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范文
时间：2023-03-17 15:49:32
卫生法范文第1篇
重新构思的基础，认为卫生法在职能、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都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尽管作为独立的卫生法
法律部门难以成立，但完全可以形成一个以卫生法律规范和卫生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综合的卫生法学学科。
【关键词】医疗责任保险；损害赔偿；保险费
【中图分类号j f’840．684； r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2—0032—05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the legal status ofthe health law．chen shao-hui．economy and management departme nt,jiang
xi university oftraditional chinese medwine，330006
【abstract】 it is a hot topic of the health law study whether it is an independent legal department．on the basis of re—
fleeting on the purpose，implication and standard of dividing leg department，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health law is not an in—
dependent legal department in terms of function，adjustment object and adjustment method．although it can t exist as an in—
dependent health leg department， it can be an independent and comprehensive science of health law with research focus in
health regulations an d health law problems．
【key words】health law，the science of health law， gal department， gal position
卫生法的地位， 即卫生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是卫生法理论研究中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之一，可
以说卫生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都无法绕开该问
题的解答。具体而言，卫生法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予
以界定，一是卫生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是不是一个独
立的法律部门：二是如果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和其
他法律部门有何关系。前者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后者的解答，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前者。
卫生法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至今尚无定论，甚
至这还是一个充满争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种观点
认为卫生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卫生法所调整的医
患关系和卫生行政管理关系应分别由民法和行政法
调整，卫生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都不能成为独
立的法律部门。反对的观点认为卫生法有独特的调整
对象，即卫生(医事)法律关系，应属于独立的法律部
门。后者的观点主要见于卫生法学界的学者所编著的
教材和发表的若干论文中。但在主流法学界，学者们
一般也不认为卫生法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将之
纳入行政法的范围内。
卫生法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首先涉及法律部
门划分问题．即为什么要划分法律部门以及如何划分
法律部门。只有明确法律部门划分的意义和标准，才
能为问题的解答提供理论依据。
一
、关于法律部门划分的若干问题的反思
(一)法律部门划分的目的和意义
法律部门的划分，无论是从法律发展史的角度
作者简介】陈绍辉，助教，主要从事卫生法研究。电话：+86—791—7118861： e-mail： laowei3375@sina．com．cn】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2期)
看，还是从世界各国法律比较的角度看，都不是普遍
的法律现象。在古代社会，诸法合体，民刑合一，不存
在法律部门的划分(古罗马是例外，但其法律的分类
也仅限于公法与私法之别)。在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
盛行法律部门的划分，而英美法系国家却不存在像大
陆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律部门划分。然而，古代法和英
美法系并不因为无法律部门划分而影响其法律体系
的完备性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所以。不能仅以是
否划分法律部门为标准来评价一个国家法律的优劣
和法律体系完备与否，甚至也不能以某类法律规范是
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来判断该领域立法完备与否
以及理论研究的深浅。
法律部门划分首要目的是实现法律内部的分工
与合作。古代法之所以未作法律部门的划分．一方面是
因为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还没有产生划分法律部门的需
要；另一方面是古代法较之近、现代法，在调整范围上
尚不广泛，在内容上尚不纷繁复杂，在功能和手段上尚
不多样化。但进入近代、现代，法律的调整范围不断扩
大至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且内容日益复杂化。于
是，为优化法律内部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发挥法律的各
种功能，追求法律不同功能的协调而实现整体效益的
最大化，就产生了划分法律部门的强烈需求。法律部门
的划分就是通过对众多法律进 行分类组合，需求法律
内部分工与合作的最佳结构，实现法律体系的和谐与
统一。【 】正因为如此，法律部门划分的界限只具有相对
意义，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应当具有相容性，因此，研究
法律部门划分，不应当以“争地盘”的意识为指导，刻意
从其他法律部门划分出某些“新”的部门法。
法律部门划分的意义可以从下述3方面来理解。
1．对法学研究的意义。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热衷于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是学者。可以说，法律部门
的划分无非是学者们对众多法律规范所做的归类分析
和系统化研究。通过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可以相对集中
地对具有相同特质的法律规范作专门的研究，便于学者
门在法学研究过程中的分工与合作，有利于法学资源
的高效配置和利用。【 】因而，在一般情况下，法学学科
划分与法律部门划分是对应的。但也必须看到，某一
学科所研究的法律规范是否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并
不影响学者们对该领域法律规范的研究。同时，即使
某一学科将特定法律部门的法律规范作为其研究对
象，并不应该排除其他学科同样将这些法律规范作为
研究的对象；尤其是随着一些边缘学科的兴起，不同
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必然存在交叉和重叠，学科间的交
叉研究和共同合作也就成为必然。如果，我们仍然强
· 115 ·
调学科间绝对的界限只会导致学科间的壁垒和无休
止的、徒劳无益的争议。因而，某一法学学科是否有相
对应的法律部门并不是判断该学科是否为独立学科
惟一标准，也不会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该学科的发
展。我们应摈弃将法律部门作为划分法学学科惟一标
准的陈旧观念
2．对立法的意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一定法律部
门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法律部门的划分亦即法律体系
的构建。研究法律部门划分，有助于立法者设计法律
体系和制定立法规划，可以为立法者检测立法是否完
备及其完备程度提供参照体系，可以指导立法者从事
某项具体立法时根据该项立法的部门法属性做出制
度设计。但是立法实践中，某一社会问题可能不再局
限于某一法律部门，而是跨越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法
律部门，如果将规范同一问题的法律规范分别纳入不
同属性的部门法中去，只会导致部门法的分割而不利
于该问题的解决。因而，实践中也存在只围绕某一主
题或针对某一事项专门立法而不考虑法律部门划分
的立法实践。
3．对法律适用的意义。进入现代、当代，国家制定
的法律法规纷繁复杂、汗牛充栋，而对于具体案件能
够适用的条文可能就那么少数的几条，法官在处理案
件过程中要迅速找到适用依据并非易事，但依据部门
法寻找法律依据无疑是一条捷径。
总之，划分法律部门有其必要性和意义，但这种必
要性和意义也是相对，既不可忽视，也不宜过分倚重。
(二)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划分法律部门的关键，是划分标准问题。对于法律
部门的划分标准，过去过分强调形式标准，即法律的调
整对象、调整方法等。而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实质标
准，即某一法律部门是否有特定的职能，却被忽视。
事实上某类法律规范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
部门，首先应看其实质标准，即看其有无必要的、特定
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只要是具有为经济、社会发展所
必要的特定职能，并且该职能在既存法律部门中不存
在，也难以为既存法律部门已有职能代替，那么，该类
法律规范就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同时，法律部门的划分也要考虑形式标准。对于
划分法律部门的形式标准，理论和实践中一般考虑以
下因素：
1．调整对象。调整对象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这已是法学界的共识。某一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内容
是划分该法律属于哪一部门的重要标准，如果某类法
律法规有着共同的调整对象(即调整同一性质的社会
· 1l6 ·
关系)，那么就可以考虑将其划分同一法律部门。但是
任何一部法律都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不
能因此得出具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就属于某一特
定的法律部门．某一法律或某类法律能否成为独立的
法律部门还要考虑该法律部门是否有独特的职能，后
者更具根本性。
2．调整方法 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虽是很
重要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但仅仅以此为划分标准
还是不够。以为它们既无法解释一个法律部门(如刑
法)可以调整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也不能解释同一
社会关系由不同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一法律现象。因
此．划分法律部门。还需要将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作
为划分标准。 在实践中，一个法律部门往往采取多种
调整方法，一种社会关系也可以用不同方法来调整；
同一种调整方法既可为不同法律部门所采取。也可以
用来调整不同的社会关系。
3．同类立法数量。划分法律部门还要考虑同类法
律法规的数量．数量不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
门。因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必须要考虑各法律部门之间
法律规范的规模或数量之间保持大体的平衡，不能使
某些法律部门法律数量特别多，而某些法律部门的法
律又特别少。
二、关于卫生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立论的不足
卫生法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使在卫生法学
界观点也未统一。但从现有的卫生法教材看，绝大多
数的教材都持肯定态度。也有学者专门撰文予以论
述，但在这些论文、论著中对该问题基本上停留在定
性的层面上。即仅仅做出肯定回答，至于为什么是独
立的法律部门则语焉不详。甚至一笔带过而不予论述
和说理。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还是基本上可以总结出
主张卫生法是独立法律部门主要理由：(1)卫生法有
特定的调整对象。即以卫生活动领域的社会关系为调
整对象。卫生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多层次、多形式
的特点．涉及卫生组织关系、卫生行政管理关系、卫生
发展和服务活动关系。因而是其他法律部门无法调整
的：【3](2)在调整方法上，卫生法不像其他有些法律部
门一样．因调整社会关系的单一而采取单一的调整方
法和调节手段．其既有纵向的调整方法也采取横向的
调整方法； (3)随着多年的立法实践，我国的卫生立
法已获得了很大发展。各级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已制
定了大量的卫生法律法规和规章．已初步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4)法律部门的划分不
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无论从何种角
度看．卫生法比经济法有着更多的特 殊性，它更有资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2期)
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门类。
我们认为卫生法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
看该法律部门是否有特定的职能。即在划分法律部门
时应坚持法律部门划分的实质标准。如果卫生法具有
必要的、特定的、不可替代的职能，则可以考虑将其划
分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经济法之所以是独立的
法律部门是因为经济法具有规范政府与市场互动的
职能．这种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弥补市场和政
府双重缺陷所必要的。这也是民商法和行政法所不具
有的职能：而经济法也正是为弥补现有法律在解决市
场失灵方面的不足而产生和兴起的。具体到卫生法，
我们认为卫生法并不具有现有法律所不具有的独特
职能和作用。相反，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都可以
分解到其他法律部门由相关法律部门的法律法规调
整。如，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关系可以由民法调整，卫
生行政管理关系可以由行政法调整，国家对生物医学
领域的监督、管理和调控关系也可以纳入到行政法的
范围内。
有特定的调整对象是否可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
的重要标准?我们不能说某一法律规范具有特定的调
整对象就认为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任何法律规范
都调整一定的甚至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某类法律规范
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仅要看它们是否具
有共同的调整对象。还要看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
关系是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不会为其他法律部门
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囊括。因此，对于卫生法是不是
独立的法律部门。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卫生法以卫生
关系为调整对象就认为卫生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
样明显缺乏说服力。例如。合同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
间的交易关系． 即以平等主体间交易关系为调整对
象。但我们不能说合同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事实上，
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并不具有独立性，其总体上
可以分为两大块：医患关系和卫生行政管理关系，而
这两大块分别属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因而卫
生法的调整对象并不具有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我们
不能认为某类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多样性、
复杂性。而得出它们应划分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结论，
否则如此推理我们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既调整行政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监督管
理关系。也调整行政机关与消费者之间的指导服务关
系。还调整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消费关系。可见，《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同样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性．它既调整纵向的行政监督管理关系也调整横向的
消费关系。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该法是独立的法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2期)
律部门。实际上，尽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多种
社会关系，但这并不影响属于经济法律部门的地位．
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法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 — 即国
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我们之所以说医患关系法和卫
生行政管理法分别是属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范畴乃在
于医患关系和卫生行政管理关系体现了民法和行政
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
法律规范的调整方法确实是划分法律部门时应
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尤其是现代立法内容日趋复杂．
往往一个立法主题涉及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也
不可能在立法中采取单一的调整方法．否则难以适应
现代立法的需要。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我们一般将具有
独特调整方法的法律规范划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如制裁方式、法律责任等。但调整方法在法律部门划
分中只具有相对意义，尤其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某些法
律规范的调整方法众多而认为其应该成为独立的法
律部门，关键是该调整方法具有独特性．是其他法律
部门所不具有的。综观卫生法的调整方法不外乎纵向
调整方法和横向调整方法的结合，但随着围绕一个立
法主题的综合性立法的兴起．这种调整方法在众多立
法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经济立法。因此，纯粹根据某
一类法律规范调整的多样性就认为其属于独立法律
部门的立论是缺乏依据的．否则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
性立法的出现．在法律体系内将会涌现多少个法律部
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卫生法并不是独立的法律部
门．卫生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可以分别纳入其他法律
部门的调整范围内．其法律法规也分别从属于其他法
律部门。
三、对卫生法地位研究的若干反思
(一)关于卫生法地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由于受传统法学学科理论的影响，在构建某一学
科的理论体系和开展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习惯性地
将其与该学科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是否为独立的法律
部门作为研究的重点甚至是核心，尤其是学者们为了
论证该学科的独立性往往不惜代价、费尽心机寻求各
种论据去证明与该学科相对应的法律法规是为独立
的法律部门。从逻辑上讲这无疑是论证学科独立性的
一条捷径— — 既然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独立的法律
部门。那么以该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当然是独
立的啦!但这种研究思路也很可能使我们置客观实际
不顾而去刻意地划分法律部门，从而脱离实际需要划
分出形形的所谓的“新”的法律部门，而这明显脱
离了法律部门划分的初衷和目的。划分法律部门的主
· 1 17 ·
要目的是实现法律内部的分工与合作以及实现法律
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因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从
实际出发，不应以争“地盘”的意识为指导．抢占某一
学科的“势力范围”。如此不仅不能实现法律体系的合
理构建，也不利于学科间的分工与合作。
卫生法地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卫生法是否为独
立的法律部门。对于卫生法是否具有部门法的独立
性，卫生法学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陷入了以上法
学研究中的误区。卫生法学者们为了强调卫生法学的
学科独立性也自然不自然的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
式— — 试图以论证卫生法的独立性来证明卫生法学
的学科独立性。由于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和理论支
撑，在论证卫生法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时，学者们显
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一笔带过，要么语焉不详，即
使有所论证也不够充分，往往简单地套用法律部门划
分的形式标准分别予以论述。
法律部门的划分只具有相对意义，同时我们认为
某类法律规范是否属于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不会影响
以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发展．也并不会
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该学科的独立性。同样．卫生法
是否是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也并不决定卫生法学学科
的独立性．也不会影响卫生法学的发展。理论和实践
中．卫生法与卫生法学相互混淆．使我们在理论研究
中产生这样的误解： 如果卫生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
门．卫生法学也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法学学科。
“卫生法”这一术语通常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指卫
生法律法规；二是指以卫生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
卫生法学。 在一般情况下．卫生法与卫生法学并不作
区分．尤其是我们习惯性地将卫生法学称为卫生法。
但严格说，卫生法与卫生法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卫
生法仅仅指的是国家机关所制订的与卫生相关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其属于规范
性法律文件：而卫生法学属于一门学科，它是以卫生
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两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卫生法的制定及其发展、完善离不开卫
生法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卫生立法就缺乏
理论基石和前瞻性；同样，脱离其研究对象的卫生法
学也就失去其存在基础和依托。但两者又保持相对的
独立性．这主要表现在，卫生法是否属于独立的法律
部门．也并不会从根本制约卫生法学的发展，卫生法
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不必然决定卫生法学在法学
学科中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卫生法不属于独立的法
律部门．但并不影响卫生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的
存在。
· ll8 ·
(二)卫生法学是独立的综合性的法学学科
必须指出的是．“法律部门”与“法学学科”是两个
不同的法学范畴。法律部门是调整同一类社会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而法学学科是研究特定领域法律规
范所形成的法学门类。传统上，法律部门的划分与法
学学科的划分是一致的。有一个法律部门，就有一个
与之相对应的法学学科。例如，研究宪法、民法、刑法、
行政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形成宪法学、民法学、刑
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学等法学学科。这是因为．过
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一类法律问
题通常仅产生于一个法律部门，通过对这个法律部门
的研究，成立一个相应的法学学科，就可以顺利解决
所有的这类法律问题，研究领域无须扩大到其他法律
部门。可见，在社会关系简单、法律调整范围有限的时
代，以法律部门的划分决定法学学科划分的做法具有
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进入现代，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日益
复杂。一个法律问题的缘起往往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
法律部门，而是跨越两个乃至两个以上法律部门。对
于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已不是通过单独研究某一法
律部门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对分散于各个法律部
门的多种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应对．由
此而形成的综合性法学学科的研究范围必然涉及多
个法律部门。因此，现代法理学也不再强求法律部门
的划分与法学学科划分的完全一致，尤其是对于一些
交叉学科，更是如此。如此，虽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
“卫生法”法律部门．但并不排除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
性的“卫生法学”学科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卫生法涉及民法和行政法中的众多法
律规范．而且这些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又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如果仍沿用传统的做法，一味简单地通
过研究某一种法律规范— — 无论是医患关系法还是
卫生行政法．都无法彻底解决卫生活动中的法律问
题．也不利于卫生法理论研究的综合平衡发展。因此．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2期)
在研究范围上，我们有必要打破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成立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卫生法学”学科。
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卫生法学”学科意味着．卫生
法律规范既是卫生法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其他相关法
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医患关系既可以是卫生法学的
研究对象，同时也可以是民法学的研究对象：卫生行
政管理关系既是卫生法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可成为
行政法的研究范围。可以说．这种研究对象上的交叉
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合理的。确认卫生法学与其
他相关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可以相互交叉的观点．有助
于消除学界关于卫生法与其他相邻法律部门在调整
对象上的抽象、无谓的争论。也就是说，各种卫生法律
规范根据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应分别归人民
法和行政法律部门，而不可能同时形成一个独立的卫
生法律部门，但是卫生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则完全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卫生法律规范加以综合研
究。事实上，对于卫生法领域内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医
疗纠纷，如果排斥民法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这些问
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卫生法学研究品位
的提高有赖于更多的其他法学学科领域学者的介入，
如果卫生法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自我封闭，卫生法
理论也必将停留在低水平的层次上。
综上所述，虽然作为独立的卫生法法律部门并
不存在，但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综合的以卫生法
律规范和卫生法律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卫生法学学科。
鉴于此，我们认为，对于人们通用的“卫生法”这一术
语．只能认为其具有“卫生法学”或“卫生法律规范”之
意，而不能作“卫生法律部门”之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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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哲学，20__，(4】
卫生法范文第2篇
《精神卫生法》共7章85条，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管理机制、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康复、精神卫生工作的保障措施以及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一、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可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做出诊断。
《精神卫生法》规定：国家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以依法免费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贫困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由政府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可以得到优先医疗救助；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和城市已经开展医疗救助工作的地方，符合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对流浪乞讨人员中有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实施救治。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和城建城管监察部门负责将患者送到当地定点医院；卫生部门确定定点医院并负责患者救治；民政部门按照规定支付救治经费，其所属救助管理站在患者病情稳定或治愈后接回，或通过其他方式帮助患者离院。
二、最大限度的防止“被精神病”
为有效防止“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行两种非自愿住院的条件是：①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②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本人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规定要求再次诊断的，应当自收到诊断结论之日起3日内向原医疗机构或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承担再次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在接到再次诊断要求后指派2名初次诊断医师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再次诊断，并及时出具结论。承担再次诊断的执业医师应当到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面见和询问患者，该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2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及时出具鉴定报告。
三、对两种“心理医生”明确划分
“心理医生”这一时髦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常宽泛。有的指疏导压力的“心灵鸡汤”提供者，也有的指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往往被混为一谈。《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给出了明确定义。心理治疗是指在医疗机构中实施的专门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是指在医疗机构以外的各种机构、组织、社区中对普通人（而非患者）开展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精神卫生法》第二章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并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
第五十一条规定：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得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心理治疗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四、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
2、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或者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3、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侵害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的；
4、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的；
5、其他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监护人出现上述情形，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如拒绝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将患者长期遗弃精神病院，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精神卫生服务，预防精神障碍发生，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精神卫生工作从此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时代，将对我国精神卫生工作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方面，医院和医生仍存在一些困境。
1、《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之所以采取‘‘自愿”入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精神病”情况的出现。但何为自愿？尚无明确界定。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仅有1.1%的精神障碍患者为完全自愿入院；89.4%为家属或监护人送诊的“医疗保护入院”。“自愿”可能会导致很多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2、《精神卫生法》对精神卫生机构提出很多要求，如应配备适宜的设施、设备，保护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受到伤害，并为住院患者创造尽可能接近正常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等。但目前精神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相关人才紧缺，政府对精神卫生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精神疾病的救治率、就诊率和治疗率偏低。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各级部门以法律出台为契机，切实加大投入，落实配套措施，尽快解决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让精神障碍患者真正病有所医。
3、《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如果病人要求出院，但临床治疗没有达到能出院的标准，医院可否让其出院？不让出，医院是否违法？让出，病人出院后肇事、肇祸谁来负责？
4、《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遗弃精神障碍患者，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患者没有能力出院，监护人又不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属于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医院可以。但病人长期欠费难以追回或找不到监护人，又该如何处理？
卫生法范文第3篇
医事法相关概念的来源
“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和台湾的概念，但对于其内涵与外延，国内在将这个概念引进时从来都没有界定过，甚至成为一个比较含糊和暧昧的概念;从现阶段来看，学界对于医事法的使用非常混乱［6］。在日本，医疗相关的法律被概括的称为“医疗事务法”，以最具代表性的植木哲教授所著《医疗法律学》、《医疗纠纷预防法—医疗事务法律》等书为例。这些著作集中在以医疗纠纷处理和调整为核心的法律上，阐述了医疗法律学研究综合性医疗事务法。由此可见，日本学者论述的医疗事务法主要指调整由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医疗纠纷法律关系，其内涵和外延就是调整医疗行为相关法律关系的医疗法(medicallaw)。台湾学者中对医事法著述颇丰的黄丁全先生在其《医事法》一书认为卫生法学已不能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必将为医事法学所取代并成为医事法学的一部分。但通读其《医事法》全书，全篇涉及医疗行为、医患关系、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医疗责任的体例和内容，完全以医疗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和理论为核心，并未涉及卫生法与医事法的内涵与外延的详细论述，也属于设定概念而非解析概念的就事论事模式。由此可见，从日本和台湾所舶来之医事法，无非是以调整医疗行为所涉及事务的法律关系为核心和内容。我国医事法学者因此而主张的医事法概念，不过是医疗行为事务法或医疗事务法的简称而已，以此内涵和外延想要统括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似有欠妥之处。
医事法与卫生法之概念比较
医事法与卫生法概念比较的核心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区别事实上国内现有的法学理论并没有从内涵和外延上对医事法与卫生法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要么就认为二者是同意词，要么就武断地认为医事法取代卫生法是世界潮流、必然趋势，甚至实在无法区分时还使用了一些含混不清、大包大揽的医疗卫生法、医药卫生法、医事卫生法等称谓。在理论界定缺乏的情况下要区分医事法与卫生法，只好从“医事”与“卫生”的词义范畴的界定出发。但医事法和卫生法是两个语义相近的词汇，无论侧重如何或采用什么名称，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生命和健康”问题，其核心都涉及到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存在着关联和交叉是理所当然，在使用什么名称上更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习惯。如医事法是源自于日本、台湾对医疗事务法律的称呼，我国大陆原本并没有使用该概念而习惯性称为卫生法。当然，我国对卫生法的传统理解更多是指卫生事务的行政管理，也曾狭隘地将卫生法理解为卫生行政法。但“医事”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也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宽泛，如果仍坚持与“医疗事务相关的法律”，似乎就很难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法律领域。事实上，医事法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中有一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医学法学。“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医学法是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医学法学是研究医学法制建设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7］。由此可知，医学法作为有关医学方面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内涵就是调整所有医学事务的法律总和。并且，世界医学法学协会(WorldAssociatianforMedicallaw)迄今已召开了十八届世界医学法学大会，已成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学术会议。鉴于医疗法与医学法具有相同的词源内涵Medicallaw，故此从医疗事务上升为医学事务，把医学法作为医事法概念的前身，即医事法无非是医学事务法的总称，这样能否拓展出比医疗事务法能涵括更宽范围的法学范畴呢?面对当前医药卫生领域众多混乱的概念和理论使用、众多具有相同体例和内容的医事法和卫生法教材，通过医学法学的概念启示将医事与卫生之争还原为医学事务与卫生事务的比较，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与卫生的词义比较医学往往可分为传统医学(中医学、印度医学等)和现代医学(西医学)，所谓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分只不过是针对人体的诊治行为学科的不同，即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不同而已。就是所谓的社会医学也主要研究社会因素和健康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规律，以制定社会保障措施，保护和增进人体的身心健康。因此，医学事务的范畴局限于医疗行为实施模式的各个领域范畴，旨在保护和增进人体的健康状况而非营造一种保障人类健康的生存大环境，其行为模式基本上属于微观层面的具体医疗(技术)行为范畴。由此可见，关乎人体健康的医学事务领域与医疗事务的领域是基本一致的(当然医学事务还包括医学教育、科研等超出医疗事务的范畴)，以保护人体健康权益实现为内容的医学事务法律与其他国家有关医疗事务法的界定并无出入，都可统称为医事法。卫生一词最早见诸《庄子•庚桑楚》中“卫生之经”的记述，后晋代李颐在《庄子集解》中把“卫生”理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庚桑楚篇》中指出:“卫生者，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初版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医学大辞典》把“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表明“卫生”的涵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千年未有明显变化。如今《辞海》对“卫生”的解释是: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改善和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个人和社会的措施。将传统和现代的观点结合起来看，“卫生”的完整内涵应是“为保卫生命而创设的保护身体健康之措施”。如此看来，卫生既包括了微观的医学措施，着眼于医疗技术活动以增进和保护人体健康;也包括了宏观的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措施，从生命安全的高度广泛采用各种措施去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因此，卫生的内涵显然大于医学，医学事务包涵于卫生事务之中。但如果仅以词义的比较就得出卫生法是比医事法更大的范畴，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针对医事法学者们的立论依据作深入研究才能令人信服。其实，无论确立那一个词汇作为本领域的基本概念，其决定性的标准在于:(1)其是否最完整地覆盖了医药卫生全域的法律范畴并最全面、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2)其是否能与国际接轨并符合法律实务的发展趋势?
从医事法到卫生法的理性回归，是保障健康权益实现的内在要求和法律实务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健康权益的实现上，卫生法更全面和有效地保障了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的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一种身体、精神的、社会的完美适应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不虚弱;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1966年世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条有关健康权实现的法律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达到下列目标所需的步骤:(甲)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和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育;(乙)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丙)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的疾病;(丁)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组织各国在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初级卫生保健大会，大会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如下:“大会兹坚定重申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而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人权，达到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性目标。……人民健康状态、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现存的严重不平等，在政治上、社会上及经济上是不能接受的……政府为其人民的健康负有责任，而这只能备有充分的卫生及社会性措施方能实现。在2000年时使所有人民享有经济富裕生活的健康水平应是今后数十年内各政府、国际组织及整个国际大家庭的一项主要的社会性目标。综合这些世界性的、公约和宣言，可以将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社会关系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保障公民不因疾病或伤害的发生而影响其健康权益的实现，这主要是通过医疗活动来实现。针对人身体的病害因素实施具体的医疗活动以保障其健康，主要体现为病害诊治的医疗行为等相关问题，法律对这一微观层面的调控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医疗事务法，或简称为医事法。第二个层面，是保障公民不会因为身体病害因素之外的经济、社会或环境等因素而影响其健康权益的实现，这就需要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药品安全、卫生费用控制以及医疗保障等各方面的法律制度来实现。公约和宣言将健康权益明确为基本人权，确立了政府对这一基本人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乃至于国际义务，强调其实现不仅是疾病与体虚匿迹的医学事务问题，更是涉及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和问题。而这第二个层面的实现已经远远超越了微观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行为这些医学事务所能解决的问题，上升为宏观层面的国家事务，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卫生法律制度来明确和规范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保障责任。因此，保障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才是医药卫生领域法律调控的终极法益目标，全社会尤其是政府尽到对健康权益的保障义务才是这一权益实现的关键和根本所在。因此无论是称为医事法抑或卫生法，其功能必须要肩负起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全面和有效地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以达到最高的健康标准这一终极法益目标。这一终极目标的实现靠医学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综合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措施才能实现的国家甚至是国际义务。而卫生法将宏观层面的国家责任统括进来，最完整地涵括了整个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范畴，在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的实现上更显现其全面性和有效性。故而卫生事务应当是比医学事务更宽广的领域，即凡是与保障公民健康权益实现的事务都应属于卫生事务的领域，还包括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药品安全、卫生资源配置、卫生监督管理等其它卫生事务领域。总之，卫生事务是涵括了医学事务的更大范畴，卫生法是涵括了医事法的更大的范畴。相应的卫生法(Healthlaw)应定位为所有调整保障健康权益得以实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调整与健康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但凡涉及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实现的事业—卫生事业的法律都应纳入卫生法学的体系。在与国际接轨及法律实务的发展趋势方面看，卫生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述国际、公约和宣言对健康的定位，已经揭示了从医事法域向卫生法域发展来全面保障公民乃至人类健康权益的实现，是世界各国以及国际法律实务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1964年国际法律协会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医学法律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虑到目前国际医疗法的地位，国际卫生法较之国际医疗法更确切，更准确地反映该法律的基本内容和规则，其目的是安全指导人类健康……，1969年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anlHealthRegula-tions)就是国际卫生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8］。如今，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来控制疾病的跨国传播……新条例从鼠疫、黄热病和霍乱三种传染病的国际卫生检疫扩大为全球协调应对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各种起源和来源，实际上是指生物、化学和核辐射等各种因素所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9］。
卫生法范文第4篇
第二章食品的卫生
第三章食品添加剂的卫生
第四章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
第五章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
第六章食品卫生管理
第七章食品卫生监督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九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实行食品卫生监督制度。
第三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第四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都必须遵守本法。
本法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也适用于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
第五条国家鼓励和保护社会团体和个人对食品卫生的社会监督。
对违反本法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食品的卫生
第六条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第七条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卫生标准。
第八条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保持内外环境整洁，采取消除苍蝇、老鼠、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的措施，与有毒、有害场所保持规定的距离；
（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有与产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加工、包装、贮存等厂房或者场所；
（三）应当有相应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洗涤、污水排放、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施；
（四）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应当合理，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食品不得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必须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必须洗净，保持清洁；
（六）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包装、工具、设备和条件必须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
（七）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者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
（八）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经常保持个人卫生，生产、销售食品时，必须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销售直接入口食品时，必须使用售货工具；
（九）用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十）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对食品摊贩和城乡集市贸易食品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法作出具体规定。
第九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
（一）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二）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三）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的，或者微生物毒素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四）未经兽医卫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五）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品；
（六）容器包装污秽不洁、严重破损或者运输工具不洁造成污染的；
（七）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
（八）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的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九）超过保质期限的；
（十）为防病等特殊需要，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专门规定禁止出售的；
（十一）含有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的或者农药残留超过国家规定容许量的；
（十二）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第十条食品不得加入药物，但是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作为原料、调料或者营养强化剂加入的除外。
第三章食品添加剂的卫生
第十一条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食品添加剂，不得经营、使用。
第四章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
第十二条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第十三条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生产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原材料。产品应当便于清洗和消毒。第五章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
第五章食品卫生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定
第十四条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用于清洗食品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洗涤剂、消毒剂以及食品中污染物质、放射性物质容许量的国家卫生标准、卫生管理办法和检验规程，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或者批准颁发。
第十五条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地方卫生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中有卫生学意义的指标，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物质的安全性评价，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
屠宰畜、禽的兽医卫生检验规程，由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六章食品卫生管理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的食品生产经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并对执行本法情况进行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改进食品加工工艺，促进提高食品卫生质量。
第十八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健全本单位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加强对所生产经营食品的检验工作。
第十九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审查和工程验收必须有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第二十条利用新资源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新品种，生产经营企业在投入生产前，必须提出该产品卫生评价和营养评价所需的资料；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新品种，生产经营企业在投入生产前，必须提出该产品卫生评价所需的资料。上述新品种在投入生产前还需提供样品，并按照规定的食品卫生标准审批程序报请审批。
第二十一条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按照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食品、食品添加剂的产品说明书，不得有夸大或者虚假的宣传内容。
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清楚，容易辨识。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必须有中文标识。
第二十二条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其产品及说明书必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其卫生标准和生产经营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不得有害于人体健康，其产品说明书内容必须真实，该产品的功能和成份必须与说明书相一致，不得有虚假。
第二十四条食品、食品添加剂和专用于食品的容器、包装材料及其他用具，其生产者必须按照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实施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或者销售。
第二十五条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销售者应当保证提供。需要索证的范围和种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六条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新参加工作和临时参加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参加工作。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的，不得参加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第二十七条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摊贩，必须先取得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伪造、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的发放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八条各类食品市场的举办者应当负责市场内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并在市场内设置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状况。
第二十九条城乡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第三十条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进口前款所列产品，由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进行卫生监督、检验。检验合格的，方准进口。海关凭检验合格证书放行。
进口单位在申报检验时，应当提供输出国（地区）所使用的农药、添加剂、熏蒸剂等有关资料和检验报告。
进口第一款所列产品，依照国家卫生标准进行检验，尚无国家卫生标准的，进口单位必须提供输出国（地区）的卫生部门或者组织出具的卫生评价资料，经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审查检验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三十一条出口食品由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进行卫生监督、检验。
海关凭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出具的证书放行。
第七章食品卫生监督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行使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铁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第三十三条食品卫生监督职责是：
（一）进行食品卫生监测、检验和技术指导；
（二）协助培训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监督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健康检查；
（三）宣传食品卫生、营养知识，进行食品卫生评价，公布食品卫生情况；
（四）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进行卫生审查，并参加工程验收；
（五）对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进行调查，并采取控制措施；
（六）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巡回监督检查；
（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追查责任，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八）负责其他食品卫生监督事项。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立食品卫生监督员。食品卫生监督员由合格的专业人员担任，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证书。
铁道、交通的食品卫生监督员，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发给证书。
第三十五条食品卫生监督员执行卫生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
食品卫生监督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任务时，可以向食品生产经营者了解情况，索取必要的资料，进入生产经营场所检查，按照规定无偿采样。生产经营者不得拒绝或者隐瞒。
食品卫生监督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
第三十六条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以确定具备条件的单位作为食品卫生检验单位，进行食品卫生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已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导致食物中毒事故的，可以对该食品生产经营者采取下列临时控制措施：
（一）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及其原料；
（二）封存被污染的食品用工具及用具，并责令进行清洗消毒。
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予以销毁；未被污染的食品，予以解封。
第三十八条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单位，除采取抢救措施外，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采取控制措施。
第八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条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的，收缴卫生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或者使用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以及洗涤剂、消毒剂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而生产经营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的，或者该食品的产品说明书内容虚假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不标明或者虚假标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限等规定事项的，或者违反规定不标注中文标识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或者对患有疾病不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生产经营人员，不按规定调离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或者因其他违反本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九条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决定。本法规定的行使食品卫生监督权的其他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五十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
复议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法规定，对不符合条件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营私舞弊，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三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九章附则
第五十四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营养强化剂：指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中的天然的或者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范围的食品添加剂。
食品容器、包装材料：指包装、盛放食品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陶瓷、塑料、
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制品和接触食品的涂料。
食品用工具、设备：指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接触食品的机械、管道、传送带、容器、
用具、餐具等。
食品生产经营：指一切食品的生产（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采集、收购、加工、贮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等活动。
食品生产经营者：指一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单位或者个人，包括职工食堂、食品摊贩等。
第五十五条出口食品的管理办法，由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行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十六条军队专用食品和自供食品的卫生管理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
卫生法范文第5篇
几年来，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下，我们坚持了“政府领导、部门组织、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工作机制，全面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有效保证了全县食品卫生安全。目前，全县共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1170户，其中生产加工单位73户，副食批发零售单位548户，饭店549户，从业人员2890名。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率达到100%，从业人员体检率达到98%，各类地产食品监测率达到100%，餐具卫生监测率达到100%。
（一）广泛宣传，强化法制观念，不断提高食品卫生安全意识
几年来，我们组织开展力所能及行之有效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县电视台、乡镇广播站、标语、公告、过街横幅等宣传形式，广泛深入宣传《食品卫生法》。通过集贸市场集中宣传，平时检查逐户宣传，重要节日设立咨询台讲解宣传，向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重点宣传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意义，让广大群众了解食品卫生常识，提高全民食品安全意识。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广大食品从业者和消费者，对食品卫生法律法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食品卫生安全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提高了公众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同时，增加了食品生产经营者遵守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广大消费者也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几年来，共发放食品卫生安全知识资料6000多册，印发宣传单12000份，电视专题节目3期，新闻30多条。
（二）加强检查，强化监督管理，不断提高食品卫生安全质量
第一，成立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领导组织
为保证食品安全质量，成立了全县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领导小组，由主管副县长为组长，卫生、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牧业、农业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下设食品源头组、生产加工组、流通消费组，具体负责全县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各个相关部门都建立了安全责任制，明确了分管领导，设立了办事机构，确立了专门科室，落实专门人员抓此项工作。
第二，强化食品卫生安全社会舆论监督
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开进行曝光，协助监管执法部门揭露丑恶，警示违规。同时，也注意表扬和报道好的典型。我们还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担任食品卫生义务监督员，动员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把平时检查与全民监督结合起来，设立举报投诉电话、意见箱，对食品卫生安全实施全方位的社会监督。
第三，加大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力度
一是健全食品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协调机制。食品卫生安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都能按照职责分工，发挥各自职能作用，通过整合监管资源，将分散的监管力量集中起来，具体监管内容统一起来，推进综合执法和联合执法，形成协调、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二是严格审查和发放食品卫生许可证。凡是生产经营食品的单位，都要按照要求取得卫生许可证，生产经营条件要符合卫生要求，生产经营的食品也要符合卫生要求。无论是在前置审批还是在监督检查中，都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的标准进行检查，按照《食品卫生法》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齐全后，核发给卫生许可证。在工作中重点抽查已经获得卫生许可证的单位，对不符合卫生条件的要吊销或收回卫生许可证。卫生许可证有效期满后，重新进行复核，符合卫生条件的，给予换发新证，不符合卫生条件的，不得继续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三是加强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体检。在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卫生许可证的基础上，重点检查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坚持月查季检、年度审核，保证食品从业人员身体状况符合《食品卫生法》的要求。如果发现未取得健康证或身体状况不适宜从事食品卫生工作的，要坚决予以解雇，保证食品卫生的安全，保证消费者的安全。
四是开展食品卫生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每年县政府都集中时间对全县食品卫生安全进行专项整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整治工作重点，针对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开展整治工作。今年以来，卫生、工商、牧业、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都能按照专项整治方案的部署，以奶粉为重点，对外埠食品进行了检查，重点核验产地卫生许可证和卫生检验结果报告单，彻底整治全县食品卫生市场。
（三）严格执法，强化依法行政，不断提高食品卫生安全法治水平
各相关部门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清正廉洁，秉公办事，坚决制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重审批、轻监管的行为。在监督监测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严格执行食品行业的卫生标准，提高食品卫生安全质量。对检查中发现的腐败变质、假冒伪劣以及“三无”食品，按照《食品卫生法》的规定依法从严从重查处。今年以来，共警告限期改进220户食品单位，依法取缔3户，吊销卫生许可证1户，没收并销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800千克。
二、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食品卫生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食品卫生经费不足，食品监测设备陈旧，取证工具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食品卫生监管工作开展。二是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大多为个体工商户，缺乏有效的安全检测手段和质量控制措施，经营管理比较落后，食品卫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三是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将假劣食品销往农村集贸市场和小卖店，农民容易买到假冒伪劣食品，农村食品卫生监管难度较大，农村食品安全工作相对薄弱。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要进一步加大《食品卫生法》和9月1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的宣传力度。由县政府牵头，在城区主要街路和农村各集市，通过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活动，深入学习宣传《食品卫生法》和《决定》精神，了解食品卫生安全常识，提高食品卫生从业人员和广大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人关心食品安全，人人重视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要加强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督管理。对食品生产经营等各环节进行经常性检查，对卫生状况进行监测检验，严格执行国家卫生标准，依法打击无证生产经营和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规范食品卫生市场秩序，提高食品卫生安全质量，切实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三要提高设备检测技术水平。采取多种渠道，搞好现有人员的培训再教育，不断提高依法管理水平，提高食品卫生安全管理质量。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逐步改善食品卫生检测设备，增加设备科技含量，为全县食品卫生安全监管提供优质、科学服务。
卫生法范文第6篇
然而，徐武没想到，至今其言行莫名地被隐蔽监控，异常不安。11月20日上午，他对外通话，手机扰，甚至QQ语音聊天，也被神秘掐断多次。
徐武百思不得其解，怀疑自己目前的境况，可能与曾经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的经历仍有牵连。
近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下称“民诉法”）和《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精神法”），向社会征求修改意见。
于是，徐武和其他4名被传媒广泛报道的“被精神病人”彭宝泉（湖北十堰）、周铭德（上海）、高作喜（内蒙古）、陈国明（福建），建议修改上述两法，11月14日联合致信，从五地寄往全国人大法工委，期待上达天听。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对此表示赞同，“这属于民间推动法律制度改良的行动，希望全国人大重视这一上书行动。这不仅仅是五名‘被精神病’受害者的个人愿望，也应和了国民的共同愿望”。
国内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亦认可该举措，虽然对建议的内容与五名被精神病人有所分歧，都期盼全国人大稳健地制定《精神卫生法》，合理规定疑似精神病者的司法认定程序，保障宪法明确的公民人权，防止被精神病等邪恶现象再现。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有重症精神病人1600万。但一部《精神卫生法》却酝酿了26年之久，迟迟未能出台。中国的《精神卫生法》从1985年就开始起草，26年间十几次易其稿，至今仍然未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悲惨遭遇不堪回首
多年来，中国类似徐武案的被精神病案例频发。江苏“朱金红案”、广州“何锦荣案”、深圳“邹宜均案”、十堰“郭元荣案”、漯河“徐林东案”、北京“陈淼盛案”……一桩桩案件的背后，渗透着触目惊心的斑斑血泪。
彭宝泉、徐武、周铭德、高作喜和陈国明5人被强关精神病院的缘故各有不同，却均遭遇了难忘的身心折磨。每一个人的昔日凄惨经历，均咏叹着一阙法治悲歌，令人动容。
他们呼吁民诉法专家关注精神法中无行为能力的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建议增加“非自愿住院治疗人员有权自主委托人，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精神卫生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相衔接，修订民诉法第五十七条，增加以下条款:“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可委托诉讼人，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
他们在信里直书悲情：“我们深刻地体验到，一个人非自愿在精神病院里被粗暴地对待是什么感觉，我们深切体验过，未经司法程序，被当作‘无行为能力人’，被不合适的人所代表，是非人的感觉，彻底无助与绝望。上书建议信，包含着我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任何一位公民不要随便‘被代表’。”
从惨痛的精神病院生活解脱之后，徐武、彭宝泉、周铭德等5名受害人，为什么大胆、直接上书全国人大法工委修改精神法？
“你的声音能不能大点，再大声点？我听不太清。我有时出门，回家后就有人致电我家询问去哪了。”11月20日上午，徐武不忍再回溯四年精神病院磨难，但他仍然表示：“我向全国人大写信，就是要争取公民的合法权利，期待精神法保障被精神病者的正当权益。期待全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关注被精神病现象，杜绝公民权益被非法侵害。”
追忆起被强关在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的不堪遭遇，几个月后，公开信发起人彭宝泉最深刻的感受是，“在精神病院，我身为正常人，无助地成了一只小白鼠，孤立无援。当时非常纠结，我的身体谁做主？”
11月21日上午9时，周铭德对外通话时意识到手机被监听时声音愤懑：“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的沉痛遭遇，我一言难尽啊！在精神病院里，作为正常人，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11月21日上午，远在内蒙古的高作喜，回忆起2007年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的经历时，他最深重的感受是，“打了9次麻醉针，打一次就像死了一次，被逼着服用药物，事后都想办法催吐出来，太痛苦了。”
精神病患应综合判断
精神病院完全忽略“被精神病人”本人的意思表达，彭宝泉吐露了其中苦痛：“看守所你可以喊冤申诉，可在精神病院你若说自己没病，他们就说你病得不轻。”
对疑似精神病人仅仅根据医生诊断或监护人意见，即可被收进精神病院，多年关注精神法制定的北京地平线（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公益组织“深圳横平机构”负责人黄雪涛律师极力反对。
黄雪涛表示：“目前我国公民一旦被认定是精神病人，就不易获得司法救济，容易被侵害人身自由基本权。精神病医院本来是服务机构，不能自我判断疑似精神病人，但是在现实中执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权力。”
在黄雪涛看来，收治精神病人的严谨方法，应该依照独立机构相关法律制作精神疾病判断的表格内容，精神病医生调查填写疑似精神病人状况，之后交给其他政府部门（包括司法机关）审核。后者将审核结果告诉疑似精神病人的亲属、监护人或人，以及参考他们的意见，再下判断结论。
徐武等5人建议，在精神法中增加：“非自愿住院治疗人员有权自主委托人，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黄雪涛认同这一建议：“疑似精神病人等无行为能力人委托人，不等于该人排除接受治疗的可能性，只是保障公民自主表达的基本权利。”
然而，对于徐武等人建议民诉法第五十七条增加条款，“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可委托诉讼人，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长期关注被精神病现象和精神卫生立法的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黎永绿律师也认为，如果从符合逻辑和法理的角度来看，这条建议应当更改为，“被诊断为疑是精神病人或者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的本人对诊断结果有异议的，有权委托诉讼人，并在需要的时候，有权获得监护人的协助”，才可能更好地保护被精神病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对这一项建议持怀疑态度：“无诉讼行为能力人要有权委托诉讼人，文字本身自相矛盾。既然是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又怎么可以委托诉讼人？”
同样，卫生法学专家卓小勤律师，指出这一项建议存在矛盾。卓律师指出，“保护疑似精神病人的权益，仅仅靠5名被精神病人提出的两条立法建议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应当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程序和非自愿入精神病院的入院程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也认为：“这项建议，会产生大量的无效和对一般无行为能力人的侵害和更多风险。为此，当然有必要保留监护人的委托权。”
国内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亦认可该举措，虽然对建议的内容与五名被精神病人有所分歧，都期盼全国人大稳健地制定《精神卫生法》，合理规定疑似精神病者的司法认定程序，保障宪法明确的公民人权，防止被精神病等邪恶现象再现。
2010年10月10日，衡平机构与其他公益组织联合了4万余字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收治精神病人存在缺陷，导致“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乱象，浪费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
那么，精神法在制定内容过程里，究竟怎样避免“被精神病”？
卓小勤律师建议，“精神法首先应确立‘非经法定程序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均拥有自我决定的权利’的原则，同时还要避免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一锤定终身’。”
卓小勤则认为，对“‘非自愿入精神病院住院患者’，应建立严格的入院和出院程序，以及对精神病诊断的审查程序。规定送医主体的资格限制和‘非自愿入精神病院住院’时间限制。负责对精神病诊断进行审查监督的，应当是精神病院以外的相关人员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或者是人民法院法官”。
卫生法范文第7篇
一、完善组织体系，落实具体工作
根据“规划”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建立健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区县卫生局、办医主体的现有资源，建立了一支由区县卫生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局属各站所组成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网络队伍，具体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办医主体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落实各项具体工作。
二、编印学习材料，组织学习贯彻
*市卫生局卫生法规处组织力量编印了《卫生法规汇编》（20*年上、下两册）下发给各医疗卫生单位，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手册，同时也作为卫生执法人员上岗前培训教材。
三、开展专项活动，分层宣传教育
——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市卫生局机关针对新颁布的《物权法》，统一购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法律读本发放给全体机关干部，邀请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家为机关公务员开设专题讲座，法律专家对理解《物权法》的有关条文作了详细的解析，深受广大机关公务员的欢迎。同时还邀请专家学者开设《公务员法》学习专题讲座，加强对机关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根据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我局共组织近20名机关干部，参加了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资格考试。
——开展“法律进工厂”活动。*市卫生局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铁路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总工会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4月23日至4月30日）期间联合开展“劳动者健康与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的《职业病防治法》现场宣传咨询和送法下厂活动。重点对存在职业危害的相关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进行了宣传培训。
——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市卫生局开展了以“关注饮用水卫生安全”为主题的“卫生标准宣传周”活动（9月3日至9月7日），重点宣传贯彻《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479－20*）及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活动期间，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对辖区内卫生监督员、卫生检验人员、集中式供水单位（区县发证）和二次供水单位的培训工作；在社区开展以宣传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为主,采取接受饮水卫生问题咨询、举办主题讲座、开展饮水卫生教育、分发饮水卫生资料等形式，对社区居民进行饮用水安全宣传教育，同时组织开展了辖区内的专项执法工作。通过一系列宣传活动，扩大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及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在市民中得知效率，增强了市民的标准意识，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开展“法律进百姓”活动。在12月1日全球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宣传日当天，市领导来到本市“爱之家园”，看望本市艾滋病孤儿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亲切慰问在“爱之家园”工作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开展了相关法制宣传活动。当日下午在杨浦区五角场下沉式广场举行了20*年*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市领导向“*市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征文演讲比赛”获奖学生颁了奖；进城务工人员代表宣读了《致全市进城务工人员预防艾滋病倡议书》并宣誓；大学生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志愿者代表宣读了《致全市高校学生预防艾滋病倡议书》并宣誓，将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宣传推向高潮。
四、贯彻上级精神，落实具体工作
9月28日，*市卫生局自收到市法宣办印发的“关于报送第宪法宣传周活动方案的通知”后，根据文件精神及时下发有关通知，要求各区县卫生局、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有关大学、局属各站所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召开专题会议，具体落实12月3日至9日宪法宣传周和12月4日法制宣传日的活动，掀起了全市卫生系统学法、用法新一轮高潮。经过历时三个多月的筹划部署、精心组织和层层落实，通过设摊宣传、网络平台、知识竞赛、电子屏幕、院报院刊、板报、宣传栏、横幅等途径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把普法工作推向深入，为*卫生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
*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作为市卫生系统推荐的市科教党委系统法制宣传教育“*”期间典型单位培育工作单位之一，从6月份开始，筹划组织了全市范围内的卫生监督执法大比武，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活动历时半年，取得明显成效。多渠道、多方面加强宣传力度。
卫生法范文第8篇
“不可以随便走动，走路被架着胳膊，上厕所要报告，护士站在对面看着。”对《瞭望东方周刊》描述，24小时被监视，“每天9点到次日5点强制睡眠，睡不着不可以，坐起来不可以。”
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的时候，语言流利，逻辑清晰。而她遭遇这段意外仅仅是因为与父母在选择恋爱对象问题上有分歧。父母觉得从以前乖巧听话变得非常叛逆，感到无法理解，认为她精神出现了问题。
2012年6月5日晚上6点左右，与男朋友下班回家，看见从老家赶来的父母等在自家楼下。“之前和父母有过冲突，不大愉快，所以我们没打招呼就直接回住处了。”说，十多分钟后听到敲门声，“我没有开门，过了一会就听到撬锁声，门被撬开后，父母带着4个陌生人进来，强行把我带走，说要带我去精神病医院检查。”
“我后来得知，那4个陌生人是父母在精神病医院外认识的‘医托’，他们的职业是帮助‘患者’的近亲属将不愿意就诊的‘精神病人’以绑架的方式强行带到医院。那天我被弄到医院办完手续后，就被强行带到了病房。”说，在病房门口，医生将她的手机、手表和首饰全部取下，给她换上了病服。
不是被亲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首例或特例。在“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等见诸报端并引发社会争议的事件中，当事人都是因家庭纠纷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强制就诊的。
此外，因其他形形理由“被精神病”的案例也不鲜见。2011年4月武钢职工徐武因上访而“被精神病”，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上访照片被当地派出所送进精神病医院，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6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
基于此，自2011年6月10日《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开始，法律能否杜绝“被精神病”现象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从2011年10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后形成的一审稿，到2012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二次审议之后的二审稿，针对非自愿住院治疗、亲属送治权、精神障碍鉴定等均有部分修改和完善，而个别条款目前仍然存在被滥用的隐患和不够细化的尴尬。
比如关于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界定，目前法律层面还不明晰，从2012年8月15日上海市卫生局印发的《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年版）》中可见一斑。该规范指出，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对辖区内连续居住半年及以上者，开展疑似精神疾病患者调查。而一份名为《行为异常人员线索调查问题清单》的调查问卷表明，“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行为异常人员将成为上海市社区开展疑似精神病患调查的线索。
“非自愿住院治疗”标准的进步与局限
在什么情况下能将他人强制送往精神病院诊断和住院呢·这一直是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中被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从《草案》征求意见稿、一审稿到二审稿，有部分修改，也尚存争议点。
关于非自愿诊断的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7条曾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于“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对于上述界定，社会舆论的担忧是“扰乱公共秩序”有被滥用的风险。越级上访、投诉检举不实、网络不当言论等行为有可能被视为扰乱公共秩序。争议之下，《草案》一审稿将“扰乱公共秩序”删除。
此外，一审稿还在征求意见稿中对“非自愿住院治疗”标准又做了细化。
《草案》征求意见稿在第27条规定，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一审稿改为：“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或者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而“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的规定又引发了质疑，这个实体条件被认为扩大了医生的权力，存在医生权力滥用风险，故二审稿将此项删除。
“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意味着医院不得再以此作为理由强制‘患者’住院。是否非自愿住院治疗不再由医学标准决定，而由法律上的实体标准来决定。”长期致力于推动精神卫生立法的公益律师黄雪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但在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戴庆康看来，“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作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条件之一，是有合理性的。
“这有国际法根据。联合国《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第16条b款规定：‘判断力受到损害的精神病人，不接受入院或留医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无法给予根据限制性最少的治疗方法原则，只有住入精神病院才可给予的治疗，可以非自愿住院。’”戴庆康对《望东方周刊》说，至于在实践中此条件可能被滥用的问题，“应通过完善患者的救济权利来防止，如异议权、复诊、鉴定、诉讼、赔偿等，因为其他情形也同样可能会被滥用。”
“我认为，非自愿住院的实体标准的真正问题是，如何界定‘伤害自身的危险’或‘危害他人的危险’。”戴庆康说，危险只是一种可能性，伤害或危害尚未实际发生。
“这种可能性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剥夺或限制自由·这需要法律明确的。”戴庆康说，“从国际公约规定及各国实践来看，这种危险必须是即时会发生的，或明显的，或有充分证据证明的。”
黄雪涛认为，目前确立的危险性原则符合现代法治理念，“是精神卫生法最为关键的进步点”，“但‘危险性’的细化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直到明晰”。
亲属送治权滥用风险
2012年6月8日，在精神病院待了3天后，经过3级专家会诊，得以离开医院。“这期间我一直声明自己没病的事实并要求出院，但医护人员称他们是按程序办事，而且由父母强行送来诊治是没有问题的。”说。
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24条规定，监护人、近亲属可以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第26条规定，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行为的，由当地公安机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并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
对此，一审稿做了微调，其第23条规定，近亲属可以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而当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立即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近亲属可以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的规定，是存在滥用亲属送治权的风险的，“不太妥当”。
“实践中，在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家庭矛盾中，可能会出现以当事人涉嫌‘精神障碍’为由强行将其送至精神病院诊断甚至直接强制住院治疗。”李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果法律对此不加严格限制，则“被精神病”可能威胁到每一个正常人。
李轩建议应该将上述规定修改为“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经本人书面同意，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其他近亲属明确反对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拒绝进行诊断的，其近亲属不得强迫”。
在送治主体上，一审稿删掉了“监护人”的表述，而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危险行为时在原来“当地公安机关”的基础上增加了“近亲属、所在单位”。二审稿没有再做修改。
“一审稿把‘监护人’这个词去掉，是立法技术层面的完善。”黄雪涛说，在过去的立法中很流行使用“监护人”这样的表述，监护人是指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而我们遇到的不少案例中，医院认为是监护人的人，其实不具备监护人的身份，因为监护人涉及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认定，实践中这个环节往往缺失。立法者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把这个词去掉，改成了近亲属或负有监护职责的近亲属的表述。”
关于在送治主体中增加了“所在单位”是否妥当，黄雪涛认为，其实罗列谁具备送治权并不重要，“虽然在一些个案里，的确有人因为跟所在单位不合而被单位送入精神病院，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把单位列进来就不对呢·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最关键的是在进入收治程序后对非自愿住院患者设置救济权。”
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害
按照目前的规定，一旦被确诊为精神障碍患者并进入收治程序后，送治的近亲属有可能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草案》征求意见稿和一审稿、二审稿均有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的，由患者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
“监护人是法律规定的，顺序是配偶、父母、成年子女等，一般意义上比较好认定。但实际中，由于认定程序的缺位，医生可能在法院没有做出监护人认定时就直接把送治人当成监护人。”黄雪涛说，这意味着成年公民的自决权可能因近亲属的主观判断和医生诊断而遭受否定，事实上形成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对此，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科主治医师杨磊也认为，行为能力的判断不是医生的范围，“医生既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法律层面要解决的，医生要做的是通过一定标准有效判断当事人是否有病。”杨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邵武陈国明案”等案件中的非自愿住院“患者”，均有能力自主委托人，却因“监护人”阻拦，权被粗暴否定，使其自救行为不断激化，进而发酵为公共关注事件。
对此，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在2011年6月23日向国务院法制办寄送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建议信》中曾提及，应保障非自愿住院人员的特定委托权限，比如非自愿住院患者有权在近亲属中或近亲属以外，自行委托人代为表达异议，行使诉讼权利。此外他们建议，监护人资格应在非自愿住院之日起15天内申请法院宣告，并确认监护人资格。
一审稿和二审稿中多处提到“负有监护职责的近亲属”，黄雪涛认为这个词也是不够确切的，“法律不能默认谁是监护人，所谓的监护实际上是一种关系，而关系最重要的是人和被人不能有利益冲突，如果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生行为，那么这个就是无效的。使用‘有监护责任的近亲属’这样的词，意味着缺失了利益冲突的审查环节。”
李轩认为，2012年3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一种特别程序，即精神病人或间歇性精神病人犯罪的强制医疗程序，对因患有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是否强制治疗，应由法院开庭审理、鉴定确认并作出决定。
“这种特别程序的规定和《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精神卫生立法应当充分借鉴，甚至遵照执行的。”李轩说。
精神病鉴定实质未变
目前当医生做出对某人进行非自愿住院的决定，并要求监护人去办理住院手续时，当事人若提出异议，是如何处理的呢·
《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结论有异议的，可以选择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复诊。对复诊结论有异议、要求鉴定的，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资质的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黄雪涛认为，上述规定相当于赋予精神科医生司法判断的权力，“这也就是说，要救一个人出院就找医生，医生不行就找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虽然有‘司法’两字，但他们还是精神科医学专家，本质仍是医学判断。而决定一个人是否该送精神病院救治的权力，不能只是掌握在精神科医生手里，而应该诉诸法律。”
一审稿仍维持了对复诊有异议时“应当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规定，二审稿修改为“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精神障碍鉴定机构进行医学鉴定”。
“把‘鉴定机构’前面的‘司法’二字去掉，又明确鉴定的性质是医学鉴定，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最后仍是医学专家的判断。”戴庆康说，做出这种改变的原因在于司法鉴定有着特殊的定义。
司法鉴定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精神卫生法并没有规定患者不服诊断结论就有提讼的权利，针对某人是否精神病人的问题，没有进入诉讼，自然就没有司法鉴定的问题。”戴庆康说，虽然二审稿用“鉴定”代替“司法鉴定”，但是进行鉴定的仍然是司法鉴定机构。
“既然叫鉴定，就意味着精神病鉴定是决定某一个人能否获得自由或是否应当限制自由的证据，而不是判决。”戴庆康说，还应有一个中立机构来评判，而现有的法律并没有设置这一评判机构。
戴庆康认为应在立法上建立针对精神疾病诊疗决定的司法审查机制，允许患方针对医方的诊疗决定（因为该诊疗决定涉及对自由的限制和剥夺）提讼。
“司法审查不能代替医学判断，司法审查的法官不比精神病学专家更高明，不会比精神学专家更擅长于作出一个是否有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的决定。”戴庆康说，但因为精神病学诊疗决定会成为剥夺和限制自由的证据，“法治的最低要求是这一证据具有证明力，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才能成为剥夺和限制自由的有力证据，因而精神病学界的诊疗决定必须接受司法审查。”
对于患者如何维权，二审稿新增了诉讼权利。第78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讼。”
“这也是一个进步。问题是没有可行性的细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黄雪涛说，比如患者被近亲属送进精神病院后怎么去诉讼，“送诊人给医生一个指示，医生一般就以妨碍治疗来拒绝其他人会见。医院会认为送诊人就是其人，其他可能更合适的人就没有办法进行会见，诉权也就没有办法实施。再加上司法诉讼时间漫长，诉权也会变得没有可操作性。”
复诊鉴定程序争议
除了诉讼权利，精神障碍患者的复诊鉴定程序是保障患者在对诊断发生异议时维护自身权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审稿曾制定“二次程序”，患者、监护人如果对复诊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鉴定；对鉴定结论还有异议，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并注明“以重新鉴定结论为准”。二审稿将此修改为“一次程序”，删除了患者、监护人可以要求重新鉴定的相关条款。
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解释说，做出如上调整，主要是考虑到两次鉴定一般需要60天，时间成本高，错过了患者的有效治疗期，对患者不利。
“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因精神疾病的鉴定可能会带来限制或剥夺自由的可能，而精神病判定的特殊性，如主观性，较难借助仪器、化验等科学手段判定，决定了精神病诊断出错的几率比其他医学领域要多。”戴庆康说，“应分情况处理，只要鉴定结论认定无病或虽有病但无需住院，则无需进入第二次鉴定；但鉴定结论认定有病并且需要住院，而患方不服的情况下，应允许在患方提起的诉讼程序中再次鉴定，并通过质证和庭审由法院采信其中之一的鉴定结论。”
在杨磊看来，鉴定本身并不困难，“一般医院都可以，问题在于这本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医学代替不了司法，鉴定之后还是应该通过司法审查来决断是否可以对一个人强制住院，现在缺乏这个环节。”
杨磊坦言，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很多律师担心医生由于利益关系将没病的人诊断成有病，但不应该以此对整个精神医学界进行质疑。”
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即有自我伤害行为和伤害危险的患者，如果监护人同意住院而患者不同意，一审稿允许患者提起复诊和鉴定，即收到诊断结论之日起3日内，可以要求医疗机构复诊；对复诊结论还有异议，可要求鉴定。二审稿则删除了上述规定。
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解释说，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缺乏自知力，往往不愿接受住院治疗。因此，在监护人同意住院治疗的情况下，如果患者还可以要求复诊、鉴定，实践中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没有自知力也可能不算严重患者，医学上没有明确严重患者的概念，严重患者不能提复诊、鉴定，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杨磊说。
卫生法范文第9篇
根据工作安排，我们组织部分主任、委员和人大代表，组成食品卫生法执法检查组，对我市实施食品卫生法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食品卫生法》是一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食品卫生法执法检查，今年7月21日，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这次食品卫生法执法检查，是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维护人民群众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举措，目的在于监督和支持执法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严格依法办事，加大对我市食品卫生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及时解决在食品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这次执法检查共安排三天时间。今天上午的日程主要有三项：
一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同志讲话；
二是与会人员集体学习食品卫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执法检查程序；
三是听取市政府关于全市食品卫生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
首先，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同志对这次执法检查讲意见。
（书记讲话）
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强调了这次执法检查的重要性，全面部署了执法检查的方法、步骤及重点，对检查组成员和被检查单位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认真领会，按照书记提出的要求，切实把这次执法检查搞好。
下面，请卫生防疫站的站长为我们讲解食品卫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执法检查程序。
（站长讲解）
刚才，卫生防疫站李站长给我们讲解了食品卫生法的主要内容及执法检查的程序和重点，讲得很好，同志们要认真把握，为执法检查做好准备。
下面，请市政府副市长同志汇报我市食品卫生法贯彻执行情况。
（汇报）
刚才，市政府李市长汇报了我市食品卫生法贯彻执行情况，使我们对全市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为开展执法检查奠定了基础。
今天上午我们的日程就全部进行完了，按照执法检查安排意见，下午2：30集合，两组一起统一乘车，集体检查卫生局及监管单位，明天开始分组检查。凡是参加检查的同志没有特殊情况不准请假。
卫生法范文第10篇
卫生法学教学目的是通过卫生法学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卫生法的基本原理与我国主要的卫生法律制度，树立依法行医、规范行医的意识，能够根据现行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预防医疗纠纷，并能够依法恰当化解医疗实践中出现的医疗纠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的卫生法理念。学生要掌握卫生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以及卫生法的基本作用，培养学生对卫生法的基本理念。卫生法是实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基本保障，也是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国家通过卫生立法，有效地保障我国卫生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且也是国际上跨国界的世界性问题。国际法原则特别是WTO规则原则也成为我国卫生行政立法、执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卫生法学教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完整、系统和全方位的卫生法理念。
2．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学生要掌握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中执业医师、执业护士的权利与义务，熟悉执业医师管理法律制度、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等，能够根据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治医疗纠纷、恰当处理医疗纠纷这些基本知识。但由于目前卫生法学的教材及相关资料在这些基本知识内容上非常缺失，学生理解和掌握起来往往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卫生法学的基本知识时，应将具体卫生法律制度与立法背景相结合。由于时间、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法律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深入了解立法的不同背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学的法律内容和基本知识。
3．培养学生卫生法学研究方法的能力。如前所述，卫生法学是一门由医学、卫生学和法学交叉的学科。卫生法既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应遵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规律，又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而有别于其他法律。因此，对卫生法学的研究，其方法不仅仅限于法学的一些基本方法，还要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卫生法学研究方法也有其自身特点。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主要通过文献查阅、历史研究、法解释学、实证研究、社会学、比较研究，以及经济学等方法进行研究。
二、卫生法学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方面，卫生法学应着重处理好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以及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等问题。
1．教材理论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教学内容方面，掌握好教材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要掌握好教材内容，首先要选一门好教材，其次，要熟练理解和掌握教材内容，做到“懂、透、化”。然而，我国卫生法学理论基础研究总体上较为薄弱，现有的教材及相关资料非常稀缺。目前，卫生法学主要以我国现行与医疗机构关系密切的卫生法律制度为研究内容，系统讲述执业医师法律制度、执业护士法律制度、医疗机构管理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国境卫生检疫检验法律制度、医学科研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等。这些内容大多数从卫生法本身的角度去探讨和研究问题，而很少看到从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进行相互联系和相互探讨的角度去理解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内容。任何法律的制定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背景。在卫生法中对人们生命健康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理论同样也离不开立法者立法时的人文关怀。因此，在卫生法理论教学中应当在全面考虑法理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全面透彻地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2．实证材料、生动事例的补充和运用。如前所述，卫生法是一门社会法，是解决卫生方面社会问题的法学专业学科。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本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宗旨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要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而目前，现有大部分教材中关于卫生法的内容仅限于基础知识为授课内容。在进行卫生法学的教学中，仅仅传授理论基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卫生法的教学内容应更贴近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因此，在卫生法学教学过程中，根据讲解的基础知识点加入相应的实证材料、生动事例进行补充和分析，就显得极为必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卫生法的基础理论知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卫生法学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方面，卫生法学应采用实践教学、案例教学、教师讲解和学生互动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1．实践教学。卫生法作为一门社会法，实证研究方法是卫生法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实践教学对卫生法学课程而言同样也是重要的辅教学方法。通过实践教学运用，可以更好地
让学生在实地考察中探究事实、梳理认识的过程，起到更直观和客观的效果。使其对卫生法学的知识了解得更为深入和透彻。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教学活动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有关卫生法的社会调查研究，针对卫生方面的某一事件、某一问题、某一情况，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除此之外，还可以参加卫生法案件庭审、参与卫生法科研项目以及参加一些卫生法律咨询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教学活动，可充分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2．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最早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HarvardBusinessSchool），当时主要是用于商业管理。通过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讨论中。而卫生法学案例教学法就是把案例教学运用到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教师以卫生法学领域的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案例教学的一系列活动，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教学方法。在法学课程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是非常重要的辅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有其特有的优势。同样，传统、单一、纯理论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卫生法学的教学发展，而将案例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理论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在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教师讲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在卫生法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循循善导。通过教师的讲解，可以使讲授的知识内容体系更为完整，授课进程更易于把握。因此，教师讲解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但是，教师在讲解时要注意讲课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化。例如：使用漂亮的PPT课件、播放相关新闻、实例视频、使用多媒体技术等多种方式。
4．学生互动。教学过程虽然是“教”与“学”的过程，但同时，也是“学”与“问”，“问”与“答”，了解、掌握知识和探讨问题、启发思想的过程。因此，老师提出问题与学生互动是卫生法学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方法。在学生互动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已经不是一个操控者，而是一个与学生平等探讨问题的学者。这样的过程，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激发出他们思想的火花。具体方式包括研讨式（Seminar）的授课方法和苏格拉底式的授课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