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06:49:12

思想文化论文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受消费主义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消费异化现象正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异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费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心态。消费异化为畸形、非理性消费行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费文化又助长了消费异化的泛滥。解读消费异化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倡导推进健康向上的消费理念有积极意义。同时,开展对属于陋俗的消费文化、理念、行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对消费意义的认知。全方位认知消费异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国情、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是抵制消费异化的必要手段。

一般认为,消费异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人消费时代的伴生物。所谓“消费异化”是指消费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扭曲,消费的原始、本真意义发生了改变。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本来意义上的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这是正常消费。异化消费则是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费,造成巨大的浪费,这是不合理的消费。“人们的消费就不再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即成了一种异化消费。论及消费异化及其种种表现,可谓涉及诸多领域,俯拾即是。择其要者,仅从以下两个侧面略作说明。

其一,符号化的扭曲与曲解。消费或消费行为“符号化”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满足于各种消费品一般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追求具体需求以外的某些符号表征。“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的服务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闭现代社会,商品(包括各种服务)越来越多地带有符号意义与特征,符号已成为商品的另外一种价值。然而,符号毕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属性,也不应淹没商品最基本的属性。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部分国人过分看重消费品的符号意义,过分追求符号的外延意义,使符号意义发生扭曲,消费行为、观念发生了异化。一些人的消费目的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符号欲望”。其中有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时尚”,还谈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费过程中追求各种名目的名牌、高档消费品,目的是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费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标识,并不考虑消费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否相符。对于豪华、奢侈的追求彻底消解了消费品最基本的属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烟,开哪国生产的高档名车,穿哪个名牌的时装成为这些人的消费追求;于是,为了迎合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应运而生地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天价”消费品:“天价年夜饭”、“天价香烟”、“天价豪宅”……。虽然他们只是人群中的少数或极少数,但所造成的“负激励”效应却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属于富豪、大款阶层的、对消费和商品符号化情有独钟消费者。这些人的收人显然无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论,但对符号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费的目的也是为了显示身份、地位,照顾“门面”,满足虚荣心。于是,收人并不丰厚的“白领”吃住高档,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费,成为生活水平的虚假符号。超前消费导致了少数人“花明天的钱,今天尽情享乐”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有学者指出,高消费“为消费异化提供了温床”闭。无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过度符号化的异化消费都是非理性消费,应当予以批判。

消费符号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异化了消费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费行为的异化,但实际上是价值观念的扭曲,产生的各种负面效应—所谓,卜经济”效应,远远超出消费领域或经济领域。其中,消费文化的导向作用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强劲的势头。整个消费过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号的左右,人与商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针对符号及其消费意义的逐步增多,许多时候物品消费即是符号消费的现实,有学者指出:“符号消费的实质在于社会身份的建构”。人们购买消费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赶潮流、领略时尚、炫耀财富与富有等等与真正的商品属性毫不相关的欲望—“符号欲”。此间,人是否“在场”取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商品变成了欲望和着迷的对象,炫耀性消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有些商品会得到人们的偏爱,而这些问题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无法解释的。的确,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对符号消费的“执著”。也许我们只能从文化的视角进行剖析。因为“人的符号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据此,有理由认为,消费文化的“异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费消费。某种意义上讲,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符号化性质,与消费符号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费消费不仅是消费符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且凸显浪费特征,形式多种多样,甚至渗透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浪费消费顾名思义,消费本身即是浪费,丝毫不顾及节约理念的存在。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国人送葬时的花圈开销。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国人每年为死者送葬烧掉的花圈价值竟然高达13.3亿人民币!无论出于何种需求目的,满足什么类型的消费需求,每年白白烧掉十几亿元人民币的纸张,对于一个人均资源非常不富裕的国度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国本是一个有着勤俭持家,厉行节约节约浓厚传统的国度,但由于消费主义以及某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优良传统正在被人淡漠,各种消费中的浪费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时下的国人,无论身居穷乡僻壤,还是大都市市民;无论是大款巨富,还是贫困人群,均对青年人的婚姻开销表现出非常高的积极性和热情。从嫁妆购置,到大摆婚宴,场面与铺张一直呈上涨势头。各种花费,数量巨大,其中不乏有无谓的、属于浪费性质的支出。当下青年人结婚上的花销和“大方”的心态,穷人和富人并无本质差异,可谓“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穷人有穷人的浪费”。人们在分析国人在婚丧上花销的浪费原因时,大多强调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实际的攀比之风的确助长了消费浪费风气的蔓延。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更深层次剖析,不难发现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的异化,背离了消费行为、消费模式最基本的准则:合理、正当、健康。

涉及国人消费行为中的浪费问题,除了前面列举的两个典型事例外,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尽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来:餐桌上的浪费、一次性用品的泛滥成灾、名目繁杂的“豪华包装”等等。国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费不舍为天文数字,“豪华包装”的资源浪费同样惊人,媒体屡屡予以尖锐批评,依然有禁难止。无疑,这些浪费消费也属于消费异化,堪称日常生活消费中另一种特殊“符号消费”。消费异化的大行其道与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有直接关系。但剖析各种非理性消费,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必须承认,我们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费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无意之中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背景下的消费异化。显然,由于消费异化种种负面效应,致使消费异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情况下,浪费消费、消费异化在现实生活中助长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费异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两者可谓“相得益彰”。过分追逐符号化、浪费铺张是消费异化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凸显着非理性消费的特征。针对五花八门的浪费,有人建议出台《反浪费法》。诚然,依法治理浪费有可取之处,但对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的治理完全“依法办事”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消费毕竟是个人权利,在权利本位社会里,抵制消费异化主要还应来自道德、文化层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彻底改变、扭转消费异化,但健康的消费文化对于倡导理性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节约消费,自觉抵制消费异化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关于消费异化、浪费消费等,学术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笔者认为,应侧重文化批判的视角认识消费异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异化现象是必要的。如何营造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文化和文化氛围,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侧重如下几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与批判的文化。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对各种直接影响人们消费心理、价值观的陋俗文化进行批判(并非对整个消费文化进行批判),还应对伴随消费主义进人本土时挟带的种种消极的价值观和消费理念予以批判,如与异化消费密切相关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观的批判等。这里所说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构新型消费文化过程中,刻意培养消费者对本土陋俗文化、外来消极文化认知的自觉,使广大消费者能够理性地消费,能够对消费异化有本质的认识,进而强化对消费异化的抵抗力。当然,批判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颠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构。我们确实需要建构新型的消费文化,一方面通过新型的消费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蚀;另一方面,则通过新型消费文化的建构,实现文化批判的目标。批判消费异化,营造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首先应在理论上对消费意义予以认知。必须告知国人,什么样的消费理念、行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们倡导推行的。一般来说,消费的第一推动力是需求,即消费是由需求决定的。消费者消费各种消费品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费异化消解了消费品的自然属性、物理属性,突出、追求的是符号价值,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异化。因此,展开对消费异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关注消费伦理。根据让·波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可知,消费具有伦理性,是一种伦理现象。因此,消费必须遵守相关伦理的约束。今天的消费伦理应侧重两方面内涵:一是弘扬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的理念,并使之成为消费理念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续发展、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积极提倡可持续消费。消费理应恪守相应的伦理准则种种带有“透支”性质的各种消费,既是消费的异化,也有违于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原则。“适度消费的精髓是节约。崇尚节俭的消费是自古以来的美德,即使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也还是一种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们主张节约,决不是让人们去过‘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对人们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为了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破坏,使人、社会与自然能够和谐发展,而这正是为了使人们更幸福的生活。

针对消费异化、符号化,除了应当大力倡导合理消费之外,还应经常告诫国人,能够挥洒自如消费的只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应选择适度消费,“适度消费就是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在不降低消费水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消费不超出自然的承载能力与个人生理的承载能力,消费水平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费和避免超前消费。时下某些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倡导的节约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与收人、国情形成了悖论:一方面,我们承认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各种高档奢侈品的消费比之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一方面存在着生产过剩与消费拉动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对商品符号和意义的狂热追求;一方面,我们认同资源并不富足的现实,另一方面,消费资源消费的大手大脚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所谓消费的“个性化”,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称……。这些悖论说明了消费伦理的缺失(有人称之为失范),有必要针对消费异化、浪费消费重塑新型的消费伦理观念。

第三,倡导理性的消费价值观与合理适度的消费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费价值观?我们认为,核心内容应是适度消费,对各种消费有一种“量力而行”的自觉,能够认知消费品的物的属性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为符号所左右,符号不会是消费价值的全部。消费只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须对消费有正确认知。物质消费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也具备激发人们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费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费异化为对物质、消费品占有的无限冲动,并形成了赚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纵情享乐的循环圈。这些现象与商品、消费的泛化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绝无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费异化,一览无遗地表现为消费者对物质财富的极度追求,必然导致物欲泛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随之泛滥,各种腐朽、没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对人们精神生活的负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费异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思想、精神也随之发生异化。“人们在享受消费所带来的满足和快乐的同时,却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人们在消费中迷失了自我,进而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费异化使人越来越与自身的本质相异,丧失着美好、素朴的‘精神家园’。事实证明,异化消费、过度消费、把消费视为生活终极目的的行为模式并不能够给人增加幸福感,无法体验精神生活的神圣与崇高,大多仅仅局限于物欲消费的满足,人沦落为物、享乐的附属物。主体性在物质消费、符号消费、追逐富足中悄然沦落,满足各种欲望的多重选择与精神家园逐步缺失并存,消费异化支配下的人势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识无从谈起。故此,建构新型消费理念、消费价值观不仅是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消费社会的现实不可回避,批判消费异化,建构新的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则是国人不能绕过的思想历程。

第四,正确的舆论和媒体导向必不可少。消费主义以及消费异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体的导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消费文化”与大众传媒结缘,不断推出各种感性“情调”、时尚,使消费异化具备了社会化特征。商家通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大众传媒,无孔不人地进行“狂轰滥炸”式广告宣传,喋喋不休地(潜移默化地或公开地)引导人们、鼓励人们进行消费,“各种传媒铺天盖地地冲击和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图某些媒体不负责任的鼓噪与消费主义一起成为消费异化的得力“帮凶”,迎合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助长了消费异化之风,消解了健康的消费文化。充斥各种媒体的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购物的享乐等内容倾向,直接加剧了消费异化的势头。因此,建构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媒体、宣传舆论的正面导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费主义滥筋于美国,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这种观念、理念进人中国后,应当审慎考量之处为应看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如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不可以全盘移植西方国家的模式一样,对待起源西方的消费主义我们也应谨慎对待,冷静分析。对此,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版。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民者,国之本也”———以民为本“民者,国之本也”是《淮南子》民本论的基础,这是把民看作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充分肯定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书中还用城墙和基础、树木和根的关系来比喻君王和他统治的人民的关系“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根深树木就牢固,基础打得好城墙就坚实,人民安定君王就能安稳。统治者得到了民众的力量、民心,才能拥有了天下,才能强大“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了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得人心者也”。书中还指出了在战争中人民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弱小的也能变强大;反之,强大的也会被灭亡。可见,“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的治乱和安危”。所以它说“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楚国山川不变,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则相率而殉之,灵王则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民心的向背对于政权的巩固非常重要,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保证,更是治国成败的关键。

(二)“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国家要发展必须有安定团结的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环境是不能实现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更谈不上理想的最终实现。《淮南子》以“民者,国之本也”为基础,并将其加以具体化,提出了“安民”的思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为治之本,务在宁民。”所谓“安民”就是安定民心,使民众感觉到安定、安乐。人民安宁了,天下就太平了。由书中的“食者,民之本”,可知刘安认为治国安民要首先考虑民食问题,要使百姓食用丰足,满足生活的需求“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自古民以食为天,安民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百姓的食用问题,这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首要问题。书中还详细地论述了使百姓食用丰足,解决人民粮食问题的方法“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来积极发展生产,以使“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人民就会“衣食饶溢”,“生无乏用,死无转尸。”书中还进一步指出“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统治者不但要“勿夺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还要“省事”、“节欲”来减轻百姓的负担、苛政、徭役,“仁君明主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书中也称赞古代的明君与百姓同甘苦,共患难“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始县钟鼓,陈列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并斥责暴君乱主只顾自己的享乐,一味的横征暴敛“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所以君主应当考虑到百姓生活,根据人民的财力适当地征收赋税,人民不遭受“饥寒之患”,安于生产,食用丰足,才能“奸邪不生,安乐无事”。所以说君主应当考虑到百姓的利益,使人民安于生产,食用丰足,才能获得安定的统治环境,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

(三)“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利民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利民”思想早在儒家著作中就有记录,比如《论语》中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淮南子》继承了儒家这一思想,并根据西汉前期政治、经济生活的需要,认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明确提出了“利民”是治国的“常道”,也充分体现出《淮南子》对“利民”的重视程度。书中还把“利民”作为国君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用“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何则?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说明正是因为古代人主有利民之心才有这种“至德之世”。《淮南子》认为,利民是指“万人之利”,而不是一己之私利。“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万人之利。”“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君主不能仅仅为了贪图得利,享受安乐,而是一切行为都要从“利民”的角度出发,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实现国家治理的目的。故美国学者安乐哲认为“在《淮南子》中,作者首要关心的已不是君主的利益,而是百姓之大利,”书中还认为,统治者要利民,就要“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也就是大力去发展对于人民有利的事情,并要为民众去除灾害、改革弊端,才能把“利民”这一政策贯彻到底。“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威行也”,这就体现了《淮南子》把“利民”和“防害”作为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学习“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的做法,认为统治者的一切所为,都应以“利于民”、“周于事”为指导,只要对民有利的变革就应当实行,而不必效法古代,遵循旧例,更不必制于礼乐。这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实现治理的目的。

(四)“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富民统治者想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人心稳定,就要让百姓富足,也就是使“民富”。《淮南子》中通过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提出使民富的主张“西门豹说:‘臣闻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臣故蓄积于民。君(魏文侯)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藏富于民,富民才能富国,方能成就霸王之业,并且反对“亡国”的“富库”做法。书中还把把“富民”观念与道德连在一起,“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刘氏持政,独夫收孤,财有余也。”秦始皇时,民众“利不足”,竟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子,汉初民众“财有余”,连独身男子也收养孤儿。并且“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民众的安定、安乐及民心的归顺都取决于“富民”,民富则道德观念也会随之增强。作者在书中还进一步阐明了富民的政策“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为了让百姓“衣食饶溢”,统治者不但要“因天时”,“尽地财”、“用人力”去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并且还要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山林中的树木、动物资源,不能做竭泽而渔的傻事。这样,不仅能为百姓提供更多种的可用资源,还保护了生态资源和它的多样性,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草木未落,刀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殷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氦不期年不得食”等,否则,将出现“焚林而猎,得兽愈多,后必无兽”的恶果,就没有“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这种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景象。作者还注重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水处有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这样,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积极发展生产,并注重保护生态资源,就会使人民衣食充足,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美好。

二、《淮南子》的民本思想对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

《淮南子》中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且对我们新时期廉政文化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启示我们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事事走群众路线,时时为群众谋利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且还要身体力行地做到“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胡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真正地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利益无小事。”这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基本原则,更是当今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第二,启示我们要切实贯彻党的惠农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兴国富民。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重视“三农”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并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三农”。近年来,国家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保障民生的关键,又将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富民强国的保障。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更要因地、因时制宜制定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严格监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惠农、富农政策,并确保这些政策的执行、实施到位。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让他们真正地富起来。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入下去,才能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启示我们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和谐社会历来是人们殷切向往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统一与协调发展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廉政文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就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且廉洁从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目标。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淮南子》一书产生于秦汉时期,其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而在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继承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提高廉政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开创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文化的思想内涵

企业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企业哲学、经营理念与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主要有企业的价值体系等,在总体上规范了企业的经营宗旨和行为。经营理念是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人的条理性思想,是企业的经营目标和使命。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促进企业发展并能够激发员工干劲的一种无形力量,包括创新精神、独立协作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务实精神等。

(一)、企业哲学——上下同欲,确立共同的目标及价值观念

企业哲学是企业处理经营与环境、经营与人、经营与物、经营与事等的根本指导,而企业哲学中,最根本的则是价值体系。人们的价值观影响着人的行为举止,企业员工的信仰和行为又决定着企业的行为方式,企业的价值观念是一个企业获得成功的指南和动力。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正确的、明确的价值观念,就没有正确的方向,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中国古代兵法也强调:“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讲的都是一个意思,只要指挥员与士卒有共同的好恶,共同的欲望,就没有不成功的事业。上下一心,士气必然旺盛,众志成城,打仗时个个奋勇向前,当然就攻无不克了。如果上下离心,那就必然军心涣散,号令不明,以之对阵,焉能不败?

如果说上下同欲是创造适应打仗需要的军队文化的要素,那么,它同样也是缔造合乎竞争需要的企业文化的支柱。上下同欲,关键是企业上下要有共同的目标。而共同目标的确立,又取决于企业上下一致的价值观念,谋求一致的利益。如果价值观念不同,人欲不同,共同目标是无法真正确立起来的,所以缔造上下同欲企业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于企业目标和价值观念的确立。

企业的企业文化要想发挥预期的效果,必须要让员工承认公司的价值观念,这样,心往一处想,事往一处做,劲往一处使,才能保证企业文化的顺利建设和落实。否则,只会事倍功半,而且还会在执行的过程中,积累不满,埋下祸患。

惠普公司的“惠普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惠普方式是不能以数字和统计老表达的,它是一种精神,一个观点:惠普方式是感觉,认为每个人都是惠普的一份子。公司公然声明:惠普公司不应有一套严格的军事化组织,而应该给与员工自由,以他们所决定的最好的方法工作。惠普公司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的结果,创造出上下同欲的企业文化,结果使得惠普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这种结果就是将公司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员工的思想里,是落实的完美表现。

(二)、企业的经营理念

经营理念是企业价值体系的表现,是企业哲学的明晰化体现。它常常以口号或固定的标语形式展示与人,贯穿于企业的生产行为、市场行为、研究行为,社会行为等一系列活动中。如“诚心、创新、和谐、共荣”。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必须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企业员工必须团结一致为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奋斗。而能够把全体员工有效地的组织在一起的就是企业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的落实是否到位,本质上在于公司的企业理念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人性化。

“不偏为中,不易为庸”,《礼记》里是这样记载中庸的涵义。其余企业经营理念而言,不偏就是要符合人的本性,符合市场规律,这样才能使员工和社会大众接受;而不易就是指企业文化石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文化建设与落实不是一朝一夕的,要长期坚持。所以,我认为要想落实好企业文化,就要牢记中庸之道。

(三)、治气——培育企业精神

孙子说:善用兵者,比起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时方去打击他,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孙子在这里的治气有两层含义,一是等待敌人的士气,要避其锐气;二是对待自己的士气,则要鼓舞士气。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军队中表现为士气,在企业中则表现为职工之气,企业之气,这就是普遍重视的企业精神。

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原理要求人们,在诸多矛盾中,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在矛盾两方面中,要着重把握其主要方面。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到头来,什么矛盾都解决不了。如果说,人才是企业最难得的资源,那么我觉得凌驾于这种资源之上的,必然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才是企业的灵魂。在企业文化中,起制成作用的就是企业精神,企业精华让员工鼓足勇气,提起信心去工作,去奋斗。如果说,没有企业精神的话,那么企业落实只是一个空壳,即使是落实下去,也是难以持久的。没有内涵、没有意义的企业文化是不可能在竞争中胜出的。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的外在表现。而企业精神则是企业文化的实质内涵。只有培育起企业精神,才能让企业文化有实际意义,进而再进行企业文化的落实;而企业文化的落实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企业的精神,并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时俱进。

二、信息网络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战争中,科学分析、科学预测的重要性,而孙子还说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而知彼,胜负各半;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这就是说在战争中,信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在企业文化落实中,信息网络是否畅通,在决定着落实是否到位,是否及时,是否全面。陈丽琳老师认为,企业中,信息网络由三种渠道构成,正式渠道、非正式渠道和立体式渠道。通过这些渠道的建设,可以将企业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经营目标等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有效地传达到下级群体,这样,只有大家理解并支持企业的价值观等才能共同奋斗,一起进步。所以说,评估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落实到位,是否有效,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信息网络,只有完善信息网络,才能保障企业文化的顺利实施。而企业文化的有效实施又可以反馈出一个企业的信息网络是否完善、是否合理,两者相辅相成。

具有良好的企业信息网络的企业,内部沟通流畅,通过沟通,人们知道企业的状况,也知道自己在企业中的状况。这有利于吸引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关心企业的经营改进,使企业经营成为员工生活的中心;也有利于员工关心自己在企业中的地位。他们会自己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使之适应企业的要求,使之和伙伴更加一致、紧密结合。只有这样,公司的企业文化才可能真正地的得到落实,产生应有的效果。

三、企业文化的行为规范

陈丽琳老师认为,企业文化的行为规范是指在企业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培训体系、激励体制的设计和实践等,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员工行为的强化,形成企业组织及个人在行为组织行为上实践企业文化的范本。而对企业有影响的行为主要就是内部的领导人行为、员工行为和外部市场影响。而内部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所以我将自己的视野重点放在了企业内部因素尽心过司考。

1、领导人行为规范与企业文化落实

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影响态度,所以领导人行为对企业文化落实影响的实质是其态度和自身素质对企业文化落实的影响。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关键是看领导人是否点头。企业文化是一种个高级管理,是一个长期的,慢慢渗透,细微的事情,领导人应对企业进行精细化管理,做到春风常吹,润物细无声。古人说:为将者,应该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基本素质,在今天也是很适用的。领导人的态度决定行为,从而决定下属对企业文化落实的执行力度,而领导者基本素质也是要在符合公司的价值观后,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形成自己的人格魅力,这样你的员工才会在你的领导下英勇奋进。

2、员工的行为规范与企业文化落实

企业文化石手段、是工具,人才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所以说在制定了合理的企业文化之后,员工的行为是否支持,是否执行,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良好的企业文化要对员工的生活、工作、价值观等起到积极的影响。因此,企业一定要将自己的理念、价值观念贯彻在日常运作中、员工行为中。落实是否到位,执行是否严格,关键在于员工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的理解程度和执行能力,而重点职责是在于理解程度,所以公司要通过渗透的方式,长期的进行渗透,用企业哲学去影响员工价值观,用经营理念去统率、规范员工的行为,这样才能将企业的文化落实到位。这一环节如果做到了,那么,企业文化的效果就会产生响应的效果,从而进一步影响员工的行为。所以,领导者要通过在思想内涵上的渗透,结合公司的经营事件,使员工行为规范化、模式化。

四、企业形象与企业文化落实

1、企业文化管理中形成的企业形象是指企业自己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指导下,为适应社会公众和消费者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综合运用一系列的手段和工具,把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经营理念和产品服务特色,展示给社会公众和目标消费者,使他们对企业产生良好的形象和认同感,并转化为相应的基本信念和综合评价,从而为企业创造一种理想的经营环境。

企业形象是否塑造的好,是否维护的好,则关系到落实的过程和效果,好了,则会促进企业文化的传播,不好则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尤其是公司内部员工对其的认可程度;而如果塑造并维护的好,对内部而言,则会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成就感,增加他们对公司企业文化的认可程度,从而利于企业文化的落实和效果反馈。反之,则不然。

2、塑造良好的形象,建设企业文化

1)、立足服务,塑造企业丰满的外部形象;

2)严格管理,塑造企业严格的内部形象;

主要措施有:

培育企业精神,树立企业之魂;

实行目标管理;

强化教育,提高人员教育;

崇尚民主,塑造员工的主人翁地位;

注重实效,塑造企业家的公仆形象;

资源是会枯竭的,只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在这个时候,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了公司时代进步的利器,而只有落实到位,才能让这把利器发挥应有的作用,产生应有的效果。如果要致力于企业文化管理,就要把企业文化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及时反馈,这样才能让企业文化闪烁智慧的光芒。

参考资料: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的深刻变化和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出现,使得我国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给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带来了新的严峻的挑战。

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4.强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信息高速传播、新媒体不断涌现、社会矛盾冲突频发、职工群众利益诉求增多等新问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面对新形势,结合新特点,采取新方法,大胆创新,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吸引力、实效性,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目标管理考评机制,整合宣传文化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巩固拓展出版、发行、影视、演艺院团改革成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推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投资文化产业,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文化精神需求,进而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主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的目的。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公路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路事业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公路人在公路养建收管等实际工作中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有力地凝聚、激励、约束公路管理者和职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抓好公路文化建设,必须不断探索,使其成为推动公路事业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全面提高公路行业的整体素质。公路事业的发展,如果离开了公路文化的发展,就会失去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随着公路养护机制的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塑造公路文化,最大限度地激发公路行业的活力,成为今天的公路人所关注的焦点。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公路文化健康发展。

公路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公路文化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措施,而建设公路文化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搞好公路文化建设,才能为公路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二、完成标准定位,提升单位软实力。

在公路文化建设中,必须准确地完成单位与社会关系的定位和单位内部职工与单位关系的定位,使职工明确认识到个人价值是不可能离开单位单独去实现的,只有融入到单位之中,在实现单位整体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解决好两者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强调政治、思想、道德情操的引导,从而使单位职工的凝聚力在公路文化的建设上得到提升和加强。

三、以人为本,提高职工素质。

单位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实施文化型管理,培养学习型职工。从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给职工提供充分发挥自身水平、展现自我的舞台,充分挖掘职工潜力,把职工个人成长与单位发展结合起来,制订提升职工素质的规划,提高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促进职工思想政治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工作。

以机制建设为保障,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和规范职工的行为,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职工教育,调动公路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公路文化。

五、培养职工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岗爱路意识。

通过进行行业责任教育、传统教育和对公路行业先进模范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公路人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营造良好的“学、比、赶、帮、超”氛围,增强每个职工爱路、爱岗、敬业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意识,凝聚职工道德,使每个职工认识公路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六、加强学习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以创建学习型单位为载体,采取会议、座谈会、培训、举办学习班、技能比武等各种方式开展文化、技术、专业知识、管理知识、职业道德、普法知识等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技术的适用型人才,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增强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七、大力弘扬“铺路石”精神,搞好公路文化建设。

“铺路石”精神是培育公路职工爱路、爱段、爱岗、热爱集体的主人翁精神,是公路行业的思想支柱。通过弘扬“铺路石”精神,将公路事业发展的目标和职工个人需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所有公路人的共同信仰、共同追求的目标、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对于选择与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对其理解不一。在本文中,教育与选择应当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教育”作为一种代表社会大众发展利益的活动而存在,其符合社会性利益与发展方向的选择,即为当前关注的“教育选择”;另一个是选择教育,即不同文化背景下,某一群体作为选择的主体,对自身教育的能动地、有特色地选择。从教育的形成发展史看,教育产生于人类社会活动和生活需要,本身无能动的选择性。因此,教育的选择过程是落实在真正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中,一切与教育活动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个体和组织才是教育选择主体。但这并不代表教育选择是个体意志的体现。教育选择不能忽视甚至放弃本有的价值追求,要关注个体存在价值,关注更多的差异性存在,让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可以从自身文化环境出发,进行选择教育,彰显教育本性,回归自己价值本位。

二、文化选择

何谓“文化”,对此有着各式各样的回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能够达成共识的大概只能把文化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凝结于客体,使客体成为人的智慧和思想的加工对象,这是一种‘人化’的‘内化’形式;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智慧和思想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通过世代的遗传和积累,淀积而影响主体的发展,这又是文化‘人化’的‘外化’形式。”本文认为,文化选择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遵照文化发展的规律,以人的存在发展为根本旨趣,基于对各种文化的评判分析,对某种或某一部分文化的吸收或舍弃。首先,如上所述,选择是立足于实践的对象性活动。文化是本质力量实现的自我证明“,它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实践能力、方式及成果之总称。”相应地,文化选择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其次,选择是合规律性的实践,文化选择就是主体按照文化客体的内在规律,在多元文化中进行比对和筛选。郭建宁从文化选择规律出发,认为文化选择是按照优胜劣汰的文化发展规律进行的文化筛选和过滤,本质上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旧文化与新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调节与适应机制。最后,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凡人化的东西,就是文化。”选择,从深层意义上说,“本身就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因此,可以说,文化选择就是最终目的是指向着人的发展。综上所述,文化选择就是主体按照文化内部的逻辑结构和基本规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对某种文化作出的甄别和选取。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较早,也比较多,但大多数是从文化的视角看待文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影响不多。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论文只有约七篇,且对于思想政治文化选择基本停留在功能和价值研究上,层面对其探索分析,目前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缘由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在文化影响教育,“文化的发展制约和影响着教育”,而且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也贡献自己的力量。“教育对文化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点,即:使文化代代相传的是教育,开辟文化道路的也是教育。”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的代代相传。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日益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发生对原有价值观、习惯等的排斥和舍弃现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工作,它善于攫取文化中的精华,传递适应于社会生活的理想、态度、知识,借助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传递给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学界将文化一般分为三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核心是精神文化即为思想观念。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观念既是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概括,又是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依据,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力。文化,从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和以及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从动态角度来认识,这种“力”,是人类能力的凝聚与体现,反过来,又通过人的文化生活而实现对人的“以文而化”,即塑造人的文化性或社会性。“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品类所具有及发挥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质与整体,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启发受教育者对生活意义追问与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产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场力对人们的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意志创造之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内涵

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一般说来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即“为什么选择”、“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从文化选择的主体与实践关系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教育目的,按照教育原则,对教育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及其成果,进行整理、筛选并创新的过程。其中包含三个层面内涵: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依据一定思想,遵循一定思维方式,解答传统与现代文化、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关系问题。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以什么思想和内容为核心、沿着怎样的道路和方向前进。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标准、类型、方式和机制。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不仅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进行文化选择,同时又利用被选定的文化对思想政治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选择。正是由于这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更为重要,并呈现如下特征。一是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讲,是指社会或社会集团利用一定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传播政治文化,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显而易见,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首要特征便是讲政治,坚持政治性。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尤其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出发点,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承认人的差异性、个别性,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属人特性,即人文性特征。二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中选择“合乎一定社会需求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一旦涉及真善美与假丑恶、有用与无用的辨别,就同文化所依据的社会条件有关,同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有关。一定社会的教育体制中所吸取的文化不仅反映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文化,还总是与社会发展现状和历史传统有关。那种帮助民众很好地认识到自己面临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能够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文化,总能得到认同。因此,文化选择一定要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的特点和需要,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目的。三是扬弃性和创造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否定所实现的发展,而是在扬弃旧事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即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才会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才会有事物的不断发展,扬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思、批判和借鉴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发展中价值观、生活观、社会思潮等文化思想进行有目的反思、批判和宣讲,目的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宣讲的主渠道作用。具体说来,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首先要坚持批判和继承的有机结合,积极研究探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制约性的不利因素,对其进行理性判断和舍弃。对于其中具有积极性和可持续性的理论内容和文化结构要继承发扬。其次,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坚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积极探寻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利用其优秀的方面推动主流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任何积极有价值的的文化选择都是一种创造,而创造的文化选择又总是以扬弃已有文化成果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须秉着创新发展的基本态度,在对传统继承发扬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突出体系创造性的价值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原则

教育承担着选择文化、传递文化、塑造人格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形式之一,同样具有文化选择作用和功能,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按照一定的社会,政治的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性质进行。具体说来,即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须立足于基本原则。一是科学的尺度。文化有优秀文化与劣质文化、精华与糟粕之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带目的性地文化价值引导工作,理应承担着从一般文化中选择“有文化价值的文化”,撷取文化的精华,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取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运用科学的原则,接纳科学的文化,抵制反科学的内容,去伪存真,除恶扬善,避丑向美,取有用之文化。二是社会发展的尺度。社会发展的需要总是对文化做出强有力的选择,而被选定的文化反过来又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点去选择文化,顺应时代脉搏,才能真正地实现其价值。三是教育的尺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要从适合于特定社会需求的有价值的文化中挑选“适合教育过程的文化”。只有被受教育者体验了文化创造过程并纳入其人格的文化,即真正被他们内化了文化,才称得上有教育价值的文化;而只有经过教育者依照一定社会需求,对有价值的文化进行特殊选择、提炼和整理了的文化,才可能使受教育者内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要符合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利于受教育者内化吸收。四是民族的尺度。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本国传统文化中经过历史的筛选而积淀起来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对于促进民族精神,形成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可以抗击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铸成了伟大的民族品格。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善用民族的尺度,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重要内容,把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深深植根于受教育者心中,促进他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提升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抵御当代西方文化的负面消极影响。

(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的路径

结合以上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选择特征和原则的论述,可以总结出几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文化选择的途径。首先,大力倡导主流文化,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当前,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日益复杂化,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社会岗位和社会就业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接踵而至的是社会思想趋向的复杂化,如处理不好,就会对主流文化造成冲击。因此,要努力发展先进的主流文化,积极引导亚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抑制腐朽文化,建设一个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文化大环境和文化小环境。其次,严格按照教育目的进行文化选择。思想政治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须是按照社会的发展和人发展的特点来确立。为此目的,就应撷取能使受教育者树立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文化,选择能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思维形式的文化,选择有利于健全体魄和养成良好习惯的文化,从而达到把启真、从善、求美三者和谐一致的境界。可见,要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进行文化选择。再次,提高教育者的文化素质,强化文化选择。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一种互动关系,从文化学意义上说,人类个体或群体都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此这种互动过程,就是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或群体与群体的文化互化,经过这种互化,使一方或双方都发生思想品德变化。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教育者要把符合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传递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再结合自身需要进行选择。由此,教育者要对教育内容进行过滤、变更和重组,这就对教育者的文化素质提出一定要求。因此,要使教育者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必须努力提升其文化素质,促使其形成合理的文化价值观,提高文化统摄力,切实调动文化选择的积极性。最后,切实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选择能力。除了教育者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产生影响,作为主体之一的受教育者,其自身的能动性也是关键,即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其自我教育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不断地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对教育内容和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取舍。有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内容来丰富、完善自我。促使受教育者形成科学、正确的价值观本身就是提高其文化选择能力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引导受教育者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提升其文化选择能力,首先要加强亚文化建设,形成以主导文化为导向,以多样文化活动为内容的群体文化,通过亚文化的认识、导向、育人的功能来丰富受教育者的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识别能力。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机构应积极参与保持和扩展文化抉择计划,组织受教育者参加广泛的社会实践,提升广大受教育者的文化品位。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宣传文化部门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责任,贯彻群众路线,是党的性质、宗旨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群众路线,既是政治态度问题,也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随着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化、舆论阵地日益多样化,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承担的任务越来越艰巨,责任越来越大,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只有坚定群众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有方向、才有灵魂;相反,脱离了群众,不接地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便失去了目的和意义,更谈不上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因此,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把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再次重申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做好新时期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真正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做到让党放心,让群众满意。坚持党性,核心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毫不动摇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和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始终不渝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因此,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符合党的政策和基本要求。坚持人民性,最重要的就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把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理念贯穿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我们的工作就有了坚实群众基础,才能获得不竭动力和活力源泉。

在理论宣传教育上,要以深入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为重点,实现理论教育全覆盖,始终用党的创新成果武装党员、教育人民,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在舆论引导上,要充分发挥各级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主阵地作用,有针对性地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及时主动有效地引导社会热点,响应人民诉求,反映人民心声,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精神产品创作上,要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推出一大批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培育一大批人民群众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文化改革发展上,要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能量,不断拓展人民群众创造文化、表现文化、参与文化的渠道;在思想道德建设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积极拓展载体、途径和手段,深化群众性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明创建,切实弘扬道德风尚,筑牢全社会共同坚守的精神家园。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思想舆论日益多元化,不但工作的对象、环境发生了新变化,而且群众的精神需求和接受习惯也发生了新变化,迫切要求我们大力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创新,不断探索贴近基层、服务群众的新途径。

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坚决克服舆论宣传和新闻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的庸俗化倾向。要把握群众视角,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研究把握群众的理论需求、文化需求和利益诉求,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甘当小学生,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群众实践中汲取智能、增长才干。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要熟悉群众语言,用群众语言、群众喜欢的方式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多宣传报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导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积蓄奋进力量,凝聚发展共识。

2013年以来,__县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深入调查研究,察民情、问民需、解民难,创新开展了以找、找责任缺失、找效能低下,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要内容的“三找三看”活动,促使全县干部转作风、提效能,抓发展、促和谐。通过开办“电视问政”栏目,组织开展“广场问政”、“百姓问政”和“人民代表走进县政府”等活动,主动搭建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平台,在沟通中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在互动中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切实做到正确引导舆论与通达社情民意的统一,凝聚引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正能量。特别是“广场问政”(一次问政,二次问效,三次问责)这一创新做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找准问题“症结”,开出问题“处方”,倒逼干部作风转变,受到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人民日报、陕西日报、华商报等媒体的高度关注。先后播发了《__:老百姓现场问政部局长承诺有声》、《__广场问政向“”亮剑》、《陕西__:广场问政工作满意否群众说了算》、《广场问政 百姓打分》、《__广场问政:用实绩取信于民》、《让群众从“不满意”到“满意”》、《庭院里“问政”》、《__建立“广场问政”长效机制》、《过风楼承诺解决二十件群众“忧心事”》、《桑树村广纳民意建设入陕第一村》、《移民广场上的大考》等一批有分量的专题稿件和深度报道,系统

总结了__贯彻群众路线、创新开展广场问政活动的经验做法,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6月,在由人民论坛发起组织的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暨治理创新100佳优秀成果大型调查活动中,__“广场问政”做法荣获“政府创新十佳经验”。颁奖词称:“陕西省__县紧扣县情实际,以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优化发展环境为抓手,以‘五治’和‘三找三看’活动为切入,创新开展‘广场问政’活动,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效果,探索出了一条新形势下践行群众路线的新路径。”严格来讲,“广场问政”和“百姓问政”都不是__县首创,之所以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是因为这些做法把准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脉博,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发挥了人民的主体作用,既体现了党的意志,也符合人民的愿望,达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工作主体在基层。只有坚持眼光向下、重心下移,让宣传文化资源更多地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普通百姓倾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上下贯通、连接终端,才能走进群众、扎根基层。要从解决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实实在在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真正满足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旺盛,并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因此,必须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及时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着眼于广大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实际,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群众意愿,关心群众冷暖,努力解决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着眼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加强人文关怀,及时回应人们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解疑释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抚慰心灵,及时回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互联网、政务微博、博客、微信和网站领导留言板等载体,积极主动地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回应网民关切,找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有关部门工作的结合点,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各行各业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大宣传”格局,凝聚了群众工作的强大合力。

为发挥精神文明创建在改善民生中的作用,__县委、县政府顺应科学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2011年作出了创建省级文明县城的重大决定。近年来,该县以省市级文明县城创建工作为抓手,紧紧抓住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社会秩序、公共服务等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难题,按照“完善机制、深化内涵、拓展范围”的要求,推出一系列务实有效的创建项目,不断推进文明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创建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创建中感受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共享文明创建带来的实惠。同时,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不断完善文化下乡等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组织县剧团文艺骨干编排节目,深入全县13个镇巡回演出,每镇每年送戏下乡5次以上,极大地丰富了基层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受到广泛欢迎和一致好评。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基在基层,活力在群众。我们在制定工作计划、开展宣传文化活动时,要思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要求作为“第一考虑”,做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近年来,随着__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群众自发组织开展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县上通过财政补贴、物资支持等办法,对广场健身等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给舞蹈点配发音响设备,组织秧歌舞蹈比赛、农民艺术节、青少年才艺大赛等活动,这种顺应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尊重群众创造的做法,使政府的投入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11年,结合庆祝建党90周年,县上组织开展了“三唱三颂”暨“红歌唱响新__”系列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大力唱响时代主旋律,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和广泛的社会影响。2012年,为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以开展省级文明县城活动为载体,积极探索群众参与、群众实践的方式和途径,组织开展了文明出行、道德模范评选表彰、道德大讲堂等一大批深受群众欢迎和广泛参与的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结合发展全域旅游业,聘请北京著名导演编排了由1000多名干部职工、小区居民、农村群众参与的威风锣鼓广场表演项目,并实现常态化,受到原省委书记赵乐际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2011-2013年,__县凭借常态化的大鼓秧歌表演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思想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校园制度文化是指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等。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以新疆大学为例,新疆大学民族成份多元,近些年来宗教极端势力的不断渗透,为了贯彻落实无神论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自觉抵制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学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禁止从事宗教活动、穿戴带有宗教色彩的服饰,要求学生自觉遵守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和要求。学校通过不断地举办讨论会、座谈会、民汉结对子宿舍、双语角等活动教育规范学生,积极带头抵制和防范宗教势力向校园渗透,提高学生政治鉴别力,正确认识宗教本质,不在校园内开展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不散播宗教言论。新疆大学利用制度对人的约束规范作用,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引领现代文化,抵制歪风邪气,用实际行动积极抵御和防范宗教势力向校园渗透,维护了校园的和谐稳定。

2.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助力思想政治教育

2.1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必须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道德滑坡等现象日益严重。这就要求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新疆是“”活动猖獗的地区,近年来,“”的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反动思想不断地向各级各类学校渗透,有目的地进行分裂宣传活动,企图拉拢学生扩充阵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大学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建设,筑牢反渗透的防线。”此种现象凸显了高校坚持正确理论引导的重要性。坚持理论引导,首先必须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引导;其次,必须注意方式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要避免传统的毫无生机的刻板手段,不能单纯的进行理论灌输,要重方法和时效。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高校必须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的主线,坚持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2.2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又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下表是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3~2014学年大一至大三政治学习情况统计。由以上统计数据可知,各年级进行政治学习情况各不相同。从时间梯度呈现的趋势看,各年级政治学习的热情随着时间递减;从年级层级上可以看出,政治学习的参与度随着年级的递增而递减;同时政治学习的热情与学习的主题有一定的关联性。

健康的校园精神文化教育人,严谨的校园制度文化约束人,得体的校园精神文化提高人,我们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化环境中的积极因素,并将其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校园文化环境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手段。随着校园文化环境的不断完善,大学一定能不断地培养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树立远大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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