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学范文
时间：2023-03-18 19:09:50
卫生法学范文第1篇
卫生法学教学目的是通过卫生法学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卫生法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主要的卫生法律制度，树立依法行医、规范行医的意识，能够根据现行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预防医疗纠纷，并能够依法恰当化解医疗实践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的卫生法理念。学生要掌握卫生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以及卫生法的基本作用，培养学生对卫生法的基本理念。卫生法是实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通过卫生立法，有效地保障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上跨国界的世界性问题。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卫生法学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完整、系统和全方位的卫生法理念。
2．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学生要掌握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中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的权利与义务，熟悉执业医师管理法律制度、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等，能够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治医疗纠纷、恰当处理医疗纠纷这些基本知识。但由于目前卫生法学的教材及相关资料在这些基本知识内容上非常缺失，学生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时，应将具体卫生法律制度与立法背景相结合。由于时间、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深入了解立法的不同背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学的法律内容和基本知识。
3．培养学生卫生法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如前所述，卫生法学是一门由医学、卫生学和法学交叉的学科。卫生法既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应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而有别于其他法律。因此，对卫生法学的研究，其方法不仅仅限于法学的一些基本方法，还要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卫生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自身特点。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主要通过文献查阅、历史研究、法解释学、实证研究、社会学、比较研究，以及经济学等方法进行研究。
二、卫生法学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卫生法学应着重处理好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等问题。
1．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内容方面，掌握好教材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掌握好教材内容，首先要选一门好教材，其次，要熟练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做到“懂、透、化”。然而，我国卫生法学理论基础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现有的教材及相关资料非常稀缺。目前，卫生法学主要以我国现行与医疗机构关系密切的卫生法律制度为研究内容，系统讲述执业医师法律制度、执业护士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国境卫生检疫检验法律制度、医学科研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这些内容大多数从卫生法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问题，而很少看到从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探讨的角度去理解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内容。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背景。在卫生法中对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理论同样也离不开立法者立法时的人文关怀。因此，在卫生法理论教学中应当在全面考虑法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透彻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2．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如前所述，卫生法是一门社会法，是解决卫生方面社会问题的法学专业学科。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宗旨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而目前，现有大部分教材中关于卫生法的内容仅限于基础知识为授课内容。在进行卫生法学的教学中，仅仅传授理论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卫生法的教学内容应更贴近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因此，在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根据讲解的基础知识点加入相应的实证材料、生动事例进行补充和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卫生法学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卫生法学应采用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1．实践教学。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卫生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实践教学对卫生法学课程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辅教学方法。通过实践教学运用，可以更好地
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探究事实、梳理认识的过程，起到更直观和客观的效果。使其对卫生法学的知识了解得更为深入和透彻。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教学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有关卫生法的社会调查研究，针对卫生方面的某一事件、某一问题、某一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卫生法案件庭审、参与卫生法科研项目以及参加一些卫生法律咨询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可充分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2．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当时主要是用于商业管理。通过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而卫生法学案例教学法就是把案例教学运用到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教师以卫生法学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案例教学的一系列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教学方法。在法学课程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辅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有其特有的优势。同样，传统、单一、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卫生法学的教学发展，而将案例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理论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师讲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循循善导。通过教师的讲解，可以使讲授的知识内容体系更为完整，授课进程更易于把握。因此，教师讲解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但是，教师在讲解时要注意讲课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例如：使用漂亮的PPT课件、播放相关新闻、实例视频、使用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方式。
4．学生互动。教学过程虽然是“教”与“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学”与“问”，“问”与“答”，了解、掌握知识和探讨问题、启发思想的过程。因此，老师提出问题与学生互动是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在学生互动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已经不是一个操控者，而是一个与学生平等探讨问题的学者。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激发出他们思想的火花。具体方式包括研讨式（Seminar）的授课方法和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法等。
卫生法学范文第2篇
1.1卫生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是教育思想的核心。当今世界法律文化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无不针对法学学生确立了明确的定位和培养目标。美国的法学教育定位非常明确，即职业化教育，培养实践型法律人才。根据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他们将法学学生定位在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一体，但偏重职业教育。欧洲大陆国家则采取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并重的定位。根据我国的教育传统，我们不能单一地将卫生法学教育定位为通识教育，或者定位为职业教育，而应当将两种教育融为一体，培养卫生法学领域的应用型人才。总的来说，卫生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医学基础知识，兼有医学、法学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按照法学本科培养规格培养，相比较于普通法学院校，医学教育是特色。因此，在明确总体培养目标的前提下，需要细化培养目标。卫生法学专业在本质上是医学和法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所培养的是医学和法学知识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根据社会和学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的发展，考虑学校现有条件和能力逐步地进行。所以各高校应结合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和学校现有的条件和能力，细化专业培养目标，凸显学校自身的特色教育。
1.2卫生法学专业的职业选择根据社会对医药卫生领域高层次、专门法律人才的需求，卫生法学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拥有医学和法学复合知识，是专门服务于卫生系统的。通过对我校实际情况以及兄弟医学院校进行调研，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主要是分布于以下几个方向：
（1）继续深造。随着就业压力的逐年增大，继续深造提升自身竞争力已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尤其是卫生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本科学习是在有限时间内学习2个专业的复合知识，很多学生认为自己的基础知识掌握尚不足，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有必要进一步学习深造。
（2）预防和处理医疗纠纷。近年来，医疗纠纷已经是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该领域亟需专业人士去有效化解冲突和矛盾。但是法院法官缺乏医学知识，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只能依赖鉴定结果，无形中增加了案件解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医方在和患者协商沟通时，也因缺乏专业法律知识，难以有效解决纠纷；现有律师队伍中仅有极少由医疗行业转行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其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所以说，当前高素质的专业卫生法律人才是极其缺乏的。（3）医药卫生事业管理。如卫生行政管理、卫生执法监督、医疗保险或医院管理等。医药卫生事业管理中，其工作人员是否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必要的法学知识，会关系到行政执法及管理效率。譬如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由于其主要是从事卫生行政执法，除少数岗位需要具备较强的医疗专业知识外，更多的是需要其对相关法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4）从事与医无关的一般性法律工作，或从事与法无直接关系的其他工作。卫生法学专业的部分学生在通过司法考试后，会从事与医学无关的相关法律工作；另有部分学生可能会从事如医药行业的营销、策划等与法律无直接关系的工作，等等。
2卫生法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与素质
根据社会需求以及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方向，卫生法学人才应该是既懂医、又懂法的复合型人才。该专业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所获得的能力，应该能满足社会需要，能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自身价值，能够体现职业特性、个体综合素质和社会用人取向的有机统一。具体说来，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应具备以下能力与素质。
2.1专业能力与素质专业培养中应注重对学生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强化，要突出“厚基础”的特点，使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而且注重知识能力的“复合性”，精心设计特色课程体系。现有卫生法学专业多是四年制或五年制的本科教学，与普通法学专业学制大致相同，但所培养出的学生却要拥有复合知识背景，所以，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中应考虑到如何在有限时间内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复合基础知识，足以去应对社会对此类型人才的需求。
2.2人格素质人格素质是多方面的，大学生尚未进入社会，其人格素质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卫生法学专业学生除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之外，还应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良好的心理素质。这就要求高校在专业培养的同时，还要注重塑造学生的人格素质，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人文教育，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以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努力使得所培养的学生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3实务能力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是指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医药卫生知识，针对医疗活动规范管理、医疗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分析，使用法律条文，提出司法建议或参与法律诉讼的能力。其范围主要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交流能力、谈判能力、诉讼能力、调研能力、写作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提出要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化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方法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链接。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卫生法学横跨法学和医学领域，以解决卫生法律实务为主要任务，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之下，卫生法学专业培养更应让学生充分接触和认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和医药卫生法制建设的现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运用法学与医学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真正成长为适应我国社会现实的医药卫生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
3卫生法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卫生法学专业学生所应具备的能力素质应该是综合的，其中人格素质培养和其他专业是和而不同的，总体相同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专业特色；专业能力和其他专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其知识的复合性。在我国法学教育逐渐趋向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之下，卫生法学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所要培养的是以解决卫生法律实务为任务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故卫生法学专业现阶段亟需明确——如何完善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与社会需求、学生职业选择相契合。
3.1课程设置方面专业知识与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知识是能力的基础。课程是学生获得相关专业知识及能力的基本途径，因此，合理的、与时俱进的课程体系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以及基于知识的能力提升，不仅必要且意义重大。在卫生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医学和法学成为卫生法学专业学生学习的两大类主干课程。关于医学类课程的设计，各医学院校有自己不同的做法；而法学类课程的开设，则要必须首先涵盖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所要求的16门核心课程；同时，开设专业方向课程，如卫生法学、卫生法律实务，等等。在医学类课程开设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在2003年开办卫生法学专业之初，就为全校包括卫生法学专业在内的非医类专业搭建了有别于医学专业的医学类课程，包括现代医学基础概论、中医学基础概论、临床医学概论3门专业主干课程，以及若干门选修课程，以期服务于卫生法学等非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当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就非医学类专业而言，其对医学类知识的需求也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因此，如何结合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个性化需求，合理开设医学类课程，而不是医学专业医学类课程的“简版”，是当前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卫生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及人才质量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法学类及专业方向类课程开设方面，我校在原有卫生法学、卫生法律实务等课程基础上，从2009级卫生法学专业学生起，新增加了医事法学（专业主干课）、医疗纠纷非诉律师实务（选修课）、医学新技术与法律（选修课）等专业方向课程；增加了旨在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民商法案例解析（选修课）等课程；在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卫生法律实务4门课程中分别增加了4个学时，专门用于开展模拟法庭活动。
3.2课堂教学方面传统法学教育模式重理论而轻实践，在课堂教学中注重教师讲授，偏重于法学知识的系统性、理论性和逻辑性，甚至形成一种“填鸭式”教育模式，比较而言，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卫生法学专业教育的课堂教学应该在开展理论教学的同时，发展实践教学，以实践教学促进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吸收，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譬如可开展案例教学、开展讨论式教学、模拟法庭等实践教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可以为学生提供模拟医学法律环境，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生动、直观。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学生也能充分认识到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并不是僵硬的法律规则或静态的生化知识，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对现实问题的探索精神，以更进一步掌握相关理论知识。此外，这些活动也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文书写作能力等专业综合能力。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要求决定了在课堂教学中应尽量多的邀请实务部门专家的参与。但如果希望在进行专题讲座的基础上，较为固定地聘请实务部门专家进入课堂讲授相关课程，则仍需要我们进一步在教学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并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3.3实践教学方面实践教学的目的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沟通，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尤其是运用法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新一代卫生法律人才。医学与法学的实践性均很强，且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方向多是从事卫生法律实务，因此加强对该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至关重要。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有暑期实习、毕业实习，临床见习以及第二课堂等。例如：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暑期实习和毕业实习，根据专业特点以及学生可能的职业选择，主要安排学生去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医药卫生行政机关、医院等地方进行实习。其中，一般法律实务的实践，是将学生所学法学知识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契合点；医药卫生法律实务的实践，更是综合地将学生所学到的复合知识和实践紧密结合。在实习过程中，学生会切身参与到具体的实务工作当中，不仅是其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为其今后参加社会工作实践打下了基础，是从学校走到社会的一个过渡适应期。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临床见习，除加深医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外，同时对医院管理规程应有一定程度的接触了解，从而为学生今后从事医院管理、医疗纠纷处理等医药卫生相关法律事务奠定了医学方面的基础。从2009级起，我们在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新的改革尝试，主要包括：①增加了6周阶段性专业实习，组织学生到公检法机关进行实习。为尽可能保证实习效果，我们把专业实习安排在第五学期，避开学生司法考试和考研复习准备的时间段，以使学生专心进行专业实习；②调整了学生临床见习的时间安排，即从原来的第七学期提前到第六学期末，同样避开学生司法考试和考研复习准备的时间段，以使学生专心进行临床实习。实践证明，学生能够比较安心地进行实习和见习，收获较大。但是，相比较而言，临床见习的效果不如阶段性专业实习的效果。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学生毕竟不是医学生，到临床科室感觉“无从下手”；带教老师习惯于带医学生的实习，认为法学专业学生以后也不做医生没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指导实习。因此，如何细化临床见习、有效实施该教学计划，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对于开办卫生法学专业的医学院校而言是一次新的挑战，也是提升自己的发展机遇期。根据社会对医药卫生领域法律人才的需求，卫生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选择方向相对确定。既定的目标和职业方向，要求卫生法学专业在培养学生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相应的实践能力，将该培养过程和职业选择紧密结合，提升学生职业素质，将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真正培养成为医法结合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我们要借助“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建设法学实践教学基地”等措施，逐步解决卫生法学人才培养中遇到的难题，进一步彰显专业特色、形成优势，不断提升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卫生法学范文第3篇
就业意愿和就业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本科生研究性学习的动机[3]。卫生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4年的专业教育，培养出适应我国医疗卫生法制化需要的，系统掌握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法学知识，能在卫生行政机构、医疗机构、法律服务等部门从事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咨询、诉讼和研究工作，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业型法律人才[4]。卫生法学体系的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课程内容与卫生医疗公共政策的交叉性。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卫生法制发展现状表明，卫生法制体系尚处于一个变动不居的“活跃时期”，尤其是在新医改政策背景驱动下，立法需求逐步彰显。可以预见，中国卫生法制未来10年将进入一个比较频繁的“制度生产”周期，其间政策与法律的对话、交流将愈发明显。这需要法律教学能够在理念、内容构造和方法上适应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进程。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卫生法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要掌握比较扎实的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知识，更需要对于医疗卫生行业规范进行深度解读和领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特殊性就要求培养模式和方法与之相适应。实践表明，卫生法学本科生培养定位并非为司法部门输送兼具“医、法”知识的人才，更多的是顺应新医改背景下我国医疗卫生企业、事业单位涉法岗位的用人需求。从就业出路分析，卫生法学所培养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人才，而是能够适应行业法制化发展需求的专门人才。以法律基础知识为依托，熟悉和掌握行业法制建设需要的制度和政策知识，对于“特色化”专业人才的锻造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施教者对卫生法学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特殊性具有清晰的认知。2.3课程资源的制约设置合理卫生法学课程体系，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必要条件之一。卫生法学专业课程设置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医学课程和法学课程的比例到底该是多少，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5]。学界公认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学核心课程偏多,专业相关课程偏少。法学课程除了14门核心课程外。卫生法学特色课程在总课时上并不占优势。因此，在有限的课时资源条件下，开展研究性教学，应当放弃设置一门研究性课程的设想，选择在特色课程教学中因地制宜地开展以文献研究为主导的“基础性”学术训练，将有助于缓解研究性教学与课程资源的严重矛盾，并对重构卫生法学教学模式和内容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2文献研究能力培养的实施途径
2.1明确文献研究的规范
教师作为本科生研究性学习的指导者，应当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传授卫生法律文献的检索策略和具体技能。根据笔者体会，学生文献研究效果不良的主要原因是对于文献研究的规范不够重视或掌握不熟练。这就需要教师适时介绍文献研究的目的、途径和方法，展示相关的实例。有关文献研究规范的设定和，不仅是文献研究教学环节的形式规范问题，其对于突出教师的指导作用，建立学术规范，提高文献研究的质量控制水平等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文献研究规范的内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选题与文献范围的确定；文献总量、类型与量比要求（如：规定至少检索30篇专业文献。其中书籍、期刊论文、其他调查资料、网站等各占1／3）；文献检索方法；分析与归纳技巧；综述写作要领等。实践中，很多学生对法学期刊论文高度关注，却忽视了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网络资源，说明对文献筛选范围过窄。又如，综述写作中常见的问题是，许多学生不是以客观的笔触描述研究现状，叙述风格上“自说自话”，靠“自己想当然来写”。再如，不懂得寻找所在领域权威观点。当与选题相关文献不多时，没有适当放宽范围查找文献，而是以“研究不多”简单做出结论等。这些研究缺陷是可以通过建立相关的研究规范予以克服的。
2.2突出教师的问题意识
学生研究性学习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当突出授课的问题意识，这是确定学生研究选题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教师可以轻视基本知识的传授，而应当是在把知识点讲授与理论、实践前沿介绍有机衔接起来。在强化基础知识基础上，在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结合部”，寻找文献研究的选题突破点。例如，笔者曾尝试在介绍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后，进一步向学生指出，医疗机构法律制度中关于乡村医生、全科医生的制度属于近年来卫生法领域比较前沿的问题，希望同学们比照《执业医师法》的基本制度，对这两个领域进行文献检索，了解国内乃至国外该制度的产生过程、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再如，结合我国新医改政策，笔者曾提示学生从法学的角度研究“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专题。教学实践表明，这对于学生在学好基础课程后把握本领域前沿动态颇有帮助。这也有助于促进偏重法律教义学阐释的课堂教学向注重现实、突出能力训练的风格转换。
2.3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课堂教学
研究性学习不能与课堂教学相割裂，相反地，教师应当注意协调课堂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关系。然而，促使教师转换教学习惯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并没有形成研究性教学的传统，许多课程设置是基于学科的若干主题（而非问题）设置的，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主题为基础的传统学习模式（SubjectBasedLearning，SBL），它与以“问题为中心”(ProblemBased)的研究性学习有着本质区别。此外，受这种模式的惯性影响，许多学科的教材也是以主题为线索编撰的，从而制约研究性教学的效果。基于此，在组织研究性学习前，指导教师必须客观评估现有教学大纲中课程设置安排对学生知识结构的影响。倘若没有必要的知识预备，就不具备研究性学习的必要条件。为此，指导教师需要了解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问题：学生已经学习过哪些课程？授课教师已经讲授的知识点包括哪些？学生的掌握程度如何？在缺乏相关知识储备的情形下，若实施研究性教学，需要进行哪些知识预习？这些知识点能否通过自学方式获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和障碍？相应的解决方案有哪些等等。在卫生法学教学中，在学生修完教育部规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前，通常不宜开始专题性的研究性教学，因为这些研究通常需要比较扎实的知识预备。卫生法学专业课程基本上是在大学3年级开始陆续讲授的，由于医学基础课和法学的大部分核心课程已经授课完毕，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开展研究性学习的基础知识结构。例如，卫生监督执法的研究性教学一般适合安排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课程教学完毕后方为有利。
2.4激励学生有效参与
重视训练、忽略“产出”的文献研究，注定难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国外实践表明，高校通常为学生研究性学习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以便研究成果可以顺利出版和推广。在国内，除了版面费等直接的经费支持措施以外，还可以尝试其他激励措施，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文献研究；鼓励学生组建研究小组实施较大规模的文献研究；鼓励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开展横向的文献交流活动，分享各自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研究体会。可以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尝试把课程期末成绩评定、学位论文撰写、学业评优、考研、保研或就业机会推荐等措施，与学生自主性的参与文献研究的行为表现和成绩衔接起来，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文献研究的内在动力。此外，教师在实施主责的科研项目过程中也可以在文献研究环节适度引入学生参与，借助科研项目主责制、导师制等校内制度资源，建立师生一体化的研究团队，这不仅有助于实现“教学相长”，更可以促进“研”、“学”、“教”的统筹兼顾。
卫生法学范文第4篇
卫生法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受传统教学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卫生法学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没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致使教学效果较差。为弥补理论讲授的不足，各医学院校也尝试了多种教学方法，比如假期实习、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但这些方法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而不能切实提高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1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安排不合理
卫生法学的教学内容以医学和法学并重为教学特色，但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安排上，医学与法学的比重却有着较大差别。一方面，医学院校对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十分重视，一般安排有较长时间的专业实习和临床见习。另一方面，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在医学院校中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医学专业课程的实践教学学时设置相比较存在很大偏差，大部分医学院校没有开设专门的卫生法学实践课程，仅采用一些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法，此种做法并不能体现学科特色。
1.2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资源匮乏
目前，在卫生医学实践教学的场所安排方面，一些医学院校缺乏政法类院校所必备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场所。加之，医学院校对于医学专业的重视程度较高，而对非临床专业的教学在经费投入方面支持力度较低，这就注定了卫生法学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上不会轻易获得学校的高投入，使得医学院校建立的法学实习基地也仅仅是与当地公检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另外，就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师资队伍而言，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和医法专业实践经验的高层次人才较少，目前卫生法学的大部分教师来自于各政法院校的法学专业，其中也不乏非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的开展。
1.3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手段形式化
卫生法学实习原本是学生培养实践技能、提高理论服务于实践的主要教学环节，但基于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的情况，大多数学生对待实习的态度是敷衍了事，只为获取一纸实习证明。加之，学校和实习单位对学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实习其实已流于形式。另外，在实践教学中，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流程为教师讲授—引出案例—学生回答—教师评析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并没有进行讨论前的准备工作，在分析案例时也没有激烈的言辞辩论，只是由教师评析案例后便宣告结束。案例教学法过于注重对法条的解释，缺乏生动性，尤其是缺少对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各种非法条解释问题的演练，而模拟法庭教学法是建立在已知案情基础之上，相关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都事先已确定，仅是审判人员、原被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角色事先已拟定，而且学生早已将模拟法庭的全部过程事先演练多遍并形成了剧本，学生在模拟法庭演练时根本不会遇到真实案件中可能出现的突况，这就无法锻炼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模拟法庭教学法逐渐演变成一场表演剧，致使模拟法庭的功能也逐渐在异化。
2诊所法律教育的特点
诊所法律教育的优势在于着重培养法律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以真正实现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3］。因此，一方面法律诊所可为那些承担不起高额诉讼费的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帮助。另一方面，诊所法律教育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将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融合，这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法学实践教学模式，而且为法律援助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诊所法律教育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亚洲、欧洲和澳洲等很多国家的法学教育中，国外诊所法律教育对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同样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很多法学院校都开展了诊所法律教育。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既包括“训练守法精神”，也包括“扶植法治”。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尝试，对于那些将来走进医疗机构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诊所法律教育所处置的案件具有真实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涉及卫生法的现实情境总是伴随着医疗救助的全过程，案件的复杂性、针对性、现实性较强，即便指导教师面对此情形有时也难以应付。因此，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从另一方面看，学生通过亲自案件、了解案件事实、调查取证和参与庭审，能够快速提高他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力、独立办案能力和法律逻辑推演能力。另外，诊所法律教育也能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以法律专业服务人员的视角观察社会和思考社会，以医生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卫生法与社会、医患权益与社会公正、卫生法与医药卫生事业等新的课程教学内容都体现了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趋向，这将有利于培养人格健全的、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的医学人才。
3诊所法律教育在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3.1诊所法律教育与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契合
卫生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着眼于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即培养具有医法交叉知识，擅长处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服务人才。这一培养目标的实现不仅要依靠课堂理论讲授，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一种法律职业技能和法律思维方式。因此，法律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传授，而是一种法律职业训练。而传统的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论层面的讲授，这种纸上谈兵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来看，它对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具有极大地帮助，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真实案例，并以主体的身份去解决问题，全权负责整个案件，学生通过运用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对调查收集的证据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使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语言沟通能力、司法文书写作能力等都得到了较大地提高。这既克服了案例教学法易被条文化的缺陷，也解决了模拟法庭虚拟化的难题。
3.2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方式已日渐成熟
我国开始启动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00年，当时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等7所高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等4所高校陆续开设了该课程。2002年7月28日，上述11所高校共同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该会目的在于与国内外实施诊所法律教育的院校加强合作交流。截止到2013年7月18日，全国640多所法学院中已有163所加入了该专业委员会。目前，国内著名的法学院几乎都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并在不同院校中开设了各具特色、有所偏重的专业性法律诊所，例如:诉讼法律诊所、弱者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妇女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民事法律诊所、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诊所、公民权利保护法律诊所、刑事法律诊所、环境法律诊所、公益法律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这些富有成效的法律诊所可作为卫生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场所。
3.3诊所法律教育能更好地确保实践教学的效果
卫生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兴医法交叉学科，目前卫生法学教学工作大多由更易获取医疗卫生资源的医学院校承担。由于医学院校向来注重医学生的见习和专业实习工作，而医学院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和支持又是开展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基石。然而，鉴于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中的办学地位，现阶段医学院校对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的支持力度不够，而诊所法律教育实际上是借鉴了医学实践教学的模式，这更易为医学院校所理解和认同。同时，也有利于形成一套独特的卫生法学课程实践教学模式。
4提高诊所法律教育实践教学质量的建议
4.1加强卫生法律诊所基地建设
医院学校，一方面可以积极申请参加“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暨中国卫生法法律诊所专业委员会”，进而以会员的身份接受该专业委员会的指导，以加强与其他医学院校的合作与交流。另一方面，可以利用医学院校教学医院丰富的资源，加强与教学医院医务科等医患服务机构的合作，建立有特色的卫生法律诊所，这样既保证了医疗纠纷案件的来源，又能发挥卫生法学的学科优势，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卫生法律诊所在实施教学功能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因而就其设置模式来看，它可以是附设在校内的内置式，也可以是附设于校外的外置式。内置式可考虑将卫生法律诊所设在模拟法庭，使其起到律师事务所的作用，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模拟法庭会见当事人，提供卫生法律咨询，司法文书等。当学生积累起丰富的办案经验时，还可以代为调查取证和参加庭审，学生承办的案件数量应以1－2件为宜。外置式可考虑加强与一些社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比如当地卫生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法院、社区基层组织、检察院等，将卫生法律诊所附设于上述机构中，以便共同构建卫生法律诊所。
4.2开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
鉴于卫生法律诊所教育实施的现状，医学院校应当增设卫生法律诊所教育课程，明确其课程性质、授课学时、课程学分、开课对象等。可考虑将该课程设置为限定选修课，具体学时可参照各医学院校的教学计划而定。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该课程可以考虑在大三年级的学生中开设。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受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本所限，不能在所有学生中启用诊所法律教育;二是，该课程只有在学生完成了法律和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并基本掌握了医疗卫生法的相关知识，才能真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另外，在课程内容设置方面，应涵盖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目的与意义、卫生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方法、会见当事人的基本流程、律师职业的基本技巧与策略、提供卫生法律咨询的技巧、司法文书的写作、案件前的准备工作、谈判的策略、民事案件的策划方案等内容。在考核方式上，应重点对学生的综合办案能力进行考核，不宜采用传统且机械的纸质笔试结业考试，应当探索出一套科学的、富有人性化的、灵活多变的考核方式。
4.3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卫生法学的教学经费问题是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最大障碍。鉴于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较高投入和卫生法学课程在医学院校办学规模较小的现实情况，医学院校应为诊所法律教育多途径的筹集经费。一方面可积极寻求同类型院校联合办学，以降低办学成本;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求社会组织的支持，如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卫生行政部门、附属医疗机构、妇联、法律援助中心、工会、消费者权益保障协会等建立联系，通过学生的案件工作，既可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在基层地区的开展，又能在锻炼学生办案能力的同时，获取一定的工作报酬。
4.4加强卫生法学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
目前，在卫生法学课程的师资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教师只具备了法学背景或医学背景，具有医法交叉知识背景的教师较少，甚至有些专业教师还没有律师执业资格证书，并缺乏处理医疗卫生纠纷案件的经验，这些因素都制约着诊所法律教育在医学院校的开展。对此，一方面要积极鼓励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外出深造，加深对医法交叉知识的学习，激励教师在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书的基础上，通过外出兼职，提高其实践能力，使其成为教学和实践的双师型教师。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外聘的方式，邀请一些资深的卫生法学专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掌握法律流程运作技能。
4.5建立科学的法律诊所管理制度
法律诊所一旦设置成立，医学院校应当根据卫生法学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法律诊所管理制度，如制定指导教师工作标准及办案流程规范等。因为学生没有社会实践经验，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办理案件，指导教师要增强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明确法律诊所对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预期评估客户的合理期望值，逐渐培养学生办理案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除此之外，为提高法律诊所的实践教学质量，诊所还应当制定诊所法律服务工作流程、司法文书存档管理规范、奖惩措施、办案质量评估体系等制度。
卫生法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卫生法学;教学改革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2010年7月教育部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2020)》提出了:“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医学生的卫生法学教育是培养医学人文素养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但如果教师一味采取传统的“说书”式的灌入教学，课堂难免显得枯燥乏味。久而久之，不但学生的兴趣会淡然无存，卫生法教育的基本的目的也难以达到。为了打破传统式教学的禁锢，充分做到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有机结合。我们有必要进行参与式教学方法探索。
一、卫生法学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的三个方面
(1)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缺乏主动性。(2)教学目标狭隘，忽视知识运用。(3)评价方式传统，考核内容片面。
二、卫生法学课程运用参与式教学法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课堂活力，提高教学质量
卫生法学教育是医学人文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因为目前该课程在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总学时中所占比例较小，传统教学方式单一，部分学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兴趣。参与式教学打破了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树立“以学生为本”冉争教学理念，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封闭的、机械的教学模式，从传统的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的“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改变学生对卫生法学课程枯燥无味的印象，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增强课堂活力，提高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知识的学习不是为了储存，而是为了运用。卫生法学课程的教学，不仅要使学生知法、懂法，培养学生自觉守法的意识，更要增强学生的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参与式的教学方法，摒弃了“满堂灌”“填鸭式”等低效的、落后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活动教学，注重学生参与。在教学中，我们可以让学生迈出教室，走进医院，与律师一起参与医疗纠纷的处理实务，见证法律知识的实践运用，切实体会到法律的内涵，学会如何将之“见乎行”。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将书本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在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开阔了视野，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有利于促进教学相长，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在传统卫生法学教学中，师生关系常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对教师要心存敬畏，这种权力结构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和沟通。而参与式教学，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和谐、平等民主的课堂环境。教师不只是“教”，在学生展示过程中，也是一个学习者。同时，教师在卫生法学课中也不再只是信息的提供者和答案的者，还是学生的组织者、引导者和调控者。
三、参与式教学在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实践途径
(一)调整传统教学结构，运用多元教学方法目前，湖南中医药大学针对中医学专业的卫生法学课程安排32个学时。在内容的安排上，我们选取了与医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八个部分进行教学。教学方法上，坚持以教师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为主。主要形式包括案例讨论、翻转课堂、情景教学等。
1．案例讨论，案例讨论法是指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学生围绕某一案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以求得正确理解和认知的教学方法。整个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案例讨论的方式是运用的最多的。例如教师在讲解“病历的证据效力”时，以“医疗机构封存病历档案袋破损”案例为导入，将学生快速带入学习情境。待教师对病历作成、查复、封存、保存等相关进行详细讲解之后，引导学生回到导入案例，结合具体的法条分析案例，最终得出结论。这种方式让学生有了一个从思考到学习再到运用的过程，让知识在学生脑海里开始了跳跃。
2．情景教学，情境教学法是一种直观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师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引入或创设与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相适应的教学情境，将学生引领到某种特定的场合与氛围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使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掌握所学知识，从而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教学实效。卫生法学的授课对象绝大部分是医学生，他们以后都将走上医师的岗位。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将听课的学生假设为案例中的角色，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如在讲述“知情同意规则”时，我们假设学生是在某医院急诊科的实习生，实习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危急患者，让学生以当事者的身份做出选择。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不再认为所讲的知识与自己毫无联系，反而是息息相关。
3．翻转课堂。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课前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完成知识的学习，而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的帮助与同学的协助下完成的教学过程。在“传染病防治法”的教学中，我们就采取这种翻转课堂的形式，课前安排学生观看教学视频，并结合书本教学内容完成教师事先布置的案例分析。课堂上，教师对知识点的梳理后，提出关于《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精神等问题。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后，请学生进行解答。
4．探究式学习。探究式教学法是指学生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教师交给学生一些问题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阅读、分析等途径自行思考、独立探究，自主发现并掌握相关原理与结论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在我们的教学内容上，有一部分是“刑法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调整”，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刑法概述及20个与医药领域相关的罪名。在教师讲授完刑法相关基础知识后，教师与学生进行角色互换，学生承担起讲授20个罪名责任。学生的讲授其实是课前研究的一个成果展示。课前，学生在根据教师提出了5个问题选取一类罪名进行研究。学生将研究的成果做成PPT后，到课堂上选取一个罪名与其他同学及老师分享。在分享过程中，小老师们要接受台下“学生”的提问。通过探究式学习，学生不仅获取了知识，而且经历了发现知识的过程。教学上也达到了“授人以渔”的效果。
(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参与式教学只停留于在课内还不够，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也应是“卫生法学”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教学，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活动。它通常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以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总体素质全面发展为主要目的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①。在“卫生法学”课程中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提高学生分析、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情感意志的培养。在卫生法课程的“医疗损害处理法律制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模拟法庭的实践方式进行教学。在教师对医疗损害的法律制度进行讲解后，以真实案件为原型，根据课堂需要，由任课老师将案件情况按照各当事人掌握的不同信息进行加工分类。然后，老师在课堂上将学生分为审判组、原告组和被告组。在给各组成员进行角色定位之后，各成员各司其职。待原、被告组准备好证据目录、法庭辩论阶段等材料后，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程序，在审判组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侵权责任法》为依据展开辩论。最终由审判组的成员根据现场辩论的情况做出判决。这种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将知识运用与实践，也让学生感受到了司法审判过程的魅力。
(三)完善考核制度，形成科学的评价体系
考核是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不仅是考查学生知识和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教学信息反馈和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标和原则，利用可行的评价方法对教学过程和预期达到的效果给予的价值判断，既是教学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反映，也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完善的考核制度和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对教学目标的实现与学生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参与式教学在卫生法学课程中的开展，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结合的考评制度。参与式教学重在学生的参与，学生的热情将直接影响到课程的参与程度，所以我们将课程中涉及到学生参与的部分都纳入了成绩的考评制度。我们设定的评价体系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课堂表现、研究成果、成果展示、期末考试。其中课堂表现占比30%，研究成果占比25%，成果展示占比15%，期末考试占比30%。课堂表现包括课堂回答问题以及课堂提问等多种参与课堂的形式。研究成果主要指的是探究式学习中，学生针对自身选取的内容进行研究所做成的课件。在对课件进行评价时，不仅考虑课件的内容，也要考虑课件的效果。除了完善教师对学生的成绩评价体系外，我们还建立了学生对教师以及课程参与式教学的评价机制。这一评价的开展主要以问卷的形式开展。对调研问卷进行详细的分析，有利于卫生法学课程参与式教学改革的继续开展。
卫生法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卫生法学；中职教育；课程设置；医患纠纷；建议
健康是人类的首要福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生命健康权益的提升，一方面，卫生知识及其研究成果的运用促进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产生；另一方面，卫生科学的发展使得法律思想受到了影响和启迪，卫生法应运而生，逐渐从原有的法律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快速和不断加强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生态环境、卫生状况等关系到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才能让人类的生命健康得到保护，建立一个健全的全球卫生法律制度也就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开设了这方面的教学课程和学术交流。
一、卫生法与卫生法学
卫生法是调整保护人体生命健康权益并规范人体生命健康相关活动和行为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医疗卫生相关的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新的医疗技术、药品临床应用、医疗卫生管理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卫生立法的涌现，卫生法学也就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而产生。
二、《卫生法学》课程的地位与现状
卫生法学是研究卫生法这一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新兴的部门法学，其内容包括法律基础、卫生法基础、公共卫生相关法律制度、卫生从业人员执业法律制度、医疗卫生管理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卫生法律法规知识是医疗卫生人员执业资格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为例，考试大纲已将卫生法律法规列入考试内容，考点能力的要求也逐年有所提高，且将卫生法规融入卫生伦理学、医院管理制度等相关专业试题中考察。尽管认识到卫生法学知识的重要性，但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中职医学院校的学生对资格考试中因卫生法规部分所占考查分值比重低而存在轻视现象；法制观念的落后使得许多中职医学院校仍没有开设《卫生法学》课程；部分中职医学院校开设《卫生法学》课程后未聘请专业法律教师深入讲授课程内容；《卫生法学》授课内容多局限于理论，教学方法落后，未深入探究与临床专业课程、法律实践相结合等。整体来看，当前卫生法学的教育远不足以跟紧临床执业法律知识的脚步。
三、《卫生法学》课程在中职医学院校开设的重要性
（一）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面临着诸如公共卫生、市场经济、新旧知识更替、自然灾害等挑战，人类对于生命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需要法律机制来约束、规范卫生行为，卫生事业的发展需要纳入到法治管理的轨道才能更好地协调卫生社会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二）课堂教学对医学院校学生“依法行医”观念的养成至关重要
医疗行为具有慎独性，“慎独”出自《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其意为有道之人在无监督的独立工作环境下，不做利己损人之事。医疗行为者往往有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故而慎独是对医疗服务者的一种较高的道德要求。在校阶段是培养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时期，通过《卫生法学》课程的学习，熟悉掌握医疗诊疗规范与常规，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卫生法律法规的认同，同时对医疗行为有更正确的认识，养成依法行医的观念。
（三）有助于医学院校学生对医疗纠纷的正确认识和处理
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因为对医生的治疗建议产生误解，为发泄不满闯入医生办公室，用刀砍向风湿免疫科的医务人员和实习学生，造成一死三伤。这一事件除了直接导致数位医生死伤以外，对广大医务人员和医学院校在校学生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通过对卫生法的学习使得医学院校的学生能够对医疗纠纷有正确充分的认识，一方面可以改变学生对医疗纠纷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有助于事后正确处理医疗纠纷。
四、对《卫生法学》课程开设和教学的建议
（一）开设相关课程
为了巩固《卫生法学》的课程地位，建议未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的中职医学院校重视其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作用，尽早开设相关课程；已开设《卫生法学》课程的中职医学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计划时，将《卫生法学》放置于基础专业课程的同等位置，适当增加理论与实践的学时。
（二）改革教学方法
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实践技能分析相结合，将网络、报纸中的新鲜案例引进课堂，采用讨论分析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实习阶段，就实习所在医院所发生的各类医疗纠纷进行收集剖析，作为实结的一部分，究其原，探其果，充分认识医疗纠纷，进而寻求合理规避医疗纠纷的风险。
（三）改革教学内容
一方面，做好与执业资格考试相衔接、社会实践相衔接，有针对性地构建《卫生法学》授课体系。另一方面，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适当增加国外卫生法律制度的比较学习。毋庸置疑，我国目前卫生法立法并不完善，卫生法学研究还相对滞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法律体系完备发达，卫生法学已成为显学。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卫生法律制度，可以丰富我国卫生法学研究的内容，填补我国相关卫生法研究领域的空白，将对我国法学研究起到强有力的推动力。
（四）聘请专业法律教师授课
卫生事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公共卫生管理，卫生行政执法是政府管理全社会卫生的基本方式，卫生行政执法水平高低，不仅关系到改善社会公共卫生状况，提高社会卫生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因此，提高卫生执法水平，必须要有一支既有丰富专业知识，又熟悉自己执法范围的卫生法律法规，乃至了解整个卫生法律体系基本情况的高素质的卫生行政执法队伍。[]因此，专业法律教师对于卫生法学的讲授有助于帮助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行政管理和卫生执法，进而提高卫生行政系统人员卫生执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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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崇其,张静.卫生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6.
卫生法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 卫生法学；实践教学；科研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9X（2012）33-0008-02
伴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诸多深层次的医疗卫生问题不断浮出水面，逐渐向世人发出新的挑战，例如：和谐医患关系中医患信任机制的构建问题；如何在伦理与法律视角下平衡家庭伦理观念与堕胎权以及与生殖健康有关的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的研究；如何完善和加强医疗卫生体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对公民医疗权利的保护与医疗纠纷的处理问题；如何规范医药市场，杜绝诸如“毒胶囊事件”等问题药品的出现，保证人类合理用药的问题研究；关于医疗权利在我国公私法领域的地位确认及范围界定的问题；人格权法视角下患者自己决定权的问题研究；等等。
以上种种问题不单单是医学界、法学界等社会各界的研究难题和焦点，同时是我国向世界医疗卫生强国迈进路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具有一定科研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而这一重任则毫无疑问地落在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高等医学院校身上。因此，如何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医疗卫生人才尤其是卫生法学专业人才，就成为高等医学院校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1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定位分析
1.1 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方向
卫生法学又名医事法学，是涵盖了一切有关人的生命健康权益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培养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即通过四年的专业教育，培养出适应我国医疗卫生法制化需要的，全面发展且系统掌握基础医学、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法学知识，能在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法律服务等部门从事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咨询、诉讼和研究工作，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创新型、专业型法律人才[1]。
卫生法学的专业培养目标表明：卫生法学类专业人才是研究和解决社会各领域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之间的生命伦理和法律关系的重要主力军，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1.2 明确科研能力培养的意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包括医疗卫生领域对自身人才的引进不再单单看重一纸文凭，更多开始注重对应聘者动手能力、管理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考察。对此，高等院校应将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教育职责。这对于卫生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同样的道理。
一般而言，科研活动的研究者不但需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能动的分析力，而且要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大胆的创新精神、顽强的奋斗精神和不怕挫折、敢于承认错误的优秀品质。因此，在校期间加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既有助于其知识的深化和创新思维的形成，也有助于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养成。此外，大学生科研活动的有序进行也将为校园的文化建设和浓重学习氛围的构建添上有力的一笔。
1.3 明确实践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关系
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都是课堂教学或者说理论教学的持续和深入，二者都是对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一种培养和提高。其中，实践教学要以科研为灵魂、为指导，而科研活动也能够使大学生的个性在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充分的展现。由于卫生法学涵盖了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和研究性都很强的学科，所以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对卫生法学专业的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必要性。
2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条件和依据
2.1 较为成熟的心理基础
作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自入学之初就已经对我国的医疗卫生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其思维能力、思维水平和个性的发展水平已渐趋成熟，基本能够独立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于社会责任感和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激情，他们已经具备在纷杂的医疗卫生现象中辨别是非的能力，这些都为其在卫生法学领域开展学习和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2.2 充足的卫生法学专业知识基础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科研活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活动。卫生法学的相关教学恰恰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储备。通过卫生法学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卫生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管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食品安全、医疗纠纷的处理和医疗损害的赔偿等各种与人体生命健康权益密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解读。加之卫生法学相关案例教学、模拟法庭、社会调查、专业见习和实习、毕业论文、法律咨询活动等[2]实践教学活动，为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
2.3 良好的高校环境为大学生科研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
当今高校之间的竞争由单纯的高水平教学质量之争上升为品牌之争、综合实力的竞争，而优秀毕业生的水平尤其是其科研创新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成为一项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这也就是说，科研不再单单是高校教师的事，学生科研水平的高低同样对高校品牌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目前开设卫生法学专业的30多所高等医学院校而言，不仅具有医学、法学、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高素质教学队伍和科研团队，而且大都具备自己固定的附属医院和医疗卫生实习单位，这些都为卫生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 卫生法学专业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途径
3.1 制定综合培养计划，将科研创新能力贯穿于卫生法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天才可遇不可求，但人才是可以经过后天来培养的。而科研活动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卫生法学人才的科研培养也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就需要制定综合的培养计划。
1）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增加专门的研究课程，使其内容包含更多的科研成分，如开设研讨班（seminar）课程，使学生由科研理论基本知识入手，逐渐加深对科研的意义的体会与认识[3]。
2）在社团活动方面制定大学生科研活动计划，如部分高校开展的“大学生科技文化节”等，既要邀请校内外知名的医疗卫生专家、学者举办学术报告会和学术讨论会，营造科研学术氛围，强化学生的科研创新意识，也要积极为大学生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搭建平台，促进其科学文化的交流。
3）建立科研活动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如对科研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一定的津贴和科研学分奖励，在年度评优中给予加分奖励等[4]。
3.2 提高卫生法学专任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切实加强实践教学
科研活动本质上也属于实践活动，但科研之于实践乃灵魂之根本，实践之于科研乃物质之基础。因此，基于卫生法学横跨医学和法学两大实践性学科的特殊性，其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并在教学计划中增加实践教学课时；其次，卫生法学的实践教学教师也应积极争取和珍惜到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调研学习机会，不断更新所学，真正实现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的对接，从而在日常教学中有选择地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式教育等实践教学模式，由简入难，层层深入，使学生在平时的实践学习中摸索和掌握课堂学习中所不能讲授的默会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动手动脑能力，并且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实际医疗卫生问题。
3.3 倡导“本科生科研导师制”的科研教学方式
导师制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在高校的历史由来已久，其不仅专注于言传身教，更专注于身体力行的亲力亲为型教育模式，使学生手脑并用，在学中“动”，在“动”中学。目前应用最广的应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的提出和应用目前一般较多地应用于本科生论文写作方面，而在本科生的科研活动方面应用得太少。
鉴于卫生法学专业自身的社会实践性要求以及与社会医疗卫生现状的紧密联系性，通过科研创新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参与性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个性化教育方式。通过建立“本科生科研导师制”，使学生从入学之时便参与到导师的科研创新活动中，不但可以拉近师生关系，丰富师生的业余生活，营造和谐的学术氛围，而且可以迸发“头脑风暴”的强大力量，就医疗卫生信息与问题进行切磋，相互促进，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共赢局面。
3.4 让学生积极参加校内外“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
“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是校内外一些科研兴趣相近或相投的人员自发组织的科研活动组织或中心。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专家不会因为新手的潜力而感到有所威胁，会尽可能地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技能[3]。对此，卫生法学专业应充分发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积极加强与实习单位如卫生厅（局）、医院、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部门的紧密联系，既可以聘请知名医疗卫生专家学者加入校内的“科研共同体”进行指导，也可把在校内“科研共同体”或研究工作小组中表现突出的学生推荐到这些实习单位的知名科研活动中心去锻炼和学习。通过这样一种与专家学者亲密互动的交流和学习，可以使学生处于知识产生的真实情境之中，真正地理解和深化所学，并将所学有意识地加以运用，从而使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以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王洪婧，胡勇，王树华.论医事法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的改进[J].卫生软科学，2009（6）：422.
[2]朱莉莉，韩志红.法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评价若干问题探讨[J].科教导刊，2011（6）：85-86.
[3]简世德，邹树梁.从默会知识看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J].当代教育论坛，2006（10）：98.
卫生法学范文第8篇
在药品食品领域也先后发生了诸如阜阳奶粉、金华火腿、毒大米、毒粉条、毒豆腐等食品案件,发生了诸如欣孚事件、齐二药等药品案件,这些问题很多都是民法的问题,学者谈到侵权谈到产品责任时可以纵横论理,然而面对这些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却保持了沉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民法学作为社会科学所缺乏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学术面对实践问题的底气不足,法学研究更多的是规范分析,而缺少实证分析;更多的理论研究,而缺乏临床应用,这是我们必须清醒面对并需逐步解决的现实。
法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必须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单纯追求抽象和宏大的美而不研究具体问题,不关注现实,是与法律学者的使命相违背的,尤其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法学研究更应关注并认真对待包括医疗问题在内的具体社会问题,通过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改善并引导包括医患关系在内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向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使社会关系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下,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本文将循着生命从孕育开始到死亡为止,随着生命的发展逐步展开对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以此引起大家的重视。特别是继2008年10月第17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在中国顺利召开后,笔者呼吁,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医学中的法学问题,以实现现代民法对人从摇篮到墓地的终极关怀。
一、从生命的孕育到出生的法律问题
一个生命的诞生对于父母和子女都是一生的一件大事,但在民法上似乎是并不那么重要,似乎只是在权利能力的产生上才有讨论的意义,学者关注的也并不多,然而近来的实践却告诉我们,对于宣称“是一部人法”[1]的民法而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且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重要领域。围绕着生命的孕育和出生存在着所谓生育权的问题、人工生殖中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代孕协议引发法律纠纷、胎盘和脐带血的归属和处分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民法学者认真对待。(一)谁享有生育权?如何解决生育权纠纷?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近年来关于生育权的纠纷屡屡见诸报端,关于生育权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这其中有的是概念的炒作,有的则让我们感到有学理和规定的不足,有待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
1.单身母亲的生育权
单身母亲是否享有生育权,赞成的理由有如下三点:首先,无论从自然属性还是从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生育权都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法律的权利,生育作为生命继续存在、得以延续的前提,从宏观上讲,保证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向前发展;从微观上讲,使得一个人对生命的寄托得以实现;其次,个人选择终生独身,这是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但不应该就此剥夺其做母亲的权利,允许单身女性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生育自己的孩子,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再次,对于公民权利而言,是“法无明令禁止即自由”,既然没有立法禁止单身母亲的生育权,就应该当然的认为单身女性可以享有生育权,而且《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第十七条就非常明确规定了“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立法者并没有把独身的人排除在外。否定者则认为生育权的背后还有孩子的生存权,在尊重女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单亲孩子未来的成长,单纯保证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孩子拥有完整家庭、得到父爱、享受同等家庭教育的权利又如何保证?任何人都有享受各种权利的自由,但前提是在不影响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保护了单身妇女的生育权,同时却会侵犯了孩子享受父爱的权利;同时,保证了单身妇女的生育权,就不可避免面临着单身男子的生育权的保证问题,单身男子是否可以寻找代孕母亲?单身母亲在日后结婚,是否会导致男方丧失生育亲生子女的机会,如允许女方再生,则又会增加计划生育的难度。另外,还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是,如果决定生育的这个独身女性在孩子尚未长大成人时,意外死亡,孩子该由谁抚养?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是否该承担一定的抚养责任?又比如,生理父亲年老体衰之际,需要孩子赡养,这个孩子是否该履行赡养义务?而且,孩子有权知道父亲是谁,这种知情权又如何处置?对于单身母亲的生育权,2002年11月1日起,《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开始正式施行。该条例第30条第2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生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并不是依靠一个立法就能解决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家庭模式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中国社会目前有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社会相关配套措施是否准备好了?这都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其次,在法律的具体规定上,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如允许了主观上希望单身生育的妇女的生育权,对于那些被动受孕的妇女是否也应该允许?单身生育的方式是否可以自由选择?男子的单身生育权是否也应该保护?最后,还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来对这样的法律规制作出配合来解决相应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如单身女性抚养孩子有没有社会机构的支持和社会福利的保证;对于的使用要按照国家卫生部的严格规定,采取双盲的办法,即捐精者不知将被何人采用,受孕者不知用的是何人的,医学辅助生殖机构的人员对的来源要做到严格保密;单身母亲的结婚权;单身母亲再婚后如何执行计划生育的政策等。
2.夫妻或同居关系的双方未采取避孕措施导致怀孕
这种情况指的是夫妻或同居双方签订协议,约定由一方采取避孕措施,但实际上这一方并没有采取而导致怀孕的情形。对这样的事实似乎无须法律介入,然而其中存在很大的法律规范和研究的空间。邵建东教授编著的《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17则评析》的第一个判例就是探讨由女方服用避孕药之约定的效力。[2]这里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这样约定的协议效力如何?其次,需要采取避孕措施的一方是男方还是女方是否会有不同?再次,因此而产下的子女由谁抚养?在判决损害赔偿的时候,如何赔偿,能够要求有过错的一方完全承担子女的抚养费么?对孩子的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如何行使和履行?对于这种协议的效力,按照合同自由的原则,应当认定是属于有效的合同,但是这种合同中是否可以约定金钱赔偿,赔偿的数额大小如何规制?在判决赔偿的时候,法院是否需要考虑子女出生以后的抚养费的负担?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并且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出生后的子女应当由其父母抚养。对于某方违反约定而意外出生的孩子而言,任何一方作为实质的父母亲,都具有抚养孩子的义务,必须履行婚姻法上父母亲应对孩子尽到的义务。对于双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约定,不能适用于孩子。双方当事人对孩子的抚养承担连带责任,不会因为双方生育前有任何不愉快、甚至是债务不履行而有任何不同。然而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都不愿意要孩子,真正的难题乃是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孩子如何面对日后的生活,如何得到一个幸福、关爱的家庭是我们在思考民法问题的同时需要重视和解决的。
3.未经对方同意,女方私自堕胎
(1)男子有生育权吗?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由此人们引申出“男人有了生育权”的论断,即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孩子是夫妻两个人的,任何一方不能单独享有决定孩子出生与否的权利。因此,按新法规,男方要求女方履行生育义务,女方如无正当理由,不应拒绝。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生育或采取欺骗手段如婚前隐瞒不育病史、私自堕胎[3]等,男方有权得到司法救助。但是确认男方的生育权必然要面临与女方的权利冲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也可理解为:夫妻之一方有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既然男性有生育权,女性也有生育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有的人不想要孩子或者不想早要孩子,但可能另一方配偶希望要孩子,而且希望早生,这时候会发生权利的冲突。而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妇女具有不生育的自由。如果认为女方私自堕胎就是侵犯男方的生育权从而不允许女方进行堕胎,无疑也侵犯了女方的自由。笔者认为,对是否生育这个问题,只要不违背有关计划生育的强制规定,夫妻双方也可以做出某种约定和协商。比如,可以约定婚后生育与否以及何时生育以及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生几个孩子等事项。这些事前的约定有利于化解由于这个问题引起的夫妻矛盾,也有利于在诉讼中作为一种裁判的依据。女方如果与男方曾有生育的合意,那么其私自堕胎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男方可以要求获得相应的赔偿。
(2)医院是否会“侵犯生育权”?
一些计划生育机构和医疗单位,为了规避所谓“生育权”纠纷,避免男女双方任何一方在不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单独享有生育权或不生育权(主要是女性的不生育权)的诉讼压力,纷纷修改人流手术的签字程序———要求丈夫在流产手术上签字。医院这个规定虽然情有可原,但却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对妇女生育权利的侵犯,因为《妇女权益保障法》里已明确规定“妇女有按照自己意愿决定不生育的自由”;妻子可以无需对方签字,就有中止妊娠的自由;如硬要签字才给做手术,就构成了侵权。而且这个规定也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对于某些未婚的女性来说,是否也需要征得男性的同意才可以流产?对于那些已婚但却与丈夫之外的男性发生了性关系而意外怀孕的女性来说,医院需要丈夫签字就更让她们为难。因此,这样的规定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最多可以作为一种备案,即使没有男方的签字,医疗机构也不能拒绝提供人流手术的服务。在一般的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如果没有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规定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或故意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应承担额外的侵权责任,否则将有可能导致违背医疗宗旨结果的出现。因为医疗机构作为特殊的服务机构,对病人的生理健康(有时包括部分心理健康)提供医疗服务,它满足患者自身的合法医疗需求,保障患者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其宗旨所在。按照合同债法关系上义务群理论的分类,医疗合同中医方所负有的义务同样可以类型化为: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4]具体而言,医方的主给付义务是为患者提供诊断和治疗的义务;从给付义务如说明义务、保存病历的义务等;附随义务则包括保密义务、照顾、保护病人等义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医方无论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医疗合同的特殊约定或者是诚实信用原则都是以对患者本人提供诊疗服务为其宗旨,并不负有保障患者外他人与医疗活动无直接关系[5]的权益,如男方的生育权,医方也并不会因此而承担“侵犯他人生育权的责任”。如果要求它考虑患者外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而拒绝就诊患者的医疗需求,就违背了医疗活动的宗旨。
(3)现行法律对“生育权”司法救济的可能
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如北京西城区一家庭,妻子不想生孩子,丈夫就告到法院,双方互不妥协,其结果是只能要求离婚。南京一位八旬老翁状告妻子侵犯生育权。这位老人的妻子怕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受到冷落,年轻时曾三次私自堕胎,致使老人晚年膝下无子,没有享受到生育的权利。四川一误将他人之子视为己出且抚养了6年的丈夫向“红杏出墙”的妻子要讨回“生育权”损失的赔偿。成都打工男青年怒告其妻私自流产,要为为人之父之希望化为泡影追讨说法。[6]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些案件中,不管法院如何判决,基于对女性身体权的保护,讨回真正意义上的“生育权”的男子还是没有的。他们或者是从妻子那里得到经济补偿,或者只能请求法院判决离婚,而无法请求法律强行支持他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生育权。
(4)生育权延伸的其他法律问题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引申出的生育权问题,还会有其他方面的情况出现。比如生育权的主体是否限定?这就会回到单身男子和单身女子的生育权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如果女方因婚外与他人怀孕生育子女而又对丈夫隐瞒的,是否认定构成对生育权的侵害,是否应当赔偿男方抚养“子女”的经济损失?[7]一方采用非配偶的或卵子实现生育权的是否需要取得对方的同意?另外,如果双方预先有约定:不生孩子,那么在一方想法出现改变的时候,男女双方又无法重新协商一致时,支持哪一方?如果没有预先约定生育权内容的双方,又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并给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二)人工生殖中的试管婴儿的法律地位“试管婴儿”引起的问题更加复杂,为规制这些问题,卫生部于2001年3月5日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库管理办法》,这两个《办法》于2001年8月1日起实施,《办法》主要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库实行严格的审批准入管理,同时也规定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人类库设置以及采集与提供等方面的原则和规范。但是婴儿的生物学父亲,生物学母亲,法律上的父亲,法律上的母亲中,谁在道德和法律上具有义务和权利?如果单亲家庭或是同性恋者要求使用这种技术获得孩子,法律上是否允许?丈夫或妻子有无权利另行选择进行人工授精?对人工授精出生的子女有无权利隐瞒真相?把“婴儿”当作“物品”来生产,是否人道?操纵生育、脱离了而生育是否道德?试管婴儿是否享有一定的权利?这一切是否有背人权?是否和我们的现有的法律,法规相矛盾?这一系列问题,现行法律都没有给出答案,都是法学家必须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8]
(三)出借子宫协议纠纷以及代孕母亲的法律地位
出借子宫的问题比试管婴儿更为复杂,首先就是到底谁才是婴儿的真正的母亲的问题,因为在其他人工生殖情况下,供精者和供卵者都是匿名的,所以即使使用的是别人的或卵子,经过妻子十月怀胎,也会产生很强烈的骨肉之情,而且一般不会产生有关孩子归属的纠纷;但是如果是“代孕”生产出的婴儿,虽然遗传特质完全同夫妻二人一致,但由于“代孕母亲”经过十个月的孕育,对新生婴儿会产生感情容易造成孩子归属问题纠纷。[9]另一方面,虽然仅仅是出借子宫所生育的孩子在遗传物质上与提供、卵子的个体完全一致,但在法律上很难判断该婴儿的真正母亲究竟是谁。是出借卵子的妈妈还是提供子宫的妈妈呢?[10]从基因角度说,孩子是遗传母亲的;但是从生育角度讲,孩子是代孕母亲的,我国的《婚姻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当然对于代孕母亲是否应该存在本身就有很大的分歧。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有人认为出借子宫是把女性身体当工具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人不可以沦为工具而言,出借子宫是违法的。但也有人将代孕母亲视为是一件“女人帮助女人”的事,实质是社会化的分工,“会赚钱的负责赚钱、会生孩子的负责生孩子,有何不可?”从法律的角度讲,根据卫生部于2001年3月5日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22条的规定,医疗机构禁止实行代孕技术,根据该办法的相关规定,只允许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通过妻子的子宫进行怀孕。尽管对于代孕母亲的存在人们还存在种种分歧,但是“代孕”已经在中国悄然兴起,为了避免纠纷,很多代孕公司会提供详细的三方合同,但是这样的合同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并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2001年8月13日,一位怀有双胞胎的英国“代孕”母亲向加利福尼亚州高等法院提出诉状,将与她签订一项“借腹生子”协议的加州夫妇告上了公堂,理由是这对夫妇试图强迫她打掉其中一个胎儿。众所周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国,也是人工生殖和胚胎研究高度规范化的国家。英国率先于1985年、1990年颁布了《代孕协议法》和《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加强了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生殖和胚胎研究的法律规制。代孕作为现代医学的产物,确实为很多不孕不育的人们打开了一扇门,一概禁止是不合适也是做不到的,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11],同时考虑我们自己的国情,为解决代孕合同纠纷和代孕母亲的法律地位等等的问题提供配套的法律规范的同时,避免代孕这种方式成为规避计划生育的手段。
(四)生殖过程中胎盘与脐带血的归属与处分
胎盘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出现的一个新的问题,2004年11月多家媒体报道哈尔滨一家饭店将胎盘引上餐桌,胎盘是饭店老板从医院买来的。据此胎盘买卖的问题受到了公众和法学家的关注。[12]其关键问题就在于胎盘权利的归属。如果胎盘乃是属于产妇的,医院未征得产妇同意的情况,不能获得胎盘的所有权。因此产妇在胎盘上的知情同意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有的人认为尽管胎盘属于产妇,但是如果产妇产后没有过问胎盘的问题,就应当视为产妇事实上是放弃了胎盘的所有权或者说事实上放弃了对胎盘的处置权,因此医院有权处理胎盘,在法律未有禁止买卖的情况下,医院卖胎盘不属于违法;另外有人认为医院必须征得产妇的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处置胎盘;还有人认为胎盘具有一定的人身的性质,在使用前应当征求产妇的同意。另外胎盘是否属于医疗废物,如何按照法律处置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05年3月31日卫生部给山东省卫生厅的相关批复中明确规定“产妇分娩后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产妇放弃或者捐献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如果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产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因此到目前为止买卖胎盘在行政规章层次是被禁止的。然而卫生部的答复仅仅是在行政规章的层次上说明了胎盘的权属问题,并没有就如何征得产妇同意捐献胎盘,或者如何算作放弃胎盘所有权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医疗机构的处置方法也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也同时忽略了胎盘一定的药用价值,因此如何真正地解决好胎盘的问题,还要从民法、卫生行政法层面进一步的阐述。脐带血属于产妇没有争论,但是如何利用脐带血就成为了医学界和法学界的焦点问题。脐带血具有拯救自己孩子以及亲属的功效,也可以为他人的疾病提供莫大的帮助,但是脐带血的利用多处于公益层面,是否允许脐带血的所谓“自费保存”,如何解决脐带血公益保存问题也是目前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对于民间的私下寻找脐带血的行为如何定性还需要法律做出进一步的规定。
二、生命存续期间的法律问题———医患间的合同与侵权关系
(一)患者与医疗机构缔结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研究债法一般原理时,债法关系上的义务群理论可谓债法理论的核心和最美之处,[13]然而,所谓债法关系上的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以及不真正义务在医疗合同中表现时最为明显、最为突出的,也最值得民法学者关注的,[14]因为,患者是将生命托付给了医生,医生除了其应承担的诊疗义务这一主给付义务外,基于这种生命的托付,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在医疗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会不断地衍生出一系列的附随义务。这非常值得我们民法学者深入研究,将债法关系上的义务群理论应用于其中,并反观既有的理论是否妥当,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医疗合同虽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医患关系中很多现象完全可以运用民事法律理论(合同与侵权等)进行剖析。此外患者受不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也应当进一步展开讨论[15],使得患者能够在面临强势的医院时能够找到合理保护自己的方式。同时,知情同意原则(informedconsent)也是医患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病人自已成为医疗服务和现代医患关系的支撑点。可以说,知情同意原则是民法上私法自治原则在医患关系上的具体化,是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则。但是目前我国包括研究者、临床医生、科学工作者、卫生决策者以及公众在内,许多人对知情同意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必须获得患者或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以得到他们同意接受检查、治疗或参与研究试验的“法律文件模式”上,或是在“家长主义”传统医疗观念上形成的“共同决定模式”上。对知情同意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研究:第一,告知主体问题,即谁拥有知情同意权?从法理上看,知情权有强烈的人身性质,只能属于病人,不属于病人家属或其他个人与组织。但是在权利人放弃或正式委托亲属行使权利和权利人缺乏或丧失了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家属可以代为行使知情同意权,但这里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根据我国的制度、监护制度,病人的法定人往往不止一个,那么谁最有权威来代表病人做出选择?特别是当监护人或者所谓的关系人的利益与患者处于对立地位时如何处理?第二,告知对象问题,即向谁告知?除了患者还需要向谁告知,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免除向患者告知的义务而告知家属;第三,告知的内容问题,即告知什么?那些信息是必须告知的,告知与医疗成本的关系等;第四,告知的形式和程度,即如何告知以及告知履行何以充分。在医学实践过程中,医患双方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地位是不平等的,患者很可能并不了解医生认为已经合理告知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是否构成告知义务的不完全履行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等。当然,除了告知一方面外,知情同意还包括“同意”一方面的法律问题,即谁来同意,同意能力的判断,如何同意才是充分的等。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化,另一方面也会发展私法自治原则。
(二)患者隐私权保护问题
医疗中患者的隐私权,是个人私权不断兴起的今天提出的一个新问题,其主要内容表现为包括在医疗过程中患者不愿意让他人知悉的私人信息、私人空间的隐瞒权、维护权和支配权等。在患者隐私的保护问题上,存在一些特殊点,首先是患者隐私保护的限度,在正常的医疗过程中,医生如果不通过检查和询问,就无法对患者进行诊断治疗,而这些检查和询问也许会涉及到患者的隐私。为了保证医生能够准确对疾病进行判断,患者应该将其发病经过、症状表现、病情病因向医生详细陈述。这就有必要区分隐私权的保护界限,既不能让医生步步为营,导致患者不能合理就诊,也不能让医生在医疗行为中漠视患者的隐私权,如使患者暴露不必要的隐私,或者不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其次,对是医疗过程中一些特殊的情形,也要区分对待,如因为患者的典型病例或者因个体差异的特殊病情,需要医生会诊,这时出于为患者治病的需要,除维护患者基本的隐私之外,不应过多地强调患者的隐私而延误疾病的医疗;又如利用患者的病例进行研究,对带有普遍性的疾病及时提出防治方案,为维护社会普遍性的利益或者更多人群的利益,患者应该理解和支持医生;另外,为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可能需要进行临床教学。但是,对于这些行为医生必须首先向患者说明理由并征得患者的同意,不然就可能侵害到其隐私,因此对患者隐私的保护,也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有关。最后,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权,应该赋予患者一定的权利,如出于性别、年龄、身份、生活习惯、、思维观念等的考虑,要求“异性回避”,要求异性检查者安排其他的第三人在场等。
(三)器官移植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器官移植是医学中需要法律来规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代表现代生物医学最高成就的基因疗法、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三大领域中,器官移植的医学和法律实践最为成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进展。支持器官移植的人认为,它符合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体现了人类的崇高献身精神。但是,反对器官移植的人认为器官移植有太多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对于像多器官联合移植,大脑移植,异种移植这些尚待开发和改进的领域违反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且器官移植的高昂费用也引起了争议。除了道德伦理上的争论外,器官移植在法律上也有诸多问题。首先是进行器官移植的条件,在活体器官移植的情况下,移植必须得到捐赠人的明确同意,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捐赠人的利益,保证同意必须在真实自愿的基础上做出,“知情同意”就应成为器官移植中的一项必经程序。同时,法律对于捐赠人做出同意的形式也应该有所规定。在决定死者的某一器官或组织是否可以移植时,则应以死者生前所做出的明确的或可推定的意思表示来决定,当死者的意愿不能根据足够可靠的声明或其他因素加以确定时,就按照其最近亲属的意愿决定,这里还有一个推定同意(presumedconsent)的问题。其次是关系到死亡的确定,包括确定由谁做出,确定的标准如何等,以避免过早的采集器官。再次,对于器官分配的问题,法律应该制定一定的标准来确定分配的顺序。最后,是对器官移植商业化运作的禁止,特别是要采取措施防止利用捐赠人或其亲属的经济困难而取得的器官和组织。尽管,于2007年5月1日起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规范,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法律空白和漏洞。如非亲人间活体交叉换肾什么样的帮扶才能形成亲情关系[16]?人工流产、引产下的胎儿组织和器官,是否可以用做器官移植的供体?这样是否会引起某些人受利益驱使,而滥施人工流产、引产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情况?又如克隆胚胎而提取干细胞作为细胞供体、进而将来也可以培养出组织和器官作为供体,即治疗性克隆的问题,但它面临着胚胎是不是生命、是不是人的伦理争论。还有,利用动物作为供体进行移植的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医学、伦理,也和法律的设置有紧密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目前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缺乏对供体的激励机制,使得该条例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是终末患者苦苦等待不得而逝去,另一方面是死体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而将这些作为生命的礼物白白火化掉,如何打破禁止器官买卖与激活器官捐献的死结,法律人应该有更大作为。
(四)以人体为试验对象的法律问题
人体试验乃是各国医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允许人体试验的合法存在的。更关键处在于,新药人体试验是新药研制进入临床大规模实际应用前期必须完结的重要步骤,对于新药研发者了解掌握新药疗效和毒、副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观测意义。然而在人体试验中如何保护受试人的权益,成为我国当前法律规制和法学研究的重点。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正当地进行人体试验,如何在人体试验中保护受试者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隐私权、知情同意权、治疗权和损害补偿权等权利,对于特殊人群,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失去自由的人、孕妇、胎儿等作为受试者,其权益如何特殊保护[17],受试者是否可以任意的反悔,对医院或者试验单位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知情同意书的说明义务到什么程度?试药者出现功能、残疾、死亡情况时的费用和补偿如何赔偿?医院能否因为在知情同意书中写明相应的免责条款就可以得到免责?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决。只有合理地解决了人体试验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合法合理地使用人体试验者,才会保证这些人体受试者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促进医药业的健康发展。
三、因生命结束而引发的法律问题
(一)死亡的判断标准:脑死亡还是传统临床死亡
对于死亡的判断标准的争论,主要是因脑死亡的出现对传统的以心脏停止跳动作为死亡判断的标准带来的冲击。
引入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对于现在的社会意义重大:
首先是脑死亡对死亡的科学认定。脑死亡一般是指脑亡或者全脑的死亡,脑功能因而不可逆丧失。脑死亡就等于死亡,只不过在呼吸机的维持下心脏还可以跳动,但是人已经确定地死亡。[18]脑死亡是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人类对于死亡本质认识上的进步。在科技落后的年代,人类对自身知之甚少,只能凭经验对死亡做出判断———心脏停跳。而且由于医学的落后,当时人类的确没有办法使心脏停跳的个体“死而复生”。但随着医学,特别是急诊医学和器官移植的发展,越来越多心脏病患者通过心肺复苏或心脏移植,甚至心肺联合移植获得了新生。因此,心脏失去了作为死亡诊断的靶器官的权威性,而脑目前仍处于一个不可替代的地位,由于其不可替换性,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死亡诊断的靶器官。[19]
第二,脑死亡标准的确立有利于法律的准确实施。死亡对于《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等几乎每一个法律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死亡决定杀人罪的成立,刑事责任的免除;民事权利的终止,继承的开始,侵权行为的构成,婚姻关系的消灭,以及诸如合伙、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和终止等;个体死亡的准确时间可能涉及到遗嘱的履行、保险的索赔、抚恤金的发放、医疗纠纷以及某些刑事诉讼案的公平裁决等,在特殊情况下对某些个体必须明确界定死亡标准时间。因此,如何科学地、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死亡时间,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三,脑死亡对器官移植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传统的死亡标准,使很多器官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将大大制约我国器官捐赠与移植的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拉大我国在器官捐赠与移植方面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差距,使宝贵的器官资源浪费,使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为生命而等待。最后,脑死亡标准的确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医疗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治疗。确立脑亡为人体死亡标准的“脑死亡”,也可以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引入脑死亡标准就不可避免的要对脑死亡进行立法。
前几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争议的问题是:首先,“脑死亡”涉及到公民基本的生存权,不能由医生单方确定以及让其承担这过度的负担;其次,对判定死亡的两种标准如何取舍,需要法律的进一步规定,在没有明确立法的情况下,普遍提倡的一种做法是实行“两种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再次,明确脑死亡的判断标准和判断方式,即出现怎样的现状可以认定为脑死亡,是脑还是全脑死,以及经过怎样的程序才可以认定是脑死亡,比如需要几个专家的会诊,医院应设立伦理委员会等。最后,由于脑死亡也关系到刑法的相关问题,因为刑法学上的人的死亡时间对决定某种行为是杀人还是伤害是有重要意义的。今后脑死亡的立法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内容:判定脑死亡医生的资质,判定脑死亡后如何执行捐献,供者器官如何分配管理,如何建立供者的补偿机制等。当然这些问题不是法律单独能解决的,这需要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
(二)“安乐死”之争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Ευθανασα/Euthanasia),意思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安乐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或者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加速死亡的药物。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开始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并由此引发了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的团体1935年在英国成立,1936年英国议会禁止了“自愿安乐死法案”的通过;1938年美国自愿安乐死团体正式成立,并提出相关法案,但未通过立法。
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学会。荷兰、日本、德国分别于1973年、1976年、1976年成立自愿安乐死团体。1969年英国国会辩论安乐死立法法案。1976年日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1993年2月,荷兰通过了一项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其后,比利时和瑞士也相继承认安乐死。2008年12月18日,卢森堡大公国议会18日经过5个多少时的激烈辩论,最终以31票同意、26票反对和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允许使用安乐死的法律。使得卢森堡成为继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之后,第四个允许安乐死的欧洲国家。[20]
然而关于“安乐死”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停止争论过,“安乐死”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也牵连着社会、家庭、医院等诸多关系。所以至今仍然留下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首先是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安乐死”,这是实施安乐死的关键,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安乐死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则不仅仅可能引发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也可能遭到刑事制裁。因此明确地界定安乐死条件乃是研究安乐死法律的重点。其次区分主动与被动安乐死,安乐死的主动与被动之分涉及到安乐死的权利归属问题。从法律上讲,这种权利只能属于要求安乐死的公民本人,而不能属于医生、亲属及其他人。医生具有的不过是病种、病情的判断权利和提供病种、病情判断结论以及有关资料的义务。安乐死权是公民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排除他人代为行使的特点,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公民该权利的义务。决定是否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只能属于公民本人,任何其他人无权同意或擅自作出决定,否则就是对公民人身权的侵害。所以被动的安乐死往往是不允许的;再者是关于安乐死界定的严格性问题,何为无痛苦,何谓确实无法挽救的病人等等?
最后是安乐死在刑法上的正当化问题,如何区别安乐死与故意杀人?[21]只有解决好上述的问题才能够使得我们的安乐死制度充分完善,不违背社会的伦理道德。对此,美国的经验可兹借鉴。美国最高法院2006年裁定,医疗行为由各州自行管理,包括协助自杀。2008年11月,华盛顿州近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000号动议案,成为继俄勒冈以后第二个由选民投票允许安乐死的州。华盛顿州允许安乐死的法律自2009年3月5日生效。该法规定,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到6个月,可以要求医生对其实施安乐死;要求安乐死的病人必须年满18岁,有行为能力并是该州居民;病人必须提出两次口头申请,间隔15天,并在有两名见证人的情况下提出书面申请,其中一名见证人不能是病人的亲属、继承人、负责治疗的医生或与申请者所住医院相关的人;开致命性处方或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还必须向州卫生部门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州卫生部门就法律的实施情况撰写年度报告。[22]
(三)尸体的性质与法律保护
尸体上存在的法律争议也是在这几年凸现起来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尸体的属性之争,即尸体是不是物,如果尸体是物,尸体的价值性和人格性如何解释;如果尸体不是物,那尸体又该如何定性。在确定了尸体的属性后,谁对尸体有支配权或者说所有权就是第二个问题,现实中对尸体的处分争议也是屡见不鲜,家属对尸体的处置出现分歧,遗属的处分和死者生前的遗愿有悖,在这些情况下谁能对尸体有最终的处分权,死者的遗愿由谁来主张,法律在其中又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再一个问题是,除了尸体的支配权外,尸体上还可能出现什么权利,比如悼念权,这种权利的来源如何?怎样保护,也是法律需要思考的问题。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尸体侵犯的后果,这也是尸体保护中的重中之重,尸体上承载了死者本身的一些权利和死者遗属的权利,虽然尸体没有权利能力,但是对尸体的一些行为同样能够侵害到死者的权益,比如名誉权等。同样,对尸体的不法行为也会侵犯到死者遗属的权利,因为一般认为,尸体是归属于遗属,对尸体的损害就相当于对遗属所有物的损害,而且特殊之处还在于对于尸体的损害更多的是在于精神利益方面。法律如何处理这些关于尸体的侵权行为,如何把这些行为和一般的侵权行为进行整合,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迫切的法律问题。
四、结语
卫生法学范文第9篇
关键字：卫生法学；模拟法庭教学特点；效果
【中图分类号】G642
项目来源：长沙医学院2012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编号：湘教通（2012）56号-17】
卫生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正在发展中的交叉学科，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逐渐完善、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使医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卫生法的作用和卫生监督执法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卫生法学是医学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对医学人才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培养高级实用型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和既懂医又懂法的双料人才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传统卫生法学教学方式难以达到教学目标，因而各医学院校在面对卫生法学教学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改良传统的卫生法学教学模式，使医学生能很好的适应今后的工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各医学院校纷纷提出实践教学的模式，而模拟法庭教学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一种。所谓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以模拟法院开庭审理的方式，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
一、模拟法庭教学在卫生法学教学中的特色
1.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调动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参与性和学生的主体意识。我国传统的卫生法学教育以课堂授课为主，形式单一、呆板、一成不变；授课内容抽象、枯燥、与现实脱节。而模拟法庭教学模式作为一种实践性的教学方法，通过学生亲身参与，将课堂中所学到的法学理论知识、司法基本技能等综合运用于实践，活学活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教育目的的教学模式。整个模拟法庭运作进程是一种互动的过程，避免了教师单纯说“法”教学带来的枯燥和乏味，又满足了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变“要他学”为“我要学”，刺激了其学习兴趣，学生在了解案件及诉讼的过程的同时，也锻炼了利用自身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能够实现教学相长，在模拟法庭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师而且也是学生。一方面，教师是整个教学的主导者，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案例的选择；二是督促模拟法庭的进程，给学生必要的监督和压力；三是答疑，对学生在准备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视情况或给予明确的答复，或提供解疑的思路，或提供必要的资料帮助；四是庭后总结和评价。另一方面，在教学中通过与学生的讨论，能够集思广益，这也促使教师加深思考，不但可以发现自己的弱点，而且从学生那里可以了解到大量感性材料，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理解补充新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
二、模拟法庭教学在卫生法学教学中的效果
1.参与性强，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模拟法庭教学充分体现了学生教学主体地位的精神，其参与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形成。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处于平等地位，教师只充当引导者的角色，所有学生都都能参与到案例庭审过程中，一部分充当审判员、诉讼人、被告人等，另一部分参加旁听，对模拟法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冲突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通过这种亲力亲为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动力。
2.未知性强，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换位思考能力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须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案情，运用相关的程序知识运作模拟法庭，同时还要进行问卷。诉讼文书的书写，在整个过程中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对案例进行分析、准备材料、对庭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突矛盾进行分析预测，在这其中不存在固定模式和唯一答案，学生可以自由发挥，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同时也缩短了教学情景和实际生活的差距，让学生从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角度来思考问题，使其尽快进入职业角色；从患者的角度进行思考，让学生正确理解医患关系。
3.思辨性强，有利于逻辑思维的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加强模拟法庭教学中，学生须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分析案情，运用相关的程序知识运作模拟法庭，同时还要进行问卷。诉讼文书的书写，在整个过程中其分析问题的能力得以提升。法庭辩论，很好的体现了模拟法庭教学的思辨性，在这一环节，通过不同角色的训练，生立足于自己的观点，运用自己所学理论知识对案情和对方所提观点进行分析反驳，可以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
综上所述，模拟法庭在卫生法学教学中的应用是有必要的，采取模拟法庭教学方式能够为学生提供系统而综合的素质锻炼机会，通过模拟过程中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增加了知识的趣味性，同时也使学生熟悉司法审判的实际程序，熟悉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通过“亲身、亲历”参与模拟法庭活动，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陈歆娜.模拟法庭教学模式在卫生法教学中的运用探讨[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2008，8（6）：114-116.
[2]杨琴.模拟法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宁波大学学报.2003，2（25）：75-77.
[3]冯爱国，王丽.浅谈卫生法学教学现状及改进对策[J].中国卫生法制，2012，01.
卫生法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案例教学；卫生法学；课堂
《卫生法学》是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伴随着医患关系紧张及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日益增多，医学生具备一定的法学知识相当重要。笔者就近年来应用案例教学法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研究，认为案例教学法是值得推广应用的一种好的教学方法。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卫生法学》的课堂教学中，即在教学活动中，以典型案例为基本教材，通过对真实或经过加工的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教师引导和学生参与下，让学生能够对法律理解和运用，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一系列操作实施过程中，案例教学法较传统的讲授法有其优越之处，但典型案例选择是否恰当、教师掌控课堂的能力的高低、教师的司法实践经验是否丰富等环节，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法教学效果的正常发挥。
案例教学法的优点
有助于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提高：案例教学法的出发点是实际案例，较之枯燥的法学原理来说，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激发学生好奇与探究心理，继而有兴趣去主动介入，无形中会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增加师生间的互动，让学生也成为教学的主体之一。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有帮助的：案例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其题材与学生的生活实际更加贴近，用多种形式将现实内容的生活场景呈现于课堂教学中，如幻灯片、音频、视频等，让同学自己提出问题，针对问题再用自己的策略去解决，并在课堂中进行分享，这样对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是十分有利的。有助于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生知识面：课前将案例下发给学生，适当增加内容，通过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引导，提供一定途径查阅相关知识，并把学生搜集来的有关资料在课堂上供全班学生交流、分享，学生通过主动、积极、独立的学习，发挥个人潜能，开阔了知识视野，培养了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同时更拓展了知识面。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提升教学效果：案例教学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与分享，课堂教学形式与传统讲授型相比较，前者更为新颖，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较大的自由度，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案例中的实际问题，同时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也调动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开阔了视野，培养了学生的应用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做到教学相长：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能力水平，这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一，教师在收集、选择案例、对问题的设计方面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备课的工作量与难度加大。其二，案例教学法要求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至少具有法学、医学、教育学等相关知识，此外还应当具有丰富的司法实务经验，因案例中可能会涉及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其三，要求学生参与讨论，可能会出现并存多种观点且观点冲突的情况，不可预见性会存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具备出色的组织能力、良好的表达能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使得教师在教学中得到自我的发展与提升。
选择案例应注意的问题
选择的案例是否恰当是案例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精选和设置恰当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重要条件，案例的选取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参与兴趣，进而影响到教学效果。因此，选择教学案例应注意以下问题。注意案例的真实性与科学性：引用案例的真实性是指案例的材料来自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应尽量讲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等，做到真实感强。对案例教学素材的首选目标的选取，应选择有重大意义和民众生活中紧密相关的，能代表法制进程的案例[1]。但据教学实际需要，要进行取舍编制，抽取其本质特征，即要有科学性，这是案例选择的重要原则之一。选择较为典型的案例：所选案例必须具有最能反映相对应的知识、概念、规律的教学价值，如在内容上要体现卫生法律事实和卫生法律原理；对我国当前卫生法律的要求也需要同时体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典型案例对卫生法律相关知识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掌握。考虑案例的时效性，跟上时代的发展：选择的案例应当是司法实践中的最新案例，能及时反映我国当前卫生法律法规的发展情况与要求，使教学活动贴近现实生活，学生能够了解和关注司法实践，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更好地关注现实社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符合教学需要：作为教学案例，应符合教学大纲的需要，为教学目标服务，针对案例提出一些问题，事先要有一定的预设。教学过程中尽可能选一些视频案例，让学生接受强烈的视频冲击，对知识保持持久的记忆，而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要使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获得有效的认知，能真正体现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2]。
案例教学法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学生的知识、生活、阅历等背景会让案例教学法教学效果打折：案例教学法要求学生自觉学习并主动参与讨论，形成对问题有效的见解，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语言表达、工作阅历及独立思考、逻辑分析等方面的能力，才可以参与到案例讨论分析中去。否则课堂可能出现“冷场”现象。准备案例成本较高：收集和研究案例要分析教学内容、培养目标、学生的特点等具体情况，需要花费教师大量时间精力，更需要实践经验。理想的案例不易获得，且每个案例都有其发生的特定背景，不能简单地照搬和全面推广，因此会限制其使用面。教师教学能力及水平高低会影响案例教学法的效果：案例教学法涉及案例的准备、课堂组织讨论及总结等多个环节，在课堂上占用时间较多，如不注意控制，可能会影响到教学进度，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另外，案例教学法较传统讲授法复杂，课堂上不可预见的情形较多，要驾驭整个案例教学过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课堂随机应变能力，才能恰当把握教学过程，引导学生讨论，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建议
案例教学以案例为载体，教学耗时较多，应加强案例的研究，把最新的案例和学术成果融入案例教学中，建立紧扣教学内容并能反映时代特点的案例资源库，确保教学案例的时效性；同时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还需考虑教学对象的知识结构、学习特点、所授内容及教学环节等是否适合；教师还需注重自身专业素质的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积累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结合课程特点和教学要求，方能在课堂教学中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然而大多数实际发生的案例中隐含的知识较为分散，从中获取的知识可能不够系统，要据实际情况结合传统教学方法完善教学。
参考文献
[1]周泽新.法学案例教学中的案例选择原则与使用技巧[J].教育教学论坛,2012,(22):33-34.
[2]危玉妹,危薇.视频案例教学:法律教学的新突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75-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