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1篇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1】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网络安全法》专题 宣传教育活动通知精神，成都市铁二院小学开展了系列宣传教育活动。

学校宣传组利用微博、微信、校园网进行《网络安全法》宣传，让全校师生、家长对国家将于6月1日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各班利用晨会、班会活动时间，围绕《网络安全法》的相关内容，结合学生在家上网的情况，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希望他们能传播网络安全知识，培养良好的网络安全习惯，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通过学习、培训，全校师生切实增强了法制观念，明白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树立了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大家的网络安全意识水平，对营造健康和谐网络环境，自觉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依法文明上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2】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网络安全法》，推进法治温江建设，在温江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的热潮，以网络安全同担、网络生活共享为主题，温江区周密布置，统一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网络安全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法》普法宣传系列活动。结合走基层活动积极宣传网络安全法;结合法律七进法治大讲堂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在全区营造学习宣传网络安全法的浓厚氛围。正确引导广大网民尊法、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不断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弘扬尚德守法的浩然正气和价值取向，积极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保障全区群众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在全区《今日温江报》等各大媒体，开设网络安全法专题学习专版、专栏、专题，解读网络安全法。利用电视、电台、重点新闻网站、政府网站、社交媒体网站、户外广告屏、交通信息提示屏、各类电子屏等集中播放网络安全法公益广告、微电影、微视频49条次。

三是结合温江区首届高校法治文化节，在我区30所中小学，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网络安全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法韵温江官方微信组织 线上《网络安全法》大赛，参与人次达200人次。

【2017网络安全法宣传教育活动总结3】

为贯彻落实国网公司相关工作要求，深入开展普法工作，5月份以来，民乐公司多渠道开展《网络安全法》主题宣贯活动并组织开展网络大学答题活动。

宣贯活动通过制作宣传展板、在多媒体和视频点播等平台播放宣传片、组织集中培训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的开展以严守法律红线为出发点，充分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和身边事例，教育、引导和约束职工自觉落实国网公司、省公司各项工作部署，运用三全五依要求提高员工网络和信息安全意识。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大数据；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安全教育

一、引言

近年来，“大数据”（big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大数据与网络相辅相成，一方面，网络的发展为大数据带来了更多数据、信息与资源；另一方面，大数据的发展为网络提供了更多支撑、服务与应用。大数据是网络的基础，这意味着大数据更多来源于网络，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保障网络安全，使得大数据的利用合法、安全，必将成为高难度的世界课题。目前，大学生依赖网络程度越来越高，无论是学习、娱乐或是购物等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6.2个小时，相当于每天上网3.75小时，[1]其中学生群体、特别是大学生成为贡献上网时长的主力军。如果不能很好地对网络环境进行改善，增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可能会造成大学生经济财产损失，个人信息泄露等损害；同时，也对高校管理造成风险。

二、大数据背景下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现状调查

（一）调查对象、内容与方法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中国民航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四所高校共480名在校大学生，内容为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和高校间开展的网络安全意识程度，方法为网上问卷和实地考察。调查问卷采取选择题的形式，共计十二题，分别调查了大学生上网情况、自身网络安全意识及学校网络安全教育情况。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大学生上网情况

调查显示有24%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长在2小时以下，36%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长为2-5小时，40%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长为5小时以上，若以2015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为基准，那么在校大学生有一半以上超过了每日上网的平均时间，说明在当代大数据背景下，随着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网络通讯设备的普及，可以很便捷地使用网络，大量的上网时长可能加大网络安全方面的隐患，还造成网络成瘾等一系列问题。调查学生上网的主要内容，购物、游戏、学习、通讯这四类占据学生上网内容的主流，其中网络购物与大学生的财产信息安全直接挂钩，通讯则与用户自身的个人隐私息息相关。

2.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情况

调查“大学生是否有意识地去了解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问题时，结果为大学生有20%“经常”、28%“偶尔”、42%“很少”、10%“没有”去有意识地了解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这表明大学生每日花费大量时间上网，却忽视网络安全，这是大学生易遭受网络陷阱、受到网络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看到一些未证实的有关社会敏感问题时会怎么做”调查的是当学生遇到社会舆论的导向时做出的反应，调查数据为38%的学生“不理睬，直接跳过”，58%的学生“了解后，不管”，4%的学生“转载并评论”，未经证实的社会敏感问题和不良信息有潜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大部分大学生辨别是非能力不强，不能给出自己的判断，更不能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做出回应，总体缺乏判断能力。调查学生在遇到诸如网络病毒、垃圾邮件之后的反应以及平时使用网络的习惯，数据显示大学生整体拥有基本的网络安全常识，例如有害邮件需删除，病毒用杀毒软件查杀等等。统计大学生遭受过的网络安全问题，数据显示多数学生曾遭受过有害邮件和病毒攻击，占总人数比例的90%和71%，没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范措施很难彻底杜绝垃圾邮件和病毒攻击。遭受过财物被盗（4%）和信息被盗（15%）的学生较少，能够看出大部分学生对于网络个人信息和财产的保护拥有最基本的认识，但经验不足。调查“大学生受到的具体侵权行为”，每种侵权行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害者，其中受到垃圾信息（94%）、骚扰（61%）和盗号（54%）的学生最多，这几类侵害行为的成因多为学生因网络安全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差造成的，产生的后果轻者频繁收到垃圾信息，扰乱个人网络环境，重者被窃取个人隐私，造成人身和财产的双重侵害。

3.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情况

统计了四所高校的网络安全教育情况，依据调查的数据显示，理工大学的网络安全教育情况较好，有47%的学生接受过较为全面的网络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范围较广，主要原因与理工大学自身教学环境相关；外院有72%的学生在校期间从未受过网络安全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的进行并不理想；中国民航大学和南开大学网络安全教育情况在与另外两所高校的比较中成中游态势，总体而言网络安全教育在整体学生中覆盖面不广且不精。在“大学生在校期间受过哪些形式的网络安全教育”的调查中，数据显示，开设讲座的形式占据主流，主要原因是开设讲座覆盖面广，一次可以容纳大量学生，专业性强，且对于学生具有一定强制性，但学生愿意接受讲座的意向不强，更多人希望通过主题班会、网络宣传、自主学习等方式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整体来看现阶段高校网络安全教育方法较为单调，学生主动性不强，网络安全教育模式有待提高。

三、大数据背景下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的探究

（一）多方面入手，扩大网络教育范围

大数据背景下，海量的数据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众多问题。这就需要网络安全教育从多角度入手，全面扩大网络安全教育范围，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网络安全意识教育主要从四个角度进行，包括网络法治意识教育、网络道德意识教育、网络安全防范技能教育以及网络心理健康意识教育四部分。[2]（P.94-96）网络法治意识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网络法律意识，大学生应掌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不做违反网络安全法律的行为。网络道德意识教育从道德角度入手，要求大学生应具备网络安全责任心与道德心，在网络上自己的行为不只同自己有关，还会影响到其他人，一个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网络安全防范技能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网络安全防范能力，使大学生掌握网络安全基础知识和防御手段，能运用常用网络安全工具进行分析和防御。网络心理健康意识教育帮助大学生合理、健康地上网，长时间地沉迷网络有可能会引发网络成瘾和网络心理障碍等问题，这里需要学校对其正确引导，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上网心态。

（二）因材施教，实行多层次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对于大学生而言，课堂是获取知识最多的地方，因此必须重视网络安全意识教育在课堂中所起到的作用。数据显示不同学校、专业、年级的网络安全意识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各高校进行网络安全教育时要做到“因材施教”。例如，对于网络安全意识较弱的人文社科类学校或专业，可以进行普及式的网络安全教育，如将网络安全教育纳入必修或选修课、定期举行全校范围的网络安全讲解活动等；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要格外重视，对其进行网络使用的正确引导，以免走向歧途；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网络自由创业、投资群体，一些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使用网络开创自己的事业，对于这些已踏入社会但经验不足的大学生来说，网络安全意识教育更加重要，学校对于这些学生应当进行更为系统专业的网络安全意识教育。

（三）根源做起，增强网络监管体制

安全的网络环境需要学生和学校共同构建，大学生遇到网络安全问题并不仅仅靠受到的网络安全教育就能够解决，高校须从自身根本开始改变，营造安全的校园网络环境。目前，不仅是学校，某些国家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强对网络使用的监管力度，呼吁全社会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各大高校也应该和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公安及工商管理部门、市场管理机构、网络运营部门等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构建一个完善的网络安全监管系统，为大学生上网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从而在客观环境上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3]（P.87-88）例如，保障先进的技术设备、采取身份认证技术、封堵、禁止对不良网站进行访问以净化网络环境、词汇过滤功能、预警功能等等。[4]（P.82-84）另外高校还要负责关注校园周边网络环境，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对学校周边诸如“黑网吧”等违规网络营业行为依法进行取缔。

（四）高校联合，提高网络安全教育互动性

现阶段，大多数大学生并不满足于单一的照本宣科讲课模式，高校应着眼于采取更多元丰富的网络安全教育形式来促进学生接受网络安全教育的互动程度，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提高网络安全意识的活动中来，譬如课外举办网络安全知识竞赛、有关网络安全主体的辩论赛和班会等等。调查显示各高校之间的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拥有较大差异，因此可以就此方面将高校联合起来，成立诸如“网络安全意识联合会”的学生组织进行互帮互助，互相学习，比如建立网上论坛、举办线上线下活动、开宣讲会等，同时还要注重法律意识的培养，这方面可以以诸如开展法律讲座、交流法律知识、观看经典案例的方式进行。这样做一方面可行性较高，一方面这种由学生自发进行活动比学校施加的教育更深入浅出，学生间所交流的经验也是提高网络安全意识重要的一部分，增添了趣味性和互动性。

四、总结

大数据背景意味着每个人身边都充斥着海量的数据信息，人们通过网络的方式与这些庞大的数据进行接触，如果没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将会在大数据背景下岌岌可危。多年来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一直是高校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现阶段相比于其他网络环境较发达国家，我国的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还处于实践阶段，大学生网络安全教育不可一蹴而就，在进行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具备完整性、针对性、深入性，使之能够真正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而并非一朝一夕的泛泛之谈。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5.

[2]刘新华，巢传宣.对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及教育现状的调查[J].职教论坛，2011，（14）.

[3]董艳.当代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现状及其对策[J].太原城市技术学院学报，2015，（1）.

[4]张宏武.试论高校绿色和谐的网络环境建设[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8）.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3篇

【2017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总结1】

为了提高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13日，在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高场镇综治办和高场司法所借赶集日开展“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采用现场集中宣传的形式进行，悬挂标语向群众展示主题，发放《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宣传案例等各类资料500余份，为群众阐释细则。通过此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能力，促进了辖区的和谐稳定。

下一步，高场镇还将在各村(社区)制作专题宣传栏，组织村(社区)群众观看警示教育片，扩大宣传效果，增强全民依法履行义务和职责、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的积极性。

【2017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总结2】

今年4月15日，是我国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加强《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的宣传普及，提升全区公民国家安全意识，近日，芝罘区普法办下发《通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为主题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这次活动宣传的重点内容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关于国家安全工作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以在今年“2?17”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全面学习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宣传国家安全工作“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大力宣传《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基本知识，增强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广泛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知识，增强全民防范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通知》要求，各单位、各部门要结合“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节点，通过广场宣传、“送法进社区”、法治文艺演出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中宣传活动，形成浓厚社会氛围;要充分利用好法德讲堂、法德文化广场(公园)等阵地，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宣传广泛覆盖社会公共场所，使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要力戒形式主义，坚持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根据不同人群、不同对象，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宣传，举办集中宣传活动要严格遵守有关要求，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活动期间，芝罘区普法办将围绕宣传主题，在“芝罘司法”官方微信和新浪“@芝罘司法”政务微博平台开设专栏，推送国家安全法律常识，发挥新媒体优势，扩大宣传覆盖面，提高普法宣传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2017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总结3】

在第二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港闸区突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主题，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法》等与国家安全工作相关的法律宣传活动，提升辖区内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面向基层，形成常态。各街道结合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充分利用好法德讲堂广泛开展群众性国家安全的法治宣传教育。区级机关相关部门以“走帮服”为契机，结合“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要求，在走村入户访企业中广泛宣传国家安全知识。

多措并举，形成合力。运用手机微信公众号、QQ群、户外视频等传播媒介，宣传国家安全相关法律知识。利用国家安全宣传教育阵地、开放式法治文化园地开辟“4.15”宣传专栏，开展“以案释法”全民国家安全日普法专栏。利用公共服务平台向区街干部、村居“两委成员”和企业经营发放、推送宣传国家安全法律法规知识。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工作 阵地建设 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F02 【文献标识码】A

就目前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来看，建议在立法形式上制定和出台《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规定》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中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这些政策举措，都从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角度，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法治化的重要性。201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

虽然我国目前无论从党内法规还是从国家立法的角度还没有制定有关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集中和统一规定，但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领域已经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在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制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之后，文化安全方面的立法得到了加强，这也为强化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比较好的制度依据。就目前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来看，可以在立法形式上制定和出台一部以统领意识形态工作为主线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规定》既可以是党内法规性质的，也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表现出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说占领文化思想领域的高地

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主义道德引领各项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树立“文化国防”“文化边疆”意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指导意见》指出，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有的法规和政策价值导向不鲜明，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保障不够有力；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不符的现象；部分社会成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不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进一步提高，等等。要从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学说占领文化思想领域。党的十以来，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形势，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擎画发展新蓝图，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一致认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握时代大势，回应实践要求，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苦干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因此，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在全面依法治国领域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法治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石，是我们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的重要思想武器，必须要用心守护、坚定信念，真正使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工作找准基点、落到实处。

对境外敌对势力开展的文化领域渗透活动开展有针对性的反渗透工作，确立文化“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宣传阵地。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举措，要守得住意识形态阵地既要“防御”，又要“进攻”，只有主动走出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入侵的被动局面，增强“四个自信”，讲好“中国故事”。要推动以“孔子学院”为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不断提升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反制能力。

意识形态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建”促“管”

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占领全球范围内有效的新闻宣传平台，全面和系统地推介中华民族的悠久和优秀的文化。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要鼓励和支持我国网信企业走出去，深化互联网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到“国家利益在哪里，信息化就覆盖到哪里”。要善于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向海外积极推介中国优秀的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和成功实践，要形成与西方新闻媒介相抗衡的强大的信息传播网络，努力主动地占领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传播的高地。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宣传中国声音的国际电视新闻传播网络，支持中国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参与国际文化传播领域的竞争，加强国际电影节在传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积极影响力等。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把网络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主要载体，严格地按照法律来规范网上言论，建立有利于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平台，是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制度化和法治化应当关注的重点领域。

加强对文化市场的有效执法，严格查处各种危及文化安全的文化产品非法流入市场或流入境内。建立外资进入境内文化领域的国家安全事项审查制度，防止国际社会各种反华性质的资金盲目流入境内。可以在立法或者党内法规中对意识形态主阵地、主渠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许可制度，特别是对新闻传播、网络媒体、高校教育、大众传媒，等等，建立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审查审核制度，突出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工作的重点。

总的来说，意识形态工作要有全局观念，要以“建”促“管”，在“管理”基础上建立起牢固的以弘扬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重要任务的意识形态阵地。要抓住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重要制度抓手，要落实好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部署，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正确方向，以为根本依据，切实体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宪法为统帅，通过宪法和法律构筑起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度防火墙，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优势更好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制度化、法治化作为保障意识形态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制度支撑点，扎扎实实、稳步推进、力争实效。

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从抓好“党建”这个阵地出发

从2015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专项巡视反馈情况来看，12个巡视组所巡视的几十家单位都存在“党建”工作薄弱的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放松。例如，中央第二巡视组对中石油的巡视，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管党治党不严，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执行“八项规定”不严格，公款旅游、违规发放津补贴、购买购物卡等问题依然存在，公车管理混乱；一些领导人员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淡薄，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小圈子”问题突出，对领导人员管理监督不够严格；一些领导干部，帮助亲友承揽项目；海外投资决策不规范，管理不到位，存在廉洁风险。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巡视组提出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建议，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清除一些腐败分子带来的恶劣影响，深刻吸取教训，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问题。切实增强各级领导人员守纪律、讲规矩的政治意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清理整顿违反回避原则的“近亲繁殖”问题，严格执行干部工作有关制度规定，落实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制度；完善企业内控机制。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开展领导人员子女亲属利用集团资源经商办企业、承揽工程项目等问题的专治理。加强海外资产监管，开展海外投资项目审计和巡查等。

由此可见，通过制定《规定》，把从严治党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一项重要法治原则，特别要从抓好“党建”这个阵地出发，提高各级党组织在捍卫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战斗力，特别是抵御各种腐朽和有害思想的侵害，维护党的纯洁性。拟制定出台的《规定》既可以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同时并行，也可以先行出台党内法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依据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各项指导思想，就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等建设和保障问题作出全面和系统的规定，从而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的法治化提供坚实的制度依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新华网，2016年12月25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国人大网，2016年11月7日。

③《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4月26日。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5篇

河网中学20__年第一学期“五五”普法工作总结在“五五”普法活动中，我校以上级部门普法规划为指导，以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进程为中心，密切联系学校实际，紧紧围绕学校“五五“普法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组织领导，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坚持抓重点、抓落实，全方位、多层次地把五五普法工作向纵深处发展，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协调、稳步提高。现将20__年的工作总结如下：一、加强领导，广泛宣传，深入开展“五五”普法教育 1、着力注重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五五普法工作一启动，学校就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成立了学校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建立了以校长室为龙头，以行政处室、各年级、团委为主体，以党员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班主任（辅导员）、任课教师（特别是法律知识和政治课程的教师）为骨干的学法、普法工作队伍，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按步骤，有条理地把五五普法工作落到实处。2、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广度。学校通过校园网络、黑板报、横幅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形成全方位法制宣传教育格局，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有力地提高了全校师生对“五五”普法重要性的认识，也增强了普法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普法宣传从校内走向社会，组织学生进行普法宣传，在积极带动社会普法宣传的同时，不断巩固师生的普法意识，增强普法教育的实效性。二、不断学习，明确重点，实现“五五”普法整体推进 1、不断学习《教师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广大教职员工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领导干部普法教育学习做好表率。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后，学校党委着力把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落实到日常学习中去，特别是对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使领导干部们在吃透相关法律精神的基础上更好地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教职员工普法教育学习明确职责。组织教职工重新学习了《教师法》《教育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法律知识竞赛，全校教职工参与了此次活动。通过学习竞赛后，教职工遵纪守法、依法施教、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了，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义务、责任。大家更增强了教好书育好人、做好示范表率的信心和决心。 2、加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力度，增强学生学法、用法、守法的观念和意识。 立足课堂，让法制教育进头脑。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让法制宣传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通过《法律基础》《初中生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以及其他各学科教育内容，将法制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去，让学生法制观念和意识逐步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成熟健康的心理。各年级还利用班会课、晨会课时间，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效果较好。 按照实际，让法制教育分层次。学校针对学生年龄实际和个性特征，在法制宣传教育上非常注重层次性和针对性。比如初三学生通过班级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理论学习和测试相结合，每一届新生重点学习《河网中学生行为指南》，通过测试，让学生掌握并把《普通中学生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知识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初一初二年级每个班级开学初就下发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集中组织学习，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积极努力学习打下扎实的法律基础。 三、拓宽渠道，丰富活动，提高“五五”普法教育效果 1、加强制度化建设，为普法教育夯实基础。我校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结合学校实际，建立健全了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学校教师基本素质要求暂行规定》等相 继出台，在监督检查的同时，也普及了法制教育，真正使学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实行依法治校；出台《学生常规管理条例》等，对学生打架斗殴、、偷窃、彻夜上网、考试作弊、擅自离校等方面都作了相关规定，对违纪学生都制定了相应处理意见。引导学生由制度约束转化为自觉行动，真正从源头上遏制了违法乱纪行为，为普法教育夯实了基础。 2、请进来，走出去，以丰富的活动实践着普法的承诺。每学期开学初，都对入学新生进行“法与人生”的法制教育讲座，由学校聘请的法制校长，法治辅导员主讲，以知法守法为主要内容，联系社会生活，结合大量的案例，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为学生作了“以案说法——预防青少年犯罪知识讲座”，在大量生动案例中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邀请交警大队走进校园对学生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宣传教育，通过交通事故图片展、观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影片、道路交通事故警示录等形式给广大同学上了生动的一课，使“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帮助广大同学牢固树立了道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警钟长鸣的安全观念。 3、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让普法教育深入人心。今年，我校组织的《工会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学习和竞赛的活动在所有教职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人人参与，认真学习，用开卷笔试的形式深入学习了这些法律法规，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为学校依法治教打下扎实的基础；团委、政教处精心开展各类活动切合学生实际，从生活点滴中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如“绿色网络我先行”活动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网络道德、维护网络安全，加强网络法制意识；消防安全影片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法制观念，提高他们自救的能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的发放也让师生知法、懂法，从而守法，用法。四、健全民主机制，继续推行校务公开，促使学校各项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学校一直利用橱窗、校园网络等宣传阵地严格执行校务公开，推进党务公开，严肃财经纪律，杜绝乱收费现象。本年度，就党务工作、招生制度、物品采购、考核评优等方面，做到及时公开，严格按职能程序办事。以“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师生”为重点，自觉接受师生员工的监督，树立诚信廉洁的服务意识，做到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具体化，有效调动了广大师生“知校情、议校事、监校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依法治校、民主治校规范化、制度化。 涟水县河网中学20__年7月1日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安全教育；高校；依法治国

在当下，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仅靠保卫部门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学生管理工作者及学生组织等有关部门和人员共同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特别要发挥思想教育阵地的作用，利用边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和优势，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因人因事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教育。本文主要讲述笔者关于边疆高校学生安全教育的几点看法。

一、为什么需要对边疆高校学生普及安全教育

（一）学生日常生活的需要

目前大部分边疆高校的安全保卫部门都是学校的一个行政处室，行政上归属各边疆高校管理，业务上归公安机关指导，没有行政执法权，可以接警，但不能惩罚，使边疆高校保卫部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界，无法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保卫部门有力使不出，而真正的公安机关面对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案件，工作压力较大，对于学校发生的小偷小摸，无暇顾及，对学生们的求助，显得力不从心。

（二）传统安全教育模式的不足促使改革出新的模式

传统的安全教育模式有专题讲座的安全教育模式、现场观摩教育模式、利用国家法定的一些节日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的模式、现身说法的教育模式、.网络宣传教育模式。然而，传统的安全教育模式在大学生的安全教育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却也有许多的不足，比如全教育内容相对单调，涉及面窄，往往局限于防火、防盗、防骗、防自然灾害及交通安全等几个最基础的方面，而对于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等时下颇受关注的新内容则涉及太少。边疆高校的宣传媒体在安全教育中作用发挥的也不够，没能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

（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校园扩充到多校区，人才培养也由过去的单一向多方元化发展；大学生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校园，与社会的接触更加广泛。有的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或进行勤工俭学，还有的因种种原因干脆吃住在校外，特别是随着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学生接受来自于不同主体、不同途径传递的不同倾向的思想意识越来越多，其信息摄取行为也愈显个体化、隐蔽化，接受信息的自由性也越来越强。而目前安全教育主要停留在说教上，且基本与学生特色的活动（娱乐活动等）无缘，不符合学生的认知特征，很难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就很难创造出安全的环境来。所有这些都说明，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安全意识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

（四）法治社会的需要

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校”标准的不断提高，边疆高校校园治安和大学生安全问题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安全教育与安全管理已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在《高等教育法》、《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中，均明确了边疆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基本上形成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和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这为边疆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与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而要使大学生遵纪守法、把法律规章制度变成自己的自觉行动，深入、全面和规范地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则是必然途径。

边疆高校应将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常规教学计划中，在新生进校时，就要将安全教育定为必修课，可编写规范的安全教育读本作为教材，安排专职教师担任授课任务。同时可聘请公安、消防、银行、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兼职教员，给学生授课。各学院尤其是各分团委要充分利用每年的“全国安全教育月” 、“全国法制宣传月”等教育契机，应融入安全哲学、安全科学、安全技术和安全工程等方面的安全科学知识；经济管理类的课程应融入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的内容。安全教育的融入，拓展延伸了专业课的课堂教学，同时也扩大了安全教育的辐射面。针对本学院的学生安全教育的需求和现状，确定教育主题，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学生辅导员要通过班会、社团活动、第二课堂、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在班级层面上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同时学校要把安全教育从课堂延伸到大学生公寓，每个宿舍要选出安全员，在大学生安全教育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公寓管理部门对大学生安全员进行定期培训，通过宿舍安全员，将安全教育送进大学生宿舍。学校可研究制定宿舍安全员队伍建设及奖励办法。要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如何在边疆高校进行和加强安全教育

边疆高校的安全是全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形势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建议边疆高校成立大学生安全教育领导小组，领导、指导学校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定期召开大学生安全教育会议，分析本校大学生安全稳定工作的形势，研究制定教育的计划和方案并督促学院和学生管理部门贯彻落实。

（一）普及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教育是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开展法律知识教育，应从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入手，例如：《宪法》、《刑法》、《教育法》、《国家安全法》、《国防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内容的法律知识教育。要充分发挥边疆高校公共基础课、法学专业课以及相关法制教育专题讲座、论坛等作用，坚持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学校应通过各种法律实践活动来推进法律知识教育，应与公检法执法机关建立共建关系，通过举办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模拟法庭等活动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教育，增强学生守法自律意识，减少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二）开展多种形式

通过设计安全知识竞赛、逃生技能比赛、自救互救实战演练、安全宣传漫画设计比赛等主题，来加强学生在实际行动中掌握安全本领。使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并潜移默化地形成安全意识与责任。

（三）进行校级安全教育

校级安全教育课领导机构要由各边疆高校主管安全工作的书记、校长担任主要领导，保卫、教务、学工处、团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组成，下设教研室，具体负责安全教育课的实施工作。边疆高校要将这一课程的实施纳入教学评估中去，及时督促检查安全教育课的落实情况，经常性地选派教师走出去进行有关的培训和学习交流；开展安全教学研究，将成型的科研成果推广开来，进而推动安全教育课的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关键在落实，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把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长期抓下去。要明确责任，把安全教育纳入学生日常管理计划，育内容，制订安全教育计划。国家教育部门应统一编制边疆高校安全教育的教材，纳入教育教学计划，规定课时，以保证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三、将网络安全教育纳入教学中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大学生涉及的网络犯罪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参与网上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种是网上购物或网上交友被骗，其人身、财产安全受到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为此，首先应当加强网络法律知识的教育，通过网络法律知识的学习，使大学生认识到哪些行为在网上是非法的，是法律严令禁止的，以免大学生由于网络法律知识的欠缺，参与到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去；再者就是加强网络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懂得如何在网络中保护自己，不要轻信他人，更不要随意的接受他人的邀请，或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告知他人，避免上当受骗，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综上所述，在现在，安全教育形势更加复杂，这就要求边疆高校要在安全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出一种适合学校自身实际向适应的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确保大学生安全教育取得实效，真正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素质和防范能力，使边疆高校的校园更加安全，更加和谐稳定，让学校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去，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

参考文献

[1] 汪绪吉.新时期大学生安全教育模式探析[J].管理观察，2011（8）.

[2] 刘建清.高校实施学分制的制约因素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1（13）.

[3] 董刚.学分制下大学生自我管理模式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4）.

[4] 中国高等教育保卫学专业委员会.大学生安全实用知识[M].武汉：华中师范出版社，2000.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规；课程优化；实践

在如今信息和网络使整个地球变成地球村，数字化信息和网络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随着以电子商务为传动链条的新经济形态的变化，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这种刺穿肌肤而深入骨髓的改变对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其影响应该是全方位的、深刻的，有些甚至是根本性的，所以电子商务的学习者或者从事电子商务行业者应该也必须要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

高职院校中开设《电子商务法规》课程应该是电子商务概论、法律基础等课程之后再开设的一门综合性课程。它是一门集理论教学、案例分析、模拟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教学。这门课程是在学生学习电子商务概论、法律基础知识和电子商务法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案例再现分析并结合商务实践或者法庭模拟而进行的电子商务企业问题冲突、商务谈判、合同管理等一系列活动。高职类院校开设本课程希望通过案例、商务交易模拟和法庭庭审模拟使同学们在学习中感悟如何在现实中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经验。

据目前的了解，现在的很多高职类院校中电子商务专业都忽略了电子商务法规，没有开设《电子商务法规》这门课程，即使是开设了此门课程的学校也很苦恼：第一，《电子商务法规》的相关教材较少；第二，就是这些屈指可数的教材中，大多数是针对法学专业的电子商务法教材，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因为不具备较强的法律基础知识。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第三，世界各国现在的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各项立法都不完善，中国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制度也不完善，立法中的许多瓶颈没有能够解决；第四，此门课程的教授教师需要具有多门课程知识，如电子商务概论知识、法学知识、网络安全技术知识等等，否则很多问题都不能真正讲授清楚。因此要在高职类院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开设好《电子商务法规》该门课程，就必须对该课程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革。我们的改革研究目的一是选取或者归纳出突出高职高专特色并符合我们学院学生实际情况和特点的教材；二是有侧重点地深化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让学生了解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体系框架，掌握电子商务领域纠纷的解决方法和法律适用。

本门课程的优化首先在于教材的选取。因为已经出版的《电子商务法规》高职高专教材较少，所以不仅需要大量翻译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借鉴，还需要花大量时间做教材体系的整理和规划。通过教学实践和对学院学生学情的分析，在坚持“突出高职高专特色；内容体系上安排适当；教学体例上能有新颖性”的基础上，确定将理论教学重点章节集中在数据电文法律制度、电子合同法律制度、特定领域电子商务法律制度和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次重点章节为电子商务法基础理论和电子商务安全法律制度；其余涉及的电子商务法律相关制度为学生自我拓展的学习内容，教师在课堂上不进行理论知识的教授。

在完成教材优化的基础上，其次是将教材转化到教学中去。在实践教学中，教材是实现整个教学目的的基础和前提，其具有间接性；而教学是为了达到效果，是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方法、形式和中介，其直接决定教学效果的优劣。只有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目的。所以只有看清楚电子商务法规课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具体而言。以下问题困扰着实践教学：一是有些教师对电子商务法规缺乏全面、科学、系统、准确的理解，容易导致教学上的偏差；二是如何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阐释和解释一些法律上并没有规定但却实际存在的电子商务交易现象比较难以把握；三是从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和教师的专业背景等方面来看：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学院的学生知识不够，但是还是具有一定的知识面，同时也有一定的思辨能力，面对这样的学生，无疑给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电子商务法规这门课的情况也很特殊，其将法律知识、电子商务知识和电子技术知识合在一起，由于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同，给教师通讲这门课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比如，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很多电子商务课的教师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训练，所以很多电子商务出身的教师在教学中往往采用淡化法律知识内容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与法律专业课相比，电子商务法规内容主要侧重有关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制度知识，教学必须是在有扎实的电子商务基础和法学知识基础上，法学或者法律出身的教师又会淡化或者根本没有电子商务知识内容，单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授知识；四是目前学院主要采用以学生评价为主的评价方式，这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教师为迎合学生喜好而脱离教材内容或教学目标，向学生讲授更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和对教师产生好感的内容。另外，教学督导有时严格按照教材规定的条条框框评价教学，限制多媒体教学的使用，同时也限制了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影响教学的效果。

所以，要真正上好《电子商务法规》这门课程，教师第一，必须从理论的高度去理解、吃透教材，按照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情况并结合实践选出需要讲授的重点章节，然后把握各章的重、难点以及各章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一条主线贯穿这门课教学的始终。以确保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目标的一致性和高职学生的实践性要求。第二，要选好教学切入点，和社会发展、学生生活、思维特点、心理需求和专业特色、实践操作相结合，在整个选取的教材体系框架下去选择当前社会电子商务实际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这样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同时要把教材与学生实践操作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课程对未来实践的意义及作用。另外，要研究学生的思维特点和就业需求，充分发挥教师个人魅力和创造力，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第三，要结合课程特点和学生需求创造性地开展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要运用案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等方法和手段活化教学过程，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第四，加入并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在近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如果教师每次上课只是自己站在讲台上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课，即使案例很经典、很有意思，教学效果也肯定是不佳的。但是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将网络上的最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改编以后，让学生来“演绎”或者让学生分组讨论、辩论的话，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对学生实施点、线、面，各阶段学习、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培养，使学生不仅获得必须的理论知识，而且提高了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战本领，从而做到学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在目前的实践教学中，我们采用以理论教学为主，大量案例分析和商务交易模拟为辅的方法，进行该课程的教学。希望通过上述教学活动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其中的知识和方法，同时让教授课程的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表现进行针对性点评，由此开展好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因此建议在整个课时的分配上应该是1：1：1。其中113的课时用为理论知识的讲解，1／3的课时模拟商务案例，最后1／3做实践案例模拟分析综合训练。这种课时的分配模式可操作性强、学生的参与和互动性也加强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对于具体的考核办法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使其更加科学规范。第五，此门课程建议由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企业专家来共同进行教学。教学的理论部分由校内的专职教师来完成，而模拟商务案例和实践案例模拟分析综合训练两部分由专职教师和校外共同一起完成，这样能够部分解决由于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同，给教师通讲这门课程带来了的相关困难，同时也利于积极推进“模拟与实务结合，实训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但是其是否能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实践探索以后才能知道。第六，针对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滞后带来的教学教授困扰，有很多教师认为采取回避是最好的方法，没有规定的、规定不完善的制度就统统不进行讲解了。那么学习电子商务法规这门课程就根本没有必要，甚至会认为我们国家根本就不重视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自己所学的电子商务专业也失去兴趣，造成学生产生失落和厌学的情绪。甚至会造成学生逃学或中途退学。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正视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滞后这个问题，清楚对比世界各国立法和中国立法现状。对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法律没有规定，或者现实与部分法规相冲突、矛盾的地方一定要主动、明确地提出来。通过这种对比分析，告诉学生我国电子商务的立法的现实情况，让学生去主动进行深度思考，告诉学生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法规立法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同时也为学生大四的毕业设计或者毕业论文埋下伏笔。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8篇

[关键词]阻抗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教育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3-0091-04

[作者简介]杨丽坤，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特色理论教研室讲师、法学博士（辽宁大连 116001）

一、大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产生“阻抗”的具体表现

“阻抗”是一个物理名词，是指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所产生的“阻抗”，主要指大学生因其成长经历和心理发展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教育方式存在错误认识和情感障碍。这种接受“阻抗”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效果。这种“阻抗”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是“高台教化”，没什么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推论和解读，和个人生活关系不大，对自己没什么用处，是可有可无的。

第二，部分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奥，研究传播它是理论家的事情，作为普通大学生只要课程考试通过就足够了。同时，还存在畏难情绪，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学好，索性就不学了。

第三，当前社会思潮多种多样，一些大学生把马克思主义视同为与其他思潮一样的思想理论，可接受也可不接受，同时把是否认可比较时髦的外来思潮作为新时代青年的一个标准。

第四，有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虽然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但也带来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实践效果还有待检验，存在不认可的心理。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现在已经是2l世纪了，它解决不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已经“过时”了。

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装过程尚不科学，使很多大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讨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些思想认识和心理阻抗的存在，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难度，也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

二、大学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产生“阻抗”的原因分析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言，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些容易导致人们产生错误认识的因素，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没有处理好对各种理论的选择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政治性之间的矛盾关系，致使在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些因素都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渠道的畅通。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传播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读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使大学生难以理解和接受。在上些人眼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表现为时代性弱、与现实生活结合度低。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是热爱流行事物和新鲜事物，很多学生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自己的生活相距甚远。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发动的全球化是否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为什么曾经被断言为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却更加发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越性在哪里？等等。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科学的、合理的解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读物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读本、教材、辅导材料等。从现有一些读物的思想内容看，教条化气息比较重，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抽象的、干巴巴的几条“原理”，或者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语言晦涩枯燥。一些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纯粹“思辨王国”里漫游，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缺乏“问题意识”，特别是“现实问题意识”。理论不能很好地关照现实，一味醉心于“理论体系”的建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从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特点荡然无存。而且现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也没有体现继承性、开放性、批判性等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特质，从而使我们很难从中看到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缺乏与中西传统思想文化的衔接与沟通，与现代最新的各种哲学、社会理论的对话与交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了“孤家寡人”。有的教科书在反映新的社会生活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现实针对性不强。还有的不能很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万金油”。有些教育工作者还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理论创新发展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关系，使受教育者产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了”的错误认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斗力，产生大学生拒绝接受和难以接受的不利局面。

第二，从传播环境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整体环境非常复杂，受到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各种思潮相互碰撞、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战、舆论战、宣传战日益加强，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高校是他们进行思想和政治渗透的主要目标，他们通过电台、网络等对高校进行文化、思想和宗教渗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量涌入的西方社会思潮成为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阻碍物。从国内环境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带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日趋复杂，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多变，导致了大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多变性和矛盾性。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还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大学生判断选择能力不足的前提下，造成大学生在众多庞杂的信息面前困惑、迷茫、无所适从，进而影响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

第三，从传播方式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存在不科学的一面。从课程设置及内容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处理与中学思想政治课程的关系时，没有很好地做到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内容存在一定重复。在现实教学层面上，存在传授知识不鲜活、内容陈旧等问题。从教学研究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性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从教学队伍看，教师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待提高，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明显缺乏，一部分教师对于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教、真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教学手段看，教学手段单一，“教室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当一部分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当作不得不去完成的“学习任务”，甚至出现逆反心理，抱有抵触情绪。从教学方法看，“满堂灌”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与学生缺少足够的互动和交流，有时虽然也采用了讨论、参观等形式，但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没有形成有效的教学方法。

三、突破“阻抗”。畅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渠道的主要对策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建设，更新充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消除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我们要继承和发展以往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充分运用各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著名领袖身体力行地创办学会、刊物、著书立说、宣传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创办各种讲习所对不同行业的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大规模培训干部、组织编撰通俗读物，这些做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不能断章取义地进行教育。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为了防止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工作。因此，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向大学生传授，使他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使他们能够从整体性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使他们获得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念，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一起来。在教育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原则，有效防止大学生片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偏概全，有效地回击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肢解和误读，强化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

此外，还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新现象、新问题的解释力，解决时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价值诉求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理论魅力。

第二，研究克服网络等新媒体消极影响的有效途径，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和辐射力。

一是必须密切关注网络思想动态，努力增强理论教育的现实针对性。我们要充分利用校园网、政府网等网站，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网上宣传、理论专家网上讲座等活动，澄清模糊认识。要加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和新出台大政方针的网上宣传力度，增强理论教育的主动性。要注重网络调查，及时掌握人们的思想状态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教育。要密切关注网上舆论动态，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引导大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说服力。要围绕网络热点开展讨论辨析，多做正面引导工作，用科学的理论引导人们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观念。要善于释疑解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各种思想困惑做出正确的解答。要善于去伪存真，及时揭露各种虚假信息和政治谣言，消除其消极影响。要善于化解矛盾，分析“热点”问题背后隐藏的思想道德倾向，做好教育疏导工作。

二是必须适应网络传播的变化，改进理论教育的传授方式。网络传播以其信息量的丰富性、传播路径的交互性、参与者的隐匿性等特征，使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教育者从“讲台”退居“网后”，教育对象由被动转向主动，教育渠道由单向变为多向。面对这些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树立开放、平等、互动的教育理念，以开放的眼光、平等的身份、民主的态度与教育对象进行对话和讨论，对重大理论问题和一些模糊认识采取调查研究方式、讨论辨析的方式进行教育引导。要充分利用网络教育的互动性、及时性，采取教育者“一对一”、“一对多”的网上谈心、网上咨询，或者采取“多对一”、“多对多”的“大家谈”、“大家帮”，节约教育资源，提高理论教育效益。要注重传播技巧，根据人们的心理特点，选择一些大家关注的话题，吸引人们的“眼球”，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说理。同时，还要注意在语言、网页的通俗性、生动性方面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亲和力和吸引力。要适应网络传播速度快、变化快的特点，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三是必须培育和优化理论教育网络环境。要建好校园网，注重其丰富性、实用性和新颖性。在国内外知名的搜索引擎内链接网址，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进一步加强网络的安全和管理，制定信息传播的管理、检查、筛选、封堵的监控制度，及时过滤有害信息，防止信息垃圾和非法信息的传播。要制定网络安全法规，保证网络正常运行。要加强网络文明教育，引导大学生强化自律意识，倡导文明上网之风，形成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氛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

第三，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

一是强化问题意识，从问题人手组织教学。在教学中首先抓住课前调研环节，积累总结问题，从问题人手，设计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通过讲解、讨论交流，引导学生去分析、解决问题。随着教学进程不断设疑，促使学生去思考、去寻找解答。鼓励一问多答，让学生努力做到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对同一问题开展思考，开拓学生思路，寻找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

二是实行“辩驳式”教学，坚持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性之一。在教学中，要正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各种正确的与错误的思想、进步的与落后的观念、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要让大学生学会运用比较分析、批判斗争的方式，明辨是非，引导大学生分清主流与支流、分清正确与谬误。

三是实行“参与式”教学，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调动大学生学习研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参与式教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在参与的状态中掌握知识、内化情感、树立信心、指导行动，做到知行统一的过程。在参与式教学中，教师要创设与教材内容相符合的教学情境，制造一种能激起学生思考的条件和氛围，使学生在客观情境中感同身受，激感，引导学生关注教学内容，产生积极的态度、倾向，把激起的强烈情感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学生可以通过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观摩、评论、示范等形式主动参与。在有条件的地方，学生还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动性。

第四，培养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讲骨干，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目标的落实、教育内容的开展、教育手段的实施、教育效果的实现，都需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宣讲队伍，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曾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他对李达、艾思奇等人非常赞赏，自己也经常参与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要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信真讲真用。要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包括比较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练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能够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方法和历史辩证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还应具有较高的教育能力水平，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讲深讲透，让学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9篇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1）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2）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3）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v.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LionBroadcastingCo.v.FCC案18、1978年的FCCv.Pacifica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v.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v.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v.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v.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websitesor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v.Miller、MultnomahCountyLibraryv.U.S.A.、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v.U.S.A.、Ashcroftv.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v.ACLU到Ashcroftv.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v.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首先，美国等国家在对待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网络言论上的谨慎态度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论是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德、法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都认为言论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言论自由不仅应该保护主流意见和观点，更应该保护少数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的意见。45因此，德国《多媒体法》中才会对“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内容做出区分。而正如前文所说，网络是一个可以使言论达到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空间。如何才能做到既防止不良信息的泛滥，又不破坏这种多样性，就成了各国在制定法律以限制网络言论时所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诸如前文所列举的德国的《多媒体法》、美国的CDA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对CDA的违宪判决，都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而我国在网络立法上却仍然延续了传统的思路，在对言论内容的限制上可以说都只是做了笼统的规定。46殊不知这样的规定很可能会损害网络言论的多样性。且不论我们与历来以对待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的严厉态度著称的美国相比存在的差距，即使是对网络言论内容进行了较多限制的新加坡，它的立法与我国相比也要严谨得多：《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第4条“禁止的内容”在前两款详细规定了应受限制的内容之后，又在第3款规定：“更进一步的标准是，内容是否具有内在的医学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在第4款规定：“ICP持照人如果对节目内容是否属于被禁止产生怀疑时，应提交广播委员会认定。”47这种更为严谨的规定无疑更有利于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

其次，美国注意到了网络特殊的性质并认识到网络需要适应于这种特性的保护原则，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Renov.ACLU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政府将广播领域中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沿用于网络空间中的企图，并且指出：“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48从而表明了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需要自己的法律界限。其实，在网络热刚刚兴起的95—97年间，我国台湾学者中就曾有人撰文探讨了将广播、有线电视、邮政、电话、出版业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应用与网络空间中的可能性，其结论是虽然每个领域都看似与网络有着某种相似性，但仔细分析，又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如电话的经营商就不可能和ISP一样知悉用户传递的信息的内容。因此，这些法律界限都无法单独应用与网络空间。49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必须适用其特殊的法律界限。同样，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50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来，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纵观我国几部有关网络的行政法规，在涉及到网络言论的内容限制时其表述的文字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而这些文字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五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等有关言论自由限制的法律法规的表述存在着雷同的现象。这一点在将来制定相关法律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美国等国家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即不仅仅依靠法律，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的作用。加拿大学者就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包括用户控制——主要是授权父母和过滤技术）、私人管理（指服务商、社会机构和域名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制度化方式。51美国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就肯定了自我管理的方式。笔者认为，具体到网络言论的规范问题上，这些辅助手段主要可以发挥以下作用。首先，我们有望通过技术来区分用户的身份，尤其是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例如德国的《多媒体法》在青少年保护第二阶段上就要求散布者以技术手段防止某类信息被青少年获得。虽然目前技术在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上的作用也许还很有限，但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终将会做到这一点。另外，虽然过滤技术在过滤暴力信息上的表现还很难说令人满意，但它在过滤色情信息上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52。其次，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基于网络交互性的特点，由用户来控制信息的接受很可能会构成网络言论规范的一条新的途径。虽然完全寄希望于用户控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青少年保护的问题上，授权父母来控制某类信息还是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在这方面，《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由于网络技术更新速度快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匿名性的问题的影响，如果单纯以法律去规范网络言论，很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的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则很可能会做到事半功倍。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其他国家的成绩和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各国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一致，我们也不可照抄照搬。例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不论其内容为何，政府都不得对网络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法律控制，这一点就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本国法律所历来排斥与法律保护之外的言论以及所参加的人权公约认为得以法律禁止之的言论，如鼓吹战争、鼓吹种族歧视等的言论，即使属于网络言论政府也得以法律限制之。总之，鉴于国情的不同，我们应该在了解网络性质的基础上，从我们具体的实际出发，有效地借鉴美国及其它在网络立法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的经验，寻找我们自己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2001级硕士研究生。

1美国于1996年制定了新的《电信法》，在该法中国会试图对网上的不正当言论(indecency)进行限制。

2[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第325页。

3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4[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5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6参见下文的“纯粹言论”部分。

7[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8[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第189页。

9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0GeoffreyR.Stone,LouisM.Seidman,CassR.Sunstein,MarkV.Tushnet,???????????????????,AspenLaw&Business,ADivisionofAspenPublishers,Inc.,1999,pp.16—17.

11Stone&others,????,at19,161,214。

12Stone&others,????，at23—61，105。

13Stone&others,????，at16—17。

14339U.S.94(1950).

15[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61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4页；第100-101页。

18395U.S.367(1969).

19438U.S.726(1978).

20Chapterv,sectionAsupra.可参见Stone&others,?????,at499。

21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2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3把关人：即控制信息和娱乐的选择与流向的个人或组织。传统的把关人有政府机构和大众媒介组织。参见[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24JerryBerman&DanielJ.Weitzner,??????????????????????????????????????????????????????????

??????????????????????????????????????????????????????,104YaleL.J.，1623-1624(1995)。

25[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页。

2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27Berman&others,?????,at1622.

28[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29[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30[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41页。

31参见FCCv.PacificaFoundation,438U.S.726(1978).

3296CV.2475MH(1997).可参见MarkMikulaandL.MphoMobund,Editors,AllisonMcClinticMarion,AssociateEditor,???????????????????????????(Volume1:IndividualLiberties),TheCaleGroup,1999,pp.434-437.

33Berman&Weitzner,supra,at1634,seeStone&others,????,at501.

34OwenFiss,????????????????????????????,104YaleL.J.1616-1617(1995).

35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通过《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502节和507节又被称作《通信规范法》，即本文中所提到的CDA。

36如未特别注明，与本案有关的资料均。(其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7Sable,492U.S.at126,Careyv.PopulationServicesInt''''l,431U.S.678,701(1977)。法院认为不正当言论只会使人感到尴尬，因此是受到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

38可分别参见96CV.2475MH(1997),No.01-CV-1322,No.01-CV-1303.

39如v芯片、网上保姆等。

41见MultnomahCountyLibraryv.U.S.A.,No.01-CV-1322.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v.U.S.A.,No.01-CV-1303。

43有关《德国多媒体法》的内容均参见谢铭洋、陈晓慧：《德国对网路服务之新规范——咨讯服务与通讯服务法（多元媒体法）》，载《月旦法学杂志》，第36期，1998/5。

44可参见陈一榕、徐远峰、梁陈剑译，吴贤伦校：《澳大利亚1999年广播及网上服务法》，钟新译：《新加坡因特网行业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第11—17页，第97页。

45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01页；另可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46可参见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47王宇丽译：《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49刘静怡：《电脑网路性质及其可能适用之管制模式概述》，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9期，1996/12。

50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网络特殊性质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51[加]大卫?约翰斯顿，森尼?汉达，查尔斯?摩根著，张明澎译：《在线游戏规则》，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网络安全法学习总结范文第10篇

目 录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三、美国的经验

四、总结

美国历来是一个重视言论自由的国度，它不仅将言论自由规定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而且一直致力于探索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并先后形成了“危险倾向原则”、“煽动原则”、“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等一系列适用原则。随着人类进入网络时代，网络技术与传统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凸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在网络世界中对言论自由施以什么样的法律限制呢？美国作为网络的发祥地和世界上在网络立法上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网络基础设施还是在网络立法上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国家而言，美国在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取得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言论自由及其法律界限

在美国，人们对于言论自由的认识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口头言论之外，书面表达、音乐、绘画甚至行为，都有可能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这或许与修正案的表述有关：“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2根据修正案的这一表述，除了出版、集会、结社、请愿，其他表达公民意见的行为都可以涵盖在“言论自由”这一范畴之内。正是由于对言论自由的认识如此宽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实际上将“言论”分为三类：纯粹言论、象征性言论（symbolic speech）以及附加言论(speech-plus-conduct)。所谓纯粹言论是指“口语、文字、图画、音像、肢体语言等纯粹用于表达、展现思想、技艺等而不与外界或他人直接发生物理学意义上冲突的形式、手段”；象征性言论则是指“所有目的在于表达、沟通或传播思想、意见等观念性质的因素的行为”，如焚烧国旗、佩带黑纱等；而附加言论即语言加行动，它是指“在设置纠察线（或警戒）、游行、示威时，言论混合着行动的情况”。3由于这三种言论给社会秩序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小不一，因此法院对它们形成了不同的法律界限。

在这三者之中，纯粹言论被认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象征性言论被认为“非常近似于‘纯语言’”，4而附加性言论则被认为应受到最严厉的限制，因为“它是在没有交流作用的行为环境中的语言表达形式”5。由于纯粹言论的保护原则较其他两种复杂，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象征性言论和附加言论的法律界限。象征性言论与附加言论在保护原则上有着重合的地方，即它们均可以适用利益平衡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形成于1968年的“合众国诉奥尔布莱恩”一案。在该案中，首法官沃伦代表最高法院首先提出了在把言论和非言论结合在行为中时，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对非言论部分进行限制才是合宪的：（1）规定必须促进重要的或实质性的政府利益；（2）政府的利益必须与压制自由表达无关；（3）对所提出的自由带来的附带限制不得大于促进政府利益所需要的程度。6尽管“奥尔布莱恩原则”既适用于附加言论也适用于象征性言论，但二者在适用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附加言论的案件一般都适用利益平衡原则，但是如果政府对象征性言论的限制已经构成了内容限制，7那么法院将转而适用严格审查标准，也就是说政府必须证明审查中的法律是严格地为实现政府首要的或切身的利益而制定的。8另外，在实践中，尽管在这种“附加言论”案件中采用了利益平衡原则，但最高法院往往赞成对附加言论实行管制。9由此可见，法院对待附加言论的态度要比对待象征性言论严厉的多。

如同上文所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纯粹言论应该受到最高的保护。那么，对于纯粹言论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呢？首先，法院将言论分为可以根据其所传达的信息进行限制的和只能进行“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之所以对言论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人们认为第一条修正案只对能够促进它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提供保护。因此，凡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第一条修正案所蕴含的价值的言论，如言论、虚假陈述、商业广告等，要么不应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要么只应受到最低的保护。对这些言论，法律得根据其内容对其进行限制。同样，对于这些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言论”。10其中“高价值言论”指的主要是危险思想和信息，如呼吁人们抵制征兵等；“低价值言论”则是指商业言论、不正当言论等蕴含第一条修正案价值较少从而也应受较少保护的言论。11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这一问题上，如何对得基于其内容进行法律限制的言论设置法律界限构成了宪法学者和法院探索的重点，同时也构成了美国法院“对限制的限制”的原则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现行的对这类言论进行法律限制的原则主要包括霍姆斯——布兰代斯原则（即“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原则”）、模糊和过宽原则以及事前审查原则。12但是，两相比较，法院在对待“低价值言论”的法律限制上比对待“高价值言论”的态度要宽容的多。至于受到第一条修正案完全保护的言论，法律对其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必须与其所传达的内容无关，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法进行限制，如禁止在医院附近进行嘈杂的演讲。13当然，根据ACA v. Dounds14一案所确立的“逐案权衡”原则，政府如果能够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15

众所周知，在对待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上历来有两种态度，即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而不论是从各国立法、各种人权公约，还是从学者们的论述来看，相对主义都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16即使是绝对主义论者，如米克尔约翰，也并非认为无论对什么样的言论都不能施以法律的制约。17既然相对主义已成为各国的共识，那么必然会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界限才不会侵害受到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为了寻找合宪的法律界限，各国一般采取的都是利益衡量的方法，即将某一言论可能促进的利益与可能损害的利益两相比较，从而决定是否对其进行限制的方法。然而，面对不同类型的言论，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的利益选择也将是不同的。以政治性言论和商业性言论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对于政治性言论应给予最高的保护，而对于商业性言论的法律限制则是更为可以接受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对各种言论进行科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言论确立不同的保护原则。比如上文所讲到的美国对于言论自由的几种类型的划分及各自的保护原则，就是美国人根据自己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索所最终确立下来的。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其中某些具体的观点，如我们可能会不赞同将行为归入言论自由的范畴之中，也可能会不赞同对不正当言论提供保护，但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对言论进行划分的方法与我们笼统地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方法相比，是更有利于保护言论自由的。

二、网络与言论自由传统法律界限的冲突

进入20世纪之后，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广播、有线电视、电影、直至今天的国际互联网，这些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 生活，但同时也给言论自由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象1969年的Red Lion Broadcasting Co. v. FCC案18、1978年的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案19，以及Kovacs v. Cooper20案等都是新的传媒与言论自由传统的法律界限产生冲突的实例。与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广播、有线电视及音像相比，网络对人类的通讯传播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更为革命性的，因此它与言论自由的传统法律界限所产生的冲突也将更为激烈。

在网络产生之初，由于对这种新兴的传媒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以及考虑到网络对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特殊要求，各国并没有针对网络进行专门的立法；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和学者们对于既存法律是否同样适用于网络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导致了网络实际上处于法律规范之外，这也就是所谓的“Non-regulation"时代21。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网上、色情、暴力、宣扬种族歧视等的言论泛滥。根据2000年召开的“防止利用互联网传播种族仇恨”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95年互联网上仅有一个传播种族仇恨的网站，到2000年中期此类网站已经超过2000个，仅德国就有500多个这类非法网站。22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逐渐认识到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也需要法律的规范，从而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加强网络立法的工作，一系列电信基本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保护知识产权和信息自由的法律法规等相继在美、英、德、俄等国出台，网络开始由non-regulation时代走向regulation时代。但是规范网络世界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基于网上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信息的传播，网络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网上的言论（或信息）什么样的法律限制才是合宪的。而由于网络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要规范网络言论就不能套用传统的模式而必须寻找新的法律界限。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网络具有以下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特殊性质。

一、网络是“无中心化的”（decentralized）。也就是说，网络向所有人开放，在网络上无所谓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之分，也不需要所谓的把关人（gatekeeper）,23每一个网络用户都同时既可能是信息的使用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提供者。因此网上信息源的数量“只受到希望进入（互联网）的用户人数的限制”24，在互联网上可以说是存在着趋于无限的信息提供者，或称信息源。这也就意味着在网络上信息的多样性可以达到最大化。而传统的媒介则与互联网完全不同。以广播为例。广播领域中几乎所有的信息内容都是在外部被中介人所拥有，他们控制着内容的生产和选择，还有的步骤、次序和时间。25这样，广播所传播的信息的多样性必然大打折扣。而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多样化，即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无论是密尔的自由论还是霍尔姆斯的“自由市场论”，都强调意见或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对于获知真理的重要作用，而获知真理正是言论自由的主要价值之一。26因此才有学者认为信息源多样性的最大化是言论自由发挥其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7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决定了它可以做到信息多样性的最大化，从而也决定了网络在所有的传媒中最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

二、网络具有交互性的特点。所谓交互性指的是由用户控制信息的交换而不是中介人，28这也就意味着用户有可能对自己接受的信息进行选择。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传媒一般可以分为人际领域、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29一般而言，只有人际领域才存在着互动的特点。传统的媒介，例如广播、电视或书籍、报纸、杂志，都只能归入广播领域和文献领域，而在广播和文献传播领域中，信息总是从发送者流向接收者，用户基本上都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因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不具有交互性的特点。30只有网络可以涵盖所有这三个领域，也只有网络的用户才可能主动的选择甚至影响所接受的信息。例如网上聊天就是一种典型的交互式传播方式。考察以往美国政府以立法规范传媒的历史，法院之所以认为这种限制言论的立法符合宪法，主要是因为身处传统的媒介中用户无法控制信息的交换，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的其他利益，这种限制才显得尤为必要。31而网络用户不同于传统传媒的用户，网络信息的交换可能由用户来控制，这就为控制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网络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仅其载体具有多样性，其内容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传统传媒，如广播，只能以声音的形式传播信息，电视也至多只能结合图像与声音两种形式，而网络除了可以传送文本之外，还可以传送声音、图像和影片，并且可以建立超文本链接。网络言论载体的复杂性决定了网络言论法律界限的复杂性。另外，正如上文中提到的，网络涵盖了人际、广播和文献三个领域，如聊天室应归入人际领域，网上电视节目的实时播放应归入广播领域，而新闻组、资料检索系统等又似应归入文献领域。而法律对这三个领域的言论进行限制时的严格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法律对广播领域的限制要较文献领域为严格，而对文献领域的限制又较人际领域为严格。同时，网上既存在着一般的言论，如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也存在着政治言论和商业言论。对这些不同种类的言论进行法律限制时也必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网络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如果要对网络言论实施某种法律限制，如何划定这条法律界限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这也是对于网络不可以机械套用以前的法律界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网络用户具有匿名性的特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的身份可以与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毫不相干，因此一旦用户匿名上网，政府将很难查出用户的真正身份。而在美国，用户在网上隐匿自己身份的权利已经通过ACLU v. Miller32一案得到了联邦地区法院的确认。由于网络是无中心化的，任何用户都可以在网上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针对网络言论制定了法律加以限制，而某个用户的言论也确实触犯了这一法律，但如果该用户隐匿了自己的身份，政府也将难以找到该言论的负责人，法律也就会失去意义。这就意味着仅仅依靠法律来控制网络言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对待网络这种高科技的产物，更应辅以技术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言论自由法律界限的确定的确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那么，对于网络言论自由究竟应该施以什么样的法律界限呢？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来，美国的学者对此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有的学者坚持对网络言论无论其内容为何都只能进行“内容中立”的限制，即只能对发表言论的时间、地点、方式进行限制；33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在人们完全了解因特网和在下级法院的有关判决经受了考验之后，国会或最高法院才能制定有关限制规范（definite regulation）。34

笔者较为赞同这种谨慎的态度，因为首先网络言论主要是以文字、声音、图片、影片等形式表达出来的，不可能涉及行为，因此可以肯定的说，网络言论都属于纯粹言论。根据最高法院对待纯粹言论的传统态度以及纯粹言论本身的性质，即使存在以立法限制网络言论的必要也必须非常谨慎。其次，对纯粹言论的分类也应该适用于网络言论，对于不同种类的网上言论应该适用不同的保护原则。例如对于商业广告、“不正当言论”（indecency）等“低”价值言论，就可以考虑以比较宽松的原则进行法律限制。至于言论等不受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即使是在网络空间中也是不应该受到保护的。而对于属于“内容中立”限制的言论，在制定法律进行限制时就应主要进行“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

总的说来，由于我们目前对于网络的认识仍然较少，而网络基于其无中心化的特点又较其他的传媒都更加有利于言论自由价值的发挥，因此我们在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不可操之过急而必须小心谨慎。

三、 美国的经验

尽管学者们对于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存在许多的争论，而且这场争论随着网络的发展还将继续下去，但是无疑能够在这场争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会和最高法院。同时，由于美国特殊的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说这场争论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中。考虑到Reno v. ACLU一案所涉及到的CDA法案35是国会规范网络最早的努力之一，以及CDA被判违宪后产生的重大影响，下面笔者将首先就该案具体介绍一下最高法院对待第一条修正案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的态度。

CDA是《1996电信法》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CDA宣布通过网络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猥亵言论或‘不正当’信息（indecent material）"的行为属刑事犯罪，可被判处两年以下监禁及250,000美元以下的罚款。36而根据以往的宪法判例，“不正当言论”与猥亵言论（obscenity）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猥亵言论不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不正当言论”却是受到保护的。37很明显，该法案是国会企图以未成年人保护为突破口，像以往对待广播一样以立法对网络言论实施控制的一个尝试。如果法院判决ACLU败诉，那么政府的这一尝试就获得了成功，网络也就将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如果法院判决政府败诉，那也就等于同时宣告网络言论是不受政府干涉的，或者至少是不受到政府严厉干涉的。

1997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对Reno v. ACLU案做出终审判决，CDA最终被判违宪。笔者认为，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判决中，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首先，法院充分注意到了网络这一新兴科技的产物，并对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鉴于该案发生于1997年——网络发展的初期，法院对网络所作的这些评价在现在看来虽然可能有欠深入，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在该案判决词第一部分中，法院首先对因特网作了一个整体的评价，称其为 “一种独特的、全新的全球通信媒介”。紧接着，法院又对网络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将其分为电子邮件、自动邮件列表服务（mail exploders）、新闻组、聊天室、和万维网（即网络的搜索功能）。这一分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适用的。同时，法院也注意到了网络无中心化的特点，指出“在网络上没有哪个组织可以控制用户的接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心点（centralized point）可以将任何私人网站或服务商（individual web sites or services）从网络上驱逐出去。” 可以说，法院的这些评价不仅构成了进行该案判决的基础，也为我们探索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反驳政府关于援用有关广播的宪法判例以说明自己有权对网络这一传媒进行控制的观点时，史蒂文斯法官代表最高法院阐明了网络应该有其独特的适用原则。史蒂文斯法官认为，最高法院以前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政府有长期以来对广播业实施比较广泛的控制的历史；第二，广播的所需占用的频道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第三，广播具有“侵略性”，即用户对信息的接受是没有控制权的。虽然在历史上存在着允许政府对广播实施控制的宪法判例，但同时也有判例表明不同的传媒基于其各自的特点应该适用不同的原则。而广播所具有的这些导致政府控制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并不存在：第一，政府并没有对网络控制的历史，相反，政府对网络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第二，网络不像广播那样具有“侵略性”。在这里史蒂文斯法官特别强调指出网络上的信息不是不请自来地“入侵”用户的家庭或出现在其电脑上的，用户不大可能“偶然”地接触到某些内容；第三，与国会当初制定规范广播业的法律时不同，网络不应被当作一种“稀缺”的昂贵商品；网络为所有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不受限制的、低廉的交流途径。因此，史蒂文斯法官最后总结到：“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

最后，法院再次表明了对言论自由的价值的重视和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这也就意味着，除非有特别充足的理由，否则法院是不会允许国会对网络言论基于其内容而以立法的形式加以限制的。如同本文第一部分中所提到的，政府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对“内容中立”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限制，但是如果政府可以证明它对于限制“内容中立”言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当利益，也可以根据它的内容对其进行法律限制。在本案中，政府为了证明CDA的合宪性，提出自己制定CDA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正当言论”的侵害，如果法院判决CDA违宪，那么未成年人的利益就将无法得到保护。这时，法院就必须运用“逐案权衡”原则判断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与政府所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何者为重。如果判决CDA合宪，就意味着法院认为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利益不足以与其他利益相抗衡，这样政府在以后制定法律限制网络言论的时候就将会有可能为了其他利益而轻易牺牲言论自由；而如果判决CDA违宪，政府亦将有可能在制定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时裹足不前。最终，法院还是选择了言论自由。这也就相当于向世人宣告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应该具有最高的价值。正如最后史蒂文斯法官在总结部分所写道的：“作为宪法传统，在缺乏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政府（对网络）进行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只会限制思想的自由交换而不是促进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与控制言论所能带来的理论上的、未经证实的利益相比，促进表达自由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在Reno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及其下级法院又在ACLU v. Miller、Multnomah County Library v. U.S.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v. U.S.A.、Ashcroft v. ACLU等一系列案件中延续了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的判决思路，38相继判决CIPA（《儿童在线保护法》）、COPA（《在线儿童保护法》）等有关限制网络言论的法律违宪。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CDA等法案最终被判违宪，但是最高法院也并非主张对“不正当言论”等不良信息应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它只是反对以法律来限制言论自由，至于通过“过滤技术”39、授权父母等方式来保护未成年人及网络用户还是得到法院支持的。40当然政府也不得强制用户使用“过滤技术”，否则也将构成对第一条修正案的违反。41同时，法院认为对于网络上与聊天室等不同的部分，如商业站点等，还是可以以法律来规范的。42

从Reno v. ACLU到Ashcroft v. ACLU这一系列的案件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法律慎行（只允许内容中立的法律限制）、倚重技术、授权父母（用户控制）。

四、总结

上面我们从Reno v. ACLU案出发，简略地阐述了一下美国最高法院对待网络言论自由的态度。其实不独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等国家在对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网络立法开始较早的德国为例。德国以其《多媒体法》而在网络立法领域著称于世。这部《多媒体法》在涉及网络言论的法律界限上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的保护上。43它采取了分阶段的方法，将有关青少年保护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禁止刑法上、违反秩序法上违法的产品、服务；第二阶段是以联邦检查处列举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产品、服务，散布者必须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第三阶段是课服务提供商以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之义务。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首先该法将可能遭到限制的内容分为“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两种，从而为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要求散布者“在技术上预防确保不使青少年获得”和“聘请青少年保护人员”的规定都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网络特殊性质的考虑。除德国外，澳大利亚的分级管理制度和新加坡的行业自律及用户自我负责的制度也是比较有特色的。44

反观我国的网络立法，我国虽然注意到了网络与现行法律的冲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立法空白，从而对《 著作权法》等法律进行了修订，并针对互联网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但无疑仍存在着立法规格较低、质量不高的缺点。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以及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法律的形式对网络进行规范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以上对各国网络立法，尤其是对美国最高法院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的态度的分析看来，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定法律以规范网络言论的时候，有以下几点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首先，美国等国家在对待以法律的形式限制网络言论上的谨慎态度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不论是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德、法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都认为言论的多元化是民主社会的根本要求，言论自由不仅应该保护主流意见和观点，更应该保护少数的、边缘的和非正统的意见。45因此，德国《多媒体法》中才会对“禁止的”和“有害但并非禁止的”内容做出区分。而正如前文所说，网络是一个可以使言论达到最大程度多样化的空间。如何才能做到既防止不良信息的泛滥，又不破坏这种多样性，就成了各国在制定法律以限制网络言论时所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诸如前文所列举的德国的《多媒体法》、美国的CDA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对CDA 的违宪判决，都是这种思路的具体体现。而我国在网络立法上却仍然延续了传统的思路，在对言论内容的限制上可以说都只是做了笼统的规定。46殊不知这样的规定很可能会损害网络言论的多样性。且不论我们与历来以对待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的严厉态度著称的美国相比存在的差距，即使是对网络言论内容进行了较多限制的新加坡，它的立法与我国相比也要严谨得多：《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第4条“禁止的内容”在前两款详细规定了应受限制的内容之后，又在第3款规定：“更进一步的标准是，内容是否具有内在的医学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在第4款规定：“ICP持照人如果对节目内容是否属于被禁止产生怀疑时，应提交广播委员会认定。”47这种更为严谨的规定无疑更有利于保护网络言论的多样性。

其次，美国注意到了网络特殊的性质并认识到网络需要适应于这种特性的保护原则，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Reno v. ACLU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政府将广播领域中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沿用于网络空间中的企图，并且指出：“我们的判例并没有提供允许政府对这种媒介（指网络，笔者注）进行审查的程度的标准。”48从而表明了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需要自己的法律界限。其实，在网络热刚刚兴起的95—97年间，我国台湾学者中就曾有人撰文探讨了将广播、有线电视、邮政、电话、出版业的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应用与网络空间中的可能性，其结论是虽然每个领域都看似与网络有着某种相似性，但仔细分析，又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如电话的经营商就不可能和ISP一样知悉用户传递的信息的内容。因此，这些法律界限都无法单独应用与网络空间。49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必须适用其特殊的法律界限。同样，根据罗杰?菲德勒对传媒的划分，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50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来，可以说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纵观我国几部有关网络的行政法规，在涉及到网络言论的内容限制时其表述的文字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而这些文字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五条、《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等有关言论自由限制的法律法规的表述存在着雷同的现象。这一点在将来制定相关法律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三，美国等国家开启了网络言论保护的新思路，即不仅仅依靠法律，而且注重发挥技术及用户控制对规范网络的作用。加拿大学者就认为，网络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自治”的色彩，因此，我们在探寻如何以政府管理的方式对网络社会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网络“自治”的传统，发展其他的辅助手段，如自我管理（包括用户控制——主要是授权父母和过滤技术）、私人管理（指服务商、社会机构和域名管理系统的管理）和制度化方式。51美国最高法院在Reno案中就肯定了自我管理的方式。笔者认为，具体到网络言论的规范问题上，这些辅助手段主要可以发挥以下作用。首先，我们有望通过技术来区分用户的身份，尤其是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从而为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辅助手段。例如德国的《多媒体法》在青少年保护第二阶段上就要求散布者以技术手段防止某类信息被青少年获得。虽然目前技术在区分用户是否未成年人上的作用也许还很有限，但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它终将会做到这一点。另外，虽然过滤技术在过滤暴力信息上的表现还很难说令人满意，但它在过滤色情信息上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52。其次，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基于网络交互性的特点，由用户来控制信息的接受很可能会构成网络言论规范的一条新的途径。虽然完全寄希望于用户控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青少年保护的问题上，授权父母来控制某类信息还是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在这方面，《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由于网络技术更新速度快以及前面所提到的匿名性的问题的影响，如果单纯以法律去规范网络言论，很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的利用这些辅助手段，则很可能会做到事半功倍。

最后，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其他国家的成绩和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由于各国对言论自由的含义和价值的认识不一致，我们也不可照抄照搬。例如，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不论其内容为何，政府都不得对网络言论进行基于内容的法律控制，这一点就是笔者所不能苟同的。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本国法律所历来排斥与法律保护之外的言论以及所参加的人权公约认为得以法律禁止之的言论，如鼓吹战争、鼓吹种族歧视等的言论，即使属于网络言论政府也得以法律限制之。总之，鉴于国情的不同，我们应该在了解网络性质的基础上，从我们具体的实际出发，有效地借鉴美国及其它在网络立法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的经验，寻找我们自己的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2001级硕士研究生。

1 美国于1996年制定了新的《电信法》，在该法中国会试图对网上的不正当言论(indecency)进行限制。

2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附录，第325页。

3 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4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5 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 页。

6参见下文的“纯粹言论”部分。

7[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 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8[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第189页。

9甄树青：《论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0 Geoffrey R. Stone, Louis M. Seidman, Cass R. Sunstein, Mark V. Tushnet, ???????????????????, Aspen Law & Business, A Division of Aspen Publishers, Inc.,1999 ,pp.16—17.

11Stone & others, ????, at 19,161,214。

12Stone & others, ????，at 23—61，105。

13 Stone & others, ????，at 16—17。

14 339 U.S. 94 (1950).

15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61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4页；第100-101页。

18 395 U. S. 367 (1969).

19 438 U. S. 726 (1978).

20 Chapter v, section A supra.可参见Stone & others,?????, at 499。

21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2张西明：《从Non-regulation走向Regulation——网络时代如何保障言论自由》，载《法学》，2001年第7期。

23 把关人：即控制信息和娱乐的选择与流向的个人或组织。传统的把关人有政府机构和大众媒介组织。参见[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24 Jerry Berman & Daniel J. Weitzner, ?????????????????????????????????????????

??????????????????????????????????????????????????????, 104 Yale L.J.，1623-1624 (1995)。

25 [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2页。

26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2，73页。

27 Berman & others,?????, at1622.

28 [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29[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30[美]罗杰?菲德勒著，明安香译：《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9，41页。

31 参见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 438 U.S.726 (1978).

32 96CV.2475MH(1997).可参见Mark Mikula and L.Mpho Mobund, Editors, Allison McClintic Marion, Associate Editor,??????????????????????????? (Volume 1: Individual Liberties), The Cale Group, 1999,pp.434-437.

33 Berman & Weitzner, supra, at 1634, see Stone & others, ????, at 501.

34 Owen Fiss,????????????????????????????, 104 Yale L.J.1616-1617 (1995).

35 美国国会曾于1996年通过《1996电信法》，其中的第502节和507节又被称作《通信规范法》，即本文中所提到的CDA。

36 如未特别注明，与本案有关的资料均来自。(其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7 Sable, 492U.S. at 126, Carey v. Population Services Int'l, 431 U. S. 678,701(1977)。法院认为不正当言论只会使人感到尴尬，因此是受到第一条修正案保护的。

38 可分别参见96CV.2475MH(1997), No.01-CV-1322, No. 01-CV-1303, 或参见网址。

41 见Multnomah County Library v. U.S.A., No. 01-CV-1322.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v. U.S.A., No. 01-CV-1303。另可参见网址：。

43 有关《德国多媒体法》的内容均参见谢铭洋、陈晓慧：《德国对网路服务之新规范——咨讯服务与通讯服务法（多元媒体法）》，载《月旦法学杂志》，第36期，1998/5。

44 可参见陈一榕、徐远峰、梁陈剑译，吴贤伦校：《澳大利亚1999年广播及网上服务法》，钟新译：《新加坡因特网行业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第11—17页，第97页。

45候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1，101页；另可参见张志铭：《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载《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46 可参见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47王宇丽译：《新加坡因特网运行准则》，载陈晓宁主编：《广播电视新媒体政策法规研究——国外法规与评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105页。

48 来自。

49 刘静怡：《电脑网路性质及其可能适用之管制模式概述》，载《月旦法学杂志》，第19期，1996/12。

50 参见本文第二部分网络特殊性质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51 [加]大卫?约翰斯顿，森尼?汉达，查尔斯?摩根著，张明澎译：《在线游戏规则》，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