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监管论文范文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外汇流动情况代表着国际资本的流动分布,国际资本的流动既可能对所在国经济产生虚增的大繁荣,也可能给所在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只有对所在国外汇的流入和流出进行有效监管,才能够减少或缓冲国际资本巨额流动给所在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的各项交易基本实现可自由兑换,尽管资本项目依旧管制,但大量国际游资依然不断地涌入我国,给我国金融安全带来隐患。因此,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强外汇监管,防范涌人的国际游资的冲击,确保我国管制金融安全。

一、目前外汇管制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境内的外汇流动情况

外汇的流人流出是通过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进行的,目前我国外汇的流人流出主要部分是通过经常账户下的各项交易和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一些项目的交易活动进行的,大部分是通过商品服务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活动、跨国企业经营与并购等活动进行的。由于资本项目依然采取强制结售汇制,人世之前企业自由用汇仍然受到很大的制约,许多出口企业低报出口数量或低报出口价格,进口企业高报进口数量或高报进口价格,以便企业用汇时可以随时使用,而不受国家购汇的限制。这些外汇剩余常常存放在国外,此时外汇有流出的趋势。加入WTO后,我国不断加速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国际资金的流人流出更加畅通,渠道更加多样,监测难度也更大,给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

1.我国外汇流人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短缺现象十分严重,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外汇收入、节约外汇开支、加强外汇储备,使得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增速加快,截至2008年5月,我国外汇储备总额已达到17969.6亿美元,大约是2000年的十倍,而2008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单月增幅竟达到创纪录的745亿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2008年7月4日公布,截至3月底,中国外债余额为3925.89亿美元(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对外负债),较2007年底增加189.71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余额为2367.25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166.41亿美元,增长7.56%,占外债余额的60.30%,创有史以来新高。按照国际标准,短期外债占比的警戒线是25%。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我国短期外债在整个外债余额中的占比已出现明显偏高迹象,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一旦出现资本大量外逃,就可能导致人民币危机与金融危机,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后果。

2.我国外汇流出情况。外汇流出的情况主要包括外汇转移的渠道、流出外汇的币种、外汇流出的原因、以及流向的领域。从正常情况看,外汇的流出主要是进口支付、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并购等方式。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份额较大,值得重点关注。但是,由于商务部对这方面的历史统计数据不公开,而从所公布数据上看,目前我国外汇流人远大于外汇流出。

3.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目前境内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性,具有危险性强、金额较大、流动速度快的特点。热钱流入中国的渠道包括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收益与经常转移;资本项目下的FDI、证券投资、贸易信贷与贷款,此外热钱还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和境内外商业银行流入中国。由于外汇流人远远大于外汇流出,这会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人民币出现严重的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的不断激增,使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供求,通过价格机制作用,外币价格就有下降趋势,本币价格则会有上升压力,这已经从我国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得到充分印证。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不断开放,国际资本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没有消除的情况下,仍然不断地、大规模地涌人进来,这就进一步地推动人民币汇率的走高,而且这种走势明显隐藏着人为因素。

其次,人民币外汇占款数量剧增。众所周知,外汇流人增加得越多,需要投放的本币就越多。而且,外汇流入的增长势头如果持续下去,就会招致货币当局货币独立性的弱化。当人民币升值达到投机套利者的预期值的时候,在外汇市场上就会有大量抛出本币的情况。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市场上抛售本币的愿望就会更加强烈,这不但造成国内物价的飞速上涨,也会迅速导致本币大幅度对内贬值,进而对外贬值,从而使本币币值失去稳定性,人们持有本币的信心也会一落千丈。本来就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就愈加不堪一击,高通胀伴随高利率的现象就会同时发生,本国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冲击。

另外,我国外汇储备激增在美元不断贬值、美元储备在外汇储备占比居高不下,使我国外汇储备值极度缩水,外汇储备的购买能力大打折扣,因此对我国外汇流人大于流出这一问题必须加以彻底解决。

二、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宏观层面

1.加强对外高尖端技术产品、技术、劳务的购买。扩大财政对外支出既可以减少由于外汇储备过高而美元贬值带来的储备资产价值的贬损,又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弥补由于货币紧缩政策造成的经济萎缩的现实问题。

2.金融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外汇资金流人流出的监测机制,尤其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防范机制,为短期大量国际资本抽逃设置障碍。对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的来源及使用进行监督,对国内进出口企业的资金往来通过开户行进行监督检查其资金来源及使用,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可通过其国内开户行进行监督,等等。尤其是对辖区内总体外汇资金的流人流出进行全方位的监测,重点放在外商投资企业、国内进出口企业以及商业银行的外币存款。

3.加强国际间合作,尤其是加强与篮子货币中的货币发行国加强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合作,从而避免由于国内采取紧缩政策,造成国内经济发展趋缓,国内收益相对下降,导致已经流入国内的国际短期资本,尤其是投机性资本以外汇的形式,迅速、大规模的逃离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对冲影响,尤其是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冲击。

4.借鉴美国最近发生次债危机时美联储采取的大型投资银行介入的紧急融资安排,防止在外汇大量撤离时,本币币值波动剧烈,从而利用大型投资银行进行债券的买卖,稳定本币币值的应急性金融安排。

5.调整短期外债占外债总额的比例,即减少短期外债在外债总额的比例,避免由于短期内大量外汇抽逃现象的发生。按照国际标准,短期外债占比的警戒线是25%。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我国短期外债在整个外债余额中的占比明显偏高,建议将我国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中的比例调到国际标准或以下。

6.加强中资银行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降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既可避免大量外汇资金的流人,又可解决储蓄资金分流难给商业银行造成的困境问题,同时对物价也会产生抑制作用。

(二)微观层面

1.各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对外汇流人流出的数额进行有效监测。按季度报表显示的各项统计结果做数字分析,尤其是对外汇资金来源总额、外汇资金运用总额、外汇买卖总额、境内外存放总额的变动分析可以较全面掌握外汇流人流出情况,同时重点监测外汇资金运用项目大于外汇资金来源项目时,关注差额变动情况。如果差额过大,说明短期资本流出大于流人,市场上会出现外汇短缺,本币汇率会有大的下跌。因此,对金融管理部门来说,以此建立健全外汇资金流人流出的检测机制十分必要,这样就可以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避免行业危机提供预警和防范机制。:

2.鼓励国内企业进口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及先进行业的优秀人才(以外币支付其劳务报酬),并且鼓励有潜力的大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这样既可疏导我国外汇资金流人大于流出的矛盾,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壮大企业经营规模,使企业走出国门,为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强化外商直接投资国来源的多元化原则,而且应按照其货币的稳定程度划分投资国的份额按额度大小的顺序应按欧元区、日本、美国划分份额为宜。目前,美元走势疲软,正经历第二阶段的次级债务危机。这样做可以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给我国外汇流人流出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也是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原理,在引资国吸引外资时的具体应用。要实行多样化引资渠道,以规避投资风险一样,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分清主次,选择多个投资国。

4.国内各商业银行在向外管局呈报“外汇信贷收支表”时,应单独呈报一份标有外汇币种的报表,这样会更有利于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分币种的外汇流向进行明确跟踪,尤其是流人流出的某一外汇占外汇总额的比例情况,特别是美元的占比情况进行检测,因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国际投机性资金对美元的信心大打折扣,为追逐高收益,大量国际游资就会以美元的形式暂时转移,重新寻找获利市场,这样美元资金就极有可能渗透到新兴市场国家。

总之,对外汇流人流出的监测非常必要,尤其是当今美国经济疲软、国际经济走势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以外汇形式流入流出的国际游资更是对世界经济、区域经济、一国经济,甚至地方经济构成严重威胁,这不能不引起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史亚荣.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之探讨[J].开发研究,2006(5):118—121.

[2]我国短期外债余额占比创新高远超出国际警戒线[N].京华时报,2008—07—05.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在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过渡期，资本项目监管成为外汇管理的主题。然而，由于监管激励机制不健全，监管的有效性受到较大局限，因此有必要借鉴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我国资本项目管理的阻碍因素进行分析和检讨。

一、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对资本项目监管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中不对称信息也称不完全信息，指的是市场中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委托�关系的最一般特征是委托者与者之间具有不对称的信息。其中掌握私人信息多者称为“人”，掌握私人信息少者称为“委托人”。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主要研究的是：对于委托人任意给定的一种目标，能否并且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人达成这种目标。

经济机制设计是一类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委托人处于主导地位，即由委托人选择机制或者设计一个博弈规则。委托人设计机制的最大目的是最优化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样做面临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即人对机制的认同，在参与机制下得到的好处必须大于或等于其不接受该机制时得到的利益(主要表现为机会成本，有时也表现为欺骗收益)。二是激励相容约束，人在所设计的机制下，必须有积极性自愿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一个有效的(或者说相对最优的)、可实施的机制必须既满足参与约束又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委托人的根本是设计一个激励(奖惩)规则以诱使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吐露实情，同时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

典型的机制设计存在三个步骤：第一步，委托人设计一个“机制”，即博弈规则；第二步，人同时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委托人设计的机制。第三步，接受机制的人根据机制的规定进行行动。

对资本项目的监管主要在于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监管，流入和流出必然涉及到外汇账户余额的变动。而这一切都是以经营外汇的银行(包括中资和外资银行)为运作中介的，可以说银行是外汇管理的关键环节。实践表明，外汇局在履行监管过程中与被监管者(各经营外汇银行)之间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委托与的博弈关系。从对企业在银行账户中资金流出、入及银行自身外汇经营情况的掌握看，外汇银行处于信息的优势，属于人的地位。外汇局对信息的了解具有不确定性，处于信息的劣势，属于委托人的地位。外汇局要想获取真实信息，或者说保证银行作出对监管目标有利的举措，就必须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因此，为了顺利实现我国外汇管理“十五”规划，进一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前述委托�与机制设计理论的借鉴成为改革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机制的指南。委托�机制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外汇监管的成本和效率，其既可作为检验改革是否有效的标准，也可以启发改革设计的思路。

二、资本项目监管激励机制的现实缺陷与表现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监管。但是由于对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借鉴与实践的缺乏，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缺陷。具体表现为：

1、博弈规则不完善。对有些资本项目业务的监管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无法可依；有些虽有规定却不健全，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过于笼统和简单。无论是对人还是委托者，则要么存在无法可依的“真空地带”，要么出现有法不依的“监管宽容”。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更是出现了大量通过行政命令、规定和通知实施监管的现象，监管显得盲目和浮躁，执行起来无所适从，达不到预期的监管目的和效果。

2、博弈信息不真实。资本项目基础数据失真，家底不清。主要原因在于一些经营外汇银行把关不严，甚至搞假账、假表，弄虚作假，使得一些企业逃、套、骗购外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时有发生。这些人“人为”的不正常因素往往诱使委托人��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跌进“信息失真的陷阱”。东南亚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如果外汇监管部门对有关信息掌握和预见不够，家底不清，就很容易在发生危机后，不能迅速采取应对之策。

3、监管手段落后，成本居高不下。在国外外汇项目监管普遍的是中央银行专门设一个管理局，然后下边再借助于各商业银行进行间接管理。但在我国却似乎存在一种对外汇银行不放心的心理，外汇管理部门对可以不直接监管的项目也亲力亲为，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引致管理成本不断加大，而监管信息获取和效率并没有等比提高。同时，过分增加监管程序和环节，使得银行和企业的经营效率降低，没有达到“双赢”。

4、激励和参与软约束。资本项目监管的主要目标是调控资本流出、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一目标和银行的利益并没有很好地协调，银行在主观追求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和外管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相比遵从现行资本项目管理规定所付出的代价，一些银行和企业更愿意获取违规收益，一些个人则通过欺骗获得额外收益而饱私囊。相应地对这些违规机构和个人的处罚却一般是既往不咎或象征性地罚点款了事。处罚成本明显小于违规收益，使违规现象无形中得到纵容，形成检查一过违规重演的恶性循环，外汇监管激励效应大打折扣。

三、资本项目有效监管激励机制的对策设计

1、建立完善的监管博弈规则

(1)明确监管机制设计的目标。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资本项目监和应有相当具体和有所侧重的目标。只有监管目标明确了，才能设计一个有效的监管博弈规则和激励机制。

(2)完善和提升监管博弈规则。完善的“博弈规则”是监管激励机制建立的基础。要改变当前大量通过行政命令、规定和通知实施监管的状况，适时地将其成熟的内容上升为法律，从而使其具有相应的权威和威慑作用，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法规的稳定性，以便于“委托人”和“人”遵从。同时要完善立法机制，规范立法程序，保证法规的科学性、前瞻性和适用性的统一。

(3)由于一些监管数据统计对外汇银行利益没有实质影响，银行往往没有利益动力。因此，为了强化监管，在外汇管理法规中应明确规定银行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数据和资料的职责。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要加大惩罚力度，以保证信息源的真实性。

2、建立畅通的监管信息机制

(1)实现信息一体化。要构建外汇监管信息共享机制，避免各部门收集和使用信息的零散性和片面性，达到监管信息互访、信息资源共享。这样就能构造一个高效、快速、准确的监管信息系统，尽快打通由于信息渠道不畅所带来的瓶颈束缚。

(2)建立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检查的信息互补机制。现实中激励机制设计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对人经营的评价标准。委托人总是希望评价标准尽可能客观一些，因为评价标准越客观，对人努力水平的推断就越准确，激励机制就越强。要致力建立和健全一套科学、合理的监管指标和分析评价方法。对情况出现异常、向不利方向变化幅度大的银行，要及时进行预警质询，并酌情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情况则反馈给非现场部门，形成信息共享和互补机制。

(3)外汇局应对外汇管理所需的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制定详细的信息需求和填报说明，形成信息指引，并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前瞻性。银行则相应设计和调整会计科目及报表系统，这样，外汇局就能够直接从银行所报报表上采集所需的外汇管理信息，完善非现场监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外汇局对信息要求随意性大，则必然会加大自身和银行获得所需信息的成本，也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1)以银行为中介，实行间接监管。间接监管模式就是要将外汇局从目前繁杂的柜台性操作中超脱出来，重点强化对外汇银行及其相关业务环节的监督管理。外汇局则主要负责对银行办理资本项下日常结售汇，账户开立、使用，资金划转等业务的事后检查，突出重点性工作。

(2)加大对人违反“博弈规则”的处罚力度。银行业获取机制外欺骗收益的成本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是违规操作一旦被发现和查处将要付出的处罚成本。由于这一成本可以直接由外汇局(委托人)调节和控制，所以相对人来说最难以预测和最具威慑力。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时向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各项外汇核准、登记、备案及变更手续”。

根据笔者的理解及实践经验，外资并购过程中至少涉及如下外汇核准和登记手续（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区外汇部门具体执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时需办理的手续和流程是不尽相同的）：

1.1结汇核准（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股权结汇核准）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办理结汇核准件时应提交：

1、申请报告（所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股权结构，申请人出资进度、出资账户）；2、所收购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3、转股协议；4、商务部门关于所投资企业股权结构变更的批复文件；5、股权变更后所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和经批准生效的合同、章程；6、所投资企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最近一期所投资企业的审计报告或有效的资产评估报告（涉及国有资产产权变动的转股，应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出具财政部门验证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8、外汇到账通知书或证明；9、针对前述材料需要提供的的其他补充说明材料。

1.2转股收汇外汇登记（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外资外汇登记）

汇发〔2003〕3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或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应自行或委托股权出让方到股权出让方所在地外汇局办理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股权购买对价为一次性支付的，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应在该笔对价支付到位后5日内办理；股权购买对价为分期支付的，每期对价支付到位后5日内，均应就该期到位对价办理一次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外国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股权购买对价前，其在被收购企业中的所有者权益依照其实际已支付的比例确定，并据此办理相关的转股、减资、清算及利润汇出等外汇业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办理转股收汇外汇登记时应提交：

1、书面申请；2、被收购企业为外商投资企业的，提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3、股权转让协议；4、被收购企业董事会协议；5、商务部门有关股权转让的批复文件；6、资本项目核准件（收购款结汇核准件，或再投资核准件）；7、收购款结汇水单或银行出具的款项到账证明；8、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根据《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控股投资者在付清全部购买金之前，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不得将其在企业中的权益、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表。股权出让方所在地的外汇管理部门出具外资外汇登记证明是证明外国投资者购买金到位的有效文件”。

1.3外汇登记证（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

并资并购后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取得并更后的营业执照后，应向主管外汇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办理外汇登记证：

1、书面申请；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3、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外资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批复文件、批准证书；4、经批准生效的外资并购合同、章程；5、组织机构代码证；（注：以上材料均需验原件或盖原章的复印件，复印件留底）6、填写《外商投资企业基本情况登记表》。

2.实际外资比例低于25%的企业无法取得外资企业举借外债待遇

10号文规定：“外国投资者在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低于25%的，除法律和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该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其举借外债按照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的有关规定办理。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但该境外公司认购境内公司增资，或者该境外公司向并购后所设企业增资，增资额占所设企业注册资本比例达到25%以上的除外。根据该款所述方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实际控制人以外的外国投资者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出资比例高于25%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举借外债优惠政策对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项制度，其重要程度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超多税收优惠政策。根据10号令的上述规定，通过关联当事人完成的外资并购而形成的外资企业（“假外资”）一般情况下无法取得举借外债优惠待遇，此项举措无疑会堵死大部分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控股的境内企业举借外债的坦途。

3．投资总额的限制

内资企业不存在投资总额的概念，但企业一旦通过外资并购转换为外商投资企业，就必须确定一个投资总额，该等投资总额对新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举借外债及进口机器设备来说可能意义重大。因此笔者建议一般情况下外资并购后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应争取定为法律允许的最大数额，10号文对投资总额的限制如下（该等限制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限制制度是完全相符的）：

1）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下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10/7；

2）注册资本在210万美元以上至500万美元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倍；

3）注册资本在500万美元以上至1200万美元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2.5倍；

4）注册资本在1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倍。

4.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资产支付涉及的外汇核准

一般来讲，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实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用人民币资产做支付手段可有如下几种运作模式：（1）人民币货币现金；（2）合法取得或拥有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或股份；（3）合法取得或拥有的中国境内企业的债券和公司债券；（4）其他中国境内以人民币为计价依据或标准的有价证券等金融衍生产品；（5）其他情形的人民币资产。从取得途径来讲，可包括（1）直接从已投资设立的外资企业中分得的利润等收益；（2）从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购买金融资产包的形式取得对某企业的债权；（3）从中国境内合法取得的人民币借款；（4）转让资产、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而取得的交易对价等。在保证合法、合规并履行法定程序的前提下，相关人民币资产均可用作10号文规定之下的外资并购项目的支付对价。

《国家外汇管理局行政许可项目表》对下列情况下取得的人民币资产作为支付对价的核准需提交文件作出了专门规定：

4.1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所得利润境内再投资、增资核准

1、申请报告（投资方基本情况、产生利润企业的基本情况、利润分配情况、投资方对分得利润的处置方案、拟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等）；2、企业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及利润处置方案决议原件和复印件；3、与再投资利润数额有关的、产生利润企业获利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和复印件；4、与再投资利润有关的企业所得税完税凭证原件和复印件；5、企业拟再投资的商务部门批复、批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6、产生利润企业的验资报告原件和复印件；7、外汇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8、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4.2外国投资者从其已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因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等所得的财产在境内再投资或者增资核准

1、申请报告；2、原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3、原企业最近一期验资报告和相关年度的审计报告原件和复印件；4、原企业商务部门的批准文件原件和复印件；5、原企业关于先行回收投资、清算、股权转让、减资及再投资等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及有关协议原件和复印件；6、涉及先行回收投资的，另需提交原企业合作合同、财政部门批复、担保函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7、涉及清算的，另需提交企业注销税务登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8、涉及股权转让的，另需提交转股协议、企业股权变更的商务部门批准证书、与转股后收益方应得收入有关的完税凭证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9、拟再投资企业的商务部门批复、批准证书、营业执照（或其他相应证明）、合同或章程等原件和复印件材料；10、针对前述材料应当提供的补充说明材料。

5.特殊目的公司（“SPV”）的外汇监管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75号文”）中的SPV是指“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但10号文将SPV定义为“中国境内公司或自然人为实现以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

两个定义相比较可以看出，10号文下的SPV较75号文的范围更为狭窄。从中引申出的结论是：非以境外上市目的设立的SPV不得以换股方式并购境内公司,换言之，仅以私募为目的设立的SPV不得以换股方式并购境内公司。以境外上市为目的的换股并购涉及的外汇监管主要包括：境外设立SPV时按75号文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换股并购阶段办理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境外上市完成后境内公司还应向外汇管理机关报送融资收入调回计划，由外汇管理机关监督实施，境内公司取得无加注的批准证书后，应在30日内向外汇管理机关申请换发无加注的外汇登记证。

10号文对境内自然人到境外设SPV没有明确的规定，但笔者认为：境内自然人到境外设SPV应区别对待，主要看设SPV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仅仅在境外做国际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或作为税收筹划工具，则无需按10号文规定程序进行审批及按75号文规定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如果是为了实现境内公司在境外上市或股权融资，则应按10号文及75号文规定的程序办理，不能以境内自然人的表面主体性质为由省略10号文和75号所规定的审批和登记手续，从而导致无法实现境外上市等不良后果。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外汇管理信息系统信用体系

论文摘要：随着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原有的外汇信息系统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外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高效的外汇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议。

外汇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建立规范、高效、诚实、信用的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对于提升我国信用等级，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和形象以及促进我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建立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外汇局对应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相应开发了国际收支统计监测、汇兑业务统计申报系统、银行结售汇管理系统等十几个应用系统。这些系统的运用，增强了监管的时效性，方便了涉汇主体的外汇收支活动，为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扩大，以及外汇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这些信息系统在数据共享、预警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远不能适应外汇管理的需要。

一、当前我国外汇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1．外汇信息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数据共享性差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是在适应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是每增加一项新的外汇业务就要增加一个系统或报表。外汇管理的外汇业务信息应用系统已有十几个，基本覆盖了外汇局所有业务领域，但由于每项外汇业务需求的提出时间先后不同，指标设计口径不一，各个应用系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无法充分发挥子系统有机整合后的整体优势，对于有效利用外汇数据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且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资本账户的放开以及证券、保险和服务业的进入，为了保证有效监管，每项业务都要增设新的系统，那么，外汇管理的信息系统要以成百上千计算。

2．外汇信息系统数据采集方式原始建立高效的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对外汇信息系统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数据的采集方式和统计监测系统的综合分析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现行的统计监测系统游离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之外，以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为例，客户国际收支交易的涉外收付信息虽已存在于银行自身业务系统中，但在进行申报信息的报送时，银行仍须将这部分信息录入国际收支统计监测系统中，既加大了银行工作量，又存在二次录入错误的可能。目前，外汇局与银行、企业的信息传导载体还主要是纸质报表，大部分数据采集来源于手工台账登记，然后手工汇总后通过专门的统计程序上报。这种数据采集方式不仅会发生因填报人在统计内容理解上的偏差而导致人为统计错误，还会由于手工采集速度的限制而导致在信息掌握上的滞后性。加入Wl’O以来，我国涉外经济增长迅猛，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新的交易种类不断涌现，跨境收入金额迅猛上升近10000亿美元，如此大规模、高频率的跨境资金流动，如果都要用手工台账方式统计汇总，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3．外汇信息监测系统缺乏有效的预警、预测机制高效的外汇流动预警、预测机制是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指标的设置必须体现管理者的意图，从目前国际收支申报系统和其它系统看，还停留于信息的采集、汇总阶段。仅局限于对各类具体业务的事后统计，缺乏必要的信息加工、利用、分析和反馈机制特别是缺乏对异常信息的的监测、筛选以及对外汇流向的事前预测，加上外汇信息的流动渠道不畅，信息反应迟缓，所以对违规、违法的外汇流动的监管就缺少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4，外汇信息监测系统不能反映涉汇主体的交易全貌账户是统计的基础。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虽然已在全国推广实施，但该系统不能反映全部企业或企业全部的外汇收支活动。一些对公单位的结售汇，如出口结汇、捐赠结汇、进口购汇及其相应的收支等，可以不通过外汇账户进行收付，致使外汇账户收支不能完整地反映涉汇单位的涉外经济活动。特别是作为对银行外汇业务监管的主线的结售汇未能在该系统得到体现。另外，该系统还未含银行自营外汇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账户，企业开证付汇保证金账户等，因而导致外汇管理部门在对企业外汇收支活动监测中，没有目标、没有重点，使企业的一些外汇违规行为因账户系统的局限性没有及时暴露和制止。

二、构建我国外汇市场信用体系的思路

外汇市场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规范的行政执法和内控制度，畅通的政策宣传和反馈渠道，高效的外汇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互通互联的信用信息共享系统，科学的信用评价和奖惩制度，以及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等。其核心内容是高效的外汇市场信息管理系统。虽然外汇管理已经建立了十几个信息系统，但是由于这些系统是在我国经济转型、外向型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和行政直接管理的烙印。这些信息系统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建设外汇市场信用体系，首要任务就是对相关外汇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逐步建立高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1．更新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理念2006年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外汇管理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管理方式的转变，实行平衡管理。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外汇管理经历着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现场检查向非现场核查、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的转变。在新的形势下，如果再延用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行政管理思维方式，显然是难以解决复杂和深层的问题，外汇管理的有效性越来越弱，而且管理的成本和代价越来越高，并且我国现在外汇资源已由稀缺转为相对过剩，因此，必须转变管理理念。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思路也必须随之转变，并且应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统计指标和统计内容的设计上，应紧紧抓住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主要指标和重要内容。彻底摒弃面面俱到的管理理念。国际经济的交往相比国内经济有着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的交往中，抓住主要矛盾，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尽量简单化。这也是对我们的管理能力的一个考验。

2．建立以外汇账户系统为主轴的信息监测系统账户是统计的基础，是资金流动的“中转站”和资金存量的“蓄水池”，也是监管分析资金流量和存量的重要窗口，因此，建立一个高效外汇管理信息监测系统，必须以改革现行的外汇账户系统为着力点。指导思想：只要有外汇收支行为的单位都必须开立外汇账户，凡未开立外汇账户的单位的外汇收支行为，银行都不能受理，所有的外汇收支都必须在外汇账户中反映(其中：包括银行结售汇业务)。具体思路：以时间划分：账户可分为长期账户和临时帐。以业务性质可分为经常项目账户，资本项目账户和特殊账户。经常项目账户为长期账户，一个企业只能开立一个经常账户，账户的发生额原则上只能是贸易项下的，外汇局通过经常账户的发生额与海关出口或进口报关额核对，数据相差太大，外汇局可追查其原因，并可取代出口收汇核销系统。外商直接投资项下资本账户的一般为临时账户，可根据外商的进资计划确定账户有效时问，并根据外商的投资额确定账户的最高限额，上述只要有一项指标达到，账户自动关闭。同时，以账户系统为主轴、根据不同的外汇业务性质开设不同性质账户，并根据账户性质设立不同的子系统。

3．直接从银行自身的业务系统中采集各项外汇收支信息外汇指定银行应建立起完整的、科学的并且与我国外向经济发展以及银行外汇业务发展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会计科目的设置应能够清晰明确地、真实地反映发生的主要外汇业务。并与外汇管理部门的外汇收支统计口径统一，同时制订外汇局外汇收支统计体系与银行会计业务数据的规范接口，银行在完成会计核算的同时自动生成外汇收支报表。不仅避免了重复劳动，让统计人员从繁重的手工录入中解脱出来，减少银行数据加工、汇总工作量，而且可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说，消费价格指数CPI能够为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了解民情，体察居民的生活成本，从而分析和制定相关的货币政策、价格政策以及工资政策提供很大的参考价值，也能为每年的国民经济的核算提供第一手资料。从就业角度来看，CPI一旦上涨过快，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可以据此相应的提高利率和工资水平以来削弱价格过快上涨而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CPI直接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企业在考虑到投资量的大小时会慎重考虑CPI这个经济晴雨表的，进而来决定是增加还是减少投资，CPI在此又给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而CPI本身的大小则直接体现了居民每天的生活成本的高低，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为了防止CPI的波动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影响CPI的根源，就会在造成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方法，来研究CPI的影响因素，找出主要影响CPI的因素，并根据这些主要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创新：第一，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对CPI和影响因素的数据都选取了从1993―2014年共20年的年度数据，这样样本容量更大，而且距离我们的时间更近，对我们现在分析CPI未来的变化有更大的帮助；第二，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CPI进行分析，使得最后得出的主要因子更加可靠，使得我得到的最终结论更加可靠。

二、CPI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本文选取了八个指标，分别是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记为X1）、货币供应量（记为X2）、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记为X3）、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记为X4）、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记为X5）、外汇储备（记为X6）、GDP（记为X7）以及人民币汇率指数（X8）。数据处理运用SPSS16.0。选取1993―2012这20年期间的数据。

1.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表示自上至下各个因子的方差占总方差百分比的累积值。根据输出结果，选择3个公因子后，从方差贡献率来看，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67.264%，第二个公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17.927%，第三个公因子解释了总体方差的6.583%，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之和占总方差的91.774%，即前三个因子解释了原始的8个变量的91.774%。由于根据系统将累积方差贡献率>85%的m个因子作为选定的主因子，故本例中提取出3个因子，并且我可以知道本次因子分析效果会很理想。

可以看出，第一因子与CPI具有相似的波动，即在CPI上升的阶段，第一因子也上升；在CPI下降的阶段，第一因子也在下降。说明了第一因子对CPI的解释能力最强。还可以看到第二因子的得分是三个因子得分中最高的，说明第二个因子也对CPI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8个变量和CPI做因子分析，提取出三个因子，分别是需求因子、外贸因子和经济因子，得出需求因子和外贸因子是影响我国CPI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影响第一和第二因子，来调控我国的CPI指数。

根据所得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控制货币供应量。央行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且同时采取提高利息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回笼市场上的资金，来达到控制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

2.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大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充分利用好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尽可能防止由于外汇储备的缘故，导致CPI不合理的变动。并且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外汇的监管力度，防止国际热钱进入我国市场，扰乱我国金融秩序以及物价水平。

3.加大对不法商贩私自囤积商品的法律制裁。前些年，出现了很多的商贩私自囤积商品，以来恶意导致该商品的价格暴涨，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这些不法商贩的治理力度，防止这些不法商贩恶意提高物价，影响CPI，以导致民众对物价产生恐慌。

参考文献：

[1]尉盼龙，我国省际价格传导的实证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

[2]曾令美，周庆武，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我国CPI的计量分析，上海金融，2008年第10期

[3]陈玉海，我国CPI预测数量研究，中南大学博士生论文，2009年8月

[4]徐佳，我国物价波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5]董梅， 基于VAR模型的CPI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 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

[6]李颖，中国物价波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6篇

君子之盟

说起易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海外留学背景。作为人民银行的第一位“海归”,也是中国现任职最高的“海归”之一,易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之后被北大选派到美国哈姆林大学留学,并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易纲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得到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垂青,受邀在经济系任教,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作为一位“地道的洋博士”,易纲曾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他的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反思》等,多次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引用。他的主要学术论文:“改革期间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中国的货币需求”等,也被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多次反复引用。

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学习,以及十余年的美国游学任教经验不仅使得易纲具备了深厚的货币理论基础,也使得其早在回国前便成为了业内货币政策的权威级理论思想者。对于易纲来说,如何有效调节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改革高效、稳定地推进一直是其致力研究的重点。早在1991年,易纲便得出了中国货币增长的重量级理论结论:通过其提出的货币化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4年回国后,易纲又与海闻、林毅夫三人践行了留美期间关于“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君子之盟”,陆续回到北大,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以期为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有所贡献。在当时,研究中心的办公地“朗润园”只是一个北京大学院内一个破旧的小花园,而如今在浓厚的学术气息的衬托下显得古朴秀雅,简陋的研究中心也成了享誉海外的研究重镇,而几位年轻的创始人也早已名满天下。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易纲坦言:“我们当时想请中国在海外学成的学者,特别是优秀的教员和研究人员能够回到中国扎根,进行教学、科研,并且进行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过当初的预想。”

央行生涯

从1997年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今天,在十余年的人民银行工作历程中,易纲始终任职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第一线,从最初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直至人民银行副行长,几乎见证了期间每一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尽管已入职人民银行十余载,但易纲从未停止过理论研究,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十余本著作,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便是其多年学术成果的明证。而在2010年,已身兼外管局局长的易纲又出版了其新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在书中,易纲本人对于经过三十年来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后,货币政策所发生的转变做了如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与市场化进程保持同步,与市场化取向相一致;辩证对待计划经济继承的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市场化政策工具,较好地实现了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因地制宜创新对冲操作工具,进一步提高了货币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稳步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易纲由于深厚学术积淀和央行十余年来特有的身份资历,使得在中国的多次货币政策决策乃至金融改革中,均有他的影子与痕迹。对于我国一直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易纲曾表示:“同为稳健,内涵不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货币政策就是投放货币,放松银根,这段时间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教科书上的语言来说,就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在2003年,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信贷高位增长,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等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及时由反通货紧缩转向了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抑制明显的通货膨胀。对此,当时已身居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在其2003年后的论文和讲话中一直主张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默许一个低的通货膨胀,但绝不容忍高的通货膨胀”。而在2003年到2008年间,人民银行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加强流动管理,紧缩银根,增强本外币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也印证了易纲对于经济情况的判断。

无论是身为学者,还是转型为官员,有着扎实理论功底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做为支撑的易纲,总是能够对所处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判断。其实早在1997年,易纲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任副秘书长之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通货紧缩。而在此之前,作为一直关注、研究通货紧缩的学者,易纲就曾针对中国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撰写过《谨防通货紧缩的危险》、《寻求多重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等文章,并提出一系列通货紧缩来临的应对之策:在通货紧缩之际,如果采取了过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犯历史性的错误,那样国民经济会继续下滑,下岗失业更加严重,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社会不稳定会导致政府出台应急救助措施,而这些措施通常来自预算外财政支出、非正式贷款,迫使央行放出基础货币,所造成的后果还是可能出现的赖账经济。其对于通货紧缩的深入研究及准确预测,使得有人甚至称其为“国内第一位预测到1997年通货紧缩之人”。而随后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侧重于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反通缩工作,秉持“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的指导方针,综合运用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大幅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降息等调控方式,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等政策。

在任职人民银行期间,易纲对各类热点问题始终保持着学者般敏锐的视角。对于几年来,国内CPI基本保持平稳,而资产价格却存在持续上涨的热议,作为学者兼人民银行重要官员的易纲曾表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对内就是反通胀、反通缩,对外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虽然货币政策关注资产价格,比如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但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依据应当是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依据。如果经济的变量,如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变量威胁到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货币政策就会毫不手软,坚决出台措施反对通货膨胀。

在2008年,全球深陷金融海啸之际,中国合理有效的、与各国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复苏显得尤为重要。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十八届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此前预计的更为严重,信用紧缩造成一些经济体通货紧缩的风险已明显增加。因此,各主要国家政府和央行更要加强政策协调,在继续抑制2009年开始抬头的通胀压力的同时,也要警惕通缩的出现。而对于随后中国的天量信贷,易纲也曾直言表示:整体而言,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应引导商业银行优化绩效考核机制,促进信贷均衡投放。

崭新历程

2009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易纲在复杂的局势下接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在国人的印象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是一较为低调的机构,鲜有新闻报道,但外管局在国际上却极具影响力,因为它掌握着中国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有人说,这样一个既低调又重要的机构所需要的领导者,首先必须稳重,还要具有国际视野,更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恰恰说出了易纲的特点。

回顾易纲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就能发现,易纲不仅仅在货币政策方面是个中翘楚,在汇率研究方面也成果丰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易纲在2000年根据中国的国情,大胆地改良了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模型”,是为“扩展三角理论”。他认为当资本流动规模较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政府可以选择“中间制度解”。但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在防范汇率风险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投机攻击的可能性。如果继续采用中间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很可能成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因此,当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时,汇率制度将变得更加灵活,或趋于另一极端,即货币联盟的形式。最终“角点解”制度将占优势。易纲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做出选择,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要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从长远来看,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的汇率制度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2005年中国改变先前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全面开放,中国的汇率制度将会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也会加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印证了易纲早年的观点,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复杂的汇率问题有着的敏锐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

正如对货币政策研究的笔耕不辍,易纲对汇率问题的思考也从未停止。2008年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发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演变》,文中宏观系统地回顾了汇率体制改革的“步履维艰”,总结了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有效经验;理论结合实践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原因和制度因素;讨论了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对外汇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准确把握也成为易纲被选任为外管局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错综复杂的2010年,外界预期中国外汇净流入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任务依然艰巨。易纲指出当前的问题一是外贸出口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中央有关推动出口增长的政策都是出口回升的有利条件。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稳步增加。我国经济复苏步伐快于其他国家,国内投资机会多,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具有竞争优势,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加大。美英等主要央行的利率均接近零的水平,使得跨境套利交易盛行。而我国利率水平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容易成为国际“热钱”的集散地。对于刚就任外管局长的易纲,新的历程并非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外汇监管工作的覆盖面很宽,监管理念和方式要着眼于长远,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要立足于实际,扎实有序地推进。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对当前情况的具体分析,易纲创新地提出实现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逐步从较为依赖审批和核准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重点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逐步从事前逐笔审核转为事后核查和重点查处;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逐步从按交易行为和业务性质监管转为以经济主体为单位进行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事前排查经济主体外汇收支的真实性转为事后举证查处违法违规经济主体;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

“五个转变”既是对当前外管思想作出的总结,又为外管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着力点是改善服务,立足点是科学监测,关键点是风险可控。根据这个新思路,易纲也对2010年的外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促进涉外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防范跨境收支风险;三是推进数据和管理系统整合,提高监测监管效率和服务水平;四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继续提高外汇管理政策透明度;五是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实现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

虽然当前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易纲履新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长这一新角色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舞台。

从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到201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思想录》,七年间,易纲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走到了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经历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洗礼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厚的经验、更深入的研究、更深刻的见解让易纲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随着身份越来越特殊,易纲已经不能在公开场合畅所欲言,但他严谨又勇于创新的学术生活还一如既往。2010年的国际局势已经开始好转,国内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一系列工作也在向纵深开展,可谓是任重道远。但易纲对国际规则的熟知和丰富的国内经验,让人们对这位学者型的高官都充满信心。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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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利率市场化方面，央行已经制定了三步走的方针：近期目标是建立健全自主定价机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近中期目标是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中期目标是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央行形成通过政策利率来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回顾历史，从1993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在这20年中，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事实上，金融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关。从单一银行体系，到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行的运行机制；从汇率双轨制，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国家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到利率市场化；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到资本项目有序开放。金融改革始终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并行，并为中国近年来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

但改革并非没有经验可以总结。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忽视基层情况；不断增设的机构在权责利分配方面尚需明晰；宏观调控的既有思路框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下层积极性的调动，往往容易造成“一刀切”；而中小微金融服务依然不足……

这些都有待未来的改革解决。

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对相关内容均有明确涉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金融改革将遵循市场化的方向。其中，准入放宽、价格改革和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是三个重要方面的内涵。 市场化取向

作为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我国对于社会经济性质的定位密切相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曾经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市场经济” 等不同的概括。

事实上，这体现了决策层对于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入。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这也是统领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改革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并在1993年后进入实质阶段。

1993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为金融改革设计了框架。之后，金融改革进入了实质阶段。1994年汇率并轨。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人民币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

此后的几年，三家政策性银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银行大区行改革，四大金融管理公司等相继成立。

而在1993年以前，也有一些关键的改革时点：1984年，中央银行成立，这为宏观调控奠定了组织基础。1985年，外汇体制改革，这为建设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做了准备。1992年，股票市场推出， 这为直接融资开辟了渠道。

进入新千年后，中国的金融改革进入了以机构改革为主的阶段。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此时启动，这次改革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金融改革之一。央行运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大型商业银行，按照核销已实际损失掉的资本金、剥离处置不良资产、外汇储备注资、境内外发行上市的财务重组“四部曲”方案，推动银行体制机制改革。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结构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金融改革进行的同时，金融业监管体制也经历着变迁。随着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相继成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进入了分业监管的时代。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也在逐步推进。

至此，中国金融的浅层次改革渐次完成，继续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步增加。 协调推进

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用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的话来说，未来金融改革还有三个重要方面尚待完成，一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二是减少央行对于外汇市场的干预；三是允许资本跨境流动。

“两率”改革是价格形成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然而，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改革目前均受到较大阻力。

利率市场化方面，央行已经制定了三步走的方针：近期目标是建立健全自主定价机制，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近中期目标是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健全中央银行利率调控能力；中期目标是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央行形成通过政策利率来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利率市场化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中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交易商协会的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他认为，相比存贷款利率，更应看重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利率水平，而这些利率早已经市场化了。

事实上，目前只剩下少数期限的存款利率尚未放开。但就是这最后一步，让宏观调控部门颇费思量。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第八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表示，存款利率放开以后有可能导致贷款利率上升，存贷利差会小幅缩窄，但短期内未必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资源配置优化和金融风险把控之间做出权衡，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汇率市场化改革也在近期加速。在十辅导读本中，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要减少常态性的外汇干预。在目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贸顺差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放松干预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民币会继续升值。

上周的外汇市场见证了人民币中间价“蹿升”。12月1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为6.11∶1。这在很多业界人士看来，是央行减少汇率市场干预的重要迹象。

一位央行权威人士表示，人民币的升值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央行的外汇储备都很有利。因为升值以后，外汇储备可以减少，外汇储备减少的话，汇率风险就会减少。所以，央行非常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汇率达到均衡水平。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种想法仍受到来自其他部委和中小企业的阻力。

与此同时，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也在加速。在上海自贸区的金改意见中，创设了自由贸易账户，这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改革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上海自贸区也将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进行试验。这种先行先试将为中国整体的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上述央行权威人士表示，如果条件可能，利率市场、资本账户开放应该都是远一点，走得快一点，而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协调推进。 审慎监管体制构建

在金融业改革迅速推进的同时，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金融界对于一些原本认为正确的事情产生了疑问，过去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正引发不同思考。“我们过去是仿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现在它们变了，我们也要思考。”

事实上，严格的分业监管体制在最近已经显示了一定的不适应性，随着混业经营不断深入，分业监管的弊端逐渐暴露：随着金融创新的加速，金融业态更加多元化，金融工具、产品快速增多并日趋复杂、高度关联。

这些创新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提出了多种挑战，而目前的监管缺位和监管重叠并存，尺度和标准也并不统一。同时还存在着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事权和责任不匹配、地方政府金融管理职责定位不清晰等问题。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救助等问题的反思，进一步凸显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潘功胜介绍道，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体制改革方案，核心之一是如何在整体上更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改革归纳起来有三个关键环节：一是由谁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承担主要责任或最终责任；二是与此相适应哪些监管主体需要进行机构调整和职能重组；三是新的监管体制框架下各监管主体的职能分工和协调配合怎样进行。

中国的决策层也认识到了监管协调的必要性。2013年8月，中国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目前，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已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8篇

摘要我国外汇市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对商业银行的外汇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同时，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也更加日常化和显性化。

关键词外汇市场风险规避

从建国到现在，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外汇市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商业银行的外汇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自由交易的公开外汇市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到1994年，是外汇调剂市场与官方外汇市场并存的阶段。此阶段实行外汇调剂制度，允许外汇留成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将外汇转让给需要用汇的单位来调剂余缺，商业银行依然游离在外汇市场之外，不参与外汇市场交易活动。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体制改革，建立了银行间外汇市场，从此商业银行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进入外汇市场。商业银行为办理结售汇业务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外汇头寸余缺调剂。此时商业银行完全是被迫进场交易，其行为从属于政府在经常项目开放情况下稳定汇率的目标，具有政策性业务的意义，汇率变动的风险完全由我国中央银行承担。

随着我国对外的发展，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结售汇体制也逐步从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外汇市场逐步活跃，商业银行与企业的汇率风险随之暴露。针对这种状况，2003年外汇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推出远期结售汇业务、延长外汇市场交易时间、允许银行进行双向交易、增加欧元交易品种。伴随着外汇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逐步摆脱作为政府实行经济政策工具的角色，从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出发，积极主动地参与外汇市场交易，以便规避风险、获取收益。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与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2005年，我国外汇管理部门对外汇交易市场和汇率形成机制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5月，外汇市场做市商制度启动；7月，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8月，远期结售汇范围扩大，允许银行对客户办理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向灵活汇率制度转变，外汇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必将进一步扩大，逐步与国际市场融合，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也势必与外汇市场的越来越紧密。特别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影响深远。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后，汇率的波动幅度比过去增大，变动频率比过去加快。同以往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更加日常化和显性化。

一是商业银行的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面临的外汇风险同时加大。在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美元等外币资本通常占有一定比例，在汇率调整后，其总资本随着人民币升值而缩水。商业银行资金账户中的外汇资产和负债，也会随着汇率的升值或贬值而发生变动，进而影响损益。在新的汇率形成机制下，商业银行因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结算的金融工具折成人民币的数值，也会随着人民币对主要外币汇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由于长期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经营，我国商业银行过去往往忽视银行账户的外汇风险敞口，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尽快调整风险管理理念和方式以便防范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

二是商业银行的客户面临的外汇风险加大，增大了商业银行受损的可能性。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仅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账户和交易账户的资金头寸，还会通过影响其客户的外汇财务状况，间接地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汇率波动的频度和幅度提高后，从事国际贸易的客户经营账户的外汇风险增加，其财务状况将随着汇率波动而盈亏不定，从而影响客户的偿债能力，进而使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加大。例如，某客户向大连市某商业银行举借人民币贷款1.3亿元，期限为6～12个月不等。该企业为两头在外的食品加工企业，原材料采购和销售回款均以美元计价结算，只能用出口收汇获得的美元结汇后得到的人民币来归还贷款。该客户的利润率为4%～5%，若人民币升值超过4%，将对其收益造成重大影响，降低其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从而使银行贷款风险上升，影响银行正常的经营和收益。

三是商业银行的外汇理财业务风险加大。随着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意愿结售汇的逐步实现和汇率形成机制调整后，从事国际贸易、有外汇收支的客户外汇资产与负债的汇率风险逐渐扩大，需要利用银行外汇理财产品对所持外币资产及负债进行保值和增值，促使商业银行外汇交易的种类、数量和规模上升。相应地外汇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从2005年8月2日开始，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范围并放开对交易期限的限制；允许银行进行自主报价；开办不涉及利率互换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商业银行积极研发外汇理财产品，这在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发展的同时，也同时增加了外汇风险。虽说外汇衍生产品的创立本意是为外汇风险规避者提供一种资产避险和保值的手段，但其独特的虚拟性和杠杆性，又使其成为一种理想的投、融资工具和投机工具。而且外汇衍生产品交易一般不列入交易者的资产负债表，潜在盈亏不会影响财务指标，避免了对资信状况的影响，所以，交易者不增加资产总额便可以增加收益。随着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化，商业银行和其他工商企业的经营自将进一步加强，其趋利性将日益强烈。在向客户提供远期、掉期等外汇衍生产品时，能否准确进行产品定价，能否有效转移、对冲和管理风险，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乃至生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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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外汇体制特别是汇率制度的改革，对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外汇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面对存在的外汇风险，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及相关的、法规，冷静深入各种外汇风险的形成原因，并借鉴国际上商业银行的外汇管理经验，采取正确的政策办法，有针对性地进行防范、控制和化解。

首先，商业银行应增强外汇风险管理的意识。除了作为我国外汇专业银行的中行以外，其他商业银行开办国际业务的时间最长不过20年左右，而且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盯住美元，中央银行吸收了全部汇率波动的风险，商业银行只是在上存在着外汇风险管理的需求，在现实中一直把信用风险管理作为风险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绝大部分还为国家或政府所有或控制，尚不明晰的产权制度为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内部控制提供了机会，在利益和业绩的驱动下，不顾风险、超越制度从事外汇产品交易。因此，应从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入手，强化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外汇从业人员的岗位责任意识和外汇风险意识。

其次，商业银行应提高外汇从业人员的素质。应加强对外汇业务交易人员和外汇风险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培训，提高其业务技能，增强商业银行的外汇风险预测、防范和监管能力。

第三，商业银行要尽快完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有效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应该是纵向遍布每一项业务、横向每一级管理层的有机结合的网状系统。健全的外汇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既是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外汇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也是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制度和的外汇风险管理流程的基础载体。

第四，商业银行应加强外汇风险管理文化的建设。外汇风险管理文化将商业银行外汇经营思想、外汇风险管理理念、外汇风险管理行为、外汇风险道德标准与外汇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融为一体，是商业银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外汇风险管理文化，就是倡导和强化外汇风险意识，树立包括各个外汇部门、各项外汇业务、各种外汇产品的全方位外汇风险管理理念，推行涵盖事前检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的外汇风险管理行为，引导和推进外汇风险管理业务的。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9篇

从业经历。1981年12月至1993年10月,大专毕业后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吉安市中心支行,1984年12月起先后任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外汇管理科副科长、外汇管理科科长;1993年10月至1998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外汇综合处秘书科科长、副处长(1996年12月至1998年12月任副处长);1999年1月至2003年11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国际收支处、其他金融机构监管处副处长;2003年12月至2006年5月,任中国银监会湖北孝感监管分局党委书记、局长;2006年6月至2008年2月,任中国银监会湖北银监局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处处长;2008年3月至今,任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

外派下派。1988年6月至1989年5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选派赴巴基斯坦国民银行(商业银行)研修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1995年9月至1995年12月,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选派赴比利时国民银行(中央银行)研修中央银行管理;1997年1月至1997年12月,由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选派赴贫困县――江西南康市,任扶贫组长。

主要业绩。金融从业20余年,秉承兢兢业业、克难奋进、求实创新的作风,以高标准、高效率、高成果要求自己,以争先创优、团结和谐、廉洁奉公带队伍。

金融实践方面,结合主管与分管工作,在极短的时间内,探索出了中小城市商业银行科学发展的新思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新模式。面对2008年下半年以来复杂多变的金融形势,及时调整信托自营业务经营策略,获得较好业绩,人均创利居全国信托业前茅。

金融监管方面,担任银监分局局长时,采用资产置换方式成功化解湖北孝感城市商业银行2.1亿元不良资产与历史亏损,其为全省首例;担任监管处长时,成功引入交通银行战略重组湖北信托投资公司,并获国务院特批,成为全国首家商业银行控股信托公司的案例,银监会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个人及单位先后二次荣获省级特殊贡献奖。

科研方面,先后获国家外汇管理局优秀信息调研员,湖北省科技进步奖,在部级与省部级公开刊物上、译作30余篇,20余万字;外派时是优秀学员,下派时是省委优秀扶贫干部、优秀党员。无论是作为监管者、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都能及时、快速转变角色,适应工作要求,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主管、分管的工作先后七次荣获省级以上先进集体称号。

外汇监管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通货膨胀;外汇储备;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汇率机制改革

论文提要：继2006年我国部分行业产品价格有所上升后,2007年、2008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趋于加大;而人民币升值压力最初起源于国际社会,但国内经济基本面、汇率制度、经济政策也构成了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本文通过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自信用货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就成为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德勒和帕金将其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自公告之时起调整为8.11元/美元,人民币升值了2%。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拉开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为7.0752元/美元。

一、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简单归为上述几种类型中任意一类。其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通胀压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的上涨。

2、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货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对价格上涨形成了强劲的推动力。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贸易顺差过大、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信贷规模扩大等因素造成。

3、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固定投资过热。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局部过热现象,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及股市的财富效应。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公务员、教师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继而对价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是多个因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内因是关键和根本,而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言之,人民币升值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内因

(1)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双顺差现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因此,人民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继续出现升值预期就不为奇了。简言之,双顺差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表明:在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同样会引起外币贬值以及本币升值。我国2006年2月外汇储备高达8,75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还能力,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汇储备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2、外因。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持续施压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外因。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只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币贬值就能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他们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维护其本国的利益。他们企图通过阻碍中国商品过大规模地进入其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力图扭转其国际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笔者认为,缓解当前通胀压力也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1、实施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面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如央行2007年已经连续10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标准。根据我国当前资本泡沫迅速膨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央行应继续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形成稳定的紧缩性政策预期,抑制货币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投资过热现象降温。同时,应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适时适量地出售有价证券,以缓解货币量供应过度的局势,还可以向部分贷款数额增加较快、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央票进行货币回笼。

2、针对特殊行业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以调整供需结构。本文所说的特殊行业是指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鉴于房地产行业和生猪养殖行业供不应求的结构问题是我国此次通货膨胀压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二者归为“特殊行业”。

3、逐步调整外贸政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国已经对出口退税作出了3次调整。鉴于我国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现状,笔者建议加大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扩大进口方面,重点对象应该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4、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快速进出。为了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国际游资进出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应当加强对国际游资出入境的监管力度。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半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超过半年后方可使用;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国资本征税,比如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税;或者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通过以上做法可缓和国际资本迅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引起价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内的撤离行为引起的经济动荡,保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