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机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15:13:07

铁路机械论文

铁路机械论文范文第1篇

国内专家目前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保护)的宏观层面考虑,认为柴油机尾气排放最主要的危害是有助于形成光化学烟雾、灰霾等。与国内对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的研究纠结于环境派生污染的宏观层面不同,设在法国里昂的世界卫生组织(WTO)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AgencyforResearchonCancer,简称IARC)在2012年的六月份重新评估了柴油发动机尾气排放,已经把对柴油机尾气排放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人的健康直接影响的微观层面(劳动保护的角度),其已把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排放归入使人类致癌的1类致癌物,与石棉、砒霜和芥子气的致命性处于同一级别,具有高度致癌性。IARC将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排放的致癌级别由1988年的2A级别(可能致癌)提升至目前的级别1(致癌)。IARC的专家敦促人们尽量减少接触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排放,他们表示:(调整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排放的致癌级别的)决定是基于最新的“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IARC在一份声明中称“(独立专家)工作组发现,柴油发动机的尾气排放是导致肺癌的原因之一,亦会增加患膀胱癌的风险。”有关结论在国外专家针对矿工、铁路工人、卡车司机等高风险人群进行的专项调查中得到了验证。

2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的对策

尽管存在争议,在瑞士和瑞典已经有针对所谓的“移动式非公路柴油发动机车辆(如:工程机械)”安装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责任与义务。美国的EPATier4Final排放标准和欧盟的非道路用机动设备第四阶段(IV阶段)排放标准也对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在全球范围使得“工程机械采用柴油机微粒捕集器技术”成为一种所谓的趋势,但目前所谓的柴油机微粒捕集器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技术,也即:目前的柴油机尾气净化装置技术并非万能。德国的许多工程机械使用企业认为:从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再生、维护保养和其在一些场合导致柴油机油耗增加的角度来讲,其使用成本很高;出厂后再进一步加装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工程机械的使用成本更高,例如对于使用了很多年的工程机械,光是加装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的相关费用就可能达到其工程机械剩余价值的50%,甚至更高;欧洲建筑施工企业认为:如果通过法规的形式强制“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非道路用机械”的柴油机使用微粒捕集器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施工成本,甚至会威胁到建筑施工企业的生存,特别是给那些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已有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学者通过测试发现新研发的柴油发动机反而比前几代柴油发动机排出了更多更细小的颗粒物,而这些更细小的颗粒物的大部分几乎能无阻碍地通过许多微粒捕集器;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在柏林的弗里茨哈伯研究所及在罗马的神经生物学和分子医学研究所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表明:这些更小的颗粒物的排放尽管符合欧盟非道路用机动设备第四阶段排放标准,但其与旧式柴油机排出的烟尘颗粒相比会杀死更多的人体免疫细胞,更确切地讲也即会杀死更多的人体巨噬细胞。这对于工程机械使用者和其周围的工地施工人员的健康来说更加不利,因为太细小的颗粒物吸入人体后很难再排出体外,其对于工程机械使用者和其周围的工地施工人员的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等的负面影响是长久持续的。柴油机烟尘微粒在微粒捕集器中的燃烧甚至可导致增加氮氧化物(NOx)的浓度,而且可以产生二次排放的出现,如产生极其危害健康的多环芳烃8。

因而,在将来不仅急需进一步改进包括柴油机微粒捕集器等在内的许多所谓现成的技术,而且减少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对人及周围环境的不良影响的对策也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局部某种“单一”技术的开发,绝不能单单给工程机械柴油机装个尾气净化装置了事,应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通盘考虑,如:提高“工程机械整机的燃料使用效率,减少无用功”等就是间接降低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污染物的很好的途径之一。因为依笔者之见,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某一单个技术在未来的突破就能解决的,其需要跨学科的合作才能解决。这种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不仅仅需要各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制定法规的决策人员和工程机械生产企业的研发技术人员、建筑业及在那里工作的人员、专业协会、研究所、高等院校及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这不仅是一个旧技术改进和新技术开发的过程,而且还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技术和施工组织及管理方面的减少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排放的措施,包括:如研制新一代工程机械柴油机零部件及总成技术(包括新一代催化反应器及新一代柴油机微粒捕集器)、怠速阶段的工程机械柴油发动机自动停机功能、恢复正常工况时工程机械柴油发动机自动启动功能、研制能量回收系统、研制新一代混合动力驱动的工程机械、研制新一代电驱动工程机械、通过使用节能液压零部件优化能源利用、通过优化工作装置优化能源利用、优化工程机械工作装置快速更换系统、使用节省燃料的液压油、通过人员培训优化工程机械的操作过程等等,其中的一些是和工程机械智能化有关的。工程机械在工地施工中无法避免怠速工况。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目前致力于开发工程机械柴油发动机自动停机功能,其可减少怠速时间,从而减少“无谓的燃料”消耗,间接降低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展示了实现工程机械柴油发动机自动停机功能的主要元件之间的联系。取决于工程机械的类型(例如:装载机、液压挖掘机或者自卸车等)、工地现场组织和工作任务不同,各个工程机械负载周期是有区别的。基于Liebherr液压挖掘机有限责任公司及Zeppelin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和STRABAG股份公司的调查表明:目前液压挖掘机怠速工况约占其整个在建筑工地中的运行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之间。欧洲国家专项调查表明:在建筑工地中,目前这类工程机械的平均怠速工况占其整个运行时间的百分之三十二。

怠速时间乘以怠速油耗再乘以国内建筑工地上大量的工程机械的数量,这其中的确蕴含着一个非常可观的节省燃料的潜力,故减少怠速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方法来间接减少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工程机械柴油发动机自动停机功能除了可以减少柴油机尾气污染物的排放,还可以减少噪音和振动,这提高了工程机械操作人员的劳动和健康保护。当然进一步保持和提高机械效率也很重要,如:在研发时,考虑减少机械的摩擦来减小额外功,考虑在额外功一定时增大有用功;在新一代产品研发时,进一步改进结构,使它更合理;在使用中,按照技术规程定期保养、定时,使工程机械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故上面所讲的“整体”不仅仅是把工程机械柴油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技术的提升,还应该从“工程机械整机效率”的角度考虑工程机械柴油机技术改进和其他总成或系统(如:工程机械工作装置)技术提升的合理匹配问题;上面所讲的“整体”也不应仅仅局限于通过“工程机械整机性能”的改进(技术革新、技术整合)来降低其柴油机尾气污染物,我们应该把“降低工程机械柴油机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放在“技术和法规政策”相结合的大背景下,通过合理的建筑施工现场环境污染局部及总体预测、污染预防、实时监控、评价、责令整改及奖惩等综合管理体系来实现;即使将来有了先进的技术、有了像样的法规,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真正落实,也即最终是否能对各个具体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中各种各样“包括建筑施工现场所有的各辆工程机械的柴油机等尾气排放在内的”所有污染物采取局部及总体预测、污染预防、实时监控、评价、责令整改及奖惩等综合管理。在中国柴油油品质量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并且中国工程机械核心技术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的前提下,这种建筑施工现场环境污染局部及总体预测、污染预防、实时监控、评价、责令整改及奖惩等综合性排放治理管理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3结语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将柴油机尾气排放对人(如:工程机械驾驶人员及工程机械所在工地的施工人员)的健康的直接影响列入职业病的范畴。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当下,该到了向建筑工地粗放式施工说再见的时候了,这其中“考虑工程机械驾驶人员及工程机械所在工地的施工人员的职业健康问题”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柴油机尾气排放工程机械论文

铁路机械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功利主义 技术价值观 科技进步 社会发展

一、技术价值观的涵义

价值观是对价值本质的一般概括,是有关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对各类价值关系的基本概括,是价值意识最高的形式。它是人类特有的带有倾向性的评价、认识的标准,是人类从事某活动的定向标准。人们一旦确立了某种价值观,就会在的活动中体现出某种倾向性的特征,并通过价值的创造从而实现价值理想。

技术价值观则是人们在对技术认知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技术价值的稳定的认识。

人类的自然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技术价值观。在技术原始的古代,当时的条件决定了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模糊的、笼统的、混沌的整体自然观。人们追求的理想目标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就是去顺应自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古代人类只能依靠原始技术来向自然界索取简单的生产资料和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无论是对自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发,或是有意无意的损害、滥用、破坏,都不会对自然界及其社会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近代的机械论自然观则把整个自然界当作一架按照一定规律自动运转的机器,人们只需通过实验和分析对自然界进行探寻,掌握规律的钥匙,便可以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近代技术的诞生和在生产上的应用,促进了人类财富的积累,人们于是把技术看作掠夺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并形成了影响几个世纪的功利主义的技术价值观。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一)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及其合理性

人类文明伊始就已经存在了人类的技术价值观,伴随着人类技术活动的进步、深入和拓展而走向系统化、知识化。由石器时代、铜器时代直到工业机器时代,逐渐形成了技术征服自然、保护自身和生产物质财富以及如何有效使用技术等一类的技术有效性价值理念。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形成基础。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不但将科学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也为技术的整体社会价值实现提供了文化、思想和科学的氛围,成为滋生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温床。它所掀起的科学革命,为科学与技术提供了互动的条件,也为工业革命积的爆发蓄了力量。默顿分析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技术实用价值,他指出:“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自己的不懈努力将会导致出实用的结果”,“科学家不但寻求技术效率,同时也考虑合理地使生产手段来适合最终目的的经济效益”。这些实用性的技术价值观渗透和融合了科学认识以及文化,对技术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上升到理性上形成了重工具、经验性和实证的价值观,就是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弗·培根清楚的表达了这种价值观:“对于各种科学的增长进步和哲学体系来说,应该依照相同的规则,以果实来评判学说体系;然而假设这种体系不出产果实,我们则应该宣告它毫无价值,尤其是当它不仅不产生橄榄和葡萄等果实反而带有辩论、争论之蒺藜时,我们更应当作这样的宣告。”此观点强调了科学技术外在的应用价值,“用此方法来看技术,我们判定它有价值,因为它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而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这些目的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说的是这些目的是为社会与个人谋福利的,具有道德背景和人道主义的希望。“这种观点本质上是把技术看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所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一直与人类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观点联系在一起。

(二)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的局限性

1.忽视自然价值,强调人类价值

以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所理解,自然界是没有价值、没有目的的,只能任人摆布。人不但处于自然界之外,并且居于自然界之上,万事万物仅仅是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没有价值。比方说某人用斧子砍倒另一个人,他就会被认为是可恶的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然而,如果某人挥斧砍倒一棵树,别人会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树本来就是被人使用的工具,其价值就在于能够被人类利用。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人类借助技术手段疯狂地掠夺自然,肆意地践踏自然,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可是我们忘记了一点,世界是一个生物共同体,人类只不过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

2.忽视技术价值多样性,强调单一经济价值

技术价值具有多样性,形式上可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但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发展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人们只看到了其经济价值,技术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忽视了其他方面的价值,尤其是生态价值。只强调单一的经济价值,换来了所谓的gdp的增长,却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3.忽视价值理性,强调工具理性

技术是对人类是有价值的,满足人类需求的实践手段。技术就其本性来讲是价值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进步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使得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出现了以技术工具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理性崇拜。这样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简单地把有用等同于技术价值,一味强调技术手段的目的化和技术的工具性,它偏重技术的产出效率、经济功能,忽视技术内在价值和技术的价值理性对人的引导作用。技术活动是从价值主体需要出发,经过价值理念、价值意识、价值创造,到价值实现与价值物生成的过程。技术价值目标并不总是合理的、恰当的、正当的,而往往会建构出非正当、非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因为它以经济利益的实现为中心,对自然采取掠夺式的开发,轻人的尺度、重物的尺度,对消费价值、经济价值的过度追求激发了人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失去了对主体的终极关怀,泯灭了精神品味和生命意识,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导致了人自身价值的迷失。

(一)打破了人与自然之和谐

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无视自然的其他价值,只注意自然界的经济价值,认为自然界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索取、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在技术功利主义意识里,树木不再是秀丽的自然风景、不再是茂密的森林、不再是充满神奇与情趣的绿色王国,而是由树木到桌椅不断变化的人类用品,一切生物都为了人类利益而存在,都只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性的对象存在,于是形成了奴役自然、主宰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在这些功利主义价值观支配之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疯狂掠夺,恶化了人与自然关系,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危及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人类的活动逐步使得自身很难继续生活下去。

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动态平衡,在于其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保持自身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然而,生态系统内部的调节能力也是有限的,一旦外来干扰超出了此限度,这种调节能力就会降低甚至消失。人类对自然界开发利用和全方位的污染,远远超出了自然界本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再生能力,使得土地沙化、资源枯竭、酸雨毒雾剧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匮乏、空气污染等等。恩格斯说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对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二)消解了人之主体性

技术进步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且逐渐确立了其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从此带来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把人从头脑、躯体的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他在运用身体却并不需要动脑。人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人变得越来越机械化了,工人在创造产品时并不起什么作用。工业文明彻底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之上,工厂制度的建立,使人成为一颗永不生锈的机器零件,破坏了人的生存的从容与和谐,耗掉了人的生命和青春的激情。汽笛一响,人们必须开始工作;装配流水线从身旁转过,工人必须跟上它的速度;铁路按严格的时间发车,人们必须服从;大众媒介产生的是一种单一文化,大规模生产产生的是标准化产品,人的自主性丧失了,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被客观化与机械化了。人被整合到依据理性原则和商品本性建立起来的自律的机械化体系中,在这个体系里,技术不再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反过来成为统治自己、压迫自己的异己力量,这种力量使人从属于它,剥夺了人的自由。人成了技术的附属物,失去了主体性与能动性。

(三)导致人自身价值之迷失

技术给人们健康幸福的生活提供了前提,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物质满足并不代表精神满足。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包含精神消费与物质消费的和谐统一,也体现人与自然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这种和谐就是良好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但是功利主义技术价值观使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极大满足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因为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刺激着人类对财富的追求,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似乎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包括幸福。这种观念使人们把享乐和满足物欲当成最大的幸福和意义,丧失了对自身的自主与自信,成为依附、崇拜技术的奴隶。社会被卷入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恶浪。人沦为金钱、商品的奴隶。寻求感官刺激,追逐本能,枪杀、吸毒、暴力等社会公害也呈现出愈演愈烈和低龄化的趋势。人创造的物质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驱使人,使人在疯狂追逐中,失去理智,导致道德甚至人性的沦丧。人类生存发展的目的逐渐被狂热的物质追求遮蔽,乃至这种物质追求成为了终极的、唯一的目的。最后,人的精神需要、人的价值和意义等渐渐被忽视,导致了人自身价值的迷失。

铁路机械论文范文第3篇

大家知道,中国的,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肇始。提起文化这个概念及定义,的确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内涵、它的层次,人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文化有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二是制度层次,三是观念层次——就是思想、习俗、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心态、国民性之类的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转而讲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不同,不是原发的,而是后发的,跟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正好相反。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是从观念层次开始的,比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以观念形态为先导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先启蒙你,开导你的思想,然后过渡到制度层次,比如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后进入到器物层次,比如说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是大方向,是总的路线,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交错,但是一般趋势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落后国家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从本能反应到自觉应对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人家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看到洋枪洋炮比大刀长矛厉害多了,所以就搞洋务运动,开矿山、办工厂、造机器、制枪炮。得搞这些东西,不搞就得吃眼前亏,怎么能行呢?谁料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国的装备现代化水师,却吃了大败仗。国人傻眼了,洋务好像也不是灵丹妙药,救不了中国。反思反思,中国之所以强大不起来,原来跟制度有关系。于是,随之。变法变不动,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孙中山搞的这个革命,是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大清王朝变成了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长时间徒有其名,军阀混战、封建割据乃至复辟绵绵不断。一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制度层次的变革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虽然皇帝被赶下台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心态还是根深蒂固的,弄得共和体制只是个空架子。怎么办?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之所以发达兴盛,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他们就这样举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企图使文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运动。

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专指**年那一年,我用的是一个泛时间概念。严格讲来,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或者说从*15该社出版《科学》杂志,还有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起始,到**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结束。或者,也可以说是**年前后三四十年的时期,都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一个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源头。后来,7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搞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物的现代化。我们提及的科学技术,心目中意指的是技术,高官名人说科学是生产力,老百姓说科学是财神爷,就是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当作器物看待。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器物现代化,是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而没有强调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甚至没有提到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而这才是现代化最根本、最深层的东西。当然,在近20多年,我国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著的,大家也看得到,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拖了器物现代化的后腿,这也是事实,明眼人心理都很明白。

在现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你们都知道,海湾的石油国家是挺富裕的,钱很多,不费太大的气力就能买一个“现代化”,你能说它们是现代化的国家吗?物质的东西,的确是现代化了,但是相当多的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种很过时的、很落后的理念上。在五四前后,国人对科学、民主的意识是很淡薄的,有的只是无知和误解。不仅科学知识在国人里面不普及,包括对科学的整体看法也很差劲,看不到科学的真精神,看不到科学的真谛。当年,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留洋回来一看,不光是老百姓,就是饱学之士,对科学的理解也相当浅薄,把科学看作是奇制和实业的代表,是变戏法的,开工厂的。另外把科学看成跟中国古人做文章、做八股文章一样的事情,只不过题目不同而已,不知道科学要用仪器、用试管来做实验的,要运用数学来推导和计算的。对于科学的看法有很多误解和曲解,把科学看得很浅薄。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把科学看作艺和器。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不了解科学的性质,只知道科学的结果有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精神价值,以为科学就是实业,就是讲科学,也仅在实用上考虑。三就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以为科学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科学闹得社会不得安宁,还闯下了战争的祸害。一句话,对科学多有误解,很有偏见。

但是,五四先哲就不一样了。我所说的五四先哲,指的是五四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相当一部分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外国的现代化,对外国的科学、民主制度比较了解,而且他们毕竟是从中国本土出去的,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熟悉。两相对照,中国的各种弊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救治中国痼疾的良药,这个良药就是科学和民主。

我首先讲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要义的洞见。

第一,对科学的内涵、外延、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尝试给科学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陈独秀认为,科学是对于事物的概念,是综合客观的现象、诉诸主观的理性而不不矛盾的概念。梁启超从广义上解释,把有根据、有系统的真知识叫做科学。任鸿隽强调,科学是由近代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发展而成的,是有条理的学术。还有其他人物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这抓住了科学的主要的方面。当然科学还有其他的内涵,比如说他它是研究活动、一种职业的研究活动,另外它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这方面他们论述得少一些。这是历史的局限,要知道,科学的建制化当时在中国刚刚开始。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注意“系统”二字,常识也是知识,但是常识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成体系,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自相矛盾之处颇多。你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转个圈子,到西边落下,这是常识,但是科学说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他们对科学的特质也看得很准,认为科学就是实验加理性的学问,这抓住了科学的根本。

关于科学的外延或范围,他们认为科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就是数理化天地生,相当于英文词science;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有组织的知识,哲学、历史、语法、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被囊括在内,这与德文Wissenchaft一词所指相仿。所以,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基本上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审视全面,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五四先哲对科学功能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不仅看到了科学的物质价值,而且也看到了它的精神价值。要说明的是,科学的物质价值并不是科学本身直接具有的,一定要以技术为中介加以转化,才能体现出它的物质价值来。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笼统讲也可以,但是心理要明白,说科学是生产力就成问题了。因为科学要通过技术这个中介,而且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产品或商品,投放市场,赚得利润。所以严格地讲,科学不能说是生产力,技术才是生产力。现在,我们依旧把科学看得太低、太呆、太俗了,把它看做是生产力,是财神爷,科研人员下乡了,就说财神爷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科学技术相提并论、混用,甚至简称“科技”,而西方一般是分开讲的——scienceandtechnology。这么一混用,不仅造成概念上的和理论上的混乱,更严重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科学政策的制订和科研部门的管理。诺贝尔奖跟中国50年无缘,固然有好多社会原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对科学的概念认识模糊,因此在制定科学政策的时候,总是严重偏向技术,没有给科学留下应有的地盘,沿用军事化的方法、管理技术的方法管理科学,不知道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着力澄清这个问题,今年年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网站也有。我从对象、目的、取向、过程、问题、方法、结果、评价、价值、规范上,论述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你们若想了解详情,不妨用鼠标点击一下。例如,与技术创新相比,科学研究的目标往往不甚清楚,探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而且一些重大的科学原理,往往不是从经验直接归纳出来的,需要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来跨越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没有逻辑的通道,靠的是直觉的洞察力。

五四时代的一些人物,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看得比较清楚,已经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了,所以说他们的科学观比我们现在的一些人还要高明。比如说任鸿隽,已经认识到科学功能的各个方面。他说,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代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近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科学使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动作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陈独秀也看到了科学革除无知、破除迷信的精神价值。

特别是,五四先哲清醒认识到,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有失偏颇,乃至造成某种恶果。黄昌穀以德国为例说明,科学的应用太重,注重功利太过,其流弊遂至于专尚功利,不顾及道谊,其弊到了“质胜文则野”的境地。杨铨也认为,科学的应用为枝节,而根株在理论。若把理论束之高阁,不特科学无进步的希望,后人欲发明新应用也失去了根基。胡明复也说过,科学不以实用为始为终,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科学起初莫不从细微及无关紧要的东西开始,结果却为科学立新纪元,为社会造一新思潮、新文化。任鸿隽点明,应用是科学的偶然结果,而不是科学的当然的目的。科学是理智上的事情,物质以外的事情。把科学纯粹局限于应用,是小看了科学。可见,五四先哲看重和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他们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很清晰的。

第三,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五四先哲在揭示科学精神方面站得高,看得远,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就跟没有科学一样,因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原和真诠。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任鸿隽认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求真理。他说,“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的科学,它的精神是“高尚纯洁”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方面。崇实是崇尚事实和实证;贵确是重视定量分析,追求精确性;察微是察觉常人所不注意的微小的事物和微渺的地方,科学家对此不肯以轻心掉过;慎断即是不轻易下结论;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释,或妄费研究。黄昌穀认为科学精神有两个特性,一是依据事实求真理,不虚设玄想,不放言高论;二是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不倦。秉志是咱们北大的生物学教授,他指出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用五个字来概括。一是公,公开结果,大公无私。二是忠,忠诚,忠于事实,不存虚伪。三是信,惟求真理,是非分明。四是勤,勤苦努力,穷年矻矻。五是久,锲而不舍,终身不懈。胡明复断定,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的精神,所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精神实际上是二者为一的,这就是求真。了解求真精义的人,非真不从,非真不信,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人类的思想,使人们排除迷信与妄从。

五四的先哲之所以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有比较深刻的透视,是因为他们跟国际上的科学哲学的新潮流接轨了,他们把西方的一些新的科学思潮都吸收过来了。他们特别得益于批判学派。我下工夫研究过批判学派和它的五个代表人物马赫(E.Mach)、彭加勒(H.Poincaré)、迪昂(P.Duhem)、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皮尔逊(K.Pearson)。批判学派活跃在*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和哲学舞台上,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当时与之对立的是机械学派或力学学派,这个学派总想把牛顿的理论框架修修补补,力图把新实验装进去。批判学派觉得旧框架不行了,必须打破它,另建一个新的框架。不过,牛顿力学的定律和理论,在它的适用范围内还是正确的。像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彭加勒的三本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对当时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这些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被翻译成中文,在八九十年代我把它们重译了。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书很明确地提到科学精神,他用的是spiritofscience和scientificspirit,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只有微妙的差别:前者似乎多指科学本身的精神即科学之精神,后者大概指通过学习和训练,人人都可习得的科学的精神。他也用过scientificframeofmind这么一个词,就是“科学的心智框架”或“科学心态”。最近几年,国内学者热烈讨论科学精神,我觉得所撰写的文章的水平太低了,连五四时代的人都不如。原因在于这部分人,既不读国外的文献,也不看五四的先哲讲了些什么,就凭着自己的空脑袋,谈一些心得、感想、体会,或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讨论得很肤浅。2001年初,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科学精神高层次讨论会,我也去了,还去了一些权威人物,最后出了一本《论科学精神》的书,绝大部分文章的水平很低,跟五四时期的水平差一大截,还有一些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性错误。也难怪,根本没有下工夫研究嘛。有文章说,西方没有科学精神的提法,这明显是信口开河、空口无凭。皮尔逊的那本书1892年就出版了,1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还有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他在多卷本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分章论述了法国的科学精神、德国的科学精神、英国的科学精神,这部著作于1896年出版,也快100年了。以达尔文斗犬自称的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也多次论及科学精神,他是生物学家,也是科学哲学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也就科学精神发表了诸多见解。五四先哲从西方借鉴了新思想,加上自己的思考,才能高瞻远瞩。你撇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凭自己在那儿空想,怎么能看得更远一些。像牛顿这样的天才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像我们这样的凡人就不用说了。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超过前人?

第四,就是对科学方法的重视和探究。五四先哲特别关注科学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很重要的东西就体现在科学方法上。凡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科学。所以胡明复讲,科学之所以在事理之繁、变端之奇、种类之多、性质之异的困难面前取其同异,通其变化,溯其通则,全在科学方法,这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特性。他引用了皮尔逊的名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在世界上,材料包罗万象,如果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它,所得的结果肯定是科学的东西,你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你得到的就不是科学,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不是小看其他方面的知识,但是它不是科学。大家应当把科学、非科学、伪科学这些名词尽可能弄清楚一点。一般地说,科学我们主要指自然科学,当然社会科学有好多也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像经济学、社会学现在也搞一些调查、统计这方面的,所以把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也叫社会科学。非科学比如说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或者是语法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这些学科也是很有学问的、很有用的,但是它属于非科学。伪科学把本来不是科学的东西,硬说成是科学,它既通不过实验检验,也经受不起理性分析,更有甚者,还以此瞒天过海、招摇撞骗。

五四先哲对科学方法很重视,他们认为,科学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另外还有演绎法,而且讨论了两者的异同。黄昌穀认为,从F.培根主张研究自然现象须行观察与试验二法推求真理以后,科学的致知方法逐渐形成现在所谓的归纳法,与之相对的是演绎法。前者能发明古人梦想不到的新知,后者能推广古人不完全的旧知。杨铨这样回答何为科学方法:征集事变类分之,简析之,律之以假设,证之以实验,假设与实验符合,则律例[定律]成立;科学知识可变,而方法不可变。任鸿隽从搜集事实、分析、归纳、假设等方面详论了科学方法,并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特点、长短加以对照。

在五四时期也有科学万能论的提法,大家不要误解。现在有些文章老是对五四采取了一种无端批判的态度,当然对于前人的东西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是可以的,但是批判要有根据,总得肯定某些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不对的。尤其是,把要批判的对象还没有搞清楚,就凭主观愿望和好恶出发,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派好像都是科学主义。实际上,当时就是言论比较激进的丁文江,他虽然有科学方法万能的说法,但那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在知识界内”,而且他所指的知识又是科学知识。在科学知识内科学方法万能,这有什么错呢?给他扣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帽子,不合适吧?丁文江对科学是比较清醒的,他的论敌张君劢却以为科学是牢固不拔的、一成不变的、有定论的。丁文江反对这样看待科学,他的先见之明是从批判学派、特别是从皮尔逊那里借鉴过来的。当时批判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是像生物一样进化的。有些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对丁文江等人的所谓科学主义大加鞭笞和讨伐,我觉得这是无的放矢,有点唐吉诃德和风车搏斗的味道。

现在,反科学主义在国内很时髦,就像60年代反科学主义在西方十分时髦一样。严格讲来,科学主义在英语大辞典里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中性的,就是科学家(或者被归之于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一种是贬义的,就是一般说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学科,科学独自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当然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在今日的科学界,到底有几人坚持这种极端立场?要知道,哲人科学家的科学观在100年前就大为改观了,更不必说20世纪科学代言人爱因斯坦的开明而睿智的科学观了。不过,科学方法的确可以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其他科学或学科,科学确实对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限度,真理也变成谬误了。说科学无所不能,当然是夸大了科学的功能和作用了,这种观点,稍微有头脑的科学家都反对,科学不可能把人们面对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如果都能解决,还要其他知识干什么,就不要其他知识了。其他知识之所以存在,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我在这里想再次强调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倡导,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适性,这是他们眼光明睿的表现,但是却被批判者指责为把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用经验和理性来建构世界图像或宇宙观的,科学对物理世界的描述优于其他知识,就像其他学科对主观世界、对人性的把握优于科学一样。你能说科学对人生观没有帮助?科学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或自然观肯定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有大大小小的影响,它们肯定是有联系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图像,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这些在人类思想史上耸立的里程碑,对社会进程和人类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第五,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五四先哲明确地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近世西方文化的本源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代表就是科学,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任鸿隽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和态度的定义出发,认为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里面,这是近世文化的特点,也是科学的最大贡献与价值。他充分地揭示出,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它的文化意义。在科学的人生观的里面,最能显示科学的文化影响了。其实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五四先哲就对这个议题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像杨铨,他认为宗教的、艺术的、竞争的、实利的人生观均有弊病,应该用科学的人生观补救。科学的人生观是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它与科学精神相通,它有三大特色:颇具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甘于淡泊。任鸿隽也坚持,没有科学知识,必然不足以解决人生问题。“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见之。”王星拱也坚持,科学为智慧发达的最高点,用智慧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胡适也宣布了他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十大基旨,强调其中“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任鸿隽也指出,科学不但借助物质文明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科学自身也可直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尤其是唐钺,列举了七个方面论述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阐明科学有利于道德。他讲得很有道理的,当然科学不能决定道德,但是它肯定跟道德有关系,也有影响。而且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我们不应当把科学仅看成一种纯粹的知识,应该提升一个层次,叫科学的智慧。《科学的智慧》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作者是英籍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写得挺精彩,是很简明的一个小册子,十几万字。这位名叫汉伯里•布朗的科学家是去年去世的。

当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生观问题,但是科学对人生观肯定有助益,因为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当代,科学文化的权重是很大的。当然应该与人文文化平衡起来好一点,这种平衡不是半斤八两,因为一个时代总有一种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但是,缺一不可,而且一个太小了、一个太大了也不好,削高就低、揠苗助长也不好,要两个兼顾,协调发展。

第六,对于反科学思潮的辩驳。反科学思潮可以说是与科学相伴而生的,在五四时代也有反科学思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到欧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欧游心影录”。他虽然说他不承认科学破产,也不反科学,他确实也不是明显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之于科学,但是文章透露出那个意思,起码客观上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是科学这个东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的科学美梦落空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的文章助长了中国当时的反科学思潮,帮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忙。

五四先哲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你不能那样怪罪于科学,也不能怪罪于科学家,这是政治家的问题,这是搞政治的人的责任,是从本民族的狭隘立场出发,或者从私利出发干的坏事,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没有把人教育好。陈独秀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借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跟科学不相干。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当然要用综合措施来解决,并不是科学造就了世界大战。丁文江挑明,欧洲文化并没有破产,纵使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责任。他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没有科学的时候,人类不是照样有战争,用冷兵器互相残杀,死伤的人、残酷的程度也不亚于现在。现代战争的根源,完全在于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端的宗教基要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为知识形态性的科学,严格地讲来,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好坏的,所以我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不能成立。哪个知识是致毁知识呀?造炸药的化学知识是致毁知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是负知识?如果对它们做肯定的回答,那么任何科学知识都是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自然也不能例外。你从高楼上扔重物砸人,不是运用了牛顿发明的知识了嘛?就算是致毁知识,用炸药也是做了好多好事的,虽然它在战争中运用,但是你没有炸药,封建城堡和政权不了,它在政治上也有意义,就不必说它的经济价值了。当然,运用科学知识,也造出原子弹、氢弹这些恶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但是,社会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对它的解读也不能局限于一个角度。在20世纪前一半,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相隔仅仅20年。可是,后来的50多年,尽管局部战争时有时无,但是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原因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了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你扔原子弹,发动战争,人家扔过去报复你,结果双方即使没有立即死光,也会在烟雾笼罩的所谓“核冬天”中慢慢死掉,而且弄得第三方乃至全世界都随之遭殃。这当然有违战争发动者的初衷,也会遭到全人类的反对,世界大战就这样打不起来了。不用说,这种核和平是令人不安的,但是毕竟长时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了。另外,太阳系有许多小行星,它们随时会向地球撞来,尽管几率很小,据说恐龙就是因此灭绝的。好了,现在我们有火箭和原子弹了,到时候发射一颗,改变一下小行星的轨道,不就免除了人类的灭顶之灾。

世界上的诸多东西好像都有两面性,包括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火的发明。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用火也可以杀人放火,火烧秦宫,火烧连营。就是石块,打制成一个石器,当然可以用来打猎,也可以方便打人呀。所以不能用极端的观点看问题,把一切罪责归于科学,这纯粹是对科学、对技术怎么应用和使用的问题。当然有的是出于恶的动机,我们要坚决反对。有的人也出于好心,因为科学知识的应用很难预测,技术的一些副作用也很难预测,所以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发现问题,人类的智慧也会找出办法对付的、处理的。就像滴滴涕,在60年代已经限制或禁止使用了,因为它有很大的负作用。不过,你也不能否认它的功绩。当时世界人口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虫灾一来,流行病一来,不知道多少人要饿死、病死,是滴滴涕杀灭了农作物害虫和苍蝇、蚊子,把千千万万的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出来。在中国古代,解决人口问题就是靠战争、靠饥荒、靠疾病的。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个封建王朝走向鼎盛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随之激增。一旦发生一些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农业没有收成,粮食不够吃了,他就要造反,造反还有活的可能性,不造反肯定得死,所以就造反。结果天下大乱,饿死的饿死了,杀死的杀死了,人口骤减。中国的封建社会周期性地改朝换代,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人们依靠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反科学者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到这一点,一味地反科学,是不明智的。实际上,那些反科学的人也乐于享受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同时又大反科学,我觉得这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在五四时期,流行科学损美说。彩虹多漂亮,引发多少美妙的想像,你非说这是太阳光线折射造成的,岂不大煞风景?嫦娥奔月,多浪漫,你把火箭放上去,一看月亮原来是个死寂的世界,美好的幻影没有了,把美梦给破坏了,多扫兴。还有一种是科学败德说。科学的发展,新玩意儿不断出现,财富不断创造,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了,没有个止境,好了还想再好,享受了还想再享受,所以败坏了勤俭、朴素等传统美德。五四先哲在这方面看得也很清楚,他们借用了皮尔逊的思想,说科学不仅没有损害美,而且还创造了新的美,给人的审美判断以永恒的满足。科学也没有败坏道德,人心不古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觉得,五四先哲讲得有道理。确实,人应该树立开明的发展观、消费观、价值观、人生观,在物质追求方面应该有所节制,大吃大喝,为摆谱一掷千金,挺乏味的,够低级的。有正常的、体面的物质生活就行了,在精神生活方面,你可以永无止境地追求嘛,这才是高尚的追求。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洞见就讲到这儿。他们对对民主也有好多理念,这方面的文献很多,我没有下工夫研究,在这儿仅以陈独秀为例加以说明。由于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的观点也具有某种代表性,他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总认知。陈独秀把democracy译为民主或民主主义,有时也称其为惟民主义、民治主义,或径直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他正确地论证了什么是民主国家。他说,民主国家是真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公民的公产,并不是执政者的私产,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民奴国家是伪国家,执政者是主人,以国民为奴隶,牺牲全体国民的权利,以奉一人。

关于民主的真谛,陈独秀在一篇文章里强调,西方的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就是林肯所谓的“由民”而不是“为民”,用英文原文就是bypeople,而不是forpeople。这两者差异是很大的,一个是民主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是bypeople。中国古代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是仁民爱民的思想,是forpeople,是民本主义,因为它是以君主的社稷为本位的,为的是巩固皇帝一人的统治地位。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主义,只有民本主义。中国领导人出国讲话,不知道哪一个人给写的稿子,说中国古代早就有民主思想了,孟子怎么说,孔子怎么说。仁政和王道比暴政和霸道要好一些,这没有错。有趣的是,过去有学人居然这样断言,霸道能激起人民的反抗,激起农民起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什么逻辑呀?仁政和王道固然比暴政和霸道好一些,但是,人家皇帝毕竟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绝对权威。他知道,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度量大的,像唐太宗,你给他提意见,顺耳他就听了,不顺耳,他可能忍一忍,想一想。他不高兴了,就不愿意听了。度量小的,你如果提意见反对他,那是没有好结果的。你若威胁到他的权威和王权,则格杀勿论无疑。要是民主思想和政体,怎么可能那样,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民主这个概念,不信你查查辞源、辞海。在中文里面,民主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呢?是“民之主宰者”!正好与西方民主的意思背道而驰。《书•多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句话中的“民主”,指称的就是“民之主宰者”。皇帝主宰人民,这叫民主吗?所以民主的概念是西方的,但是它是全人类优秀的思想遗产,民主体制也是在一切难以令人满意的制度中缺点较少的一个。五四先哲慧眼识真金,一下就看准了西方这两样好东西,把民主和科学引进来了,这在中国现代史、思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中国的本土文化本来缺失这些新因子,而这些新因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或水土不服,因而一开始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你看,科学和技术刚刚进入中国,遭到多么强烈的反抗和抵制呀,连修铁路都受不了,说火车一响他的母鸡不生蛋了,他祖坟的脉气也给冲散了,非要把那个铁路给扒掉不可。至于民主,由于和政治、政体和意识形态等相关,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即使在思想层面,连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都分不清,在高官名人那里都搞不清,你说这不可怜、可悲。

对于民主的内涵、精义和实施问题,陈独秀也有明确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采纳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认为民主有四个要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经济]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陈独秀就此议论道,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在欧洲古代,民主仅仅是“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民主的意思也日渐扩张:不但拿它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主的旗帜,自然不限于政治一面。陈独秀觉得杜威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有点不彻底,他说: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对政治的民主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不要被动的官治,实行积极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主。

五四先哲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主的真谛,看到了科学的深层价值。所以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先哲们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启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五四至今已经80多年了,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有较大的变化,但是还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科学水平与世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诺贝尔奖至今与国人无缘。政治改革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既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又为维系特权和腐败继续提供温床。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贪污、不腐败就奖励他,官员不贪污、不腐败是做人的最低的、最起码的标准,你怎么还奖励他?真叫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这是做人的底线呀,你还要奖励,岂不是太可悲了?真是天下大了,无奇不有,现代版的《官场显形记》。

我已经讲了对科学的误解和曲解,对民主的迷误似乎更严重一些。

第一,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上面讲过的,我就不饶舌了。我想结合现实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对民主的理解,远远达不到五四先哲的水准。我们至今还对明君圣睿、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等封建思想和专制体制津津乐道,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很危险的,也说明我们民主意识的淡薄和缺乏。打开电视,荧屏上演的是大清官、好皇帝,这些人物成了我们讴歌、颂扬的对象。我们的报纸长时期宣传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这那有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把人才等同于马,拉到市场让所谓的伯乐评头品足,伯乐高高在上,被选上的马是给人干活的,他不会说话,没有发言权,这哪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马”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相”伯乐?你这个自称的伯乐称不称职呀?你到底是真伯乐,还是假伯乐?话说回来,只要社会有一个公正的、自由的竞技场,让马赛跑,让人比试比试,不管是马才、人才都会脱颖而出的,哪用你劳民伤财、装模作样去“相”。士为知己者死,这战国时期的遗风,是那些所谓的侠客义士、或鸡鸣狗盗之徒的报恩意识,是十分狭隘的封建思想,纯粹是忠于个人,为此甚至可以置民主与法制于不顾。这一切,跟民主的概念、民主的精神显然是南辕北辙的,纯粹是一种封建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

第二,集中民主和民主不是民主。我们老是说集中民主,强调集中民主,办什么事情,制定什么政策,先征求一下意见,大家议论议论,议论完了以后,把意见收集起来,再由领导集中。好一点的,再如此这般地反复一两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也不能说集中后的决策没有对的。但是,集中民主确实一进入实践领域,往往容易变味。我让你讲,你讲得虽然好,我来了一个集中,把你的意见“集中”掉了,等于你没讲,正应了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老百姓的话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或者是我听得不顺耳了,我马上给你扣一个帽子,你是,主义。或者更厉害一些,采取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我故意让你讲,谁对我心怀不满,一讲不就原形毕露了,我马上就抓你不放,戴政治帽子、大批判、下放、劳动改造、关监狱甚至杀头,这哪是民主呀?集中民主之所以屡屡变味,关键在于人民无法做主,而是由高官做主:上下不对称,重心在上而不在下,大权在上,而且无法监督,甚或不受制衡。所以,所谓的集中民主,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它高不过明君圣睿,不变味才怪呢。还有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呀?要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标准掌握在当头的手中,而且是随意的,没有法制去管。于是,好多人本来是大好人,却被划成阶级敌人了,打成反革命了,一个个被了,遭到灭顶之灾了,这能说是民主吗?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认真记取的了。

第三,民主是天下的公器。民主是千百年来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而且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民主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在所有有缺点的制度里面,它算是比较好的。古希腊实行多数民主,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对青年讲坏话,大家一投票,他不得不死,虽然他视死如归,死得从容而安详。所以民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有一套纠错机制,能及时发现错误,把错误尽可能减少。而且,民主思想和体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比如保护少数、宽容等原则。不像我们,没有监督、制衡、纠错机制,文化革命一搞就是十年,把几代人给误了、给毁了。即使到崩溃的边缘了,也刹不住车。直到老人家去世,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否则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知延续到猴年马月才算到头。所以说,民主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跟市场经济一样,无所谓姓资姓社。过去我们说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计划经济是姓社的。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照样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必要争论了。我们搞了市场经济,不是很快就活起来了吗?同理,民主也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他好像没说这个话,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嘛,我们可以说嘛。民主确实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这种区分。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文化传统、经济基础不见得一样,实行起来肯定有差异,这可以理解。但是,总的方向和大原则应该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例如公民、多数统治、保护少数、平等参与、权力制衡与防范、有效纠错、以及言论出版自由与法治等,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有的国家实行了几百年,有的实验了数十年,挺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民主是天下所有人的公物、公器,跟市场经济一样,哪个国家都可以用。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所以民主很难实行。这是托词,环视全球,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退一步说,中国大学的经济和文化不落后吧,文化素质够高的了,在座的都是读博士、硕士的,但是大学的领导就不是民主投票来选出来的,是由上面任命的,这不自相矛盾了吗?我就不相信,在座的同学和北大的教师一个比一个笨,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选不出中意的校长来。

第四,民主主要是治上,而不是治下。民主是在民,人民委托当官的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人民把权力赋予他,让他来代管这个国家,人民就要用一套机制来监督他,主要是监督那些最高当权者,民主的好多条款和程序是监督官员的,主要冲着这个方向的。因为当权者一旦缺乏民主监督,那就乱套了,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像中国的、文化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呀。*58年开始,牛皮吹得一个比一个大,一亩地打数千斤、几万斤粮食。还没吹多长时间,闹得全国人民饿肚子了。据说*62年前后饿死了两千万,这是在没有战争、没有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码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起义,是发生饥荒了,引起战争了,人口出现负增长,一般的年景下,没有,没有战乱,中国人口没有什么负增长的。人民活活地就饿死了,当官的饿死了几个?生产队长、公社书记饿死了几个?就不必问比他们大的官了。都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了,人民也没办法把三面红旗拔下来,你拔,他给你头上插一个白旗,你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反革命了。所以上面一旦坏了,确实祸国殃民,轻则也是贪污、腐败,这怎么得了。刁民好治,你犯法,你破坏社会秩序,好治多了,抓起来、关起来就行了,杀人者偿命,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真正不好治的是上面,那是大巫,刁民是小巫,所以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操作机制,是监督和制衡当权者的。现在肆行,其实不管什么政权和主义,不管皇帝、总统、总理和主席,对一般都不留情,即使他本人,也不许下边的官员,因为它对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从内部挖空你,搞垮你。有资格的,都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或大或小总得是个官,起码也得是个“管”。你是个平头百姓,你坐到家门口等上一年,也没有人行你的贿。你就是黑了心,想,怎么个贪污法?腐败的温床供不应求,谁给你无偿提供?眼下久治不愈,就是民主制衡缺席,政治不透明,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不力。我们得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完善民主体制,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制衡权力,监督当权者。这样的话,不仅会减少,整个社会也会和谐发展,人们的心情都会舒畅。

第五,民主也是文化之全体和做人之道。这一见解把民主概念在理论上泛化了,在实践中普及了,民主并不是达官贵人和知识人的事情,它跟人人都有关系。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当中,民主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手段,甚至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杜威早就说过,民主自身就是一种教育,是教育的利器,政治的事是人民也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过政治,就把政治的才能糟蹋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还有,张东荪也讲过,我们整个来说,民主主义同时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是社会组织,同时是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一个切身的习惯。于是,民主就等于一个传统的文化的全体和一个做人之道。从而,民主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

讲了一大堆,现在收个尾吧。上面所提到的对科学和民主的迷误,不是短时间就能消解的。要启动和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一日之功。五四先哲掀起的换民心、开民智、新民德、塑民魂的启蒙运动,很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五四先哲的确有眼力,确实有先见之明,他看准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利器,是国人所匮乏的,是救治中国的良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样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在中国生根,对于民主的迷误,对于科学的迷误,就是没有完全生根的表现。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后来被救亡主题压倒,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也没有完成五四先哲的遗愿。相反地,从上世纪末开始,国粹派和后现代派结成神圣同盟,不遗余力地批判五四的所谓激进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不仅掀起了一股反科学的小浪潮,而且对民主也大加诋毁,扬言要用儒家那一套封建的思想和礼制治理国家。这是对五四精神背叛和反动。看起来,要使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生根,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变为国民的意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使命,把五四先哲的未竟之业担当起来,并进行到底。中国的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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