书法景观感知意象（柯立，等，2010），居民对书法景观的感知和认同（肖潇，等，2012a），游客在书法景观旅游地的地方感（肖潇，等，2012b），书法景观在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尹立杰，等，2011）等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较少涉及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的行为效应问题。本文以旅游景区中的书法景观为例，探讨作为文化景观符号的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以期为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设计、特定旅游氛围的营造提供参考与借鉴。

1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旅游景观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并向旅游者传递某种意义，而意义的表达总是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符号，因而旅游景观具备了象征符号的特征，旅游景观的营造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地方建构过程和符号化过程。文化旅游景区的符号化特征尤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主题公园等人造景观，有的已经完全为符号和幻象所编码，各种人造符号景观以及由符号构成的文本把旅游景区变成一个“超真实”的世界，游客在其中获得特定的旅游体验。自然旅游景区的符号景观也比比皆是，成为自然景观的点缀或作为营造特定旅游氛围的景观元素。符号除了能够表达某种意义，还会对人的感知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即是符号效应。因而符号效应是人与符号景观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意向。在中国传统书法文化熏陶下，人们在书法景观空间中能产生一种特殊的体验和行为反应模式，这就是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这种效应是书法景观与旅游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由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书法作品本身3个元素构成。在景区游览过程中，对于书法景观的内容和艺术形式，旅游者习惯于产生鉴赏和评价的行为反应。其次，书法景观向人们传递的文化信息，使人们感受到一定场所环境或空间的文化内涵和氛围。此外，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具有景观审美引导作用，尤其当书法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格与景区的风景特征相协调时，可以对景区景观审美起到提示、暗示的引导作用。因此，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3个维度的符号效应：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由此构建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见图1）。在这种符号效应作用下，旅游者在书法景观空间中形成书法景观地方感，因而符号效应是书法景观地方感形成的中间环节。图1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概念模型

①②③引自：周有光.论桂林石刻与山水旅游的关系.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5）：6871.2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中国石刻素有“唐碑看西安，宋刻看桂林”之说①。桂林石刻以摩崖为主，分布于各风景名山洞府，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数量众多、精品纷呈，形成“摩崖殆遍”、“诸山无一处无摩崖”（叶昌炽《语石》）②之奇观。桂林石刻是桂林山水的灵魂和精华，也成为桂林山水旅游的重要内容，素有“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陈元龙《龙隐岩诗》）③之誉。从桂林石刻的分布情况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普陀山石刻，现处在市区七星公园内，叠彩山也是现存石刻数量较多的地方（郑艳萍，胡海胜，2006）。叠彩山和七星公园都是桂林旅游的必到之处。因而，本文选取石刻景观分布较集中的叠彩山和七星公园作为调查地点对旅游者展开调查。

2.1问卷设计与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旅游者对书法景观（主要是摩崖石刻）感知、旅游者对书法的认知和爱好、旅游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等。书法景观感知测量量表采用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到5（代表“非常同意”）的5分制Likert量表。调查小组于2009年7月14日至16日在桂林叠彩山、七星公园等处对旅游者展开问卷调查和访谈，共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1180份，问卷有效率90.8%。借助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进行分析，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见表1）。

2.2问卷信度与效度通过可靠性分析并结合变量相关系数和变量共同度进行综合考察，剔除“读懂摩崖石刻上的内容对您来说常常是一件困难的事”、“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与旅游景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协调”等降低量表整体可靠性的陈述项，最终获得一个由10个陈述项组成的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04，具有较好的信度。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3个维度的测量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674、0.751、0.712，量表的内在信度尚可（见表2）。下文因子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结果分析

3.1旅游者的书法认知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已广泛为国人所熟悉，然而书法作为一门高难度的艺术，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其有持久的浓厚兴趣和鉴赏能力。问卷中设计了相关问题调查被访者对书法和书法景观的认知状况。被调访者中，具有书法业余爱好的占39.3%，上一次拿起毛笔写字是在一年之前的占54.0%，曾经因为兴趣练习过硬笔书法的占72.5%，63.4%有欣赏书法作品的习惯，购买带有书法元素的纪念品时，40.9%是因为喜欢书法而购买相关纪念品。调查结果表明，旅游者潜意识中对书法艺术有一定的兴趣，书法元素对旅游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多数游客喜欢以带有书法元素的景观为背景拍照留念也可以看出旅游者对书法艺术的偏爱。因而书法元素可以普遍应用于旅游景区和旅游纪念品中，以满足旅游者对书法艺术的审美需求。本文调查显示，来桂林前听说过桂林的书法景观（摩崖石刻等）的占59.7%，43.7%的被访者认为桂林的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的旅游吸引力大，60.5%认为桂林的书法景观（摩崖石刻等）具有一定特色。可见，旅游者对桂林的书法景观认知度较高，书法景观已成为桂林旅游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2书法景观符号效应总体特征从测量量表的总均值来看（M=3.69），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旅游感知和体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法景观具有某种程度的符号效应。从各测量项得分均值来看，旅游者对书法景观的文化象征意义感知较高（M=3.96），普遍认为，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是一种文化符号，可以增加景区的文化内涵，增强景区的文化氛围。旅游者对景区的书法景观具有一种鉴赏意识（M=3.52），但这种鉴赏仍然是浅层次的内容识别，还没有普遍深入到字体和书法艺术风格等专业层次的鉴赏上。此外，景区的书法景观也对旅游者的旅游审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M=3.58）（见表2）。

3.3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结构特征运用因子分析探讨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维度结构特征。经检验，KMO值=0.842，Bartlett值=2700，p

3.4书法景观符号效应差异特征以书法景观符号效应各维度的均值为变量，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各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收入、文化程度等旅游者之间的差异，从而考察这些因素对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的影响。因某些组别样本量太少，为尽量消除因此对分析结果可信度的影响，忽略了样本量太少的级别进行组间方差分析（见表3）。

（1） 书法鉴赏效应差异由表3可知，书法鉴赏维度在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和职业的旅游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书法鉴赏维度反映了被访者的书法鉴赏习惯和兴趣，分析表明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的鉴赏效应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旅游者对于书法景观的鉴赏习惯和兴趣有关。结合均值比较可知，书法景观对男性旅游者（M=3.56）的鉴赏效应显著大于女性旅游者（M=3.45），对25～44岁的旅游者（M=3.55）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15～24岁的旅游者（M=3.37），对平均月收入在1001～2000元（M=3.60）和2001～3000元的旅游者（M=3.53）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月收入在500元以下旅游者（M=3.37）；对专业/文教技术人员（M=3.68）的书法鉴赏效应显著大于学生（M=3.37）。由此可见，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与作为受众的旅游者的书法文化艺术素养和兴趣有关，同时也说明书法景观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具有特定的鉴赏群体，从受众的角度来看，书法景观的艺术鉴赏效应并不具有普遍意义。（2） 文化象征效应差异文化象征维度在不同组别的旅游者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书法景观对于旅游景区文化内涵和氛围的表征作用得到了旅游者普遍的、无显著差异的认同，书法景观的无显著差异的文化象征效应主要是基于旅游者相同的传统文化背景和对书法文化的普遍认同。我国书法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景观也成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符号，书法的传统文化象征作用普遍被运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书法景观的这一功能对于中国人而言已是根深蒂固。因而，在特定的景区和合适的场所，书法景观具有普遍的文化象征意义。（3） 审美引导效应差异审美引导维度在不同组别的旅游者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书法景观对旅游者景观审美的引导作用也是普遍和无显著差异的。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审美心理活动及其对旅游景观的感知、欣赏和评价，并进而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旅游满意度。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审美心理活动、游览行为和旅游体验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书法景观的审美引导作用对于旅游者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旅游研究者、规划者和旅游资源管理者重视。4结论与讨论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书法景观作为旅游景区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者总体上对其具有较高的景观认知和鉴赏兴趣，也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文化认同。（2） 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符号效应，具体表现在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3个方面；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书法鉴赏的外在行为、旅游文化环境知觉和旅游景观审美引导3次层次的行为效应。（3） 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在书法鉴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方面无显著差异。符号效应与作为受众的旅游者的书法文化艺术素养和兴趣有关。书法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景观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游憩中，是塑造中国特色文化场所的极为重要的景观元素符号，也是形成特殊地方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景观有一种可以感觉到但难于表达出来的“气氛”（汤茂林，金其铭，1998）。张捷（2003）认为，书法景观是一种具有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或空间。因此，可将人们在书法景观空间中形成的地方感称之为书法景观地方感。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研究，有助于揭示人们的地方感和环境行为与书法景观之间的关系，对于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设计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等实际问题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初步尝试，书法景观对旅游者的景观审美过程的引导、书法作为景观元素对旅游者的游览行为和地方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书法的公众知觉是书法美育和书法文化传承的前提和重要途径。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景观是书法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书法美育和书法文化传承具有与纯艺术领域的书法作品同等重要的作用。对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景观的审美活动是书法公众知觉的重要方面，是一种日常生活化的书法美育活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公众覆盖面，这对于我国书法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张捷，2011）。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对于探索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书法美育及书法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感谢张宏磊、卢韶婧、李倩、王岚、祁秋寅、柯立、廖仁静、董晓莉在问卷调查中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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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Scenic Spots in Guilin

TANG Wenyue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Calligraphic landscape， a kind of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ultural symbo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ype of tourism landscape in scenic Areas. 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f th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of Diecai Mountain and Sevenstar Park in Guilin and finds that as a kind of important manmade sights，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which has certain symbolic effect on tourists that are demonstrated in three dimensions： calligraphy appreciation， cultural symbol and aesthetic guidanc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extrinsic behaviors， cultural environment cognition， and sightseeing aesthetic activities， receives higher aesthesis and appreciation from tourists. It also finds that the symbolic effects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show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 of calligraphy appreciation， but not in th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symbol and aesthetic guidance. Studies on the symbolic effect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is of theoretical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sense of plac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calligraphic landscape， designing calligraphic landscape and creating cultural atmosphere in scenic sp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