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21:01:39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这是我的教育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刚刚经过答辩。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摘要：教师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体，教师的水准会直接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正确认识教师的地位，把握新世纪教育管理的特征，更新观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传统理性管理的基础上突出非理性管理思想，应成为现代教师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创新。关键词：非理性教师管理认识思考一、问题提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步伐的日新月异，教育思想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新世纪的教育管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寻求一条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新思路，提高学校管理的效能，是每一个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的而又急需解决的新问题。全国第二届普通教育委员会理事长陶西平同志指出：“现在多数管理模式都是以泰勒的“目标到达模式”为基准的，这种模式有其优点，对督导、行政管理更为适用，但模式的单一化限制了评价全面功能的发挥。”实践也证实了原管理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许多主观性、随意性的管理指标有时难以被评价对象所接受，使管理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其效果将会出现最佳值。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结合，是实施现代化教师管理的一个创新点和努力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更加顺应新世纪教育发展的需要。二、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在更新，为管理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要求，必须进行一场“管理革命”，非理性主义应运而生。可说，非理性主义理论的兴起，正是西文管理学取得新进展之一。“非理性”，是相对“理性”而言，是指主观精神世界中与理性相对的范畴，是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力量。人际间的磨擦、碰撞、调节、竞争、合作、很多也属于非理性问题。非理性主义理论认为，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技术过程或制度安排，而是和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密切相关的；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应当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以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在管理手段和方法上，应当重视对情感、宗旨、信念、价值标准、行为标准等“软”因素的长期培育，从而提高凝聚力和竞争力。三、现实思考：在当前学校管理中，我们就会发现：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强调制定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强调定量评价是学校管理共有的特点。可我们更会惊讶地发现，教师的积极性并未随规章制度的完善而提高。相反，教师心理上负荷越来越大，工作效率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提高，教师的创造性难以发挥。不少的学校者只重视学校管理中的理性因素，只相信严密的组织结构、周密的计划方案、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分工，强调理性而人为地漠视非理性及其非理性教育，因而学校管理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除了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在发挥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学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个性”，“自我实现”的倾向正在迅速扩展，因而也越来越难控制。理性的管理只能解决“不可这样做”，而不能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学校教育和管理囿于科学的目的而忽略了非理性及其教育、管理，在管理目的、过程、内容、方法等方面暴露了许多局限性。这种管理的现状显然难于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在当前至未来的学校管理中，非理性管理将成为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新的生长点。学校非理性管理应体现出以下的发展特征：第一、树立“以师为本”的管理思想。1996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即《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强调要把人作为发展中心，“人既是发展的第一主角，又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这种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发展、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在学校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这是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时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哲学。在学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师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学校管理应该“教师第一”，在“以人为本”中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从学校管理理论来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固然存在着哲学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体现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也决不是“老板”与“下属”的关系。由于学校管理系统的目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学校管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三种管理状态。教师也具有被管理中更应凸现其管理者的身份，体现出其成为学校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打工仔”。树立“以师为本”的思想，其实质就是要重视教师的参与意识和创造意识，使教师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性得到最完善的发展。“以师为本”就是要让教师在学校事务中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这一方面可以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激发其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增强认同，使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学校与教职工形成一个整体，使每个教职工明确到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学校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提高教职工的自豪感、责任心和使命感。第二、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营造一个互相尊重的环境，这是充分发挥学校非理性管理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理性管理中，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动的服从，难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一个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这对于主体意识突出的教师们，将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现代管理中，关心、爱护员工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仅有关心爱护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管理中越来越强调对工的尊重。“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强调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强大。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校长的生命在教师之中”，学校领导者要十分明确，领导与教师的关系在学校中，只是分工的不同，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和为他人尊重有机融合。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要学会尊重，尊重教师的人格、尊重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合理需要。在学校管理中，学校领导要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的环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人们心情舒畅，相互发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学校领导要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同时也让教师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理解成为知音。再次，学校领导应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不要事必躬亲，重要的是给学校的教师创造了一个和谐、宽松环境。这样一来，学校中的教师就可以怀着一种快乐的心情的学校工作，从上而下的成员都做自己管好自己，实现学校的自动化管理。第三、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们困惑的问题是，相同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在不同的组织中会有明显不同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由于组织的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所致。学校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学校管理仅有完善的仅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被“物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其结果是必然导致人的价值的衰退和生存意义的丧失，限制、阻碍甚至破坏了人际的正常交往、沟通和理解，人的主体价值被忽视了，人际的亲情、友好互助的平等合作精神被淡化了，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受到了制约。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责任改变这种“物化”现象，而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寻求管理上的突破。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进行管理，形成学校的管理文化是学校管理的新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项文件中指出：“实现发展的动力实际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实现发展的摇篮。”学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历史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因素，其核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学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学校管理中最隐蔽最深层的因素，反映了学校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对于增强学校内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保证学校行为的合理性，推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建立起学校的管理文化，学校管理改革与发展就只能在一种较低的层次徘徊。因此，在学校改革中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等人文精神，营造团结、和谐、奉献、进取的工作氛围，建立起宽松、高洁、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让学校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学校非理性管理的最高层次。学校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民主意识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非理性管理作用将越来越明显，被管理者自觉性的大大增强。实现“没有管理的管理”，管理方式由治到不治，由管到不管需要有个过程，既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又是21世纪学校管理的主要思想之一。但是非理性管理也有其局限性。它在管理中注重人性的因素，但同时也存在着忽视甚至排斥科学管理的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应该将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结合起来。可以说，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的相互融合，将是21世纪学校管理科学发展的主题。参考文献：（1）韩延明《管理学新论》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2）梁永丰《学校管理未来发展若干主要趋向》现代教育论丛1998年（3）（3）江月孙赵敏《学校管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文字对非理性教师管理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一、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给予了严历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因为“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和有害的，是对历史的反动。《宣言》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体系的发明家”，他们“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只能人为地去“创造这些条件”（同上）。这就使得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陷入了非常荒谬的境地。马克思批评他们说：“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同上书，第303页）马克思退一步指出，虽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发明者和“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程，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他们逐渐地堕入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同上书，第305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不仅有这种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有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典型的表述。马克思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的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要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强调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的发明创造，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只是依靠宣传机器的推动从而实施一种主观构造的制度设想，就会违背历史的自然规律，成为一种粗陋的共产主义。不难看出，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个思想长期缺乏研究和重视，从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了弯路。
二、关于两个“决不会”的思想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述，这就是理论界所说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坚持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面前，任何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少重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不顾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历史和客观事实，强调“一大二公”，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计划，从而给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关于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是农民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小块土地所有制时说：“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同上书，第909页）马克思在这里多次表达过这个思想，说明马克思对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的这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所有制方法基本上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否定私有财产，而是要否定以剥削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相反地，我们过去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四、关于股份制企业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扬弃和向新生产方式转化的过渡形式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股份制对于未来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有产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同上书，第498页）。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方式，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密切相关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而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正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产方式产生的一个过渡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我们长期忽视了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以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经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股份制这样一种现代经济组织方式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来，这一点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差很远。五、关于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的思想，即关于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思想
我们长期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一种社会制度。或者说，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个人发明”。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组织方式的社会化以及财产占有方式的社会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实际上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形式，是一种社会占有方式。它是在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一种公有制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对资本主义传统占有方式的一种否定形式。不过，由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尚没有消灭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社会占有方式或公有制还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股份制是对于资本主义旧制度的一种消极的扬弃。只有在劳动者的联合体的意义上，股份制才是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的扬弃。
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
马克思把“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称为“自由人联合体”，认为它是未来社会的一种理想的经济组织方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在这种企业中，劳动者“自己是自己的资本家”。这就是说，这种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都按照自己的劳动贡献的大小而不同程度地在企业内部拥有自己的财产权利，他们一方面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使自己的股权增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使自己的劳动增值。由于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因而劳动者在这里是自由的，因此马克思把这种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的联合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今天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各种劳动者自发组织的股份合作企业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初步形式。马克思认为这种摆脱了剥削的劳动与资本合作方式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积极的扬弃。
七、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
由于长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认识的局限性，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思是在谈到信用制度和股份制时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的。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股份制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中，尤其是在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看到了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可能性。或者说，马克思所要重建的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现实模型就是他所说的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以我们国家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为例。在这种合作社中，劳动者的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它们是由企业集体占有、支配和使用的，因而是一种公共的财产或社会的财产。但是，它们又是个人的，企业的每一个劳动者各按照自己的投资、劳动贡献等拥有自己对这些财产的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在这种制度中，劳动者个人才有可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八、关于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思想
马克思在谈到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时表述了他关于财产权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思想。马克思写道：“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同上书，第1卷，第874页）结合上面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劳动者的财产权问题是十份重视的，认为它是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个重要的思想长期被我们所忽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正确的。
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最高理想的思想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和衰退，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冲突频发，社会矛盾集聚，新纳粹主义、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激进政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大学生抗议运动愈演愈烈，这些都使得西德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政治教育(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要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引导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理性、有序、合法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65年，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Giesecke)发表了成名作《政治教育教学法》。作为欧廷格的门生，基泽克创造性地发展了“合作政治教育”理论。他借鉴风靡欧美的社会冲突理论，构建了一套以“政治冲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并将政治教育的终极目标定为政治参与。“人们的政治意识越强，对民主的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做出正确判断，这就要求政治教育首先涉及思想的主观部分。政治教育应该让青少年加强对政治冲突的学习和理解，以便使得未来的公民能够掌握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提高政治判断力，更理智、更负责任、更积极地参与政治。”［3］(P57)基泽克的“冲突政治教育”理论对60年代及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联邦政府及“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决策与政治教育实践。联邦政府在1968年的一份政治教育工作报告中，高度肯定并汲取了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思想:“在政治教育领域有一种和谐、明确的民主规划，它强调社会理解、合作的价值，但要使人认识政治的本质，不引入利益、冲突这些概念无疑是危险的”［4］(P288)。在基泽克“冲突政治教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界深刻揭露了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以及社会的物化，并进一步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方位批判。这场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思想革命，对60年代末席卷全德乃至整个西欧的大学生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思想争论。这场思想争论是70年代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大讨论的焦点所在。1972年，罗尔夫•施密德尔(RolfSchmiederer)的著作《政治教育批判》独树一帜地将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于“民主与解放”。施密德尔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颇深，也因其“批判政治教育”而被冠以“激进派政治教育学者”之名。他认为，政治教育不能只着眼于对现行社会关系的维护，更应为全人类的“解放”作贡献。而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政治教育首先要对政治统治及其终结进行分析，而其教育对象则要参与到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之中。针对施密德尔“解放政治教育”思想，伯纳德•苏特(BernhardSutor)提出了所谓“理性政治教育”。在《基本法与政治教育》一书中，苏特从捍卫宪法的逻辑起点出发，阐释了“理性”及其与“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politischerBildung)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将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定为“政治理性”。作为一名“主流”学者，苏特十分推崇德意志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认为以颠覆一切秩序的、彻底的解放是绝无实现可能的，因为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发展到尽善尽美。所以，相对于“解放”，人类更需要的是“理性”。苏特指出，“政治教育的总体目标在于培养人们对社会、政治事件的理性判断能力，特殊目标在于培养个人行为自控能力。让每个人都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与个人或社会的特殊利益无关)就是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和普遍意义”［5］(P258)。政治教育学术界关于“解放”与“理性”的较量，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施密德尔主张的激进批判的、反权威的，并试图“取消现行体制”的“解放政治教育”理论，仅能成为德国政治教育思想长河上的一个支流。而苏特的“理性政治教育”无疑迎合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即培养“能合法、有序、理性地参与政治的现代公民”。作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苏特本人直接参与了许多重要政治教育文件的起草工作，其“理性”教育思想也对70年代之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在联邦政府、“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政治基金会等社会政治教育机构颁布的文件公告、工作目标及主题内容中都得到体现。1960、70年代，各种政治教育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在促进学界围绕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思考的同时，也凸显出就政治教育的基本问题达成某种共识的客观必要。为调和各方观点，辨明未来政治教育的方向，1976年，应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中心”(Landeszentralefürpoli-tischeBildung)之邀，西德的政治教育学者齐聚博特斯巴赫，讨论并确认了政治教育的三项原则:第一，禁止灌输。即为帮助学生形成独立判断，应禁止使用政治教化式的灌输教学。第二，确保多元性。对那些在科学或政治上存在争议的议题，要在教学中必须保持其争议。第三，保持政治参与。要帮助学生学会合理地分析政治形势和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格局，并能够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寻求适当的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这就被称作德国政治教育里程碑的《博特斯巴赫共识》(BeutelsbachKonsens)所确立的政治教育最低原则。《博特斯巴赫共识》既凝聚了70年代联邦德国学界在政治教育领域的共同认知，也是政治教育价值取向转型的标志。
二、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多元发展
197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近30年西方民主制度的施行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教育，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联邦德国被普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文化基本形成，西德社会的文化多元主义特征也日益显现。国民在生活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日益扩大，加之自由主义文化所标榜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批判思潮，导致西德社会产生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意义危机、信仰缺失以及道德滑坡。在此种背景下，政治教育的理论热点和时代主题逐步转向更为宽泛的社会领域，如物质高度繁荣带来的道德问题、现代化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冷战”带来的世界和平问题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伯纳德•苏特在1980年发表《基本美德:政治教育的目标?》一文，深入阐释了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将“公平”、“明智”、“坚强”等德意志传统美德也吸纳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中。文中指出，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会引发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治教育因其在国家民主进程和公民个人塑造方面的特殊功用而愈发重要。但同时，道德是无法替代的，它始终是一个核心因素，缺乏道德标准的政治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政治课和政治教育是关于‘政治’的共同思考，不能简单等同于政治。如果将美德的成分加入政治课和政治教育中，并以此协助学生形成理性判断，就是对政治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6］(P125)。尽管苏特在联邦德国政治教育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对于他所倡导的政治教育“道德化”，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1984年，西比勒•莱茵哈特(SibylleReinhardt)发表的《价值教育———从右还是左?》一文指出，“政治教育应培养民众这样的认知:政治涉及的不是良心问题，而是利益对比、妥协和生活;形式上的竞争规则是必要的、有帮助的”［7］(P167)。莱茵哈特的这种将“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许多学者也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加入过多的道德因素，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将利益冲突(政治)上升为秩序和价值(道德)冲突本身就是有违道德规范的。这也表明，在联邦德国，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内在规律。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还深入探讨了后工业时代面临的危机及其对政治教育提出的新挑战。1986年，乌尔夫•普罗伊斯•劳齐茨(UlfPreuss-Lausitz)的《90年代政治教育的前景———一个生成的教育概念的基础》提出，“20世纪末，政治教育面临的环境问题有现代化危机、生态危机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危机，‘冷战’、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工作的社会’的弊端等”［8］(P13)。彼特•魏因布伦纳(PeterWeinbrenner)在1989年发表的《处在进步与风险矛盾冲突中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一文中也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已持续威胁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基础，有鉴于此，“未来问题不应再作为简单题材来看待，而是必须通过目的性的政治教育行为来开展相关教育”［9］(P29)。魏因布伦纳文中指出的“未来问题”，除了能造成毁灭性威胁的化学、生物学、原子核等因素外，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危机，如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市场饱和、高失业率等等。
三、“两德统一”与政治教育的新思潮
1990年前后，政治教育研究多集中在时事政治和“未来问题”上，技术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以及生态问题也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是两德统一后的政治、社会一体化问题无疑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家的热点问题，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柏林墙”被拆除后，统一的政治教育应如何为推进两部分德国精神和社会融合做出贡献。1991年，汉斯•米塞维茨(HansMisselwitz)发表《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为整个德国的民主负责》一文，把民主教育作为新联邦州政治教育的开端，并指出“在德国西部起作用的民主面临着在东部还没发挥作用的危险，加强东部的民主机制是对此唯一可能的回答”。“必须在东部重新建立政治教育，而且把它作为实际的民主活动。”［10］同年，瓦尔特•加格尔(WalterGagel)的论文《联合———共同的政治教育可能吗?》探讨了两德统一后开展共同的“民主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加格尔对统一前两部分德国政治文化在二战结束后演变发展的状况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过去的40年中联邦德国抛弃了“特殊道路”或“特殊意识”，及在公民文化中的“臣民文化”。联邦共和国定位于西欧，它的历史就是重回欧洲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德人变成了欧洲人，而东部的德国人仍是德国人。但在德国传统的美德方面，如勤奋、宽容、责任感以及纪律性方面，两部分德国的青年之间只存在很小的差别。这种共同的历史传统是统一后在新的联邦共和国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石［11］。但是，加格尔认为在新联邦州推行西部传统的以“冲突”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政治教育理论及其教学法将遭遇诸多障碍。因为原东德青年很难适应政治生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习惯于充满“矛盾”的课堂讨论，冲突文化在他们那里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部，自60年代以来，政治教育就一直在致力于这样的冲突文化方面的教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治教育理论界进行了深入探索。1992年，贝恩德•卢德科迈尔(BerndLüdkemeier)和米歇尔•西格尔(MichaelSiegel)的论文《新联邦州的政治教育形势》指出，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传授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对某种政治体系(指原东德)的否定。“政治教育要使人们消除与政治之间的隔阂以及对政治责任的恐惧感，要通过消极的或积极的生活经验培养人们的宽容精神，以期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参与到多数人的讨论中。”［12］加格尔等人关于“两德统一”后政治教育的探讨，也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重心产生了影响。90年代初的一份公告指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目标就是“促进民众对政治实情的认知，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意识的发展”［13］。
四、结语
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理论是学术界、理论界对战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发展变迁的现状与趋势，以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形式所作的积极回应，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演化。由于战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频繁变化，面临的挑战复杂多变，其政治教育也随之涌现了诸多理论流派和思想观点，产生了大批政治教育理论家。这些学者的政治教育思想多数是为满足现实政治和教育实践的需求而提出的，其政治教育理论，有的被联邦政府采纳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有的则仅作为某个理论流派被写邦德国的政治教育思想史中。联邦德国政治教育思想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实质上体现了联邦议会、政府、学术界对政治教育在二战之后国家重建和政治文化发展变迁中的历史地位、功能作用及其实现规律的认识历程。在联邦德国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社会变革中，都赋予了政治教育不同的时代任务和要求，在学术上、思想上对这种任务和要求予以回应，是其政治教育思想理论嬗变、发展的直接动力。综上梳理，联邦德国政府、政治教育学术界极为重视不断从思想理论层面对战后西德社会政治发展的新情况做出及时回应，重视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德意志民族是擅于理论思考和思想建设的民族，在政治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效果显著，与学术界在这方面不断进行思索、争论、创新关系重大。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NationalPhysicalEducationCommittee,Beijing100763）
摘要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成健全的公民和健康的民族。运动锻炼、养护、卫生预防、营养及休息是其健身的主要内容与手段。陶行知健身思想具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
关键词陶行知，健身思想，特征
TheStudyofTaoXingzhi''''sThinking
onPhysicalFitness
ZhouZhijun1)PanZhichen2)
AbstractTaoXingz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anorganicpartofhislife-educationtheory.Headvocatedthattheaimofphysicalfitnesswastofosterhealthycitizensandrobustnationalities.Physicalexercises,healthmaintenance,epidemicprevention,nutritionandrestarethe
maincontentsandmeansofhi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Tao''''s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is
characterizedbyitsuniversalityoftheobjects,functionalfundamentality,operationalfeasibilityandthinkingliberality.
KeywordsTaoXingzhi,thinkingonphysicalfitness,character
＊＊＊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值此纪念陶先生逝世50周年之际，研究和探讨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改革，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全面实施是非常有益的。
1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基本内容
健身这一概念，陶行知早在40年代就已提出来了。健身是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个人生活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以运动为基本手段，辅之卫生与营养等，以追求身心健康并参与改造世界为目的的一项实践活动。
纵览陶行知献身教育的一生，他健身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他曾用一系列相近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健身观，如健康、康健、厚生、体健、保健、健全、身心两健、健全之身躯、锻炼体魄、养生而不杀生、建立健康之堡垒、造成健全的民族，等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据此，我们在研究陶行知健身思想时，把它放到与生活教育理论、与运动锻炼、卫生营养等广泛的联系中加以分析，进而探讨和把握陶行知健身思想的实质。
1.1健身与生活教育陶行知的健身思想与他的生活教育关系极为密切，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以前，从批判传统的戕害身体的“残废教育”“杀人教育”中发现“活的教育”和“生活教育”阶段。陶行知自幼生性活泼，少年时常与小伙伴在一起作踢球游戏。据友人回忆，陶行知常常说：“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休闲时间要多活动，锻炼体魄”。他目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针贬它是“吃人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等于一个吸了鸦片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再加以要经过那些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考试，到了一个大学毕业出来，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这叫做读书死，这就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他揭露中国旧教育是“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结果是“拼命读书，始有近视，继而驼背，始而吐血，以至于夭折。”陶行知不仅对传统教育予以无情的抨击，而且善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他的“活的教育”、“生活教育”主张，后，在批判传统教育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逐步萌 发起来。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信中说：“体健是人生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学生是学习人生之道的人，学以厚生则可，学以伤生是断断乎不可的。”后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写道：“人生第一要事是康健，第二要事是康健，第三要事是康健，”并说过，“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揭示健康与人生、与学问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先导，没有健身思想的形成，就不会有生活教育理论的问世。
第二阶段，1927年陶行知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交互作用，紧密结合和系统化阶段。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他的健身思想与生活教育理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新阶段。从理论上看，这时的健身思想已经与生活教育理论密切结合、水融，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先表现在生活教育的目标上，即:1)康健的体力；2)劳动的身手；3)科学的头脑；4)艺术的兴趣；5)团结自治的精神。他还多次将康健和生活连起来说：“是康健的生活，就是康健的教育，是不康健的生活，就是不康健的教育”，“过康健的生活便是受康健的教育。”他在《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而主张以生活为中心的新教科书，即以健康生活、劳动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改造社会生活为新教科书的内容。从实践看，晓庄学校始终把健身运动贯穿于教学实践全过程。每天早晨五时半至六时半全体学生练习“拳术”，根据各人体质和兴趣，分别学习刀、枪、剑、棍，进行跑步、徒手体操等活动。并经常举办学校以及联村运动会，进行跑山、举石担、玩石锁、跳远、跳绳、掷球、提水竞走、30m赛跑等各项运动。正象他在《萧?ぱ乓恢苣昙湍盍显硕岣琛分兴吹摹疤叩氖牵愧僮樱虻氖侨罚诺氖欠珞荩车氖歉罚?nbsp;的是粪桶，舞的是锄头，玩的是石担，攀的是山头”。这些健身活动的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活教育的精神。在这一阶段，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继续给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以深刻影响，在生活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在实践中他已将健身内容自觉地纳入了平民教育、普及教育运动之中。
第三阶段，1938年以后陶行知健身思想借助于生活教育实践进一步深化与发展阶段。一二九运动后，办学条件异常艰苦，陶行知仍大力宣扬“健康第一”的健身主张，在学校坚持开展跑步、跳高、跳远、投掷手榴弹、游泳、跳绳等体育健身活动。这一阶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发展到时间上几乎关涉到人类古今未来、个体之终身，空间上几乎覆盖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囊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同样地，他的健身思想也相应地大大拓展了。1942年7月，陶行知作了《每日四问》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师生每天都要问一问自己的身体、学问、工作、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他的这些可贵的思想主张和我们今天正在推崇的终身教育、终身体育是高度一致的。
1.2健身与运动锻炼陶行知早在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时，曾在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概况中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并提出“养护所以培养元气，锻炼所以操训筋骨，医治所以矫正体格”的健身方法。具体实施则实行分食、体操课、早操、课外运动、兵操、拳术、诊疗预防等。后来在育才学校还开展有田径、球类、国术、游泳、游戏、童军操、露营、远足等健身活动。专聘有武术和游泳教员，对学生进行运动指导。陶行知要求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须躬亲共做，他自己经常参加跑步、登山、徒手体操、游戏和武术等各种健身活动，有时还和师生一起参加集体游戏和跑山竞赛。
陶行知倡导运动健身，强调教学做合一，使之融入到实际生活之中，重视追求健身的实际效果。如1932年5月，他在《申报》自由谈专栏撰文描述拳术说“鹤子门的拳用力在臂；蛇子门的拳用力在腰；豹子门的拳用力在胸；虎子门的拳用力在背；龙子门的拳用力在周身”。阐释不同拳法对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针对教师毛杏秀落水被淹死的事，在《教育者的机会与责任》演讲中说“学校讲求体育，该问此种体育是否增加学生的体健，使他们不致有种不测之事发生？”强调健身的实效性和实用性。
1.3健身与卫生、营养陶行知一贯主张“以提高卫生教育的效力来代替医生，保证健康”。他认为健身，除运动外，首推卫生。卫生者，“保卫生命”也。他在《每日四问》中阐释：“卫生的首要在预防疾病，卫生教育就在于教人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卫生教育做得好，虽不能说可以做到百分之百不生病的效果，但至少是可以减少百分之九十的病痛”。为了“建立科学的健康堡垒”，他提出要筑起“三道防线”，一是制造扑灭病菌绝除病菌及携带病毒者之工具，二是实施环境卫生，三是裸的靠着身体的力量与病菌肉搏。同时陶行知主张防重于治，认为“善战者不战而退敌之师，故一分预防胜于十个医生”。他把“卫生教育之普及”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制定了一套较全面的有关卫生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使卫生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为达到健身的目的和效果，陶行知指出“营养要充足，环境要卫生”，二者皆不可忽视。因为：“用营养来防止疾病之加重，总比爆发后的医治要经济得多。”强调卫生营养对健身的重要作用。
陶行知一方面鼓励人们要积极参与运动实践，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要注意休息、养护，他认为“适当的休息，是健身的主要秘诀之一，万不可忽略，忽略健康的人，就是等于在与生命开玩笑”。他还把劳逸结合的主张，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行为原则，诸如：从容工作、学习为原则，紧张突击为例外；拿休息来预防疲劳，重于拿休息来治疗疲劳；对于元气宜多储蓄，对于健康切勿透支；操劳不要超过体力之限度；病未愈工作不可太紧张；力所能及者，尽力为之，力所不能为者，修养以待之，等等。陶行知关于劳逸结合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他在《在晓庄》序中，希望书作者“恢复健康之后，要把一生的事，匀在三十年里从容的干，不要把一生的事挤在三年当中急急的干，有时，不干的干比干的干还重要的多”，他用通俗的语言深刻揭示出事业与健康、当前与长远、劳和逸之间深层的辩证关系，他对健身与卫生、营养、休息等相互关系的独到见解。对我们全面理解健身，建立科学的健身观具有启迪意义。
2陶行知健身思想的主要特征
通览陶行知的宏论十卷，纵览其整个教育生涯，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具有以下4个主要特征：
2.1健身对象的普遍性
2.1.1健身主体具有终身性陶行知主张包括健身在内的生活教育，是“积日为年，积年为终身”的，是“与生同来，与死同去”的，“是整个寿命的教育，不是短命的教育”。陶行知所说的整个寿命的教育，也是对他健身主体终身性的恰当表述，因为生存和健身总是与人生始终的。他曾指出“做一个整个的人”的首要要素就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而残废的——他的身体有了缺欠，他当然不能算是整个的人”。而健身的任务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既无疾病，又不残废”。这个任务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因为不仅不健全的人需要健身，而且由于人的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往往会造成人身体的不均衡发展，给本来健全的人带来某种意义上的不健全，必须要用长期的健身运动矫正之。陶行知认为，“矫正不规范动作的练习是通过体育进行的”。正如所说“善其身无过于体育”，因此，健身无疑将伴随人终生。
2.1.2健身的主体具有全员性陶行知强调应该“把儿童健康当做幼稚园里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幼稚园教师应当做健康之神”，同时不能“把教师的健康忽略了”，并提出全民性的健康健身要求，他说，“要保持每个分子生理与心理之健康”。做到“把国民的康健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叫个个国民都有血钯，有生气，有精神，都能抵抗疾病，扫除障碍，战胜困难”。可见，陶行知所谈的健身主体，从幼稚园儿童到成人，从学校师生到社会上的每个分子，个个国民，具有大众性、全员性。
2.1.3健身对象具有恒久性陶行知比马寅初早20多年提出少生、优生、优育的主张。无论是健身主体的终身性还是全员性，都是与个体生命共始终的，因而是暂的、有限的。而人种是对人生的超越，这就使健身问题与全人类联系起来了，使健身主体由有限进入无限，使健身对象具有了恒久性。
2.2健身实施的可行性
健身不仅在知，更在于行。陶行知健身思想的特点之一，正在于他自身具有知行统一性，即实施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
2.2.1目标明确，有的放矢陶行知指出，“体健是人生的一个最要目的，也是学问的一个最要目的”，“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但他所主张的健身目的远不止只为个人健康，纵观他不同时期对健身的种种论述，陶行知健身主张具有更重要的社会目的。大体可归纳为：一是造成健康的民族。二是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保卫国家。三是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可见陶行知倡扬健身，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健康，而且与整个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的发展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2.2.2创造条件，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健身需要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陶行知曾在《败家子的体操》中写道：“进城考学堂，学会拍网球，洋人发大财，老子叹气卖老牛”。批评了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他主张健身应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因陋就简，他提倡学生选择一些不一定花很多钱，实用性强的健身项目，如游泳、爬竹竿、跳远、游戏等，甚至“走来走去练习脚步也于康健有益”，这就根本不用花钱也能健身了。
2.2.3掌握规律，讲究方法，订立标准健身运动也有规律可循，它是目标与方法的辩证统一。陶行知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别具特色的方法，诸如成立各种形式的体育组织，完善各项运动设施，选择形式多样的运动项目，“建立健康的堡垒”，推广卫生运动，施行“学校卫生计划”，制定“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引导师生“每日四问”，进餐实行分食制等。此外，他还总结介绍国内有关人体测定标准、身体检查标准及运动测量标准，以指导人们进行科学的健身实践。
2.3健身作用的基础性
2.3.1健身与生命质量健康与长寿是对人的生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积极要求。健康是长寿的保证和必要条件，长寿是健康的发展结果和趋势，这两者统一的情况又与健身运动有着密切联系。陶行知主张要“锻炼自己之身体，使之强健”，同时他还认为，“从来人的死，多是由病的。考病之由来，不外两种，一是由人的操劳过度致伤身体而殒命；二是由人的卫生上没有讲求，以致出了毛病，终至因而送命”。所以，他要求对身体应“预防”“保护”，去谋永久的生活。陶行知对健身与生命的质和量关系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
2.3.2健身与全面发展首先，陶行知指出身心两健，缺一不可。他主张“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他认为，身体上的生活固然要紧，精神上的生活也是要紧的。健身从本质上说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健身的过程——运动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统一，所以，健身的效果也必定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其次，陶行知认为“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1923年他在《致程仲沂》的信中说：“先生所说做学问有三要素，一体健、二天才、三财力，很有见地。”说明他对程关于身体健康是做学问的首要条件的看法是赞许的。陶行知还把讲卫生求体健与培养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陶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联系起来，把健身看成是德育的基础。并且指出，个人良好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对于健身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他关于健身与全面发展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精神，是科学的。
2.4健身思想的开放性陶行知的健身思想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它向实践开放，向生活开放，向历史开放，向未来开放，向世界开放。
陶行知的健身思想，归根结底来源于生活实践。例如，他提倡游泳运动，发起筹建“中华杏秀游泳社”，就是根源于生活中发生了一位女教师落水不能自救，同行多人也无人相救，眼睁睁看着她淹死的一次偶然事故。又如，他在30年代初对武术特感兴趣，也非偶然，而是与当时国难当头，需要强身自卫密切相关。
关于向历史和未来开放，两者是相互联系的。陶行知认为，我们虽然生活在今天，但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我们既要拥有历史，又要“造就成健全之民族，以适应二十世纪的世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逻辑上讲，继承过去与创造未来是统一的，任何一种真正向生活实践开放的思想理论，必定具有历史继承性、与时俱进性、自我超越性、科学预见性，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关于面向世界，可从陶行知与美国著名体育家麦克乐的交往和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略见一斑。陶行知在为出席世界教育会议而写的英文论著《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现状》书一笔，“在国立东南大学及中华教育改进社赞助下，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最重要的研究，”这表明，陶行知虽然反对不切合中国国情的洋化教育，但并非反对汲取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对后者则是开放的。
3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行知的健身思想是丰富的。从渊源看，陶行知健身思想是伴随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并成为他整个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倡扬健身的目的，是为了造就身心健全的人，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目的。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锻炼、卫生预防、营养、休息、养护等多种途径予以实施。锻炼、养护和医治结合是陶行知健身方法之精要。
陶行知健身思想有对象的普遍性、作用的基础性、实施的可行性和思想的开放性等基本特征。研究和借鉴他的健身思想，对我们深化教育、体育改革，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进体育的社会化，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1～10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2周志俊．陶行知健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4)
3胡小明．陶行知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9(4)
（收稿日期：1996—06—14）
字库未存字注释：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苏轼曾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在黄庭坚这里则为“诗书一律”。山谷作为诗坛巨匠和书坛大家，对诗、书均有自己独到体悟，因此，往往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意沟通文学与艺术。在评书时，常参以诗歌具有的内涵和意境；赏诗时，又往往同时关注书法对展现诗歌内容的作用。如山谷评价书家之东坡，犹如诗家之李白，具有豪放飘逸、不事雕琢、自然天成的特点。苏轼《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是东坡尚“意”书风的典型代表，黄庭坚的《跋东坡书〈寒食诗〉》则与东坡此帖形成双璧：
东坡此诗(虞山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山谷题跋》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山谷集·别集》卷十一均作“书”，然博物院藏东坡《黄州寒食帖》黄庭坚题跋真迹为“诗”，今据帖改)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山谷将东坡《寒食诗》比作李白诗，并且说太白恐怕还有“未到处”，则是将东坡诗中那种展示本体真性情同李诗任性抒怀对照，认为二者是相同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必然蕴含着创作主体的精神气质，虽表现载体不同，但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主体性格特点、学识修养、审美观点、社会经历等等的显现。黄庭坚认为，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尤其是同一人既为书法家又是诗人，那么，他在书法与诗歌中展现的面貌必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东坡此帖乃是一时天真发溢而成精品，“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艺术灵感稍纵即逝，东坡“书”也像太白诗一样，靠自由挥洒之真性情而写成。
黄庭坚推崇苏轼书法自然天成，任性而为，还进一步直接将东坡书比作李白诗，如在《跋东坡书》中评价道：
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
此处说得更清楚，书家东坡是“天资解书”，所以将其比作诗人李白，缘自二人都是自然天成，不事雕琢。而这里将“书”与“诗”对照，两种不同的文艺部类，在展现创作主体精神时是互通的，都是主体内在精神意蕴的外在显现。黄庭坚认为，苏书中那种豪放飘逸的内在气质同李诗中的气质相似，都是二人情感世界的外在映照，这样就在精神层面上沟通了诗与书，找到了二者内在的契合之处。
黄庭坚将书法与诗歌联系起来，寻求二者在精神气质上的相通之处，除评价东坡书外，对其他书家也是如此，如《题蔡君谟书》：“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处。”蔡琰《胡笳十八拍》叙述罹乱，情真意切，以一个饱受磨难的女子和痛失骨肉的母亲角度来写，有闺房气是正常的。黄庭坚评价蔡书，不是从书法技术层面入手，而是从字中展现的内在气韵着眼，将书法与诗歌之深层内涵从点画、文字中提升出来，在精神层面作以比较，其最终落脚点仍是创作主体的人格气质。
黄庭坚认为，若字写得不好，而文章好，那么书名也会远播；若书法好，而文章又好，则如虎添翼，自可流芳百世。前者代表人物欧阳修，山谷在《跋永叔与挺之郎中及忆滁州幽谷诗》中写道：
欧阳文忠公书不极工，然喜论古今书，故晚年亦少进。其文章议论一世所宗，书又不恶，自足传百世也。
后者代表为苏轼，黄庭坚对苏轼的书法与文章都推崇备至，认为东坡的书法配备上文章，更是光耀无比，优秀的文章，卓越的书法集于一身，自然千古流传。山谷曾多次称许东坡之书法与文章的兼擅并胜：
(东坡)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跋东坡墨迹》)
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跋东坡书帖后》)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它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
黄庭坚明确指出，苏轼“学问文章”之气融注到笔墨之中，文章、书法相得益彰，自然会名垂青史。文学艺术有其内在契合点，不仅在创作技巧上互通有无，在情感表达上相辅相成，在流传上也相互映照，相互促进，“诗书一律”，密不可分。
后人评价黄庭坚的书法，也往往同其文章、诗歌相结合，可谓正合其意。如张耒在《鲁直惠洮河绿石研冰壶次韵》中就写道：“黄子文章妙天下，独有八马森幢旒。平生笔墨万金值，奇煤利翰盈箧收。……新篇来如徹札箭，劲笔更似划沙锥。”宋人邓肃在《栟榈集》卷25中曾将蔡、苏、黄之书比作杜甫、李白之诗，正中山谷下怀：“君谟如杜甫诗，无一字无来处，纵横上下，皆藏古意，学之力也。苏、黄资质过人，笔力天出，其太白诗乎？深得其趣者，自当观其优劣矣。”认为苏、黄书法出色，更有利于他们文章诗歌的传播，同时指出二人“资质过人，笔力天出”，类似李白诗，也是抓住了书法同诗歌在内在精神气质上的联系而说的。但黄庭坚书绝不似李白诗，与其说是天分，不如说是勤学苦练的结果。文学艺术本不可分，尤其是集文学家、书法家于一身的文人，其文学与书法作品的内在联系更是非常紧密，书法内涵与文学意韵相辅相成，形成了创作主体完整的人格精神。文学与书法因各自表现载体的不同，在表达创作主体精神气质、情感等方面各有优长：文学借助语言载体，表现的内容更直接、明了一些，书法则更自由，不受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约束，表情达意更具隐蔽性，所以北宋文人善书者较多，也是看重书法在抒情达意方面的优势。
二可以百为不可俗，求拙重韵自闳深
在黄庭坚的文学观与艺术观中，力求“免俗”是其一贯的主张和核心思想。山谷的反叛性格、求“变”思想，最终目的都是要“免俗”，这种思想贯穿于做人和作诗、书中。黄庭坚还以重“韵”作为品评文艺作品的标准，在形式上则求“拙”，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体悟。
最早对黄庭坚的“韵”作出深入阐释的是他的后学范温，保留在《永乐大典》卷807《诗》字下所引其《潜溪诗眼》一则佚文，被钱钟书先生誉为“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实堪重视。范温是范祖禹之子，秦观之婿，所谓“《唐鑑》兒”和“‘山抹微云’女婿”，载范温“从山谷学诗”，王偁亦“有才学，好与元祐古文家游”。这则长达2000言的佚文，是范温与王偁讨论“韵”的对话记录。讨论即从“山谷之言曰：‘书画当以韵为主’，(笔者注)”开始，范温又以逐一驳论的形式来推进自己的观点，真是一篇少见的精彩文论。第一，驳王偁“不俗之谓‘韵’”，因为“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两者分属于不同性质，伦理道德人格与审美不能相提并论。第二，驳王偁“潇洒之谓‘韵’”，因为“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也就是说，“韵”乃“美”之集大成，而不是如“清”那样只是个别的美的要素。第三，释驳王偁“笔势飞动，可以为‘韵’乎”之疑，因为“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也就是说“生动”只是“神”，对于“韵”，尚未达一间。第四，释驳王偁“如陆探微数笔作狻猊，可以为‘韵’乎”之疑，范温认为，能“数笔作狻猊”，只算“简而穷其理”，也算不得“韵”。此后范温提出“有余意之谓韵”的命题，并从“韵”原由声音发生的角度，着重论证“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和“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为“韵”的两个条件。但他立即补充说明，“既尽其美”即“美之极”只是充足条件，而“有余意”即“声外之音”、言外之意才是“韵”的必要条件。准此，“近时学高韵胜者，惟老坡”，而“山谷书气骨法度皆有可议”，并非十全十美，但他却能“偏得《兰亭》之韵”，这是因为“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途而径造也”，这犹如“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者”，在某一关键点上能达到“超然神会，冥然吻合”，也就具备“韵”了。
在范温看来，“韵”应是具有独立性和极致性的审美范畴，它显然与笔画、线条或句法、字眼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而是指超乎形态以外的一种情蕴韵致之美，能提供无限的体悟、鉴赏的空间。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宋代正处于以论“气”为主转而为论“韵”为主的时期，黄庭坚论“书画(进而扩展至诗文)以韵为主”的思想以及范温逻辑缜密的理论阐释，具有突出的历史意义。
(一)“免俗”：山谷的人格目标和艺术追求
然而，范温对“不俗之为韵”的全盘否定，尚可斟酌。“不俗”属于人格品位的价值判断，“韵”是美学范畴，两者不可混用，这是不错的；但是，“不俗”也是一种人格美，则与“韵”往往有相近、相通的一面。“雅”是“不俗”，“韵”也是一种“不俗”。这在黄庭坚的言论中也能找到不少例证：
诗颂要得出尘拔俗有远韵而语平易(《与党伯舟帖七》)。
张志和《渔父词》雅有远韵。
在北宋文人中存在着“雅俗之辨”，忌俗尚雅是宋代士人雅俗观念的核心，但“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是打通雅俗、圆融二谛，才是最终的审美目标。”而黄庭坚并不是求“雅”，他追求的是“免俗”。黄庭坚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自己既坚持操守、又超脱放达的人生哲学，并以做人为喻来说明，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写道：
叔夜此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沈于世故者，暂而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探其义味者乎？……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
这种“不俗”是表现在人的内在品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言行举止上，是人的精神本原。山谷提倡“免俗”的“俗”不是一般的“俗气”，而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尤与大乘中观学派的“真俗二谛说”颇有相通之处。此派佛教学说旨在借助“二谛”来调和世间和出世间的对立，但也在断定世俗世界的世俗认识虚幻性的同时，又从另一角度来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为佛教之深入世俗生活提供理论依据。这种思想和思维方式深深地为宋代士人所习染，山谷也深谙此理，并将“俗”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当时社会的流俗，一个是内心精神方面的卑俗。
黄庭坚为了创立自己的书法风格，首先要与流俗不同，写出自己独特的个性。他认为“俗”是书法一大弊病，一定要革除，在《跋东坡〈蔡州道中和子由雪诗〉》中写道：“此字和而劲，似晋宋间人书。中有草书数字极佳，每能如此，便胜文与可十倍，盖都无俗气耳。”山谷并没有从东坡书之点画着手，而将是否“俗”作为评价的标准，推崇东坡书的“无俗气”，认为这是此帖的佳处所在，可见山谷对此的重视程度。而黄庭坚本人在书法创作中，更是力求去掉这种“俗气”。据《砚山斋杂记》卷2《书纪》载：
山谷草书青莲《秋浦歌》一卷，后自跋云：“己所作草书举世并谓佳，独钱穆父以为俗。反自思省，尽改去俗，则世人见之则又不谓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此政宜世人不识为佳。王子敬有言：‘外人那得知！’诚然矣。”
山谷接受钱勰(穆父)建议，去除了己书之“俗”(即社会流俗)，时人却不以为佳，可见“俗人”是难以欣赏“去俗之作”。他本人也是时加锤炼，追求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在点画上过分张扬，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形式表明个性。尤其是在晚年，其书更是以夸张的点画形式来张扬个性，与“流俗”分道扬镳。
黄庭坚认为本性“不俗”才能在诗、书中“脱俗”，他在一些诗中也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如《次韵高子勉十首》其六：“一点无俗气，相期林下同。”[9]《再次韵兼简履中南玉三首》其一中云：“句中稍觉道战胜，胸次不使俗尘生。”可以看出山谷对于诗中“不俗”看作是主体精神的外在反映，注重为人之“不俗”。另《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其二：“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对个人品行的要求亦极高。前引《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以做人为喻，认为“不俗”最主要的是指作家的主体精神，而非一些外在形式的标新立异，只有“临大节而不改其志”，才能守住根本，也才是真正与流俗区分开，发而为诗、书才能“不俗”。
又如他在《题意可诗后》中云：
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10]
“法眼”、“世眼”，也即是“真谛”、“世谛”，山谷从对佛家中观学派的体认和发挥中，深刻地把握陶诗“与一丘一壑者共之”的真不离俗、即真即俗的自然契合之境，正是这一点，才使陶翁高出庾信，而不是简单地追求“不使语俗”。山谷还反复强调，此种诗品之极诣，来源于人品，他在《次韵答王眘中》中云：“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又在《戏效禅月作远公咏》中云：“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只要自身保持高雅襟怀，尽可和光同尘，并进而认为只有从卑俗低微的尘世生活中才能寻求真谛，才能“免俗”。
黄庭坚在评论他人诗文作品时，也往往从其人格精神着眼，“人”若“不俗”其诗亦“不俗”。如《跋范文正公诗》、《跋欧阳公〈红梨花〉诗》、《跋王荆公禅简》中对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诸公诗文评价均首先着眼于他们的高尚人格，认为其人格精神“不俗”其作品才“脱去流俗”，显得卓尔不群。山谷同时还指出，诗、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主体精神的“俗”与“不俗”，如《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其二：“小竹扶疏大竹枯，笔端真有造化炉。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诗中对李夫人所画墨竹进行评赏，但结语仍归为李夫人有如大丈夫般胸襟开阔，首先是缘自人之“不俗”，才至所画墨竹之“不俗”。山谷以主体精神之“免俗”为文艺思想核心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
(二)重“韵”：山谷品评文艺作品的标准
黄庭坚所推重之“韵”已非单纯的字句、点画，他同时强调主体内在学识修养对诗、书创作的影响，在品评书法时常常提及“韵”字，将字是否有“韵”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如他在《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评价苏轼书：“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另在《跋常山公书》、《跋崔公巽所藏石刻》、《跋周子发帖》中批评王著、周越二人书“无韵”，原因是二人胸次不够宽广，并不是功夫不到或笔法不好。那么，怎么能做到“书不病韵”呢？山谷认为应“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在《跋周子发贴》中，此处所重之“韵”涉及到书家内在学识、修养等，而非点画等外在介质。
黄庭坚在《论书》中又进一步指出二者关系：“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山谷认为每个人字的“工拙”与否并不是最根本的，重要的是以“韵胜”，把内在之“韵”放在首要位置。他所追求的“韵”是指通过点画等外在媒介传达出来书家内在的修养、精神，是含蓄的，不一定能明确言说但能感受到，即范温所云“有余意”。
黄庭坚重“韵”思想在评论文艺作品时都是一致的，在《题北齐校书图后》中指出“书画以韵为主。”《题摹〈燕郭尚父图〉》又云：“凡书画当观韵……此与文章同一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山谷将书画中所倡导的“韵”，引申到文章中，以是否能达到“引而不发”之境界，是否具有内在回味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赋予了文学艺术以立体感觉，而非平面化的。欣赏者在欣赏这些文艺作品时，应着力揣摩其中蕴含之深意，去探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去体味“韵”。不论是山谷还是东坡，都能够找到文学与艺术相通之处。东坡提倡“意”，山谷追寻“韵”，究其根源，都是作家主体精神在作品中之体现，至此才能够透过作品表面去探求创作主体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只有真正了解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才能认识到其作品真正价值。
黄庭坚以多读书、提高主体学识修养来获得和孕育“韵”。前引“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指出通过多读书可提升书家内在学识修养，那么，展现在外在点画上就“不病韵”，也就“不俗”了。黄庭坚认为作诗同写字一样，只有多读书，才能“不俗”，通过山谷对他人诗作评价可以看出这点：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书刘景文诗后》)
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跋东坡乐府》)
力学，有暇更精读千卷书，乃可毕兹能事。(《书舅诗与洪龟父跋其后》)
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论作诗文》)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山谷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基础才能有“韵”，才能“不俗”。他一方面推崇陶渊明的“自然”，另一方面又强调学问修养，其实二者已形成了矛盾，陶诗往往不加修饰，任性而为，山谷也反对雕琢，但又强调学识，要进行不露痕迹的模仿和修饰，也试图掩盖模仿和修饰的痕迹。山谷又提出以“拙”来同流俗“巧”相区分，“拙”即不加雕饰，任性自然，但如何将“万卷书”、“学问”化为“拙”，同时在平淡自然的形式中彰显出来，则颇费思量了。
黄庭坚指出，诗人具有了深厚学识修养再发而为诗，则能应对自如。他在《答秦少章帖六》中云：“文章虽末学，要须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以身为度，以声为律，不加开凿之功而自闳深矣。”另在《答王子飞书》中云：“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州涤源、四海会同者也。”又在《答洪驹父书三首》中云：“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黄庭坚认为要想做好文章一定要“茂其根本，深其渊源”，也就是多读书，提高学识修养，好的文章就会自然显现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四时之运”、“九州涤源、四海会同”一样，自有其内在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
对于山谷以重“韵”来免“俗”的观点，清代刘熙载认识得非常清楚，他在《艺概》卷5中云：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观其《书嵇叔夜诗与侄榎》，称其诗无一点俗气，因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是则其去俗务尽也，岂惟书哉！
山谷不但在书法中力求“去俗”，在诗歌创作上亦是如此。他追求之“数万卷书气象”也尽情展现在诗歌中，所以才有“以才学为诗”。以山谷为首的“江西诗派”在诗歌中展示才学，其实也是山谷重“韵”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贯彻，是追求作家内在学识、修养的体现。山谷认为做到这点，诗歌便也能够“免俗”，达到“自成一家”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山谷在书法上学古人又能跳出古人，着重展现自己主体精神，诗歌上也学古人，但外在的遣词造句上学得过多，与自己的诗学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背离。
(三)求“拙”：山谷文艺作品的形式特点
黄庭坚为了“免俗”，甚至在诗、书中有意求“拙”，以与时人之“巧”相区别。“拙”是技术层面的，是其追求“免俗”与重“韵”的手段之一。山谷通过对诗歌与书法外在字句、点画“拙”的追求，来寻求一种新的审美方式，表达独特审美感受，形成与众不同的诗风与书风。
黄庭坚认为时人作书，缺乏一种内在精神，过于追求外在形式的华美，为了摆脱流俗，他提倡字要“拙”，在《李致尧乞书卷后》中云：“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梳妆，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指出流俗书风就像新娘子梳妆一样虽形式上艳美，但却没有内在神韵。烈妇之“态”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面貌的展现。山谷求“拙”目的是与时俗分流，自成一种风格，清人黄炳堃对此赞叹有加：“点缀妆梳百种施，终无烈妇不凡姿。何如拙笔多于巧，此是涪翁自得师”[11](《希古堂诗存》卷5)。“自得”二字准确道出山谷追求“自成一家”目的。山谷所求之“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笨拙，而是为了与时俗的“巧”立异，正如清人杨恩寿在《宋黄文节公草书真迹赞》中所写的：“纵而能收，放而能留。用拙非拙，似流非流。”[11](《眼福编·三集》卷2)。其实黄庭坚的字能如此收放自如，在拙与巧之间随心所欲，原因在于他以“韵”、“意”为主，“笔”为辅，着重表现内在精神。观山谷之书，点画不合法度的现象颇多，线条并不流畅，这乃是他有意求“拙”之结果。
黄庭坚在论诗时也有意求“拙”，注重诗中与流俗不同之处。如《评意可诗后》中论陶渊明诗：“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捡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又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中云：“观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山谷认为陶诗之“拙”是出于本性自然，是主体精神的真实表达，与流俗迥然不同。这样“不俗”的诗歌作品同自己“去俗”之后的书法作品一样，不能被“俗人”所接受和认同。另《李致尧乞书书卷后》中所云：“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百裂”，《砚山斋杂记》卷2中所载山谷语：“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俱是指此意，是黄庭坚由衷的感慨，均表明了山谷在诗歌和书法方面特立独行、力求免“俗”的思想。
黄庭坚所求之“拙”并非笨拙之意，而是追求一种本真自然，不要刻意地去雕琢修饰。他在《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中明确指出：“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主张诗文要少“雕琢”之功，追求一种“简易”、“平淡”，这样就与流俗区别开来。而这样的“拙”才是主体真实性情的表达，是作诗文的根本所在，这与范温所推崇的“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是一致的。山谷在《论作诗文》中不满王定国诗的“巧”，认为其诗少“本”，也就是缺乏主体精神。从山谷把“拙”与“巧”对举来看，他认为只有“拙”才能真实、自然，才能真正表达作家真实的思想感情。
三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黄庭坚提出“自成一家”主张并成为他一生中对诗、书的不倦追求。“自成一家”本是宋祁论诗之语，据《王直方诗话》载：“宋景文云：‘诗人必自成一家，然后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故山谷诗云：‘文章最忌随人后。’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诚不易之论。”[12]黄庭坚深服此理并推而广之到书中，在诗、书方面做到“不俗”之后，还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他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中明确表达了希求另立门派的思想：“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东坡在《评草书》诗中曾自诩“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山谷不但要跳出古人，连今人也要跳出，要创立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就是其独立宣言。在诗歌方面，苏轼曾夸山谷有“黄庭坚体”，在书法方面，山谷也在唐人和苏轼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路。
(一)书法方面“自成一家”
黄庭坚虽然说“随人作计终后人”，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古人；相反，他认为只有正确学习古人，汲取古人书法精华，才能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山谷多次强调学习古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要从“形”入手，临摹到“形似”，然后深入体会，领略古人书法中的“神”。这样由外及内循序渐进，方能体味到古人书法真谛。如在《书赠福州陈继月》中提到：“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在《论作字》、《与王子飞书七首》、《与赵伯充帖》等中也强调了学古人书时“入神”的重要性，并指出应以名家为师，无论是作书还是写诗，选择好的范本、学习对象，可以指引正确方向，否则容易走弯路，或误入歧途。
但黄庭坚并不盲目学习古人，不迷信权威，其学习方法颇合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思想，比如对“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山谷就采取了辩证的学习态度，在《又跋〈兰亭〉》中写道：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
正因为山谷具有这种辩证思想，不盲目崇拜权威，才有“自成一家”之豪情，并敢于在书法、诗歌领域中自立门派。山谷之独立性格、求变思想尽显无遗，在唐人和苏轼之后，他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并付诸行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黄庭坚学习古人目的绝不是做古人的“臣仆”，他要开辟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自成一家”思想时时萦绕心头，如：
予尝戏为人评书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
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论作字》)
季海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书徐浩题经后》)
张长史《千字》及苏才翁所补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如宣献公能用徐季海策，暮年摆落右军父子规摹，自成一家，当无遗恨矣。(《跋常山公书》)
今观晋卿行书，颇似蕃锦，其奇怪非世所学，自成一家。(《跋王晋卿书》)
永州僧怀素学草书，坐卧想成笔画，三十年无完衣，彼乃得自名一家。(《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
山谷所云“自成一家”并不是刻意求奇、求怪，而是要有自己特点与独特风貌。山谷认为，书法真正有意义的是展现书家主体精神，不要被外在的形式所束缚。苏轼曾言：“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山谷也持此观点，认为书法的审美标准不是单一的，只要写出自己风格，就是成功的作品。那么，山谷既然“自成一家”，又何谈“逼真”呢？一方面强调创新，另一方面又要模仿，是否矛盾呢？曹宝麟教授认为：对于黄庭坚的本意要顾全七个字才完整而真实，而不能只强调前面四字，“逼真就是仿造到与‘真’相去无几”；“他所谓逼真的‘真’，不是躯壳的伪真，而是精神的相似，……他们师徒二人(苏、黄)的共同目标，就是以力矫唐人‘尚法’以来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为己任，他们所要唤回的，也正是失落已久的推陈出新的精神。”[13](138-139页)可谓对山谷精神的深刻理解。从中可以看出山谷主张先从模仿入手，在外形上模仿达到“形似”，再进而达到“精神”的“逼真”，就可抛弃先前“形似”，写出自己的风格，达到“自成一家”目的。
(二)诗歌方面“自成一家”
北宋诗坛经过欧阳修的诗新运动之后，已经逐步摆脱了唐诗影响。到苏轼主持诗坛时，宋诗主要特色都已形成。黄庭坚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面临着更大困难，他必须突破前人，找到一条易于接受又有可行性的道路。由于诗歌的历史沿袭性更甚于书法，所以山谷要“自成一家”，必须从对前人诗作的历史继承开始。黄庭坚在诗歌方面尤其推重杜甫诗，认为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主张作诗时以杜诗为宗，曾云：
晚唐诗多小巧，无气味，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要须读得通贯，因人讲之。百许年来，诗非无好处，但不用学，亦如书字要须以钟、王为师耳。[14](《与赵伯充贴》)
大体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将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14](《与洪驹父书六首》)
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论作诗文》)
黄庭坚以杜诗为宗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江西诗派”将杜甫奉为“祖”，山谷始肇其端。但山谷对杜诗模仿是建立在学其“神”目的上，同其书学理论中“逼真”是一致的，而“江西诗派”后学则过于注重学杜诗的外在形式，抛弃了山谷重“神”初衷。
黄庭坚创造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诗歌创作理论，从最初的布局谋篇、句法、炼字等技巧，到摆脱这些技巧束缚而达到“无斧凿痕”的更高艺术境界，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15]。这同书法中先对点画进行模仿，再进而达到精神“逼真”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这套循序渐进的理论很适合初学者，其诗、书方面独立成家思想也初露端倪。书法方面，黄庭坚推重苏轼破除唐人法度，但不满于苏轼的一些点画、执笔等，表面上似乎维护苏书，实际上间接批评其“不善双钩悬腕”(《跋东坡论笔》)、“左秀而右枯”(《跋东坡水陆赞》)等毛病。诗歌方面，黄庭坚推重苏轼，却不满于苏诗“好骂”，甚至告诫自己外甥洪芻“慎勿袭其轨”(《答洪驹父书三首》)。山谷可谓学前人，又能跳出前人，时时不忘展示与众不同的一面。
黄庭坚评价他人诗文，也往往关注其能否“自成一家”，如：
今观邢惇夫诗赋，笔墨山立，自为一家，甚似吾师复也。(《书邢居实〈南征赋〉后》)
余观仲谋之诗，用意刻苦，故语清壮，持心岂弟，故声和平。作语多而知不琱为工，事久而知世间无巧，以此自成一家，可传也。(《书张仲谋诗集后》)
元城王定国……其作诗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虽未尽如意，要不随人后，至其合处，便不减古人。[10](《王定国文集序》)
山谷“自成一家”绝不是割裂同前人的联系而横空出世，他是要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变化，打上明显的个性特征。在对待学习前人态度上，黄庭坚希望通过形式上的学习，再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然后达到精神上的逼真。但他有时过于注重形式和才学修养，“逼真”方面有所欠缺。可以说山谷在诗歌实践上同理想出现了差距，并未完全达到自己最初目的。
四字中有笔如句眼，点铁夺胎为本真
前面所论为山谷诗学思想与书学理论内蕴层问题，其笔法和诗法则为现象层问题。山谷诗论同书论中有通过诗、书外在现象来达到本质的观念，通过字句推敲、点画模拟，来实现精神上相似，进而达到“自成一家”目的。
(一)书法中重“笔”思想
黄庭坚对书法内在的“韵”推崇备至，但他并不排斥外在点画。好的形式有利于内容传达，山谷深谙此理，因此多次强调书法中“笔”的重要性，如：
余尝评西台书，所谓字中有笔者也。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他人闻之瞠若也，惟苏子瞻一闻便欣然耳。(《题李西台书》)
余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题绛本法帖》)
盖字中无笔，如禅句中无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论写字法》)
山谷深解禅宗，将书中“笔”比喻做禅句中“眼”，强调其传神的重要性，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山谷用“眼”比喻的“笔”，“实际上即是指‘禽(擒)纵’和‘起倒’”[13](134-135页)，他追求一种外露的个性，强调视觉对比，在结构上夸张了聚散关系，紧缩中宫而扩张四维；在笔法上也增加了提按起伏，写出槎枒瘦硬的线条。山谷从“笔”入手，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风格，也实现了自己既定之书学理想。
黄庭坚虽然强调“韵”、“意”、“笔”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书法并无成规，不要被“意”、“笔”束缚住，在《李致尧乞书卷后》中云：“书意与笔，皆非人间轨辙，所谓‘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百裂’者也。”这种看法很客观、很辩证，指出“意”与“笔”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人间轨辙”，不要单纯去追求二者，每个人应该根据本身不同情况，去培养己之学识，陶冶己之情操，就会如禅家参禅一样，自然而然显现出“韵”，也就达到了“意”；在主体得到充分锤炼之后，“笔”也就出来了。
黄庭坚还注重执笔姿势，用双钩，讲究心手配合，强调以楷书为基础，先练好楷书，然后再行、草书。他多次强调执笔的重要性，在《跋与张载熙书卷尾》、《论写字法》、《题绛本法帖》中提出“双钩回腕，掌虚指实，以无名指倚笔”、“双钩，用两指相叠，蹙笔压无名指，高提笔，令腕随己意左右”、“心能转腕，手能转笔”等执笔法。古语云：笔无定法，其实书法对执笔没有固定要求，完全根据书写者个人习惯而定。黄庭坚在这点上过于教条，他讲究“心手相应”是正确的，但强调必须双钩悬腕，则太过于迂腐。
(二)诗歌中重“眼”观念
黄庭坚在书法中强调“笔”的重要性，在诗歌中亦重视诗“眼”，追求点睛之笔，他曾以“正法眼”来比喻对诗歌的鉴赏能力：
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范温潜溪诗眼》，《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
佛学谓肉眼、天眼仅能见事物幻相，慧眼、法眼能见实相。“句中有眼”一词，也来自禅语。山谷又说杜甫诗句中有“眼”，则是指一句诗或一首诗中最精练、最传神而又有空灵意趣的一个关键字，如人之有炯炯清眸，足以顾盼、照映全诗、全句者[16](204页)。如山谷《赠高子勉四首》其四中云：“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指出杜甫诗中有“眼”，就像陶渊明的弦外之音一样，是诗歌中实质内容，精华所在。再如《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其三：“覆却万方无准，安排一字有神。”认为诗歌需凝神于其中，有时仅仅需要一个字来传神，却是非常费思量。但若能找到诗“眼”所在，就能准确地传达出主体思想感情。唐卢延让在《苦吟》诗中云：“吟安一个字，捻短数茎须”，这“一个字”绝不是普通的字，而是诗“眼”所在。山谷对书法中“笔”之重视同诗歌中对诗“眼”之重视是一致的，因此他在诗中有时过于注重对字句的雕琢、对典故的使用，同此密切相连。
黄庭坚还提出诗中“句法”概念：
诗来清吹拂衣巾，句法词锋觉有神。[9](《次韵奉答文少激纪赠二首》其一)
一洗万古凡马空，句法如此今谁工？[9](《题韦偃马》)
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9](《奉答谢公定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
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9](《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
其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10](《答王子飞书》)
顾易生先生等认为杜甫《寄高十五书记》中“美人名不及，佳句法如何”为黄庭坚讲求句法的理论渊源，并指出“黄庭坚论句法主要指诗句的构造方法，包括格律、语言的安排，也关系到诗句的艺术风格、意境、气势。”[16](203页)可见，山谷对诗歌外在形式颇为重视。黄庭坚“句法”、“句眼”(“诗眼”)在诗中的运用有时能够起到画龙点睛作用，有时过于雕琢，同自己诗论中强调精神有前后矛盾之处。其“自成一家”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连苏轼也誉以“黄庭坚体”之美称。莫砺锋教授认为，“黄庭坚体”在元祐初之前就形成了，并举苏轼《送杨孟容》诗来说明“黄庭坚体”的“因难见巧”、“力避色泽丰华而以意取胜”等等写法[17]，都是山谷在“句法”方面所做的努力，而这些也成为“黄庭坚体”的典型特征。
黄庭坚的“点铁成金”等方法虽然是在做诗的形式和技巧方面下工夫，但最终目的是要达到精神“逼真”。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云：“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诗，自成一家”(《后村集》卷24)，既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纲领，又能在创作上以劲峭奇巧的诗歌风格别开生面，被推为“本朝诗家宗祖”。黄庭坚之所以要创此法度，主要是由于他在唐人诗歌已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面前感到自己无力超越，而又想有所作为，所以才另开一路。在书法方面，黄庭坚“自成一家”的思想同样非常强烈，苏轼是在力反唐人，山谷不但要反唐，还要反苏，所以难度更大。黄庭坚在诗、书方面“自成一家”之目的都达到了。
山谷这种文学艺术观在《答洪驹父书三首》中表达得十分清楚：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又惠洪《冷斋夜话》卷1记载：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因学界对这段文字的标点颇有争议，本文暂不作标点，以保持原貌。)
周裕锴教授以惠洪的著作为内证，以宋人文献为外证，证明“夺胎换骨”的原名应为“换骨法”与“夺胎法”，是惠洪总结的若干种作诗法中的两种[18]，为这一作诗法寻到了原创者。但周文认为“‘换骨法’、‘夺胎法’与黄庭坚无关，不能视为黄氏的诗论”之观点，似有待商榷。从山谷对书法中笔法及诗歌中句法的要求来看，他对诗歌字句、典故的使用，是想通过在形式上的“点铁”、“夺胎”达到精神上的“成金”、“换骨”。因此莫砺锋教授认为“换骨法”与“夺胎法”“确是黄庭坚诗论的内容之一，但是它们在黄氏诗论中不算是最重要的内容”[19]，评价是公允的。黄庭坚认为，杜、韩之诗文“无一字无来处”，又在《论作诗文》中云“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这和他主张多读书、提高主体学识修养观点一致。他把“古人之陈言”加以变化，入于己诗文，其实也是一种模仿和雕饰，只不过要求不露痕迹而已。但想真正做到既用前人之“陈言”，又不露痕迹，何其难也！山谷也知“自作语最难”，但还是希望在杜、韩之后，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
五以书补诗为求闲适，沉着痛快难觅知音
黄庭坚自被贬黔州以后，在诗歌、书法方面作了深刻反省，使二者均有长足进步。山谷自贬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20]。在书法方面，黄庭坚更是全面总结了自己前期作品，无论是在学习古人，还是在用笔、求韵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如《自评元祐间字》中对自己元祐间字“不知禽纵”进行了检讨，得出字中应有“笔”的结论，由是笔法大进，书风有所改变。表现在字形上，笔画尽量向外伸展，追求一种张扬的气势，即苏轼所谓“树梢挂蛇”字体。真正代表山谷书风的恰是其晚年作品。
随着生活境遇的变化，黄庭坚越发深思己书，如《书右军〈文赋〉后》云：“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语，但难为知音尔。”又在《元祐间大书渊明诗赠周元章》云：“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唯觉书字倍倍增胜。”山谷之反思已由点画深入到笔意，由外在的形深入到内在的神，追求一种心手相应感觉。正因为这样深入反思，山谷书法方得大进。他自己在《书自作草后》中自称晚年“得草书三味”，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6亦记载其入峡后“见长年荡桨”而悟笔法。艺术上的顿悟，必然有其长期积累，黄庭坚不论是在黄龙山悟得草书三味，还是在三峡见荡桨而悟笔法，都是其常年勤学苦练、又不断思索之结果。对此，《砚山斋杂记》卷2认为，“老而好学”是山谷晚年书艺精进的重要原因。一个人随年龄不断增长，阅历不断增加，书风必然会发生变化。山谷晚年多历磨难，见识、心境自不比早年，加之他常年勤学苦练，时时反思，书法大有长进自在情理之中。
黄庭坚不但经常反思自己，同时又能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据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记载：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序》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书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
黄庭坚以草书成就最高，且极推重张旭与怀素，钱勰(穆父)批评他草书“俗”，乃是山谷最忌讳和力矫之弊病，所以才会这样在意。他虚心接受穆父批评，又痛下苦功临摹怀素之书，才有晚年之成就。黄庭坚勇于自我批评，对误学周越懊悔不已，他在《跋与徐德修草书后》中云：“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又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云：“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薮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湔祓”：洗涤除垢；“抖擞”：涤除宿垢[21]。“湔祓尘埃气”、“抖薮俗气”都是从书法内在精神上着眼，而非外在点画，可见黄庭坚深恶痛绝的还是内在“俗气”，他下决心要改变的也是书法深层东西，并通过由外及内方式，通过外在点画来追求内在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晚年经历了仕途风波，生活境遇的巨大变化使其心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山谷晚年诗多是抒发内心情感之作，不似青年时期多写社会现实之诗。他晚年在文学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书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个人的感情郁积于心，必然要有一个载体将其宣泄出来，山谷将宣泄情感的载体放在了书法方面，而东坡则更多的放到了诗歌方面。莫砺锋教授将黄庭坚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1)自青年时期至元丰八年(1085)五月，也即诗人41岁之前；(2)自元丰八年六七月至元祐八年(1093)，即诗人41岁至49岁；(3)自绍圣元年(1094)至崇宁四年(1105)，即诗人51岁(黄庭坚生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若以虚岁算，元祐八年(1093)为49岁，绍圣元年(1094)则应为50岁)。至去世[17]。并将黄庭坚各个时期诗歌创作情况绘成下表：
*包括四言诗和五言排律22首。**包括五言排律1首。
为了更方便说明黄庭坚晚年在书法方面创作情况，笔者比照诗歌分期，也将其书法创作情况分为三期，时间跨度同诗歌相同，并绘制表格如下(本表格依据水赉佑编著《黄庭坚书法史料集》统计数据制成)[11]：
为了更形象直观地说明黄庭坚在各个时期诗歌、书法创作情况，现将其诗歌、书法作品占创作总量情况绘成对照表如下：
虽然现存黄庭坚的诗歌、书法作品并不等于他实际创作的全部，可能有所逸失，但通过上列三张表格仍可清楚看出，黄庭坚晚年对诗歌创作投入的精力明显减少，而对书法创作则明显增加。他自己也曾多次表示晚年作诗不多，在《答黎晦叔书》中云：“又自元祐中以病虐不能苦思，遂不作诗，无以报来贶，但珍藏耳。”又在《与王立之承奉帖六》云：“比来自觉才尽，吟诗亦不成句，无以报佳贶，但觉后生可畏尔。”“病虐不能苦思”、“自觉才尽”，这些都是托词，黄庭坚晚年作诗少的原因一是外部政治环境影响，二是因为他找到了渲泄情感的载体——书法！如他在《书韩退之符读书城南诗后》云：“绍圣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滩，极热。人舟中敖兀，无以为娱，聊以笔砚忘暑，因书此诗赠陈德之。此字极似蔡君谟简札，所恨未能与颜、杨比肩耳。”他在“无以为娱”时候不是吟诗作赋，而是挥毫泼墨来消遣，可见山谷晚年经常靠作书来抒怀，因此晚年留下墨迹甚丰。综合分析后即可清楚黄庭坚晚年对诗、书的创作态度，以及其情感寄托与审美价值取向。
诗歌是用语言创作意境，书法是用抽象的线条来表达思想，所谓“诗贵隐”，但同书法比较起来，诗歌表达感情却又是“显”，书法则“隐”。所以，身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黄庭坚，在创作诗歌与书法作品时，二者往往发生剥离，诗歌中语言追求平淡，书法中线条却流露出内心的激情。山谷晚年书法作品“紧缩中宫而扩张四维”，就是他内心愤激的表达！如山谷晚年所作《武昌松风阁》，该诗为山谷在崇宁元年(58岁)所作[22]，该帖现藏博物院，从诗和帖中能够感受到二者内在感情的矛盾冲突：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
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风鸣娲皇五十弦。
洗耳不须菩萨泉，嘉二三子甚好贤，力贫买酒醉此筵。
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泉枯石燥复潺湲。
山川光辉为我妍，野僧早饥不能饘，晓见寒溪有炊烟。
东坡道人已沉泉，张侯何时到眼前，钓台惊涛可昼眠。
怡亭看篆蛟龙缠，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如今的管理者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近一个世纪的管理理论与思想演进的历史可以回顾,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发展创新。我们可以让历史告诉未来,可以"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管理自初步形成理论以来,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从泰罗对于工厂的科学管理到今天对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企业管理,其间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思想者的汗水与心血,而我们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发展创新。诚如丹尼尔·a·雷恩所言:"下面让我们翻开过去的历史,为将来作好准备。"第一阶段: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本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阶段是管理理论最初形成阶段。其间,在美国、法国、德国分别活跃着具有奠基人地位的管理大师,即"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w.taylor)、"管理理论之父"——法约尔(h.fayol)以及"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m.weber)。泰罗重点研究在工厂管理中如何提高效率,代表著作是《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科学管理的理论要点具体包括: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配备"第一流的工人",并且要使他们掌握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对工人的激励采取"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心理革命",变对抗为信任,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把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相分开,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方法为科学工作方法;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泰罗的追随者们依其理论进行了动作与工时等效率问题的研究;傅勒还首先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而非加诸于员工,并把这个想法叫做参与式管理。法约尔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1916年)当中,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管理理论:企业职能不同于管理职能,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工、职员与职权、纪律等管理十四条原则;管理五要素问题,其中,关于管理组织与管理过程职能划分理论,对后来的管理理论研究具有深远影响。马克斯·韦伯则主张建立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他认为这是对个人进行强制控制的最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形式,而且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他的这一套思想体现在其著作《社会和经济理论之中》。上述三位及其他一些先驱者创立的古典管理理论被以后的许多管理学者研究和传播,并加以系统化。其中贡献较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厄威克(l.f.urwick)与美国的古利克(l.gulick),前者提出了他认为适用于一切组织的十条原则,后者概括提出了"posdcrb",即管理七项职能——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在实践上,各个公司开始将理论付诸于行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对公司的改组——采用集中控制下的分权制,建立事业部,成为分权的始作俑者。古典管理理论阶段的研究侧重于从管理职能、组织方式等方面研究效率问题,对人的心理因素考虑很少或根本不去考虑。第二阶段:行为科学理论及管理理论丛林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全世界出现经济大危机,在美国,罗斯福政府从宏观上对经济实施管制,管理学者们则开始从微观上研究"硬件"以外的造成企业效率下降的影响因素。行为科学理论阶段重视研究人的心理、行为等对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效果)的影响作用。这些研究起源于以梅奥(g.e.mayo)为首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与西方电气公司合作进行的霍桑实验(1924-1932),该实验的结论——职工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存在霍桑效应等——引起了管理学者对人的行为的兴趣,从而促进了行为科学理论的发展,该理论主要研究个体行为、团体行为与组织行为。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到今天依然非常著名的理论成果包括:1.马斯洛(a.h.maslou)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分为生理的需求、安定或安全的需求、社交和爱情的需求、自尊与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等五个层次,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足之后,该需求就不再具有激励作用。在任何时候,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2.赫次伯格(f.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把影响人员行为绩效的因素分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指"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得不到则产生不满"的因素,后者指"得到后则感到满意,得不到则没有不满"的因素。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3.麦克莱兰(d.c.macleland)的激励需求理论指出,任何一个组织及每个都代表了实现某种目标而集合在一起的工作群体,不同层次的人具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主管人员要根据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来激励,尤其应设法提高人们的成就需要。4.麦格雷戈(d.m.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是专门研究企业中人的特性问题的理论。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并归纳了马斯洛与其他类似观点后提出的,是行为科学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随着对人的假设发展至"复杂人",又有人提出了超y理论。5.波特-劳勒模式由波特(l.m.porter)和劳勒(e.e.lawler)合作提出,该模式提出,激励不是一种简单的因素关系,人们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报酬的价值、自认为所需要的能力及实际得到报酬的可能性,管理者应当仔细评价其报酬结构,把"努力-成绩-报酬-满足"这一连锁关系结合到整个管理系统中去。战后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国势与经济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除了行为科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以外,许多管理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数学家、人类学家、计量学家等)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表自己对管理学的见解。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以巴纳德(c.barnard)为创始人的社会合作系统学派、西蒙(h.a.simon)为代表的决策学派以及德鲁克(p.f.drucker)为代表的经验(案例)学派等,到80年代初发展为十一大不同学派,孔茨(h.koontz)称其为管理理论丛林。同一时期,还有个新的现象不容忽视,这就是对顾客需求的重视。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促使卖方市场开始向买方市场转变,于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费根堡母(a.v.feigenbaum)首倡的全面质量管理(tqm)"始于顾客,终于顾客"的思想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并为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和接受。与其说tqm是质量管理,莫如说它是以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而质量好坏的评判是由顾客说了算的,因此需要首先从外部了解需要,然后实施内部质量控制,最后落脚于"顾客满意"。第三阶段:以战略管理为主的研究企业组织与环境关系的时代(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济内临石油危机,外遇崛起的日本及欧洲的挑战,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管理学界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展,并获取竞争优势。较为突出的是,来自于战争的词汇——"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这一期间的管理理论有以下的发展: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开了战略规划的先河。待到1975年,安索夫的《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出版,标志着现代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书中将战略管理明确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他认为,战略管理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其间,论述企业组织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著作还有劳伦斯与罗斯奇合著的《组织与环境》(1969年),提出公司要有应变计划,以求在变化及不确定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卡斯特(f.e.kast)与罗森茨韦克(j.e.resenzweig)的《组织与管理——系统权变的观点》(1979年)虽是权变理论学派的代表作,但其分析的问题亦是从长期角度看待企业如何适应环境,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组织应在稳定性、持续性、适应性、革新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1980)可谓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书中许多思想被视为战略管理理论的经典,比如五种竞争力(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侃价能力、供方侃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三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标新立异和目标集聚)、价值链的分析等。通过对产业演进的说明和各种基本产业环境的分析,得出不同的战略决策。这一套理论与思想在全球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竞争战略》与后来的《竞争优势》(1985年)以及《国家竞争优势》成为著名的"波特三部曲",中国的管理学界以及很多实际工作者对此都不陌生。第四阶段:企业再造时代(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80年代,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企业管理,三、四十年代形成的企业组织愈来愈不能适应新的、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管理学界提出要在企业管理的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创新。美国企业从八十年代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重组革命",日本企业也于九十年代开始进行所谓"第二次管理革命"。这十几年间,企业管理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类似脱胎换骨的变革。实践先于理论的产生,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由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完成。他们在其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1993)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着"大企业病",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激烈的竞争,要提高企业的运营状况与效率,迫切需要"脱胎换骨"式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企业再造的的首要任务是bpr——业务流程重组,它是企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与生存活力的有效途径;bpr的实施又需两大基础,即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素质的人才,以bpr为起点的"企业再造"工程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工作世界。在上述二人的合著出版前的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就发表了海默的文章《改造工作:不要自动化,而要重来》,海默批评了企业在改造中常犯的错误,即运用信息技术加速已落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工作流程,指出要对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并提出了改造的七项原则。由于其为再造工程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海默本人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四大管理宗师"之一。除海默之外,还有许多管理学家在为企业再造做咨询工作的同时,撰写文章。1993年11-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特蕾西·高斯、理查德·帕斯卡及安托尼·阿瑟斯的《重新创业的过山车——为更有力的明天在今天冒险》,其别强调,改造不是改变现在已有的,而是要创造现在所没有的。1993年底,小林裕以专著《企业经营再造工程》完成了日本管理学界对这一时期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总结。第五阶段: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管理(90年代以后)80年代末以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世界,跨国公司力量逐日上升,跨国经营也成为大公司发展的重要战略,跨国投资不断增加。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信息与知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为获取这些资源提供了可能;顾客的个性化、消费的多元化决定了企业只有能够合理组织全球资源,在全球市场上争得顾客的投票,才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一阶段的管理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学习型组织及虚拟组织问题而展开。1990年,彼德·圣吉(p.m.senge)所著的《第五项修炼》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旨在说明: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要想建立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是必不可少的"修炼"。该书出版不久,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并于1992年荣获世界企业管理协会最高荣誉奖——开拓奖,作者本人也被冠以90年代的"管理学宗师"。在阿里·德赫斯(ariedegeus)所著的《长寿公司》一书中,作者通过考察40家国际长寿公司,得出结论——"成功的公司是能够有效学习的公司",在他看来,知识是未来的资本,只有学习才能为不断的变革做好准备;此外,罗勃特·奥伯莱(r.aubrey)与保罗·科恩(p.m.cohen)合著《管理的智慧》则描述了管理者在学习型组织中角色的变化——他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学习的技巧,也要使自己扮演学习的领导者、师傅和教师的多重角色。除了学习型组织,90年代还有一个热点——虚拟组织。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第6期发表文章《公司核心能力》,作者建议公司将经营的焦点放在不易被抄袭的核心能力上,由此引发后来的"虚拟组织"热。虚拟组织与传统的实体组织不同,它是围绕核心能力,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与全球企业进行互补、互利的合作,合作目的达到后,合作关系随即解散,以此种形式能够快速获取处于全球各处的资源为我所用,从而缩短"观念到现金流"的周期;不仅如此,灵活的"虚拟组织"可避免环境的剧烈变动给组织带来的冲击。1994年出版的由史蒂文·l·戈德曼(s.l.glodman)、罗杰·n·内格尔(r.n.nagel)及肯尼斯·普瑞斯(k.preiss)合著的《灵捷竞争者与虚拟组织》是反映虚拟组织理论与实践的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完成了对近百年来管理理论与思想的演变历程所做的回顾之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各个阶段的年代划分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事实上,无论是行为科学、战略管理,还是企业再造依旧是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二,无论哪一种理论或思想,都是围绕管理的核心问题"效果"(做正确的事)或"效率"(如何正确地做事)而展开,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没有哪一种理论过时或无用,应当结合自己"要做的事",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取舍,这样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自我——这才是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思想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
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了解与欣赏为中学国文课程中重要的训练过程。儿童从小就能对于语言渐渐的了解，不过对于文学的了解必须加以强制学习的训练。……了解是分析原文的意义并加以批判……而欣赏就在正确的透彻的了解之中。欣赏并不是给课文加上‘好、美、雅、神妙……’一类抽象的多义的评语……得从词汇和比喻的选择、章句和全篇的组织以及作者着意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些创新的或变古的独特的东西。”[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