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学范文
时间：2023-02-25 00:25:02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社会实践理论；布迪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0-0026-06
布迪厄(1930-2002年)，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终生在追求解释“社会世界(法国)的秩序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社会学问题。他用创制的社会实践理论及场域、惯习和资本的概念对文学场、法律场和教育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鲜有人了解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用社会实践理论对体育场域、体育运动、体育参与及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所做的启发性研究，其中蕴含丰富的体育社会学思想为日后法国乃至欧洲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我们认定布迪厄之研究为体育社会学范畴之时，则隐含了一个如何理解体育社会学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才称得上是一项真正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它最终要完成什么任务或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本文将简要梳理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及分析策略，在阐释他的社会学研究之基础上，就“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做一探讨，并就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适用性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
1 社会实践理论脉络及分析策略
布迪厄追随涂尔干和莫斯的知识社会学，认为社会世界中的各种分类图式(见于一些成双的对立形容词，如“重”与“轻”，“高贵”与“低下”等)不仅是社会世界自我呈现的方式，更是社会世界合法化自身的方式。布迪厄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对立的价值判断(即价值标准)是如何可能落实到各个行动者的身体和心智之中，并被行动者认可和接受，从而使社会世界呈现出秩序。
首先指出的是，这里的“实践”，不是马克思常用的“实践”，而是人的“实际活动”，是指人类一般的日常性活动，包括生产劳动、经济交换、政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活动。社会实践理论的关注点在于阐述实践是如何发生的?按照什么方式展开?在社会空间中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图式?这些问题得以同答后就是行动者社会实践的展开，即惯习是行动者实践的依据，资本是行动者实践的工具，而场域为惯习和资本提供了运作的空间。
1989年，在东京的一次讲演，布迪厄针对《区隔》一书谈到了他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信念，即“确信只有深入一个经验的具有历史处境的现实的特殊性中，才能理解社会世界最深刻的逻辑，而且把这个特殊性建构成一个按加斯东・巴什拉尔所说的‘可能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就如同在一个可能构型的有限领域里的一个典型例子。”布迪厄要表达的是，对特定社会的理解不能建立在空泛的“社会”概念之上，而只有通过对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即场域的研究才能理解社会。场域作为一种由资本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客观力量的构型，深刻地表露了其关于社会世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思想。正像他所指出的，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因为植根于人们使用的语言本身之中，“更适于表达事物而不是关系，呈现状态而不是过程”’。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并无必要在这些极端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
在此进路下，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强加的各种价值标准就依托于场域而发生作用，对场域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特定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在与社会空间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特定场域中，同绕“何谓正当性”的斗争就表现为争夺某种正当性定义的权力，而惯习――行动者心智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本体论契合――则将这一有关“正当性／合法性”问题的斗争消解于无形之中。
布迪厄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体现在他力图“防止对结构分析，或更恰当的说关系分析的‘实体性’阅读”。因为“每个社会的每个时刻，人们都要接触到全部社会位置，这些社会位置通过一种同源关系而与全部活动(打高尔夫球或弹奏钢琴)或财产(别墅或大师的画作)相结合，这些活动和财产本身具有明显的关系上的特征”。这一关系性的理解方式，“表明恰当解读社会地位、性情倾向(或惯习)同采取的立场和社会行动者在实践的不同领域，如烹调或体育运动、音乐或政治等方面所作的‘选择’之间关系的分析的首要条件”。它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项体育运动与某一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然的，而实质上这一联系是在社会空间和体育场域之间的关系上被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从这一关系上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才是有意义的，且布迪厄认为，这一思维模式适用于分析类似于体育实践活动的所有文化实践活动。
2 体育场域的社会学分析：体育供给与需求的逻辑
在社会实践理论观下，布迪厄将体育场域视作为体育供给和体育需求之间关系的产物，或可以说成是一个在给定的时点上提供的体育产品空间和有某种禀性(disposition)的空间(该禀性空间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相联系，它可能用与另一个供给空间相联系的其它消费形式而得以表达)之间关系的产物。在这一假设下，布迪厄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体育场域的供给问题。在社会场域中，是否有一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被社会性的意识到和接受的体育娱乐世界(体育场域的供给方)?第二个问题，体育场域的需求问题，即社会是如何生产出来对这些体育产品的需求的，人们又是怎样获得体育“品味”以及喜好某种运动而不是其他它运动?
2.1 体育供给场域的生成
布迪厄认为：“从游戏到严格意义上体育的转换，发生于为未来社会精英所设置的教育部门内，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在这些学校里，贵族或上流社会家庭的后代承袭了大量的平民游戏，并且……改变了原来承载在这些平民游戏上的意义和功能。”我们可以逐层递进来理解这一转变过程。
首先，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在精英学校里，身体训练“被剥去了附属于传统游戏上的社会和宗教功能”。它们信奉的理念是，进行体育活动仅仅是为了体育本身，体育和其它艺术形式是用来标榜自己以实现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区隔。布迪厄认为，所谓“公平竞赛”，其实也是贵族精英们用以维持与其它社会阶层予以区分的角色距离的一种方法，而且暗含在为未来领导者所设定的角色规范之中。
其次，通过“公平竞赛”等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规则，来祛除早期的地方差异所具有的特殊主义。在不同的公立学校建立选拔体育管理人员的机构被赋予自我管理和规则制定的权能，这预示着体育场域开始进
入一个相对自主发展的历史时期。同时，诸如英国等国家的体育场域的构成还与相应的体育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体育类似艺术，但比艺术更适合用来标榜和确证未来领袖之男子气概的优点。在此，“体育被想象为一种对勇气和男性气质的训练”，公平竞赛则被构想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惯习，它不同于大众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体育哲学。
布迪厄认为，即使在支配阶级中，作为被支配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后代们在学校中经常对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学术能力方面形成挑战。因此，精英阶层需要通过建立一种多元的成就标准，以使自身在品格上的卓越性得以现实化。与此相联系，体育被精英教育机构建构为“有活力的”、“有勇气的”、“具有意志力的”，而体育的这些品质是军队或企业未来领导者所不可或缺的美德。因此，“体育实践场域成为斗争的场所，其关键是对体育实践的功能进行合法性定义的垄断权的争夺”。
在民间游戏被改造成上流社会的体育运动之后，又经历了体育从精英学校向一般平民传播，并且变成为由专业选手来进行生产、成为大众消费的观赏活动的过程。布迪厄认为，这一逆向化过程最根本的根源在于，体育被政党、工会、教会和各种企业机构建构成填充时间的工具。政治权力的介入一方面支配了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当体育从政府获得资助的时候，体育也就开始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从而，当新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体育赛事组织者、体育商品制造商、健身产业和体育媒体)继续进入之后，他们或联合、或敌对，会对体育场域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体育场域的功能，并在国家宏观系统上呈现出来。由此，从场域的角度来谈论体育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2.2 体育场域中需求的逻辑――惯习的应用
布迪厄认为，对体育运动的研究不能忽略了阶层惯习。我们将求助于《区隔》一书所表达的思想来阐释惯习对理解体育需求的有用价值。
1)体育实践、品味与惯习。
布迪厄认为，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构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的空间表征(f也称为“生活方式空间”)。他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文化消费的研究正是指向“生活方式空间”和他所称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之间的契合关系。
在《区隔》一书中，布迪厄描绘了一种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之间的等级关系体系。“但他的分析目标并不是要识别社会群体的消费样式，而是要通过绘制社会位置间以及不同文化实践之间的图表来揭示对立的结构。他的这种分析关注不同群体施予实践的不同意义，而施予意义的社会分类则进一步让他能够揭露社会构成中起作用的权力关系”。为了分析这种权力关系，他集中于品味和品位判断(人们对某种生活方式的鉴赏程度)的研究。品位的表达使得社会科学家能够识别将鉴赏各种生活方式实践连接起来的生成性原则，比如品位能够揭示对健身活动而非表演性体育活动的偏好等等。进一步说就是，个体对自己和其它群体品位的判断构成了一种区分化和等级化社会群体的分类行动。因此，人们会选择适合自身品位的消费品和文化实践，当然包括体育实践。拉什和厄里认为，布迪厄所主张的中心论点是，“我们消费的不是产品，而是意图建立社会区分的符号”。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为此，布迪厄发展出“惯习”的概念，来说明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认为，是通过惯习这个动态的中介，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才被“转译”成了文化实践和偏好。在动态的视角下，布迪厄认为“惯习”一方面被具有某个社会位置特征的现存条件所形塑，另一方面，它又是可分类的文化实践和品位判断的“发源地”或生成性原则。换言之，与不同社会位置相联系的不同存在条件会生产出不同的惯习，同时，惯习也是以品味形式来表达的文化实践的生成性原则，引导人们以契合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方式来行动和作出反应。所以，惯习概念以它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特质，为我们理解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不同的惯习不能很容易地被识别出来，但尽管如此，惯习仍是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所以，有可能通过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的实践、品位和品位判断的观察以及关系性的分析来重构实践生成的原则。那么，惯习对于体育场域的研究，其启发价值又在哪里呢?
2)用惯习理解体育实践差异化分布。
为理解体育运动在阶层间的差异化分布，他原先求助于业余时间(经济资本的一种转化形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来解释。在他本人看来，这个模型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体育运动与不同阶层间的统计关系强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不同的体育运动对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意义及其变化。因为在体育需求研究中，针对从体育运动练习中获得何种效果而言，不同的社会阶层其需求是不一样的，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它有无可能满足人们经济或文化成本的那些因素，而且还源于不同体育实践所带来的即刻或延期收益的知觉和鉴赏力方面的变化”。他后来不仅对这3种因素按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业余时间，而且还考虑到了差别化的身体倾向性和期望从体育实践中获得的收益――前者即为他提出的“作为手段的身体”和“作为目的本身的身体”，后者即为他所言的“真实的收益”(是阶层惯习所需要的、体育能够赋予的身体塑造、个性培养等功能)和“想象的收益”(也是阶层群体所需要的，这是一种信仰状态，源于他们期望从体育中获得社会收益，即体育所能提供的那种区隔化的、分配的意义，而这种分配的意义是体育运动从其分布于社会阶层中的行动者身上获得的)。
正因为体育为不同的身体塑造提供了可能性，所以体育实践是行动者想要展示自身伦理道德或社会价值印象的外在表现形式，由此，“刻在身体上的自然秩序”的差别上升到“具有重要区分意义的符号秩序”。既然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可分类的身体形态就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符号表达，因此，有关身体形态的品位判断就成为了合法化社会差别的手段。3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
布迪厄将人所从事的体育实践活动看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一种，认为体育实践与其它文化实践活动一样，其中也充斥着何为“合法性／正当性”的斗争和争夺。他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体育场域中这一斗争背后掩藏的机制，从而批判性地来认识法国社会空间建构的原则和机制。进言之，就是揭示在法同社会的结构在行动者身上的承载如何可能表达、如何可能实现――这是布迪厄创制社会实践理论的起点和旨归。
前文已述，当我们从布迪厄研究体育角度将之归属为一位体育社会学家的时候，就隐性地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何谓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何为?”本文认为，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第一个面向是，把体育用作理解社会的一把
钥匙，研究直接指向某个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比如社会学中普遍关注的结构一行动者关系问题、个人一社会的关系问题、结构一功能问题、社会秩序问题、社会变迁问题、社会分层问题等等)，在特定社会学理论指导下，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有关体育的经验事实来阐释这一问题，从而也部分地论证了该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合理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每一个社会学理论都期望将理论应用扩展至这个领域，从而拓展自身的解释力。
“何谓体育社会学”的第二个面向，研究虽然也在社会学的某个理论视野下展开，但与前一面向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重在解释和理解体育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甚至不管是采用量化还是质性研究的方式，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发现新的因果关系，从而建构新的解释模型以进一步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经验研究。
在回答“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前，要提一笔的是，上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而中国社会的实际又并不完全符合西方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条件，因此，对“中国体育社会学何为”的解答会参入西方理论本土化的要求。从而，在第一个层面上，“体育社会学何为”要求研究不能只限于对体育经验事实的解释和讨论，而应将这一研究上升到对更为抽象的社会学问题的探讨。换言之，研究要能够体现体育对理解中国的社会学问题的价值所在。体育作为一种不仅具有自然科学性，更具有社会性、文化性、人文性的现象，是我们了解和阐释中国社会学问题的有益支点。诚如科克利所言的，体育社会学是“把体育运动当作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研究，以此来理解体育运动所处的社会、围绕体育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和与体育相关的个体与群体的经验”。(但在本文看来，科克利对体育社会学的理解只涉及了体育社会学的第一个面向)。
在第二个层面上，虽然关注点在于对体育经验事实求得理解和解释，但更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在一个新的语境下得以锤炼，不仅可以拓展社会学理论的解释力(社会学理论的价值所在)，而且具体到某些体育场景(比如现场观看球赛)，还能为社会学研究，诸如人际互动之类的社会学主题提供了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无法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场景，这也是体育或者说体育社会学对母学科――社会学的价值所在。更重要的，在一个迥异于西方社会的新语境中，无论是社会学理论本身还是其概念工具都会出现适用上的瓶颈，这需要研究者对原有理论做某种修正、对原先的理论工具做新的概念化处理，这同时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工作的一部分。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有可能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发展出新的概念工具，甚至可能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式，不仅提升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品质和学术地位，而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于“何谓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何为”之对应的两个面向的认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第一个层次只是将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一个新的领域的话，那么第二个层次则明显地具有从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适用性的理性思辨功能，而它又有助于提升第一层次解读的质量并拓展其解释深度。因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都不能止步于“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讨论。
4 反思：理论使用与概念工具适用
因为社会实践理论是一项与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研究密切相关的理论，那么，承接上文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使用和本土化的话题，下文以国内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对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为例，讨论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理论使用和概念工具适用的问题。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社会不平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韦伯和马克思以降，社会学界沿着两个不同的进路用不同的分层指标从事社会分层研究”，但它们都共同指向一个有等级的社会结构，以此人们在财富、权力、声望和职业地位上处于不平等的分配状态。在这一论域中，西方体育社会学一般可以划分为4个视角：体育环境下的社会分层研究、体育运动与社会阶层研究、体育运动分层与地位和权力研究，以及体育运动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功能主义的视角)将社会不平等看成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社会产物……(批判主义的视角则)将不平等看做不合理的社会产物，认为应该进行改革”。换言之，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会明确在哪个社会学理论视角下进行并回归到社会学问题的讨论。
反观国内研究(在此，对比并非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有学人总结社会分层视角下的体育经验研究伏体相当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第一个视角)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即社会分层与大众化研究、社会分层与参与体育差异研究以及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研究；而且从研究文献来看，一方面并未发现研究中的理论视角所在，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更多地倾向于体育领域中的对策性探讨(比如说，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研究旨在分析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的关联，探讨如何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发展大众体育加速大众化的进程；社会分层与体育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消费特征及消费趋势，试图从社会分层的视角进行体育消费市场细分，寻求引导体育消费的社会分层策略)；与经验研究相对，也有一些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该使用何种社会学理论的探讨一比如布迪厄的场域论、文化资本理论，笔者认为：惯习、资本、场域、利益这些概念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得以展开的分析工具，单纯的一个概念并不能构成理论：而且概念只有放在适合它的整体理论中才能产生最大可能的解释力。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结局往往是，要么提倡本土化，但“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罔顾理论”，要么将西方理论硬套于中国实际。尤其后一种倾向，有使研究走向歧途的可能性――比如，孙立平曾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未削弱，“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整个社会中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种高度不分化的总性资本的状态存在着，而不是以相对独立的资本的形态存在着”；也有学者发现中国社会当中存在象征性表达和客观性实践之间的背离现象，即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类似的情形都在提醒我们，应用布迪厄“资本”概念时要特别加以注意。换言之，像布迪厄研究法国那样，期望不同的资本形式相互对立并能够转化，在中国会遇到挑战。
另外，布迪厄是在阶层惯习这个意义上使用惯习概念的，其适用的“学术合法性”在于法国有一个相对固化的阶层结构。在中国语境下，虽然有学者使用“阶层结构定型化”来描绘中国社会阶层以及阶层关系愈来愈稳定的现象，但同时也认为，这种“阶级关系结构化”只是一种倾向，至今尚未定型；而且在中国社会中，像身份、政治分层这样一些具有独特性的变量，仍在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过程和特点。仇立平也认为，“我国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完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还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达到相对稳定的阶段。”但根据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是有可能从行动者从事的职业或所处的社会位置这一角度，在群体这一层面上来使用惯习概念，比如，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身处科层制行政体制中的哪一个层级，其行动的手法和办事的策略基本上是相似的，其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因为有着相似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
研究以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使用为主线，依次梳理了社会实践理论的脉络和分析策略，以及布迪厄应用社会实践理论从事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布迪厄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何谓体育社会学”以及“体育社会学何为”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理论问题。同时，社会实践理论及其体育社会学研究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如何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罅隙和对立也有较大的话语空间，但篇幅所限没有提及。最后，作为摆脱西方理论知识单纯消费者角色的努力，对体育运动中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研究中社会学理论的使用问题以及“惯习”和“资本”的概念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修正。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了解了国内外体育社会学的最新研究现状和趋势，采用比较分析法，从宏观的角度对其发展历史、学科建设、当前的研究热点、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趋势等方面做较为详实而系统地概括和总结，同时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在对比中提出了今后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广大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同人提供参考和借鉴。
1中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历史的比较
1. 1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1921年，里塞(hrisse)在德意志出版了专著《体育社会学》) (《 soziologiedes sports》)，在这部专著中，里塞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研究了不同人群参与体育运动的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芬兰等国的学者哈尼拉(heinila )、凯尼恩( kenyon )、卢舍(luschen)、舍内夫(shaf er)等人开始活跃在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1964年，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的诞生，《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的出版发行，为欧洲及北美体育社会学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术的平台，同时，也意味着西方体育社会学开始走上了制度化发展的轨道。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数量繁多、几近过剩的出版物，如论文集、教材、专著、年报与年刊等等，纷纷登堂人室，生动地诊释着西方体育社会学“出版的繁荣”。发展至今天，西方体育社会学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大学体育学系和社会学系及相关院(系)为本科生与研究生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据麦梅尔·谬·瑞克(merrill,mel nick)1991年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大约有200个高等教育机构开设体育社会学课程，有些系(科)还提供从学士到哲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培养计划。
1.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
1987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设立了体育社会学学习组，1994年成立了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1986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作为我国体育界首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后，1996年7月，体育学正式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使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正式列入部级行列。自1995年起，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刊物《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中，汉语终于被作为副工作语言，开始有了中文的论文摘要。这为在国际上确立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基础。
回顾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近20多年的历程，大致可以这样描述:
(1)研究队伍以体育理论研究生导师和“”后招收的首批体育理论研究生为主。这批研究生的特点是，大多具有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体育社会学领域。其次，是这批研究生培养出来的体育理论研究生及后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他们的特点是思想活跃，接受新知识快，其中有的研究生也成了各院校的学术带头人。
(2)1982年，在我国社会学前辈费孝通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故乡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江苏省体育社会学研究会。1986年，辽宁省成立了体育社会学研究会，并在成立大会上进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论文交流。
西方国家早期就意识到成立国际体育社会学交流委员会，每年定期进行关于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且有严格的会议议程，保障了其顺利开展，促进了体育社会学的发展。
2中西方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比较
2. 1西方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
西方体育社会学学者在主修体育专业的同时，兼修社会科学专业，通常可以在体育社会科学中选修若干门学科专业课程，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休闲社会学等。通过设置规定课程和独立研究方法的训练，扩大知识面，打下扎实的基础。
2. 2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建设
2. 2. 1从实际出发，构建系统学科体系
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立，需要从整体的角度，用系统的观点，把体育放置在整个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以系统论为主线去组合和建立内容学科体系。①视体育为一种社会现象，探讨体育有社会进步、人类进化的关系;②探讨体育系统内部运行的规律性，为有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以促进体育事业的更加繁荣，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③研究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学的特征所决定的，也反映着体育实践的需要，至于和体育概论有所交叉的内容，我们不应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所选择。
2.2.2强化教学，建立完善的教材体系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的媒介体，影响着学生教学思想的接受与信息接受的准确读，我们在实践中应重视教材的建设。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体育使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不同版本的体育社会学教材和专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体育社会学的属性、方法和理论体系。
2.2.3大力加强体育社会学科的理论建设
为了尽快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并使之尽快走向繁荣，就必须把体育社会学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把现实社会体育与未来社会体育的研究结合起来，要作现代社会体育的整体规则和趋势预测，这样才不至于使体育社会学学术研究落后于现实生活。要使体育社会学卓有成效地向前发展，须注意以下几点:①建立一支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队伍;②大力宣传和普及体育社会学的知识;③正确界定体育社会学与其它体育学科的关系，以达到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的“归位”;④正确理解体育社会学科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体育社会学在体育领域中的正确位置。
3中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的比较
3. 1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
西方体育社会学注重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如探讨在体育运动及其在展开过程中，是否存在某种社会分层系统，即某一体育运动项目和另一体育运动项目相比是否具有更多的社会威信;在国家或一个地区中基于体育运动的社会阶层差异是什么?这种差异的程度如何等等。
3. 2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
在研究我国体育领域中的社会问题上，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体育与其它社会现象、体育与社会接轨、体育与人的社会化、不同人群、不同社区的体育现状与发展对策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组织开展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和老年人和特殊群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是当今体育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2)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及其互动的机制、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4中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方向和趋势比较
4. 1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方向和趋势
4.1.1注重实证研究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体育运动将面临着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因此，研究者将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体育社会学学者更加务实，他们更愿意应用社会学原理去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4. 1. 2注重方法学研究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较为零散，形不成主流，而且研究方法较单一，描述性研究居多，缺乏理论高度。这是近年来人们重视应用性研究，忽视思辨性研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今后应当加强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本学科的方法学研究。今后，来自母学科和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应用，使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4. 1. 3特殊人群的研究
主要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残疾人、智力障碍的人、罪犯、吸毒人员等，这些都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事实和现象，如何做好这一部分人的工作，将是今后各个国家的研究方向和趋势。
4.1.4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体育社会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研究，单枪匹马都难以完成任务，只有加强合作，甚至多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
4. 2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方向和趋势
4. 2. 1体现了从分化趋向整合发展趋势
第一:体育社会学学术发展的特色由定性为主的特点发展为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特点，第二:社会体育学与其同族学科(如社会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的融合进一步加强，第三:社会体育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将在新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现整合趋势。
4. 2. 2学术发展由定性为主发展为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随着90年代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社会调查广泛运用于体育社会学各个研究领域，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问卷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主要形式。近10年来问卷调查方法的运用，使体育社会学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思辨走向实证。
4. 2. 3注重理论与应用的结合
(1)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承担起观念转移、原理阐释的指导任务，而应用研究则通过实证的探索提供具体的工具与方法。
(2)体育社会学理论研究注重对社会体育中产生的各种真实问题的切人:如老龄化社会、网络化社会而带来的新的健康问题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问题研究以及体育产业问题、体育与经济发问题、体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体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人文奥林匹克问题等。
4.2.4学科建设重视本土化问题研究
(1)努力学习、吸收国外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从中得到促进我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捷径，少走弯路。
(2)在借鉴与吸收国外经验的同时，加强与本国国情的联系，寻找出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体育社会学发展的道路。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体育社会学》 学科性质 教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我国起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形成了我国自己的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同时出版了多部专著、教材。最早的一部《体育社会学》是刘德佩先生于1990年6月出版完成的，其后有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1990年7月），吕树庭、卢元镇的《体育社会学》（1995年4月），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年7月），卢元镇的《体育社会学》（2003年4月第4版）等。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阳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0版）、1999年顾渊彦主编的《体育社会学》（下文简称1999版）为例，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四个方面来探讨其学科内容和体系；同时在比较国外相关研究及参阅国内同类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查阅《体育社会学》专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过计算机检索相关文章数篇，这为本文的进一步分析奠定了资料基础。
1.2专家访谈法
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10余名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包括《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及研究内容等。
1.3比较法
与国外《体育社会学》版本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学科性质
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我们来比较三个版本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1999版的观点是：“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综上可看出，《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这一说法得到一致的认可。
我们比较了美国杰·科克利（JayJ.Coakley）编著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第6版），其有关学科性质的看法是：“把体育社会学描述为体育和社会学的分支领域……大多数体育社会学的学者同意，此领域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把运动当做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来研究。”
就国内有关《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相关文章及资料显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1）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2）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3）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体育社会学》学科性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关于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是分支还是基础，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著名学者卢元镇先生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
2.2研究对象
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观点。1990版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出发，研究体育的社会性或社会过程的学科，或者说，体育社会学是研究体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科。”此处的社会过程和社会性不仅表现在体育活动系统内部，而且体现在体育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及社会总体的关系上。1999版引用《中国体育社会学》中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整体的学科，具体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
杰·科克利（JayJ.Coakley）在《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一书中也认为应该把体育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国内相关文章表明，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是跟作者对其学科性质看法有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与其对学科性质的不同看法有密切关系。对不同学科性质的看法，决定了不同研究对象的观点。
2.3研究内容
我们对两个版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1990版清楚地介绍了研究内容，其中有三个共性的方面，（1）体育的社会结构、特点及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整个体育结构及其组织形式的研究；体育与社会现象（包括经济、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等。（2）体育社会学的理论和体育社会问题。这既包括创建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又包括解决体育中的具体社会问题。研究者通常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以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和谐发展。（3）不同体育形态的研究（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对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研究较多。大众体育包括大众体育的群体与组织、闲暇与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育、影响大众参与体育活动的因素、各种群体的体育等；竞技体育包括竞技体育与大众传媒、竞技体育引起的越轨与控制、竞技体育的文化价值等。学校体育中的体育现象是我国研究较少的内容，包括学校体育的社会化、学校体育的社会影响价值、校际体育运动研究等。此外，1990版还谈到体育的社会冲突与控制问题。
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感兴趣的内容有：社会变迁、社会化和社会分层领域。社会变迁的研究者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体育消费的形式与变化、体育参与的形式与变化、社会系统中价值体系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相互关系的变化等。“通过体育运动的社会化和通向体育运动社会化的过程，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当时也有学者指出，不能忽视体育运动中的非社会化和再社会化问题”。同时因为近来关于社会化的定性研究已经为理解社会体育界和体育参与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所以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也很关键。体育运动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包含的内容也较多，如体育运动中的阶层差异是什么、不同项目之间是否存在活动者的阶层差别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关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我国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一些时空及文化差异。随着进一步广泛的交流和发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将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适性。
3.结论与建议
3.1本文通过比较国内两个版本《体育社会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找出了有关学科发展中的相同及相异观点。
3.2《体育社会学》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学科性质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认可。它与体育科学的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3.3国内外学者已把体育社会现象看做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是近来一致的看法。
3.4我国《体育社会学》学科研究内容上缺少与时俱进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不平等、体育控制等社会问题，这为我们建设当代的《体育社会学》提出了前沿性和中国特色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杰·科克利（JayJ.Coakley）.管兵译.《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第6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徐隆瑞.体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
[3]卢元镇.体育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顾渊彦.体育社会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家庭体育 影响因素 社会化功能
1前言
体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形式之一，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萌生到壮大，从简单到复杂，发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社会文化现象，无不与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紧密相连。现代社会中，人们交互作用与相互联系，持续不断的组合形式越来越多，但其中最基本的形式仍然是家庭。因此，家庭一直是社会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鉴于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在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把研究的视野投向家庭体育，探讨城镇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家庭体育的特点，并从家庭社会学视野阐述家庭体育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2现状分析
2．1家庭体育与社会体育
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活动主体，为满足家庭成员自身的体育需求，以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家庭成员为单位而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体育活动。该定义是以家庭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或收养关系为前提的，并不介意其体育活动的地点是否在家庭内。家庭体育广泛涉及到活动的动机、频度、内容、空间、组织形式和消费等，并涉及到人们生存层次、享受层次和发展层次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和消费生活方式。
社会体育是以全社会参与为特征，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保持与增进健康为目的，以从幼儿到老年人为对象，以家庭、单位和社区为活动空间，以各种身体练习为内容，而展开的组织灵活、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因此，重视居于元层次的家庭体育的研究，无疑对于促进社区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影响家庭体育开展的因素
开展家庭体育的社会基础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余暇时间和生活意识。
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将发生转变。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家庭体育的消费支出提供了保证。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有能力对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加大投资力度，民间的各种体育康乐部、体育游乐园、健身娱乐中心也竞相开办，使个体和家庭的体育得以更好地开展。随着5天工作日制的实施，社会服务系统的完善，家庭劳动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余暇时间逐年递增。为家庭体育提供了时间保障。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必将给劳动者带来身心上的高度紧张与疲劳，因而追求身心健康及个性的协调发展，将成为未来人们的共同要求。花钱买健康和花钱买休闲已成为时尚人们的文化素质显著提高，选择科学、文明、健康的休闲体育活动已在情理之中。
2．3家庭体育的社会化功能
目前
2．3．1改善夫妻关系
未来的家庭是爱情家庭，这是由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家庭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而真正的理想爱人从来就不是找来的，而是在夫妻生活的调适中产生的。夫妻调适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主动适应，二是改造对方。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感情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着最美好和深沉的情感，这一伟大的情感可以使人变得无私、变得富有牺牲精冲。夫妻之间可以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体育活动内容，相互切磋中多鼓励，并共同享受体育的绩效，会给爱情生活注入剂。
2．3．2亲子关系
家庭亲子体育活动，无论在婴幼儿时期还是在青少年时期，都是实现子女社会化的有效手段。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当父母给婴儿做被动体操时，是人一牛中最早的体育；而体育运动是人获得基本活动技能的重要途径。它既是为掌握基本生活技能打基础的教育过程，也是发展身体的过程。同时，家庭中浓厚的体育氛围有利于激发婴幼儿对体育的兴趣，展现活泼好动的天性。以致体育真正成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孩子和父母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存在着直接的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二者这间关系的密切性。决定了家庭亲子体育运动既具有感染性和民主性。又具有权威性和深刻性。这是家庭教育成功的保证和前提。体育运动中为了共同目标而互相帮助充分展现援教育，这种品质的培养是当今世界共同的课题。父母同孩子一起在运动场上的潜移默化，男女双重性格的熏陶，既能养成勇敢果断的坚强个性；又能具备女性所拥有的耐心和同情心的品格。
体育要求孩子们遵守规则，也要求同伴遵守规则，并且相互监督，使孩子了解个人的价值和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获得了如何玩得公正的知识，并掌握了社会行为是非的标准。因此，孩子们参与体育对于培养民主意识是再好不过的场所了。
体育运动都有规范约束的，规则便是社会对其成员道德行为规范的缩影。人从原始本能的个体进入社会，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就必须遵循从该群体所倡导或规定的行为准则。而体育让少年儿童懂得遵守规则的重要性，明确社会对人活动的约束性，这是每一个将进入社会的人必不可少的教育步骤。
3结语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5篇
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一门学科的建立、发展与成熟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的探讨与争辩，体育社会学自70年代在我国发端以来，一直有部分专家专注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专家学者们就体育社会学理论基础问题长期、深入的探讨对该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与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铺垫与推动作用。关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早期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尔后部分社会学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学者认为它是社会学下的一门应用社会学。近年来，有的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即它既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属性，又是体育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也有学者提出了体育社会学只有一个学科属性，即社会学的分支学科的观点。孰是孰非，还需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与争辩。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即体育社会现象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就什么是体育社会现象、构成体育社会现象的前提条件、什么样的体育社会现象才有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论、观点、应用等在内的范例，范式可以用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某一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模型。［1］有人认为“范式”这一学术词语已逐渐替代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关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学界大致持这一观点，即实证与思辨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军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注重解释主义(思辨)研究范式，发展阶段具有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色彩，现阶段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解释主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和融合几个阶段。［2］吴贻刚等认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较单一，主要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使用了冲突理论的范式，还有一些运用了后现代主义范式，但总招来结构功能主义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框架主要援引自社会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结构功能理论、角色规范理论、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论、社会越轨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等。比如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不同时代体育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和承担的历史责任，运用符号互动论分析体育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以及组织与组织间的互动，运用角色规范理论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运用社会越轨理论解释竞技体育异化问题，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体育中弱势群体体育、体育权利与公平问题等等。其中，运用结构功能主义来解释体育现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论应用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问卷调查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应用越来越普遍，有学者就体育社会学中与问卷调查方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陈海燕对6种体育期刊1999－2003年间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进行分析后认为，多数研究者忽视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在抽样调查中，抽样方式介绍不明的占20．6%，在调查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表达方面，多数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观解释和说明上。［4］杨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问卷调查方法的使用，在问卷统计处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类统计分析，注重对现状的描述;但从整体发展来看，呈现出由常规统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向多元统计分析发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释研究发展的趋势。［5］斯迪虎认为体育社会学因果关系的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数理统计是关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量的相关分析，任何具体的量都有质的规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质的规定性以及数量关系背后的社会背景情况，就可能做出肤浅、错误的解释。因此，体育社会学的数理统计中，即使两个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并且具有统计意义，也不能因此作出两个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而应遵循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的原则。［6］杨威的研究也赞成上述观点，建议应注重信度与效度问题、抽样方法问题(随机不等于随意)、统计分析问题(过于相信两个变量间的统计结果分析，忽略体育社会现象间的复杂性)、结果的理论解释问题(厚于资料收集与现状描述，薄于理论分析与解释)，并介绍了目前体育统计教材中鲜有论及的定类、定序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实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从而提高研究成果质量。［7］除传统的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外，一些学者逐步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典型调查、个案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来研究体育运动中的社会问题，使体育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运用向前迈出一步。
总体而言，关于体育社会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停留在借鉴与援引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阶段。尽管近年来有学者介绍了西方国家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理论、视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从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流变”、“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西方体育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述评”等，但具体应用还不多见，并且在应用过程中还需对援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时间与政策变化而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理论、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等主题上。90年代，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育群体及其互动、体育与生活方式、体育人口、假球与黑哨等社会问题、社区体育、竞技体育异化、体育产业、中国体育事业发展问题、全民健身理论和实践、体育体制改革等主题上。近10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与农村体育、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北京奥运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等主题上。
农民与农村体育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提出，农民与农村问题逐渐进入学者们视野，农民与农村体育问题也一跃成为体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课题立项、成果发表数量剧升。以体育学人最为看重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立项为例，2001年至2004年该基金没有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立项，但从2005年开始，与“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相关的立项呈现出波浪式上升趋势。这一研究热点在整个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两年，学者们对农村体育和农民体育倾注了更多热情，社科立项也向“农民体育、农村体育”的相关研究作了较大倾斜(如图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录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以“农民、农村体育”为命题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学者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不同地域农民体质与体育锻炼现状的调查分析与对策探讨;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和谐社会建设为语境的农民、农村体育发展问题的探讨;农民、农村体育需求问题的探讨;不同地域农村体育项目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出路、困境等，农村体育公共服务问题，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等内容。总体来说，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对农村体育的发展也颇有指导意义，但从理论上来看，采用问卷调查对现状进行量的描述与分析偏多，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结合量的分析阐释现象背后的质的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较单一;宏观研究偏多微观研究较少;从实践上来看，对指导农村体育发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体育公共服务问题随着我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公共服务问题受到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体育公共服务问题也随之受到体育界的关注而成为近年来继“农村体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热点。2001年至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立项颇多，2001年0项、2002年1项、2003年5项、2004年2项、2005年0项、2007至2008年各一项、2009年2项、2010年6项、2011年7项。2001－2011年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体育公共服务”相关的论文共计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间总数的94.6%。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体育公共服务的内涵、现状、困境、影响因素，体育公共政策供给主体、供给方式、供给模式、供给制度与制度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运行与评价等内容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理论，或采用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或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目前我国建立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应该肯定这些研究成果为促进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做了重要的铺垫。但目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研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纳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尚未使得这一“体系”规范、有序的运行。［8］甚至可以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还需要体育社会学者们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作进一步的研究。
北京奥运会研究2001年北京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权，引起国人的振奋，举国上下为之欢庆，体育界更是如此。此后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报道不绝于耳，同时，学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内容上看，涉及奥运理念，奥运会场馆、设备，运动队的备战，奥运会对城市与社会的影响等问题，从时间上看，奥运会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术、条件等的准备性研究，奥运会后主要注重对奥运会各方面的分析总结和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等问题。其中不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研究与这一主题相关的问题，如“影响我国女性2008年奥运会成绩的社会学因素分析”、“2008年奥运会与北京的流动人口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对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这一研究热点逐渐淡出多数学者们的视线。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退役运动员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从90年代初讨论的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到“体教结合”，再到以学校、家庭、社会多元化培养的讨论不曾停止过。由于退役运动员不再安排就业，没有退役后的保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选择从事体育运动训练，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后，公众的金牌意识逐渐淡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面临更大困境，体育界不得不再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调查、问题总结、对策分析、模式探讨上，也有关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介绍与比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或者视角来分析问题，如“美国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社会学归因”、“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不同层次利益整合的机制”等。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不难发现，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对微观层面的研究极少，比如通过个案研究，深层次追踪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对从事运动训练的看法，随着社会变迁与政策变化，家长对子女从事运动训练的态度变化，从微观层面探寻因果关系。
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介绍与比较研究除了上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来有关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成果介绍与比较研究颇多，这可能与早期的学者们呼吁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体育社会学译著与成果介绍相关。在著作方面，国内有关学者翻译了部分国外著作，如卢元镇主持了《美国体育社会学》的译介、清华大学组织翻译了美国学者JayJ•Coakley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金季春主持翻译了《体育科学指南》等等;［9］在论文方面，有的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论、视角等理论问题，［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来国际或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17］［18］［19］有的对中西体育社会学研究内容与热点进行了比较研究，［20］［21］还有的专门探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对外联系。［22］这些成果使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了解了国外同行们的研究现状、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参考，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在借鉴与参考的过程中应考虑本土化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特点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通过对近1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阅览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往往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不管是课题、毕业论文还是期刊论文，都热衷于选择大而难的课题，也倾向于选择思辨性的课题而非实证性课题，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处于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体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观视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体育学各级课题规划和评审导向中，微观研究课题得不到重视，难于立项。此外，体育学各级课题资助金额小，难以完成以长期田野调查、访谈、观察等方法为手段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论证的微观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从对近10年体育社会学应用研究几个主题的逐年成果数量来看，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国家提出“三农”问题、提倡新农村建设、倡导和谐社会建设，则以此为背景的和与此相关的论文相继涌现，并成倍增长，尔后逐渐冷却。关于“北京奥运会”论题的情况如此，关于“阳光体育运动”论题的情况亦如此。北京奥运会后主席提出“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战略方针，则以“体育强国”为题名的论文不久便见于各刊物，中国知网以“体育强国”为篇名检索2001－2011年论文共计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来总篇数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们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紧跟政策，亦步亦趋，这虽体现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以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门做出某一决策后，再一窝蜂地去解读某一策略的内涵，讨论对与错、可行性等等问题。
缺乏学理探讨纵观近十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大多在描述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对策与建议;或直接提出问题并陈述作者的观点与看法。从以往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研究倾斜，再到思辨与实证研究的融合，可以说体育社会学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也来源于实践，我们总在借用他人的理论来指导或解释我们的实践，未在的实践中形成符合我国社会环境的理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不能止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论述，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学理探讨。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课堂； 开发； 社会功能
根据社会学对社会的定义来看，体育课也是个微型社会，它既具有大社会的共性社会功能，又有自身特性的社会功能。社会学家对社会所具有的功能已有充分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根据体育课的特点来借鉴运用，充分开发这些功能，这对提高教学效益有着积极的意义。
社会具有组合功能、交流功能、导向功能、教化功能等，体育课如何借鉴人们已对这些功能的认识来运用于教学呢？
一、组合功能
人们相互间如果没有组合，没有交往，那就也不存在社会。在体育课中教师总是要将若干学生组成若干小组或在学生自己自由组合成若干小组活动的。同样几个组，但由于学生排列的不同，它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益。
体育课的组合可分两大类型，法定组合型、自由组合型，前者是体育课的基本组合，后者是用以充实，完善前者的。所谓法定组合型就是根据教师意图组成的小组；自由组合型就是根据学生意愿（情感、兴趣等）组成的小组。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它很重视对法定组合型的研究，而从开拓体育课社会功能来看，它较注重对自由组合型的研究。
自由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人的本质属性，自由组合型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运用，它所起的社会功能：①让每个学生进入自愿的角色，因此他们能自觉地适应和遵从自选角色规范的要求，从而激发了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和积极性。②由于教师让学生自由组合，体现师生处于平等地位，因此教学是最佳心意交流和信息传递，为使师生思想共鸣，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③在自由、和谐的氛围条件下加强交往，密切人际关系，使学生能产生我群感（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并在这个群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感到一种成功感，从深层体会到“欢乐的体育”。④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学生时期，教师可通学生“学这样”，“学那样”，即使他们学得再好，一旦离开了学校，他们脱离了教师的约束，会永远抛开这些，因他们已厌恶了这些。如何开拓体育课的娱乐功能，已是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⑤发展学生良好个性及性情的良好陶冶。我们提倡的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一律主义”，马克思也曾说过：“没有个性就没有世界”。曾对自由组合搞过多次教学实验，现举一例说明以上问题。跳远考查，教师按学生基础分组，每个组五人自由组合，每组设组长、裁判、医务监督、记录、器械管理。由学生自由挑选、协商解决。由于这堂课使每个学生都进入角色，因而消灭过去那种考查被淘汰下来而“失业”学生的东看西走现象。同时完成考查任务，时间也从原来的45分钟减少到25分钟，课的运动强度、密度都有显著提高。课后进行民意书面调查，100%学生表示满意，他们是这样写的：“我喜欢这样，每个人都有事干”“起到同学间相互帮助的作用”，“和平时不讲话同学有了接触，增强了友谊”，这就是社会自由组合的社会功能。
自由组合的社会功能还表现在能揭示班级关系网及其核心人物。每个班级总存在着两个关系网及该网点的核心人物。一个关系网是由教师通过班委——小组长——组员构成的。他们的核心人物是有教师挑选的；另个关系网是由学生以思想、爱好、情感等自由组合成的各种关系网，它们的核心人物是自发产生的。教师只有将这两个关系网有机地最佳组合才能取得最好的教学效益。有一定号召力的“皮大王”往往是某个隐藏成员关系网中的核心人物，教师要善于发现，发挥他们的特长及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例某同学喜爱踢足球，技术也不错，但上课表现得散漫，但在课中足球教学比赛时却一本正经，他会批评其他的队员为什么不配合？为什么要“独吞”，没有集体观念。当教师听到这些话是出于他的口而感到惊讶，于是教师抓住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你今天这样要求队员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不踢足球的时候你也能做到遵守集体纪律吗？以后他改了不少。
从社会功能角度考虑学生的组合与从教学角度考虑学生的组合是有一定区别的，前者表现在讨论组合功能的深层而后者则表现在浅层。例某节篮球教学比赛课，分组时多了一个人，从教学角度考虑教师一般安排技术最差的学生在一旁单独复习原地投篮及运球上篮，自己担任裁判，组织比赛。从组织教学法的表层来看是完全合情合理，但从社会功能的深层来看就有问题了：①场上氛围不协调；②会使这个学生产生自卑感，他群感。我呢就让他担任我的助手，给他一个哨子（这点非常重要，一种责任与权利的象征），让他协助我判断一些简单的规则。这样不但使这个学生对我群体产生我群感，同时也激发了他对篮球的兴趣，以后发现他在课外活动中能自觉投篮，在上课时也要主动担任裁判，这样也提高了他对篮球的欣赏能力，有利于今后丰富他的生活内容，这也是走向终身体育的重要一环。
二、交流功能
从教学角度出发，它较重视师生、学生间“三基”交流，而从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它较注重师生、学生间情感交流，其实知识与情感本身都是具有社会性的，所以他们的交流功能不能单纯看成是一种媒介行为，同时也是知识和情感产生及传递的源泉。
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情感是组成、巩固、发展体育教学的核心，是密切师生、学生间关系强大的凝聚力。师生是一种社会关系，本文只涉及它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人际关系，其产生于社会关系的内部，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特殊横截面。它表现在体育课中教、学、练、导等横截面上，所表露出的师生间的心理关系和心理上的距离。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福柯；身体；话语建构；体育运动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24-04
Abstract:
Body is one of Foucault's research areas and Foucault's theories are employed in sports research which uses body as its carrier. Under Foucault's perspective, sports processes inclu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wer relationships, body shapes and power structures under sports discourse struc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giv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Foucault's research on body and present the revelations of Foucault's theories on sports sociology, sports activities under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fitness archaeology and related western sports researches based on Foucault's theories.
Key words: Foucault；body；discourse construction；sports
福柯是在他那个时代的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即使是在他去世之后，其有关权力、身体、自我技术的研究，依旧是争论的热点。福柯的研究给体育研究者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借助福柯的概念系统，来分析体育社会学中一些现象，是颇为新颖的论题。
1 福柯的身体研究
福柯对身体的研究多见于他的后期著作当中。以新的视角阐释围绕在身体和生命周围的政治权力，他通过一系列著作论述把医学、精神病学、犯罪的惩罚等与身体有关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刻揭橥。福柯的研究从许多方面来看，都算得上非常彻底、深具影响的社会建构论思路，远不止于将身体视作社会意义的接受器。福柯式的身体思路的特点，首先是非常偏重于研究身体与支配身体的那些制度/机构（institutions），其次是在认识论上把身体看成是由话语所生成，并存于话语之中［1］。可以说，正是从福柯开始，“身体”才得以进行研究。福柯式的身体与尼采的身体确然不同，尼采将历史设想为代表性力、迷狂、激情的酒神和代表秩序、形式、理性的日神之间的竞争，他认为只有两者结合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出现。尼采对酒神所代表的无秩序性的推崇，所隐含的就是关注与“心灵”相对立的“身体”。福柯则通过身体来解构权力关系，将身体视作为话语的产物。权力的渗透甚至细微到直接抵至人们最为私密的身体。在总结性地将吉登斯的身体视角与以上各家的路径并置分析比较之后，身体承载的话语意涵以及身体视角因此而获得的批评、反思和解放的理论意义呼之欲出［2］。
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单单是由话语赋予意义，而且是完全由话语所构成，话语又是身体规训的权力体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及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和义务。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人体的微分权力。其次是控制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3］。福柯的作品影响如此深远，乃至于现在有理由说存在一种福柯式的身体研究思路。这一福柯式的解读也深深影响了体育领域中的研究者。在各学科竞相以“身体”为研究对象的浪潮中，体育学对身体研究的关注似乎“缺席在场”。因此，更有必要借助福柯的概念系统来研究以身体为作用对象的体育运动，改变“缺席在场”的状态。
2 体育运动的话语建构
运用福柯理论的研究者多是通过一些研究案例，尤其表现在对福柯经典概念的解读以及运用方面，如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struction）。表现在引入福柯的概念系统，创见性的从文化的视角去论证话语介质包围下的体育运动［4］，以及有关体育伦理的话语建构的论述［5］。这些研究借助了福柯的话语概念。话语是福柯著作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他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的知识体系。不妨把话语看成是一系列深层原则，将特定的意义构架融合在一起，这些意义构架支撑、生成、确立了一切所见所闻、所思所言之间的关系。身体对于福柯来说，并不只是话语的焦点，而是构成了日常实践与权力的大规模组织之间的唯一一种关联。
竞技运动、身份建构和性别关系之间的联系已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福柯看来，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由话语联系起来的。一些研究者根据福柯的思想，论证了体育和性别的关系，倾向于体育作为一种男性主义的训练，长期具有一种价值性，而至关重要研究是如何在男性和女性之间界定和区分男权主义的意义和实践活动［6］。体育作为身体练习的手段，其话语建构在男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古代崇尚武力、祭祀、养生的身体活动，还是现代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体现教育、人权的竞技体育，其话语建构是以父权制社会为基础的。竞技体育和男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且这种关注日益加深。随着女性主义研究在体育领域中的深入，进而又对了男性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女性主义的话语结构试图挑战由男性话语下建构的体育运动，试图重构性别与体育运动的关系――重建体育运动的话语结构。
在体育运动中，女性体育运动的进步往往按照控制和规范男性主义来削弱父权制。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女性性别歧视在19世纪后期参与体育运动过程中表现出来，通常存在于女性独立组织的活动中和父权制社会的边缘地带。尽管在最近有关妇女运动进展中，许多研究人员都证明了当代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女性表现边缘化和平凡化，以及他们运动性身体的性别化和幼儿化［7］。一般认为，体育作为男性主义的身体练习，其话语定位为女性运动员带来“性别困扰”。体育运动作为个体身份体现，以身体为对象的活动，以及在社会学文献中多以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出现，决定了其处在一个典型意义的研究位置。从体育运动的历史形态上看，古希腊运动，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竞技运动的早期阶段，是排斥女性参与的。古希腊时期的奥林匹克竞技运动会，只有男性运动员才可以在竞技场上比赛。体育作为男性身体特征的表现，其运动规则与运动的发展是建立在男性视角之上的，竞技体育则毫无性别可言。中世纪的西欧国家，体育运动呈现在具有强烈军事性的骑士比武，封闭性的宫廷体育，以及混乱不堪的民间体育活动三大形态中，参与运动的主体依旧是男性。近代体育三大起源过程中，体育规则的形成和规范是经过学校到俱乐部体制下男性视角。近代体育形成的话语结构，是建立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主义基础之上。现代体育的发展，特别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从商品角度出发，形成了一系列身体规训的技术手段，以竞技体育为载体的身体成为商业主义下的产品，建立了新的话语结构。这一阶段，以女性为话语结构的竞技体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3 男性话语下的女性体育
作为对福柯式身体研究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的鼓吹者，Markula运用福柯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对身体健身进行研究，论述身体的话语建构，解释健身发展的话语领域，分析知识、权力在身体领域里的有力结合。受福柯的“自我技术是自由的实践形式”的观点启发，Markula考察了一种广为商家推崇的融合了普拉提、瑜伽、太极和西方力量训练的所谓的心智健身运动（mindful fitness）对于那些对身体吹毛求疵、将自己的身体模式化的健身教练们的意义。Markula发现有强烈愿望将对自我的伦理观照转变为对他人的观照的这些专业人士，有可能改变目前女性身体话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关于理想身体的意象，从而改变女性的众多行为。Markula的研究则忽略具体的身体语言，从宏观话语权的角度考察了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话语生产机制［8］。
女性试图努力寻求在跟随主流话语与反对窒息的，压迫的身体练习之间的平衡，这实际上展现了一个矛盾的过程［9］。即女性在身体规训的状态下，又想反抗这种规训。由于健身运动的话语是建立在男性主义视角之上，女性实际上是反抗男性主义的话语。回顾历史，一方面是女性多方的努力要赢取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另一方面是确认女性的具身体现在生物学角度上属于劣等的那些学说重新引起人们关注，这两方面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10］。在体育学领域中，至少从生理学、医学方面来讲，一直都存在一种疑问：女性是否适合参与激励身体对抗的竞技运动。在男性话语建构的竞技运动中，女性运动员要依照竞技运动规则参与比赛。然而，到目前为止，从新闻文本上，研究发现，男性运动员在激烈的身体对抗中，出现了死亡的案例，有关伤病的报道更是层出不穷，很少或几乎没有女性运动员猝死的案例。生理学的疑问，是自然主义观点下，确认女性的具身体现在生物学角度上属于劣等学说的重现。
体育运动的话语表现反映在运动领域里的知识结构上，体现了微观身体领域的权力，话语建构在男性主义之上。因此，在体育运动中，权力牢牢把握在男性主义的手中，科层制的建立，身体规则的形成，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主流的体育运动几乎都是以男性主义话语建构的，女性参与体育运动，或形成女性主义话语结构下的体育运动，展现女性身份特征；或被动接受男性话语结构下的体育运动，呈现女性运动男性化趋向。
图1 体育话语构建下性别身份认同
4 健身考古学――福柯视角下的健身运动研究
福柯的考古学不是求索始源问题，而是关注“档案”――文本。基于对各种各样有关身体活动的健康利益的健身运动媒体文本的阅读，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分析这些媒体文本的话语，考察这些文本话语反映出怎么样的一种话语建构，从微观权力的角度，进而如何对身体进行规训，审视身体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竞技体育运动相比，特别是激烈身体对抗的竞技运动，如足球、橄榄球，健身运动中的身体并不会处在一种极端亢奋的状态。在健身运动中，身体练习是有效地规训练习者进入一种温驯的身体状态的一种手段，身体活动的所有形式与提高健康，特别是在肥胖盛行的社会环境下密切联系。
考古学已经证明，原本不相关的一些概念：健康，健身运动和体育活动，共同创造一个具体的、与健康相关的健身理论空间。这种健身理论由人体生理科学知识所支撑，然后规定健身运动是如何进行练习的。当健身运动具体表征为健康相关活动时，就会体现在“运动处方”(exercise prescription)方面。运动处方是一个深层次的概念，是介绍健康相关的健身理论，把科学知识与实践联系到话语领域。现代社会下，健身知识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医疗、心理和生理方面研究而产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健身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通过健身练习把这方面的知识开发出来。这一过程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反馈理论指导。这样，健身有关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大的话语场域。健身过程中，健身知识话语需要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执行，健身知识话语所蕴含的权力由健身教练们来实施操作。
从文献中关注健身运动，可以发现，在科学和健身运动的理论模式之间，概念之间联系是健康。换句话说，促进健康最广泛接受的理由是其预测所得的健康效益。通过文本分析，提高预测的健身健康始于1966年。然而，这是对运动、健身与健康之间的概念关系预测。这种关系逻辑表现在：身体活动的增加导致健身运动的改变，随后，降低了慢性疾病的风险，从而改善了身体环境，得以健康。运动能否真正有助于健康，需要在实践活动中检验。基于文本的阅读，在不考虑身体活动概念时，健身运动和健康似乎具有一种“群体关系”（group relation）。现代医学和生理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健身运动可以改善身体健康，这些知识促使了科学、正确健身计划方式的制定。这方面的知识也占据大学课程主导地位，并提供工作相关的学位教育。例如，本科生通过学习健康与锻炼的教科书内容，总是会涉及到身体病症与身体健身之间的关系。这些教科书一般在开篇就指出，体育锻炼对健康的益处在于减少了许多慢性疾病的风险［11］。
通过考古学的指示，对健身运动科学文本进行解读。在这些文本中，可以确定身体活动、健身运动以及健康的概念，通过知识话语建构，演化为一种健康相关的健身理论架构。进而，与健康相关的健身运动定义为具体的健身练习活动并打上运动处方的标签。依据福柯观点，显而易见，健身知识和话语实践令人费解的连接成一个共同的话语场［12］。因此，考古学意味着侵占某些实践类型的知识，去分析是否这种侵占是限制的还是有利的，进行健身谱系的分析，需要着手的是：知识如何转化成权力？福柯表示，一个系谱，记录了话语出现，必须考虑到看起来最接近我们的这些事情。因此，这又需要返回到实际身体实践和练习中所涌现的健康体适能的理论概念。
健康相关的健身运动直源于人体疾病的科学知识。如果知识开发作为策略用于个体化健身处方易受“集中权力效果影响，集中权力是联系在一起的机构和有组织的科学话语运作”［13］。分析权力是印刻在个体通过科学化话语的影响，首先要对话语实践、运动处方、健康相关的健身运动的定义做一些观察。这是考古学所关注的问题。通过考古学，首先确定什么概念能够科学的阐述健身运动以及发现健康联系起来，健身运动和身体活动特点表现在体育和锻炼科学文献中对健康身体的讨论上。
追溯“健康”身体结构，它构成了健身运动话语。为了说明福柯的研究方法，原则上应该把讨论内容明确地划分到考古学和谱系学中。然而，考虑到福柯在他后期研究的方法论中，很少见的作为谱系学出现，因此，如此清晰的分离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对待他的作为两个阶段的方法论能够有效地解释如何一步步去分析话语的结构形态，在福柯式的体育研究中，作为一种技术，这并非经常能够细化。
5 体育社会学领域中福柯思想的运用
福柯并没有详细论述体育或是身体活动，虽然他一直强调身体的重要性，身体也是他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福柯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体育不是其研究关注的重点。与埃利亚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不同，福柯概念系统内没有出现针对体育领域的专业研究，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启发。福柯对体育学研究的贡献在于，首先，他的思想理论引领了法语系的学者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而这是体育社会学以英语系研究者为中心所忽视的，从而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群体；其次，以此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运用福柯理论框架去分析竞技体育活动或是体育教育活动［14］。
在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探索过程中，有关福柯理论贡献的想法已经得到了不断地挑战和重新思考。福柯坚持认为，任何调查应逐步进行，并通过不断的反思。这种不断批判性反思――对思维的思维――是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研究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通过实践的批判，是有可能反复挑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体制制度。因此，运用福柯的思想时，不去定义福柯的研究工作，而是作为一种工具，为体育研究者提供不同的思考路径，去持续挑战被权力/知识关系所构造的体育化的自我方式。
福柯视角下，体育运动中的个体不再假定为守法公民，或被法律般的权力所控制，或反抗这种权力，而是在体育的话语结构下，所表现出的身体形态以及权力结构。体育运动过程中包含权力关系转移点，即话语――身体――权力。从福柯的观点来看，体育运动目前的形式是身体活动和竞争精神在不同时期内作用在不同身体上，不同调动下的结果。体育作为一种制度已形成内在权力关系，个体参与运动，观看比赛，生产体育商品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断斗争和对抗的过程，这一过程改造或加强了现有的体育运动话语建构。这意味着个体总是操作权力关系。一些人策略性地推进了权力关系目标，一些人限制了权力关系目标，诚如福柯所讲：“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15］。”同样，通过运用福柯式的身体研究，分析体育、健身或身体活动的身体话语建构，可以看到多重的，无所不在的权力。性别体育运动身份的构建，通过体现男权特征的运动，如足球运动，运动员参与性别话语建构是通过他们的体育运动实践，他们成功越过多重性的话语去理解自我和女性参与的体育运动，加入性别话语领域，这与通过进入关于体育化身体的“真正的游戏”相关。这些真正游戏规定了男性足球运动员用来了解自己的“专业化技术”［16］。性别运动的身份在不断变化的实践背景下产生，这种实践在权力，真理和个体三者之间关系中形成。因此，体育化身份不是一种话语，而是建立在形成体育，体育化实践和体育化身体的话语之上，此外，没有体育化身份可以指定为抗拒的或是统治的本身，而应理解为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一套复杂话语。
对于体育研究来说，福柯的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和分析对身体的陈述。福柯关于通过训诫产生权力的理论为我们研究运动员身体提供了新视点。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体育锻炼是培养驯良的、易控制的身体的重要工具。如果从体育的历史发展来看，可以发现，传统体育模式宣扬的是对身体自然力量的释放以及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对话，具体可表现在对运动的崇尚、对运动员的个人体型放任、没有严格的训练规范等。而现代体育则通过各种途径来培养一种“附有纪律性”的身体，比如严格的身体素质训练、技术演练、饮食的控制等。福柯认为现代体育实际上使运动员失去了对自我身体的控制权力［17］。
结 语
福柯对身体的研究承接了尼采的哲学思想，但体现了不同，福柯着重知识话语下身体微观权力的探究。对于体育社会学领域来说，受福柯有关身体研究的思想影响颇深，福柯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论，也运用到体育运动研究中来。福柯所关注的话语――身体――权力下的女性身体微观权力的研究，被体育社会学研究所重视，而对身体研究，体育社会学也越来越远离“缺席在场”。对于福柯的研究，应该引起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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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范文第8篇
1.参与社会体育的热情不够高涨
有调查表明，在20~59岁这个年龄段（男、女）的成年人群体各有53.63%和63.96%的人不能达到每周进行一次体育活动。其主要原因分为：
（1）工作占用时间较多。
（2）没有形成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在60~69岁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群体不参与体育活动的原因分为：
1）没有形成体育活动的兴趣。
2）受家务劳作影响。但就现实情况而论，我国目前16岁以上人口的空闲时间已经是1900小时/年，显而易见，因工作忙或家务忙造成没有时间参与体育活动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主要造成人们不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原因是人们没有养成参与体育活动的习惯，不了解参与的意义和对参与体育活动没有热情。
2.年龄结构分布不均
我国目前参与体育人群就年龄结构来看属于凹形结构。即青少年和老年人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比较高，而中年人的参与情况较差。青少年还处在学校教育阶段，直接接受学校的体育教育对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老年人的余暇时间比较丰富。另外，延年益寿、丰富晚年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热情也比较高；而中年人的工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沉重的生活压力迫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业余生活，导致他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率偏低。
3.场馆的现状不适合
人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需要我们国家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小，公共体育场馆更是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的体育场馆也仅仅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的学校里，街道、公园、社区中的体育场馆寥寥无几,这给人们参与社会体育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二、影响我国社会体育发展的社会学因素
1.参与者对社会体育的态度
参加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包括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乐观向上、积极参与的态度。缺乏体育锻炼的兴趣直接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积极的态度可以促进人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而消极的态度则直接阻碍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其中积极向上的体育态度是人们能够排除困难、持之以恒地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2.参与者余暇时间
目前，实行了一周5天工作日后，我国群众的余暇时间有逐步延长的趋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也都被用于做家务、学习等上，参与社会体育的时间几乎没有，这对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3.体育场地设施
体育场所的质量和数量是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直接原因，其中包括公共体育设施，学校对外开放的场馆设施、街道的健身器材，公园内的活动场所以及森林公园等。但就我国目前的体育场馆设施来看，很难满足人们的活动需求，情况不容乐观。相对于体育较发达的广州而言，其室内人均活动面积仅为0.0025平方米，室外0.0112平方米，面积数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相差甚远。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规定的“到世纪末，城市公用体育用地1~2平方米，小学2.3平方米，中学3.3平方米”的标准也远远不能达到。
三、结语
总之，就国内、外近年来社会体育发展的普遍性和群众参与性来看，总体成上升趋势，群众基础雄厚。我们要充分汲取国外社会体育发展的宝贵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进行探索。虽然在局部取得了可人的成绩，但还存在许多不足需在群众的健身意识中培养，体育设施建设、体育指导者的培训、体育管理水平及其法制法规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加强，这些都影响到群众参与社会体育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9篇
1．1攘外安内开创出太平盛世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只有一百多年。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是晚于西欧。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唐王朝早已步入成熟的封建社会，居于世界的先导地位。唐朝由于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度，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热情，通过组织修建完善水利设施，推广先进的灌溉技术、精耕细作的种植方法、曲辕犁等高效农具的使用，唐朝农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百余年的盛世，使唐朝人均粮食产量近千斤，仓储粮食百万石。
唐初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赋税要求与一般农户相同，盐、酒之类的手工业生产向百姓开放，加上农业的发达，手工业和商业得以迅速发展。丝绸之路的通达和海上航运的开辟使得中国成为风靡世界的丝绸和瓷器王国，唐朝也成为当时富甲天下的帝国。安内还需攘外，唐采用“胡汉并用”的兵制，重用善骑射的蕃将，发展兵农合一的府兵，武功强盛，国防体系强大严密，盛世时期拥有百万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维护国家安定，同时保持向外军事扩张起了重大作用，成为唐朝强盛的武力基础。唐朝在开国之初就对西北边境加强运营，一度称雄漠北的突厥政权被土崩瓦解;丝绸之路上的焉蓍、龟兹、疏勒和于阗等国先后成为大唐重镇，唐朝的皇帝也被西域各族称为“天可汗”。而对于少数民族，唐朝统治者较少偏见，唐太宗曾自豪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唐朝也多采用和亲的方法，如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嫁入土蕃，促进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
1．2自信自持注重对外沟通与交流由于施行全方位开放的国策，唐朝和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往来，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地接触到外来文化。以佛教传播为例，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在唐代得到大力推广，寺院建设曾风靡一时。随着佛教的输入，佛教绘画也一并进入中国，隋唐时期的中国画匠们在传统绘画基础上，从佛教壁画的色彩运用、构图设计中汲取养分，使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为之一变。诚如鲁迅所言“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中国著名的云岗、敦煌、麦积山等石窟艺术的瑰宝中，都能看到印度艺术的影响。而在科技方面，当时中亚西域的天文历法、建筑、医学及酿酒术等也输入到中国。对这些外来文化，唐朝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其精华并为我所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更加凸显继而辐射影响到周边国家，特别是对邻国朝鲜、日本影响很大。朝鲜的宗教、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建筑、医学、风俗等等都深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有些纯属于模仿。
1．3政通人和营造宽松的人文环境唐朝“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度和“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的选兵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科举制的推行，更使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经由科举入仕，参与国家政治、文化政权的管理，逐渐步入世俗精英阶层，这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社会的开放，也使妇女不像其他朝代受极其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女性的诗人、音乐家、舞蹈家辈出，武则天时期更是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唐代妇女受胡风影响较大，流行健壮活泼的审美观;妇人社交兴盛，她们与异性接触不必拘泥于礼节，民间还有妇女结社的活动。个性解放的妇女为唐朝增添了其他朝代所缺失的瑰丽色彩，更体现出政通人和，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宏大气派。
2唐朝中外体育文化交流与借鉴实例
由于唐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经济交往频繁。南亚的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西亚的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东亚的新罗(朝鲜等地)、倭国(日本)，以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国”等国家和地区，文化、外交活动使节派遣络绎不绝，官方、半官方的学者交流绵密，民间的经济、旅游活动更是十分密切。在这样背景下生发的唐朝体育在传承本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点，结合本民族的需要和文化特色，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新的体育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与之交往的各个民族。
2．1马球唐朝马球盛行。马球(又名“击鞠”)源于吐蕃(另一说源于波斯)，唐代传入中国，迅速传播并广泛开展。由于受到上层社会重视，马球成为唐朝皇帝最喜欢的宫廷娱乐项目之一。罗春林先生在《唐代波罗球戏考》中说:“国君嗜好于上，武臣效尤于外，而佳人宠佞竟相讲习，以投时好……”唐朝立国前后三百年间，共立十九帝，史籍明确记载喜爱马球的有十一位，其技艺高超者有二。史料记载，唐中宗时在欢送金城公主入藏和亲的庆典上，皇宫马球队与吐蕃使者进行马球比赛，吐蕃队屡胜。于是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亲自出战，终于击败了吐蕃队。穆宗李恒、敬宗李湛、宣宗李忱等皇喜欢打马球，僖宗李儇更是自称“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玄宗李隆基也酷爱马球，打马球是他与诸王同乐的重要活动。在唐代，宫廷中还专设“打毬贡奉”“毬工”等职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由于马球运动受到唐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这一运动在当时的发展也较其他娱乐项目迅速。尤其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商贾，对于马球运动在民间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供老人与妇女游戏的驴鞠，“聚女子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糜，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刘昫•旧唐书)借助自由来往于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的各类人员，马球运动不仅流行于中原，还传入日本等地并在亚洲国家中逐渐兴起。日本古书《蹴鞠九十九条》有“鞠始于大唐”的记载。据《日本的游戏》载，9世纪时日本嵯峨天皇(公元809—823年)宴请渤海国使者王文矩时，即有渤海国与日本马球队比赛助兴。赛毕，嵯峨天皇撰《早春观打球》诗:“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可见球杖为月形，打球时有击鼓催促、助兴，赛事以“都”(即“局”)计，与唐代马球的赛制完全相同。
2．2乐舞乐舞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活动。史载唐代乐舞中有不少源自少数民族，甚至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作品。胡旋舞大约从中亚康国传入，一般由一个或三个表演，姿态敏捷，步法极快。“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迥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氏长庆集》卷3，胡旋女)乐舞里面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原名《婆罗门》，是印度舞曲，由西域传入后，经唐玄宗润色，初由杨贵妃表演，后来发展成数百人演出的群舞，表演时“皆执幡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刘昫•旧唐书)唐代乐舞也传往国外。史载玄奘西行时，曾向天竺王尸罗逸多介绍最负盛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舞”。《兰陵王》、《苏中郎》、《拔头》等乐舞在日本久传而不衰。《兰陵王》至今在日本仍有继承和改编性的演出。
2．3围棋围棋在唐时盛行，也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海外爱好者。留学僧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共19年，期间对围棋有专门学习。回国后，在日本积极传播围棋技艺，对日本棋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位日本留学僧弁正法师，对围棋极为爱好，随第7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后终老于唐。新罗人朴球，棋力颇高，曾任唐懿宗(或唐僖宗)棋待诏。在唐代围棋还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据《旧唐书•宣宗本纪》，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己酉，“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15］。此次围棋赛事中日双方水平相当，“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鏖战过后“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国手顾师言终于获胜。可见，唐时日本国宫廷中棋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2．4射艺与投壶射艺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载中国、日本、朝鲜在唐代时在射艺方面有过相互的学习与交流。《新唐书•日本传》载日本射手曾随遣唐使团来中国，“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射艺之高可见一斑。日本奈良朝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曾将“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枚等”带回日本。反映了当时中日体育器物之间的交流。《新唐书•东夷列传•新罗》中亦有中朝之间射艺交流的珍贵记载:“新罗，弁韩苗裔也。……八月望日，大宴赉官吏，射”。投壶是一种由射礼演化而来的游艺活动，流行于文人学士群体。隋唐时期，出现了投壶(主要为“骁壶”)配乐的宫廷礼乐，谓为“骁壶乐”。公元607－608年日本两次遣小野妹子一行来华学礼，这种游戏也随之传入日本。此后日来遣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频繁来唐，骁壶乐在日本逐渐流行。日本正仓院所存隋唐时期的古壶、古矢更直接印证了这一点。据《日本的游戏》，投壶东渡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仅壶的种类在日本就不少于38种。《旧唐书•高丽传》也有高丽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的记载。除上述典型事例之外，在蹴鞠、养生、技巧等等方面，唐朝和其他国家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借鉴。
3融合与借鉴———唐朝体育繁盛发展的文化动因
对于唐朝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始终是中外学者热衷的课题。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曾就中国盛唐与欧洲中世纪之间进行过专门的比较:“当方人的心灵尚在神学的迷雾中蹒跚之际，中国人却以开放的思想和不断探索的努力拥抱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开明的人文环境，使唐朝时期与之通使交好的国家，遍布亚、非、欧三大洲。而唐朝文化同周边国家、地域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均可谓为典范。伴随着国际间的交流，各种异域文化不断传入内地，其中包括许多异域体育文化。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在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于开元前后唐朝与西域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进行过系统论述，其所阐释的“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的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的打毬活动、西亚新宗教的传入”等内容，从唐代的音乐、绘画、以及唐人打毬这样的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的亲密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可以说唐朝体育文化的融合扩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是文化内部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适应与整合，不论马球也好，乐舞也罢，这些西域或别国引进的体育文化，被唐人加工、修饰后，成为唐朝体育的重要内容，经过社会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在传播中又进行了选择与改造，被深深烙上了“唐”的印记，成为代表着唐朝灿烂文化的亮点，这些亮点使得人们对唐朝的繁荣、丰富多彩浮想联翩。可以说唐朝体育正是秉持其自信、自持，广泛借鉴与吸收的优点，在不断的借鉴与融合中创造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体育文化，随后又逐步向周边扩散，传向全国各地，继而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传播，进一步推动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借鉴。可以说，融合与借鉴成为这一时期成为唐朝体育繁盛发展的重要文化要因。
4结语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而著称于世。唐朝体育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下绽开的一朵奇葩，它以博大的胸怀化解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积极地吸收外来体育文化的优点，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充分融合;以自信、自持的气度，充分发挥本民族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项目繁多、传播广泛的体育项目，形成了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唐朝体育文化。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唐朝体育文化繁盛发展动因的持续探讨，能够为我们在当前处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解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体育社会学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从三方面论述了体育社会学对运动训练学的影响。从概念卜对社会学、体育科学、体育社会学进行了比较。体育社会学对竞技体育的冲击力主要从竞技体育的功能、竞技体育异化来体观。重点论述了体育社会学在运动训练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竞技体育是通过运动训练和比赛表现出来的，正确处理好体育社会学与运动训练的关系，是竞技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1、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对社会、对人，对社会和人的关系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的学科。顾名思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学说。
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的孔德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则的实证研究”，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科学”。
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又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它将社会的理论成果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充分运用于解释体育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一门部门应用社会学，它的研究成果，必然会加深人们对体育的理解，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它又要从社会本质上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体育基础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必将增加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使社会学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体育社会学是一门把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整体，在外部研究体育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体育与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观念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结构、功能、发展动力和制约因素，用以推动体育和社会合理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
2、体育社会学与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以惊人的冲击力向国际化、科学化和高水平化推进，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世界竞技体育主宰了体育运动发展的命运，成为当代体育运动的主体。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但也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和困扰。
2. 1竞技体育的功能
体育运动的政治功能一直是我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体育社会学讨论的一个热点课题。这个间题集中表现为对金牌效应的认识上。我国民众对体育比赛具有较高的倾向性，他们从体育比赛中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悲哀。民众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观，是娱乐性强于竞争性，民众对体育是获胜高于参与，这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结果。每一次体育比赛的胜利似乎象征着战场上的胜利，满足了人们在历史上积淤下来的民族复仇心理。人们关注体育比赛的结果，而不重视比赛中运动员的技艺，自己也不亲身参与，这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特点。还有的学者对第2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取胜和第24届的失利所造成的民众社会心理的落差，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发现民众十分重视金牌的政治价值。金牌对群众体育的普及有促进作用，但对人们的体育行为无大影响，不直接改善人民的体质状况。
2. 2竞技体育异化
对竞技体育的异化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体育社会学学者的注意，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骚乱是主要发生在西欧国家的一种社会顽症、在我国也时有发生。产生球迷越轨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体育比赛自身的吸引力可能造成观众难以抑制的情绪激动，当“个人意识消退”现象出现，观众因罪恶感、害怕、差耻而构成的自我控制失灵时，就激发了球迷的越轨行为。某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也可以使球迷借机生事。球迷的越轨行为常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损失和造成不安定的社会气氛。因此要采取措施，加强防范。
2.2.2体育的商业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随着大批以商业牟利为目的职业运动员、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运动会上出现的大量的商业活动，如广告、出让电视转播权、出售纪念品、运动会指定产品等，伴随着体育的商业化趋势，出现的就是运动员的高价转让、体育、运动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体育的商业化发展确能给当今世界的竞技体育比赛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支持了体育比赛活动的群众化和大规模化，因此体育的商业化问题逐渐公开化和合法化，而体育的商业化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体育工作者十分优郁的。
3、体育社会学与运动训练
竞技体育是由运动训练和比赛表现出来的。其中运动训练对运动成绩的获得起决定性的作用。运动竞赛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已越来越得到重视。在运动训练学的领域中需要从体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有以下方面:
3. 1运动训练的社会背景
竞技体育的社会需求是运动训练存在的基本前提
经济实力是运动训练赖以生存的基础。现在管理者、教练员开始重视运动训练的“效益”了，把经费和运动成绩联系在一起。有了“投人”和“产出”的比较，有了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运动训练的质量和竞争意识。
经济体制也对运动训练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把运动员职业化、竟技体育商业化当成资本主义体育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动训练的体制取决于市场的结构。项目运动协会、俱乐部将逐渐成为正常的运作形态，中国足球面貌的改观就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足球管理体制改革的结果。
3.2运动训练的社会环境
3.2.1运动训练与学校教育
运动训练含有教育的成份，运动训练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训前教育、训中教育、训后教育，都会影响训练的质量和前途。高水平竞技体育必须与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才能使体育事业得到全面扎实的发展。
3.2.2运动训练与家庭
家长对竞技体育的基本态度，决定了青少年儿童对运动训练的参与程度和积极程度。家庭对运动训练的基本态度取决于运动员最终在社会上的地位，而运动员的出路取决于运动成绩和在训练期间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较高的淘汰率和较低的文化程度使家长望而却步。当前中国大多数家长对子女成为运动员采取不支持的态度。这是中国运动训练急需调整的一种外部环境。
3.2.3运动训练与大众传播媒介
当今世界体育的发展是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支持的。竞技体育更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生存的一个支撑点，因此体育社会学把体育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内容。体育新闻的激烈竞争性、广泛的群众性、强烈的国际性和紧迫的时间性使体育新闻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当前我国非体育报刊的体育宣传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对竞技体育报道大量增加的同时，对社会体育的宣传也有所发展。
运动员营造着看台文化，又必须得到看台文化的支持。当今世界看台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看台文化对运动训练的反作用也越来越强烈。社会对运动员的褒贬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影响着运动训练。如何正确地、有效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推动训练工作，已经成为教练员必须研究的问题。
3.3运动员的社会角色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的主体，是竞技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与教练员构成了运动训练的一对矛盾，又与观众之间构成运动竞赛的一对矛盾。运动员在当今世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因此，他是体育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运动员具有较同龄人为强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性。他们的社会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他们的追求的功利有国家的社会的，也有家庭的个人的，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他们具有创造意识、挑战意识和攻击意识，心理指向比较积极。他们的文化程度偏低，但生活阅历和经验较同龄人丰富。运动员是一种社会榜样，社会常常把他们作为一种民族英雄、青年楷模来塑造和宣传的。他们是社会忠诚的形象代表，他们要倾其全力忠诚他们所属的国家和团体。
3.4运动训练中的社会关系
3.4.1运动员群体
运动员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体育界的一个标志性的群体，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的重要任务。运动员群体，是以参加运动训练和比赛，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并以取胜为目的体育群体。在竞技体育群体中有较为严格的群体规范和角色分工，这是由竞技体育群体具有强烈的对外竞争性决定的。群体的规范包括纪律、章程、职责、权利义务、体育道德等约束力。竞技体育群体也是所有体育群体中对外排斥和对内凝聚力最强的一种群体。一般来讲，凝聚力越强，该群体的竟技运动水平越高，反之亦然，两者互为因果。影响竟技体育群体凝聚力的主要内部环境因素是:目标认同、教练工作方式、成员在满足需求上对群体的依赖感等。群体凝聚力综合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队员参加集体活动的积极性，队员的人员互动类型，队员的内心状态，队内气氛，教练威信等。
3.4.2运动员与教练员
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是运动训练的基本社会关系。大量事实证明，运动训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运动员和教练之间是否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社会关系。我国有的专家认为运动训练是一个教育过程，也有的专家持否定态度。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得较少，要加大这方面研究的力度。
3.5运动训练中的社会问题
3.5.1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
运动员还是一种需要继续社会化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全面负责。他们自己应正确理解自己的处境，做好继续社会化的准备。我国运动员由于专业化年龄偏小，特别是体操、游泳、乓乒球等项目，一部分运动员不能得到较完整的文化教育，同时又受到某些急功近利思想的干扰、整个体育队伍忽视文化教育成为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不仅给运动员的选拔、退役造成一定的困难，而且给管理、训练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使运动员队伍违纪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3.5.2滥用违禁药物
滥用违禁药物和一切负面文化一样，具有对正面文化的背叛性它不仅是对运动员誓言的背版，对奥林匹克的违逆，而且是对体育精神的公然践踏以及对竞技体育文化的粗暴蹂跪。
3.5.3关于体育人才外流
当今，我国体育人才外流的问题已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于优秀运动员认为在国内发展困难，精神压力大，物质待遇差等，一大批运动员提前退役，离开故土，到国外去谋生。这一现象已经影响了我国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的成绩，并加剧了社会的“出国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