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经济论文范文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体验经济红色体育旅游营销

前言

随着红色旅游在国内旅游市场逐渐升温。实践证明,红色旅游对于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偏远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休闲时代,消费者对“体验”的需求会空前高涨,世界经济形态也将因此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过渡。使得红色旅游产品自身暴露出一些不足,特别是单一的观光性产品,难以满足旅游者求新、求异、求奇等个性化需求,致使游客停留时间短,消费不足,严重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将红色旅游产品的营销置于体验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对于提高红色旅游产品的吸引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力等综合能力和经济、社会、文化等综合效益也将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体验经济要素融入绝色旅游产品的必要性

1.有助于提升体育旅游产品的经济效益。体验经济从旅游者表象的和潜在的需求出发，当旅游者的需求被充分发掘出来，他们会自觉地为体验付费。一方面,旅游者体会到体验的美妙感觉后，其消费行为往往受非理性因素的支配，这时，他们只要认为通过进一步的货币支出可以得到更高级的体验，甚至是高峰体验，必然意愿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体验经济下旅游产品的开发比在服务经济下更具多样化和个性化，这就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利润空间。例如在拉脱维亚的港口城利巴雅，有一座100多年前沙皇俄国建造的监狱。用红砖建成的监狱是一座二层建筑，位于高墙内。打开铁门进入其中，可以看到，在黑暗的单人牢房的墙壁上刻有“我想回家”等犯人的笔迹。据导游讲，监狱曾经用来关押苏联军队的政治犯和扰乱军队内部纪律者。在苏联军队撤退后，自1997年被关闭，这里就成了一片废墟。如今，该国将这座在苏联解体后被关闭的监狱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人们可以在这种另类旅游项目中体验到囚犯的生活。游客们走过两层楼内阴暗的走廊，依次参观前克格勃监狱内部牢房，沿途可以感受到混合着血腥汗渍和悲惨过去的气息。如果额外消费，还可体验“遭受虐待”，体验严刑拷打的感觉，参与模拟处决，体验被处死的感受，也可以在牢房内过夜，不喝水、不睡觉。这个项目一经推出，不仅吸引了国内各界名人，而且还吸引了欧洲人前来参观。

2.有助于提升体育旅游产品的社会效益。体验文化，就是指通过人的感觉器官与思维能力，对所经临的环境与过程，进行体会与感验。旅游者通过购买一个设计水平较高的产品,不仅能够学习知识、丰富经历、完善自我，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所有这一切都在无形中使产品的社会效益得到发挥。例如，旅游者通过参与红色旅游产品中的各种体验活动，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红色旅游文化,这令他们不由自主地对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更真实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将会珍惜当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另一方面，革命老区人民的归属感、荣誉感和凝聚力得到加强和振奋民族精神，他们将会为革命老区美好的明天而拼搏。

3.有助于提升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效益。体验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使人的品味和格调有所提高。在文化的引导下，旅游者势必容易得到较高层次的体验，而非单纯的感官体验。从旅游者角度看，他们若能得到精神的启迪，就说明产品的文化效益得到了有效发挥；从红色旅游角度看，若旅游者可时常参与体验型红色旅游产品的消费，那么整个红色旅游的文化氛围会日益浓厚。这两方面都是红色旅游产品文化效益得到提升的表现。在体验经济的指导下设计红色旅游产品，必然要牢牢把握红色旅游的文脉，充分展现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全民国防教育基地的文化底蕴，使各个活动项目围绕特定主题展开。

二、红色景区体育旅游产品的内涵及不足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革命先烈、参观浏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红色旅游是党中央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及传统教育的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工程。它融政治性、教育性、观赏性与一体,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是一项专项旅游活动。

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有利于弘扬先进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而且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培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红色旅游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1.可观性差。红色旅游依托的是革命历史遗存。由于中国革命的人民性、艰苦性和流动性,加上反动势力对革命根据地的疯狂反扑中对革命遗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红色产品存留下来的革命遗物数少、量小、陈旧、分散、具有内容、场地、线路等方面的局限性,一些著名的纪念地只是孤零零的普通民宅、庭院、或小船,与其他旅游景点相距甚远可展现、可参观、可吸引的内容有较大差距令旅游者难以尽兴。2.时效性强。由于政治性因素和市场化因素对红色旅游的客源变化影响明显,红色旅游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一般时段主要受市场调节,有较大纪念活动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红色景区接待高峰主要集中在三个黄金周和纪念日前后。

3.旅游形式单一。大多是以参观重要纪念遗址和纪念物为主,基本上是“一张桌子、一条凳、一块床板、一盏灯”内容的解说也如教科书式的呆板平淡,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市场吸引力差。

4.客源市场面窄。红色旅游的发展主要依靠两种力量在支撑：一是集体组织学习考察，红色旅游因其特殊的思想和政治意义得以发展；二是一些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一辈无产阶级，他们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充满了怀念与深情。

三、红色旅游产品的营销

1.以体验思维的新视角审视红色旅游产品的塑造。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品牌时代，培育红色旅游产品品牌将是红色旅游竞争的关键。创品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红色旅游又是一项新兴的旅游活动，创造产品品牌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体验经济中，应强调以品牌为核心的体验式营销：针对红色旅游景区资源特色，作好景区的形象规划，利用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的客源市场形成自己的产品消费市场，大大缩短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产品的宣传成本。如开发如“重走长征路”旅游产品品牌,使旅游者对旅游地产生未见其形,先领其意的效果。

2.注重红色旅游产品主题的新奇性与创意性。旅游者的眼球只会被具有独特性和创意性的主题所吸引,因此同类题材的红色旅游产品可以构思风格迥异的主题,实现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对于周期性的体育旅游产品来说,要善于随着环境的变化对主题做相应的调整,使主题对旅游者永远具有新鲜感,并借此迎合或者更加深入地开发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在紧密围绕主题的基础上升华和演绎主题,可以深化旅游者对主题的理解和感受,在利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来体验景区的各种自然元素与人文元素从而获得难忘的美好体验。例如以高科技手段再现红军的某些战争场面，如群马奔驰的蹄声、嘶鸣声、枪声、炮声、火光、硝烟等，通过高科技都是能艺术再现的，而且更逼真，增强景区的感染力。在纪念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纪念馆中，以色列政府通过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再现历史场面，使参观的每一个人从内心感到震撼。

3.为旅游者创造体验的机会。在体验经济中，强调的是通过客户参与、客户互动、客户创造等方式实现客户的自我价值实现和全新体验，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假如不考虑旅游者的体验,就可以把他们当作纯粹的观众来对待,在活动方式上仅仅选择静态的欣赏和观看即可。但是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旅游者要求登上舞台做主角,通过身心的全面参与获得体验。在旅游产品开发上，可开设一些体验式、参与式的体育旅游项目。注重多种旅游形式相结合，扩大“红色旅游”的活动内容，寓教于乐、寓教于游，在产品设计上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增加“红色旅游”的趣味性和参与性。如通过设计“四渡赤水”、“打游击战”等与红色旅游相关的体育旅游产品既可扩大红色旅游的产品链，提高游客的参与度，增加体育旅游爱好者，延长旅游者的旅游时间，又可给游客以全方位的切身体验，提高对游客的感染力，增加红色旅游产品的趣味性和吸引力。

4.满足旅游者个性体验,利用多种旅游资源形成复式开发。由于组合型红色旅游产品能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要，丰富旅游活动的内容，为旅游者提供多种体验和感受，增加旅游者的体验消费价值,其吸引力往往大于单项旅游产品。以旅游者的心理需求为依据，选择受旅游者欢迎、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旅游产品进行组合设计。在红色景区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要与绿、古、蓝、俗、新相结合。用“红色”感召市场，用“绿色”、“古色”等拓展市场，如红、绿（自然生态）结合，红、古（历史文化）结合，红、蓝（海洋）结合，红、俗（民俗风情）结合，红、新（新都市风情）结合等等，形成优势互补，打造综合性产品，产生叠加吸引，从而参加旅游者的多重体验，以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能起到“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郑旭东:体验经济对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影响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8(1)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一、毕业论文及其写作要求

(一)什么是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从文体而言，它是对教学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论说文.从侧重点不同,分为学术论文和理论论文。工商管理本科的毕业论文一般为理论论文.理论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来探讨、论述理论问题,表述理论研究的成果,或应用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说明、提出对策办法,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一种著述文体.由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具有总结理论学习成果，培养学生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性质，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是从已知求未知,必须具有一点新的思想深度和自己的观点、主张。

(二)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知识相能力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二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撰写专业学术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撰写毕业论文是在校大学生最后一次知识的全面检验，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与提高程度的一次总测试，这是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一个目的。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已经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学完了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以及选修课等，每门课程也都经过了考试或考查。学习期间的这种考核是单科进行，主要是考查学生对本门学科所学知识的记忆程度和理解程度。但毕业论文则不同，它不是单一地对学生进行某一学科已学知识的考核，而是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能力。写好一篇毕业论文，既要系统地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并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功底。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又要有深厚的基础课和公共课知识。由于目前学校的考试方法大都偏重于记忆，限于书本知识的一般理解，致使对学生掌握理论的深度和实际运用的能力，难以全面了解。有的学生平时学习马马虎虎，满足于应付考试，很少作课堂笔记和读书札记，对写作知识了解不多，很少进行写作练习，结果到写毕业论文时才临阵磨枪，回头补习各种知识，其写出来的论文连最基本的格式要求都不懂，逻辑上颠三倒四。还有一类学生平时学习死记硬背，缺乏能力的培养，缺少动手动笔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都会暴露出来。通过毕业论文的写作，使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克服缺点，也便于学校和毕业生录用单位全面地了解和考察每个学生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便于发现人才。同时还可以使学校全面考察了解教学质量，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二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大学生毕业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写作能力(特别是本科生)。在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就要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起草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为此就要学会收集和整理材料，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将其结果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至于将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科学研究。大学是高层次的教育，其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开拓精神，既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又能发挥无限的创造力，不断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既能运用已有的知识熟练地从事一般性的专业工作，又能对人类未知的领域大胆探索，不断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是训练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使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掌握如何收集、整理和利用材料；如何观察、如何调查、作样本分析；如何利用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等方法。撰写毕业论文是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它不仅有教师的指导与传授，可以减少摸索中的一些失误，少走弯路，而且直接参与和亲身体验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及其各环节，是一次系统的、全面的实践机会。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同时也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更生动、更切实、更深入的专业知识的学习。首先，撰写论文是结合科研课题，把学过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结合过程中进一步消化、加深和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并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在搜集材料、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的过程中，既可以印证学过的书本知识，又可以学到许多课堂和书本里学不到的活生生的新知识。此外，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所学专业的某一侧面和专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会培养学习的志趣，这对于他们今后确定具体的专业方向，增强攀登某一领域科学高峰的信心大有裨益。

(三)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首先毕业论文应符合社会学科类论文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性:社会科学各学科是思想性很强的学科，它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客观事物，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学术性:学术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毕业论文的论点和论证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事物的外部现象，而应在立论和论证过程中尽可能触及事物内部较深的层次，深入剖析事物的内在本质揭示出事物的规律性。

nbsp;（3）科学性:毕业论文的撰写应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理论和科研实践为基础，采取严谨的态度去探求未知，得出结论。论文的科学性还体现在论文的立论要客观、正确；论据要可靠、充分；论证要符合逻辑，严密、有力；表述要严谨、准确。

（4）创造性:创造性的核心是创新。在毕业论文撰写时要注意对所研究问题采取新的分析方法，得出新的观点，不能只重复前人的研究或人云亦云，不要大段复述已有的知识。当然，创造性并不排斥继承性，事实上，创造性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作为学生毕业论文，只要有一点创新也就够了。因为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要求相对要低一些。当然不排除也有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2、除了以上四点外，毕业论文还应达到一些特定的要求：

（1）学生应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一人一题，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应观点明确、材料翔实、结构合理严谨、语言通畅。

(2)毕业论文选题应在工商管理专业范围以内，文体为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分析报告。

(3)毕业论文要求卷面整洁、字迹工整(基本上要求打印文稿)，论文结构、纸型、版式与用字等执行重庆电大论文格式要求（附件1），毕业论文要制成电子文档。

(4)毕业论文正文字数要求5000～8000字。

（5）已发表的论文不能再用。

二、毕业论文的选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

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都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题目的好坏，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需要和作者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做到量力而行、量体裁衣。

(二)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我们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了很大的精力，表达得再完善，也是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

1．从“热点”问题选题。在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发展和学科研究中，尤其是在我国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经常出现集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各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各方面人士关注度非常高，各种形式的讨论相当的热烈。这些“热点”问题一般在某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曾经出现过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资产重组问题”和当前的“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有大有小，选择那些自己综合能力可以驾驭的论文选题。

2．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而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行业垄断”等。相对来讲，“热点”问题引人注意，一定时期集中讨论“热点”问题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弊端问题则主要是要能发现问题，找准弊端，自己能够收集相关材料，研究出解决弊端的办法措施。

3．从具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选题。在倾向性问题的苗头出现时,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它的生命力或后果,这样具有前瞻性的选题往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居民富了要增加智力投资”、“居民收入增加了要外出旅游”、“乱划开发区破坏挤占耕地”等等。

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题目。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并根据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

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

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学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但能发挥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展示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才能大有益处。

第三、要选大小适宜题目。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好题目,但由于自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题目如果太大往往不容易写好.因此,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好.如果学员在工作中对某一方面的问题熟悉,材料丰富,对问题的理解有深度,小题目也能发挥理论水平,写出好文章。选题可以大题小做,如论述工资制度改革,可以限定为论机关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小题大做,如从某企业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总之,题目的选择应是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大小适宜为好。

第四、要拟一个好的标题。标题是给文章标的题目,即取个名字。毕业论文的标题是论文的眉目，应仔细推敲，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充分考虑，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好的标题应是确切适宜、简洁明白、醒目引人。标题不可过长，尽量在20个字以内。常用的拟标题的方法有:一是直接揭示或概括主题,如“应正确看待当前物价的上涨”;二是引人注意的标题,如“房改的出路在哪里?”;三是形象化暗示主题,如“大地超载----论我国的人口形势”;四是直接指明主题的所属范围,如“某某地区第三产业水平评价及发展战略”等等.

(三)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

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

2、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

3、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

4、征询指导老师的意见,在导师指导下选题。

5、利用图书馆、电子网络中的资料选题。

6、由教师提出系列参考题目，供大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选择。

三、毕业论文的结构

毕业论文结构布局的基本格式由标题、中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四个方面内容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

中文摘要，不多于200字，要摘出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便于读者一看就能掌握论文内容的要点。目前比较通用结构式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内容摘要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

正文是论文的的核心内容，包括导论、正论、结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导论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通常几百字即可。正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缩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在一篇论文中，导论、正论和结论都要有，但却不一定是三部分三块。有的论文三部分齐全，导论提出提出问题，正论分几层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有的论文把结论提前融进导论，以解决问题导入，正论再一层一层地分析论证，最后没有结论，或只有一个结尾；还有的论文导论提出问题，正论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后，然后提出对策，再写个结尾。

参考文献的要求:

（1）参考文献一般应是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对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2）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性，要注意引用最新的文献；

（3）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成果，必须列在参考文献中；

（4）参考文献在整个论文中按出现先后依次列出；

（5)参考文献的书写顺序：序号，作者，论文名，杂志名，期号，出版社，年份，页号。

例：

期刊杂志：

【25】丁冰，李海珍，略论效率与公平，《财经研究》，No.l（1995），109—120。

著作：

【11】中国税务学会编，中国税务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全国税收理论研究会文集，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P148，155；

四、毕业论文的起草、修改和定稿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第一、毕业论文的基础工作——收集与整理资料。学员收集资料的途径：可以从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历史资料，从报刊杂志、电子网络中查找资料，也可以做实地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越具体、越细致越好。在搜集资料时，还要做好资料的记录。对新鲜论点，好的见解，要完完全全摘录；对能说明问题，有说服力的论据、好材料，要不加改动地摘录；对过长的资料，可加以简明扼要的概括，对这些资料都要分类整理。

第二、毕业论文的核心工作——确定论点和选定材料。学员要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突出新创见，创新是灵魂，切忌人云亦云。同时，还要防止贪大求全的倾向，生怕不完整，大段地复述已有的知识，那就体现不出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成果了。根据已确立的基本论点和分论点选定材料，这些材料是自己在对所搜集资料的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材料要注意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注意前后材料的逻辑关系和主次关系。

第三、研究课题的核心工作——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突出新创见，创新是灵魂，不能只是重复前人或人云亦云。同时，还要防止贪大求全的倾向，生怕不完整，大段地复述已有的知识。那就体现不出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成果了。

第四、毕业论文的关键工作——执笔撰写。包括拟定提纲、起草初稿、修改和最终定稿。

（1）拟定提纲包括题目、基本论点、主要依据以及如何进行论证等具体内容。拟定提纲有助于安排好全文的逻辑结构，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论文提纲一般不少于1000字。

（2）起草初稿要按照提纲结构写，又要发挥创造性。要用具体的材料、科学的论述和连贯成篇的语言去展开提纲上的要点。从论文的整体看，导论导出正论，正论必须根据导论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不能岔开，结论是论证的结果。在初稿写作过程中，最忌讳的是打断，使思路停顿，论文写不下去；要贯彻“大改小不改”的原则，不是论文的整体结构有问题，就不要停下，局部的小问题在论文修改时再解决。

（3）修改定稿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障工作。通过这一环节，可以看出写作意图是否表达清楚，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是否准确、明白，材料用得是否恰当、有说服力，材料的安排与论证是否有逻辑效果，大小段落的结构是否完整、衔接自然，句子词语是否正确妥当，文章是否合乎规范。

（4）毕业论文起草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①要注意论文正文结构的完整，首尾呼应，切忌结构松散、支离破碎。

②对已收集到的资料的使用，要注意该详则详，应略当略，不要形成资料的堆砌，要适当剪裁，使文章重点突出，层次清楚。

③毕业论文的语言是文章内容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毕业论文的语言要符合经济论文的语言特点。一是要精确。用词要恰当贴切，要多使用含义单一的专业术语；要多用附加成分多的、表意严密的长句和语义详尽、逻辑性强的复句；要多使用准确无误的经济统计数据。二是要简明。即用尽可能少的语言，把尽可能多的信息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去。三是要平易。语言要平实自然、明白流畅，所以要做到朴实无华，因为经济论文是非欣赏型文章，要实实在在，避免使用生僻难懂，或华丽的词藻，要做到直截了当，不要让人去领会“言外之意”，不需要含蓄和委婉。四是要庄重，句子形式要严整，在措词上要避免使用口语色彩过浓或感彩过强的语词，更不能使用粗俗词，也不要随便使用简称。

五、撰写进程

由指导老师在毕业论文写作时另行安排。

六、毕业论文成绩评定

略

七、、毕业论文书写格式示例

(一)基本要求

1、统一使用16开普通白纸。

2、最好打印，打印格式：

论文标题（统一使用二号加粗黑体）

摘要：中文部分：不超过200字。中文使用小四号楷体,出现在首页标题下面；

正文（统一使用四号宋体）

参考文献（统一使用小四号宋体）

3、页码统一打在页下中间位置。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一)什么是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从文体而言，它是对教学领域的现实问题或理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论说文.从侧重点不同,分为学术论文和理论论文。工商管理本科的毕业论文一般为理论论文.理论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来探讨、论述理论问题,表述理论研究的成果,或应用理论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说明、提出对策办法,并提升到理论高度的一种著述文体.由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具有总结理论学习成果，培养学生的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性质，就不能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结论,而是从已知求未知,必须具有一点新的思想深度和自己的观点、主张。

(二)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知识相能力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二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撰写专业学术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

撰写毕业论文是在校大学生最后一次知识的全面检验，是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掌握与提高程度的一次总测试，这是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一个目的。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已经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学完了公共课、基础课、专业课以及选修课等，每门课程也都经过了考试或考查。学习期间的这种考核是单科进行，主要是考查学生对本门学科所学知识的记忆程度和理解程度。但毕业论文则不同，它不是单一地对学生进行某一学科已学知识的考核，而是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能力。写好一篇毕业论文，既要系统地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并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功底。这就要求学生既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又要有深厚的基础课和公共课知识。由于目前学校的考试方法大都偏重于记忆，限于书本知识的一般理解，致使对学生掌握理论的深度和实际运用的能力，难以全面了解。有的学生平时学习马马虎虎，满足于应付考试，很少作课堂笔记和读书札记，对写作知识了解不多，很少进行写作练习，结果到写毕业论文时才临阵磨枪，回头补习各种知识，其写出来的论文连最基本的格式要求都不懂，逻辑上颠三倒四。还有一类学生平时学习死记硬背，缺乏能力的培养，缺少动手动笔和实际操作的能力。对于这些问题，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都会暴露出来。通过毕业论文的写作，使学生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克服缺点，也便于学校和毕业生录用单位全面地了解和考察每个学生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便于发现人才。同时还可以使学校全面考察了解教学质量，总结经验改进工作。

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二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使他们初步掌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大学生毕业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写作能力(特别是本科生)。在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就要学会搞调查研究，学会起草工作计划、总结、报告等，为此就要学会收集和整理材料，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将其结果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至于将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科学研究。大学是高层次的教育，其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开拓精神，既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又能发挥无限的创造力，不断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既能运用已有的知识熟练地从事一般性的专业工作，又能对人类未知的领域大胆探索，不断向科学的高峰攀登。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是训练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可以使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掌握如何收集、整理和利用材料；如何观察、如何调查、作样本分析；如何利用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等方法。撰写毕业论文是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它不仅有教师的指导与传授，可以减少摸索中的一些失误，少走弯路，而且直接参与和亲身体验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全过程及其各环节，是一次系统的、全面的实践机会。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同时也是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是更生动、更切实、更深入的专业知识的学习。首先，撰写论文是结合科研课题，把学过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结合过程中进一步消化、加深和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并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在搜集材料、调查研究、接触实际的过程中，既可以印证学过的书本知识，又可以学到许多课堂和书本里学不到的活生生的新知识。此外，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所学专业的某一侧面和专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会培养学习的志趣，这对于他们今后确定具体的专业方向，增强攀登某一领域科学高峰的信心大有裨益。

(三)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

1、首先毕业论文应符合社会学科类论文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性:社会科学各学科是思想性很强的学科，它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待我们周围的客观事物，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学术性:学术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征。毕业论文的论点和论证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事物的外部现象，而应在立论和论证过程中尽可能触及事物内部较深的层次，深入剖析事物的内在本质揭示出事物的规律性。

nbsp;（3）科学性:毕业论文的撰写应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理论和科研实践为基础，采取严谨的态度去探求未知，得出结论。论文的科学性还体现在论文的立论要客观、正确；论据要可靠、充分；论证要符合逻辑，严密、有力；表述要严谨、准确。

（4）创造性:创造性的核心是创新。在毕业论文撰写时要注意对所研究问题采取新的分析方法，得出新的观点，不能只重复前人的研究或人云亦云，不要大段复述已有的知识。当然，创造性并不排斥继承性，事实上，创造性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作为学生毕业论文，只要有一点创新也就够了。因为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要求相对要低一些。当然不排除也有较高水平的毕业论文。

2、除了以上四点外，毕业论文还应达到一些特定的要求：

（1）学生应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知识，一人一题，独立写出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应观点明确、材料翔实、结构合理严谨、语言通畅。

(2)毕业论文选题应在工商管理专业范围以内，文体为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或分析报告。

(3)毕业论文要求卷面整洁、字迹工整(基本上要求打印文稿)，论文结构、纸型、版式与用字等执行重庆电大论文格式要求（附件1），毕业论文要制成电子文档。

(4)毕业论文正文字数要求5000～8000字。

（5）已发表的论文不能再用。

二、毕业论文的选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意义

选题是论文撰写成败的关键。因为，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它实际上就是确定“写什么”的问题，亦即确定研究的方向。如果“写什么”都不明确，“怎么写”就无从谈起。题目的好坏，不能离开一定时代的社会需要和作者自身的主客观条件,做到量力而行、量体裁衣。

(二)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

我们要坚持选择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课题。

第一、要坚持选择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因此，毕业论文的选题，必须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和解决现实存在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题要符合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要具有新颖性，有创新、有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或推动作用。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花了很大的精力，表达得再完善，也是没有丝毫价值。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选题。

1．从“热点”问题选题。在社会进步、国民经济发展和学科研究中，尤其是在我国深化改革的大潮中，经常出现集中关注的“热点”问题，各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各方面人士关注度非常高，各种形式的讨论相当的热烈。这些“热点”问题一般在某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如曾经出现过的“国有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产权问题”、“资产重组问题”和当前的“经济是否过热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有大有小，选择那些自己综合能力可以驾驭的论文选题。

2．从现实的弊端中选题。学习了专业知识，不能仅停留在书本上，而要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一番功夫。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去寻找和解决工作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行业垄断”等。相对来讲，“热点”问题引人注意，一定时期集中讨论“热点”问题的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弊端问题则主要是要能发现问题，找准弊端，自己能够收集相关材料，研究出解决弊端的办法措施。

3．从具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选题。在倾向性问题的苗头出现时,用理论观点分析,预见它的生命力或后果,这样具有前瞻性的选题往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如“居民富了要增加智力投资”、“居民收入增加了要外出旅游”、“乱划开发区破坏挤占耕地”等等。

第二、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切实可行的题目。毕业论文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但要有个人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由于个人的主观、客观条件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选题时，还应结合自己的特长、兴趣，并根据所具备的客观条件来选。具体地说，学生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首先，要有充足的资料来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论文的。选择一个具有丰富资料来源的课题，对课题深入研究与开展很有帮助；

其次要有浓厚的研究兴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可以激发自己研究的热情，调动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以专心、细心、和耐心的积极心态去完成；

最后，要能结合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每个学生无论能力水平高低，但能发挥业务专长的课题对顺利完成课题的研究,展示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才能大有益处。

第三、要选大小适宜题目。现实性强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当然是好题目,但由于自己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题目如果太大往往不容易写好.因此,一般来说,题目还是小一点具体一点好.如果学员在工作中对某一方面的问题熟悉,材料丰富,对问题的理解有深度,小题目也能发挥理论水平,写出好文章。选题可以大题小做,如论述工资制度改革,可以限定为论机关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可以小题大做,如从某企业看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等等。总之,题目的选择应是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大小适宜为好。

第四、要拟一个好的标题。标题是给文章标的题目,即取个名字。毕业论文的标题是论文的眉目，应仔细推敲，尽可能从各个角度充分考虑，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好的标题应是确切适宜、简洁明白、醒目引人。标题不可过长，尽量在20个字以内。常用的拟标题的方法有:一是直接揭示或概括主题,如“应正确看待当前物价的上涨”;二是引人注意的标题,如“房改的出路在哪里?”;三是形象化暗示主题,如“大地超载----论我国的人口形势”;四是直接指明主题的所属范围,如“某某地区第三产业水平评价及发展战略”等等.

(三)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

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

2、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

3、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

4、征询指导老师的意见,在导师指导下选题。

5、利用图书馆、电子网络中的资料选题。

6、由教师提出系列参考题目，供大家根据自身情况予以选择。

三、毕业论文的结构

毕业论文结构布局的基本格式由标题、中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四个方面内容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

中文摘要，不多于200字，要摘出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便于读者一看就能掌握论文内容的要点。目前比较通用结构式摘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内容摘要放在论文的正文之前以方便读者阅读，所以要简洁概括。

正文是论文的的核心内容，包括导论、正论、结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导论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通常几百字即可。正论部分是论文的主体，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这部分要以充分有力的材料阐述观点，要准确把握文章内容的层次、大小段落间的内在联系。结论部分是论文的归结收缩部分，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在一篇论文中，导论、正论和结论都要有，但却不一定是三部分三块。有的论文三部分齐全，导论提出提出问题，正论分几层进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有的论文把结论提前融进导论，以解决问题导入，正论再一层一层地分析论证，最后没有结论，或只有一个结尾；还有的论文导论提出问题，正论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后，然后提出对策，再写个结尾。

参考文献的要求:

（1）参考文献一般应是作者亲自考察过的对论文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2）参考文献应具有权威性，要注意引用最新的文献；

（3）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成果，必须列在参考文献中；

（4）参考文献在整个论文中按出现先后依次列出；

（5)参考文献的书写顺序：序号，作者，论文名，杂志名，期号，出版社，年份，页号。

例：

期刊杂志：

【25】丁冰，李海珍，略论效率与公平，《财经研究》，No.l（1995），109—120。

著作：

【11】中国税务学会编，中国税务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全国税收理论研究会文集，中国税务出版社，1995，P148，155；

四、毕业论文的起草、修改和定稿

选好课题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研究课题，研究课题一般程序是：搜集资料、研究资料。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最后是执笔撰写、修改定稿。

第一、毕业论文的基础工作——收集与整理资料。学员收集资料的途径：可以从查阅图书馆、资料室的历史资料，从报刊杂志、电子网络中查找资料，也可以做实地调查研究。搜集资料越具体、越细致越好。在搜集资料时，还要做好资料的记录。对新鲜论点，好的见解，要完完全全摘录；对能说明问题，有说服力的论据、好材料，要不加改动地摘录；对过长的资料，可加以简明扼要的概括，对这些资料都要分类整理。

第二、毕业论文的核心工作——确定论点和选定材料。学员要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突出新创见，创新是灵魂，切忌人云亦云。同时，还要防止贪大求全的倾向，生怕不完整，大段地复述已有的知识，那就体现不出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成果了。根据已确立的基本论点和分论点选定材料，这些材料是自己在对所搜集资料的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组织材料要注意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注意前后材料的逻辑关系和主次关系。

第三、研究课题的核心工作——明确论点和选定材料。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根据选题，确立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突出新创见，创新是灵魂，不能只是重复前人或人云亦云。同时，还要防止贪大求全的倾向，生怕不完整，大段地复述已有的知识。那就体现不出自己研究的特色和成果了。

第四、毕业论文的关键工作——执笔撰写。包括拟定提纲、起草初稿、修改和最终定稿。

（1）拟定提纲包括题目、基本论点、主要依据以及如何进行论证等具体内容。拟定提纲有助于安排好全文的逻辑结构，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论文提纲一般不少于1000字。

（2）起草初稿要按照提纲结构写，又要发挥创造性。要用具体的材料、科学的论述和连贯成篇的语言去展开提纲上的要点。从论文的整体看，导论导出正论，正论必须根据导论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不能岔开，结论是论证的结果。在初稿写作过程中，最忌讳的是打断，使思路停顿，论文写不下去；要贯彻“大改小不改”的原则，不是论文的整体结构有问题，就不要停下，局部的小问题在论文修改时再解决。

（3）修改定稿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障工作。通过这一环节，可以看出写作意图是否表达清楚，基本论点和分论点是否准确、明白，材料用得是否恰当、有说服力，材料的安排与论证是否有逻辑效果，大小段落的结构是否完整、衔接自然，句子词语是否正确妥当，文章是否合乎规范。

（4）毕业论文起草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①要注意论文正文结构的完整，首尾呼应，切忌结构松散、支离破碎。

②对已收集到的资料的使用，要注意该详则详，应略当略，不要形成资料的堆砌，要适当剪裁，使文章重点突出，层次清楚。

③毕业论文的语言是文章内容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毕业论文的语言要符合经济论文的语言特点。一是要精确。用词要恰当贴切，要多使用含义单一的专业术语；要多用附加成分多的、表意严密的长句和语义详尽、逻辑性强的复句；要多使用准确无误的经济统计数据。二是要简明。即用尽可能少的语言，把尽可能多的信息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去。三是要平易。语言要平实自然、明白流畅，所以要做到朴实无华，因为经济论文是非欣赏型文章，要实实在在，避免使用生僻难懂，或华丽的词藻，要做到直截了当，不要让人去领会“言外之意”，不需要含蓄和委婉。四是要庄重，句子形式要严整，在措词上要避免使用口语色彩过浓或感彩过强的语词，更不能使用粗俗词，也不要随便使用简称。

五、撰写进程

由指导老师在毕业论文写作时另行安排。

六、毕业论文成绩评定

略

七、、毕业论文书写格式示例

(一)基本要求

1、统一使用16开普通白纸。

2、最好打印，打印格式：

论文标题（统一使用二号加粗黑体）

摘要：中文部分：不超过200字。中文使用小四号楷体,出现在首页标题下面；

正文（统一使用四号宋体）

参考文献（统一使用小四号宋体）

3、页码统一打在页下中间位置。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职语文课程如何积极构建与实施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课程模式，与当前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笔者在实际教学中从模块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课改尝试。

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虽然在研究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与市场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偏差，造成就、问题突出。出现这样的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职业教育的课程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

目前中职语文教学未完全摆脱以文本讲授为主要内容的普通教育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学科知识基础，但其学习内容与职业实践的关系是间接的，有的甚至脱节。如何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办学指导思想，进行中职语文教育教学改革，是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努力探究的重要课题。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从模块教学、能力培养等方面对巾职语文课改进行思索和实践。

模块教学

1．模块教学的理论支撑

在语文教学中，运用美国贝塔朗菲提出的系统论的观点，将整体优化理论体现在语文教学中，变静止的、分割的、单一的教学为动态的、整合的、开放的教学体系。

2．模块教学的分类

根据“以能力为本位，按照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来组织教学内容”这课程设计理念。把课程模块分为三大类：基础模块、专业模块、选修模块。这种集群式模块课程既满足学校多工种多层次培养目标的要求，又符合市场经济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

基础模块是各专业学生必须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它以语文课本为教学内容，是学生必修的一个模块。

专业模块是为适应不同专业培养目标对语文课程的需求而设置的内容，可以根据专业对语文课程的要求设计若干子模块。如“财经应用文”这一课程原本由专业课教师讲授，往往会忽略其语言运用能力，现在就可将该课程放到语文课程中的专业模块，由语文教师来教学。

选修模块是由若干门选修课组成，它是为满足企业的需求、学生个性发展和继续学习的需要而设置的内容。它具有选修科目多、学生选择余地大、课程时间安排灵活、教学形式多样等特点。

这三个模块构建了灵活、开放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程，体现了“目标多元，指导分类，教学分层”的职业教育特点。

3．贯穿于模块教学中的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

语文模块教学还对“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提出要求，以加强语文课程与生活以及学生未来职业的联系，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和发展。这种实践活动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没有现成的教学模式可借鉴，教师们感到困惑。对此，我们存实践中进行了大胆尝试。

(1)构建活动框架。

从“亲近自然、发展自我、关注生活、服务社区”四大板块构建设计活动内容，以一个个鲜明的主题构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实践活动框架。

(2)对学生进行指导。

活动前，让学生明白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活动中，指导学生如何选题，如何成立课题研究小组，怎样收集、整理、积累有关资料，如何写作，介绍常用的研究性学习的方法等，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最后，围绕一个主题，学生把自已的成果通过小报、网页或报告等形式呈现出来。

(3)抓评价，激励学生创新。

评价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一环，通过评价可激发学生对活动的学习兴趣，调适自己的行为，体验成功的快乐。

评语评价。评语评价主要是通过学生自评、家长评价、教师评价，根据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取得的成果和表现状况，对其优点、学习态度和今后的发展情况用文字描述的方式来评定、激励。

分值评价。将语文学科试卷中的10％～20％分值内容纳入综合实践活动的考核。

能力培养

近年来，我们积极与用人单位建立横向联系，就毕业生语文能力需求，如何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工作岗位等问题，广泛征求用人单位意见，从实践看，中职生语文能力培养应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而。

1．培养学生语文应用能力

如何使语文学科中的内容与专业结合得更紧密，是中职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和方向。我校学生毕业后大多走上财经岗位，或多或少要接触财经应用文体，而学生对应用文不熟悉，对专业性较强的财经应用文更是无从下手。针对上述特点，我们选择了说明书、广告、经济合同、经济论文、市场调查、计划与总结等学生工作中常用文种进行教学。

针对毕业生，我们在教会学生设计广告的同时，就如何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布置学生制作自我介绍的幻灯片，为即将进行的求职做准备，学生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制作出很多想象力丰富，很有创意的个性广告。

2．培养体现专业特色的听说能力特别是口语交际的能力

口语交际不是简单的聊天，也不是单一的普通话培训。口语交际训练应从以下几点人手。

首先，应强化课堂教学双向互动。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并不仅限于口语交际课巾，在只常课堂上，要克服“教帅满堂灌，学生当哑巴”，要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当主角的教学格局，让每个学生深切的感受到他(她)是课堂的主人翁。教师要有意识的设计和组织口语交际双向互动，主动培养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和语言的组织应用能力。

其次，创设课堂交际情境。生活是口语交际的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给口语交际教学提供了源头活水。教师要善于将学生从课堂引入生活，再从生活回归到课堂。教师要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精彩画面，让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

再次，注重学生个体的语言表现。学生个体的语言表现也是口语交际能力素质的展现，如：讲故事，即兴演讲，情境复述，应聘口语等。针对毕业生面临着与用人单位见面的情况，我们利用语文课开设模拟应聘场面，从如何从容应对面试现场，如何机智有礼的回答等方面训练学生的而试口语，给学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

我校的毕业生大多从事窗口行业，社会对他们的普通话要求相对较高。我们在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了普通话培训课，集中两周时间进行普通话专项训练，并组织学生进行普通话考级。

3．培养专业常用字为主的汉字书写能力

根据近几年毕、生的反馈信息发现，财会学生写就一手规范漂亮的硬笔书法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为此，我们对中职生必须掌握的常用字进行了适当增删和调整，在一二年级开设了书法课，要求学生以练习楷书、行书为主，书写力求规范、美观，对_书写情况适时组织评比。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没错，这就是伍新木。但相比于一段一段的荣誉，我们更愿意简单地称他为经济理论的拓荒人。

用责任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按照伍新木的理解，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对于国家而言，都会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这门学科是重要的。自己能从事这门学科的教学，觉得很有意义。

但是随着在学校呆得时间越来越长，伍新木的个人感受发生了些许变化，他不再仅仅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职业，而是从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他认为经济学对这个社会最大的贡献在于，促进整个社会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能够按照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有所改进，有所改善，一步步往文明的方向演进。这是伍新木觉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因此，他很乐意去做，愿意在这块园地里耕耘，从来不感到苦和累。

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中，因为经济学专业的优势，他多次被省委、政府借用，朋友邀请做实业，面临为官、从商的机遇，但他都一一放弃。他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还是当一名教书匠。他认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教师的人生价值，能够在他无数学生身上以乘数效应得到体现。

二十年前，有记者问伍新木：“你作为一个模范教师有什么体验？”伍新木用这样一段话作答：

“做一名教师是我内心由衷的选择，我要是去经商，有很好的社会资源，做好一个商人，有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可能性。这个时代会造就许多不同类型的成功者，我去经商也许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但只是一个，这个社会只多了一个合格商人；如果我去为官，我可能做到一个厅长什么的，这个社会仅仅是多了一个合格官员。但我选择了教书匠这个职业，我相信可以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学识、用我的人格品行，会影响一代一代的学生，学生里会有一百个成功的老板、商人，很可能会有一百个好的官员。这就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这样你的人生价值不是加倍地放大了吗！”

四十载的风雨岁月，在珞珈山麓茂盛的林地里，伍新木在武汉大学经济学园里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可谓后学辈出，桃李满天下。如今，作为有成就的专家和学者，在各级国家机关、在经济运行和研究机构、在世界许多跨国公司，都有他的学生。

他对自己教书匠职业的选择，无怨无悔。

把大武汉建设成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

伍新木认为，长江经济带战略必将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江，是中国的黄金水道，也是中国的生态屏障和生态脊梁。长江流域有中国的钢铁、化工、汽车、纺织、电力几大工业走廊，这让它不仅在中国稳定地发挥着经济主驱动轴的作用，而且具有维系国家、整合民族团结的重要社会文化功能。随着发展方式转型、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长江流域和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影响力会与日俱增。

另外，中部地区的武汉和湖北最先迎来了高铁时代。众所周知，武汉是一个五大交通枢纽叠加的城市，铁路枢纽的叠加，航空枢纽的叠加，公路枢纽的叠加，水运枢纽的叠加和信息枢纽的叠加。“这样一些特点使武汉完全有条件能成为我们作为中部中心城市下一步跨越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伍新木对武汉未来发展信心十足。

高铁会使人类实现真实世界的零距离，引爆一个城市的凝聚力和辐射力，高铁会使城市因此而不同。伍教授回忆起在武大看樱花的情景“我们当时是深有感触的，当时人头e动，很多都是广东人，最高的时候是日均流量十万人，一看都是广东人，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写了乘高铁到武大看樱花。”

在伍新木看来，中国最大、功能最全、集聚辐射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战略区域是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家战略是历史必然，武汉应肩负起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的历史责任，而武汉作为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支点必将大有作为。

伍新木建议，武汉在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支点上，应注重高起点规划、策划、招商、建设、营运管理，收获高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善于寻找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题材，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中寻找大题材。参照自贸区深化改革，“去行政化”、整合大临空、大临港、大汽车、大光电，建虚拟“自贸区”。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字阅读；移动服务；图书馆

一、移动式服务的概念

图书馆移动式服务是图书馆为“移动阅读”或“数字阅读”开展的服务，也是为移动用户提供访问网上目录的入口，使之能得到快捷的阅读、检索、借还等服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读者越来越多的通过网络进行阅读。根据2012年4月23日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可见，2011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的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读取等数字阅读方式接触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具体来看，2011年有29.9%的18-70周岁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比2010年的18.1%增加了11.8个百分点；有27.6%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比2010年的23.0%增加了4.6个百分点；有5.4%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比2010年的3.9%增加了1.5个百分点；有2.4%的国民用光盘取读，比2010年的1.8%增加了0.6个百分点；有3.9%的国民使用PDA/MP4/MP5等进行数字化阅读，比2010年的2.6%增加了1.3个百分点。可以看到，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较去年增幅均超过30%，而其中网络在线阅读的接触率增长幅度最大，增幅达65.2%。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只有适应数字化的挑战，采取主动应对，开展移动式服务才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需求。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日趋成熟的移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服务方式和图书馆业务开拓带来的新变化、新契机。

二、重庆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

重庆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逐步开展移动式服务，从远程登录系统到数字图书馆、手机图书馆、微博客以及未来准备发展的3D图书馆，它的移动式服务理念是将传统图书馆的服务简单便捷的设置成为一个拥有合理组织的功能性移动在线目录，这是重庆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延伸和创新，读者能充分享受图书馆带来的全新体验。

1.重图数字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数字图书馆采用超星读秀资源平台，一站式检索模式实现了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等各

种资源在同一平台的统一检索、获取，并整合了所有的数字资源，实现同意跨裤检索。重图数字图书馆是重庆图书馆用移动无限技术为远程登录访问服务，可以在家里阅读，也可以用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访问阅读。

（2）服务体验

重图数字图书馆2009年9月正式开通，到目前已成为读者常用的阅读平台，并获取知识资源的捷径。现有外购数据库26个，数据量庞大，仅本地镜像数据存储容量就达25TB；资源种类繁多，包括电子书、期刊全文、论文、在线数字报纸和杂志、在线工具书查询、政策法律法规查询、网络新闻资讯、音乐和视频、数字漫画、统计数据和年鉴、古籍全文资料检索等等。目前正在试用阶段的数据库14个，种类包括在线模拟考试、软件教学视频、人物百科、经济论文和社科类资料、音乐类视频资源等。

数字资源已经成为重庆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庆图书馆每年都加大对数字资源的投资力度，重图数字图书馆也成为了国家数字图书馆的分馆。目前为止，数字读书卡已发卡25114张，全年通过远程访问系统登录数字图书馆的读者达到了203124人次，总的数据下载量达到了1151GB，这些丰富的电子资源读者都可以免费体验。

2.重图手机图书馆

（1）服务模式

重图手机图书馆又称掌上重图，它是以手机为平台，利用目前先进的无线移动技术将重庆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如：书目OPAC检索、读者流通业务）移植到智能手机、ipad、itouch等移动设备上。重图手机图书馆实际是建立的一个新的移动网站，有别于传统的WAP式应用，而是根据现有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平台Android、IOS、Symbian 3个版本的客户端软件定制应用，这样的应用更适合手机操作阅读。通过3G、GPRS、WIFI等无线网络登录到重图手机图书馆，下载并安装重图手机图书馆客户软件，就能查阅借阅信息、预约续借图书、下载电子书刊等。在重庆图书馆馆外并无WIFI热点区域登录掌上重图需按通讯运营商规定产生3G、GPRS流量费用，在重庆图书馆馆内热点区免费使用掌上重图所有服务。

（2）服务体验

重图手机图书馆的页面简单易懂，内容分类一目了然，信息架构组织清晰明了，检索简短便捷，首屏基础服务包括8个模块，读者轻松一键便能体验到移动式服务。下面一起体验多项服务：

1）基础业务服务

2）查询服务

3）互动服务

4）阅读服务

3.重图微博

在百度百科中微博是指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并实现即时分享。微博开通的多种API使得大量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等方式来即时更新自己的个人信息。一方面对读者而言，微博对用户的技术门槛要求很低，微博已在读者中普及；另一方面对图书馆而言，利用微博这一现有的公共平台开展移动式服务能节约成本。基于以上两点，微博是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的理想选择，能较好的向读者信息以及沟通交流。

（1）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

重庆图书馆官方微博的主要功能是向读者进行信息传播，比如重图的最新动态、活动消息、更新上架的图书和报刊等。另外，还开展互动服务，将读者在微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微博中互动的语言简洁、幽默、具有亲和力，这样的形式拉近了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距离。目前重图官方微博的粉丝数量达到6000多人。

（2）重庆图书馆各个专题活动开设微博

重庆图书馆除了官方微博以外，每个品牌活动都有自己的微博，目前有：杂志有约微博、重图讲座微博、重图太阳花微博、重图英语角微博、重图读者俱乐部微博、重图展览微博。每个品牌活动利用自己的微博进行宣传推广，介绍活动方案、及时上传最新活动信息，同步活动过程。

三、移动式服务的共同特点

第一，随意性：图书馆开展的移动式服务满足了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下自由学习、检索、下载，将图书馆当做随身书房。第二，快速性：移动式服务提供了便捷的搜索引擎，能快速的查询所需信息。第三，无限性：移动式服务不局限于在图书馆馆内阅读，而是可以在办公室、在家里，或是在路上，不受空间的限制、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这增加了图书馆服务的无限性，成为了市民的24小时图书馆。第四，互动性：移动式服务能提供个性化服务，开设与读者交流和分享的栏目，有利于读者的参与意识。

四、开展移动式服务的意义

随着移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诸如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是Ipad、Itouch等移动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阅读习惯逐渐改变，图书馆开展移动式服务越来越有必要性。移动式服务能实现更为丰富的用户体验：它能实现移动访问图书馆馆藏的功能，并支持图书馆各类基础业务，包括检索图书馆馆藏以及完成诸如查看、请求或者更新之类的服务能力。另外，移动式服务中的视听功能符合残疾人士或其他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特殊人士的要求，这是公共图书馆必须拥有的重要功能。未来，移动式服务还将更加完善，集成的数据库会越来越丰富，服务方式也会不断优化，总之，以读者需求为目的，让他们在馆内馆外都能有好的服务体验。

作者简介：

许尧尧（1981—），女，大学本科，馆员，现供职于重庆图书馆，研究方向：图书馆读者服务。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客户满意；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作为一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具，客户关系管理已经引起了房地产业界的极大关注，并且在一些知名的房地产公司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还有很多人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实施CRM持反对态度经济论文。这些人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到房地产开发企业客户满意的意义。因此，正确认识房地产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和意义对于房地产业成功引入客户关系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客户满意的概念

“满意”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外界的某种刺激使人的某种需求或期望得到满足及“合意”（即符合人的本意），从而使人感到某种“快意”（即心理上的愉悦）。满意的前提是外界的这种刺激，包括物质、精神及二者结合的刺激。因此，市场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给客户满意下了一个定义：“客户满意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的效果（或结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形成的感觉状态，是可感知的效果和期望值之间的差异函数。”

客户满意与否是一种心理评价的过程，它具有以下特征：

主观性。客户满意与否并不是由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水平所唯一决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客户的需求、期望、性格、好恶、情绪、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客户的满意程度都有着重要影响。

不稳定性。客户满意与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及个人消费水平、鉴赏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化。昨天令客户十分满意的产品，在明天可能成为客户抱怨的对象。所以，企业不能沉醉于现有的较高的客户满意度水平，应该居安思危，不断地改进产品和服务，持续地提高客户满意度，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占据并保持不败之地。

多层次性。客户满意是客户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心理评价，这种评价是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指标的。客户满意从横向上包括理念满意、行为满意、视听满意、产品满意和服务满意；从纵向上包括物质层满意、精神层满意和社会层满意等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因此，实施客户满意战略应该注意到各个层面，努力实现客户的全面满意。

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

由于“客户满意学”刚刚兴起不久，而且东西方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关客户满意构成要素的理论，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日本产能大学的持本志行教授提出了客户满意的构成要素。持本志行提出的构成要素是从实体项目进行分析，有所侧重也就有所忽略，但总体上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分析方法。本文借鉴这种方法，对房地产客户满意构成要素做出分析（如图1所示）。

与房地产有关的项目。包括房价，楼盘的评价绩点。楼盘的评价绩点包括户型、装修、地段、规划设计、物业管理等因素。这些内容是房地产品固有的品质特性。它们构成了房地产品的核心质量，是影响客户满意的首要因素。

与印象有关的项目。包括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价，对房地产品的评价，对企业形象的评价。客户根据宣传媒体、亲友同事了解到的信息，再结合自己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接触的亲身体验，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评价，形成一种印象。这种印象的好坏，一方面受到客户主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由于每个客户的需求和偏好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企业的房地产品做出不同的评价；另一方面，还受到客户接触到的外界信息的客观性、全面性的影响，虚假的、片面的外界信息会使客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做出不正确的评价。

与服务有关的项目。这里主要是指在营销和销售过程（从客户同房地产开发企业第一次接触，到签订认购合同）、房产的使用过程中，企业对客户提供的服务以及为增进客户关系所设计的各项活动。

客户满意的意义

满意的客户通过持续的重复购买、新客户的推荐，能够给企业带来收益。这是众多企业追求客户满意的原因。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客户满意的意义也在这两个方面得以体现。如图2所示，客户从购买到满意，再从满意到忠诚，最后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播口碑，这个过程会给房地产开发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重复购买的产生。对于购房客户来说，很多客户已经开始二次置业，甚至三次置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完全有机会再次向他们推销房产。对于租赁客户而言，他们购买的是房地产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房地产的使用权这种商品的购买和消费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客户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获得客户的满意就意味着这种契约关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重复购买的发生。企业因此而获得收益。

客户推荐的产生。不管客户是否有二次置业的可能，房地产开发企业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发掘销售机会。因为房地产的价值巨大，对客户来说购买的风险比较大，在购买之前他们会进行多方面的咨询和多次选择，而朋友或同事的购买经历则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信息。所以说，一个满意的客户会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他们对周围的人的影响作用远比广告、售楼书、样板房要大，并且不需要花钱。

此外，由于不满的客户会向熟人述说他们的购买经历，因而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种现象在房地产业中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其它行业：一旦有一位客户不满，企业失去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有可能是这个客户周围的所有人。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客户满意是十分重要的。

客户满意增长模型

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实质上是进行了一项重要变革――增加了为企业提供在以降低客户不满和增加客户满意为目的而进行的客户满意度测量活动中所得的信息的流程，从而构建起客户满意增长的模型，如图3所示。为了使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应该首先收集到关于客户需求、期望和习惯的信息。这些信息来源有：市场分析的结果；通过对客户进行调查、与客户会谈以及对特定客户群体的关注而了解到的客户的需求和令客户满意的信息；来自于服务失败报告或客户抱怨整理资料的客户不满意信息。其次，应该根据这些信息开发房地产品，这一点可以借助质量功能展开（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来实现。第三，应该对客户抱怨和服务失败报告中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进产品和服务。

作者简介：

杨艳艳 南阳市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显 河南宛开置业有限公司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0012502

政治经济学是充当整个经济学科和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和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高校教师重点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1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在近几年的政治经济学讲授中，深感教学的困难，具体表现在：（1）在教学中煞费苦心地强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性，反复讲解重点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仍是不理解，学生学习兴趣丧失。（2）政治经济学教学的长期道德说教，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讲政治，又讲经济，而学生普遍对政治的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厌烦。笔者就曾经遇到有学生一学期学下来仍认为学的是政治。（3）学生课堂听课积极性不高，为得学分而学。（4）学完后不知道如何运用理论，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忘完。这些情况使得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不好讲，形成“教师不好讲，学生不爱听”，最后教师和学生都在应付的局面。

2 原因分析

2.1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学习不感兴趣

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原理与高中政治重合，学生认为再重新学习一遍意义不大，自然提不起兴趣。而且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又一般安排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学生入校接受的都是如英语、思想政治，数学等的基础教育，也容易使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单纯的一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而对政治的学习，学生普遍不感兴趣。

2.2 课程内容过于抽象、理论，不容易理解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抽象程度很高的学科，学生学习这门课普遍感到困难的是内容抽象、深奥，基本范畴多而且含义丰富，难以迅速掌握不同范畴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细微区别；也很难用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感知某些概念，感觉理论与自己很遥远。最后是虽然认真学了，但效果不好，久而久之产生了厌学。

2.3 教师创新意识不够，教学方式单一，制约学生兴趣提高

长期以来，教师的创新意识弱，教学方式单一，主要就是教师静态地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而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的案例分析、讨论等方法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相对薄弱。教师认为只要向学生灌输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生就能够把它自觉地运用于实践中。所以虽然课前教师做了大量的备课准备，但课堂气氛仍是死气沉沉，调不起学生的兴趣。而当今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发展变化，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模式不仅使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更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社会阅历浅等后果。

2.4 与现实生活联系不强，对现实问题解释力不够

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阶级斗争矛盾较为尖锐，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而现在敌对阶级已基本消灭，再强调阶级斗争就显得脱离实际了。第二，政治经济学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制度。而现实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回资本主义，而原资本主义国家非但没有灭亡，反而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引发的道德疑问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动摇心理，这种心理也辐射到了政治经济学上。在我们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现象，那会不会存在有剥削，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不是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等等，使不少学生产生了质疑，也使政治经济学中宣扬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第四，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学生关心的问题都没有及时在教科书中反映，教材与实践相比存在明显滞后性。由于教材中不能完全解释出现的众多经济现象和问题，使得学生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了。

2.5 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

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不够完善。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运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等方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如何高效配置和使用资源展开研究，研究对象从个体到整个社会，体系条理清晰。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较成熟，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抽象法、定性分析等分析方法对经济的本质问题进行研究。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体系很不完善，研究对象既有生产关系，也有基本经济制度，既研究经济运行，又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出现的众多新问题。研究方法什么好用用什么。研究的内容与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部分内容重合。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就是一个大拼盘，各个章节庞杂、零碎，学生学起来抓不住重点，主线不明确。

3 解决对策

3.1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在1615年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意指“社会结构”或“国家”，也就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是以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此后许多经济家也都沿用了这一概念，不管是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是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属于经济学范畴，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当然，对于各个社会形态来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学研究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同时还要弄清一个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因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目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是在前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下又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所以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

3.2 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

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高，所以改革教学模式至关重要。笔者在改革中不断探索将传统教学模式和案例教学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而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特点不同于一般应用性课程，它的内容具有较强的抽象性，不是所有的内容都适合案例教学，所以要认真选取部分内容采用案例教学。

比如在讲价值决定时，让学生分析“梵高的画为什么那么值钱？”讲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我们可以举铁路火车票价或电价的调整，近几年我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向，以及关系社会民生的“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等例子进行分析。讲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局限性时，笔者结合当时网络热议的“萝卜哥”由于萝卜价高而大面积种植却又遇上萝卜烂市，卖不出去的事件来说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特点，学生不仅由此轻松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讲虚拟经济的发展作用时，可以举例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的危害。讲劳动力商品时，结合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否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矛盾等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

案例教学的内容较为丰富，教学方式也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案例特点和课程实际需要，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讲解重点难点时穿插借助案例进行解释，也可以围绕着某一问题开展案例讨论或辩论形式，让学生参与进来，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这样不仅能引起师生互动，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最后还可以辅导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完成课程论文，提高其经济论文的写作能力。

通过多种形式，使学生感到理论与实际是有密切联系的，抽象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枯燥，增强了其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深化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改变了其长期以来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纯理论课程而厌学的态度。

但是尽管案例教学有很多优点，鉴于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不可能像管理学、西方经济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仍然应该是基础和依据，案例教学是辅助，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3.3 加强与当代重要经济问题的结合，提高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应该能帮助我们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进行枯燥的政治说教。在教学中如果不能联系现实，就不能打消学生心中的疑惑，就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而目前学生之所以对其学习提不起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认为其理论过于抽象、空洞，与现实结合力不强，学生不知道学习它有什么用，或认为其已经过时了。其实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很多实际问题都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特别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企业改革，医疗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科学发展问题，三农问题，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以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等等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教师在课堂上应多结合这样的实际问题讲解，从而打破政治经济学“无用论”、“过时论”的说法。

3.4 讲解要有条理，帮助学生抓住重点

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章节庞杂，如何讲解才能使学生思路清晰，抓住主线和重点呢？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总结。比如讲解资本主义部分时，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但是这部分内容分散于各个章节中，学生不好把握。教师就要说明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现理论和分配理论。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包括对资本总公式矛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工资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剩余价值实现理论包括对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研究。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对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利息，地租的分析。

讲解社会主义部分时，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至今不过五十多年时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只有十多年，所以不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可能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的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面对内容体系不够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部分，教师首先要明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太多了，由于教学时间的限制，在教学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其次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讲授的出发点，以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主线，以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基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发展的规律，对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性质的不同进行讲解。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思路清晰，讲解才会有条理，学生才能抓住重点。

3.5 改进成绩衡量标准，使学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就感

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成绩衡量标准，并不能真正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经常会有学生抱怨平时课堂上认真听讲了，课后作业做了，可最终的成绩却不理想，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击。改进成绩衡量标准，对于平时课堂上听讲、讨论、提问等环节表现良好的学生加分，并以平时成绩形式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中，在期末考试时加大案例分析题型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其的竞争意识，更能激发其学习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宏.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困境与出路[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教育学刊，2008，（4）.

[2]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3]张景春.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体系改革的一些认识[J].铜仁学院学报，2008，（2）.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科学美和谐美感科学鉴赏力

将美的难以数计的表现形态类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似乎已成定论。这种分类忽视了异态纷呈的科学美。在美学教科书中,科学美要么被置于视野之外不予理睬,要么被囊括在社会美中一笔带过。实际上科学美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一样,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忽视科学美及对科学美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整个美学研究的一大缺憾。

一

科学美是否存在,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正象在是否存在艺术美的问题上艺术家最有发言权一样,在是否存在科学美的问题上科学家也最有发言权。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在各自的科学实践活动中感受、体验和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被誉为“科学史上的艺术品”,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罗素都曾将它作为神奇的艺术品来阅读欣赏[1]。爱因斯坦曾称赞玻尔所提出的原子中的电子壳层模型及其定律是“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2],曾惊叹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所使用方法的精湛”和“实验本身的优美”[3]。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被不少科学家誉为物理学中最美的一个理论,玻恩说它“象一个被人远远观赏的艺术作品”[4]。玻尔兹曼曾经把麦克斯韦关于气体动力学的论文当作神奇壮美的交响乐来欣赏[5]。对近现代科学创造史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科学美的存在。尽管科学家们对科学美的阐述大多是零散的、即兴的、缺乏系统的,但他们对科学美的肯定则是不容怀疑的。

如果说科学家体验到的主要是科学创造本身的美和科学理论蕴涵的美,那么不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是感受到物化形态的科学设施和科学产品的美,譬如化学实验室赏心悦目的各种器具,现代天文台令人神怡的观测仪器,火箭发射场气势宏大的动力装置等等。我们在观赏这些试验器具、观测仪器、发射装置时,会产生类似欣赏音乐、绘画和其它艺术品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愉悦感和美感。只要不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个对科学(包括理论形态和物化形态)稍有涉猎和接触的正常人,大概都不会否认科学美的存在和对科学美有过的美感体验。

尽管科学美的存在不容置疑,但美学家们和美学教科书的编著者们却对科学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极少数美学论著即使谈到科学美,也是象蜻蜓点水一带而过。一方面,现代生活已使科学美逐渐分化出来,成为跟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平分秋色的相对独立的第四审美形态;另一方面,科学美明显地被美学家们忽视和冷落了,尤其一些现代西方美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在揭露和抨击现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弊病时,也将科学进步连同科学美作为牺牲品搭了进去。造成上述这种审美事实和审美理论“背反”与冲突局面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传统美学理论局限了人们审美认识的视野和美学的思维空间。从古希腊美学到德国古典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对艺术研究的极端重视,把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界定为艺术。在亚理斯多德那里,“诗学”便是美学的代名词。亚理斯多德以后的不少美学家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黑格尔就公开声称真正的美只存在于艺术中,因此,“我们对这门科学的正当名称却是‘艺术哲学’,或则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6]就连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论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对象问题上也未能挣脱西方传统美学的窠臼,他说:“美学到底是什么呢?可不就是一般艺术,特别是诗的原则的体系吗?”[7]就整个西方古典美学来看,重视艺术美的研究是它的优良传统,然而这一传统的确立却是以牺牲对现实美的研究为代价的。19世纪以前,就总体而言,由于科学技术活动尚未完全从社会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科学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也尚未完全从社会美中分化出来。西方古典美学对现实美尤其是对社会美的忽视,本身就意味对科学美的忽视。传统审美理论严重地阻碍了美学思维空间向科学领域拓展,因此美学家们死死抱住这种观点不放:艺术创造审美价值,而科学则创造使用价值,科学与美无缘。

其次,经院式的研究方法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丰富多采、异态纷呈的科学美现象进行研究归纳。美学研究者们只重视已有定评的美学经典论著,而忽视近现代科学家们“猜想录”式的谈美片论,更无意对人们的科学审美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因此,也就很难从纷繁复杂的审美现象中抽象出“科学美”这一范畴来。从西方古典美学家那里,是很难找到科学美是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这一现成结论的。例如,哈奇生将美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狄德罗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美,只有这样两种美:“实在的美”和“相对的美”;康德则认为美不存在于事物的实在,而只有“自由美”与“依存美”之分[8]。黑格尔在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前提下承认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美)生活美的客观存在[9]。把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美的形态,在美学经典中是找不着“出处”的。然而,对科学美及科学美感的论述却常散见于现代科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们的论著。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都有过这方面的论述。但对美学的经院式的研究方法阻碍人们将思维触觉伸向跟科学有关的理论领域。

二

科学美作为相对独立的审美形态,如果从形态学角度作静态考察,可分为科学理论美(包括科学公式美)和科学产品美;如果从创造学角度作动态考察,又可分为科学理论创造之美和科学实验之美。科学美不仅体现于科学研究成果,而且显现在科学创造过程。

关于科学美的本质特征,笔者曾在有关文章中简述过[10]。这里稍加展开论述。

科学美是来源于自然美并能为我们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

科学的对象首先是自然世界。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自然的奥秘,见出自然的真貌,反映自然的规律。自然界在外观上纷繁复杂,似乎杂乱无章,但在实质上和谐统一,具有规律可寻。形式的多样性与本质的统一性,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单纯性,构成了自然界的基本特点。换言之,自然是统一的、单纯的,即和谐的。宇观世界如此,微观世界亦然。科学研究就是要力图把握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一种科学理论成果,如果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它就不仅是“真”的,而且是“美”的。科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这种真与美的统一。科学史上,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被人们称为“科学的艺术品”,看来决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学美是理智所领会的一种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独特性。科学美决不是“自在之物”,它是科学家的理智对大自然的感知、领悟和发现。科学美所显现的固然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但它不是外在的、表层的、纯感官即可享有的美,而是内在的、深奥的、凭理智方可领会的美。对这一问题,著名法国科学家彭家勒作过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在彭家勒看来,科学家并非因为自然界有用才进行研究,而是因为自然界美才进行研究。他说:“如果自然不美没有了解的价值,人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那种触动感官的美,那种属性美与外表美。虽然,我决非轻视这种美,但这种美和科学毫无联系。我所指的是一种内在(深奥的)的美,它来自各部分的和谐秩序,并能为纯粹的理智所领会。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在美给了满足我们感官的五彩缤纷美景的躯体、骨架,没有这一支持,这种易逝如梦的美景是不完善的,因为它们是动摇不定的,甚至是难以捉摸的。相反,理智美是自我完善的。”[11]彭家勒认为科学美源于自然美,美的科学大厦建筑于美的自然界基础上,但这种美不是直接打动感官的自然景色(外在之美),而是打动理智的自然和谐(内在之美)。

科学美的实质在于反映自然界的和谐。这一点也很重要,它揭示了科学美的客观性。由于科学活动是以理性为主导的创造性活动,是主体能动性、自由性的集中表现,因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也就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一些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科学与科学美看作脱离自然与自然界的“人类理性的自然创造”,而那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总是强调自然对科学的优先地位。非欧几何学的创建者罗巴切夫斯基说:“人们不依赖世界的事物而试图从理性本身去引出数学的一切原理,对数学是没有用处的,而往往也不会被数学所证实。”[12]在罗巴切夫斯基看来,数学的概念、符号、公式并不象某些唯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理性的自由创造”,而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科学(科学实验、理论、公式)之所以美,首先在于它能够把握客观实在,反映自然界的内在和谐。爱因斯坦曾指出: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如果忽视或否认了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那么就必然会忽视或否认科学与科学美的客观性,最终陷入唯心论泥潭难以自拔。我们认为,是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与统一,是大自然的和谐之美决定了科学理论的和谐之美。

三

科学美与艺术美一样建筑于自然美的基础之上,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成果。承认自然对科学的客观优先地位,并把科学美理解为对自然和谐的一种反映,这并非意味着否认科学美的审美本性。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把人对客观实在反映形式划分为三种:日常反映、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他认为日常反映是一种较低级的、被动型的反映,而艺术反映和科学反映则是高级的、创造性的反映。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说“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科学活动是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一样,都要遵循和服从美的规律,那种认为科学贵真贱美、重真轻美,甚至认为科学与美无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数千年来,人类创造性的科学活动不断地揭示出物质世界内在奥秘及其发展规律,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开辟了愈来愈广阔的前途。因此科学创造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创造。

科学美是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结晶。它是在人类审美心理、审美意识达到较高的发展阶段,理论思维与审美意识交融、渗透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美客观地存在于人类创造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之中,它是人类在探索、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成果或形式。

科学是发现,但又不仅仅是发现,它还是创造,是重构。科学要求真,但又不只求真,它还求美,求艺术性。仅就揭示自然奥秘、发现自然规律而言,它无疑是真的;而就其理论创造、思维方式而言,它无疑又是美的。一切伟大的科学杰作,不仅让人见出自然之真,而且使人觉出自然之美。

“美是真理的光辉”。而“探索者最初是借助于这种光辉,借助于它的照耀来认识真理的。”[13]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真与美的统一。在科学史上,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同时求真求美,甚至由美求真。物理学家韦尔曾经对人说:“我的工作总是力图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挑选一个时,我总是选择美。”[14]数学家霍姆斯直接把数学比作艺术:“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创造了新概念;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象艺术家一样地生活,一样地工作,一样地思索;数学是创造性的艺术,因为数学家这样对待它。”[15]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这样评价数学家们的工作:“数学家导出方程式或公式,就如同看到雕塑、美丽的风景、听到优美的曲调等等一样而感到充分的快乐。”[15]可见,很多科学家是自觉依据审美价值尺度,按照美的规律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创造的。

科学即选择。“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由科学上的美感所支配。”我们知道,科学始于观察,基于实验,成于理论建树。仅就观察而言,科学家首先必须对观察什么做出选择,因为世界是无限的,各种事实无计其数且变化无穷,一个人绝不能毫无选择地观察这一切。那么科学家进行选择性观察的机缘又是什么呢?选择的对象必须是非常诱入、令人感兴趣的,而“指导选择的原则必定是非常好,令人很愉快”。(彭家勒语)不少科学家都谈到,科学创造过程中最初的、粗略的选择,往往是通过审美直觉来完成的。

科学追求“简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团乱麻似的客观事实或现象是不美的,科学不也满足于对世界混沌表象的描述,对各种经验现象的罗列。事实分解或约化得越简单、越清晰,人们越能从总体上、规律上把握自然,而那些能使人“从无序中见出有序”的科学理论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美的(普里戈金语)。自然事物与现象总是纷繁复杂的,而其背后的规律与本质总是相对简单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科学致力于追求“简单性”。“简单性”是科学家谱写科学理论“诗篇”的一条红线,它在科学家的心目中总是美的。当然,科学家们不仅仅追求“简化”,彭家勒毕生追求“简单与宏远”,爱因斯坦更加看重宇宙的“统一与和谐”,而扬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则致力于辩证地描绘“宇称守恒”的世界图景。

科学就是“美的组合”。科学家总是试图向人们提供对于世界及其各部分规律的正确认识,并把一幅幅赏心悦目的、和谐的世界图景贡献给人类。科学家在构思、描述世界图景时,不仅依赖于逻辑思维,而且借助于形象思维。贝弗里奇指出:“有相当部分的科学思想并无足够的可靠知识作为有效推理的根据,而且势必只能凭借鉴赏力的作用来作出判断。”[17]有的科学家把科学构思看作类似于艺术概括的典型组合,并认为“最有用的组合,也是最美的组合”。

科学是人的自由的体现,是人的本质的确证。马克思曾指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体现了人的类本质。科学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高级形式,人类的理性与智慧,直觉与想象,逻辑思维能力与审美意识水平都在科学活动中得到充分表现。而科学活动的物化成果,即科学的理论、公式、发明等,成为人的自由创造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本质特点的确证。由于伟大科学成果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因此成为“科学的艺术品”,成为一种“艺术杰作”。

四

由于科学美建立于自然美之上,并体现了人的自由本质,所以它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所谓社会性,是指人类的自由本性。科学作品是自然和谐图景的呈现,亦是人类自由境界的表现,它因此和艺术作品一样让人产生一种寻味无尽的审美感受。

美感是人对美的一种主观经验。美感过程是人对美的事物的一种感受、体悟、认识过程。无论艺术美感,还是科学美感,都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不过,科学美感有着不同于艺术美感的鲜明特点。这种特点主要有三:其一,在科学美感过程中,抽象思维处优势地位。而在艺术术美感过程中,则是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并不截然分开,往往彼此渗透,相互补充。只不过,在科学观照中抽象思维处于优势,而在艺术观照中形象思维占主导。其二,科学与艺术都需要灵感,前者有灵感是科学直觉,而后者的灵感是艺术直觉。科学直觉与艺术直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都根源于人的天性,但科学直觉更多地受到理智的浸染,而艺术直觉更多地受到情感的陶冶。其三、科学美感是理智获得自由的愉悦的体验,而艺术美感则是情感获得解放的愉悦体验。审美是心灵的一种解放,美感是一种自由的主观体验。科学美感所体验到的是理性的自由、智慧的幸福。席勒曾讲“思维啊,幸福!”可以被看作是对科学美感的最简洁的界说。

艺术家和美学家对艺术美感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对科学美感问题则很少涉猎。而科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科学理论大厦或认同别人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对科学美感作过许多描述、阐发和界说。将它们加以整理和概括,可从中引申出如下观点:

(1)科学美感是理智观照自然,思维切近自然,而对自然界产生的一种亲近感或亲切感。

(2)科学美感是人们深入宇宙堂奥,发现自然之秘,而对大自然产生的一种惊讶感和神奇感。

(3)科学美感是人们凭借自己的精神力量,运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探索、认识和征服自然,悠然产生的一种人类崇高感和自我超越感。

(4)科学美感是我们从科学作品和谐统一的自然图景,而产生的那种无比愉悦和无限自由的心理体验。

(5)科学美感蕴籍着审美直觉和审美灵感,这种直觉和灵感往往成为科学对经验事实进行选择、观察、分析、判断和综合整理的一种价值尺度。

面对“科学的艺术品”,有的人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美感,而有的人却不能。这就涉及科学鉴赏力问题。科学鉴赏力是欣赏科学作品尤其纯科学理论所必需的审美力。它实际上是对于科学美的感受、理解、评判的一种本领。许多著名科学家都认为,就象存在着文学鉴赏力和艺术鉴赏力一样,也存在着一种科学鉴赏力。一个人如果缺乏科学鉴赏力,那就不可能领略到科学美的魅力。一个人的科学鉴赏力绝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与科学鉴赏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因此,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可从牛顿力学中“感受到数学完美性”;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可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中“读出音乐般的美妙”;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可从达尔文《物种起源》中“见出生物世界无与伦比的统一之美”;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从“数学形式的美”中发现了“物理世界的真”;而划时代的物理大师、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从实验大师迈克尔逊那里感到了“实验本身的优美”。法国物理学爱德布罗认为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现象的“这种解释的雅致和美丽是无可争辩的”[18];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觉得爱因斯坦“有点象艺术领域中的达·芬奇或者贝多芬”[19];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吆秃献髡?美国物理学家费尔德,深感“爱因斯坦的理论在优美、深邃和逻辑的合理性方面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人”[20]。科学家们所以能够从科学作品中获得比平常人更多、更深入、更强烈的美感体验,是因为他们比平常人具有更高的科学鉴赏力和审美力。

科学鉴赏力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是理智与直觉的水融,是理解与体验的相互渗透。它包含对科学作品的内容的逻辑判断力和对其形式的直觉判断力。这种逻辑的与直觉的判断力,构成了科学鉴赏力的“内核”。科学判断力之于科学家,如同艺术判断力之于艺术家。玻尔兹曼在谈到麦克斯韦气体动力学方程的美学价值说:“既然一个音乐家能从头几个音节辨认出他的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那么一个数学家也可以从头几页文章中辨识他的柯西、高斯、雅可比、赫尔姆霍兹或哥切霍夫。法国作者以他们极端的优雅的风度来表现自己,而英国人特别是麦克斯韦,是以他的引人注目的判断力来表现自己。”[21]

人类的审美力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由于各人的实践活动不一样,人们会有不同水平的艺术美的鉴赏力,也有不同水平的科学美的鉴赏力。前者取决于人们的艺术素养,而后者取决于人们的科学素养。马克思曾指出:“从主体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辩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音乐对它说来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22]。有的人并不能感受到艺术美,是因为缺乏“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有的人感受不到科学美,是由于缺少“科学的判断力和鉴赏力”。由此也可见出,科学美为什么首先被科学家和科学爱好者们所感受,所承认。

体验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在20世纪中国的乡村革命与“继续革命”进程中，“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例如在“”时期， “抓革命、促生产”的著名纲领、“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持续10余年的“农业学大寨”政治运动热潮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关联。围绕“革命”与“生产”而生成的诸话语和历史因素之间的实践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然而，如果说革命与生产的“系统矛盾”是理解革命现代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一矛盾是在什么样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下如何实践地生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对其原初实践形态进行话语做历史考察。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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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数易其稿，黄宗智先生曾耐心阅读所有稿件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在此，谨对他的大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非常感谢应星与其他两位国际审稿人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其中一位匿名评审直率而细致的批评促使我在一些实质问题上做出进一步论证与澄清。另外，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陈慧彬、安陶(Norman Apter)也曾提供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文将革命一生产之矛盾的生成情境锁定为1946～1948年间在北方诸解放区乡村开展的运动，并试图经验性地揭示北方时期的“翻身”实践与“生产”实践如何构成了话语一历史矛盾，而这一矛盾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进程。本文认为，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成革命一生产这一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的原初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已经预示了未来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构性张力。

近10年来，运动逐渐进入旨在重新认识与反思中国革命的学术视域，并吸引了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众多海内外中国学者加入研究行列。①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是将北方运动的历史考察与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般题域相勾连的一次初步尝试：一方面，在中国革命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下，通过对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具体历史考察，以求重新审视北方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在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探究革命与生产的矛盾，反过来又为深入把握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开拓新的路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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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0年代以来有关北方的研究，参见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田中恭子，1996；Esherick，1998；李康，1999；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张佩国，2003；等等。此外，孙立平先生主持的口述史研究项目多年来已经完成一系列未正式出版的研究论文，在此恕不一一罗列。关于北方的早期专门研究不多，值得参考的有董志凯先生(1987)的概述式专著，胡素珊在其内战研究的专著中就华北的一些有关分析(Pepper，1999[1978]：229～330)，特别是柯鲁克夫妇(Crook and Crook，1959；1982[1979])、韩丁(1980[1966])关于晋冀鲁豫边区具体过程的经典记述。

② 宽泛地讲，“中国革命现代性”是指20世纪中国围绕共产革命与治理而形成的独特实践，它牵涉到一系列既不同于“传统”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态度、话语、制度以及权力形式。但是，所谓“中国革命现代性”并非一套可供演绎的理论框架，当然更非一项有待完成的政治工程，而是旨在就20世纪中国历史演变展开多方位、多维度的经验探究的一种设问方式。因此，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探究不能从先人为主的严格的概念界定开始，而应该也只能是在这一问题关怀下，从经验出发，逐步把握其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话语一历史矛盾的经验考察系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之历史探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提及的是，国内学界如刘晓枫先生(1997)曾提出过“革命现代性”概念，以求将“中国问题”转化为现代性问题。他还倡议展开中国现代性的实证研究，并尝试在现代性语境下分析“”这一政党意识形态化的、全民式的群众运动。刘先生的倡议极富开拓性与启示性。不过，他把现代性题域化约为心性结构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则体现为把“”简约地理解为现代转型过程中积聚的社会怨恨的总爆发)则失于褊狭。笔者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问题的探讨则不囿于思想史或精神研究的视域局限，而尝试沿着社会一文化史路径展开经验探索，以求在历史研究中糅合社会史式的经验实感与新文化史的分析路径。

“话语—历史矛盾”这一关系式概念是本文的主要分析工具。它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结构性张力与“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策略的复杂运用、优势／劣势的转化和妥协的临时达成等)。翻身与生产的矛盾一方面是话语的、历史建构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历史限制的。换句话说，这一矛盾是双重情境的，即话语一历史的复杂关联。因此，本文关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考察，既非单纯的话语分析，也非单纯的实证研究，而是试图对实践过程中话语实践与资源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相互构成以及在这一双重情境下多方位展开的诸历史意识与行动及其结构性后果进行整合。简言之，翻身与生产是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关联。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翻身”与“生产”都是经验贴近型话语一历史范畴，而非远离历史实践场景的一般分析概念。①例如，虽然“生产”这一主位范畴与劳动生产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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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经验贴近”(expenence-near)概念与“经验疏远”(experiel'ice-dis- tant)概念的区分，参见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论述(Geertz，1983：57)。本文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经验贴近”范畴，我们的分析与叙事才不致离历史经验太远，我们才能保持对历史经验的具体内涵及其微妙变化的敏感。当然，研究者在“入乎其内”的同时，也要能够“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深陷于历史的经验与表述中而为其所左右，从而丧失分析的抽象力。例如，在考察实践时，我们应避免依赖诸如“偏向”、“富农路线”、“左”倾、“过火”等一些不具分析力的历史范畴来评判历史，并轻率地得出成见性的一般化结论。本文认为，这些说法都必须置于具体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这就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对这些范畴与说法保持历史的敏感与分析的“无动于衷”。或者，套用常人方法学家的说法，它们是需要加以探究的“对象”(obJects)，而不能直接充当分析与解释的“资源”(resources)(Poll- ner and Emerson，2001)。本文的分析则试图探究这些话语一历史因素如何在翻身与生产的矛盾驱动下生成并被部署到实践进程当中。因此，本文的写作宗旨不是暴露的“错误”、“偏差”，也不是梳理拨乱反正的政策演变史(——事实上，此类叙事可以完整纳入阶级斗争叙事)，而毋宁说是揭示偏差错误以及拨乱反正之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经济学概念确有关联，但在分析维度上却是不同的。①本文立意并非是以劳动生产率或农业增长为客位尺度而对“翻身”的经济绩效进行实证评估，而是具体考察北方中“生产”与“翻身”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及其演变动态，并借此从一个角度来阐明北方的革命现代性涵义。②

本文的经验基础主要是各级史料、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史料以及一些相关的党史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属正式出版物。③其次，本文也使用了1997～2000年间笔者在陕北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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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期间革命话语中的“生产”通常指涉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活动，它既有农业产出与劳动效率方面的指向，同时又涵盖了农业劳动的主观方面(即生产话语中所谓的“生产情绪”)。“生产情绪”问题在北方过程中一度成为一个话语焦点，后文中我们会就此展开历史考察。

② 需要指出的是，与这一话语一历史矛盾存在紧密关联的一个现代因素是乡村中的革命政党、政权及其权力实践。下文中我们会多处提到这一点。

③ 为征引方便，本文中使用如下简称：《史料》(《中国史料选编》)、《文件》(《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河北》(《河北档案史料选编》)、《河南》(《河南解放区的》)、《晋绥财经》(《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陕甘宁财经)(《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华北财经》(《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太行财经》(《财政经济建设》)、《东北财经》(《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经济论文选》(《一九五零年中国经济论文选》第二辑)、《毛选》(《选集》)、《毛文》(《文集》)、《康生言论》(《康生言论选编》)、《毛年谱》(《年谱》)、《刘年谱》(《刘少奇年谱》)、《西柏坡》(《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六大以来》[《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重要文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山东大事记》(《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晋绥大事记》(《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太岳大事记》(《太岳革命根据地大事记》)。关于文献的详细情况(编作者、出版社等)，见文末参考文献。

收集的部分七改口述史与个人生活史访谈资料及一些相关档案文献。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就史料运用的方法论问题专门进行讨论。但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的交互运用之方法论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在实证层面去伪存真的相互验证、补充，而更主要的是在史料的反思性解读过程中口述史感受与文献感受的交互启示。因此，它们的方法论关系与其说是相互填补出一个原本的历史真实或者共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不如说是相互碰撞出一些洞见历史的崭新可能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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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骥村口述史访谈与资料整理的工作，主要是我在1997～2000年间参与孙立平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这一项目期间进行的，有幸与课题组的孙立平、郭于华两位老师及何江穗、姚映然合作开展研究。另外，人类学家罗红光先生曾对骥村口述史研究小组的工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我个人在与各位师友合作的过程中获益匪浅，特此鸣谢。本文中所使用的口述史与生活史材料基本转引自我的硕士论文《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陕北骥村的大众记忆》，特别是其中第二部分《中骥村的人们》(文中征引处简称《骥村人》，所用人名皆为化名)。但我对其中一些拗口难懂的方言进行了技术性处理，下文中恕不一一说明。

②　这是本文在一项“宏观”研究中运用单个村庄口述史与村民个人生活史的主要理由所在。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之间存在许多色调乃至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不应当被粗糙的实证眼光过滤掉，而且应当成为启示我们倾听史料中不同声音、“杂音”乃至沉默的一个重要起点——特别是口述史经验感受使档案文献阅读的“细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在话语的“斗争”与妥协中，在声音与沉默的间隙中，蕴藏着发现历史线索的丰富可能性。此外，口述史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使我们得以兼纳从政党高层精英到普通农民的不同层面的声音，从而大大拓展了历史叙事的层次感与丰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口述史使研究者得以直接倾听“农民的声音”，但口述史的意义或许并非在于“发现”农民“小传统”以抗拒革命“大传统”——从而通过物化党与农民的不同“声音”而进一步加强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分析框架，而更在于滋养我们的历史感性与磨砺我们的分析悟性。

下文的分析与叙事围绕北方期间生产与翻身的话语一历史矛盾这条主线展开。我们将首先考察前根据地党政权力如何与生产建立话语一历史链接，进而考察实践中“翻身”如何与“生产”构成话语一历史紧张乃至“斗争”，以及这一矛盾关联如何推动革命政权逐步调整其政策与策略(以图暂时“化解”矛盾)。此外，在这一复杂的话语一历史过程中，本文还试图动态而具体地把握诸如“贫雇农”、“中农”、“新富农”等一系列内涵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因素以及它们是怎样在翻身—生产这一话语—历史矛盾主线的牵引下而被“问题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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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北方中，一个显著的话语一历史现象就是“划成分”过程中“偏差”不断，“错误”百出。晋绥党委在检讨中“左”的错误时曾提到其中一个错误是“认为群众自己会定成分，用不着领导掌握” (参《晋绥财经》，500)。任弼时在1947年11月中旬致的信中提到，“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 (参任弼时，1987：412)。直到1948年初，革命政党才对“怎样划阶级”的有关具体标准有所交代与澄清(参任弼时，1987：414～420；另参、胡乔木起草，经过党内高层讨论但最终未公开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1948／2／15]，《文件)，172～227)。其时，北方已近尾声。1948年2月8日，谭政文撰写的一篇山西某地代表会议的通讯生动地记述过《怎样划分阶级》 (1933年的旧文)下发后在贫雇代表中引发的的思想“混乱”：如有的抗拒说：“这本本是南方的，咱这地方不能干，一个地方一个样，咱这地方就是由咱。”有的抱怨说：“这本本早发两个月还用闹这?!”有的怕，说：“人家(指中农被错订的)知道咱们闹错了，把咱们的门也打烂哩!…叫订错的破产地主知道了，要和咱‘恼火’哩!”云云(《文件》，275～76)。1950年，刘少奇在关于的报告中也曾提及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在阶级成分划分上出现的“偏差”，并将之部分归咎于基层工作人员“没有的经验”、“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实为的手笔，参《毛文集》第六卷，65)。可见，北方中的“阶级”并非客观实在的社会经济分类体系，而是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化形地主”、“生产富农”、“中不中，问贫农”等说法、做法的出现，更体现出北方过程中“阶级”的话语一历史建构性与可变性。

北方历时两年，问题重重。最后，革命政党终于停止发动贫雇闹翻身，转而鼓动农民发财致富闹生产。当然，本文的立意并非论证“反‘左’”、“纠偏”后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化解”，而是通过经验地考察北方的话语一历史实践来展示“革命”与“生产”之矛盾的原初形态。这一“系统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是北方的一个重要的现代性后果。

“翻身”与“生产”：北方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

“矛盾”曾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话语，或者舒尔曼(schurmann，1971[1968])所谓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作为历史话语的矛盾，其在时期的主要表述形态为乡村社会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斗争。此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也一直是历史的正统叙事基调(董志凯，1987；杜润生，1996)。

然而，近年来这一历史叙事所描绘的传统乡村社会以及阶级斗争图景已经受到一些经验研究的质疑(Huang，1995；秦晖、苏文，1996：第2、3章)。例如，黄宗智先生在大量村、乡层次的经验证据(如张庄、十里店等)基础之上重新刻画了前中国乡村的社会阶级状况。这些证据显示，前许多村庄(特别是华北地区)中根本没有在村地主。因此，在革命政党的宏观阶级矛盾分析转化为村庄层面的阶级斗争行动这一过程中，革命表述与社会实在之间出现了错位。①秦晖先生则通过考察关中这一“特殊”地区——“关中无地主”而“关中有封建”——的而含蓄地挑战正统叙事(所谓“太湖模式”)。这些开创性的经验研究之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彻底颠覆革命叙事，而在于为反思中国革命注入了可贵的实证精神。②当然，除了在经验层面上质疑正统叙事以外，学者们还就北方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方慧容，2001[1997]；郭于华、孙立平，2003；张鸣，2003)，探索新的分析路径(Esherick，1998；张佩国，2003)，或者实验新的叙事方式(李康，1999)。这些出色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撼动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话语的叙事支配地位，从而为我们将“矛盾”与“阶级”析离开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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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不仅试图在经验基础上解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而且试图引入革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从运动直至的“中国革命”。

② 近来有学者甚至明确提出“没有地主的村庄”的说法来概括前中国乡村内部社会分化状况，以图颠覆阶级(地主—农民)斗争之革命叙事(卢辉临．2003)。经验地看，这一矫枉过正的说法(如作者本人所言)当然值得商榷。仅以40年代初曾调查过的陕北杨家沟为例，前这个村庄在不到三百户家庭中就有大、小地主五十余户，是陕北出名的“地主窝” (，1994[1942]：124～135)。这个庞大的同姓地主继嗣群体集中聚居在杨家沟及邻村寺沟，并控制着远近40华里、覆盖周围3县的大片土地。杨家沟地主在当地通称“堂号”，虽雇佣掌柜，但地主们往往直接管理土地并开设字号经营土地窑房典买、粮食买卖及借贷等业务。曾经对该村的大地主马维新的字号经营、土地租佃及历年收支等经济情况进行过深入的典型调查(详参，1994[1942]：169～190，194～217，229～239，249～260)。显然，这是与江南“不在地主制”不同的乡村地主经济形态(其具体经营形式则是多样的)。从而，也提供了一幅不同的乡村社会生活图景。1947年初杨家沟搞征购地主土地试点，当时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土地两万余亩。而在此之前，经过减租运动与地主自动献地，已有近一半土地转入农民手中(李，1987：598～99)。当然，即使在杨家沟这样的“典型”中“阶级”与“矛盾”、“斗争”的联系也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简单。事实上，杨家沟在当时曾被视作发动群众失败、农民与地主直接斗争不够的例子(《康生言论》，127；马光华：《米脂县杨家沟清算斗争的前后》[1947/7／25])。而在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此外，正是由于当地不乏活生生的地主，村民们围绕“具体地主”(各堂号老爷、财主)的日常生活记忆构成对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抽象地主”的“抵抗”或“逃逸”，或者说历史地形成“黏合中求生存”的记忆“策略”或“战术”，从而在口述记忆中呈现出“分化的心灵”这一集体叙事心态(李放春，2000：31～34，106～08，112～15)。在类似的经验感受推动下，曾在杨家沟从事田野工作多年的罗红光先生则提出“生活关系中的地主”来质疑作为阶级分析要素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主” (详参罗红光，2000：第l章)。此外，历史学家周锡瑞(Eshcrick，1998)有关杨家沟的一篇研究论文则从革命过程的视角出发挑战阶级结构分析。回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杨家沟的例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质疑革命叙事，而必须在分析层面开拓新的可能路径。

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从分析上超越“阶级”与农村阶级斗争，而不只是在经验层面质疑或“证伪”它?我们如何在摆脱阶级矛盾框架之束缚的同时又不落人历史唯意志论的分析陷阱(如政治功利论)?换句话说，我们在扬弃的阶级斗争镜像时是否也要随之废弃矛盾分析的穿透力?在经验基础上，有没有可能提出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矛盾分析路径或者一种新“矛盾论”?这些问题把我们的视野从社会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实证分析引向话语—历史分析。

大量的史料显示，农民翻身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中“反封建”的话语—历史实践。在话语一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从话语分歧与“斗争”的角度来看，其“问题化”的程度还不及围绕“农民”形成的诸话语一历史因素。在北方的历史实践中，虽然也有过诸如开明绅士刘少白被斗之类事件所引发的话语波折，但打倒地主剥削阶级基本上构成话语默契。①相比而言，“贫雇农”、“中农”以及更富争议的“新富农”等则成为北方的话语—历史焦点所在，而这些“问题”与本文要探究的“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紧密联系在一起。②这构成本文分析与叙事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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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文中会提到，在《五四指示》执行过程中围绕“地主”也存在政治分歧，而许多干部也在斗争过程中被指斥有地富思想、“坐在地主怀里”。但是，在翻身话语中，地主作为一个不事农业生产、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阶级而在消灭之列则是一种逻辑“共识”。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新式)经营地主”与“新式富农”这两个曾同被视为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在北方中的不同话语一历史际遇而得到进一步认识。

② 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可以与“阶级”相关，却不必然还原为或推演到阶级矛盾。当然，实践中的话语一历史矛盾与斗争恰恰时常会通过阶级斗争语言而表述出来，这是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谨慎的地方。例如，在其关于的高度浓缩的社会学分析中，舒尔曼(Schurmann，1971 [1968]：427～431)曾把内战时期共产党走向激进(与革命恐怖)的原因归结为乡村内部矛盾而非革命意识形态，并颇富洞见地将矛盾分析聚焦到“农民”而非“地主脓民”。然而，他又套用阶级矛盾理论而把村庄内部矛盾理解为富农与贫农之间的斗争——共产党则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则显得过于轻率(事实上，他的这段“阶级分析”也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撑)。

话语—历史矛盾分析不是要揭秘式地建立新的历史逻各斯，而是试图把握史料中展示的话语分歧与历史张力的一种策略。“翻身”、“生产”是史料中最为频繁出现的语汇，而围绕二者所形成的话语—历史关联也是研究者借助史料贴近北方的直观经验感受。此外，在一些亲历过的普通骥村村民的口述回忆中，翻身与生产或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两难也构成他／她们的历史体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北方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构想，而是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

不过，为便利于理解，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与本文研究问题相关的革命话语之逻辑关系。前文已经指出，正统叙事围绕的一条话语主线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革命叙事的另一条主线则是农民翻身从而激励生产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话语逻辑。①在革命话语中，翻身与生产是协调一致、相互配合的革命要素——特别是翻身(生产关系的改变)成为发展生产的逻辑必要前提。②而在过程中，与阶级斗争话语相联系，翻身促进生产的话语逻辑也是发动群众的合法性论证与政治动员的一个重要策略。此外，我们还将看到，生产在翻身运动过程中也一度成为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焦虑之一。因此，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关联的历史实践形态。

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系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许多研究简单化地把运动等同于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土地分配的翻身实践而孤立地进行考察，忽视了过程牵涉更为广泛的关联性内容(如生产、民主等)，从而未能对期间诸方面、诸因素之间的话语—历史关系展开充分探讨。本文在考察北方时则专注于这些话语—历史关系，并着重探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翻身与生产之矛盾。③这样一种关系分析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直接回到历史话语本身的现象学式态度，以求直观地把握到过程中的话语一历史关系。④当然，话语—逻辑关系与话语—历史关系是不同的，而这正是本文的立论所基：历史话语及正统叙事试图突出翻身与生产的逻辑整合，而我则强调二者的话语一历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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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美国左派人士韩丁最近一篇激情洋溢地捍卫的文章(Hinton，1998)。

② 例如，一份1946年12月21日的《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宣言》中这样写道：“翻身是为了扫除生产障碍，生产是为了发财致富，改善生活，保证杀敌练武物质供给，杀敌练武又是为了保卫翻身和生产的果实，三者缺一不可。”(见《太行财经》 [下]，1233)1947年的一份晋冀鲁豫的财经工作总结中在谈及太行大生产运动经验时也认为：“大生产运动是群众运动，必须经过(减租减息与耕者有其田)的群众翻身运动，生产关系有所改变，才能开展起来，否则限于形式主义。”(见《太行财经》[上]，395)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不同于一些研究学者所采用的政治功利论或者功能论分析。这里仅以与战争的关系分析为例。战争是北方的重要历史情境，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都与战争有直接联系。例如，杜润生先生在回顾北方时曾指出：“(战争)环境迫使我们不能不经常把‘一切为了前线’作为制订政策必须考虑的因素。这就形成了在战争中要充分考虑到贫雇农的要求。因为贫雇农占农民的大多数，是革命性最坚定的一个阶层。”(1996：6)而在最近一篇讨论北方的重要论文中，张鸣先生甚至完全把华北理解为中共打内战、争天下的动员手段(张鸣，2003)。本文的分析则无意强调战争与的因果关系，以避免使分析陷入现实功利论与历史唯意志论的双重陷阱，而忽视了革命话语与资源现实对历史意志与行动的双重制约以及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之间的互动。这当然不是说的唯一动机或目的是农民翻身，而与政党功利因素无关。事实上，在1946年5月初的延安土地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如能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中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毛年谱》，78)当年10月，毛指出，《五四指示》以来，凡深入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毛选》第四卷，1208)次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分析内战敌我形势时明确说，在经济方面“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搞了”(《毛文》第四卷，328)。但是，这并不是本文的分析所关注的。本文的主要关怀在于北方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现代性构型的重要影响。它既不是的深层因果分析，也不是革命政党的主观动机分析。

④ 例如，本文关于“发动贫雇”的讨论所关注的是实践中这一话语—历史因素与其他要素(如“团结中农”)的复杂联系，而不是论证如何成为革命政党的社会动员手段。

通过考察翻身—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本文意在勾勒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结构的谱系渊源，而无意加入关于是否真正促进农业生产的持久争论。①换句话说，本文所关注的并非翻身是否促进生产，而是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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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运动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上文中已经指出，二者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在分析上却是不同的。

本文把研究时段限定在1946～1948年间的北方时期，并非暗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此时突然凭空出现。事实上，早在瑞金苏维埃政权时期，土地革命与农业生产以及军事供给的矛盾已经初显端倪。②但是，当时的党政权力尚未真正开展渗透与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40年代上半期——逐渐形成的，这一点下文中还会谈到。不过，这一时期的革命色彩并不浓厚，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主要针对地主阶级，对乡村的生产主体则没有构成冲击。③实际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农民多数向上发展，而许多处于上升的农民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从走向没落的地主手中购买到土地。④因此，直到北方时期，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才在贫雇翻身运动中全面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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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长期以来，是否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史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叙事也不断受到怀疑与挑战(Perkins，1969：108； Chao，1970：36～44；Ash，1976；Brarnall，2000)。这些研究对于理解翻身与生产的矛盾很有启示性。但是，对的经济后果的消极评估并不能抹杀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关联。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套用福柯的历史研究思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法这套革命元话语(与阶级斗争的元话语)如何在中国乡村的历史实践中具体部署、如何在实践中塑造历史意识与行动，以及——更为重要的——这些话语—历史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革命现代性后果。

②　例如，王明在1933年关于苏区经济政策的论述中曾警告：“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一定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中央文件》第九册，652)另参博古对苏区经济的一些政论(《红色中华》第51，76期)。关于这一时期革命党政权力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从查田运动(参《红色中华》，1932～34年各期)以及特别

是对“赤色恐怖”的鼓吹(《红色中华》，第193，208期)中管窥一二。

③ 例如，1941年，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彭真在向中央汇报晋察冀边区阶级动向时曾描述了减租对地主阶级的冲击：“当群众起来时，有的农民在减租减息之后，又根本不缴租还债了，甚至在地主讨租时，大算旧账，反要地主倒贴；有的在村民大会上指骂顽固地主，剥夺地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的雇农在选举中要求雇主投自己的票，美其名曰‘劳资合作’；有的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反责备地主瞎眼并向之挑衅。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彭真，1991：4)当然，彭指出上述情形是“逾越环境与政策许可范围的斗争，是会走向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 (同上)。这一时期，各边区的地主经济在减租与累进负担的双重打击下大幅下降(，1994[1942]：152，197，200．297～299，364；李锐，1998[1945]：318～320；另参Friedman， Pickowicz，and　Selden，1991：84～86；Esherick，1998：353～357)。对中农阶层的生产构成直接影响的只是公粮负担(，1994[1942]：365，367)。当然，考虑到农民之间存在的租佃关系，情形相对就会更复杂一些。

④ 例如，在其1942年的晋西北调查日记中描述阶级变化时曾提到：“四大动员后，地主富农卖地，中农买地。……地主转化为富农的倾向，已开始。利用亲属关系，雇佣工人，借贷亦然。” (，1994[1942]：368)另外，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佃农刘旺就是一个上升农民买地、圈窑的例子。

那么，本文为什么集中讨论的早期阶段——北方，而不是1950年土地法颁布后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或者泛泛而论运动?①这是由于土地法颁布前后的两个阶段存在实质性的不同。简单地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是在和平环境下相对有组织、有控制地开展的运动，而北方解放区则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也没有缜密的政策规划与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主持北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曾经坦承：“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②相比而言，主持华东的饶漱石在两年后谈到时底气则已相当不同：“大体须经过下列步骤，即‘小心谨慎，创造典型’；‘典型突破，逐步推跳’；‘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全部过程，都是大刀阔斧和精细深入两种方式的结合；‘带’、‘推’、‘跳’三种方法的结合。的每一步骤都是以典型乡的先行经验，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带领和推动后续地区有阵地的前进，前一步骤为后一步骤准备好条件。这种做法既稳且快，不致‘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其具体经验如下：……”③饶的总结中那种运筹帷幄的自信，显示共产党已经在问题上积累了相当的实际经验。事实也表明，1950年以来江南等新区的较之内战时期的北方要和平、有序得多，特别是许多被认为过左的政治实践(如极端贫雇路线、“搬石头”整干部等)都已被制止。④然而，就历史探究而言，北方复杂而矛盾重重的经历却值得我们更加关注。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这一事实：后期全国中制止的那些政治实践并未就此销声匿迹，而是在此后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实践中不断卷土重来、时隐时现；而这些实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也因此不断以新的面目爆发并持续困扰党政权力与革命社会中的人们。这就促使我们在对北方复杂过程的细致梳理中来追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些话语—历史源头。因此，本文分析的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对北方具体历史过程之复杂性的高度敏感，并尽可能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与历史过程的梳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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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往有许多学者曾就运动(如Wong，1973；Lippit，1974)或者是新区(如Shue，1980)做过出色的经济、政治分析。

② 转引自《西柏坡》，109。

③ 饶漱石：《华东第二次典型试验会议的经验总结》(1950／11)，《史料》，698。

④ 在1949年8月10日致华中局的电报中就曾明令要求：“在南方及其它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见《毛文》，第五卷，324)当然，我们对1950年后情况的判断也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抹杀新区的暴力因素。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促使中共新政权再次把运动与战争动员的需要结合起来，并且基于国防考虑而加速了进程，从而激化了运动的烈度。

另外，本文的分析与叙事还试图观照到不同区域间的“政治生态”差别及其对北方的话语—历史实践进程的复杂影响，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生产”与“翻身”的矛盾非常重要。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认为，“翻身”与“生产”这两种声音源出不同的政治生态空间。“生产”的主要话语空间在西北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北方其他“老区”，而“翻身”的激进潮流则是从华北、东北各地“新区”(革命政党在抗战胜利后控制的区域)首先涌起并迅速扩散开来。①这样一种看似粗糙的“比较”眼光，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过程。虽然“翻身”成为运动的话语基调，但北方的曲折部分地却是不同政治生态下形成的不同话语之间“斗争”、僵持及至暂时妥协的结果。②当然，必须指明的是，所谓“政治生态”并不对应固定的空间实体，而“政治话语”也并不是指涉诸如“两条路线”之类的政治派系纷争。③本文真正关注的乃是围绕“翻身”与“生产”这两大轴心所形成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关联。

本文认为，革命与生产的矛盾构型是北方的主要现代性后果之一。要深入理解运动中翻身与生产的话语一历史矛盾，就不能只看到翻身与革命党政权力的话语与利害关系，而必须同时看到生产与革命政权的话语与利害关系。因此，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权力与生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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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不能把这里所谓政治生态差异简单混同于“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之间的差异。所谓“老区”、“新区”都是历史相对范畴：同一地方抗战甫胜时成为“新区”而到军事反攻阶段就成了“(新)老区”；而另一方面，“老区”内部的政治生态也千差万别(如位于陕甘宁边区的骥村在前属于“警备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经济保留得相当完整)。而且，随着军事的进展，“老区”、“新区”的相对范围不断变化。此外，还需要看到，实际上一些史家(如董志凯，1987)所运用的“老区”“半老区”及“新区”的类型划分是1948年初北方已进入尾声时才形成的(参：《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1948／2/3]，《毛选》第四卷；：《老区半老区的与整党工作》[1948／2／22]，1980[上])，它本身是一个话语斗争与妥协的产物(这并不是说这一分类没有现实基础)。因此，本文的叙述并没有采用这一晚生的类型划分来充当一般性叙事范畴。

② 例如，中央下达《五四指示》之后，陕甘宁边区最初的计划是征购地主超额土地，而前边区政府秘书长李明确指出这是当时一种“和平”的尝试(李，1987：597～99)。但后来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并于1947年3月攻陷延安后，这条道路遂告夭折。康生在1947年2月的一次报告中曾总结两种办法：一种是自下而上，即华北、东北、华中等地农民的清算斗争；另一种是自上而下，即政府向地主征购土地。康提到，有人认为“清算适于华北，不适于陕甘宁”；康本人则坚持边区也应算账，外加土地公债，“农民自上而下，政府自下而上，两面夹攻，就把地主搞光了。”(康生：《关于问题的报告》 [47／2／8]，载《康生言论》，126～7)在1947年12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全国土地会议前后的情况时说，“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做得最好”，而“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毛文》第四卷，329)。当然，在晋绥遭严厉批评后，毛又出面维护了西北工作。以上这些零散的评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北方时期的地区政治生态差异。此外，以往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日本学者天*[上旧下儿]彗(1984)关于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基层干部之比较研究。天*[上旧下儿]先生认为，活跃于乡村基层的“晋冀鲁豫型干部”是推动毛式激进政治的车轮。刘一皋先生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篇短文(1995)中对此也有涉及。

③ 例如，1940年代晋绥边区逐渐与陕甘宁边区一体化，同属西北局，但过程却迥然不同。

“吴满有方向”与“革命的富农”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政权都会出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然而，在二者联系的形式、渠道以及紧密度等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帝制时期皇权与根据地时期党政权力的重要差异：皇权主要通过祭天、春耕、祈雨等仪式来象征性地展示其对生产的关注，其与生产的直接关联则一般只限于农业赋税的征收，而没有对生产领域的组织性渗透。与皇权相比，现代党政权力与生产的联系则有了性质的不同：它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生产，积极地介入生产，强烈地企图领导生产。①简言之，现代权力不只是消极地与生产发生关联，而是把生产作为建设乡村领导权的重要政治场域。②

1940年代上半期，党政权力实践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逐步建立起来。③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党政权力把大量精力集中到生产问题，并在生产运动中取得了相当的组织经验。④随着动员与领导生产成为党政权力实践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围绕发展生产的“新英雄主义”话语、制度，也相应地滋长起来并在各边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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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这样的一般性陈述只是一种社会学式的理念型概括，从而必然是对权力之复杂历史演变的简约性认识。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权力与现代性的话语—历史关系。我们认为，现代党政权力对生产持续的高度关注(乃至话语—历史化为现代权力经常性的合法性焦虑)与积极渗透(在这一权力实践过程中生成新的权力形式)构成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农业社会基础上的皇权与帝国官僚体制对农业生产的关注，但却不能想像帝国权力展开诸如制定农产生产计划这样的“生产领导”式权力实践。此外，顺便提及一下，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实践不同，中国乡村革命情境下的现代党政权力实践并不简单地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过程。可以说，权力就在下面，而问题在于怎样展开实践。

② 例如，早在1940年，时任晋冀豫分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在指导整党建党工作时就曾撰文强调干部要尽量不脱离生产，要参加生产。在这篇题为《论深入群众和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的文章中，李雪峰写道：“只有在生产中才更容易了解群众和使群众了解自己，才能了解群众的各方面，创造群众化的工作方式和群众打成一片，便于在群众中提高群众领导群众。”他呼吁道：“到村乡去，到生产中去，从群众最多的地方，从最易与群众额促达成议案的地方去深人群众。”(转引自李雪峰，1998：108～09)李的论述清楚揭示了生产如何通过“群众”观念而与权力发生话语—历史关联。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生产这一重要的世俗领域中，革命政党才逐渐学会了如何自下而上地建设其乡村领导权。另外，这种在领导生产中形成的常规性权力实践与在征粮、扩兵等突击性工作中形成的“动员”方式的权力实践非常不同，如晋绥边区1943年的一篇《农业生产调查》中在谈到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时就批评了“动员”式作风，并讥之为“跑腿主义”(《晋绥财经》，711)。但是，本文的研究任务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就这个重要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分是由于边区政权面临的生存困难而激发的现实抉择，部分则是由于现代性话语影响而致的政治实践。权力与生产的密切关联，是实际财政需要与革命话语实践相契合的历史效果。

④ 一些早期的相关探讨请参见Schurmann，1971[1968]：416～25；Selden，1971：237～67。不过，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并非以“组织起来”为标志的生产互助运动，而是鼓励“新式富农”发展的吴满有运动。

⑤ 当然，这并非暗示这些话语的与制度的因素全然是现代的。例如，勤劳致富一直是传统社会经济伦理而非一种现代观念。然而，重要的是现代权力实践如何与这种传统资源建立话语一历史关联。

在这些话语鼓动与制度激励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政策性措施就是在边区乡村社会中大量扶植劳动英雄与生产积极分子。这一新崛起的社会精英阶层，大多为出身贫苦，但通过勤劳致富而上升为新富农或者富裕中农。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时期涌现出来的党员劳动英雄吴满有。①1928年，吴满有逃荒到延安。1934年当地闹土地革命，他分得一架60多垧的荒山。这个庄户人勤劳动、善经营、会计划，遂成为当地模范的劳动英雄。1942年春耕运动时，《解放日报》登载了吴满有的专访报道，并引起高层关注。②此后，吴被树立为全边区的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期间，吴满有已经是富裕农民，“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1943年，李锐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鼓吹“吴满有方向”，号召全体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该社论一度引起读者质疑，即“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作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当时，王若飞主持的党务研究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在答复中肯定吴满有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一种新型的富农”，是“革命的富农”。此后，“吴满有方向”一度成为各边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成为所谓“延安精神”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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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关于吴满有的故事主要转引自李锐，1998：294～306。李锐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吴满有方向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②　据李锐记述，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该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粮总数)。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的富农”的提法并非偶然，而是具体体现了当时党政权力在边区乡村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与的“新民主主义”论直接相关，而其早期倡导者首推党内主要理论家。1942年，在晋陕乡村调查基础上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具体阐发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方向与内容。①所谓中国乡村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的经济形式，是在革命政权的调控下“靠农业积累资本”的乡村发展道路。张指出：“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土地，这有什么了不得了呢?”他批评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分配别人财富上是不对的，而“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当然，讨论的并非当时晋陕乡村经济状况，而是他对乡村经济发展趋势的估计。实际上，他就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八个乡村的生产力状况的调查显示，占各村户口总数45％的中农构成农村经济的主要力量。②然而，张观察到中农的政治地位虽然提高，但在经济上则与富农一样，“少数上升，大多数缩小，一部分停滞”，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缩小的”。③令他特别不安的是，直到1941年，乡村生产力仍未恢复到1934年土地革命前富农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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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展新式资本主义》 (1942／10／7)(见，1994：323～325)。的表述刻意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这显示了其理论雄心，也体现了当时党内高层的表述习惯。他在《出发归来记》中曾写道：“马克思《资本论》的原理，可以成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原则指导，但决不能以他的公式套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头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必须加以单独研究的。”(1994：338～9)后来也曾采用“新资本主义”一词来概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及至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他才提出“这个名词不妥”，而仍直接用新民主主义(《毛年谱》，343～44)。

② ：《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屑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42／4／12)。据张所述，当地在三十年代已经历过土地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地主已不存在，富农减少或削弱，雇工也几乎绝迹，村庄中80％以上为中农与贫农(，1994：32～34)。

③ ：《关于当前农村阶级变化问题》(42／7／9)(，1994：301)。关于政治情况，见《调查日记》(42／5／2)。张写道：“(贫农)对政治没兴趣。村干部均为中农。区干部中农。政权在中农手里(中农家庭的高小生)。地主在政治上吃不开。”(1994：367)

地主的生产力水平。①与此同时，他还观察到乡村中代表较高生产力的富裕中农(占总户数10％)的经济动向：土地革命后，“租入土地，平均以富裕中农、中农为多，租出者以贫农、贫民为多”。因此，“租佃关系的发展向着资本主义”。此外，雇佣关系虽不发达，也以富裕中农雇工最多。在这些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张试图从理论上为农民致富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些富裕中农现在已经感觉到土地的不够使用及资本的某种过剩。他们正在用一切办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他们采用租田、典地、借牛、贴牛、养羊、放羊等方法，来扩大他们的经济活动。他们从雇用短工，发展到雇佣1/3、1／2、2/3的长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必然要从这条路发展为新富农，成为新式的农村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贫农则会转化为‘新的农村无产阶级”。总之，“农村资本主义，将是农村经济将来发展的前途”。②

1942年以来，党政权力对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政策性鼓励及以“吴满有方向”与“组织起来”为主旋律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以及其他边区产生过广泛的社会效应，特别是边区中农与新富农阶层的崛起。例如，1945年李锐在对北岳、太行等5个华北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的统计趋势分析中指出：“最近两年特别是去年，由于军事方面的胜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变工互助的提倡，劳动政策中偏差的纠正，累进负担扣除成本，特别是吴满有方向的号召，富农经济的发展便通畅起来了。”③当然，根据李锐统计，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发展的主要是中农经济，新增富农数量并不很多。但是，新富农经济的增长趋势却显示了新英雄主义与生产致富的话语一历史效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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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日记》(42／3／25)(1994：356)。

② 以上见，1999：45，61。

③ 李候森：《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1945／5／22)(《史料》，225～6)。

④ 从李锐给出的几个零散例证来看，新富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加快。如1941～1942年间北岳富农户数增加0．02％，滨海到1943年增加o．86％，涟东县1942～1944年间则增长2％，而太岳的阳城固隆村在1943～1944年之间富农从33户突增到77户(《史料》，226)。

对于本文分析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围绕生产形成的实践性话语在后来的运动期间仍持续地发挥政治影响。①这一点在北方各解放区农业生产的有关史料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例如，一份1946年3月完成的太行分区当年大生产计划写道：“我们要明确的开展吴满有方向的运动。吴满有的路线，便是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他的方法，便是深耕细作。”②当年6月，党委调研室仍试图倡导吴满有方向：“富农经济今天是经过了停滞下降后的向上发展，是有其发展前途。但目前就全区来说，富农经济的土地条件是不够充足具备，再加上普遍的不愿当富农，不愿上升为富农的思想阻碍， 目前富农经济发展还不够畅达，需要我们去奖励提倡开展吴满有运动。”③

即使在出台《五四指示》的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上，会议召集者、主管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的任弼时也曾强调“必须向农民解释吴满有方向，提倡农民发财致富，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他在代表中央起草的文件中竭力论证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政治重要性：“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④此外，据曾积极鼓吹吴满有方向的李锐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坚持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我在热河主持《冀热辽日报》时，1947年4月1日，我还写了一篇《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的社论。开篇即说：‘今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有个问题还待很好解决，就是必须广泛宣传勤劳致富的思想，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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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等“老区”，生产话语对贫雇翻身话语的扩散构成了有

力的抵抗，并深刻影响了的话语—历史实践。

② (太行财经)，1203。

③ 《太行财经》，1207。

④ 以上见任弼时，1987：396，401。

⑤ 李锐，1998：30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翻身运动的高潮时期，生产话语也从未销声匿迹。这一点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尤其明显。1947年12月召开的陕北米脂县土地会议上，时任县委书记的白治民做总结报告时就富农问题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白治民明确了米脂对富农是“打击政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提出：“新旧富农应有区别，米脂有些富农(为数不多)是在八路军接防以后经过减租，由中农上升起来的，这种人在态度上和旧富农不同，土地要平分，财务的留法可以稍微照顾一些。吴满有方向是对的。吴满有下南路一无所有，他是革命才发了财的，对党是拥护的，以后战争也证明了。不过有的地方把吴满有方向误解了，如未进行土地革命和没有进行减租的地方，也提吴满有方向，实际上是发展旧富农。新富农不仅在现在有，在分地后，一定会有一批中农上升为新富农。”①

不过，除了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持续影响之外，还应看到发展生产在北方时期也是非常现实而紧迫的考虑。不论革命多么猛烈，粮还是得打，饭还是要吃，何况一场没有后方生产与支援(公粮、战勤、支差等)的战争也根本不可想像。②因此，在战争形势下，对党政权力来说，如果说发动群众闹翻身刻不容缓，那么组织群众闹生产也刻不容缓。这正是北方实践的话语一历史情境。

然而，实践中的生产与翻身的话语—历史关系并非如其话语逻辑关系一般顺畅明了，而是充满了矛盾与斗争。生产运动靠的是劳动英雄带领群众，而翻身运动则靠的是翻身英雄冲锋在前。然而，闹翻身与闹生产的“英雄主义”逻辑毕竟不同，而“积极”与“落后”也可以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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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米脂县委：《白书记在米脂土地会议上的传达报》)(1947／12／22)(米脂县档案馆)。

② 由于战争的原因，农民生产与负担问题在北方期间越发显得严峻。例如，晋绥首脑李井泉在1948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团结中农问题时说，“假如中农不生产，我们的军队吃什么?”(《晋绥财经》，475)

“发动贫雇”与“翻身英雄”

翻身是北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①正如“”一样，“翻身”的具体内涵变动不居，而这个说法也并非到北方时期才出现。翻身曾一度是致富的同义词，其与生产的关系也就非常直观。但是，北方运动期间，翻身与“发动贫雇”的阶级斗争话语相结合而高度政治化，并逐渐成为通过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政治隐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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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丁(1980[1966])关于晋南潞城张庄的著作即以《翻身》命名。该书当年历经曲折才得以在美国出版，直到今日仍然是中国革命研究的经典书目。

② 前引太行报告中曾提到：“分配果实的时候，下中农要求分些果实缓缓气，一般中农和富裕中农要求分些果实顺顺气。只要他分到一条腰带他也高兴，足以证明自己是‘根上的人’，是‘翻身户’。”(《史料》，370)由此，可见中“翻身”的政治化与“斗争果实”的符号化。寺沟村(骥村邻村)中农王亮的故事也例证了这一点。王在骥村清算地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他回忆起当年分配的斗争果实时兴高采烈：“我分得喝烧酒杯子，这么粗啊这么高，给我分那四个。回(家)来啊我们老人(即他父亲)那阵说，‘你那是些甚?’我说‘这是喝清酒杯子’。‘你还要喝清酒了?!你连黄酒也喝不上，还要喝清酒!’我咱放得那柜子上，就放那圪头了。这可是好杯子，喝清酒杯子可是好杯子了!那(我)这回来呀睡下，第二天早晨我还起来不晓得做什么去了。(返)回来呀，我说‘那几个杯子哪里去了?’那(即他父亲)早就端那(即杯子)出去打(即摔碎)了! (笑) ‘要那做甚了?!那给你抹黑了嘛!’打它驴日的倒一把圪渣啦！”(2000年1月15日访谈，转引自《骥村人》，58)显然，在王亮的讲述中，“斗争果实”的意义并不在于让他经济上翻身，而是成为他参与“翻身”的历史见证。

翻身为的是贫雇农，靠的是贫雇农。一句话，翻身就是贫雇农的翻身。①这一点，党内著名农民专家邓子恢讲得至为清楚：“有无成绩，是否彻底，其主要标准，应以贫雇农是否得到足够土地为断。”②而在整个过程中，贫雇农始终被视为革命的主力、骨干，“发动贫雇”成为革命政党开展翻身运动的战略要旨。因此，在翻身运动中，贫农、雇农以及赤贫农所组成的庞大农民群体(而非笼统的“佃农”)成为乡村革命的真正主力军。③事实上，贫雇农翻身的利益要求与话语鼓噪直接推动了政策从最初《五四指示》的“耕者有其田”到全国土地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之方针的激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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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1948／2／15]中，贫农、雇农被分别刻画为“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与处身乡村的革命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政治自我想像相呼应。草案中写道，雇农、贫农是“农村中最受痛苦而有革命翻身的强烈要求的人们”(参《文件》，199～201)。在北方时期，革命政党甚至视贫雇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同上，176，200，201)。当然，革命政党的自我想像也是话语一历史地变动的。例如，贫雇闹革命危及到革命党政权力后，便出现“贫雇农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领导权”(党的领导)的话语区别。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②　邓子恢：《给少奇同志转中央的一封信》 (1947／7/3)，《史料》，379。邓子恢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五四指示》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富农路线错误”而来，因此他主张明确提出满足贫雇农土地要求。邓曾是方针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决策者之一，还曾主持过华中，是党内高层中对有深刻见识的人物。例如，邓同时提出：“贫雇农要土地，只能引导他向地主、富农要，决不能引导他向中农及新富农要，这是中与满足贫雇农要求同样重要的基本政策。” (同上)然而，北方实践(特别是柯鲁克夫妇、韩丁所展示的“老区”、“半老区”的情形)表明，贫雇翻身必然会把斗争烈火烧向党政权力的另一重要社会基础——中农与新富农。在这个意义上，邓子恢的建议可谓是翻身与生产的话语—历史矛盾的一个写照。

③ 北方中许多佃富农(后来被列为“新式富农”的一种)与佃中农成为阶级斗争对象。例如，后文中会提到的陕北骥村的劳动能手刘旺就是一例。不过，佃富问题(及相关

的青苗处理问题)在东北中最为突出。1948年2月7日，刘少奇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曾提到：“东北土地斗争中打击面占人口25％，实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种的农家。”(《东北财经》第一辑，368～369)。

翻身实践与贫雇化的“群众”话语相配合，在北方乡村中一度造成以贫雇赤为主体的“翻身英雄”们的天下。与劳动英雄、生产积极分子不同，这种新型革命积极分子往往不是(也不必是)庄稼能手，其中许多人甚至根本没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①他们过去在经济上是贫困的，在政治上是无权的，在社会中是边缘的。然而，这些处于乡村秩序底层乃至游离于乡村秩序之外的人们，历来是最具颠覆性的社会力量。②

早在北方的20年前，青年就曾在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鼓吹贫农阶层的革命角色。这位当年国、共两党的农运专家为驳斥“痞子运动”论，大胆提出贫农是“革命先锋”的论断。他认为，贫农大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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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骥村清算地主时的农会主任刘荣就是跟工汉出身，家里没有土地；而另一位积极分子民兵连长刘发也不是“受苦人”出身，而是村里的“黑皮”(流氓)。当然，不能把这一判断绝对化。例如，一份关于陕北义合延家川的汇报材料中讲道，西北土地会议后当地的群众自发斗争中领导人物“一般为中农，个别为中农以上成分”。究其缘由，“时正催粮，中农想把地主浮财底财都搞出顶公粮，以减轻自己负担，上中农最积极。”(《陕甘宁财经》，119)不过，这份材料在当时是为了说明贫雇农还没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②　许多学者曾探讨过这一阶层群体的历史形成及其对社会秩序与结构变迁之影响，如参Perry，1980；Huang，1985；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1991。

的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一言以蔽之，“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① 20年后，当毛从军事中抽身出来指导时，其贫农闹革命的情结不减当年，而且更进一步在组织上落实其独特的先锋论：“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贫农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②这样，贫农团这一群众性组织在北方中一度成为临时的权力与执法机关。③在毛看来，的基本任务就是“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而贫农团则是实现这一任务的组织保障。从毛的先锋论可以看到“贫雇农”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重要位置，而“发动贫雇”也成为翻身运动中的轴心式话语一历史实践。当然，这并不是说贫雇闹翻身是个人意志的体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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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选》第一卷，21。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5)，《毛选》第四卷，1250。

③ 1947年9月13日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五条已经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乡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史料》，422)。

④ 贫雇闹翻身的思想不仅仅是革命话语的逻辑延伸，而且也是革命政党在领导群众运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实际政治经验。例如，晋冀鲁豫边区在1947年7月的总结中曾记述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指导思想的形成过程：这是我们历史上纠缠最久的一个问题。四二年以前，由于某种现象的迷惑曾经存在过先发动中农然后才能发动贫雇的思想。四二年减租运动中，实际体验到发动贫雇之重要。四三年豫北新区的群众运动及四四年查减运动中，就一再强调发动贫雇，可是又产生了忽视中农讨厌中农的偏向。……四五年十二月会议明确提出了发动贫雇团结中农，明确说明在发动群众的观点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也在发动之列。在农民内部的关系上，贫雇是主力，是骨干，同时必须团结中农。四六年十一月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统一了这一思想。并且在一年来的中证明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见《史料》，394)。但是，北方的进程表明，统一了思想不等于问题就不再缠身。事实上，贫雇与中农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着北方的严峻问题。究其缘由，在话语实践与历史现实相互制约与影响下的实践过程有其特殊的话语一历史逻辑。这一点，后文还会详细讨论。

革命要依靠贫雇，革命要满足贫雇。在翻身的话语一历史实践中，“贫雇”、“农民”、“群众”三者的语义界限是暧昧的，而在语用过程中常常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中，“走贫雇路线”的口号也曾一度公然出现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当然不是要刻意模糊“发动贫雇”与“贫雇路线”的重要政治差别。事实上，“走贫雇路线”在北方中一经实践后很快被明确定性为“左”倾错误而遭到严厉批评。然而，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是，“贫雇路线”是如何形成的?其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何在?

抗战胜利后，革命政党在华北、华中广大新区反奸清算及随后的减租斗争过程中看到发动群众、逐鹿中原的战略形势。次年，在内部传达的《五四指示》主要体现的是革命政党在“要地主?要农民?”的严峻政治的最后抉择。①这个大决心就是“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也就是所谓“一条批准”。然而，在明确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的行动”的同时，该指示的主要篇幅是花在规定一系列照顾各色人等的有关措施，如“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决不可侵犯中农”云云。此即所谓“九条照顾”。②显然，此时革命政党审时度势，仍是两手准备。此外，这个已有相当政权经验与统战经验的革命政党也不会在新形势下贸然走得太远。因此，在指示中，“贫雇”尚没有得到突出。

这样一来，在《五四指示》的传达与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批准”派与“照顾”派的尖锐分歧。1947年8月，时任太行区地委书记的陶鲁笳在一次检讨工作的发言中历数指示传达以来出现的各种“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归根到底，都是从强调九条照顾而来的”。例如， “有的地方在接到五四指示后，忙于纠正对中农的偏向，要贫雇给他们退果实，结果地主从旁利用，贫农在哭，中农更加不安”。当然，这一阶段中出现的话语分歧与斗争主要围绕“彻底消灭地主阶级”而展开。陶提到一次会议上还为此一一“特别看到战争打起来了，如果把地主阶级消灭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基础缩小了吗?”——而有过激烈辩论。主持晋冀鲁豫的薄一波则明确提出，在批准农民土地要求与照顾地主各色人等同时执行发生矛盾时，解决办法应是“强调一条批准，不强调九条照顾”。他在解释“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方针时还指出：“在执行时特别在运动初期，又必须适当注意不要因过分强调团结中农而限制了贫雇农的积极性。某些地方在运动尚未开始，而过分强调团结中农(中农病)，结果是把新的束缚加在群众的手足上，使运动软弱无力”。③不难看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贫雇话语渐占上风，而“照顾”则成了右倾乃至地富思想的表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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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五四指示》的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1996：398～405)的回忆；另参《薄一波同志传达中央〈五四指示〉》(46／5／27)，《华北财经》，862～65。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五四指示》并不见得是从减租运动到运动的革命性突变的标志(如Pepper，1999[1978]：245～49；刘一皋，1995)。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分析从政策与策略层面深化到运动发展进程；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五四指示所标示的一些重要变化。

② 《史料》，248。

③ 《河南》，27。

④ 其中最为著名的牺牲品大概要算曾主持山东的原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黎玉。黎也曾是参与制定《五四指示》的高层领导之一。1947年下半年由他主持的山东遭到批判，并于次年因“富农路线”等错误而受到华东局整肃(参《山东大事记》，315)。

可以说，《五四指示》以来的一个话语趋势就是“群众”一度“贫雇”化，以致《五四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也逐渐遭到质疑、批评乃至否定。①例如，曾参与制订指示的邓子恢后来就批评指示“束缚了广大贫雇农不敢起来”，“起来亦因分不到多少地而不感兴趣，因而难于发动”。因此，他在谈及贯彻的群众路线时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与阶级路线分不开的。即是说，我们的群众路线是以贫雇农为中心再去团结中农；而不是以富农或中农为中心。所谓倾听群众呼声，也是倾听雇贫中农的呼声，而不是去倾听富农的呼声。或者专门倾听中农的呼声。犯富农路线错误的同志，除他主观上错误的阶级立场外，便是错听这种呼声之故。”②

在注意到话语实践的逻辑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随着运动的展开，“发动贫雇”与“满足贫雇”之间的现实矛盾很快表现出来。发动贫雇翻身的一个政治依据在于“解决土地问题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而《五四指示》也确曾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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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外，与贫雇话语逐渐强势相伴随的一个重要话语现象(或话语策略)就是——借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分析逻辑——贫雇的“阳性”化。笔者发现，翻身实践中有关“发动贫雇，团结中农”的话语所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阶级”的社会性别化。这突出表现在，一方面把贫雇比喻为革命的“骨干”，另一方面则把中农形容为“软弱无力”。不难看到，乡村革命话语的修辞逻辑与传统社会的社会性别逻辑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阳性与田产、田力有直接联系(这一联系或可透过“男”与“田”的文字关系而直观地体会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下，边缘化了的贫雇农往往与“无能”联系在一起，而不具备乡村秩序认可的阳性特征。在这一意义上，“翻身”何尝不是一次社会性别的翻转?但是，我们不能在此就这个有趣的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② 《史料》，380。

提到一个所谓“农村中雇农、贫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的数据。①然而，这一总体判断中却居然没有提到中农!②事实上，特别是在许多“老区”，地主经济在减租减息与累进负担政策的双重打击下早已大幅下降，而中农经济成为乡村经济主体。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不触动新富农、富裕中农乃至一般中农的前提下而单靠重新分配地主的土地来“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是不可能的。④在这样的情形下，《五四指示》所规定的“照顾”也就完全不现实了。

1947年9月新华社社论提出“彻底平分土地”——“平”的分配原则随后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被写入《中国土地法大纲》——后，贫雇翻身被进一步推向高潮。⑤主持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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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料》，250。

② 1950年，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所作《关于问题的报告》中则补上了“中农”的字眼(《刘少奇选集》[下]，32)。1952年结束后，廖鲁言的总结报告中进一步把贫雇农的比例明确为70％，中农则为20％(《史料》，841)。除社会阶级构成之外，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则是有关的另一个数字迷思(有关的考证，参金一鸿，1951；Esherick，1981)。

③ 例如，在《解放日报》1945年的一篇社论中，李锐曾分析北方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变化。根据他提供的太行等五个分区的土地变动统计资料，地主占有土地从战前的29．5％下降到13．5％，而中农占有土地却从29．5％飙升到42．5％。特别是在北岳、太行和晋绥，“中农已差不多拥有全部耕地之一半，土地比重大过于人口比重”(《史料》，226)。

④ 例如，柯鲁克夫妇所记述的十里店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五四指示》之时，十里店已经是一个中农化的村庄，因此不得不靠割“封建尾巴”(即有过地富家庭背景的中农)来开展“翻身”运动(Crook and Crook，1959：127～28)。即使在给“斗争对象”们“摘帽子”(“纠偏”)后，十里店在1948年初春复查中搞“填窟窿”时还是要许多中农抽出或献出土地给贫农(详参柯鲁克夫妇，1982[1979]：233～265)。

⑤　参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中工委的请示与西北中央的复示，《史料》，419～421。早在1946年延安土地会议时，就曾说过：“不要怕农民得到土地，推平平均分配一次不要紧。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但要反对分配土地以后的平均主义。”(《毛年谱》，78)当年底，刘少奇给林伯渠的复信中也说：“不要怕农民的平均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是贫农的要求，是彻底革命的，我们必须拥护并实行这种平均主义，才能彻底改革土地。”(《刘年谱》，59)但是，本文认为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与实践并不简单地是极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般逻辑延伸，而是“发动贫雇”的话语—历史实践的逻辑结果。“耕者有其田”运动不能实现“满足贫雇”，这里有政策性原因(以现耕为基础或物归原主的分配方法，结果是原佃户得地，出现所谓“大佃农”)，也有操作性原因(如干部得利，分多分好地，还有出租现象，被称为“新地主”)，当然还有资源的现实约束(土地总量有限)。一场“依靠贫雇”的运动结果却不能“满足贫雇”，土地分配中出现“富农路线”这种说法就在话语—历史演变逻辑之中了。(参《刘年谱》，62～63；《河南》，312)而在这样的话语一历史困局下，鼓吹“农民中的均产思想是革命的”也就顺理成章了(参《康生言论》，130)。当然，战争形势也对土地政策的转折有很大影响。1947年7月，在中央小河会议上已经提出平分土地的原则(参《毛年谱》，208)。其时延安失陷不久，西北中央正被胡宗南部队穷追不舍。

工委常委彭真曾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详细论证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彭自陈，他从东北到冀东后才看到“不动富农，贫雇农的问题不能解决”。他清楚地知道富农问题牵涉是否影响生产、是否影响中农乃至是消灭封建还是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问题；然而，在他看来根本问题仍是不动富农就解决不了雇贫农土地。因此，彭真明确表示分地要走贫雇农路线，而“五四指示要清算”。至于中农问题，他提出“要分开来看，不要笼统提中农”：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富裕中农势必要被推平，但彭真认为只是“小部动一下”而已；中中农会吓一跳，发生动摇；下中农则不受影响。因此，彭乐观地以为，平分土地“大部中农是拥护的，小部动摇的，只小部动一下，但动了之后又很快稳定了”。此外，他还主张对待中农“方针上是团结，为了团结必须进行斗争，对中农团结如无必要斗争是不可能”。①如此一来，《土地法大纲》不但明确了要“推平”富农与富裕中农，而且也成为“侵犯中农”的话语铺垫。②

因此，在“发动贫雇”的话语鼓动与不能“满足贫雇”的现实困境下，“团结中农”很难兑现，而诸如“侵犯中农”此类的话语一历史问题也就浮现出来。③当然，在本文的分析视角下，此类问题的话语一历史位置不仅限于阶级斗争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部署，而且在其与翻身—生产之话语—历史矛盾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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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彭真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李昌远，2002：324～331。

② 曾参加过晋冀鲁豫的齐武先生在反思《土地法大纲》时指出：“人们从条文上也找不到保护中农不受侵犯的专列条款。倒是可以明确无误地可以理解为：‘不动中农’的藩篱拆除了。”(齐武，1995：565)

③ 与“平分一切土地”一样，“侵犯中农的利益”并非北方中的话语发明。此类话语因素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经形成，并在历史实践中再次被激发、调动、部署。早期有关文献，如可参苏区中央在1931年12月24日的《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六大以来》[上]，192～94)。该决议批评有些苏区党部由于怕成为“富农路线”、“机会主义”而“机械的(地)去平分一切土地”，结果妨害中农利益。该决议说：“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同上，194)

本文试图在“中国革命现代性”题域下重新审视北方，并通过具体考察翻身与生产之矛盾的话语一历史生成来揭示北方的一个革命现代性后果。值得重申的是，虽然北方实践之具体话语一历史过程涉及“翻身”与“生产”的实践性话语与话语性实践的此消彼长，但本文叙事的宗旨在于把握实践中的“翻身”与“生产”的矛盾构型，而无意就二者的是非对错进行评判。换句话说，本文的着眼点既非“暴露”中诸如贫雇路线之类的“左”祸，也非构建诸如“翻身”的“偏差”(“阶级斗争扩大化”)最终被“生产”所“纠偏”之类的拨乱反正叙事，而是经验地展示在北方实践中“翻身”与“生产”如何形成话语一历史关联，而这一矛盾关联又如何影响了北方的话语一历史进程。

本文初步提出并尝试运用了“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方法。这一思路不仅体现了超越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叙事的努力，而且有助于我们克服在考察北方时对“阶级”分析的依赖。①在扬弃阶级与阶级矛盾之时，话语—历史矛盾的分析策略仍沿循以“矛盾”为核心的关系式分析传统。②自马克思以来，矛盾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理论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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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如本文所示，“阶级”本身是北方实践中一个重要的话语一历史因素，而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把握“阶级”之复杂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一历史实践的逻辑。

② 话语—历史矛盾一方面凸显各话语、历史要素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也旨在刻画各要素、方面之间的联系。因此，与其把翻身与生产看成类似矛与盾的两个各别事物，不如把它们看成矛盾关系的一体之两面。

统。不过，作为分析范畴的矛盾与社会／阶级矛盾并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有更为复杂的涵义及远为广泛的运用。马克思本人关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深入分析相呼应。①洛克伍德(Lockwood，1976[1964])在与冲突论学派的论战过程中明确提出“社会整合／冲突”与“系统整合/矛盾”的理论区分，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做出重要阐发。从系统功能论角度出发，洛氏把系统矛盾解释为系统整合层面的功能失调。②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将“矛盾”引入话语分析，通过描述多重的话语矛盾来把握知识话语实践的不规则性(Foucault，1972：149～56)。以上例子都显示了矛盾分析传统中“矛盾”与“阶级”的可析离性。无论是“系统矛盾”还是“话语矛盾”都不指涉(阶级或者其他类型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进一步说，“矛盾”分析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超功利性与超意志性。在这一点上，本文的思路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一分析传统中受到过启发。例如，笔者曾借用“系统矛盾”这一表述来体现本文力图在分析上摆脱功利论与唯意志论的努力。③当然，就本文的研究性质而言，“话语—历史矛盾”远比作为一般性社会分析范畴的“系统矛盾”在本文的运用更具实质意义。

本文的分析试图把握北方实践(以及更为宽泛的中国革命现代性实践)的话语一历史二重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是其高度的反身性或者话语构成性。换句话说，现代革命话语(如“阶级斗争”)历史地构成了中国革命实践并深刻塑造了其历史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既是历史过程也是话语过程，而关于中国革命现代性的考察也相应地是话语一历史的考察。具体到本文而言，话语一历史分析主要关注北方过程中围绕“翻身”、“生产”等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性历史实践因素而形成的张力与“斗争”及其结构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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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参吉登斯(Giddens，1979：132～37)扼要的有关综述。

② 当然，这一界定的功能主义论调受到其他学者的批评(如参Giddens，1979：138～39)。不过，吉登斯在构建其结构化理论过程中过于急切地清算功能论，而未能平心静气地理解其师之概念区分的重要理论意义。

③ 这当然不是说“矛盾”与行动的功利动机以及利益驱动的行动毫无关联。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恰恰是二者在具体话语一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话语”在本文中只是一个出于实用考虑的权宜说法，用以克服我们所熟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些不足之处。①尽管“意识形态”与“话语”之间的学理联系非常紧密、复杂，我们仍然可以刻画二者在一般性运用上的一些重要区别：首先，“意识形态”的特征往往是其体系性、僵化性与封闭性，而“话语”则可以凸显局部性、灵活性与开放性。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已经打上太多的政治烙印，而“话语”则使得我们可以对称地处理革命文化诸关系中的不同因素、方面(如“翻身”、“生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消极的表述、反映(而且往往被视为是虚假的或扭曲的)，而“话语”则是积极的实践、是嵌入历史的。话语(如阶级斗争)既不是历史终极动因，也不是历史的消极反映，而是活跃在历史过程(如运动)中的实践性因素。最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常常是历史唯意志论，而“话语”则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观意志与其所处的话语一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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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话语”(discourse)一词因福柯开创性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而在人文与社会学科中广泛传播开来。福柯本人曾明确强调他的研究主题是“关于真伪对错的话语”，显然他使用“话语”意在颠覆“科学”的真理地位。与此不同，本文的用意则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析弊病。此外，本文还进一步提出“实践性历史话语”与“话语—历史矛盾”等概念以体现与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这一“思想史”研究路径下提出的“话语实践”及“话语矛盾．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实际上，本文的话语—历史分析也许与《知识考古学》后福柯的研究路径更为接近一些。当然，福柯本人不但研究兴趣从来不是革命及革命现代性，而且在其关于西方现代性的探讨中还刻意地回避了法国大革命。

本文所谓“实践性话语”不同于社会学家舒尔曼提出的“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Schurmann，1971[1968])。舒氏关于“纯粹意识形态”与“实用性意识形态”的概念区分是就革命意识形态问题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讨论(1971：17—104)。通过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舒氏试图把握革命政党的思维方式，即这一现代组织如何结合一般理论教条与诸核心理念(如“矛盾”)而形成具体的政策与策略。实用性意识形态概念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意识形态的僵化性、原则性，而突出了其可变性、实用性。但是，与此不同，实践性话语所关注的不是思想的实用工具理性维度，而是言说的历史实践构成维度。换句话说，它指涉的与其说是历史行动者(个体或组织)的意识本身，毋宁说是塑造或影响历史意识与行动的言说情境。此外，与实用性意识形态强调观念的体系化不同，实践性历史话语则凸显诸“局部”言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分歧、紧张乃至“斗争”。话语一历史矛盾就是我们把握这些分歧与“斗争”的分析工具。

话语—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诸实践性历史话语及其复杂关联。但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矛盾不仅仅是话语矛盾，而总是话语、制度、组织等多个层面、多种维度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话语一历史的矛盾分析关注的是话语性历史实践，但历史实践总是话语性因素与现实性因素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与相互构成的复杂过程。最后，话语一历史矛盾分析不是建构一般社会理论的工具，而是一种力求对史料中话语一历史的细节保持经验敏感而又不深陷其中的历史考察方法。

以上冒昧提出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谨求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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