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2 01:51:48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赔偿决定能否执行关系着赔偿请求人能否得到实际赔偿。建议在司法赔偿制度中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决定的期限，逾期履行的，赔偿请求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执行程序，可由立案庭审查立案后，交由执行局向财政部门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划拨。这样做能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司法赔偿的权利。因为国家司法赔偿制度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国民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如不及时对蒙受冤屈者给予赔偿，国家就将为此付出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人们就会动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以及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只有在还受冤屈的人一个清白的同时，尽快地弥补他们的损失，通过物质赔偿实现精神上的抚慰，才能使蒙受冤屈的人们同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一、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现状
现行司法赔偿包括刑事赔偿与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刑事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刑罚权的过程中对于错拘、错捕、错判，致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是指在民事、行政审判过程中因司法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执行措施违法所造成的赔偿。
司法赔偿的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规定，人身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规定，财产侵权的刑事赔偿包括：（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的精神，民事、行政诉讼的赔偿包括：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
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了刑事赔偿的免责情形：“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二）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六）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因申请人申请保全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二）因申请人提供的执行标的物有错误造成伤害的；（三）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四）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五）被保全人、被执行人，或者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保管人员违法动用、隐匿、毁损、变卖人民法院已经保全的财产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伤害后果的；（七）依法不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情形。”
司法赔偿的程序：第一、进入司法赔偿程序的前提是司法机关对其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程序。第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第三、司法赔偿复议程序。第四、赔偿委员会决定程序。第五、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义务程序。
司法赔偿的特征：第一、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赔偿事务由义务机关负责。第二、以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违法为前提。第三、司法赔偿在实行违法归责原则的前提下，辅之以结果责任原则。第四、赔偿范围有限。在刑事赔偿中，只对无罪被羁押者给予赔偿，对轻罪重判一般不予赔偿。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只对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并造成损害的予以赔偿，对错判造成的损害不予赔偿。第五、司法赔偿适用非讼决定程序，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为一次性终局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无上诉权。第六、司法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并采取直接的物质损失赔偿原则，赔偿标准基本属于抚慰性标准。
二、现行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赔偿义务机关行使违法确认权，自己给自己当“法官”
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由赔偿义务机关、其上一级机关作出，即由行为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作出。这一审查制度的设置，结果只能是司法职权行为是否违法脱离了相关审判程序最终审查的范围，而由各赔偿义务机关行使对其职权行为违法性的最终审查。违背了司法最终审查（法院审判审查）原则、自己不得审判自己案件原则，也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公正原则。实践证明，让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也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司法赔偿程序中赔偿案件的启动要先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自行确认是目前司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关健的问题，也是引起现今司法赔偿无法进一步推进的最主要原因。
（二）司法赔偿案件书面审理方式，难避司法不公之嫌
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缺乏基本的公正机制和程序保障，法院内部的赔偿委员会不是司法机关，其处理案件没有明确的程序依据。司法赔偿和行政赔偿一样都是对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制裁。行政诉讼的成功实践已证明，司法程序对于公正解决法律争议特别是对于保护老百姓的权益是多么重要。实际上，法律纠纷裁决程序的司法化是世界法治文明已经证明了的法治之路。现行的司法赔偿程序实行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赔偿请求人不能质证、辩论，当事人很难有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容易让当事人认为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存在“官官相护”的情况，很难使社会对司法赔偿案件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
（三）确认与赔偿规定相脱节，权利人求偿障碍多
确认与赔偿规定脱节，主要表现在国家赔偿法及相关规定对免责情形的规定上。一方面，司法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另一方面，符合免责情形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理说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司法赔偿的免责条款是必要的，关键是免责条款要规定合理。从我国十余年的实践看，有些免责条款已成为赔偿义务机关加以曲解的工具。如“因公民自己做虚假陈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而被羁押或判刑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在实践中已成为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钻空子的一个条款。因为按我国目前的刑法和刑诉讼规定，只要公民两次变更其陈述就被视为有责任，而实际上作为被告人的公民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或改变其陈述的原因往往不在其自身，常常在于客观环境，如刑讯逼供、长期羁押等因素造成。在此情况下，法律一概将做出虚假陈述的责任归于公民，而在其被羁押或判刑后又获释时不予国家赔偿显然有失公平。在赔偿义务机关独享“举证权利”的情况下，“当事人自己虚假供述”、“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公民自伤、自残”等都可以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赔的理由。免责条款成为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司法赔偿的“法宝”。其次，赔偿范围过窄，是确认与赔偿不一致的第二个表现。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虽然可以确认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情形，但因损害结果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还是不予赔偿。过窄的赔偿范围成为碍阻公民实现获得司法赔偿的“瓶颈”。
（四）没有强制执行规定，司法赔偿兑现少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赔偿委员会作出的赔偿决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必须执行。”按照这一规定，作为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当自觉履行。但事实上有不少赔偿义务机关采取了明拖暗顶的态度。据调查，近年来各级法院赔偿委员会处理的赔偿案件近三分之二的赔偿金不能履行到位，一些赔偿请求人抱怨说赔偿决定书是一纸空文、法律白条，有的四处上访、甚至进省、进京。造成执行不力的因素很多，我国司法赔偿制度没有具体规定强制执行制度也是原因之一。
三、完善现行司法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最终违法确认权
司法赔偿因其制度设置上的障碍，使其无法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主要原因是行使职权的司法机关自行行使对职权行为是否违法的审查权，即确认权。笔者认为，司法赔偿事业要有一个实质性的发展，获得全社会的进一步认同，必须将对司法行为违法性审查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使各作出职权行为的机关不能独享确认权，更不能由其行使最终的确认权，不能对赔偿请求人提起司法赔偿设置人为的障碍和门槛。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人民法院行使对司法行为的终局确认权，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与行政审判庭并立，分别制约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人民法院设立司法审判庭，建立司法诉讼制度，以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对各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和审查，将对司法行为的审查纳入法院审查的体系中。
（二）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
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违法后，不一定给予赔偿，这是目前赔偿请求人和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确认标准与赔偿标准不统一，所以统一确认与赔偿标准乃当务之急。一般情况下，确定司法行为违法，应该作出相应的赔偿决定。尽量减少确认违法而不予赔偿的情况出现。《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明确了对刑事行为、民事、行政诉讼行为有关免责情形不予赔偿，并没有明确以上行为是否应纳入确认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将免责情形纳入赔偿确认程序，确认符合上列情形，即应发出文书不予确认。以免虽然通过确认程序，而在赔偿程序中不能获得实际的赔偿，造成精力和时间的浪费，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
（三）扩大司法赔偿的范围
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权行为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法侵权行为同样是违法行为，对其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即使是国家也不能搞特权。司法赔偿不应只是损失补偿。所谓“补偿”是指“抵销（损失、消耗）”、“补足（缺欠、差额）”。对于给予补偿者来说，它强调对于损失的填补、帮助，具有某种施舍、赐与的含义，与作为责任和义务的赔偿是有一定区别的。换言之，赔偿不仅限于“抵销损失、补足差额”。更多情况下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含有施舍、恩赐的含义。司法赔偿并不单纯是补偿受害人损失的制度，而是以补偿为基础的表明国家某种义务或责任的制度。受害人有权得到这种赔偿，国家也有义务对受到司法侵权的人给予赔偿，国家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并不是优惠的补助或施舍。所以建议司法赔偿的范围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对于确认为违法行使职权的，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赔偿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以及赔偿请求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失。国家立法机关在划分国家司法赔偿范围问题上，不能只考虑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而不顾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否则，《国家赔偿法》就极有可能成为某些滥用司法权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行为的“保护伞”。
（四）加大司法赔偿决定的执行力度
赔偿决定能否执行关系着赔偿请求人能否得到实际赔偿。建议在司法赔偿制度中明确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决定的期限，逾期履行的，赔偿请求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执行程序，可由立案庭审查立案后，交由执行局向财政部门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法划拨。这样做能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依法取得国家司法赔偿的权利。因为国家司法赔偿制度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而且是国民享有基本权利的重要证明。赔偿义务机关如不及时对蒙受冤屈者给予赔偿，国家就将为此付出极大的道德成本、社会成本甚至是政治成本，人们就会动摇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就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以及司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只有在还受冤屈的人一个清白的同时，尽快地弥补他们的损失，通过物质赔偿实现精神上的抚慰，才能使蒙受冤屈的人们同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行政赔偿范围 归责原则 损害赔偿范围 原因分析 完善建议
行政赔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对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依法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形成时期，即实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出现了具有行政赔偿性质的规定；第二个阶段是绝对禁止时期，主要是在“”的波及下我国在当时基本取消了行政赔偿制度；第三个阶段是重新启动期，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对于行政赔偿制度又重新施行，尤其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出台，是行政赔偿独立于民事审判而存在，是行政赔偿制度历史性的突破；第四个阶段是正式形成时期，即《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正式建立；第五个阶段是发展完善期，即现阶段。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渊源主要有：《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复议法》以及《民法通则》等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立法技术的与时俱进，是行政赔偿制度得以不断发展的动力之源。尽管如此，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无论是在法条和实践操作中，都存在不足之处和亟待完善的缺陷。鉴于行文的篇幅，本文选取行政赔偿范围这一角度来探讨分析，旨在提出几点建议表达对行政赔偿制度的关切。
根据对法条和相关理论的理解，只要是因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都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是我国，几乎各国都对行政赔偿的范围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实际上，行政赔偿范围一般在两个意义上适用：一是导致行政赔偿责任的行为的范围，即国家对那些事项承担赔偿责任，对哪些事项不承担赔偿责任；二是赔偿损害的范围，即国家赔偿哪些损害，不赔偿哪些损害。西方国家一般是在第二个意义上使用行政赔偿范围的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着重强调的是对现实必须要赔偿的损害的范围的界定；而我国的《国家赔偿法》采用的是第一个意义上的行政赔偿范围，我国的重心是在厘清导致损害发生的行政行为的具体情形，从而确定由哪些事项导致的损害该赔或不该赔。下面简单回顾下有关我国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在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了侵犯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的行政行为都要予以相应的行政赔偿，第四条则是对侵犯财产权的行为的赔偿规定。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行政赔偿范围存在的一些缺陷，具体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同命不同价 死亡赔偿制度 户籍制度
在我国，“同命不同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在多数社会大众与媒体眼中，“同命不同价”也带有浓烈的等级色彩。时至今日，在司法实务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在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中，甚至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中死亡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获得的赔偿数额却相差甚远。
上述“同民不同价”现象的根源来自于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在处理死亡赔偿案件时的主要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该司法解释以户籍为依据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标准划为两类，导致人们将此种规定误解为法律不公平地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划分开来区别对待。
我国的死亡赔偿制度确实存在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人们在追求生命平等和统一赔偿标准的同时，也对“同命不同价”的理解有一定偏差。
本文试从死亡赔偿制度的本质、立法，以及我国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简要分析社会对“同命不同价”误读的原因。
一、 正确理解死亡赔偿制度的本质
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我国死亡赔偿由三部分组成，即相关财产损失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
相关财产损失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以及因为照顾受害亲人而误工减少的收入等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他人侵害其人身权益而造成的严重精神损害的赔偿费用。而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本质，我国学术界存在许多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命价赔偿说与近亲属逸失利益说。
命价赔偿说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本质在于赔偿受害人的生命价值，赔偿的对象是生命已逝的受害人，赔偿的内容包括受害人因逝去生命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该学说在关于人的生命价值是否平等，赔偿标准是否应该统一的问题上，又有命价平等说和命价不平等说之分。
近亲属逸失利益说认为死亡赔偿金的本质在于赔偿已逝受害人的近亲属的物质利益损失，而并非对受害人生命权本身或生命价值的赔偿。由于近亲属与已逝受害人之间具有各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关联，受害人的死亡给其近亲属带来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失，包括为受害人支出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减少的家庭收入，因亲人死亡而产生的巨大精神痛苦。相应地侵权死亡赔偿也应包括相关财产损失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三部分。 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目的就在于填补近亲属因痛失亲人而遭受的物质方面的损失，维持受害人近亲属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且该赔偿的标准与金额也因不同实际情况而有所差异。
笔者赞同近亲属逸失利益说的观点，因为只有从此观点的逻辑出发，才能合理解释生命本身的无法救济性和无法赔偿性。逝者已逝，其在法律上的主体人格即消灭，逝者无法因为自身受到侵害而向国家公权力机关请求司法救济，也无法要求侵权者将自己恢复生命维持的状态，更无法享受任何方式的赔偿。
二、 对“同命不同价”误解的原因
关于我国社会误读“同命不同价”的死亡赔偿制度之原因，笔者主要总结如下几点：
（一） 我国关于侵权死亡赔偿制度立法的混乱局面
从最初1965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致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交通肇事的补偿和抚恤问题的函》中明确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抚恤补助，兼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双重性质；到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第一次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性赔偿；到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又将死亡赔偿金明确定性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再到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又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法律性质立法认定的反复改变，导致了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混乱。
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中首次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内涵是对受害人的财产性质的收入损失赔偿。以及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在相关条文中也采用“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不同表述来区分物质损害赔偿与精神性损害赔偿。至此，我国立法才终于结束了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混乱界定的局面，但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至今没有一部法律将其系统地规定。
（二） 社会对“生命价值”与“赔偿金额”关系的误解
在没有正确理解侵权死亡赔偿制度弥补受害人近亲属所遭受的损失并维持其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本旨的前提下，简单从表面去理解“同命不同价”现象或者受“命价赔偿说”影响的人们，直接就会把死亡赔偿的金额或标准与生命价值或生命的高低贵贱划上等号，并依此逻辑得出：“同样都是珍贵的生命，却以城镇和农村两种不同标准计算出不同的赔偿金额，法律实在是不公平”这样的结论。
虽然单单以户籍划分赔偿标准的立法并不完全科学合理，但人们忽略了户籍因素也是反映受害人生前收入以及维持其近亲属一定物质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一个方面。
（三）我国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导致农村居民在社会发展各方面成为弱势
我国的户籍制度自建立以来，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户籍制度不仅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还充当了社会福利的分配工具，不仅限制了我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造成了城乡居民在社会生活待遇各方面的不平等，导致我国经济形成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居民的文化水平差距、贫富差距以及公共福利差距都十分巨大。
（四）我国立法只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加以区分，触动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敏感神经
笔者认为科学合理的赔偿标准应该综合考虑受害人劳动能力、行业特点、学历水平、生前收入状况、年龄状况和户籍所在地的物价水平等因素，因人而异地计算出赔偿金额。但我国立法只简单地考虑户籍因素，没有对城镇居民之间以及农村居民之间的赔偿差异进行区分，在前述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社会歧视的氛围下，只区分城乡差异的标准直接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同命不同价=歧视/不平等”的路径上来，让人们给当前的死亡赔偿立法刷上了浓厚的等级色彩，触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敏感神经。
（五）平均主义思想，社会大众对平等的追求
随着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加上中国人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使得人们更加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而忽略了实质上的平等。倘若立法为了迎合人们狭隘的平均主义思想，不顾生命消逝而带来的现实损失，统一全国死亡赔偿标准，实现“同命同价”，才真是整个社会的不平等和法制的倒退。
三、“同命不同价”的合理性、不足之处，以及立法建议
（一）合理性：个体差异、城乡差异、地域差异
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同个体就会拥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家庭责任，其所在地区的物价水平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侵权事故中受害人生命消逝而给其近亲属或者家庭带来的损失都存在差异性。倘若采用“一刀切”的“同命同价”标准去赔偿受害人近亲属，就会出现实际损失多出这一标准的家庭得不到足够的赔偿，而实际损失较少的家庭则可以因接受死亡赔偿而得到额外的利益。侵权法以合理填补损失为原则，因此，接受赔偿的一方因侵权行为而额外获得的利益，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情理上，都无正当的存在理由。
损失不同，赔偿标准就应该不同，这就是“同命不同价”的合理性。
（二） 不足：只以户籍定高低，是一种对生而不平等的延续
虽然“同命不同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我国立法仅以户籍为依据区分死亡赔偿标准的做法，实在不尽人意。如前述，我国立法只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加以区分，没有对城镇居民之间以及农村居民之间的赔偿差异进行区分，受害人生前的收入水平、劳动能力、职业特点、受教育水平、发展前景、家庭责任以及其所在地区的物价水平等重要因素都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这不仅不能够计算出科学合理的赔偿金额，弥补受害人近亲属的损失，还触动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敏感神经，为我国侵权立法刷上浓烈的等级色彩，激化城乡矛盾。而只以户籍定高低这样做法的本身，也是一种对生而不平等的延续。
（三）立法建议
1.统一死亡赔偿金立法。我国目前没有关于死亡赔偿金的统一规定，《侵权责任法》也仅以第16条和第17条两个条文对死亡赔偿金作原则性规定，而目前有关死亡赔偿的规定，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层面，散见于十多部不同的规定。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应统一死亡赔偿金的立法，结束目前法出多门的，法官无所适从的司法现状。
2.精神损害赔偿自立门户，固定统一赔偿金额。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赔偿金分别赔偿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利益损失和物质利益损失，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赔偿项目。死亡赔偿金因受害人生前收入、年龄状况、劳动能力等因素而不同，因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生命消逝而给其近亲属带来的精神创伤虽然是很抽象而且难以衡量计算的，但失去亲人的无比悲痛对于受害人近亲属来说，其痛苦程度应该都是一样的严重。
因此，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与死亡损害赔偿金应划清界限，自立门户，并固定统一全国侵权死亡赔偿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例如，8万或10万人民币。这样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生而平等”、“同命同价”的诉求，转移社会不满目前死亡赔偿金标准的注意力，还可以减轻法官处理死亡赔偿案件的难度，提高司法效率。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损害与赔偿、侵权行为
知识产权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一般情况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指权利人与侵害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民事权利主体依照法律享有的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等等知识产权受到他人损害的权利人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失，权利人拥有请求其赔偿的权利，加害人负有赔偿义务。第二，是重要地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即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制度。第三，是法律规定的具体的赔偿方式。即当不法行为人侵害了他人享有的知识产权造成损害，负有赔偿的义务。
一、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公平是体现在完整的全部的赔偿
等价有偿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等价有偿原则是要求如果“民事主体”的利益遭到了侵害，侵害方应给予相当于损害价值的赔偿，使其恢复到未受损害的情况前所应具有的状况”。公平原则是不许可任何一方获得多的不当利益。全部赔偿也是“赔偿”这个词原来的含义。
（二）全部赔偿原则
绝对能够给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关于在知识产权的侵权赔偿中设立惩罚性赔偿金的一个非常重要理由是为了防范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所得到得大于受害人受赔偿所得情形发生。关于受害人的损失范围的计算上，有很多种计算的方法，其中一种是“可以把侵权人因为其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全部利润推定为著作权人的真正的损失”。所以，只要按这种方法计算，就能够防止或防范侵权人所得到的利润比受害人的损失还要多的情况出现。
二、法定赔偿制度的更加完善
1、现实运用中的法律
关于国家司法解释中有相关的法定赔偿制度规定应当予以统一，在现行的《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利”的司法解释中，关于法定赔偿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的基本原理、适用条件应该是一致的。其次，法定赔偿制度还应该扩展适用到有关商业秘密等其他的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
2、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原则的确定与法定赔偿制度的实施
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基本没有明确规定侵权损害赔偿原则，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际操作中对此有很大的争议。 笔者以为，我国在构建民事侵权赔偿体系的过程中，制定的都是损失赔偿原则。在实际的应用中，适用法定赔偿时首要重点是防止产生不足额的赔偿后果。造成不足额赔偿的因素有两种：首先是因为原告对损失数额不能完全举证，使的受害人的诉讼主张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种赔偿不足是原告应该承担的诉讼风险，不能由法定的赔偿制度加以全面的解决；其实是由于法院没能全面的正确地认定“损失”而造成的受害人不足额的赔偿，对于这样不足额赔偿问题的发生，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应该加以避免。
3、关于适用法定赔偿制度的对象有待确定
法定赔偿是针对于一项专利，一件商标，或者是对所有的侵权行为、所有的侵权人实行法定赔偿，对此我国的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笔者以为，应该借鉴美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又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以每项专利、每件商标等等来作为适用法定赔偿的标准。
4、实现与程序法的有效结合是法定赔偿制度实现的基础
第一，原告应当就其侵权案件能够适用法定赔偿的原因及事实进行完全举证，如没有合情合理的理由，法庭可以并且能够决定不给予适用法定赔偿。第二，对于所有适用法定赔偿的侵权案件来说法院应当适当得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第三，应该防止原告利用程序法的规定恶意得适用法定赔偿制度。
5、确定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责任的一些设想
在审判实践中要加强对故意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在确定其侵权赔偿额上必须体现出来，以激励权利人能够积极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
1、赔偿损失应当考虑的范围：不仅要考虑直接损失，而且要考虑间接损失。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对权利人的名誉、商誉造成损害的特点，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给予考虑。至于律师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消除侵权影响的费用等都应当根据案件实际情况予以适当考虑。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还要考虑实施侵权行为的时间，销售侵权制品数量，销售侵权制品的损害后果，侵权获利的情况，侵权的社会影响等因素。
2、 对现行司法解释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作了许多司法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起到了指导作用。从目前知识产权审判的实际需要看，应根据各地法院已经积累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其中的内容必须包括：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标准、计算损失或者获利的方法、诉讼合理支出的范围等等。
参考文献：
［1］ 陈洁.著作权损害赔偿研究［D］.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论文，1999.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被害人 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诉讼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由于侵权行为侵害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精神利益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由侵权人给予受害人一定赔偿金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豍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愈加重视自己的精神权利。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民事和行政法律规范中均已确立并日渐完善。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在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最初规定于民事法律中。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而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更是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将其体现为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的形式。
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3条或者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由此可见,我国行政法律规范中也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公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只支持直接物质损失赔偿,而排除了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定不一。在社会危害性低得多的民事法律规范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断完善并扩大其适用范围,而刑事法律中未予规定,于情不符,于理不合,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法制统一。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期待立法会对精神损害予以支持,然而新刑诉法并未提及。笔者认为支持精神损害制度在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利益方面显得日益迫切、必要。
二、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首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为刑事附带精神损害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保障。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民事法律土壤中日益发展和完善,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加入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其次,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附带民事诉讼中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物质基础。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有利于实现法制统一
我国民事法律中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并不断完善,而刑事法律中对这一制度予以否定。这种立法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境况:侵害人对受害人的精神权利造成轻微伤害时,需进行精神赔偿;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构成犯罪时,则不需赔偿。竖这样的规定导致法律部门之间的冲突,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能够统一和协调各个法律部门,实现法制统一。
(二)有利于增加犯罪成本,减少犯罪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树立被告人的责任感,犯罪嫌疑人明确了犯罪行为将可能导致自己及家庭支付巨额的精神损害赔偿金给受害人。这种法律后果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之前进行“犯罪成本分析”,使其在犯罪所取得的利益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利益之间进行衡量,从而放弃犯罪,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增强法律权威
在犯罪行为中的物质损失往往难以弥补被害人及近亲属的损失,例如犯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下,可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物质损失,但是死亡的被害人可能是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潜在的“物质损失”对于被害人家庭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法律不能予以保障精神损害赔偿,那么被害人家庭将陷入生活困难的境地,不利于社会稳定,也无益于法律权威的树立。
(四)兼顾司法效率与公平,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追诉犯罪的同时,附带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犯罪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损害赔偿的从属性,所以相对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国家权力,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受到弱化。西方法谚称:“服刑是偿还国王之债,赔偿是偿还市民之债。”豏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国家和法律对个人利益的维护,而非单纯强调“国家本位”的刑罚理念,兼顾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理念,有利于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安宁稳定,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
西方英美国家在刑事法律中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我国相对缺失。我们可以吸收一些有益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在刑事诉讼立法中确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保障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利益,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在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具体
的赔偿范围、计算方法、确定原则等内容,为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供法律基础。在立法活动中应当充分听取法律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重视立法技术,科学民主立法,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二)在司法实践中规定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原则及范围
精神损害赔偿是针对人身权及人格权的侵害承担的责任。首先,这种责任相对于直接物质损失来说更加抽象,如何判断刑事被害人的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也是一个问题;其次,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很难界定,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等存在差异。然而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原则、案件范围、方式等可以适当参考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同时也要根据附带民事诉讼的不同特点确定。
1.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
(1)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主体。首先,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承受主体,其主观感受最为直接,所以是毫无争议的提起主体。其次,一般来说精神利益损害都是侵犯人身权、人格权的行为,具有人身专属性,不能转移,但是很多犯罪行为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从而破坏了被害人的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损害了家庭成员的亲属利益,所以应当将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扩大为被害人的近亲属和法定人。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即单位,能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主体?不能,一般认为单位没有人格利益,不能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主体。但是刑法中规定了一些单位犯罪,如重大责任事故罪,此时单位可能成为赔偿主体。最后,精神损害赔偿的提起主体还应包括被害人抚养的人等。
(2)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主要是刑事被告人。另外,在替代责任形式的特殊侵权责任中,直接造成损害的行为人,不直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丰此时,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及雇员致害的情形,由替代责任人承担。
(3)精神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因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利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情况下,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另外,《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4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在侵犯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的犯罪中不乏毁坏特定纪念物品的情况,同样造成被害人的精神痛苦,笔者认为特定纪念物品也应纳入赔偿范围。
2.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第一,法官自由裁量原则。在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中,由于精神损害是无形的,与物质损害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比例关系。如何作出一个适当的赔偿金数额,将很难予以评析,法律也无法确定统一的量化标准来处理赔偿数额。豑所以应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使法官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能够做出相对合理的判决;第二,公平合理原则。在适用精神损失的金钱赔偿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犯罪人的主观过错程度、造成的精神损害程度、犯罪手段的恶劣程度、犯罪人的认罪态度、被害人的谅解程度、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以及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等等,公平、合理地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第三,适度限制原则。虽然各地情况存在差异,但是立法应当给予相应的参考标准,划分不同的赔偿标准的数额区间,供各地参考。
(三)设立被害人救助基金,给予国家或社会补偿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支付,首先应当由被告人及其家属赔偿。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犯罪人被判处死亡或家庭状况不好而使被害人可能无法及时全额地拿到精神损害赔偿金。此时,为避免制度形同虚设,需要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确保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实行。
1.完善被害人救助基金
针对那些被判处死刑或者因家庭经济情况不佳而无法赔偿受害人的犯罪者的案件,受害人可以向基金会申请金钱救助。基金来源主要是被告人的财产的拍卖所得、罚金以及社会人士的捐助等等。我国的被害人救助基金制度尚不完善,在救助金的确定和发放、资金来源等方面还需要根据司法实践完善。
2.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保障人权已然成为国际共识,英美等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及国家补偿政策。我们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也急需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虽然国家对犯罪行为进行了追诉并做出刑事惩罚,但是被害人可能被犯罪侵害而失去生活保障,国家可以通过民政部门或者设立专门委员会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情况进行审核决定发放补偿金。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我国保障人权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四)程序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既不支持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也不允许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在民事诉讼中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允许刑事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在被害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未行使其进行刑事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时,被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求得到法律的保护。豒以此程序设置来维护被害人的利益。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中图分类号：R155.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2
一、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概述
（一）立法背景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人类社会赖以长久生存和健康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是我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却不容乐观，食品安全方面的形势严峻性促使我们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作为特殊产品责任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成为解救我国食品安全的良药。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指的是加害人赔偿被害人的赔偿数额数倍多于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方式。现代社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国，但其蓬勃发展并逐步完善却是在美国，英美法学理论界对该制度的争论自其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
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成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侵权责任法》相继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这表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得到接纳，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立法沿革
2009年6月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销售的食品是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以上两种行为之一的，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损失，另外还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第一次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
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2015年10月1日生效的新的《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对2009年的规定进行了进一步完善，除赋予消费者要求赔偿损失和十倍赔偿金的权利外，还规定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如果增加的赔偿金不足一千元人民币，按一千元计算。
（三）意义和价值
1.可以威慑和遏制不法行为
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法分子违法行为较低，传统的民法规定对造成人身、财产伤害的行为按照实际损失数额进行补偿，这使得的违法分子付出的代价大大小于获得的利润，不法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常常突破道德和法律底线，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损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
2.对受害人损失充分救济，提高维权积极性
传统民法领域采取的填补损害方式，通过补偿所受损害让受害人恢复至未被侵害状态，但受害人因食品安全造成的损害通常较为抽象，除了物质损害外，其精神上往往会受到较大创伤；精神痛苦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也很难确立客观的赔偿金额，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弥补这种不足，通过高惩罚数额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抚慰。
3.促进食品安全，维护市场秩序
以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不法行为，对不法分子将会起到充分的警示作用，使其没有胆量再从事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而可以改善食品安全和民众身体健康，进而保护不特定社会主体的利益。同时，取消过多依赖行政手段制裁食品不法行为，可以有效避免行政执法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通过加大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可以让食品生产者的经营行为自觉进行规范，恢复食品市场领域的诚实竞争原则和正常良好的市场秩序。
二、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存在的问题
（一）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不明确
《食品安全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范围与概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出于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受法律保护，但是该条只是对法律适用范围的规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范围和概念。同时，对于知假买假的打假专业户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2014年3月15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即法院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关于购买者购买食品时明知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抗辩不予支持。
（二）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不明
《食品安全法》对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情形的食品限定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将其范围适用在“生产环节”或“明知却仍销售”。但是对于没有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所造成的伤害却不能想当然适用惩罚性赔偿，如针对生产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过度煎炸食品、新的有害的食品添加剂等并没有相对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在法律法规中制定，如果上述缺乏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消费者财产、人参损害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很可能只支持不法商家补偿所受损失或所受伤害，而对消费者要求按照惩罚性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三）消费者举证存在困难
我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等确立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为谁主张、谁举证，除非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为法律并没有规定食品安全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因此若消费者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进行惩罚性赔偿，消费者负有举证责任，而生产者仅对法律明文规定的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免责事由进行举证。
三、对我国《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对消费者的范围界定进行限缩
消费者应是与生产者、销售者相对立的自然人，不包括单位等。如企业内部的职工餐厅因使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造成食用的职工伤害的，企业可以以受到伤害职工的名义要求食品生产者或销售者进行惩罚性赔偿，但对于企业以自己名义提出要求的司法实践中应当不予支持。应当这样规定的主要原因为，食品安全法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即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不平等地位的自然人消费者，而单位自身相对于自然人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法律法规无需对其赋予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的权利。
（二）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
首先，应对认定机构进行规定。事发地的县级食品检验检疫局应为鉴定专门鉴定检测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次，要明确界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食品安全标准的内涵对于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建设具有无可厚非的重要地位，有利于建立具有合理的结构布局、相互协调的功能、严密科学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再者，应尽快整合、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三）对于“明知”的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举证难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如何证明销售者主观方面存在明知的状态。但是让处于弱势的自然人消费者对销售者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以证明其明知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有些不规范的食品生产者会存在故意隐瞒生产者信息的情况，在消费者不能举证证明销售者存在故意的状态下转而要求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也较为困难，对于消费者较为容易的是追踪到与其直接签订食品麦面合同的销售者并要求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因此，为更好地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应对消费者举证证明消费者主观上明知的举证责任进行减轻，笔者建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只要消费者对消费者提起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诉讼就认定消费者主观上存在故意，除非其能够提出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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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聪.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218.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财产分割指对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广义的财产分割不仅仅指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也包括对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的分割和夫妻债务的分担。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制度应当包括广义的夫妻财产的分割制度，即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割、债务的清偿的规定，同时还包括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损害赔偿的规定，即婚姻法所有关于夫妻双方之间财产分配和影响财产分配事项的规定。这些有关财产分配的规定相互结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
关于财产的分割，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有形财产的含义基本上没有争议，关键是无形财产。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收益，当然也应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分割，其他的无形财产还有股权,债券,票据,保险等，这些也没有争议。还有人认为谋生技能也算是财产[1]，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就未免有些牵强。谋生技能作为一种劳动能力，它依附于人身，并且很难用金钱衡量，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的观点，劳动力是没有价值的[2]，它只会在劳动中创造价值。所以，把谋生技能也作为财产进行分割，是对财产范围的不恰当的扩大。
很多人认为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仅仅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3]，我认为不然。诚然，“离婚时，应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分割共同财产，因为即使约定夫妻婚后财产各自所有，仍然有家务补偿，分担子女抚养费等问题，也就是说，个人财产在离婚的时候并不必然全属于个人，还有可能分出来给子女或者原来的配偶，不应否认，这也算是对个人财产的分割。所以，结论是，夫妻离婚时分割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共同财产，还包括一部分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
此外，债务的清偿、子女抚养费的分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和损害赔偿也是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各方最终所分得的财产的数量。我国婚姻法第4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3条，第25条对夫妻债务的清偿进行了规定，确属个人债务的，由个人清偿，共同债务共同连带清偿[5]。婚姻法第37条、第40条、第42条、第46条对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家务补偿、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分别作了规定。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分述。
总之，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处理夫妻财产的具体规定，与人民法院处理夫妻财产的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原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尊重当事人意愿原则、保证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原则——一起，构成了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
2、我国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存在的问题
对我国婚姻法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的内容有了了解后，下面简单探讨一下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是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的存废问题。照顾无过错方原则，简称照顾原则，很多人赞成保留[5]，也有学者主张废除，认为照顾原则没有存在必要[6]。我同意后一种观点，照顾原则应该废除。但与孙若军认为“过错不易确定，照顾原则难以落实”，因而主张废弃该原则不同，本人觉得婚姻法已经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过错方要承担损害赔偿，再保留照顾无过错方原则没有必要。纪要是有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又要在此基础上对另一方进行照顾，也有违公平原则，因为过错者已经承担了赔偿责任，不应再承受更多的不利。
第二个问题是家务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张素华女士“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一文中有明确论述，即婚姻法第40条家务补偿的限定条件是“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在此情形下才能要求家务补偿，“如果双方约定仅针对婚前财产,或者约定婚后财产为共同所有的,则不适用该条的规定”[7]。张素华认为这样的限定是不合理的，“该条件的限制使得夫妻一方很难行使家务补偿权”[8]。本人同意这种观点。
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并且可以构成一个系统的离婚财产分割制度。但是，这一制度中也存在着问题，存在着争论。
摘要：离婚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财产分割问题。本文试图论述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度，并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财产分割
参考文献：
[1]张素华，谋生技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法理分析，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1月。
[2]马克思，《资本论》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3]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p17,2001。
[4]同上，p16。
[5]蒋婉清，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9，2005；刘洪，从现行的离婚财产分割来看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p38,2001；王晓云,析离婚夫妻共同无形财产之股权分割,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p28,2006。
[6]孙若军，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学家，2001年第5期。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168-02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价值巨大,它往往会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知识产权权利人不能像对有形资产那样进行实际占有和控制,所以,知识产权极易遭到侵害 ,常常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害。对于赔偿制度来讲,找出更为科学的方法,对保护知识产权,使法律更加公正、合法、快捷、有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害赔偿含义
根据我国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理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通常包括三重含义:首先,它是指一种权利人与加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公民、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受到他人损害的权利人财产上损失或精神利益的损失,权利人享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加害人员有赔偿义务。其次,它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即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制度。根据产权法律的规定,不论公民、法人等任何主体,凡侵犯了他人享有的知识产权造成损害,都应当予以赔偿。再次,它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具体的赔偿形式。即当不法行为人侵害了他人享有的知识产权造成损害,负有赔偿义务。但如果加害人不履行赔偿义务,权利人就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判决强制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损失是《民法通则》、《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规定的多种具体侵权民事责任形式的一种。
二、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全部赔偿原则完整地体现了公平
等价有偿原则等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要求如果“民事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害方应给予相当于损害价值的赔偿,使之恢复至未受损害的情况下所应具有的状况”。公平原则则不允许任何一方获得多余的不当利益。全部赔偿也是“赔偿”这个词原本的含义。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893年莫农加赫拉航运公司的诉美国政府的判决词中写道:对某人进行赔偿就是对其丧失之物提供一种充分的和完全的等值物。而如果规定惩罚性赔偿金,实际上是使受害一方获得了多余的利益,容易引致的负面效果就是“它会鼓励人们的贪利思想,鼓励人们去追求不当利益”。这是否有违于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实际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知假买假的争议,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适用全部赔偿原则
完全能够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提出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设立惩罚性赔偿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防止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大于受害人受偿所得情形的出现。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受害人的损失范围计算上,有多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是“可以把侵权人受偿所得情形的出现,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受害人的损失范围计算上,有多种计算方法,其中一种是“可以把侵权人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全部利润推定为著作权人的损失”。所以,只要按此种方法计算,就不会出现侵权人所得比受害人损失还要多的情形。
三、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适用及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法定赔偿的适用
1.法定赔偿的适用模式
法定赔偿的适用模式主要有:幅度式、基数式、高限式三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中采用了幅度式的立法模式,规定在5 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确定赔偿数额,最多不得超过50万元。从广义的法定赔偿概念出发,我国专利法中规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则是一种“基数式”的法定赔偿。“高限式”为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所采用,两部法律均规定了50万元的法定最高赔偿限额,对最低赔偿数额没有硬性规定。
2.法定赔偿的适用次序
即在诉讼程序中与其他损害赔偿原则适用时的次序。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及专利法司法解释中均采用依次适用的模式,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时,才适用法定赔偿。对专利侵权而言,还应满足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等条件才适用法定赔偿。
3.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
我国《著作权法》及《商标法》对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未作明确规定。法定赔偿的适用对象是“幅度式”和“高限式”的立法模式特有的问题,在“基数式”的立法模式中,适用对象即为计算的基数,如商品零售单价等。
4.确定法定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
在司法实践中,确定赔偿数额,首先应当考虑立法所规定的赔偿原则。在采纳单一的全部损失赔偿原则的立法模式下,赔偿数额的确定应主要参照权利人可能的实际损失,而在兼采几种赔偿原则的立法模式下,实际损失对于确定赔偿额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实际损失是对于确定赔偿额的影响相对小一些。实际损失是所有规定了法定赔偿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在确定赔偿额时均予以考虑的因素。国内学者也提出:“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计算中心。任何一种方法不能脱离实际损失或者损害事实而单独存在”。
(二)法定赔偿制度的完善
1.法律
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定赔偿制度规定应予统一,在现行《著作权法》、《商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专利的司法解释中,有关法定赔偿的规定不尽一致。如《著作权法》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次序是,权利人的损失不能确定的,依侵权人的获利确定,侵权人的获利仍不能确定的才适用法定赔偿。《商标法》中,权利人的损失与侵权人获利之间没有先后次序,权利人的损失与侵权人的获利之间没有先后次序,权利人可以选择适用。当两者都难以确定时,才适用法定赔偿。而在专利法司法解释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次序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的获利,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的1～3倍,最后才是法定赔偿。从理论上分析,各种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其基本原理,适用条件应该基本一致。另外,法定赔偿制度还应扩大适用到商业秘密等其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2.法定赔偿制度的运用与我国损害赔偿原则的确定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侵权损害的赔偿原则,在理论和实务中对此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我国在构建民事侵权赔偿体系时,确立的是全部损失赔偿原则。法定赔偿只是一种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它可以任何一种赔偿原则为基础。但法定赔偿制度确实将对全部损失赔偿和超额赔偿的区分造成影响,它易于导致超额赔偿及不足额赔偿。在实践中,适用法定赔偿时要重点防止产生不足额赔偿的后果。造成不足额赔偿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由于原告对损失数额举证不能,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不到法院支持,这种不足赔偿属原告应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应由法定赔偿制度加以完全解决;另一种是由于法院未能全面正确地认定“损失”而造成的不足额赔偿,对于这种不足额赔偿,在适用法定赔偿时应加以避免。
3.法定赔偿制度适用的对象待明确
法定赔偿是适用于一项专利,一件商标,一部作品,还是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实行法定赔偿,对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对每个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都实行法定赔偿的话,势必导致对连续侵权行为多次适用法定赔偿,或者导致侵权人的多寡影响到权利人最终获得的赔偿额,而事实上侵权行为,侵权人的多寡并不必然代表权利人所受损害的大小。因此,笔者建议,借鉴美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以每部作品、每项专利、每件商标作为适用法定赔偿的基准。
4.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应实现与程序法的良好契合
首先,原告应当就侵权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原因及事实进行举证,如无合理可信理由,法庭可以决定不予适用法定赔偿。责令原告就自己所受的损失或被告所获利益或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积极举证,原告在举证时限内怠于举证,可令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其次,对于适用法定赔偿的侵权案件,法院应当适度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需要就损害存在的事实进行举证,在其实际损失无法计算的情况下,应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尤其对侵权获利举证。最后,应防止原告利用程序法的规定恶意适用法定赔偿制度。原告可能就连续的侵权行为多次提讼,也可能就共同侵权人分别提讼,谋求多次反复适用法定赔偿,获取远远超过损失赔偿。
参考文献:
[1] 陈洁.著作权损害赔偿研究[D].北京大学法律硕士生论文,1999.
[2] 祝铭山.著作权纠纷[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司法赔偿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信息失真法律缺失民事赔偿
经济学新制度认为，检验一种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具有强制性，主要看违反制度为之所付出代价的高低。然而，现实状况令投资者沮丧。由于现行的会计准则缺乏相应的强力实施惩戒机制，其权威性必然受到挑战。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之所以层出不穷，从内因看是上市公司的利益驱动，从外因上看在于监管不正确，使得违规期望效益越高。违规期望收益高表现为，一方面违规成功后有巨大的物质回报成功募集到巨额资金等，另一方面违规行为被监管者发现的概率较小且违规行为被发现后承担损失也较小。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实施的法律环境存在如下缺陷：法律法规有待完善。到2003年1月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虽有所改尽，可仍然规定只有在证券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才可以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主体，人民法院才会立案。这种规定实际上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诚信制度的建设。在目前法规中，民事赔偿责任的执法力度不够。虽然最高法院2007年司法解释对于注册会计师失职为上市公司财报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明确要求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一同作被告，应向受损投资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现实中遇到该类案件，条文明明有规定，但许多法院或者不受理、或者虽然受理但不裁决，一直拖着。这使得被侵权者的积极性受到重大打击。结果是，司法解释效力大打折扣。迄今为止，行政制裁是我国监管层惩治虚假陈述所依赖的主要责任形式，但由于各监管主体对虚假陈述的歧义理解以及执行中存在交叉监管和真空监管，行政制裁的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对上市公司财务等造假，除了在发现后由交易所进行谴责、要求其改正外，证券监管部门也可运用的手段只有行政处罚。同时，公司造假一旦被发现，股价下跌又会使股东的利益在二级市场受损，而事后有关部门再对上市公司罚款，等于又罚了股东，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即应该受罚的是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这样，处罚的对象发生了根本的错位。综上所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关于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一些司法解释，如果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失实，只要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判决之后，投资者即可上市公司。但是，此类案件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特点，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提高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和对违规行为查处的概率，尽快完善民事赔偿制度，加大违规惩处力度，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违规者的违规期望收益成为当务之急。郎咸平教授就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缺的就是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缺乏严刑峻法的机制。政府的功能就是保证中小股民达到挣钱的目的，因此政府的信用是维护股市成长的唯一关键，政府的一切施政措施应以此为根本，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是建立严刑峻法。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法律意识、法律诉讼能力以及专业财务知识水平和专业判断能力的现实考虑，通过集团诉讼至少可以扩大诉讼标的，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从而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完善证券法律法规中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建设与执行机制建设。法律手段与其他行政监管手段相比而言，其最大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客观、公正、威慑性强，而且通常要比政府实施的行政监管成本低。我国现有法规中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违规案件的处理重行政处罚、轻民事法律调节的倾向，是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此，当前应加大对违规者赔偿责任的追究力度，需要对民事赔偿机制作出详细规定。例如本文在对每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公布的信息进行统计时发现，有为数不少的公司年报信息披露有误，在其后长短不等的时间后又更正公告，这其中虽不排除确实存在的一时疏忽，但也不排除故意的人为之作。笔者建议对二级市场虚假信息从日到更正日期间，对遗漏的信息从应该到实际期间，依据该信息做出合理的买卖决策导致损失的，应按照法律程序科学地评估投资者损失，确定相关责任人的赔偿比例，这样就可增加上市公司的违规成本，当然这还有赖于投资者财务素质的提高。加大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中有关个人的责任追究。虽然前述《证券法》对这些“始作俑者”规定了行政处分、经济赔偿和刑事责任，但是，由于这些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和细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只受一点行政处罚，违规成本极其低廉。因此，目前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细化会计信息披露违规案件中公司高管、公司财务主管、相关审计人员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监管者各相关责任人的违规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和具体赔偿的支付方式。通过完备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一方面我们通过责令违规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可以有效地剥夺违规者通过违规行为所获得的非法利益，给违规者强行加上一种经济上的巨大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受害者进行一些补偿，以体现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平目标。总之，本文从完善会计准则实施的环境方面对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政府权力部门应进一步明确监管目标，协调部门监管职责，特别是应加大对违规者的民事惩处力度。以达到有效地防止会计信息舞弊，从而达到降低经营者的投资风险，并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研究报告.市场操纵行政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比较研究，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06年3月27日，深证综研字第0129号
［2］胡成.会计制度弹性：存在、影响及其优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3］吕晓梅.《会计信息披露管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