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委座谈会发言稿范文

团委座谈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工作顺利，万事如意!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作为先进单位的代表，很荣幸向大家汇报一下学校的工作，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仁们批评指正!

回顾上一学年，我校在乡党委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下，在教体局和中心校的关心与指导下，全体师生精诚团结，共同努力，校容校貌焕然一新，教育教学质量稳中有升，课堂改革不断深化，各项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面向全体学生，围绕“秉持以德育人，倡导以人为本，注重优质服务，推动品牌提升”的办学宗旨;践行“抓管理润泽一中学子，提质量造福西闫人民”的办学理念;牢记“行为规范思维活跃志存高远勇于创新”的育人目标;以加强规范管理为保障，强化课程改革，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

(一)、上学年主要工作措施

1、我校紧紧围绕“提升教学质量主题教育月活动”和“深化课堂教学模式研讨月活动”开展教学工作。抓薄弱学科的质量提升，提炼完善“导、学、展、点、清”教学模式，举行多层次的研讨课和学科竞赛，坚持常年赛课，向课堂要质量，向课堂教学要效率，

2、学校以“师德主题教育月活动”和“德育主题教育月活动”为抓手，改进班子和教师的师德和作风建设，规范教师行为，凝聚教师合力。同时狠抓学生行为规范，对学生进行文明习惯培养教育，提高学生文明素养。

3、加强班子作风建设，坚持一周一碰头，一月一次班子集中学结会，举办“西闫一中发展我有责”学习园地，落实班子成员包年级、包班、包备课组制度，深入课堂听课，深入备课组组织研讨交流，强化班子成员的责任意识、目标意识和执行意识。

4、发挥好师生榜样带头作用，每期评选十佳学生、优秀学生、进步之星、十佳教师、优秀班主任、德育标兵等进行表彰，上期我校认真组织开展“寻找最美一中教师”活动，通过层层选拔共评选出9名“西闫一中最美教师”。

5、激发教师主人翁意识，长期做好“一中发展我建言”和“校长，我想对你说”活动，同时通过教工代表大会的形式，使大家对学校的发展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上学年收集有价值的建议30多条，为学校今后的发展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6、提炼出西闫一中“四个一”“四特别”精神，即生活一家人，干事一股劲，工作一盘棋，思想一条心;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实干、特别讲奉献。全体教师都能把这种精神融入自己的工作中。

7、深入开展“阳光体育快乐篮球”为主题的特色教育活动，提高阳光体育大课间的质量，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使学校的特色教育效果凸显。本期乡投资的塑胶运动场地的建成与使用无疑对全体师生和学校来说都是莫大的福祉。

8、抓教学质量不放松，以课堂教学改革为抓手，强化集体备课和说课，落实好知识的四清，组织好与兄弟学校的抽考与联考工作，及时发现教学中的问题并及时改进。

(二)、天道酬勤结硕果

刚刚过去的一学年，对我们西闫一中来说，是拼搏与与收获同在，付出与回报并存的一年，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1、经过全体西闫一中人的顽强拼搏，上期我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七八年级在局的抽考中学科成绩稳步提升，现已稳定在全市中上游水平。

2、我校20xx年中招成绩喜人：参加考试130人，一高上线32人(527分)，实高上线51人(493分)，重点高中实际录取53人(491分)，体育统招录取3人。三高上线74人(443分)，近60%的同学都能统招上三高。实现了三个突破：重点高中上线突破50人;局分配生指标(43人)突破幅度大;体育特长生有较大突破。

3、20xx年，西闫一中篮球操表演，在峡市组织的大课间活动中进行展示;我校特色教育在河南日报进行报道，在社会各界引起良好的反响。上期，学校被国家教育部中国教师教育基金发展会评为“全国特色教育实验校”。

4、20xx年9月，在灵宝市环保知识竞赛中获得一等奖。

5、20xx年10月，在三门峡市第七届运动会男子篮球第六名;在三门峡市第七届运动会女子篮球第五名;

6、20xx年12月，学校获得灵宝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7、20xx年5月，校团委被评为灵宝市“五好团支部”。

8、闫珍妮、张文静等10位教师在灵宝市优质课评选中获奖;李建丽、李青学等20多位教师在各级论文评选中获奖。我校蔡佳盈、范琦华等22位同学获得峡市级荣誉。

(三)、本学年重点工作

成绩只能见证过去，未来还需仔细谋划。本学年全校集中做好以下十件事：

一、抓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本期学校制定《西闫一中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八字诀》、《西闫一中学生每日十问》、《西闫一中学生十不准》、《校园安全十七条》等，不断规范学生行为，用行为去提高人，用环境影响人。

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每个年级每学期开设七节心理健康课，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谈心、座谈、跟踪建档等途径，走进学生心灵。

三、学校国学教育。成立以语文老师为主的国学导师团，扎实开展好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学校确定学习内容，固定上课时间，通过学习切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行为习惯。

四、持续开展高效课堂建设活动。深入举行“三级研讨课”(年级常态课、校级示范课、全员赛课)活动，不断提炼完善我校的“导―学―展―点―清”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

五、学校教科研工作。以微课题研究和校本研修为抓手，开展多种形式的教科研工作，培养爱思考、有思想、能教研的教师队伍。

六、继续推行完善德育导师制。坚持教师人人是导师，学生人人有导师。坚持每周一次的全员德育导师活动，通过谈心交流关注解决学生学习、生活、纪律、心理等方面问题，本期要对此项工作加大考评的力度。

七、抓教学落实，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八、注重教师师德问题建设。践行我校制定的教师十戒、教师十项修炼、教师每日十问的内容。

九、学校制度建设。通过教工代表大会，修订完善与师生密切相关的学校制度，使制度更公开、更人性化，更好发挥制度的约束和激励功能。

十、财产及食堂管理。加强爱护公共财产的教育，登记清查我校的固定财产。本期在加强用餐纪律的前提下，师生伙食的质量要有所改善，使师生用餐更营养，吃饱更要吃好。

新的学期，我们相信在乡党委政府和局、中心校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乡人民的理解配合下，只要我们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实干、特别讲奉献”的西闫一中学校精神，团结奋斗，务实求效，顽强拼搏，我们就一定能书写西闫一中的新辉煌!

团委座谈会发言稿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重庆诗歌讨论会；重庆诗会；朦胧诗；三个崛起；史料；解读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116—13

一、引言

在关于“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中，1983年10月举行的重庆诗歌讨论会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事件。很多当时的诗人、评论家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谈到过那次会议，虽然各种说法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基本上都对它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那次会议虽然不是以《诗刊》的名义召开的，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和《诗刊》有着很密切的关联。2008年，在1983年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的诗人邵燕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1983年秋到1984年春关于“三个崛起”的批判：“他们三家被统称为‘三个崛起’遭到批判，成为干扰‘方向路线’、‘大是大非’的‘异端邪说，的代表了。”他所说的就是“重庆诗歌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从口气上判断，邵燕祥是不赞同会议内容的。也有人把那次会议称为“重庆诗歌座谈会”，习称“重庆诗会”或者“重庆会议”。在当时的诗学论争中，“重庆诗会”不但把诗学讨论由争鸣推向了批判，也推向了艺术、学术之外，而且可以说是这场诗学讨论的“终结”。

按理说，在学术范围之内，对于“朦胧诗”的探索和“三个崛起”的观点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是很正常的学术见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学术观点和人生阅历发表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在重庆诗歌讨论会之前的几次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和关于“崛起”思潮的讨论会的大量文章中，基本上都有肯定和反对的两种声音。但是，如果把学术讨论人为地引向非学术领域，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学论争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似乎更关注诗歌、诗学中的非诗学、非学术元素，甚至有意将讨论引向非学术的向度。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非常关注其中的非学术因素。重庆诗歌讨论会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当时的一些情况进行梳理。

二、重庆诗歌讨论会及有关的活动

就在诗歌界、诗学界对《崛起的诗群》展开激烈论争的同时，1983年10月4日至9日，一批诗人、学者在重庆举办了重庆诗歌讨论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不同，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这次会议没有公开的主办单位。但是，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回忆，会议主要是由重庆的个别诗人提出来、重庆市委同意召开的。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了读书班，四川诗人周纲、胡笳、重庆诗人（当时重庆也属四川）王群生找到《诗刊》的一位副主编，反映对“崛起论”的意见，建议《诗刊》搞个座谈会。王群生回重庆后就向市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建议这个座谈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市委同意，于是向《诗刊》发出了邀请。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来自北京、成都、重庆（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和四川），会议名单是由《诗刊》提出的。换句话说，重庆诗歌讨论会实际上是北京的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在重庆召开的会议。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称那次会议为“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会议。《诗刊》在1983年12期发表了会议综述，而且加了如下的“编者按”：

本期发表了重庆诗歌讨论会的综述。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会是值得诗歌界重视的一次富于战斗性的讨论会。与会同志在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诗歌战线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近几年相继出现的三个“崛起”的诗论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回顾过去，由于我们对这种理论给诗歌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虽然组织过批评，但论战的力量和深度是不够的。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通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继续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为防止和清除诗歌领域里的污染，为开创新时期社会主义诗歌建设新局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这个“编者按”使用了“富于战斗性”来定性这次会议，将“三个崛起”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对“崛起”理论的批判是为了“防止和清除诗歌领域里的污染”，换句话说，“崛起派”的主张是存在“精神污染”的。可以看出，会议对“崛起派”思潮的批判是和当时的政治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存在上纲上线的嫌疑。也可以说，会议试图借助政治力量，否定学术领域里关于“三个崛起”的讨论。

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是1983年底开展的一项全国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因为思想界、文艺界出现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艺动向而引发的，其策划和实施都是来自中央的高层。在思想界，主要是批判周扬、王若水等的人道主义主张；在文艺界，主要是从批判白桦的《苦恋》等作品开始的。这一运动也广泛地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艺界的很多话题，当时正热烈讨论的“朦胧诗”和“崛起派”的诗歌探索和诗学主张自然成为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后，诗歌界围绕那篇文章的讨论已经出现了超出艺术、学术范畴的批判。有人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争论带来的影响是，《今天》两次停刊；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崛起论’遭批判，北岛、舒婷、顾城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传播者而划为‘污染’之列。”《诗刊》发表的“重庆诗会”综述的“编者按”提到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事实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主张就是来自那次会议。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在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把这一运动推向了党的工作的重要层面，接着就在全国开展了各种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但是，由于很多人片面理解甚至误解了邓小平的意思，有些做法过于极端，扩大化，背离了初衷。有报道说，在当时，“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有篇关于广州流花宾馆的音乐茶座报道这样写道：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顿时引起场内大哗”。面对这种情况，在中央有关领导（主要是）的关注下，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徐祝庆亲自执笔，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该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第四版加框刊登。持续时间不长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宣告结束。

“重庆诗会”举行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会议综述在《诗刊》发表的时候，这个口号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可以认为，会议对“三个崛起”的批判不一定是响应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但是它的主题和取向恰好和几天之后党中央发出的号召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重庆会议”本来就是一个批判性的会议，有些人正好利用会议之后才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进一步扩大对批判对象的批判。

据会议综述记载，参加会议的有30余人（据说最初提出的名单是28人，其中包括没有到会的谢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书记柯岩参加了讨论会”，“会议由方敬、王觉、杨益言、梁上泉等主持”。“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诗人、诗歌评论家有来自北京的绿原、邵燕祥、纪鹏、周良沛、杨金亭、雷抒雁，成都方面的李友欣、唐大同、流沙河、白航、木斧、周纲、尹在勤、竹亦青，重庆方面的陆綮、邹绛、杨山、穆仁、吕进、余薇野、张继楼、傅天琳、王群生、李钢等。郑伯农未能到会，作了书面发言。”一般来说，篇幅较长的会议综述都会点明一些观点的代表人物（发言者），但这个“综述”没有具体点明每个发言人的观点，而是以“与会同志指出”、“与会同志说”、“有的同志说”、“大家认为”等代替，不知道是因为与会人员的观点确实完全一致还是综述者对有些观点持有保留意见而不愿意点出发言者的名字，或者他们本身就明白会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得到的评价，于是就笼统言之，以免在以后背上骂名。会议的核心话题是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和清算，明确指出它们是“错误理论”，甚至用上了“放肆”一类的词来刻画：

讨论会上，与会同志指出，近几年来，社会主义诗歌虽然成绩很大，但是，诗歌领域里也出现了一股值得重视的文艺潮流，这就是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错误理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比起文学领域中其他的错误理论要更完整，更放肆。对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是不能低估的。在会上，一些人把“崛起”理论尤其是《崛起的诗群》的观点上升为政治问题加以批判：

与会同志说，《崛起的诗群》提出要有“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统一的社会主调”呢？这个“主调”是已经写在宪法、写在和人大决议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不和谐”就是噪音，是对主调的干扰，难怪海外有人说《崛起的诗群》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与会同志认为，“崛起”论否定理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重挑战。

会议还批判了“崛起”论对“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派观念的借鉴，认为：“社会主义诗歌不能走西方现代主义的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观、艺术观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总的说来，是一种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希望的诗歌，是消极颓废的诗歌。”这样一个政治味、批判性很强的诗歌讨论会，还专门谈到了一些诗歌作品，“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如《诺日朗》、《彗星》、《墙》、《流水线》、《空隙》、《泥蝉的表演》一类颠倒美丑、混淆新旧、空虚绝望、阴暗晦涩、有严重错误、产生不良影响的作品进行了批评”。会议对“崛起”论的危害、对青年诗人的错误影响等也进行了研讨。

会议还涉及到诗人、评论家、诗歌编辑等在诗歌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必须坚持的原则：

讨论会上，与会同志一致强调，诗人要对人民负责，尤其要对青年负责。青年人肯思考，这是好的，我们的诗歌和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都要给他们以启迪，帮助他们善于思索。我们要让青年诗作者懂得，要写出好诗，要做社会主义新人，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反映并回答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编辑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对于某些助长青年怀疑我们党的错误言行，应该进行批评。刊物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创作园地、活动的基地。到会的诗歌编辑回顾了近几年诗坛的状况和工作中的失误，纷纷表示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努力使刊物的面貌焕然一新。与会同志结合创作实践谈了自己的体会。有的青年诗作者说，他们所以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主要靠两条：一是坚信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二是深入生活。“崛起”论的那一套写“自我”、写“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写“高速幻想”……的主张，只能把青年引上歧路。

当时的会议论文和发言，除了个别文章在后来公开发表之外，我们现在已经难以查找到其他发言的具体文字。但是，会后公开发表的一些发言稿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给我们提供一些当时的资讯。如尹在勤的文章存在着以阶级划分诗人的嫌疑，他在批判徐敬亚的文章时说：

徐敬亚列举的十来位青年诗人中，至少有好几位并不应该，也不能纳入他们那支“崛起”的梯队。比如，他所提及的才树莲，把这样一位土生土长，而且其诗作朴素和富于泥土芳香的年轻女诗人，居然也归于“崛起”的队列，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重庆诗歌讨论会引发的是一个系列活动。除了会场讨论外，还有讲座、朗诵会等等。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副主编的柯岩在参加了会议之后，还在重庆呆了几天，并和其他诗人一起参加了多项诗歌活动。现在能够查到的信息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参加诗歌朗诵会。据《重庆日报》报道，该朗诵会于1983年10月9日晚在人民大礼堂南楼会议室举行，“朱子奇同志朗诵了郭沫若同志的《红岩赞》、艾青同志的《光的赞歌》（片断）。……柯岩同志朗诵了她的长诗《中国式的回答》中的引子、第二章和结束语。……诗人绿原、邵燕祥、纪鹏、周良沛、雷抒雁等，以及本省、市部分诗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

其二是为重庆的青年诗歌爱好者举行报告会。报告会于1983年10月10日在团市委礼堂举行，柯岩、绿原在会上做了报告。《重庆日报》的报道说：“柯岩认为，要当诗人，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为什么写诗。一个人写诗，就得承担社会的责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那些以为要写离政治远点，表现‘自我’，为‘未来’而写作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们的诗会受到时代的摈弃；而那些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着坚贞不渝的爱的诗人写出的诗，才能闪射出瑰丽的光彩，赢得崇高的地位。柯岩特别强调了世界观对诗人的作用问题，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坚定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在关于首先是诗人，或者共产党员这一问题，绿原认为，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诗歌不是个人的财富，是人民的精神财富，是建设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表现‘自我’，咏叹风花雪月的摆设品，应该是反映时代的脉搏，激励人民奋进的鼓点和号角。”报道还刊登了三幅照片：大会会场和柯岩、绿原发言的镜头，由周宣勤拍摄，图说是“著名诗人柯岩、绿原同志向青年们介绍诗歌的创作道路”。党报的第一版刊登报道和照片，说明在当时肯定是把报告会作为重大事件加以关注的。

其三是应西南师范学院团委、学生会的邀请，柯岩于1983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南师范学院发表了长篇演讲。对于这件事，西南师范学院主办的校报《西南师范学院》有过如下的简单报道：

应团委、学生会邀请，著名诗人、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柯岩于十月十三日上午来我院，在会议厅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讲学。柯岩同志联系当前诗坛的实际，就诗人究竟为什么要写诗、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传世的诗和世界观对诗人的制约关系等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中文、政治、历史、外语、音乐、美术等系约三百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在当年围绕“重庆诗会”的系列活动中，除了会议本身的讨论话题外，产生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柯岩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演讲。这恐怕与她的演讲稿后来在《诗刊》公开发表有一定关系。

根据后来公开发表的讲话稿，柯岩对当时诗坛上的“朦胧诗”、“三个崛起”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而且介绍了一些青年诗人对艾青等老诗人的讽刺，介绍了艾青、臧克家等对错误思潮尤其是“崛起”论的批判，其基本观点和讨论会的观点是一致的。她说：“我不是搞理论的，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正奋起投入这场论战。这次重庆诗歌讨论会上，北京的郑伯农同志做了重要书面发言。四川的尹在勤、竹亦青、吕进同志也都做了很好的发言。我只能结合当前一些新诗的创作实践谈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她点到的这些人都在会上做了她所认同的发言。在演讲中，柯岩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写诗

二、好诗、传世之作及“与世界对话”、“为未来的人写作”

三、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作用，并谈“代沟”她在全面回顾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成就的同时，对“崛起”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指出：“对于徐敬亚同志及他的指导者、追随者们，我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吧，学习一下我们伟大的人民吧！一个对生活衔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的。时时检验一下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更快的进步。不要一叶障目，也不要展览伤痕，‘玩弄痛苦’。”从观点看，这其实是“重庆诗会”的一个延伸。她在演讲的最后向青年人发出了自己的号召：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事业的新局面，为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泥土的芳香，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诗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吧。

柯岩的这篇演讲后来被有些学者当成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张同道在其著作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柯岩批评了《诗刊》在这场斗争中立场不够坚定，表示要‘保卫‘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其转述的主旨似乎没有错，但是在引述上是不准确的。这样的转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把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责任主要推给了柯岩一个人。柯岩的原话是：“……臧克家同志针对如此尖锐的现实，也公开提出‘整个文艺工作成绩很大，但就理论而说，目前诗歌战线已到了需要‘三保卫’的时候了——保卫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田间、阮章竞、鲁黎等同志也都批评了《诗刊》旗帜不鲜明，分别就此发表了讲话及文章。”她引述的是其他诗人的言论，只是从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是赞同这些说法的。当时，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不是某一个诗人、评论家的观点，而是和“朦胧诗”、“三个崛起”相对应的一个相当大的诗人、评论家、读者群体，甚至是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当然，柯岩肯定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三、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反响

“重庆诗会”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重视，新华社在会议之后发表了消息，《人民日报》刊发了这则消息，内容如下：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十月上旬在重庆举行的诗歌讨论会提出：兴旺、活跃的我国诗坛上，近年出现了一股值得注意的错误思潮。这就是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三个“崛起”论，它们的错误理论程度不同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了混乱和损害。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对这股错误思潮做出认真分析并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书记柯岩和北京、成都等地诗人、诗歌评论家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讨论会。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这条消息是在会议结束近一个月之后才的，按照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这是不符合规范的。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过，这条消息把“三个崛起”定性为“错误思潮”，是和会议上讨论的话题相一致的。消息专门提到了朱子奇、柯岩及其身份，而对其他参与者却没有点名，可以明显看出会议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至少不仅仅是四川的几个诗人、评论家的问题。

“重庆诗会”和柯岩的演讲在当时的诗歌刊物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诗刊》1983年第11期发表了朱子奇的发言《高举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

祝贺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召开》；1983年12期同时刊发了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柯岩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演讲稿《关于诗的对话一

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和郑伯农提交给“重庆诗会”的书面发言《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值得注意的是，第12期的《诗刊》还转载了刊于《经济日报》1983年11月1日的《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新华社记者李德润、李光茹1983年10月29日采写的《臧克家谈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前列》两篇文章——这应该是《诗刊》配合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直接体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艾青的谈话对“朦胧诗”和当时的有些刊物格调不高提出了批评，他说：“近几年有少数诗人躲在个人心灵的小天地里，咀嚼痛苦，咏唱哀伤，感慨寂寞，用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字句抒发他们的不健康情绪，散布精神污染。而时代前进的足音，广大人民的火热斗争，在他们的作品里却得不到丝毫的反映。有些东西，叫人怎么理解呢？简直近乎荒诞可是竟有人对之大加吹捧，把这类诗说成是什么诗歌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美学的原则，甚至是什么《崛起的诗群》，他们究竟要‘崛起’到哪里去呢？”臧克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园地百花盛开，异彩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是，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界的反映不可小视。”“要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就必须坚决有力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有些作品政治倾向不好，格调不高，有的甚至公开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有些人把党的‘双百’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偏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从金钱眼中看人生，为个人名利而拼搏。他们的创作、表演，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时代精神、现实主义视为‘教条’；有的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象有的诗作朦朦胧胧，古古怪怪，令人咬碎牙齿，不得其味。”因此，“作家和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要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诗刊》以大量篇幅发表会议综述、论文和转载有关采访的情况看，“重庆诗会”很有可能是《诗刊》社甚至它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参与组织的，只是没有使用《诗刊》和任何单位的名义。朱子奇在会上的发言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他开篇就说：“柯岩同志和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对这次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召开表示支持和祝贺。我们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有这么多诗人、诗歌工作者在这个富有革命传统、富有革命诗歌传统的我国西南著名山城——重庆聚会，开这样有准备的讨论会，是适时的，必要的，很有意义的。”他采取了很低调的开场方式，但发言中对于诗歌的指导思想、艺术走向等发表了和会议的主题相一致的观点，甚至成为引导会议进程的指导性发言。他提到了“有准备的讨论会”，说明“重庆诗会”应该是一个经过了认真组织、策划的会议。

作为当地的主流媒体，《重庆日报》在1983年10月先后四次在第一版报道了重庆诗歌讨论会及相关活动，其中两次涉及到会议本身。下文将涉及到这些报道。

“重庆诗会”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界主要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时期的一些批判风格，这对于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诗歌界来说，其实是一种退步，所以在诗坛上的形象不是很好。其他几次讨论“朦胧诗”和“崛起”主张的会议，如“南宁诗会”、“定福庄诗会”等，虽然批判性的内容也很多，针对性也很强，但是被批判者中都有人员参加，存在相互对话、讨论、争执的可能，而且基本上都是就诗歌问题展开争鸣，但“重庆诗会”只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虽然有一些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傅天琳、李钢等人参加会议，但他们不属于“朦胧诗”群体。也就是说，没有被批判的对象参加会议，被批判者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解释和辩驳——根据邵燕祥的回忆，谢冕是被邀请了的，但他没有参加会议，我们无从得知“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其他代表人物或支持者是否也被邀请了。因此，在其后的诗歌界、诗学界，关于“重庆诗会”的说法很多，而且多是批判性的。唐晓渡当时是《诗刊》的编辑，没有参加重庆的会议，但他对当时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他在谈到“重庆诗会”时对该次会议背景的推测是有道理的：“这次会议的运作方式颇为可圈可点。见载于当年《诗刊》12月号的‘综述’中说，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宾位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谁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他同时认为，“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揽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新华体’特有的战斗色彩、意识形态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捷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或‘’期间的‘定性材料’。”据说，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一位《诗刊》副主编还在北京的一个剧场传达了会议精神，而《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参加“重庆诗会”是“奉命非去不可”，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只是打“太极拳”，而且在“很多刊物都派人参加”的情况下自称“胸闷、憋气”而推辞了参加会议精神的传达，并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这次会议最后催生了徐敬亚的自我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发表，也是“朦胧诗”和“三个崛起”论争的终结。

邵燕祥参加了重庆会议，他也在回忆中谈到过这次会议，他说：

那是一次名为诗歌座谈会的专题批判会，我也去了，在重庆，而且开得特别急。“十一”国庆三天假，会是在10月2号开的，10月1号我就坐飞机赶去重庆。会上有人点名批评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有人点名批评北岛的《白日梦》，气氛非常紧张。之前我已大致知道这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去之前在新侨饭店遇见谢冕，他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他说他也接到通知了，我当时好像说“你最好不去”。后来他没去。

这个会后新华社发了消息，批判“三个崛起”的“谬论”，称要坚持诗歌的社会主义方向。其后不久二中全会就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重庆这个会果然是得其先机，提前配合了。后来在首都剧场的会议厅开了一个重庆诗歌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会，我因胸闷，没有参加。

根据邵燕祥的回忆信息看，唐晓渡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不过，这些谈论都是后来者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和当时的现场感，但“重庆诗会”对“朦胧诗”尤其是“三个崛起”的批判确实是事实。

朱大可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争论的时候，谈到了诗歌界、诗学界对“朦胧诗”的批判，并进而说：“这场大批判在1983年‘重庆诗歌讨论会’上达到高潮，极左派诗人及其理论家们，刚刚摆脱政治迫害的阴影，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娴熟地挥动权力的棍棒，假借‘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对诗歌风格‘异端’展开围剿。在威权体制下，任何艺术流派之间的分歧，都会成为文化围剿的庄严借口。”他使用了“极左”、“围剿”等词语，显然对“重庆诗会”在新时期文化、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持否定态度的。

正因为如此，一些参加“重庆诗会”的评论家在后来一些诗人、学者的眼中被认为是反“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张同道说：“面对三次崛起，程代熙、郑伯农、柯岩、吕进、楼肇明、高平、晓雪、竹亦青、洪毅然、李浩、孙克恒等等等等，数以百计的知名或不知名的理论家一起上阵，山雨欲来风满楼，仿佛又一场有组织的大批判运动。”这里提到的郑伯农向“重庆诗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稿，柯岩、吕进、竹亦青参加过“重庆诗会”。

程光炜在其回顾“朦胧诗”论争的文章中回忆了和吕进一起在1988年参加全国新诗（诗集）奖初评班子的一些事情，并说：“1983年前后，他（指吕进——引者）突然在西师发起猛攻朦胧诗诗人的研讨会，随之发表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这一‘变化’令我大感惊讶，也不理解。后来，他一直对新诗的探索、创新及其成果维持着这种‘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前两年诗评家陈仲义专门在《南方文坛》撰文，批评了吕老师。”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不是把吕老师放在“道德化”的平台上来谈的，而是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进”的历史理由：大概他也在“”中受到过冲击，但为什么，在以反思“”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中，他仍然乐意以“式”的批评方式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人的创作成绩。进一步说，为什么到了“新时期”，他精神生活中却还携带着一个“十七年”、“”，这些，都是自觉的“选择”吗？

这段文字认同了吕进以“十七年”、“”的方式在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的事实，结合文中所说的“发起猛攻朦胧诗的研讨会”，我们可以推断，这里所说的应该是重庆诗歌讨论会和署名“吕进”的综述。

程光炜先生在朦胧诗和新诗潮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这篇文章是以后来的个人感受（1988年）反观以前的事情（1983年），似乎有些不妥。对于这里涉及的他的具体观点，我们不好妄加评论，尤其是作为旁观者或者后来者，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以文献的形式摆在那里，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不过，程文的有些信息和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其一，重庆诗歌讨论会肯定不是在西师（“西南师范学院”的简称）召开的，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重庆诗会”是在位于上清寺人民路的重庆市政府第二招待所（范庄）举行的，吕进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议参加者。其二，就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献看，除了署名“吕进”的重庆诗歌研讨会“综述”，吕进好像没有发表过“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他在总结新时期十年诗歌发展的时候，还谈到了“朦胧诗”的成绩与贡献；在谈论20世纪下半叶的新诗研究的时候，谈到而且肯定了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人对新诗潮的贡献，陈仲义对吕进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对“朦胧诗”之后的一些新锐批判家有所遮蔽，而不是针对他对“朦胧诗”的态度的。对这些信息的误读，可能导致有些评价是不够公平、客观的，甚至可能是和事实相反的。

四、对一些史实的进一步梳理与解读

根据对当事人的采访，吕进是在1983年10月3日中午和当时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重庆市文联主席的诗人方敬一起去参加会议的。方敬是何其芳的妹夫，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诗坛关注，是一个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诗人。当他们得知会议参与者和主题之后就感觉会议的背景可能不一般，在前往参加会议的途中，方敬就对吕进说：“这次北京来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中央的什么新精神，所以不要去轻易顶撞。但是，如果他们把朦胧诗说成反动诗歌，我们就一定不跟。”在会上，吕进和重庆的诗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这样的态度。10月4号会议开幕时，主要是三个人发言，由朱子奇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作了长篇发言，柯岩发言后还宣读了郑伯农（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书面发言稿。这三篇发言，其实就是“重庆会议”的定调讲话。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四川方面有三个人的发言比较有分量：一是尹在勤，从理论上批“崛起”；二是《星星》诗刊主编白航，批舒婷、北岛，还谈了一些来稿中他认为的“问题”；三是周纲，他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央军来了，我们川军也要参战。”重庆方面的诗人、评论家一直没有比较有分量的发言，而且，参加会议的北京代表还在会上谈到“到重庆去升五星红旗”之类的是非问题，外人根本听不懂，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北京人来重庆开他们的会”。直到10月6日，方敬、王觉找到吕进商量，说重庆这样下去也不行，北京方面会有看法；吕进是搞理论的，于是叫他准备一个发言。10月7日，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吕进才发言，不过，他谈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怎样从未来派转变为现实主义诗人（！），好像和会议主题有关，又好像没有直接关联，至少没有直接谈及“朦胧诗”。吕进说，他一直对“朦胧诗”是有好感的，对舒婷、北岛的作品也是喜欢的。1987年在参加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的评奖时，在很大的争议中，他是力主给北岛评奖的，甚至给一些评委做工作。

吕进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一名讲师，据说“重庆会议”的综述并不是他起草的，根据吕进的回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在重庆还是出在北京，他一直是一头雾水。在当时举行这样一次“有准备的讨论会”，肯定是需要一个综述的，具体工作是由重庆市文联负责的，由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王觉主持，《红岩》的编辑杨山、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成德参与，一直住在会议驻地的饶成德执笔。10月9日，会议纪要（综述）送给朱子奇、柯岩审查定稿，然后在当日的讨论会闭幕式上宣读，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王觉找到吕进，说他是搞理论的，希望他加入到纪要（综述）的修改工作中。10月9日上午，由起草小组加上吕进，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对纪要（综述）进行修改。之后，吕进就和方敬、邹绛同车返回北碚。但是，不久之后，《诗刊》、《文艺报》发表的纪要（综述）却署上了“吕进”的名字，而且是独立署名。吕进本人感到十分惊讶，他曾向方敬、王觉等人问起此事，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觉还对吕进说：“这没有多大的事嘛。吕进同志，我一辈子都在做我不愿做的事啊。”④根据当时的情况看，这篇综述“被署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一，有些政治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自己也明白会议在将来的影响，即使愿意投入工作也不愿意自己署名；其二，吕进是参加会议的重庆人员中唯一从事新诗理论研究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署上他的名字更有说服力，而且他确实参加了会议并在最后一天被安排参与了“综述”的修改（说是修改，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但是，正是这篇可能“被署名”的会议综述，吕进就长期背上了反“朦胧诗”、反“三个崛起”的骂名。为了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下面将通过史料对当时的事实进行一些梳理。

作为“综述”组织者、起草人的王觉、饶成德、杨山等都已经先后去世，我们无法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来核实当时的具体情况了。不过，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几位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员，其他人也大多在诗坛上拥有自己的地位，重庆诗歌讨论会是那段时间重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当时的《重庆日报》对会议及其系列活动进行了多次报道，除了前面提到了诗歌朗诵会、给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报告会之外，《重庆日报》还先后两次对“重庆诗会”进行了报道，而且都是放在第一版。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会议情况有很大帮助。

在会议举行了三天之后，1983年10月7日的《重庆日报》刊发的报道，主要介绍了大会情况，除点了来自北京的诗人的名字之外，对于具体的发言，只谈到了市文联主席方敬对出席会议的诗人的欢迎，大部分篇幅介绍的是朱子奇在会上的发言。报道说：“朱子奇同志最后希望社会主义新诗风更加强劲地吹起来，把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种种精神污染，有力地吹散，扫除，而代之以心灵美、道德美的新鲜空气，使健康的风气永远占上风。”清除“精神污染”的说法是邓小平在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但“精神污染”这个词能够在朱子奇的发言和10月7日的报道中出现，说明朱子奇可能是带着任务参加会议的，至少是带着上面的精神的，也说明吕进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北京人来重庆开他们的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会议虽然是在重庆举行，但实际上是由北京的出席者定调的。还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日报》的报道题目是“开一代社会主义新诗风”，和《诗刊》发表的综述的题目“开创一代新诗风”在结构和主题词的使用上几乎是一样的。

在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之后，1983年10月26日的《重庆日报》第一、二版又对“重庆诗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清除错误思想

唱出时代强音——记重庆诗歌讨论会》，相对于一般报道来说，篇幅较长，由第一版转到了第二版；从内容看，属于会议综述的性质。报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有小标题，第一部分是“一股值得重视的文艺思潮”，指出“三个崛起”“这股病态的思潮虽然是支流，但对诗歌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问题绝不可以轻估。”“其性质就绝不是目标一致下的不同意见，也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一些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分歧，是美学原则的分歧。……‘崛起论’者所鼓吹的是否定理性，这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我们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这一严重挑战，我们必须予以严正地回答，决不能让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第二部分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主要认为“三个崛起”把矛头指向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新诗传统，只承认胡适、李金发、徐志摩等，其后就是“朦胧诗”了。“一笔抹杀新文学运动的主流和历史功勋，完全是颠倒是非，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是对无产阶级诗歌传统的亵渎和挑战。”因此，与会人员认为，“新诗的发展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的，并在不断前进和成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成为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现代主义不能取代革命现实主义”，认为“‘崛起论’者否定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极力鼓吹西方现代主义，并声称要‘接续’新月派、现代派的传统，用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对我们社会主义诗歌进行‘内容和情感’的更新，这是极端荒谬的”。“我们应该把艺术方法、技巧与作品思想内容和世界观区别开来，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不应把腐朽当神奇，把国际上的垃圾收揽起来。会上大家在肯定了近几年出现的一批好诗的同时，对一些颠倒美丑、混淆新旧、阴暗晦涩、影响极坏的作品进行了批评。”

整篇报道除了点到了朱子奇、柯岩二人的名字外，没有点出其他参与者和发言人的名字（这和新华社后来的消息一致），而是以“讨论中一致认为”、“会上一致认为”、“与会同志指出”、“与会同志还说”、“与会同志认为”、“与会同志一致表示”等代替。只要我们认真读读这篇报道和《诗刊》后来发表的“综述”，就会发现，它们在主要观点、表达方式、使用的语词甚至文章的结构（《诗刊》刊发的综述没有小标题，但是也分成三个部分，以“一”、“二”、“三”标示）等方面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最后一段文字相差无几。

《重庆日报》的报道最后写道：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诗歌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要坚决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我们肩负着历史重任，一定要跟上人民前进的步伐，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唱出时代的强音，开一代社会主义诗歌的新风，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新局面，为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诗刊》综述的倒数第二段写道（最后一段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一定要跟上人民前进的步伐，一定要认真学好《邓小平文选》，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更亲密地携起手来，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唱出时代的强音，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的新局面，开一代社会主义诗歌的新风，提高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为实现“四化”，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此认为，《诗刊》后来发表的“综述”应该是会议综述的全文，而《重庆日报》的报道则是它的“缩写”，但作者应该是同一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测，“综述”的主要作者应该是吕进所讲的住在会议住地的《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成德（作为记者，如实报道会议情况，是他的职责），而且，“综述”、“报道”都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如果把它们和朱子奇、柯岩、郑伯农等人的发言或讲话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重庆日报》的报道，还是《诗刊》的综述，其实主要就是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的分类介绍，“与会者”中的其他人好像主要是作为陪衬而存在的。但是，我们实在无从知道，为什么《重庆日报》记者“成德”在《诗刊》、《文艺报》上却变成了“吕进”——成德不是诗界中人，会不会有人（北京，或者重庆的某人抑或某些人）觉得署一个诗歌评论人士的名字更合适，更有影响，而且，吕进确实被安排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参加了“综述”的修改，于是自作主张把作者改了？但是，这一更改，也就改变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一段历史。

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还可以从文风等方面来对“综述”进行一些解读。从文风看，“综述”和吕进的一贯文风相差甚远，吕进的文章（即使是会议综述之类的文章）往往都富有文学色彩，评论文章更是如此，而且吕进对于撰写批判性的文章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而这篇“综述”却充满“”式的政治话语和尖锐的批判锋芒。但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只看既有的文本，会议“综述”甚至整个“重庆诗会”的责任都可能压在他一个人头上。——事实上，在有文献存在的前提下，很多后来者是不一定会花工夫去进行具体调研和文字甄别的，甚至很难从头至尾读完他们的批评对象（如吕进）的诗学著述，而这些，才是了解被批评对象（如吕进）对待“朦胧诗”、对待“崛起派”诗学主张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

在“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中，吕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躲避”、“观望”的嫌疑，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策略（也可能是经历过“”的人的一种生存策略）。他是一个追求稳妥的人，在没有把事情观察清楚之前是不会随便发言的。他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现象、诗学批评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因此，在这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他没有像“崛起派”那样对“朦胧诗”给予很多的正面鼓吹，但在当时和后来也确实没有直接反对过“朦胧诗”的探索和“崛起派”的观念。吕进没有发表过反对“朦胧诗”的主张，喻大翔、刘秋玲整理的《关于朦胧诗争论文章的目录索引》共收人论文题目数百条，其中有很多是批判性的文章，但以吕进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发表于《诗刊》1984年第3期的《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而且在总结新时期诗歌创作时，他不但强调了“归来者”诗人在恢复诗歌“说真话，抒真情”方面的成就，还对舒婷等诗人在诗歌艺术自身反思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由此指出：“多元是诗的发展之路；一元，是诗的衰落之路。”在后来的文章中，吕进也多次正面论及“朦胧诗”。因此，程光炜说吕进写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老诗人臧克家曾对“朦胧诗”等新的艺术探索持有异议，但他后来说：“吕进同志，能以他的洞察力，对各种现象分析研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态度比较科学而公允。……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_2妇这种“校正”当然包括对“朦胧诗”的看法。

五、结语

关于“重庆诗会”，“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包括他们的回忆文章。但是，会议的其他参与者至今很少正面表态——不知道究竟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反思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也有一些诗人比如余薇野、张继楼、傅天琳、李钢等，表示自己确实参加了那次会议，但自己是写诗的，对理论没有多少兴趣，对当时的会议情况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因此，我们对于会议背后的许多情况还无法全面掌握。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有些信息将会进一步得到披露，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些信息将会更多地消失，以后的人们最终只能以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来打量那次会议和涉及到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