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刻艺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20:15:37

陶刻艺术论文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壶艺的发展与装饰艺术集于一身,方器线条挺括,轮廓清楚;圆器骨肉亭匀,珠圆玉润;筋纹器节奏有序、纹理精巧;塑器有形状类,理趣兼备,体现高度的美学法则,特别在装饰上展现多种书法,人物图案、山水花鸟,使之与壶艺融入一体,更增添人在饮茶之余,品其韵味,陶冶情操领略美感,更展现出紫砂壶的宽广天地。

方舟壶全手工制作,全壶每一处都透射着力的动感,阳刚遒劲,有“荡气回肠”、“大舸争流”的豪畅、气度扑人的眉宇,在壶上可以感觉到张力、膨胀力随想而生,器虽小,然气魄宏大。在整体壶型的设计上,笔者联系虎的刚正特性,将壶定位为方形器,壶身、壶盖、壶把与壶嘴,都以方传神。流畅的线条,将每一个转折或装饰之处,都表现得清晰利落,端庄而稳健。作品正气凛然,古韵荡然,周正挺括,构设极为精妙。

壶身以虎作装饰,细致刻画,尽显祥和氛围。在这幅画中,老虎栩栩如生,其形态动作,生动传神,其表情神态,细致入微。悉心观之,不觉这分明就是一幅壮阔的虎之国画,可与纸上泼墨的大作媲美,足见作者的绘画功底,然壶上作画更见难度,作者把握如此精准,颇为难得,其刻绘造诣定是炉火纯青。整把壶因这不凡的虎画而更为与众不同,更因此深添了高雅的文化气质。

虎,素有兽中之王的美誉,南方方言中,“虎”与“福”常作谐音,因而,虎也是祥瑞与吉利的象征。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虎排位第三,足见人们对虎的崇拜与喜爱。中国的民俗风土里,人们将虎奉为吉祥物,并以此寄托美好的愿望。千百年来,虎福文化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陶刻能赋予紫砂艺术生命,没有陶刻的紫砂壶只能说是半成品的艺术,因为它缺少了主题内涵和作者本身想表达的意图,就像一张空白的画纸,人们领悟不出任何情感,只有有陶刻的紫砂作品才能说得上是一件真正意义的艺术品,观赏者能第一时间感受到紫砂作品所要传达给人们的内涵和寓意,就像一张五彩缤纷的画卷,作者的思想一目了然。只有包含了内涵和思想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品。陶刻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语言,它会说话,会用暗语传达情感,紫砂有自身的局限性,光用泥料的塑造是很难真正意义上表达制作者的思想,唯一能体现的只有通过轮廓和形状,欠缺了情感上的表达。

2结语

“字依壶传,壶随字贵”道尽了国陶装饰艺术的高度价值。之时,就今而论常被一些笔者或紫砂业者漫无边际的渲染曲解,不去就事地理解壶与字间的内涵关系。一件方舟壶作品虽然只是很小的器物,但在创作过程中,却需要注意到各方各面的细节问题。所有的细节都需要围绕着壶的主题展开,进行构思想象,创新升华,如此产生的心血之作才能称之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是宋代文化极盛的一个重要表征(语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2页)。因之,欲于宋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获得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必须关注论文联盟理学。围绕宋学与文学关系这一研究论域,张文利博士已于2004年出版了其博士论文《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并获得学界赞誉;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魏了翁文学研究》。因有长期的积淀和深刻的思考,故这部专著的诞生显得游刃有余、水到渠成。在我看来,优点颇多,特揭示如下:

在宋代文坛。魏了翁算不上一流的文学家,但在南宋思想领城。魏了翁则是继紫阳之后卓越的理学家之一。更值得重视的是,在众多理学家中,魏了翁文学作品数量颇丰,诗十四卷,词三卷,散文九十三卷,质量也不错。选择这样一个典型的理学家兼文学家进行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究宋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魏了翁文学研究”之选题,体现了作者突出的学术敏感度。全书由五章和附录组成,第一章讨论魏了翁的生平、交游、著述及版本源流,第二章总结魏了翁的学术思想,第三章分析魏了翁的诗歌,第四章考察魏氏的词作,第五章梳理魏氏的散文。以上安排。使全书结构清晰,逻辑简明。论述全面。

全书的论述建立在作者对相关学术研究史和基本文献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关于魏了翁诗集的传刻,彭东焕《魏了翁年谱》说:“清光绪二十八年,贵池刘氏玉海堂用淳?本影刊魏了翁《渠阳诗》一卷,《附录》一卷。”彭东焕据《现存宋别集版本目录》,云此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等处。《魏了翁文学研究》指出彭说颇可疑,“《鹤山集》之淳?本自开庆本以后已不见记载,何以在光绪年间突然出现?既为宋淳?本,刊布者当知其珍贵,何以仅影印《渠阳诗》一卷而不及其余?姑存疑俟考。”(第22页注释1)又关于魏氏《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一诗,文利指出,门人王德文曾为鹤山渠阳诗作注,并说明自己于国图古籍阅览室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集部《注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后又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得嘉业堂善本书影之同书,两本文字略异,所收即王德文所注鹤山此诗。文利提出自己的疑问:“王德文注鹤山诗,上述所见两版本。俱只收这一首及注。按诸常理,一卷诗注当不惟一首,何以如此,姑存疑俟考。”(第75页注释)这都体现了作者笃实严谨、多闻阙疑的学术态度。

当下文学研究虽然格外强调学术视野之宏通和对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熟谙,但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本阅读能力则同样需要重视。本书第三章“魏了翁的诗作”,在分析魏氏诗歌的思想内容时,拈出“直将天理感人心”、“径斩贼头报明主”、“起傍梅花读《周易》”三个醒目的标题。来阐释魏氏诗歌所表现的理学观念、爱国情思、意趣情理,显得别出心裁。在分析傍梅读<易>的意象画面在魏氏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因缘时。作者指出:“鹤山于梅,则不仅看重梅对于士大夫文人的一般精神寓意,还有另外一层独特用意,即从梅中体悟

转贴于论文联盟

自然之理,体悟天理之运行流动。……<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论凝聚,梅乃天理生动直观的外在象征,傍梅读《易》,高雅而深邃,既体现品质的高洁独立,又代表思想的精深邃密,是作者著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理想的人格形象,因此才会在诗里反复出现。”(第59-60页)又鹤山诗句“山色如逢故人语,松声仍作去年香”,作者分析其艺术论文联盟手法说。“以声状色,又以香比声,将听觉、视觉、嗅觉打成一片,仿佛感觉器官的大串联,大换位,新鲜奇特。”“敝貂冲寒马声湿”,作者又云,“以‘湿’状声,用身体感受比拟听觉感受,写冬日早晨凌厉潮湿的寒气中,马蹄声似乎也听起来湿漉漉的,新颖而生动。”(第64页)这些都表现出作者对文学作品极高的感悟鉴赏能力。

学术研究必然要面对过去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既要求后来者具有更高的学术素养,同时这也涉及到研究策略。本书第五章“魏了翁的散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大大推进。前此,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注意到魏氏散文创作的发展演变,从宏观的角度揭明其散文特点;朱迎平《宋文论稿》(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量魏了翁和真德秀文学思想的差异,略析魏氏记类、奏议、序跋等文体特点。并指出魏氏一部分文章追踪苏轼的特点。文利独辟-蹊径。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统计了魏氏散文的类别和数量,并细致分析笺表奏议、记人、书信等五大类文体特点,注意到谋篇布局、情慷发抒、旬式词法等方方面面,可谓考量细致,分析入理,颇为难得。

理论思维,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往往重视不够,本书对理学家魏了翁词的研究却表现了作者突出的理论思维能力。本书认为,理学家的词尽管艺术价值未必很高,但从理学家的身份考虑,对他们的词进行研究极为必要。一般认为:词与理学的关系较之诗文显得疏远,作者指出,“词于鹤山,如同诗文一样,也是他申谈、传播理学见解的手段之一种”,“从一定意义上说,以理入词,扩大词体堂庑,正是理学家魏了翁对词的独特贡献。”(第79-80页)作者又指出,魏氏词作以现实功用为主,这种做法“一方面因突显实用性而造成对词体文学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又恰因其广泛的实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词体价值地位的提高。轻视文学的理学家却很大程度地提升了词的价值地位”(第82页)。对于这种目的动机和实际效果相悖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屡见不鲜,张文利给出了自己的阐释。谢桃坊《论魏了翁词》一文提出:“宋词中真正的别调与变体应是理学家之词,它是自理学营垒侵入词坛的异军,尤其是它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和载道的观念,似乎在威胁着词的体性”;本书认为:理学家词与词人之词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理学家对词体却不完全敌视,“从程颐到朱熹,理学家对词体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他们在言志载道的前提下,赋予词体和诗文同样的地位,这是理学家对于词体地位的提升。当然,这种提升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理学家们以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为准则,对词的体性的改造式接受。”(第89页)这个观点非常富有见地,对理学家于词的关系做了准确的评断。以上体现了作者极强的思辨能力。

问题意识以及学术方法的自觉性和多元性对于学术研究是否获取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本书的一个鲜明优点在于其结论的获得建立在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之上,因而显得确凿可信。第四章“魏了翁的长短句”,作者细致地统计了魏氏词的内容,指出有寿词、感怀言理、咏物、纪事、送别等9类,其中寿词101首,占魏氏词作总数189首的53.4%(第79页)作者分析道,“这与他注重自省涵养的理学家身份是非常契合的”(第93页)。作者还发现魏氏寿词中词语类似重复者、句意类似重复者、句式类似重复者,并一一摘列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另外。作者统计了宋代重要理学家诗词作品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数量(第82页),发现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有诗歌作品传世,而总体上理学家的词作数量却少得可怜。作者认为,理学家对于词的态度值得深思。而魏了翁的词作数量居理学家之冠。更值得深入考究。这些无不表现出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成功地实现了文献学、哲学、思想史和文艺学研究的有效结合。

本书的优点如上所述。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瑕疵和值得商榷的地方,略述如下,以供参考。首先,个别地方语意重复。本书第37页,作者写论文联盟道:魏氏对陶渊明的称誉是出于理学家的眼光,……评价的标准乃至用语,与邵雍《击壤集自序》何其相似!第46页又说:魏氏对陶渊明的评价,与邵雍《伊川击壤集自序》中的思想乃至语言非常相似。其次,个别地方校对未精。如第7页:“魏了翁上书认为,金人虽是强弩之末,但地广形疆”,“疆”字误,应作“疆”(强)。其三,个别统计有误。本书第四章统计宋代重要理学家的诗词作品数量,列举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杨时、朱熹、魏了翁、真德秀、金履祥、陆九渊(第82页),在这些人当中自然魏了翁词作数量最多,毋庸置疑。但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又说:“鹤山词存世者共一百八十九首,在两宋理学家词作中数量位居第一”(第78页)。此说法承袭了谢桃坊先生在《论魏了翁词》中的观点.谢氏说:“魏了翁在理学家之中是词作最多的。而且最能代表理学家词之艺术特色。”似不确切。据张春义《宋词与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351页)一书的统计,南宋理学家词人中,刘辰翁存词354首,刘克庄存词265首。吴潜存词256首,陈允平存词209首,韩浣存词197首,都高于魏了翁的189首。其四,有些地方论述有待深入展开。本书第五章论述魏氏奏疏时。“发现他对元榷时期似乎有着特殊的感情,姑且名之日‘元?情结”(第119页),文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征,惜未深人论析,可进一步展开论述。又如魏了翁《题谢耕道一犁春雨图》:“床头夜雨滴到明,村南村北春水生。老妇携儿出门去,老翁赤脚呵牛耕。一双不借挂木杪,半破夫须冲晓行。耕罢洗泥枕犊鼻,卧看人间蛮触争。”作者通过语言学的细致考索指出:“不借”指草鞋。“夫须”指蓑衣,并云魏氏作诗有意使用方言俗语,使其诗句生新别致。(第66页)其实,作诗使用方言俗语。乃宋人化俗为雅的一种手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目的在于使诗句爽健有力,北宋诗僧惠洪就曾评价过苏轼作诗用方言俗语的效果,可参看。

简单来说,就文学研究论,本书以细致的文本解读,做出了纯正的文学研究;借助多学科的学术方法。在比较和分析中。凸显了魏了翁创作的文学史意义。总之,诚如陶文鹏先生《序》中所言,这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宋学与文学领域相关研究乃至宋代文学的深入探讨均颇多裨益。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赋;体裁;对等;汉英翻译

中图分类号:G623.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258-02

引言

赋,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始于战国,止于清末,兴盛于两汉,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价值,因而赋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源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了解原文之内容,甚至产生共鸣和同感。故赋的英译英区别于其他诗歌体裁,认识到文体对等和“形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本文将其主要原因分析总结如下。

一、对翻译中“意美”、“形美”的误区

“意美”指意境、情境之美,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意境传译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1]。“形美”是指语言的表现手段(语言、文字等)和表现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形式美在美学中是个很大的课题,在翻译中也是举足轻重的[2]。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在意义体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某些译者一味追求“意美”,忽视形式,就抹杀了翻译的意义,也阻碍了其发展。

首先,“意美”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已上升到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故衡量“意美”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Barthes曾说过,文学语言具有“预言式的开放性”(prophetic openness)的特点,有其创造性和多义性的一[3]。再次,由于“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含义,所以意境需要译者的个人体会与感悟。

二、赋的宏观体裁特点

我国古代的韵文体裁主要有四种,即诗、词、歌、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不同,诗可合乐而唱(如乐府诗),赋则只可传诵。清代学者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曹道衡等诸学者皆认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可见,赋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其译文也应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形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西方文学中无法找出与赋对等或相近的文体,故不能将赋机械地套译为某种现有的文体。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在1926年版的《亚洲专刊》(Asia Major)上曾把宋玉的《风赋》英译为“Song of the Wind”。“song”有诗歌、歌曲之意,但前文已指出赋乃“不歌而诵”,故此译法欠妥。而美籍学者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则将“赋”译作“essay”[5],即西方的一种随笔散文,属无韵文。虽然赋也有散文平铺直叙的特点,但此译法违背了赋作为有韵文的根本特点。因此,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翻译龚克昌教授的赴美讲稿以及对《昭明文选》的英译本《Wen 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都将“赋”直译作Fu。Katharina Reiss认为翻译过程中,是否传递原作的主要功能是评价译作的主要标准。翻译中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翻译方法, (转引自Munday J.)在翻译中注重其形式对等是至关重要的[6]。因此,赋的英译也应根据其形式特点运用具体的标准及方法。

再次,赋体本身就格外关注形式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之特点为“铺彩文,体物写志。”,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还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萧统《文选序》亦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可见,赋对其形式之美的追求真可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又因翻译旨在于将源语信息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尽量准确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故综上所述,赋体英译过程中对其形式的把握十分重要。

三、赋的微观体裁特点

根据赋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及其馀绪,其中古赋有包括大赋、小赋、骚体赋、骈赋及杂赋等[7]。严格对偶、平仄韵律及虚词的普遍运用等都是赋的特点。

以骚体赋为例。它是古赋中的重要体式,受《楚辞》中《九歌》和《离骚》体制的影响颇大,因而对偶句数量多、比例大,并逐渐骈化,即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如《九歌》中“×××兮×××”或“××兮××”和《离骚》中“××××××兮,××××××”[8]。此处“兮”为语气词,因省略泛声而无实义,但却规定了两句之间基本的语音节奏,是句子以工整对偶的形式出现。另外,由于这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汉字的基本特点,即汉字绝大多数为单音节且具有单音独体性,不同于英语的多音节,因而便于构筑两两相对,形成排偶。这种对偶不仅在音节节奏上对仗,而且在视觉感官上也十分工整。像“兮”、“之”、“而”、“以”等此类虚词,在英文中几乎无法找到与之功能相对的词,所以在翻译中英尽量做到译文形式对仗、整齐、平衡,保留并传递出原文的风格特色。下面是针对上述理论视角对几个例子的分析。

例1:“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Our rudder and oars, redolent of cassia and orchids;

Strike the moon’s reflection, cleaving the glimmering water;

But my heart is far away,Longing for my dear one under a different sky!①

译文2 :Laurel boat and sandal-wood oars,

Beat the empty light, pierce the sheen;

Shoot my feelings out of my bosom,

Eye I the Beauty across the serene.②

此句是苏轼引用《楚辞》中《离骚》里的话,原是屈原用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急切之情并且体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苏轼借用这一典故暗示了自己与屈原相同的被贬之境,表达了心中的苦闷与失意。在杨译本中,译者用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情怀趋向的cassia 和orchids来释译“桂”和“兰”,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借梅、兰、竹、菊等寓意高洁脱俗,同时也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与主题,含蓄真挚。而在孙译本中,译者更是有意将sandal-wood(檀香、白檀)替换orchids来表现“桂”这一意象,其认为原典故中屈原是运用orchids的清新香气比喻自己的高尚品格,但这个暗喻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十分牵强难懂,故改之。从形式结构上来看,孙译本每句的音节数及词数较为一致,对仗较工整。其中奇数句和偶数句分别押韵,韵脚为abab,这与原赋中“光”和“方”都押/αng/韵的韵律特点相符,并且abab韵脚在英语诗歌中很常见,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2: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We are nothing but insects who live in this world but one day,

mere specks of grain in the vastness of the ocean.

译文2 :and lead our beings like mite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iny as a grain of millet in the blue deep.

此句描绘了苏轼感叹人的生命、自由和利益在浩瀚天地之中的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二者都较为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意义与思想。在孙译本中,两句均为10个词且音节数(syllable)分别为11和12,更加接近。故译文2的句式更显对仗工整,更符合赋的文体特点。译者用deep代替sea 、ocean等词来释译“沧海”,符合英语诗歌中用deep表示“海”的意象的传统和习惯,更能引起西方人审美情怀与趋向上的共鸣。

四、赋的价值与意义

从文学角度上来说,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独特的文体形式本身就应当予以重视。同时,赋给后世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摇篮,孕育了如骈文等新型文体及文学精神。赋的演变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流变的内在规律[7],则在其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应当受到对其文体形式上的扭曲和误导。

从文化观念角度上来说,赋特有的排偶齐整的文体特点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和谐的理论,即“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推崇平衡与和谐的审美心理趋向,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及二元范畴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社会和历史角度上来说,赋的内容包罗万象,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也推动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在政治方面,《汉书・扬雄传》中“三世不徙官”、“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揭露了儋石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愤慨。在社会生活方面,李尤《平乐观赋》中“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鼓。戏车高,驰骋百马。”则描绘了汉代百戏演出的情况。在自然科学方面,《坠行训》描绘了地上东西南北中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海外三十六国”的情形。

五、结语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认为,“文学性”的要素不在作品内容之中,而在语言形式的结构关系之中,构成文学性的主要语言结构就是特殊的音律结构和对等结构,这两大结构使读者(听者)忽略语义内容转而注意到语言本身的美。这便是文学作品区别于一切非文学作品的地方,也就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9]。此观点正符合赋文英译的特点。当然,本文所说的赋文英译重的文体对等和“形美”并不是机械地逐字照搬原赋的体裁形式或者将“对等”片面地理解为数字意义上的绝对等同,而是指在尽量保持赋的体裁形式特点的基础之上,结合“意美”、“音美”、“形美”等众多翻译理论的优势与合理性,高度重视形式在赋文英译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旨在得到在音、形、意三方面尽可能平衡与和谐的赋文译本。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 李栋明.从一首古诗的翻译看功能翻译理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4]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陈世骧.Essay on Literature,Written by the Third 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陆机―《文赋》)[J]. Portland (Maine):The Anthoenesen Press,1953.

[6] Katharina Reiss.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五: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

[7] 袁济喜.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 郭建勋,邵海燕.赋与骈文[J].北方丛论,2006,(4).

[9] 朱立元.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 踪凡.汉赋研究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周勋初,等.辞赋文学论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①杨宪益译本的例句均取自王恩保、王约西《古文百篇英译》。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赋;体裁;对等;汉英翻译

引言

赋,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始于战国,止于清末,兴盛于两汉,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价值,因而赋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源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了解原文之内容,甚至产生共鸣和同感。故赋的英译英区别于其他诗歌体裁,认识到文体对等和“形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本文将其主要原因分析总结如下。

一、对翻译中“意美”、“形美”的误区

“意美”指意境、情境之美,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意境传译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1]。“形美”是指语言的表现手段(语言、文字等)和表现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形式美在美学中是个很大的课题,在翻译中也是举足轻重的[2]。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在意义体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某些译者一味追求“意美”,忽视形式,就抹杀了翻译的意义,也阻碍了其发展。

首先,“意美”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已上升到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故衡量“意美”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Barthes曾说过,文学语言具有“预言式的开放性”(propheticopenness)的特点,有其创造性和多义性的一[3]。再次,由于“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含义,所以意境需要译者的个人体会与感悟。

二、赋的宏观体裁特点

我国古代的韵文体裁主要有四种,即诗、词、歌、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不同,诗可合乐而唱(如乐府诗),赋则只可传诵。清代学者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曹道衡等诸学者皆认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可见,赋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其译文也应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形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西方文学中无法找出与赋对等或相近的文体,故不能将赋机械地套译为某种现有的文体。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Erkes)在1926年版的《亚洲专刊》(AsiaMajor)上曾把宋玉的《风赋》英译为“SongoftheWind”。“song”有诗歌、歌曲之意,但前文已指出赋乃“不歌而诵”,故此译法欠妥。而美籍学者陈世骧(Shih-hsiangChen)则将“赋”译作“essay”[5],即西方的一种随笔散文,属无韵文。虽然赋也有散文平铺直叙的特点,但此译法违背了赋作为有韵文的根本特点。因此,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R.Knechtges)在翻译龚克昌教授的赴美讲稿以及对《昭明文选》的英译本《WenXuan,orSelectionsofRefinedLiterature》,都将“赋”直译作Fu。KatharinaReiss认为翻译过程中,是否传递原作的主要功能是评价译作的主要标准。翻译中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翻译方法,(转引自MundayJ.)在翻译中注重其形式对等是至关重要的[6]。因此,赋的英译也应根据其形式特点运用具体的标准及方法。

再次,赋体本身就格外关注形式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之特点为“铺彩摛文,体物写志。”,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还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萧统《文选序》亦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可见,赋对其形式之美的追求真可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又因翻译旨在于将源语信息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尽量准确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故综上所述,赋体英译过程中对其形式的把握十分重要。

三、赋的微观体裁特点

根据赋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及其馀绪,其中古赋有包括大赋、小赋、骚体赋、骈赋及杂赋等[7]。严格对偶、平仄韵律及虚词的普遍运用等都是赋的特点。

以骚体赋为例。它是古赋中的重要体式,受《楚辞》中《九歌》和《离骚》体制的影响颇大,因而对偶句数量多、比例大,并逐渐骈化,即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如《九歌》中“×××兮×××”或“××兮××”和《离骚》中“××××××兮,××××××”[8]。此处“兮”为语气词,因省略泛声而无实义,但却规定了两句之间基本的语音节奏,是句子以工整对偶的形式出现。另外,由于这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汉字的基本特点,即汉字绝大多数为单音节且具有单音独体性,不同于英语的多音节,因而便于构筑两两相对,形成排偶。这种对偶不仅在音节节奏上对仗,而且在视觉感官上也十分工整。像“兮”、“之”、“而”、“以”等此类虚词,在英文中几乎无法找到与之功能相对的词,所以在翻译中英尽量做到译文形式对仗、整齐、平衡,保留并传递出原文的风格特色。下面是针对上述理论视角对几个例子的分析。

例1:“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前赤壁赋》)

译文1:Ourrudderandoars,redolentofcassiaandorchids;

Strikethemoon’sreflection,cleavingtheglimmeringwater;

Butmyheartisfaraway,Longingformydearoneunderadifferentsky!①

译文2:Laurelboatandsandal-woodoars,

Beattheemptylight,piercethesheen;

Shootmyfeelingsoutofmybosom,

EyeItheBeautyacrosstheserene.②

此句是苏轼引用《楚辞》中《离骚》里的话,原是屈原用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急切之情并且体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苏轼借用这一典故暗示了自己与屈原相同的被贬之境,表达了心中的苦闷与失意。在杨译本中,译者用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情怀趋向的cassia和orchids来释译“桂”和“兰”,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借梅、兰、竹、菊等寓意高洁脱俗,同时也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与主题,含蓄真挚。而在孙译本中,译者更是有意将sandal-wood(檀香、白檀)替换orchids来表现“桂”这一意象,其认为原典故中屈原是运用orchids的清新香气比喻自己的高尚品格,但这个暗喻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十分牵强难懂,故改之。从形式结构上来看,孙译本每句的音节数及词数较为一致,对仗较工整。其中奇数句和偶数句分别押韵,韵脚为abab,这与原赋中“光”和“方”都押/αng/韵的韵律特点相符,并且abab韵脚在英语诗歌中很常见,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例2: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前赤壁赋》)

译文1:Wearenothingbutinsectswholiveinthisworldbutoneday,

merespecksofgraininthevastnessoftheocean.

译文2:andleadourbeingslikemitesbetweenheavenandearth,

tinyasagrainofmilletinthebluedeep.

此句描绘了苏轼感叹人的生命、自由和利益在浩瀚天地之中的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二者都较为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意义与思想。在孙译本中,两句均为10个词且音节数(syllable)分别为11和12,更加接近。故译文2的句式更显对仗工整,更符合赋的文体特点。译者用deep代替sea、ocean等词来释译“沧海”,符合英语诗歌中用deep表示“海”的意象的传统和习惯,更能引起西方人审美情怀与趋向上的共鸣。

四、赋的价值与意义

从文学角度上来说,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独特的文体形式本身就应当予以重视。同时,赋给后世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摇篮,孕育了如骈文等新型文体及文学精神。赋的演变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流变的内在规律[7],则在其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应当受到对其文体形式上的扭曲和误导。

从文化观念角度上来说,赋特有的排偶齐整的文体特点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和谐的理论,即“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推崇平衡与和谐的审美心理趋向,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及二元范畴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社会和历史角度上来说,赋的内容包罗万象,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也推动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在政治方面,《汉书·扬雄传》中“三世不徙官”、“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揭露了儋石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愤慨。在社会生活方面,李尤《平乐观赋》中“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则描绘了汉代百戏演出的情况。在自然科学方面,《坠行训》描绘了地上东西南北中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海外三十六国”的情形。

五、结语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OsipovichJakobson)认为,“文学性”的要素不在作品内容之中,而在语言形式的结构关系之中,构成文学性的主要语言结构就是特殊的音律结构和对等结构,这两大结构使读者(听者)忽略语义内容转而注意到语言本身的美。这便是文学作品区别于一切非文学作品的地方,也就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9]。此观点正符合赋文英译的特点。当然,本文所说的赋文英译重的文体对等和“形美”并不是机械地逐字照搬原赋的体裁形式或者将“对等”片面地理解为数字意义上的绝对等同,而是指在尽量保持赋的体裁形式特点的基础之上,结合“意美”、“音美”、“形美”等众多翻译理论的优势与合理性,高度重视形式在赋文英译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旨在得到在音、形、意三方面尽可能平衡与和谐的赋文译本。

参考文献: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李栋明.从一首古诗的翻译看功能翻译理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4]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陈世骧.EssayonLiterature,WrittenbytheThirdCenturyChinesePoetLuChi(陆机—《文赋》)[J].Portland(Maine):TheAnthoenesenPress,1953.

[6]KatharinaReiss.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五: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

[7]袁济喜.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郭建勋,邵海燕.赋与骈文[J].北方丛论,2006,(4).

[9]朱立元.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踪凡.汉赋研究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周勋初,等.辞赋文学论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①杨宪益译本的例句均取自王恩保、王约西《古文百篇英译》。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一、马 球

吐蕃马球盛行,唐太宗时已传入长安,由是成为汉地深受欢迎的体育运动。

《封氏闻见记》记载过汉藏球手在长安比赛马球的经过。当时唐朝皇帝及文武大臣均临场观看,尚未继位的唐玄宗也亲自驰马参赛,场景极为热烈壮观。据该书载,早自唐太宗时吐蕃马球已传入长安,“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即吐蕃人)好为打球,欲令朕见此,胡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球以自诫。”这说明吐蕃人常在长安街内打马球,而唐太宗已经令人学会,观看过吐蕃赛球,还曾受到吐蕃人打球邀请的。只因他身居皇位,故表示不宜沉溺于马球之戏。既然皇帝已悉马球之技,其群臣岂能不学,从中宗公开提倡赛球,并已组成汉人组成的马球队,而他自己的技术也身手不凡,可知马球已遍及长安。

《封氏闻见记》详载了中宗观汉藏马球赛的情况:“景龙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附马杨慎交、武延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尚赞咄,犹此仆射也。中宗甚悦,赐强明绢数百段。学士沈?缙凇⑽淦揭坏冉韵资?!雹厶剖?谴耸拢骸安嗌碜?劭绰砀梗??ㄓκ稚裰槌邸保?炙担骸盎骶希?辞颍衫雌褡黛??煌?奥硎巧窕??g志?彩┬虑桑?炒蛐乔蛞坏惴伞!辈替谝辔??疲骸敖鸺?裨淝Ы鸬兀?φ痰裎钠弑η颉?”④在唐宫廷中打马球成为当时的时尚,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积极参与,下场比赛,就可知其影响之深刻了。诗人杨巨源的《观打球有作》诗,如此描绘打球情景:

亲扫球场如砥平, 玉勒回时?赤汗,

龙骧骤马晓光晴。 花鬃分处拂红缨。

入门百拜瞻雄势, 欲令四海氛烟静。

动地三军唱好声。 杖底纤尘不敢生。

马球之球藏语谓之“波罗”,唐代所谓之“金颇罗”当时指此而言。马球在汉地直传到明代,同时也传至国外。欧美及阿拉伯语称“球”为“颇罗”,均源自藏语。对此,阴法鲁教授已于20世纪50年代着过详考①。马球后来被唐朝做为训练骑兵的“军中常戏”,因而“虽不能废”。1972年在乾干陵发掘唐章怀太子李贤的墓,其墓道西壁上即绘有完好的彩色马球比赛图,可知吐蕃马球戏在汉地影响之深。遗憾的是,不知何因,的马球术后来竟失传了,国内仅蒙古族尚存此技。

吐蕃另有“骑马之戏”,在长安也受到皇室官员的赞赏,此“骑马之戏”似即马术。桑耶寺落成时举行过盛典,其间即有精彩马术表演。据《全唐诗》载:“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②。

③ 唐封演著《封氏闻见记》,卷六,第2至5页,打球。

④ 按:马球手乘马,手持球仗(即宝仗),驰击用革或木所做之球,球上涂色雕纹,谓之“七宝球”。

① 阴法鲁《唐代马球戏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1959年6月号,第41至43页。

② 《全唐诗》卷2。

二、饮食习俗

1、饮茶

饮茶喝酒茫是汉藏族共同爱好的生活习俗。茶叶及饮茶在汉地早已有之,藏语中的“茶”是汉语译音。虽然藏文典籍对茶叶何时传入藏地有各种说法,但对它的描述均十分生动。

据《汉藏史集》说,茶叶在藏地的出现始于吐蕃赞普都松芒保杰(676~704)时期,即公元8世纪初。故事说都松芒保杰害了一场重病,当时吐蕃没有很高明的医生,赞普只能调剂饮食,注意休养。有一天,王宫屋顶的栏杆上飞来一只美丽的小鸟,口衔一根树枝,树枝上有几片叶子。开始赞普并未留意,翌日旭日东升,小鸟又来婉啭啼叫,于是赞普命人将小鸟口中的树枝拿来榻上,竟是一种藏地没见过的树,摘一树叶入口品尝,顿觉清香袭人,煮沸饮用,更是浓香入心,精神也大好了。于是,赞普命人去寻找这能治病养身的树。吐蕃的臣民们四散去找,其中一个忠于赞普一心想着赞普早日康复的大臣,在汉藏边境的汉地看见了这种树。可是,有一条河挡着他的去路,便淌过河采得一捆茶树枝。后来又来一只白色母鹿为他引路,跋山涉水,来到赞普王宫,赞普用树叶疗养病体,果然大获效益。这便是茶传入吐蕃的来历③。

吐蕃赞普颇喜饮茶。自731年唐蕃会盟设立“茶马互市”于赤岭后,汉地茶叶开始大量传入到藏区,成为吐蕃人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吐蕃赞普喜好收藏汉地名茶,还派称为“汉地五茶商”的商人负责唐蕃之间的茶叶贸易。

汉籍《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靳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④。

传说茶叶与藏族语言学的发展也有一定联系。《汉藏史集》又说,屯弥桑布札去印度学习创制文字。印度文字元音有16个,辅音有34个,虽然都能发出声来,但吐蕃人很不容易把音发准。屯弥想不出好办法,就将寝门紧闭,昏然睡去。醒来时见身边有一位瘦小的老太婆。便问:我将门紧闭,老太太是如何进来的。老太太说天空是我的路,你将门紧闭又有何妨。屯弥听了迷惑不解,再次询问路程有多远。老太婆说没一定,屯弥再问路上带什么口粮,老太婆回答说是茶叶。说完顿然消隐。此事过后,屯弥才从老太婆的话中请出有等6个印度文字中没有的音构成藏文30个字母。等等。

2、饮酒

从藏语对酒和酒糟的称谓可知汉地酿酒传入藏地历史更为久远,当不只是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早期,藏族称酒为stsang或rtsang,后来又称为chang。据藏学专家研究,这一称谓与古汉语的称谓有渊源关系。汉地在商朝时就有叫鬯或鬯酒的高级饮料,见于甲骨文。西周大盂鼎的铭文中就有“锡汝鬯一卤”之句。鬯的读音zang,与藏族对酒的上述读音十分接近。而藏语称酒糟为“phab”,与汉语糟粕的粕字存明显关系。从藏族对茶、酒的称谓关系可以看到藏汉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①

此外,据当代学者杜蔚兰考证,中国中原地区在先秦的主要食物“糗”即吐蕃藏人食用之糌粑,这是吐蕃同中原饮食文化交流的又一成果。不过只是中原的原料是米和麦,藏族用的是青稞麦而已。②

③ 《汉藏文书》上册,第123页至第126页下。

④ 李肇《唐国补》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6页。

① 王尧《吐蕃文化》,第191页。

② 参见《糗即糌粑小考》,载《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4期。

三、服 饰

1、蕃人及赞普喜好唐人服饰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后改革藏民族的服饰习惯:“因公主恶其人东者面,异赞遂合人罢之,身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墀松德赞赞普之时……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积之财宝贮之于瓜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得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著唐人上好绢帛矣。③

《册府元龟·谏诤部》记载,到长安学习的吐蕃人“服改毡裘,语录华夏。明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亲,知侄丹之要。”吐蕃人所穿之长袖服装似由来已久,这从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可以看出。但对照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第156窟)的汉族男女营伎长袖服装看,当时汉藏服装颇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互为影响的表现,但清以后汉人此种服制,而藏人却依然延袭至今。④

2、汉僧与藏人的僧服“堆噶”

“堆噶”(坎肩)是藏区独有的僧服之一,它是在后宏期出现的。……堆噶上的两个伸用力胳臂的洞形似大象的两只耳朵,并且用蓝现缝有边子。这是为了纪念后宏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后宏期之初,约格迥乃和藏绕赛等人给喇钦·贡巴绕赛受戒时,有几个汉僧参加受戒。这些蓝线边子正是为了纪念这几位汉僧的功德。①

3、藏族服饰对汉族的影响

(1)仿椎髻。椎髻本是当时吐蕃人的一种发型,其特点是将头发盘结于头顶或脑后椎形。因这种椎形发型比较高耸美观,一时成为唐代妇女争相模仿的时髦发型。

(2)仿赭面。赭面本是吐蕃人的一种习俗,据《旧唐书》记载,吐蕃人“以赭涂面为好”。赭面的主要是吐蕃女子,她们将赭色(赤褐色)合成膏剂涂面,起防风润肤作用并用它来美容。这一习俗传到唐朝,曾被许多妇女模仿。以上仿椎髻与赭面之风,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公元820年)最为盛行,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元和妆”。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的《时世妆》一诗专门记载了这一情况:“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年,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3)戴吐蕃式帽子。吐蕃人戴的帽子式样别致,戴吐蕃帽子也成了唐人的一种时尚。唐朝人刘言史在他写的《王中丞宅夜观胡腾舞》一诗中写道:“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毡胡 衫双袖小。”陕西西安唐韦顼墓中的侍女石刻画更形象地说明了唐人喜戴吐蕃帽子的情况,其石刻画中有两位完全胡妆的汉族女子,她们所戴的帽子与敦煌壁画中吐蕃妇女所戴的帽子极为相似。

(4)穿毡裘。毡裘是用薄毡做的衣服。因其挡风遮雨防寒耐用,也为唐朝汉人所穿用。唐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5)穿长袖服装。吐蕃人服装一般长袖。敦煌壁画《吐蕃赞普礼佛图》中吐蕃人的服装都是长袖的。唐朝汉族人的服装本不是长袖的,如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一诗中写道:“小头革奚 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据此可知,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还流行窄衣裳,即衣襟衣袖都比较窄短的衣裳。后来受吐蕃服装影响,当时汉族人民也穿起了长袖服装。晚唐敦煌壁画营伎图中的汉族男女营伎都是穿长袖服装的。这是唐人仿效吐蕃人穿长袖服装的有力证明。

(6)用莲华纹图案作衣饰。莲花本为佛教图画中喜欢用的一种图案。吐蕃人接受佛教后其衣饰多用莲花图案。后来这一图案传到唐朝,莲花图案也成了唐朝人喜欢使用的一种图案。

(7)戴念珠璎珞。吐蕃人因崇信佛教,在脖子上喜戴念珠。后来这一服饰传到唐朝,许多唐朝妇女也喜欢挂念珠璎珞于颈部,如同戴项链一样。

(8)穿藏靴。唐人喜欢穿所谓“胡靴”,其中包括藏靴。

(9)穿袒胸露乳妆。传统的汉族妇女装束在儒家封建思想的影响下,是紧裹全身的。但到了唐朝,在包括吐蕃女妇服饰在内的所谓“胡妆”影响下,出现了袒胸露乳比较开放的女子装束。唐朝诗人周喷写的《逢邻女》写道:“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②

③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④ 见《敦煌研究文集》附图。又,巴黎1977年版《艺术论文集》,第73、75页附图。

① 次仁白觉《藏传佛教僧服概述》,载《民俗》1995年4期。

② 本目参见陶柯《谈藏族服饰对汉族的影响》,载《安多研究》1998年1—2期合刊。

四、婚 俗

《日土婚礼歌集》有两个称谓,即《僧格卡巴》及《岗嘉拉江》。现在使用的经文其意为《婚礼歌及日土迥宗噶波的四条河》,从其名称来看,显然婚礼歌很久以前就产生于古格地区的迥垅努卡宗,并从那里传开。这部经文的起源无人知晓。据一些口头传说的说法,婚姻习俗在形成于公元7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时,这一婚姻习俗逐渐传到日土②。

1、看八字:藏族《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载,结亲过程大概是这样:

(1)向求婚的人家(有男方向女方的,也有女方向男方的)送第一次聘酒,取回对方生辰庚子,请喇嘛卜卦,看八字是否相合。

(2)如果八字合了,就送第二次聘酒,送这次聘酒时,要送衣物首饰……表示姻亲已定。①

2、婚礼唱词说:麦、斗(切玛)、哈达来源于汉地

在岗巴藏区,婚礼头一天,入席后,男方请来的道吉祥者说唱艺人手捧哈达道房屋吉祥:哦拉索!请听我道吉祥词:四面墙体永固,是于马年砌筑,端端直立如马……柱子坚牢不倾,是于牛年立就,挺梃直立如牛……

又拿一条哈达系于门楣,手持一条哈达道“切玛”吉祥词:

……切玛置于方桌上,立在座首表吉庆……斗内麦从汉地来,公主出嫁时随身带,象征福如翻麦浪。“切玛”斗上置盐块,亦是公主随带品,象征万事遂心愿。

此下婚礼正式开始。道吉祥者把婚礼场面描绘后,手持哈达,叙说哈达的来历:哈达来源于汉地,七位汉女将它织。这条哈达名阿西,哈达之中为上品……然后对新郎道祝词:

愿得吉祥与安乐,五行积成须弥山……为使婚礼喜又欢,愿献汉地白哈达,此由公主福运织,光泽亮丽又柔软。纵是日月亦失色,要说花纹美不美?八幅瑞相竞折腰。挥向上空耀天界,众神欢喜人畜旺;挥向下界耀龙宫,龙王惬心雨水足;挥向人间耀王宫,四柱八梁显风采。将此哈达献给你,祈愿吉祥又美满。……

将哈达献新郎后,对新娘道吉祥词,中曰:

为使婚礼喜又欢,愿献汉地白哈达,此由公主福运织,光亮洁白花又美。洁白否?皑皑雪山竟低首。要说花纹美不美?八幅瑞相亦失色。

以下给父母叔道吉祥献哈达,婚礼管家道酒坛祝词,婚礼管家道酒壶祝词,手持系白哈达的竹条左右挥动:

此棍共有三竹节,竹竿长在南谷中,一把利斧将它砍,汉地花绳把它缚。长毛公牛把它驮,棍头饰有五色绸。……

以下为与酒女祝酒与对歌:

(酒女答)其一:要说四方四古瓢,东头挂有古铜瓢,象征汉地浓香茶……其四:要说三种好盐巴,一是藏北水晶盐,二是汉地红色盐,三是披碱小白盐……①

3、墨脱门巴节俗与工布箭歌:中原钱庄与丝线

假如你在藏历十月进入雅鲁藏布江两岸的门巴组村寨,就能亲身体验到墨脱地区“仁珠”节的热烈场面和奇特风情。

专门请来的红教喇嘛,坐在很高的垫子上……他的几个助手,身披白色的棉绸,手里拿着五色绸子缠绕的话彩箭大声喊:“恰古秀,央古秀!”(吉祥来啊!福德来啊!)“愿中华皇帝带来吉祥!……”

“洛渝山上的竹林,请借我一把金竹。……藏北旷原的野牛,请借我一条牛筋。中原汉地的钱庄,请借我一束丝线……缠好中原丝线,嵌上库加箭镞,制成漂亮的金箭。”②

①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第106页。

② 洛桑、沙吉《阿里日土地区的婚姻习俗》《民俗》1995年一期)

① 班丹《岗巴婚俗拾零》《民俗》1995年4期。

② 廖东凡《雪域风情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349页、第345—346页。

五、丧葬习俗

1、吐蕃的“七七之祭”源于汉地

根据藏文史上《拔协》及《贤者喜晏》的记载,吐蕃的“殡葬仪轨”(俗称七七之祭)的习俗是在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由她建议将唐地的丧葬习俗引入吐蕃的。《拔协》中记载:

吐蕃过去对死去的大臣们,没有祭奠的习惯。金城公主说道:‘我们汉地佛法宏扬,对死者有七日祭的习惯。吐蕃佛法不昌盛,人死后享受不到祭奠,实在可悲可怜!’以后,便倡兴七日祭。从此,人死后,立即向成千的人天施焰食,摆设供养,以为祭奠和悼念。这就是所传的‘吐蕃七日祭’的由来③。

据民族学者廖东凡的调查,至今仍保留和发展了这一丧葬习俗。他说:

“拉萨的丧事活动也是七天为期,七七四十九天结事。相传这是唐代金城公主立下的规矩。第七天,亲友来向中达献哈达、茶酒,取下供死者饮食的陶罐,到拉萨河边,一边撒糌粑,一边撒陶罐里的灰,撒完,将陶罐扔掉。河边插一经幡,上写有死者属相,藏语叫‘龙达’,意为风马。风吹过,经幡似马一样奔驰,为死者祝福。

到第四十九天(七期之末),家人去大昭寺,给门口的乞丐施舍,散点钱,让他们帮助祈祷:“神佛啊,请保佑死者快快投胎为人身吧!投胎为一个男子汉吧!投胎为好人之后吧!投胎为虔诚的佛教徒吧!”在此之前,家人不多唱、不舞蹈、不洗头、不饮酒、不游戏④

2、松赞干布及蕃使像陪葬乾陵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逝世后,在他的陵寝昭陵,为蛮夷君长凿石刻像,背后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⑤。其中就有赞普弃宗弄赞(松赞干布)的形象,以示宠异⑥。后高宗逝世,建乾陵,其下有吐蕃使大论悉囊然的石像⑦。

杜齐说:

松赞干布的墓地也象周围其它的墓葬一样坐落在一块巨大的方形底座上。这块巨型底座很可能是作为举行与神圣建筑有关的仪式之用的。也有可能象汉文资料提到的那样是用来种植树木的。

根据钦则(钦则旺布,宁玛派僧人,著有《卫藏道场胜迹志》一书— —译者注)的说法,当时在松赞干布墓的上方有一尊松赞干布的浮雕像。赞普生前左右内相中选一至二人,专门派去守护赞普陵墓,为守陵制。守陵者免赋役①。

从陵墓建筑来看,唐蕃皇帝陵墓建筑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据汉文史上记载,唐太宗在修建其陵墓昭陵时,吐蕃赞普特派使者常驻昭陵。唐太宗死后,又特别将松赞干布的石浮雕像立于墓前。吐蕃自松赞干布时期,对唐朝的昭陵、乾陵都非常熟悉,因此有意仿效唐制。

以山南琼结藏王墓为例,从陵墓布局看与唐陵类似的是也有主次之分和等级之分,主陵高大,从陵相对略小,从陵墓封土形制看,均为依山为陵,封土为丘;以方形为尊、圆形为次。按主次顺序排列。前者以松赞干布陵为代表,后者以顿卡达陵为代表。再从陵前仪制,陵内设置制度等方面,均可看到吐蕃陵墓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唐代皇陵有立碑制度,而赤松德赞也立有墓碑,且碑上图形有龙蛇纹饰,与唐代皇陵石碑的纹饰完全一致。龟蚨制是唐代皇陵墓碑制度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赤松德赞、赤德松赞的墓碑均有龟蚨,这明显是效仿中原陵墓立碑的定制。中原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有墓前设立石狮的制度,唐陵的石狮更成为墓葬的典范之一。

至于陵墓内部的设置,唐代王陵中均有五方镇墓石,以青、白、赤、黑、黄五色代表五方,以为“镇墓压胜”。而昂仁县布马村有吐蕃近似王陵的大陵墓,其中的一号墓中就有五件黑色砾石,与内地秦汉以来王陵内设的“镇石”之制相似。自唐代起,中原王陵中置设陶罐,内放粮食,即敦煌文书所见的“五谷仓”,旨在免除死者饥饿入陵之俗。昂仁县布马村吐蕃一号墓中也设有陶罐储粮。

六、其 他

1、吐蕃佛牙等传入西安广仁寺

黄灏说:“笔者曾在西安广仁寺调查,竟听到与此有关(指文成公主入藏时所带的释迦牟尼佛像)有关的信息。据该寺住持说,该寺有一座度母殿,有个藏文名称,较叫‘卓玛拉康’,显然这正是汉文‘度母殿’的藏文译称。殿内曾供一镏金铜度母橡,此像造于唐开元年间,系藏族由送至长安的。为什么呢?意为藏族感谢汉地将珍贵的无价宝释迦佛像奉送给,使得到了佛的赐福为了报答汉地赠佛之情,藏族人民特造度母佛像送到长安供奉,以保护汉地人民。此像供奉,很久许多来长安(西安)的藏族领袖人物都曾到此寺,驻锡朝拜,其中就有在达赖及班禅、嘉木样等高僧大德。可惜今日只存其殿,度母像在中失踪,至今仍在查找之中。

据日本唐代高僧圆仁的赴唐游记中载,圆仁曾多次参礼长安的寺院的法会。有次他在法会上发现,朝拜祭祀的是‘吐蕃佛牙’,仪式极为隆重。这‘吐蕃佛牙’无疑是吐蕃赠送的佛牙。佛牙是极为珍贵的佛教文物,吐蕃赠此佛牙,说明汉藏佛教文化关系的密切。”①

2、藏佛与汉族年节的关系

(1)年前也要扫墓,炸油果子(不同之处是用酥油)。

(2)除夕也要一家聚会吃年夜饭(藏族叫古突),汉族饺子中包的是钱币等物,藏族则包的是石子、盐巴、羊毛、佛像等来预测运气。

(3)春节也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只是藏历与汉历时间有差异,但藏历也受到汉历的重大影响。

(4)大年初一都不出门,全家按大小相互拜年,燃放鞭炮。

(5)初二开始出门拜年访友。

(6)正月十五举行灯会(不同的是藏族点的是酥油灯)②

3、松赞干布喜好唐人铜镜

18世纪藏族学者让琼多吉在其著作中指出:在松赞干布墓的内室中,藏有一幅铜镜:“令人注目的是松赞干布生前十分喜爱的一面吉祥铜镜,有一腕尺长,用丝绸包裹着。”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是汉藏文化交流相当频繁的时代。吐蕃王朝时期只不过是藏族历史长卷中的一页,但这一时期却是藏族为缔造祖国大家庭而做出伟大贡献的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吐蕃与唐朝结成了“甥舅”“宿亲”的“社稷如一”的关系,在文化上通过交流的多种渠道也使汉藏文化密切交融,从而使汉藏两族结成了密切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为后来汉藏两族继续携手并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吐蕃时期汉藏两族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显然有益于双方文化的丰富发展,也有助于汉藏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汉藏佛教文化是两族人民所共有的,它们都是我国多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历史悠久的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发展,无疑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有益的成分,是应该加以认真总结的。

① 黄灏《吐蕃文化略述》,载《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袁光厚《漫游世界屋脊》,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谢热《古代藏族的祖先崇拜及其仪式》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

③ 拔塞囊著,佟锦华译《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④ 廖东凡《雪域风情录》,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⑤ 《通鉴》卷199.第6269页。

⑥ 《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卷964,第.11340页。

⑦ 《长安志图》卷中。

陶刻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学习运动

马寅初

我今年六月一日就北京大学校长职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检讨书一束(1951—1952) 自我检讨书(1952) 黄金荣自白书(1951) 温故1951 ·1951 1949―1952年贵州教育的接管、改造与整顿 1951:《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1952年“扛一辈子长工”的何长工 80多岁老战士追忆:1952年,我与班长一起炸碉堡 1952年:生死谜团 雾都劫难1952 1951年10月16日 新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成立 The Killer Fog of 1952 回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1921~1951:光辉历程30年 1951年的上下级关系 乔治·凯南1951年的发问 朝鲜战争日记(1951―1953) 自传及交代材料提纲(1951)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检讨书一束(1951—1952)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检讨书一束(1951—1952)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

学习运动

马寅初

我今年六月一日就北京大学校长职。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到了娘家之后见了红楼,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想,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大家都愿意使北京大学不断进步,成为新中国人民的大学。

但是,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从这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在同仁中也明确了学习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五十三年的历史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不开的。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中国最早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北京大学成立起来的。中国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立人之一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领导了许多青年在这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主席当时亦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革命工作。北京大学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北京大学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故能将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的人民的大学。解放后两年多来我们一直向新的方向努力。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两年多来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对于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任务来说,这些成绩离开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因此我们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间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还要响应的号召来加强思想改造,使能与业务水平配合,来负担新的任务。

我们这一次学习的目标,就是希望经过思想改造来推进学校的改造。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能够以马列主义和思想来武装自己。然而,我们应该怎样来武装自己呢?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大批的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精神的优良干部。换言之,教员的责任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革命青年。未有自己没有革命思想而能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的。教员政治学习之所以重要,这是一个理由。

(二)若把教员的政治水准逐渐提高以与他们的业务水准相配合,则此后对于国家的种种建设,必有更大的贡献。因为如此方可使“从个人立场出发”,一变而为“从人民立场出发”,把中国的面貌完全改观。

(三)思想改造不仅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革命干部,而且也可以加强教员们的团结。北京大学学习运动是教员们自己发动的,甲教员本互助的精神来帮助改造乙教员的思想,一定是受欢迎的。思想上有一致的见解,做起事来,就能更推动一步。

(四)高等教育在这两年多来虽然也有不少进步,但就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来说,高等学校的改进是嫌不够的。各项建设工作正在开展,建设工作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人,是干部,而目前干部却普遍缺乏。国家正需要大量建设人才,高等学校的任务原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国家建设的主要干部,但今天的高等学校能否完成国家人民所交给的这个任务呢?首先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干部是这样多,而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人才却那么少,这里虽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观努力是否已够?譬如说,如果我们能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将现有的人力、物力作合理的配备和调整,牺牲个人自由,尊重集体利益,可以避免浪费,发挥潜在力量,一定可以用少数教师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人才。

(五)国家需要的是既能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但今天高等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就能掌握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吗?我知道某某等大学还有个别的教授到今天还在讲美国的亲属法和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呢!这虽是极少数特殊的例子,但确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回来告诉我:学校里学到的一套理论与外面实际情况还是有许多脱节,出去工作时往往会觉得联系不上。在校学生更常常向学校反映意见,提出某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改革,某位先生的教学有些问题。若干工作部门直接就提出来:今天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离他们的理想还相当遥远。总起来说,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来看,今天的高等学校还需要进一步彻底的改造。

我们认定了学习的重要,并且提出了学习的请求,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中央教育部为了组织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学校的同仁参加,并为了避免首长轮流到各大学作报告的困难,决定扩大这次学习的范围。在九月二十九日下午请作了第一次的报告。并请北京、天津各大学教授同仁共同参加听报告。讲了五小时之久,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的报告分作七个问题来讲,即:(一)立场、(二)态度、(三)为谁服务、(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愈深入,愈动人听闻,讲到最后一段时,恳切地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过程。

在报告后,还有若干位政府首长的报告,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布置与领导学习。我希望我们全国各大学同仁下定决心在这次学习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新中国人民革命的教师。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 朱光潜

在最近两个月教师学习中,我重新检讨了我的思想,发见(现)百孔千疮,病根都在封建意识和洋教育。

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地为自己开脱。在两代以上,我的家庭本属于地主阶级,到祖父手里才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但是到了父亲晚年,家里有些积蓄,又买了一些田,做了地主。在抗战期中,我的妻子又拿了一些积蓄,在她的四川娘家附近买了些田。所以我的地主身份是确定了的。虽然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向是薪资收入和稿费版税,但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我的封建意识的根。

影响最大的是这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我到十五岁才进学校,前此都跟父亲读旧书。父亲管教极严,我从小就养成一种怯懦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我从旧书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清虚无为的那一套思想。这思想依我的不正确的了解,是认为人世一切是非善恶,在超一层的地位去看,都可等量齐观,值不得深加计较,为着不自寻烦恼,我们最好“任运随化”(听其自然)、清虚无为,落得一个干净。这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养成了我轻视群众、自处超然的态度,也养成了我对人处世的妥协保守的态度。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且莫过问。倘若祸事临到自己头上,也以闪避为妙。有位朋友批评我,说我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打太极拳的秘诀在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让避。这其实就是道家的处世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世故”。要讲世故,就要处处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不抵抗,只妥协,妥协才能“守”,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麻烦。明明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却欢喜给它一个漂亮的化装,说这是“超脱”,这是“清高”,来喂养自高自大的感觉。

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到了二十二岁之后,我就进了香港大学,受了殖民地的教育,随后又转到英国和法国,在几个大学里一直混了。在这时期中,我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唯心派美学的要义在“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在超脱政治、道德以及一切实际生活,只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浪漫派文学的特点在发挥个人自由,信任情感想象去发泄,去造空中楼阁。这种美学和文学是沆瀣一气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知识分子对着社会的恶浊束手无策,于是逃避现实,放弃积极斗争,姑图个人的精神享乐,甚至为虎作伥,维护反动政权的统治。当时我对此当然是盲目的,只觉它们尽善尽美。很显然的,唯心派美学和浪漫派文学都和中国道家思想有共同点,所以它们在我思想里自然一碰就接合起来了。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选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作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这次听的报告,觉得最切中我的要害的是批判旁观态度的那一段话。

自己有病,所害还仅限于一身,传染到旁人,情形可就更严重。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地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这是我初料所不及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本意无非藉此赚点稿费,取得一点声名。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处女作居然轰动了一时,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贫乏与混乱。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极紊乱的状态,一般青年苦闷,觉得无路可走,我向他们指点出一条逃避的路,我的那些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正因为投合一般人心理上懒怠的弱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去年(1950年——编者注)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

从前我自负“清高”、“超脱”,现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过去二十年我是否真正在“旁观”呢?是否真正“超脱”呢?我没有间断地在大学里教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孜孜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我在反动政府之下服务,实际上还是推动那座反动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我一向存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站在“学术自由”的地位,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一度反对过。可是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的宴会。尽管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些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有一件事须特别在此提出检讨的,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同情的。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在武汉大学时期,我记不得与学生运动起过直接的冲突,不同情是依旧的。那时的不同情主要的还是从“超政治”的观点出发,以为学生只要专心读书。到了北京大学复原以后,学生运动愈剧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就愈趋反动。我在报纸上发表过诋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教授会里也反对过拥护罢课的提议。这时候学生只要专心读书那个老观念也还存在,但主要的是由于我已站上反动的立场,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怕学校因此受动摇。当时我和学校行政人员都站在一边,都生怕出乱子,得罪了反动政府,归根结底,还是在想维持那个反动政府。当时我还自以为是,现在我明白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了,想起那些反动的言论,真觉无地自容。这是我应该向人民谢罪的。

现在我分析我的错误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从前我也存过“中间路线”之类的幻想。现在我看明白了: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这便是我的惨痛的经验,也是许多类似我的知识分子的惨痛的经验。

趁便我要检讨一下我的买办思想。我受过长期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于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都很爱好;很看重英国文学;对英国人说不上亲爱,却有些佩服。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都一向不大瞧得起。不过这只是一些小差别。概括地说,我对欧洲文化,从希腊以至现在,都非常景仰。我倒不曾想过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不过确曾想过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比我们强。我的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它搬运一些到中国来。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曾经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也曾经想望过它可以应用到中国。我虽瞧不起美国人,可是美国人富强这一个观念是有长久根源的。亲美病我没有,恐美病我却有过。志愿军初到朝鲜,当时我很心惊胆怯,生怕这要惹起大祸事。经过一年多抗美援朝的教育,我才逐渐有较清楚的认识。有几件事可以为例:从前我一再想找机会再去外国,现在我渴望久在英、法、美的几位好朋友能赶快回国。从前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约,作过演讲,当时自觉荣幸,现在深以为耻。从前听旁人忧虑到美国的武力,多少表示同感,现在听到同样论调,心里就嫌他落后,要和他争到面红耳赤。不过长久根源不易一旦就拔除干净。因此我就更深的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它不断的提高警惕,不断的把下意识(一个藏垢纳污的深坑)中的有毒思想发掘出来,因而加以洗清。

最后,我得检查一下现在的立场。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丢开反动立场而站上人民立场呢?由浮面意识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教授,在认真地教书;我当工会学习小组长,在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办事。我认为这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服务。不过向深一层思索一下,我还是有些惶惑。我这怯懦拘谨的人对自己应做的一份事向来就不敢马虎,从前如此,现在也还不过是如此。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得坦白地承认,我现在还禁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人民打算的少。这也就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技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立场。我相信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我的这一点认识虽是一个初步的收获,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因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础。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检查我的思想

丰子恺

上海文艺整风时,我担任了美术界的主任委员。我虽不胜任,却很愿意担任,因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应该自我检讨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现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检讨如下:

过去三十多年间,尤其是在这期间的上半,即抗战之前,我写了许多艺术理论,画了许多画,由开明等书店出版,流通于中国。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现在检查我过去思想错误的根源,发现下列四点:

(一)趣味观点:我过去写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当时自以为是天才流露、性灵表现;今日回顾,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拿事实来讲:我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最初三年为好高的自尊心所驱使,勤于一切课业,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后两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艺术课,我的趣味忽然集中于绘画和音乐,把其他一切师范功课都抛弃,因此后两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这两年中,常常背了书箱在西湖上写生,或者躲在音乐室里弹琴,后来勉强地师范毕业。现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好高心的;后两年的不顾一切而热中(衷)于艺术,是出于趣味观点的。我家家境不好:父亲中了举人,科举即废,闲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时我只九岁。母亲靠一爿祖遗的小染坊店的收入,来抚养我们姊弟五人,家庭经济很困难。照理我师范毕业后,应该当教师,帮母亲赡家。但我不顾这一切,我又为趣味所驱使,一定要专修艺术。我向富有的亲戚借了一千多块钱,东游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晚上又读外国语学校。因为我的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结果一年之后,金尽归国,落得个一事无成。归国之后,不得不当教师,拿薪水来维持生活又还债(那时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负担压迫了我的趣味观点。然而在生活压迫略略放松的时候,我的趣味观点又抬头。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心中还没有出清,我正在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

(二)利名观点:不说名利观点而说利名观点,因为我回国后生活担负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现存七人),我译著的动机主要是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任课。后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图画音乐教师,与夏丐尊先生等共事。那时我年二十五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接着又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的动机,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为稿费和版税。因为那时我月薪只七十元,还债和家用是不够的。然而前者《初恋》因为当时认为诲淫,没有人肯出版,一直搁了十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译稿问世,还是《苦闷的象征》。那时我有许多朋友在书局任编辑,我译的《苦闷的象征》,由朋友介绍,居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便继续译述欧美、日本的各种艺术论,向杂志投稿,或者出单行本。胡愈之编的《东方杂志》,沈雁冰、叶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周予同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编的《学生杂志》等,都是我当时的稿费的来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欧美、日本的书,我都翻译或节译。绘画、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甚至教育、儿童,我都染指,我的译著形似一爿杂货店。所以变成杂货店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利。凡是有销场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无所不为。我的画,即所谓《子恺漫画》(郑振铎先生给我取的名词),起初是由于趣味观点而作的(因为回国后生活困难,无力作油画,偶用毛笔作简笔画,聊以满足趣味),后来发现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尤其是逃难到四川以后,卖画为生,迁就买主的趣味,在人物画中加些我所不擅长的山水为背景,以册页、立轴的姿态卖给老板们及富裕的知识分子作为房间装饰。这时候,我的利名观点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结果所得又极微细。因为我不会交际,开画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时少,失败时多。当时我也发觉这工作的无聊,几次想投笔。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担负(其时子女七人均未成长,从浙江流亡到四川,连亲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个担负),不许我如此,我就以此为理由,一直卖画。现在回想,这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观点的思想所使然。

(三)纯艺术观点: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我探究这思想的来源,发现有两个: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响。李先生是为实派而略带印象派的油画家,而我独崇拜印象派画风。所谓印象派,是不讲画的内容意义,而专重光线和色彩的画派。稻草堆、水面、朝阳、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线好、色彩好,都是杰作的题材。我当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纯技术。其实李先生并不注重这画风,我这学生却“青出于蓝”,变本加厉地爱好它。我少有作油画的机会,但在我的艺术译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评地介绍欧美各种画派之外,特别强调地介绍印象派画风。我眼中完全看不见世界、社会、国家和人民大众,而只看见光线、色彩和形状,这是养成我的纯艺术观点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前面说过,这是我平生第一册译作,我从它受得的影响更大。《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话:“艺术是脱离实际、脱离实用的;文艺创作是无条件的创造生活;人只有在游戏(无条件的活动)时是完全的人;为艺术的艺术,即个人自由创造,才是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我对这话发生共鸣,更巩固了我的纯艺术的立场。其实,现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断章取义,全是对于厨川白村的误解。厨川白村所以作这种论调,因为处在日本反动统治之下的缘故。倘若那时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艺术称为苦闷的象征,也许要称为团结、斗争、和平、幸福的象征,而决不作这种论调。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也翻译这册书,而至今还载在鲁迅全集中呢(我与鲁迅先生不约而同地同时翻译此书,同时出版。后来我由陶元庆介绍去访鲁迅先生,说明我的无心的冲突。这是我与鲁迅先生的初面)?可见我心灵的深处原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思想,里应外合地结合了《苦闷的象征》中的断片句语,造成我过去的思想错误。

(四)旧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有两个:第一是家传的旧道德思想。我父亲是举人,我祖母是女知识分子,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我的参加创办立达学园,就是这思想的事实表现。立达的创办人以匡互生先生为首,有夏丐尊、刘薰宇、陶载良先生等许多人,我也参加在内,而且以七百元卖脱了一间房子来作为创办费。我所以如此热心,是为了立达的感化主义的教育:不记过,不开除,教师与学生同兄弟姊妹一样共同生活;每个教师都担任导师,教课而外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生犯了过失,教师苦口地说服他,匡先生甚至对他们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儿不送公安局,也用劝导和说服来帮助他改过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热心地参加。我读夏丐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常常流泪。现在回想,立达的精神,有几点是有意义的(例如导师制、说服主义),然而我的参加,完全为了我个人缺乏斗争性,有着温情的旧道德观念的缘故,也不外乎对于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强调。第二,是佛教的影响。我生来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后来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我从他学乘,归(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虽然我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经,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样,现在不谈;现在要谈的,是我局部强调了佛教中的“护生戒杀”与“人世无常”的意义,造成了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此书三册,由佛教书局出版,大半非卖品,卖品亦只收印本,欢迎翻印,是一种善书),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与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想使我远离了集体主义生活,而变成孤独。我的画中,描写儿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从来不知道集体生活的缘故。我的画集《人间相》等,也描写穷人的苦痛,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讽刺,又多写劳动者的姿态。表面看来好像是前进的,其实,正如所说,我是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而描写这些工农生活的。我有一幅画,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题曰“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会饶”。表面看来是讽刺贵人的,其实正是人世无常的思想的表现。可知我过去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这旧人道主义有时表面上会用进步的形式出现,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

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闭居家中,直至现在。惟其中逃离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江大学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解放以来虽然常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地忏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般(盘)接受;继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和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过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讨。我在美术界同志的小组中最初发表这篇检讨的时候,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极少。除了某同志劝我把《护生画集》加以批判、劝我举旧日的画作为实例之外,并没有给我别的具体的批评。所以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评。昔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虽不才,心窃慕之。此文公布后,倘蒙读者惠赐批评,则幸甚矣。 加紧改造思想,迎接

新的战斗任务

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

今年元旦,祝贺我们在“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北京人民日报社论也指出要在一九五二年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主要准备工作”,其中工作之一便是“准备干部”,所以“应当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思想改造运动,以便使现有的和将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忠诚地服务于人民事业”。我们回想建国两年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展望未来辉煌的远景,不能不深深地感觉到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的迫切需要,否则我们不但对不起,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自己了。

解放后,我虽然口头上也常说需要学习,但事实上对于学习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进步的包袱”。我常常想:我在二十年前就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解放前曾一再被列入“黑名单”内,解放后又在这里当代表,那里当委员,在思想上大概已经“差不多”了;别人需要改造,我可以放松一些,至多再慢慢地提高一点就是了。

在这里,两位朋友的榜样给了我一面镜子。一位朋友在二十年前曾参加革命,后虽断了联系,但一直为民主运动努力,解放前备受特务的迫害,所以他一向是我所钦佩的人。但解放后他参加了比较重要的工作,就自高自大起来,不再继续进步,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还有一位朋友在解放前读过不少理论书籍,也写过不少的好文章。在解放后由于同样自满的情绪,教书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学生提意见也不肯接受,反骂学生程度低。也许别人帮助他的方式稍嫌生硬一点,但他如果真心求进步的话,一定会不介意方式的生硬,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因而便能提高一步。这两个例子引起我的警惕,使我意识到自己也有同样的包袱。有时我又矫枉过正,把虚心和旧社会里的“世故”混同起来,遇事都不肯发表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两个老干部、老党员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这显然是由于我还没有确立主人翁的态度,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比集体的利害还重要。

在最近的学习中,我特别检查了一下我的立场。旧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毛病是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一切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我自己认为早已搞明白了,其实是禁不起考验的。例如去年有位同乡写信来,说我的一位在纱厂里当工程师的堂兄以反革命而被镇压的“冤枉”。我一面回信告诉他:根据我所目睹的几个案件来看,如确系误捕,终必被释放;如判了罪,那不会没有证据的。可是我一面也忍不住关心堂兄的下落,天天留心那边报纸上公布反革命罪犯的名单。最近听说他判罪七年,送淮河地区劳动改造,又有点恻然。因此,我想,如果我本家或亲戚中有人有反人民的罪行而躲到我寓内的话,我是否能毅然检举是颇成疑问的。——这是就解放以后说,至于解放以前,则丧失立场的言论和行动(如在东北大学时坐视反动当局开除进步学生而没有勇气去反对)更多得不胜枚举,怎能自命“前进”呢?

由于学习得不认真,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是新旧思想和平共居。我发现我的思想中仍存在着浓厚的胡适的影响,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只成了外表的点缀。三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投入了“五四”运动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却误认为胡适是这运动的领导人,五体投地地崇拜他。他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否认阶级的存在,否认革命的必要,而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第二是强调为学术而学术,鼓励理论与实际脱节,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我觉得他的“历史癖”与“考据癖”很合我的脾胃,而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国故”上。后来到上海教书,在普罗文学运动的影响下,特别在“左联”的影响下,读到了鲁迅先生的和别人的关于科学的艺术论的几部译著,我心目中的胡适的偶像开始动摇;同时他和反动军阀勾结的丑态也引起我的厌恶,使我逐渐地和他疏远。可是疏远了这个人,却并没有批判了他的思想;而且相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我脑子中混淆起来,纠缠起来,使我写了些四不像的书如《中国诗史》等,在出版界欺骗了一些读者,在大学里又欺骗了一些学生。回想起来,惭悔何及!

上月我读到李捷同志的《在文化学习战线上——我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文(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引起我极大的兴奋。她出身贫农,现在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一年前还不会作文,现在却已有过人的成就。这还不足奇,使我惊讶的是她文章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她说:“我不仅看见了过去,看见了今天,而且我也看见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那样光明灿烂,是那样幸福与美满。可是,我也想到了前进中的障碍和困难。然而我不怕它,因为我有刚毅的心,更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生长在时代。今天我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一切困难都能在我面前消失。”又说:“但我清楚地知道高尔基所说的:摆在作家面前的不是玫瑰,而是大铁钉子,而我们必须赤着脚从上面走过去,过去就是胜利,就是光明。我就要从上面走过去,我有信心完成我伟大的理想。因为我还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一颗完成光荣学习任务的决心,它给我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我读了真使我自惭形秽。为什么我不能有同样坚强的自信心?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学校办好”?为什么我不敢说“我有把握把功课教好”?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我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受着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始终没有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也没有好好学习,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和食粮——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满脑子还装着非无产阶级的腐旧思想,因此我便不能有她那颗“刚毅的心”、“火热的心”,也就没有她那种“无限的勇气,无穷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来更好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旧思想原封没动的人决不会挺起胸膛,全心全意负担起人民教师的一切责任。遇事怕麻烦,又怕得罪人,不肯多费心力,开动脑筋,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解放后,我参加山东大学的领导工作,已两年多了,可是不要说教职员学生工友大都不认识,连系科主任还有至今没谈过一句话的。每天只在办公楼上批阅公文,从没有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用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的“领导”方式去领导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怎么能推进工作呢?

现在我们一面要加强抗美援朝,一面又要进行各项建设,五六年内需要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是很多很多的。如果还是原来的一套,决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要迎接新的任务,必须大力改进教学工作;而要改进工作,首先必须彻底改造教师的思想。我们曾经长期在旧大学里工作过的人,一脑子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脱离实际的旧型正规的思想,这是在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由于反贪污、反浪费、反运动的普遍开展,旧教育思想的毒害更鲜明地暴露出来了。

在学校里大力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运动的本身也是一个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是最实际最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所以我们说,这个运动是和改造思想、实行新学制分不开的;它不是半路上凭空加入的插曲,而是改革高等教育的主要环节之一。起初我还以为学校是清苦的地方,还有何“官”可“僚”,何“污”可“贪”,何“费”可“浪”呢?事实却证明:旧大学根本不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它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铺张浪费和的标本。我们学校里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运动的精神,几位负责人带头检讨,接着就召开了民主检查大会,全校员工踊跃发言,自上午八时直至夜十一时,空气至为热烈。我们旧知识分子从未参加过群众的火热的运动,在这个富有战斗性的大会上受到了空前的极深刻的教育。

这个大会的收获,根据同人们的初步估计,首先是批判了旧教育思想:如聘用人员只讲求资历,过分重视留学生,而忽略了德才条件;又如各院系方针任务不明确,在师生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又如不重视专修科,设系也不按实际需要,而附设实习单位还存在着营利观点,甚至暴利思想,等等。其次是揭发了惊人的浪费现象:如教授旅费超支了四千多万元,粉刷房子一亿二千多万元,其中一部分开支是不必要的;又如机构庞大,人浮于事,有些教员只开一门课,有些职员工友一天只工作二三小时,等等。至于贪污的事件,也并不太少,全校一般单位都有,就附设医院而言,还有一亿元以上的巨案。这些贪污、浪费的现象是靠了我们几个负责人的——特别是我的——作温床的。我们的表现最严重的是不深入了解情况,不能掌握政策,使工作计划停留在字面上,很少去认真贯彻。办事沿袭了旧社会“推”和“拖”的坏作风,而这种坏作风是有其旧思想的根源的。

这个大会丰富了我们思想改造运动的内容,推动了我们改进教学的工作。我们更明确地划清了新旧思想的界线,更坚定了为人民服务、为祖国服务的思想,替新学制的实行和培养建设干部的准备工作铺平了道路。在这运动里,我深深体会到:我们旧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常常“脚蹬两只船”,那是极危险的。一只脚在剥削阶级的船上,一只脚在工人阶级的船上,而这两只船将向相反的方向开行,到那时我们免不了扑通一声掉下水底。如果我们屁股坐在剥削阶级的船上,只把两只脚搁在工人阶级的船上,那更危险。因为当两只船分途时,我们必然的跟着剥削阶级走向灭亡,而远离工人阶级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在思想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坚决地“一边倒”,倒向前程远大的工人阶级。因为只有这样的一条道路,才是我们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当然,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如能脱胎换骨,做个新人,那真是无上的幸福。有人说,改造是长期的,不必急躁;但我们不能藉口长期而懈怠下来,或存心憩一憩。正如吃饭一样,吃饭也是长期的,但我们不能不说今天休息一天不吃饭。我们若把学习看得比吃饭还轻,那是一辈子也学不好的。愿与朋友们同下决心,立誓在这次学习中把自己改造好,来勇敢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于青岛 自我检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一 我与辅仁的关系

(一)解放前在辅仁工作的态度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设立的,创办人是马相伯、英敛之,我和他们两人是老朋友,我因研究宗教史的关系,常到英敛之那里找天主教史材料,时有往来。

一九二六年英敛之病了,在他临死前,把我介绍到辅仁,有些像托孤的意思,让我作辅仁社社长,后来就改为辅仁大学。

我没到辅仁前,曾任国会议员,参加过曹锟贿选,又曾任教育次长,过部务,深感到当时政治的污浊,就脱离政治舞台,在北大、燕京教书,但都是兼任,到辅仁才是专任。

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我在辅仁整整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天主教会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虽然经过抗日战争,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但是我在辅仁的态度二十三年来一直是一样。我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总的基本精神,就是除文史两系和例行公事外,一切校务都不甚过问。

当时辅仁是帝国主义分子掌持校政,学校的主要事务,他们自然不愿意我过问,我就作一个傀儡校长,什么事情不告我的,我就不闻不问,只空有一个校长名义而已。

既是有名无实,我为什么愿作这个校长呢?主要地(的)是: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大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以为作校长可以少教几点钟书,可以拿出大部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利用辅仁这个图书馆读书方便,又清闲。所谓清闲,就是如果作一个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就真正要管事;作一个教会大学校长,他们不让我管事,我正乐得清闲,正好埋头念书。我当时还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处所,于是就读起书来。这三十年中我曾发表的论文,大约有八十六种,其中的七十四种都是到辅仁以后作的,这并不是夸耀,是说明我在辅仁主要工作就是读书。

我当时自以为是一个“清高”的学者,在政治上我已是退隐山林,淡泊自守,自以为决不和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在学校里,名义是个校长,等于前清的书院山长,又可以不管事,正合夙愿,当时还自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抱着这样的态度,就造成我老老实实、俯首帖耳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二十三年。

(二)解放前对教会的看法

我是研究过宗教史的,但并不是只研究天主教,像回回教、道教、基督教、佛教等都研究过。我从前对于宗教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人烦恼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当然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此对任何宗教都有好感,对天主教也是这样的看法,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同时也因为我还认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所以就错误地认为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不多,教会来到中国办大学,可以帮助我们办教育,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错误思想一直影响到解放后,等一会我还要谈。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就“自以为是”地甘心作着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者为了实行他们的侵略,用军舰和枪炮,送来了宗教,以教会为其侵略工具,传教士掩盖在宗教下面,进行其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阴谋,并披着宗教的外衣开办学校,以进行其文化侵略,企图培养为帝国主义中心服务的奴仆。而我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研究的便利;又因为我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不见中国人民,所以在辅仁作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对校务不管,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我当时实际上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因此得到帝国主义者的信任,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重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很得力的奴才,所以表面上客客气气,使我面子上过得去,让我心安理得,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以达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奴役的目的。

我为了自己好名,为了自己“清高”,为了不愿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毅然地离开政治舞台,自以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而实际毫没有人民立场,丧失了民族气节,驯顺安适地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二十三年来,作了帝国主义者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扎稳打地在学校里作着“太上皇”。

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材(才),贻误了多少青年子弟,还自以为“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狠毒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

这二十三年里,尤其是最后三年多,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的态度更看得明显。当学生运动澎湃,民主力量高涨的时候,我以辅仁是“不罢(不罢课)的大学”而光荣,就拿出我一贯的主张,就是帝国主义者所赞成拥护的主张,告诉同学们“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阻止三青团贴壁报;同时也不赞成同学们参加学生运动,表面上好像是走中间路线,当时自以为是不偏不倚,而事实上正是与敌人打成一片,阻碍了争自由、争民主、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使得进步力量在辅仁不能发展。

我这样坚定不移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反动统治服务的立场,一直到临解放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准备讲“乱世与学术”,这个讲演虽然由于别的原因没有讲成,但这已充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了。

二十三年来,我就是以这样“不问政治”的态度,在死心塌地地、忠实地为帝国主义者效劳,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背叛了民族利益。

我认清了自己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认清了我自己所站的立场后,才明了临解放前,反动派这样对我不忍放手,一次二次三次地派飞机来接我离开北京的原因是什么了。幸亏我当时稍稍接近了些进步力量,没有离开北京,有了向人民赎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然我就会永远作了人民的罪人,背叛人民到底了。 二 反帝斗争中我的思想转变

(一)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的看法

解放以后,我的思想开始在变化。我的政治学习是毫无基础的,解放后才读新民主主义论,才逐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才开始得到真理的研究,但是非常粗浅,非常幼稚。

学校成立了临时校政会议来管校务,解放前的校务长帝国主义分子芮歌尼作为教会驻校代表参加校政会,同时成立了临时教务委员会、中国教员会等,我校的一部分教职学工已开始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时帝国主义分子以芮歌尼为代表,在想尽阴谋,处处刁难,自一九四九年他们就为了课程上添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为了图书馆买政治理论书籍;为了我们展览“从猿到人”的图片;为了同学们的暑假实习等,他们屡次用类似警告的信件来提出他们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者自从解放后,就处心积虑地不放松任何事情,处处想钻空子,时时在进攻,以图在辅仁巩固他们的权利。

但是我自己呢。当时我主观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想:中国人民革命,自然是要反帝、反封建,但是教会来中国办学校,尤其是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他们出钱,我们办理,这样不是对人民有好处吗?因为有这样一个根本错误思想,所以使得我把帝国主义分子当作“外国朋友”,所以在各种事务措施上、在各种会议上,有人提出比较对教会不客气的话来,我就不明白。比如有一次开临时校政会议的时候,出席的人除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卢修女。他们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要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是两人,实际出席的成了四人。有人提出他们出席四人不应该,当时我就想:辅仁既要继续办下去,我们应当合作,应该在互相协商之下才能办下去,我很感到为难,我想教会要那样,大家要这样,学校的事以后怎么办呢?于是就大不高兴,拂袖而去,离开会场。我当时没考虑到,教会代表忽然偷偷地就增加了一倍,是对我们的危害,我却自以为是站在“公正”立场,而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分子思想一致,为他们着想,而感到我自己是束手无策,满腹委曲(屈),所以那次回家以后,就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后来经过大家帮助,退还辞职信,我才继续干下去。

帝国主义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这次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神甫孙振之,这把我写的那封辞职信骗到他手里,说字写得好,要作为美术品收藏着,我也没注意就给他了。后来他们要改组董事会更换校长时,还拿这信给别人看说:“你看,校长曾要辞职。”这就说明我毫无警惕,毫无防范,没有拿他们看作敌人,因此严重地影响了反斗争的展开,影响了反帝斗争的情绪。

当解放后不久,芮歌尼不作校务长以后,我怕他们不和我们合作,和我们闹决裂,我还提出来请芮歌尼作理学院院长。我当时的想法是:理学院院长由他来作,可以安定他们的心情,多筹些款办好辅仁理学院。事实上这样就是无原则地迁就了敌人。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自以为是有民族立场的。著论骂日本帝国主义,骂汉奸卖国贼,但同时却在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辅仁大学安心服务。这还不算,到了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现在才使我更清楚地认识我以前的民族立场是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立场。如果没有人民立场,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立场的。

(二)在反帝斗争中

一九五年六月初,为一九五年度的经费问题,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斗争开始了。但我那时的思想仍是很模糊的,我当时还是想,中国刚刚解放不久,到处需要建设,需要用钱,教会出钱办学校,只要他们遵照我们的章程办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学校一样办,我们又可以省一笔钱,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吗?

我的政治觉悟不高,而且对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精神体会不够,只理论上认识了中国人民革命要反帝、反封建,理论上认识了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对站在面前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认识不清,自己的思想有时又和他们一致,那时的想法:既有人民政府教育部给我们作(做)主,政府也没有说“外国人”不许办学校,只要遵照我们的章程,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我们学校的外国人不一定是帝国主义分子,学校的行政已由我们掌握,则政治上已没有问题。只要经费问题能解决,使同仁同学不至于失业失学,就是交涉成功,我就抱着这样的一个看法,去同他们交涉。我为了一九五年度的经费早些解决,曾和芮歌尼谈话至十几次,他总没有确定的回答,并且还时常发牢骚和表示不满。因他总不给肯定的答复,我虽对于他们已有些怀疑,但是对他们还是存在着幻想。

直到六月底,经费仍不定,聘书不能发出,我当时很急、很气,我想:为了我们同仁同学的利益,还是去和他们交涉,交涉成功,让他们拿出钱来,才算是胜利;闹决裂了学校停办,就不能算是胜利。

到了七月十四日,芮歌尼给我一封信,说经费有办法了,每年可拿十四万四千美元,却提出四个条件作为拨给经费的要挟。四个条件里,有一条是“人事聘任教会代表有最后否决权”,并根据这条,提出解聘五位教授。

在七月二十二日,我还和他们作了最后的交涉,对他们所提出的四个条件,其中校产与教会财产划分和当时所谓“神甫花园”定时开放两项,认为可以答应。关于新董事会问题,认为由教会与校长选任,即可成立,已经等于四个条件中答应了他两条半。但是帝国主义者仍然坚持最后否决权,作为继续津贴的条件。至七月二十九日,芮歌尼发表了一篇富有煽动性和恐吓性的所谓《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声明自八月一日起教会不负辅仁经费责任,一切开支应归陈校长负责。一面又鼓励工友索薪。同时又要改组董事会,企图撤换校长。

到了这时候,他们不但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危害了我个人的利益,才使我如梦初醒,我才真正觉得忍无可忍了。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在我们的面前的原来就是最狡猾最毒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条件,来要挟我们,运用否决权来侵犯中国人民的教育,这样的无理要求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要坚决反对的。这时我才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斗争渐渐结合起来,才坚决地肯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在党和教育部领导之下,与我全校教职学工,向侵犯中国人民教育的帝国主义分子展开斗争。

在起初,我看不清楚帝国主义者的面貌,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的要求对我个人利害没有直接的危害和威胁。到了危害到个人利益,危害到个人名誉地位的时候,一方面因为有群众的正义要求;一方面又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才使我政治认识逐渐提高,才使我斗争意志逐渐坚定。

他们要改组董事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校长不听话,董事会就可以换校长,当然在他们看来,我这个校长一直是唯命是听的,现在已渐渐开始不听话了,由于这个改组董事会的事情,令我深刻地明白以前他们利用我,允许我作校长是因为我能为他们效忠,是对他们有利的。这一件事不提出,我仍是糊里糊涂立场不明确,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始终存着幻想,虽然这可耻的可怜的幻想,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涉中已经逐渐减少、消灭,以至于变为仇恨。但这仇恨的巩固,还是结合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在内的。

今天想起来,我当时以这样的思想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真是危险已极。如果不是共产党在领导,如果不是教育部在支持,如果不是我们全体教职学工正义的斗争,我就很可能作出丧权忍辱的事情,很可能倒在帝国主义的怀抱。

总起来说,在反帝斗争开始时,我的立场不稳定,是两面摇摆的,又想站在人民这边,又想拉住帝国主义分子。我当时是想: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钱虽拿出来了,但学校仍然办不下去;如果不答应他们,他们不拿出钱来,是有人民政府支持的。我当时的思想关键就在此。又夹杂上个人利害,个人名誉地位;因此就坚决与他们斗争。

不但如此,我当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也体会不够。我只有经济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只从经济出发,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政策。所以,后来教育部拨给了十万斤小米,我的胆子就壮了,斗争意志也坚定了,难道说没有这十万斤小米,我们就能丧失中国人民教育吗?这思想今日想来真是可耻,基本上是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没有全面的从人民教育事业着想。

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那时思想的错误和自私自利,我这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同仁们的思想,延迟了反帝斗争,阻碍了学校的进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由于这次检查思想,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超政治”的说法,是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欺人之谈,并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脱离政治。我在辅仁大学二十三年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做前驱,反以为是一尘不染,正是以“超政治”掩盖着自己读书、著书的个人利益来进行的;同时也正结合了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我所重视的清闲、清高、埋头读书、个人兴趣等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由于重视个人“特长”,因而脱离群众,轻视群众。

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看法仍然错误,是因我对宗教与帝国主义未能分开来看。我以往虽然曾经研究各种宗教史,而研究时也是脱离政治的研究法,不能把帝国主义者到中国来传教的真正目的正确研究,因此始终认为他们办学校是为教育中国青年,而不能看到他们正是要把青年教育成为他们服务的“人材”。

通过对反帝斗争时思想的检查,更深刻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不清除个人主义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我结合了个人利益而仇恨帝国主义的思想是不稳固的,今后必须从整个人民教育事业着想,才能够正确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办好人民教育。

我十分诚恳地接受这次的经验和教训,并决心改正我思想方面、领导方面、工作方面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今后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我校全体教职学工的帮助和监督之下,积极地、负责地、认真地作一个人民勤务员,把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作好,不能再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失。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一篇:心理统计学论文范文 下一篇:试验设计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