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

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1篇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团的组织工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团的工作大局，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扎实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党建带团建，着力实施团建基础工程，建团率有了明显提高，农村一、二类支部提高到，社区建团率增长到，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建团率上升到，民办学校建团率巩固在以上，制定下发了《关于坚持党建带团建建立团建基础工程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初步形成了县级团委、基层团委、团支部“三级联创”的团建机制。青年中心建设坚持试点先行、全面推进、因地制宜、建好品牌的原则，稳步推进，全城乡已建成青年中心多个，发挥了示范引导作用。重视团的自身建设，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入团，团员总数已达万，通过开展团员思想教育，重温入团誓词，强化了团员意识，提高了团员素质。推优工作扎实推进，全推荐优秀团员入党万名。团干部队伍建设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读书班，团的业务培训班及加强作风建设等各项活动，素质明显提高，广大团干部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团的工作，竭诚服务青年，争当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团干部，树立了新时期共青团干部的良好形象。总之，××年团的组织工作重点突出，整体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受到了团中央组织部充分认可，为团的事业的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对此，团委党组也是满意的。借此机会，我代表团委向全团的组织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这次会议安排了几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一是××年团的组织工作要点。这个要点是反复讨论，集体研究决定的。全团的组织系统一定要按照工作要点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把全年的工作规划好，把要点落实好。二是开展团建先进县(市、区)创建活动。团建“三级联创”活动县级团委是关键，这次会议确定的首批个团建先进县(市、区)创建单位仅仅是创建单位，回去以后要发挥好县级团委在基层团建中的龙头作用，抓紧时间按照方案开展工作，迅速积累经验，建立基层持续活跃的长效机制。三是响应委、政府的号召，安排开展全团干部向涉艾孤儿孤老献爱心活动。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扶贫济困是共青团组织的光荣职责。救助涉艾孤儿孤老是委、政府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全团组织要高度重视，认真部署，集中时间把这项任务完成好。

下面，我着重就做好全团的组织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团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组织建设是做好团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特别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团的跨越发展，使团的工作走在中西部发展前列，必须认清形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将团的组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⒈加强团组织建设是形势所需。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些变化给团的组织工作带来的影响，既要主动应对挑战，切实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又要善于学习借鉴一切先进的组织建设经验，不断改革创新，提高建设水平。从国内形势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要求团组织探索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团组织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团员青年成长成才。从社会结构来看，当前我国社会构成和青年流向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团组织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创新组织设置方式，探索建立与团员青年新的联系、管理、活动方式，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要求共青团组织要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所以说，加强团的组织建设是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迫切要求。

⒉加强团组织建设是事业之基。建设一个与时展相适应的组织网络，是共青团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共青团有着与行政设置相一致的组织体系，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设置建立有团的基层组织，这是共青团事业这座大厦的基石。共青团要做好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需要有一个组织健全、网络完善、充满活力的组织基础。从近几年组织工作的实践来看，我们坚持党建带团建，以农村、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重点，实施团建基础工程，大力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扩大了团的组织覆盖和活动覆盖，增强了团的活力，巩固了团的事业基础。但是，从目前团的基层组织状况来看，基层组织建设方面还有一些薄弱环节，比如：基层团组织建设还未彻底走出整瘫怪圈，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未完全形成，基层团组织的人员配备还不够完善，基层团的工作还过多的依赖团干部个人能力的高低，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有的甚至动摇了共青团事业的根本，必须下大力气，下真功夫，抓基层，打基础，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这个基石，为全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⒊加强团组织建设是发展之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共青团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特别是十二次团代会明确了青年创业行动、农村青年增收成才行动、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的工作重点和任务，在年初召开的十二届三次全会上又提出了青年创业、青年文化、青年人才、青年中心四项重点工作，既有服务我三个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又有服务广大团员青年，增强团的凝聚力的具体行动。要把这样的工作思路、工作目标把握好、落实好，在时展中奏响共青团创业发展的强音，就必须把组织建设好，把基层巩固好。这是共青团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和根本保障。在工作中，各地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比如：为更好服务经济发展，我们大力加强青年人才建设，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引进海外学人、开展青年岗位能手竞赛和青年专家中原行活动，为实现中原崛起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比如，服务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务工青年中建立流动团组织，设立团工委，对团员实现双重团籍管理等等，把更多的务工青年吸收到团内来，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等等，这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共青团事业发展，增强了团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团的组织建设还会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出现，需要我们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不断调整、探索、创新，使团的组织建设与时俱进，团的事业发展充满活力。

⒋加强团组织建设是青年所求。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建设一个政治坚定、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共青团组织是广大青年的期盼。在基层调研时，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期盼。广大青年希望他们成长发展的过程有组织帮助;他们的呼声和想法有人倾听，得到回应，遇到困惑和困难时有人帮助解答或解决，等等。但现实情况与青年的需求还有距离，个别地方的组织建设陷入建了瘫，瘫了建的怪圈中;具体工作中还存在方法方式不够灵活，服务水平不够高，加之个别人高高在上，不愿或不想和青年交朋友，为青年办实事谋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等等，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进一步改进提高，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把基层团组织建设成为新形势下共青团联系青年的新纽带，服务青年的新平台。

二、突出重点，把握关键，不断推进团的组织建设的新发展

××年全团的组织工作总的要求是：以团十五大和十二次团代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团××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和团中央组织部工作要点，坚持党建带团建，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求活跃，深化实施团建基础工程，与时俱进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团员、团干部队伍建设，致力推进青年人才工作，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这里我侧重就重点工作和关键环节讲以下四点。

⒈全力抓基层。高度重视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始终注意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是加强团的组织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年以来，我们联合委组织部坚持党建带团建，实施团建基础工程，取得了扎实成效。但是，从目前基层的情况来看，各地的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个别地方基层团干部的配备还不到位，有些基层团组织还不健全，不少基层团组织还缺乏应有活力等等。我们必须在巩固团建成果上下功夫，牢固树立全团抓基层的观念，切实把基层组织建设这项打基础、管长远、强基固本的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抓基层就要抓创建，扩大团的覆盖面。要继续以农村、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重点，在巩固已有团建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团建“三级联创”活动，要把团建“三级联创”做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抓手，在把团建“三级联创”纳入党建“三级联创”上下功夫，在三级团组织建立目标一致、上下协动、紧密配合、同步创建的创建机制上下功夫，发挥县(市、区)团委在基层组织建设上的龙头作用，发挥基层团委在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作用，发挥基层团支部在基层组织建设的主体作用，以“建”促“创”，以“创”带“建”，不断巩固和提高我们抓基层的工作水平;抓基层就要抓活动，增强基层活力，要整合团内外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采用项目化、社会化的方式，围绕团委确定的四项工作重点，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不断丰富广大青年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基层团组织的整体活跃;抓基层就要抓典型，发挥示范作用，要围绕团建“”工程中的创建单位，结合本地团的工作实际创造经验，树立典型，力争多出精品，从而把基层团建的成果体现到典型上，用典型说话，用典型促进工作。

⒉科学建机制。良好的组织运行机制是共青团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障。组织建设的每一项工作都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制度和机制建设，努力实现各项工作持续协调发展。在基层组织建设上，我们要巩固和完善坚持党建带团建，实施团建基础工程的工作机制，将团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的整体规划，一同研究，一同部署，一同考核，一同表彰，以党建带团建，不断提高团的基层建设水平;在团建创新上，要积极开展以创建“五四红旗团委”为核心的团建“三级联创”活动，探索建立县级团委、基层团委和团支部持续活跃、整体推进的长效工作机制;在团干部队伍建设上，要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深化团干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大力开展团干部培训工作，完善团干部教育培训机制，要加强与下级党委的沟通，加强团干部协管工作，建立健全团干部选拔、培养、管理、推荐机制;在青年人才建设上，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善于整合开发各种青年人才资源，着力培养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经营管理人才和合格青年劳动者，探索建立培养、聚集、服务和推荐青年人才的工作机制;在团员教育上，要在做好举团旗、唱团歌、带团徽等基础性教育的同时，突出团员的先进性教育，丰富教育载体，针对团员的特点开展主题教育、团日活动、志愿服务等活动，发挥新闻舆论阵地、青少年活动阵地、网络阵地的作用，多渠道的教育团员，逐步建立健全团员教育的日常工作机制。要通过抓组织运行机制建设，逐步建立完善共青团自我运行能力更强，团员参与程度更深，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大，更加富有效能的工作机制。

⒊突出育人才。青年人才是最具社会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宝贵资源，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决定着整个人才队伍的前景。××年党中央召开了人才工作会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新世纪我国的人才工作进行了规划。团中央也即将召开青年人才工作会议。××年，全团的工作把青年人才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摆上了重要议程。各级团组织特别组织战线的同志，要充分认识加强青年人才建设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作为组织工作的重点，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紧抓好。要坚持以人为本，紧紧抓住培养、聚集、举荐、配置等重点环节，大力加强以青年科技人才、青年经营人才和合格青年劳动者为主体的青年人才队伍建设;要按照“可行、管用、分类管理、分步实施”的原则，建立本地区、本单位的青年人才库，通过开展“青年人才推荐月”等活动，收集人才信息，做好青年人才的入库工作;要利用团属报刊、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结合社会需求，定期青年人才信息，向社会举荐青年人才;要发挥共青团的活动优势，结合党政工作大局，围绕重点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青年搭建实践和展示舞台;要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青年呼声，大力宣传青年成才典型，全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氛围，为青年成才和青年人才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的政策、舆论、社会环境。通过大力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为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人才支持。

⒋方式求创新。做好××年团的组织工作既要扎实工作，又要大胆探索，以创新求突破。要强化创新意识，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开动脑筋，转变思维方式，积极研究新情况，探索新路子，紧密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实际，以新思路、新举措推动组织工作创特色、上水平。要结合当地团员分布状况，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通过联合建团，行业建团，协会建团，公寓建团等形式，对团员实行双重组织覆盖和多重组织覆盖，努力做到哪里有团员，哪里就有团组织;要创新团员管理模式，着眼保持团组织与团员之间直接、经常、便捷的组织联系，探索利用互联网、青年卡、短信息等方式建立的适应流动团员、社会新兴组织团员的组织联系方式;要适应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要求，大力开展青年中心建设，在保证发挥共青团核心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延长团的工作手臂，努力把青年中心建设成为基层团组织整合资源、凝聚人才的新平台，联系青年的新纽带。要把创新成果体现在组织工作水平的提高上，围绕团建“三级联创”、团员先进性教育、青年人才、青年中心、团费收缴等重点、难点工作，多想办法、多动脑子，大胆创新，不断改进组织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团的组织工作的创新水平。

三、严格要求，自觉锤炼，不断提高团的组工干部的自身素质

组工干部是团干部队伍中一支特殊的团队，只有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熟练，作风严谨，才能不辱使命，担负起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具体讲，团的组工干部要具备“五气”：

首先要有朝气。朝气蓬勃是青年人的优势。有朝气，实际上是充满自信，有活力，是奋发向上精神状态的外在体现。如何有朝气，首先政治素质要硬。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讲政治应该放在首位。要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我们保持蓬勃生机、昂扬斗志的前提。二是主动意识要强。每一位从事团的组织工作的同志，都要有预见性，应该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意识。知微见著，以此才能增强我们工作的主动性。三是工作节奏要快。要雷厉风行，反应快，行动快，今天的事情今天办。四是工作质量要高。组织工作无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去办，团的组工干部设计工作要有激情，对待工作要有热情，推进工作要有真情，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

二要有正气。作为团的组织部门的同志，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是立身之本，也是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有本事，守本分，对团的组工干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实践证明，没有本事，就干不好工作;不守本分，就会捅漏子，摔跟头。尤其是团的组工干部，守本份是品德的基本要求。要坚持原则，公生廉，廉生威，只有公正无私的做好工作，自觉把自己置入共青团工作大局之下，才能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组工干部要养正气，当前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树组工干部形象”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参与学习教育活动，按照贺国强同志提出的“对已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的要求，对自己从严要求，坚持原则，干好工作。团的组织部门成为团员之家，青年人才之家，团干部之家，需要我们组织部门的同志共同努力。

三要有才气。才气是青年人的优势，是干好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学而优则仕有失偏颇，但仕必学而优是有道理的。增加才气，唯有学习，只有选择终生学习这条道路，才能担当重任。首先要向书本学知，增理论之才。只有坚持读书学习，“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有新作为的人。其次要向先进借知，增业务之才。共青团工作的业务和党政工作的业务有相同的地方，现在学好了，对以后从事党政工作，也是非常有用的。组织部门作为一个业务性比较强的部门，必须下功夫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成为行家里手。三要向实践求知，增领导之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出真知，领导水平是在实践中磨练的，“天道酬勤”，只要勤奋，就会有收获。四要向高人要知，增修身之才。“三人行，必有我”。每个成功者都自有其过人之处，不是胸襟宽阔，就是才干出众，只要虚心讨教，定会收益多多。

四要有锐气。锐气就是一种干事想干就干、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气势和能力，这是年轻人的强项和特质。新形势，新任务，对共青团组织工作的内容、方式、手段、载体等都提出了创新发展的要求。只有大胆创新，才能有新作为。要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载体，创新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法，通过创新，实现突破。

五要有大气。大气是气度和风范，是品位和层次。做到大气，第一境界要高，视名利如粪土，追求远大的理想。第二眼界要广，登高望远，走一步，看两步，要有战略眼光。第三胸怀要宽，作为团的组工干部，一定要有宽广的胸怀，要心底坦荡，与人为善，甘当人梯，有奉献精神。第四做事要周，从事团的组织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做事周全，把握好度，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办的事绝对不能办。

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2篇

转眼之间，30年过去了。1994年春，我还在主编《中国侨报・华声报》，派驻人大、政协“两会”的记者不断送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发言稿。某天晚上我在翻阅这些发言稿时，偶然看到孙轶青委员呼吁调整文物管理政策、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大会发言稿，赶忙仔细阅读。孙老的发言切中时弊、分析透彻，他深刻指出：现行的文物法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甚至带有“”痕迹，要害是一切交易由官方垄断，其他单位与百姓不得染指。它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利于文物保护与弘扬中华文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一边阅读，一边拍案叫绝，有茅塞顿开之感。因为那几年我正热衷于古瓷收藏，十分关注民间文物市场，对许多互相矛盾的社会现象感到困惑不解。例如在提倡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北京、天津等地工商管理部门热心兴办民间旧货与古玩市场，群众十分欢迎，每周日逛市场的至少有几万人，这显然对活跃地方经济、满足百姓文化生活需求都大有好处，可是公安、文物等部门又不时组织查抄、罚没……而孙老在发言中敢于明确指出：“黑市”不黑!它是市场经济新时期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政策法规不能与人民对立!中国历代明智政府，都要考虑人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理需求，当代更应如此。

后来得知，类似的发言，孙轶青已经在全国政协讲过三次，有时还是与多位文化界名流联名签署的提案，而北京主流媒体居然不报道，于是我决定与报社同事一道，深入采访孙轶青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

1994年五六月间，孙轶青在红霞公寓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次采访是有问必答，他开怀畅谈，并向我们提供了他的多次发言稿及有关背景调查资料。在我写成长达四五千字的“对话”以后，他又认真地作了审阅、修改。

1994年6月24日，《中国侨报・华声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本报记者采访记――《开放文物市场势在必行――与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孙轶青先生对话》。此稿受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的重视，在《华声报》发表的当天，专稿部将此稿电传给有约稿关系的海内外多家媒体，因此有许多报刊陆续刊发了孙轶青倡导中国大陆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重要主张。香港《明报》以“本报特稿”的形式发表，题为“乱世饥民，盛世文物――孙轶青呼吁开放文物市场”。西安《收藏》杂志加编者按推介，全文刊载。我敢说这是对孙轶青首倡修改《文物法》、开放民间古玩市场的第一次集中报道，也是对现行的已过时的文物法规的一次冲击。

1995年我退休以后，就以孙轶青提出的古玩市场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一方面钻研古书与史料，一方面实地考察北京潘家园及天津、太原、洛阳、上海等地的古玩市场，又多次拜访孙老，有时一谈几个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孙老的“民间视角”，或曰以人民为主人的“公仆意识”。例如他谈到北京有一个老工人，下岗了，家里又有病人，便把家中祖传的一个清早期瓷盘找出来，拿到早市出售，想换几个钱救急……不料正赶上查抄“黑市”，又要罚款又要没收(瓷盘)……这个老工人哭了，大声质问执法人员：这是我家祖传的盘子，我又不是倒卖文物!我先拿到文物商店，因为瓷盘有个裂纹，你们又不要。我只好拿到早市来换几个钱给老婆买药……我犯了哪门子法啦?!你们不是人民政府吗?……孙轶青难过地说：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人民呢?我们的政策法规怎么能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呢?孙老告诉我，早在“”时期，经批准，外贸、文物部门就在各地收购清代中晚期文物出口换外汇……国内文物商店也对外宾服务……后来形成一种荒唐的社会现象，即有钱的外国人可以在外国或中国买到中国文物，而中国公民却不能收藏、交流本国的文物。这种“”时期遗留下来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荒诞现象怎么能不赶快改变呢?孙老明确主张：凡是外国人能够买到的中国文物，应当统统对中国公民开放!

孙老坦诚地说：这部过时的《文物法》是他当文物局长时参与制定的，“我是有责任的，当时对文物界的情况还不熟悉，思想上还有‘左’的影响……现在认识到它过时了，有侵犯人民利益的条文，就应当大声疾呼，坚决把它改过来，如果再坚持不改，岂不成了维护部门垄断利益的大问题?!”

1999年，我在《收藏》杂志、《羊城晚报》等报刊连载的文章《古玩市场今昔考》《京城鬼市》等即将结集出版，敬请轶青老师作序。他在电话中说：“你不用送书稿，你的连载文章我差不多都看了……”那年孙老高龄七十七，竟用蝇头小楷一气呵成，为我的《古玩市场今昔考》一书作序，写满了五六张大纸。我感动地对友人说，这是指导老师作序，你看多么认真，又是书法作品，我要永远珍藏。

孙老在书序中再次指出：“数千年中，中国的文物、古玩市场及民间收藏事业从未间断。”“它是一种千古不易的社会需要，任何时代的政府和法规都必须支持和满足这种需要。”“那些仅仅适应于计划经济时代，而有悖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文物、古玩的管理法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2002年人大常委会决定修改《文物法》的时候，由国家文物局几位专家奉命起草的新《文物法》中，仍然没有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的内容，而且如此不合时宜、有违民意的草稿，居然已经过国务院总理的审阅、送呈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孙轶青得知这一重要情况后，忧心忡忡，十分气愤，连忙打电话叫我去他家聚会。当时在场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古玉收藏家柏岳先生。我们三人讨论后的共识是，此事事态严重，公开批评了八年还不改，说明主管部门的垄断思维很顽固，甚至可能是既得利益在作怪。而朱总理日理万机，太忙，可能根本不了解这个草案的具体内容和其中的利害关系，现在要想挽回此事，看来只有一个办法――给朱总理写一封信，严肃批评此事……

当时在一起讨论此事的三个人，有两位均已八十高龄，只有我尚属“望七之人”，于是我自告奋勇，迅速起草了一封简单明白、措辞尖锐的批评信，由中国新闻社直送朱F基总理亲收。此信在发出之前，曾经两位高人、老师审阅把关。他们是孙轶青先生与吴小如教授。吴老师事前提醒我说：你这是在“告御状”，措辞一定要严密、谨慎……

过了不到一个月，我这个署名“退休办报人”的“民意代表”收到盖着“人大常委法工委”等两个大红印章的邀请函，希望我参加即将举办的“《文物法》立法论证会”；又有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你给朱总理的批评信已经转给人大常委会了，希望你参加论证会发个言……孙轶青得知这个新情况后非常高兴，催我赶快写个发言提纲。孙老因是原文物局长，又是带头批评现行《文物法》的人，已经应邀参加立法论证会。

6月26日，《文物法》立法论证会在西皇城根金台饭店 召开。没有想到的是，头一天的多数发言，居然不赞成开放民间文物市场……第二天孙轶青带头发起“反攻”，首先讲“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反对“割断传世文物与广大人民的联系”，反对“片面强调文物管理的特殊性，妄图把文物管理放在脱离时势的孤岛上面，而拒绝改革开放”。他再次指出：“要懂得减宝于民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人民有权力收藏和处理散在民间的自己祖国传世的遗存。这实质是一种民利，应受到尊重和保护。”同时指出：“不应也不宜把所有文物集中到国家手中”；“中国的文物管理一向有比较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应向祖宗学习，而不能“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陷自己于民族虚无主义”。他主张“建立和发展文物市场”，散在民间的传世文物，“凡可作为商品者，都应允许其投入市场，让人民互通有无，自由交换。”

我作为“特邀”参加的民意代表，追随孙轶青接着发言，题为“告别垄断思维与鸵鸟政策”，尖锐批评旧《文物法》中的某些条文，建议在修订《文物法》时增加“中国公民收藏、交流文物商品是合法的”等内容。

当晚主持会议的“法工委”负责人特意举办小型宴会，单独宴请孙轶青、张德勤和我这个“民意代表”，对我们的发言表示感谢，并对我说：你们几位的发言均已记录在案；你给总理的信已存入人大常委会档案，这些都是此次“修法”、增加开放文物市场、允许中国公民收藏、交流文物条文的依据。孙轶青高兴地举起酒杯说：十年了，十年了!来，庆祝胜利，干一杯!《收藏》杂志在突出报道此次论证会时，只选了两位原文物局长、一位民意代表的发言，并加“编者按”称：孙轶青等先生的发言，“以自己独特的社会经历、亲身感受和工作实践，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对民间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代表了广大人民和收藏界的呼声，并对《文物法》的修改制定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情真意切，读来很受教益。顷闻新《文物法》业已通过，相信这几篇发言也有助于对新法的理解。”

我与孙轶青相识40余年，头30年只是工作关系，平日没有联系；后15年因为志趣相投，有共同语言，不时聚谈，无话不说，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我深感孙老是个古道热肠、情趣高雅、热心公益的老人。他爱读书，爱思考，爱吟诗，爱古砚，爱人才，爱亲友，爱同仁，爱憎鲜明，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1997年我偶然在《政协报》副刊上看见一首他的新作，当时吓了一跳。其诗曰：“官吏害民民必仇，爱民惜力是高筹。须知官会逼民反，水可载舟还覆舟。”题为“读《暴方子事迹题咏集》有感”(见《孙轶青诗词集》043页)。再见面时，我笑说：“这样的诗，《政协报》也敢登?是不是因为你是政协的副秘书长……”孙老笑答：“怎么啦?我说错了吗?”

时下是市场经济时代，著名书法家写字题词都要钱。每当有外地亲友、山东老乡进京求字，欲请著名书法家为公益事业题词，如为捐建希望小学而组织画家义卖书画呀，为某地出版古代名人碑刻题签呀等等，我就提议“找孙轶青先生”，因为在我认识的几位书法家中，只有孙老对公益事业有求必应，分文不取。我多次为出版自己的选集、游记或收藏品画册请孙老题签，他都不嫌麻烦，还豪爽地说：“今后你再出书、出画册(题词)，我全包了!”我对书法家的酬谢，最多是一瓶好酒。孙老好饮酒，一面连连称赞“好酒”，一面令家人备几个酒菜，在书房摆小桌，当即把酒瓶盖子打开，于是一个八十高龄、一个“望七之人”，两人边吃边谈，开怀畅饮，一醉方休。

北大教授吴小如经常在报刊发表文史论文。某次聚会聊天，孙老说：我看了吴小如在《政协报》发表的几篇文章，觉得此人很有学问，又很会写文章……我能请他吃顿饭、见面聊天吗?我说：吴先生正好是我的老师，你要请他吃饭，我愿当一回司机，开车去北大把吴先生接来。于是，由我当中介，多次打电话，请吴先生务必抽暇赴宴。两位可敬的老人经我促成相聚时互道仰慕，相见恨晚，酒喝得痛快，话谈得开心。两位同龄老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幸遭遇与边缘化现状感慨良多，对人生经历与思想轨迹殊途同归、老来终获精神解脱，思想自由也有同感共识。其时孙老早已退休，高龄八十有四，走路气喘，他还在仰慕人才……据我所知，孙轶青多次宴请文化界名人，都是自己掏钱。中华诗词学会初创时期，经费困难，孙老这位德高望重的会长，有时自己掏钱维持会务，资助学会，不知感动了多少诗人骚客。难怪在他逝世时挽诗、挽联像雪花般从全国各地飞来，重重叠叠挂满了灵堂内外。

新旧世纪之交，我与老伴三次旅美探亲考察，在美国逗留了两年，按规定每次出国可以换一笔外汇作旅游费。后因小女儿负担了我们的生活费，我便用出国旅游费在美国古玩市场寻觅近现代欧美艺术瓷标本，陆续运回国200多件有观赏价值的瓷器。2003年秋，在将这批外国艺术瓷捐赠山东安丘博物馆之前，我请孙老与张勇大姐到亚运村书房看一眼。我说，这批实物可以证明：第一，中国明清瓷影响了欧美、日本陶瓷艺术，你看他们在器形、纹饰等方面都模仿中国瓷-第二，早在清晚期，欧美、日本的瓷器就超过了中国瓷，在瓷胎精致程度、装饰多样性、纹饰绘画的艺术创新水平等方面，都超过了中国。我国近年几经努力再出口，还处于“三流瓷器出口国”的落后状况。因此我不赞成新华社报道“中国瓷器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孙老在我家观赏欧美瓷时十分兴奋，对我用飞机、海轮运回来的“宝贝”赞叹不已，而且他即刻理解了我这种出国不买时装、电器，不买高科技新产品，专门在城乡古董店寻觅旧瓷器的“怪异行为”。孙老回到家中即赋诗一首：“陶瓷艺术五洲通，洋漏捡回为振兴。唤醒国人睁睡眼，须知时势变雌雄。”题为“周倜收藏、捐献艺术洋瓷赞”。并自加题解：“友人周倜，三次赴美，缩食节衣，铁鞋踏破，从古玩市场选购欧、亚、美可做标本的艺术洋瓷数百件运回国内，从事鉴赏、研究，并无偿捐献博物馆长期陈列，借以展示我国陶瓷业已落后于世界，须大力振兴。余感其爱国情深，以诗赞之。”

孙轶青早年参加革命，为抗战初期组建地方武装，满腔热血“打鬼子”，即所谓“县大队出身”。后来又经历过多次“左”的政治运动，坦承自己也“左”过，思想上难免有种种条条框框。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喜欢刻苦读书，勇于务实思考，思想“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因此，他虽年老但不僵化，坚定但不保守，精神上永葆青春活力。

2006年荷花盛开的时候，孙老与张大姐，还有柏岳先生，相约到远郊区顺义东方太阳城我的新居参观。那年我正在读西方哲学家哈耶克的著作，谈及近年读书心得，便向孙老介绍“知识分立论”，说哈耶克认为，任何伟大人物与普通人一样，只知道某个行业、某个学科的一点点知识，谁若自以为什么都懂，企图指导一切，就肯定是不懂装懂，妄自尊大，神吹!哈耶克认为，经济生活跟自然现象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任何国家若想垄断资源，计划经济，控制人们的经济生活，就必然要控制人民的思想，走上奴役之路……

孙老没有时间读哈耶克的书，但他认为哈耶克说的有道理，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拒绝走一条奴役之路。

有一句从外国引进的流行用语，叫做“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现在是争取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历史新时期，何况是颐养天年的老者，因此我以为上述流行用语可以改为“谁玩到最后，谁活得最好!”

退休老人，特别是主张“裸退”全退的人，可以返老还童，像学龄前儿童一样尽情玩耍。我看孙轶青先生是活到老，学到老，独立思考到老，玩耍到老。直到他有效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是远离名缰利索，身心了无牵挂，尽情地求知与玩耍，他读名著，玩书法，吟诗词，抚摸古砚，真是个“玩到最后，活得最好”的人，一个久经磨难、活得潇洒的有福之人。

唯一的遗憾是，他那丰富多彩的著述与书法作品来不及整理出版，迄今正式出版的著作只有两部：一本诗论，一本诗词集。还有关于文物政策、古玩鉴赏的文章，关于革命生涯、战争岁月的回忆录及许多很有见地的杂文及大量书法作品，均应结集出版，传诸后世。我相信孙老的很有出息的儿女后人，一定能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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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4篇

孙钰华，新疆高校师资培训中心主任，新疆第九届、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新疆人民政府两届特约督导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新疆心理学会副会长，新疆关心下一代专家组分组长，新疆家庭教育学会专家组专家，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竭尽全力

提升新疆教育学科发展水平

如何打造新疆教育学科的高低，让新疆教育能够在全国教育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成为我当时作为教育科学学院院长的思虑之首。作为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第一任主管学科发展和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到担纲教育学科高地博士点建设的院长，我始终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倾心付出，在任期间成功申报了自治区首个教育学硕士学位点、教育学博士一级学科学位点、自治区首批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等重要学科发展平台。新疆成为西北边陲少有的教育学博士点授权单位，在全国的教育学科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成为领军团队之一，为新疆高层次教育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学科带头人，我积极吸取新的研究成果，争取各种学习机会，提高自身素质。曾多次参加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和国际比较教育年会等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并在会上进行论文交流或者大会发言。先后在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等国内高校学习培训，更新知识。2004年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西部之光”高级人才项目新疆首批四位成员之一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申报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天山学者”项目，吸引了国内顶尖专家加盟新疆教育学科的发展；创设了新疆“多元文化与教育”国际交流平台，国际会议已开到第三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先后参与并发表学术观点，为世界了解新疆和新疆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身示范

培养新疆教育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我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教学上勇挑重担，先后承担了《教育学原理》、《中外教育史》、《西方当代教育思潮》、《人力资源开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方法与研究规范》等多门本硕博的课程，开设教师小课题研究、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师、学校规划与发展、校长领导力改善等专题选修课程。作为教学骨干，年年超额完成教学任务。积极创新，不断尝试新方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曾连续三年年终考核为优，获学校教学优秀成果奖三次，自治区教学优秀成果奖一次。获得自治区首届优秀硕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荣誉称号。

作为教师，我以培养人作为自己的天职。为此，我以关注新疆教育发展的难题，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与能力为教育目标，建设了教研基地学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理性的思维、敏锐的视角，认真学习和领会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及一些法律法规，有意识地将先进的教育理论同现实的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宗教等问题相结合，将三尺讲台当作宣讲科教兴国思想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利阵地，为新疆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注重根基

倾心于多民族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在新疆多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孩子都希望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尽己所能，在幼儿园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相应努力。我关注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升，撰写了《从“童年消逝”说起》、《让品德根植于儿童生活》、《论幼儿教师的性别问题》、《给孩子活动的空间》、《入学准备须知》等，这些论文对引导教师职业发展和去“小学化”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并公开发表。

为了端正家庭教育理念，宣传科学的育儿知识，帮助家庭科学地教育孩子，我通过不断观察调研与思考，捕捉现实生活中儿童教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设计转化成具有科普作用的讲座。利用业余时间多次走入幼儿园、中小学校、大中专院校、政府机关等进行讲学，录制广播、电视系列节目，如家庭中玩具的选择、早期读书指导等播出后，受到良好反响。

重在实效

致力新疆多民族学校教育质量的改善

不断加强专业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同时，我也不忘研究的“初心”，积极将专业所长应用于新疆中小学教育一线，服务于基层W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我先后牵头和乌鲁木齐市几个区县建立战略发展协议，助推区县教育均衡化发展和教育强区发展，在学校规划的编制、学校教育质量的改进、教师教研能力改善、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整合新疆现有的大中小学优质资源的同时，引进全国优质教育资源帮助新疆各民族孩子良好发展。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心理学重点实验室联系，在乌鲁木齐地区19所学校签约，分享专家开发的在线优质资源，探究新疆多民族儿童学习心理的特点，使千余名学生受益。并联合开展了名师工作室、骨干教师成长等多项课题。

长期坚持走进学校、走进教育现场，产学研联合一体，使我对教育和教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被自治区聘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专家、自治区校本教研专家组专家。被多所学校聘为校本研究的专家。

建言献策

用心于参政议政的社会效应

作为三届自治区政协委员和一届沙依巴克区政协委员，我深深地意识到，政协委员不是荣誉是责任。在履职期间，我细心观察、深入调研、捕捉问题、寻求思路，年年撰写提案，已近30件，多份调研报告被选编入政协大会发言。其中一件自治区政协提案获优秀提案，有两件提案获沙依巴克区优秀提案。2006―2012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聘为两届特约教育督导员。多次参加自治区团委的“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座谈会。

作为民进会员，我积极参与民进中央和自治区机关组织的各项活动，努力学习和了解民进组织的光荣传统和当代使命；发挥专业所长，做讲座并承担年度课题的调研。在担任教育专委会主任期间，每年都提交年度调研主题和调研报告，并撰写提案，教育专委会多次获得参政议政先进集体，我本人也多次获得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曾获中共中央统战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授予的“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我带领团队申请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为新疆教育学科的发展打造制高点；创建了“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硕士学位点，在新疆开创了包括少先队及辅导员、少先队活动与儿童社会化的相关研究；创建首批自治区文科基地“新疆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创建全疆唯一的一个教育学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全区唯一一所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如何让教师们提升教育能力，让各民族儿童接受到优质的教育，始终是我全力工作的目标。

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重庆诗歌讨论会；重庆诗会；朦胧诗；三个崛起；史料；解读

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116—13

一、引言

在关于“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中，1983年10月举行的重庆诗歌讨论会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事件。很多当时的诗人、评论家和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都谈到过那次会议，虽然各种说法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基本上都对它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那次会议虽然不是以《诗刊》的名义召开的，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它和《诗刊》有着很密切的关联。2008年，在1983年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的诗人邵燕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1983年秋到1984年春关于“三个崛起”的批判：“他们三家被统称为‘三个崛起’遭到批判，成为干扰‘方向路线’、‘大是大非’的‘异端邪说，的代表了。”他所说的就是“重庆诗歌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从口气上判断，邵燕祥是不赞同会议内容的。也有人把那次会议称为“重庆诗歌座谈会”，习称“重庆诗会”或者“重庆会议”。在当时的诗学论争中，“重庆诗会”不但把诗学讨论由争鸣推向了批判，也推向了艺术、学术之外，而且可以说是这场诗学讨论的“终结”。

按理说，在学术范围之内，对于“朦胧诗”的探索和“三个崛起”的观点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都是很正常的学术见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学术观点和人生阅历发表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在重庆诗歌讨论会之前的几次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和关于“崛起”思潮的讨论会的大量文章中，基本上都有肯定和反对的两种声音。但是，如果把学术讨论人为地引向非学术领域，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诗学论争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似乎更关注诗歌、诗学中的非诗学、非学术元素，甚至有意将讨论引向非学术的向度。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也非常关注其中的非学术因素。重庆诗歌讨论会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当时的一些情况进行梳理。

二、重庆诗歌讨论会及有关的活动

就在诗歌界、诗学界对《崛起的诗群》展开激烈论争的同时，1983年10月4日至9日，一批诗人、学者在重庆举办了重庆诗歌讨论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不同，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这次会议没有公开的主办单位。但是，根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回忆，会议主要是由重庆的个别诗人提出来、重庆市委同意召开的。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了读书班，四川诗人周纲、胡笳、重庆诗人（当时重庆也属四川）王群生找到《诗刊》的一位副主编，反映对“崛起论”的意见，建议《诗刊》搞个座谈会。王群生回重庆后就向市委汇报了这个情况，建议这个座谈会在重庆召开，重庆市委同意，于是向《诗刊》发出了邀请。参加会议的人员均来自北京、成都、重庆（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和四川），会议名单是由《诗刊》提出的。换句话说，重庆诗歌讨论会实际上是北京的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人员在重庆召开的会议。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称那次会议为“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会议。《诗刊》在1983年12期发表了会议综述，而且加了如下的“编者按”：

本期发表了重庆诗歌讨论会的综述。我们认为，这次讨论会是值得诗歌界重视的一次富于战斗性的讨论会。与会同志在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诗歌战线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指出近几年相继出现的三个“崛起”的诗论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回顾过去，由于我们对这种理论给诗歌界造成的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虽然组织过批评，但论战的力量和深度是不够的。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通过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学习，继续深入地总结经验教训，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为防止和清除诗歌领域里的污染，为开创新时期社会主义诗歌建设新局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这个“编者按”使用了“富于战斗性”来定性这次会议，将“三个崛起”定性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向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次挑战”，对“崛起”理论的批判是为了“防止和清除诗歌领域里的污染”，换句话说，“崛起派”的主张是存在“精神污染”的。可以看出，会议对“崛起派”思潮的批判是和当时的政治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存在上纲上线的嫌疑。也可以说，会议试图借助政治力量，否定学术领域里关于“三个崛起”的讨论。

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是1983年底开展的一项全国性的“运动”。这次运动是因为思想界、文艺界出现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艺动向而引发的，其策划和实施都是来自中央的高层。在思想界，主要是批判周扬、王若水等的人道主义主张；在文艺界，主要是从批判白桦的《苦恋》等作品开始的。这一运动也广泛地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艺界的很多话题，当时正热烈讨论的“朦胧诗”和“崛起派”的诗歌探索和诗学主张自然成为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后，诗歌界围绕那篇文章的讨论已经出现了超出艺术、学术范畴的批判。有人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争论带来的影响是，《今天》两次停刊；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崛起论’遭批判，北岛、舒婷、顾城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传播者而划为‘污染’之列。”《诗刊》发表的“重庆诗会”综述的“编者按”提到了“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事实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主张就是来自那次会议。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在中央全会上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把这一运动推向了党的工作的重要层面，接着就在全国开展了各种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但是，由于很多人片面理解甚至误解了邓小平的意思，有些做法过于极端，扩大化，背离了初衷。有报道说，在当时，“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有篇关于广州流花宾馆的音乐茶座报道这样写道：有些演员演唱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且台风极不严肃，有的嗲声嗲气，有的昏昏欲睡，哗众取宠。更有甚者，有两位女演员，身穿两旁开口接近胯部的黑旗袍，在若明若暗的转动吊灯下，边唱边大幅度扭摆胯部，故意侧身把大腿露出裙外，卖弄，顿时引起场内大哗”。面对这种情况，在中央有关领导（主要是）的关注下，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社副总编徐祝庆亲自执笔，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该文刊登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第四版加框刊登。持续时间不长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宣告结束。

“重庆诗会”举行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口号（会议综述在《诗刊》发表的时候，这个口号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可以认为，会议对“三个崛起”的批判不一定是响应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但是它的主题和取向恰好和几天之后党中央发出的号召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重庆会议”本来就是一个批判性的会议，有些人正好利用会议之后才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的号召，进一步扩大对批判对象的批判。

据会议综述记载，参加会议的有30余人（据说最初提出的名单是28人，其中包括没有到会的谢冕），“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书记柯岩参加了讨论会”，“会议由方敬、王觉、杨益言、梁上泉等主持”。“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诗人、诗歌评论家有来自北京的绿原、邵燕祥、纪鹏、周良沛、杨金亭、雷抒雁，成都方面的李友欣、唐大同、流沙河、白航、木斧、周纲、尹在勤、竹亦青，重庆方面的陆綮、邹绛、杨山、穆仁、吕进、余薇野、张继楼、傅天琳、王群生、李钢等。郑伯农未能到会，作了书面发言。”一般来说，篇幅较长的会议综述都会点明一些观点的代表人物（发言者），但这个“综述”没有具体点明每个发言人的观点，而是以“与会同志指出”、“与会同志说”、“有的同志说”、“大家认为”等代替，不知道是因为与会人员的观点确实完全一致还是综述者对有些观点持有保留意见而不愿意点出发言者的名字，或者他们本身就明白会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得到的评价，于是就笼统言之，以免在以后背上骂名。会议的核心话题是对“三个崛起”的批判和清算，明确指出它们是“错误理论”，甚至用上了“放肆”一类的词来刻画：

讨论会上，与会同志指出，近几年来，社会主义诗歌虽然成绩很大，但是，诗歌领域里也出现了一股值得重视的文艺潮流，这就是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错误理论，它们程度不同并越来越系统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比起文学领域中其他的错误理论要更完整，更放肆。对它们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的混乱和损害是不能低估的。在会上，一些人把“崛起”理论尤其是《崛起的诗群》的观点上升为政治问题加以批判：

与会同志说，《崛起的诗群》提出要有“与统一的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统一的社会主调”呢？这个“主调”是已经写在宪法、写在和人大决议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道德。“不和谐”就是噪音，是对主调的干扰，难怪海外有人说《崛起的诗群》是“投向中共诗坛的一枚炸弹”！与会同志认为，“崛起”论否定理性，实际上就是否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重挑战。

会议还批判了“崛起”论对“五四”以来文学传统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派观念的借鉴，认为：“社会主义诗歌不能走西方现代主义的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观、艺术观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总的说来，是一种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希望的诗歌，是消极颓废的诗歌。”这样一个政治味、批判性很强的诗歌讨论会，还专门谈到了一些诗歌作品，“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如《诺日朗》、《彗星》、《墙》、《流水线》、《空隙》、《泥蝉的表演》一类颠倒美丑、混淆新旧、空虚绝望、阴暗晦涩、有严重错误、产生不良影响的作品进行了批评”。会议对“崛起”论的危害、对青年诗人的错误影响等也进行了研讨。

会议还涉及到诗人、评论家、诗歌编辑等在诗歌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必须坚持的原则：

讨论会上，与会同志一致强调，诗人要对人民负责，尤其要对青年负责。青年人肯思考，这是好的，我们的诗歌和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都要给他们以启迪，帮助他们善于思索。我们要让青年诗作者懂得，要写出好诗，要做社会主义新人，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反映并回答生活中提出的新问题。诗人、诗歌评论家、诗歌编辑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对于某些助长青年怀疑我们党的错误言行，应该进行批评。刊物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创作园地、活动的基地。到会的诗歌编辑回顾了近几年诗坛的状况和工作中的失误，纷纷表示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努力使刊物的面貌焕然一新。与会同志结合创作实践谈了自己的体会。有的青年诗作者说，他们所以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主要靠两条：一是坚信和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二是深入生活。“崛起”论的那一套写“自我”、写“具有现代特点的自我”、写“高速幻想”……的主张，只能把青年引上歧路。

当时的会议论文和发言，除了个别文章在后来公开发表之外，我们现在已经难以查找到其他发言的具体文字。但是，会后公开发表的一些发言稿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给我们提供一些当时的资讯。如尹在勤的文章存在着以阶级划分诗人的嫌疑，他在批判徐敬亚的文章时说：

徐敬亚列举的十来位青年诗人中，至少有好几位并不应该，也不能纳入他们那支“崛起”的梯队。比如，他所提及的才树莲，把这样一位土生土长，而且其诗作朴素和富于泥土芳香的年轻女诗人，居然也归于“崛起”的队列，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重庆诗歌讨论会引发的是一个系列活动。除了会场讨论外，还有讲座、朗诵会等等。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副主编的柯岩在参加了会议之后，还在重庆呆了几天，并和其他诗人一起参加了多项诗歌活动。现在能够查到的信息主要有三个：

其一是参加诗歌朗诵会。据《重庆日报》报道，该朗诵会于1983年10月9日晚在人民大礼堂南楼会议室举行，“朱子奇同志朗诵了郭沫若同志的《红岩赞》、艾青同志的《光的赞歌》（片断）。……柯岩同志朗诵了她的长诗《中国式的回答》中的引子、第二章和结束语。……诗人绿原、邵燕祥、纪鹏、周良沛、雷抒雁等，以及本省、市部分诗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作”。

其二是为重庆的青年诗歌爱好者举行报告会。报告会于1983年10月10日在团市委礼堂举行，柯岩、绿原在会上做了报告。《重庆日报》的报道说：“柯岩认为，要当诗人，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为什么写诗。一个人写诗，就得承担社会的责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向人民负责，向社会负责。那些以为要写离政治远点，表现‘自我’，为‘未来’而写作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们的诗会受到时代的摈弃；而那些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着坚贞不渝的爱的诗人写出的诗，才能闪射出瑰丽的光彩，赢得崇高的地位。柯岩特别强调了世界观对诗人的作用问题，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坚定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在关于首先是诗人，或者共产党员这一问题，绿原认为，首先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诗歌不是个人的财富，是人民的精神财富，是建设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是表现‘自我’，咏叹风花雪月的摆设品，应该是反映时代的脉搏，激励人民奋进的鼓点和号角。”报道还刊登了三幅照片：大会会场和柯岩、绿原发言的镜头，由周宣勤拍摄，图说是“著名诗人柯岩、绿原同志向青年们介绍诗歌的创作道路”。党报的第一版刊登报道和照片，说明在当时肯定是把报告会作为重大事件加以关注的。

其三是应西南师范学院团委、学生会的邀请，柯岩于1983年10月13日上午在西南师范学院发表了长篇演讲。对于这件事，西南师范学院主办的校报《西南师范学院》有过如下的简单报道：

应团委、学生会邀请，著名诗人、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柯岩于十月十三日上午来我院，在会议厅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讲学。柯岩同志联系当前诗坛的实际，就诗人究竟为什么要写诗、怎样才能写出好诗；传世的诗和世界观对诗人的制约关系等问题，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中文、政治、历史、外语、音乐、美术等系约三百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在当年围绕“重庆诗会”的系列活动中，除了会议本身的讨论话题外，产生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柯岩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演讲。这恐怕与她的演讲稿后来在《诗刊》公开发表有一定关系。

根据后来公开发表的讲话稿，柯岩对当时诗坛上的“朦胧诗”、“三个崛起”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而且介绍了一些青年诗人对艾青等老诗人的讽刺，介绍了艾青、臧克家等对错误思潮尤其是“崛起”论的批判，其基本观点和讨论会的观点是一致的。她说：“我不是搞理论的，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正奋起投入这场论战。这次重庆诗歌讨论会上，北京的郑伯农同志做了重要书面发言。四川的尹在勤、竹亦青、吕进同志也都做了很好的发言。我只能结合当前一些新诗的创作实践谈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认为，她点到的这些人都在会上做了她所认同的发言。在演讲中，柯岩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写诗

二、好诗、传世之作及“与世界对话”、“为未来的人写作”

三、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作用，并谈“代沟”她在全面回顾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成就的同时，对“崛起”论提出了尖锐批评，并指出：“对于徐敬亚同志及他的指导者、追随者们，我还想说的一句话是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吧，学习一下我们伟大的人民吧！一个对生活衔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的。时时检验一下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有助于更快的进步。不要一叶障目，也不要展览伤痕，‘玩弄痛苦’。”从观点看，这其实是“重庆诗会”的一个延伸。她在演讲的最后向青年人发出了自己的号召：

同志们，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事业的新局面，为创造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中国泥土的芳香，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诗歌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吧。

柯岩的这篇演讲后来被有些学者当成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张同道在其著作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柯岩批评了《诗刊》在这场斗争中立场不够坚定，表示要‘保卫‘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其转述的主旨似乎没有错，但是在引述上是不准确的。这样的转述在很大程度上就把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责任主要推给了柯岩一个人。柯岩的原话是：“……臧克家同志针对如此尖锐的现实，也公开提出‘整个文艺工作成绩很大，但就理论而说，目前诗歌战线已到了需要‘三保卫’的时候了——保卫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保卫现实主义传统；保卫党的领导。’田间、阮章竞、鲁黎等同志也都批评了《诗刊》旗帜不鲜明，分别就此发表了讲话及文章。”她引述的是其他诗人的言论，只是从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她是赞同这些说法的。当时，批判“朦胧诗”和“三个崛起”不是某一个诗人、评论家的观点，而是和“朦胧诗”、“三个崛起”相对应的一个相当大的诗人、评论家、读者群体，甚至是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当然，柯岩肯定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三、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反响

“重庆诗会”在当时受到很大的重视，新华社在会议之后发表了消息，《人民日报》刊发了这则消息，内容如下：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八日电十月上旬在重庆举行的诗歌讨论会提出：兴旺、活跃的我国诗坛上，近年出现了一股值得注意的错误思潮。这就是以《在新的崛起面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的诗群》为代表的三个“崛起”论，它们的错误理论程度不同地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道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给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了混乱和损害。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对这股错误思潮做出认真分析并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书记柯岩和北京、成都等地诗人、诗歌评论家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讨论会。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这条消息是在会议结束近一个月之后才的，按照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这是不符合规范的。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过，这条消息把“三个崛起”定性为“错误思潮”，是和会议上讨论的话题相一致的。消息专门提到了朱子奇、柯岩及其身份，而对其他参与者却没有点名，可以明显看出会议的背景并不是那么简单，至少不仅仅是四川的几个诗人、评论家的问题。

“重庆诗会”和柯岩的演讲在当时的诗歌刊物上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诗刊》1983年第11期发表了朱子奇的发言《高举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

祝贺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召开》；1983年12期同时刊发了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柯岩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演讲稿《关于诗的对话一

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和郑伯农提交给“重庆诗会”的书面发言《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对一种文艺思潮的剖析》。值得注意的是，第12期的《诗刊》还转载了刊于《经济日报》1983年11月1日的《艾青谈清除精神污染》、新华社记者李德润、李光茹1983年10月29日采写的《臧克家谈要站在清除精神污染斗争前列》两篇文章——这应该是《诗刊》配合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直接体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艾青的谈话对“朦胧诗”和当时的有些刊物格调不高提出了批评，他说：“近几年有少数诗人躲在个人心灵的小天地里，咀嚼痛苦，咏唱哀伤，感慨寂寞，用扑朔迷离、晦涩难懂的字句抒发他们的不健康情绪，散布精神污染。而时代前进的足音，广大人民的火热斗争，在他们的作品里却得不到丝毫的反映。有些东西，叫人怎么理解呢？简直近乎荒诞可是竟有人对之大加吹捧，把这类诗说成是什么诗歌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美学的原则，甚至是什么《崛起的诗群》，他们究竟要‘崛起’到哪里去呢？”臧克家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园地百花盛开，异彩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健康的。但是，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界的反映不可小视。”“要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就必须坚决有力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有些作品政治倾向不好，格调不高，有的甚至公开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有些人把党的‘双百’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偏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从金钱眼中看人生，为个人名利而拼搏。他们的创作、表演，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将时代精神、现实主义视为‘教条’；有的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象有的诗作朦朦胧胧，古古怪怪，令人咬碎牙齿，不得其味。”因此，“作家和一切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在清除精神污染中，要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诗刊》以大量篇幅发表会议综述、论文和转载有关采访的情况看，“重庆诗会”很有可能是《诗刊》社甚至它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参与组织的，只是没有使用《诗刊》和任何单位的名义。朱子奇在会上的发言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他开篇就说：“柯岩同志和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对这次重庆诗歌讨论会的召开表示支持和祝贺。我们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有这么多诗人、诗歌工作者在这个富有革命传统、富有革命诗歌传统的我国西南著名山城——重庆聚会，开这样有准备的讨论会，是适时的，必要的，很有意义的。”他采取了很低调的开场方式，但发言中对于诗歌的指导思想、艺术走向等发表了和会议的主题相一致的观点，甚至成为引导会议进程的指导性发言。他提到了“有准备的讨论会”，说明“重庆诗会”应该是一个经过了认真组织、策划的会议。

作为当地的主流媒体，《重庆日报》在1983年10月先后四次在第一版报道了重庆诗歌讨论会及相关活动，其中两次涉及到会议本身。下文将涉及到这些报道。

“重庆诗会”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界主要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时期的一些批判风格，这对于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诗歌界来说，其实是一种退步，所以在诗坛上的形象不是很好。其他几次讨论“朦胧诗”和“崛起”主张的会议，如“南宁诗会”、“定福庄诗会”等，虽然批判性的内容也很多，针对性也很强，但是被批判者中都有人员参加，存在相互对话、讨论、争执的可能，而且基本上都是就诗歌问题展开争鸣，但“重庆诗会”只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虽然有一些刚刚走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如傅天琳、李钢等人参加会议，但他们不属于“朦胧诗”群体。也就是说，没有被批判的对象参加会议，被批判者当然也就没有机会解释和辩驳——根据邵燕祥的回忆，谢冕是被邀请了的，但他没有参加会议，我们无从得知“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其他代表人物或支持者是否也被邀请了。因此，在其后的诗歌界、诗学界，关于“重庆诗会”的说法很多，而且多是批判性的。唐晓渡当时是《诗刊》的编辑，没有参加重庆的会议，但他对当时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他在谈到“重庆诗会”时对该次会议背景的推测是有道理的：“这次会议的运作方式颇为可圈可点。见载于当年《诗刊》12月号的‘综述’中说，这次会议是由重庆作协的一批负责人士轮流主持的；莅会的中国作协书记处领导也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祝贺’的宾位语气，并谦称‘是来听取意见，向大家学习的’。然而谁都明白，由一个省辖市的作协来主办这样一次事关新诗发展的‘方向，、‘道路’的会议，分量显然不够；而上级领导的低调大都包含着策略的考虑。”他同时认为，“这次会议的声威仍然足够吓人。由于使用了纵揽全局的视角，且通篇充斥着‘指出’、‘一致认为’、‘一致强调’等庄严而铿锵有力、体现着集体意志的字眼，会议‘综述’读起来更像是一份有关诗歌的决议公报，更配得上用记录速度广播。它理所当然地充满了‘新华体’特有的战斗色彩、意识形态激情，以及简化问题、迳取要害的直捷性，其严厉程度又足以使之成为一篇讨伐檄文，或‘’期间的‘定性材料’。”据说，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一位《诗刊》副主编还在北京的一个剧场传达了会议精神，而《诗刊》副主编邵燕祥参加“重庆诗会”是“奉命非去不可”，他在会上的发言也只是打“太极拳”，而且在“很多刊物都派人参加”的情况下自称“胸闷、憋气”而推辞了参加会议精神的传达，并在1984年提出了辞职。这次会议最后催生了徐敬亚的自我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发表，也是“朦胧诗”和“三个崛起”论争的终结。

邵燕祥参加了重庆会议，他也在回忆中谈到过这次会议，他说：

那是一次名为诗歌座谈会的专题批判会，我也去了，在重庆，而且开得特别急。“十一”国庆三天假，会是在10月2号开的，10月1号我就坐飞机赶去重庆。会上有人点名批评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有人点名批评北岛的《白日梦》，气氛非常紧张。之前我已大致知道这会是怎么回事，所以，去之前在新侨饭店遇见谢冕，他问我去不去，我说去。他说他也接到通知了，我当时好像说“你最好不去”。后来他没去。

这个会后新华社发了消息，批判“三个崛起”的“谬论”，称要坚持诗歌的社会主义方向。其后不久二中全会就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重庆这个会果然是得其先机，提前配合了。后来在首都剧场的会议厅开了一个重庆诗歌座谈会的传达报告会，我因胸闷，没有参加。

根据邵燕祥的回忆信息看，唐晓渡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不过，这些谈论都是后来者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和当时的现场感，但“重庆诗会”对“朦胧诗”尤其是“三个崛起”的批判确实是事实。

朱大可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争论的时候，谈到了诗歌界、诗学界对“朦胧诗”的批判，并进而说：“这场大批判在1983年‘重庆诗歌讨论会’上达到高潮，极左派诗人及其理论家们，刚刚摆脱政治迫害的阴影，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娴熟地挥动权力的棍棒，假借‘清除精神污染’的名义，对诗歌风格‘异端’展开围剿。在威权体制下，任何艺术流派之间的分歧，都会成为文化围剿的庄严借口。”他使用了“极左”、“围剿”等词语，显然对“重庆诗会”在新时期文化、文学发展中的作用是持否定态度的。

正因为如此，一些参加“重庆诗会”的评论家在后来一些诗人、学者的眼中被认为是反“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张同道说：“面对三次崛起，程代熙、郑伯农、柯岩、吕进、楼肇明、高平、晓雪、竹亦青、洪毅然、李浩、孙克恒等等等等，数以百计的知名或不知名的理论家一起上阵，山雨欲来风满楼，仿佛又一场有组织的大批判运动。”这里提到的郑伯农向“重庆诗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稿，柯岩、吕进、竹亦青参加过“重庆诗会”。

程光炜在其回顾“朦胧诗”论争的文章中回忆了和吕进一起在1988年参加全国新诗（诗集）奖初评班子的一些事情，并说：“1983年前后，他（指吕进——引者）突然在西师发起猛攻朦胧诗诗人的研讨会，随之发表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这一‘变化’令我大感惊讶，也不理解。后来，他一直对新诗的探索、创新及其成果维持着这种‘不承认’的态度。为此，前两年诗评家陈仲义专门在《南方文坛》撰文，批评了吕老师。”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我不是把吕老师放在“道德化”的平台上来谈的，而是试图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激进”的历史理由：大概他也在“”中受到过冲击，但为什么，在以反思“”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中，他仍然乐意以“式”的批评方式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人的创作成绩。进一步说，为什么到了“新时期”，他精神生活中却还携带着一个“十七年”、“”，这些，都是自觉的“选择”吗？

这段文字认同了吕进以“十七年”、“”的方式在指责、否认和不承认“朦胧诗”的事实，结合文中所说的“发起猛攻朦胧诗的研讨会”，我们可以推断，这里所说的应该是重庆诗歌讨论会和署名“吕进”的综述。

程光炜先生在朦胧诗和新诗潮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这篇文章是以后来的个人感受（1988年）反观以前的事情（1983年），似乎有些不妥。对于这里涉及的他的具体观点，我们不好妄加评论，尤其是作为旁观者或者后来者，署名“吕进”的会议“综述”以文献的形式摆在那里，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不过，程文的有些信息和历史事实有一定出入：其一，重庆诗歌讨论会肯定不是在西师（“西南师范学院”的简称）召开的，根据当时参与会议的有关人员回忆，“重庆诗会”是在位于上清寺人民路的重庆市政府第二招待所（范庄）举行的，吕进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议参加者。其二，就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献看，除了署名“吕进”的重庆诗歌研讨会“综述”，吕进好像没有发表过“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他在总结新时期十年诗歌发展的时候，还谈到了“朦胧诗”的成绩与贡献；在谈论20世纪下半叶的新诗研究的时候，谈到而且肯定了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等人对新诗潮的贡献，陈仲义对吕进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对“朦胧诗”之后的一些新锐批判家有所遮蔽，而不是针对他对“朦胧诗”的态度的。对这些信息的误读，可能导致有些评价是不够公平、客观的，甚至可能是和事实相反的。

四、对一些史实的进一步梳理与解读

根据对当事人的采访，吕进是在1983年10月3日中午和当时担任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重庆市文联主席的诗人方敬一起去参加会议的。方敬是何其芳的妹夫，在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诗坛关注，是一个具有丰富人生阅历的诗人。当他们得知会议参与者和主题之后就感觉会议的背景可能不一般，在前往参加会议的途中，方敬就对吕进说：“这次北京来的人不知道有没有中央的什么新精神，所以不要去轻易顶撞。但是，如果他们把朦胧诗说成反动诗歌，我们就一定不跟。”在会上，吕进和重庆的诗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这样的态度。10月4号会议开幕时，主要是三个人发言，由朱子奇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作了长篇发言，柯岩发言后还宣读了郑伯农（当时在文化部工作）的书面发言稿。这三篇发言，其实就是“重庆会议”的定调讲话。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四川方面有三个人的发言比较有分量：一是尹在勤，从理论上批“崛起”；二是《星星》诗刊主编白航，批舒婷、北岛，还谈了一些来稿中他认为的“问题”；三是周纲，他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央军来了，我们川军也要参战。”重庆方面的诗人、评论家一直没有比较有分量的发言，而且，参加会议的北京代表还在会上谈到“到重庆去升五星红旗”之类的是非问题，外人根本听不懂，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北京人来重庆开他们的会”。直到10月6日，方敬、王觉找到吕进商量，说重庆这样下去也不行，北京方面会有看法；吕进是搞理论的，于是叫他准备一个发言。10月7日，经过一夜激烈的思想斗争的吕进才发言，不过，他谈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怎样从未来派转变为现实主义诗人（！），好像和会议主题有关，又好像没有直接关联，至少没有直接谈及“朦胧诗”。吕进说，他一直对“朦胧诗”是有好感的，对舒婷、北岛的作品也是喜欢的。1987年在参加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的评奖时，在很大的争议中，他是力主给北岛评奖的，甚至给一些评委做工作。

吕进当时是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一名讲师，据说“重庆会议”的综述并不是他起草的，根据吕进的回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出在重庆还是出在北京，他一直是一头雾水。在当时举行这样一次“有准备的讨论会”，肯定是需要一个综述的，具体工作是由重庆市文联负责的，由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王觉主持，《红岩》的编辑杨山、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成德参与，一直住在会议驻地的饶成德执笔。10月9日，会议纪要（综述）送给朱子奇、柯岩审查定稿，然后在当日的讨论会闭幕式上宣读，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王觉找到吕进，说他是搞理论的，希望他加入到纪要（综述）的修改工作中。10月9日上午，由起草小组加上吕进，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对纪要（综述）进行修改。之后，吕进就和方敬、邹绛同车返回北碚。但是，不久之后，《诗刊》、《文艺报》发表的纪要（综述）却署上了“吕进”的名字，而且是独立署名。吕进本人感到十分惊讶，他曾向方敬、王觉等人问起此事，他们都表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觉还对吕进说：“这没有多大的事嘛。吕进同志，我一辈子都在做我不愿做的事啊。”④根据当时的情况看，这篇综述“被署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一，有些政治经验丰富的人可能自己也明白会议在将来的影响，即使愿意投入工作也不愿意自己署名；其二，吕进是参加会议的重庆人员中唯一从事新诗理论研究的，有些人可能觉得署上他的名字更有说服力，而且他确实参加了会议并在最后一天被安排参与了“综述”的修改（说是修改，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动）。但是，正是这篇可能“被署名”的会议综述，吕进就长期背上了反“朦胧诗”、反“三个崛起”的骂名。为了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下面将通过史料对当时的事实进行一些梳理。

作为“综述”组织者、起草人的王觉、饶成德、杨山等都已经先后去世，我们无法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来核实当时的具体情况了。不过，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几位中国作家协会的官员，其他人也大多在诗坛上拥有自己的地位，重庆诗歌讨论会是那段时间重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当时的《重庆日报》对会议及其系列活动进行了多次报道，除了前面提到了诗歌朗诵会、给青年诗歌爱好者的报告会之外，《重庆日报》还先后两次对“重庆诗会”进行了报道，而且都是放在第一版。这些资料对我们了解会议情况有很大帮助。

在会议举行了三天之后，1983年10月7日的《重庆日报》刊发的报道，主要介绍了大会情况，除点了来自北京的诗人的名字之外，对于具体的发言，只谈到了市文联主席方敬对出席会议的诗人的欢迎，大部分篇幅介绍的是朱子奇在会上的发言。报道说：“朱子奇同志最后希望社会主义新诗风更加强劲地吹起来，把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不正之风的种种精神污染，有力地吹散，扫除，而代之以心灵美、道德美的新鲜空气，使健康的风气永远占上风。”清除“精神污染”的说法是邓小平在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但“精神污染”这个词能够在朱子奇的发言和10月7日的报道中出现，说明朱子奇可能是带着任务参加会议的，至少是带着上面的精神的，也说明吕进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北京人来重庆开他们的会”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会议虽然是在重庆举行，但实际上是由北京的出席者定调的。还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日报》的报道题目是“开一代社会主义新诗风”，和《诗刊》发表的综述的题目“开创一代新诗风”在结构和主题词的使用上几乎是一样的。

在会议结束半个多月之后，1983年10月26日的《重庆日报》第一、二版又对“重庆诗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报道的题目是《清除错误思想

唱出时代强音——记重庆诗歌讨论会》，相对于一般报道来说，篇幅较长，由第一版转到了第二版；从内容看，属于会议综述的性质。报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有小标题，第一部分是“一股值得重视的文艺思潮”，指出“三个崛起”“这股病态的思潮虽然是支流，但对诗歌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问题绝不可以轻估。”“其性质就绝不是目标一致下的不同意见，也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一些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分歧，是美学原则的分歧。……‘崛起论’者所鼓吹的是否定理性，这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我们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这一严重挑战，我们必须予以严正地回答，决不能让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第二部分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主要认为“三个崛起”把矛头指向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新诗传统，只承认胡适、李金发、徐志摩等，其后就是“朦胧诗”了。“一笔抹杀新文学运动的主流和历史功勋，完全是颠倒是非，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是对无产阶级诗歌传统的亵渎和挑战。”因此，与会人员认为，“新诗的发展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的，并在不断前进和成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成为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是“现代主义不能取代革命现实主义”，认为“‘崛起论’者否定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极力鼓吹西方现代主义，并声称要‘接续’新月派、现代派的传统，用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对我们社会主义诗歌进行‘内容和情感’的更新，这是极端荒谬的”。“我们应该把艺术方法、技巧与作品思想内容和世界观区别开来，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区别开来，不应把腐朽当神奇，把国际上的垃圾收揽起来。会上大家在肯定了近几年出现的一批好诗的同时，对一些颠倒美丑、混淆新旧、阴暗晦涩、影响极坏的作品进行了批评。”

整篇报道除了点到了朱子奇、柯岩二人的名字外，没有点出其他参与者和发言人的名字（这和新华社后来的消息一致），而是以“讨论中一致认为”、“会上一致认为”、“与会同志指出”、“与会同志还说”、“与会同志认为”、“与会同志一致表示”等代替。只要我们认真读读这篇报道和《诗刊》后来发表的“综述”，就会发现，它们在主要观点、表达方式、使用的语词甚至文章的结构（《诗刊》刊发的综述没有小标题，但是也分成三个部分，以“一”、“二”、“三”标示）等方面都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且最后一段文字相差无几。

《重庆日报》的报道最后写道：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诗歌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是灵魂工程师，要坚决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我们肩负着历史重任，一定要跟上人民前进的步伐，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唱出时代的强音，开一代社会主义诗歌的新风，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新局面，为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贡献。《诗刊》综述的倒数第二段写道（最后一段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我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一定要跟上人民前进的步伐，一定要认真学好《邓小平文选》，总结经验教训，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更亲密地携起手来，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到沸腾的生活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唱出时代的强音，为开创社会主义诗歌的新局面，开一代社会主义诗歌的新风，提高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为实现“四化”，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可以由此认为，《诗刊》后来发表的“综述”应该是会议综述的全文，而《重庆日报》的报道则是它的“缩写”，但作者应该是同一人。我们甚至可以推测，“综述”的主要作者应该是吕进所讲的住在会议住地的《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饶成德（作为记者，如实报道会议情况，是他的职责），而且，“综述”、“报道”都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如果把它们和朱子奇、柯岩、郑伯农等人的发言或讲话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重庆日报》的报道，还是《诗刊》的综述，其实主要就是对他们的观点进行的分类介绍，“与会者”中的其他人好像主要是作为陪衬而存在的。但是，我们实在无从知道，为什么《重庆日报》记者“成德”在《诗刊》、《文艺报》上却变成了“吕进”——成德不是诗界中人，会不会有人（北京，或者重庆的某人抑或某些人）觉得署一个诗歌评论人士的名字更合适，更有影响，而且，吕进确实被安排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参加了“综述”的修改，于是自作主张把作者改了？但是，这一更改，也就改变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很多信息甚至是一段历史。

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还可以从文风等方面来对“综述”进行一些解读。从文风看，“综述”和吕进的一贯文风相差甚远，吕进的文章（即使是会议综述之类的文章）往往都富有文学色彩，评论文章更是如此，而且吕进对于撰写批判性的文章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而这篇“综述”却充满“”式的政治话语和尖锐的批判锋芒。但是，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只看既有的文本，会议“综述”甚至整个“重庆诗会”的责任都可能压在他一个人头上。——事实上，在有文献存在的前提下，很多后来者是不一定会花工夫去进行具体调研和文字甄别的，甚至很难从头至尾读完他们的批评对象（如吕进）的诗学著述，而这些，才是了解被批评对象（如吕进）对待“朦胧诗”、对待“崛起派”诗学主张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献。

在“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讨论中，吕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躲避”、“观望”的嫌疑，这其实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策略（也可能是经历过“”的人的一种生存策略）。他是一个追求稳妥的人，在没有把事情观察清楚之前是不会随便发言的。他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现象、诗学批评的态度其实也是如此。因此，在这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他没有像“崛起派”那样对“朦胧诗”给予很多的正面鼓吹，但在当时和后来也确实没有直接反对过“朦胧诗”的探索和“崛起派”的观念。吕进没有发表过反对“朦胧诗”的主张，喻大翔、刘秋玲整理的《关于朦胧诗争论文章的目录索引》共收人论文题目数百条，其中有很多是批判性的文章，但以吕进署名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发表于《诗刊》1984年第3期的《社会主义诗歌与现代主义》。而且在总结新时期诗歌创作时，他不但强调了“归来者”诗人在恢复诗歌“说真话，抒真情”方面的成就，还对舒婷等诗人在诗歌艺术自身反思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由此指出：“多元是诗的发展之路；一元，是诗的衰落之路。”在后来的文章中，吕进也多次正面论及“朦胧诗”。因此，程光炜说吕进写了“很多尖锐指责青年诗人创作的文章”，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老诗人臧克家曾对“朦胧诗”等新的艺术探索持有异议，但他后来说：“吕进同志，能以他的洞察力，对各种现象分析研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态度比较科学而公允。……他的求实态度，多少校正了我个人的偏激看法。”_2妇这种“校正”当然包括对“朦胧诗”的看法。

五、结语

关于“重庆诗会”，“朦胧诗”和“三个崛起”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包括他们的回忆文章。但是，会议的其他参与者至今很少正面表态——不知道究竟是以沉默表示自己的反思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也有一些诗人比如余薇野、张继楼、傅天琳、李钢等，表示自己确实参加了那次会议，但自己是写诗的，对理论没有多少兴趣，对当时的会议情况也没有什么印象了。因此，我们对于会议背后的许多情况还无法全面掌握。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有些信息将会进一步得到披露，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些信息将会更多地消失，以后的人们最终只能以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来打量那次会议和涉及到的人物了。

团委大会发言稿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体系构建 正面教育 专题教育 特殊群体教育

中发[2004]16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确保我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大学生面临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同时随着高校扩招，进校大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这无疑给教育加大难度。面对新形势，高校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如何完成16号文件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真正把每一位学生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各个高校都开设了思想教育理论课，由思想政治课老师组织课堂教学，这是主渠道，是不可缺少的。笔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工作多年，本文主要讨论思想政治课课堂教育之外的思想教育体系的构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有利补充，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学生成人成才。

一、正面教育是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说明人类不会自觉接受新的思想，让人们接受新的思想需要对其进行灌输。因此，我们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的正面教育是必需的。学校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时间作为政治学习时间，或者利用统一的班会时间进行思想教育。政治学习是一种正面教育的重要形式。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内容主要有三类。一是马列原著的学习，这里除了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原文之外，还包括学习当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的原文，如同志2011年04月24日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3年5月4日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等。通过原著的学习，同学们受到熏陶，感受到原著的魅力，进而产生兴趣，直至掌握精髓。通过对当代领导人讲话精神的学习，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时事热点的讨论。首先根据现在社会上非常热门的事件确定一个讨论题目，由团支部书记或党员骨干先准备几篇典型发言稿，正面阐述本事件的意义及我们应如何应对，然后由同学们自行发言讨论，最后由辅导员进行总结讲话。通过这种形式的学习和讨论不仅能够使同学们学到知识，还能够提高同学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三是辅导员的正面宣讲和教育。这里一般由辅导员进行主旨讲话，或者根据学校学工部、团委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安排的主旨进行教育，或者对近期班级工作进行讲评，对表现优秀的进行表扬，对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树立正气，打击邪气，阐明班级下一阶段的目标，要求同学们共同努力。除此之外还有学校重要事件的传达，重要工作的安排布置等。一定形式的正面教育能使广大大学生在思想上不脱离正确方向，并且进一步明确学习方向，真正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二、专题教育是重点

专题教育是指在重要时段或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专门的教育活动。大学的专题教育主要有新生入学教育、毕业生离校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及其他特殊内容的专题教育。这种教育具有针对性强、参与性广、组织严密、以活动为载体等特点，所以效果明显。新生入学教育包括规章制度学习、法制教育、学校各部门情况介绍等。入学教育是大学生在学校正常学习生活的基础，主要采用报告会、知识抢答赛等形式，广大新同学参与热情高，因此新生入学教育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毕业生离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毕业对每一个毕业生来说都是人生中的一个新里程碑，加之找的工作是否满意及对母校、老师的眷恋之情，因此他们离开学校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这个时段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有可能引发重大事件。学校要对毕业生离校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做到早安排、早布置、有计划、有总结，经过教育使广大毕业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依依不舍地离开母校，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踏上他们人生新的旅程。大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可以以活动的形式开展，如文明行为规范活动月系列活动。这个活动以大学生的各种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为主要内容，如五讲四美、告别抽烟的陋习等。重点落在“养成教育”上，告诉广大学生习惯成自然，良好的习惯需要逐步养成，而良好的习惯一旦养成，今后就会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作为系列教育活动，应采用各种活动形式，如签名活动、宣誓活动、演讲会等，以活动为载体，寓教于乐，深受大学生欢迎。另外在一些特殊时期，我们可以针对某一事件组织专题教育，更是锦上添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2010年我们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系教师徐伟杰勇救落水儿童，受到当地报纸、电视的大力宣传，并被评为湖南省株洲市见义勇为人物。这一事件在学院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因势利导，在全院大学生中开展了向徐伟杰老师学习的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通过这些教育，大学生能够遵守社会公德，有正义感，有社会责任心，真正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受社会欢迎的人。

三、特殊群体教育是补充

这里所说的特殊群体是指家庭困难学生、有心理问题学生和就业困难学生。这类学生虽然人数所占比例较少，但是是一个重大事件高发群体，所以是学校重点关注的群体。对于贫困生群体，学校要开通入学绿色通道，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并即时将国家和学院的助学金评发给他们。同时我们在和贫困生打交道的任何时候都培养一种观点：贫困不是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而且是可以战胜的，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通过这种寓教于无形的教育使广大贫困生克服自卑心理，正确面对贫困，扬起生活的风帆，克服困难，发愤学习，笑对人生。对于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要重点关注。一是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进入课堂，作为必修课学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使广大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自助、助人和求助他人。二是心理咨询中心要做大量工作。我们在大学新生入学后要进行心理健康普查，筛查出一批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将他们视为重点关注对象，辅导员和心理咨询中心要经常为他们提供咨询和交流，为他们释疑解惑，使他们卸下心理包袱，健康阳光地成长。这些教育措施保证了大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有就业困难的学生主要是身体残疾或者是有某些生理缺陷的学生，他们在就业时很难找到正常的工作或者不能从事一般人能做的工作，或者说一般企业不太愿意录用他们，因此他们的就业就显得非常困难。对这部分学生，学校更是要重点关注，建立特别帮扶制度。就业部门要专门为他们联系特别的就业岗位以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特别是要教育他们勇敢面对困难，身体的残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努力学习和工作，就会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从而使他们扬起生活的风帆，一路前行。

总之当今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层次多，对象素质参差不齐，性格千差万别。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思想教育体系使每一个学生都受到教育，使他们成人成才，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老师们需要继续努力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