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税负范文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工资薪金所得；税负；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的现状

我国曾在中华民国时期，开征薪给报酬所得税、证券存款利息所得税。1950年的《税政实施要则》中，列举对个人所得课税的税种，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低，一直未开征。1980年，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税法的颁布实施，说明作为主体税种的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正式开征。国际上，个人所得税早在18世纪90年代由英国创立，18世纪末英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相对而言，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较晚。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开征普遍晚于发达国家，在征管机制上也滞后于发达国家。

我国个人所得税分别于1993年、1999年、2005年、2007年作了历次修正。这几次修正，只就纳税额即提高起征点作了修正，分别从1980年的300元提高到2007年的2000元。为使个人所得税更趋于国际化，真正做到与国际同步，简化税率的是2011年6月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简化了税率表，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实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理念上前进了一步，体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以工资、薪金为例：

从表中可以看出，调整后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处于低收入水平以下的甲，税负从3.375％降至0，降幅3.375％；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乙、丙，税负分别从6.667％、10.882％降至1.078％、5.325％，降幅5.589％、5.557％；处于中等偏高收入水平的丁，税负从14.833％降至12.467％，降幅2.366％；处于高收入水平的戊，税负从22.05％上升至22.39％，升幅0.34％；处于超高收入水平的己，税负从28.825％上升至29.92％，升幅1.1％。从总体上看，调整后个人所得税总收入没有减少，还有微增20元，总体税负增加0.011％，是由处于高收入水平以上的人群承担。基本达到了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初期目的。但是，由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是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大军。所以，从宏观上来看，调整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收入呈大幅减少的趋势，实际上，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二、影响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问题

调整后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税负率明显低于调整前，级距由九级降为七级，实行七档税率。虽然简化了税率，但与国际上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税率仍处于较高状态，其基本问题表现如下：

（一）税率结构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所得税制，其税率结构分为超额累进税率、比例税率，此外还有减成征收和加成征收，工资、薪金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分为七档税率。经过降低级距后，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始税率由过去的5％降为3％，最高的边际税率仍为45％。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起始税率，马来西亚为1％，巴基斯坦为0.5％；最高边际税率：韩国为35％，马来西亚28％，日本为40％。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略高于其他国家。因此，也就是说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的税收负担率与发展中国家相比要高，纳税负担要重。调整后虽然降低了起始税率，提高了起征点，但与国际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仍处于较高状态。

（二）扣除费用

我国的居民纳税义务人，承担无限的纳税义务，工薪阶层的月收入额，就税法规定的扣除标准，除扣除费用有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外，没有考虑家庭赡养、健康状况、子女教育方面的因素对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工薪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依赖于工资薪金，扣除费用偏窄，税收负担过重，这种亚收入状态，使工薪阶层难以承受赡养家庭、子女教育、疾病带来的风险。

（三）公平纳税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对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作了明确的界定，但在一些所得项目的个人纳税人中，在缺乏监管机制的情况下，纳税人隐瞒所得收入，存在逃避纳税的现象。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据调查显示，在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中年收入达到12万元以上者自行申报的纳税人寥寥无几。因此，高收入者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导致纳税不公平。管理机制的缺乏，高收入者自行申报纳税成为真空地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建议

虽然新税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多收入者多纳税，少收入者少纳税，减小了收入分配差距，降低了税收负担，减少了居民纳税人的费用支出，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如何使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完善，更趋于国际化标准，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调整税率结构

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设置要优于我国，我国的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与之相比处于较高状态，属于中高水平。从周边国家和地区看，菲律宾的起始税率为1％，日本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4％。与之相比，我国在起始税率和边际税率的设置上参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在税率结构上适当加以调整，使之更适合国情和民生需求。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过重问题，有学者提出通过进一步提高中等阶层主要是工薪阶层收入的起征点，增加至8000元。从国际税制的改革实践来看，多数国家的税率级次一般集中在5档左右，我们可以对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加以改造，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力的影响，可将最高一档降为30％，采用5％～30％的6级超额累进税率。

（二）增加费用扣除额项目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额扣除标准从1981年的800元到2011年9月的3500元，扣除标准从理论上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实际上，人们的收入水平远远赶不上消费水平。高昂的子女教育费、高昂的房价支出及疾病因素，生活负担成了一笔沉重的债务。为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是尝试将子女教育费纳入工资薪金扣除项目，除扣除医疗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外，增加子女教育费的扣除项目。二是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适当提高扣除额，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率。

（三）公平税负

公平税负是关于税收负担公平地分配于各纳税人的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纵向公平要求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负担不同数额的税收。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行源泉扣缴，工资、薪金收入能做到普遍征税，但超出工资、薪金以外的收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很难做到全额征税。年收入超12万元以上者自主申报的纳税人，据2010年统计，2009年全国只有268.9万人。大部分高收入者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促使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税务部门应加强监管机制，对不同行业的高收入者建立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建立纳税台帐，实行重点管理，及时掌握其收入信息，加强源泉控管，督促其自觉履行纳税义务。通过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保证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平纳税原则，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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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丽．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结构设计探讨[J]．税务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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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轶讴．关于我国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的多视角判断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1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2篇

[关键词]会税差异；所得税税负；上证50指数；盈余管理

[DOI]10.13939/ki.zgsc.2015.46.145

所得税会计的研究向来是我国会计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自从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开始正式确立采取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相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随着会计准则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企业所得税法的不断改革与完善，企业获得了更多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自，企业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逐渐增大，我国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的差异也就出现了，而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日益加强，这种差异有日益扩大之势。

由于会计与税收差异（即会税差异）同时受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影响，会税差异的大小很容易又与企业的税收筹划、盈余管理等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该课题已成为我国税收征管和会计实务操作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它的存在也关系到我国会计体系及税制的健全和完善。

1 会税差异

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之后，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新准则从2007年起逐步推行。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合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12月6日，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执行。

企业所得税核算的依据是所得税会计准则，而所得税征缴的依据是企业所得税法，这就导致了新会计准则与现行所得税法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方面存在着较多的差异。从会计学的角度涉及所得税的处理，主要体现在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两方面，一般可由对所得税的核算方法不同分为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从税法角度涉及所得税的处理，主要体现在计算所得税时的各种成本、费用项目，分为可扣除项目和不可扣除项目，还有涉及有关资产、损失、收益的处理等内容。

1.1 所得税差异产生的理论根源

所得税差异产生的理论根源是美国税制中十分著名的克拉尼斯基定律，要求企业日常会计核算按照财务会计有关规定操作，但是纳税时要依照税法规定操作，必须满足税法对会计的要求。也就是所得税核算与所得税征缴依据不同，所得税核算依据是所得税会计准则，依据会计准则计算企业会计利润，所得税征缴依据是企业所得税法，依据税法要求计算企业应税所得。由于所得税会计准则和企业所得税法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所得税差异问题。

1.2 所得税会计差异的分类

由于新会计准则中所得税会计采用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以可以把所得税会计差异分为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两类。

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税法规定为计算应交所得税所确认的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未做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差异。其中，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在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各项负债账面价值减去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润时可予抵扣的金额。新会计准则将重心放在了对暂时性差异的会计处理规范上。

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准则、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口径不同、标准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影响其他会计报告期，也不会在其他期间得到弥补。在《企业会计准则18号：所得税》中，虽未提及永久性差异，但并不表示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中就没有永久性差异了，只不过是为了对应新会计准则中“计税基础”这一概念，以及符合利用计税基础计算所得税差异的要求。因为永久性差异无论在任何会计期间，税法都是不允许抵扣的。

2 会税差异与所得税税负

由于会计核算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弹性不同，会计核算原则相对于税收原则更具弹性、更为灵活，税收原则更具刚性，因此，会计收益数据要比应税收益数据更易操纵。与其他税种相比，所得税税率较高，且其应纳税额与会计核算密切相关，计算较为复杂，因此所得税往往成为各企业避税筹划的重点。这种避税筹划行为可以在不影响税前会计收益的前提下减少应税收益，或者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应税收益的前提下，提高会计收益水平，从而巧妙达到减少所得税负担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应税收益差异（简称会税差异）的扩大。为检验我国会税差异对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作用及影响程度，本文以我国上证50指数所挑选的样本股所在上市公司公开的年报数据为样本，参考曾富全、吕敏的做法，采用实证研究，从会税差异与所得税税负的相关性视角，对所得税避税情况及上市公司的纳税筹划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之间的关系，其中所得税税负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企业避税及盈余管理的经济行为，所以对如何衡量这两个指标是本文的重点。

第一，所得税税负变量的设计。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一般用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来衡量，但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表不对外公开披露，应纳税所得额也不要求在年报中公布。因此，利用公开年报数据准确衡量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国的研究文献一般采用代替性的间接计算方法。即利用年报公布的所得税费用数据和利润总额数据作为衡量企业综合税负水平的替代变量。此外，由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繁多，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受所在行业、地区、规模以及母子公司是否采用合并纳税等因素的影响，编制合并报表时使用的实际税率往往不止一个。为提高变量计算的准确性，本文统一地以母公司数据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所得税税负指标还是会税差异指标均以母公司年报数据进行计算。

即，所得税税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

第二，会税差异变量的设计。会税差异即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和所得税税负的衡量一样，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表不对外公开披露，只能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数据推导应税收益。我国的研究文献在会计实证研究上，通常采用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即以当期所得税费用为基础估计应税收益，以利润总额为会计利润，进而计算会计税收差异即为二者之差。不过，这种方法估计的会税差异没有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的影响。由于我国会计实务中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的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大部分企业不存在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计量会税差异影响不大。因此，本文也采取这种方法。又由于在所得税税负变量的选择上运用的是相对数指标，所以，为了协调统一，以会税差异在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作为会税差异的相对数指标。

即应税收益=所得税费用/实际所得税税率

会税差异=利润总额-应税收益

会税差异占资产百分比=会税差异/期末资产总额=（利润-所得税费用/实际所得税税率）/资产总额

3.2 数据获取和整理

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本文选取了我国上证50指数中50只样本股的上市公司2005―2009年公司年报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上证50指数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编制，于2004年1月2日正式。上证50指数是根据科学客观的方法，挑选上海证券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好的最具代表性的50只股票组成样本股，以综合反映上海证券市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企业的整体状况。所以，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上证证券市场的行情走势。

在数据选取的时候，为了拟合的精确性，已剔除了所得税费用

3.3 建立模型

为了研究会税差异对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建立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Y=β0+β1X+ui

其中：Y――所得税税负；X――会税差异；β0、β1――待定系数；ui ――随机误差项。

3.4 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分别对2005―2009年这5年间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拟合，而后又通过对5年间的会税差异和所得税税负取平均数，回归出了5年整体的拟合结果，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无论是总样本还是分样本，线性回归结果均显示：会税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说明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负相关，即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税负越低。总样本这种特点尤为突出。从F值来看，方程整体上是比较显著的，即所得税税负与会税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从R2和调整后的R2来看，拟合效果不佳。可能是由于所得税的税负水平还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如行业、地区、政策等，会税差异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在解释所得税税负的变异性上不是最强大的。

4 结 论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与会税差异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税负水平越低，企业利用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大；会税差异越小，所得税税负水平越高，避税程度越小。充分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调增损益的盈余管理时，可能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公司管理层有可能充分利用税法与会计制度之间的不同规定，通过调节不影响纳税所得额但影响会计利润的调节手段，扩大会税差异，达到不增加纳税负担但能提高经营业绩的目的，同时降低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税负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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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税负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54-02

企业所得税是指国家对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所得税[1]。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行统一的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最高法定税率为25%，但也存在不同的优惠税率如20%、15%，确立了以“行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为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及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企业适用的法定税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学术界采用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ffective Tax Rate，以下简称ETR）衡量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水平。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如何，有哪些公司特征因素影响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这些问题关系到广东省上市公司自身的长远发展及广东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利用ETR测算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并对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盈利能力、国有股权比例等公司特征因素与ETR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我国，规模大的上市公司更易受投资者的关注及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监督，税务当局在对其进行税收征管时，会更加严格细致。由此，本文假设：

假设1：公司规模与ETR呈正相关关系。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筹集经营性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净支出、汇总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以及其他费资本化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公司的负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从理论上可以预期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能够获得较多的税前扣除，从而降低税负。由此，本文假设：

假设2：资产负债率越高，则ETR越低，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同时为鼓励企业技术设备更新，准许使用加速折旧法。所以固定资产越多，则折旧越多，税前扣除越多，应纳税额越少。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越高，相对税前扣除越多，税负越低。由此，本文假设：

假设3：固定资产比重与ETR呈负相关关系。

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越有动机去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节税的目的。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为企业服务的咨询行业也较发达，广东省上市公司往往会请专业咨询机构进行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税负。由此，本文假设：

假设4：公司盈利能力越强，ETR越低，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国有股权比例越高，说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因此会为政府承担更多的财政支出，企业所得税是政府向企业收取资金的重要渠道，存在国有股权的企业会通过该渠道承担额外的税负以维系政府的支出[2]。因此，国有股权将导致公司税负的上升。由此，本文假设：

假设5：国有股权比例与ETR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

为测算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水平以及检验影响广东省上市公司的ETR的公司特征因素，本文采用面板数据，选取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市场上市的2008―2011年注册地在广东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此基础上，还执行如下筛选条件：（1）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2）剔除当年新上市公司；（3）剔除数据有缺失的公司；（4）剔除税前利润小于或等于0的公司；（5）剔除ETR小于0或大于1的公司。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所用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 10.0。

（三）变量与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ETR衡量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ETR计算公式如下：

ETR=（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税前利润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广东上市公司ETR，具体模型如下：

ETRit= β0+β1SIZEit+β2LEVit+β3FAPINTit+β4ROAit+β5SOPit+β6-8YEAR09～11+εit

其中，i表示第i家公司，t表示所在年度，范围从2008年至2010年，β表示回归系数的值。SIZE表示企业规模，本文使用期末总资产来表征，考虑到期末总资产数额较大，在回归方程中会影响其他变量，故对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替代。LEV表示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本文用期末负债总额占期末总资产之比表示。FAPINT表示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用期末固定资产净额占期末总资产之比计算。ROA表示企业盈利能力，本文选取当期净利润占期末总资产之比表示。SOP表示国有股权比例。YEAR09～11为年度控制变量。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 各年度ETR分布

表1报告了各年度ETR分布情况。由表1可知，2008―2011年各年度ETR均值分别为25.88%、25.82%、26.32%、28.89% 。2008―2009年ETR略有下降，2009年后ETR开始上升，2010年比2009年增加0.5%。2010―2011年增幅较大，达到 2.56%。这是由于广东省上市公司注册地多位于经济特区，在2008年以前享有税收优惠较多，而2008年1月1日起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被逐步取消，所以2008―2011年广东省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平均实际税负逐步递增。2008―2011年总体ETR均值为27.07%，高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的法定税率，说明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总体税负偏重。

表2 各解释变量2008―2011年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各解释变量2008―2011年全样本描述性统计。公司规模（SIZE）的均值为21.68。资产负债率（LEV）均值为44.56%，最大值为6.35，最小值为7.5%，说明广东省上市公司在在资产负债率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固定资产比重（FAPINT）均值为22.46%，最大值为92%，最小值为0.06%，差异较大。由于各公司从事行业不同，导致固定资产比重不同，比如，制造业公司需要厂房、机器设备等大量固定资产投入，故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而房地产业公司固定资产占公司总资产比重较小，主要原因在于该类公司主要靠自有资金及举债经营。公司盈利能力（ROA）公司间差异也较大，最大值为12.2%。最小值为1.7%，均值为6.7%。国有股权比例（SOP）均值为8.3%，最大值为79.04%，最小值为0。广东省上市公司部分以国有企业改制上市而来，因此，部分公司股权中中存在国有股权。国有股权比例最高比例达到79.04%，平均值为17.59%。

（二） 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通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8―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公司规模（SIZE）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的规模越大，其实际税负ETR越高，大企业相对于小企业要受到政府管理部门更加严格监督，受到税收征管更加严格细致，假设1通过检验。

表3 回归结果

*表示10%的水平下显著（双尾）；**表示5%的水平下显著（双尾）；***表示1%的水平下显著（双尾）。

资产负债率（LEV）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假设2未能通过检验。原因可能在于上市公司为降低财务风险，选择了保守的筹资政策，不敢轻易过多举债。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需要对投资者公开，为维持较高的账面利润，并未过多考虑债务避税功能，实际经营过程中降低了公司的负债程度，从而削弱了债务“税盾”的作用。

固定资产比重（FAPINT）估计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假设3也未能通过检验。从企业自身角度讲，作为上市公司，自然想有一个较为“美观”的财务报表。如果固定资产计提较多的折旧，会引起相关费用的增加，从而降低企业利润，导致企业的财务报表变得不那么“美观”。这会降低投资者对其投资的热情，这是上市公司不愿看到的。还有一种可能是，部分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较少，固定资产折旧带来的税前扣除较少，对ETR影响较小。企业可以寻求其他的筹划措施，以替代固定资产折旧上的税收减免。

盈利能力（RO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显著性达到1%，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其实际税负ETR越低。随着企业赢利能力的增强，企业的避税动机就越强烈，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节税，甚至偷逃税款以降低其税负。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有能力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进行税收筹划，这些机构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税收筹划建议，为企业带来可观的节税效果，从而降低企业的ETR。假设4通过检验。

国有股权比例（SO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提高，企业的ETR也会增加。国有股权比例越高，说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越密切。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需要大量开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便有可能为政府承担这些支出[2]。存在国有股权的企业会通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形式承担额外的税负以维系政府的支出。假设5通过检验。

结语

研究表明，自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以来，广东省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逐步升高的趋势，且从总体上看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较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能力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呈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重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没有显著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提供依据，为企业合理安排税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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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中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税收负担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1999，（5）：49-54.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4篇

国家财政部门为了对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全局性调控，所采取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税收。在社会经济的高速成长下，税收收入也水涨船高。2000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8000亿元，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2581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大概有343464亿元，税收收入总额却高达59522亿元。在这9年的期间内，国民总收入只增长了3.5倍，而税收收入总额却增长了4.7倍。很显然，我国税收收入的涨幅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涨幅。因此，许多人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税收的负担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税收负担是否过于难以承受？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 2009年，国家税收收入的76.07%是由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构成的。税负归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才是承担流转税的最终归宿，因此，构成企业税收负担的最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应该是企业所得税。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为11176亿元。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该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约为11537亿元。2010年，我国加强了税收征管，导致企业所得税较上一年度增长了20.4%。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极快，而且在税务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极高，引起了很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所得税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所得税税负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了研究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重要工具——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率ETR。公司的所得税税负程度能够通过ETR真实地反映出来，该指标是公司所得税税负的真实体现。

在20世纪，国外研究者的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所占比重不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Stichney和Mcgee(1952)发现，公司的ETR越低，其负债水平就越高。

Zimmerman (1953)检验了公司的规模与ETR之间存在的联系，结论是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并依据该结论确定了公司的规模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成本的代表。

Poreano(1956)检验了一千三百余家企业ETR的结构，发现ETR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越大的公司，其ETR反而越低。

时至21世纪，学者们也逐渐开始转变研究方法，慢慢地更加偏重实证研究：

Feeny等（2002）检验了产业因素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发现若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其税负就不高。

Jacqueline Haverals(2007)研究发现，相比其他行业，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存在更大的实际税负。

David Han和Min wang(2007)检验了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的税收负担与单位资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sagiriKitao(2008)研究了所得税与经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每降低百分之十的企业所得税，可能会使将来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

sagiriKitao(2010)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是显著负相关的。

（二）国内研究

直至20世纪末，我国才有学者针对企业所得税税负开展研究：

安体富、岳树民(1999)在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研究方面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当过重的税负使得企业难以继续经营，而财力上的缺失导致财政的收入难以弥补支出时，“究竟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困难”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

王延明 (2002)检验了资本密集度与ETR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二者是负相关的，但显著程度并不高。

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用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为沉重，部分税种税率过高，税基相对较窄。他们还特别提出，减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过多、过乱，这对税收收入总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公平竞争”特性。

王延明(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的资本密集度都会对上市公司的ETR产生较强的影响。

曹书军、窦魁(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ETR不相关；财务杠杆与ETR之间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密集度与ETR不相关；在宏观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广的情况下，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与ETR正相关，且显著程度较高。

王素荣、张新民(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20%-80%这个区间内时，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税负也就越高。

谭康（2008）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规模越大，企业的ETR就越高，而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则与企业ETR呈负相关关系。

娄权(2007)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其ETR就越高。

王素荣、蒋高乐(2009)对公司财务因素与ETR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心得会计准则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所得税税负。

陈阿芳(2010)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分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对公司的ETR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论发现从全局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趋于下降，虽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会存在差异，但差异呈减小的趋势。此外，陈阿芳还建议，在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应该加强所处于发展较慢的行业和区域的企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调整部分和实际履行情况脱节的优惠政策。

三、研究述评

综观以上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既有宏观的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政策等因素，又有许多微 观因素，比如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投资报酬率等。国外的研究较为成熟，对于国内的研究具备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国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还是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宏观方面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属区域和政策因素等，微观方面的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等，但是针对不同的年度和不同的行业，所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来讲，还是在逐渐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Sagiri Kitao.Labor-dependent capital income tax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0(57):959-974;

[2]安体富，岳树民，宏观税负影响因素分析[J].税务与经济，1999(4):5- 9;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5篇

关键词：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分析；新会计准则

中图分类号：F81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045-05

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6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100强榜中，金融企业有11家上榜，比上年增加了1家，合计纳税775.85亿元，比上年增长98.21％，户均贡献企业所得税129.31亿元，较上年增长81.69％，说明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企业盈利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从2007年开始，我国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对现阶段仍然比较脆弱的我国银行业具有很大的冲击性。目前，对银行业征收的税收主要包括营业税及城市维护建设和教育附加、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关于金融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以及刘佐、王聪、安体富、倪红日等专家学者都曾有所研究，但主要侧重于对金融企业宏观税收政策和总体税负的研究，本文则从改革现行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角度，来具体分析我国现行银行企业所得税负担问题，并结合2006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提出降低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途径。

一、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现状

企业所得税是在分配环节征收的，其负担高低直接影响纳税人的可支配收益。

(一)与一般性企业税负比较

我国商业银行的现行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但其所得税实际负担较重，见表1和表2。

从表1和表2看，上市公司的所得税税负基本维持在10％左右，远低于33％的名义税率，而银行企业的所得税平均税负呈上升趋势，远远超过上市公司(金融企业除外)，2005年银行业所得税税负甚至超过33％的名义税率。

(二)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税负比较

按照OECD多数国家做法和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著名专家尼古拉斯・R・拉迪的计算方法，来分析金融企业的纳税占其总收益的比重，目前我国银行企业的总体税负(流转税加所得税，不包括金融企业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的增值税)偏高，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的总体税负情况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四大银行在上缴全部税款后，实际上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使其难以真正进行商业化运营，见表4。

我国中央银行在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监控和监管中，借鉴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特别是借鉴《巴塞尔协议》的有关内容，制定了一系列监控指标，其中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大于或等于8％。但表4中四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未达标，企业资产风险较高。

二、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影响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仍然存在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重过高；居民金融资产单一、结构不合理；金融市场不发达、创新能力较差；盈利水平较低、金融风险相对较大等问题，与上述问题相比，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较重只是影响银行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可以直接影响银行企业的盈利水平，见表5。

对表5中数字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工商银行的税前赢利、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在八家银行中最低。从资产规模来看，该银行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集团相当，但税前利润、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却只相当于法国银行的八分之一。与美国相比，我国金融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资产回报率，只是美国的6.4％和9.9％，与日本相比也只达到日本的15.33％和21.42％。按我国这样的回报率，除国家投资外，任何投资者都不可能接受。

我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一是我国银行业长期以来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二是我国的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三是目前的银行业税负偏重，对企业赢利存在较大影响。因此，我国的银行业长期以来高税负和低赢利是并存的，其所得税税负与其纳税能力是不相称的，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银行业的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原因分析

我国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宏观政策方面

银行企业与财政之间传统的依赖关系，使得银行企业税收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在设计银行企业税收政策时趋向于偏重的水平。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企业以国有银行为主，只需向国家上缴利润，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因其可以为政府快速、便捷地提供资金，逐步成为“二财政”，一方面金融企业资金依赖于国家拨付，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离不开金融企业这个“钱袋子”。即使在两步“利改税”后，我国已经建立起包括流转税、所得税在内、内外资有别的课税体系，但在金融企业税收政策设计上，基本采取“区别对待”的特殊政策，以缓解财政收入的压力：1994年税制改革，对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5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直到1997年才将国有金融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下调到33％。此外，针对银行企业的所得税税收优惠很少，现有的税收优惠也主要是针对外资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刘佐认为这主要是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没有把金融业作为税收鼓励发展的对象。”

(二)微观制度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与一般企业相同，但由于银行企业自身经营和会计核算的特殊性，导致其应税所得偏高。

1　账面应税收益虚高

与一般性企业不同，银行企业的应税收入确认采用混合型收入确认基数。按现行税法规定，以90天为界，从结息日起，逾期不足90天的按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原则，已收和应收未收贷款利息均确认为应税收入，逾期超过90天的则遵循收付实现原则，以实际收到的利息作为应税收入计算纳税，即在应税收入的确认上，现行税法采取的是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相结合的原则。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只要企业应税收入实现了，无论是否实际收到现金或银行存款，均必须以现金或银行存款支付各种税款，当收入实现而未收到现金或银行存款时，则需要企业先行垫付各种税金，使得企业负担加重、经营风险增加。

此外，由于银行的主要业务是贷款业务，贷款利息是其收入主要来源，而贷款利息是按季度计算的，除了一次性还本付息的短期贷款外，一般来说中长期贷款的利息，在按季结算时其资金并没有直接以现金形式流入银行，导致银行在未收到现金利息时却要以现金形式支付税金，这种纳税形式本身就意味着银行

需要垫付税金。加上目前银行企业存在大量的不良贷款，使得其应税收入远远高出实际收入，因此，即使金融企业所得税税率与一般企业相同，其所得税税收负担也比一般性企业要高。

2　呆账准备税前扣除差异

目前各类银行都存在大量呆账问题，每年要在税前扣除的呆账损失数额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我国目前会计制度和税法对呆账损失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在会计上规定呆账准备提取和呆账损失确认的主要文件是《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2年1月1日起执行)、《金融企业呆账准备金提取管理办法》 (财金[2005]49号)、《金融企业呆账准备金核销管理办法》(财金[2005]50号)、《财政部关于呆账准备提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05]90号)，而税收依据的文件有些滞后，主要有《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2002年10月1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审批事项的通知》(国税发[2003]73号)，二者对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提取方法和损失认定等均存在差异，对银行应税所得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其企业所得税负担。

(1)计提范围差异

税法规定：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包括贷款(含抵押、质押、担保等贷款)、银行卡透支、抵债资产、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担保垫款、进出口押汇、股权投资和债券投资、拆借拆出)、应收利息(不含贷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应收保费、应收分保账款、应收租赁款等债权和股权。当实际发生的呆账损失金额超过已经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时，超过部分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因此税法最终是可以全额扣除呆账损失的。

会计规定：金融企业应当按季分析各项债权和股权资产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发生的贷款损失，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预计可能产生的长期投资损失，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范围为金融企业承担风险和损失的贷款(含抵押、质押、无担保等贷款)、银行卡透支、贴现、信用垫款(含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信用证垫款，担保垫款等)、进出口押汇、拆出资金、应收融资租赁款等。“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为存放同业款项、应收债券利息(不含贷款、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应收经营租赁款、其他应收款等各类应收款项。“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为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不含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或公允价值法确定期末价值的证券投资和购买的国债本息部分的投资)。

从内容上看，税法规定的呆账准备包含了会计上的坏账准备、贷款损失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从范围上看，税法规定的范围大于会计规定的范围，主要表现在抵债资产、股权债权投资和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上。其中税法对抵债资产的规定是“银行收回的以物抵债非货币资产低于债权部分可按呆账或坏账损失的规定核销”，其实质是对债权(贷款或投资)损失进行核销，而非核销抵债资产本身的损失。抵债资产损失应该是抵债资产处置或变现损失，一般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不作为坏账损失。因此，税法中关于抵债资产“呆账准备”提取问题，实质可以分解为“贷款损失准备”和“投资损失准备”提取两部分。对于股权债权投资会计上只提取“投资跌价准备”列入成本，但税法又规定“投资跌价准备”不准税前扣除，而是将其纳入呆账准备的提取范围，因而，对于股权债权投资损失，会计和税法规定最终也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只是扣除的途径不同。现行税法规定拆放同业利息收入计人“金融机构往来收入”，不征营业税而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在会计上不属于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而税法上却属于呆账准备计提范围。

综上所述，从最终结果来看，除拆放同业应收利息外，银行企业呆账(坏账)准备和损失，税法和会计规定都是可以据实扣除的，只是在扣除时间和途径上不一致，属于暂时性差异。

(2)计提比例差异

税法规定：金融企业可以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按本年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的1％提取，公式为本年允许扣除的呆账准备＝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

会计规定：贷款损失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由金融企业自行确定。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12月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规定：按风险程度将贷款分为五级计提损失准备：一般贷款1％，关注类贷款2％，次级类贷款25％，可疑类贷款50％，损失类贷款100％。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因此，贷款损失准备和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范围可以是1％～100％。

由于税法规定的计提比例较小，而企业是按照资产可能发生损失的程度来确定计提比例的，二者在某一个纳税年度计提的金额差异较大，当金融企业未发生呆账(坏账)损失但高风险资产所占比重较大时，按税法规定只能扣除1％计提的坏账准备，暂时性差异较大，当年应税所得将会增加，企业所得税税负也会增加。

(3)损失认定差异

税法对呆账损失的认定条件规定了13种，而会计上规定了15种，具体存在认定差异的有9种，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一是会计确认为呆账，但税法上未确认。如会计规定“金融企业经批准采取打包出售、公开拍卖、转让等市场手段处置债权或股权后，其出售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可认定为呆账”，但税法没有此项规定，即意味着税法不确认此损失。

二是税法和会计都确认为呆账，但税法的确认条件更严格。如会计对符合规定的银行信用卡透支款项可认定为呆账，其规定条件包括持卡人和担保人依法宣告破产、死亡、失踪等6种情形，只要符合其中1条即可，而税法只规定“银行卡被伪造、冒用、骗领而发生的应由银行承担的净损失”认定为呆账，显然税法规定要严格得多。

因此，这种损失确认条件不同导致的差异，属于永久性差异，同样会导致银行所得税负担加重。

四、降低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途径

商业银行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在宏观上政府要转变指导思想，“理顺政府与金融的关系”，在财政实力加强的条件下，逐步摆脱对银行企业的依赖，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改变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资金投入方式，使银行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二是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消化和降低所得税负担对银行企业的影响。首先，在金融企业内部要加强成本管理，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企业成本核算、改变员工激励机制、注重税务筹划等手段来自我消化企业所得税负担，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其次，是为企业创造公平、有序的外部竞争环境，减少各种外来因素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扰。所得税政策属于影响银行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国家要在权衡财政承受能力的同时，改革现行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合理减轻银行机构所得税负担，

促进银行企业的良性发展。

从现实情况来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在2008年开始实施，从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为银行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对银行等金融企业应税所得的确认方法和原则仍需进行调整，以减轻银行企业沉重的税收负担。此外，2006年我国出台了新的会计准则，其中专门针对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准则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金融工具列报》等准则，与原准则有较大改变，因此，需要结合新会计准则，改革我国商业银行企业所得税制度。

(一)应税收入确认全面引进收付实现制原则

新会计准则将金融资产分成四类：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金融负债分为两类：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其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确认，以企业是否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为标准，而不是原来的“交易发生”。金融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一般是“公允价值＋交易成本＋后续变动收益”，也不是原来的“当期应收金额”。因此，在调整税法时，首先应该在资产和负债的分类上与会计保持一致，减少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而带来的对法规理解的差异；其次，在计量上也尽可能与会计保持一致，即采取“公允价”为基本计量标准，减少由于计量标准不同带来的法规认知差异。第三，在收入确认原则上，税法需要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同的待遇，引入收付实现制原则。因为对银行而言，贷款利息收入是其主要营业收入，在企业存在大量不良贷款、应收未收利息逾期日期长短不一、风险程度也不同的情况下，若严格实施权责发生制，必然加重企业税收负担，因此，应该借鉴国际惯例，对逾期应收未收利息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确认收入。

(二)结合准则调整呆账损失扣除办法

新《所得税》准则明确规定，对所得税一律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与应付税款法和收益表债务法相比，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更注重暂时性差异，可以直接得出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能更直接反映递延所得税对企业未来的影响，可处理所有的暂时性差异，但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较高，也将增加企业会计核算成本。因此，在调整企业所得税政策时，应该同时考虑尽可能减少这种由于会计与税法规定不同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1　调整计提范围

(1)抵债资产调整。由于税法对抵债资产计提呆账准备，其目的是核销债权损失，因此，可以在税法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中取消抵债资产，对抵债资产低于债权部分的差额，直接作为贷款损失准备处理，这也符合抵债资产本身的性质。

(2)股权债权投资调整。税法对股权债权投资计提“呆账准备”，与会计对其计提“投资跌价准备”，对所得税的影响基本相同，因为它们都可以达到在税前扣除的目的，只是途径不同而已。而金融企业与一般性企业不同，投资行为是企业主要经营业务之一，投资收益可以直接作为“营业收入”处理，投资损失也可以直接作为“营业支出”在税前扣除。因此，可以将银行的“投资跌价准备”作为特例允许税前扣除(一般性企业仍然规定不得税前扣除)，同时在呆账准备计提范围中取消股权债权投资内容。

(3)拆放同业应收利息调整。拆放同业应收利息的本质，与贷款应收利息是相同的，只是贷款对象的区别而已，因此，应该将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与贷款应收利息采取相同处理方式，即对逾期90天的拆放同业应收利息也转为表外列示，并按照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确认收入。

2　调整计提比例

现行税法规定的呆账准备计提比例较低，计提方法也较为繁琐，且未考虑到银行资产的高风险性，因此，这方面的税收政策应该向会计准则靠拢，即取消原来的计提比例和方法，直接按照《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提取贷款损失准备，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这样做的好处有二：一是可以减轻银行税收负担，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二是可以减少暂时性差异，因为贷款损失和坏账损失实际发生时，会计和税法均允许据实扣除，所以没有必要在政策设计上制造障碍，增加递延所得税核算内容。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6篇

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既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最近，党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根据税收公平理论，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负公平缺失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公平缺失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1980年9月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初衷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在于调节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削弱了税种设置的效率，甚至违背了该税种最初设计的本意，未能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有效调节。2005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贫富的差距。但是由于此次改革只是“微调”，没有对税制模式、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依然存在公平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两大方面。

（一）横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所得来源多的人分别按不同税目多次扣除免征额，可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涉及税目单一的人却因扣除金额少要多纳税。如一人工资2．600元每月，另一人则每月有1．600元工资再加1000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因来源不同导致同一性质不同收入项目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乙两人，甲每月获得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1．600）x15%-125=535元，乙该月获得劳务报酬所得也是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x（1-20%）x20%=960元。可见，甲乙两人取得数量相同的劳动性质所得，但由于适用税率不同，导致两者的应纳税额也不同。

第三，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所得性质不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月工资收入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1．600）x30%-3，375=11．145元，乙中奖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x20%=10．000元。甲的工资所得与乙的中奖所得数额相同，因分别适用9级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而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第四，同为利息所得，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债券和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

第五，同为中国的纳税人，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因适用的费用扣除额不同（本国居民扣除额为1．600元，外国居民扣除额为4．000元），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二)纵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收入来源少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高收入者却缴纳较少的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专家们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却相对降低。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1］根据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隐形收入和附加福利多的人往往少纳税，偷逃税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全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还不包括职工个人没有拿到手里却获益匪浅的那部分“暗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或优惠就餐、住房装修等等。这些“暗补”、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说明现行税制仍然存在许多漏洞，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第三，对工薪按月计征，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取按次计征产生的纵向不公平。例如，一个月工资为1．500元，年收入为18．000元的工薪阶层，和一个假期打工一个月挣得2．000元的学生相比，前者不缴一分钱的税，而后者却要缴80元的税。

第四，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搞“一刀切”，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成员是否失业等情况均未考虑在内，在新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了税收负担不公的现象。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两人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导致事实上的纵向不公平。

第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不严也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表现在：首先，个人所得税实行以源泉代扣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征管方式导致税负不公。工薪收入相对于其他税目而言，较为规范透明，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税收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征收效率高，工薪阶层偷逃税现象就少；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形式多，加上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和稽查，税收征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导致高收入者偷税、逃税、避税现象严重。虽然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偷逃税和欠税问题依然严重，执行中的外来人为干扰及某些税务干部执法不严等更使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现象愈加严重。其次，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包括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税，存在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也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再次，我国幅员辽阔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纳税条件不一样，容易导致税收征管发达的地区多征，落后地区不征或少征，不能真实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原因剖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较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的选择、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存在偏差造成的。

（一）税制模式选择偏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税制模式选择上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课征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采用分项计征，易使纳税人通过划分不同收入项目和收入多次发放而使所得收入低于起征点，达到偷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第二，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负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考虑纳税人家庭人口、支出结构因素以及实际负担水平，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实现税收负担公平，有悖于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目标。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

第一，税率方面。一是工资薪金的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低税率的级距小，这使得本不是个人所得税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征税主体。据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收入的46.4%，无形中是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二是税率档次过多、税率偏高。累进的甚至累进程度很高的名义税率不仅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纵向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月收入为896元左右。其纳税所得额绝大部分在第一和第二级，对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相当少，最后两极税率很少使用。三是非劳动所得轻征税、劳动和经营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而偶然所得，如中奖，只征收20%的比例税率。这形成对劳动所得征税高，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四是同一性质不同项目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造成税负不一致，导致税负不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同为勤劳所得，由于税法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既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也不利于鼓励勤劳所得。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薪所得按月计征，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纳税年度计征，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在一般个人的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与个体工商户的年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全年应纳税额远高于个人工资薪金的全年应纳税额。

第二，税基方面。据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过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还不够宽,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等项目尚未征税，特别是对投资的资本利得没有征税；附加福利仍无法计价并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高收入者并未从法律上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基的涵盖面过小，无法真正实现税收负担公平。

第三，税收优惠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包含了11项免税、3项减征、10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其中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普遍、平等纳税。

（三）税收征管效率偏低

第一，税收征管法律不健全。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税收征管不严、执法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中的法律约束力差，对税收执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无法可依。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对税收活动共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税收基本法，现行的单行税法法律效率弱，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执行难度大，使得税收征管中许多征管措施无法可依。其次，税法的法律约束力差，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税收法律只约束纳税人行为，对征税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二是税收执法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得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也使涉税案件的查处缺乏应有的力度、效果。再次，缺乏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存在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方面，税务机关内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纠错目标，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而且由于税收任务因素，也不利于从税务机关内部实施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另一方面，我国对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尚没有形成有较强针对性的职能部门监督和具有普遍性的纳税人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性、税款入库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

第二，税收征管能力较弱。目前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人和物两类因素。

从人的因素分析，目前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状况还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够过硬。二是整体业务素质比较低，尤其是专业知识不精通。三是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大。表现为依法治税的观念树立得不够牢固，没有为查处的违规、违法渎职案件所警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见利忘义的行为仍存在；面对繁杂、多变的税收法规，有的无法真正领会税法的立法意图，不能正确领会和处理好税收执法和服务经济的关系，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难度。

从物的因素分析，征管方式仍不能超越个人主动申报和扣缴义务人代扣缴的局限。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及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加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在一些部门仍存在大量非货币化的“隐性”福利，如免费或低价获得住宅及其他各种实物补贴，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国税、地税没有联网，信息化按部门分别执行，在实际征管中不仅不能实现跨征管区域征税，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导致税负不公。

（四）税收征收环境欠佳

第一，依法纳税意识薄弱。受历史习惯、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纳税的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价值取向被一些负面伦理道德因素所误导，社会上一部分人把能偷逃税视作一种“能力”的体现。由于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纳税人纳税后必然导致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对其处罚的力度却很轻，于是，在目前各种征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成本较低、社会评价体系缺失的前提下，人们受经济利益驱动，强化了为维护自身私利而偷逃税的动机和行为，客观上加大了税收征管与自觉纳税之间的距离。据税务部门的一份资料报告，在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80％，而应征个人所得税的中国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仅为10％。此外，现阶段纳税人缴纳个税没有完税证明，纳税多少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失业、赡养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没有联系，这也是公民主动纳税意识不强、纳税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第二，社会评价体系存在偏差。个人所得税偷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国外税务部门建立有一套完整的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就在电脑里纪录在案，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个人信用受到极大的质疑。而目前我国缺乏一套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社会和个人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而不与你交往或交易。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的偏差导致纳税人偷逃税款严重，加剧税负不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其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对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因此保证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针对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弊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已势在必行。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贺海涛.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邓益坚.关于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考［J］.特区经济，2005，（01）.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 税负过重

从2008年3月1日开始，新《个人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将扣除费用的标准上升至2000元，但在“两会”中，政协委员张茵仍然提案为富人减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这种从富人阶层到穷人阶层都对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感觉过重的呼声都验证了我国在《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高居第三是“实至名归”。我国税负是否真是如此之重？”2008年3月4日，以陈凌孚委员牵头的《参考社保缴费调整机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提案》顺利通过支持，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一、我国税负轻重评价不一的原因

在2007年《福布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我国虽然下降了8点，但仍然高居第三，仅落后于法国和比利时。如果从客观数据上显示，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20%，相比于其他西方工业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普遍都在30%左右，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显然没有《福布斯》排行所显示的那么高。造成这种评判差异固然以《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被选用的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加总的结果的计算方法有关。这种计算方法没有注意边际税负与平均税负的区别，同样没有对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进行区分和加权运算，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待论证。加之，我国在税收实践中，往往又有许多优惠措施，造成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上的差异。因此，以“全球税负痛苦指数”评价我国的税负水平并不客观。

但如果说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作为宏观税负的标准显然是站在国家这一征税主体的角度去看待税负问题。根据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认为：税收是人民以要求并享受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目的，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以供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之需的一种活动。人民作为纳税主体将自身置于我国税收体制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去推断自己所面对的税基、税率等课税要素，对于税负轻重有属于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区别于宏观税负水平。但作为公共服务交易的双方，纳税人就个人而言所免费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具有差异性，但其因个人所得的差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并不相等。这种不同微观主体在税收与公共服务上的相互差异并非仅靠税法所能解决。从税法角度上对税负过重的判断取决于税收公平原则上的利益赋税原则。

二、我国税负过重的症结

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应使各个纳税人的税负与其负担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平衡。税收公平首先体现在税收负担的公平，即税负公平。税负公平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具有同样纳税条件的人纳同样的税，即量能课税原则；二是就社会整体而言，纳税人因付出税款而减少的价值至少必须与纳税人获得的因税款使用而增加的价值相一致，即利益赋税原则。

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最早始于英国（1799年），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一个税种。作为所得税的一种，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公民财富进行直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它与流转税的不同在于：首先，个人所得税直接对纳税人的货币收入征税，实行源泉征收，纳税人的税赋不易转嫁；其次，个人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可利用费用扣除，通过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行为给予税收优惠照顾和对高收入者适用高税率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虽然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相对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所占比例小，但由于其直接涉及公民切身利益，而且更容易引起“沉默的大多数”对税负轻重的关注，因此，个人所得税站在了公民心中评判税负轻重的第一线上。

在国民统计学里，个人收入由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个人税、非税支付两部分组成，其中后者作为国家对个人收入的再分配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上。以2007年的数据上看，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3186亿元，同比增长29.8％，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7%。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经济运行报告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实际增长12.2%，加上我国2007年CPI上涨4.8%，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7%。2007年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相比2006年以来罕见上升。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3.1%，比2006年上升0.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比2006年上升0.5个百分点。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诸如“控制房价过快增长，解决住房难问题”，“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疗改革，上学难与教育公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保障公共卫生，让群众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等民生问题倍受社会的关注。这种公共服务实际提供质量下降和国家在个人收入分配份额扩大的反差以及这种反差无法及时消除才是人民心中尤其是低收入阶层人民心中税负过重的症结。

三、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

既然公共服务质量无法在短期内提高，降低公共产品的价格已是解决税负过重的必然选择。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两会期间表示，2008年将围绕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积极研究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根据财政部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下一步重点要做好工资薪金所得等政策的研究和完善工作，并结合个人收入水平增长与物价变动等因素，研究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扣除标准调整机制。解决公民税负过重的内心症结从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的确立做起。

1、建立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是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

量能课税原则要求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水平与其经济能力相适应。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都是以当年名义货币计算，个人所得税收和收入的等量虚增维护的是名义上的公平，是一种纳税人之间的公平，但量能课税应有另一层含义，即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平。笔者认为“经济能力”应该体现为一种享受私人服务的能力，量能课税所体现在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平应反映出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即居民消费和个人所得税缴纳额的平衡。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表明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税法上名义课税要素的不变所产生的效果只是纳税人相等的提高了自己的名义税负水平，国家与公民的“公平的征纳比例”无法得到维持。这层公平的缺失正是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2、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并不违背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

税收法定原则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有税必有法，无法不成税”。税收法定原则首先要求“对人民征税必须征得人民代表的同意。”动态调整机制是否会被行政部门所滥用。稳定性是法律的一项重要特征，稳定的法律才能发挥其指引、评价功能，但稳定性存在一大副作用就是滞后性，尤其对于适用于经济领域的法律，能否及时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显得极为重要。经济问题从来都追求一种及时性，而法律修改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修法的成本十分高昂，而且频繁的法律修改更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动态调整机制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对于课税要素（如起征点、税率）的规定不再是一个绝对静态的数字，而是一个适度幅度的区域或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这种严谨的规定既满足了固定性的要求，又兼顾灵活变换的需要。动态调整机制是否会发生行政机关对征税权的侵犯？这种动态调整机制所依赖的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税务总局、统计局等，任何一个的行政部门无法单独产生影响，其次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决算都需要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立法机关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3、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对于财政收入影响甚微

虽然所得税收入在我国税收收入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但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的地位不可动摇，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以发达国家因其GNP较高，个人所得税为收入最多的第一号税种不同。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所起的财政收入作用并不明显，因此，个人所得税调整所带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变化的数额微小，尤其是近年来我国财政盈余情况下，完全可以承受个人所得税收入减少。

4、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不妨碍其调节功能的发挥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应该具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调节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分配，第二层次的调节则是调节公民内部贫富差距。个人所得税对于第一层次的调节功能正是第一层次公平的实现，以在上文阐述。对于第二层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以其累进税率具有“调富济贫”的功能，它有效地减少社会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实现社会公平。造成税负过重因素在于物价上涨等全局性的宏观经济因素，这种影响因素及于全民，因为动态调整机制并未改变累进税率，因此个人所得税使收入者多纳税，收入少者少纳税的第二层次调整特点并未改变。

5、动态调整机制只能从个人所得税做起

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分类征收制，但与关税等其他税种不同，其对于产业或行业政策的调整影响小或者说并没有直接影响。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并不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其可以独立地凭借个人收入水平和物价变动等宏观因素来进行调整。而且这种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仅使社会资源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流通，避免了税收政策对于市场在不同行业（产业）进行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无论如何，税收的动态调整机制从财政方面或是法律方面都是一项重大的突破，但进入2008年尽管央行采取了“稳中适度从紧”政策，但从第一季度来看，CPI控制在4.8%的难度相当大，物价的稳定仍需要一定的过程。宏观经济因素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状态，立法机关每一次对个人所得税的微调对于再次改变的经济因素又有多大的意义？因此，构建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这种尝试不仅能够解决短期的税负过重，而且日后一旦出现税负过轻，动态调整机制也能自动平衡国家与纳税人的收入分配。综上所述，个人所得税动态调整机制值得引起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张守文：税法原理（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 纳税环境 优惠政策 筹划

一、新税法对电力企业税负的影响

新税法相比于原税法最大的改变在于实行两税合并，税率是新税法的核心内容。 两税合并之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将实行照顾性税率，税率为20%。通过计算，在新税法实行后，扣除税收优惠之后，外资企业所得税负平均约为12%，而内资企业平均所得税负约为25%。而电力企业因为电网企业不对外开放，所有的电网企业都是内资企业，除少数的发电企业是外资企业外，基本上整个电力行业都是内资企业，而内资企业扣除税收优惠之后平均所得税负这么高，因此新税法的实施必然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整个电力行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

二、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

(一)从资产税务处理方面进行避税筹划

1、坏账损失处理；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提取坏账准备金，能够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扣除。对于尚未建立坏账准备金的纳税人，如果出现坏账损失，应以当期实际发生额为依据进行扣除。采取备抵法能够降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当期扣除项目。在两种方法应交纳所得税一致的情况下，被抵法可以将纳税款之后，这样企业的流动资金将有所增加。

2、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企业的净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受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而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由是由资产计价与折旧决定，但是资产计价缺乏弹性，即纳税人基本上不可能在资产计价上进行避税筹划，因此固定资产折旧是企业在进行避税筹划时应该重视的。固定资产折旧当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是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而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决定了折旧年限，同时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是一个纳入了很多主观因素在内的经验值，这使得企业进行避税筹划成为了可能。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缩短将加速企业成本的收回，这样企业的后期成本费用将前移使得前期会计利润后移。当税率稳定时，企业通过所得税递延缴纳，增加了企业的运营资本，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固定资产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采取加速折旧方法或者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而作为技术密集型的电力行业，设备技术发展的非常快，符合加速折旧的规定，可以递延缴纳所得税。

(二)运用工薪扣除法

在之前的企业所得税法下，对于工资的支出，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而内资企业按计税工资扣除。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工资、研发费用、捐赠等费用的规定变得较为宽松。在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当中明确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和取得收入相关的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的税额时扣除。电力企业为了减少税负，可以通过采取适当的提高员工工资、增加员工伙食补贴、建立职工教育基金等方法，因为上述所产生的费用可以在成本中列支。与此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还明确的规定了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可在支付给残疾人员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进行100%的加计扣除。作为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的电力企业，可以安排残疾人在那些对身体条件要求并不是很高的岗位工作，这样既可以增加薪金扣除，与此同时还能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应。

(三)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1、资源综合利用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明确的规定，企业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符合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减计收入。在《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当中对电力企业通过资源综合利用生产的电力，应纳税所得额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利用农作物秸秆、工业所产生的预热生产电力所得的收入，应减按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电力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优惠政策，在修建新的电厂时，优先考虑工业企业密集的区域，依附于各工业企业，这样既可以减少发电原材料，又可以减少纳税额。

2、节能节水专用设备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唯一保留的一个低税率税收优惠政策是对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收取15%的所得税率。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电力企业，怎样积极的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利用好这一优惠政策是其应该重视的问题。

3、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得税优惠政策；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当中明确的规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企业，从项目开始实施前三年企业所得税全免，第四年到第六年所得税减半。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项目的电力设施，可以更好的享受这一优惠政策。电力企业应该重视新能源的利用、高效节能技术的应用，以遍更好的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三、结束语

作为公用事业性质的电力，其服务功能十分的突出。这种突出的突出的服务功能决定了其应该首先考虑满足社会效益目标，然后再追究其自身的经济利益。新的税法的实行改变了电力企业纳税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整个电力行业的实际所得税税负。我们不应该为了节税导致企业正常发展受损，这就要求电力企业严格的遵循新税法与国家的相关法律进行税务筹划，确保企业更好的发展。本文阐述了新税法对电力企业税负的影响，同时探讨了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在三个方面进行税务筹划的思考。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人关注新税法下电力企业税务筹划，使其良好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王建花.新《企业所得税法》下避税问题研究[D].硕士论文.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9

[2]王江.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研究[D].硕士论文.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8

[3]邬晓恬.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企业税收筹划新探[J].高等函授学报，2011（2）：53-57

[4]高微.基于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纳税筹划[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2）：41-41

[5]徐俊红.新企业所得税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10（4）：64-65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费用扣除 税负公平

一、引言

税收公平是制定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其税收负担应相同；纵向公平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其税收负担应有所不同。在众多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所体现出来的税收公平原则对于公民更为直观，感受也更为深刻，在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设计的核心内容中，税收费用扣除制度是税收公平的调节器，其设计科学与否关系着个人所得税能否真正地体现税收公平。笔者从税负公平的视角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新税制下费用扣除的重建提出了建议。

由于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取得的净所得征税，因此一般来说世界各国都允许从毛收入中扣除相关的费用。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的方式，主要有综合扣除、分项扣除和综合与分项扣除相结合三种。费用扣除的具体项目不尽相同，但这些扣除项目一般包括以下三类：一是与取得应税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即成本费用的补偿；二是基本的生计扣除，即维持纳税人本人及其抚养对象的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生活费用；三是政策性的扣除，即与政府的鼓励与限制性政策目标有关的扣除。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收制度属于分项扣除，实行分类制，所得共分为11类，根据所得来源不同，费用扣除标准可归纳为5种：（1）定额扣除。工资薪金所得采取的是定额扣除方式，即笼统的“一刀切”，采用统一的费用扣除，不考虑每个家庭的实际状况。费用扣除额由800元逐级增至目前的3500元。外籍人员则采用在基本扣除的基础上增加附加费用扣除，即费用扣除额在350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300元。（2）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目前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适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即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时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超过4000元，则定率扣除每次收入的20%。（3）会计核算扣除。会计核算扣除主要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及财产转让所让所得，即每年（次）收入扣除有关成本及规定的必要费用。（4）无费用扣除。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全额纳税无费用扣除额。（5）特定扣除。纳税人按规定缴付的基本养老费、基本医疗费和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所得额前扣除。个人将其所得用于教育事业、其他公益事业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中扣除。

二、费用扣除标准存在的问题分析

（ 一 ）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差异导致税负不公 一方面，二者的费用扣除存在内外不公的现象。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外籍人员工资、薪金所得规定了附加费用扣除，致使其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总额远高于中国公民，虽然差距在不断缩小，但从绝对额看依旧很大。另一方面，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存在内外不公的现象。适用本国居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适用外籍个人，但适用外籍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却不适用于本国居民，外籍个人税前扣除的优惠政策远多于本国居民，如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上述内外有别的税收扣除使得个人所得税不能普遍征收，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

（ 二 ）不同所得费用扣除额差异大导致税负不公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分类税制，对11类所得的费用实行分项扣除，各类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应纳税额、收入结构均有较大差异。（1）费用扣除和应纳税额。居民每月或每次的收入称为收入额，在收入额不同时各类所得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如表（1）所示。表（1）数据显示，首先，对费用扣除额进行横向对比，收入相同时，不同所得的费用扣除差额从800元到40000元不等。收入相同，费用扣除额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其次，对应纳税额进行横向对比，居民每月收入相等时不同类型所得的应纳税额存在很大差异有违横向公平的原则，如居民月收入1000元时，工资薪金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其他所得需要缴纳28元、40元、200元不等的个人所得税。最后，对应纳税额进行纵向分析，居民工资薪金所得每月收入为7000元时应纳税额为245元，居民劳务报酬所得和资本利得每月为4000元时应纳税额分别为640元、800元，收入多的纳税少，收入少的反而纳税多违背了纵向公平的原则。（2）收入结构分析。纳税人收入来源多元化与收入单一差别很大，即使收入多元者的收入总和高于任意一类收入的免征额，但由于各项收入均不突破免征额，反而不需要纳税，收入单一者不论是何种收入，只要超过该类收入免征额即需纳税，如表（2）中，收入单一者B与收入多元者A当月的收入总额相等，但A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B却需要缴纳215元的个人所得税，收入额相等但应纳税额却存在很大差异，违背了横向公平的原则。

（ 三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反映地区差异 全国费用扣除“一刀切”无法反映各地区纳税人实际生活支出差异，居民的家庭生活支出分为衣着（X1）、食品（X2）、居住（X3）、家庭设备及服务（X4）、交通（X5）、医药费（X6）、房贷（X7）、捐赠支出（X8）、赡养支出（X9）、教育费（X10）、通讯费（X11）、社保支出（X12）、其他（X13）13类，其中家庭设备及服务不包括家具、家庭设备等耐用品，交通不包括交通工具，通讯费不包括通讯工具。数据依据于2011年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整理而得，笔者运用IBM SPSS 21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用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数据处理得出相关系数矩阵，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大于0.3，说明指标间的相关性强，可运用因子分析进行精简。表3中的KMO值为0.82，且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00小于0.01，表明样本量充足，相关系数矩阵为非单位阵，因此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指标变量的共同度绝大多数大于0.7，说明公共因子反映原始变量的信息较多，公共因子的解释性强，因子分析效果较好。表（3）中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2个公共因子，旋转后的累计贡献率为74.65%，即提取了74.65%的数据信息。旋转前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明，公共因子的含义不突出。因此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使各指标在不同公共因子的载荷差距较大。经过3次迭代收敛，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表明：在因子1上有较高载荷的指标包含食品、通讯、交通、社保、家庭设备及服务、房贷、其他、居住、教育费、赡养支出，这些指标反映了居民的经常性支出，本文将其命名为经常性支出；在因子2上有较高载荷的指标包含医疗、衣着、捐赠支出，这些指标反映了居民的非经常支出，本文将其命名为偶然支出。以特征贡献率为权重，综合因子F的公式如下：F=（49.04F1+25.61F2）/74.65，此公式表明F1的重要程度为49.04%，F2的重要程度为25.61%。各样本公共因子和综合因子排名如表（5）所示。两个公共因子和综合因子得分越高，说明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和家庭生活总支出水平越高，由于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负值表示该地区的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水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反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F1为负值的有19个省份，正值的有12个省份，表明经大部分省份的常性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2为负值的有14个省份，正值的有17个省份，表明大部分省份的偶然支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F值为负值的有20个省份，正值的有11个省份，表明大部分省份的家庭生活总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1、F2、F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分别为4、4.3、2.9，说明不同省份之间经常性支出、偶然支出、家庭生活总支出存在很大差距。但是，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没有考虑地区差异，违背公平原则。

（ 四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体现不同家庭的实际纳税能力 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能体现不同家庭的实际纳税能力是因为没有考虑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如在岗人员的数量、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的数量、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状况、住房是购买还租赁，购买住房是按揭贷款还是全额付款等。目前医疗费、房贷、捐赠、赡养、教育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比重高低起伏，分别为5%、2%、9%、3.5%、4%左右，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24%左右，占家庭生活总支出的比重很大，应当予以考虑。

（ 五 ）静态的定额扣除标准不能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部分所得采用静态的定额扣除办法，依据经济学原理得知通货膨胀率与货币的购买力成反比，静态定额扣除无法如实反映纳税人的消费水平。首先，在通货膨胀时，静态的定额扣除办法将导致“隐性增税”。其次，2000年至2011年期间，通货膨胀率呈现动态的变化，虽然高低起伏但整体呈增高的趋势，为此我国曾三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2006年1月1日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8年3月1日提高到2000元，2011年8月1日提高到3500元。频繁的提高定额费用扣除额有违税法固定性的特征，且损害了税法立法的权威性。最后，通货膨胀致使个人的名义收入虚增，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无疑会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三、费用扣除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 一 ）所得项目的界定 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的转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综合与分类项目的划分。在国外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实践中，将所得划分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劳动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课税重，资本所得适用比例税率课税轻。另外，一般来说，纳入综合课税的所得应属于稳定性的经常所得，而纳入分类课税的所得属于特定来源的所得。具体到我国，现行税法11类所得中属于劳动所得的有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这三类所得应纳入综合所得的范围，而且由于这三类收入实质属于同质性收入，不再做细分。资本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其他所得等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宜采用分类征收。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属于劳动和资本混合所得，更多接近于企业所得税的征管模式，另外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一部分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因而更适合采用分类征收。

（ 二 ）以“家庭”为征税单位，做好费用扣除的加减法 （1）分类征收部分的费用扣除。一是定额和定率扣除结合。二是会计核算制扣除。如财产转让所得可扣除财产转让的原值及转让发生的相关税费。（3）无费用扣除。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2）综合征收部分的费用扣除。为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笔者建议将综合所得的费用扣除分为以下三类：其一，基本扣除是为了满足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的生计扣除，首先国内公民、外籍人员应适用统一的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其次基本费用扣除应根据上年通货膨胀的水平进行灵活动态地调整。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基本费用扣除标准仍应全国统一，虽然全国各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差异巨大，但因为税收杠杆作用 其二，附加扣除应当包括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残疾人支出。附加扣除根据每个纳税家庭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应当包括配偶扣除、赡养老人（年满70周岁以上）扣除、抚养子女（在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范围内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扣除、抚养残疾人的附加扣除。此项扣除一方面考虑了纳税人的家庭负担，体现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使纳税人由“要我缴税”变为“我要缴税”；另一方面，允许纳税人进行税前扣除，也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幼、保护弱势群体的美德，构建和谐社会。其三，特殊专项扣除则属于考虑了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在个人消费支出中占据重要比重的支出。包括可以提供发票和相关凭证的必要支出。专项扣除的内容应当包括保险费支出、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慈善捐赠支出，此扣除项目采用据实扣除和限额扣除相结合的方法。保险费支出：纳税人缴纳的“三险一金”支出应当继续允许据实扣除。医疗支出是维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发生的必要支出，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应把医疗支出作为税前扣除的必要项目。教育支出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在个人消费支出中占有重要比重。对于家庭中未成年子女就读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学费和成年人接受正规的全日制教育所支付的支出允许其税前扣除，并规定每年扣除的最高限额。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或租房支出的扣除，可以按纳税人购买首套经济适用房发生的贷款利息支出或无能力购房的租房支出凭相应的支付凭证据实或限额扣除。贷款利息的扣除，不仅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而且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展。慈善捐赠支出应当限额扣除，因为慈善捐赠代表购买力从捐赠者到被捐助者的转移，将意味着捐赠者财富的转移。因此允许该项支出的扣除，一方面是真正实现了对纳税人的“净所得”征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在扩大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范围的同时，也应当清理个人所得税中大量侵蚀个人所得税税基、影响税收公平的扣除项目，如外籍人员的附加扣除、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和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离退休工资等。

（ 三 ）纳税人和征税机关要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1）强化纳税人纳税意识，增强纳税能力。一方面，全社会要加强税法知识的宣传力度，在新税法执行前，通过多种方式让纳税人更好地了解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培养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意识；要尽快建立纳税人财产申报制度，逐步规范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尽量减少个人经济活动中的现金结算。另一方面，要建立纳税人诚信系统，用于记录纳税人的涉税违法行为，并与其在银行贷款、市场交易等挂钩，提高其税收不遵从行为的隐性成本。对涉税违法行为予以重罚。（2）征税机关确立以家庭为主体的信息化征管体系。一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设立唯一的税务代码和与其相对应的资产管理账户，税务代码用于办理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税款结算，资产管理账户用于详尽的收集并检测纳税人的收支信息，为稽查选案和交叉稽核工作提供基础信息；另一方面是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解决税收征管技术性的难题，即实现纳税人的涉税信息在全国各地的联网及税务机关和金融、工商等公共部门的信息共享。

*本文系内蒙古工业大学校级课题“基于税收公平视角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研究”（项目编号：SK201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白景明：《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面临的三大难题》，《税务研究》2011年第12期。

[2]高培勇：《个人所得税：迈出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脚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3]胡晓晖、秦刚：《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探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探讨》，《税务研究》2010年305期。

[4]李波：《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问题评析与设计》，《税务研究》2011年第9期。

[5]李晓红：《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所得税税负范文第10篇

调整后的办法规定，先将雇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后，再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由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而个人所得税又实行累进税率，因此调整后“年终奖”需缴纳的个税显然降低了。但新规定也同时宣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经营者试行年薪制后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6〕107号）同时废止。”这一规定对实行年薪制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来说，则未必是个好消息，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有可能比以前更多。

原规定对试行年薪制的企业经营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的税款，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的方式计征，即企业经营者按月领取的基本收入，在减除800元(现已调整为1600元,本文以1600为扣除标准)的费用后，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款并预缴，年度终了领取效益收入后，合计其全年基本收入和效益收入，再按12个月平均计算实际应纳的税款。而调整后的新规定则要求对各月发放的基本收入按月计算纳税，对年终发放的效益收入按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这样一来，由于计税方式的改变，实行年薪制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的税负可能增高也可能降低，如何分配应取得的年薪则成为摆在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由于效益收入的发放需要根据经营业绩的考核结果来确定，而按月领取多少金额的基本收入则可能由纳税人争取。从而在年薪金额大致确定的情况下，每月领取的基本收入的选择则成为纳税人降低税负的一个机会。

笔者按新、旧办法测算了年薪10万至20万（以1万元为一档）每月发放金额从2000至最大可能（以500元为一档）情况下，年薪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差额，发现如下规律：

每月发放基本收入为2000元时，新办法比旧办法要多纳税3405元，每月发放基本收入为3000元时，新办法比旧办法要多纳税2745元，而随着每月发放的基本收入不断增加（有一个最大可能的上限），新办法与旧办法相比，税负持续下降，下降最大幅度可达6430元(-3405-3205)，即新办法比旧办法要少纳税3025元。

这一规律表明：年薪制月发放工资的合理选择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纳税人可通过自己的努力控制每月发放的基本收入，从而达到合理合法避税的目的。

以下是笔者测算出来的不同的年薪标准，月发放适当范围的基本工资可最大限度的降低个人所得税缴纳数额，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件：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