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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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分析报告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精神病;司法鉴定;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R74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0327-01

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精神病司法鉴定案例也有不断增多趋势, 尤其是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务会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的决定》,2007年7月18日司法部公布《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后,我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纳入了规范化进程,使我国司法鉴定程序有法可依,也使精神病司法鉴定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将我院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共167例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系2009年1月至2010年12月,我院司法鉴定室进行的司法精神鉴定的案例共167例, 其中2009年1月至12月共71例(A组) ,2000年1月至12月共96例(B组) 。

1.2方法 按自制的统一表格由专人负责详细收集每个案例的一般资料、委托方、鉴定案由、法律能力、疾病诊断,对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将A组和B组进行比较。

2 结果

2.1委托方

从委托方来看,B组和A组比较公安部门委托的案例比例减少,而个人委托案例的比例明显增加。

3 结论

从鉴定数量上看,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一方面办案人员办案更加严谨、科学,另一方面,被鉴定人或其家属主动通过司法精神病鉴定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增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工作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我院2009年受理鉴定71例,2010年受理鉴定96例,2010年比2009年鉴定数量增加了25例,发映出人民的法律意识逐渐加强,各项工作走入了法制化轨道。

从委托单位来看, 自2007年7月18日司法部公布《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后,精神病鉴定机构从过去单纯接受公、检、法委托,逐渐开始接受单位和个人委托, 委托单位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我院自2009年开始接受单位及个人委托,B组和A组比较个人委托比例呈大幅度上升趋势,。从委托的法定能力评定上看,B组和A组比较刑事责任能力的比例下降,而行为能力、伤残等级鉴定的比例增加,这与石化孟报道一致【1】。可能与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有关。个人委托案例多为牵涉到经济赔偿的精神损伤评定及为复工进行的劳动能力鉴定等。由此可见,过去那种司法精神病鉴定仅为刑事诉讼法提供服务的局面将会突破。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服务范围和对象将会扩大。

从鉴定案由上看,两组涉及交通事故处理的案例均占首位,可能与目前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汽车已经成为普遍的交通工具,汽车的拥有量增多,以致于交通事故频繁发生有密切关系。

从疾病诊断上看,两组器质性精神障碍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精神分裂症的比例,尤其是以B组差距明显加大。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交通事故鉴定案例增加,而交通事故鉴定案例以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诊断占多数,这与国内宋振泽报道一致【3】。

综上所述,近年来司法精神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鉴定数量增加,委托单位多元化,个人委托案例增加,器质性精神障碍诊断明显增加。

参考文献:

[1] 石化孟 温州地区近6年907例精神病司法鉴定案例分析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04 ,5, 343-345。

[2] 孙善业等 354例司法精神病鉴定分析中华临床医学杂志 2006,4.53-54。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2篇

一、什么是法务会计

目前,国内对法务会计这一概念的定义理论界和实务界各有侧重。理论界认为,法务会计是运用会计的相关技能,对未决事项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判断,为法庭提供证据(美国会计学家G.杰克.贝罗格尼和罗贝特.林德奎斯特于1995年提出)。实务界认为,法务会计是一种通过对财务技能的运用及对未决事项的调查,与证据规则结合的会计学科,它处理财务事实与企业问题的关系,并将结果运用于法律鉴定(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于1998年在舞弊与法务会计的研讨会上提出)。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司法会计这一称呼。究其实质,法务会计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和解决法律中的会计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法务会计的认识有相当的共性:

(一)法务会计是会计与法律的交集学科

首先,法务会计涉及到会计知识和技能,必须依靠会计工作来了解客户企业的经济事项、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其次,法务会计涉及到法律知识,只有熟悉相关的法律条例才可能充分利用专业人员的发现协助司法工作,保障客户利益。最后,法务会计必须拥有辨别舞弊的能力和相当的调查技术,缺乏这些技术,就无法发现企业经济事项中的潜在问题,挖掘出问题的根源。

(二)法务会计的关注点是经济事件中的法律问题

会计一直是为经济服务的。无论是对外提供信息的财务会计,还是对内服务的管理会计,抑或是对会计成果进行监督的审计,和为经济矛盾提供解决方案的法务会计,会计至始至终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法务会计对经济纠纷中存在的会计问题进行分析,调查经济问题发生原因,确定经济事件的责任人,必要情况下通过法律手段追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三)法务会计以提供专业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法庭作证为目的

一般来说,法务会计工作的最后成果是提供专业报告,对涉及经济事项进行描述,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说明,并提供专业性的法务判断。法庭可以依据法务会计调查报告及专家意见对经济事项做出判决,确定嫌疑人应承担的责任。

二、近几年会计师事务所法务会计业务的开展

我国法务会计实务工作已在各大会计师事务所逐步展开,业务范围日益拓宽,不仅涉及诉讼支持、仲裁、财务犯罪调查、欺诈管理等传统项目,还包括背景尽职调查、电子数据取证、反洗钱等内容。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为例,法务会计相关业务(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称之为法证业务)主要包括:

(一)企业及个人背景尽职调查

背景尽职调查包括企业和个人诚信背景调查。事务所提供的针对个人的诚信调查包括关联公司查询;个人财产来源查询;诉讼、监管、处罚、破产等历史查询;犯罪记录查询;职业声誉查询;政党或政府关系查询;任何利益冲突相关的查询如关联交易等。事务所提供的针对公司的诚信审慎调查主要包括:公司的所有权或股东结构查询;公司资金资助来源查询;监管机构如环境法规部门等的查询;其它相关方面的查询等。

(二)企业舞弊调查

提供舞弊相关问题的全方面调查,主要包括:员工渎职;管理层舞弊;非法或未经授权使用公司资产;盗窃知识产权;采购舞弊;非法收取销售回扣等。调查及取证过程可以通过与审计小组合作进行暗地调查,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帮助恢复电子数据,寻找目标公司背景资料,寻找资产及追踪全球资产资金流向等。

(三)诉讼支持及仲裁

各类诉讼支持及仲裁服务包括:评估具争议性的交易及其影响;评估对手风险;协助准备诉讼需要的文件及证据;在申请赔偿担保的法律程序中提供协助;协助律师进行法庭问询的准备工作;评估专家报告及一般性的诉讼战略咨询;保险索赔、专家鉴定和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服务等;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协助法庭了解会计、审计和税务等问题;对索赔提供证据或对损失进行评估和测算;在业务中断、收入或利润损失、专业失职、人身伤害、诽谤和知识产权、以及股东、婚姻、合伙关系和遗产争议案件中提供专业服务。

(四)欺诈风险管理

事务所运用科技手段,协助客户公司对欺诈活动进行连续的监控和识别,预防并阻止欺诈及违法行为。相关业务包括:反洗钱合规审核及客户尽职调查;建立案件揭发机制和防止欺诈培训计划;欺诈或不法行为风险查询;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专项合规审核;网上商业道德问卷调查;供货商诚信查询。其中,专门针对反海外腐败法案(FCPA)提供咨询及培训,如提供FCPA尽职调查、FCPA合规审核、非经常性专项调查及评估(不包括涉及由SEC监管引起的诉讼)、提供FCPA培训等。

(五)反洗钱咨询

对制定、审核及评估反洗钱政策的相关部门及系统、机制提供指引及支持,以便在法务、财务及声誉危害方面保护客户。主要业务包括:犯罪风险评估;可疑交易及大额交易报告;账户的持续监控及定期审阅;员工反洗钱意识培训;监督、合规、内部审计;为制裁合规需要保存记录;评估后协助等。

(六)电子取证及数据分析服务

电子取证是指利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以符合法律规范的方式方法对计算机入侵、破坏、欺诈、攻击等行为进行证据获取、保存、分析和出示。帮助客户采集和获取用于司法鉴证的电子数据;保存取证过程中相应的证据链;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电子法证分析;数据解密还原以及删除恢复等。除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其余各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均提供了相应的法务会计业务,如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舞弊和不当行为调查、舞弊风险管理、法证会计技术、企业资讯、争议处理咨询、知识产权和履约咨询、反洗钱咨询等服务。相对而言,国内排名居前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法务会计业务范围相对较窄。如2014年国内综合排名第三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其网站上可以看到有司法协助服务项目,具体业务包括: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评估(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商标侵权损害赔偿、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等);公司破产清算评估;少数股权利益损害评估。再如2014年浙江省综合排名第一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其提供的司法会计鉴定服务,主要业务内容包括票据专案审计、经济贪污案件鉴定、资产评估司法鉴定、工程造价鉴定等司法鉴定业务等。

三、建立健全法务会计行业规范体系

自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出台《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以来,鼓励中介机构和符合专业条件的自然人参与司法鉴定业务,并将符合条件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统一登记入册,为注册会计师等相关专业人员进入法务会计服务市场提供了机会。2005年10月1日起,《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统一的司法鉴定体制逐步形成,更为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司法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促使会计师事务所规范法务会计业务,专业会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遵从技术规范,否则必须接受相应的法律问责。但是,法务会计行业规范及监管还远远不够。

(一)建立有效的法务会计行业监管机构

一个有效的法务会计行业监管机构应该包括以下部门:第一,资格认证机构。任何从事法务会计服务的个人必须取得法务会计特许资格证书,资格认证机构对法务会计师的资格进行管理,包括考试资格认定、组织考试的进行、资格证书的发放等。第二,技术标准机构。负责建立一套权威的技术标准,作为执业人员的操作规范,控制和提高执业质量。第三,培训机构。研究、分析法务会计师行业的执业状况和能力需求,提供执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加强法务会计人员的定期培训和后续教育。第四,科研机构。该机构负责总结实践中的问题,丰富法务会计理论,为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法务会计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帮助,促进法务会计的有效、协调发展。目前国内法务会计师资格证书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颁发(2015年5月起),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岗位培训认证管理办公室、中国政法大学法务会计研究中心共同负责。培训及考试内容包括法务会计概念、法务会计基本理论、财务舞弊问题研究、舞弊调查方法、舞弊审计准则、法务会计的诉讼支持、法务会计的损失计量研究、会计证据研究、计算机法证学、欺诈调查会计、案例分析等模块。实际上,该证书的认知度和规范性远未达到执业资格证书本身应有的标准。

(二)逐步形成法务会计技术规范和执业质量规范

法务会计师的技术规范应包括专业技术规范和精神素质要求两类。法务会计人员被要求通过分析、解释并概括复杂的财务和商业数据,撰写并向法庭呈递分析报告,提供核实后的会计分析资料,所以应具备的技术要求有:会计和审计知识;舞弊知识;调查技术;法律和证据规则知识;计算机知识。此外,法务会计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及心理素质要求:耐心、恒心和审慎的职业态度;了解个人的犯罪心理活动及舞弊行为动机;预测舞弊可能行为;通过与他们沟通获得信息、分析信息并提炼证据;在法庭上对事实的陈述能力、清晰表达能力等。执业质量规范应包括全面质量控制和程序控制两块。全面质量控制要求法务会计人员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有相对的指导:在业务规模和范围上符合事务所权限;在组织和部门设置上满足法务会计工作需求;服务的提供必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法务会计报告的撰写内容、描述精准性、意见及结论的得出都应加以规范。程序控制主要是指与诉讼支持有关的程序,应参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第107号)的相关规定,对每一程序的实施步骤、实施时间都做相应规范:如何接受鉴定委托;如何对委托人的委托事项进行审核;如何在规定时间内作出受理、不予受理的答复;如何提供初次鉴定、补充鉴定、复核鉴定、到最终出具司法鉴定的过程等。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建立法务会计准则,置于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内,制定法务会计基本规范、技术规范、职业道德规范、执业质量规范、资格认证和后续教育规范等,使我国的法务会计工作真正规范发展起来。

作者:张英 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苏彤.美国法务会计简介及启示[J.会计研究,2004.7.

[2]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4年德勤全球报告[EB/OL./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About-Deloitte/gx-gr15-main-final.pdf.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3篇

随着我国法律系统日益完善,尤其是控辩式庭审正式实施之后,鉴定委托机关以及审判机关在判断鉴定结论和出庭作证的过程中都必须要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如果鉴定人尚未取得资格证书,那么就会直接对其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司法会计人员的培训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经济案件、与外国司法部门共同合作的案件逐渐增加,司法鉴定应该朝着国家化趋势靠拢,培养高素质信息化的司法会计人员更成为当务之急。

二、司法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策略

(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虽然从整体上来说,国内司法会计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处于不断提升,但是因为个人职业素质等原因也存在一些缺陷,这在职业道德方面体现非常明显,比如说不具备团队精神、工作态度消极应付、对核算审计工作缺乏耐心等等。对于会计信息化的忽略更影响了司法会计鉴定工作的质量。当前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社会之中,各行各业都朝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司法会计信息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司法会计,对信息化的忽视将会直接影响工作结果。因此,司法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应该从职业道德教育入手,在当前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形势下,司法会计人员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决定了其会计工作能力的发挥。总之,会计信息化人才应该在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基础上做到诚实守信、互助合作。

(二)强化信息技能培训

会计信息化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各行业中的普及运用而产生的,和过去的会计工作方式相比,会计信息化极大的简化的会计工作程序,提升了会计核算工作的准确性。其一,会计信息化简化了工作流程,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工核算的差错率;第二,会计信息化有助于我们对大量数据信息进行实时分析,能够及时生成分析报告,提高会计工作效率;第三,利用信息化系统能够对会计信息实施全面的动态处理,这样一来就极大的提升了会计工作的科学性与工作质量;第四,会计信息化采用人机结合的模式,不但可以让会计工作更加多元化与智能化,同时还可以满足实际工作中的不同需求。由此可见,会计信息化的推进需要司法会计人员必须具备更多的信息技术知识,因此我们对司法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培训主要包含下面几方面的内容:强化对会计部门骨干人员的培训;强化对中高级管理人员以及IT技术人员的培训;注重培训工作的实效性与针对性,科学设计培训计划,组织专门的信息技术人员对司法会计实施专门、专业的培训服务;强化司法会计人员业务知识与计算机技能的培训。

(三)努力扩展培训途径

现阶段,国内依旧缺乏真正科班毕业的司法会计人员,我们必须要重点对目前已有司法会计人员展开培训工作,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培训:通过司法机关对目前已有的司法会计人员展开培训,培训考核达标之后准予执业;面向社会组织司法会计鉴定人资格考试,考试的内容必须要包含普通会计审计专业课程,同时还必须要包括司法鉴定学、证据学、诉讼法学等法律专业课程。通过考核之后获得司法会计资格证书,之后准予其从事相关工作。这样做的优势在于不仅提升了司法会计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还有效的处理好了司法会计从业人员的执业资格问题,做到了和国际接轨。站在长远的角度而言,应该在国内的重点会计学院以及审计学院设置系统全面的司法会计专业课程,设置司法会计方向,让学生能够在学校就熟悉掌握会计专业知识和司法会计相关的课程知识,为培养更多的优秀司法会计从业人员打下人才基础。(四)不断丰富培训内容一方面是对司法机关内部正在从事司法会计鉴定工作但是却没有通过资格考试的相关会计人员,在其自愿申请的前提下,通过所在机构的批准后组织进行提高培训,学习司法会计相关的专业知识,法律法规以及司法鉴定的技术手段等,从而增强其专业水平。另一方面对现有司法人员展开司法会计知识的培训,比如说对侦查人员进行司法会计检查培训,让其能够基本了解司法会计检查技巧,让侦查人员能够在侦查过程中拥有查账能力,从而提升其取证能力,以便于更加全面的收集证据。另外还可以针对司法人员进行一些司法会计鉴定基础知识的培训活动,让司法会计能够更加熟悉的掌握鉴定工作的范围以及鉴定工作相关的流程、手续、鉴定资料的收集与提取等。最后应该重点培训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原理,让司法会计检查笔录、司法会计检验报告以及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等相关的文字证据材料和财务会计资料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法律效力,让人员与审判人员能够借助这些资料和证据作出更加公正准确的判决。

三、结语

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才是促进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力量,司法会计属于一个特殊的行业,其工作集合了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特征,因此司法会计人员必须要具备更高的素质。在信息环境下司法会计人才的培养工作并不容易,我们必须要充分运用好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交流培养等多元化的培训渠道,在培养业务一流、善于创新的高素质会计信息化人才的同时,努力增强司法会计工作的实效性,推进国内会计工作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积极健全会计信息化人才选拔制度,为促进会计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4篇

徐武,武汉市青山区人,原为武钢炼铁厂保卫科消防员。2003年,因不满“同工不同酬”“克扣工资”,将单位告上法庭。在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徐武称“只要公正判决”,多次去北京上访。

2006年12月,他在北京被警察带回武汉。对徐武的北京之行,武汉市精神病医院司法鉴定办公室出具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如此描述:“(徐武)在北京告状期间,扬言要在北京搞自杀爆炸,被北京警方和(武汉公安局)钢城分局赴京专案人员将其抓获,并以涉嫌爆炸罪(预备)刑事拘留。”

但徐武父亲徐桂斌称,材料所述“徐武涉嫌到北京搞爆炸”,系刑讯逼供和人为造假的结果。

2006年12月27日,徐桂斌向警方申请对徐武进行精神病鉴定。12月29日,经武汉市精神病医院鉴定,诊断其为偏执型精神病,建议长期监护治疗。据此,警方依据《刑法》第18条,对徐武免予刑事责任追究。12月31日,武钢二医院精神病科将其收治入院。亲属称签字送诊系“被逼无奈”。“厂办的人和武钢(公安)分局当初到我们家里来,要我们必须签字送徐武去治疗。还威胁我们说,如果不送精神病院。徐武可能被判处一年徒刑。”徐武母亲龚莲芳说。

入院四年间,徐武于2007年6月与2011年4月先后两度“越狱”,试图“自救”。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4月19日凌晨,徐武用床单绞弯医院窗户的铁栏后逃脱,在朋友资助下潜来广州。他即刻到广州脑科医院做了神经心理测试等相关检查,以此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同时向当地多家媒体求救。

然而,自由只有短短八天。4月27日下午1时30分左右,徐武在南方电视台大院内,众目睽睽之下被七八名不明身份的人员强行掳走,一时不知所踪。此时,徐武“飞越疯人院”一事已在网站、论坛以及微博中迅速发酵。

4月30日,新华网出具通稿,钢城警方说明“(徐武逃跑后),武钢炼铁厂及武钢二医院当日向警方报警,请求公安机关派员协助查找……经广州警方的配合,于(4月)27日在广州市越秀区通景食府门外马路上将徐武找到带回武汉,继续住院治疗”。

5月3日,武钢宣传部门致电《新快报》记者称:明天(5月4日)上午10时,召开新闻会。但会最终取消,其新闻发言人白方亦拒绝采访,称“新华社通稿是最终解释”。然而,该通稿原文链接却已被删除。

曾撰写《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的深圳律师黄雪涛,正是徐武的律师。“精神病人在精神病院,没有申请司法救济的机会,如此一来,只要病人被送进医院并被诊断有病,就百口莫辩了。”黄雪涛指出,去着力保护精神病人的救济权利,正常人也能免遭“被精神病”的威胁。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侵权责任;医疗损害;过错原则;举证责任

一、《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之规定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4条之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四个:一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二是患者的损害;三是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四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过错。

《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患者需要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进行举证,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也即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机构不再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第58条又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几种情形。第58条是对第54条医疗事故过错规则原则的补充,即只有在本条规定的情形下,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二、《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立法不足

《侵权责任法》实行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不仅保护了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也使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有效保障。从整体上看该制度平衡了两者之间的利益,不同程度的保护了双方利益,但关于医疗损害责任之规定仍然比较笼统,有些规定尚存不足之处,这给实际操作带来不便。

(一)医疗损害制度未明确规定过度治疗责任

一方面,医疗机构为了获取更大利益,经常出现过度治疗的现象;另一方面,医务人员为了减少医疗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对病人进行重复检查以及手术,这使得过度治疗情形越来越频繁。《侵权责任法》第63条只规定了“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但却未对不必要的检查做出明确的界定,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技术性,患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分辨医疗机构要求其所作的检查是否属于过度检出,这样将很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二)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未规定医疗鉴定制度

在医疗损害的实践操作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学会鉴定认为该事故为医疗事故的,则医疗机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此种鉴定并不具有普遍的公信力。如果纠纷双方当事人就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出于不同选择而得出的不同鉴定结果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加重双方所受的损害,而且也会导致不同法院就同一纠纷所产生的损害因使用不同的鉴定方式而得出不同的判决。《侵权责任法》对鉴定制度也未作任何规定导致这一问题仍处于空白状态,此问题成为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三)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未对“当时的医疗水平”作明确认定

《侵权责任法》第57条做出规定,医务人员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时应承担责任。但是未对“当时的医疗水平”作出明确具体的认定,我国东、中、西部医疗机构的实际医疗水平差距大,医务人员所具有的医疗专业技术知识与实际操作能力也不同,因此,医务人员所应尽的诊疗义务也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规定。不同地区的医务人员在对待患有相同病症的病患者时,由于各地医疗条件的限制原因,统一的责任标准对医务人员是不公平的。

三、《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缺陷,可以看出,在平衡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利益关系上,仍有许多有失偏颇之处。为了更好实施《侵权责任法》,避免过多的侵权纠纷,使患者利益得到最大保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明确医疗水平的认定标准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疗水平的差距,应当在国家统一标准的情况下结合各地的具情体况,具体到每个医疗纠纷个案,规范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对医疗水平的认定问题。针对医疗水平的认定问题也可以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在处理具体医疗侵权纠纷个案时,根据各个地区医疗水平,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存在过错的情况下,要求各地区医疗机构承担起应尽的医疗责任,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的利益。

(二)完善过度治疗责任之规定

对于过度治疗责任,一方面,医疗机构对于患者正在进行的医疗检查、治疗是否是在恢复健康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的应当给予明确具体的解释; 另一方面,对每一次的检查、治疗,医疗机构的有关负责人员应当签字或盖章,这将有利于患者的证据收集,患者对于医疗机构的过度检查或过度用药对其造成的损害有明确证据证明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明确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的医疗鉴定制度

随着《侵权责任法》的施行,医疗司法鉴定制度在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在法院组织下的鉴定应由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应由法律所规定的统一机构、统一人员进行鉴定,并建立鉴定人责任制度,作出具体鉴定责任的鉴定人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侵权责任法》应将该制度纳入其中,以使鉴定人具有高度责任感,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防止暗箱操作。

(四)完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在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中,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立法机构应对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相应的完善。《侵权责任法》第59条规定的产品侵权责任应明确界定医疗侵权中的具体侵权主体。法律只有明确界定了医疗机构和销售者或者生产者承担的责任后,才能确保患者和医疗机构各自的权益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因此,为了更好的保障各方利益,笔者认为,第一,《侵权责任法》在人身损害赔偿上应当使用统一的规则,统一有关医疗事故的赔偿项目以及赔偿标准来确定具体的赔偿责任;第二,医疗机构的赔偿范围应当主要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失三方面,对于精神损失赔偿金额的确定应当结合患者的精神受损程度以及医疗机构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确定,即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确保患者的利益得到正确的维护;第三,对于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责任的情况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2、43条的相关规定确定。这样的立法完善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瑜. 民主的细节[M].上海:三联书店,2010:199-203.

[2]王良钢.《条例》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的边缘化[J].当代医学,2005(10):26-30.

[3] 梁华仁. 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24-29.

[4] 樊静, 姜潮. 医疗纠纷的现状及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影响[J].中国医院管理, 2003 (1): 29-30.

[5]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关于医疗纠纷案件法律适用情况的调研报告[J].法律适用, 2008(7):62.

[6] 邢学毅. 医疗纠纷处理现状分析报告[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100, 56.

[7]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 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调查报告[J].人民司法, 2002(10):21.

[8] 何颂跃. 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解释[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22.

[9] 艾尔肯. 医疗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16-17, 307-308.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6篇

一、统计数据来源

本报告统计数据的来源分为两个部分:

(1)法学核心期刊。以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年来源期刊目录》21种法学期刊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7种法学期刊为数据来源,重合部分只做一次统计。27种法学核心期刊分别为:《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商研究》、《政法论坛》、《中外法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现代法学》、《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环球法律评论》、《比较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知识产权》、《法学杂志》、《法学论坛》、《法学家》、《当代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政治与法律》、《中国刑事法杂志》、《河北法学》、《法律适用》、《人民司法》、《人民检察》、《中国法医学杂志》和《中国司法鉴定》。

(2)知识产权专业期刊。共有9种,分别为:《知识产权》、《电子知识产权》、《中国版权》、《中国知识产权》、《科技与法律》、《中国发明与专利》、《中国专利》、《中国专利与商标》和《中华商标》。

二、统计说明

1、本报告统计的文章为知识产权领域的专业文章,包括学术论文、专业评论、案例分析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文章;

2、本报告只统计文章的第一作者及其第一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只统计到一级名称,如“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统计为“上海大学”;

3、期刊、杂志记者的新闻报道、采访,以及未注明工作单位的文章,不在本报告统计范围以内;

4、本报告中的区域以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为统计单位;

5、本报告将所有机构分为四大类,分别为司法系统、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组织。其中,司法系统包括法院、检察院、监狱和公安局;政府部门包括国家政府行政机关,不包括公安局;科研院所包括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包括一般企业、知识产权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

三、特别声明

本报告的统计分析只供参考,最终解释权归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

统计可能会有误差,如发现错误,敬请联系上海知识产权研究所。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21-68866489转170;邮箱:。

一、2011年度法学核心期刊知识产权专业文章发表统计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7篇

昨日下午,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彦珍一行来蓉,视察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省司法厅厅长李仲彬,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小维,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平江,市司法局局长张进等陪同视察。

人性化服务

走进大厅就能感受到温暖和关爱

走进法律援助中心大厅,张彦珍一行一边听着介绍,一边认真察看。“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规范化接待受理大厅着力体现两项宗旨,一是贴心服务,二是便捷高效。”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接待大厅,资料架上服务指南和受援须知等配备齐全;能够容纳数十人的休息等候区内饮水机、便民IP卡电话特别方便;残疾人坡道等专用无障碍设施更是体现了贴心服务群众的理念。

接待大厅的大屏幕滚动播放着法律援助公益广告、典型案例专题片等,同时还提供了成都各区(市)县援助机构的联系方式。另外,前台还摆放着藏、彝文标牌,专门为少数民族申请法律援助提供指引。接待区更是设有集咨询、申请、审查、受理、指派、投诉监督于一体的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窗口服务。

历经15年发展

建成西部一流法律援助服务机构

据统计资料显示,成都常住人口达1350万,其中农民工120万,残疾人77万,城乡低保救助人群23万,加上老年人和儿童,成都法律援助重点对象占总人口的25%以上。作为全国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较早的副省级城市之一,1996年成都市就成立了市法律援助中心,当时仅有一间小办公室,条件十分简陋。历经15年发展,办公环境显著改善。2008年,在成都市委、市政府关心支持下,成都市开始打造硬软件一流的对外办公环境,目前已成为西部乃至全国服务设施比较规范、完善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

法律援助群众满意度

在全市35个公共服务行业中位列第一

《业务规范化制度》、《管理规范化制度》、《服务规范化制度》以及《大楼管理规范化制度》四大类一共34条内部管理制度,一一呈现在视察组一行的眼前。据介绍,近三年来,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援助案件2563件,接待来访群众6.3万余人次。在今年社会测评中,法律援助中心群众满意度在全市35个公共服务行业中位列第一。

拨打热线可24小时免费咨询

建成“成都市法律求助应急处理中心”依托12348热线,成都市打造了“成都市法律求助应急处理中心”,实行24小时值班服务,市民遇到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获得免费法律帮助。应急中心的职责是对符合援助范围的,指导其提出申请;遇到重大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将启动应急机制,并立刻向相关部门报告。值班律师还会根据咨询情况,定期撰写舆情分析报告,为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每天至少可以接50来个求助咨询电话。对符合援助条件的,我们将一一告知援助申请办理程序,不符合援助条件的,也进行法律解答。”

在援助中心荣誉室里,陈列着受援群众送来的牌匾和锦旗。“37面沉甸甸的锦旗,承载了困难群众对成都法律援助工作的肯定和感激之情,既是对成都援助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成都援助工作的鞭策和激励。”成都市司法局负责人表示。

【特别提醒】

目前,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相关事迹材料和影像视频资料已在《法制日报》和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搜狐网、网易网、司法部网、中国普法网、法制网、中国法律援助网、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网11家报刊、网站进行了刊载,接受社会公众投票。

广大市民读者点开以上网站,就可以阅读和观看,了解近年来成都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关心和领导下所取得的突出成绩。

视察组印象

成都的法律援助工作很规范

成都是在全国最先成立法律援助爱心大使队伍及法律援助志愿者队伍的城市。在志愿者活动室,我市律师志愿者们正在这里进行交流、座谈,谋划下一步的援助工作。目前,成都市已把服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纳入援助范围,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召集志愿律师团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农村产权改革研讨会议。

为了方便群众,避免他们来回奔波,成都市整合司法行政内部资源,在援助中心设置了公证和司法鉴定办公室,为群众提供公证和司法鉴定便捷服务。据介绍,今年以来,成都公证行业共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866件,减免收费60余万元,提供法律咨询5400余人次;办理司法鉴定援助案件15件,减免收费3万余元。

一流的援助对外办公环境,一流的服务理念。从一楼接待大厅到四楼援助服务窗口,张彦珍一行进行了逐一认真视察。“成都的法律援助工作规范,援助内容丰富周全;援助工作做得实。”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8篇

论文关键词 检察技术 技术工作现状 科学发展

一、检察技术工作的现状

在传统检察技术方面,郯城县院技术科编制四人,实际开展工作五人,二名信息技术员(兼视听)、一名法医、一名科长(兼信息、视听),一名借调人员。司法会计长期配属反渎局办案,心理测试技术员隶属反贪局,法医还兼任繁重的侦查监督工作。所以该院技术科由于不可调和的人员矛盾,势必影响到检察技术工作的法律监督职能。在仅存的法医文证审查这一块,也几乎是处于半瘫痪状态。在现行的检察技术管理上也存在着管理与技术的脱节,我们的部门干警要么只是某一方面的专才,要么是行管人员,很难找到一个横跨法律和技术两方面的复合性人才。基层检察院本身编制就只有两、三个人左右,这就给人员调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很多技术性的工作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

信息技术和侦查技术作为检察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发展成为现代化办公、办案的重要平台。目前郯城县院这部分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的瓶颈主要还是人才方面,除了急需的信息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同时具备法律专业和技术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我院去年新进了一名计算机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科长一齐肩负全院的信息化建设与应用,视听技术应用以及技术行政管理等工作。与其他机关比较,检察机关在现代技术的应用方面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特别是检察人员的整体信息技术水平相当令人担忧。近几年郯城县院的硬件建设投入了很大的财力物力,如何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地提高检察人员的信息技术观念和应用水平,是摆在我们检察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笔者认为只有从检察技术运行机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检察技术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

二、现行检察技术运行机制的问题

目前的检察技术运行机制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法律监督职能,主要由法医、司法会计、文字痕迹等传统技术领域组成。二是技术保障职能,主要由信息技术和现代侦查技术等现代技术作为支撑。这两个没有多大关联的两个领域就因为“技术”两个字硬生生地捆绑在了一起,组成了检察技术运行机制的全部内容。现代技术在检察机关的应用本身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但在现行检察技术运行机制的构架下,这部分工作没有真正作为检察机关长期发展目标来对待。主要体现在:一是这部分工作长期划归法律监督范畴,势必影响到它的拓展和提升。检察技术部门因为司法鉴定监督职能的缘故划归检察监督系列管理,虽然法律监督的职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现代技术的应用却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往往是作为边角废料被抬上桌面,技术人员在死劲的拼凑,领导和同事却不知该怎样利用;二是技术人员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检察机关实行的人员职务职级制度并不能够适应检察现代信息化的发展。作为信息化建设主力,信息技术人员在其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是信息技术职务在检察职级待遇上却迟迟没能得到具体的体现,在信息化人员建设问题上,检察机关所处的位置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的机关了。三是检察队伍信息技术整体水平还处于拓荒阶段。信息化决不是仅靠技术人员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检察信息化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检察职能,因此对最终使用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就目前情况来看,检察队伍信息技术整体水平据此要求尚有很大的差距,大多数使用者对于检察信息化的认识有限。再加上信息技术发展迅猛,即使是专门研究的人,如果不注意学习也会跟不上发展,更何况是使用者呢。由于受前述种种发展情况的限制,信息化带来的实际效益并未得到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信息化在检察机关的推广与普及。四是检察技术管理制度相对滞后。我们在检察技术建设的过程中制定了许多管理的制度与条款,但它们的制定多带有些行政色彩,其中一些规定本身并没有认真考察客观实际,只是单纯参照以前的行政规定制定,而且由于所参考的行政制度本身大都脱离检察技术建设实际,这样做的后果是这些规定不仅不适合本单位检察技术的发展,没有可操作性,而且因为制定时的时效性、前瞻性严重不足而引发出了大量的问题。

三、改革现行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针对检察技术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将传统的检察技术工作切割出去,让司法鉴定监督真正归口于法律监督部门。司法鉴定监督和侦查监督、公诉等形成有效的法律监督合力。二是彻底整合检察技术部门,明确检察技术部门的主要职责。技术应用是检察技术工作的核心,光有技术设备绝不等于技术应用。人员培训是技术应用工作的基础,没有训练有素的应用技术终端人员,检察机关的现代化办公、办案都将是一句空话。所以,改革后的检察技术部门的两项主要工作就是搞好技术应用和人员培训工作,这不同于检察机关的其他政治业务培训,而是针对各个应用岗位的实战性培训。要进一步大力加强对检察技术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技术人员的职业能力。要定期开展针对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使教育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并大力组织科研活动,实现技术手段的创新。三是完善检察技术现代化管理机制。通过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与各个部门沟通配合,总结出一套完善的检察技术管理规范制度与对内培训制度。还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检察技术管理制度不仅包括检察技术部门内部的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整个检察技术应用的管理规范,所以在检察技术管理方面检察技术部门必须有绝对的权威。四是建立健全检察技术运行的长远发展机制。对检察技术领导组织结构应有明确定位。应该按技术分工和技术应用来确立检察技术领导小组,而不是单纯从行政层面来划分。对检察技术的长远发展规划必须考虑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咨询意见,建立一套完整的规划设计管理机制,变领导决策为科学决策,变请示报告为可行性分析报告。

四、坚持检察技术工作科学发展的对策

明确检察技术工作科学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把检察技术工作贯彻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上来。

一是要牢固树立强化法律监督服务的理念,坚持面向检察业务主战场,面向办案第一线开展检察技术工作。坚持“侦鉴分开”的同时,估好“侦鉴同步”工作。这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二是检察技术运行机制改革是规范管理、全面提高鉴定人素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强化鉴定人责任意识,充分调动和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鉴定质量和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

三是在建议成立检察技术运行机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分管副检察长任组长,技术科科长任副组长,其他技术人员为成员,积极开展检察技术运行机制改革工作。

四是制定一系列落实检察技术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实施办法。如关于我院检察技术工作建立长效运行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强业务部门与技术部门协调配合的意见,关于认真开展文证审查工作的意见,检察技术办案保障机制及奖惩办法,鉴定人办案责任制工作实施意见等工作机制。

五是积极探索和拓展检察技术工作为各项检察业务提供及明,准确的检察技术支持和保障,为业务部门提供更科学的证据,时时严把鉴定关。

六是建立良性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培训机制,尽快解决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级待遇问题,打破专业技术人员不想工作,不干工作,一心想跳槽的尴尬局面,形成专业技术人员想干工作,会干工作,进的来,留的住的检察技术工作氛围。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异地鉴定;经验体会

[中图分类号] R19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11(b)-0165-03

Remote authentication of medical accidents

ZHANG Xue

Songyuan Medical Association, Jilin Province,Songyuan 138000,China

[Abstract] Remote authentication is to solve the dispute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a new way to eas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the current evaluation system,mainly local identification,timely organization of medical accident off-site identification work,to maximize the technical authentication of medical accidents fairness,justice.

[Key words] Medical tangle;Technical appraisal for the medical negligence;Remote authentication;Experience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处理医疗纠纷的核心程序,为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纠纷和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诉讼案件提供重要证据[1]。为进一步落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科学、公正解决医疗纠纷,自2009年以来,松原市医学会根据医疗案件的特殊性及具体情况,组织多例医疗事故异地鉴定,得到长春、延吉、大连、伊春、兴安盟等医学会的大力支持,医患双方对鉴定结论的满意度很高,仅有1例申请省级医学会再次鉴定。实践证明医疗事故异地鉴定是解决重大、疑难医疗纠纷行之有效的方法,也为处理棘手医疗纠纷开辟了一条新思路。本文总结了笔者对开展异地鉴定的法律依据、必要性、可行性、时效性等问题的一些体会,现分析如下。

1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没有法律障碍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2];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从上述规定看,国务院赋予医学会受理、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重任,并未出现对医疗事故争议实行异地鉴定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4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医学会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需要,可以组织医患双方在其他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参加鉴定会或者函件咨询”,另外《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23条规定:“现有专家库成员不能满足鉴定工作需要时,医学会应当向双方当事人说明,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医学会专家库中抽取相关学科专业组的专家参加专家鉴定组”,上述规定为开展异地鉴定工作和鉴定程序中抽取异地专家提供了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对鉴定机构没有属地的要求,凡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均可受理相关鉴定。司法鉴定没有地域限制,法院委托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际上承担着司法鉴定的责任,法院委托进行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没有法律、法规禁止。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只需要卫生行政部门在属地鉴定上作一个突破。

2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必要性

自2002年9月1日实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来,松原市医学会负责组织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成立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筹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医鉴工作的深入探索,鉴定工作仍需不断完善。

2.1 鉴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在鉴定实际工作中,发现有相当比例的患方当事人对鉴定工作心存疑虑,担心鉴定会偏向医方,即使确实是坚持公正鉴定,做到了实事求是,患方仍然会心存疑虑或有不满的表示,究其原因,他们对当前鉴定模式有以下担心。①担心“兄弟姐妹”鉴定:即从本地专家库中抽取的来自本地各医疗机构的鉴定专家,会有可能与当事医疗机构有着某种亲疏联系,在鉴定中会倾向于被告医院[3];②担心行业保护:顾虑医学专家给当事医师鉴定,会有同行保护倾向。由于患者及社会有关方面对当前鉴定模式褒贬不一,患方当事人大多认为临床医师作为医学专家鉴定会偏袒医方当事人,导致鉴定不公,当鉴定结论达不到心理期望效果时,整个鉴定工作会遭到质疑。医鉴工作者积极探索,寻找一条能够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令医患双方当事人信服的鉴定途径是当务之急,因此,以当地鉴定为主,适时开展异地鉴定,能更大限度消除患方当事人对鉴定不信任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

2.2 本市医学会专家库的特点

本市医学会专家库的特点是某些专业专家人数较多,如妇产科、骨科、普外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等专业,基本能满足鉴定需要;有些专业如眼科、口腔科、皮肤性病科、内分泌科、耳鼻喉科、法医等专家人数则比较少,不能满足鉴定需要[4]。另外因为本市辖区较小,专家库专家相对集中在几个大的医疗机构,一旦这些医疗机构发生纠纷,按照《条例》回避当事医院医疗机构专家后,剩下的专家数量往往不能满足鉴定需要,给鉴定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为进一步做好医疗事故鉴定工作,为医患双方搭建一个解决纠纷的平台,尽快解决医患矛盾,拓宽思路,组织异地鉴定很有必要。

3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可实施性

3.1 选择异地鉴定的条件

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原则上采取以本地鉴定为主,没有合法理由不允许当事人拒绝本地鉴定,当遇到特殊情况时,征得委托方及医患双方同意后,可组织异地鉴定。

①本地医学会专家库会成员不能满足鉴定需要时,应选择异地鉴定[5];②患方当事人强烈要求,坚持认为地域局限性因素可能影响鉴定结论的,当事医疗机构在当地确有一定影响力,或当事医师为知名专家或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的医疗案件;③医疗事故争议案件属疑难、技术要求较高(即医疗新技术、新方法,在当地未普遍开展)的案例,应选择异地鉴定;④法院司法辅助办公室应当事人申请委托医学会组织异地鉴定的案件。

3.2 异地鉴定抽取专家方式

①医患双方当事人自行前往异地医学会,由异地医学会工作人员组织医患双方当事人抽取专家;②在征得医患双方书面同意下全权委托异地医学会,由他们代为抽取;③将异地相关专家信息输入当地医学会专家库软件,就地抽取。笔者认为此种方法方便、快捷、省时、省力,值得推广应用。

3.3 异地鉴定的具体实施方法

3.3.1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完全由异地医学会组织 在现行制度下此种异地鉴定方式较难实施,因为卫生行政部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直接委托异地医学会的可能性不大,且实际操作起来也有较多困难。

3.3.2 医疗事故鉴定仍由本地医学会组织,借用异地专家 借用异地专家,在本地医学会召开鉴定会。因整个程序都在本地进行,此方法方便于医患双方当事人,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时候外请专家有诸多不便。①异地专家不受本市医学会的制约,鉴定又不同于邀请讲学,有很多责任在其中,多数专家不愿意来参加鉴定;②外请专家要在往返路途上耽搁很长时间,很多专家工作繁忙,时间安排上也有困难,不能保证鉴定会如期开展。

3.3.3 医疗事故鉴定由本地医学会组织,借用异地专家场地在异地召开鉴定会 受理和组织仍由本地医学会负责。借用异地专家场地在异地召开鉴定会。这种鉴定方式是可行的,既不违背现行鉴定制度法规,也可以消除患方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担心,又可以打消除专家的顾虑,更有利于作出公平、公正的鉴定结论[6]。

3.4 异地鉴定做好沟通工作

3.4.1 与委托方沟通 与委托方(卫生行政部门或法院或医患双方当事人)沟通,当医学会专家库不能满足鉴定需要时,通常给委托方发函说明情况,由委托方与医患双方沟通,是否选择异地鉴定(可以选择协商解决或调解委员会调解或法律诉讼),如同意异地鉴定,委托方来函,学会便可进一步开展异地鉴定工作,以不增加新的矛盾为前提。

3.4.2与异地医学会沟通 根据医疗纠纷案件的实际情况,选择本省内及邻近省同级医学会组织异地鉴定,在外地医学会鉴定条件允许情况下,商定鉴定时间、专家数据传送、鉴定材料寄送等,多数兄弟医学会都能给予大力支持。

3.4.3 与医患双方当事人沟通 有关异地鉴定专家抽取时间地点、鉴定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相关费用等以函告方式书面告知医患双方,并要求医患双签字确认。此函告与鉴定材料一并存入档案。

4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弊端

4.1 办案成本增高

如异地鉴定增加通讯费、邮寄费、场地费、住宿费、交通费、异地专家劳务费按异地标准支付等额外费用支出增多[7]。对于增加费用如何处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实际工作中没有异地鉴定增加费用的物价标准及相关文件规定。

4.2 功能障碍的患者参加异地鉴定会有较大困难

因为鉴定会程序中鉴定专家必要时需要对到场的患者进行医学查体,通过患者的功能障碍程度来判定人身损害后果情况。

因此,没有特别申请或实际需要,本医鉴办很少主动选择异地鉴定。笔者认为,应采取就近、水平较高的原则选择其他医学会的专家库专家进行异地鉴定,既可以达到异地鉴定的目的,又方便医患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减轻经济负担。

5 异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积极意义

5.1 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信任度

目前很多患方很难接受与自己预期有差距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最主要原因是对当地专家的鉴定公正性表示怀疑:①当地专家彼此之间比较熟悉,②医疗机构在当地的影响力。对患者来说,最担心的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的“地方保护”,异地鉴定能很大程度避免鉴定专家的“同行保护”。

5.2 可以有效消除鉴定专家的顾虑

专家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时承担一定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医患双方当事人,也可能是来自行政等方面的干涉。与就地鉴定专家比,异地专家与医患双方当事人没有交往机会,没有那么多利害关系要考虑,专家顾虑少,对医疗事件往往能比较公平、客观地作出科学评价。

5.3 可以有效避免双方当事人与鉴定专家之间关系变得紧张

由于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与鉴定专家相对比较熟悉,特别是大医院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往往为低等级医院医师给高等级医院医师鉴定,医学会可以将“不易处理”的医疗纠纷案件组织异地鉴定,很大程度的缓解了患者与医疗机构、鉴定专家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8]。另外,采取异地鉴定的方式,极大地解决了本地专家库中某些类型专家缺乏的问题;回避地域性因素,大大减低鉴定专家受干扰的程度;鉴定现场医患双方来人相对减少,便于维持秩序。

异地鉴定可以给患者和医疗机构多一份选择,可以 提高医患双方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信任度,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鉴定的公信力。因此,在现行鉴定制度下,以本地鉴定为主,适时组织医疗事故异地鉴定工作,可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 朱秀恩.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若干法律问题探析[J].中国司法鉴定,2003,(3):41-43.

[2] 周舟. 浅议医疗事故异地鉴定的可行性[N].法律快车,2011-8-31.

[3] 邢学毅.医疗纠纷处理现状分析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238.

[4] 范正栋.关于组织医疗事故异地鉴定的经验探讨[J].基层医学论坛,2008,(S1):51.

[5] 宋洪章,李国洪.谈医疗事故异地鉴定[J].中国卫生法制,2006,14(3):39-40.

[6] 汪建荣.建立医疗事故异地鉴定制度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卫生法制,2008,16(3):4-5.

[7] 张永超.异地鉴定:利好还是负担?[N].医药经济报,2006-2-24.

[8] 钱文娟.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心得与思考[J].中国卫生法制,2007,15(6):38.

司法鉴定分析报告范文第10篇

从邹宜均案以来,黄雪涛一直致力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维护和精神卫生立法的推动工作。2008年,黄雪涛和一些律师、医生、社会公益人士及精神障碍治疗滥用的受害人等,发起成立了志愿公益工作组“精神病与社会观察”。

通过三年时间的案例研究和对比观察,一份由黄雪涛等人执笔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在2010年公布,直指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的多个缺陷。2011年,黄雪涛又了徐武案。

2011年6月20日上午,黄雪涛来到北京,参加“精神卫生立法问题与伦理”研讨会,同与会专家一起讨论《草案》可能存在的问题,22日接受CCN记者采访时,她正在入住的酒店里,给国务院法制办写针对《草案》的建议信。

“我真正的想法是:在好的制度下,政府应该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兜底’保障,和免费的司法救助,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目前政府认为,现在还没到那个发展阶段,还未富裕到那种程度。所以说,政府很难去做这个结构性的改变。”

“我们不会提出一些像西方福利社会、法制社会那样的高标准。只是希望,至少在一些可以解决的个案上,给那些精神障碍患者和被精神病的受害者,留一条通道。”

未等记者提问,黄雪涛首先如此表述。

不该走到连民国都不如的地步

“亲属间的人身自由限制这个漏洞,一定要填补。不能去开这个口,开了这个口,那我们真的就是回到民国以前了。”

CCN:关于《草案》,您和包括“精神卫生立法问题与伦理”研讨会上在内的一些专家,主要的意见集中于哪些方面?

黄雪涛: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个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标准;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善意推定”;三是在整个环节中医生的权力。

CCN:相比而言,第一、三点的质疑我们较为熟悉,对于“善意推定”,您能否具体说说其中的争议?

黄雪涛:按《草案》的相关规定,亲属可以通过善意的“推定”,而将一个家庭成员送进精神病院,这是有很大瑕疵的。一旦这个“精神卫生法”授权近亲属凭自己的主观猜测,就可以限制亲属的人身自由,并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而且不提供其他的什么救济途径的话,那就是完全地“突破”了。

CCN:“突破”?

黄雪涛:突破了1980年代对个人自的保护。那时的《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宪法》、《刑法》,都已经捍卫了普通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如果一个人确实有精神病,需要限制其自的话,应该必须经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宣告。

我们应该注意到,家庭之间其实也是一个利益冲突的多发点,现代社会观念的冲突、财产纠纷、意见不合等等,在家庭中是非常常见的。民国时期建立起来的司法制度,为保障个人权益,就已经废除了及亲属之间的这种权力的行使。此前,按中国传统的“族权”,可以去惩罚家族成员,但到了民国,就废除了亲属之间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权力。

我们不应走到连民国都不如的境地吧?“善意推定”,不是一个法律的原则。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法律就将亲属权收回了?就是为了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互相伤害,因为在法律面前,是以“人”作为独立主体,而非以家庭作为主体。

CON:所以你们一直强调,在精神病鉴定及治疗,特别是非自愿治疗这整个环节中的司法介入?

黄雪涛:对,这是一个共识,但也有争议。争议主要是司法应该在什么环节介入。如果对所有的案件,都通过司法授权,可能标准太高了。所以我觉得,将司法介入放在这个程序的中间,对于有争议的,才去受理。

很多的个案,在非自愿治疗中,存在争议,那么当事人的权益如何保护?所以,为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我认为必须、至少要保留其指定和授权委托人替他说话的权利。

现在的这个《草案》,有个好的地方在于,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了,如果找到一个医生帮你,你就可以出来了。但对于有争议的个案,最好的方式,是保留他的选择权,如果我“被精神病”了,但医生都与我为敌,怎么办?这就需要司法保障,比如一开始我就可以选择拿到法院去解决争议。

CON:司法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是精神障碍治疗滥用的受害人的最后底限?

黄雪涛:对,是一个底限,但不是最后。我的建议是,将司法介入置于整个程序的中间靠后的位置。这已经非常现实、非常妥协了。

“病”与“病人”

“对于精神病,我们认为就该放进医院,去治这个‘病’,但经常忘记,接受治疗的其实是一个人。”

CON:《草案》从起草到出台,历经26年,期间有何阻碍因素?

黄雪涛:虽然我不太愿意这么说,其实这和法律人没有开设这个课题有关。我们有很多的刑法学研究学者、民法学研究学者,但在精神卫生领域却很空白。所以,这个课题不应由法律学者去研究,而是医生。

医生的思维,是“善意推定”的,他对社会的“不良动机”缺乏理解,而且他又是这个行业里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所以他立出来的东西,是从怎么方便自己操作而来。而且他眼中看到的精神病人的权利,只有一个,就是就医权。

所以,对于精神病,我们认为就该放进医院,去治这个“病”,但经常忘记,治疗的其实是一个人。

CON:这就涉及到前面说的第一、三点意见,特别是非自愿治疗和医生的权力。

黄雪涛:我承认精神病的非自愿治疗是有价值的。但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的。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一种外力迫使医生去考虑这种副作用,因为,被治疗的人,都丧失了话语权。这些人表达的对非自愿治疗的不满、痛苦,完全被遮蔽了。

CON: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如果不是那么多“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对于这部《草案》,可能也不会引发如此的关注。

黄雪涛:是的,所以我说推动这个法律出台,也包括了这些受害者的努力和当事人出来说话。这个很重要,其实多数受害者是害怕公开露面的,愿意公开说的更是极少数。

其实,隐藏着的类似个案是非常多的。这种“多”,不是说这些人都没有病,有很多是有病的人,也不应该被强制收治,这给他们带来的伤痛,也是很巨大的。

CON:说到强制收治,除却一般的医疗机构,还有一些特殊的机构,比如“安康”。这种设置是否合理?

黄雪涛:肯定有问题。但是要去“动”的话,一定是超出了我的能力,甚至包括调研的能力。

这可以说是财政部门化导致的结果。

依据《刑法》第18条规定,对于严重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经过司法鉴定可以由公安将其送进精神病院。

这可以说是财政部门化导致的结果。依据《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据此规定,对于严重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经过司法鉴定可以由公安将其送进精神病院。这就意味着公安系统代表政府,去行使“强制治疗”的权力,费用也就由公安机关承担,然后去建医院,于是就有“安康”――由公安机关管理的执行强制医疗措施的专门机构。

其实我以前的报告,关注这一领域的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一领域的数据很“宏观”,而且这个研究领域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精神卫生,更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大局”。所以我就完全放弃,不再谈了。

强加的“父权主义”

“价值观、道德伦理的不同,不能作为精神卫生领域的标准。”

CON:针对你们对《草案》的意见,以及在精神卫生领域的观点,也有相关专家提出质疑,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谢斌关于《草案》的六个“迷思”,你作何回应?

黄雪涛:把争议搜集和集中起来,进行参考是好的。但最重要的是,在争议中要避免“自说自话”。比如我说人身自由很重要,在非自愿治疗及监护人的权利规定上需谨慎,但他们却说健康权很重要,并以此作为争议的理由。

当我说人生自由重要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健康权不重要,这二者没有冲突。

CON:那么这样的争议就没有实质的内容?

黄雪涛:对,比如提到“被精神病”,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被亲属侵犯,对方说这只是极少数的个案。即便是这样,那么“极少数”的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对极少数的权益侵犯如果不去制裁,少数也会变成多数。

CON:在一些与你不同的观点里,提到非自愿治疗是“社会对其病弱失能者行使‘国家父权’的一种关爱”,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黄雪涛:对,我们“害怕”的就是这个词!指这是国家行使一个“父权”,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关怀,为了你好,所以可以剥夺你的自。

但这个“好不好”的标准,不是法律标准,而是“价值观”的强加。就好比我喜欢吃甜的,你喜欢吃咸的,你就非要我和你一样吃咸的,这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你没有权力逼迫我遵循你的价值观。

价值观、道德伦理的不同,不能作为精神卫生领域的标准。在一个多元社会下,“父权主义”就是不对的。什么叫作“异见分子”,不就是我和你的价值观不一样吗?

CON:价值观不同,看待同一个问题,角度就不同,针对这个《草案》,也是如此。

黄雪涛:每个人都是“问题主义者”。对于吸引我们的焦点,我们就会将这个焦点放得很大。

这个我承认,比如我们这些法律人,看《精神卫生法(草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制度漏洞,那么我们就会将这方面“放大”,只要看到漏洞,我们就觉得不可以,就会提出意见。

制度建设,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

“投入资源,去建立一套争议机制,这是社会必须要下决心做的。”

CON:如果这个《草案》原文通过了,你怎么看?

黄雪涛:不好。如果原文通过的话,其他不说,就比如“扰乱公共秩序”这个精神病收治的实体标准,是灾难性的,有可能导致将权力滥用合法化。

CON:那么你们的意见,有没有一个程序去表达?

黄雪涛:在体制外,我们只有通过写建议信的方式。我会将我和一些专家的观点总结出来,寄往国务院法制办,以及相关的委员等。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个人意见,制度上,我想尽量容易操作。

CON:制度上如何做到最大程度可操作性?

黄雪涛:我自己想表达的是:就“精神病”这个议题本身,它的类型实在太多,试图完全以实体立法来处理,其实很困难。

从宏观角度来看,各国在此领域的不同立法进程,其实都是在社会对个案处理的讨论,以及牵涉各方长期的博弈中,慢慢成熟和完善的。

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争议的机制,能进行个案的讨论,去处理好一些个案,这才是一个真正解决这个议题的通道。针对我们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投入社会成本,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是必须的。

CON:你认为自己是“制度审美”者,那么这算是一种妥协吗?

黄雪涛:制度设计,一定是现实的。我的“制度审美”标准,不是逻辑框架,而是现实框架。

也就是说,我的“审美”,一定是要落到实处,所以在这方面我没太多纠结。让我纠结的是,我们现在试图建立的一套体系,相比于过去已有的体系,在某些方面是一种退步,而我们必须要去接受这种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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