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19:55:42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网络群体；群体极化；环境分析；公共领域；监测坐标
国际先驱论坛报以《以键盘为武器的中国暴民》为题，激烈抨击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虽然网络战争随处可见，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拉响了警报，因为这种行为在过去会导致暴力事件，使人想起“”时期学生暴打老师和民众的那段历史。[1]——海外媒体关注铜须事件，抨击中国网民是暴民。
概念界定
这里，先对本文的两个关键词——“网络中的群体”和“群体极化”的概念，作一些诠释。
（一）网络中的群体
日本传播学家岩原勉指出，群体的概念如下：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2]。包括初级群体和高级群体，赫雷季尔提出群体是在一定时间内能够互相交往沟通的一群人，其中每个人都能与这一群人中的任何一个交往沟通，而不是通过其他人进行间接沟通。[3]西拉季则认为群体是两个或更多的个人为了实现共同的工作目标，而形成的互相依赖和互相作用的集合体。[3]
但是在网络中应当怎样定义群体呢？笔者认为网络群体应该和现实生活中的群体不一样，研究网络群体的时候应当注意界定“群体”一词时依据的标准，但至今因为欠缺具体的社会学知识，所以无法具体给这个概念定义，下列是归纳的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是必须有一个共同议题，即所有成员都在谈论这个议题，当然允许在舆论形成过程中发生议题的深化，而成员内部并不要求必须达到完全一致，只要求基本观点一致即可，但是不排除在议题深化的过程中部分成员退出或不再发表自己的观点，也不排除会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二是注意研究群体的数目，即多少人才算得上是群体，这个有待考证。三是注意研究群体的传播学方面的因素，即从传播学角度，这个群体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手段是什么，这是与群体性质有关系的。即群体是以何种性质存在的，比如是以民间还是官方的性质，以商业的盈利还是非盈利性质，自发的与被强制的，等等。四是注意研究群体的存在时间以及活动类型和活动强度、活动时间，这是在互联网上是否称之为群体的重要判别标准。五是在议题讨论过程中有无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六是应该注意研究群体的最终走向，是最终走向解体，或是与官方意见达成一致，还是一直保留下来成为一种民间申诉权利代表机构。
（二）“群体极化”的概念
“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是由凯斯·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中提出的，他指出：“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着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4]詹姆斯·斯通在研究群体决策时发现如果一开始群体内成员的意见比较保守，经过群体的讨论后，决策就会更加保守；相反，如果个人意见趋向于冒险化，那么讨论后的群体决策就会更趋向于冒险，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2009年应该说是中国舆论监督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网民的力量在这一年让大家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躲猫猫事件、巴东邓玉娇事件、欺实马——胡斌撞人案、天价烟周久耕事件等等，可见网民力量之巨大，还有网民由一些不寻常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不少流行语，如打酱油、做俯卧撑、临时性、被就业、楼脆脆、楼歪歪等等。
群体极化现象
据《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我国网民年龄10~29岁的占57.1%，30~39岁的占23.4%，其他年龄段的加起来还不到20%。[5]我国网民相对来说较年轻，所以基于其生理心理素质而言较为冲动，对于极化现象有影响，而且我国大学生网民占30%以上，这也是原因之一，我国网民的休闲时间也较多。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参与其中跟随事件的发展以及各种不同势力的加入而获得其中的是很大的原因，约瑟夫派因二世与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式经济时代来临》一文中将“体验式经济”定义为：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是继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经济动态。[6]其典型特征就是消费是一个过程，消费者是这一过程的产品，因为当过程结束的时候，记忆将永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消费者愿意为这类体验付费，因为它美好、难得，非我莫属，不可复制、不可转让，转瞬即逝，它的每一瞬间都是唯一，体验经济所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6]
最后一个也是最直接推动事件发展的原因是很多网民不管是代表哪一方的利益，极其希望推动事情的进展，身在其中他扮演的角色不是“旁观者”或“掷板砖者”，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者，像在躲猫猫事件中号召网民进行采访的宣传部人员，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意见领袖，更是行动高手。
乐媛和杨伯溆对于四个BBS的调查抽样分析后得出的四个假设全部成立，即①态度极化与论坛群体和议题类别有关联，尽管网络极化现象在总体议题背景中不会存在，但是可能在有限论坛群体和有限议题中存在。②网络极化现象容易出现于那些极端的论坛群体中。[7]这是对于群体极化现象容易出现的网络区域。
对于群体的解读，勒庞早在《乌合之众》中就指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又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勒庞虽然没有指出同质性的群体中间是否会出现相反的现象，但是据推测应该比异质性群体感情狂暴度低。
我们可以通过例子看到，在一个事情发生之后，经过各种手段传播开来，尤其是一旦通过互联网传播，那么其传播的速度之快、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当今社会所带来的一个新的变革。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并不是所有通过网络传播的事件都能形成舆论，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丁香小慧事件、李启铭撞人事件、杭州富二代飙车撞人案，这些仅仅是网络上铺天盖地新闻中的九牛之一毛。
形成舆论风暴的事件还仅仅是网络上爆出来的一小部分，并且应该都离不开这几个事件：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官富对大众的隐瞒事件。
所有形成舆论的事件也不是都会引发群体极化现象的，一般说来，群体极化现象只会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发生：汇聚了多种信息但是模糊度较大、聚集了较大矛盾、涉及相对弱势的群体、强势一方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反而试图隐瞒真相。
群体极化的原因分析
导致产生群体极化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因素：
（一）舆论及舆论大环境分析
所谓舆论环境，孟小平指出，这个概念是指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许多具体舆论的有机总体。[8]46按照陈力丹的解释，我们必须要将横向舆论环境和纵向舆论环境综合起来考虑，考虑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研究某一个群体极化发生的舆论必须要考虑到它所处的整体环境。时代的因素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李普曼说我们的舆论是间歇性地同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联系在一起，他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8]46这就不能不考虑形成群体的各个成员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社会情感。
（二）舆论主体
舆论的主体也就是产生舆论的人，据孟小平指出，主体的社会阶层﹑种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居住地等需要被考虑进去。这也是现在社会所公认的。[8]46
（三）舆论的强烈程度及持续长度
这个是指舆论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的关注的强度，比如说是停留在网络上留言回复、口头上讨论还是上升到行为上，等等，要研究群体极化现象，必须分析强度，因为强度与群体极化肯定是有关系的。
（四）群体极化出现的阶段
这个是研究的重点，即研究事情发展到哪个阶段的时候群体出现了极化现象，根据陈力丹对舆论的阶段的划分：社会变动﹑较大事件的发生刺激意见的出现，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权利组织及其领导人﹑大众传媒促成所希望的舆论，文化及道德传统对舆论形成的制约。[8]46而笔者认为在事件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干净纯粹的群体舆论与官方及权力集团的博弈阶段。当然这样说有些武断，但是从最近几年发生的舆论大事来看，似乎都是官方反应不够才导致的舆论走向失控。
一些避免群体极化现象的建议
（一）提升网民素质，大力培养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始于一人发表一事件或意见后，不断有人参与进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见领袖发挥巨大作用，将事件推向讨论的高潮，逐渐形成舆论场，甚至是引发网友的实际行动，在其中传统媒体的跟进也是舆论场产生的一个因素，当然网络舆论的终止可能是源于理性的节制力量，也可能是由于对事态的严重化程度始料不及，得到法律干预而被迫终止。我认为在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非同小可，如若要预防事件朝极端方向发展，传统媒体或者政府应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使他们在舆论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合理疏导、平静分析的作用，同时各大媒体在平日里应提高受众媒介素养，避免一些极端思潮的出现。
学者徐友渔指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以下3个条件：1.社会存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2.有或大或小的言论空间；3.程度不等的独立经济地位。[9]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已经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了，比如说当时兴起的网络、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书商的追逐、媒体的追逐、自身写作批判意识转化为经济效益等等，都促使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徐友渔也指出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弱点，不敢大声呼唤，宁愿在体制内部以上书的方式谏言；缺乏现实感，只讲理论，盲目崇信国外理论；将个人的境遇处境带入对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将舆论引向他处；等等。
笔者认为，在现在这个媒介越来越多地与知识分子联系的社会，如果能够真正培养出一批敢于善于讲话的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将是十分有利的，由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特的站位和思考，将时不时地充当把关者，至少这部分不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人会用对社会最有利的途径来对事情做出最全面和理智的分析，会履行剔除不正确言论和行为的功能，网络群体也会因为有这些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理性，这将会使我们在通向真相的路上少一些阻碍，多一分理智。
（二）构建高质量的公共领域
考虑这个因素，实是因为舆论到底在这个社会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舆论中有无出现什么特殊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当前大背景下的分析。赫伯斯特在谈到现代舆论整体的发展趋势时说，舆论在社会历史中有三种趋势：第一，大众意见的传播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第二，意见表达与衡量的日益合理化；第三，意见的结合逐渐无名化。[8]46陈力丹在书中指出，社会精英主导有名舆论的势头正在减弱，民众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舆论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们所说的媒体舆论、大众舆论是可以相对于社会规范而言的，[8]46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而非规范化舆论。陈力丹在其著作中指出，它们在与现实社会规范影响的磨合中，也许有一部分会成为新的社会规范和传统，其实，任何规范化影响所对应的非规范化意见或舆论，不一定是件坏事，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可以将这些非规范化意见或舆论扭转到社会规范当中，或许也可以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舆论加以深刻挖掘，有利的部分我们可以建成新的社会规范。非规范化社会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与道德信仰体系，公共权力无法在社会中得以流畅地运作，[10]这是两位学者在论文中提到的对非规范化社会的理解，在非规范化社会中，政治在民间失落，非规范化社会和规范化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缺乏一个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指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11]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范围在现代社会是不断被扩大了，但是作用却越来越微弱，公共领域是指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民理性精神，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展江说其机制是：平等交往，关注世俗，公开讨论。[12]功能究竟是越来越薄弱了还是强大了，这值得我们深思。但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看似拥有了很多的公共领域，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基本上一直是处于国家——民众二元对立的结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就成为一个容纳多元化声音和多元化行为的地方，包括涌现出市场经济里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不断涌现，他们依靠自己的资本与地位找到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意即以往的政治化行为一旦发生，不必要再引发如此大的动荡，他们可以依靠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方式加以调节，一旦国家或市场一方出现不对苗头或行为，他们都可以依靠舆论利器来表明态度、立场，并且借助此工具和该缓冲地带来解决问题，达到一种最好的局面。当然这里只是论述了我们应该建立公共领域。
有学者讲网络舆论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分散化的和铺天盖地的民意沸腾；二是一批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舆论领袖”的崛起。[13]哈贝马斯的理想的公共领域是需要具备两个特点的：广泛的参与，理性批判精神。[14]但是在网络中，最能聚集观点的地方——论坛中，我们看到，显然不完全具备这两点，因此构建高质量的公共领域是重要的。
（三）媒体应提高预警，建立相关坐标系及监测系统
廖永亮在《舆论调控学》一书中指出影响人的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是导向，舆论导向祸福论也是永恒的话题，导向贯穿舆论的各个形态之中，始发形态——新闻，传播中的形态——各色舆论。导向能力，是心理学上的用语，其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在遇到外界的刺激后能否做出正确的反应，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要求；二是个体遭遇挫折后，在目标转移过程中，能否使自己的行为保持一个正确的方针，[15]136作者进一步给出心理学中从构成个体人格特征的三个价值取向来进行分析的思路，有必要对参与群体极化事件的人们进行三个价值方面的评估，即认知取向、评价取向、道德取向。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分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时也运用这些心理学上的数据建立坐标系，加入心理方面的引导。
作者还认为，对于舆论，统治者应该注意到两个或多个舆论波的时间关系，在负面第一波开始的时候，最好是有另外一个正面舆论也同样开始，这样可以抵消不稳定因素，如果没有抓住时机，也可以从负面舆论中寻找正面的，两种方法同样可以达到效果。引导的方向包括：一是政治导向，二是政策导向，三是理论导向，四是法律导向，五是价值导向，六是风尚导向，七是科学导向。[15]159-161
现代网站中对于新闻、论坛、博客、贴吧等都有了监管系统，例如笔者在网上查到的名为goonie的新型网络监管系统就有很多作用：①热点话题、敏感话题识别；②舆情主题跟踪；③自动摘要；④舆情趋势分析；⑤突发事件分析；⑥舆情报警系统；⑦舆情统计报告。笔者认为各大网络媒体有必要了解舆情，以更好地为疏导和引导舆论做准备。
结 语
这篇文章是经过阅读大量论文和著作之后的一篇拙作，综合了前辈们的一些好的建议，虽然它寄托了笔者对于我国网络事件疏导的一些努力，然而在创新性方面略有不足，真正的实践性的观察和研究有待继续做，更加深厚的理论研讨能力也有待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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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廖永亮.舆论调控学——引导舆论与舆论引导的艺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2篇
大学生网络传播的特点
前卫性――后喻社会的求知挑战。在工业化时代以及以前，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所有文化生产的基础，是文化进化的直接动力，并且框制了文化生产的速率和方向。受土地、自然力量等因素的制约，人类转而将约束力视为崇拜的图腾，以求得希望的寄托以及心灵的慰藉。这些时代里，技艺和经验在生产过程中是稀缺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直接参与创造使用价值。附着于人身并与从事某项事业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呈正比例相关，因此年长者成为知识的控制者并与年轻人形成优劣互补。
后工业化时代，科技的爆炸式发展汇聚成为信息社会的洪流。时间的层级梯度以及空间的横断跨度被电子信息电光火石的信息存储、计算、传输所击穿。传统基于时间积累的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模式被打破，基于时间传统和地域垄断的传统权威被消解，因而后喻文化现象产生了。作为后喻文化的思想背景，后现代思潮主张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差异性、非连续性。在后喻社会，信息工业为后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知识的生产不再依据长年累月的积累，而可以依据信息的共享以及群体智力拼图而协作完成，知识不再遵循进化论，而以类似原子爆炸的方式自我聚合裂变。知识传播方式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知识的传播方向并决定了权威的海拔层级顺序。后工业化时代之前，印刷媒体承担了知识传播的媒介，由于印刷媒介的非互通性，知识积累只能依据少数个体通过年龄的台阶累积生长，时空的断层形成了阶层，社会的阶层性形成了行业以及圈子，加剧了知识传播能力差别并导致了话语权的形成。因此长辈、教师成为知识权威的化身，扮演了知识单向传播的绝对主导者。
后喻社会里，传统传播方式的权威被消解了。首先，其知识权威被消解，传统传播方式下知识信息被垄断，信息以广播式发散的方式被辐射，而今网络已经将知识的阶层平面化，并以其生动、新奇的魅力与传统传播模式抢夺注意力资源。其次，传统主流媒体的道德权威被消解。传统主流媒体的道德权威是被社会阶层机制所强制加冕的，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代言人。主流媒体具有天然的道德海拔优势，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受众进行理所当然的道德指使与呵斥。网络的当下“上帝已死”，韦伯所指的“众神时代”已经降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都是一定场域下的“神”。传统主流媒体的神性已被质疑，既往的灌输式传播已被网络传播冲击得千疮百孔。传统语境里，由于话语霸权的天然赋予，主流媒体具有“一言堂”式的家长地位，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使有的受众胆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内心亦是忐忑不安的。进入Web2.0时代后，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播的主体，在地位平等的虚拟世界里，每一个网络主体都可以发出平等的声音。
“后喻”社会，网络已经内化为80后、90后基本的生存能力，与前辈们对新生信息工具的不适应乃至自卫式的抗拒相比较，他们具有了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优势。以往教师作为知识的垄断者对学生的单向灌输已经难以形成知识落差并由学生心灵所吸收。80后、90后大学生在海量的网络知识空间里，利用网络工具、网络交际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孵育出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青少年亚文化。这种亚文化自我指向并声称欲与传统主流文化划清界限。他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在价值目标缺失的同时缺乏坚定的信念和神圣的信仰。而传统的舆论说教仍被束缚于机械的填鸭以及单一价值的生硬植入，与这种亚文化难以兼容，因而难以取得被教育者的共鸣以及良好的传播效果。
逆反性――反中心主义下的逆反心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区别，现实社会呈金字塔结构，表现为权力自下而上的逐渐聚拢，同时权力机构逐渐减少。网络社会由于网络技术对时空的压缩、击穿乃至超越，颠覆了现实的金字塔结构而呈现去中心化的扁平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去中心化、离散化、开放化、无组织化等特点。②网络的去中心化特质解构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中心”，这种解构并非代表着互联网完全消解了中心，而是以“多中心”代替了“一中心”，每台主机、每个网民、每个“我”便是中心。互联网没有中心，而事实上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中心，互联网消解了权威，而以无数个体的权威加以替代。这似乎就是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
“去中心化”理论始于20世纪中期的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和福柯则成为其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人类已经死亡”，否定了人类的中心地位，认为因为主体和中心的缺失，人类再也不清楚何为正确，主体已经零散化。而利奥塔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关注边缘而不是关注中心，提倡小型叙事。区别于后现代的多元论，传统哲学是一种一元决定论学说，其被“中心”所决定。一元决定论维护的是一种“中心主义”的文化理念。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亦然，维护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文化观念。这种主流价值文化观念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其传播方式必须俯下身来，适应后现代的传播规律，否则将因难以兼容而被受众所拒绝。
从网络受众的角度分析，80后、90后大学生由于年龄阶段特征以及技术上的优势，网络受众视野开阔、思维独立，较传统媒体的受众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和自我意识，因此具有更为强烈的批判意识和能力。对权威的怀疑乃至否定、或者将自己与一切区别开来的标新立异可以获得一种自我肯定的。传统媒介受众更倾向于顺从，而网络却是标新立异和逆反的舞台。80后、90后的网络化生存已经内化为其思想行为的一部分，思想的印记折射到思想教育领域便使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显得苍白无力。在彰显自我个性的80后、90后面前，传统的主流思想往往成为一个权威的靶子。当下的大学生往往习惯于网络上“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意或不自觉采取一种与主流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以彰显其思想的独特。其如此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博取他人的关注以赢取“点击率”，并博取较大份额的话语市场。
群体性――从众心理驱使的群体认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具有三个层面――“本我、自我、超我”。在网络中人们躲在“匿名”的墙角阴影之下，在自认为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心理暗示下，更容易卸下伪装以及责任的负担而宣泄本能的冲动。在网络化生存中，“交流暗示缺失”的现象随处蔓延，因为非语言暗示的缺位，人们倾向于对于网上发现的与自己观点类似的言语获得一种基于想象的群体认同，出现“虚假一致”的“镜式知觉”。这种情绪的蔓延加速了非理性化情绪的聚合式传染，而且越带有情绪化色彩的极端化言论越容易获得众人的关注而具有更为广泛的话语市场。因此，粗俗、偏激、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更为容易获得群体煽情的爆炸式效果。由于获得了众多情绪化的低频共振，这种非理性的话语便在一定时空场域获得了话语制高点。与这种话语相比较，传统主流传播模式的内容理性有余而略显呆板，形式单一而曲高和寡。在网络的自由观点市场上与众多猎奇的、新特的、粗暴的观点肉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受众还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效应。根据诺埃尔的这个假设，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时，如果遇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其受到广泛的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传播；如果发觉某一观点很少有人理会甚至被众人围攻，即使自己赞同，亦会保持沉默。意见的一方的沉默造成了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反复循环，便形成了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③
我国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基本住校，本身就与其他离群索居的网民相比具有更明显的群居性。他们一方面习惯于将自己置于群体的包裹之中，以求得安全感；另一方面，大学生个体的内心世界观仍趋稚嫩，多动而易变；大学生群体充满青春活力，富有朝气但是情绪传导性强，易受外界影响。80后、90后个体处于如此具有情绪传染性的群体之中，从众现象更加显著。这种现象投射至网络虚拟世界中，与网络群体效应叠加便具有了共振效应，有时放大了与群体类同的观点，取得群体的优越感而更加坚定地支持原有的观点；有时候却是抑制了与群体相左的观点，选择的是消极沉默或者被动改写。
大学生网络传播引导策略
笔者一向反对网络传播的“管理”，而倾向于“引导”。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使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④。网络传播具匿名性、即时性、去中心性，呈现一种后现代的散落态势，这种动态下对网络管理客体的认知缺失决定了管理的前提落空。《科学管理原理》作者泰勒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⑤。这种工业化时代的组织理念决然难以掌控网络的千变万化。而“引导”本身克服了管理的僵化以及生硬，以温和的姿态劝导，以深邃的洞见引领，避免了管理所导致的反抗与抵制，对于动态瞬变的网络传播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当下80后、90后大学生网络传播呈现前卫性、逆反性、群体性的特征，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引导策略。
传播后喻性的引导策略――传播互动与群体自治。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成长于改革的大潮中，现实的社会环境是逐渐开放的，社会条件是跨越式繁荣的，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的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多元化。这样一个盛世的时代已经将“自由”“民主”“个性”的印记深深地烙在80后、90后大学生身上。他们更加注重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独立，更加反感他者观点的蛮横强加。由此他们更加敢于质疑与挑战权威，对传统传播方式以及他们承载的思想滋生了一种排斥、抵制乃至攻击的倾向。传统的传播模式采取的是简单、单向、生硬的“信息灌注”，已经对当下的80后、90后大学生难以兼容。对80后、90后大学生的传播与引导又是我们不可放弃的话语阵地，因此，必须转变引导的姿态，必须与引导的受众进行互动，在互动的基础上让大学生群体自治，从而实现自我引导。
1.传播互动。首先，改变管理的姿态，转变为平等的引导。后喻时代的传播应该转变颐指气使的凌人气势，俯下身去，与受众平等的交流，争取做指导者、引领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控制者、管理者。首先，必须改变自己一成不变的传播风格，根据其信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主动开辟全媒体的传播方式，充分利用新媒介的融合，采取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悦读”方式，实施“反迁移”的受众战略。其次，在此基础上，扩大信息生产的参与面。传统的传播方式都是一方生产、一方接受，后喻时代的Web2.0传播方式应该让传统的信息受众都介入信息的生产过程中，将二元对立的传播方式转化为信息生产、传播的一体格局。这种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融为一体的格局既将受众的智慧内化为信息自身的能力，又避免了二元之间的对立与排斥。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他们正是青春富有朝气具有话语冲动的群体，将这个群体的话语能量有目的地引导并加以释放，具有一举多得的功效。
2.群体自治。后喻时代，新的文化传导路线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文化传承路径。在前喻社会里，年长的教诲年少的，社会的信息传递是一个按照年龄逐渐演变的缓慢生长过程。在后喻社会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原处于被动的年轻人反客为主成为教化者，这就是文化反哺现象。这种现象在网络传播中更为显著，网络信息的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以青年群体为主体，他们成为网络发展的推动力，塑造了网络的脾性以及性格。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网络传播的引导，不能以胡子长管胡子短的固有思维推进，而必须尊重网络信息生产的现状，以网民中坚的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方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传播逆反性的引导策略――议程设置。80后、90后的逆反心理，是由于传统传播方式的僵化与生硬造成的。传统的传播方式，试图将精英们主观臆造的体制化思维、宏观性叙事注入微观个体的思维里，将传播主体硬生生地区分为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源自于传播主体对传播信息的过度自信与强调。
其实对于传播效果而言，告诉别人怎么想往往并没有告诉别人想什么来得有效。议程设置理论是研究传播效果的理论，这一理论关注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的关系。1968年和1972年，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以两次美国大选为背景进行了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其结论为：媒介不能让受众如何想（态度和行为），但在让受众想什么上很有效果。⑥
议程设置理论是基于传统媒介的研究结论，对于网络媒介依然适用。80后、90后大学生不乏“愤青”，逆反性强而且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往往其传播行为故意与主流媒介划清界限以彰显其个性。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完全固化，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根据他们的个性特征进行因势利导，可以对他们的传播过程进行议程上的设定。
首先，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互动，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松散性的包容性与及时的反馈性，传统媒介的优势在于日积月累经验与品牌价值，他们二者的受众各有侧重，覆盖面有所区别。所以，对于事件的舆论传播引导，可以利用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同时介入、或者交叉介入形成一定的时间差，二者互相协同。当网络传播的方向有所偏差的时候，传统媒介可以介入对其进行校正；当网络传播的观点热闹但是嘈杂难以形成较为规整的意见时，传统媒介可以有选择地对意见群中的正确声音进行有选择性的宣扬以放大其效果。这样两种媒体的步调频率相协调可以取得和谐的共鸣。
其次，必须主动利用社会热点进行议题互动，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80后、90后大学生内心其实亦渴望受到主流社会的接纳，其逆反性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尚不能融入主流的一种青年亚文化表现，其实他们希望主流的关注甚至“收编”。因此，网络传播的引导必须重视他们的诉求，对社会以及网络热点进行及时、正面的应对，掌握传播的制高点，主动信息透明化以澄清真相、设置议程的推进以引导传播的方向，真正做到与受众进行互动，以求得良好的引导效果。
传播群体性的引导策略――意见领袖与意见平衡。互联网的出现，公共领域面向任何领域敞开。网民的群体具有极强的流动性，网络群体犹如潮汐，随着网络事件发展的涨落而聚散。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又导致传播的行为超脱了肉身的束缚，网络匿名的影子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呼啸来去，较难形成较为稳固的群体，理性且持久的对话难以形成，在这样的临时性群体中，意见领袖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形成了较为稳固的网络社区，在意见的交锋中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现象，形成“党同异伐”的圈子。为了避免意见极化的现象，应该对各种意见采取意见平衡的策略。
1.意见领袖。意见领袖的概念源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选民投票的时候发现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先是通过影响“意见领袖”，然后尤其影响其他人的，这就是一种“两级传播”的假设。这种假设对于网络传播亦同样适用。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他们一方面逐渐寻求脱离父母的阴影而独立，另一方面由于处于“心理断乳期”而情绪容易波动，急于寻求一种能代替父母依赖的“替代品”。这种现象体现在网络传播中就是他们对意见领袖较之一般网民的倍加顶礼膜拜。因此，对于80后、90后大学生群体网络传播的引导，必须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并有意识地加以培育。中国网络世界中的意见领袖除了现实世界中的名人群体外，大部分是草根网民，他们的特点是重情绪、有主张、喜联想、少证据。许多情形下他们不是敌人，而是盟友。因此，一方面可以与已有的意见领袖沟通协商，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将意见领袖的负面对抗转化为正面的建构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培育自己的意见领袖，或者发动名人群体、80后、90后突出人物上线以壮大引导的声势，或者在草根网民中主动鼓励甚至培训与主流观点一致的意见领袖。
2.平衡观点。稳定的网络社区经过讨论，意见交锋的结果容易造成意见极化现象。人肉搜索以及网络暴力的形成是由于网络社区的极化现象形成的，这种极化现象会导致信息的过度过滤，使具有相同思想的人容易走到一起，而导致意见的分裂形成断层。这种分裂带不利于信息与经验的共享，容易导致群体的想象狂欢而形成难以自我节制的网络暴力，从而导致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为网络社会搭建一个避免社区文化过分极化的架构，将不同意见、议题和观点都在同一个平台上“亮相”，形成一个意见表达的民主竞技场。因此，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网络传播架构，在每一个议题的设定中将这些议题中的可能观点都分类放在同一个页面（平台）上。这种架构可以通过共同协议的自律形式，保证在接触一种观点的同时可以同时通过超级链接接触到异质的观点，使每一个断线的虚拟灵魂可以保持一种镜像的警醒，使每一种观点都可以互相牵制与约束。这其实就是一种网络上的公共论坛原则，保证了虚拟空间的公共社区领域都确保开放给所有的观点“演讲者”平等使用而不被意见的某一极端“洪流”淹没。通过这种虚拟的信息民主，不同的观念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均衡状态。［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80后、90后：网络一代的传播方式研究》（批准号：09BXW026）及其子课题广东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校园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批准号：2010CY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4689.htm?fr=ala0_1_1
②杨帆：《论网络传播中的群体心理》，2007年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③⑤杨筱柏：《高校网络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效能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百度百科：baike.省略/view/18841.htm#4
⑥陈立思、陈辉：《西方网络议程设置理论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2010（1）。
参考资料：
1.宋爱芬、史学武：《后喻文化时代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影响》，《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8（12）。
2.李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高校德育改革》，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曾小明：《网络舆论及其导向管理》，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2008年硕士论文。
4.宋石男：《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作者为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网民；信息传播；群体行为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吴恋，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一、研究背景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网络自由开放的魅力，他们体验着个性表达带来的精神，享受着获取信息、参与公共话题讨论的充分自由。也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成为舆情事件爆发的重要场所，人肉索搜、网络暴力、集群行为等现象也日渐增多。而这些都与网络主体——网民有关，所以研究网民信息传播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对探索网络现象以及网络事件产生的内在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人口大省，网民规模庞大，典型性较强。将湖北省网民作为网民信息传播行为研究的范例，不仅能够了解湖北省区域网民行为生态，为相关部门应对网络舆情提供决策参考，同时对中部乃至全国网民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网络群体的研究方面，Brainard和Lori．A在《网络中的公民组织》中指出网络组织中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流，短暂、非正式的角色，社会和情感的支持以及对问题的共同理解，是以一种社会资本形式在运行的，而且这种形式也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mGhi kuang chen、Davidh．gustafson和Yuan-duen le将层次分析方法作为定量辅助手段来检验其对群体行为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决策辅助手段的应用虽能够削减说服性论证的效果，但对群体极化和社会性比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Mel Slater、Amela Sadagie、Martin Usoh和Ralph Schroeder学者对虚拟环境和现实环境中小群体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相较于真实群体，沉浸于虚拟世界的人更愿意成为虚拟群体的领导者。同时尽管个人被赋予了另一个简单的形象符号，但诸如窘迫等社会化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在虚拟集合群体中产生。
在网络公民研究方面，Dietram A．Scheufele和Matthew C．Nisbet～《成为一名网络公民——机遇和终结》一文中通过对传统的以及基于网络的不同形式的交流互动产生的政治效力、认知和参与进行比较，发现互联网在提升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传统媒体在民主建设方面仍起着关键作用。
Julie Carle在描述数字化带来的社会变化时指出，令人担忧的是网络中极端的恃强凌弱的趋势，而培养素质良好的数字公民是开端。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网民行为特征的研究方面，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对网民上网时长、地点、方式等表象特征进行描述，《湖北网民行为特征》一文指出：湖北网民7成以上为大专；本地社区对网络舆论影响大。吴艳和陈跃刚在《中美网民行为特征比较》中分析发现我国Internct普及的同时，网上购物、网络金融、网络教育和网上家庭事务管理等网络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学生和青少年网民的综合技能方面还比较薄弱。
在网民典型行为的研究方面，郑知在《网络集群行为的一般演变过程》中归纳了网络集群行为的演变过程，由引爆、从“一边倒”到“激烈交锋”、理唱主角和衰减、转移或再度引爆等构成。畅蕾在硕士论文《网络集群行为的形成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中概括出了网络集群行为的IEC（Internet Event and Communication）交互式矩阵型形成机理，并指出针对事件因素，管理部门需要跟随事件进程而动，针对网络传播特点，管理部门可着重从培养意见领袖撰写原创内容、疏导网民激烈感情表达、因地制宜管理论坛、应对不同舆论形态采取不同措施四个方面加以管理。
集群行为在某些因素的刺激下会转化成群体极化行为。勒中坚、蔡淑琴和周萍在《基于网民观点能量的群体极化分析》中提出了网民个体观点的元胞能量概念，并构建了个体元胞观点能量的测度指标和效能转化模型。李娜在《浅析网络中攻击行为及其动机分析》中指出了网络中攻击行为的特点：攻击工具以语言为载体、以精神和声誉为主要攻击方面、攻击行为目的实现的最大化、攻击行为的免责性、“旁观效应”的减少以及攻击行为的“去社会化”。
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是典型的群体极化行为，陈琛在《对互联网“人肉搜索”行为的思考》中指出随着群体参与感的不断增强，网民们通过“人肉搜索”不仅实现群体互动，更能获得个人价值认定。张俊雅在《对“网络暴力”侵权行为的思考》中归纳了网络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匿名性的特点弱化了网民的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网民对网络信息的正确性缺乏判断；网民的年轻化及其从众心理使得网络言论带有更多的情绪化和盲目性；法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
此外，丁迈和陈曦在《网络环境下的利他行为》中指出网络利他行为具有单一、主动、延时等特点，并从情景、助人者和求助者三方面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三、调查内容与对象
2011年11月1日至11月11日，湖北省互联网协会、湖北省网络文化协会、武汉大学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开展了湖北省网民信息传播行为大调查，采取在线问卷调查方法，共收回19027份问卷，有效问卷共计9975份，有效问卷达52．43％。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
四、网民信息传播行为实证研究
（一）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是个体基于自身感受做出的主观判断，这种认知会受到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次重点对网民的社会层次认知进行了调查，并依据经济政治地位将其分为底层、普通层、中层和上层等四个等级①。
1 橄榄型认知结构
参与调查的湖北省网民中，近八成网民将自己定位于普通层和底层，其中底层的人数约占16．19％，普通层约占67.84％。社会中上层的网民数大幅度减少，中层约占14．31％，上层约占1．66％。整体社会认知层次结构呈橄榄型（图1）。
2 职业身份与认知结构正相关
社会层次认知是生存状况的心理折射，与网民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外部环境因素有很大关联。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层次认知底层中所占比重较大，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有46．8％的外来务工人员将自己判定于社会底层。这种心理状态实质上是对现实生存境况的心理反射，社会底层人员在享受经济政治发展成果的机会上与社会中上层有很大差距，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心理状态均处于弱势地位，所以要弥合社会底层人士的现实和心理落差，社会应给予这类人群更多的关注和人文关怀，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条件。（图2）
（二）信息传播行为
1 媒介使用偏好一一互联网
媒介环境的发展程度会影响受众的媒介选择，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络已成为新时代的媒介宠儿。网络是湖北网民获取新鲜资讯的主要渠道，电脑上网高达91．35％，手机上网和手机报约占41．41％。同时，不同的职业群体会形成不同的群体媒介偏好。除去渗透率较高的电脑媒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电视和传统报纸的使用率要高于手机上网和手机报；退休人员为年长者，适应新鲜事物较慢，手机上网和手机报在此群体中的渗透率最低，但传统媒介——电视则受到较高青睐（图3）。
媒介偏好也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人群媒体偏好也有所差异，但电脑终端几乎覆盖了各年龄阶层。除去电脑上网，14岁以下儿童以及31岁以上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媒介偏好相近，电视是其主要的信息媒介；中年人和老年人对传统媒体的偏爱度要高于年轻人，选择电视和传统报纸的61岁以上老人分别近七成和四成。与此相反的是，15岁至30岁的年轻人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使用手机上网和手机报的19岁～23岁的网民近五成（图4）。
2 信息传播效果一一信任度
虽然媒介偏好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网民对相应媒介的信任倾向，但面对不同的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结构，网民通过自我解码获得的真实信息也有所差异。
（1）理性诉求信息易获信任
信息是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要素的组合体，不同的组合结构带给网民的信息感受不同。就信息信任度而言，蕴涵科学、理性、公正、客观的信息易赢得网民信任。六成（约61．37％）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相信含专业数据分析和理论解释的信息，约49．11％网民相信目击证人或相关人士的说法。
（2）相关部门的刻板印象难化解
受主体可信性的影响，网民会将对主体的信任度转移到信息内容上。近年来权威部门和官方媒体频遭公信力考验，其的部分信息也难获网民认可。当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谣言时，约40．54％的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信任官方媒体采访报道。但由于在某些重大事件当中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难以服众，不信任情绪的长期累积，逐渐削弱了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所以约22．86％的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相信相关部门发言人的辟谣（图5）。
辟谣主体的信任度在不同社会层次中也展现出差异性。官方媒体报道、微博辟谣、明星等辟谣主体的信任度随着社会层次的上升而提高；与此相反，相关部门发言人、网友求证，分析、媒体从业人员、第三方专业机构等辟谣主体的信任度则呈下降趋势；市场化媒体、专家、媒体从业人员在上层人群当中，信任度骤降。所以，相关部门在对重大舆情事件做信息公开时，要充分考虑不同辟谣主体的传播效果以及分类受众的接受程度，谨慎确定承担信息任务的人选。同时，各信息传播主体也应竭力改变不同层次受众对自身的偏见，提高信息传播的穿透率和信任度。
3 信息传递——二次解读传播
网民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对获取的信息进行二次解读传递。互联网环境中信息传递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转发、跟帖和评论等。
不同群体参与社会热点事件的积极性不同。社会认知层次处于上层的人群具有较高的跟帖热情，约有45．5％的上层人士经常跟帖和评论。而社会底层和普通层对信息进行解读传播的热情较低。因为心理层面的社会定位与职业结构具有相关性，而处于社会底层和普通层的群体，一般具有较低的经济政治地位，缺乏接触和运用网络的机会和能力，以致影响了他们参与网络政治的机会和热情（表2）。
4 群体行为——线上围观和线下围聚
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共同目的的人会形成暂时的集合行为。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平台具有强大的聚合能力，更易发动群众参与某种活动，凝聚群众力量。但是互联网环境的缺陷在于责任弱化导致了某些恶意行为的产生，一些网民为达到娱乐或攻击他人的目的，而散布谣言诽谤他人或爆粗口进行语言暴力攻击。
（1）群体极化行为蔓延至网络空间
网络强大的信息搜索功能提升了网民信息挖掘能力，但滥用这种功能，则会产生极为负面的社会效果，人肉搜索是信息挖掘行为极化的典型。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很少有人（65．92％）热衷于人肉搜索，从查找涉事主体真面目的角度而言，其作用是有效的，但人肉搜索毕竟是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甚至隐私推到公众视野，可能会对当事人的私人生活造成严重影响，甚至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
网络暴力则是通过谩骂、诽谤等非正常诉求方式对对方进行语言攻击的一种极化行为，其借助网络广而散之，会给受害方造成名誉和生活上的实际伤害。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近九成（87．34％）未遭受过网络暴力，但仍有12．66％的网民有过此种遭遇，并影响到了个人形象、声誉甚至生命安全。
（2）利益导向一一线下围聚的主要动因
线下围聚不同于有组织机构的正式群体行为，其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规章制度，是一种自发的、短暂的集合行为。18．66％的参与调查的湖北网民曾参加过由线上组织的线下活动，而在围观事件现场的动机当中，利益导向占主导地位，约29．22％。
现实社会中的自然群体，例如因职业而形成的群体分层，他们的行为动机也会呈现群体差异。底层、普通层以及中层不具有较高的经济政治地位，他们的利益诉求意识更加强烈，所以当涉及自身利益时，这三类群体易围观事件现场，而近四层的上层人士可能更多地受媒体、兴趣以及意见领袖的影响（图6）。
五、结论
根据上述网民信息传播行为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不平衡性，社会底层需更多人文关怀
在社会认知层次当中，普通层和底层人员接近八成，其中处于底层的人群主要为无业，下岗／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农民等群体。收入差距两级分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中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后者的弱势心理更加凸显。这种不平等也延续至信息网络公共服务方面，社会普通层和底层人们受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参与网络政治的机会。
所以社会应给社会普通层和底层群众予更多人文关照，通过提高个人税率等政策手段提高个人收入；通过创办夜校以及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等途径，改善他们的受教育机会；通过建设公共图书馆，推进家电下乡等惠民活动，促进电脑等网络终端设备的普及，为社会底层人员创造更多表达话语、使用政治权利的机会和空间。
（二）官媒仍能获得较大信任，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待改善
在涉及政府相关部门的事件时，网民在官媒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之间，表现出不同的信任倾向，官方媒体仍能够获得较大信任。因官方媒体掌握着权威的信源，代表着权威的事实报道，在重大事件上，其权威地位依然存在，而官媒的信任度随着社会层次的向下而呈现出下降趋势，在社普通层和底层中信任度疲软，但整体而言，其权威地位未被完全解构。而相关部门发言人则相反，其信任度在社会中上层骤减，而且不及市场化媒体。所以，政府相关部门要改善刻板印象，就要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透明公开机制，真正务实于民，来消除网民的不信任情绪。首先，建立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微博等电子政务体系，及时将政务信息告知公众，网民也可以快捷便利地进行网络问政，同时相关部门还要明细畅通的网上办事流程，提升网民对政府办事效率的赞扬度；其次，当遇到重大舆情事件时，政府相关部门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将信息公开，切忌遮、盖、捂，以免因此而产生质疑和谣言；但最终决定政府公信力的还是“务实”二字，将服务真正体现于实际行动。
（三）群体极化现象不容忽视，网络环境也需理性表达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民粹主义；社会参与；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2-0061-03
一、引 言
民粹主义是一个政治学范畴的概念，与精英主义相对，其作为政治话语的核心观点认为平民的利益被国家和社会中的精英所压制，对现存的国家结构的精英人物不信任，主张把平民大众当作唯一决定力量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纵观近年一系列网络公共事件，事件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直到网络舆论的形成，从线上虚拟聚集到线下的活动组织，由于网络社会参与更加强调平民的利益与价值，更加富有草根意识，对社会的现存权威和精英的解构和颠覆更具有冲击，导致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中渲染起一次次的舆论旋风，甚至影响公共事件的发展和结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网络的社会参与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社会学、传播学学者的关注。本文以我国2007年～2016年间关于网络民粹主义的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对近十年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呈现近十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轮廓。
二、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总体状况和主要理论取向
本文以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论文为文献来源，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民粹主义”并含“网络”为检索词，年限选择2007年～2016年，共检索到文章99篇，（如表1所示）。
从文献发表的时间和数量来看，最早的研究始于2009年，研究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后，2010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仅有4篇，占发表总量的4%。2011年以后，相关研究的论文成持续上升趋势，原因在于2010年以后网络公共事件的频发，网民参与事件的意识和积极性提高，而网络公共事件的不断涌现与影响逾趋扩大，直接为研究提供众多案例，学术界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关注也随之增加。
纵观发表的论文集中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新闻传播学者们主要从新闻事件媒介呈现入手，探讨具体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垄断和网络民粹主义现象的传播机理。政治社会学者们从具体个案出发，以政府治理的角度对网络公共事件民粹化倾向和治理方式与措施进行了探讨。
三、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主要议题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概念与特征
至今网络民粹主义的代表性定义主要有下列几种。夏忠敏提出，网络民粹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作为网络传播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对现实精英主义的抵抗，也是民粹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延伸[1]。郭中军认为，网络民粹主义，即电子民粹主义，是新型的民粹主义，它的形成以互联网为媒介，互联网则成为政治参与的形式以及政治动员的工具[2]。陈尧认为网络民粹主义是由反权威、反精英的网络批判现实主义和反全球化、反西方极端排外网络民族主义两种力量所构成[3]。网络民粹主义的定义国内并没有形成统一，但对于其内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和动员的工具、现实民粹主义思潮的延展和极端的民族主义三个本质取向。
网络民粹主义是“网络+民粹主义”的一种融合，与传统民粹主义仍然有着密切联系。不过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民粹主义进化的产物，其内涵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其产生和存在的空间与形式[4]。陈尧通过对传统民粹主义与网络民粹主义进行对比发现，网络民粹主义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的是其明显的非核心性，突破了地域限制而具有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参与更为彻底、直接[3]。曹建萍认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价值诉求在主体的平民性、直接民主的表象形式、话语强占的语言形式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集中爆发的行为方式等方面。[5]陈虹认为就本质而言，网络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平民化性质的思潮或运动，具有诸如虚拟现实性、人民至上性、直接参与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特征[6]。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基本表现和脉络方面
当网络给予了传统民粹主义新的栖息地，网络民粹主义也延展出新的表现和脉络。
李良荣、徐晓东指出，网络民粹主义最为典型表现形式为“二元对立”，即在民众和精英之间，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反对专家、反对权威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反对知识的一种“反智”色彩[7]。反对权威，反对精英的同时，也更加扎根于平民和底层。陶文昭则表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与一般的民粹主义相似，都强调平民性，它理所当然地反对或批判与之相对立的权威和精英，而诸如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权威或精英阶层的代表，自然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抨击对象[8]。孟威认为，民粹主义表现出对峙精英，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极化民意权威，激起群体对立，其在网络的表现更加影响了公民参与[9]。陈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集中表现为非理性和简单化，并且来势凶猛，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在则是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掌握的话语霸权，也就是话语强占[10]。谭毅认为网络民粹主义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造谣和传谣、盲目转发和崇信、人肉搜索和精英敌视等，刻意制造官民对立形成群体极化[11]。郭小安、雷闪闪从网络民粹主义在叙事方式探讨其具体表现，认为期具有底层、哄客和对抗三种叙事方式：利用“弱者的武器”来美化弱者、仇视精英，形成一种“安抚弱者，打击强者”的舆论氛围，从而达到底层叙事的效果；通过戏谑化的表达，使事件敏感化、娱乐化，进而形成话语垄断，这是哄客叙事；通过人肉搜索、建构和传播谣言、动员造势等手段虚构事实与身份建构，企图使普通的纠纷渲染变成规模性的，这是对抗叙事[12]。另外申亚萍也认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的寄居的形式复杂多样，主要有与民族主义融合的网络民族民粹主义、以舆论监督为代表的网络政治民粹主义和与娱乐主义结合的网络文化民粹主义[13]。
（三）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方面
互联网络为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在开放、自由的网络空间肆意妄为，产生很大影响。国内学者也纷纷探讨网络民粹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了解其根源，以期针对性的进行治理改善。叶金品以“杭州飙车案”为个案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在互联网盛行，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但有其社会根源――社会平民群体对精英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对抗心理[14]。石义彬、王君玲也通过对“哈尔滨警察打死大学生”网络事件的分析，指出社会各阶层间以及各地域间的矛盾、贫富差距的增大、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造成了国内矛盾交织并激化，网民需要一个渠道去得到表达和释放，这个过程中众多网络公共事件就将出现民粹主义现象[15]。也有学者认为产生网络事件民粹化现象也有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陈龙指出网络给民众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空间，网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纾解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了传播的非理性化，网络草根传播的民粹化的心理根源是“力比多”释放带来的[16]。赖风、宋振超则认为精英和权威代表是强势阶层和群体，但在互联网中的他们却成为“弱者”，网民却与现实弱势地位相反，具有了舆论赋予的针对精英阶层的“弱者的武器”――话语霸权[17]。
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民粹化现象愈来愈频繁出现，给社会生活、网络环境和政府治理带来巨大影响。王德余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到，网络民粹主义关注弱势群体和平民，为他们提供了更自由的话语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强，但它也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8]。陈尧认为，由于网络民粹主义利用极端偏激的话语非理性地描述和评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敏感问题和矛盾，加剧了精英与平民阶层的紧张情绪，甚至激化了二者之间的敌对，地频繁发生也推动了现实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的形成[3]。刘强则指出网络民粹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体现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可能会导致新的宗教和民族冲突，影响世界安全和稳定；国内层面讲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对抗和社会疏离，导致社会认知的偏执和非理性化，致使干扰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选择[19]。
（四）网络民粹主义的规避与治理方面
网络民粹主义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不容轻视，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应审慎处理，积极引导。田婧认为，我们应该理性客观辩证的对待网络民粹主义这把双刃剑，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夸大其负面效应和将其妖魔化的同时，也不能对其产生崇拜和依赖，更不能利用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来控制舆论[20]。林伯海、石立春表示，中国应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化解“问题中国”的根源问题，通过改善民生与保障民权结合的方式，消除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对网络舆论进行规范引导，提高法治化水平，使其负面效应消解[21]。李金龙、欧阳果华则从国家政策制定的角度提出，网络民粹主义在我国转型过程中难以根除，需要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体系、培育现代化公民、培养理性文化等方式，在长期的政策制定实践中实现对网络民粹主义的规范驯导[22]。丛日云也表示，在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今天，需要开放其他公民参与的领域，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开放教育，使网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23]。赵智敏、马逸飞指出，可以通过对信息流的控制，引导影响流和对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噪音流加以消除的等手段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24]。武文霞、李春雷则认为应该对网络进行“舆论松绑”，提升广大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促进政府宣传等各部门的网络化（新媒体化）的建构。而陶鹏则认为治理网络民粹主义应该以人为本，努力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良性互动，通过建构高质量的网络生态文明、健全网络监督体系等途径规制和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实现网络与现实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25]。
四、网络民粹主义研究的缺陷和不足
纵观已有的研究，虽不乏亮点，但总体上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已有学术论文对网络民粹主义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为单一。目前的成果大多着眼于从单一视角对个别事件、议题的浅层分析和描述，鲜有从宏观角度系统化地对网络民粹主义进行梳理。而只有以宏观与微观视野综合对网络民粹主义予以规整和梳理，才能更好地对网络民粹主义问题辅以规避路径的考量；其次，对网络民粹主义规制问题的深入探讨略显不足。以往的大多针对网络民粹主义来源和原因进行阐释和讨论，而对于其形成和传播机制、规避策略的探讨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网络民粹主义就本质而言仍是民粹主义，依托网络媒介的推动，具备了不同于传统民粹主义特点的新特点，因此对其形成和传播机制探讨对于规制路径的提出应该更加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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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 网络政治参与 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旨在厘清政府施政范围与功能职责的基础之上，重视公民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是政府政策制定及实施水平的提升。网络政治参与的勃兴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带来巨大契机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不小挑战。如何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问题已经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网络政治参与：互联网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选择
（一）网络政治参与的勃兴
网络政治参与可以看作是政治参与在网络空间发展的延伸，它是互联网时代的新现象，是政治参与发展变化中的新事物。公民以网民身份在网络空间内发表政治观点、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现实政府决策和实施政治监督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现象。
作为对社会政治环境变迁的回应，网络政治参与的勃兴有其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调整，人们的利益分化与冲突也日渐凸显。与此同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逐步觉醒。然而，在间接民主条件下，人们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策制定，进而实现其政治权利的努力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间接民主大大压缩了民众手中权力作用的有效射程，难以触及国家的根本与核心。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这种局限性可能获得突破。网络以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和互动性强等特点，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在联系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强调市场、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的重要性，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的善治目标需要公民的自觉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善治。作为政治参与在网络时代的新发展，网络政治参与所凸显的便捷性与平等性极大提升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其中，政治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而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离不开公民积极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实现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有序，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径。
二、推动与阻碍：网络政治参与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影响
（一）网络政治参与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推动
1.网络政治参与为公民行使话语权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激发公民参与治理的热情。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而这离不开公民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和传统政治参与方式相比，网络政治参与日益显现出独特的优势与强大的力量。隐匿而便捷是网络政治参与最为显著的特征。互联网络的隐匿性解构了现实社会交流过程中的许多禁忌，在激发公民参与兴趣的同时也对公民的安全及隐私形成了一定保护。同时，网络政治参与把传统政治参与的纵向等级制转化为横向的网络分散式结构，从而消解了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威的信息控制权和话语霸权。在网络空间内，公民的话语权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这极大地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与热情。
2.网络政治参与淡化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有助于促进公民治理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政治参与囿于参与手段和形式单一以及信息不畅等因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与的有效性，网络政治参与则突破了这些限制。网络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崭新的渠道，人们不再依赖于传统的人为组织手段，或者是依赖代表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而更多的是依靠自己，依靠网络来行使民利。通达顺畅的网络参与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等级观念，为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自由平等的沟通铺平了道路。这不仅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无力感，实现了公民的政治人格平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公民的治理主体意识。
3.网络政治参与为政策制定奠定了民意基础，有助于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决策的民主化追求社会公正，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通过重视决策过程中的民意表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对政策信息掌握地越详实、越及时，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效率就越高，效果也就越显著。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打破了政府单方面垄断政策信息的传统，实现了政策信息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流动与有效沟通。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政府可以倾听到来自于民众的声音，在充分了解民意的基础之上，及时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作出调整。这样，在有效保证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基础的同时，也提升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
（二）网络政治参与对治理现代化的消极阻碍
1. “数字鸿沟”的存在容易加剧政治参与的不平等，造成治理多元主体结构的失衡。以多元主体的积极、平等参与，促成一个合理、均衡的治理主体结构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然而，理论上平等的网络政治参与权利实际上却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呈现出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一方面，信息富有者掌握着网络技术知识和具备积极的参政意识，他们可以更加自如地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信息贫困者则不能或者较少通过网络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随着国家政治体系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接受和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导致的越来越多的信息贫困者的政治参与权利势必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他们往往是实现治理现代化不可忽视的主体力量。
2.网络参与“群体极化”现象可能引发“多数人暴政”，影响治理有效共识的达成。在网民因意见、立场一致聚集而成的网络群体内部往往隐含着这样的趋势：由于群体成员文化背景、年龄等不同，在讨论问题时，一旦发现自己与群体中多数意见相左，因为害怕被孤立和被恶言攻击的心理，一部分成员就会选择沉默，这种情况所直接导致的就是多数成员的意见进一步强化直至被推向极端，最终形成群体极化。虽不能否认群体极化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就其可能引起的“多数人暴政”等消极影响来看，网络群体极化对于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会形成一定的阻碍。网络群体极化所形成的极端观点对于其它不同诉求表达的压制和排斥会严重影响治理有效共识的达成。
3.网络参与的过度膨胀容易导致现有政治体系的不稳定，阻碍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所具有的便捷性优势以及传统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使得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现象增多，且日益呈现出膨胀趋势。在网络空间内，公民的参与行为独立自主，不必担心受到中心控制或者权威压制。由于政府难以进行全方位地控制，由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所发出的成千上万种声音很容易导致参与的爆炸，让现有的政治体系难以适应。以此同时，由于参与膨胀所引起的政府难以对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行有效的回应，导致其意愿得不到满足或者参与积极性受挫，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公民对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下降，进而威胁社会稳定。
三、理性有序：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完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是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径。有效的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国家、社会三者良性互动的过程，其核心诉求是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有序。为实现公民理性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发挥其对于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可从如下方面进行努力：
（一） 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规范网络参与的秩序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提升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实现理性有序网络参与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需要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将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方式等用法律规章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在厘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之上，使网络政治参与进入法律化、规范化和秩序化轨道。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过程中应当特别重视公众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网络法规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才能形成公民对网络法规的自觉认同和遵守，保证其参与行为的理性有序。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网络中存在的虚假信息和政治谣言，政府要及时、准确地权威信息，抑制不实信息的传播和泛滥，引导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培育公民文化，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与水平
正如有学者所言，在我国，普通民众还没有成为公民，却先成为了网民，还没有以公民身份在其他领域受到参与的训练，却由于网络的快速发展，需要一下子化身网民全面地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公民文化的缺失带来的不仅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从长远角度来看，其也会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大力培育公民文化，提升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培育公民文化也就是培育以自主、平等、理性和宽容为核心的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成长的公民对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义务和角色等有着比较充分的理解和认知，他们有主动的参与意识，能够保持公共理性，他们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三）积极推行电子政务，构建参与回应型政府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网络 新闻评论 过度依赖 非理性言语
王文发，延安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大众新闻传播领域，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两种最基本的新闻表现手段。新闻评论并非以一成不变的静态形式存在，而是随着新闻评论载体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网络新闻评论是网民或网络媒体组织对新闻事实或现今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发表的一种评价性意见，它有效聚合了以前大众传播中新闻评论的所有表现样式，特别是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的“新浪微博”更是给网络新闻评论注入了新的血液。传统的新闻媒体因受到体制和资源等多重要素的困扰，其表现出的更多是传播资源所有者的声音，主要起着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而网络时代则给网络新闻评论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声”渠道，可多维度地反映当前社会现状。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人民网的“观点频道”、新华网的“新华网评”和凤凰网的“评中评”等。
一、网络新闻评论的新表现
网络新闻评论除具备新闻评论的基本特征新闻性和政论性外，还具有网络媒体自身的特点。网络评论是传统评论在网站、论坛、跟帖、微博等网络新载体、新生态下的延伸。
1. 群体极化。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传统新闻评论中由于受到媒介属性和传播机制的影响，很难出现群体极化现象，而现在很多网络聊天室和网络论坛不是把持有不同政见的各类公民吸引到网上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而是把思想、政见、价值观和个人爱好趋于一致的个人吸引到一起进而加深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和偏见，而目的并非为挑战和改造先前已存在的价值观和偏见。[1]
2. 语言个性化。传统媒体由于其一贯的权威地位，发表的新闻评论一般都语言比较严肃，逻辑思维清晰。但自网络媒体诞生而出现网络评论之后，这一现象得到改观。原因在于网民的平民化身份使其网络语言更加通俗化，再加上网络语言固有的生动性使得网络新闻评论摆脱了以往沉闷的说教方式，形成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的形式。要使网络中的观点有效传播，只有立足于语言有吸引力，如此才能吸引受众的参与进而影响受众。
3. 动态化。传统媒体中的新闻评论具有定时和静态的特征，而网络新闻评论则不然，它呈现出一种连续和动态的特点。在网络平台上，针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网民可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且顺畅地交换各自的意见，在这个交流网当中，用户就是一个结点，一旦对某一问题发表了评论，则其他的网民也可随之参与其中，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即时聊天模式，每当有跟帖或新的评论内容出现时，聊天室或者论坛就会自动提醒网民，使对该问题的评论呈现出连续性和动态性。
4. 趣味化。传统新闻评论大多持有媒体的官方立场，通常评论主体深思熟虑、评论内容条理清晰，虽有些评论文章诙谐幽默，但其背后仍蕴含着强烈的系统性和专业性。而网络新闻评论则是网友们阅读新闻时即时性的顺手拈来，在宽松随意的发言语境和互动氛围中，大多不经历思维转换的过程，显得不受拘束、自由自在，嬉笑怒骂者有之，嘲讽抬杠者亦有之。如同一个活生生的市井社区，虽存在着一些粗鄙无聊的言论，但更多的是活泼生动、妙趣横生的互动交流，使发帖者和浏览者收获了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情。
二、网络新闻评论面临的新问题
网络新闻评论近年来虽说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其毕竟和新媒体一样正处于起步阶段，因而，网络新闻评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1. 过度依赖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网络新闻评论起源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很大程度上还留有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烙印，有些更只是对传统媒体新闻评论的简单延伸甚至是简单复制。如有人统计了2011年8月29日至30日华商网的“华商时评”内容，发现在11篇时评中，有8篇来源于华商报，1篇来自于广州日报。从以上数据可见，网络评论还摆脱不了对传统媒体的依赖。
2. 非理性言语和情绪宣泄泛滥成灾。新闻评论本应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通过理性思考和细致分析来完成之，但在匿名网络环境中，评论者可随意地对新闻事件加以评说，某些情绪化、愤青式的网络评论已司空见惯，甚至有的评论言语偏激，处于违法的临界地带，污染了网络环境。[2]
3. 议程设置被弱化。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认为：议程设置即大众媒介选择并突出某些报道问题，使得这些问题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并形成媒介所预期的舆论或者社会情绪。网络的开放性使得网民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也使传统媒体中由于编辑的把关作用所形成的议程设置在网络上被大大削弱，网络媒体一条新闻供网民们探讨时，对讨论过程中的议题集中和议题优化缺乏引导能力，时有偏离现象的发生。
4. 网站评论频道设置单调。网络新闻评论虽拓展了网民的评论空间，但网络平台的整体运营情况并不理想，突出表现在评论频道设置较为单一。综合新浪、网易、搜狐等大多网站的评论频道，从栏目设置到页面编排，都相对简庸，凸显不出其个性所在。
三、网络新闻评论的改进策略
网络新闻评论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新闻评论发展作出了大量创新和贡献，同时也存在层次复杂、控制力弱等问题需要改进。结合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和既有的实践，网络新闻评论如何形成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监督舆论的良性循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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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Rogers，Everett M.1996年提出“健康传播”的概念，即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就是健康传播[1]。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健康信息，特别是“非强制性接触议题”信息的获取绝大部分依赖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门户网站等大众传播媒介。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微博凭借其特殊优势迅速发展成为社交媒体中的典型代表，并在健康传播领域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健康传播也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一、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对健康传播机制的影响和作用
（一）传播主体多元化，专业医务工作者为健康传播主力军
在微博健康传播中，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以新浪微博账号为例，以“健康”为关键字在“找人”一栏中，共搜索到关于健康类的账号22，565，516 个，其中，机构认证账号432，557个，个人认证账号300，241个。传播主体不仅包括医疗机构、传统媒体、政府部门、科普和医疗网站、疾病防治公益机构、医疗企业等机构主体，还包括专业医务工作者、媒体从业者、政府官员、明星类意见领袖等个人。
其中，专业医务工作者成为了微博健康传播的主力军，其微博的质量、数量也相对为高[2]。有的医务工作者个人微博的粉丝数量甚至达到上百万，远高于部分机构微博的粉丝数量，如北京和睦家医院儿科主任新浪微博“@崔玉涛”的粉丝已达438万（截至2015年6月），比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微博“@首都健康”的粉丝数量（349万）多出近一百万。这些医务工作者和权威医疗卫生机构的加入，对提高公众健康素养，进行预防倡导和行为干预，起到积极作用。
（二）“私人订制”个性化健康信息，提供“一对一”答疑解难等交互渠道
健康类微博内容涉及健康知识（生理保健、心理情感、疾病常识、就医用药和饮食营养）、日常工作、医疗现状、医疗政策等。传播主体可以根据专业领域制定符合用户需求与特征的具体传播方式和计划，用户也可以从海量微博账号中有针对性地选择所需账号添加“关注”，这种“私人订制”式的订阅方式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微博主要通过互动建立“联系”、生成“意义”，在微博健康传播中，传播主体与用户进行内容交互所生产的关于某一医疗知识的介绍及医疗难题的解答等内容往往构成了健康传播的主要内容。比如，新浪微博“@崔玉涛”不仅儿科方面的医疗知识和生活常识，还经常与粉丝互动交流，借助微博集图片、视频、文本和传统内容融合处理于一体的独特功能，更加快速有效和人性化，有助于赢取公众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信任。
（三）微博社区导向互动交流，粉丝群增强用户心理归属感
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将人们带入“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微博等社交媒体打造的网络社区兼具网络社会平等、开放和互动的特性及人际传播的感彩，更有助于用户进行自我表达、社会分享与参与。新浪微博新推出的粉丝群功能，不仅博主可以自建粉丝群聚集核心粉丝展开互动;粉丝也能就共同话题自建粉丝群私信群聊。如新浪微博“@崔玉涛”个人主页下就有59个微博粉丝群，包括孕妈辣妈交流群、崔神铁粉群等，这种基于“三观相同”建立起来的网络社会关系，通过人际传播的互动模式交流健康信息，不仅增加了用户粘性，提供情感支持，使用户寻找到心理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使用户能够有机会和专业医疗工作者一同探讨观点，及时得到专业有效的指导，具有较强的真实性、贴近性和教育性。
（四）意见领袖主动参与健康议题设置，构建微博健康传播修正机制
当微博中出现不实信息（谣言等）和其他危害他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时，微博可以通过用户生产内容的互相补充、纠错、印证和延伸的结构性关系，自发地接近事实真相，用户的集体智慧将有效地维持微博的健康运转，这就是“微博自净功能”[3]。但是健康传播属于科学传播范畴，对于谣言等不实信息、具有争议性的健康话题，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微博中具有专业医疗知识的专家、医疗工作者等意见领袖，或权威政府、媒体微博主动设置和引导健康议题的传播，通过权威信息源对虚假信息及时甄别、纠错，修正及二次传播，引导舆论走向，增强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的效果。如“@崔玉涛”个人主页对不少粉丝就“哺乳期能不能染发”这个问题的争论就进行了及时正确的引导，粉丝纷纷转发，产生了较好的修正效果。
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对健康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自我把关”取代层层把关，虚假过载信息削弱传播效果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微博时代，“自我把关”范式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层层把关”模式，把关机制弱化，微博用户素质的高低有别造成了健康传播声音的无序化与复杂性，微博的匿名性与开放性削弱了传者应负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增强了负面信息的社会影响力。大量没有相关专业医疗资质的微博用户使用“Ctrl+C”、“Ctrl+V”就完成了信息的随意裁剪、简单复制，未经科学证实的虚假以及同质化信息泛滥，严重影响微博健康信息传播的质量，信息过载的结果也可能导致微博用户注意力分散和选择困难，传播效果被削弱。
（二）恐惧诉求和煽情语言影响健康传播真实性和客观性
“大部分健康风险信息是利用‘恐惧诉求’（fear appeal）来达到目的的，即用唤起恐惧的劝服信息以使人们服从，这是在健康传播运动中最为广泛应用的说服性信息。[4]”在微博健康传播中，最常见的表现手法就是通过语言描述和图片展示。虽然这些表达方式对于吸引微博用户眼球，对产生大量转发、评论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过于依赖恐惧诉求，使用煽情化语言，打“情感牌”，不乏“夸大其实”的“炒作”用心，容易影响健康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过度的恐惧诉求反而会对传播效果造成干扰。
（三）微博极化表达对争议话题正面引导的对抗解码
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发现，在群体讨论时有“群体极化”现象，即个人置身于群体中，更容易做出极端的决定。微博上的群体极化，表现在对某些问题讨论时的极化表达。在微博健康传播领域，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话题，比如转基因等，争议的焦点常常在于传播者是否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是否客观理性，当意见领袖各执一词，各自“粉丝”抱团对抗，相互诋毁，出现极化表达时，即使政府微博出面引导，也容易遭遇“对抗式解码”，成为被奚落和攻击的对象。
（四）微博商业属性凸显，健康营销披上“新衣”
在健康传播中，商业营销一直存在，从张悟本、李一、刘逢军到马凌悦，不少所谓的“养生专家”声名鹊起，吸引大量粉丝，社交媒体更为这种“伪专家”和“伪健康”的自我营销提供了新的载体。虽然某些商业形式会给微博带来一定的利润收入，但是过多的广告介入与营销目的会造成“喧宾夺主”的结果，引起微博用户的反感。如一些健康养生微博的内容大量充斥着保健品营销信息，真正有关健康信息的却少之又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微博用户的关注度和参与热情，影响微博健康传播的效果。
三、构建微博社区良好健康传播环境
（一）政府主导有效监管，专家助阵权威“发声”
政府部门尤其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充分履行监管职责，创造良好政策环境，积极鼓励权威医疗机构及专业医疗工作者开设健康类微博，激发更多权威专家积极“发声”;同时针对新形势，研究制定健康类微博开设标准和监督机制，加大对健康类微博的审核力度，打击并关闭不良微博和带有欺骗性质的“伪专家”微博;微博社区的管理员也要定期对虚假信息进行清理，并明确对用户进行提示;建立良好的信息搜集操作指南和健康信息质量指标等，通过提高健康信息的质量来建立公众的认知信任[5]。
（二）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和媒介素养
健康素养即指人们获取、理解、采纳健康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促进自身健康的过程[6]。
在微博时代，公众能否有效地使用和解读健康信息，最终还要取决于其自身所具备的知识、技巧和能力，这一方面要求微博用户有能力分析、评估、转化各种媒体健康信息，提高对不真实信息的甄别能力和批判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和道德水平，注意使用科学规范的语言表述，不断加强媒介技术应用的培训，对、转发、评论的内容肩负起“自查自纠”的职责，提高媒介素养。
（三）建立共同参与、平等对话长效沟通机制
部分政府、医疗机构的微博健康传播只起到了“信息公开”作用，在“与民沟通”、“为民服务”方面没有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和服务机制，导致用户关注度低、“粘性”不够，影响了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一旦出现医疗卫生事件、舆情危机或争议话题，再建立临时疏导机制已然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微博用户极化表达和对抗解码。因此，需要构建由政府主导，以权威医疗机构及医疗工作者为主力军的健康微博矩阵，搭建与媒体、公众共同参与、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微博平台，建立长效机制和应急措施，强化对热点健康传播事件的舆论引导，培养公众的长期信任，净化社交媒体健康传播环境。
参考文献： Rogers， Everett M，”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An Up-to-Date Report”，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Vol 1，1966：15-23. 黄力力.以新浪微博为平台的健康传播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4. 肖B，庞航宇.微博自净功能与辟谣模式选择研究[J].现代传播，2012（8）. 李利群.健康传播运动中的健康风险信息理论研究[J].现代传播，2005（3）. 陈虹，梁俊民.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传播发展机遇与挑战[J].新闻记者，2013（5）. 王萍.国内外健康素养研究进展[J].中国健康教育，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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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论
在Web2.0时代，由用户主导而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使网民沉没在每日以TB计的数据海洋中，去中心化的微博传播形式导致用户关注失焦，使用户迷茫在泛滥的平庸信息当中不知如何择取重点信息。“热门话题”的设置帮助用户解决了关注失焦的难题。“热门话题榜”每小时滚动更新一次全站网友的关注热点，使用户轻易的找到当下的“热门话题”。然而，仅仅由用户的力量所推送的热门话题可能会出现一些垃圾广告、色情暴力信息，因此，迫切需要微博后台工作人员来做“热门话题榜”的“把关人”，人工清除不良信息，并且，“热门话题”作为全站用户关注焦点，可由后台工作人员在宏观把控的同时，进行“议程设置”。新媒体时代，无论在传播力还是影响力上，微博在各互联网产品中都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微博“热门话题”的设置甚至能够影响到纸媒的“议事日程”。微博后台工作人员作为“热门话题”的重要“把关人”，应当赋予自身社会责任感，增强微博的正面影响力，从而服务于大众与社会。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文献计量；基础理论；对策；展望
如何加强和改进高校网络舆情，引领中国社会网络舆情的发展，培育健康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是高校教育和管理工作者需要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应当看到，这些研究仍然存在着种种需要澄清和克服的问题，未来的致思方向和研究重点也有待探索和明确。本文拟对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阶段性进展作简要回顾和考察，对高校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研究、对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总体探讨，目的在于总结成果、指出问题和明确未来努力方向，以进一步加深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科学认识，推进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继续深入。
一、文献计量分析：方兴未艾、短板尚存
为更好地了解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我们首先对2005～2011年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统计发现，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发表的期刊论文上，因此对其期刊论文的“量”与“质”、研究机构与地区分布、研究议题与学科类别、论文类型与基金资助等要素进行分析和反思，无疑十分必要。
发文数量与论文质量情况。笔者以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进行检索，通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和纯报道性文献，共检索到相关期刊论文153篇，最早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学术论文出现在2005年。其中2005和2006年各1篇，2007年2篇，2008年9篇，2009年22篇，2010年40篇，2011年78篇，整体呈递增趋势，这与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脉络相一致。论文质量主要可以反映在核心期刊命中量（率）和被转载量（率）。从核心期刊命中量来看，2009年实现了零的突破，随后逐年有所增长，但增幅并不大。其中2009年有3篇，2010年有6篇，2011年有12篇。从与之相应的核心期刊命中率来看，呈逐年递减的趋势，2009年为12%，2010年为11.32%，2011年为15.38%。从人大复印资料的转载量来看，2010年实现了零的突破，占当年发文总数的1.89%，其他年份均为空白。这些趋势表明，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但也存在研究水平不高、被认可程度低等问题，大大削弱了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研究机构与地区分布情况。考察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机构和地区分布，有助于把握研究的学术力量来源与分布。通过对153篇期刊论文按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发现：151篇论文作者所在研究机构为高校，占总数的98.69%，剩余2篇论文作者所在研究机构为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以其无法比拟的丰富资源，成为最主要的研究机构。可见，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机构比较单一，这在较大程度上制约着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力量来源。笔者按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区进行统计，共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发文数量排名前三的是广东（16篇）、浙江（15篇）、江苏（14篇）。并且，以上论文第一作者所在研究机构都是高校。此外，湖北、广西、重庆、河北、福建、江西、安徽、陕西、云南、上海、山东、黑龙江、湖南、四川、甘肃、内蒙古、山西、辽宁、海南、贵州等发文数量依次递减，对高校网络舆情也有所研究。从上述分析来看，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辐射区域广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且主要为沿海发达地区，这与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情况相符合。但值得注意的是，、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相关研究仍是空白。
研究议题与学科类别情况。考察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议题与学科类别，有助于把握研究的重点与热点，科学展望研究的发展趋势。从研究议题看，在153篇期刊论文中，明确以高校网络舆情为题的有109篇，占总数的71.24%；研究网络舆情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27篇，占总数的17.65%；集中研究高校网络舆情与高校突发怪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分别有11篇和6篇，分别占总数的7.19%和3.92%。可见，高校网络舆情基础理论与对策成为学者所关注的重点。不同议题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支撑，从学科类别看，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涵盖了高等教育、新闻与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互联网技术等学科，显示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学者对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为研究注入了更多新的活力，直接影响研究目标的实现程度。
论文类型与基金资助情况。考察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论文类型与基金资助，有助于把握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与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统计显示，在总共检索的153篇文章中，仅包括研究型论文和综述型论文，其中研究型论文有150篇，占发文总量的98.04%。研究型论文是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主体，其占发文总量的比例从2005年到2010年始终保持在100%，综述型论文直到2011年才出现。可见，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论文类型比较单一，报告型论文存在严重缺失，说明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缺乏紧密结合，研究成果为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提供参考的能力还很弱。统计显示，受各种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共计39篇，占论文总量的25.49%.其中，2009年有5篇，2010年有11篇，2011年有23篇，基金资助力度逐年缓增。从资助基金的类型来看，有2项部级基金、11项教育部基金、17项省级基金、4项市级基金和5项校级基金。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已开始为部分省区和高校所重视，但与其迅猛发展态势相比，基金资助力量仍显薄弱。
从学位论文来看，自2008年起，先后有1位博士研究生和15位硕士研究生将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凸显了更高的学术价值。其中，2008有1篇，2009年有3篇，2010年与2011年各有6篇。就学位论文所在单位而言，仅为数不多的高校有所关注，且缺乏持续性。其中，浙江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各2篇，苏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大学、河南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南昌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各1篇。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国各地区高校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关注度还有所欠缺、有所差别。就学位论文的选题而言，网络舆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规律与管理对策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热点，以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与引导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有13篇，占总数的81.25%；以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论文有3篇，占总数的18.75%。就学位论文作者所在学科专业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有5位，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有3位，教育管理、公共管理、传播学专业各有2位，教育经济与管理、经济管理专业各有1位，这也显示出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值得肯定。
从正式出版的专著来看，还未有专门以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为主题的著作。目前，唐亚阳主编的《中国教育系统网络舆情年度报告（2010）》（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1）》（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有相关涉及，对一些高校网络舆情的典型案例进行了立体分析和引导策略探讨，尽管还算不上难得一见的力作，但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还代表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此外，教育部思政司组编的《积极建设健康向上的校园网络舆论环境：高校新闻网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从加强高校新闻网建设出发，对构建健康向上的高校网络舆论环境的路径和方法作了探讨；王国华、曾润喜、方付建等编著的《解码网络舆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则从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理论与实务、大学生在高校论坛上的网络舆情、近年高等教育热点事件的网络舆情等方面，对网络舆情与高校管理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论述。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综上可知，总体上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日渐繁荣的发展态势，正在成为学界引人注目的显学领域。但不可否认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短板”依然存在，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综合分析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学界主要围绕高校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与应对之策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
二、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广泛、视角多维
学界主要沿着内涵、特征、内容、要素、成因和演化等概念框架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展开了有益探索。
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内涵，学界存在分歧。观点的差异实质上是源于对高校网络舆情主体和载体理解的不同。关于主体，学界主要形成了“学生主体论”与“师生主体论”，关于传播载体，学界主要存在“校园网络传播载体说”与“互联网传播载体说”的不同认识。秉持“学生主体论”与“校园网络传播载体说”：有学者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行为主体是学生，载体是校园网络，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在高校网络空间内，围绕中介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以及大学生对此的评价和所持的社会政治态度”①；秉持“学生主体论”与“互联网传播载体说”：有学者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行为主体是学生，载体是整个互联网，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指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群体通过互联网对校园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校园管理，以及其所关注的其他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所表达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②秉持“师生主体论”与“校园网络传播载体说”：有学者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行为主体是师生，载体是校园网络，指出“高校网络舆情是指在校园网络上传播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师生对某一‘焦点’、‘热点’问题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有一定倾向性的共同意见或言论的情况”③；秉持“师生主体论”与“互联网传播载体说”：有学者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行为主体是师生，载体是整个互联网，指出“高校校园网络舆情是指通过高校师生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多数公众对现实社会各种现象的、并能对其进程产生影响的、公开的、一致的、具有权威性和倾向性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④。
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特征，学界看法历来不一，形成了诸如开放性、直接性、随意性、多元性、突发性、快捷性和偏差性等纷繁复杂的观点。学者们明确从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客体、内容、载体、形成、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已有的论述皆未超出这六个方面。如有学者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包括主体的特定性、客体的双重性、空间的限定性和产生原由的多样性。⑤也有学者认为包括形成过程的迅捷性和交互性、内容的多元性与分散性、制造和参与主体的开放性以及问题探讨肤浅和舆情真伪难以求证等特点。⑥值得注意的是，有学位论文对高校学生网络舆情的主要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包括自由性与可控性、互动性与及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隐匿性与外显性、情绪化与非理性、个性化与群体极化性。⑦
高校网络舆情的内容与要素。高校网络舆情内容的丰富性由其内涵可窥见一斑，学者们主要从类型学角度采用分组归类方法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些理论认识。“五类型说”：从情感诉求的角度分析指出，高校网络舆情包括交流型、求助型、意见型、求决型和发泄型。⑧“六类型说”：从纷繁复杂的中介性事件入手，指出高校网络舆情主要包括社会稳定类、学校声誉类、校园安全类、管理决策类、师生权益类和其他信息类。⑨具体而言，学者们普遍将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内容分为国际国内时政大事、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社会领域的焦点、热点问题、高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四个方面。关于高校网络舆情形成的要素，目前研究相对偏少，主要形成了如“三要素说”、“四要素说”等理论认识。“三要素说”认为包括主体、客体和网络三个构成要素。其中主体即大学生，客体即社会中的公共事件，网络是传者和受者的连接渠道，是客体的传输带。⑩“四要素说”认为包括中介性事项、与大学生的利益相关联、高校校园网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较高的信任度、个人意见扩展形成“聚议量”四个方面。11
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原因与演化规律，学界研究相对偏少。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形成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主要在于大学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高校对网络舆情管理与控制力度欠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滞后、大学生思想心理的不稳定性等。12同时，还有学者就高校校园网络社区舆情、高校网络舆情和大学生网络舆情危机形成原因进行了专题分析，提出高校校园网络社区舆情形成原因包括：大学生社会表述行为的群体性特征极易诱发网络舆情、大学生对社会事件乌托邦式的解构易促成网络舆情、高校网络道德规范还不成熟、高校网络言论方面的管理存在缺陷。13高校网络舆情形成原因是高校学生将网络视为表达群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与动员群体成员的有效方式之一。14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的演化规律，主要形成了以下一些理论认识。“三过程说”：认为包括大学生对公共事件的筛选与认知、意见的互动与整合、行为示范效果的形成三个过程。15“四阶段说”：认为包括四个阶段，一是网络公共事件或公众热议话题的产生；二是网络事件意见产生及其舆论场的形成；三是网民意见在互动中趋同并产生主导性舆论；四是网上网下多方消解逐步释放舆论压力。16“五引发说”：认为包括五个阶段：一是“议程设置”引发热门话题；二是“沉默的螺旋”引发强势意见；三是网络传播引发“放大效应”；四是负面消息引发“刻板印象”；五是“二次生成”引发舆情扩散。17
综上所述，学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基础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探索仍欠深入，研究成果缺乏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高校网络舆情理论基础的研究，仍然是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有待于进一步系统和深化。
三、对策研究：论题丰富、路向多元
学界主要沿着前提划界、植根实践和问题导向三条思路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方法展开了深入思考。
以高校网络舆情的理论解析为逻辑前提展开的方法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剖析高校网络舆情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教育手段、加强网络政工队伍建设、加强网监制度建设、提高媒介素养、培养“论坛领袖”、提高网监技术等一系列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控和引导的措施。18二是在探析高校网络舆情内容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建议类舆情要多采纳、早落实，对宣泄类舆情要多关注、早干预，对诉求类舆情要多疏导、早反馈。19三是在分析高校网络舆情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畅通校情民意表达渠道、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控制、提高网络道德修养等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对策。20四是在探究高校网络舆情形成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高校网络舆情收集监测机制、分析研判机制、安全预警机制、引导干预机制、危机处置机制等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21
以高校网络舆情与高校各项具体工作的内在关联为切入点展开的方法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改进高校维稳工作为出发点，提出要构建高校网络舆情传播的预警机制、引导机制、处理机制、法律机制。22二是以营造健康的校园网络文化环境为出发点，提出要弘扬主旋律，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建立机制，监控引导，及时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部门联动、职责明确、分工合作，共同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舆论氛围。23三是以防控和处理高校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为出发点，提出要积极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高校的网上网下联动应急处理机制。24四是以改进和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为出发点，提出了要树立主阵地意识，规划和建设好校园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网站；要加强队伍建设，做好网络舆情的“监、管、研”工作；要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用自律的方式引导网络舆情；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努力培养一批网络论坛中的“舆论领袖”等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25
以高校网络舆情研判、管理与引导策略面临的困境为立论基石展开的方法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针对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与防控中存在的“管”与“放”的两难境地，提出在校园网络舆情危机发生前要有效预防，在校园网络舆情危机形成中要科学应对，在校园网络舆情危机平息后要评价总结。26二是针对我国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中网络舆情管理主体不明确、网络日常管理制度不健全、网络舆情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现状，提出要健全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监测机制、引导机制、应急机制。27三是针对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现状，提出要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的理论研究，要建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组织机制，要培养网络舆情的“意见领袖”，要重视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要从技术层面加强网络舆情的监管力度。28
综上所述，学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应对方法进行了广泛探索，研究内容全面、路径多样，取得了一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高校网络舆情基础理论薄弱，直接导致高校网络舆情应对方法的研究相对肤浅且进展缓慢，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研究展望：目标导向、协同创新
从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学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在研究数量与质量、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有了阶段性进展，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探索方面均取得了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成果。但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现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目标定位模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协同性不够；二是实证研究有待深化，调查法和案例法的结合欠缺；三是研究思维固化单一，前瞻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因此，展望未来，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必须凸显问题意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努力：
1. 明确研究目标，坚持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并重
“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应用研究很难得到长足的进展，但是没有应用研究的需求，基础研究的方向也难以把握”29，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考察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到底是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到底是齐头并进，还是有所侧重，学者们大都未能予以明确的思考与清晰的回答。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分散与一般研究多、集中与深度研究少等问题。在应用研究方面，存在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等问题。研究目标定位模糊，这也是研究的总体质量无法取得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网络时代高校正日益成为各级各类信息生产、传播、汇聚、创新的场所，成为现实世界与虚拟时空的集合体30，应运而生的高校网络舆情成为现实相对真实地反映。因此，今后研究要努力开展众多学科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合作，以交叉学科的视角、理论、方法破解当下热点、焦点或难点问题，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要有效整合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两支队伍，将研究力量扩大到教育行政部门、党校、传媒机构等实践部门，在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升华，生产出更具活力和实效性的研究报告与专著成果；要积极推进研究资助计划，统筹规划和全面协调部级、省部级和校级基金，拓宽资助的辐射区域，促进研究者在数量中求质量，在质量中显数量，创作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只有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重，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双丰收。
2. 转化研究范式，坚持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统一
研究范式是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它既决定了一门学科的存在价值，也关系到一门学科的发展空间。31要实现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的目标，也必须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规范。而从文献资料情况来看，在高校网络舆情研究中，尚未形成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研究范式。学者们大多从经验性实践中描述高校网络舆情现象，对其生成原因、演化过程和规律等缺乏深层次分析；对以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为指导的定量研究方法特别是调查研究又鲜有运用；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解释主义研究范式和批评主义研究范式所共同关注的定性研究方法特别是案例研究法的运用，也只是近一年才勃然兴起。究其原因，一是实证研究中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开展与运用具有一定困难；二是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尚未成熟，方法应用创新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要从迂执一种研究范式转向多元，基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将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期为高校网络舆情分析与防控、管理与引导研究带来新的突破。例如，网络传播使网络受众的主体性进一步觉醒，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32，可将涉高校各类网络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的调查作为基础，探讨改进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可对意识形态类、民族宗教类、管理维权类、教育改革类与重要、人、节事类等众多涉高校网络热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实现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整体把握和科学认识。
3. 更新科研思维，坚持前瞻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相结合
“科技的发明创造，首先是思维方法的胜利。那么，思维方法的胜利就意味着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思考方式要打破常规，思考风格要独具特色，思考方法要推陈出新。”33长期以来，因缺乏科学的现代思维方式，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普遍表现出前瞻性不足，“原地转圈”的低层次重复研究多；系统性缺乏，没有达到一定的思维高度和理论深度。因此，今后的研究要运用前瞻性思维，结合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和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的要求，对高校网络舆情生成发展的现实背景和网络环境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进而深刻把握高校网络舆情防控与引导的现实境遇、网络困境与方法选择。例如，科学引导和管理基于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高校网络舆情问题；构建高校网络舆情评估指标问题；“微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的定位和定性问题；网络舆情对高校学生价值判断、思维模式、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的影响问题。此外，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既要关注高校网络舆情的整体态势，又要关注各地区、各高校的差异性。网络社会特有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其中的社会舆论的广泛、有效、自主形成34，网络社会学能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重要的对策依据。心理学对心理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能更好地揭示网络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因此，可以综合运用网络社会学、教育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的相关学科理论，从社会外部机制、心理内部机制和互动传播机制等层面考察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演化规律，探讨网络舆情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
注释
①李育全：《边疆民族地区高校舆情分析及引导》，《教育探索》2010年第1期。
②19熊孜：《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和引导策略》，《考试周刊》2011年第53期。
③吴勇、王玉良：《不确定视域下校园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的构建》，《学术论坛》2009年第7期。
④王学俭、刘强：《当前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的逻辑分析》，《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0期。
⑤李昌祖、周杰、郑苏法：《高校网络舆情及其研判的若干思考》，《江苏高教》2010年第5期。
⑥18郭红卫、李琳琳：《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特点及引导策略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11年第9期。
⑦王芝灵：《高校学生网络舆情分析及引导机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0年。
⑧刘燕、刘颖：《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及管理对策》，《思想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⑨王健：《高校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信息网络安全》2009年第3期。
⑩15林兴发、杨倩、刘莹：《大学生网络舆情形成与传播的特点》，《北方经贸》2011年第2期。
1117郑苏法：《高校网络舆情研判与控制的若干思考》，《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09年第9期。
1220陈均土：《高校网络舆情问题及其破解》，《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11期。
13张合斌：《高校校园网络社区舆情形成及特征研究》，《东南传播》2009年第11期。
14张丽娟、曾润喜、王国华：《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情报杂志》2011年第6期。
16杜坤林：《高校网络舆情生成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7期。
2122陈纯柱、敖永春：《网络环境下高校舆情的传播及引导机制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23吴明友：《校园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分析》，《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2008年第24期。
24邓燕：《论网络舆情对高校的影响》，《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5严冰、郭沛、张玉华：《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应对》，《继续教育研究》2009年第7期。
26郭亮：《高校网络舆情监管与网络舆情危机管理》，《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7冼季夏等：《高校校园网络舆情管理工作机制探新》，《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8胡玉东：《高校网络舆情现状及其引导机制的构建》，《教育与职业》2010年第32期。
29吴信：《选择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发明与创新》（综合科技）2010年第12期。
30汪力平、冷先福：《高校领导网络管理创新研究》，《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1陈成文、刘謦瑜：《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32夏红辉：《网络受众主体性的发展及其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33王翠：《科学精神与创新思维》，《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4朱海龙：《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与社会舆论——以社会动员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9篇
4篇论文分别从网络舆论场域、中国电影文化表达的认知和使命、娱乐节目后期包装对花字的使用、真人秀节目《传承者》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思路等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供媒体同仁参阅。
【内容提要】本文关注了《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一书的出版，认为本书是网络舆论研究领域中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本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通过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关键词】舆论 场域 研究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描述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诸多风险的后工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全球范围内风险的出现，在风险社会中，出现了矛盾频现，危机频发，风险丛生的景象。
在当今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转型的加速，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结构失衡、体制摩擦、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繁荣的现世景象相伴而来，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风险共生，极大考验着转型中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失范严重、环境风险提升等问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导致社会不满情绪频发、社会负面心态蔓延，社会风险在公众层面进一步强化。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带来新挑战。日新月异的网络新媒体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舆论格局，互联网以其独特的传播优势，逐渐融入社会各阶层的表达体系，成为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平台上，信息交流具有私人化、平民化、广泛化、自主化等特性，具有快速聚集民意、迅速拓展传播影响力的能力。因此，在当前，网络舆论越来越成为我国建设民主政治，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语境，对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由刘艳婧博士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网络舆论场的生成与结构》无疑是一本极具创新意义的学术新作。此书借助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分析工具，将这一理论切入到网络舆论研究中，完成了对网络舆论场域的整体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网络舆论场域，推动网络舆论治理的新视角。
一、理论与视角：场域理论在网络舆论研究中的创新使用
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影响下，不同利益主体、价值主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及争论此起彼伏，利益、诉求及价值观的多样化成为常态，社会舆论十分活跃。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推动下，传播行为再次拥有了人际传播所具有的互动性与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进一步丰富了由互联网络开辟的新的舆论场，也使得两个舆论场中的差异与分歧被放大。同时，作为社会话语场域，舆论场中充满了利益、权力的纠葛，其表达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层理论和“关系主义”思维方式的代表，“场域”理论提供了网络舆论研究的新范式。依据布迪厄对“场域”的概念界定，本书首先给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定义，即网络中的不同行动者（网民、组织、机构等）互相之间所形成的围绕着网络舆论的生成和传播的客观关系网络，并借助“场域”理论中的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惯习所搭建起的研究框架，对网络舆论场域的生成背景、客观结构、运行逻辑及不同行动者在场域内的实践活动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主要解决网络舆论场域的形成原因及背景，资本构成和运行逻辑。这一研究有助于丰富网络舆论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观察与解构：深入解读网络舆论场域的特征与构成
现阶段，以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网上即时通信、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为表现形态，聚焦于垂直领域的私人化、广泛化、平民化、自主化传播的网络自媒体，因其海量信息和开放性，不断形成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力的公众意见集群，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迅捷的互动与传播。巨大的信息流使得这种虚拟世界的“话语权”和“干预力”不断增强，推动着舆论的产生机制、内容及其语境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随着网络自媒体的舆论影响力的增强，它日益受到政府管理者的重视。在这里，要想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的治理与监管，需要对网络舆论场域进行深入观察与准确分析。
本书对网络舆论场域的元场域进行梳理，在廓清该场域所处位置和生成背景的基础上，更好地观察所研究场域的客观关系构成和特殊逻辑规则。本书通过分析指出了网络舆论场域的三大元场域，即以执政理念更新、舆论引导观念转变、基层政府公信力式微为现阶段特征的政治场域，以社会转型的加 ⑼络社会的崛起、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为现阶段特征的社会场域和以媒介生态的改变和传媒功能的演进为现阶段特征的媒介场域，一并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网络舆论衍生和传播的宏观环境。
三、分析与建构：客观评述政府舆论监管实践与策略
对网络舆论场域构成、运行规则、效应发挥等方面进行分析，深化和推进对于网络舆论生成和传播规律的认识，能够廓清对于网络舆论的误解，从而帮助党和政府妥善应对网络舆论，为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此，本书针对网络舆论场域内包括网民和政府在内的两类不同行动者的惯习及其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的网民群体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存在“开放性领域中的意见多元”“匿名性传播中的自由表达”“陌生人环境中的自我暴露”“共享性空间中的隐私窥探”“平权性语境中的话语狂欢”“同质化社区中的群体极化”和“拟态化交流中的理性缺失”七种惯习。同时分析指出了一些政府在网络舆论监管中的几大惯习，即“维稳意识下的消极打压”“管制思维下的硬性钳制”“官僚作风下的封杀堵塞”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下的拖延回避”。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建构了保守、继承和颠覆三种类型的网络舆论监管策略，并指出，目前网络舆论场域正以其特殊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迫使政府摆脱传统舆论监管惯习的影响，不断更新网络时代舆论监管的理念和策略，使网络时代政府舆论监管惯习，从“严把关”和“堵为主”的硬性管控转向“巧指路”和“疏为重”的隐性引导。
通读本书，场域理论成为分析网络舆论特征，建构治理规则的重要工具，并为网络舆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对于拓展学者的学术视野、丰富政府的舆论治理手段以及提升普通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网络群体极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网络舆论危机；思想道德教育；对策
[作者简介]张蓓，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顾习龙，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苏淮安223003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0-0157-03
网络舆论是指公众借助于互联网这一媒介，以论坛、博客、微博、新闻跟帖等多种方式发表自己的言论，对某一焦点问题所表现出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综合。
网络舆论危机是指公众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事件中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可能危及社会及组织目标和利益的事件或现象，以片面的、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在互联网上广泛地传播，引起公众集中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而形成强大的网络合力，并使绝大多数受众的情绪、思维和行为产生共鸣的一种网络舆论传播现象。
危机代表着一个质变的临界点，当偏颇的网络舆论在线上和线下出现了聚合共振的现象，并在现实中表现为线上线下舆论互动，网络舆论危机就会恶化，从而导致网络的发生，其影响最终会蔓延到现实社会中，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早已是网络社会里的重要成员，网络舆论危机给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领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何应对这些影响是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网络舆论危机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
(一) 一些大学生政治意识淡漠。当前互联网上流通的信息中，95％以上的信息是英语，中文信息还不到1％。西方国家借助于网络的优势，大力宣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自由人权等观念，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指责甚至诋毁，形成了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强大舆论危机。很多大学生都具有英文阅读的能力，可以自由浏览各种英文网站，面对互联网上西方社会的这场舆论危机，一些大学生很容易被西方舆论所造成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思想上出现动摇、混乱，开始向西方的意识形态倾斜。
另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内部矛盾很多，在国内一些重大的事件中，网民们利用网络对政府进行质疑、否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舆论危机。在这些舆论中，充满了消解中心、否定权威、解构秩序、破坏规则等观念，这些都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最终导致一些大学生政治意识日趋淡漠，缺乏应有的对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经常会随意发表过激的、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怀疑和排斥，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抨击，甚至对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
(二) 一些大学生价值判断标准模糊。网络舆论危机的“群体极化”现象，使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逐渐模糊。群体极化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人有寻求支持，害怕孤立的心理，当发现自己属于优势意见时，他们便更积极大胆地利用网络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初步取得共识后，利益共同体、兴趣共同体再通过转载、评论、链接等行为使团体舆论形成，团体舆论在网络内的斗争中趋于明朗，可能形成相对统一的口径，最终可能形成以占上风观点为主的舆论场，并形成具有强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网络舆论，使网络舆论的危机影响达到顶点。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言：“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而且频繁地沟通，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网络舆论危机主要以片面的、偏激的甚至错误的舆论占据主导地位而逐步形成，因此，它对某一现象或事件的最终价值判断是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是与现实的价值评判标准相违背的。但是由于“群体极化”现象，这种价值判断是被网络社会认可的，而大学生在网络舆论危机形成过程中，也会被带入这个舆论场，赞成、支持这样的价值判断，从而模糊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 一些大学生语言失范。在网络舆论中，一些网民为发泄个人情绪，在网络上发表偏激和非理性的盲从、起哄言论，甚至出现谩骂与攻击、隐私披露、散布谣言、色情暴力不良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从而在网络上酿造舆论危机，这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的道德认知，使一些大学生丧失基本的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网络里语言粗俗、相互攻击和谩骂、恶意诋毁他人声誉等语言失范现象经常可见，并且大学生网络语言的失范已经蔓延到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失范，一些大学生的日常交流开始变得暴力化、粗俗化、戏谑化。另外，在网络交流中，有些大学生以制造偏离逻辑、语法和修辞规范的“奇言怪语”为时髦，以发表粗制滥造、肆意恶搞的“胡言乱语”为潇洒，以传播黑色、黄色、灰色信息为乐趣。网络语言表达的“无厘头”现象正在改变和颠覆着大学生现实生活中阅读、写作、思考、生活的固有模式。
(四) 一些大学生诚信道德缺失。由于网络具有隐蔽性和虚拟性，不管是谁都以符号的形式出现。因此，现实社会中对诚信的制约机制在这里被大大地弱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很多人在网上随意发表、传播虚假信息，网络舆论危机有可能成为虚假消息的“扩音器”，导致信息误导。但是这些不诚信的行为没有被过多地谴责，反而被看成是很正常的现象。因此，在这个不够诚信的虚拟空间里，大学生的诚信道德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有关调查显示：大约有20％-40％左右的大学生曾经一次以上把网络上的文章直接下载下来稍作变通即当作业交给老师，甚至有人在网络上购买学士、硕士论文。此外，还有一些学生故意在网上制造和假消息。大约20％-30％的大学生曾经在网上散发过虚假消息而丝毫不觉得内疚。这些网络上的不诚信行为，使大学生诚信道德的培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二、教育对策
网络舆论危机所引发的大学生思想道德失范问题，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从多方面加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一) 强化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校园网络、报刊、宣传栏等载体大力宣传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先进人物事迹，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成就，宣传中华民族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等与爱国主义相关的内容，使学生时刻能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通过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学生理性地看待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坚定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通过进行爱国主义实践
活动，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并切实体会到国家在现实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增强大学生的忧患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真正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而不会盲目地、轻易地受到网络舆论危机的影响。
(二) 利用网络舆论危机进行实时教育。网络舆论危机模糊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对广受关注的公共事务实施舆情收集、分析处理，并遵从自由原则、参与原则、兼容原则的要求，有的放矢地观察舆论走向，搭建起与大学生沟通互动的平台，从容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课堂引导大学生及时准确地了解有关危机的最新、最真实的消息，用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他们在网络舆论危机产生后，不会出现价值判断上的混乱，学会理性地分析对待网络舆论危机。
(三) 加强网络自律意识教育。互联网虚拟化使得网络上的人将真实的社会身份隐形化，网络的隐蔽性为网民提供了保护伞作用，其借助网络虚拟身份，在网络世界里过度放任自己的言行，使道德失范。而网络的自由性、开放性等特点又使得网络世界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思想道德失范难以得到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因此，需要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让其在缺少外在监督的网络世界里，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管理，不恣意妄为，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通过各种教育方式，让他们真正明白，虽然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但是每一个上网的人却是真实的，网络里不道德的行为最终会给真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网络中同样要严格遵守道德准则，才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的表现。另外，还要让他们明确网络中哪些行为是道德的，哪些行为是不道德的，自律主要是管理、约束自己的哪些具体行为。如做到文明用语，不使用低俗、粗俗的语言；不侮辱诽谤他人；不虚假信息、不欺骗他人；不抄袭他人作品；利用网络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等等。他们有了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后，才能明确在网络上怎样做到自律。大学生有了自律意识，语言失范和诚信缺失等现象，就能得到较好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