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著作权法范文

时间:2023-06-07 17:31:04

网络著作权法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1篇

在民商法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意思表示。所谓意思表示,就是将自己的内心想法表达于外部的行为。意思表示是构成法律行为的基本要件。当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之后,法律行为即告成立。

当人们的内在想法与现实表达不一致时,该如何判断意思表示的效力呢?在大陆法上,民法和商法出现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由于民法强调互助精神,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所以,当内心的想法与外部的表达不一致时,应当以当事人的内心想法为准,确认外部表达无效。可是,商法强调互利精神或者营利精神,所以,当内心的想法与外部表达不一致时,应当以外部表达为准,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否则,交易行为就无法持续进行下去。

在新闻传播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传统的新闻传播就是将内心想法提供给新闻媒体,由新闻媒体传播出去。可是,自从互联网络出现之后,传统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人将自己的内在想法在互联网络上,形成所谓的“自传播”现象――表面上是当事人在自娱自乐,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传播行为或者法律上的表达行为,不过,当事人又没有明确授权某个机构或者新闻媒体公开传播自己的作品。如果其他新闻媒体将散布在网络“博客”之中的文字或者音像资料刊登在新闻媒体上,是否构成侵权呢?

按照传统的民法教科书,只要行为人创作出新闻作品,就已经享有著作权。换句话说,只要通过传统的介质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就已经享有所有权。不过,当事人将自己的思想写进日记之中,或者存入电脑之中,虽然享有所有权,但是并不构成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行为。但问题就在于,互联网络时代,有些人错误地把“博客”当作锁进抽屉中的日记本,或者故意通过“博客”“暴露”自己的思想,以此来吸引公众的注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作者的著作权?

笔者曾经指出,在“博客”上发表文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一种传播行为。按照传播学的定义,这种行为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出现著作权的纠纷。假如公民将自己的内心想法发表在“博客”上,那么,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著作权,至少放弃了自己独享某种思想的权利。如果把“博客”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想法,而没有看作是一种外在的表达,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著作权纠纷。

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在研究传播著作权问题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会经常性地出现类似于“博客”这样的问题。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提供者,每个人也都是信息的享受者。所以,我们在讨论网络时代传播法律规则的时候,必须为传统的著作权法注入新的内容。

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新闻媒体主要表现为报纸的时候,著作权旨在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只有很少人的意见可以变成白纸黑字,出现在新闻媒体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著作权法的功能非常简单,那就是以保护表达人的利益为重,关心所有权人的内在想法,而无需担心由于互联网的传播,而使得作品无限流转。但是,在网络时代,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报纸出现了所谓的电子版面,而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著作权法规定的授权使用制度,已经很难跟上时展的需要。往往在一个作品之上,出现了不同的授权书――作者将作品著作权授予了报纸――报纸将自己刊登的作品著作权授予了电子媒体――电子媒体之间互相授权――网络上的“博客”则将这些作品重新变为“私人”所有的作品。

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对互联网时代的著作权保护无可奈何。在“博客”上,任何人都可以打着自我收藏的旗号,公开转播他人的作品。而被“博客”转载的作品,则有可能通过传统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进一步传播,从而使著作权成为脱离了著作权人控制的被悬空的权利。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由于未经授权而使用他人的作品、从而被著作权人提讼的案件。但是,相对于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这样的诉讼案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著作权被悬空的局面。在这种层层授权的法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能“误入白虎节堂”,在不知不觉之中构成对他人的侵权。所以,重新研究我国的著作权法,调整著作权立法思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著作权法注入新内容

在笔者看来,我国著作权法修改必须重视下面两个问题。

首先,强调著作权法的所有权性质,但是,却容忍层层转载协议的存在,从而使所有权变成了难以实现的虚拟权利。

世界各国都强调著作权的“所有权”属性,目的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利益。由于作者的内心想法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出来才能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各国的著作权法不得不重视对表达形式的法律保护。但是现在看来,过分关注表达形式,使得著作权法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当著作权法强调保护形式的重要性时,作品的外在形式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就可能受到束缚,有时为了强调对形式的尊重,可能会牺牲表达的内容。

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是一种“层垒”关系。人们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必然会站在前辈思想的肩膀之上。如果过分强调对前辈思想的保护,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后来者思想表达的。如果前辈用砖头砌墙,而后来者就不能再使用同样的建筑材料构筑高楼大厦,那么,人类文明的传递就会出现非常微妙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著作权法出现之后,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异常发达,因为在形式受到约束之后,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语言的变化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既是人类智力发达的表现,同时也是文明传承的悲哀。所以,强调著作权法对所有权的保护,决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应该在强调所有权重要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使用权,从而使著作权法律制度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传播的保护神。当今世界各国在保护所有权人利益的同时,对那些具有创新性的使用方式和手段,往往采取一种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在人类传递文明的火炬接力过程中,作品的所有权人在跑完自己这一棒接力后,都必须无偿地将火炬传递给下一个火炬手,而不能死抱着形式主义的原则,以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为理由,阻止他人传递火炬。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著作权实际上就是复制权,它是在工业时代将自己的思想不断复制并且加以传播的权利。对于创作者来说,天生地具有了复制自己思想的权利。如果他人想要复制创作者的作品,必须付出相应的“对价”。但在网络时代,著作权法再也不能仅仅理解成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地复制作品。现在人们不是在保护复制的权利,而是在保护不被复制的权利。当人们在“博客”之上自言自语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可能会被复制下来,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法律不是被动地看着著作权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也是一种哲学上的二律悖反。

存在于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固然重要,但是,作者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就应当意识到,网络是一个透明的空间。假如作者将自己的内心想法诉诸笔端,并且刊登在“博客”之上,那么,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著作权,至少放弃了自己相当多的著作权。所以,人们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应当区分锁在抽屉里的日记本和网络上的“博客”,不应该错误地把“博客”当作“私下”的意思表达,从而出现所谓的网络侵权事件。

概括起来说,网络传播手段的存在,提醒人们在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时候,应该注意表达的空间。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如果不是想赢得公众的青睐,那么,就是把公共花园当作了自家的客厅,并且当众脱下自己的裤子公开展览(不过,在信息经济时代,能够吸引公众的目光,也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这也就是电影明星或者歌唱演员非常喜欢在“博客”上表达自己想法的原因,因为这样做其实就是免费刊登广告,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从而帮助自己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在修改和完善我国著作权法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网络时代合理使用制度的特点,在保护著作权与文明传播之间寻找平衡点。

其次,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许可制度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合同的债权属性,从而给当事人以充分的自由?

从本质上来说,著作权法应该属于私法范畴,强调意思自治原则。所以,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基础上,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流转的空间,而不应该制定繁琐的法律,规定著作权流转的方式和范围。法律的首要功能,就是要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预期。所以,著作权法应当规定著作权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而不应该过分地考虑许可还是不许可的问题。许可还是不许可的问题,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应当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法律不应该也不可能事无巨细作出规定。著作权法应该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凝聚共识。换句话说,对于那些在互联网络上已经普遍存在的作品使用方法,包括“恶搞”的使用方法,法律不应该作出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而应当在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最大程度地保护人们创造积极性的基础上,赋予著作权人更多的意思表达空间。

如果说在传统的工业化时代,著作权法只关注作品的复制问题,那么,在现代网络时代,著作权法应该更加关注创造力问题。不能因为出现了太多的条条框框,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不能因为出现了过多的限制性条款,而影响人们思想的传播。在传播还是不传播,许可还是不许可的问题上,当事人自己说了算。法律的主要功能就是把不同的行为加以仔细的甄别,从而制定符合社会多数人需要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当反对任何形式上的限制性规定,应当让人们在无拘无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网络时代人们缺少的不是想象,而是想象的传播空间;人们缺少的不是相互交流的欲望,而是如何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保留自己独到的思想。

总而言之,在研究网络时代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既要关注内在的思想,又要关注外在的表达方式;既要区分主动表达与被动表达;同时也要区分私下的表达与公开的表达。在制定法律规范的时候,不要跟着表达的形式走,更不要限制著作权人通过合同或者“博客”的方式,传达自己思想的欲望,而应该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著作权人自由传播自己的思想。法律就是要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对某些传播方式的存在给予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谨慎地制定法律规则。

通俗地说,国家的法律应当鼓励人们胡思乱想,从而出现各种奇思妙想。国家的法律就是要将表达的方式加以罗列,从而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不断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在传播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思想的添加,也可能会出现观点的损耗,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破坏或者“恶搞”的现象,著作权法就是要在仔细区分不同表达形式的基础上,针对某些反文明的表达方式作出禁止性的规定。除此之外,允许著作权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允许人们在尊重著作权人意愿的基础上,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不断地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2篇

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立法较早,实难适应对近几年涉及飞速发展的网络业著作权保护的实际要求,一些网络传输权等重大法律问题缺乏规范与定位,而且也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规定。这种状况对人民法院依法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出于审判工作的需要,社会和界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愿望,积极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弥补相关法律的不足,以应适用法律的急需,并为全国人大网络立法积累经验。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交流中,如何因应网络技术发展,为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提供切实有力的司法保护,也成为重要的交流内容和共同的研究课题。

这些情况,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自1999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重点调查北京等地法院审判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情况,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在总结地方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参考借鉴国外网络著作权司法保护实际作法,广泛听取知识产权界专家、学者、行政执法、立法机关以及地方法院法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起草了审理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稿。后又经多次研究推敲,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11月讨论通过。

本司法解释以民法通则、著作权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为依据,对涉及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审判中需要解决又有把握解决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以解决审判实践的急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司法解释的内容,涉及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品数字化和网络传播后的著作权归属、侵权行为的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等。现根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正确审理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谈几个问题,也算是对该司法解释的一些主要内容作一说明。

一、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诉讼管辖问题

根据该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仍然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通过计算机设备的特点,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侵权行为地的界定是确定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难点,以往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涉及网络的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问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网络服务与对网络的使用具有无国界性等特点,使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侵权行为地的界定非常复杂。不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已经多次遇到了这一问题。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审理瑞得(集团)公司诉宜宾市翠屏区东方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过程中,被告以北京市海淀区并非侵权行为地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二审法院以被告实施侵权行为必须接触原告所在地的服务器为由,认定北京市海淀区是侵权行为地,驳回了被告的管辖权异议。对此信息产业界和知识产权界意见纷纷。

本司法解释第一条结合网络的特点对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的管辖作出了规定。首先,此类案件的管辖,仍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2条、第29条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这是确定管辖的一般原则,任何类型的案件都不宜突破;其次,根据实施网络侵权行为必须依靠计算机硬件的特点,对侵权行为地作出规定,即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此外,鉴于网络本身的特点,在网络上经常会遇到难以找到侵权行为人,或行为人的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均在国外等情况,如仅规定上述两点,对保护著作权不利,因此进一步规定:对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

二、关于作品的数字化及著作权归属问题

传统作品被数字化,实际是将该作品以数字代码形式固定在磁盘或光盘等有形载体上,改变的只是作品的表现和固定形式,对作品的“独创性”和“可复制性”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作品的表现形式应当理解为包括数字代码形式。虽然现行法律并未把数字化作品排除在著作权客体之外,但由于数字化问题是网络应用给司法实践带来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律又未作出明文、具体的规定,可能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一致,因而本司法解释第二条对此予以明确。

此外,该条还对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问题作出解释。作品数字化的过程并不产生新作品,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仍归作品的作者享有;数字化作品与传统作品作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也并无区别,故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著作权的各项权利内容,同样适用于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

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对网络传输行为的定性问题。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被使用的方式主要体现为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的网络传播方式。为此,1996年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增加了向公众传播权

(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的规定,即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的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的专有权利。这两个国际条约的规定,基本代表了国际上对解决该问题的主导意见和办法。国内各界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争论,目前也已基本趋向于认同网络传播理解为作品的一种使用方式,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许可他人使用,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王蒙等六作家状告世纪五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就是适用上述条款认定被告构成侵犯六作家著作权的。本司法解释对这些司法实践予以了肯定。

三、关于网络环境下的转载、摘编问题

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能否扩大适用于网络环境下,是知识产权法学界曾讨论的热点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在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将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适用于网络环境下,不失为目前情况下一种可行的应急措施,但在适用时,应当明确两点:一是网络上允许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不得超过著作权法第32条规定的作品范围(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被排除在外);二是应当注明作品的出处。理由主要是:首先,目前报刊、网站上的作品被相互转载、摘编的情况普遍存在,著作权人的使用权和获酬权均无法实现,在此情况下应当分阶段地逐步规范网上使用作品的行为,如果简单地绝对禁止,不但社会各界、当事人一时不好适应,面对急剧增加的侵权案件数量,法院也难以承受,实际上并不能有效保障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使。其次,网络的特点就在于广泛传播信息,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信息来源的重要渠道,但在网络上转载、摘编他人作品前确实存在着难以找到著作权人以取得许可的现实情况。第三,还应当考虑促进网络产业发展和平衡社会公众和著作权人利益等因素。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多数主张采纳此种意见。

另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32条是针对报刊转载、摘编所作的规定,不宜将其简单地扩大于网络环境下。理由主要有四点:首先,上述条款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本身就与伯尔尼公约、TRIPS等国际公约、条约相悖。其次,报刊与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媒体是有区别的。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6条对发行权所作的新规定,发行必须具备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所有权的转移这一要件,在网络上这一要件无法实现,故在发行问题上,报刊和网络是不同。再次,著作权法第32条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并不好,例如许多报社以报刊转载之名义分期刊登小说作品,扰乱了文学艺术作品的正常传播秩序,所以该条款几乎成为报社、杂志社等规避法律的武器。第四,不能因为著作权人取得授权存在困难而忽略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实际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办法解决。版权行政部门的同志等持该种观点。

经过综合考虑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的现状以及平衡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因素,本司法解释采纳了上述第一种意见。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如对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进行转载,应当认定为侵权。这是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对目前在网络上使用作品现状和平衡涉及网络各方当事人权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的一种选择。将来著作权法如果对此有新的规定应当依照新的法律规定执行。应当指出,所谓已在报刊登载、网络上传播的作品,是指报刊、网络合法使用的作品,原来就是抄袭剽窃、违法使用的作品,当然不在被准许的转载、摘编作品的范围内。

四、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问题

该司法解释第4条至第8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主导思想是:尽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侵权的过错责任,不使其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对其行为作出约束,明确其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

第一,提供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其对网络信息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网络信息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此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侵权的法律责任应由行为人本人承担。由于上述观点在国内外均无争议,故在本司法解释中未再作规定。

第二,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通过网络参与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属于共同侵权,应当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由于对网络信息具有一定的编辑控制能力,因此在明知侵权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上述义务的,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30条的规定,与行为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人网络注册资料的情况下,负有提供该注册资料的协助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违反了上述义务,主观上负有过错,客观上实施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第五,著作权人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警告或索要注册资料请求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必须提供三类资料:一是著作权人的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二是著作权权属证明,包括有关著作权登记证书、创作手稿等;三是侵权情况证明,包括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只要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就应当视为著作权人已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或索要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不符合上述形式要件,则视为未提出警告或索要请求。这样规定,一方面可以方便网络服务提供者做出判断,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陷入过多的侵权诉讼中。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著作权人提出上述资料后仍不采取措施的,著作权人在提讼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先行裁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人民法院应当从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对申请人的申请予以准许。

第六,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著作权人的要求采取移除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是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合法行为,不应为此向被控侵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著作权人指控的侵权不成立,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给被控侵权人造成损失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必为此承担赔偿责任,该责任应由提出不当警告的著作权人承担。

五、关于侵犯网络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的法律责任问题

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仍然应当适用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等法律关于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结合网络上可能发生的侵权形态,该司法解释第九条明确规定侵犯网络传播权、网络著作邻接权以及对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行为,都应依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

对上述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所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该司法解释也作出了规定:

首先,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侵权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1)至(6)项关于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有关规定,其中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中的“等方式”,应当理解为涵盖了网络传播这种使用作品方式;

其次,在审理涉及网络著作邻接权侵权纠纷案件以及在认定明知会导致侵权后果而故意去除或改变著作权管理信息等其他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须追究行为人责任时,适用著作权法第45条第(8)项的规定;认定剽窃、抄袭他人作品的,适用著作权法第46条第(1)项的规定。

六、民事赔偿责任形式如何适用问题

使用网络作品所应当支付的报酬和侵权赔偿数额标准的确定,都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但由于现行法律尚无明确的规定,为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和保证执法统一,防止滥用诉权的过高赔偿额,最高人民法院该司法解释第十条专门对此作出了规定。新晨

同其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一样,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数额的确定和计算方法,同样也应当允许权利人作出选择,一般权利人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一是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实际损失,包括直接经济损失和预期应得利益的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三是定额赔偿。在前两种情况下,权利人的举证责任有所不同。如果权利人选择了前者,则其必须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如果选择了后者,由于权利人举证证明侵权人的实际侵权获利确实存在着困难,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转移的有关规定,权利人在证明了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可,对证明侵权人的成本或必要费用的举证责任,应当转移给侵权人。因此本司法解释规定:如果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对于定额赔偿的幅度,考虑到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实际情况,本司法解释对《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写明的5000元至30万元的幅度作了适当调整。首先,鉴于许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所涉作品篇幅较小,故将下限调整为500元;其次,一般情况下,上限仍控制在30万元,但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会对权利人造成严重的侵权后果,故上限可达50万元。

总之,人民法院在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可以根据被侵权人的请求,按照其因侵权行为所受直接经济损失和所失逾期应得利益计算;也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得利益计算赔偿数额。侵权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者必要费用的,其因侵权行为所得收入,即为所得利益。

对于被侵权人损失额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定额赔偿方法。定额赔偿的幅度可以根据侵害情节在人民币5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对故意侵权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故可以超过30万元赔偿,但最多不得超过人民币50万元。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3篇

摘要: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仅与作者的创作以及作品的表现形式有关,而与作品是否出现在媒介上、出现在何种

>> 论作品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制度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完善的对策研究 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思考 我国《著作权法》中“教科书法定许可制度”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论“录制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及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重构 制作录音制品著作权法定许可的争论与思考 异质媒体间转载作品的著作权许可规则 把握著作权法 保护新闻作品 网络转载报刊作品法定许可合理性探析 拷问网络时代的著作权法 论数据库著作权法保护 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保护 网络作品的著作权保护 网页著作权法保护 对“时事新闻”不适用著作权法的“检讨” 论著作权修改草案中的录音制品法定许可问题 著作权法作品之“独创性”分析 微博作品的著作权法律保护探析 我国著作权法取消作品合法性要件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2年4月6日。⑥关燕云:《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版权保护及其实施》,《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⑦⑧参见孙育玮、张善根:《习惯权利的基本问题探析――对马克思一个重要法律思想的解读和运用》,《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5期。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38―539页。参见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参见梁平、陈焘:《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知识产权》2013年第2期。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在线交互式作品,网络传输权,著作人身权

以一日千里之速发展着的国际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虽然尼葛罗庞帝预言的“数字化生存”时代尚未完全实现,但从最初的陈卫华诉成都电脑商情报社到最近的搜狐链接侵权案,短短几年间,我国涉及网络的著作权纠纷日益增多,这一切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我国著作权制度已开始步入“数字化”时代。相比于国际社会因网络环境进行的立法动态,我国的立法显得有些滞后。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囿于当时技术水平,在该法以及其实施条例中找不到有关网络的任何字眼,给公众造成了适法的困惑和困难。尽管国内已有法院对网络著作权案件作出了有创见的判决,理论界对网络著作权问题的介绍和论述也颇多,但实际上,除了作品数字化应属于复制范畴等少数几个问题以外,人们的认识还远未统一,以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输应属于何种权利控制这一问题而言,国内就有数种不同的观点。本文拟从主体、客体、网络传输权和著作人身权等方面提出网络著作权的几个问题,并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网页的作品性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网站之间因网页引发的著作权纠纷日益增多。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网页的形式和内容一般具有独创性,并以数字化形式储存在服务器的硬盘上,可以打印等方式复制,具有可复制性。网页还具有可传播性,公众可以借助网络和计算机终端接触复制网页。可见,网页符合作品的法定构成要件,应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对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并无太大争议,本文主要讨论网页的作品归类以及网站所有网页集合的作品性问题。

(一)网页的作品归类

如果一个网页上刊登的只是一篇文章,则属于文字作品,如果刊登的只是一件美术作品,则属于美术作品,依此类推。但纯粹的只有文字或图画等单一内容的网页是很少的,通常的网页是文字、图形、声音和动画等多种信息形态的组合,即多媒体网页。对于多媒体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如果网页的某一部分内容如文字和图形符合作品的条件,自然可以将其分别归类于传统作品而获得保护。但是,如果网页的形式和内容在选择和编排上构成智力创作,则应当认定网页为一种汇编作品。至于视听作品,虽然也是包含文字、声音、图像等内容的综合性作品形式,但是,视听作品的客观表现形式是图像、声音或两者的结合,而网页如果不具有声音和活动影像,就很难归之于视听作品一类了。因此,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将网页定为汇编作品是最为合理的。当然,就我国而言,将网页定为汇编作品还有一定的障碍,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编辑作品概念与国际上的汇编作品有差异,这一点需要修改著作权法来解决。

(二)网站所有网页的集合的作品性问题

网站的所有网页并不是无序排列和组合的,在内容上,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采集、整理、编录有关信息,在页面的形式上,要体现独特构思,包括逐级页面、检索栏目、检索项目和检索方式等,这一切与汇编作品极为类似。而对网页的选择和安排,是具有相当的智力创作成分的,因此,笔者认为,网站的所有网页可以构成汇编作品。在美国的Tasiniv.TheNewYorkTimesCo.,案中,法官指出,“电子媒体只不过使读者以新的方式阅读报刊,它们与印刷媒体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由编辑按特定主题选择而成的读者的信息来源”。所以,笔者倾向于将网站的所有网页视为一个整体,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就认定为汇编作品。

二、网络特有的在线交互式作品问题

交互性是网络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指网络的最终用户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也不限于自主地选择所需信息,而是可以传递信息以参与作品的创作,从而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交互性或许在非网络环境中也可能产生(注:国内有的学者列举的美国“开放书籍系统”(OBS),实际上还具备了真正的交互性,用户只是与作者进行交流,提供思想,最终的作品内容决定权仍然取决于作者,这类作品现在国内也有所闻,如报载中国娱乐网将每月推出互动式网络电影。),但网络的特殊性在于产生了在线的交互式作品.以网上著名的“Chinaren”网站的“同学录”数据库为例,凡在中国就学过的人,均可以在“同学录”上搜寻所在学校、班组的同学信息,可以在上面登载自己的信息(包括事实信息如姓名、联系方式和有可能存在创作因素的信息,如留言、对老师的寄语等)。如果在该数据库上还没有所在学校或班组的信息,第一个访问的人可以自己创建所在学校或班组的信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上网登记,可以设想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据库。但该数据库的内容完全是由访问的用户自己完成的,“Chinaren”只是提供了一个创意和技术条件以及资金支持(软件、服务器及日常维护),对数据内容并无任何输入行为,所以,这个巨大的在线数据库是由出资者、创意人、软件设计人和用户共同完成的,而且用户的人数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同学录”上登记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数据的输入者,还存在着他人代为输入的可能性。而且数据库的内容也是不确定的,不仅登记的内容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更新,而且已经登记的人也可以删除登记信息。

此外,作为某个学校或班组信息的创建者(班主)还享有某种权利,可以保留或删除某些信息。这种数据库与将传统条件下制作的数据库上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笔者在此将这类作品定名为在线交互式作品,并认为它有以下一些特征:(1)只能在网络环境下才可能产生,非网络环境不可能产生“即时”的交流;(2)交互性已经完全突破了阅读者和创作者之间的界线,很难说谁的创作更有价值;(3)作者很难确定;(4)内容是不确定的;(5)参与创作的用户享有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契约,即网站制作的格式合同。当然,称之为作品的前提是其材料的选择与安排构成智力创作。如果仅仅是事实材料的堆积而没有创作意义上的选择和编排,还不能认定其为作品,只能享受类似数据库的弱保护(注:但是这种只获得弱保护的“作品”,其权利归属原则应与在线交互式作品一致。)。

由于在线交互式作品是网络环境下特有的作品形式,因此,著作权归属也应考虑其特殊性.笔者认为,这类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应当考虑以下一些因素:一是参与创作的人数众多,而且呈即时动态变化;二是参与创作的人员无法确定,署名并不能代表实际参与创作者;三是参与创作的人对作品创作的贡献无法确定,但这类作品的构思(体现为主题的选择、栏目的顺序、检索的方式等具体的软件设计)更为重要,尽管参与者的数量直接影响作品的价值,但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构思下,其价值也是不同的;四是这类作品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网站的开办、软件的设计或购买、系统的维护和更新,在线交互式作品就很难存在了。因此,相对于普通作品来说,投资人一般要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而且网站还可能承担作品责任;五是如果授予参与创作的人以作者身份,其署名权也很难行使。

在线交互式作品的上述特性与电影作品类似,电影作品中导演、演员、编剧、词曲作者、摄影师等都对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但为了权利行使的方便以及促进电影作品传播的需要,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将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制片者(投资者),或者将署名权留给导演、演员、编剧、词曲作者、摄影师等实际参与创作的人,著作权中的其他权利都归属于制片者。还有的国家如英国则允许电影制片人与作者们通过合同方式来确定财产权利归属,但署名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归电影作品的导演所有,如果导演是制片人的雇员,制片人享有修改权。电影作品权利归属的特殊性不仅在在线交互式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且有些还比电影作品程度更甚。如果人数更多,则参与创作的人对创作的贡献就更难以确定,该项投资不仅巨大,而且需要持续性投资等等。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对在线交互式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应当参照电影作品而归属于投资人,即网站的所有者,或者允许网站与用户通过合同的形式来确认著作权的归属(注:当然,该作品中能够独立构成作品的部分仍然由作者享有著作权,这里只是就在线交互式作品的整体而言。)。鉴于此类作品的构思者的作用,也可以考虑授予作品的构思设计者以署名权,如同电影作品中的导演一样。当然,这里讲的构思不是单纯的创意,而是已经形成具体方案且具体可实施的构思。

三、网络作品作者身份的确定问题

一般情况下,公众只能通过作品上的署名来判断作品的作者,因而,在作品上署名是作者表明其身份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是,网上的作者署假名或笔名之风盛行,给公众确定作品的作者造成很大的障碍。

在陈卫华诉成都商情报社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对涉案文章《戏说MAYA》是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这一点并无争议,争议的只是作者的身份。由于文章发表在个人主页上,而文章的署名又与个人主页的署名一致(都是“无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告只要证明自己是个人主页的所有人,即可证明自己是文章的作者。在该案中,原告没有提供关于其个人主页的原始注册资料,只是演示了他可以修改该个人主页的密码和上载或删除文件,这虽然是证明个人主页所有者的必要条件,但从技术上来说,并不是充分条件,即还有可能存在不是个人主页所有者但是掌握密码的人,如电脑黑客或其他知道密码的人。由于被告在原告演示登录该个人主页过程之后没有再对原告的作者身份提出质疑,所以法院可以认定原告就是作者。

但是,如果被告提出了异议,应当说也是一种合理的怀疑,此时,原告如何证明自己就是个人主页所有者,或者法院如何来查明原告是否是个人主页所有者呢?除了在个人主页上上载文章以外,网络用户还可能向BBS提交文章,此时,如果署的是笔名或假名,同样面临着难以确定作者身份的问题,甚至可能更为复杂。

首先,要由BBS经营者提供证据,证明该文系从作者的某个电子邮箱中发出的;其次,要由作者证明自己就是该电子邮箱的合法使用者,如果是使用电信服务商如中国电信公司提供的电子邮箱,则可以由电信服务商提供书面的原始登记资料来证明邮箱所有者,作者必须证明自己是邮箱所有者或经所有者同意许可的合法使用者(如邮箱所有者的同住家庭成员)。如果文章是从作者免费注册的电子邮箱中发出的,则作者必须证明自己就是该免费邮箱的所有人.由于这类电子邮箱的申请和取得也是通过电子邮件在网上完成的,有关资料也完全可以虚拟,所以,证明自己是电子邮箱所有人与证明自己是个人主页所有人的要求是一样的。如果文章是从网吧、单位等使用网络的公众场所发出的,则几乎没有办法可以证明自己就是作者,除非当时正好有人看到你在发送该文,而在这类情况下,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是需要严格审查的。对此,国内学术界有三个方案:(1)由网络服务商提供证据(注:在张晓辉诉检察日报社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网站管理者北京市鹤鸣日新公司出具了涉案文章作者系张晓辉的证明。);(2)法院公告,即由法院公告要求网上作品的真正作者在指定期限内前来法院办理登记手续,逾期视为弃权;(3)用技术手段确认电子人格,例如用电子签名来辨别网络上个人的身份。

个人主页是由网络服务商提供一部分硬盘空间供个人使用的,个人主页申请时的注册资料也保存在网络服务商处,由网络服务商提供原始注册资料应当说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网络服务商保存原始注册资料只是其权利而非义务,如果网络服务商丢失有关原始注册资料,又该如何处理?况且,原始注册资料如果保存在联网的服务器上,还有可能被黑客“攻入”系统后删除或修改。

二是申请者在填写注册资料时不一定会填写真实身份,出于对保护隐私权的需要和对网络可能泄露个人信息的恐惧,申请者不填或填写不真实情况的目前占有很大比例。

法院公告方案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首先,根据著作权自动产生原则,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由法院来作出逾期除权决定,如果逾期之后真正的作者举出了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其作者身份,法院就应当撤销原判,这样,法院公告后的确权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权利的归属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其次,如果届时多人前来申报作者身份,又都可以提供密码和演示登录过程,则法院如何裁决?可见,法院公告的方案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而电子人格方案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还只是一种设想,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将来技术上可行,法律又予以确认,则查询假名作品或匿名作品的作者就变得可能了。但是,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之一是其隐匿性,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确认网上人格与现实人格同一的技术手段,有可能会产生人们对政府监控公民思想和言论的恐惧感,导致人们对该方案的排斥,这是在考虑作者身份及确认问题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对于上述难题,有人提出,虽然作者享有署真名、署假名或不署名的权利,但在网络环境下,应当慎重考虑自己的署名方式。但严格地说,即使署的是真名,作者也有责任证明自己就是作者。因为同名同姓者大有人在,而且还有可能是冒用他人署名发表,如果仅以网上文章的署名来认定作者,其后果也是严重的。在文章内容违法或侵权时,被冒名的人却有义务证明自己不是该文章的作者,这对于该被冒名者是不公平的,也几乎是做不到的。所以,实际上对于网上所有作品的署名都存在证明和确认的问题。对于作者身份的确认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似乎没有完全合理可行的方案。相比而言,笔者认为,由网络服务商提供注册资料较为可行,也为目前的司法实践所采纳。

四、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权问题

在互联网上,一部作品在网上传输会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行为,但是网络传输的动态性和交互性却是复制所不能包含的。因此,在网络上传输作品应由独立于复制权的另一项权利来控制。1996年底,WCT和WPPT的签署表明,国际社会不仅认为网络条件下著作权人财产权利的延伸和保障是必需的,而且认为是即时需要的。而对于公众利益,需要的不是反对著作权的权利扩张,而是对权利的合理限制而已。在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网上著作权侵权案中,我国的司法界也明确指出,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传播,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向社会公众的传播使用,使观众或听众了解到作品的内容。作品传播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传播的控制权利。

至于以何种权利来控制网络上的作品的传输,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原有的著作权概念予以新的理解或扩张,以包含网络上的作品传输;另一种是新创设一个权利术语。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案:(1)发行权方案,即将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纳入发行权的范围;(2)出租权方案,即将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纳入出租权的范围;(3)公开表演权方案,即将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纳入公开表演权的范围;(4)不包括广播和私人通讯的向公众传播权方案,即将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纳入向公众传播权(但该项权利不包括广播和私人间的通讯)的范围;(5)WIPO的总解决方案。1996年12月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认为,与其在为用何种权利而争论不休,不如确定保护的原则,以一种不受具体法律特征影响的技术中立的立场来描述权利,从而为各国留有立法空间。这就是WIPO的“总解决方案”(UmbrellaSolution)。这个方案要求的权利描述既不应当是具体技术的(不限定传播使用的技术),又应当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数字化传输的交互性,阐明当公众成员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访问作品时,该作品也被视为“向公众”提供。WCT第8条和WPPT第10条、第14条体现了这个方案。

笔者认为,上述几个方案中,发行权方案存在着以下几个缺陷:

一是传统的发行权是著作权人或其授权的人先制作出作品复制件,然后再以出售、出租等形式转让复制件的所有权。而作品在网络的传输过程中,权利人并没有制作任何复制件,复制是由用户在自己的计算机中形成的,因此,与传统的发行权有本质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说,权利人所提供的更接近于一种无形的服务。另外,传统的发行概念要求权利人向消费者提供的“原件和复制件”,是指“被固定的能够作为有形物流通的”物品,在网络上传输的复制件是否就是“有形物”,至今还是有争议的。

二是发行权的作品适用范围较窄,《伯尔尼公约》只有在涉及电影作品时才规定了发行权.连最新的、参加成员最广泛的TRIPs,对发行权也没有作出新的规定。不过,WCT和WPPT已将发行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文学艺术作品和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本身。

三是发行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目前国际上的大多数国家认为,“复制权”或“出版权”已经隐含了“发行权”,所以,没有必要再另行规定一项发行权。

四是发行权受到“权利穷竭”原则的限制。在传统条件下,著作权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了作品复制件的所有权后,他就不能再干涉复制件的进一步出售或转让,即发行权用尽了.如果在网络环境下仍套用此原则,著作权人的利益将面临极大的风险。所以,美国和欧盟都主张在网络条件下不再适用权利一次用尽原则。而WCT和WPPT则授权各国自行决定发行权用尽的条件(注:参见WCT第6条第(2)款和WPPT第8条第(2)款、第12条第(2)款。)。

基于以上原因,主张以发行权来涵盖作品网络传输的国家并不多,如欧盟的《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有关权规则指令的建议》就明确规定,发行权是指作者控制以任何形式向公众发行作品原件或有形复制件的专有权,但是发行权不适用于服务和在线传输。

再看关于出租权方案的问题。该方案不仅同样面临着发行权方案的缺陷(如有形物、权利用尽等),而且还直接与欧盟已有的立法相抵触。根据欧盟的《出租权与出借权指令》,出租权是在有限时间内提供使用,而网络传输提供的信息一般并无时间限制,所以出租权方案并不可行。而表演权方案和普通人的理解差异较大,因此,影响力不大。不包括广播和私人间通讯的公众传播权方案虽然比较适合于网络传输,但其内容与名称似有差异。而WIPO的“总解决方案”相比于《伯尔尼公约》列举和区分各种使用方式的作法,显得更为概括,是一种融合了各种使用方式和可能的表述方法,因而更具有适用的广泛性。当然,与其他任何一个方案一样,它也存在着利弊两个方面,其优越性在于涵盖面广,有相当大的前瞻性,如果以后因新技术的运用而增加作品的使用方式,也可以置于“向公众传播权”控制之下。但其缺陷也正在于此,从字面上理解,“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一词,实际上包含了原有的多种作品使用方式,如播放、表演等。因此,作为国际条约可以作如此原则性规定,但在一国立法中,则仍然需要对这种概括性的作品使用方式作出更为具体的分类,如确定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和权利救济时,仍需要对未经授权以何种方式侵犯了“向公众传播权”作出界定。所以,WIPO的“总解决方案”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利主张和概念,不如说是对网络环境下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的要求与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还不如增设一项与过去所有的作品使用方式不同的“网络传输权”。

我国的现行著作权法和实施条例中关于著作权各项财产权利的规定,从字面上看是无法包含网络传输作品行为的。如将表演定义为“演奏乐曲、上演剧本、朗诵诗词等直接或者借助技术设备以声音、表情、动作公开再现作品”,虽然没有限定技术设备的种类与功能,但在表现形式上却限定为“以声音、表情、动作”的方式。对于播放则界定为“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明文排除了适用于网络的可能性。作品在国际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与著作权法意义上对作品的出版、发行、公开表演、播放等方式均有不同之处,因此,尽管可以对法律法规作扩大解释来包含作品在网络上的传输,但由于人们对于现有的几种作品使用方式已经有了通常的理解,勉强解释还不如另行创设一种新的权利。故笔者建议在修改著作权法时,增设一项“网络传输权”。

五、限制著作人身权利保护水平问题

由于制作多媒体产品和万维网网页需要大量使用甚至修改他人的作品,而且网络条件下署名有着种种不便,所以,在网络界及法律界就产生了限制著作人身权利保护水平以适应信息产业发展的主张。

有人认为,在互联网上按照传统方式保护著作人身权利,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对著作人身权利保护作某种变通,例如出版周期较长的传

统期刊杂志,使讨论者有足够的时间旁征博引,而网络上通讯的迅捷,则要求人们在短时间内发表观点和接受反馈。笔者认为,这里或许存在着比较不当的思维缺陷。因为在网络上要求短时间内发表观点和接受反馈的是电子布告板和聊天室,这其实就相当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谈论,而电子邮件就相当于来往信件,这些与期刊杂志不可同日而语,作者从来没有、法律也不会要求人们在日常谈话时、往来信件中引用其作品时要声明作者和出处。同样,网络谈话和信件也不会有这样苛刻的要求(这可以适用合理使用),而更新时间相对较长的网页,版主理所当然地要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尊重他人的著作人身权利。试想,版主在看到自己精心制作的网页被他人抄袭、仿冒时,会不会因网络通讯的迅捷而心平气和呢?同样,向网络传输自己作品的人也需要别人的尊重。在笔者看到的学术性网页中,文章都有注释和参考书目,与传统期刊的规范程度大致相当。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是,在传统书籍、期刊条件下,作者在引用他人作品需要注明翔实的出处时,除了具有照相式记忆力的钱钟书先生之类的大学者以外,一般人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寻找出处,而在数字技术条件和网络环境中,这可能会变得轻而易举,这是我们在分析著作人身权利与网络创作关系时应当予以考虑的。

事实上,整个国际社会的立法并没有显示出限制著作人身权利的趋势。WCT虽然没有在著作人身权利上作出新的规定,但是明确规定,缔约各方应遵守《伯尔尼公约》第1条至第21条和附件的规定(注:参见WCT第1条第(4)款。),缔约各方对于本条约所规定的保护应比照适用《伯尔尼公约》第2条至第6条的规定(注:参见WCT第3条。)。在其关于“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议定声明中,又确认条约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不得理解为阻止缔约方适用《伯尔尼公约》第11条之2的第(2)款,而《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各国规定的行使著作权的条件均不应有损于作者的人身权利。所以,WCT对于人身权利的保护水平是与《伯尔尼公约》一致的。与TRIPs相比,不允许成员有任何保留的WCT保护人身权利水平显然高于TRIPs.WPPT第5条也专门规定了表演者的人身权利:“不依赖于表演者的财产权利,甚至在这些权利转让之后,表演者仍应对于其现场有声表演或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有权要求承认其系表演的表演者,除非使用表演的方式决定可省略不提其系表演者;并有权反对任何对其表演进行将有损其名声的歪曲、篡改或其他修改。”这个条款比只规定财产权利、不涉及人身权利的《罗马公约》保护人身权利的水平要高得多。此外,WIPO两个条约关于权利管理信息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对人身权利的一种保护.

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网络环境与传统条件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同,但人身权利与作品正常使用、传播的互动作用以及如何将人身权利保护维持在一个适当水平,这并不是网络时代所特有的话题,现有的人身权利保护水平并没有对网络发展造成无法克服的阻碍作用,以至于必须由人身权利来成为牺牲品。

当然,笔者也承认,人身权利的行使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世界范围内提出的“将人身权利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这句原则性的话,确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原则,而是方案,如果方案偏颇,就可能与限制人身权利的原则相抵触。欧盟两次绿皮书都只是指出严格保护人身权利阻碍作品创作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对人身权利的保护进行变通的原则,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协调成员国人身权利保护的具体方案,可见变通之难和欧盟态度之慎重。

笔者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著作权保护客体,其人身权利保护的尺度从来都不是“一视同仁”的。如对于建筑物,为了不影响建筑物的美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就建议对建筑作品的署名权应当善意行使。又如,在计算机软件成为著作权新的客体之后,连保护人身权利态度很僵化的法国,都规定作者不能行使人身权利中的修改权和收回权。而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不仅对各种不同的著作权客体规定同样的人身权利(计算机软件除外,作者没有修改权),而且对行使人身权利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这种整齐划一的高标准保护不仅对作品在网络上的传播有碍,就是在传统条件下也显得不甚合理。所以,应当在著作权法中增加著作权人对人身权利应当善意行使原则、构成侵犯修改权必须是有损作者名声的歪曲、篡改等较为原则的要求,具体认定交由法院根据个案自由裁量,以防止人身权利的过高保护水平妨碍网络的发展(注:笔者认为,对作品在网络上的人身权利保护水平控制,较难提出具体的方案。欧盟两次绿皮书都没有提出具体的限制方案,国际上也没有其他的方案,其原因可能是这种方案根本就是不可能具体化的,尤其是在立法中。对人身权利限制的根本之途可能在于观念,也就是说,对人身权利不那么“敏感”,这无法体现在具体明确的法律条文中,需要在个案的司法判例中来体现和把握。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大陆法传统国家来说,可能比较难,但或许这样更可行,尤为关键的是,这对作者和社会更合理、更公平。值得注意的是,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网上著作权侵权案中被告律师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在以制定法为主的中国,“在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利尚无明确规定,同时对侵权方式无法明确的情况下,法院能否依据如此模糊的法律认定侵权”(参见庞正中、宁宏《网上著作权案案后思考》,载《著作权》2000年第1期)?这个理由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它至少会影响公民对法律预期的看法.但是,正如丹宁勋爵所言,“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种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辞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对此,他认为:“如果国会的法律是用神明的预见和理想的、清晰的语言草拟的,它当然会省去法官们的麻烦。但是在没有这样的法律时,如果现有的法律暴露了缺点,法官们不能叉起手来责怪起草人,他必须开始完成找出国会意图的建设性的任务。他不仅必须从成文法的语言方面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要从考虑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和通过它要去除的危害方面去做这项工作。然后,他必须对法律的文字进行补充,以便给立法机构的意图以‘力量和生命’”(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这些话虽然是在普通法背景下说的,但是在两大法系日益吸引和趋同的时代,对于中国或许同样有着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面对新问题,遽然立法未必是一件好事,还不如由司法来先做探索,留待社会上各种观点日益趋同之时再来立法更为妥当。)。

针对现有的一些将人身权利保持在适当水平的方案,笔者尤其不能赞同“允许作者放弃人身权利”和“不保护假名或匿名作品”两个主张。人身权利放弃有两个特性,一是不可逆性,权利一旦放弃就不能再收回;二是对世性,作者对一个人放弃人身权利就是对所有的人放弃了人身权利,包括本国和外国(注:如果认为人身权利可以仅对某个人放弃,那这种放弃实际上就是转让,与人身权利的性质格格不入。)。基于此,人身权利放弃对于作者而言是极为严重的后果。而相对而言,在著作权市场上,作者的谈判地位总是弱于作品传播者(如出版商),如果以保证和维护著作权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为名义,允许作者与使用者通过契约来约定人身权利的放弃与否,恐怕迫于情势,作者的人身权利真的岌岌可危了。正如一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不可放弃和不可转让性一样,人身权利这种与作品、作者的人格密切相关的权利是不应当允许放弃的。在这里,契约并不应当是完全自由的。至于假名和匿名作品的不受保护问题,这并不是网络所特有的问题,虽然国外有不保护无法确认作者身份的假名或匿名作品的人身权利立法例,但这只是由于作者身份不明不便行使人身权利而已,反过来说,如果有人冒称自己是某匿名作品的作者,法律会允许这种假冒吗?所以,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证明的问题,而不是放纵对他人作品(包括假名或匿名作品)的人身权利的侵犯。

著作权制度为适应网络环境而进行的修正,实际上是根据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原则进行的利益再调整,这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但我国的立法讨论基本上属于价值判断,而缺乏量化资料的论证,如允许用户在网上浏览作品究竟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失,如果对网络服务商追究严格责任将对服务商的业务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些因“数字化”而产生的问题都没有数字来体现和说明。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同样,就著作权人对作品的控制权利和公众对作品的使用权利之间的配置而言,每个人对两种权利的社会绩效的判断都会有各自的偏好,但这种偏好实际上并不是理性的。

所以,笔者认为,鉴于著作权制度对于网络和整个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在对著作权法进行修订时,应当有经济学、统计学上的分析论证,正如霍姆斯所言,“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对立法进行评估、观察的立法技术,如在《数字化千年版权法案》(DMCA)中,对规避控制访问措施的禁止性规定,法律特别规定在两年之后才生效,并且设立了一种评估和观察程序,以调查该法条的效果和对网络服务业的影响,在该法条正式生效后,版权局长和商务部长助理可以提议并由国会图书馆来决定该法条附设的例外。

参考文献:

[1]薛虹。因特网上的版权及有关权保护[A].郑成思。知识产权文丛:第一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5篇

[症结词]网络 着作权 法律维护

依据互联网试验室的分析,到二0一一年摆布,中国的网民将达五⑹亿,网络将深刻到社会糊口的各个方面。网络信息技术以及产业的迅速发展,给着作权理论以及司法实践带来挑战。深刻钻研以及探讨有关网络着作权的法律维护问题,不但有益于此类纠纷的正确及时处理,对于于人们网络行动的自我束缚、增进网络着作权维护社会氛围的构成以及网络业的健康发展,都拥有首要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据此,笔者从我国网络着作权维护的立法现状入手,尝试着寻觅其中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自己的完美建议,以期有益于我国网络着作权法律维护体系的不断完美。

1、我国网络着作权法律维护之现状

信息网络传布权跟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生,拥有与其他权力不同的特性。自一九九六年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的两项公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与唱片条约》中赋与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作者将其作品、表演、录音制品通过网络进行传布的权力。尔后,网络传布权呈现在版权的权力体系中。

我国目前对于网络环境下的着作权法律维护主要有4个渊源:1是WTO规则触及知识产权维护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2是二0一0年修正的《着作权法》及其施行条例。该法第10条第102项明确规定了信息网络传布权。3是二00二年实施的《计算机软件维护条例》及二00六年实施的《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4是二00六年修正的《关于审理触及计算机网络着作权纠纷案件合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列简称《网络着作权解释》)以及二00二年实施的《关于审理着作权纠纷案件合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这些法律渊源在网络着作权维护方面1直施展侧重要的作用。我国网络着作权维护法律体系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下列5个方面: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错误责任。《网络着作权解释》第4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施行侵略别人着作权的行动,或者者经着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正告,但仍不采用移除了侵权内容等措施以解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该依据民法通则第1百310条的规定,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

二、“通知与删除了”与“反通知与恢复”程序。《互联网着作权行政维护办法》第5条规定,着作权人发现互联网传布的内容侵略其着作权,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或者者其拜托的其他机构(下列统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出通知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该当即采用措施移除了相干内容,并保存着作权人的通知六个月。该办法第7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依据着作权人的通知移除了相干内容的,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可以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以及着作权人1并发出说明被移除了内容不侵略着作权的反通知。反通知发出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便可恢复被移除了的内容,且对于该恢复行动不承当行政法律责任。

三、授权许可轨制。《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第2条规定,权力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布权受着作权法以及本条例维护。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者个人将别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家提供,应该获得权力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四、公道使用与法定许可轨制。公道使用指非着作权人基于公道的理由,以公道的方式使用作品而不需要获得着作权人的赞成,并可以不向其支付报酬。《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第6条、第7条弥补了我国着作权法体系中关于作品在网络环境下公道使用的空白。法定许可是指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别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着作人许可,但应该向其支付报酬的轨制。《着作权法》确立了该轨制,《网络着作权解释》中第3条也规定:“已经在报刊上刊登或者者网络上传布的作品,除了着作权人声明或者者报刊、期刊社、网络服务提供者受着作权人拜托声明不患上转载、摘编的之外,在网络进行转载、摘编并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形成侵权。但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规模的,应该认定为侵权。”

五、技术维护措施及例外。《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第4条规定,为了维护信息网络传布权,权力人可以采用技术措施。任何组织或者者个人不患上故意避开或者者损坏技术措施,不患上故意制造、进口或者者向公家提供主要用于避开或者者损坏技术措施的装置或者者部件,不患上故意为别人避开或者者损坏技术措施提供技术服务。然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避开的除了外。该条例第102条则明确了可以避开技术措施的4种情景。

2、我国网络着作权法律维护之缺点

(1)侵权者的主观错误难以认定,归责原则仍需完美

《网络着作权解释》对于网络终端用户的侵权行动应合用何种归责原则并未作出明文规定。该解释第4、5、6条的规定具体论述了网络服务者法律责任,分别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介入别人侵略着作权行动的,人民法院将追究其与其他行动人或者者直接施行侵权行动人的共同侵权责任”、“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网络用户通过网络施行侵略别人着作权的行动,或者者经着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正告,但仍不采用移除了侵权内容等措施以解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也要追究其与该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者,对于着作权人请求其提供侵权行动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动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谢绝提供的,法院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前提部份指出:“如果着作权人不能或者者没有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其身份证明(如身份证、法人执照、营业执照等有效身份证件)、着作权权属证明(包含着作权登记书、创作手稿等)以及侵权情况证明(包含被控侵权信息的内容,所在位置等),则视为未提出正告或者者未索要要求。”由此可知,网络提供者是不是承当责任以“明知”这类主观意识状况为条件,其在“不知”或者“应该不知”的情况下,即便造成为了侵权后果也无需承当责任,因而可推断其合用《民法通则》中1般归责原则,即错误原则。

然而,在错误责任原则下,网络作品侵权的举证责任由原告承当,因为网络上侵权行动的隐秘性、灵便性、活动性,发现侵权事实的着作权人,很难证明侵权行动的存在及侵权行动人的错误,即便是已经明知的侵权行动,都 有可能被聪慧的侵权人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加之种种规避法律责任的措施从而逃避法律的惩罚。

(2)侵权侵害难以认定,赔偿标准尚需细化

王泽鉴先生认为,侵害“系指权力或者利益受损害时所生之不利益。易言之,侵害产生前之状况,与侵害产生之情景,而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即为侵害所在”。知识产权的作用体现在被使用上,如果使用人越多,知识产权所体现的价值就越大;如果这项知识产权历来未传布,未被使用过,该权力的价值就无从实现。因而,衡量权力人是不是遭遇侵害,应该结合作品上载到网络先后作者收成的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利益来斟酌。国外版权同盟曾经拜托1些中介机构对于报纸以及图书上网之后对于现有媒体的发行率的影响进行钻研,结论是:负面其实不是很大,乃至因为网上传布,反而有正面影响。不论网上传布是不是有利于报刊的发行率,但版权人的利益(或者者不利益)是与网络传布对于传统媒体发行率的影响相干的。如果网络传布异样发达,致使报刊、杂志无人购买(发行率极大降低),则可以认定作品1旦上载到网络上,版权人就存在侵害事实。反之,如果网上传布的实际效果是给作品做宣扬,给版权人做广告。网上宣扬增进了作品的销售,则版权人因网上传布而患上益。对于于网上传布是不是给版权人带来民事侵害,需要作进1步调查钻研。鉴于咱们网络发展的现状,版权人即便遭到侵害,其危害性也是极为微小的。同时,恰是因为网络运营者的这些网络上载行动,才丰厚了中文网络的内容,增添了中文网络与世界上其他网络的竞争力,这终究有益于包含版权人在内的全世界华人的利益。

然而,就网络着作权侵权而言,侵害事实是形成侵权的必备要件。另外,对于于侵权赔偿的数额标准,现行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这无疑会给此类案件的公正处理带来隐患。

(3)交易本钱太高,授权机制仍待完美

如何获得着作权使用许可已经成为1个制约全局的“瓶颈”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树立使用许可瓜葛的通道不顺畅,传布者面临着“取得授权”难、“形成侵权”易的窘境。着作权的行使由权力人亲历亲为历来就是件难题的事情,特别在数字时期,网络传布权的行使即是1例。网络传布权所触及的使用者1方是数字藏书楼、数据库制作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于浩如烟海的作品以及数量庞大的作者,使用者要逐一取得授权许可的难度及其所要付出的交易本钱是可以想知的。这里的交易本钱是指使用者为寻觅作者、进行谈判签约和签约后为解决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所花费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其中有至关1部份是轨制本钱,即因缺少有效的授权机制、缺少信息沟通而致使的费用。同时,着作权人也要付出交易本钱。面对于数字技术以及网络环境,单个着作权人个人节制权力的能力更为有限,势单力薄的个人作者几近没法主宰作品在网络空间的命运。这样,在着作权人1端,虽具有作品及权力却没法实现其利益,而在使用者1端,因没有获得授权而不能合法应用作品。因为交易本钱太高而减少交易或者者使潜伏的交易难以转化为现实的交易,这样在着作权人以及使用者之间就出现1种“否定性平衡”。否定性平衡以不交易为终结,就个案而言,交易不成,着作权人以及使用者都无所谓患上失,但就社会而言,因为作品的传布渠道不顺畅通,公家获取知识以及信息的需要不能患上到知足,终究将致使社会资源的闲置以及挥霍,文化科学事业和相干产业的发展也将因而遭到阻碍。

(4)公道使用与法定许可轨制应进1步规范,3方利益尚需有效调和

公道使用是1个充溢“公平正义的理性规则”。法律确立公道使用原则,是为了不因着作权人独占发行权而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进而阻碍文化的传布。在网络环境下,作品的传输几近是畅通无阻的,立法者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公道地解除作品在流通进程中的障碍以维护社会公家利益的问题,而是作品在过于自由的流通前提下着作权人的利益该如何患上以有效维护的问题。往日作为作者权力、传布者利益以及公家利益的最好调和器并屡屡为遭到挑战的着作权化解危机的公道使用轨制,而今却成为网络环境里使患上公家权力、传布者利益以及作者利益冲突激化的关键,特别当技术维护措施进入《着作权法》,增强了对于着作权的维护,却阻碍了公道使用权的行使。

斟酌到最近几年来网络转载、摘编纸媒作品或者纸媒转载网络作品的现象日益严重,《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草案)曾经对于法定许可扩展了合用规模,其第7条规定:“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在报刊或者者信息网络上发表后,除了着作权人事前声明不患上转载、摘编的外,可以在报刊或者者信息网络上转载或者者作为文摘、资料使用,但应该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以及出处,依照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并且不患上侵略着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力。”该条款明确了网站上载作品的规模限于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主要针对于的是网站对于纸媒作品的上载问题,象征着网站在上载纸媒非触及时事性的新闻或者文章时,如着作权人没有声明不患上传布,其行动可以合用法定许可。该条款同时也赋与了纸媒转载、摘编网络作品的权力。但是,因为该条款内容与《网络着作权解释》的规定相重合且未触及其他情势作品的网络传布问题或者者其他某些因素,现行《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只规定了两种法定许可情景,较之《草案》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稍微守旧,不能够适应网络转载、摘编纸媒作品的愈演愈烈的现状,可操作性也不及《草案》第7条。并且,对于纸媒转载网络作品也未作出规定,必定程度上致使触及纸媒转载网络作品的案件中无明确法条可循的局面。

3、我国网络着作权法律维护之完美

(1)树立错误推定原则,完美错误认定办法

关于网络着作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主要有3种不赞成见:1为错误责任原则,2为无错误责任原则,3为错误推定原则。我国目前法律采取的是错误责任原则,其利弊如前述。如果合用无错误责任原则,则网络经营者以及泛博网络用户动辄患上咎,结果将影响网络产业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有效应用,这是泛博善意的网络用户所不能接受的,也有背法律公平原则。因而,对于网上侵略着作权的行动宜采取错误推定原则,将举证责任加给侵权行动人或者责任人,既保证被告有充沛的辩护机会,又适量减轻了着作权人的举证责任。1般人都应该知道,凡作品必有其着作权人,凡转载、摘编或者应用别人作品均须征患上着作权人的赞成。凡是尽到了正常注意义务的人,都能在获得授权以后或者者以不背反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别人作品。只有当每一个人在使用别人作品以前都能尽到正常注意义务,着作权的维护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及思想基础。对于此,错误推定原则能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

那末,该如何认定或者者推定侵权人拥有错误呢?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环境下产生的着作权侵权行动,在肯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不是应承当侵权责任时,应依据错误责任的归责原则来肯定其法律责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只在明知网络用户应用其提供的设施或者服务从事着作权侵权行动的情况下,依然提供网络传布服务时,才承当侵权责任。对于于网络环境下的着作权侵权行动,网络服务提供者原则上不承当自觉的“认知义务”,只有在权力人提出相符请求的侵权指控通知后,才负有制止该信息继续传布的义务。如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被权力人明确通知存在侵权事实,在技术上可能、经济上许可的情况下,仍不实行监控、肃清等义务,则应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侵权信息的网络传布有错误。《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第2103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侵权而提供搜寻或者者链接服务的,应该承当共同侵权责任。据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形成共同侵权行动的主观要件是明知或者应知。

在实质意义上,“ 明知”与“应知”对于应的主观状况为“故意”以及“差错”。“明知”通常有直接证据显示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行动存在错误。具体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明知其所提供的服务所涉的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是侵略别人的信息网络传布权,除了了当事人直接举证证明外,还可以鉴戒相干法条认定“明知”。《信息网络传布权维护条例》第104条规定:对于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者提供搜寻、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力人认为其服务所触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侵略自己的信息网络传布权或者者被删除了、扭转了自己的权力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了该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或者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的链接。换言之,权力人在患上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链接的作品侵略自己的着作权,向其发出通知,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权力人的删除了申请后无正当理由依然继续提供链接,那末该网络服务者属于“明知”链接作品侵权。

“应知”的判断则更繁杂1些。如前所述,如果权力人并未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又该如何判断网络服务者是不是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相制品侵权?这就应该按照客观标准进行判断,即以1个理性第3人作为参照物,如果理性第3人以相应的注意义务即足以从相干信息中患上知所涉作品侵权,那末就能够认定该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主观错误而应该承当责任。现在需要进1步明确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到达何种注意义务?《信息网络传布条例》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匡助侵权责任,如果网络传布者应用权力人通过艰辛劳动创造出的作品,通过在相干网页上设置广告或者是提高点击量来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是非“善”的,请求损害人承当侵权责任赔偿着作权人也隐含着其行动道义上的受非难性。因为提供网络服务者的侵权行动在定性上可以归为1般侵权行动,因而网络服务提供者须尽1般人的注意义务,其无需运用专业知识去判断所链接作品是不是侵权,只需应用1般人的知识就可以做出相应判断。例如,1般公家通过电影尚未上映、或者者刚刚上映可知提供该电影下载业务的网络服务公司侵略着作权人权力,此时提供链接服务的网络公司就不能再以自己不知为由作为抗辩。

(2)树立惩罚性赔偿机制,完美损失计算标准

不少律师感慨,现在反盗版挺难题,反来反去,最后赔到的减去付出的必定是个负数。侵权本钱过低是现在着作权侵权行动频发的缘由。现在的赔偿原则不是1个惩罚性的原则,1旦发现侵权了,首先权力人要举证,说明到底实际损失有多少或者者说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有多少,这都至关的难题。如果证明不了,法院会给1个无比低的法定赔偿。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侵略软件着作权的侵害赔偿应履行全面赔偿原则,即侵权人不但应赔偿权力人因侵权损失的利润或者侵权人的侵权所患上,而且还应补偿权力人为禁止侵权直接支出的费用,包含交通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人民法院在审理侵权案件时,要准确掌握实际损失赔偿原则、背法所患上赔偿原则以及法定赔偿原则,即侵略着作权与着作权有关的权力的,侵权人应该依照权力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依照侵权人的背法所患上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该包含权力人为禁止侵权行动所支付的公道开支。权力人的实际损失或者者侵权人的背法所患上不能肯定的,由法院依据侵权行动的情节,裁决给予510万元下列的赔偿金额。

对于于该如何确立网络着作权侵权侵害赔偿原则,看法不1。有的观点认为,为避免滥用诉权取得太高的赔偿额,人民法院在肯定网络作品使用报酬以及侵权赔偿数额时,应该坚持实际损失赔偿原则。在计算支付报酬数额时,可以比照国家着作权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传统作品的使用报酬支付标准执行,固然也不排除了其他计算法子。也有观点认为,网络侵权的赔偿数额应高于报刊侵权的赔偿数额,尤其是应规定1个最低赔偿数额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打击网络侵权。由于网络侵权与1般的报刊侵权不同,着作权人寻觅侵权人至关不易。如果找到侵权行动人后,赔偿的数额很低,对于网络侵权人形不成震慑,也不足以对于其他侵权起到警戒作用。还有观点认为,对于网络着作权侵权案件的赔偿,不但要进行财产权赔偿,而且要进行人身权赔偿,以体现对于着作权人的充沛维护。

笔者偏向于第2种观点。为了有效打击网络着作权侵权行动,应树立惩罚性赔偿机制,规定侵权人应加倍赔偿权力人因侵权损失的利润或者侵权人的侵权所患上,另外还应赔偿权力人为禁止侵权直接支出的费用,包含交通费、公证费及其他实际支出费用。上不封顶,且规定最低赔偿数额。

(3)面向市场,完美网络着作权授权机制

通过市场追求授权许可的方式,这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既然法律将着作权许可交由权力人意思自治,那末只要不违抗强制性规定,权力人以及使用者就享有充沛的自由来抉择以何种方式树立许可以使用瓜葛、许可的权力和价格。对于此,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完美或者进行探索:

一、集体许可轨制。集体许可由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为行使许可权。着作权人将着作权授与集体管理组织行使,由集体管理组织向使用者发放许可证以及收取使用费。在数字网络时期,面对于巨量的作品以及庞大的作者队伍,使用者取得许可的本钱随之增添,履行着作权集体管理的必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的集体管理轨制虽然还很不健全,建议在法律中树立延伸性的集体管理,这对于于目前中国的特点无比有必要。首先,要完美着作权集体管理的中介机制。跟着数字技术的利用,通过技术维护措施、电子权力管理信息和二者在复合电子权力管理系统中的结合利用,个人行使权力已经经成为可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传统作用在必定程度上遭到了限制与挑战,作为中介组织的第3人作用却愈显凸起。在网络环境下,集体管理的公共平台属性,对于于树立更加准确可靠的权力收益统计平台与着作权许可交易平台拥有相当首要的作用。对于于新技术的挑战,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需要对于其传统业务进行调剂以及改革,扭转单1的授权许可与收益分配模式,将开放中介平台作为其改革权力管理模式与交易市场机制的突破口,进1步增进既有网络与新技术的融会。从其传统的核心作用——分配机制来看,网络环境下的集体管理组织能够更加便捷以及个性化地为更多的权力人提供利益分享机制,通过更加开放与协作的平台,在维持立异鼓励的条件下,为权力人的授权许可和利益分享提供更多的选项。同时,集体管理组织所拥有的非营利性与公信力,在授权许可的层面也能为权力人以及使用者提供可靠的保障。我国应该在现有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先进的授权许可与权力分享的技术,改革集体管理组织作为权力人的单面角色,在更加灵便的层面对于以作品为要素的社会资源进行运营与管理,以填补私人许可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空隙。

二、出版商朝理机制。即由出版社作为着作权授权机构,作者将文秘站:作品交付出版的同时,也将该作品的网络传布权、电子出版权拜托出版社代为行使。作者 的授权方式,既可以是作者与出版社单独签订的1份合同,也能够是在图书出版合同中附带的1项条款。合同除了了载明作者赞成将作品的出版权、发行权授与出版社专有使用外,还规定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内享有自行或者者再授权别人将作品进行电子出版、在网络上载、传布的权力。当出版社在某个专业领域有足够的作品时,即成为实际上的专业性集体管理组织,数字出版者、网络服务商需签约使用作品时,要找的权力人就是图书出版社而不是作者。实践中,该方式是不是能够见效,症结在于电子出版商、网络服务公司等能否以公道的对于价与出版商达成协定。

三、交叉许可机制。即着作权人以其作品的信息网络权换取别人作品一样的权力。该模式由超星数字藏书楼率先创立尝试并获得胜利。具体做法是,超星公司直接与作者签约,以避免费使用超星数字藏书楼资源为交流前提取得作者的授权。作者赞成将作品网络传布权授与超星公司,超星公司向作者赠送一0年期读书卡。超星模式的特色是:(一)以权换权。每一个向超星公司发放许可证的作者均可以分享超星数字藏书楼的图书资源,授权的作者越多,可同享的资源越多,这样双方可以各取所需。(二)自愿许可、个别授权。超星公司采取走进科研院所直接与作者洽谈的方式,作者在授权文本上签字后,即获得作为回报的读书卡,这也抉择了超星模式的合法性,但这类模式的本钱较高、效力较低,并且合用对于象较窄,而不是依据作品以及市场需求来寻觅权力人,必定程度上会影响数据库内容的质量。

四、版权声明模式。目前的版权声明通常表现为“请勿转载”、“未经许可不患上使用”之类的制止性语言,如果能够换个角度,将其转化为踊跃的授权声明,则可视为许可以使用合同的要约。该版权声明,既可以是版权页组成部份的详细的权力管理信息,如在版权页上标注“本刊中的文章可自由转载以及翻译,但应该指明作者以及出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出版物《版权公报》就有包含这类授权许可以使用在内的详细的权力管理信息);也能够是1份独立的“版权声明”、“着作权声明”,其内容主要包含允许别人以何种方式使用该作品、使用费的计算及支付办法、作者的联络方式。这样,该版权声明视为作者或者者其他着作权人主动向使用者发出的要约,使用者对于作品加以应用的即为许诺,双方之间的着作权使用许可合同就此成立,使用者应该向作者支付报酬,要约人则享有报酬要求权。1旦产生纠纷,任何1方都可根据该版权声明和当时情况下双方的客观行动作为解决纠纷的根据。固然,此类版权声明所授与的权力主要是数字版权、网络传布权这些容易被应用而着作权人又难以节制的权力,作品的改编权、翻译权等包括作者人格利益的权力应该予以保存,需要使用的,由使用者另行取得授权。版权声明为作品使用者特别是数字出版者、网络服务商树立了1条获得授权的便捷途径,大大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市场运作效力,对于解决数字版权窘境有着必定踊跃的作用。

(4)进1步规范公道使用与法定许可的合用规模与合用方式,有效平衡各方利益

公道使用的条件之1就是必需出于非商业用处。因而,要肯定使用是不是公道,首先应进行营利性断定。依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站分为经营性以及非经营性。经营性网站使用与其营利有直接联络的纸媒作品时,其上载作品不患上侵略着作权人的财产权。有时,尽管上载行动以及营利没有直接联络,但因其大量上载纸媒作品供公家使用,提高了该网站的点击率以及阅读量,无形中提高了网站知名度,从而获取高额的广告收入。也就是说,经营性网站对于作品的上载行动以及潜伏市场间存在着间接利益瓜葛,应该向着作权人支付必定的报酬。而非经营性网站1般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拥有公然性、同享性信息的服务。固然,如果非经营性网站从上载纸媒作品中取得了间接利益,那末也应该向着作权人支付报酬,无非该间接利益的计算存在很大难题,可以尝试从作品的点击率、知名度的晋升或者网络广告收益等方面斟酌。现阶段,有些网站以非经营方式备案,却从事着营利流动,对于于这类网站,应当将其视为经营性网站进行束缚。另外,还有下列两种特殊情景需要注意:(一)网络环境下链接行动的公道使用断定。对于此,首先应分析设链者从中获取的利益是不是减侵害了被链接者(即着作权人)的利益。如果在链接进程中,设链者相对于减损了着作权人的利益,扩展了自己的利益,法律应该适量扩展被链者的权力或者限制设链者的权力,比如增添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人的相似“被链接许可权”以及“被链接补偿权”,以避免作者辛苦劳动的成果被其他网站擅自应用导致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这样,既平衡了被链者以及设链者的利益,同时又增进了公家与着作权人的利益平衡。(二)文件交流与资源同享的公道使用断定。互联网上,着作权人的作品被人们肆意的交流使用以及同享,特别是MP三以及影视作品,只要网络上有人付出相应的报酬获取了不同作品的使用权,那末其他互联网用户均可以不用付出任何报酬而使用作品。通过不断的文件交流与资源同享,终究用户以最小的本钱获取了最大的利益,着作权人的权力却因而1次耗尽,这无疑会打击人们创作的踊跃性。因而,这类文件的交流与资源的同享不应划入公道使用的范畴。对于此,可以鉴戒现行法律对于音像作品出租的规定,结合网络本身的特色,规定着作权人对于于P二P下文件的交流以及资源同享的作品享有“作品流通交流获利权”以及“资源同享补偿权”。固然,这项新权力的行使有赖于电信部门的支撑,由于电信部门具有其用户信息文件数据传输中相干信息上传以及下载的资料,着作权人可以依此来获取相应的补偿,同时付给电信部门适量的回报。

为了让使用者在更加宽松的前提下患上到更多的“自由获取作品”的权力,就必需相应扩展法定许可的合用规模,树立强制性集体许可轨制等(如对于复录装备、存储媒介物征收个人拷贝版税以及复印版税),这其实是将权力人难以作出许可的权力履行强制性集体许可,向权力人进行经济补偿。然而,这1方案触及与国际公约的瓜葛及国内法的修改,并不是1朝1夕能够解决。目前,我国《着作权法》第三二条规定,作品(在报刊、杂志)刊登后,除了着作权人声明不患上转载、摘编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该依照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稿酬。该条关于报刊转载的规定是不是合用于网络的法定许可,是目前法学界争议的焦点问题之1。笔者对于此持同意态度,鉴于目前报刊、网站上的作品被互相转载的情况普遍存在和网主转载别人作品前确也难以找到着作权人获得许可并支付报酬的实际状态,在法律对于此作出明确规定以前,将该规定扩展合用于网络环境,不失为1种可行的应急措施。这样至少可使着作权人的获酬权患上以保障,但在合用时必需掌控两点:1是网络上允许转载作品的规模不患上超过着作权法第3102条规定的作品规模;2是应该注明出处。另外,因为现在良多网站都没有专门的编纂气力以及采访权,如果限制网站的转载权,对于网络的发展极其不利。既然作品已经经发表,就允许公然传布,如果在传布进程中侵略了着作权人的其他权益,可以进行赔偿,但仅仅是扩展了传布规模的,应视为相符着作权法的规定。固然,即使将法定许可扩展至网上,电影、电视、录相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未经许可,都必需严格制止上网。由于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以及电影、电视、录相作品的制作都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与财力,如果允许其背法上载网络,会对于上述作品的销售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不但会损害着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必将影响我国文化的繁华以及科技的进步。

参考文献:

[一]张雨林着:《网站上载纸媒作品的着作权法分析》,载《信息网络安全》二00七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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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6篇

利益平衡:著作权法的基本准则

利益平衡虽同样是其他民事法律研究的重要准则,但对著作权法而言则更为关键,有人甚至认为全部著作权法的内容就是平衡。这一点,可以从著作权法的起源、变迁以及历次著作权国际条约的形成、修订过程中得到印证:著作权法不是不讲逻辑,而是更讲究利益平衡,很多条款用逻辑是讲不通的,只能理解为(其实就是)各方利益平衡的结果。著作权法的复杂和多变也正由于此。

著作权法上的这种平衡包括作品创作层面上一次作者与二次作者之间②、真正的作者与投资商之间;作品传播层面上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作者与投资产业商之间的利益平衡。所谓利益,简单地说,就是为生存和发展而努力争取的要求、需要和愿望,是法律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因素,反映到法律条文中,就成为法律权利,法律权利就是法律保护的利益。③作为一种精巧的利益平衡机制,著作权法必须慎重考虑,尽量避免两种有害的极端:一方面,投入到创作中去的人无法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受到阻碍。著作权法要达到的平衡目标是:先满足最重要的和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然后使其他利益最少牺牲。

至于究竟应当优先考虑谁的利益,学者们意见并不一致。④笔者认为,著作权法上的利益冲突具有多种形态,不同主体的利益主张在冲突时如何抉择,应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做不同对待。

现行《著作权法》下的平衡:著作权归新闻记者与新闻媒体享有“优先使用权+两年之内共同许可他人使用和所获报酬分成权+获取著作权的合同请求权”之间的平衡

(一)新闻职务作品属于“一般职务作品”

根据现行《著作权法》第16条以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12条的规定,职务作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职务作品”,著作权归作者享有,但单位享有“两年之内的优先使用权及共同许可他人使用和所获报酬分成权”;另一种是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归单位享有的“特殊职务作品”。后者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主要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单位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二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职务作品。

从实践来看,由于目前没有法律相关规定,新闻媒体与记者间也少有著作权归属的合同约定,新闻职务作品因而基本都属于“一般职务作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其编辑的《著作权法释义》中对此给予了认可,在第16条解释中,《释义》认为“例如……记者为本报社、杂志社撰写的稿件……都可以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一般职务作品的规定――笔者注)”。⑤

(二)平衡分析:制度与背景

在现行著作权法层面上,新闻记者被赋予了新闻职务作品的著作权,虽然受到所在新闻媒体优先使用权的一定限制,但毫无疑问地占据有利位置(至少在制度层面如此)。然而,由于新闻媒体与其所属新闻记者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劳动人事法律关系,而其又在此中居优势地位,足可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合同获取所需著作权,即可充分行使其获取著作权的合同请求权。因此,二者似乎也能大致达成平衡。上次(2001年)著作权法大幅修订时,新闻媒体并没有提出改变这一现状的要求。

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现行著作权法的这种规定,虽可以从沿袭大陆法系(主要是原地区)立法模式加以解释,但背后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非市场经济(后来的非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闻作品商品属性的不足和传统媒体绝对垄断的格局,新闻作品并不作为直接买卖对象而给新闻媒体带来收益。因此,在此背景下,新闻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谁,对新闻媒体并无太多实质意义。围绕新闻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新闻媒体和记者并无冲突的价值和意义,二者利益自然是“平衡”的。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试图达至的平衡:新闻记者享有“署名权+汇编出版作品权+奖励(请求权)+获取著作权的合同请求权”与新闻媒体享有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

(一)新闻职务作品变为“特殊职务作品”

按现行《著作权法》“一般职务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的分类标准来看,《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无疑将新闻职务作品变为了由新闻媒体享有著作权的“特殊职务作品”。《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前后几个版本对此问题的表述实质内容没有差异,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有些不同,此处仅以《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为准进行说明。

《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20条规定:“职工在职期间为完成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为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属由当事人约定。(第一款)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职工享有,但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程序和有关文档,以及报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职工专门为完成报道任务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单位享有,作者享有署名权。(第二款)依本条第二款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职工享有的,单位有权在业务范围内免费使用该职务作品并对其享有两年的专有使用权。(第三款)依本条第二款规定,职务作品由单位享有的,单位应当根据创作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对职工予以相应奖励,职工可以通过汇编方式出版其创作的作品。(第四款)”

(二)平衡分析:制度与背景

1.制度分析

虽然《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把职务作品可以约定著作权归属的内容放在了本条第一款,但对新闻职务作品来说,这种安排与现行规定并无差异,无所谓“约定优先”问题,因为现在也可以通过约定来改变著作权的归属,只不过在条款顺序上有所不同而已。不过,由于新闻记者在与其所属媒体之间关系上的弱势地位,其行使合同请求权的有效性令人担忧。这一点恰与现行《著作权法》赋予新闻媒体的请求权情况相反。

至于第四款奖励和汇编出版作品的问题,在前两稿中都未涉及,应该是后来征求意见时有新闻记者提出的,算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方便之举和安慰吧。

可以肯定地说,在著作权法制度层面上,《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完全颠覆了现行规则,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2.背景分析

在笔者看来,《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这些调整有着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可以说,现行《著作权法》所构建的平衡,随着新闻作品商品属性的增强而被逐渐打破,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无疑更使失衡的速度成比例递增。

近些年来,随着新闻作品商品属性和价值的增加,新闻媒体与新媒体之间围绕新闻作品使用的纠纷不断,在诉诸司法途径维权时,许多新闻媒体才发现自己并非著作权人,要维权,得先从新闻记者那里获取著作权,否则,以自己名义直接,将必败无疑(会因原告并非著作权人而被法院驳回)。同时,由于新闻作品“碎片化”现象突出,逐篇获取著作权成本较高,新闻媒体维权难度很大。新媒体反而趁势快速发展,“今日头条”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另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宏伟目标,对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作出了新的重大战略部署,大力发展包括新闻媒体在内的文化产业。然而,在著作权法层面上,作为属于核心版权产业的新闻媒体,竟然不享有占比极高的新闻职务作品的著作权,这无论是从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角度还是从培育国有新闻媒体合格文化市场主体等方面来看,都是说不过去的。可以说,现行著作权法所构建的这种平衡,也与国家目前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不相符。

在上述背景下,大家或许就会理解国家版权局给出的修订解释了:“源于很多传统媒体向版权局反映,认为自己向记者提供了工资、设备、时间、经费等一切便利条件,让记者得以完成新闻报道,就有权利享有著作权,不能只有付出,没有回报,所以要求对新闻作品的著作权权属作出明晰规定。”⑥其实,其中反映意见的传统媒体只是把话说了一半,版权局也只转述了一半。真正的动因来自传媒格局巨变下新闻作品商品属性和价值的凸显,⑦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媒体不是在和自己的记者较劲,所以某些记者大可不必高呼“记者权益不容剥夺”。在新的媒体格局下,媒体和记者更应当风雨同舟,共克时艰。⑧

结语:从逻辑规则到利益平衡

如果从立法模式来看,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更近似于大陆法国家(特别是原国家)的规定,以著作权归属作者本人为原则,但可以约定例外。《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逐步弱化这种模式,至少在新闻职务作品的问题上,有向英美法模式转向的趋势,著作权原则归雇主(单位),可以约定例外。

在立法模式这一逻辑思路之外,我们更应当看到背后的利益平衡机制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媒体市场格局的变化,使新闻媒体和政府都有意推动日益失衡的著作权法规则尽快通过调整恢复新的平衡。即先满足最重要的和需要优先考虑的利益(媒体产业发展),然后使其他利益(新闻记者个人权益)最少牺牲。这就是利益平衡准则告诉我们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关于新闻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规则修改的原因所在。当然,由于《著作权法》的修订仅被国务院列为二档立法计划,此次修订工作还需一个过程,很难确定出台的时间表。在这一较长时间的修法博弈过程中,利益平衡准则如何发挥其功用,最终版本究竟如何,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注释:

①李国民:《视记者职务作品为“异类”属立法歧视》,《检察日报》,2012年10月19日第5版;王太拓:《记者职务作品归单位是不是立法歧视》,《中国知识产权报》,2013年2月8日,第9版

②创作是在借用前人的创作成果上的再创作,这里的“前人”就是一次作者,再创作的人是二次作者

③④袁咏:《数字版权》,《知识产权文丛》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⑤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84页

⑥李国庆:《论记者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关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第20条的一点看法》,《新闻界》,2013年第13期

⑦对此,有学者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认为这和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体产业化运营的需要密切相关。(邹举:《论新闻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兼议〈著作权法〉相关条款的修改》,《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0期)

⑧有人认为“权衡各方利益、考虑各方诉求,忽视新闻报道者的权益或许会挫伤报刊社、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单位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甚至影响采访报道任务完成的质量水平”(吕莹:《我国职务作品著作权及其归属制度完善研究――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为视角》,《邵阳学院学报》,2014年第13卷,第4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一体性,二者并非普通契约合作关系,而是有密切依附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或许会有个别人被“挫伤积极性”,但绝大多数靠媒体生活的记者应该更看重所在媒体经济效益的提升和自身水涨船高的收入。

(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高级经济师,传播学博士)

资 讯

鲁炜: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10月24日,中央网信办举办“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座谈会。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参加座谈并讲话。鲁炜表示,要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

鲁炜说,要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就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网上网下两种资源,加强网络立法、网络执法、全网守法,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实现网络健康发展、网络运行有序、网络文化繁荣、网络生态良好、网络空间清朗的目标。

就“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鲁炜表示,其要义是发挥法治对引领和规范网络行为的主导性作用,重点是按照科学立法要求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关键是严格执法,基础是按照全民守法要求,引导网民尊法守法,做“中国好网民”。

根据参会人员的建议,鲁炜说,会聘请一批法律专家担当法律顾问,参与网络管理、网络立法、网络执法的全过程,为重要工作提供咨询。

有学者提出,要发挥网民的主动性,建立在道德伦理层面解决问题的机制。鲁炜回应说,我们马上要建一批网上的社会组织,欢迎有志于这方面工作的人加入这些组织。

鲁炜还表示,要建立网民和网上组织信用记录来完善守法诚信的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网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为。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7篇

1.网络著作权的内涵

1.1网络环境

“环境”在汉语中指周围所存在的条件,总是相对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通常所说的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类的外部世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环境为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和必要的条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网络环境指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多个多媒体计算机物理上互联,依据某种协议互相通信,实现软、硬件及其网络文化共享的系统。从小的方面理解可以认为网络环境仅是个“场所”而已,但从大的方面来理解其可以包括整个虚拟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常说的赛伯空间(cyberspace)。中国学者李克东先生提出的“数字化学习环境”概念就比较侧重环境的物理成分。网络环境还包括了非物理的成分,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文化共享。既然是文化层面的概念,主要包括了意识和行为方式。网络技术成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知识(信息)经济时代的标志之一,影响着当今人类社会及其生活等诸多方面。网络的快速便捷、虚拟等特性以网络技术为载体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在这种意识(观念)的左右下于是出现了网购、网恋、网商等生活方式,在此我们必须承认网络作为物质而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1.2网络著作权的内涵

网络著作权是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的简称。我们可以理解网络著作权是著作权的类型化。知识产权是基于创造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产生的权利的统称。 网络著作权与传统的著作权相对应,它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产权。

传统的著作权主要指在互联网诞生以前以传统的传媒介质传播自己作品的权利,主要以文字印刷术为主要传媒。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于1990年9月7日通过,2011年10月27日经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对《著作权法》的第一次修正。2010年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对《著作权法》的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著作权法共6章61条。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其中最新修正《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17项著作权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利。除了第12项以外的所有权利都属于传统著作权。这些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其中第12项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在著作权法第一次修订完成后先后颁布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和规章,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力度。

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传播速度之广、之快是空前未有,在著作权的保护问题上,人类拓宽了其视野和范围。权利的基础是利益。传统著作权人和网络经济产业链下的利益主体(期待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出现了冲突,随之而来的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侵权案件频繁发生,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维权联盟状告百度文库侵权案”在立法和司法以及理论正当性等问题出现了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避风港原则”的适用、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以及法律公平与三方利益之间的均衡等方面。传统的著作权一般侵权纠纷的当事人为著作权人和侵权人两方主体,而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则出现了第三方(ISP网络服务提供商)。

有原则就有例外,传统著作权除了一般著作权之外还有邻接权,这在制度创设的过程中可理解为传播之必要,体现为传播者的一些权利。网络著作权在主体和客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了其特殊性。作者和网络管理者作为主体,借助网络进行传播的作品(数字作品)则是客体。信息网络传播权首先由1996年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公约》创设,该权利也被称为网络时代的权利。

2.网络著作权的特征

网络著作权是基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首先它具备一般著作权的特征,著作权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特征。著作权一般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本文将区别对待。著作权与网络著作权是知识产权法研究的一对范畴。为了行文的方便起见,本文将著作权指传统的著作权,网络著作权指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

2.1著作权的一般特征

2.1.1著作人身权的特性

著作人身权具有无期限性、不可分离性和不可剥夺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20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限不受限制。”我国《著作权法》给作者授予了四项人身权,除发表权外,其余三项权利的保护期不受限制。

著作人身权具有不可分离性。著作权人身权的不可分离主要指作者依法享有的精神权利为作者终身享有,不得与作者分离。不可分离可以理解为不可转让。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著作人身权不得转让,但可以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3款的规定,反面推知这个结论成立。

著作人身权具有不可剥夺性,是指在作品完成创作后,著作人身权归作者享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此项权利。当然在特殊情况下,著作人身权可能不归于作者,或者不全部归属作者。

2.1.2著作财产权的特征

著作财产权是著作权制度的重要起源。著作财产权同时也体现了著作权人同作品使用人之间的基于作品的利用方式为内容的商品关系。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具体的著作财产权,这些财产权之间相互独立的存在,有著作权人分别行使或转让,故作品有多少种使用方式,著作权人就有多少种财产权。著作财产权具有时间性、地域性、无形性、自动性等一般特征。

2.2网络著作权的特征

网络著作权除了具备以上特征外,还具备以下特征。

2.2.1网络著作权立法的滞后性

网络著作权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权利,在我国设权规则下的知识产权立法中,网络著作权的相关理论和立法技术相对滞后,就目前而言网络环境下的真正涵义需要学界重新规整梳理,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给相对滞后的立法技术带来了新的课题和问题。一项制度的创设和更新需要实践的检验和反馈,正在发生的知识经济的社会变革为网络著作权的立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2.2网络著作权的地域性逐渐消失

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对于网络著作权的地域性出现了消失的迹象,比如在电子商务行为中全球贸易行为如何确定有别与传统合同签订地的确定来解决纠纷已显得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是以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为客体的空间概念。

2.2.3网络著作权的客体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著作权以作品即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为客体,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扩展至网络作品、计算机软件、数据库等新型载体出现。这些给网络著作权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问题。

2.2.4网络著作权的发展以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依托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信息成果,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已发展成熟的两种,这些成果带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和结构的变化。信息产业形成某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需要秩序,秩序的维护需要制度的作用。网络著作权就是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应用而生。

3.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和利用的内涵

著作权的保护和利用是著作权制度的主要两项内容,著作权法在保护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同时也要考虑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延续及发展,著作权法也规定了不存在侵权行为性质的合法使用情形。

网络著作权同样保护网络著作人身权和网络著作财产权。

网络著作人身权是著作权人通过创作的作品而依法享有的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以及作品内容完整权等。网络著作财产权是著作权人通过一定得手段或方式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合法方式获得到物质利益的权利。包括复制权、出版权、发行权、表演权、播放权、展览权、出租权、摄制权、演绎权、许可使用权和转让权等。

任何一项制度不免存在其局限的一面,在赋予相关主体一定的权利的同时又要作出一定的限制,防止权利滥用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著作权有保护的原则,也有利用的例外。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利用主要包括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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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4页.

基金项目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完善

一、网络著作权的涵义及法律特点

网络著作权是指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等人身权及财产权,它是以传统著作权为基础,将其相关规则延伸到网络环境下发展而产生的。相对于传统著作权而言,网络著作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从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来看。传统作品是指《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而在高度网络化的今天,网络信息开始以超媒体方式传输,网络作品多以文字、图片、音像等文本形态存在。基于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客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以数字信号的形式,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传播的作品。”也正是因为该特性,网络作品的可复制性也早已与传统的“复制”范围相异,其复制过程无须借助任何有形的载体进行,而且复制后的信息流很难为人所感知。

其次,从著作权的主体,即著作权人来看,网络著作权也有新的发展。我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据此,网络作品著作权的主体应包括作者及网站管理者。就作者而言,当今网络环境下很多作者均使用假名或匿名发表网络作品,所以在确认作者身份上存在一定障碍。而就网站管理者而言,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四条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作为网站内容的编辑者,网站管理者对其网站的内容整体享有著作权,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其既对其经营的网站网页形式整体享有著作权,也对其网站的内容的整体享有著作权,与传统著作权有很大区别。

最后,从网络著作权的内容,即权利来看,也较传统著作权有所增加。网络著作权所附权利不仅包括传统著作权的内容,还包括与其自身形式特点相契合的新型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即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二、我国网络著作权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网络著作权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的网络著作权立法主要包括四个层次:1.国际公约,包括WTO规则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2.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2012年3月31日,国家版权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新草案中第72条第2款法定赔偿额的提高和第3款对多次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实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国家对著作权保护力度加大的一个信号;3.行政法规,包括《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及2006年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4.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关于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5.部门规章,包括2005年由国家版权局与信息产业部联合实施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它也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著作权法规。这些法律渊源在宏观调整上可以说相对完善,在网络著作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行网络著作权立法状况与网络环境对著作权制度发展的需要相比,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二)我国网络著作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1.网络著作权侵权的归责原则亟待完善。我国《著作权法》及《网络著作权解释》并未就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归责原则作出明文规定,因此通常适用《民法通则》中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责任以“明知”这种主观意识状态为前提,其在“不知”或“应当不知”的情况下,即使造成了侵权后果也无需承担责任。这种归责原则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网络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平台,但同时对著作权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障碍。网络侵权行为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其具有相当的隐秘性、多变性与流动性,欲举证侵权行为的存在及侵权行为人的过错需要著作权人具备相应的计算机系统知识及网络科技运用能力,技术难度较大,操作性较差。

2.网络著作权中的合理使用制度范围过窄。合理使用是对著作权人专有权予以限制的法律制度,其允许著作权作品通过特定的方式为他人传播、使用,从而达到信息的自由流通及人类文化成果的共享。但对合理使用的鉴别,却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技术性问题。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范围较窄,虽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中又再行对网络传播权的合理使用进行了规定,但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等方面存在严性密、操作性弱的缺陷。且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合理使用的范围及认定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存在一些矛盾或冲突。据此,我国现有的合理使用制度并未在网络环境下为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提供法律保障,使合理使用的运用受到了较大限制,使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在网络上过度延伸,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阻碍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我国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环境下发生了变异和扭曲。

3.侵权赔偿标准过低,维权成本较高。《著作权法》第4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条规定看似赋予著作权利人多重选择,有效维护了其权利。但在实践过程中,如前文所述,无论著作权人选择何种维权方式,都需自行承担举证责任,一旦发现侵权了,首先权利人要举证说明其实际损失额或侵权人的侵权获利额,这对网络作品侵权这种难以确定复制品数量的侵权方式无疑是相当困难的。造成权利人维权成本过高,而侵权人的侵权成本又偏低,因此侵权行为屡禁不止。

三、我国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完善

(一)建立过错推定原则,完善过错认定办法

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受害人在诉讼中,能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如果加害人不能证明损害的发生自己无过错,那么就从损害事实的本身推定被告在致人损害的行为中有过错,并为此承担赔偿责任。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令侵权行为人或责任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不存在过错,既能够赋予侵权人充分的抗辩权利,又减轻了著作权人的维权成本及负担。只有这样,每个网络使用者在复制、摘编他人作品时才能尽合理注意义务,著作权的保护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对此,过错推定原则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调整完善合理使用制度

建立适应网络著作权特征的合理使用制度,确定合理使用的范围及方式,补充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判断标准,有效平衡各方利益。并建议学习外国已有的优秀经验,调整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探讨与网络著作权国际条约的接轨。从传播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出发,重新对合理使用进行界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三)加强网络行业管理,提高公民维权意识

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行业的管理,增强网络监察力度。不断提高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遵纪守法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平,建立健全依法知识产权管理责任制,明确分工,加强网络行业各环节的行业自律及管理,建立责任考核制度,对网络企业的侵权行为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追究相应刑事、民事责任。通过普法教育,加大对网络著作权保护、计算机安全等方面的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守法及维权意识。

(四)加大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惩处力度

加大惩罚力度,对盗版行为恶劣、侵权程度严重的侵权人,使用刑法进行处罚。提高侵权人的盗版成本,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盗版。同时,建立网络侵权惩罚性赔偿机制,完善损失计算标准。对网络作品侵权人,不仅令其加倍赔偿权利人因侵权遭受的全部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还应全额补偿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实际支出的其他必要费用。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9篇

为应对这一问题,我国于2001年10月27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下称《著作权法》)修正案中,对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保护作出了新的规定,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著作权、表演者以及录音录像制作者一个新的权利种类正式增入法律之中,在其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享有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而在修订《著作权法》的过程中,一方面,考虑到数字和网络技术还在迅速发展中,一些情况不是特别明朗,需要进一步积累、总结经验;另一方面,考虑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涉及权利人、使用者和公众三方面的关系,情况比较复杂,不宜在法律中具体规定。因此,《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6年7月1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下称《条例》)开始施行。

由此可见,《条例》的出台是制定机关在《著作权法》颁布近5年时间后,对迅速发展中的数字和网络技术有了相对成熟和明确的认识,积累和总结了相对丰富的经验,相对平衡地考虑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涉及的权利人、使用者和公众三方面的关系的产物。

《条例》显然在多个方面做出了比其出台前已经存在的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更为周全或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从一部行政法规,尤其是一部已经酝酿多年的行政法规所应当达到的立法技术、规范范围、具体制度水平的角度来思考,同时考虑到《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一授权性规范已经赋予了《条例》与《著作权法》这一法律同等的地位,《条例》更应在各方面考虑周全、讲究技术细节。笔者从《条例》制定的宗旨及其地位出发,对《条例》既分析其合理性,又发掘其可待改善的方面,希望对将来国家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

《条例》的合理性

充分体现《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和基本原则。依据《条例》第一条,其宗旨是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著作权法》第一条规定:“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从条文规定看,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在于通过保护鼓励权利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促进作品的传播和使用,进而促进社会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这一社会公共利益,其立法宗旨、原则与《著作权法》一致。

《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依此,《条例》的规定应当与《著作权法》中有关著作权的其他多项权利的规定在效力上是并列关系。但在基本原则上,和《著作权法》中有关著作权的其他多项权利的规定一样,《条例》不能违背《著作权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不过,是否完整体现或充分贯彻《著作权法》,应从《条例》的具体规定入手进行分析。另外,即使是《著作权法》中的规则,如有不能完全体现或充分贯彻《著作权法》本身的宗旨和基本原则之处,《条例》亦可进行补充。

准确转化国际条约。1996年12月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通过了针对新的技术条件下(无线或有线的信息传播)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利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下称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下称WPPT)。

2006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做出加入WCT和WPPT的决定。2007年6月9日上述两个条约在我国正式生效。WCT第 22 条规定该缔约国不得对任何条约条款进行保留,WPPT第 22 条规定,除第15条第(3)款的规定外,不允许对本条约有任何保留。因此,除上述极个别情形下,我国应当执行两个条约的内容。

我国的《专利权法》、《商标权法》以及《著作权法》均提及了对我国所参加国际条约成员国的法人或自然人知识产权的保护,这种规定是将有关国际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的规定。就信息网络传播权而言,从《著作权法》的规定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提出本身,就是对上述条约的应对。《条例》的具体规则亦应符合上述条约规定的内容。

不足之处

未能完善司法解释的不足。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自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自2004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条例》的制定在当时应当综合总结上述司法解释优劣,在具体权利保护的实体规范方面体现并且尽可能多地超越规定。但从《条例》的内容看,司法解释未能明确的问题,并未全部得到解决。

文本的技术性、条理性有待加强  一方面,《条例》的内容属于从《著作权法》单抽出“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著作权的权利种类而进行全面规定,其规定的内容应类似于从《著作权法》剔除能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对难以简单适用《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进行特别规定的结果。从便于理解、逻辑清晰的角度看,《条例》应大致遵循假定剔除了可直接适用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著作权法》原文条款的内容后的《著作权法》的体例、章节,甚至条款的次序。另一方面,作为授权立法,《条例》完全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的规定安排其体例;另一方面,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关的法律关系中的特殊角色,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可专辟章节进行规定。

当然,鉴于《条例》的实际内容较为单薄,在多方面尚只有笼统的规定而缺乏明确指导实际操作的具体规则,上述问题在现有条文下并非最为突出的问题。但今后,《条例》如有修正或国家制定单行法律时,应以在加强内容的全面性和具体操作可行性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内容体例为宜。

网络著作权法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当前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侵权现象日益严峻。本文从保护对象、侵权责任主体角度出发,对互联网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展开论述,并提出法律上的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国际互联网在我国广泛发展,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也层出不穷。网络商务及非商务行为都会涉及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知识产权,给人们提出了信息使用和保护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针对这一现象,国际社会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其中最受普遍关注和影响最深远的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于1996年12月在日内瓦召开关于版权和邻接权若干问题外交会议通过的两个新公约,即《版权条约》和《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主要是关于新传播技术,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下使用作品所引起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本文拟就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界定、侵权责任主体的认定及侵权行为法律应对几个间题,作一论述。

一、网络环境下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

(一)新环境下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变迁及其法律认定

网络环境下传统作品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一是作品中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二是作品受保护的标准模糊化,作品是否有独创性很难区分和保护。网络作品是指在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出现的作品。对于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保护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当前对网络著作权法律未作规定,因而对其谈不上保护。面对网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传输他人作品的现象时有发生,权利人叫苦连连。事实上,这里所指的网络作品并非新创作的作品类型,而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各类作品在网络上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网络原创作品,也包括传统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因此,可以从传统著作权法律制度中找到保护依据。我国《著作权法》未对作品受保护的实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在《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指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和模型作品,其著作权仍属于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未经许可不支付费用的上载、传播、复制等行为都有可能构成侵权。

(二)由案例时保护时象的界定

《解释》颁布后有助于指导法院对关于著作权纠纷的审理,使法官明确了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范围,有利于侵权人责任的认定和承担。这些案例中最具有代表性,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是北京法院审理的六作家状告网络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北京一家通信技术公司在未取得王蒙等六位作家同意也未支付报酬的情况下,将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七部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网络服务器在互联网上传播。网络用户只要通过拨号上网方式进人该公司主页再点击具体作者的作品名称,即可浏览或下载作品的内容。因此,六作家认为该公司未经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原告的作品,侵害其依法享有的著作权为由诉诸法律,请求判决该公司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等。而该被告公司认为其网站上存储的作品均是从其他网站上下载的,并且作品内容完整,署名正确。被告认为在互联网上应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要经著作权人授权,是否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等问题无法可依。

本案是一起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案件。其关键是认定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认定侵权责任的承担。如前所述,网络作品实际上是传统著作权法中所指作品在网络上的再现形式。它是传统形式作品的数字化,即将文字、数值、图像等表现形式的作品通过计算机转换成机器识别的二进制编码数字技术。这种转换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没有形成新作品。原作品的著作权人在网络环境下对其作品仍然有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权利人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和获得报酬的权利。其他作品作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财产权,他们也应该享有。回到本案中,六位作家对其作品在网络环境中同样享有著作权,作品的数字化仅是其作品与原载体分离产生形式上的变化。被告公司在网络上使用其作品是传统作品使用方式在网络环境中的延伸,原告在网络环境中享有的著作权是其传统著作权在网络环境下的扩展。在网络环境中,传统作品被以数字化形式再现出来,这种数字化形式的作品与原作品无本质差别,属于已有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因此,被告未经许可也未付酬上载利用其作品当然构成侵权,要承担侵权责任。

二、侵犯网络著作权法律责任主体

关于网络著作权侵权主体,就上述案例来说有两类。一类当然是未经许可也未付报酬将作品上传互联网及将上传的作品下载于其服务器供广大互联网用户利用之人;另一类上文未提及,但是也不容忽视,即通过互联网直接利用该作品的普通网民。他们通过网络在未经原作者许可,也未付费的情形下欣赏、下载作品到其计算机上也构成对作者著作权的侵害。本文仅讨论第一类侵权主体的责任。

上述第一类侵权主体是向网络提供作品的人,即在线服务商,又称为在线服务提供者,是互联网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中介的服务的提供人。它可以分为两类,一为网络信息提供者(icp ),另一为网络介人服务提供者(isp )。前者指提供各类作品,新闻等信息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后者是指提供网络连载,接入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冈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对信息编辑控制能力不同。所以各自承担的法律责任也不相同。在线服务者在知识产权侵权发生时所承担的责任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线服务商提供的设施服务、接人服务等本身直接发生侵权而应负的责任;二是他人借助在线服务商的系统、设施或搜索工具而侵犯了第三方知识产权时,在线服务商的责任n0本文仅沛仑第一种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设置网络服务主体的著作权法律责任一是要依法制裁侵犯网络著作权的行为,二是出于保护和促进新兴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考虑,给网络服务主体提供一个法律责任的“避风港”,使其在没有主观过错时对侵权行为不承担过重的责任。根据分析可知,上述案例中被告公司显然应属于前者,即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icp )。这里我们讨论icp的责任承担,而isp则放人后文网络传输权中。

(一)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

如前所述,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是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在线服务商。其在存储编辑信息时应负有注意义务,即对信息内容不侵犯他人著作权具有保护义务。并且在明知侵权行为发生或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警告后,负有实施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停止侵权内容继续传播的义务。在上述六作家诉侵权案件中,被告公司未经授权也未负报酬在其网站上载作品,直接侵害了六作家的著作权,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实际上,被告公司承担的侵权责任与传统上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责任方式从本质上并无二质,改变的只是形式和侵权方式。前者利用的是现代科技信息手段而已,在认定侵权和责任承担时当然可以适用原著作权法的规定。

(二)网络接入服务者

从上述已知,网络接人服务者与信息内容服务者不同在于后者直接提供信息内容,而前者是为网络用户获取信息内容提供连线、接人、链接等物理基础设施。因此,其对网络信息内容的接触是间接的,不具备编辑控制能力,对信息内容的合法性没有监控义务,因而对他人在网络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没有主观过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接人服务者作为义务主体时其对应的权利主体是网络传输权主体,即网络接人服务者侵犯的是著作权人的网络传输权。作品的使用包括对作品复制、发行以及将作品内容向公众进行呈现和展示。在网络环境中,著作权人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就表现为网络传播权,即权利人在网络中以何种方式传播其作品的权利,它是著作权在网络中的延伸。

对于网络接人服务者侵权责任承担问题,以一个案例来说明:原告刘京胜发现,通过被告搜狐公司的搜狐网页可以连接到其他网页,看到其翻译作品《堂·吉诃德》,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通过当事人一方网站的搜索引擎与其他网站发生链接,该网站对其他网站发生的侵权行为是否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享有网络传播权。不论网站经营者是自己直接提供信息服务还是提供链接服务帮助用户获取信息都造成了作品的传播。如果链接便利了传播也会构成侵权。但是对于在线服务商不应一律适用严格责任。因为前文已提到,在信息社会中,一方面要保护著作权人利益,制裁网络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另一为面为了促进和保护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要适当减轻服务商的责任。并且链接服务者不同于信息内容提供服务者,他对信息的接触是间接的,无法对搜索引擎搜索到的信息先行判断是否存在侵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站经营者承担个人责任是不合理的。因此,通过链接获取的网上信息为侵权信息时,一般应追究上载该信息网站的法律责任。由此看来,本案中被告不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但是,如果网站经营者明知其他网站网页中含有的信息侵权时还继续提供该中介服务,则其行为应被认为构成侵权。本案中,原告发现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向被告要求断开链接,被告予以拒绝,扩大了侵权结果,对此必需承担侵权责任,即一种协助侵权责任。

三、网络数字化作品著作权侵权的立法规制

目前,利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的现象十分严重。由于法律的不规范及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制止和处理十分不便。而目前关于利用网络侵犯著作权的保护措施或手段单一,程序复杂,成本过高,对此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助长网络侵权的泛滥,破坏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本部分拟针对上述数字化作品著作权和在网络中的传播权问题在民事、行政、刑事三方面的保护结合立法做出论述,旨在提出有益性见解,提高保护网络著作权的功效。

(一)民事立法方面

从民事角度探讨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重点应放在《民法通则》和《著作权法》上。我国实行的是《民法通则》与《著作权法》以及一些相关法律适用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相结合的保护方式。《民法通则》设定基本原则,《著作权法》具体做出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局限性,《著作权法》在颁布时有许多内容未涵盖在内,这时仅能从《民法通则》中找一般原则作为依据,给审判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常常也给人审判无法可依的感觉。因此,必需及早完善这两部法律相关内容,尤其是对后者的扩充。在这些有待完善和补充的制度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修订的《著作权法》顺应网络环境的要求于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在设立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争议,主要焦点之一是如何在法律上定位“网络传输”。关于网络传输的概念、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复制问题、网络传输行为范围、法律责任等规定不明确,给审判留有余地。对此,本文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应明确网络传输行为的概念,它是指将文字(包括计算机程序)、美术、图形、电影和音乐等作品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使公众可以自选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前述作品的行为。

其次,上述概念中“公众”的范围问题。公众的含义一般是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有观点主张以网络形态为开放式或封闭式为标准,来区分式属于“公开”或“私下”。凡不特定人均可申请加人为公开,而公司内部之局域网不具有公开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合理。虽然局域网不向所有社会成员敞开,似乎是局限在特定少数人中,不属于“公众”的范畴,但是这些信息内容一旦被这些“特定少数人”知悉后极有可能被再次传播,导致“不特定多数人”获得信息,而且这种传输是不能被控制和掌握的,并最终可能让“公众”得悉信息内容。因此,我们认为“公众”应包括局域网这一范围。

再次,网络传输行为的范围,法律责任和法律适用。作品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以复制最为突出,包括上载、下载、转贴、转载、存储、数字化、浏览、打印等。网络用户在获得信息,将个人计算机与网络服务器联机时会产生上述复制行为。在这过程中的复制行为当未经授权时是否均要承担法律责任?我们认为,得到作品的网络传输的许可,传输过程中的复制行为视同获得了许可,但与传输相独立的复制行为仍认定为复制行为。

(二)行政立法管理方面

在这一方面,国家行政部门颁布了许多行政规章和行政保护条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这部规章的出台有其积极意义,明确了网络传播权的行政保护方面一些具体规定,有利于信息网络传播向规范化,法制化前进。但它也存在许多的不足。

首先,根据其第一条规范,它的保护对象及范围仅仅是所称“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中根据互联网内容提供者的指令,通过互联网自动提供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内容的上载、存储、链接或搜索功能,且对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行为。”可见其并未全面覆盖互联网著作权,仅是一种填补空缺的过渡性的行政规章。

其次,法律位阶低,仅是一部行政规章,没有裁判效力,不能作为法院判决民事和行政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只能作为参考。所以,有学者建议在制定规章条例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同时,设立专门行政机构负责对网络著作权的管理,对网络传播行为进行监管,实行“以网络对网络”的保护,以网络执法机构应对和治理利用网络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这种机制符合网络侵权的特点,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工具的优势作用,弥补一般诉讼救济程序的缺陷和不足,真正实现便捷、快速的保护目的。

(三)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保护著作权的刑事立法比较滞后,第一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是1994年7月通过的《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恻吠那时起,司法部门加强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著作权刑事法律法规立法有了很大进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97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节专门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规定了两条两个罪名,即第217条的侵犯著作权罪及第218条的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这正式确立了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网络环境下对著作权法律保护的要求。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一种侵权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明确了侵犯著作权可构成犯罪,在立法上是一大进步。但是具体到构成犯罪需达到什么条件以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范围,刑法中显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立法留下了空白。

另外,我国刑法要求,侵犯著作权罪的成立,行为人在主观上需出于故意并以营利为目的且达到“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所.谓营利是指牟取暴利,指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若行为人客观上虽然实施了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但主观上没有营利目的,就不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所谓违法所得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应为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但是鉴于目前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严重性,侵犯著作权罪的成立不应要求“在主观上必需具备营利目的,客观上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否则许多行为人会以自己不具备营利目的及未获巨额利益而抗辩。例如上述第二个案例中,被告搜狐公司作为网络链接服务者就以其可以免费提供用户下载信息不以营利为目的未获巨额利益为由而主张侵权行为不成立。这很显然不利于保护原告的权益。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已删除了原《著作权法》中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我们认为从维护法律体系内部协调统一的角度出发,现行刑法也应进行相应调整。关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规定,我们认为应降低刑法定罪标准,因为往往侵权行为人在未获取巨额收益时就不能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而其侵权行为又会造成严重社会后果,不利于保护权利人利益。我们建议,个人犯罪的其违法所得数额降为一万元;单位犯罪的其违法所得数额降为十万元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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