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1篇

你们好！

我是一名在校高中生。兹涨芭级看到一条网购消费者艰难维权的相关报道，感触良多。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我自身也是一位网购消费者，也亲身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恕我冒昧，此时此刻，非常想对你们说说我内心真实的感受与想法。

科技的发展让网络走进了千家万户，而网购的快捷、便利直接代替了很多实体店购物，网上购物已经成为购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安全的潜在风险也日益增多，网络诈骗更是防不胜防。可是让人心寒的是，当消费者在网上购物、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经常会遭遇举报无门，维权无路的无奈，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忍气吞声。

消费者尹小姐在网上购买了假名牌二手耳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用了8天时间，奔走了多个部门，拨打了无数通电话。期间各部门总是用各种理由推诿，互相“踢皮球”。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她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此事件着实暴露出相关行政部门监管不力、不作为等弊病。网监局、工商局、产品质量监督局等部门是为维护人民利益而设立的，其执法人员就应该忧人民利益之忧，想人民利益之想。可当人民有了麻烦要他们排忧解难之时，他们却相互推诿，深深伤害了人民的感情。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报道，讲的是一位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小区内的一家黑网吧偷偷上网，严重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正常生活。这位母亲不想让孩子越陷越深，也不想让自己孩子的悲剧在其他家庭重演，就勇敢地向相关部门举报，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位母亲奔走于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不归我们管”。多次的奔波，无效的答复，失望的痛苦，让这位母亲心灰意冷，一怒之下砸坏了这家位于居民区的黑网吧。

当初我只是为那价值不菲的电脑感到惋惜。可现在看来，如若有关部门对这位无助的母亲施以援手，这样的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相关部门更应肩负起应有的职责，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网上购物越来越大众化。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购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却显得简单、散乱、可操作性不强或无法可依。这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网购需要。所以我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加大对网购消费者权益保障的法律研究和立法，真正消除网购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为百姓做实事、做好事。

此致

敬礼

一名在校高中生

2016.6.10

教师点评：

本文是一篇书信体文章，与普通的议论文相比而言，文体新颖，让阅卷老师耳目一新。其次文章就相关行政部门的不作为，监管不力进行了委婉的批判，还举出了一位母亲砸毁黑网吧的事件为例，很是得当。最后发出自己的呼吁，显示出一名高中生的家国情怀。文章大气、深刻，有思维的深度。

教师亮分：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2篇

数字化出版①产业已经成为传统出版业必然要经历的飞跃。 一年一度的两岸出版高峰论坛，是两岸出版业界加强沟通、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2010年该论坛以“数字出版与两岸合作”为主题，掀起两岸数字合作探讨的浪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表示，两岸出版界在推进华文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肩负着共同的使命，应携手合作，共创华文数字出版的美好未来。他建议加强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他欢迎台湾出版企业到内地去落户发展，与内地业者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产业集群，两岸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不断拓展中华文明成果的数字化呈现方式，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影响力；同研发华文数字出版的核心技术。在重大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方面，充分利用两岸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既懂技术、管理，又懂出版的复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构建”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再次提出，面对数字出版发展的大趋势，两岸业界要在出版内容、产业链赢利模式、版权保护、数字出版标准4个方面加强合作。[2]论坛上，内地和台湾出版业界人士共同描绘了推动两岸数字出版产业合作与发展的蓝图，积极寻求推动华文数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对策。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出版是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数字出版的广阔市场前景下，应注重出版产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让数字出版与服务社会相统一，保持独立的价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两岸各自推动数字出版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机制与前景分析为视角，藉此探讨两岸数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基础 所谓数字出版，是出版业与高新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兴出版业态，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数字化的图书产品具有存储海量、搜索方便、传输快捷、成本低廉、互动性强、环保低碳的特点，比传统纸业出版拥有显而易见的优势。纵观数字出版的产业链，可以分为3个板块，第一是内容制作环节，比如作家、出版社、新闻媒体；第二是交易服务环节，比如传输、资料库的交换和结算服务，主要指资讯服务商家；第三是阅读器的生产环节，比如手机、IPAD等。 随着网络和无限移动使用者的增加，民众的阅读习惯逐步向数字化转移，这是数字出版市场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出版领域，发达国家电子阅读数的人数不断增加。相关业者亦引用研调机构数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进1,100万名北美地区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至少1台电子书阅读器。[4]由于网络的影响，不少图书的线上版的需求量超过了纸质版，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甚至高调宣布，因在线版需求大大超过纸质版，在编的第三版《牛津英语词典》将不再以“砖头”面目示人，只出电子版；而荷兰威科集团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已经占到其34亿欧元营业收入的52%。[5]可以说，世界发达国家的数字出版蓬勃发展，而且已经成熟。 内地的数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内地第一份网络期刊《神舟学人》的诞生，以及2000年第一个由传统出版商开发的电子图书产品“掌上书房”。而由清华同方集团建设的“中国期刊网”从1999年开始运作，至今已经成为集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士论文、专利标准、海外文献资源等于一体的大型网路出版平台，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同时，不少通讯业者也相继推出数字出版公共平台，民众可以运用数字产品得到资讯信息，数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贴近民众。很多专业从事数字出版的数字传媒公司也不断出现，2008年上海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内地数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2010年中国数字出版年会年度报告》显示，2009年数字出版收入799.4亿元，比2008年增长50.6%；手机出版的收入超过网络游戏。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线广告市场规模数据显示，尽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线广告市场规模仍以2%的增长率增至552亿美元，预计2010年将增至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2011年~2014年将以超过11%的速度持续增长。[6]十一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0%，2010年总产出超过千亿元，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超过8%，成为新闻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等数字阅读开始普及，国民各类数字媒介阅读率达到32.8%，为数字出版产品的传播与消费创造了条件。[7] 再看台湾地区，全球四大主要电子纸技术供应商中已有两家为台湾厂家掌控，为台湾的数字出版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台湾的电子加工制作业一直以来都很强，因此台湾在自主研发电子书阅读器上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不少出版相关产业比如软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纷纷转身关注数字出版。台湾政府在2002年将数位出版列为“新世纪两兆双星产业发展计划”，新闻局将2004年定为“数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过了为期5年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旗舰计划》，并予以新台币1.77亿元补助，到年底时更追加至38.85亿元新台币。 由此看来，内地和台湾的数字出版经过几年的发展，技术不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商业模式也日益成熟，数字化阅读方式广泛普及，华文数字出版业已经具备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二、两岸数字出版合作走向国际的互补优势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各有长处，现在的电子书大部分还是以实体书为基础，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来或许可以实现独立出版。电子书潜在购买人群存在年龄低、学历高、以互联网为主要购买渠道、完全电子化付费等特点。在数字出版方面，台湾具有较好的技术优势，而内地则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两岸合作没有谁大谁小的问题也没有谁依赖谁的问题，而是优势互补，增加产业的主动性与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间必然广阔。#p#分页标题#e# 2010年，内地数字出版的总体规模和营业收入都达到1千亿元。内地的出版集团与出版社，产业规模远远大于台湾，这也是因为内地经济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导致的结果。同时，内地出版的内容比较丰富，2008年，内地共出版图书275668种，与上年相比图书品种增长11.03%，内地共出版电子出版物9668种、15770.64万张，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1.74%，数量增长了16.10%。[8]2009年内地共出版图书301719种，电子出版物发展态势较好，与上年相比，品种增长了10.76%，数量增长了45.30%。[9]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87种，图书品种增长8.84%,电子出版物品种与数量也稳步增长。[10]再加上人口数量，内地将会是数字出版最具潜力的受众市场。 而在数字出版技术上，台湾的步伐比内地要早，发展也快。近年来，台湾电子阅读器产量不断扩大，电子阅读市场比较大。同时，电子阅读器的用途范围涵盖休闲娱乐、工作阅读以及学习课程阅读。2008年7月，由台湾52家出版业者与电信业者、通讯服务业者、图书馆共同筹建的台湾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台湾数字出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9年，台湾元太收购拥有“电子墨水技术”（电泳式电子纸）专利的E-Ink，该种电子纸易读性强、低功耗，强光可看，通过这次收购，元太成功成为电子书行业上游技术的主导者。同时，台湾的友达与台达电均在电子纸领域投入，实力强悍。在阅读器生产领域，台湾明基等生产厂商与内地有很多技术合作。 如果两岸出版产业界合作，充分将经济规模与市场潜力这块蛋糕做大，让两岸出版产业与技术上的优势相互补充，并辅以台湾对欧美市场的了解，以及台湾过去较为优质的内容编排、发行与作者因素，共同抢占国际市场，将是在数字出版上重振华文的盛事。 三、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两岸数字出版，对第一序位的板块内容关注是最重要的，丰富电子出版物的内容资源，必然要鼓励传统出版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出版物的数字加工制作，形成传统出版单位与电子书出版单位以及著作权人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促进传统出版与电子出版在内容资源上的协作共享。笔者认为，以下是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框架与重点。 （一）繁简字标准化互换以及专业名词互换。如何将那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繁体字与现在内地民众所使用的简体字相互转化融合，是两岸数字出版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规则，比如繁简体字转化固定所使用的软件与程序，比如当繁体字变成简体字或者当简体字变成繁体字时，相关的版权及其他权益要明确界定等，这样才能让两岸数字出版的内容传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够为两岸民众所接受。应该说，尽管繁简有区别，但毕竟同文同种，文化相近，因此这一障碍的消除并不困难。 （二）合作培养两岸数字出版人才。内地缺乏数字出版人才是事实，因此未来两岸携手对专业人才的共同培养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地的出版教育专业虽然被统一称为“编辑出版学”，但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却各有侧重；出版专业虽然都设有实习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论教学。从出版编辑专业与其他专业的融合度来说，内地的编辑出版专业与新闻传播等专业的密切度显然不够，出版专业涉及的各环节其实并未被紧密结合。反观台湾的出版类专业教育，早已将编辑出版、新闻、大众传播、传播管理与信息管理、广播电视与视觉传播、出版与印刷传播、传播科技、图书信息、广告等密切关联，甚至中文系也开始普遍设置与编辑、采访、创作相关的课程，这种“跨科系”、“整合性”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式，为台湾新闻传播与出版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数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养不能单靠市场调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内地的教育部门要对高校涉及出版类的相关专业进行调整并完善，将数字技术和相关内容落实于教育中，并且让两岸的出版教育专业与行业界的师生、从业人员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机会。 （三）规范数字版权贸易和保护。数字出版的诞生是出版业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数字出版才能真正繁荣。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保护和传统的出版业并无不同，但现实的状况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内容的电子版权都没有厘清，毕竟从前书稿在出版之时并不会连带电子版权一起授权。中文在线公司董事长童之磊在2011年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出版需要寻求新的运营模式，而保护版权是数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为维护著作权不受侵害，两岸相关部门应该赋予电子出版品法定权利，鼓励自由出版与销售，授权纸版书版权的同时考虑电子书的版权，并尽可能在关税减少设限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岸在版权合作时必须积极考虑数字版权的合作。 著作权是数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两岸法律、版权立法及执行存在差异，同时数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数字出版合作中，还有两部法律也值得关注。一是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出版业者，往往因商务营销等掌握读者的相关个人资讯，而数字出版与电脑技术等高科技紧密相连，利用数字的技术很容易造成用户资料泄露。虽然内地也有隐私权保护，但是目前还没有单独的一本隐私权保护法，对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语焉不详，在实际操作中具有盲点。反观台湾，2010年修正的《个人资料保护法》对个人隐私保护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因此，在两岸数字出版合作中，可参照这部法律，就读者个人资讯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费心思，防止遭恶意或者无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出版业者之间为了竞争所进行的联合行为可能导致对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或者出版业者可能为之进行的搭售行为等都可能触及该法律。两岸数字出版合作应以此法为准绳，积极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权益，确保公平竞争，共同繁荣出版市场。 这些年，两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跃。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统计报告显示，2008年的版权贸易中，台湾地区位居内地版权输出、引进品种数的首位。[12]2009年内地图书版权输出第一位的依然是台湾地区。[9]2012年2月15日的国台办新闻会上，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表示，“在两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出版交流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在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也会继续推动加强两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民众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13]#p#分页标题#e# 华文是海峡两岸民众的共同财富，共同开发华文数字出版的内容资源、核心技术，共同打造华文数字出版和出版产业集群，以及共同培养华文数字出版人才，必然将是未来两岸数字出版合作的方向与内容。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3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月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月日德清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⒈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德清》、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月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月日—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原创：月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月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⒉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月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德清人才网”和《德清普法网》上。月日我县分个考场个场次对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月日新市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多人参加了学习。月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月份三合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⒊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类的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月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月日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人、矿山安全员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人、砖瓦企业人。月日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三合、洛舍、城关等乡镇的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月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⒋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多人次受训。莫干山镇中学、新市镇中学、三合乡中学、千秋外国语学校、德清学院、逸夫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篇、二等奖篇、三等奖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月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莫干山外国语学校等所学校获得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新市完小等学校获得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号文件。月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月日下午点—点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多份。有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月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莫干山火车站广场举行“”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月日德清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德清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德清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德清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月日举案说法案例个，从年元月至月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篇，平均每天上传。篇，网上点击率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号文件，表彰了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德清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德清》报、县电视台、电台、《德清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篇，《湖州在线》网采稿篇，《东方法治网》采稿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德清”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月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新市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月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新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月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原创：在—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法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有的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重视不够，致使普法工作措施不够到位、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下一步普治主要工作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4篇

今年是“四五”普法和依法治县第二个五年规划实施的第五年，我县的普治工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开放带动、接轨沪杭”战略、“强工业、精农业、扩城市、兴三产”工作重点、创建部级文明城市和“平安德清”等中心工作，扎扎实实地实施“四五”普法和依法治县第二个五年规划，有效地推进了我县民主法治化水平不断向纵深发展。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月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月日德清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⒈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德清》、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月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月日—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月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月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⒉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月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德清人才网”和《德清普法网》上。月日我县分个考场个场次对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月日新市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多人参加了学习。月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月份三合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⒊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类的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月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月日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人、矿山安全员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人、砖瓦企业人。月日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三合、洛舍、城关等乡镇的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月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⒋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多人次受训。莫干山镇中学、新市镇中学、三合乡中学、千秋外国语学校、德清学院、逸夫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篇、二等奖篇、三等奖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月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莫干山外国语学校等所学校获得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新市完小等学校获得年德清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号文件。月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月日下午点—点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多份。有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月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莫干山火车站广场举行“”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月日德清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德清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德清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德清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月日举案说法案例个，从年元月至月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篇，平均每天上传。篇，网上点击率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号文件，表彰了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德清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德清》报、县电视台、电台、《德清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篇，《湖州在线》网采稿篇，《东方法治网》采稿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德清”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月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新市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月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新市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月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普法工作发展不够平衡，有的乡镇和部门对普法工作重视不够，致使普法工作措施不够到位、存在走过场的现象。如何进一步提高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努力。

下一步普治主要工作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5篇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落实保障机制

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县级机关各部门把“四五”普法教育列入年度工作议事日程，作为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它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上半年，针对我县乡镇和县级机关人事变动的情况，为确保普法教育工作连续性，及时调整了县、乡镇、部门普法领导小组成员，完善了普法组织机构，明确调整后普法领导小组人员联系的乡镇。根据全国、省、市普治工作要点，结合本县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几易其稿，拟定了200*年我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及实施计划，并以县委办、县府办的名义下发。为使基层普法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普法工作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我们从组织制度建设着手、干部学法带头、公民普法有素、依法治理有效等四个方面对乡镇普治工作考核标准进行了完善。3月18日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召开普法教育领导小组会议,明确了200*年普治工作目标和任务，20名普法领导小组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普法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旭昶作了重要讲话。在领导的重视和有关部门齐抓共管下，我县普治工作有了新的发展。5月17日*县人大副主任王仲义就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进行了电视讲话，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深入学习贯彻实施宪法，在全县上下形成崇尚宪法、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为我县的政治、精神、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良好的社会法治基础。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提升整体水平

1、以领导干部学法为龙头，提高决策水平。

县委、县府把普法教育放上了创建《平安*》、促进经济发展工作的议事日程。一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决策水平，3月29日下午县委举办了理论中心组扩大会，特邀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郁建兴授《全球化竞争下的政府角色》的法制讲座。全县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学习；二是干部学法纳入县委党校培训必修课，5月26日—28日县党校举办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行政许可法》培训班，来自乡镇、部门的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名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邀请了省政府法制办夏利阳等5位领导就《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和总则，行政许可清理实务与研究，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主体，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以及行政许可的收费、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五方面内容予以讲解，并就目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政府的影响和对策辅以讨论。三是进行法制警示教育。2月24日武康镇政府举办“服刑人员现身说法”法制教育大会。改变了以往对干部普法教育只看录像、听报告的做法，由长湖监狱四名服刑人员以他们自身的犯罪经历和内心忏悔现身说法，警示与会干部要学习法律，保持廉洁清正，做遵纪守法的好干部。参加这次法制教育的有全体镇机关干部和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合作社以及社区干部、职工共420人，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四是县人大把学习宣传贯彻宪法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5月14日举办学习宪法修正案培训班，县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大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乡镇人大正副主席参加培训。邀请了县讲师团成员、清溪律师事务所陈银华律师作专题辅导，陈律师就如何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作了详细讲解，并从“三个代表”、个体私营经济、征地补偿、人权入宪等十多个方面阐述了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执法水平。

2、以公务员普法教育为重点，提高依法办事水平。

一是抓好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考试，提高了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水平。在准备学习资料编写《行政执法知识读本》征订全国统编教材《公务员行政许可法读本》下发公务员人手一册的基础上，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法制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县国家公务员行政许可法培训、电视讲座收看及考试工作的通知》，各乡镇和机关部门都认真组织了收看。并专门聘请了专家教授来我县对县级机关部门副职以上领导进行了讲课辅导。雷甸、武康等乡镇对机关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进行了《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在培训和利用周一晚学习制度坚持自学的基础上，4月15日，县人事局、县普法办组织人员将考试复习题参考答案公布在政府局域网站、“*人才网”和《*普法网》上。4月25日我县分10个考场30个场次对1747公务员进行《行政许可法》考试。

二是加强《宪法》修正案的宣传教育。县普法办下发了德普办200*（7）号文件关于组织征订《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的通知，已发放《宪法和宪法修正案学习问答》2500册。同时进行法律培训。5月28日*镇政府举办《宪法》修正案专题培训班，全体机关干部200多人参加了学习。5月17日下午武康镇政府人大副主任郎志洪等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140多名参加了《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6月份*乡政府全体机关干部、各行政村党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115人进行《宪法》修正案专题讲座。

3、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抓手，防范企业风险。

一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县质监局对我县列入新10类的71家食品生产企业，为确保通过生产许可证审查，取得合法生产资格，4月29日进行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培训。4月26日-30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我县举办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剧毒化学品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举行，主要是学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管理综合知识、危险化学品基本知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和防护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共有317人接受培训，其中新矿长54人、矿山安全员127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剧毒化学品企业91人、砖瓦企业45人。6月3日-24日以乡镇为单位就地分期开展，对矿山企业相对集中的*、洛舍、城关等乡镇的2500余名矿山从业人员采取授课和组织观看“重大事故透析”宣教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安全生产法》培训。

二是广泛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3日上午在武康镇县计经委、县公安局、县交通局、县建设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水利局、县社会劳动保障局、县农业局、县交警大队等10个部门进行安全生产法规知识咨询活动。共发放了《安全生产法规问答》、《道路交通安全法》《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特种作业监察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等法规1000多册。“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活动主题，向广大群众宣传安全法律、法规知识，起到了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

4、以青少年普法教育为突破口，提高守法意识。

针对青少年思想活跃、知识点浅薄、容易误入歧途的特点，县普法办与县教育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一是举办各类法制培训班数十期，12000多人次受训。*镇中学*镇中学、*乡中学、*外国语学校、*学院、*小学等学校以现身说法和授课的形式进行法制培训。五月四日中国青年节，武康镇团委对各村、企事业单位以及社区150余名团员青年进行法制教育。二是开展法制论文评比活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县中小学生的消费维权意识，培养孩子参与社会活动的责任感、正义感和消费维权意识。县消协、县教育局开展“枫洋凯悦装饰”杯迎六一全县中小学“诚信维权”征文比赛活动。全县中小学生为寻找征文素材和体验消费环境，纷纷走出校园，进入到社区、家庭、农村，有的还采访了经营户，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和消费实践。学生们对照消法，倡导诚信、维护消费者权益，依法维权蔚然成风。征文收到的来稿体裁有议论文、叙述文和调查报告等，共评出一等奖14篇、二等奖27篇、三等奖38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三是开展我和“护税树”共成长主题税法宣传教育活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把法制课堂设到小学校园，让每位小学生在校期间至少接受一次税法知识教育。地税局每年派出业务骨干作为校外辅导员，定期授课；建立一支全县小学教师税法宣传师资队伍，并将所有29所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正式聘请为“税收宣教员”；建立一支小小护税中队，具体落实到每所小学的五年级，来年由该护税中队通过“护税树”交接仪式移交下一届五年级。在学校组织开展税收知识的小报评比、黑板报评比、主题中队活动、班会活动、知识课程等一系例活动。四是调整了全县法制副校长队伍。并进行了专题培训。五是3月1日下午召开全县教育系统社会稳定暨打造“平安校园”工作会议。全县教育、公安、交通、文化卫生等部门与学校同协调共努力，齐抓共管，确保校园的平安、稳定。县教育局局长姬慧与各乡镇分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签定了*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外国语学校等12所学校获得200*年*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单位，*完小等学校获得200*年*县各级各类学校安全及综合治理工作合格单位，

5．以公民普法教育为基础，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是在原送法下乡、带法回家活动的基础上将6280册《公民法律知识读本》送到县人大、政协代表、军人、村民、劳教人员、羁押人员、服刑人员手中。二是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活动。会同宣传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宪法学习宣传工作的通知》德普办（200*）6号文件。5月21日召开了《宪法》宣传月部署会，对《宪法》宣传月进行了专题布置。广泛开展“八个一”宣传活动，认真组织一次宪法知识广播讲话、一次宪法专题讲座、一期宪法专题墙报、一次由法律工作者参与的法律咨询、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学习宪法第二课堂、悬挂一次有关宪法宣传横幅、出好一期宪法知识宣传简报、完成一期宪法宣传墙报。三是积极抓好外来民工的普法宣传教育。6月22日下午3点—8点30分，以“让我们一起欢乐”民工广场端午游艺活动为载体，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活动。共发放《公民法律知识读本》300余册，发放《劳动法》、《计生法》、卫生、文体、教育、工商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0多份。有50多名外民工前来法律咨询，主要涉及人身伤害、工伤事故、有了劳动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工资拖欠争议以及妇女怀孕后合法权益受到伤害等问题，通过咨询后民工知道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县消协联同县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物价局、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现场办公，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活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省实施消法办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同时，还展示了收缴的假冒伪劣商品，其中包括烟、酒、保健品、营养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消费品。五是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县妇联、县普法办、县司法局、县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联合在*火车站广场举行“148”妇女维权法律周咨询活动。六是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活动。1月7日*县公安交巡警大队开展赠送《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书活动，将8万册《道路交通安全法》分别赠与我县各乡镇、部门和武康镇6个社区。

三、依托网络，借助媒体，营造普法氛围

充分利用政府宽带信息网作用，将普法的内容、活动形式、取得的效果及群众关注的法律热点通过《*普法网》进行交流。一是完善《*普法网》建设，为网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制新闻和法律服务。从今年起《*普法网》增设了综合新闻栏目，实时更新上传发生在身边和全国的法制新闻。开辟了主页《举案说法》栏目，至6月25日举案说法案例103个，从200*年元月至6月25日共在普法网上上传文章992篇，平均每天上传5。6篇，网上点击率83127人次。回答网上法律咨询21人次。二是抓普法信息联络员队伍建设。下发了《关于加强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的通知》德普办（200*）2号文件，表彰了200*年度普治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召开了全县普治通讯联络员队伍会议。使《*普法网》成为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好参谋，机关部门、政府依法行政的好帮手，法官、检察官、律师、各类争议仲裁员、司法鉴定员、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法律工具书，乡（镇）、部门普法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经验交流的平台，广大农（居）民、青少年的学法园地和依法维权的靠山。同时，我们还与《今日*》报、县电视台、电台、《*之窗》等媒介单位密切合作，通过刊登法制类新闻，播放法制系列剧等形式，借助媒体优势，进一步扩大了普法工作宣传面。《钱塘法治网》采稿3篇，《湖州在线》网采稿2篇，《东方法治网》采稿6篇，“运用信息网络新载体，拓展“四五”普法新平台”的典型经验材料在全国《普法依法治理通讯》采用。

四、以普促治，普治结合，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一是抓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在前几年开展创建工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民主法治村”建设，组织力量赴余姚、慈溪、鄞州区《民主法治村》创建工作进行参观学习和取经。同时对钟管镇沈家墩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进行调研，并深入沈家墩村进行实地指导《民主法治示范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二是广泛开展创建“平安*”工作。“没有村和社区的平安，就没有全县的平安！”6月25日，全县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经验交流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宋村村、祥和社区、钟管镇沈家墩村*镇东升社区、洛舍镇洛舍村负责人就各自创建“平安村”、“平安社区”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汇报。三是推进社区民主选举工作。5月21日上午，全县社区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召开，会上武康镇和祥和社区进行了选举工作的经验介绍，明确了选举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县社区班子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各乡镇分管社区工作的党群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乡镇长、武康镇、乾元镇*镇街道办事处负责人、武康镇建成区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参加了动员大会。四是大力开展执法检查。4月19日召开了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执法检查动员会。在4—6月份对全县《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的《矿产资源法》、《水土保护法》、《森林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普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6篇

近年来，学界出现一种新风尚，各种学术期刊上刊登的文章纷纷配以长度不等的内容提要（或称内容摘要）和若干关键词（有的还配有英文提要），并对作者提出了在投稿时附拟内容提要的要求。 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计算机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迅速，大多数期刊都上了网。为了网上信息检索的需要，期刊所登文章便都同时配发了内容提要和关键词。这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即许多作者不熟悉写内容提要在内容上和格式上有什么要求，写出来的提要五花八门。有的摘录要点偏颇不能如实反映正文的内容；有的罗列内容太多太长，使人不得要领；还有的干脆只把正文前面数行字全部摘抄下来当成提要。期刊和网站的编辑对此很伤脑筋，而读者在网上查找信息时，只看提要根本就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要点到底是什么。这种状况不能使提要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与期刊要求作者写提要的初衷也相去甚远，实在应该引起注意。

为了更好地适应网上交流的需要，发挥提要应该起到的作用，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怎样写提要的问题。干什么都要有规矩，是不是写内容提要也要有个大致的规矩呢？我觉得为了便利大家的交流，也有这个必要。本文从编辑工作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想法，供朋友们参考。

二、 内容提要的功能

要探讨提要的写法，先要弄清提要是干什么用的，即它有什么功能。顾名思义，内容提要的功能就是提示内容的要点。那么，人们在什么地方需要这种提示呢？从目前用途来看，文章的提要一般出现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登在期刊上的较长篇幅的文章前面。目前，我国双月刊的文章一般都在10000字以上，有的多达20000、30000字，甚或更长。长文章内容丰富，层次也较多，阅读起来花的时间也较长。为了方便读者迅速了解或容易记忆文章的大致内容，作者或编者就要写个内容提要放在正文前面。提要的这个功能是其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功能，其他功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

另一个需要提要的地方是网上期刊文章的浏览器上。目前网上的文章一般为三级显示：标题、提要及关键词和正文。读者使用时，一般只看前两级，目的是迅速捕捉信息，寻找自己需要的和感兴趣的文章，有必要时再打开来看。在这时候，正文与提要是分离的，提要变成了一个浓缩的信息点。在浏览者眼前，大量掠过的只是这些提要，而不是正文。要不要去看正文，很多时候取决于这个信息点带给他的刺激。如果提要写得不好，没有抓住读者，很可能他就忽略过这篇文章了。这是一个由于网上交流带来的新问题，它对写提要提出了新的要求。提要写得好不好，决定了人家看不看你的正文。一篇好文章，由于提要写得不好，别人没有读或读的人很少。这既辜负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又使读者不得要领，错过了好的信息，实在是可惜。

综上可知，提要既要在有正文在侧时能概括全文，便于读者阅读、记忆，又要在与正文分离的情况下抓住读者，引导其去阅读正文。提要因此具有了这种概括和引导的双重功能。一个好的内容提要必须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这就需要作者动一番脑筋了。

三、 提要应包括的两个基本内容

要能担负起概括和引导的功能，提要就须具备一定的特质。这些特质最基本的是两个，一个是全，一个是新。

1. 提要应尽可能全面地提示文章的要点

一篇文章的实质性要点都有哪些，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章会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这里不讨论。这里只讨论文章形式上的诸个要素在提要中怎样反映出来。

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议论文，包括理论、政论、策论、评论等具体的种类。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议论，即作者对某件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或建议，同时使用一些事实或理由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它们的基本要素有四个，即论题、论点、论据和论证。

论题是议论的主题，即作者要说的事情。这是文章要讨论的对象。

论点是中心观点，即作者对自己说的事情所持的看法或建议。这是文章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要素。

论据是立论的依据，即作者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和理由。这是文章赖以站住脚的基石。

论证是用论据验证论点的推理过程，即作者运用一定的方法去说明自己的观点。这是文章全部联系的纽带。

以上这四个要素的共同存在，才使一篇文章得以形成，得以存在，是缺一不可的。

从提要应概括一篇文章的全部要素的要求出发，再简短的内容提要也要包含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要告诉读者：本文探讨了什么问题，根据什么材料和理由，运用什么分析方法，得出了什么样的看法或意见。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位置可以互相变换，每个方面内部包括的东西也可多可少，但这四个方面或说这四个要素却任何一个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便不能概括全文，不能使读者得到全面的印象。

在全面概括了四大要素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停止了呢？也还不行。这只使读者得到了全面的印象，但还不能使读者了解文章的价值所在，还不一定能吸引读者去进一步阅读。这就需要有进一步的、重点的提示，把文章最有价值和最有新意的东西给读者提示出来。

2. 提要要把文章最有新意的东西提示出来

上面讲到了提要有一个引导读者阅读的功能。那么，读者对文章中的什么东西最有兴趣呢？新意。读者对文章中有新意的东西最有兴趣。

科学研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求新。它或是对事物运动规律提出一种新见解、新认识，或是对现实改革提出一种新思路、新办法。求新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之所在，有新意是一篇学术文章有价值的唯一体现，看到新意也是读者读书的最大渴望和根本目的。正因如此，在内容提要中恰当地指出文章的新意，是吸引读者去阅读正文的重要手段。写提要时要想办法体现出这一点。

文章在什么地方能创造出新意呢？我认为，在文章的四大要素中，每一处都可以创造出新意来。

首先，论题可以出新。这体现在你说的是一件新鲜事，探讨的是一个新问题，别人没想到过，或没有提出来过。你提出来讨论这个事情，就可以一下就抓住读者的兴趣，大家都想知道你是怎样想的。如计算机互联网信息保护、中国加入WT0以后具体的部门立法对策等，都是比较新的。

其次，论点最能出新。有可能你说的事情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一些基础性的或大众性的话题，但你提出一些新看法或新办法，大家就会对这个新观点感兴趣。如地球的形状是个老话题，很多人都谈论过，但你提出一个新观点：“地球是方的”，别人一定会有兴趣，一定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说。

再次，论据出新也是常事。有的时候，论题或论点不一定是新的，但文章提出来的论据却是新的，读者也会对此有兴趣。比如说，夏商周是中国文明的最早源头，这样说并不新鲜，但文献材料不足以证明它们的存在，现在作者用最新出土的文物材料进一步论证了它的存在，最有力地支持了这个传统的看法，这样的文章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再其次，论证方法也可以出新，这往往同论据使用紧密相关。这方面的新意表现在作者使用了一种别人没有用过的思维和论述方法上。比如，人们都说中国古代法官重视判例的作用，并都引古代著名法官的言论、奏议等为证。而有人换了一个思路，搜集了大量的判例材料，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综合的定量分析，并对判例和法条对法官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虽然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与前人观点相同，但观点的科学性、可靠性却因此而大为增加。这篇文章同样是好文章。

总之，新意可以体现在这四个方面、四个要素上。如果要求一篇文章在四个方面都有新意，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要在一个方面有新意，就是一篇值得发表和阅读的文章。而内容提要就要着力把这个新意鲜明地、突出地反映出来。读者就会循着你的提示去追寻这篇文章的新意。

四、 内容提要的基本模式

根据上面的一些浅显认识，我们可以对内容提要的基本模式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构思

。

一段小小的提要在逻辑构成上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部分是全面概括文章的各组成因素的实质内容，另一部分是重点介绍文章新意之所在。前者应求全，让读者得到尽可能全面的印象，后者则要求新，要抓住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导到正文中来。只要满足了这几个要求，提要就具备了它在性质和功能上的要求。具体的写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篇幅长短也可根据情况而定，但长篇大论的文章其提要一般略长些，短文章的提要相对就短一些。

笔者对目前刊物上的各种内容摘要作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以下选择若干例证，简单分析一下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以利于我们选择较合适的模式。例证先附原文，后加笔者按语。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绝对无意贬低哪些文章或摘要的价值，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诸君切勿对号入座。

例一：

医疗上“充分说明与同意”之法理 陈子平 东吴法律学报第十二卷第一期 GEB 2000

由于国内尚未有IC法理之相关介绍与检讨，故本文首先叙述IC法理之形成背景及其意义，再对于IC法理之核心内容与问题加以解说、检讨；其次就违反此法理所发生之法律效果进行探讨，并引介数则美国与日本所发生与IC法理有关之代表性医疗案例，以供参考；最后，于结语中就国内现状提出笔者之观点与基本之建议。

（按：只对文章论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介绍，未提及中心观点和建议。）

例二：

论国际组织对抗工作场所性骚扰之努力 焦兴鎧 同上

本文之目的，是要对各国际组织近年来对抗工作场所性骚扰此一现象所从事之各项努力，尤其是欧洲联盟之相关作为，做一整体评估，并说明未来可能之发展趋势。除绪论及结论外，全文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检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对此一问题所采行之各项对策，由于联合国及国际劳工组织均尚未对工作场所性骚扰颁布任何具法律拘束力之公约，来供会员国遵循或参考，因此，主要是以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所之相关声明为重心。第二部分则是对其他国际组织，诸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欧洲工会联合会及欧洲产业与雇主联盟各自针对此一问题所述之立场，做一大体之说明。第三部分探讨欧洲联盟各会员国及该国际组织所采行之对策，将以四个阶段为期，对它在这方面之努力做一回顾。最后，本文讨论欧洲联盟制定相关统一性立法所引起之论争，以评析国际组织从事这方面努力所可能遭遇到之困境及阻力。

（按：包括了写作的目的和四个部分的内容。但均未提及中心观点。文字较多。）

例三：

论我国宪法上之“行政保留”――以行政、立法两权关系为中心 廖元豪 同上

所谓“行政保留”，应指宪法赋予行政权的自主空间。本文以权力分立的理论为基础，比较法国、德国与美国的宪法架构中，行政与立法两权之关系后，再分析我国宪法之权力分立结构，导出我国宪法可能承认的行政保留领域。

作者以为，是否承认“行政保留”理论，端视各国宪法对于行政与立法关系如何划分。行政权拥有越大的独立性或自主性，行政保留的空间就越大。

本文主张，我国宪法既非典型内阁制，行政与立法权具有分立、平行甚至对抗之色彩。因此行政保留理论应为我国宪法所承认。至少在高阶官员任免权、行政机关组织权、预算权、对外事务处理权，以及法律之执行权方面，应承认行政保留之存在，而能排拒立法院之侵害。

（按：分为三段，文字较多。对核心概念进行了解释，指出了理论基础和分析的内容，提出了中心观点和建议。）

例四：

惩罚性赔偿研究 王利明 中国社会科学2000.4

本文讨论的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我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中的一项新课题。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多重功能。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具有密切联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使两者保持一种比例关系。惩罚性赔偿主要是在英美法特别是美国法中采用的制度，但可以为中国法律所借鉴。它主要应适用于侵权行为责任而不是合同责任。针对殴打他人而又未构成犯罪的侵权行为而采用惩罚性赔偿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在产品责任中不宜广泛适用惩罚性赔偿。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惩罚性赔偿以替代精神损害赔偿的办法是可行的。在合同责任领域，它主要应当适用 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情况。

（正文包括一段导言、简单的历史概述、惩罚性赔偿的特点及其与补偿性赔偿的关系、惩罚性赔偿的功能、惩罚性赔偿在合同责任中的运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所规定的责任之性质、关于殴打行为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等部分。）

（按：这是对本文研究价值的说明，然后是一组观点。但缺乏对内容的提要，成了观点提要。）

例五：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 荣开明 法商研究2000.2

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初步解决了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建立了人民民主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文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理论的重大贡献。

（按：此提要问题甚多。第一没有中心观点，即只说明了邓小平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而未说明理论贡献是什么，而这是最重要的内容；第二没有说明从哪些方面进行了论述，即未说到文章的内容。）

例六：

无罪推定的法哲学思考 文正邦等 法商研究2000.2

无罪推定原则最早源于古代罗马法，其基本内容是对有疑问的刑事案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现在该原则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无罪推定包括公正、人权和民主的理念价值。我国有关立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但并未完全确立和肯定它的价值。要真正确定该原则，尚需假以时日并努力争取之。

（按：1.只有中间一句是法哲学思考，其余的不是。第一句是历史考察，最后两句是中国的实践问题，都不是法哲学问题。2.中心观点和论据都没有。）

例七：

论我

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缺陷及其对策――兼论建立地上权和永佃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杨立新 河北法学2000.1

“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一个法律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不应有的混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混淆了地上权和永佃权之间的界限。建设废弃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权等法律概念，建立完善的永佃权和地上权。

（按：很好。第一句话指明了缺陷，第二句话说明了对策。精练准确。）

例八：

高利转贷罪有关问题浅析 张惠芳 河北法学2000.1

高利转贷罪是一个新罪名。本文着重探讨了该罪的构成以及认定高利转贷罪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金融工作人员与借款人互相勾结，套取无息或低息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案件的处理提出了建议。

（按：指明了文章探讨的内容，但没有说明中心观点。）

例九：

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的几点思考 赵国强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4

内地与香港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一国两制”为主线，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两地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两地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首先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司法协助，坚持“一国”的主导地位。其次，两地应当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原则，使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工作在“多一点合作，少一点限制”的格局中顺利、高效地进行。唯有此，两地的法律制度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两地居民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

（按：说明了主题的意义、论述的内容和中心观点。这是比较好的。不足的是在第二句里最好说明哪三个方面。最后一句话似多余。）

例十：

关于不案件转诉问题的研究 王艳 同上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不案件可以转为自诉案件，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强化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告状难问题，完善监督制约和追诉机制。然而，该规定给诉讼理论和实践操作都带来诸多困惑和一系列的问题。

（按：应指明困惑和问题是什么。正文共两部分，一是存在的问题，二是作者拟的四条对策。为指明中心观点，应明示其对策。）

例十一：

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 于安 中国法学2000.3

文章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协定的宗旨，是通过逐步减少和消除由成员方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而设置的关税和数量限制等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多边贸易协定的基本功能，是约束成员方政府在国际监督下统一、公正、适当地使用协定所允许的国内保护手段。多边贸易协定的法律义务，主要依靠成员方政府的国内措施来实现。成员方政府在国内实施多边贸易协定的关键问题，是修正国内立法、实行透明制度和确保实施的统一化。

（按：这是一组观点，但未说明文章的内容是什么。）

例十二：

WTO与知识产权法研究 郑成思 同上

“入世”不仅给中国产业界提出了一系列实际问题，而且给中国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理论问题。例如：“过错”、“实际损失”等等，究竟是侵害知识产权的赔偿责任的要件，还是侵权中一切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的要件？WTO的答案是前者，我国民法理论的答案却是后者。诸如这类问题，很有必要在了解及研究WTO各项协议的过程中搞清楚，才有可能进而修订与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使之与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一致。

（按：只是说了论题值得研究，但本文研究了什么，得出了什么结论，即研究内容与中心观点都未说明。正文包括三个部分：WTO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Trips提出的几个特殊问题、中国现有法律分别与Trips的差距。提要都未反映出来。）

以上的简单分析只是作者的浅见，例证也是随机抽出来的，并没有什么规则。笔者绝无意贬低什么人或什么文章，只是就事论事。笔者也绝不是要说自己如何高明，其实笔者也写不出什么比别人高明的提要来，只是期望能通过这番思考，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写提要这种小事的一点规律性认识。文无定法，写提要更是无定法，全凭内容需要而定。但是为了大家交流的方便、快捷，有个互相能认可的规距或习惯，还是有点好处。笔者愚钝，千虑一得，但愿小文能对此有些微贡献。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反垄断诉讼是反垄断法实施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有两种研究思路：一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将诉讼看作争议解决机制；二是以秩序建构为中心，将诉讼看作建构理想秩序的重要机制。反垄断法的产生、发展与有机社会的生成同步。垄断行为属于风险行为，其造成的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延伸性、难以恢复性，因而反垄断法属于现代社会规制法。与此相应，反垄断诉讼应是秩序建构诉讼，在价值上注重竞争秩序的建构，在功能上主张司法能动、积极回应社会在竞争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在构造上主张放宽原告条件，建立多元参与的诉讼机制。

自反垄断法施行以来，虽有中国反垄断第一案、[1]北京网通案[2]等案件诉至法院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由法院完整地审结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反垄断案件还不多见。因此，反垄断诉讼成为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3]

目前，就实践来看，反垄断诉讼既有行政诉讼，也有民事诉讼，但从近两年来学术研讨会的相关议题、会议论文以及会议发言的内容看，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主要是私人（经营者）对经营者提起的诉讼，即反垄断私人诉讼（指只有其利益和垄断行为直接相关的人才被纳入诉讼），且这种诉讼常常被称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受这一“前见”约束，学者们虽然注意到反垄断私人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特性，但在分析上仍然以民事诉讼的理论框架和思维范式来思考反垄断私人诉讼，把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主要功能定位于保护个人利益，即补偿受害者所受损失，[4]与此相应，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价值也就定位于解决私人间利益争端。于是，对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思考主要聚焦于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模式、原告资格的确定、局限性和责任类型四个方面。[5]无疑，在我国目前没有专设竞争法庭，把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审理置于民事法庭的现实情况下，这些研究对利用民事诉讼推动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但笔者认为，这种研究易于固化反垄断私人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这一观念，长此以往将在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研究上形成对民事诉讼范式的“路径依赖”，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将一个对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诉讼分割为反垄断民事诉讼和反垄断行政诉讼，既增加了当事人和司法机关的诉讼成本，又可能对同一行为因不同法庭（民庭和行政庭）审理而得出不同的裁判结论。这不利于把握反垄断诉讼的本质和特性，也不利于建立新型的反垄断诉讼制度。

基于此，本文在吸收民事诉讼理念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要借鉴20世纪60-70年生于美国宪法领域的“结构诉讼”和欧美“规制法’，[6]的公益诉讼所取得的成果，在对反垄断诉讼的社会基础、法源根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予以重新定位，并以此为指针就反垄断诉讼的模式选择和制度构造予以探讨。

一、有机社会：反垄断诉讼的社会基础

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受一定价值观念的指导，因此，对反垄断司法的价值定位直接关涉到反垄断诉讼制度的设计，是研究反垄断诉讼最根本、无法绕过的问题。反垄断诉讼作为实施反垄断法的重要机制之一，其价值定位不可避免地受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影响。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无疑是保护竞争本身，但反垄断法所要保护的竞争并非一目了然，[7]它不仅与一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状态有关，而且与一定时期人们对社会及竞争的认识观念有关。反垄断法的价值和制度构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8]这意味着，对反垄断司法的价值定位最根本的还在于了解反垄断法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观念基础。

19世纪末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个别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社会分工愈益细化，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使经济活动中产业之间、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犹如有机体内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而且经济活动成为社会活动的主宰，一切社会活动几乎都“镶嵌”于经济活动中。与此相应，在社会思想观念上，以生物学的有机整体主义观念思考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g]这些引致了社会从机械的个体社会向有机的整体社会转化。

把社会分为机械的个体社会与有机的整体社会这两种类型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其分类标准不仅与一定社会所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一客观因素有关，也与一定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或认知、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有关。机械的个体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以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把社会看作个人之和，其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外在的、随机的、线性的简单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有机的整体主义社会的思维方式，是以生物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把社会看作是由具有不同功能的个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其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必然的、网络式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占主导地位。[10]

有机社会以内在的有机关系占主导，由具有不同功能的个人互动而形成，如同生物体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在有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犹如细胞与细胞以及细胞与肌体的关系，是有机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不受人的意志控制的、内在的、自然生成的关系。

学界一般认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是现代反垄断法的开端，但谢尔曼法最初遵循的仍是传统的法律观念，以个人权利（利益）为中心，认为垄断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力的经营者滥用契约自由、定价自由，侵犯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商业者和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该法旨在保护实力弱小的工商业者和平民的权利，即保护的是竞争者和消费者而非竞争。[l1]这种观念在美国从反垄断法创立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至60年代。此后，美国反垄断法的观念有了转化，从传统法的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转向现代法对整体秩序的保护，其标志就是“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这一原则的确立。[12]

在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直到二战结束，反垄断法几乎没有得到承认。t13]二战后，由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美国出于从政治、经济统治世界的需要，西方国家基于对美国的依赖，反垄断法才在形式上得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和发展，表现为许多发达国家在战后都制定了反垄断法。[14]但在实践中，往往是产业政策优先于竞争政策，反垄断法常常被许多适用除外制度所限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15]可见，在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反垄断法并不像许多反垄断法学者所说的是自由市场的大。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各国对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及弊端取得的共识越来越多，反垄断法才真正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之法。这不仅表现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都纷纷制定了反垄断法，[16]而且表现在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政策选择上往往使竞争政策处于主导地位，反垄断法适用除外规则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

历史表明，反垄断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社会从机械的个体社会向有机的整体社会转化的历程几乎同步。这意味着，反垄断法及反垄断诉讼所处的社会是有机整体社会，对反垄断诉讼的思考应采取生物学的有机整体观念。

二、社会规制法：反垄断法的基本属性

法律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而调整社会关系的，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遏制有害行为和激励有益行为。然而，一种行为是否有害，不仅与行为本身有关，也与行为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或者说行为作用的“场”——社会形态有关。因此，研究垄断行为在有机社会中的影响，特别是垄断行为的社会弊害，是了解反垄断法规范及其诉讼的前提。

同时，法与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一定社会的人们面对社会问题，在一定的社会观念和知识的约束下而给出的解决办法，被主流观念接受并予以规范化的结果。[17]可以说，法是社会问题、社会观念和法学家的认知混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面对限制竞争（垄断）问题，不同的学者因社会观念差异，对垄断（限制竞争）行为的社会经济影响的看法就不同，就会提出不同的遏制垄断行为的法律制度主张，或对相同的反垄断规则有着不同的理解。

可见，深刻理解垄断行为的弊害，掌握反垄断法的属性、法律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对反垄断诉讼予以准确的价值定位和建构合理的反垄断诉讼制度的基础。

（一）垄断行为的社会影响

社会关系是以人的社会行为[18]为纽带而建立的，社会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能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但由于人的认知有限，所有行为的社会影响都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两个方面，因而能为人们所述说的行为影响就不仅是一个客观问题，也是一个主观的认知问题。人对行为的认知不仅与自身的智识有关，也与其认知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有关。认知方式不同的关键在于把认知对象置于不同的关系背景中，人们总是在关系中认知被认知的对象。以行为作用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关系类型为背景，人的社会行为可分为个体与整体。

个体以机械的个体社会为作用背景，其社会观念是个体主义，认知范式是物理学的机械主义。由这种社会背景和社会观念及认知范式所决定，行为作用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人（自然人或法人），因而称为个体。

整体以有机的整体社会为作用背景，其社会观念是整体主义，认知范式是生物学的有机主义。这种行为作用的对象是社会有机整体，且行为人本身处于其中，因而称为整体。反垄断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观念基础决定了其规范的是有机整体社会中的行为，即垄断行为属于整体。因而，本文主要从整体性违法行为的有害性这一角度说明这种行为的特性及其社会影响。依笔者见，整体性违法行为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受害主体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即整体性违法行为损害的是有机整体的某一部分，即社会关系的子系统，如限制竞争行为对相关市场竞争的损害。而社会系统是一个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的、动态的关系体系，因而具体的受害主体是不确定的、开放的。之所以受害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受害者都能在违法行为发生后感受到损害，因而具体的受害者难以确定；而受害主体的开放，则是指限制竞争这种有害行为一旦发生，不仅损害现今正处于相关市场中的竞争者和消费者，而且会损害未来进人这一市场的、不特定的竞争者和消费者。

第二，受害客体的动态性。由于整体指向行为者自身也处于其中的、由许多主体在历史地互动中生成的开放的、流变的动态体系（自由竞争秩序），因而损害是不确定且难以计量的。

第三，行为的“自然违法”与“法定违法”并存。有机性违法行为既有自然违法行为，也有法定违法行为，但后者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法定违法是指本质上并不违反一般的社会正义或伦理道德，但是因维护整体秩序的需要而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19]因而，一种行为是否违法，不仅在不同文化和经济价值观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规定，而且因行为人及其所处的社会境遇不同而不同，反垄断法实践中判断一种行为是否违法的合理性分析原则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第四，损害的行为结构性。整体是否有害，即是否违法不只与行为本身有关，而且与行为所处的结构体系有关；损害虽与违法行为有关，但不是违法行为单向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仅以某种行为本身难以说明其是否违法。如低价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的掠夺性定价行为，不仅在于价格是否低于边际成本，而且在于行为者在相关市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以及是否利用这种力量限制了竞争。而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力，以及是否限制竞争，则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力有关。

第五，行为的连续性与损害的延伸性、无限性。整体性违法行为多是发生在一定时期的连续。加之受害主体众多而不确定，受害客体为开放的、动态的、成长的关系体系，导致这种损害具有延伸效应。[20]损害因而具有无限性。

第六，损害与获益的严重失衡性。由于违法行为指向的是开放的有机整体，受害者众多，加之损害具有延伸性，因而违法行为人从违法中获得的利益与整个社会所受的损害严重失衡。一般来讲，违法者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少于整个社会所受的损失。

第七，损害的难以恢复性。受害人和所受损害的不确定性、损害的延伸性以及损害和收益的严重失衡，使得整体造成的损害具有难以恢复性。对此种有害行为的防范最好在其未然之前，即采取事前规制。这不仅是因为违法行为一旦发生，损害的延伸性使所造成的损害难以恢复，而且因为个体经济能力的有限性与损害的无限性，使违法者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事后的责任无法激励行为人防范违法行为的发生。[21]

上述特性说明，垄断行为是通过对一定的行为构成的结构体系的改变而损害他人的，对他人的损害是间接的、延伸的，是不确定的、或然的、相对的（或可变的）。可见，垄断行为属于风险行为，这是现代规制法对行为的认知模式。

（二）反垄断法的属性

基于法所处的社会形态以及对法所规范行为的社会影响的不同认知模式，笔者认为现代法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范式，即个人权利法和社会规制法。

个人权利法在机械的个体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解决个体之间在外在关系中的利益纷争即利益冲突关系，主要方法是明晰个体权利并用于定分止争。因此，个人利益或个人权利为该种法范式的核心观念，主要的法律制度都以个人权利为中心建构起来，笔者把这种法称为“个人权利法”。

社会规制法在有机的整体主义社会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解决主体间在内在关系中的功能协调，即结构合理性及由此而决定的秩序合理性问题，主要方法是明晰各主体在整体中的角色及其行为的社会风险性，进而确定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降低风险的发生。因此，整体利益或秩序建构为该种法范式的核心观念，主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对风险行为的规制，并要求所有处于此关系体系中的主体承担社会责任。笔者把这种法称为“社会规制法”或“社会责任法”。

社会规制法的制度和观念兴起于二战后，反垄断法、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都属于这种法律类型，可以说法律制度发达，内容繁复多样。虽然对此类法的观念还缺乏系统的提炼，但从既有的理论及法律制度所包含的观念看，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社会规制法都体现着以下基本观点：

第一，价值取向上的整体主义。社会是一有机整体，社会利益并非个人利益之和，而是独立存在的。在有机整体社会中，社会利益在个人利益谱系中的权重高于私人利益。[22]因而规制法以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被称为“社会本位”。另外，社会整体利益的特性意味着任何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既存的社会整体中获得了好处，按正义原则，任何人都负有责任维护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因此这种法也可以说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第二，功能预设上的规制指引。有机整体的观念意味着人是社会的人，其虽具有理性，但其理性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社会观念等社会情境制约，而且受个人智识、所掌握的信息等制约，是有限理性。加之分工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任何人不可能对自身行为的风险及其对秩序的影响具有清晰的认识。因而，建立规制机构，利用专家的知识制定标准对具有风险的行为予以指引，是规制法的主要功能。

第三，运行目的上的风险防范与秩序建构。基于对有机违法行为所致损害的主客体的不确定性、损害的不可计量性、违法所得与损害（包括对个体与整体的损害）的极端不平衡和补偿的不可行性的认知，并且受法的价值取向和功能预设的指引和约束，规制法的运行目的在于防范风险行为发生，维护或建构理想秩序。

第四，实现方式上的事前责任。基于有机行为的损害结果与行为结构的关联性，加之有机违法行为违法所得与损害的极端不平衡和补偿的不可行性，利用所有主体的力量，利用事前的积极责任，[23]使规制机构、社会成员以及行为者承担起与其社会角色相对应的社会责任，更有利于法律功能的发挥以及法律价值和目的的实现。事后责任则处于辅助地位。

第五，司法与执法上的积极能动。人的理性有限，加之分工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导致社会关系呈有机性、复杂性，不仅产生了风险行为，而且产生了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差异。经验表明，专家对风险的认知更具科学合理性。[24]法律作为促成有益社会的行为、防范风险行为的规则，需要建立规制机构并授予权力，以便利用专家的知识，发挥其能动性。当今规制法中大量出现的执法司法化以及在司法中呈现的一定的能动性，就是对此的回应。

可见，对反垄断法应以规制法的整体主义观念来理解，这种法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在反垄断法中表现为竞争秩序）及其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而非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其实现注重人的社会责任的担当，而非个人权利诉求的保障和个人过错的追究。

三、秩序建构：反垄断诉讼的价值定位

不同的法律制度需要不同的诉讼制度，不同的诉讼制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与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有关。从诉讼的价值取向角度讲，诉讼有两种不同模式，即争议解决模式和秩序建构模式。下面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分析并表明反垄断诉讼模式的应然选择，对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予以定位。

（一）争议解决模式

这种诉讼模式与个体权利的法范式相联系。在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法范式中，个体的利益都上升为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因而利益纷争就是权利冲突，最典型的形式就是两个人同时主张对同一财产的所有权。裁判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分清权利的归属，判定行为的对错，解决权益的争议。这一诉讼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争议解决模式的结构构造：利益的二元对抗与主体的三位一体。这一模式把诉讼看作是两个冲突的利益主体之间——个人与个人的对决，法官只是在中间充当消极的裁决者，整个诉讼就是由原告、被告和法官三位一体构造而成。在这一模式中，真正的利益对抗是二元对抗。

2.争议解决模式的价值追求：最有效地解决争端。这一价值目标根植于个人主义观念。按个人主义观念，利益冲突或权利争端的双方不存在共同依存的关系，即没有公共利益或公共目的，双方只有个人的利己动机，且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意味着法官只须作为双方争端的仲裁者或观察者而存在，并依赖纷争双方在法律和事实方面的努力表述和对于可能救济的主张，宣布各方的对错。因而，司法不必顾及公共价值，只要能够实现争端最小化或双方对裁决满意程度的最大化，法官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方法解决纠纷。[25]

3.争议解决模式的目的：恢复原状。这一目的根植于个人主义的自然法观念，认为在自然法的作用下，即使没有法院或是其他公共机构的干预，社会在多数情况下将存在于和谐的自然状态之中。“争议”这一概念本身就暗示着，其是对既存的良好社会关系秩序的扰乱，是一种反常现象。因而裁决的目的和作用只是对被破坏了的事物或秩序的恢复。

4.争议解决模式的功能预设：司法消极、独立。这两个功能预设根植于西方近现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政治传统，即民主和权力分立。这种传统与上述三种观念交互影响。这两个功能预设也是这一诉讼模式的结构构造、价值追求和目的的反映。据此，法院及法官在这一模式中扮演消极的角色。

同时，这一模式的价值追求和结构构造要求立法、司法与行政相隔离，即法院应该是独立的，在法的实施上不属于政府的某一构成部分。这是因为，这一模式暗含了法院的形成过程，即由于两个陌生人发生纠纷而需要一个价值中立的具有判定纠纷特定知识的第三者，因而法院应当在庞大的政府机构之外为公众所理解。它同时表明法院的正当性来自于公民在机构功能和价值（消极地解决争端）确定下的自愿选择，即两个陌生人自愿将争议提交法院，并接受裁决约束。现代社会，同意和机构特定化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但分化得更加细致。比如富勒试图将裁决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人参与程序的权利之上，使意思自治的程度更高。[26]

（二）秩序建构模式

这种诉讼模式与社会规制法范式相联系。在社会规制法范式中，由于社会公共利益在个人利益结构中的权重大于私人利益，因而社会规制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中心。社会公共利益体现在一定的行为互动形成的动态的关系结构体系之上。这意味着，对这种裁判形式而言，重要的不是判定行为对错，而是认知个体行为对结构关系的影响，再根据合理的关系结构要求或理想的秩序需要，对行为采取激励或惩处措施，以建构理想的秩序。

这种诉讼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大规模组织的运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它同时预设了如下确信：除非对这些特定领域的行为或大规模组织的现有结构进行规制，否则基本社会价值便无法获得保障。当拥有特殊力量、能够影响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可能带来较大社会风险的行为者超越规制法的标准时，法官通过对这种行为的矫正重构社会秩序。对这一诉讼模式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秩序建构模式的结构构造：利益的多元互补与多方当事人共同参与。这种构造根植于整体主义社会观以及在有机的、网络式的结构关系中行为的风险所可能导致的多元损害性。因而在这种诉讼模式中，参与诉讼的不是两方，而是多方当事人，往往表现在争讼双方是由众多的个体构成的群体（如反垄断诉讼中的原告群体包括竞争者、消费者、代表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或是组织（如作为反垄断诉讼中被告的行业协会、协议限制竞争的众多协议参加者、合并的各方参与者），这些群体和组织内部的各主体是可能就诉讼事项发生分歧的当事方。这样，这种诉讼中的对抗不是二元的。在这种诉讼中，大量的利益纠纷和对立观点盘根错节，而最终决定机构虽然从形式上说是法院，但依法成立的代表公益的专门规制机关对利益纠纷解决的观点对法院的裁决具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影响。[27]

在秩序建构诉讼中，原告一般都按其功能或角色予以细化，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实体—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关的引人。比如专设的主管机关或公益诉讼人，它们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受益者，它们代表重要的利益以及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是有可能成为法院行为受益者的群体。从被告的角度看，秩序建构诉讼的作用不再是对个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作出判决或给予惩罚，而是消除行为对秩序的损害或潜在损害所产生的社会风险。法院因此可以全面地考虑问题，并将救济的负担或社会责任分配给那些最有能力保全秩序的主体。

2.秩序建构模式的价值追求：宣示公共价值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目标根植于整体主义社会观和人性观。在有机的整体社会状态中，个人因分工不同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同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变动不居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使人的理性有限。因而，任何人不可能完全预知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意味着专业执法者及专业法官对行为的社会后果，即行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的了解有一定的优势。

可见，秩序建构诉讼中法院和法官绝非冷漠无情，更非忽视公共价值。相反，秩序建构诉讼是在相对比较抽象和原则化的规制法规范中展开司法的，必须顾及当下社会主流观念对有关行为风险、良好竞争秩序的观点。法官所作的任何裁判，都要与规制法对此领域已取得的有关良好秩序的价值相符合。例如，对一种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裁决必须与有关行为对竞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观念相符，这些主流经济学观念构成了秩序建构诉讼的实质基础。须知，秩序建构诉讼的社会作用不在于解决争议，而是在整体社会关系或行为结构中，对具有风险的行为以一定的标准或条件予以规制，并要求行为人遵守，即在秩序中赋予行为社会责任以具体的含义。

3.秩序建构模式的目的：建构有效和谐的秩序。这一目的根植于整体主义的社会法观念。法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源于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社会是具有一定观念和智识的人互动形成的动态关系体系，是复杂的、变化的，社会需要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人以其理性总结经验来发现。这意味着，建立相关的公共机构对人类取得的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规范性共识予以宣示，并要求人们遵守，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建构”这一概念表达了对于现状是否公正的质疑，本身就暗示着不仅既有的秩序并非完美，而且秩序一旦被破坏也不可能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因而秩序存在着不断完善的可能，裁决的目的和作用不是对旧秩序的恢复，而是创造新秩序。

4.秩序建构模式的功能预设：司法能动及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相互配合。这两个功能预设也是这一诉讼模式的结构构造、价值追求和目的的反映。

受这一模式的构造及风险行为的可能损害后果的影响，在裁判中，法官至少应当考虑风险行为发生的关系结构及其他影响要素，受害人和受益人是否存在共生关系，并由此产生判断个人是否属于这一群体的标准。风险行为构成了对某种共生的关系体系或价值的威胁，因而无法采取诸如停止行为、赔偿、罚款等针对孤立行为的事后责任方式防止风险的发生。秩序建构任务的复杂性及困难程度与争议解决模式完全不同，因而法官也具有与消极裁判者完全不同的能动的行为标准。

这一模式的价值追求和结构构造要求立法、司法与行政相互配合。这一模式并不否定法院（司法）是独立的，在法的实施上不属于政府的部分，但同时认为，法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并没有脱离社会的自洽的价值，因而司法作为实现法的价值和目的的手段并不能脱离社会。在现代社会，立法、司法和行政都是基于社会需要而设立的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机关，存在功能互补性。

这一模式暗含了特别法院或特别法庭的形成过程，即由于分工的细化导致有机整体社会的结构复杂，行为具有社会风险，不仅需要具备不同专业知识的机构（规制机关）认知不同领域中行为的风险并提出防范风险的行为标准或规则，还需要一定的机关利用整个社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行为人是否遵守规则作出评判，这个机构就是特别法院。法院的正当性以及他们在秩序建构诉讼中行使的权力来自于他们履行特定社会司法职能的能力。[28]法院的正当性来自于它是公民履行社会责任在机构功能和价值确定下的必要选择，即具有社会责任的人将具有社会风险、可能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提交法院，并提请法院裁决防止风险的发生。这也是在现代社会规制机构和法院的专业分化更加细致的原因所在。

（三）小结

基于两种诉讼模式产生的法律基础及其不同的特性，反垄断法作为现代规制法的属性决定了反垄断诉讼应为秩序建构性诉讼，反垄断诉讼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争议，而在于建构竞争秩序。这种诉讼模式的选择基于两种认识：第一，它建立在深刻意识到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经营者对具体个人经济利益的侵害，而是来自于大规模经济组织的限制竞争行为，以及现代国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当干预行为（滥用行政权力）对竞争秩序的破坏而引发的对不特定主体的社会害。第二，选择这一诉讼模式的另一认识基础在于，限制竞争行为的风险产生于对市场结构体系或竞争秩序的破坏，因而，除非消解限制竞争行为发生的市场结构条件，对竞争秩序予以重构，否则限制竞争行为的威胁永远不会消失。面对这种秩序重构的诉求，传统的司法救济，如损害赔偿、罚款甚至是刑事追诉都无法充分解决问题，需要新式的综合救济。

秩序建构这种新型诉讼标志着现代规制法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新的诉讼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其一是观念问题，即合法性问题，秩序建构诉讼明显地与已有的主流诉讼理论所主张的司法中立、适度保守的观念相冲突，加之法官知识有限，因而竞争秩序的建构对于法院而言是否是一个合适的使命，值得思考。但正因为是观念问题，就不可能给出确定的回答，因而本文暂不讨论。其二是它的工具主义。简单地说，是关于如何进行竞争秩序建构，特别是如何通过构造反垄断诉讼制度促使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这是本文最后要探讨的问题。

注释:

[1]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就在同一天，北京4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一中院，被广大媒体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一个多月后，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本案人所诉超过法定期限，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间题的解释》第41条第1款的规定，裁定不予受理。

[2]北京网通案，即公益律师李方平诉北京网通公司以户籍为标准对客户实施差别待遇，请求赔偿一元的案件。按李方平律师所言，此案的目的“不仅为个人更为广大消费者”。参见“反垄断诉讼研讨会”之《会议纪要》，北京益仁平中心与法律顾问网联合举办，2008年9月20日。

[3]近两年来我国各种反垄断法研讨会均将反垄断诉讼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可以说明此点。

[4]参见刘继峰：《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中的问题及其解决》，《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5]学者们认为，从目的和内容角度，反垄断法私人诉讼模式有损害救济性激励型（以美国为代表）、损害赔偿和危险排除并重型（以德国为代表）和私人诉讼需“行政前置”型（以日本为代表），并对三种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在原告资格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主要关注以什么标准确定原告资格，即是以已经造成损失为标准还是以具有受害危险为标准确定原告资格。在私人诉讼的局限性上，学者们主要认为由于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以及私人原告与被告实力悬殊导致诉讼动力不足，因而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效果不明显。在责任制度上，学者们主要关注损害赔偿，并着重于多倍赔偿（通常称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利弊分析，并说明建立多倍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6]对“规制法”目前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它主要是指兴起于19世纪末并于20世纪60-70年代得以蓬勃发展的、有专门的由专家组成的机构执法的、针对社会共同体认为重要的活动以及因社会化大生产而产生的具有社会性危险的行为而采取的以标准、准人条件等规则施加的持续控制。其内容包括经济规制（如反垄断法等）和社会规制（如食品安全法、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参见[美]凯斯·r·桑斯坦：《权力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英]安东尼·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这是因为反垄断法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因而法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们如何行使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他们自己的观念所决定的政策偏好。

[8]有关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观念对反垄断法的影响，参见[美]查理斯·r·基斯特：《美国垄断史—帝国的缔造者和他们的敌人（从杰伊·古尔德到比尔·盖茨）》，傅浩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以下。有关经济学观念对反垄断法的影响，参见[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等：《反垄断法与经济学》，任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以下，第166页以下。综合性的论述参见[美]戴维·j·格伯尔：《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冯克利、魏志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小丁：《反垄断与经济发展——日本竞争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日]来生新：《政府与竞争秩序》，《法律时报》（2001年）73卷8号；郭跃：《美国反垄断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9]有研究表明，在1890-1914年，整个社会科学总体上广泛地借用了生物学隐喻。参见[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以下。这种观念对法学的显著影响就是社会法学派的诞生。社会法学派在欧洲的创始人之一狄骥受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影响，把社会关系分为有机连带和机械连带，认为有社会就意味着有连带关系。连带关系是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参见[法]狄骥：《宪法论》第1卷，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页。

[10] 参见刘水林：《经济法基本范畴的整体主义解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以下。

[11] 有学者研究谢尔曼法史后指出：“立法记录中记录着许多支持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的声明。从这些声明中，罗伯特。博克（robert h. bork）法官得出结论：‘《谢尔曼法》的立法历史……展现出唯一而清晰的政策目的—促进消费者利益’。”参见前引[8]，盖尔霍恩等书，第19页。

[12]笔者认为布朗鞋业案（brown shoe co. v. united states，370 u.5.294（1962））是反垄断法观念转向的标志。参见刘水林：《反垄断法的挑战—对反垄断法的整体主义解释》，《法学家》201。年第1期。在此之前，“反托拉斯的大多数学生都曾学习过20世纪60年代前的那些遵循保护小厂商的民粹主义目标的案例和那些禁止拥有较小市场份额的公司之间的兼并案例”。参见[美]j.e.克伍卡、l.j.怀特编著：《反托拉斯革命》，林平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但其后，甚至早在50年代，反垄断法的观念已开始变化，正如布朗鞋业案的首法官沃伦在该案的判决意见所说：“总体来说，1950年《补充案》（即1950年订立的《塞勒—凯弗维尔法》）的立法历史表明，国会关心的是对竞争的保护，而不是对竞争者的保护”。参见前引[8]，盖尔霍恩等书，第37页。

[13]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自189。年至二战结束，除了美国（1890年）、澳大利亚（1906年）和新西兰（1908年）以外，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反垄断法。

[14]如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制定于1947年，英国独占及限制行为调查管制法制定于1948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制定于1957年，《罗马条约》制定于1957年，加拿大竞争法制定于1985年，法国关于价格和竞争自由的法律制定于1986年。

[15]参见赖源河编审：《公平交易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页；前引[8]，格伯尔书，第334页以下。

[16]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竞争政策的国家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许多国家是于近期才颁布并实施反垄断法的。资料表明，1945-1964年间，共有24个国家实施竞争法；到1973年，达到27个国家（只增加了3个国家）；到1996年，已经有70个国家颁布了竞争法；至2。。3年则已超过80个。参见傅俊、张颖：《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7]不论是就社会制度的形成还是就其本质属性来讲，经济学从演化博弈论中得出的结论与社会思想家通过对社会体悟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即“一个社会制度，就是为事实而想的办法，故必事实到了那一步之后，才能产生那新的制度”。梁漱溟：《人生的省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18]这里的社会行为是指能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的行为，亦即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与其对应的概念是私自行为，即只对行为人自身产生影响或意义，而不对行为人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亦即没有社会意义的行为。法律规范的只是社会行为，而不是全部行为。

[19]see c. wells，corporation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p.7-8.

[20]损害的延伸效应是指，损害一旦发生，即使停止了违法行为，也无法阻止损害的存在或扩散。如当环境污染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时，即使污染者停止了污染，环境状况也不能立即恢复。再如，限制竞争行为破坏了一个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后，即使停止了限制竞争行为，这一市场的竞争秩序并不能立即恢复，甚至永远不能恢复，相关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仍在受损。

[21]参见[美]史蒂芬·夏维尔：《损害赔偿责任抑或安全规制》，罗明译，载[美]唐纳德·a·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以下。

[22]笔者这里的社会利益也可称为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与私人利益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概念，借用的是经济学中划分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标准，即从利益享有的角度，把利益分为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即不能把社会公共利益分割成不同的部分供不同的人享有）、享有的不可排他性（即排除他人的享有要么不可能，要么成本太高）、非竞争性（即既有的人所分享的利益不因参与分享的人的增加而减少）、可延伸性（不仅当下的人可以分享，未来的人也可以分享），其载体是公共物品，如环境、竞争秩序等。而私人利益则具有可分性、享有的可排他性、竞争性、非延伸性，其载体是私人物品。这意味着一定社会中个人的利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个人拥有的私人物品所产生的私人利益，另一部分是从公共物品中分享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这两部分利益在个人利益中的权重是不同的、变化的。

[23]法学界通常所说的法律责任只是事后的消极责任，即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但这并非现代法律中责任的全部。就现代规制法的规定看，人的责任包括事前的积极责任和事后的消极责任两大方面。事前的积极责任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行动，促成有利于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后果的产生或防止坏的结果的产生。消极责任则只在行为对社会产生有害后果时，才要求行为人对这种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对于积极责任的担当，现代规制法通常采取激励性规范制度，如对受害人的多倍赔偿（即法律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美国反垄断法中的三倍赔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以及在美国公益诉讼中的个人告发诉讼制度；或采取授权性规范，如在当今规制法中常常出现的授予所有社会成员对违反规制的有害行为的检举控告权，通常表述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控告违反本法的行为”。这些规范或制度的目的在于促使现代社会中的人（自然人和法人）成为对社会负责的人，不仅要求政府是“责任政府”，公司是“责任公司”（公司的社会责任），而且要求个人是“负责任的人”，即不仅不从事危害社会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负有检举、控告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的社会责任。

[24]参见戚建刚：《风险认知模式及其行政法制之意蕴》，《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5][美]欧文·费斯：《如法所能》，师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26]lon l. fuller，the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92 harvard law review 353-409（1978）.

[27]现代规制法一般都专设执法机关，这些机关往往具有准立法、司法和执法功能。由于具有专业性，其作出的行政司法裁决愈益受到法院裁判的尊重。如反垄断执法机关对一种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裁决在不同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承认。在日本，私人能否对一种侵害行为提起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取决于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是否裁决此行为违反反垄断法，这被称为“行政程序前置”制度。在美国，反垄断法虽没有行政程序前置的规定，但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作出的违法裁决可以直接作为违法证据用于私人提起的反垄断三倍赔偿之诉。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银行卡犯罪；储蓄合同纠纷；民事责任；承担

作者简介：李健男，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广东 广州 510632）

一、问题的提出

1. 概况

银行卡业务是现代信息科技与传统银行业务相结合的产物，这种金融产品使得传统的银行储蓄、支付结算等业务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效率，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同时也使金融消费者获得了交易的便利。正因如此，近年来，银行卡业务在我国获得了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由于银行卡业务建立在银行卡及其密码、终端设备，以及金融电子化支付结算系统的基础之上，从而为犯罪分子通过伪造银行卡、盗取密码进行银行卡诈骗犯罪提供了可能性。在现实中，这一类型的犯罪呈上升趋势，并因此引发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面对这种纠纷，不同法院在案件受理、举证责任分配、法律适用等方面做法不一，进而导致了判决结果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因银行卡诈骗引发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在不同的法院管辖，甚至在同一法院由不同的法官审理，银行和金融消费者将会面临不一样的命运。当然，有些案件判决的不一致源于案情本身的差异，但也确有相当比例的案件属于类似案件，判决结果不一致乃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于与此类案件相关的一些基本法律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所致，不仅造成了个案的不公，而且影响了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2. 典型案例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问题，有必要列举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案例1】①犯罪嫌疑人窃取了武汉市市民胡女士的银行卡信息，并将该女士的25万元存款转走。胡女士银行，一审法院判决银行败诉，银行提出上诉。武汉市中院判决认定该案有经济犯罪嫌疑，驳回了胡女士一审诉讼请求。

【案例2】②程某在用银行卡存款时发现银行卡存款余额少了3万多元。程某以银行对其存款未尽到妥善保管的合同义务为由，将某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该银行赔偿其丢失的存款及相应利息。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凭目前已知的知识和事实尚无法解释清楚，程某所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银行在提供银行卡交易服务方面存在过错，因而直接导致存款的丢失。而且，也不能排除程某自己不慎泄露或使用中被他人偷窥到密码，进而导致存款损失的可能性。最后，法院判决银行不承担责任。

【案例3】③廖某在晋江某银行办理了储蓄存折及银行卡，并存入126 000余元。吴某等人在该银行的自动取款机上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及读卡器，窃取了廖某的银行卡号及密码等信息。随后，吴某等人用复制的银行卡分24次将廖某账户上的存款转走。为此，廖某将银行告上了法庭。法院认为，确保持卡人存款的安全是商业银行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重要义务。根据收益与风险相一致的原理，银行提供银行卡存取款服务，并从中获取利润，就应当对其系统未能识别银行卡的真伪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另外，银行卡密码均由持卡人自行设定，具有唯一性和秘密性，持卡人负有严格保管密码和防止密码泄露的义务。法院认为，廖某对密码保管不善是造成存款被盗的重要原因之一。犯罪嫌疑人盗取持卡人密码和信息，复制伪卡冒领持卡人存款，银行方面疏于管理或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此，法院判决：银行承担70%的责任，储户承担30%的责任。

【案例4】④周先生在广州市番禺区某银行申办了一张银行卡，后该卡被犯罪嫌疑人黄某伪造，随后黄某指派陈某等四人先后窃取了57万元人民币。2007年，经警方追回约51万元。周先生以“银行失责”为由，状告该银行。番禺法院一审判决银行支付周先生其余的5.8万元存款，并赔偿11万多元的利息损失。该银行不服，上诉至广州中院。在上诉状中，该银行首次公布了银行个人密码（即“PIN”码）的技术原理，并认为 PIN码不可能在传输过程中泄露，持卡人应该承担PIN码泄露的责任。但广州中院在判决中认为，识别伪造的存折、卡，是银行应尽的合同义务。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周先生的损失，是犯罪分子伪造借记卡所致，银行未能识别伪造的借记卡，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对周先生的损失全额予以赔偿。

【案例5】⑤珠海王某的银行卡在ATM取款时被犯罪分子复制，卡内25467元被盗。王某和银行均向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已立案侦查，但尚未侦结。王先生将银行诉之珠海香洲区法院。法院认为，王某在银行开设活期储蓄账户，银行为王某出具了存折及银行卡，双方成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银行卡系双方储蓄存款合同的凭证，且该凭证由银行向王某出具，故银行对其出具的银行卡须具有识别能力，但在本案中，银行对自己出具的银行卡没有能力鉴别真伪，作为储蓄合同凭证的真银行卡并没有用于交易，故不能认为银行与王某成就了一笔交易，因此，银行须赔偿王某的全部损失。

3. 典型案例的分析

上述典型案例代表了我国法院审理银行卡诈骗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的几种路径：一是以涉及经济犯罪为由直接驳回持卡人的诉讼请求（见案例1）；二是认为持卡人无法证明因银行过错导致持卡人的存款损失，即事实真相不明，持卡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见案例2）；三是认为银行与持卡人均有过错，应分担持卡人的存款损失（见案例3）；四是认为银行未能识别伪造的借记卡，应赔偿持卡人的全额损失（见案例4）；五是认为持卡人的真银行卡没有用于交易，不能视作持卡人与银行成就交易，银行须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见案例5）。

以案例1为代表的第一种路径其实就是所谓的“先刑后民”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一直存有争议，没有定论。就案例2至案例5这四种路径而言，尽管判决的理由、依据和结果有所差异，但法院对于上述四个案件所归纳的争论焦点显示是一致的：对于持卡人存款的损失，过错在那一方？如果都有过错，如何确认过错责任的分担比例？也就是说，对于此类案件，法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窃取的是持卡人银行卡内的资金，而不是银行的资金。法院的审理和判决，均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这里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持卡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给银行的问题。从上述4个案例的判决推断，法院的观点显然是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没有转移，否则又如何得出银行卡诈骗犯罪导致持卡人存款损失的结论呢？不过，根据我们对于存款行为法律性质的认识，⑥在本文所界定的语境下，银行卡诈骗犯罪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而不是持卡人的资金。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

第一，本文所讨论的储蓄合同纠纷案件，胜诉方应该是持卡人。这是因为，在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窃取资金的条件下，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并未成就还款交易，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没有发生变化。换言之，银行卡诈骗犯罪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不过，要使这一结论成立，还必须讨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交易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第二，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客户参与了银行卡诈骗，否则，储蓄合同纠纷案不应适用所谓的“先刑后民”原则。理由很简单，犯罪嫌疑人窃取的是银行的资金，犯罪事实涉及的是犯罪嫌疑人对银行资金所有权的侵犯，与客户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

第三，如果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一概判决持卡人胜诉，银行全额履行付款义务，也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即很有可能导致持卡人的逆向选择，进而引发道德风险。⑦为了防范持卡人的道德风险，必须让在银行卡及密码的保护方面存有过错的持卡人就银行卡诈骗犯罪所导致的银行资金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以上所述的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存款交易的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持卡人道德风险的防范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如果在这几个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不仅有关司法实践有了统一的指导原则和路径，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某些理论方面的模糊认识。

二、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

1. 我国学者的观点

关于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我国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认为存款行为不转移存款所有权。尽管这一观点并未直接指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但既然认为存款行为并未转移存款所有权，那么这种行为应该是一般寄托行为。由于我国法律没有寄托行为的规定，故存款合同应该属于我国《合同法》所规范的保管合同。第二，存款合同是一种混合合同。这种观点认为，存款合同是存款人与接受存款的银行双方目的竞合的产物，在结算账户基础上形成的存款合同，是委托合同（存款人委托银行代其收付款项）、消费寄托合同（体现存款人保管金钱价值的目的）、消费借贷合同（体现银行的消费目的）的混合合同，其他存款合同则是消费寄托合同和消费借贷合同的混合合同。{8}第三，存款合同是消费寄托合同。{9}

2. 我们的认识

在我们看来，讨论存款行为（存款合同）的法律性质，不应拘泥于现行法律的规定，也不应局限于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作为存款合同标的物的货币资金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货币所有权的特殊性。

基于货币作为种类物和消费物的特性，在货币占有与货币所有的关系上，存在“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同时，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存款合同来说，尽管存款人的目的和动机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存款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同质性，既存款人有权利根据约定要求银行随时或者到期后偿还和支付存款本息；银行则有权利获得存入货币的所有权，有义务按照法定或者约定偿还存款本息。据此，关于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我们的结论是：{10}第一，依“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货币资金一旦存入存款银行，其所有权即刻转移。第二，基于存款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货币的特殊性，存款行为应该属于消费寄托。

3. 银行卡及银行卡余额的性质

既然存款行为属于消费寄托，那么，银行卡自然就是银行出具给持卡人，表明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成就消费寄托关系的凭证，这种消费寄托关系的核心内容就是：银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权利，持卡人则享有随时或者到期要求银行偿还存入的货币资金并支付利息的权利。可见，银行卡是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债权债务凭证。

既然银行卡是债权债务凭证，银行卡所记载的资金余额即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金额，也即持卡人对于银行的债权金额。

三、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尽管存款行为属于消费寄托，存款人存入货币资金后，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即刻转移至存款银行。但是，如果主张银行卡诈骗犯罪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的胜诉方应该是持卡人，还有一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即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行为是否构成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交易行为。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讨论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银行与持卡人之间意思表示的方式和效力规则。

1. 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方式的革命

在传统的储蓄存款交易中，客户与银行之间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银行职员与客户之间面对面的对话并最后经由书面签字来完成的，签字意味着当事人对交易主体及交易内容的确认，当事人当然要对签字而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因交易主体和交易内容争议发生纠纷的概率极低。

但是，随着现代信息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应运而生。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银行不再是由银行职员作为代表，而是以包括POS机、ATM机等终端设备在内的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的形式出现，意思表示方式也不再是银行职员与客户面对面的对话并最后经由签字来确认，而是转变为持卡人与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之间的对话。这一意思表示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给意思表示方主体以及交易内容的确认带来了挑战。换言之，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既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方法，同时又需要一种新的规则，来确保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可行的方法是银行卡与密码的使用。因此，上述意思表示方式带来的挑战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一是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二是银行卡与密码使用的效力规则。

2. 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

在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不仅是银行一方进行意思表示的代表，而且是银行与持卡人双方交易内容的载体。这就要求：银行的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必须能够识别真卡与伪卡、真钞与伪钞，并能准确核对输入的密码，同时还要能够真实地记载和重现交易内容。这就意味着，银行真实意思的表示以及对持卡人真实意思的识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而对于持卡人来说，在银行卡交易中，意思表示则是通过银行卡的使用与密码的输入来实现的，换言之，银行卡与密码是持卡人进行意思表示，从事储蓄交易的两个必备条件，二者缺一不可。{11}根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的自然属性，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只能通过银行卡与密码来核对持卡人的身份和交易内容，因此，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在经过交易系统核查无误之后，应该视为已经确证了持卡人本人的身份及相关交易内容。也就是说，对于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来说（也就是对于银行来说），即便持卡人委托第三人使用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甚至是犯罪嫌疑人使用银行卡和密码进行交易，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即构成了持卡人本人行为的法外观，持卡人不能否认银行卡和密码使用行为的法律效力。唯如此，金融电子化交易动的安全才能维系，银行的合理信赖才能得到保护。同时，无论是德国法学家莫里茨·威尔斯帕彻的权利外观理论，还是海伯特·梅耶的与因主义的权利外观理论，都可以支撑上述结论。

3. 银行卡与密码使用的效力规则

鉴于上述银行卡、密码以及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在意思表示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权利外观理论和信赖原则，就持卡人与银行之间通过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实现的交易关系来说，真卡与密码的使用不管是否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如无免责事由，也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效力规则，有必要将这一效力规则与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交易“私人密码的使用效力规则”进行对比。 “私人密码的使用效力规则”，通常被表述为“私人密码使用即为本人行为的原则”（以下简称“本人行为原则”），即指只要客观上在交易中使用了私人密码，如无免责事由，则视为交易者本人使用私人密码从事了交易行为，本人对此交易应承担相应的责任。{12}可见，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与本人行为原则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后者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双方当事人，而前者只适用于持卡人一方；第二，后者只涉及密码的使用，前者还涉及银行卡的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使用的是伪卡，即便使用了持卡人的密码，也不能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这是因为，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的基础和前提就是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作为金融电子化交易系统的一个重要工具，银行卡乃银行制做，银行自然有义务识别银行卡的真伪。确认这一点，也可以促使银行加快银行卡技术升级改造，比如将目前普遍使用的防伪功能较差的磁条卡升级为IC卡，并加强终端设备的防风险能力。{13}

4. 小结

根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储蓄存款交易意思表示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可以推论：

第一，对于银行资金的安全乃至整个金融交易的安全，银行自身有根据银行卡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提升银行卡、终端设备，以及支付结算系统安全技术等级的义务，也有加强营业场所及终端设备安全管理的义务，而客户也有谨慎保护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第二，除非存在免责事由，真卡和密码的使用应视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在交易金额的范围内，银行支付存款的义务得以解除。第三，在银行卡诈骗犯罪的背景下，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那么，银行卡诈骗犯罪侵犯的应该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对银行的债权无关，银行支付持卡人存款的义务不得因此解除。

四、银行资金损失的承担与持卡人道德风险的防范

如前所述，在银行卡诈骗犯罪背景下，如果真卡仍由持卡人本人控制，伪卡及密码的使用不应视为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持卡人以储蓄合同纠纷为案由银行，法院应该支持持卡人的诉求。问题是，如果在银行卡的保管和密码的保护方面持卡人确有过错，致使犯罪嫌疑人有机可乘，导致银行资金损失，而持卡人又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显然会诱发两个方面的道德风险：第一，串通犯罪，即持卡人与第三人合谋，由第三人持卡取款，持卡人则以自己未取款为由要求银行付款；第二，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的保护。为了平衡持卡人与银行之间的利益，也为了从源头上防范银行卡诈骗行为的发生，必须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正确导向将上述道德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1. 串通犯罪的防范和惩罚

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的第一种道德风险其实不能归结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风险，而是持卡人利用金融电子化交易意思表示的特殊性进行的犯罪活动，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自然有刑事法律加以防范和惩罚，不存在银行资金损失在银行与持卡人之间进行分担的民事责任问题。从已经发生的银行卡诈骗案件看，持卡人串通作案的案件极少。这就说明，一般来说，理性的持卡人是不会去触碰犯罪高压线的。 此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恰好验证了孟子揭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命题。因此，对于持卡人串通银行卡诈骗这一风险，没有必要过多担心，更没有必要采取特别的制度安排来加以防范和惩罚。

2. 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防范和损失分担

对于上述的第二种道德风险，可以通过由持卡人承担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损失的方式来促使持卡人谨慎保护银行卡和密码，从而构筑起防范银行卡诈骗的又一道防线。{14}为此，需要讨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持卡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

几乎所有银行的借记卡章程（即银行出具的格式合同）均有“持卡人应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的规定。如果持卡人既不妥善保管密码，又遗失了银行卡，导致存款被犯罪嫌疑人所盗取，根据本文所主张的持卡人意思表示效力规则，这种情形下银行卡和密码的使用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行为。这就意味着，持卡人没有“妥善保管借记卡及密码”的违约行为所导致的持卡人对银行债权的损失应由持卡人自己承担。不过，这种情形显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范围。

就本文讨论的范围而言，由于真卡仍然由持卡人持有，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银行卡诈骗犯罪侵犯的是银行的资金，与持卡人对银行的债权无关，银行支付持卡人存款的义务不得因此解除。那么，银行资金的损失，是持卡人的违约行为所致呢？还是持卡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呢？抑或是持卡人的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竞合所致呢？回答上述问题，还得从本文所讨论范围的事实入手：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侵犯银行财产权益的犯罪行为，持卡人即便是丢失了银行卡，泄露了密码，银行的资金也不会损失，更何况持卡人并没有丢失银行卡。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银行能够识别伪卡，银行的资金同样也不会损失。换言之，银行资金的被侵害不仅是持卡人与犯罪嫌疑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15}的结果，而且是作为受害人的银行与持卡人“混合过错”的结果。因此，银行资金的被侵害，实际上是持卡人的行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以及银行过错的一种无意识结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结论是，持卡人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持卡人应承担侵权责任，银行可以以侵犯财产权益作为诉因要求持卡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的损失。

第二，侵权纠纷应该另案还是与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合并审理

如前所述，在本文的语境下，持卡人以储蓄合同纠纷为案由向法院提讼，要求法院判决银行承担支付存款的义务，法院应该判决银行全额支付持卡人存款，以履行付款义务。如果银行认为对于自己的资金损失，持卡人也存在过错，那么银行可以另行提起侵权之诉。不过，无论是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方便当事人实现诉讼利益的角度，抑或是从便于案件事实查明的角度，银行宜在收到书后向储蓄合同纠纷案件受理法院提出侵权反诉，法院也应该将两个案件合并审理。

第三，如何确定此类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是各国侵权法中最基本的归责原则，而严格责任则限于法律明确规定的几种特殊侵权行为。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也将过错责任作为归责的基本原则，同时还确立了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以及公平责任。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侵权行为确实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侵权行为，但是由于我国《侵权责任法》并未作出特别规定，显然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如果从应然法的角度，是否应该将此种侵权行为纳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呢？换言之，对于持卡人没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和密码的侵权责任承担，存在修正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吗？ 抑或说，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是否会导致对于银行极不公平的结果呢？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银行证明持卡人有过错是否具有客观上的极度困难。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证明责任分配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其一，过失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及过错推定责任正当性的弱化。我们知道，侵权法中过错的判断，故意比较容易，难就难在过失的判断。这主要因为，传统的过失理论认为，过失是行为人主观上的可非难状态，即应注意或能注意而不注意。{16}显然，这种意义上的主观过失受害人很难证明，进而导致受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补偿，这也是过错推定责任得以产生的主要原因。不过，现代侵权法对于过失的认定已经不再探究特定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而是采取基于社会共同生活需要而提出的客观标准，即所谓的“合理的人”标准或“善良管理人”的标准。{17}应该说，过失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过错责任原则进行修正的理由。

其二，当事人接近证据的距离、举证的难易程度、是否存在妨碍查明事实真相的可能性都应该成为证明责任分配所要考虑的因素。{18}显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较之于持卡人，银行有着天然的优势，{19}关于持卡人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理应分配给银行一方。否则，银行就可以凭借其天然优势，不向法庭提供其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导致事实真相无法查明，持卡人承担败诉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持卡人承担了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法院也应该根据公平原则和保护弱者原则，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分配给银行，以矫正银行与持卡人之间天然的不平等关系，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实质正义。{20}在这一方面，前苏联学者库雷列夫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事实无法证明的不利后果，应当落到那一方故意不向法院提供必要证据而有罪责的当事人身上。”{21}

其三，“证有容易证无难”符合事物本性，因而成为了各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共识。基于这一共识，早在古罗马时代，法学家们就提出了“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否定的人没有证明的义务”这一分配证明责任的基本原则。直到今天，这一原则仍然是英国司法实践中分配证明责任的一般标准。{22}对于这一原则的长盛不衰，菲普森做出了如下解释：“之所以在一般情况下适用这条规则，除了因为寻求法律救济的人必须首先证明其案情外，还部分因为根据事物的性质，证明事物的不存在要比证明其存在困难得多。”{23}据此，如果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要求持卡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持卡人则很难证明，显然对于持卡人极不公平。

总之，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侵权责任的承担，没有必要和理由纳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适用的范围。

五、结 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这种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于，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提供的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由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提供的准公共产品，比如存贷款和结算，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数量巨大的金融消费者。正因如此，维护金融交易安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不仅关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本身，更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全体乃至全社会的安定；也正因如此，在处理金融交易纠纷时，既要顾及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的社会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要着眼金融秩序的维护和金融风险的防范。以上两点，当是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追求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立足点应该是：第一，促进金融电子化交易的健康发展，以提高金融交易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第二，促使银行增强作为准公共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安全和风险防范意识，从源头上堵住银行卡犯罪的可能性，以维护金融电子化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基于上述认识，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几个核心问题，我们的结论是：

第一，明确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正确处理银行卡犯罪背景下储蓄合同纠纷民事责任承担的前提。我们认为，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属于消费寄托，持卡人存入的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即刻转移给银行。因此，银行卡是债权债务凭证，银行卡所记载的资金余额即银行对于持卡人的债务金额，也即持卡人对于银行的债权金额。

第二，明确金融电子化自动交易条件下意思表示方式和效力规则的革命性变化，是确定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的行为是否构成持卡人本人与银行之间的交易行为的关键。对此，我们认为，银行卡与密码是持卡人进行意思表示的必备条件。因此，根据权利外观理论和信赖原则，持卡人意思表示的效力规则应该是：真卡与密码的使用不管是否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如无免责事由，也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行为，而犯罪嫌疑人使用伪卡和密码则不应视为是持卡人本人的交易行为。

第三，追究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过错侵权责任，是防范持卡人道德风险的必要方式。我们认为，在本文讨论的语境下，持卡人疏于银行卡与密码保护的行为构成了对银行的侵权，银行可以以侵犯财产权益作为诉因要求持卡人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分担银行资金的损失。

注释

①案例来源：卞广春：《银行卡存款被盗是不是经济纠纷》，《长江商报》2009年6月3日。

②案例来源：中国银联广东分公司：《银行卡侧录盗刷纠纷案件法院判决依据分析》，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2009年10月“银行卡纠纷案件研讨会”会议论文。

③案例来源：《法制晚报》2007年12月12日。

④案例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29日。

⑤案例来源：《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11日。

⑥详见本文的第二部分的论述。

⑦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

⑧汪鑫：《金融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3-204页。

⑨强力：《金融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

{10}关于存款行为法律性质的论述，详见李健男：《存款行为的法律性质新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7年第5期。

{11}在本文所引用的案例4中，法院也持这种观点。

{12}孟勤国、刘生国：《私人密码在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3}针对银行卡的伪造问题，VISA、MASTERCARD等国际信用卡组织推出了由EUROPAY、MASTERCARD、VISA三大组织制定的全球规范（即EMV规范），其目的就是以高容量和反仿制伪冒功能更强大的芯片卡取代现有磁条卡体系，用于银行卡支付服务，以提高安全性。目前，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推广IC卡。

{14}另一道防线是金融电子化支付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15}程啸：《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以第11、12条为中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17}王利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34页，第29页。

{18}胡晓霞、段文波：《主张证明责任视角下的民法——以不当得利为切入点》，《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9}这是因为银行的营业场所（包括自助银行场所）均有摄像系统，持卡人的一举一动均在银行的监控之中，银行很容易证明持卡人在输入密码时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或者持卡人让他人持卡进行操作等等。

{20}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21}（苏）特列乌什尼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李衍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第58页。

{22}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维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9篇

会计人员委派制是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即将会计人员从基层单位独立出来，由财政部门进行直接委派，使会计人员摆脱依附地位，更好地行使会计监督职能，达到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目前全国各地已有很多地区实行了会计人员委派制，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是对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委派，一般由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财政部门负责具体实施，以加强预算外收入管理为目的；

二是向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

三是向中小型国有企业委派财务主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四是乡镇企业和村级单位实行财务统管。这些管理模式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会计法》，深化会计人员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促进党风和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下面对县级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提几点意见。

一、委派形式和管理

会计人员委派制是一项新的工作，涉及面大，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实行过程中，应本着“管得住，行得通”的原则，根据不同的单位性质采取不同的形式，因地制宜的开展此项工作。总的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即统一在县财政局的领导下，分级、分系统的具体委派，并要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

1.对大型的并且有下属二级核算单位的局级行政事业单位实行委派制，即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科长、主管会计和出纳人员均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这些人员经考核合格后，人事、工资等关系均转到县财政局，他们的任免、调动、奖惩、福利等事宜均由财政局统一管理。任职资格由财政、人事等部门确定，对其颁发由县政府印制的《会计人员委派任职证》后，持证上岗，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委派，明确权责，年终考核，定期轮岗”的管理制度。这样能够进一步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对局级下属的事业单位可由主管局参照以上的办法管理本系统的财会人员和财会工作。

2.对小型的局级行政事业单位，撤销财务室。县财政部门成立机关财务核算中心，由核算中心集中这些单位的财务核算。这种方法有利于减少人员编制和节约经费，适应机构改革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适应会计基础工作的需要；有利于规范单位收支行为，适应财政部门加强预算内、外资金管理的需要。

3.对国有工商企业、县属集体工商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结合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税收征管等工作，采取委派财务总监的办法。财务总监是由董事会聘任或由上级部门委派，代表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会计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专职人员。财务总监每届任期三年，在同一公司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工资由财政或财政授权部门发放。可享受副职级行政待遇。企业的其他会计人员要由业务主管部门和人事劳动部门，实行“公开考试，竞争上岗，统一委派，定期考核”的管理制度。企业会计人员的工资由企业每年年初将一年的工资总额交给业务主管部门，由业务部门按月向其发放。同时企业向财政部门交纳工资的10%作为管理费，用于对其进行考核和奖罚。

4.对乡镇集体企业、村办企业财务会计的管理，应采取成立会计管理站的方法。会计管理站由乡镇任兼任站长，人员由乡镇财政所、经营管理站和企业总公司联合组成。会计管理站负责对全部乡镇、村办企业的主管会计、出纳人员、材料会计和统计人员实行直接管理。会计管理站有人事调配权、工资管理权和会计人员管理权。这样能够稳定会计队伍，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有效的维护集体资产，制约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如调整企业厂长也随着更换会计人员等不良行为。

5.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要配备会计或委托记账的，统一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或经财政部门批准的其他中介机构承办。未经批准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承办。

不论哪种经济性质的单位或企业，采取哪一种管理形式，都要在定责定岗的前提下进行，而且必须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

一是要建立定期培训制度，不断提高业务素质。

二是要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对委派的会计人员进行考核是建立高素质会计队伍的有效措施，每年由财政、人事部门和被委派单位对委派会计人员进行一次“德、能、勤、绩”四方面的考核，进行一次执行法规法纪、廉洁勤政和业务水平的考核，建立业务考核档案，作为其被任用、晋升的依据之一。

三是建立奖惩制度和岗位责任制，规范委派会计人员工作行为，使其较好完成本职工作，如有违反规定，给单位或集体造成损失，视情节给予财经纪律处分或解除委派，收回《会计人员委派任职证》。

四是建立对委派会计人员的定期审计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五是建立委派会计人员的定期轮换制度、述职制度和监督制度等，以加强对委派会计人员的管理。

二、实施步骤

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要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有序的进行，由县财政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县纪委、监察部门协助，县人事、劳动、审计、工商、税务和业务主管部门积极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做好此项工作。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领导特别是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充分认识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旗帜鲜明地支持此项工作，亲自抓好此项工作。

2.设立组织机构。为组织好会计人员委派制工作，要成立“县会计人员委派制领导小组”。财政局局长任组长，财政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人事局、监察局、国资局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任副组长。设立“县会计人员委派制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办公室设在财政局会计科，财政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会计科科长等任副主任。

3.抓好典型，以点带面。为积极而又稳妥的搞好县会计人员委派制工作，应采取“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的方法，可先选择有代表性的部分行政事业单位为试点，在制定试行方案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实施。并且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而后再扩大范围。

4.确定委派对象。为保证委派的会计人员能有效的开展工作，试点单位被委派的对象应包括财务科长、主管会计和出纳三个岗位的财会人员。这样可以发挥全体会计人员的作用，避免只委派一名财务科长或主管会计而产生的势单力薄、被架空等问题，被委派的会计人员还可以相互监督，协调配合更好。

5.抽调和选拔高素质的会计人员是做好此项工作的保证。被委派的会计人员由单位推鉴，经考核合格后，由财政、人事部门颁发县政府印制的《会计人员委派任职证》，而后上岗工作。

三、对被委派单位的要求

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单位的会计管理和会计核算水平，被委派会计人员的单位应做到如下几点：

1.被委派会计人员的单位以会计机构、会计地位、会计职责三不变为前提，保证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参与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经营决策，发挥会计反映和监督的职能作用；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保障会计人员的职权不受侵犯。

2.被委派会计人员，的单位，要采取措施积极发挥会计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在支出管理上要坚持在会计人员审核的前提下，做到领导“一支笔”。

3.为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被委派会计人员的单位无权擅自撤换被委派的会计人员。如发现会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再适合担任会计工作的，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审定后做出决定。

4.会计人员被委派以后，必须给予相应的职责和权限，才能保证会计人员职能的充分发挥。

5.被委派会计人员单位的领导，要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和财务会计规章制度，对会计人员做到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审计意见购买动因与防治)

审计意见购买是指在某一特定会计年度，公司变更审计师比不变更能明显地获取更为有利审计意见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审计理论界与各国证券监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实证研究。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运用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审计意见购买问题的相关建议。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分析

（一）委托理论的分析委托问题最早由罗斯提出，认为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写作论文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关系随之产生。认为如果关系的双方都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不会总是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为转移。一般认为，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是委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完全是由于人的有限理决定了人们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每一个人对信息的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不一样。信息不对称是指某些参与者拥有另一些参与者不拥有的信息。可从时间和内容上加以划分，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来看，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的称为事前不对称，即逆向选择，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后的信息不对称称为事后不对称，也就是道德风险。按威廉姆森的解释，机会主义即“欺诈性地追求自利”的行为，是委托问题产生最核心的原因。根据上述委托理论，在上市公司中的所有者将公司的经营权委托给人，人按双方的约定经营。会计信息是对人经营管理活动的反映，也是委托人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主要渠道。由于个体的有限理性，委托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会计信息，即便能够，每一个委托人对会计信息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偏差。同时，会计信息在人与委托人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作为人的经营者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更多地想谋求自身的利益，虚列会计信息，粉饰经营业绩。委托人聘请外部审计师对企业会计信息加以审计，对其合法性、公允性加以鉴定，正是为了解决委托问题，标准的审计报告措词可以让委托人达成一致的理解，权威的信息鉴定又确保了所获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因此乐于让渡部分利益聘请审计师以规避投资风险。但经营者有自身的效用函数，为避免审计师察觉其舞弊行为后出具不利审计意见，很可能寻求审计师的合谋，或者以更换事务所相威胁，或以提高审计收费与长期业务往来引致的经济利益为诱饵，以便成功购买审计意见。

（二）契约理论的分析契约也称合约、合同，是指几个人（至少两人）或几方（至少两方）之间达成交易的某种协议，意在做什么。包含以下原则：社会性原则；平等性原则，自由原则、理性原则、互利原则和过程性原则。契约有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之分。完全契约是指契约条款详细地表明了在与契约行为相应的未来不可预测事件出现时，每一个契约当事人在不同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风险分享的情况、契约强制履行的方式及契约所要达到的最终结果。不完全契约是指留有未被指派的权利和未被列明事项的契约，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交易费用的存在和信息不对称性而导致的，因而存在“敲竹杠”的问题，即一旦人们做出专用性资本投资后，担心事后重新谈判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契约条款或担心由于他人的行为使其投资贬值。审计契约是一项不完全契约，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审计师在接受审计业务前并不清楚企业管理层的品行，企业所有权者即审计业务的委托者不清楚审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操守，也无法按所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或约束条件对审计师进行比较和权衡，以便以最小的资源耗费使需要得到最大限度满足，这显然背离了契约的理性原则。审计契约虽也旨在消除会计信息中的不确定性，鉴证会计信息，满足企业所有者的需要，但无论从审计实施过程还是审计结果，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不确定性。按现行的相关法律、审计准则的规定，审计师只需“合理确信”会计报表中不存在重大错报，这为审计师提供了意见购买的博弈空间。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审计师也可能受到“敲竹杠”之威胁。审计师的培养及其审计知识与经验的积累是事务所的专用性资本投资，也事关作为知识型组织的事务所的兴衰成败，而审计资源是有限的，审计市场的竞争不可谓不激烈，这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敲竹杠”的砝码。因此审计意见购买较易成功。

（三）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年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将其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同时，他认为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同样存在内部“管理费用”。此后，等均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审计意见购买是指在某一特定会计年度，公司变更审计师比不变更能明显地获取更为有利审计意见的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审计理论界与各国证券监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实证研究。试图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通过运用委托理论、契约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对审计意见购买的动因进行深刻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根本上解决审计意见购买问题的相关建议。研究结论从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看，审计意见购买的防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参与和协调才能得以彻底防治。总结，它可从公司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股东、债权人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即经营者、职工、会计信息提供者会计师和审计信息提供者审计师入手，同时，它需要有相关行业协会和其他监管方的参与以及中介行业的发展。防治措施中，首要的是审计委托权应当切实由不掌握审计信息剩余控制权的所有权人即债权人、股东职工来行使，由他们来选择审计师，因此审计委托关系应当从图右下角的由管理层来行使更改为虚线所指。其次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这实际上是通过建立健全的机构或机制来监督管理者，保护各类企业所有权者的利益。最后，对于审计活动的企业一方两个最重要的当事人经营者和会计师可通过提高其违规成本来约束；另一方审计师可从执业行为和行业治理着手。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试论审计意见中的“公允性”)

一、审计意见中的“公允性”与“重要性”的含义

世纪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以查错防弊为目标的注册会计师审计，逐渐转变为以鉴证会计报表是否“公允地表达”为主要审计目标。所谓“公允地表达”，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审计后，出示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时的用语。它指财务报表表达合理，没有偏见或没有歪曲，但并不证明财务报表的正确性。“公允性”一词的选用也是长期精心选择的结果。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认为，如果会计报表符合公认会计原则，就达到了“公允性”。具体地说，它必须满足四点要求：

（1）财务会计信息的搜集和处理符合公认会计原则；

（2）帐簿中信息的描述符合公认会计原则；

（3）不同时期不同地应用会计原则的情况得到了适当的披露；

（4）有限的财务报表格式和符合公认会计原则披露的财务信息要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了解决。

“重要性”也是审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中规定：“重要性，是指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误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这个定义表明，判断一项错报或漏报重要与否，应视其对会计报表使用者所做决策的影响程度而定。若一项错报或漏报足以改变或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判断，则该项错报或漏报就是重要的，否则就是不重要。重要性的数量化就是重要性水平。

二、审计意见中“公允性”体现了“重要性”

对于是否应在审计意见中使用“公允性”一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会计报表使用者总是对审计报告有着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是对他们的一种承诺。因此，他们建议审计意见中删除“公允性”一词，因为它太主观，会导致不同的审计报告使用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审计界却一直使用该词，因为注册会计师认为如果不使用“公允”一词，审计报告就是绝对地说明财务报表“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反映了某单位的财务状况”。这样会加重自己的审计风险。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会计报告中存在着估计的因素。众所周知，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主要表现为会计提供的信息有不清晰性、不确定性和不准确性，带有许多估计的成分。如：因定资产折旧年限及净残值数额的确定，应收帐款中坏帐数额的提取等，都是会计人员主观判断的结果。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对事实、而且还包括对各种会计原则和程序方面的判断。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结论。所以，注册会计师很难对某一份会计报表评价为“完全正确”。

第二，协调财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财产所有者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能够将所有的错报、漏报查出来，无论经营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贪污还是操纵会计的结果，只要是有害其剩余索取权的行为，都要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揭示出来，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但注册会计师与政府却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规范证券市场。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不愿过度压抑在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的经营者的利益，从而对所有者的保护程度也只是以满足其投资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只要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出示的会计报表不影响投资人的决策即可，并不一定限制其不存在任何错报、漏报。

第三，现代审计是建立在对内部控制评价基础上的抽样审计，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它首先要求被审计单位承担会计责任，即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审计。因此，当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表面完整，但内部表里不一，或者上下患通起来进行贪污舞弊，提供虚假会计报表时，注册会计师在此基础上发表的审计意见，就可能出现失误。其次，虽然现代审计有很多科学的方法来保证样本选取的合理性，但也不能保证所有重要的经济事项均能被选中。

鉴于上述原因，注册会计师仅是在重大方面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其会计政策的一致性发表意见。具体地说，就是仅仅将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报、漏报查出来。这就是说，“公允性”意味着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仅对揭示会计报表中的重大错误提供合理的保证，它不是会计报表真实性的保证人。它提醒报表使用者不应对审计报告给予过高的期望与依赖，即使注册会计师对某单位的会计报表发表了标准的无保留意见，也不能认为该报表就没有任何错误和不确定事项。报表使用人在运用相关信息时要加入自己合理的分析与判断，综合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作出适当的决策。这就是审计意见中的“公允性”。

三、审计意见中的“公允性”不能成为注册会计师逃避审计责任的借口

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最终结果，它的质量与广大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也是决定注册会计师行业能否生存的一个重大问题。因此，注册会计师必须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注册会计师或者单纯片面地理解独立审计的目的，认为既然发现舞弊行为不是独立审计的目的，就可以忽视被审计单位可能存在的舞弊和欺诈行为；或者有的注册会计师故意歪曲审计目的，不讲究职业道德，帮助被审计单位舞弊。他们认为，反正查错防弊已不是独立审计的主要目的，出了问题也可以有借口。事实上，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还不够理想，被审计单位弄虚作假的行为普遍存在，如果注册会计师置具体执业环境和应有的职业道德不顾，那么无论是片面的理解还是故意的歪曲独立审计的目的，都会酿成大祸，而且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也要求其在执业过程中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合理确信能够查出被审计单位超过重要性水平的严重错误和舞弊行为，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公允性”的审计目的并不意味着降低了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的要求，“公允性”的审计结论必须是注册会计师严谨工作的结果。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异同点之比较)

“审计风暴”之后，自去年下半年全国地方审计机关加大了审计查处力度，公告审计结果的工作也在逐步推开。在审计执法声望日益提升的情况下，审计机关更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前，特别要做好审计报告交换意见工作和审计处罚的审计听证工作，在审计执法中不仅要强调依法行政，强调实体法的运用公正，还应当做到程序法上的公正。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审计质量，保障依法审计的顺利实施，减少审计行政争议，防范审计风险，使审计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本人认为，在当前进一步弄清审计报告征求意见和审计听证的异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就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的异同进行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一、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的不同点

（一）两者的法律依据不同。

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根据《审计法》第五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审计听证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和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的规定。

（二）两者的设置前提不同。

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在“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审计听证是在“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那么，何谓较大数额的罚款呢？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一）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

（二）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的罚款。”值得指出的是，当前，有的地方审计机关对审计署《审计机关审计听证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理解不够准确，造成审计听证的标准掌握不准，在实行执行中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没有准确理解审计听证是罚款金额在十万元以上，审计听证不应包括审计收缴，只是指罚款。把罚款与收缴两者没有区别开来，造成不该听证的告知听证。

（2）“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的标准把握不准。误认为“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是审计报告上所有的列数问题，其实不然。按照审计署法制司对湖南省审计厅关于审计听证的标准掌握的回复，它应当是仅指审计报告列明的审计罚款相关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的问题，其他处理包括收缴的不应包含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之中。如，某审计报告列明三项罚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那么，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仅指与这三项罚款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其他处理事项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不得计算其中。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用三项罚款金额之和（达到或超过10万元）作为分子，用三项罚款对应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之和作为分母，比较两者的百分比是否在百分之五以上。所以两者概念的不同，计算结果也截然不同。如果按照错误的理解，极容易导致应当告知听证的而没有告知听证情况的发生。

（三）两者的执行主体不同。

根据《审计法》第五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审计报告报送审计机关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这说明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的执行主体是审计组，而不是审计机关。同样，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这说明作出行政处罚是审计机关的权力，不是审计组的权力，因此审计听证的执行主体是审计机关，而不是审计组。

（四）两者所起的作用不同。

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根据《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审计组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自接到审计报告10日内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该条接着指出“审计组应当审查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意见，进一步核实情况，根据所核实的情况对审计报告作必要的修改，并将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单位的书面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根据上述规定，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主要解决的是核实审计情况，完成的是审计组与被审计单位就审计报告所列事实和审计结论的交换意见程序。审计听证则不同，它主要限定在对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在审计罚款的违反国家规定的事实认定上，解决的是审计罚款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否合理的问题，完成的是审计罚款听证程序，规避因审计罚款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行政争议，以维护被审计单位和被审计个人的合法权益。

二、两者的共同点

（一）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审计执法的法定程序。审计报告征求意见是审计执法的普遍适用程序，只要是审计机关实施了审计事项，则都要执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程序；审计听证则是审计罚款达到一定标准时才启用该程序。

（二）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在审计执法中与被审计单位的一种法定沟通形式。前者着重于审计情况的核实与沟通；后者则侧重于九审计罚款处理意见的沟通。

（三）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为了保障被审计单位或者被审计个人在接受审计的过程中，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由国家法律设定的行政救济帮助途径。

（四）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与审计听证都是为了促进审计机关公正执法的需要，它是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报告和审计处罚上的两次交换意见，体现了协商精神，可以避免审计行政争议，防止审计复议和诉讼的败诉，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审计执法行政权威的作用。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持续经营能力的判断与审计意见类型)

一、持续经营能力的判断与评价

关注持续经营不仅是公司会计人员的重要职责，也是审计人员进行财务报告审计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内容。《独立审计准则第17号——持续经营》第三条规定：“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并对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评价被审计单位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的合理性，并考虑是否需要提请管理当局在会计报表中披露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评价并且在必要的条件下披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管理层的责任。

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是影响报表使用者合理决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的会计信息是企业相关利益各方最为关心的问题。如果企业在面临无法挽回的破产清算局面之前，在财务报告中对影响持续经营的重大因素进行充分的披露，各相关利害集团就可以早日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少重大损失。因此，如果持续经营存在重大疑问时，会计人员有必要在报表及其附注中及时充分有效地披露。但从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的具体情况来看，管理层仍然缺乏披露的动机。甚至还出现过恶意掩盖公司无法持续经营的案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红光虚假上市的例子。而注册会计师评价被审计单位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合理性的直接依据是被审计单位是否还能够持续经营，也就是说只有当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之后才能判断其依据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是否合理。我国新审计准则对持续经营的判断规定仍然比较粗略，仅列举了财务、经营和其他三方面的信息，很难涵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全部内容。面对企业不断扩大的经营风险因素范围和披露的有限信息，审计人员急需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来更有效地获取信息，评价持续经营问题。

一般来说，不管什么情况导致的非持续经营，很少无前期迹象或征兆出现，有人称之为红旗（RedFlag）或警讯（WarningSignal）。美国Coopers＆Lybrand会计师事务所列举了29个警讯，其中比较重要的摘抄如下：（1）现金短缺、负的现金流量、营运资金及/或信用短缺，影响营运周转；（2）融资能力（包括借款及增资）减低，营业扩充的资金来源只能依赖盈余；（3）为维持现有债务的需要必需获得额外的担保品；（4）订单显著减少，预示未来销售收入的下降；（5）成本增长超过收入或遭受低价进口品的竞争；（6）对单一或少数产品、顾客或交易的依赖；（7）现有借款合约对流动比率、额外借款及偿还时间的规定缺乏弹性；（8）存货大量增加，超过销售所需，尤其是高科技产业；（9）盈余品质逐渐恶化，例如折旧由年数总和法改为直线法而欠正当理由。

财务理论的发展也为审计人员评价持续经营能力提供了新的工具。如“破产预测模型”、“平衡计分卡模型”可以帮助审计人员注意到那些传统审计程序难以探测到的公司发生持续经营问题时表现出的财务状况问题。

二、持续经营能力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当会计主体出现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时，出具何种类型的审计意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依然是以客观因素为依据的。中注协标准部在2001年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分析中披露，在持续经营问题的审计报告行为上，一些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问题及其披露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类型却差异很大。有些注册会计师把持续经营能力问题简单地放在意见段之后，或等同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出具保留意见或拒绝意见的审计报告，致使审计报告的有用性受到影响，甚至产生误导作用。这说明某些注册会计师针对持续经营能力发表的审计意见存在定性不准的问题。

（一）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界

定审计意见类型的重要依据

对任何事情的判断都必须建立在充分、适当的证据的基础之上，但持续经营能力往往涉及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如上市公司诉讼事项法院尚未判决、对外担保数额巨大、因税务纠纷造成进口设备被海关扣押等。一般来讲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发生，但其结果在审计报告日还没有出现。对于已经发生的部分，如果被审计单位配合，注册会计师可以获得审计证据。而对未发生部分的事项，不管被审计单位配合与否，注册会计师都不能获得证据，因为有些审计证据目前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对于持续经营事项注册会计师一般不能形成全局性的、肯定性的结论。因此，当被审计单位出现持续经营不利的迹象时，不管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处理与披露如何公允、全面，注册会计师也绝对不可以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至少要加强调事项段，提醒报表使用人注意不可验证和不可控制的事项。但是，如果不确定事项的未发生部分对审计意见的影响不是实质性的，那么注册会计师可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报告、保留意见报告和否定意见报告；如果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未发生部分对审计意见影响巨大或注册会计师对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已发生部分未能获得充分的审计证据来推断整个事项对报表使用人的决策和判断的影响程度，注册会计师应该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报告。

（二）持续经营与强调事项段

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但是通过比较以前年度的预测与实际结果或比较本期的预测与截至目前的实际结果，没有发现对预测性信息具有重大影响的假设、特别敏感的或容易发生变动的假设以及与历史趋势不一致的假设，同时被审计单位已经按照注册会计师的要求对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对于其他项目的审计也没有不符事项或已接受会计师的全部调整建议，其调整后报表已较为真实稳健，注册会计师可以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被审计单位对于持续经营不利的迹象以及补救措施都作了充分披露，说明被审计单位已经很好地履行了会计责任；注册会计师能够以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消除其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疑虑，说明其在审计过程中审计范围没有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履行审计职责。因此符合无保留意见出具的标准。强调事项段的风险提示只是描述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或情况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事实，并不影响注册会计师已经发表的无保留意见，即肯定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处理与披露，只是通过增加审计报告的信息量表明自己的疑虑和预测。

（三）持续经营与保留意见

如果注册会计师肯定被审计单位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合理性，但存在可能导致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被审计单位却全部或部分拒绝进行适当披露，则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该事项的严重程度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并在意见段之前的说明段中描述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或情况以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事实，同时指明被审计单位未在会计报表中进行适当披露。这是因为隐瞒公司的生存、发展的隐患有可能会影响报表使用人的决策和判断，并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注册会计师从职业风险和法律成本角度考虑，要保留安全边际。如*ST纵横、信联股份等7家公司2002年度发生巨额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受到威胁，但其会计报表并没有充分披露。故而，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报告。保留意见的措辞要慎重，因为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会使投资者或债权人据此从企业撤出资金、拒绝贷款或改变他们的行为，要避免由于审计报告本身而非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导致企业破产清算。

（四）持续经营与否定意见

如果认为被审计单位编制会计报表所依据的持续经营假设不再合理，而被审计单位仍按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这是因为持续经营核算与非持续经营核算存在本质的差别，各自产生的会计信息也有天壤之别。进入清算期，资产计价由历史成本为主转为以市场价格或清算价格为主，某些资产的账面历史成本价值失去合理依据；资产的确认和价值摊销失去意义，一般改为一次转销的方法，导致资产处置，长期资产和短期资产的区分失去意义；负债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均会被要求结算，长期负债转变为短期负债或者进行债务重组，再筹资出现困难；所有者权益结构发生改变，出现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及其产生的相关损益；收入和费用的跨期摊配失去意义，收付实现制将代替权责发生制，待摊费用、预提费用、坏账准备、递延资产、待处理损溢等虚资产和虚负债将失去意义而被转销掉。因此，如果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已经为不争事实的公司仍然不放弃持续经营假设，注册会计师应该出具最严厉的审计意见。如实业、1999年的ST网点、PT网点被出具否定意见都是因为主要财务指标显示其财务状况严重恶化，存在巨额逾期债务无法偿还，持续经营能力受到极大影响，但企业仍然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否定意见要慎用，以免被审计单位起死回生而使注册会计师遭到。

（五）清算或停止经营审计

一般情况下，如果已决定进行清算或停止营业，或已确定在下一个会计期间将被迫进行清算或停止营业，企业会主动放弃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而按照财政部年月日的《关于印发<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的通知》精神进行会计处理。而以非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的会计报表属于一种特殊编制基础的会计报表，因此注册会计师按照《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6号一特殊目的业务审计报告》的规定办理就可以了。如果企业已决定进行清算或停止营业仍然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应该出具否定审计意见报告。

（六）持续经营与无法表示意见

如果注册会计师发现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而在追加审计程序中未能获得关于重大不确定性事项的任何证据或只获得了零星证据而不足以形成对该事项的实质性判断，注册会计师应当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原因主要包括：

（1）该事项未发生部分对形成审计意见具有决定性影响，单从事项已经发生的部分难以推断结果；

（2）被审计单位故意掩盖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事项，不提供必要工作配合；

（3）被审计单位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期间少于自资产负债表日起的十二个月，且不愿将评价期间延伸至十二个月。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审计范围受限，注册会计师都将无法判断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以及管理当局拟采取的改善措施是否有效。故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发表实质性的意见，只能发表无法表示意见。如年银行借款和对外担保中有4.39亿元已涉及诉讼；ST轻骑为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等借款8.86亿元提供担保，其中7.2亿元已逾期。此类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必须等到不确定性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时才能判断，而注册会计师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审计意见，只能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对实施新会计准则后的几点意见)

新准则出台之后，税法、会计环境、国家宏观经济的进程都对其有一定影响及制约作用，这个磨合过程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与配合，新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为了解新准则的实施情况，就目前掌握的情况作一些分析研究。

一、现阶段存在的国际、国内新问题

（一）国际形势不稳定

和平仍然是主题，但是也存在不稳定因素，如：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科索沃独立引起国际关注；恐怖主义猖獗，如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遇刺身亡。粮食问题，美国粮食出口能力下降，导致粮食的实际价格上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压力。

亚洲的未来充满风险，其中包括油价猛涨，美元暴跌，投资者撤出日元套利交易，甚至还有恐怖袭击。

贸易磨擦增加，如欧盟对我国蜡烛和钢丝发起反倾销调查，欧盟委员会日发表公报宣布，已分别对从中国进口的蜡烛和钢丝产品发起两项反倾销调查。公报称，欧委会于年月日收到德国、荷兰等多个成员国蜡烛生产企业针对中国产蜡烛提起的反倾销申诉，“相关证据表明，有必要展开反倾销调查”。

美元大幅贬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月日公布，当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976比1，已经突破7.00的关口，再创年汇改以来新高。自年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接近6.8%。不过可喜的是年月日人民币有所回升为6.987比1。

（二）国内与国外产生密切的连带关系

1.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发改委”在一份报告中列举了各国物价情况：年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涨幅超过5%的国家有7个，俄罗斯为10.8%，南非9.7%，其余为阿根廷、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我国6.5%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不过是垫底状态。

2.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受全球股市暴跌的影响，上证综指从年月中旬的6124的高点，一路震荡下行，至月日触及3400点左右，几个月中，累计最大跌幅超过50%。对于中国股市的大幅回调，业内人士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市盈率太高，A股泡沫太多；盘子越来越大，需要深度回调；雪灾等自然灾害。

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以及中国股市正产生影响。

在上证所一高管看来，美国次贷危机虽然对中国股市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产生了很大的间接影响。比如上市公司的出口业务受挫，股民的信心受挫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股市已不再是独处一隅的世外桃源，中国经济已融入国际经济体之中，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的关联度也越来越紧密。

这一点在中国股市的体量上可以得到印证。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最高达到了28万亿元，列亚洲第二，全球第六。如果加上深交所、港交所、台交所，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已处在世界交易所的前列，可谓举足轻重。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与世界联动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换言之，当美国因为次贷危机而波及全球股市下挫时，中国股市巨幅震荡也在所难免。

3.适应市场经济的机制仍不健全。

中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遇到的困惑：

（1）机构压迫。中小股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上市公司缺乏研究，对技术分析知之甚少，故选择有信息优势、有资金实力的基金和机构重仓持有的权重高价绩优股，进行中长期投资，誓与基金共存亡。

（2）法律不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是证券市场的原则。然而在证券市场，法律的天平总是向大股东一边倾斜。早先有东方电子的股民受了欺诈告到法院，曾被无理否回。后有杭萧钢构内幕交易受损的众多股民，依法进行集体诉讼要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赔偿，却被法律拒之门外。更为不解的是，券商违规进行权证创设，让参与的中小散户亏损惨重，中小散户集结到监管部门投诉，监管部门让找交易所，找到交易所，又把皮球踢到法院。法院却回答无法立案，法律没有因权证创设造成亏损赔偿相关条款。

（3）上市公司歧视。尽管进行了股改，尽管抑制了大股东一股独大，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

大股东为所欲为，把资本市场当“信用卡”恶意透支圈钱，掏小股东钱包，漠视公众投资者的知情权。长期以来，上市公司圈钱的手伸得很长，回报的手却缩得很短。有的报表上盈利丰厚却一毛不拔，有的象征性的撒点胡椒面，百元股份以每股0.2元作为“封口费”。据统计，年深沪股市分文未分的公司占到了半壁江山。

（4）一级市场挤压。一级市场自打诞生那天起，就是对三公原则的讽刺。一个稳挣不赔毫无风险的市场，同二级市场风险巨大形成强烈反差，一级市场却是如日中天，3万多亿元的新资金乐此不疲地撒网申购。

一级市场的雄厚资金哪里？一是银行庞大的理财资金；二是企业的流动资金；三是上市公司新募集资金；四是个大机构短期拆借资金。可以说，社会上所有的无风险套利资金都涌入了一级市场。

（5）交易成本高。据权威媒体调查，年“5.30”成为了中小投资者盈亏的拐点。在印花税提高后，券商也搭顺风车，巧立名目提高了佣金。而去年（年）的印花税和佣金收入超过上市公司的盈利和分红总和。庆幸的是年月政府将印花税下调，在收入上进行了再次的调节。

二、中国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一）年中央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从年月日起，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15%，这是央行今年以来第11次、同时也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第15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本次上调可一次性收回流动性资金4000亿元。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在一定程度上冲销国内过剩的流动性。对于本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曾表示，其目的在于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从紧货币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央行未来将采取多种手段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1.继续采取有利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2.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指导；3.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4.央行还将进一步发行财政部特别债券和央行票据。

（二）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情况直接关系到中国会计准则能否得到国际上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认可、等效工作会计准则等效就是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后，应当使我国会计准则得到国际上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认可，使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具有同等效力。因此，财政部年高度重视会计准则等效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一是年我国内地和香港的会计准则等效工作实现了突破，双方签订了两地会计准则等效联合声明，确认内地会计准则与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具有同等效力，为内地会计师事务所按内地会计准则审计的结果获得香港监管机构的接纳奠定了基础。二是中欧财金对话框架下的中欧会计合作进展顺利。经过北京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中欧会计准则等效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确定了年努力实现中欧会计准则等效的目标。三是中美会计合作纳入双方对话议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正式宣布，允许外国企业赴美上市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报财务报告，为中美会计准则等效创造了条件。

三、提出几点建议

（一）尽快建立独立的经济法院

加大做假成本，加强监管，经济争议纠纷的解决、仲裁中国滞后的监督。

（二）规范竞争道德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竞争的有序离不开良好的环境，特别是良好的竞争道德环境的支持和影响。为此，努力营造一种伦理精神高扬、道德控制适度、竞争主体协作有序和进取不息的道德环境是规范竞争行为之所必需。

年国家总理朱镕基给国家统计局的题词是——不出假数，同年给上海财经大学的题词是——不做假账。这是目前最高层次的提醒，提醒人从道德上严格要求，要有职业道德，要有敬业精神。

（三）放缓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步伐

由于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中国的出口贸易已经受到影响，中国可以考虑放缓国际会准则趋同的步伐，把眼光投向本国，不能忽视我国国内13亿人口的市场，拉动内需，培育本国市场，是保证中国经济不衰退的最有效方法。

总之，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方向，趋同需要一个过程，趋同需要互动。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会计基础，为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国家参与国际趋同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是我们专业人士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政府完成“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任务的使命。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当前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处理意见)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为全面建立我国制度，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在国家实施积极的"优化资本结构"政策，进行产业调整过程中，一批不符合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必然要退出市场，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现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规范，也有一些企业不能继续适应形势的要求，或因企业资源枯竭等客观因素必须关闭，这些企业中多数通过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来清理债权债务，退出市场。笔者现在就破产案件的受理、审理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在破产案件受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很难操作，其一，由于债务人不同意破产，对于破产清算所需的财务资料不予提供，对于破产清算工作不予配合，法院如强制其进行清算，就会引起职工的不满情绪，社会安定。其二，债务人的主管部门不同意债务人破产，按照现行《破产法》清算组成员主要从债务人的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中指定，债务人的主管部门不派员参加清算组，清算组无法成立，破产清算工作难以进行。因此，对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受理要谨慎，既要考虑依法办事，又要考虑社会的稳定，在作好债权人工作的前提下原则上不予受理。必须受理的申请人必须预交案件受理费，并垫付清算费用。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通报情况，并向上级法院报告。

（二）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联营企业的破产。按照规定须中外合资、合作以及联营的双方的同意，并共同派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有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及联营企业的合资、合作、联营一方难以找到，或其不派员参加清算组。上述企业申请破产的前置条件必须是经过清算，未进行清算的法院不予受理。对于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一方难以找到，或其不派员参加清算的，可以依照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特别清算。对于联营企业应当由联营双方先行协商解除或终止联营进行清算，双方达不成一致的应当先通过诉讼解除或终止联营进行清算。

（三）对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申请破产，法院能否受理的问题。每年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很多，以目前法院审理破产案件人员，难以承受这类案件的审理。但是营业执照的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丧失的是经营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丧失的是行为能力，企业的法人地位并未丧失。因此，对这类企业申请破产法院应当受理，但在受理时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必须先由企业的主管部门或开办人进行清算，清算不能时才能进入破产程序。二是如果被吊销后又被注销的，无论是否进行了清算均不再适用破产程序。

（四）目前对无主管部门的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的，受理和审理难度都很大。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法生效后，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这类企业法人没有主管部门，由于现行《破产法》是与《全民所有制企业法》配套制定的，公司法生效后破产法的配套立法相对滞后。按照现行的破产法，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组难以成立。新破产法草案中的财产管理人制度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建议在新破产法生效之前，此类企业的破产，必须先行清算。清算有出资各方共同进行，清算不能时再进入破产程序。破产清算组由中介机构和律师事务所与法院指定的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此外对于这类企业在职工未妥善安置之前，不予受理其破产申请。

上述凡是经过清算之后破产的，均应由清算组织代破产企业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

二、在破产案件审理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破产企业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致使破产财产无法变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7条的规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破产时，其土地使用权由市、县人民政府无偿收回。这就造成了破产企业的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情况，法院对市、县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无权处置，法院委托拍卖公司拍卖权证不全的财产是否合法尚且不论，购买人在买断破产财产后办理产权过户所遇到的困难，也是法院无法解决的。各基层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积极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商，采取分别评估、共同拍卖、资金分流的处置破产财产。即由清算组和土地管理部门分别委托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和土地使用权分别进行评估，由清算组和土地管理部门委托同一家拍卖公司对破产财产和土地使用权一同进行拍卖，破产财产和土地使用权拍卖所得的价款分别划入法院指定的清算组账户和土地管理部门指定的账户。需要注意的是，破产财产的评估和拍卖必须依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委托最高人民法院审核批准的鉴定人和拍卖机构来进行。

（二）破产财产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制约破产财产的变现，我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发现，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均赋有半年的有效期限，并且该报告书有效期限的起始日（基准日）为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之日。大部分破产案件在评估机构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时已临近资产评估报告书的有效期限届满日，加之人民法院在评估机构提交资产评估报告书后，还须依法将破产财产清理情况、破产财产评估结果以及破产财产处置方案，向债权人会议通报，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受法定期限的限制，很难在资产评估报告书有效期限届满前变现破产财产。

按照国务院国发号文件的规定“企业破产财产应以评估确认的价格为依据，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底价，以拍卖方式为主，依照有关、法规转让。”在变现破产财产时如果资产评估报告书有效期限已经届满，该评估报告书确认的价格已不能作为确定拍卖底价的依据。

一是要增加破产费用；

二是按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号文件规定“破产企业资产评估基准日以人民法院宣判企业破产并公告之日为准。

资产评估结果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不超过个月。在此期间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整体资产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企业破产财产处置底价的依据。”依照此规定重新评估的基准日、有效期与原评估报告书的基准日、有效期相同，重新评估的评估报告书仍不能使用。我们认为对破产财产的评估和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的评估是有所不同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间的评估的结果，随着时间的变化，受企业行为的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因此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有重要意义。而对破产财产的管理，上说是静态管理，一般不容易发生变化，因此破产财产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意义不大。所以原则上不再重新评估，以减少破产费用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三）人民法院已裁定执行，但尚未过户的财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在审理破产案件中，曾遇到破产企业的房产在裁定宣告破产前已被法院裁定执行，给申请人，但未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该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其房产是否属于破产财产产生争议，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房产、车辆等财产的所有权转移，以办理过户登记为准，按照现行《破产法》的规定宣告破产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属于破产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口曾对在执行过程中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裁定之日界定的个案解释。这个涉及物权法的和破产财产范围的界定，我们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于法院裁定执行给申请人且已由申请人实际占有的，即使未办理过户手续，也应视为所有权已经转移，不再列入破产财产；如果仅仅有法院裁定，但财产未实际交付申请人，仍然由债务人占有使用，且未办理过户手续的应认定该财产所有权未转移，该财产属于破产财产。

（四）关于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评估费用的承担，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企业破产时由政府无偿收回，不属于破产财产。因此，在破产财产评估中不应进行评估，但是当前对国有企业破产财产的评估程序要求，评估结果必须由国有资产管理局确认。按照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要求，对于不属于破产财产的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也应一并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不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评估费用列入破产费用，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因此，对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破产评估时不应进行评估。如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坚持评估的，评估费用应由政府承担，不得列入破产费用。

以上问题是近年来，在审理破产案件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由于目前破产立法还不够完备，在破产案件中还可能遇到新的问题。新的《破产法（草案）》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新的《破产法》通过后，现行的《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关于修改证券法的若干意见)

证券法作为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进一步修改的关键,是如何巧妙把握和正确处理好法律制定和迅速发展的市场实践的矛盾。

一、要保持证券法在证券领域的至高无上性、严肃性,必须对市场经济下证券市场活动的各种关系都要有本质。

第一,这部法律要有前瞻性,要尽可能的面面俱到,给市场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对现在不可能实践但确是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都要提出规范发展的约束要求。例如,卖空机制、做市商制度、股指期货,等等。

第二,在具体法律条款的撰写上,可粗细结合。当前看得准、行得通的内容,应详细的则详细罗列；当前看不准、分歧意见较大的,条款内容可粗略些。但"粗略"绝不等于"省略"。就此意义讲,成熟市场中的各种制度内容,这次修改后的证券法应该都有所体现。当形势发展需要,立法部门可对法律条款中有关条款的原则性规定作出补充性解释,而不必重新修法,可节省大量的立法成本。

二、证券法修改要注意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协调

1、现行的证券法与相关法律在文字阐述上没有冲突,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

导致证券法的实际实施与其他相关法律发生一定程度不协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现行证券法中对有关概念、关系的界定模糊或根本不涉及,有些规定是在整顿金融秩序的背景中提出来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实际的需要。

(2)有一部分部门规章直接与证券法的规定或立法精神不一致,有的是监管部门的规章在打法律的"球",因此,修改后的证券法在赋予行政部门制定具体管理规定时,立法部门如何使行政部门的具体管理规定符合法律的立法精神方面,尚需要有一定的制约性措施。

例如,证券法明文规定证券发行由审核制改为核准制。鉴于国情,目前推行的股票发行"通道制度"有着应该予以肯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执行角度看,该制度却由证券业协会秘书处以自身的名义对外发文,据说该文件的通过没有通过会员、理事的讨论与投票,文件颁布后,就成为证监会处理发行上市的执法依据。是否与证券法规定的核准制实质一致,值得探讨。

又如,对于委托理财,信托法规定,"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由此理解,符合上述定义要素的各种形式的委托理财行为均应属信托行为,包括资金信托和基金投资行为。

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机构分别设立"。但是证监会机构部《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又允许证券公司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从该通知中受托投资管理的定义及通知内容分析,似信托行为,但全文始终未明确是信托行为。据有些人解释的理由是,信托是"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即以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账户,进行受托投资管理；而证监会的受托投资管理,是以"委托人的名义设置股票账户"进行受托投资管理,不是信托行为,可以不依据信托法,而依据《合同法》。但退一步说,如果可把该通知的法律依据解释为是依据我国《合同法》中的"委托合同"条款,则在实践中将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投资者把资金委托给信托投资公司,须遵循信托法,把资金委托给证券公司,则是遵循《合同法》。而且,证监会在上述《通知》中同时又明确:"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受托人可设置专门账户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管理。"同一规定中有不同的说法,从法律的严肃性讲,是否妥否?

2、证券法的修改应该处理好证券法与证券监督机构的关系,打破法律的部门限制。

从理论上来说,证券法属于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应该作为规范所有有价证券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所有与有价证券有关的行为,包括发行、交易、中介机构与相应的监管机构,都应该适用证券法的规范。但现行的证券法仅是对公开发行的股票有所规范,其他的证券几乎没有明确规范。这使证券法的普遍性、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要使修改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加强其权威性。证券法应该是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基本依据,但又不仅仅是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据。不管哪个行政部门、组织与自然人,只要涉及证券法规范范围的行为,都应该接受证券法的规范。不允许监管部门的规章制度突破证券法已明确规定的内容。对于证券法规定较为原则的内容,允许监管部门根据情况出台部门规章加以细化与补充。即便如此,这些规章制度也应该符合证券法的立法思想,并且出台的部门规章应该以监管部门名义出台,不能以监管部门内的某个职能部门出台与法律相应的规章制度。对于本属证券范畴但已在其他法律中有专门法律规定的,在这次证券法修改中予以明确交代,予以统一、衔接。

三、证券法修改中的若干具体问题

1、券商融资、融资融券及银行资金入市问题

证券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已经被允许参与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资金拆借和回购,还允许以自有股票和基金进行质押贷款,有了一定的融资渠道。目前讨论的证券公司发债问题,实际上是证券公司作为法人主体的借款融资问题。应该明确,证券公司发债融资要有一定的资质,绝不允许以发债所筹的资金用来弥补亏损窟窿。只要是健康的,符合一定的发债条件,且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应该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进行融资。

对于证券公司单个项目的融资问题,属于项目融资,是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必然,只要符合证券监管部门制定的相应规定,只要其在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应该给予其正常的业务发展空间。

至于对客户的融资,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在确保证券公司不存在或无法挪用客户保证金的前提下,那么信用交易就仅仅只是一种交易方式,证券公司以自有资金(或有限的融通资金)给予客户的资金融通,其风险是能够得到控制,又有利于活跃市场,作为证券法应该给予证券公司开展这类业务的可能性。至于什么时候开展,如何开展,可由证监会、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根据整体环境和证券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加以把握。但如果挪用保证金情况屡禁不止,那么推出信用交易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融券问题,事实上是卖空机制问题。卖空机制在一个成熟证券市场上是，一项很自然的成熟的技术,其本身的风险也是能够得到控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防止可能引起的市场崩盘行为。因此,卖空机制是否推出,本身不是理论与技术问题。至于在什么环境推出,该机制由谁来使用,如何使用等,不应该由证券市场这一根本大法进行具体回答与描述。我认为,证券法应该给予市场卖空机制推出的空间,具体实施由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何时及采取何种方式推出。至于银行资金直接与间接进入股市的问题,从市场经济理论分析,很难判断存在是与非的问题。目前我们强调的是银行资金不能违规进入股市。从国际上的经验看,银行资金通过间接手段进入股市,风险是能够得到很好控制的。因此,应该允许银行资金逐步进入股市。但何时进入,以什么方式进入,证券法可以不直接写明"进入"与"不允许"进入的原则性词汇,由相关的监管部门根据市场环境与技术准备状况出台具体规定。

2、混业经营问题

(1)应该正确区分跨业投资与混业经混业经营是指在一个法人主体下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业务。跨行业投资是指某行业的企业投资于另一行业企业股权。但被投资的不同银行、证券、保险等企业,分别受不同监管部门和不同法律监管,分别从事不同的业务范围。混业经营与跨行业投资根本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为此,为了体现市场公平原则,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都应该有相应的修改,应该根据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经营原则,不仅不应该阻止正常的跨行业投资,而且应该鼓励金融领域内的跨行业投资,展开合理的竞争。

(2)对于跨行业投资,应加强对股东资格、关联交易、防火墙及信息披露等的规范

总之,证券法在允许投资主体跨行业投资的同时,应该对跨行业投资的股东资格、控股股东及其股权转让、合并报表、关联交易、防火墙设置等作出相应规定,并增加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

(3)对于混业经营问题.

从长远来看,混业经营可能会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一种趋势,但目前的国情,还不适宜实行混业经营。但不适宜实行混业经营并不意味着应该阻止市场中通过渐变性的金融创新来达到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行为。事实上,市场上已经出现大量的混合产品,因此,证券法等相关法律在立法精神上还应该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但对于混合产品等近几年创新的金融产品应该要有相应的谨慎性的原则意见说法。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关于合同法草案的意见)

我国《合同法》（草案）第77条规定：“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等客观情势发生巨大变化，致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者造成重大损害，而这种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就合同的内容重新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是采纳了大陆法系，特别德国法的民商法理论中情势变更的一般原则。其理论根据应认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应依诚实信用原则，法律行为（尤其是双务合同）成立时常含有一种默示条款，即有“如果情势依同样状态继续存在时”的默契。所以法律关系成立以后，在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之前，作为法律效力的基础事实如有不可预见又无法防止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不是当事人过失造成，客观的变化却形成了显失公平，则当事人一方可诉请变更或者解除法律关系。由此可见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兹分述如下：

一、所谓情势是指法律事实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或经济基础的存在并继续为背景而发生的；

二、前述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变化的巨大程度达到了导致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形成了显失公平的后果，如仅只一般价格的涨跌，当事人在法律关系成立当时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应自负的一般市场风险，即不得主张引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变更或解除法律关系；

三、上述变化是当事人在法律关系成立时所不能预见，也不能克服的；变化的发生更不是当事人过错造成的；

四、这种变化是在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成立以后，权利行使或义务履行之前，这一段过程之中发生并继续存在的；如果在当事人履行（或受领）迟延之后，才发生情势变化或者在主张适用这个原则之时，情势已恢复原态，这种变化已不再继续存在，变化的结果已经消灭，则都没有适用这个原则的必要，自不得主张变更或者解除原法律关系；

五、当事人提出引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法律关系，虽然可以协商，但如果协商不成，则必须运用诉权以求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解决。

由于合同法原理重视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除非违法或违背公德，发达国家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运用，一般都掌握较严。但如果情势变更导致原已成立的法律关系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即有背诚信原则和民商法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权义关系的立法主旨。所以只要符合上述五项要件，我国合同立法中引进情势变更原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建立和完善的。

有的同志对合同法草案第77条的规定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不外是：

（1）有了《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就可以引申出情势变更原则，法律关系理所当然可以变更或解除；

（2）情势变更原则应该由民法总则或者债法总则中去规定，合同法中没有必要规定一般原则，如果需要，可以在各种合同中分别具体情况以“但书”形式去规定，即出现特殊情况允许变更或解除合同；

（3）《民法通则》中“不可抗力”的规定可以包括“情势变更”在内，不必重复；

（4）为什么不引进英美法中“合同落空”的术语，而要引进大陆法的术语？

我认为：

一、目前能把三部合同法合而为一，不能不说是件好事，但愿能在年春夏出台。客观上要求在合同法中先把民法总则或者债法总则的必要原则先在合同法中规定一些，以补《民法通则》的不足。

二、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不能等同，与合同落空这个术语相比，其内涵和外延也非同义，“合同落空”包括当事人死亡、履行不能、合同违法和合同失效在内，虽也可因情况变化而使合同落空，但情势变更是后发的，不包括原始履行不能等在内。不可抗力往往使债务人免除履行责任，而情势变更则仍责令债务人参考原定责任作公平处理，即使解除合同仍应补偿对方损失。要分清这三者的区别，似应写成五千字议论文，才可说清楚；

三、依我国《民法通则》中“不可抗力”规定含义，似可包括政府政令改变在内，但从近十年来外贸实践来看，很多外方人士往往不同意我国的一般观点，所以纠纷时起，也才有《涉外经济合同法》中的提示或规定，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的范围”。因而在新的合同法中专引“情势变更”一条而且强调指出“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即符合涉外要求，也迎合改革转轨实际。标准合同条款的三维规制思路综观各国对标准合同的规制，提出我国对标准合同条款的行政规制、自律规制和法律规制的三维规制思路。

（一）国家对标准合同的行政规制对标准合同的行政规制就是通过政府行政权力对标准合同的内容予以公法意义上的认可、许可、核准和监督，这是各国现行合同制度中的普通做法，也是对标准合同最早的规制方法。行政规制的方法具体可以归纳为事先审查和事后监督。事先审查是由行政监督机关对一般的格式标准合同条款的内容在其公开使用前先行审核，经审核之后方许使用。如德国和日本的政府规定，对特种行业的标准条款实行强制性的使用前的行政审查，经过批准后方可使用。特定行业包括银行、保险、建筑等合同。事后监督是由专门的政府组织机构对正在实行的标准合同条款予以审查，对认为是不公平的条款就禁止使用的禁令。如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就采用对标准条款合同的使用后监督制度。以法国为例，政府组织了“禁止条款委员会”，专门负责对“职业经营者”与“非职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条款进行审查。我国的《草案》吸收了各国立法中的经验，对合同的管理作出了总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负责对合同的监督。本人认为，根据这项规定，国家行政力量对合同的干预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同时，也应当限制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主要应定位于规制标准合同公平性方面，而不是过多干预具体的合同关系，否则又将出现合同法和合同实践的倒退。

（二）社会自治组织对标准合同的社会规制这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指由各商业行业协会等民间自律组织对合同的标准条款进行审查和监督，从而取消或限制某些不公平条款之使用。然而，自律规制方法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些阻力，因为有一些标准合同本身就是由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为本行业所属企业制定的，如上海市的照相行业协会指定的规则中对由于冲洗胶卷造成的消费者的损失，最多赔偿五至十卷胶卷，但是，对某些消费者的损失来说是不公平的，还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完善。社会自治组织规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消费者力量的运用。消费者的监督力量是极为重要的。国外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可资借鉴，法国年由政府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标准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该委员会共15名成员。其中就包括消费者的代表三名。英国1973年制定《公平交易法》，授权国务大臣可以根据消费者保护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命令，禁止不公平依靠的使用；以色列1969年的法律授予经总检察长同意的消费者委员会对不公平依靠的撤消权。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也做了这方面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法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赋予消费者的权利实质上就是加强对标准合同的社会监督力量的运用。

（三）对标准合同的法律规制

法律手段是各国通用且最有效之规制不公平合同条款的方法，它包括立法和司法规制两个方面。1.立法规制。这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些条款作为不公平条款明确写进法律，宣告其无效。在此，又有两种具体方式，即一般法规定和特别法的规定。一般法规定是反映在民法对不公平合同或条款的原则性规定中。如《意大利民法典》列举了各种“黑色条款”，写明此种黑条款未经当事人特别书面协议不生效力；德国《一般契约法》中把不公平条款称为“灰色条款”加以限制。我国民事立法中并未对标准合同的问题加以一般规定，但尽管如此，《民法通则》的有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的条文可以理解为限制不公平条款的一般依据。特别法规定是指通过民事或经济专门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特定的规制。如以色列颁布了《标准合同法》、瑞典颁布了《不当契约禁止法》，英国颁布了《不公平契约条款法》等，它们分别规定了无效条款的若干条件与特征。我国《草案》开始涉及此类规定，并由较为具体的体现，如第38条规定了标准合同的使用人的义务，即“采用标准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标准条款的一方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无效”、“提供标准合同条款一方免除己方当事人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这些规定弥补了民事立法的不足，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是目前为止最为具体的专门立法法规制是指由法院认定格式化条款是否经由当事人的合意纳入契约，由法院解释定型化契约条款，如有疑义，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由法院审查定型化契约是否违反强行规定，或背于公序良俗而无效。一般而言，法院审查该类案件，首先应以诚实信用的原则作为标准，其次为公序良俗原则为准，我国《草案》第39条规定：“对标准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标准条款一方的解释。标准条款与非标准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标准条款”。这就是司法规制的倾斜原则的体现，其目的是使失衡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重新得到平衡，从而实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宗旨。总之，我国现已公布的《合同法草案》基本上吸收了有关标准合同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我国的标准合同进行规范是十分及时的。值得一提的是，尚有一些条款的规定稍嫌原则化，即具体条款不多，内容仍不十分细。这个问题可以在《合同法》颁布以后，再针对实际问题制定一些具体的《标准合同条例》之类的法规等。

“抗辩权”问题探讨

合同“抗辩权”属于一种消极的权利，只能对抗对方要求履行合同的请求权，藉此达到中止或终止履行自己义务的目的，它并不创设任何积极的权利。在法理上，可以将合同履行“抗辩权”分为“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在合同对于履行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将对方履行作为自己履行的条件，就是说任何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巧以拒绝对方要求履行的请求。合同法草案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未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这是涉及到“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不安抗辩权”则是指在合同履行顺序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因首先履行合同的一方在获得对方将不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中止履行合同，除非对方提供履约担保。

在合同法草案第69条规定了行使“不安抗辩权”的四个条件：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

（三）严重丧失商业信誉的；

（四）有其他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情形的。

只要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合同法草案还规定了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法律后果，合同法草案第70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也未提供适当担保，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设置“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可抗辩权”主要意义在于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在对方没有履行合同的情况下，避免一方承担履行合同义务而遭受损失。

但是合同法草案第69条虽然设置了“不安抗辩权”，却没有能够对之加以严谨的规范，因为“不安抗辩权”仅仅惠及履行义务在前一方的利益，而明显忽略了履行义务在后一方的利益，履行义务在后一方遇到对方未履行合同情况下是否有权中止履行合同，合同法草案并没有加以考虑。合同法草案之所以没有规定可能是以为：设置履行义务在后一方的“合同抗辩权”没有实际意义，由于履行义务在前的一方如不履行合同，已构成违约，对方可以解除合同。但是问题在于，该解除合同的权利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行使：

一是对方严重违约，得以解除合同；

二是出现额外期限违约，得以解除合同。

对于非严重违约的情况或者经催告后额外履行期间届满之前，非违约方一般不得解除合同。此时，履行义务在后一方由于不享有“合同抗辩权”而不能行使中止履行合同的权利，这样就增加了履行义务在后的一方的合同风险。

我国现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合同，但是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当另一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的保证时，应当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没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中止履行合同的，应当负违反合同的责任。”由此可见，涉外经济合同法倒是对履行义务在前一方和履行义务在后一方的“合同抗辩权”都作了肯定。合同法草案应当吸取《涉外经济合同法》的立法经验，在“合同抗辩权”规定方面遵循无歧视待遇原则，避免履行义务在后一方“合同抗辩权”问题上的不利状态。

合同法草案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必要的，但是其内容过于简单，而且这些内容早己见诸于《民法通则》第88条的规定中，并没有发展。按照合同法草案，合同对于履行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将对方履行作为自己履行的条件，这一款规定貌似公正，但却无法操作，设置“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合同不履行的问题。而合同法草案既然设置了“同时履行抗辩权”，却仍然不能解决合同的履行问题，因此，正如运用“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的一方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对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合同法草案也需要通过规定的细化来解决合同的履行问题。是否可以规定：一是一方如果及时提供履行合同的保证，另一方“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告消灭，其应继续履行合同；二是一方如果不能及时提供履行合同的保证，另一方就有权要求解除合同，为了避免要求解除合同一方的违约风险，应该规定通过司法程序解除合同。

调研工作报告十则(对挪用公款罪法律适用的几点意见)

根据新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挪用公款罪有三个量刑的幅度,即一般情节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另外,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挪用公款既破坏国家的财经管理的制度,又侵犯国有财产使用权,还侵犯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的严重经济犯罪,新刑法在总结年刑法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及《关于“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或者进行非法活动以贪污论处的问题”的修改意见》的基础上,较为科学合理地规定了挪用公款罪的内涵，以及裁量处罚的标准和幅度,特别是将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罪归到了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消除了挪用公款不退还以贪污论处的客观归罪之嫌,这无疑是立法上的重大进步。如何根据立法原意,按照新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切合实际、有利于打击和预防挪用公款犯罪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是司法解释的重要任务。在此,笔者就挪用公款罪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论述。

一、“关于归个人使用”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但它的内涵很丰富。笔者认为:归个人使用应当包括了归个人直接使用和归个人间接使用。

所谓归个人直接使用,就是将挪用的公款直接把持在自己的手中进行支配,其使用权直接掌握在挪用人手里,包括了刑法第384条所列举的行为,即进行非法活动和营利性活动。一般而言,归个人直接使用虽然进行非法活动和营利性活动都有,但进行非法活动,要比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情况多。因为从犯罪的主体来看,挪用公款罪是一种特殊主体,在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上,也就有其突出的地方,虽然挪用行为是一种公开或半公开、账上可查的行为,但挪用以后,进行营利活动比进行非法活动相对隐蔽得多。

所谓归个人间接使用,也就是挪用者将挪出来的公款交给、借给他人使用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挪用者继续拥有支配公款的使用权,但又未完全将公款控制在自己手中,通过借条、合同书等民事手段将公款的使用权进行间接控制,实际使用权还是在挪用者手里,挪用者可以据此进行非法活动、营利性活动或者其他活动比如赔偿、还债等等。另外,挪用公款归个人间接使用还应当包括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公款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情况。这个观点两高“解答”的第2条第1点,它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就是说挪用人通过挪用的公款为了自己分红、得利,孳息等私利将挪用的公款给单位使用,来达到所期望产生的利益。从挪用的公款中,通过单位使用以后得到了收益,理应视为挪用公款罪的特例。当然,新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罪行法定,但我们可以在司法解释中进行弥补,这有利于对挪用公款行为的打击。

二、关于“非法活动”

人大的补充规定和司法解释对“非法活动”囿于“投机倒把、走私、等”,不难看出,以前对非法活动的规定或概念不清,或范围太窄,因为“等”有二种解释:

(1)仅指例举事项;

(2)指未尽事项，且是一般违法活动还是犯罪活动都不清楚。有的人主张非法活动既不是指已经构成的犯罪活动,也不是一切违法活动,而是指有可能构成犯罪的活动,并可以理解为与两高司法解释列举的投机倒把、走私、在性质上相同、在危害程度上相当的刑事违法犯罪行为[2],但这种解释,连他们自己也提出了疑问,因为性质相同、危害程度相当仍然是一个模糊概念,没有跳出旧的司法解释的窠臼。新刑法制定以后,作为投机倒把犯罪已不复存在,所属各种行为已分解为众多的独立犯罪,主要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等类型中的具体犯罪,更是种类繁多。笔者通过对某些挪用公款案件的调查,发现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主要表现是、、吸毒、养情妇、养情夫等等,这是挪用公款罪进行非法活动在近段时间的表现。但是,犯罪是根据社会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宜采用例举法,也不宜过宽,主张“非法活动”,只能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而违法行为过宽,很难界定。况且我们在考虑立案标准时,非法活动低于营利活动。而事实上,很多营利性活动与违法活动有交叉和重叠之处。

三、关于“营利性活动”

所谓“营利性活动”,笔者认为应该是排除在犯罪行为以外的,一切能够给挪用者带来利润的行为,它可以是违法违纪行为,也可以合法行为。包括生产、经营、流通、金融等各个环节的再生物质和资金营利的活动。例如,挪用公款进行经商、入股分红、炒股、期货经营、存款得息、办厂、修路、炒地皮等各种行为。但新刑法第384条还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也是挪用公款罪。显然,这是指由于个人生活所需或者生活所逼把挪用的公款用于生活消费或生活救济或挥霍公款的行为,例如,建造私房、购买家具、偿还债务或用于旅游、天灾人祸等情形。那么,这种情况的挪用绝对不能归于“营利性活动”这一范畴。另外,挪用公款进行慈善事业,以个人名义捐款等也不属于“营利性”活动,而属于一般挪用行为。这样,什么是非法、什么是营利性、什么是其他活动,概念和范围都比较清楚。但是,如果某一挪用行为在非法活动、营利性活动与其他活动发生交叉竞合时,笔者认为上述活动,从挪用公款社会危害性和处罚的需要来看,是有层次的,应当采取就高不就低,择一而定的办法。

四、关于“公款”

它涉及的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对象。公款主要是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也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兑和储存过程中私人所有的货币资金。在国有企业、公司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本企业、公司的财物，属于侵犯了公共财务的所有权。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上述公司、企业的资金，也应属于侵犯公共财物所有权。同时,根据新刑法典第384条第2款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要按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因此这些特定公款、公物也可以成为犯罪对象。另外,根据年月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挪用国库券如何定性问题批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有或本单位的国库券的行为以挪用公款论，符合刑法第384条、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构成犯罪的按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解释,国库券也可以公款论。因此,也可以认为:挪用其他有价证券,比如收取、扣押的股票,亦属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对象,因为,有价证券也是一种财产,如果挪用人挪用的是国家所有财产,也就是侵犯了国有财产的使用权。只是如果挪用的是特定物,国库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在具体适用法律的时候价格须是犯罪时的价格而不能是发案以后的价格。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罪处理。因而一般的公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广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金融机构）和客户资金的统称。既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也具有拟定的公共财产的特性。其中，公共款项就是为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国有款项，是指为国家所有的资金款项；特定款物是指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它既可以为国家所有，也可以为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还可以为社会公益组织所有；非国有单位资金，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其他非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客户资金，是指金融机构客户所有的资金。因此，广义的公款不仅包括公共资金款项和国有资金款项，而且还包括特定财物和非国有单位、客户资金。所谓狭义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该类公款只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

五、关于挪用公款罪数额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数额的立案标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是5千元,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和进行其他活动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1万元,大案是10万元,特大案件是50万元。可见,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数额是一个区分不同性质的重要因素和前提,笔者认为可以按以下一些情况处理。

(一)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不论其案发前是否全部或部分归还,均应累计挪用的总数额。

(二)用于非法活动和营利活动之外的,应以超过3个月且案发时仍未归还的部分认定为挪用数额。

(三)挪用行为中,有的用于进行非法活动,有的进行营利性活动,有的用于其他活动的。

1、如果进行非法活动达5千元,后二项相加不足1万元的,只以进行非法活动立案。进行营利活动和其他活动的挪用数额不相加作为挪用总数额。

2、如果进行营利活动和其他活动超过1万元,则不论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是否达5千元,均应采取相加办法,作为挪用公款的总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