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评估范文
时间：2023-03-01 19:51:25
卫生评估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卫生，演化，评估
一、引言
评估即价值的评定，是通过对照某些标准来判断测量结果，并赋予这种结果以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评估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从人类开始出现它就存在了。在公共卫生领域里的评估包括收集关于特定的医疗卫生保健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意在达到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判断。
公共卫生评估的产生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流行病学，或者研究影响人类疾病的发生分布和原因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流行病学和医学一样古老。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被认为是现代医学之父，在公元前5世纪他就暗示一个人的外在环境和个人行为与生病是有关系的。流行病学自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就有明显的发展，在近年来它大大受益于社会科学里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是心理学。然而，公共卫生评估的发展绝不囿于某个学科的发展，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本文探讨了公共卫生历史上应用的所有的评估方法，并提供了一些这个领域里的关键进展，对每种方法提供了人们或者组织要么使用该种方法要么在它的发展中有帮助的例子。一般而言，这个总结主要集中在监控和评估的方法而不是实际的用于说明项目或者活动成功的实际标准或者指标。我们对一般的程序和原理更感兴趣，因为我们想通过使用它们去监控和评估相关的项目以及从公共卫生监测和评估的历史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
二、西方公共卫生评估的演化逻辑
在这个部分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共卫生评估历史的总结，讨论公共卫生评估是如何取得进展的。按照四种主要的评估目的，我们粗略的把公共卫生评估方法分为：基本研究、状态评估、衡量效力以及责任和遵从标准。对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按时间的顺序讨论该种方法，有时和例子结合起来以更有效的说明该种方法。最后，重要的是注意某一种方法可能满足不止一个评估目的。下图是一个简化的公共卫生评估演化树，但是所提供的方法并没有涵盖公共卫生历史上应用的所有的评估方法。
（一）基本研究
在公共卫生中，任何评估回答的第一步就是理解它发生的环境和影响它的结果的机制，例如：从业者需要理解疾病背后的原因，它们最终使用的任何活动的独立性。实际上，在从业者发展它的活动之前，它们首先必须理解疾病的分布以及它们如何转播的，对基本研究的知识积累在评估中是经常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它们为发现和或检验理论以及与活动相关的假设打下基础。
正如前面所指，早在公元前5世纪，像希波克拉底这样的学者至少已经思考到了环境、个人习惯和疾病之间的关系。在希波克拉底工作后的两千年里人类思考疾病的原因，但是很少去衡量影响，直到1662年LondonerJohnGraunt出版了TheNatureandPoliticalObservationsMadeupontheBillsofMortality。该书第一次在人群中量化疾病谱，它用可利用的关于出生死亡和疾病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去确定趋势，检查潜在的原因以及定量化影响，按标准化程序收集人口统计学数据形成了现代流行病学的基础，这种研究方法意味着公共卫生评估的起源。Graunt的工作也经常被认为是人口统计学的诞生，它是一个致力于研究人口的规模、构成和分布以及源于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徙模式变化的学科。像流行病学一样，人口统计学在公共卫生评估里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状况评估
早期在理解疾病，疾病分布及其原因方面的努力为后来公共卫生的项目评估打下了基础。这样的信息是相当重要的，公共卫生评估者和政策制订者也需要去了解人类疾病的状况和潜在的威胁。他们甚至需要知道随着时间的过去，人类健康的变化。对状况的评估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这方面的信息。状况评估包括评估特殊变量的条件和状况（例如，死亡率，儿童营养，心脏病的发病率），通常设计一些活动去影响变量。
在1970s之前，公共卫生研究者和从业者已经使用较小规模的或者非常特殊的研究和调查去理解卫生活动，以评估相关的小范围人群的健康状况。在1970s早期，尤其是在政策层面，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数据进行大规模的对比。对大规模比较数据的需求促进了产生世界生产力调查（WFS），它在1972－1984年间实施。WFS是我们定义的大规模标准调查的例子。
大规模的标准调查像WFS在财务上，技术上和后勤上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导致需要确定成本－效益方法，这样才能收集到最需要的和最及时的信息。这样，快速评估方法在1970s的后期应运而生。在公共卫生领域，与在其他学科里一样，存在不同的快速评估方法。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快速评估方法可用于健康教育项目、计划设计和评估的各个环节,具有快速、无需大量理论数据资料,并能评估潜在信息等优点，但它不提供评估特殊项目层面的活动的细节性信息。
在公共卫生领域，快速评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由扩大的免疫计划（EPI）所使用的方法。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在1974年设立扩大的免疫计划，以增加对白喉、破伤风、哮喘、麻疹和肺结核的免疫覆盖率。为了评估项目进展，在信息不是太可靠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需要一个简单的调查设计以衡量各国的免疫覆盖率。为扩大的免疫计划而设计的抽样战略虽然没有传统研究方法的严格，但是它更简便和快速。
（三）衡量效果
经常地，公共卫生评估者尤其是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人不仅仅对知道一般人群的状况感兴趣，而且它们更想知道它们的项目是否对目标人群有理想的效果以及它们如何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项目取得更好的效果，评估效果反映了这种需求。通过使用评估结果去确定项目的效果，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类型评估很明显的和项目活动评估紧密地连系在一起，因而直接地有助于项目的实施。然而，直到
1960年代早期这种类型的评估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时，用在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上的资金却增长迅速，随着在社会项目上的投资，捐赠人、政府机构和公众想知道他们的资金运行效果的证据，这样公共卫生机构开始把重点集中在更系统地衡量特定项目的效果。以项目导向的衡量效果的监测和评估和前述的为状态评估而使用的监测与评估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模糊的，主要的区别正如我们已经定义的一样，就是状态评估独立于一个活动，然而评估效果必须与一个活动效率相连。在公共卫生衡量效果中出现了一些主要方法和创新，这些既包括以影响评估又包括采用的一些管理办法，我们主要讨论健康影响评估和实践研究。
健康影响评估，它源于前述的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该法案在确保新的发展项目、行动或者政策时充分考虑到环境问题的一股强制力量。它反映一些特殊的，在环境影响评估里没有得到充分地对待的健康问题。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在1986年世届卫生组织报告关于环境影响评估的卫生安全之后，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更多地直接提出这些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环境影响评估定义为“政策、计划和项目可能是用于判断关于人们卫生的潜在影响以及在人群中这些影响的分布的程序、方法和工具的结合。”
实践研究。在1960s中后期，由于试验研究较之在实践、技术和伦理等方面地问题难以实施，作为一个替代选择，实践研究出现了。实践研究的主要贡献来自在资源受限的条件下，它为决策者提供一个决策合理的基础。实践研究是公共卫生评估方法在严格和可靠性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在项目计划和在项目编制中监控和评估系统却落在了后面，作为回应，在70年代早期，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由LeonRosenburg领导的咨询小组，应用投入产出原理，开发出第一个逻辑框架分析法(LFA)，用于项目的规划、实施、监督和评估。1973年由USAID正式采用逻辑框架分析法(LFA)，接着传遍了世界各地，迅速被一些组织采用。
公共卫生从业者从1980年代后期广泛使用该逻辑框架，在一个完整的形式里，逻辑框架为理论以及项目的基本假设提供了一个的图形化的解释，描述投入活动、产出、结果和影响的结构已经成为公共卫生标准评估框架，它可以确定这些因素之间的项目关系和相应的指标。逻辑框架最完整的形式可以提供一个明确评估问题、衡量数据来源和数据收集点的操作性框架。
1980s尤其是90年代更加把重点放在可问责性上，虽然已经设立一些改进的方法去确定项目影响，但是效率问题仍然广泛存在，公共卫生活动也许会产出理想的结果，但是和这些结果相关的支出是多少呢？资源用在其他的活动是不是更好呢？效率分析——结果分析的一种类型，通过衡量效果或者是单位成本（财务的和非财务的）的效果回答上述问题。效率分析是评估研究回答的是关于项目成本与其收益的资金价值或者它提供的设备状况的产生的效果这样的一些问题。效果评估的两个众所周知的类型就是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率分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公共卫生领域内绩效监控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它需要说明影响的具体指标，尤其是在卫生保健管理领域和地区政府机构，如，美国卫生和人力服务部。加拿大政府定义绩效监测为：“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意在评估满足战略结果的进展，可能的话提供进展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警告。”
绩效衡量一般有三个特征。第一，开发一个明显的目的目标和战略；第二，开发和实施战略以评估绩效；第三，使用绩效信息以改善管理实践或者资源配置。当绩效监测可能包括过程指标时重点经常首先放在记录结果和影响上，当绩效监测紧紧集中在结果和影响上时它就不能说明投入和过程可能会有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以及这些产出和影响的获得。同样的紧紧基于绩效结果和绩效影响的评估没有提供充分的信息去完整的理解活动的效用和它实施的效果。
在1990年代早期，责任运动在公共部门里得到广泛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93年美国政府绩效和结果法案相联系的结果管理运动，无论是动机还是责任运动都促成了在公共卫生组织里采用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他们在1990年代后期采用了基于结果的管理方法，基于结果的管理运动直接回应了监控和评估往往只集中在产出而不是项目的实际影响的批评，基于结果的管理完全把绩效管理和监控相连。在文献中，最完整的定义之一来源于加拿大政府，它清晰地区分了RBM（results-basedmanagement）和PM（performancenitoring）。按照这个定义RBM是“一个综合地有生命周期的管理方法，它整合商业战略、人、过程和标准以提高决策和驱动变化。该方法集中于过程早期的正确设计实施绩效衡量，学习和变化以及报告绩效”。同样的UNFPI定义RBM为一种改进项目和管理效力和责任的方法。根据UNFPI,RBM使用结果作为计划管理报告的基础。RBM努力通过比较和分析实际结果和计划结果通过一般的监测和评估报告，反馈和调整来提高绩效。RBM方法在公共卫生里的评估通常在大型的多边的捐赠组织里是非常普遍的。在那里，政府的政策需要结果导向的方法。
同时绩效监控和基于结果的管理变得流行起来，一些组织开始采Cracknell所描述的项目循环管理方法去监控和评估。Cracknell使用该术语是针对开发领域的，尽管有一些公共卫生组织使用监控和评估系统被归入到项目循环管理中去，这种方法结合了逻辑框架和基于结果管理的优点。项目循环管理认识到监控和评估在孤立的项目计划和实施情况下是行不通的，所以它必须溶入到项目循环中去，一些项目循环管理在公共卫生中的运用，强调直接与项目目的、目标和活动相联系的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和影响指标应该是混合的。当用这种办法实施时，该种方法使组织沿着活动和产出的因果链以获取特定的影响，从而显示进展，把经验教训反馈到项目管理中去，也是公共卫生项目循环管理中一些方法的普通要素。
（四）责任／和遵从标准
评估要完成的第四个目的就是责任或者遵从标准，遵从标准评估一个项目或者组织遵从规则授权标准或者其他的正式规则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捐赠人使用遵从标准监控以确保他们的资金接受者完成合同或者要求所强调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在衡量效力评估中的影响评估方法在有些时候就是用于责任和遵从标准目的。
在1970年，随着环境保护组织的建立和1970和1980年代对有毒废弃物的恐慌，政府和公民一样在监控环境和卫生问题时变得很积极，我们把这类的公民和监控活动称为是守门人和公民监控。环境保护署（EPA）和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OSHA）是法律授权的，保护公民健康和环境的看门人组织的例子。EPA和OSHA起着正式的规范的作用去监控环境的和工厂暴力的组织，当这种暴力发生时，工厂会受到罚款和可能会失去从业的执照。公民监控是指较在不正式的场合下公民经常不是在法律授权范围类执行监控的。
当守门人和公民监控采取“大棒”的方法来监控和遵从标准时，资格认定和委派使用“胡萝卜”的方法去引诱组织满足保证人民健康和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标准，这在卫生领域里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其主要是由于医生被迫获得营业执照。直到近来这才开始作为一种给组织和公司一个竞争的契机的战略而变得流行起来。资格认定和委派在组织层次上可以使那些公司和机构区别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满足较高的质量标准，这种监控战略在管理保健领域越来越流行。
三、启示
按照评估的四个基本目的，我们讨论了在公共卫生领域里的监控和评估的演进：基本演进，状态评估，衡量效力以及责任和遵从标准。这是一个讨论公共卫生监控和评估演进的有用框架，也有些讨论了其他的一些评估目的倾向，但这里没有得以展开。这里提出了当今公共卫生监控和评估系统里的更一般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没有在演进讨论里出现，但是对理解公共卫生监控和评估的方向任然是重要的。我们之所以对一般的程序和原理更感兴趣，是因为不仅使用它可以监控和评估项目，而且还从公共卫生监测和评估的历史中可以得到的启示。这里我们总结了那些一般的因素和交叉的趋势以及强调一些上面讨论的更广泛的倾向。
（一）项目循环管理方法倾向
公共卫生评估开始把重点放在可量化的方法上（例如健康风险评估、大规模标准调查），同时现在许多公共卫生组织相应的开发出了很好的、系统的和整合的监控和评估系统。尽管在开发监控和评估系统的这些组织中，具体的步骤都不一样，但是监控和评估应该包括以下项目应该取得广泛共识：概念模型开发，计划编制，实施，监控和评估系统的修正和调整，数据分析，沟通，以及反馈到项目层和管理层的决策制定中去。
逻辑框架在项目循环监控和评估中是重要的工具，他们为概念化理论因果联系、活动点以及活动和目标状况之间的假设关系提供了图示化帮助。一些组织使用理论模型，提出在项目活动和目标情况之间的假设联系；其他组织使用逻辑框架作为计划编制工具。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逻辑框架既包括理论之间的联系也包括项目因素。
（二）结果和过程评估的增加
尽管一些公共卫生组织把结果和影响方法加入到监控和评估系统中去，但是也有一些组织强烈地争论要完全地把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完全整合到一起，他们认为评估不是简单地检查过程或者影响而应该是他二者都很重要，过程评估提供环境和对产生结果的项目的理解。然而许多公共卫生组织对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同等对待，一些组织认为过程导向评估和参与导向评估是为新公共卫生而设计的。
（三）强调方法上的精确
公共卫生领域使用精确的方法和确保在评估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整合方面相应的更为重要。在以研究为导向的组织里尤其是这种情况。在其他许多组织中，对一个特殊活动的变化指标和变化的归因进行区分有一个清清晰的认识，衡量工作尤其是后果和影响衡量必须显示因果和影响关系。
公共卫生评估的演进显示了越来越选择更复杂的方法和工具以区分项目影响和所属原因。随着这些方法和工具也越来越多的用于实践，把总项目影响从净项目影响中区分开来的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加。
使用更复杂的方法和工具的趋势可能更易于面向未来，正如一些公共卫生评估专家所支持的，重新回到使用实验设计以及多阶层模型的增长，纵向的调查回归分析方法。地理信息系统（GIS）也成为一个通用的工具，随着对健康监测和监控服务配置应该反映人群需求而这些需求随着地理状况变化而变化。
一般地，在公共卫生内部越来越重视生物学方法和系统思想。这些模型认识到真实世界装置具有动态的和不可预料的特征，模型建议卫生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人之间的，社会文化的，环境的政治因素所影响，为了反映这些更复杂的模型，一些评估方法开始从定量分析、实验分析到一个更广阔的系统分析。
（四）越来越多地使用定量的和混合的方法
出现在公共卫生机构里的普通的监测和评估原理使评估应该既使用定量数据也使用定性数据。定量数据来自于那些易于量化的情况，取得这些定量数据所使用的方法变化的范围很大，但是必须包括调研，实验，和直接的衡量。然而另一方面，定性数据不能以量化的数字的形式进行总结，使用收集定性数据的方法一般包括焦点人群调查，参与式调查和人种学。
CDC（TheCenter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强调数量信息和质量信息的整合可以帮助确定证据是充分而全面的。Buckner等指出越来越多的兴趣放在对评估项目绩效的质量标准上来，例如，保健的质量。从业者也认识到数量方法和质量方法的互补性质，从那些不同方法的到的数据帮助确定更可靠的结果。质量评估方法越来越受到欢迎，尽管他们仍然处在使用的早期阶段。
（五）对公众的责任
近20年公众越来越重视可问责性。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者通过对项目实施促进参与的方法提供一个平台。这样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在公共卫生评估中，这成为一个基本的准则，即公共卫生利益相关者必须参与到活动中去。
对公众的责任也隐含在绩效和基于结果的衡量方法后面，这些方法反映了对更清晰地说明取得的结果和确保资源在获得这些结果时以最有效的方式来使用等等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资格认定和委派项目也反映了公众对了解和他理想的高质量的服务的需求。
总之，公共卫生评估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基本研究、状态评估、衡量效力以及责任和遵从标准。通过对公共卫生评估方法演变的考察，我们可得知在改领域对需要良好的监控和评估已经达成共识；越来越多地使用项目循环管理方法，该方法把监测和评估和项目计划编制清晰的连系在一起；在项目管理中重点放在结果的反馈和使用上；既使用的定性数据也使用定量数据；在机构内与监控有关的问题开始考虑合作。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卫生评估范文第2篇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占据着很大比重。农民的健康关系到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实行了以合作医疗为主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这项制度有效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地区的居民的健康水平有所提高。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时期的到来，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农村合作社体制的逐步解体，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体制环境和人文等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农村内的“工分制”瓦解，赤脚医生无法通过从事医疗活动来换取工分进而获得粮食等其他生活资料，赤脚医生便完全丧失了外出行医的动力。另外，由于合作社的瓦解无法再为村内卫生所的正常运行提供资金来源，导致村内的公共卫生机构无法继续支撑而瓦解。所以从赤脚医生和村内卫生所这两方面来看，自从合作社体制瓦解以后，农村内的公共医疗机制基本上呈现着真空的状态。
面对传统合作医疗中遇到的问题，卫生部组织专家与地方卫生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2003年起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到2010年逐步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村新合作医疗政策的开展以及农村的医疗卫生情况。在200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精神，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有序推进这一重大民生改革，全面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防治，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努力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
本文以农村医疗体系为研究重点，通过构建农村绩效评估表，查阅2011年统计年鉴分析2010年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并通过数据分析，分析出各省市农村医疗服务中存在的差距，并提出相应意见。
二、相关理论回顾
（一）公共卫生服务
世界银行[1]将医疗卫生服务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意味着无论收入水平多少都会得到的卫生医疗服务，涉及的范围较广，包括对食品、药品、以及公共卫生的监督管制等等。第二类主要指基本临床医疗卫生服务，包括儿童预防保健、计划生育保健等基本医疗服务。在这一类中政府有责任提供必需的支持并保证公民都能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第三类是随意选择由个人承担的医疗卫生服务，该类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第一类，属于私人物品。但是国家有责任采取有关措施分散重大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采取医疗保险来保障人们的随意性临床医疗卫生服务的获得。
（二）农村卫生服务
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课题组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在2001年对农村卫生服务进行了分析与研究，认为农村卫生服务内容分为纯粹公共服务、准公共卫生服务和个人医疗诊治服务。刘兴柱、石俊壮等人在1999年对村级卫生机构的专项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之前村级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都是由村集体所有的公立村卫生室提供的。改革开放以后，私人医生开业的卫生室比重上升，提供的卫生服务没有建立科学的医疗体系。近年来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出现恶化趋势和农村医疗发展水平停滞不前。
三、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水平情况评估
衡量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水平情况，主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支出情况、农村基层医疗的资源配置情况以及从新农村医疗服务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评估指标如下：
四、数据分析及意见建议
根据SPSS软件分析之后，可分析出，北京、浙江、山东地区综合得分排在前列，青海、宁夏、等地区综合得分较低。由分析数据可知，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均并且差距很大。我国西部农村地区明显的从技术人员到设施设备等亟待提高。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实力雄厚，所以在财政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力度，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高。面对各地区发展差距大，发展水平不均，没有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一）实现城乡之间的均等化。从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青海、宁夏、等地方医疗卫生环境恶劣。在设施设备等方面投入力度不够。特别是加强农牧地区的卫生队伍建设和贫困县、贫困乡的农村医疗投入。政府等有关部门应该加大财政的拨款力度，有重点的对医疗条件弱的农村地区进行扶植。配置高质量的医疗人才队伍和设施设备。建立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强化部门行业宏观管理职能，实现卫生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综合利用。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填平补缺”的原则，制定规划，加大投入，进一步加强配套附属设施“补缺”建设。
卫生评估范文第3篇
关键词服务效率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随机前沿分析
AbstractPolicy－makersandresearcherspaymoreattentiontohowtomeasureefficiencyofhealthservicerecently．Inthispaper,threemethodswerediscussedinordertoprovidebeneficiallessons．Theyincludeinproductivityfunction,dataenvelopmentanalysisand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
Keywordsefficiency,productivityfunction,dataenvelopmentanalysis,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
卫生资源相对于人们无限的卫生服务需要来说是稀缺的，而人们又渴望从有限的卫生资源中获得最大化的健康产出和效用，因此，研究如何提高卫生服务的效率水平，是各国卫生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卫生系统的低效率问题已成为卫生政策研究和卫生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目前尚缺乏科学地测量卫生服务效率的方法和技术。本文详细讨论了几种目前国际上较为常用和先进的测量卫生服务效率的技术: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以期为我国卫生系统的服务效率测量和分析提供可借鉴的应用实例，促进我国卫生服务效率研究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实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卫生资源，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1效率的定义
国际上公认的效率含义是指使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系统产出最大化，具体包括3层意义：一是不浪费资源；二是以最小成本进行生产；三是产出的类型和数量符合人们的需要(1)。
1．1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
技术效率就是不浪费资源，通常用来衡量每个决策单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当得到相同数量的产出而生产投入最少，或者使用相同的生产投入获得的产出最大时，决策单元达到了技术效率。相反如果决策单元同等数量的产出能够以更少的资源投入来获得，则决策单元是低技术效率的。
1．2生产性效率(Productiveefficiency)
因为，决策单元对于获得同样的产出可以有不同的方案或投入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由此，导致决策单元每个方案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而技术效率不能对决策单元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措施提供直接的比较。因此，在技术效率的基础上产生了生产性效率，或称之为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生产性效率的含义是使生产以最小的成本进行。
1．3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
人们对于每一种产品和服务的期望效用是不同的，但是人们总是希望将资源投入到能够使人们效用最大化的生产过程中去。配置效率就是充分使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人们赋予最高价值和效用的产品类型和数量。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讲，当资源的配置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时，决策单元即达到了配置效率。
技术效率阐明为了最大产出使用既定资源的重要性；生产性效率是选择成本最小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生产。二者合并可以总结为“恰当地做事”。配置效率则是“做恰当的事”。尽管三者之间存有包含关系，但是，面对有限的资源，生产效率的概念将会去除一些低效率的技术效率的资源投入组合，同样配置效率的概念将会去除那些低效率的生产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2常用的效率测量方法
对决策单元的效率可以从定性和定量2个方面进行描述。定性研究可以把握研究的方向，从宏观的层次上指导卫生政策的制定。而定量研究则可以通过建立决策单元的投入产出模型，预测某项卫生投入的可能健康产出，从而协调社会人群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要同可得性卫生资源之间的关系。常用来测量决策单元效率的方法有：生产函数、数据包络分析、随机前沿分析、比率分析方法、秩和比方法以及综合指数法等。在本文中重点介绍目前国际上较先进的3种模型。
2．1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技术水平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和产品或服务的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一定数量的投入要素能产出的最大产量(2)。
应用生产函数测量卫生服务组织的效率有3个前提假设：(1)因为卫生服务组织不可能时时根据其健康产出进行生产要素的调整，以保证使用最佳的投入要素组合进行生产，所以，在分析卫生服务组织某一时期的生产状况时，假定这些投入要素是固定的。此时的生产函数可称为短期的生产函数。(2)生产函数反映了卫生服务组织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它表明了该组织在任何投入要素组合下可得到的最大产量。(3)生产函数表明生产是一个连续变动的过程，投入要素的数量和组合不断变化，从而引起产出的不断变化。
生产函数又可以分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数转换生产函数，以及经验模型等模型。测量卫生服务组织效率最常用的模型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对数转换生产函数，下面将分别介绍这2种模型。
2．1．1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
Q＝ALαKβ①
在式①中Q为产出，A为常数项，L为劳动的数量，K为资本的数量，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产出弹性α为产量变化对劳动量变化的反映程度；资本产出弹性β为产量变化对资本变化的反映程度。
1963年Walters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性质和意义描述如下：(1)该函数为线性齐次函数。其中α＋β表示组织的规模收益和技术进步，如果α＋β＞1则规模收益递增；α＋β＝1规模收益不变；α＋β＜1规模收益递减。(2)如果α＜1，当劳动力投入增加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3)投入替代弹性为1。
2．1．2对数转换生产函数。对数转换生产函数是Taylor公式的对数扩展形式，用于估计任何主观性函数的一般形式。1981年Montfort对投入的对数转换模型进行了描述性说明：在对数转换模型中，替代弹性和产出弹性依赖于投入要素的利用水平。近年来，多数医院的生产函数及其成本函数使用对数转换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反映更真实。
生产函数的用途：(1)估计生产规模效益的产出弹性。(2)评估投入替代弹性。(3)测量卫生服务组织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
2．2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是一种非参数、确定性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运用线性规划技术，求得决策单元的效率评分。DEA通常用来分析决策单元确定性的生产或成本的前沿，测量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以及规模收益。
DEA的最早原型可以追溯到1957年Farrel在对英国农业生产力进行分析时提出的包络思想，因此，DEA有时也称为Farrel型有效性分析法(3)。数据包络分析的确立是在1978年，首篇运用DEA研究决策单元技术有效性的文章由美国运筹学家Charnes(4)在欧洲运筹学杂志上发表，后在Charnes和Cooper等的大力倡导下，DEA由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概念逐步推广为多投入、多产出的同类决策单元(DecisionManagementUnit,DMU)有效性评价模型，应用于多个领域。
评价DMU有效性的DEA的经典模型为C2R(5)，此外还有评价技术有效性的C2GS2模型(6)、锥比率的C2WH模型(6)，具有无穷多个决策单元的C2W模型(7)和综合的C2WY模型(8)等。这些模型的提出和应用为DEA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组织的效率分析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手段。
在卫生经济学中应用比较多的是DEA经典C2R模型，其模型如式②。其中X代表DMU的投入，Y代表DMU的产出，s＋，s－是松弛变量，θ是DMU的效率得分。
DEA目前已经是评价卫生机构技术效率较为成熟和较为先进的方法之一，可以用来分析医院的资源管理和服务产出，是卫生服务研究的基准方法。DEA在国外医院效率分析研究中的应用非常广，特别是近十几年DEA的研究文献报道很多。
Sherman(9)(1984年)利用教学医院的数据，尝试使用DEA进行有效性分析，并将结果同传统的效率分析方法结果比较，结论证明，DEA能够更有效的为医院的管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指导医院提高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这是第一篇运用DEA进行医院效率测量分析的研究报告，于1984年发表在MedCare上，开创了DEA在卫生经济学领域应用的先河。
Dittman(10)(1991年)应用DEA分析了医院的效率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卫生服务机构间的竞争以及服务区域内的人口学状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时应当注意的几个技术细节：(1)DEA测量的效率是相对的效率，不能当成医院的绝对效率；(2)医院的投入要素与服务产出之间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当投入要素或是产出有所变化时，医院的效率得分将会有变化；(3)医院的效率得分和卫生资源的潜在服务能力有赖于医院对投入水平的控制。
Finkler(11)(1993)应用DEA验证决策单元的价格和技术低效率。由于医院之间服务的对象在病种、病情方面不尽相同，因此，Finkler提出应当使用病例综合指数消除医院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用DEA得出医院的生产前沿面和成本效果前沿面。
Athanassopoulos(12)(1999年)在文中提议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做出进一步的发展。可以在将投入的卫生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卫生服务这一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实现不影响到医院的效率。同时Athanassopoulos指出DEA是一种测量相对效率的方法，所以，在测量决策单元的效率时应遵守以下规则：(1)效率得分等于1的决策单元为技术有效，而建立模型时所选择的投入、产出变量应使决策单元中尽可能少的单元效率得分为1；(2)进行决策单元技术效率测量时应假设决策单元能够保持持续经营，并且决策单元的规模效率应当处在技术中性上。决策单元如果处在规模递增或规模递减水平上将会影响决策单元的效率测量。
通过上述的文献研究，表明DEA主要有如下特点：(1)决策单元与投入产出指标选择的条件十分严格。在选择被评价DMU时，应该注意DMU的数目不能太少，并且DMU之间具有可比性，为保证可比性，可以应用病例构成指数、质量调整指数、风险调整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竞争压力指数、病例严重程度指标等方法消除差异。另外，选择的投入、产出指标应具有可靠性、可度量性，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搭配合理，主要选择绝对指标；(2)DEA测量的是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在抽样样本评价中有效率的DMU仍然可能是低效率的，因此，测量结果的应用要慎重；(3)DEA最大的优点是不用事先建立DMU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函数关系，只需要运用实际观测值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即可测量决策单元的效率。应当注意的是应用DEA评价技术效率是需假设DMU是持续经营并处在技术中性水平上。
2．3随机前沿分析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SFA)，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另一种医院效率测量方法。SFA是一种随机性参数模型，主要用来测量决策单元的生产前沿和成本前沿。SFA由Aigner于1977年介绍并首次应用在医院效率评价领域，并且在近年来的医院效率评价中，随机前沿分析的应用逐渐增多。
SFA的突出特点是在过去应用回归技术建立DMU生产或成本前沿面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改造，将传统模型的误差项(ε)分解成2部分：随机误差(v)和管理误差(μ)。前者包括观察误差、不可预期的消耗，以及短期内病种构成改变等不可控因素；后者包括DMU的管理、资源利用，以及计划制订等方面的因素，体现了DMU的实际产出观测值与产出最优前沿项之间的差距，并通过测量管理误差来确定决策单元的低效率的程度(13)。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如式③。
其中Y代表DMU的产出，X代表DMU的各项投入，v表示随机误差，μ表示管理误差。
在进行v和μ的参数估计时，常用的方法有最小平方法(LeastSquaresEstimator)、最小绝对值法(LeastAbsoluteVal-ue)、以及最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在SFA的成本前沿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多采用最大似然法，因为其更适用于医院这种有内部相关性的随机模型。但具体采用何种方法估计参数应视模型的具体计算要求而定。
Linna(14)(1998年)利用了2种SFA模型(横断面数据模型、数组数据模型)和DEA方法调查了芬兰1988—1994年43所医院的效率变化，主要目的是考察数组数据模型在医院效率评价中是否比横断面数据模型更有优势，以及旨在增加竞争的医院制度改革与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SFA与DEA的结论符合得很好，但是，数组模型的SFA更适合应用于测量医院的效率。
Rosko(15)(1999年)基于1989年宾夕法尼亚州195所医院的资料，探讨了SFA的使用和有关因素的调整，因医疗质量的高低与医院的管理、制度的制定和运行等因素有关，可以从管理误差项中得到体现，所以未将质量包括在调整因素之内。引入了多元线性回归来测量效率与市场特点、医院特点、支付制度的关系等。研究表明：经病例指数调整后，医院的低效得分从18.00％到7.50％，减少了50％以上，而疾病严重程度的加入则影响较小(从7.38％到8.20％)。但他们的平均得分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医院的效率与其财务压力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教学医院的效率要比非教学医院高33.30％。
Rowena(16)(2001年)分别应用了DEA和SFA2种方法对英国医院的成本前沿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证明，2种方法均可以很好地评价医院的效率。但是，2种方法的部分结果略有差异，而造成DEA和SFA评价结果不同的原因：(1)2种方法对异常值的处理方式不同；(2)数据中的随机误差干扰；(3)SFA区分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能力有限。
文献研究结果表明，SFA有如下的几个特点。(1)SFA可以很好地处理数据误差的来源，将其区分成产生低效率的管理误差和随机误差；(2)SFA可以对每个决策单元的前沿进行区分和测量；(3)由于SFA一般是通过回归技术估计参数，建立前沿方程，而这样建立的前沿方程只是将随机误差降到最小的一个平均前沿，对数据不敏感；(4)SFA对决策单元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结果区分能力较弱，一般建议应用SFA测量决策单元的技术效率。
33种方法的结果比较
很多学者将3种方法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如Linna(13)、Rowena(15)等，指出3种方法均可以对同一类型DMU进行效率评价，并且测量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可是由于3种方法的建模思想不同，计算技术不同、所以，模型分析结果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如SFA的可以测量绝对效率，但对配置效率的测量效果不敏感；而DEA则可以很好地测量DMU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但测量结果反映的是相对效率。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果样本的数据质量过关，在研究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使用多种研究分析方法，相互补充，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指导性。
总之，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测量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卫生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卫生服务需要，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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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评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卫生技术评估报告清单；微型卫生技术评估；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
卫生技术评估(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HTA)的定义有很多，传统的卫生技术评估是指评价卫生技术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与社会性[1]。而在2002年，国际卫生技术评估机构网(theIntern-ationalNetworkofAgenciesfor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INAHTA)认为，卫生技术评估是一个多学科的政策分析领域，其评估的内容包括：卫生技术的技术特性、临床安全性、有效性(效能、效果和生存质量)、经济学特性(成本-效果、成本-效益、成本-效用)和社会适应性(社会、法律、论理)，通过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为各层次的决策者提供合理选择卫生技术的科学信息和决策依据，对卫生技术的开发、应用、推广与淘汰实行政策干预，从而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高有限卫生资源的利用质量和效率。
1国内卫生技术评估发展情况
在国家政策和医院制度方面，要求开展评估，以保证采购质量和资金的有效利用。如《医疗器械临床使用安全管理规范(试行)》卫医管发(2010)4号，第七条：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医疗器械采购论证、技术评估和采购管理制度，确保采购的医疗器械符合临床需求。20世纪70年代，HTA起源于美国，之后该理论在全球各国迅速发展，目前已被全世界普遍应用。HTA在医院层面的应用主要有两个思路：①检索全球各机构已的卫生技术评估报告，借鉴相关成熟结论，为决策提供依据；②开展有针对性的卫生技术评估，传统HTA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因此数据的完整性和巨大的工作量对HTA报告的质量和效率形成障碍，不利于医院开展。2005年，丹麦卫生技术评估中心(danishCentreforhealthtechnologyassessment，DACEHTA)首次提出Mini-HTA的概念，该方法主要通过对5个方面的问题评价，进而快速形成评价报告，提高管理效率[2]。利用引文索引方式在PubMed数据库中检索发现，自2005年提出mini-HTA理论后得到大量引用[3-8]。该理论得到不断丰富并评价其报告质量，其文章被引数量如图1所示[9]。
2卫生技术评估报告
目前，获取HTA报告的渠道很多，如各国和各机构的网站等。INAHTA成立于1993年，为非盈利组织，至今已有32个国家的55个机构加入该组织，其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和澳洲。各机构的报告在结构、语言、数据来源等方面不尽相同，为规范报告内容和可追溯性，提高报告的可读性和通用性，INAHTA制定了卫生技术评估报告清单，从基本信息、HTA的必要性、HTA的实施步骤、背景环境以及HTA报告的影响方面作出规范[10]。INAHTA于2007年第二版卫生技术评估报告清单，相比于2003年的第一版，第二版对问题条目进行了适当整合，并且对数据来源和撰写要求进行了补充和细化，增设了评估背景等相关问题。与此同时进一步关注人文关怀、经济性和对评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的深层次考虑[11]。2007版卫生技术评估报告清单见表1。INAHTA通过规范HTA报告内容和结构，使得各机构的报告趋于一致性，可提高报告的可读性。尤其在规范中提出非英文报告应添加英文结论，提高了流通性。该组织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促进应用。
3微型卫生技术评估
传统的HTA评估内容和关注重点主要针对重大疾病负担和需求，往往需要获得大量高质量证据，耗费大量时间。对于需要快速决策但资源有限的医院而言，开展综合性的HTA存在诸多困难，且不符合医院决策的现实需求。可以借鉴DACEHTA提出的mini-HTA方法论，开展适合医院的快速评估。该方法共设计了26个问题，涉及基本情况、技术层面、患者层面、医院层面、经济层面等5个方面，其具体问题见表2。医院在开展Mini-HTA时应遵循的原则：①制定评估问题清单(可参考表2)，同时根据各医院的自身特点对评估清单的项目进行删减，最终形成适合医院的评估清单；②成立评估小组，小组成员构成要包含多个部门，如医院管理层、执行部门、使用科室、相关部门或机构等，以保证评估的质量；③执行评估，形成高质量的Mini-HTA报告，为决策者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随着该理论的不断丰富，国内外多家医院开展相关评估，可以相互借鉴[12-18]。
4实际应用案例
某医院计划采购7台间歇性充气压力装置，针对此项目进行mini-HTA分析。评估内容包括技术特性、临床安全性、临床适应性、临床有效性、经济学特性、社会和伦理适应性6个维度，参与人员包括临床专家；信息科、医保办、设备科等管理专家。评估结果为建议先购买1～2台，再对采购的设备开展卫生技术评估，进而得出是否需继续购买[19]。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健康中心对是否应该使用安全器械，以减少工作人员与血管内注射相关的针刺伤害开展了Mini-HTA。针刺伤是医院工作人员感染风险的重要来源，可导致多种病毒感染，此类伤害的一部分与血管导管的插入有关，使用安全器械可极大降低这种风险。但通过临床效果和成本进行评估，结论为投入过大并不一定能取得显著效果，故不建议采购[20-21]。
5展望
在国家政策和医院制度的要求下，开展卫生技术评估，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资金利用率。医院通过科学化筛选对特定项目开展评估，同时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方式，包括检索国内外卫生技术评估报告、开展HTA或Mini-HTA等。HTA和Mini-HTA的特点不同，故开展评估所消耗的时间差异较大，但要注重报告质量，加强共享。卫生技术评估正逐步发展和完善，开展卫生技术评估的方式有多种渠道，根据项目特点和医院能力可以借鉴国内外成果或自行开展，其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丰富，包含新技术、新设备、耗材等。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卫生技术评估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通过更完善的技术手段，服务医院，最终服务患者。
卫生评估范文第5篇
一、目标
根据《省卫生厅应急能力评估实施方案》及《卫生应急能力评估编制》（以下简称《评估标准》）为标准，通过开展评估，真实反映和检验我县卫生应急能力状况，查找卫生应急能力建设薄弱环节，逐步整改，不断提升卫生应急能力，实现卫生事业“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目标。
二、内容
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体系建设、装备储备、应急队伍、培训演练、宣教科研、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善后评估八个方面。
（一）体系建设。包括卫生应急体系纳入政府和卫生部门规划情况，以及卫生应急经费保障、预案和体制机制建设、完善和指挥与决策系统建设等情况。
（二）装备储备。包括卫生应急装备目录和标准制订、物资调用机制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和管理制度健全等情况。
（三）应急队伍。包括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卫生应急专业队伍建设等情况。
（四）培训演练。包括卫生应急培训中长期规划制订、综合培训演练中心建立和培训演练活动组织等情况。
（五）宣教科研。包括卫生应急宣传教育材料编印、公众知识宣传、志愿者培训、媒体沟通和科研合作等情况。
（六）监测预警。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完善、事件报告和监测工作开展、风险评估机制健全、信息等情况。
（七）应急处置。包括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应急响应启动、事件信息报送、队伍调派、物资调运和事件处置等情况。
（八）善后评估。包括卫生应急处置纳入政府奖惩、补助、抚恤和补偿等制度保障情况，以及卫生应急工作总结和评估制度建立情况。
三、实施步骤
（一）2014年10月20日前，各被检单位成立本单位的工作小组做好自查工作，并就自评中发现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方案。将本地、本单位自评结果材料（文字版+电子版）报县卫生局应急办。自评结果材料包括《评估标准》各项得分详细情况、自评报告。
（二）2014年10月30日前，县级督导组对各被检单位进行第一轮督导，现场将存在问题进行反馈。
（三）2014年11月7日前各受检单位将第一轮督导存在问题整改情况向县卫生局应急办进行报告。
（四）2014年11月8日至11月20日前，县卫生局将适时组织督导组在省督导检查之前再次按照《评估标准》，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抽查单位等方式，进行现场复核。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县直医疗卫生单位要高度重视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工作，将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工作作为提升卫生应急能力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抓手，要指定分管领导负责组织领导，明确相关科室人员责任分工和进度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本单位卫生应急能力评估工作，确保评估工作有效实施。
卫生评估范文第6篇
1.1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设立及人员现状。石河子市现有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15家，其中市动物卫生监督所1家及各团场镇动物卫生监督所14家，共有监督执法人员173人，其中：30岁以下人员有24名，占总人数13.4%；31~45岁人员有55名，占总人数31.7%，46岁以上人员有95名，占总人数54.9%。本科及以上学历49人，占总人数28.3%；大专学历97人，占总人数56%；中专学历23人，占总人数13.3%；高中学历4人，占总人数2.4%（统计截止到2016年3月）。1.2监管对象现状分析。石河子市范围内现有规模养殖场425家、定点屠宰场14家、养殖小区1家、14家宠物诊疗机构。由于团场动物卫生监督所与团兽医站合二为一，没有单独的动物卫生监督人员，只有相对分工是承担部分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石河子市基层团场动物卫生监督所人员都存在人员年龄老化、畜牧兽医后继无人的断层窘境，无法保障基层团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延续和有效开展。同时，当前团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学历较低，执法能力有待尽快提升。石河子市范围内90%的规模养殖场分布在各团各连较偏远处，呈现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等特点。由于面多点广，监管人员每月监督检查一次存在点能跑到但是监管质量无法保障，有的规模养殖场已进畜多日才发现、病死畜禽已处理多日才知道，造成监管滞后，多为发生问题以后才发现。由于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改革不到位，造成现阶段各团在动物卫生监管中存在经费无法保障，运行车辆不足等问题。以上这些存在的问题直接制约了团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开展，造成人员、经费的极大浪费，不能把有限的人力和经费使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2风险评估网格化监管实施的必要性
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分级及网格化监管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动物检疫遵循过程监管、风险控制、区域化和可追溯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依法开展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和网格化监管的法律基石。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分级与网格化管理其目的在于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中的监管的各种现象进行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划分等级，根据划分等级情况在进行网格化监管，做到责任到人的工作，为动物卫生监督提供技术支持。只有进行了风险评估等级划分才能开展网格化监管才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使用在动物卫生监督最需要地方。
3风险评估网格化管理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3.1动物卫生监督风险评估机制的建立。运用石河子市智慧畜牧大平台数据，以团场为单位划分片区，以各养殖场为点建立相关坐标点，系统初始默认各团各场的风险等级为100分，根据免疫、检疫、监督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评判，分值逐步降低。3.2风险评估标准的制度。根据智慧畜牧大平台建设的相关项目，结合动物卫生监督检查规范，由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动物疫病防控部门与各行业技术专家一起制定智慧畜牧大平台中各项监督检查项目，并根据实际情况对风险评估进行调整。3.3风险评估等级划分。根据相关动物疫控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综合评判，计分采用百分制，80分及以上判定为A级即风险较低采用绿色标注；80-60分判定为B级即风险一般采用蓝色标注；60分及以下判定为C级，即高风险采用红色标注。借助智慧畜牧平台，在平台上以颜色进行风险评估的标示，建立电子档案管理，实现档案电子化管理。3.险评估主要方法。3.4.1初次建立风险评估等级初始由智慧畜牧平台默认为100分。3.4.2定期开展风险评估监督检查。根据风险评估等级划分，针对各风险等级内的企业由各团动物卫生监督所进行风险评估监督考核，根据当前风险评估结果采取监督检查、抽查、群众举报、舆情曝光问题、周边动物疫情形式等方式方法进行调查，根据制定的智慧动监网络平台进行监督打分，对各个规模养殖场进行等级的动态调整。3.5网格化管理。基于风险评估等级划分后确立的等级，开展市、团动物卫生监督所划分网格化管理，团场动物卫生监督所首先对管辖区域内监管企业根据等级划分责任到人，高风险企业必须由各个团动物卫生监督所领导负责亲自主抓。同时团动物卫生监督所主要领导作为总负责为该辖区内网格化负责人。市动物卫生监督所依据各团风险等级划分综合考量后制定所领导总负责，科室相关人员具体负责到团，直接督促高风险企业落实整改责任。
4结论
风险评估等级划分、网格化管理是按照“分级监管、分类推进、随时调整、网格化监管”的工作理念，做到运用信息化，大数据平台为依据，结合专家组的风险评估汇总等级划分，从而进行网格化监管，实现“重点监管、系统预防”的监督执法模式。通过风险评估等级划分网格化监管模式的运用，有效识别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中高风险环节和对象，将其做为关键风险点，针对性地调配执法资源，进行风险控制，使有限的执法资源发挥最大的风险防范作用，从而降低动物疫病发生和动物产品安全监管风险，达到科学防控动物疫病、有限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目的。
卫生评估范文第7篇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采用分层随机方法抽取海南省东、中、西部各6个乡镇卫生院共62名学员为调查对象，通过个人访谈、小组讨论、问卷调查、理论试卷考核和临床实践考核等方式获取评估资料。调查对象中参与问卷调查者62名，参与理论考核者51名，参与临床实践考核者29名，参与访谈或小组讨论者41名。理论试卷为评估组根据培训班次自拟，均为选择题，试卷的卷面分值100分。临床考核为评估组根据基层医务人员需要的技能分类拟定了考核标准，分别为门诊病历分析与书写、体格检查、心电图检查、测生命体征、打结与拆线操作、换药操作、全科医疗病例综合分析和处理、医患沟通和接诊能力等8项，并给每项考核标准拟定了评分细则，每项考核总分10分，由评估组聘请的长期从事基层临床医疗工作的专家在现场对学员进行测试，由于时间有限，专家根据情况随机从8项考核标准中抽取一项对每位学员进行考核。理论试卷和临床考核标准均由三级甲等医院的相关专家进行审核。另外，评估组还查阅了理论培训负责机构海南省第三卫生学校的相关教学资料对评估资料进行补充。
1.2方法采用KirkPatrick的四层次模型评估法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该模型的4个评估层次是:反应层次、学习层次、行为层次和结果层次〔1，2〕。见表1。该评价模型的具体应用如下:①反应层评估: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受训人员对培训项目的印象，包括对培训科目、教师、设施、方法、内容、自己收获的大小等方面的看法等。②学习层评估:采用自测试卷的形式，测量受训医务人员对医学诊疗原理、技能、态度等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③行为层评估:深入观察受训人员培训后在实际工作中行为的变化，以判断所学知识、技能对实际工作的影响。这个层次的评估包括受训人员的主观感觉、下属和同事对其培训前后行为变化的对比，以及受训人员本人的自评。④效果层的评估:通过居民两周患病率变化来评价。
2结果
2.1反应层评估
2.1.1培训科目设置学员对课程设置的评价表明，认为基本合理的占66.1%，认为非常合理的占33.9%，没有人认为不合理。
2.1.2教学硬件条件教学硬件条件主要包括教学环境和教学设备，培训学员对教学环境和设备的评价以基本满意和非常满意居多。见表2。为了对教学硬件做总体评价，现以表2中四个评价变量即理论课教室环境(X1)、实践基地环境(X2)、理论课教室多媒体设备配备(X3)、实践基地医疗设备条件(X4)满意度构成比为基础数据做模糊评价分析，构建满意度矩阵R如下，第一行为X1满意度构成，即不满意为0%，基本满意为45.16%，非常满意为54.84%，第二行至第四行分别为X2－X4满意度构成。评估认为反映教学环境和设施的四个变量X1－X4权重相同，将4变量权重经归一化处理，可得到指标变量X1－X4的权重矩阵A，A=［0.250.250.250.25］;反映教学环境和设施的总体模糊评价矩阵B可计算如下:模糊评价矩阵B的结果表明，教学硬件条件满意度评价:不满意占0.88%，基本满意占45.64%，非常满意占53.49%。
2.1.3教师及教学过程评价学员对理论培训教师及教学评价从教学态度和教学过程2个大方面(每个方面分若干条目)进行了评分，每条目满分10分，6分及格(勉强合格)。总体上看，各条目评分均在8.5分以上，即各条目均为优秀。学员对临床实践培训老师评价，认为带教老师水平较好和较高者分别占52.60%和45.60%，对于老师在带教中52.60%表示基本满意，有35.10%表示满意。见表3。
2.1.4学员培训效果自我评价培训后，46.80%的学员表示能够理解所学的理论知识，45.20%的学员表示只能部分理解，还有8.10%表示大部分不能理解。在对临床技能的掌握程度上，表示能掌握者35.00%，只能掌握一部分者占58.30%，6.70%表示大部分技能不能掌握。
2.1.5学习态度和出勤绝大多数学员培训的态度认真(63.90%)或者较认真(36.10%)，大部分学员(79.70%)从未缺勤，少部分(20.30%)缺勤次数少于3次，无缺勤次数超过3次者。
2.2学习层评估
2.2.1理论考核卫生院卫生人员理论培训由海南省第三卫校负责，他们在培训前对学员进行摸底考试，培训结束后再次考试。各班次两次考试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除了第三卫校的自我培训考核，项目组也对学员进行考核，检测培训学员对医疗诊治原理、技能、态度等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结果显示，学员理论考核情况不够理想，总体得分中位数是44.0分，最低分14.0分，最高分是80.0分。各班次考核情况看，仅妇产科平均得分数刚刚及格60分，其余班级得分平均不到60分，最低的是超声和检验培训班，平均28分。见表5。
2.2.2临床技能面试考核原则上，每位参与评估理论考核的学员都需接受临床技能面试考核，由于实际操作情况，比如学员较忙、不配合、评估行程紧等，未能对每位学员做临床实践考核。该次评估从51名参与理论考核的学员中，实践考核了29名学员。学员考核得分中位数为8.84分，各考核项目得分中位数均在8分以上。从学员专业的角度分析，各专业得分中位数也均在8.5分以上。见表6、表7。
2.3行为层评估这个层次的评估主要包括受训人员的主观感觉、领导和同事对其评价，以及学员本人的自评。评估方法为问卷调查法。
2.3.1学员的自我评价65.00%卫生院学员表示培训后自己的收获很大，35.00%的学员表示收获一般。在问及“培训的收获”时，45.90%的学员表示在“临床思维”方面有所提高，62.30%的学员表示在“理论知识”方面有所提高，68.90%的学员表示在“临床技能”方面有所提高，还有39.30%的学员表示在“医患沟通技巧”方面有提高。
2.3.2领导和同事对学员的评价采用问卷打分法调查了学员所属乡镇卫生院的领导和同事对学员的评价情况。问卷有8项指标，每个指标评分满分10分，6分为及格。调查对象按照评价指标，根据学员培训后在单位的表现情况进行逐项评分。见表8。为了得出领导及同事对学员的综合评分，在对变量n1～n8进行综合评分时，应考虑各变量的权重，该次评估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见表9。综合考虑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只取因子Z1和Z2，两因子累计贡献率为74.92%，Z1和Z2因子权重分别为各自贡献率占两者累积贡献率的比，即Z1权重ω1=0.6392/(0.6392+0.1100)=0.8532，Z2权重ω2=0.1100/(0.6392+0.1100)=0.1468。由于因子载荷反映了因子对于指标的贡献，即指标在因子上的权重，令因子载荷为F，因子权重ω，则指标权系数，对β做归一化处理，可得到指标最终权重W=β/∑β。各指标权重为W，则综合评分S=n1*w1+n2*w2+……n8*w8。见表10。全部评价主体(领导和同事)对学员综合评价分数平均为(8.61±0.87)分。领导对学员综合评分均分为(8.39±0.25)分，同事对学员综合评分均分为(8.67±0.13)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102)，既两者对学员的评价相同。各评价项目领导和同事对学员评价分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综上所述，领导和同事对学员的评分均在8.3分以上。不同地区对于学员的综合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1577)。见表11、表12。
2.4效果层评估项目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基础医务人员的诊疗能力，提高居民的认可率，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最终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故采用居民的健康水平改变来评价项目的培训效果，评估组在进行培训评估前对海南农村地区居民健康现状进行了基线调查，资料显示居民两周患病率为20.72%，培训项目结束后评估组再次对居民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两周患病率为20.2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13)。
3讨论
卫生评估范文第8篇
1调研指标与样本分布
调研立足于卫生公平价值理念系统的四要素,结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选取了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公共卫生项目覆盖率、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医疗卫生服务地区差异、新农合实施效果等指标,作为考察的变量,以揭示浙江农村区域性卫生公平差异。调研运用了5点级的“语义差别满意量表”来测评浙江农民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以此作为差异分析和对策优化的切入点。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调研以2008年浙江人均GDP(42214元)为标准,将全省11市分为1~4类地区(1类地区含杭州、宁波市;2类地区含绍兴、舟山、嘉兴市;3类地区含湖州、台州、金华、温州市;4类地区含衢州、丽水市),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36个县(市、区),发放问卷144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8份,有效率为72.1%。
2数据统计与问题分析
2.1农村基层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农民总体满意度较低自2003年以来,浙江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布局结构,逐步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截至2007年底,全省有乡镇卫生院1671个,卫生人员5.4万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6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室)6319个,社区责任医生3.1万人,农村基层卫生设施和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2]但是,相对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而言,浙江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乡镇每千人医院数为0.0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为0.17、社区责任医生数为0.91,村级医疗资源及水平更为有限。调查显示,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率仅为13.2%(见表1)。分地区而言,嘉兴、绍兴、舟山、湖州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较高,衢州、丽水、宁波、台州地区次之,杭州、温州、金华地区较低。受经济发展程度影响,1、2类地区农民预期购买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显著高于3、4类地区。2类地区农民对“医疗费用”、“医疗技术”、“医疗服务态度”等指标的满意率均居全省后列,其中,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和使用质量矛盾较为突出。3类地区医疗费用最低,与该地区“应就医而未就医”比重较高相关。4类地区的医疗可得性受交通不便、耗时较长等因素影响十分显著。此外,造成2、4类地区满意率急降的原因在于部分地区的异常偏离,如2类地区中的绍兴、舟山和4类地区中的丽水,上述地区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浙江农村三大类12项公共卫生项目达标率为91.2%,县、乡(镇)级卫生监督网络逐步完善。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社区责任医生的满意率为72.6%和78.2%。其中,除2类地区的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均值2.8和3.4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指标均低于全省均值,尤其是3类地区两项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1.0和2.1个百分点,为全省满意率最低的地区。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农民基本卫生常识知晓率为71.6%,2类、1类地区分别高于全省均值2.3和1.0个百分点,3类、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1.3和1.8个百分点;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为81.3%,1、4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3.1和1.0个百分点,而2、3类地区则落后0.2和1.9个百分点;全省60岁以上老人体检建档率为82.9%,1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0.7个百分点,而2、3、4类地区分别落后0.4、0.1和0.1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满意率为24.1%,主要问题集中在污水乱排(64.2%)、垃圾乱扔(61.3%)、饮水不卫生(28.7%)等领域。分地区而言,1~4类地区分别为26.3%、25.9%、22.8%、22.6%,呈明显的梯度特征。
2.2农民就医习惯不够理性,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调查显示,农民应就医而未就医比例为59.4%。其中,2类地区农民选择“小病不治”、“自己买药”方式的比重最高,就医可能性最低;1类地区农民主动就医率最高,3类地区最低;4类地区农民因医药费用过高而放弃对大病治疗的比重为全省均值的2.9倍,突显了医疗救助在该类地区的“网底”功能有待强化(见表2)。在就诊地选择上,农民患“一般病”时,选择县(市、区)医院就诊率偏高,一方面增加县市级医疗机构医疗负担和农民医疗支出,另一方面导致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业务量下降,影响基层卫生资源运转和发展,抑制农民就医可能性。分地区而言,1类地区农民选择县市级医院的比例高于全省均值4.5个百分点,而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7.1个百分点。受各类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影响,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四地的常见病患者在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3区域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差异显著,均等化程度较低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影响,浙江农村医疗服务供给的地区差异较大。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县(市)级一般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占总额比重的均值为6.1%,各市之间变异系数(CV)为0.13,地区差异相对较小。但是,受各县(市)财政总量和人口基数差异的影响,各县(市)医疗卫生支出总额和人均支出差异系数则高达0.51和0.47。以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例,1类地区指标(杭州181.0、宁波233.3)显著高于全省均值(140.7),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强;2类地区中的舟山高于全省均值,嘉兴、绍兴与全省均值持平,供给能力随之下降;4类地区中的丽水与全省均值持平,衢州(114.1)人均指标低于全省均值18.9%,供给能力较弱。3类地区中的湖州、金华与全省均值持平,台州(106.3)、温州(105.1)人均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24.4%和25.3%,实际服务供给能力最弱。[3]更进一步,从均等化角度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各项指标进行比较发现:乡镇卫生院设置率、规范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率、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新农合参与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高(67.3%≤-x≤100%),地区差异较小(CV≤0.20),供给总量较为充裕、地区均等化程度较高;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率、村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与医生配置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等指标的全省均值较低(35.4%≤-x≤65.1%),地区差异相对较大(0.25≤CV≤0.39)。其中,丽水、衢州、金华地区的全部指标,台州、温州地区的村级卫生室与医生配置率、垃圾集中处理率指标,湖州地区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指标均居于全省后列,与嘉兴、宁波、杭州等先进地区差距显著,已成为了制约全省均等化供给的主要因素。
2.4新农合医疗保障能力偏弱,各地区实施效果差异较大目前,浙江新农合参保人数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0%,年人均筹资水平135.9元,住院补偿率达31.2%。通过实施“住院兼顾门诊统筹”模式,参合农民受益面稳步提高。调查显示,农民对新农合满意率为43.6%(见表3)。在不满意归因中,由于新农合强调县级大病医疗统筹,容易产生受益面小、补偿率低的弊端。门诊统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受益面,但补偿率有待提升。在服务效率上,47.3%的农民认为“先付款后报销”手续应简化为“窗口报销”、“即时结报”等简便办法。47.2%的农民认为由于缺乏有效的费用监控制度,存在着“定点医院收费高”等问题。“定点医疗机构较少”、“外出务工人员异地就诊报销不方便”等问题需要加以关注。与此同时,“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新农合筹资机制受地区经济差异和农民支付能力等因素影响,在各个地区的实施效果差异较大。对2007年参合率和筹资水平的分析显示,37个参合率在95%以上的县(市、区)主要集中在宁波、嘉兴、杭州地区;21个参合率介于90~95%的县(市、区)主要分布在2类地区;29个县市区参合率在90%以下,主要集中在温州、台州、丽水地区。[4]90.4元的年度人均筹资水平仅占上年农民纯人均收入的1.2%。其中,最低的衢州地区(61.7元)仅为最高嘉兴地区(131.0元)的47.1%。4类地区中93.3%的县(市、区)人均筹资均介于60~69元,与其他地区差距显著。参合农民住院受益率、门诊受益率的地区差异情况也大抵相似。总体而言,新农合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总体保障能力偏弱。
3对策与建议
3.1优化投入机制,加强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当前,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经费来自于各级政府依据国家规定的常规性投入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在公共卫生服务业务经费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完善投入机制的首要路径是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增长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倾斜。[5]为此,新近出台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投入8500亿的增量主要是用于改善医疗资源配置和服务不均等,并进一步强调了投入供方的资金增量的着力点是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建设、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培训等领域。但是,《实施方案》同时也确定了中央和地方4∶6的投入比例,对以地方公共财政为基础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短期内难以消除省域内部地区之间经济水平差异,改善区域性卫生公平性的主要筹资方式应借助省级卫生转移支付。因此,要重点加强省级卫生转移支付或卫生专项补助对3、4类地区的倾斜,尤其是增强其县乡级基层医疗卫生筹资和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各市县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地方均等化。此外,基于付费意愿的测评(即要求农民按付费意愿由强而弱,赋予“医疗卫生服务”1~5的加权分,统计分数之和并求取平均分)显示,农村社区内生型供给的条件日趋成熟,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表现为提及率)也日趋增加(见表4)。根据表4,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付费意愿的全省均值为2.87,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2.83、2.78、2.91、2.89。其中,湖州、舟山、温州地区的付费意愿最为强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社会化供给比率的全省均值为19.5,1~4类地区数值分别为16.8、19.1、21.9、13.5。其中,3类地区的金华、台州的社会化供给率最高。因此,可以在上述合适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村级卫生室服务等特定领域中,运用购买服务、政府补助、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增强卫生筹资能力,扩大服务总量。
3.2尊重区域性需求差异,优化医疗卫生服务结构在卫生资源总量有限的前提下,农村各项医疗卫生服务决策与供给应根据各地区的需求强弱进行轻重缓急的秩序安排,以谋求最大化的有效供给率。基于农民需求意愿的测评(即要求农民基于需求意愿,赋予“医疗卫生服务”1~16的加权分,统计分数之和并求取平均分)显示,浙江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强度均值为6.21,位于“强烈需要”层次(见表5)。聚类分析显示,各地区需求层次有所差异:绍兴、湖州地区位于第一层次,舟山、温州地区位于第二层次,杭州、衢州、台州、金华、宁波地区位于第三层次,丽水、嘉兴地区位于第四层次。因此,有效供给应立足于农民需求,结合地区均等化指标,制订差异性的投放策略,其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针对全省均值较高、地区差异相对较小的指标,应立足地区需求强度,制订相应的优先序列、丰富内涵、提升效率的对策;二是针对全省均值较低、地区差异相对较大的指标,应根据需求强度由高到低的序列,分层次、有阶段、分重点地加以推进。应充分重视高需求强度地区的先导功能,综合运用布局调整、重点扶持等方式,对薄弱地区落后指标(如丽水、衢州、金华的行政村环境卫生整治率、村级(社区)卫生服务站及医生配置率,台州、温州的村级卫生室与医生配置率、垃圾集中处理率,湖州的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等)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和促进。上述基本原则的确立,并不着眼于通过平均主义的方式来消除客观存在的区域性差异,而是基于卫生公平理念和均等化的分配原则,旨在通过卫生资源配置优先权的方法来控制和缩小区域性的卫生公平差距,其本质也是一个伦理价值选择的过程。[6]
3.3健全新农合制度,强化基本医疗保障机制强化基本医疗保障能力的重点在于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在稳定并逐步提高现有参合率的基础上,按不同标准对不同经济地区实施补助,建立与农民收入增长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筹资增长机制,稳步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并适当控制1~4类地区间的人均筹资差异。二是加强符合本省(市、县)实际的合作医疗补偿方案的科学测算和研究,扩大合作医疗的受益面,同时要避免各市县之间补偿方案差别扩大。各地区应根据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药物目录》,认真研究重大疾病的补偿办法,扩大对慢性病等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费用补偿的病种范围,及时调整补偿方案,降低起付线,提高封顶线和报销比例,尤其是不断完善“住院统筹为主、兼顾门诊统筹”的补偿模式,合理确定补偿的分段和比例,并适当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层医疗机构的门诊补偿比例,积极鼓励、引导农民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切实提高参合农民的实际补偿率。三是注重新农合与农村公共卫生、农民健康体检、农村医疗救助等工作的结合,促进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还应积极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妥善解决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
卫生评估范文第9篇
2009年8月18日，卫生部等9部委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的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浙江省和山东省第一批试点机构分别于2010年2月25日和2010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本文抽取两省部分试点县区，具体分析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情况。
一、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期预评估调查。浙江省以杭州、绍兴两市各3个区县的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样本，收集了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同时使用、同规格剂型药品的销售情况；并随机收取2009年8月21-30日和2010年8月21-30日的门诊处方每日10张。山东省以日照市苣县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样本，收集了2009年6月、2010年6月和2011年6月同时使用、同规格剂型药品的销售情况。所有数据以2009年为基年。剔除数据有误、基本信息不全的调查表，最后得到山东省14个有效样本；浙江省76个有效样本，处方15028张（2009年7519张、2010年7509张），其中男性7446人，女性7582人，平均年龄43.4岁。
2.研究方法
评价分析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药品销售情况、合理用药情况。销售指标包括销售额、销售量及价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合理用药国际网络（WHO-INRUD）公布的《医疗单位合理用药调研方法与评价指标》[1]，结合处方信息，选取以下处方指标作为合理用药的评价指标：（1）每张处方平均药品种数；（2）每张处方平均国家基本药物（NationalEssentialDrugs，NED）种数；（3）每张处方平均抗菌药物种数；（4）每张处方平均针剂种数；（5）每百张处方使用输液的比例；（6）每百张处方使用激素的比例。以价格变化率为横坐标，其他指标变化率为纵坐标，用四象限法分析价格与各个指标的变化分布及强度。分布用n表示，为落在该象限的样本机构数量。当纵坐标为销售量和NED品种指标的变化率时，阳性结果为第二象限；当纵坐标为药品、抗菌素、针剂、输液和激素指标的变化率时，阳性结果为第三象限。各个象限变化强度用I表示，公式如下：i=姨x2+y2,I=∑iX表示价格变化率，Y表示其他指标变化率，i表示单个样本机构的变化强度，I为该象限的变化强度，表示某象限所有样本机构的变化强度之和。
二、浙江省药品销售和处方行为的分析结果
1.药品销售与处方的总体描述（1）药品销售情况。分别统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NED）、省级基本药物增补目录药品（ProvincialEssentialDrugs，PED）及全部药品的销售情况，结果见表1。与2009年相比，2010年药品价格明显下降，销售额下降幅度较大，最高达39.29%，销售量略微下降，降幅仅1.39%～2.29%。浙江省增补基本药物201种[2]，其价格明显高于NED。（2）处方情况。浙江省平均每张处方的药品种数显著下降，NED种数显著上升，占处方药品种数由2009年的60.39%上升到2010年的83.42%。抗菌药品、针剂、输液和激素的使用均有减少（见表2）。
2.药品价格与销售量、销售额的四象限分析（1）价格与销售量。NED、PED和全部药品均有超过50%的样本落在第二象限（阳性结果），即价格下降、销售量增加的机构最多，变化强度也最大。其中价格下降的机构比例均在80%以上（见表3）。（2）价格与销售额。降低药品价格、增加基本药物使用量分别从不同方向影响销售额的变化，因此难以判定阳性结果。如表3所示，超过60%的样本机构落在第三象限，即价格下降、销售额也下降的机构最多，变化强度也最大，与表1分析结果一致，说明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3.药品价格与处方行为的四象限分析（1）药品种数与基本药物种数分析。药品种数的阳性率达51.32%，强度为11.88，药品种数减少的机药品销售情况2009年2010年变化率（%）NED销售额（元）97531.4459209.44-39.29NED销售量1971619264-2.29NED价格（元）16.3612.60-22.98**PED销售额（元）71706.6459584.57-16.91PED销售量52045132-1.38PED价格（元）29.2624.60-15.93**全部药品销售额（元）168294.57118010.00-29.88全部药品销售量2485224328-2.11全部药品价格（元）21.7918.66-14.36**项目2009年2010年变化率（%）每张处方平均药品种数（种）3.523.24-7.88*每张处方平均NED种数（种）2.132.7127.25**每张处方平均针剂种数（种）1.771.60-9.89每张处方平均抗菌药品种数（种）0.760.71-6.22每百张处方使用输液的比例（%）43.1140.82-2.29百分点**每百张处方使用激素的比例（%）14.5911.58-3.01百分点**表3浙江省药品价格与销售量、销售额的四象限分析结果构占64.47%；NED种数的阳性率达64.86%，变化强度为38.94，远远大于其他象限，NED种数增加的机构占71.62%（见表4）。（2）抗菌药物、针剂、输液、激素的使用分析。抗菌药物、针剂、输液、激素指标的象限分布情况相似，结果略显阳性。针剂和输液第二象限I值大于第三象限，表示药品平均价格下降且针剂和输液使用增加的强度更大，二者在变化强度上的一致可能与“输液是针剂品种的主要给药途径”有关。若单独考虑纵坐标，各个指标的增减分布差别不明显（见表5）。
三、山东省药品销售分析结果
1.总体描述2010年，药品价格降低，销售量大幅上涨，销售额略有下降。可见，基本药物价格下降的同时使用量快速增加。与2009年相比，2011年NED和PED都出现价格与销售额下降、销售量上涨的情况，而全部药品的价格却比2009年高3.16%。可见，非基本药物目录药品价格较高，使用量较大，从而造成全部药品价格的上涨。山东省增补基本药物150种[3]，与浙江省不同的是，山东省PED的价格比NED低（见表6）。
2.药品价格与销售量、销售额的四象限分析(1)价格与销售量。2010年、2011年分别与2009年相比，分布情况较为一致，均出现阳性结果，尤其是PED，阳性率达71.43%，I值为7.98，远远大于其他象限。而2011年与2010年对比，分布阳性则不明显（见表7）。可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贯彻基本药物制度精神，配备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降低了基本药物价格，促进了基本药物使用。(2)价格与销售额。药品价格与销售额变化的四象限分析结果显示（见表8），各年分布不集中，没有规律性。由表6可见，销售额2010年略微下降，2011年各有增减，亦无规律变化。第二象限I值较大，即价格下降，销售额上涨的强度最大。说明价格下降带来的销售量增加对销售额的影响更大。#p#分页标题#e#
四、讨论与分析
1.药品价格整体下降。价格是直接反映制度效果的指标之一，基本药物价格在可支付能力内是人民群众能受益于基本药物政策的前提条件[3]。浙江和山东两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药品价格有不同程度降低，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浙江省级增补药物的价格高于国家基本药物，而山东省级增补药物价格则低于国家基本药物，与两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因此，各省在制定省级基本药物增补目录时，必须结合当地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另外，分析发现山东省药品销售量大幅上涨，而浙江省却轻微下降，但是两省的四象限分析结果一致，均出现第二象限的阳性结果。表明浙江省销量下降大多来自原销量大的机构，而销量增加大多来自原销量小的机构。当平均价格下降时，基本药物的使用量增加。本文对销售量和销售额采用算术平均数计算，而价格则通过销售额赋予权重进行加权平均，削弱低销量高价药的权重，增强高销量低价药的权重，更能真实反映实际价格水平。因此在分析中会出现价格乘销售量不等于销售额的情况及“价格涨、销售量涨、销售额降”的情况。
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收入下降。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前，乡镇卫生院的药品收入比例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80%[4]。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药品收入急剧减少，基本药物政策取得预期效果。然而，“以药养医”现象源于财政拨款不足，如不加大财政投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难以维持生存，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也会面临严重阻碍。
卫生评估范文第10篇
作者：周向红 薛美琴 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本文在梳理以上分析理论和工具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A评估步骤(充分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可能性评估)［5］，并结合水和环境卫生服务在中国农村的供给情况，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1)水和环境卫生服务是否容易获得?主要从时间成本进行评判，包括取水时间为往返厕所耗费时间等。(2)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使用情况如何?主要从设施、服务的质量以及可持续性方面进行评价，涉及问题有饮用水的质量、厕所的质量、以及能否长期使用。(3)水和环境卫生服务能否覆盖目标人群使用。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等。(4)水和环境卫生服务能否产生预期效果?着重从经济、社会、生活质量，以及人的尊严等方面进行评估。陕北黄土高原梁峁丘陵沟壑区。近年来，该地在各级政府、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直致力改变取水难、环境卫生差的状况。2005－2007年间志丹县改厕受益人口28975人、解决饮水人口7540人、全县卫生饮水的普及率达到52．6%，居民生活饮用水4项指标合格率100%。课题组于2009年10－12月随机选取了4个改水改厕项目村———保安镇张沟门村和沙道子村，顺宁镇百草台行政村和保娃沟门村进行了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包括改水改厕前后情况，村民对于改水改厕的满意度情况等。课题组共发放问卷200份，获取有效问卷192份，问卷样本符合正态分布，问卷对比数据均通过卡方检验。访谈采用结构式访谈的形式，共访谈当地村民7人，其中卫生室医生2人，小学教师2人，家庭妇女1人，学生1人，村干部1人。
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获取改水以前，志丹县当地农村的饮用水及生活用水主要是井水以及河水，取水不便，很多农户家庭需要花上大量时间挑水以满足日常饮水及用水需要。改水项目的实施为当地农户取水用水提供了便利，69．1%的问卷调查家庭在改水后，家中有了自来水;不少农户家庭有了自家独立的水井;一些村深水井打造，用水情况有了很大改善。根据陕西志丹县4个改水改厕项目村的问卷统计，改水后，取水时间在10min以内的家庭达到了72．9%，而取水时间在40min以上的家庭仅为0．8%，改水使村民取水时间大为缩短。改厕以前，志丹当地农户家庭使用的厕所主要是简陋的茅厕或是露天的粪坑，70．2%被调查者的家中无独立的厕所。改厕后，被调查者家庭自家有独立厕所的家庭也占到了83．4%，使用无害化卫生厕所的比例达到了72．0%。在访谈以及观察中，课题组成员也了解和观察到，无害化厕所一般都建于房屋的旁边，用厕的便利度相较于以前也大大增加。46．4%被调查者在改水以前往返厕所需的时间在1min以内，15．6%的被调查者在5min以上，改厕后，往返厕所在1min内的比例增加到了59．4%，而需要5min以上的比例降低到了8．3%。因此，水和环境卫生改善工作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品质。水和环境卫生服务使用情况42．4%和38．2%的问卷调查家庭认为“与5年前相比，所在区域的安全饮用水”有“明显改善”和“有一定改善”，改水后，卫生饮水普及，水质改善，这些都是改水受益家庭所深切体会的。在通有自来水的家庭，或是房屋附近有水井的家庭，取水用水都比较方便。但是通过村民访谈，一些村民也反应，虽然取水便利了，饮用水的水质有所保障，但是一些饮用水还存在异味，需要更好地监测。43．1%和41．5%的被调查者认为“与5年前相比，所在区域的厕所状况”有“明显改善”和“有一定改善”。改厕后有顶、有墙、有门、有便池、有粪便处理设施的无害化厕所代替了以前的简陋的茅厕和茅坑。在改厕以前，当地村民顾虑最多的雨天和夜间用厕不便、污水泛滥、臭味弥漫、不小心会掉下茅坑等问题在无害化厕所建立后都基本得到缓解或解决。使用沼气式厕所的家庭一般使用沼气作为做饭的燃料，给生活也带来了便捷。不过，调查中也发现由于生活习惯等原因，一些村民建成的卫生厕所未得到很好利用。三联式厕所维护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成本，这些都妨碍了水和环境卫生设施的后续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前期资金的浪费。目标人群的使用在问卷调查中，39．47%和48．68%的被调查妇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改水后饮用水状况，30．26%和48．68%的妇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改厕后厕所环境卫生条件，比例远远高于“不满意”的情况，问卷调查的女性对于饮用水和改厕的满意度达到了88．16%和78．95%，比男性对改水和改厕的满意度86．84%和77．88%还要高。同时，3．8%的被调查者认为改水之后“孩子上学方便”，21．80%的被调查者认为改厕之后“孩子上学比较方便”。在家庭妇女、教师、学生的访谈中了解到，水和环境的改善，对于家庭妇女，家务劳动变得轻松，用厕隐秘性得到保障;对于孩子，学校饮用水、厕所卫生方面也有了很大改善。从问卷调查以及访谈来看，当地村民、妇女、儿童对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改善都是相当满意的。村容村貌。绝大多数村民认为改水改厕后，村容村貌得到很好改善。61．8%和27．2%的被调查者“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改水改厕项目实施后，村容村貌变得更好了，7．3%被调查者“不太赞同”这一观点，而“不赞同”和“很不赞同”的比例仅仅有3．6%。自豪感。在进一步的问卷调查中，79．4%的被调查者在改水改厕后对于自己的村庄“更加喜欢了”，37．6%和45．5%被调查者认为在改水、改厕后，亲朋好友对自家附近环境给予“很高”和“较高”的评价。环境卫生的改善也促进了村民对家园的认可。肠道疾病控制和预防。29．3%和55．0%的被调查农户认为改水改厕后，自己及家人的肠道疾病有“明显减少”和“有所减少”。在问卷和访谈当地的卫生室的医生中也了解到，改水改厕项目的实施，安全饮用水的普及以及粪便处理的无害化，使水质和卫生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从而使得以饮水传播和蚊虫传播为主的肠道类疾病的发生率大大下降。卫生观念及习惯。在调查自己和周边的人卫生习惯改善方面，38．7%和37．0%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明显改善”，55．5%和56．1%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所改善”，5．8%和6．9%的被调查者认为“和以前一样”，而“比以前差”和“比以前差很多”的比例均为0%。这说明，绝大多数当地村民对于改水改厕项目的实施对于其卫生习惯改善的促进持肯定的态度。但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当地村民一些落后的卫生观念和不良习惯，仍普遍存在，如:有相当一部分村民还是习惯于喝生水，如厕后洗手的习惯并未完全养成。经济促进。32．8%和42．9%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卫生的改善对经济促进“影响很大”和“有一定影响”。对于改水、改厕后，收入是否有明显好转，30．2%的被调查者认为“有明显好转”，56．6%认为“有好转”，而“比以前差”和“比以前差很多”的比例都为0%。对于改水改厕后村里投资增加的情况，19．8%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很大增加”，27．8%认为“有一定增加”，9．6%认为“增加很小”，25．1%认为“没有变化”，17．6%选择了“不清楚”。在调查及访谈中了解到，虽然一些村的蔬菜大棚经济、旅游业、蓄养业的发展与改水改厕带来的环境卫生的改善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村民对于改水改厕对经济促进作用及带来的机遇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
农村改水改厕推进使农民对于水和环境卫生的服务更容易获取，水质和厕所卫生状况得到良好的改善，妇女儿童等焦点人群对于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使用的满意度提升。同时，水和环境卫生服务提供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水和环境卫生的现状不断改善，农民对于水和环境卫生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不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改水改厕维护工作、农民意识等方面。结合问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材料，课题组认为志丹在今后的改水改厕项目的推进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其一，改水改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应在继续推进改水改厕项目的同时，强调部门之间联动、精简服务供给环节、推进饮用水监测体系的建设、加强改水改厕工程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率。其二，加强卫生宣传与教育促进。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水和环境卫生，在改善过程中不仅能直接减少与水有关的疾病、减少劳动交易时间。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方法鼓励群众更积极主动参与到改水改厕项目中，使改水改厕项目成为转变农民健康认知、促进农民公共参与、转变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