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范文
时间：2023-03-02 20:55:00
司法改革范文第1篇
【关键词】俄罗斯司法改革变化成果借鉴
ComprehendingandPonderingOntheJudicialReformofRussia
Abstract:Inthecontemporarydevelopmentoflaw,reformisregardedasthemost
commonform.Inordertocatchupwiththedevelopedcountryorsetupanewly
socialinstitution,theRussiasystemconceivesofajudicialreformandmakesgreat
performancesthroughmanyyearsefforts.Althoughtheabundantandconcrete
experiences,thespecialtheoryandpracticearegeneratedunderthespecialterms
ofRussia,theyarethecriticialfactorsthatchangetheRussialawfromancientto
modern.Mostofall,itisbenefialtoourjudicialreform.
Keywords:judicialreformofRussia;change;performance;imitate.
当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在热火朝天地探讨我国司法改革的同时，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并没有停滞，它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司法改革。尽管各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司法制度沿革差异大，但并不代表对我们无任何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我们认为不应是照搬照抄，而应是科学的法律移植。正是基于此，我们拟对俄罗斯司法改革作一点评，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司法改革提供些许参照和借鉴。
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驱动因素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法律总体上可为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而俄罗斯的法律总体上应归入大陆法系之中，因此它具有大陆法的一些基本特征：第一，强调议会立法（实质上是专家立法，只是加盖了议会的橡皮图章）。在司法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都是由立法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令，而不像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中，法官可以在司法中自己创造新的法律。第二，强调国家法律的法典化。如制订统一的民法典、商法典等。第三，司法中极少遵从先例。即在审理一个新案时未必要按照别的法院以往对类似案件的裁定作出相似的判决。
法律变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它可以是不同行为主体引进一系列规则的结果，也可以发生在几种既有法律体制的竞争过程中，还可以强行从外部改变旧的法律制度。前两种均是法律自然演进型变迁，第三种则为政治过程所决定，具有强制性，是大部分后发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模式，即法律改革模式。它实际上是政府为寻求制度效率改进而进行的一种既有的秩序治理结构的主动调整，包括大规模的变法、立法及其相关支持制度（司法系统）的改革和完善。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用此种模式。
俄罗斯的法律在转轨时期处于非均衡状态，而且变化迅速。苏维埃政权时期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和保障国家利益”。自从俄罗斯联邦获得国家之后，司法权力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当然，同时还保留了保护社会和国家利益、确保普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能正确适用法律。计划经济时期的旧的法律已经不适应私有化之后的商业实践，而新的法律又由于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法律战争”。由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薄弱，并且形成各种行政法规繁多且相互冲突的局面。②低效率的司法体系。在俄罗斯有三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商事法院、仲裁法院和。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到哪一个法院去打官司，法官素质不高而且腐败，同时诉讼费用很高；律师知识结构老化；警察缺乏执行能力，且常常与黑帮串通一气。低效率的司法体系使诉讼的成本高昂，俄罗斯公民和私人团体反而规避官方司法仲裁而求诸于私人仲裁机构甚至黑帮。③漏洞百出和过时的法律。④政府在立法时成为"被俘获"的政府。政府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常常对特殊压力集团或"行贿"的私人团体给予特殊的立法保护，使俄罗斯产生了许多"特殊法"，政府的这种立法的随意性为其腐败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
在计划经济或“人治”环境下，很可能只需求极少量的法律，如刑法、婚姻法等。对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想从字面上死的法条转化为“行动中”的“活法”，就必须创造民众对法律的需求，一般来说，按传统经济学家的观点，法律规则应该由公共部门来供给和实施，但是这需要一个高效率的公共部门，对俄罗斯来说就意味着要加强警察、法院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培训法官、警察等及改革政府、法院和公安系统，这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改革程序。适应俄罗斯的现实，要想使俄罗斯尽快从私人规则私人实施的混乱局面中挣脱出来，一个相对低成本的局部最优选择是先由政府供给简单明了的法律规则，仍借用先前的司法队伍，鼓励公共法律的私人实施等公共法律慢慢地取得信誉之后，再加强和改革司法等执行系统，过渡到公共法律的公共实施阶段。如此，则法治秩序慢慢建立，合作秩序会拓展生产边界，使政府税源增加，并使政府有能力和有激励去进一步改革政府体制，走上国家治理结构的最优均衡。具体的制度要想在低成本的要求下实行，则需要完善司法，所以低成本、高效的司法改革就成为必需了。
二、俄罗斯司法改革进程、目标和任务
（一）改革进程
司法改革构想是俄罗斯联邦在1991年获得国家之后通过的，是一项以法律形式批准的成立作为俄罗斯国家政权三大分支机构（还有执行权力机构和立法权力机构）之一的司法权力机构的计划。《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以下简称《构想》）的通过，标志着俄罗斯当代司法改革的开始。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这些变化极大地影响着国家法律制度的
变化。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作为国家法律改革乃至社会总变革的一部分，与法律改革和总变革在相同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在同一轨道上发展，实现着改革的共同目的，带有社会改革固有的基本特征和缺陷。俄罗斯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使其司法状况有了很多新的变化。
第一，俄罗斯已建立起符合所有国际准则的法律基础。最近几年，通过了俄罗斯新的刑事法典、俄罗斯民事法典、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俄罗斯劳动法典、俄罗斯行政违法法典及其他大量法律。俄联邦最高法院的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俄罗斯法院在工作中广泛采用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以及作为俄罗斯法律系统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国际条约。
第二，俄罗斯司法权力机构拥有一切必要的国家权力标志。对于法院的裁判，所有的国家权力机关、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领导人以及其他自然人和法人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守。俄联邦全境都必须遵守。在负责对法律法规的内容实行监督的同时，俄司法权力机构现在又被赋予一项崭新的权限。法院现在有权积极地影响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行动与决定，发挥“平衡”作用。这大大提高了法院在确保统一执行联邦法律及建立俄罗斯统一法制空间方面的作用。
第三，司法权力机关还可以通过司法确保社会冲突的解决。也就是说，它是国家的一支稳定力量，能够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并使社会避免社会冲突。法官作为司法权力唯一体现者的地位受到一系列物质和诉讼保障，以便法官保持独立性，不受其他政权分支机构和官员的影响。
第四，俄罗斯对司法系统拨款的办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实施俄联邦政府通过的《2002年至2006年发展俄罗斯司法系统》专项计划拨出448.65亿卢布的财政预算。这项计划已在实施中。2002年对法院的拨款比前一年增长79％，今年还将增长34％。去年新建了258个法院大楼，修复596座。俄罗斯政府正努力使对法院的拨款足以保障司法工作的独立性和充分性。
（二）改革目标
从以上变化可以看出俄罗斯已以浓缩的形式规定了司法改革的目标，主要包括：
首先是司法权运行价值取向的改变。改革前，司法机关活动的主要价值目标是保护作为社会共同的、平等的利益的代表者的国家及其利益，这与当时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治理方式及法的调控方式是一致的。新的司法体系首先要完成的恰恰是相反的任务突出个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的代表者，并使这种利益免受国家的各种干预。司法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机关的专横。这种价值取向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必然结果。当市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时，这些价值必然跃居首位。
其次是司法机关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依法确认司法机关在国家机构中作为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有权威的力量，并且在各种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中，确立法院的优势地位，改变过去那种法院从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甚至也从属于检察机关的状况。
最后是司法制度的改革。为了确认和保障主体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确立法院的权威，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主要包括有陪审的实施，在诉讼活动中引入辩论制，以及证据制度的改革，等等。
（三）改革任务
俄罗斯为了实现上述司法改革目标，司法改革的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1）在确认和保障人权方面，坚定不移地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及公民在诉讼过程中的宪法权利；确认在法定情况下，每个人享有由陪审法庭审理他的案件的权利；增加对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向法院提出控告的机会；建立对采取强制措施和其他诉讼强制手段的合法性的司法监督；在刑事司法领域，法院的作用不再服务于同犯罪作斗争这一目的，代之以更加中立地通过实施刑法，保护社会免遭犯罪的侵犯、保护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公民的权利和利益。（2）在司法机关建设方面，在刑事和民事诉讼立法中按照科学的法律精神确认司法机关组织和活动的民主原则和具体规则；提高对法院、检察机关、内务机关、侦查机关的物质技术保障水平，以及对被委以重任的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保障；保障司法机关活动及司法统计活动的可靠并提高其公开性；完善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保障体系，实行法官终身制。（3）在诉讼活动中重建有陪审的审判，实行辩论制、贯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原则以及对刑事被告人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不同的诉讼规定不同的诉讼程序和诉讼原则等。
三、俄罗斯司法改革的成果
由于改革经过了细密的筹划，有系统的设想，司法改革方向是对路的，俄联邦通过这些年来的改革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尤其明显的成就是法院的变化。一句话可概括为“体系不断完善，地位进一步明确，作用有所提高。”首先，几年来，俄联邦相继制定了联邦《宪法》、《法官地位法》、《法》、《仲裁法院法》、《最高法院法》和《军事法院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各法院的设置、职权、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为法院机构的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完成了法院体系的建设。如1990年10月成立了；仲裁法院1992年始建，1995年已成体系；普通法院中的最高法院的组建基本完成。这就为法院的独立、作用的发挥和权威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其次，形成了有助于司法独立的一些观念和原则。比如，全部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法院享有了国家的一部分重要权力，在国家机关体系中有了自己的地位；法院和法官曾经必须履行的以各种形式向其他机关汇报的义务被废除了；法官不参加政治活动也成为一项法律原则，等等。再次，扩大了法院的管辖范围。其中，法院在审查代议机关、行政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方面的权力明显地扩大了，例如，有权审查各级各类法律文件、各级各类国家机关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宪。法院甚至被授权审查实施军事侦查活动的军事机关的行为和决定的根据及合法性，这种审查对俄罗斯法院来说曾长期是审判权行使的。最后，一些法律直接确认了法院、法官地位。如1992年通过的《俄联邦法官地位法》中有关防止任意中止和终止法院权力的规定，使得法院能够免受很多干扰独立地行使审判权；规定了选任法官的程序，这一程序将有效地防止那些业务和道德素质方面不称职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保障了法官的素质；规定了法官协会的建立，以协调各种关系，并充分发挥法官团体的作用。
上述一系列重要法律和举措的出台，对提高法院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法院具有与立法权、行政权相同的权威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在法院、法官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俄联邦司法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谓之“瞩目”，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院及法官的独立性初步形成。各级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重要的刑事案件的审理中，顶住了其他机关的公然压力，依法独立地做出了判决，赢得了全社会普遍的肯定和尊重。
第二，采取了一些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前述重要法律以及程序法的制定和修改，扩大和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建立起了对公民的人身、住宅、私生活不受侵犯等重要的宪法权利的审判监督；扩大了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提高了对发现、搜集、调查诉讼证据活动的合法性要求。
第三，刑事诉讼中“有陪审的审判”（即陪审制）得以重建。司法改革过程中，人们对陪审制寄予了厚望，认为它是全部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对培养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现代法律意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使是通过陪审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人也不例外，他会感到，他受到的是人民的审判、公正的裁决，接受惩罚是应当的，从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赖和对法院的尊重。因此，希望通过建立和实行陪审制，保障法院应有的、相对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独立性，提高法院的民主程度，实行人道主义，保证司法公正。人们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全部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构想》建议应由陪审法庭审理应当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全部刑事案件。1993年以来，已经有联邦的十个主体开始实行陪审制。
第四，建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联系，以求得支持与帮助。早在1992年，作为俄联邦司法改革首倡者和协调人的俄联邦总统国家法制局就与一些外国的和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以便就有关司法改革的问题进行对话和交流。俄罗斯曾将诉讼程序的法律草案送交美、德等国的大学、法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委员会征求意见，联合国的代表也到俄罗斯进行了考察，并对俄罗斯司法改革的现状和前途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报告。报告称俄的司法改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最有力的支持，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美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后接待俄法学家、法官、行政官员和记者进行为期1-3周的考察，以实地了解这些国家的诉讼程序和技术，接受培训。美国还对俄罗斯的司法改革给予了资金和物质、技术上的支持。
第五，建立了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了顺利推进司法改革，俄联邦总统司法改革委员会这一咨询机构建立。其成员均由总统在联邦法院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法学家、法学学术团体的领导人中任命。该委员会在联邦、最高法院、最高仲裁法院、总检察院，以及法官协会、律师协会的参加下开展工作，负责协调俄联邦有关部、委以及地方司法改革委员会在实现《构想》方面的活动。委员会分析有关改革的情报信息，提出进一步发展的预测、规划和建议；组织起草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法律以及总统的命令和指示；采取措施保障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和组织在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协调一致，促进他们各自作用的发挥；为俄联邦总统提供在推进司法改革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建议。司法改革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俄罗斯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结束语
当今世界的法律发展中，改革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形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国家，为了尽快赶上先进国家或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更是图强走上改革之路。我们的邻国几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为法律发展的无条件与有条件性的统一提供了较为丰富、具体的经验材料，这些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是在俄罗斯的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凝结了俄罗斯人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是使俄罗斯的法律从历史走向现代的重要因素，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必要环节。司法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统筹安排，使每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成为改革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每一项措施的采取推动其他改革的展开，进而达到全局的成功。我们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将我们的邻国司法改革的经验介绍过来以求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提供一些参照。
*本文原载于《行政与法制》2004年第7期，此处有增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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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杰弗里·萨克斯，杨小凯：《俄罗斯的转型》，载《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3月3日。
〔3〕张文洲、李艺：《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4〕《俄罗斯法律特点》，俄罗斯《独立报》，2002年1月。
司法改革范文第2篇
本文集中关注的是后一个问题。因为，同前一个问题相比，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对司法制度的制度分析，对中国法律界、司法界和法学界，乃至对目前以及此后的司法改革都可能具有更为一般的并且是迫切的理论意义。我将论证，这一规定的出台反映了决策者对法院系统和行政系统不同的制度逻辑缺少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导致司法改革（准确地说，实际是法院系统改革）缺乏前后一致的制度逻辑，造成了一些改革措施自相矛盾和改革效果自相抵销；媒体对这一规定的积极反应，法律界对这一规定的无所谓，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政府机构的制度性违宪问题不敏感，也反映了学界、媒体乃至一般公众长期以来对司法的制度逻辑缺乏理解和关注；因此，必须注意研究和发现司法的制度逻辑，并按照其内在制度逻辑逐步推进中国法院系统的改革。
本文本来可以从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个体独立这一司法原理单刀直入，把这一原理当作不必质疑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鉴于第一，中国宪法及其它相关法律规定的都是司法机关的独立；第二，即使从长期来看应当努力追求法官独立，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企图一步到位不仅可能行不通，甚至不无可能出现更多滥用司法权甚至的“独立的”法官。因此，一如既往，我坚持主要把法官独立问题纳入中国社会变革和司法改革的语境中来分析考察，拒绝把法官独立作为天经地义的论证起点。我将首先辨析中国过去#"多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趋势，点明其中隐含的法官独立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我会
分析为什么《引咎辞职规定》的颁布和落实会与这一改革趋势和逻辑相悖。最后，我将从一些方面，主要是思想方法和制度传统方面，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努力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中，容易并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实际可能颠覆司法改革的改革。
一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说是自80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初始时的动力和动机都相对简单，甚至未必有一个明确的长期目标，但是如今，法院改革的基本格局已经呈现，并且在法律界、法学界和司法界中基本达成了共识（尽管对改革幅度大小、步骤快慢乃至表述方式，相互之间常有或明或暗的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大致概括起来，这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廉洁、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院体系，通过其独立的司法活动为社会服务。
这一表述并不指望能获得学者的一致同意。廉洁之必要是不用讨论的了。但有的学者可能会更多强调司法独立。但在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这个定语中，至少部分隐含了甚至必然要求司法的独立。如果不是抽象讨论司法公正，那么，作为制度的、而不仅仅是个案的司法公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一个制度框架下排除一切不适当的人为影响。法官应首先并主要依据法律，参考国内外的经验以及其他研究资料和信息，作出诚实的、自信合乎情理的判决。如果其他人员或机构可以指手划脚、越俎代庖，即使判决结果公正，也令人怀疑单独的法院系统和法官存在之必要。而专业化和职业化本身更是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知识条件。我们今天之所以不会多此一举地强调数学研究或生物基因研究要保持独立，要点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专业话语和程序，有它们自己的评判标准和竞争淘汰体系，有它们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司法裁判当然与自然科学不同，甚至与法学研究也不相同；但是，不能不看到，司法不独立或欠缺的一个（尽管不是惟一）重要因素就是专业化程度不够。如果司法判断是一个无需专业知识（在此，职业化又是专业化的条件之一），人人都能干的活，那么，支持司法独立或法官独立的惟一理由也许就只剩下“我是法官，而你不是”——一个完全靠政治权威支撑的命题。与此相关的一个曾引起了重大社会争议的现象就是“复转军人进法院”。在我看来，这里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一个没有基本司法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仅有“法官”称号的人，即使正派、人品好，也不可能有效抵抗不恰当的和非程序化的影响，相反可能被各种社会思潮席卷。
有的学者则可能会更强调效率。尽管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很复杂，但至少公正、专业化和职业化部分地隐含了效率。虽然还不能笼统地说，有效率的司法就一定公正，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公正的司法就总体来说不可能是有效率的。例如，不公正的判决更可能带来上诉、申诉、上访，势必增加法院乃至其他机关的工作量；为防止不公正的司法因此要求更多的监督，更多的司法解释，其案例也缺乏参考意义。这一切无疑会降低司法的效率。非专业化的司法也不可能有效率，尤其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社会中，从经济学原理上看，效率几乎与专业分工是同义词；而职业化又是促进专业化的必由之路。
在我看来，过去10多年来法院系统的改革似乎已不约而同地朝着这一目标发展。无论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还是90年代末到今天法官与书记员的分离、减少案件审批、有关审判委员会功能的讨论、有关审判庭功能的界定、主审法官的选任、对判决书说理以及判决书署名方式的讨论和改革，无论是正式全面推行的改革还是一些地方法院的改革实验（尽管不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改革措施），从中都可以看出这条隐隐约约的主线，朝着一个更强调专业分工、更讲效率、也许更公正但显然是更为独立的法院制度发展。甚至，诸如法官制服的改变（包括当初的大盖帽以及今天的法官袍）这样一个看似与公正效率完全无关的改革措施，也就意味着法官同社会其他人士的社会视觉分离，这是社会角色的定位。从这一维度上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后期中国法官制服的两次改变意味了法官群体的两次社会定位，两次与社会以及与其他职业的分离，意味着一种递进的专业化、职业化和独立的趋势（尽管第一次社会定位在今天看来是有偏差的），其中也隐含了公正与效率的因素。
这一发展不是偶然的。司法独立的重要一面就是专业化，就是强调专业的分工。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社会的基本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的分析展示的，市场的逻辑要求并也会产生独立自由的交换个体和实体。市场经济的力量不可能不对提供解决纠纷和确立规则这种公共产品的“厂家”——法院系统——产生同类的并且是普遍的影响。正因为此，尽管许多人都把过去10年来法院体系的改革视为最高法院的推动以及学者的努力，但其最基本的动力仍然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中隐含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以及必然带来的效率。
落实到法院的具体制度上，这种公正、专业和高效的司法活动大致体现为：法院系统对于政府其他机构和社会其他行业的相对独立；具体法院对于地方党政机关以及一些权力相当大的部门包括舆论媒体的相对独立；法院系统内各级法院之间的相对独立；以及法院内部法官之间的相对独立。必须强调，这些独立都不是、不可能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应当是绝对的。而且即使在这样一种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在某些地方，甚至一度就全国而言，司法的状况变得更糟了；甚至某个具体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削弱了法院或法官的独立性。例如，据我的调查，由于社会提交法院的纠纷激增，实际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就比例而言自1980年代以来的趋势一直在下降，在许多法院审委会甚至已基本不讨论民事案件了。但90年代后期的错案追究制，实际导致主办案件的法官主动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一度增多，主审案件的法官或法院为避免“错案”更多请示审理上诉案件的上级法院和法官，以及一些上级法院法官利用这种权力。不管这种状况与理想的或中国司法制度应当达到的司法独立状况还有多少差距，也不管这种状况在许多比我更为急迫的司法改革家看来是多么令人不满意，应当承认中国的司法独立在过去10年间仍然有所发展。这是一个应当坚持的方向。进一步的司法改革措施不应当背离这条路。当然，由于社会诸多条件的变化、某些不测事件或紧急状况的发生，适当的修正、调整是可以的，为了获得最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局部的妥协、甚至后撤也不构成无法救赎的罪孽。但是在上述因素均不存在的前提下，不能进一步，退两步。
因此，重要的是要坚持确定的改革方向。尽管中国的法院改革同中国的改革在逻辑上、实际上有很多一致之处，都是政府（上级法院）推进与群众（下级法院和法官）创新的合力，尽管改革的过程中常常不得不兼顾其他必须兼顾的利益，但是改革措施必须围绕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很可能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造成制度改革措施的互相抵消和改革投入的浪费。
那么，作为法院制度改革措施之一的《引咎辞职规定》与当前中国法院改革的趋势以及最高法院的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是否一致呢？对这个问题，仅仅考察《引咎辞职规定》的动机、这一规定的言辞及其体现的改革姿态和形象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察的是，如果这一措施得以落实，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期后果，包括该规定制定者所意图的和未意图的。
二
这一节，我将仅仅侧重分析《引咎辞职规定》的一个条款，第四条第一款，如果落实下去可能产生的后果。这一规定是：“院长、副院长在其直接管辖范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辞职：本院发生严重枉法裁判案件，致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影响的；…………。”
许多人都会认为，这样一个规定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希望院长们对法院直接管辖区内发生的严重枉法裁判问题不管不问吗？应当首先认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发这一规定的动机是好的；也许我们还应当认定，就某个或某些具体的法院来说，执行贯彻落实了这一规定会在一段时期内减少严重枉法裁判的案件。但是，法院改革并不是要一时减少枉法裁判，而是一项制度改革，制度是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起作用的多种制约的组合，并且制度要配套和协调。因此，当主动进行制度改革或创新时，就要特别注意考察相对长期的制度利弊，并且要将预期的制度之利弊同现有制度之利弊进行比较。并且，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好的制度，不存在只有利、没有弊的制度，因此对制度选择同对其他有形物品和无形物品的选择一样，都要权衡利弊。这就意味着，在考察这一规定时不应当关注，至少不应当仅仅关注其中体现出来的立法者的主观意图，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关注其意图。因为对社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制度运作的实际后果，而不是设计制度者的意图。有谁在市场上购买货物时关心过生产者是贪婪还是节制，他生产产品时心目中的上帝究竟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钱包？我们关心的只是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商品、我有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这个商品以及我是否可以用这份钱购买一份我更喜欢的商品，仅此而已。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考察的是，这一规定如果运作起来，效果会如何？
这一规定——如果贯彻下去——一定会对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构成一种威胁，因此，绝大多数院长——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对其他法官的司法监督管理。监督管理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却可能是一些目前受到非议最多的措施，例如庭长和院长对案件的审批和层层把关、法官之间的连带责任、审判委员会以及纪检等等。所有这些措施即使必要，也会带来某些好处（防止某些重大枉法裁判），但都必然削弱了审判法官独立的审判权和他们的法定地位，从而影响法官的真诚的独立判断。这显然会降低司法的效率，结果却未必比我将在后面讨论的其他制度更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或不出错。在这样的层层和种种监督之下，至少在某些法院，许多法官完全可能重新回到法院制度改革前的那种近乎司法办事员的位置；过去几年来试验并力图推广的强化主审法官责任和权力的努力都可能浪费，一些改革了的或新建立的、旨在强化法官个人责任的制度都会形同虚设，甚或实际废除了。
该规定的制定者可能会说，这些可能的后果，我们都看到了，但目前法院的问题是有“少数法院领导干部存在着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漂浮、讲形式、走过场，只图虚名、不求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严重问题，引发了群众不满”，如果不采用这些措施，不让那些监管不力的院长引咎辞职，就会给司法带来更严重的损害。同时，如果不让法院院长来监督，谁又能监督呢？目前的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必须回答《引咎辞职规定》是否不得已的措施，以及是否有其他可能更为有效的措施。首先，刘家琛院长在新闻会上指出的这些问题无疑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与法院内是否出现重大枉法裁判并无直接关系。枉法裁判，尤其是重大的，都是法官有意为之；而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真要想干点什么事，你还很难不让他干（记住“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以及“防君子不防小人”的说法）。只要是还有想枉法裁判的法官（现在确实有，可能数量还不少），并且也有枉法的机会和利益驱动（同样有，同样也不少），就可能发生枉法裁判。哪怕是一位工作责任心很强的院长，除非他事无巨细，一概自己管起来，也不大可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或制止。而就目前各法院的情况来看，实际上没有哪一位院长能把所有的案件都监管起来。
其次，一旦发现了重大枉法裁判完全可以有其他更有效的制裁措施。这只要追究枉法裁判的法官就行了。这种事后的追究，也许没有能够预先防范，但是只要严加处理，不仅可以充分展示法院的公正，而且作为先例和规则，同样对其它法官有训诫的效果。
第三，《引咎辞职规定》实际搞的是一种具有“连坐”性质的制度。如果法官重大枉法，院长无辜，那么这个规定就会使无辜者受连累。当然，如果情况是院长掩藏包庇，不予处理，那是院长违法甚至枉法，罢免、撤职甚至引咎辞职都可以。但要注意，这是因为院长自己枉法，而不是因为法院内有其他法官枉法。因此，只要对枉法裁判的法官严加处理，无论这位枉法的法官是否院长，都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了。完全不必有因其他法官重大枉法而院长引咎辞职的规定。这还是最简单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常常更为复杂。让我们假定，一位院长刚刚任职不久，有前任院长提名当地人大任命的一名法官重大枉法裁判了，或发现了他先前有重大枉法行为。按照现在的规定，这位新任院长就应当引咎辞职；而以前“提拔”这位法官的老院长由于已经退休或调任其他职务，却安然无事，或最多也只会受到一般说来轻得多的处分和制裁。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
也许人们会反驳说，这一规定正是要促使新任院长尽快熟悉工作，调整法官，保证法官队伍的廉洁。我暂且不讨论这是否实际可行（熟悉人总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程序）。我只想讨论院长一旦拥有这样的权力结果会如何（这个规定实际上隐含地授予或强化了院长这一权力）。一旦允许并强化了院长的这种权力，那只会进一步损害现有法院体制下本来已经很不完备的法官独立。按照现有法律，副院长等法官都由院长提名，由人大任命，这已经使院长这位法官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他法官行为的权力。无论一位院长是多么公道、全面，甚至主观上出以公心，在提名“下属官员”时，都不可避免地任命在他看来是有水平、有能力、公道的法官。当然，在现有的制度下，绝大多数院长在这样做时起码还会有所顾忌，还得考虑一下现状和惯例，不大敢随意撤换其他法官；因此，这类的顾忌和惯例实际上对新院长的权力构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制约。《引咎辞职规定》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赋予院长行使这种权力的某种法律的根据，实际上强化了他支配其他法官的动力和权力，因此会进一步威胁法官独立。在这种改变了的权力关系下，结果必然是法官更注意在法院里找靠山，注意迎合院长们特别是院长的偏好，使法官更不像独立的法官，而更像院长的跟班，更容易惟命是从，更不敢提出与院长不同的意见，包括在司法上的、在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同时，这种现象还可能造成法院内部事实上出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使法官之间矛盾增大，把注意力都放在内耗上，而不是放在业务上。
事实上，这种状况在目前地方法院已经比较多地存在，如果还不是普遍存在的话。借着司法改革、年轻化、专业化等各种名目，大量比较年长的（其实许多人仅仅是40多岁或50岁出头）、不大听话的、虽然经验比较丰富但文化水平偏低的法官被免去了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一般说来总是那些比较听话的、年轻一些的、有可能但并不必然更专业化的、有更高学历（其实大多也仅仅是大专）的法官被任命为新庭长。在这样的改革调整过程中，许多老法官积累的大量司法经验被浪费了。如果说目前的司法改革带来的这种浪费，相比其收益，在原则上还多少可以理解和原谅的话（但究竟如何，也需要更细致的实证研究），那么《引咎辞职规定》可能带来的这种调整却令人很难理解。
以上我的前提是假定院长的公道以及公心。这种假定未必现实，并且常常可能是不现实的。在目前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至少有相当数量的院长或多或少喜欢“听（他）话的干部”。虽然他们不会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不考虑工作的因素（因为如果下级的工作出了问题，他同样有责任，有可能影响他的“前程”），但至少有相当一些领导干部是任人唯亲的。因此，在现有的比较普遍的任人唯亲的制度——尽管不仅是正式的制度，但是更有实际影响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下，《引咎辞职规定》等于为这种做法提供了合法的根据。极少数思想作风不纯的院长完全会凭着这一尚方宝剑，大力拉帮结派。
再后退一步，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一旦法院领导层发生某些哪怕是正常的争议，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会有些人用上面的分析逻辑攻击院长或副院长，排挤那些力图推进整顿改革的院长。甚至由于其他法官的枉法裁判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出现更多的法院院长有意隐瞒本法院法官的枉法行为的情况，也不无可能。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应当是严格的，但严格必须有度；过度的严格，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些人会指出，“你太当真了，国家和最高法院曾经颁布过那么多规定，也搞过错案追究制，搞过法院整顿等等，最后不都就那么回事吗？对法院究竟有多大的实际影响呢？”确实，必须考虑这一规定能否贯彻的问题。如果同其他规定一样，《引咎辞职规定》对法院的实际运作不大可能产生实际影响，我上面的这些分析就多此一举。因此，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一规定有没有可能落实，以及谁有动力落实。
就此而言，我并不像最高法院或媒体那么乐观，认为《引咎辞职规定》会大大减少枉法裁判的情况。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法律或一项制度就足以改变一种制度局面的（中国农村改革可能是一个特例）。但也恰恰因为这一规定不大可能达到规定制定者意图的后果，我们才更应当注意制定者未意图的后果。而且，一个制度的总体预期收益不大并不意味着对与这一制度直接相关者（比方说，院长）的利害关系不大。本规定针对的是院长，与他们本人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因此，可以预期，他们有动力贯彻落实这一规则。且不说防止枉法裁判的公益和由此而来的其他个人利益了，就是为了这个“官”当得更像官，为了下面更听话，办事更顺当，院长也会采取强有力措施管一管“下面的”法官。因此，与以往最高法院颁发的其他规定、试图建立的其他制度（例如错案追究制）相比，本规定可能得到更为积极的贯彻。如果说，当年的错案追究制追究的还是具体办案的法官，而院长一般很少直接参与办案，因此错案追究制对他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他贯彻落实的动力会小一些；那么，今天的《引咎辞职规定》直接把其他法官的重大枉法裁判同院长的官职联系起来，同他的个人的直接利益挂了钩，因此，他无论于公（防止枉法裁判）于私（个人升迁和下面听话），都会有更大动力贯彻落实。而这种动力越大，对法官独立的威胁就可能越大。
因此，总体而言，我的结论是，这个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院长的责任心，得到更为有力的落实，从而减少某些枉法裁判以及其他本规定试图减少的现象；但这种收益是以牺牲法官在司法改革中逐渐获得或增强的独立裁判，破坏和削弱许多法官的人格独立和智识独立，以及损害法院内部的“用人”制度和风气为代价的。而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再退后一步，即使后果不是那么严重，我们也不应掉以轻心。在进行制度改革的设计时，我们必须作最差的打算。制度，除了要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某一类问题外，其能否成立的另一个关键并不是它能否实现预想的最好后果，而是能否避免可以想见的最坏后果。
当然，也许最高法院的改革目标并非我所假定的公正、专业、高效且独立的法官群体，也许它追求司法独立，但只是法院系统对于其他机关的独立，而不是法官个体的相互独立；也许规定制订者的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引入引咎辞职制度来进一步强化院长对法官的监督管理，而不是希望加强法官的独立审判；甚至，从理论上看，我们未必不能作更极端一点的假定。假如《规定》制订者的意图在此，那么我上面的分析批评都没有道理。但是，从近年来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措施来看，最高法院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改革方向是法官在审判上更为独立。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认为，这一措施就是与最高法院的基本追求和改革的基本趋势是矛盾的。
三
就对《引咎辞职规定》的分析而言，本文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这样就事论事并不是本文的要害，并且也不具有更为一般的意义。也许我们应当更深入的思考一下：假定《规定》制定者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强司法的专业化和法官的独立，并且《规定》的可能后果又真的如同我上面的分析那样明显不可欲，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规定能够出台，并且还能在媒体上得到比较高的评价？为什么同是以改革为导向的措施会相互冲突和矛盾？是哪些因素造成了制定者的以及这种社会的普遍不自觉？
或许制定者以及传媒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并且常常是难免的错误。但是，我们还要问一问，是不是有其他的因素？以及如果有，又是哪些因素使我们犯下了或容易犯这种错误？
我认为有。鉴于其中某些因素对于司法改革具有普遍的意义（即在以往一再反映出来，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我将在下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并且主要集中分析思想方法。
首先是简单的普遍主义的思维，即认为一种制度在此处有效，也就必定在彼处有效；其中包括了外国有效，在中国也一定有效，在其他部门有效，在法院系统也一定有效这样一种观点。我并不一般地反对这种追求，我的反对是基于可行性：制度以及制度的有效性总是同条件或语境相联系的；在一个地方有效的制度在另一个地方并不必定有效（当然也不必定无效），反之亦然。因此，重要的不是要不要追求事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在于首先要发现事物本身是否真的具备普遍性。普遍主义思维方式把世界上的事物都按照预先准备好的概念贴上标签，然后再按图索骥，追求事物的统一。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挖苦的那样：如果在思维上把鞋刷子统一到哺乳动物中，鞋刷子也不会长出乳腺来。把存在的事物理解为统
一、普遍的根据，正是需要努力发现和证明的。
正是在这种思路影响下，近年来曾多次出现与司法改革趋势不大协调的一些改革措施。既然依据宪法人大可以就个案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并对司法有一般的监督权和人事任免权，那么，人大自然而然地也就可以就个案监督法院。既然外国（其实更多是西方发达国家）都要求证人出庭作证，那么就可以不管中国目前的熟人社会以及熟人社会中证人出庭作证对于证人的风险和成本，许多法律改革者还是一味强调证人出庭作证；即使实践已经证明这一改革在目前经济社会条件下很难全面推开，却还是有不少学者坚持要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批评中国老百姓法治意识不强，需要大力普法，甚至主张要把“拒证行为犯罪化”。既然美国法官的某些司法意见论述得很详细、很雄辩，那么中国法官在所有判决书上也应照此办理。同样，毫不奇怪，既然引咎辞职制度在强化行政管理上、强化行政首长的责任心是有效的，因此必定对法院系统和法院院长也可以照搬。这种简单的制度照搬反映出一种思维和行动上懒惰、急功近利，不愿意深入调查研究；它既表现了一种过强的精英意识（对于普通国人），同时也表现了自信心不足（对于中外其他成功的精英）。
与此相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第二点，我们的许多司法的管理者、决策者、司法改革的倡导者以及大众传媒都根本没有意识到司法制度逻辑与行政制度逻辑以及立法制度逻辑非常不同。这一点在《引咎辞职规定》中有很多反映。一般说来，在行政制度中，作为一种政治惯例，强调引咎辞职制是合适的，也是有效率的；这与行政机关的首长负责制以及行政中采取的严格科层制的制度逻辑是一致的。引咎辞职制度一方面可以迫使行政首长加强责任心，强调对下属的严格管理，要求下属严格服从命令，防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引咎辞职制度也与行政部门是积极主动的执行部门相联系的。一旦行政机关采取了某项错误的实际措施，常常会带来普遍的无法挽回或难以挽回的伤害，因此需要更强有力的首长责任制来预防不利后果的发生，甚至在某些时候，需要一个政治官员出来“背骂名”。
法院系统则相当不同。法院尽管内部也需要行政管理，但法院的基本职能是裁判，对法官的基本要求是独立作出判断，法官在行使其司法职能时是互不隶属的。即使从现实来看，我们国家的法院还具有比较强的行政机关色彩，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我们的《法院组织法》以及有关的各个程序法，也从来没有强调或暗示法官相互之间有任何隶属关系。一些西方国家的制度甚至有意无意地强化了他们的相互独立；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首法官）仅仅是同等法官中的第一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的院长（首席法官）都由在该院任职最久的法官担任；首席法官只有少量的法院内部的行政权力以及影响其他法官的权力和能力。并且，西方各国的法院体系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以牺牲效率（这里假定行政权更有效率）为代价，来鼓励法官独立诚实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例如合议庭制，例如两审终审制，例如法官终身制等。在这种互不隶属的制度下，合议庭的庭长甚至院长的意见并不必然更有分量；一个案件即使被上级法院了或改判了，也常常不认为主审法官办了错案；总是揣摸并力图符合上级法院判决或其他法官观点的法官在各国法院系统都是受嘲弄和厌憎的。法院拒绝首长负责制和引咎辞职制的另一个制度逻辑可能是，法院的审判职能主要是消极地依法对个案进行判断，执行则由执法部门完成。因此，即使法院判决错了，这个判断一般不会立即且直接造成普遍的伤害，只是错在个案上；因此没有必要通过首长负责制来防止下属的错误。
上面的分析显然过于简略，我自己也不认为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制度逻辑的视角；而这个视角是长期被忽视的。因为中国近代的法院制度组织结构是从西方引入的，法院本身是从传统的衙门中分化出来的；这种与传统衙门的血缘关系很容易令中国的政治家、法律家和法学家不注意、看不到或看不清西方司法制度发生、发展的制度逻辑。人们很容易并且也习惯于把法院仅仅看作是另一个政府机构，只不过是一个解决纠纷的机构，把上下级法院关系看作是另一种行政监督关系，把院长与法官的关系看成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加之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法律一直受到政治的很多制约，中国现代的司法可以说是到了90年代以后才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出现，因此，这种没有传统的传统更难让人们，包括法律界、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注意到并深入理解司法的制度逻辑与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的差别。必须指出，我们各级法院的院长中的大多数，包括如今大力推行改革的最高法院院长，哪怕当初是学法律出身的，也大都“出生”于政府行政部门，长期行政部门的生活和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必要的严格组织纪律，已经把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深深铭刻在他们对法院的管理上了。不知不觉中，行政部门的制度逻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统一的、标准的制度逻辑。加之现有的法院系统设置和运作本身也具有比较强烈的行政性，从而为这种行政逻辑向法院延伸以及在法院内部扩展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在这样一种普遍制度条件下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对法院制度逻辑的遗忘或忽略几乎是必然的。很容易，行政机关的改革措施被视为是同样适用于法院系统的改革措施。结果却是，法院的制度逻辑进一步受到破坏；司法的改革呈现出制度逻辑的强烈不统一。
第三，对司法的制度逻辑关注和理解不够，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唯“心”（动机）论太多，因此缺少对改革可能的后果细致综合性的研究和考察；现有的法学研究和司法政策研究也缺乏这样的实证研究传统和工具。
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是稍微对社会有些许了解，对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有所了解，也都会比我这个书斋中的教授对《引咎辞职规定》可能带来的后果看得更清楚，分析得更明晰。这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缺乏勇气或敢不敢解放思想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术理论资源因此能不能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的热情的司法改革者、决策者往往过于强调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而比较缺少对后果的关注和把握，缺乏对社会科学的了解和把握；他们太容易把实现司法改革之理想看成是一个呼吁的结果，把从图纸到现实的过程看得太简单了、太直接了。
我们的法学研究和政策研究确实相当落后，落后不在于心不诚，志不明，而在于我们非常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传统，缺乏这种实证研究传统支撑的把我们的真实感受表达出来的学术话语机制和学术氛围。事实上，法学界很少有人对司法与行政的制度逻辑进行细致的说理分析。大多数讨论、研究或介绍司法独立的文章，哪怕是所谓的理论的文章，也更多是引用孟德斯鸠以及其他诸多名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话，或者是引证西方各国的、特别是美国的例子和经验。但这只是在诉诸权威（中国习惯的说法，是“拉大旗当虎皮”，尽管有时这也是必要的）或是例证，而不是论证。因此，关于司法独立的讨论缺乏理论的说服力。这种法学理论之缺乏普遍影响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包括传媒。在这种规范性的话语机制下，我们无法用恰当的理论框架和细致的学术分析来强有力地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往往注意了动机、意图，改革措施是否能为公众接受等等，往往注意的是规范的分析。
其实，评价任何改革都不能仅仅考虑改革者的动机和意图，甚至没有必要评价。改革的目的都是要有所改善，要有效果；因此，推出任何改革措施就必须预先、哪怕是粗率地考虑一下后果会如何，司法改革也同样如此。并且，由于任何改革都会带来一些可欲和不可欲的后果，直接的和间接的后果，长期的和短期的后果，诸多改革措施也往往会产生相互抵消的后果；也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须依据现有的知识尽可能对未来的后果作出相对细致、精确的预测。必须充分考虑一项改革可能带来的利益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者对于哪怕是用意良好的改革措施的利用或挪用；必须把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作一个利害关系的权衡。对于法律这个世俗的职业，这个强调保险系数的职业，尤其必须有这样一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分析。这就需要不仅对法院制度、法官有法条主义的和规范性理解，而且需要尽可能分析理解与制度、社会和人的行为相关的一系列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法院改革需要的不仅是法学的知识，而且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不仅需要规范的理论，而且需要实证的研究。而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法学研究的知识准备和传统都是很不够的，甚至根本没有。
最后，还应该说：即使是满腔热情的司法改革者、决策者在制定诸如《引咎辞职规定》这样的制度规定时，也仍然可能有诸多下意识的、力图自我否认的私人利益。私利尽管可能带来改革的动力，但也可能构建起智识的盲点。例如，最高法院在制定《引咎辞职规定》时未必就没有努力展示自己的改革者形象、改善法院公共关系、突出法院系统（相对于检察院系统以及其他行政部门）改革政绩现代国家制度研究的动机，以及这些背后隐含着的法院部门的政治利害以及改革者的个体收益。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因素就是改革者和决策者的私人利益，尽管不是通常意义的个人私利。指出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反对行动者有这种利益，如前所说，改革历来都是由各种利益和利益集团推动的。问题只是，在承认这些利益合法时，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这种个体（包括部门）的利益与其他个体的利益能否兼容，是否与社会的总体利益相兼容，是否会不恰当地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是否违背了制度本身的逻辑，从而给社会，同时最终也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一些从长期来看非常不利的、得不偿失的后果。也正由于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分析的知识和工具。
《引咎辞职规定》已经颁布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这篇文章是姗姗来迟。但是，如果此文能有助于我们看清或警惕当前司法改革中存在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引起我们对司法以及其他部门的制度逻辑的关注、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对于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来说，它也许还不算太迟。此外，也许这还应当引起我们对中国当代各个行业和机构本身的制度逻辑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笼统地搬用、挪用和套用一些一般性的、哪怕在一时一地曾经有效的制度和原则。中国的法治需要大量细小、精微、实证的制度分析、考察、培养和创新。
余论
关于《引咎辞职规定》与宪法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分析如果从法条主义和法律推理的立场上看，《引咎辞职规定》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由于与正文的中心论题并不完全一致，故在此作一简单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均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罢免，副院长以及其他法官均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据此看来，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任免权属于人大这个权力机关。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可以说，最高法院以及地方各级法院都对各级人大负责。因此，最高法院无权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务问题作出规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规定侵犯了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在法官任免权问题上的独占的权力。同时，这一规定也侵犯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官任免权，同样违宪。
《宪法》以及相关宪法性法律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规定了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对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在与检察院相关的《宪法》条款上却规定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由此可见，宪法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职权范围仅仅是监督下级法院并且仅仅是审判工作。而《引咎辞职规定》一方面扩大了自己权力范围，从审判工作扩展到了非审判的工作上，这是违宪性的篡权；更重要的是，这一规定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中国的法院体制，使之更类似于检察院的体制；甚至，由于引咎辞职制是同首长负责制相联系的，因此这一规定把法院系统变得更为行政化了。这也是对国家宪法体制的变动。也属违宪。
这一规定侵犯了《宪法》相关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宪法等相关法律没提到辞职；《法官法》第！"条规定了一系列“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职务”的情况，其中第#种提到了辞职；第"#条则具体规定了“法官要求辞职，应当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免除其职务。”依据司法独立的一般法学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应不利于诉诸法律者的原则，这里说的辞职显然应当理解为法官个人主动辞职，但是《引咎辞职规定》中规定的辞职实际是强制的。规定法官“应当主动辞职”，以及“应向……和上级人民法院提交辞职申请书”这种规定实际明显侵犯宪法以及其他宪法性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
这一规定还明确把各级党委对作为党员干部的法官目前实际享有的管理权限法律化了。例如，第5条规定“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应向有干部管理权限的党委和上级人民法院提交辞职申请书，经党委商（原文如此。引者注）上级人民法院同意后，依照法定程序办理。”固然，这一规定展示了中国法官的任命的实际权力中心，在这一点上，它是公开化了，透明化了；也许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司法改革，有利于人们真实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把党管干部和法官法律化了，不仅为今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设置了一个法律的障碍，而且也把各级人大的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的任免法官的权力从法律上进一步架空和剥夺了。因此使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上的改革更难推进。
《引咎辞职规定》的第10条规定“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这样一个法规的制定和解释均属于最高法院这同一机构，它同时扮演了立法者和释法者，这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
也许最高法院有某些制定《引咎辞职规定》的理由，也许确实法院的管理体制应当改变，也许引咎辞职制度可以试行，也许现在法院系统的枉法裁判等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采取紧急手段等等。但是，既然最高法院是中国最高的司法裁判机构，宪法是中国最高的法律，其他《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也是宪法性法律，最高法院因此有特别的义务首先尊重这些法律。宪法的作用是一种预先的承诺，防止人们因为一时的便利或近期的目标而破坏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即使是为了一种形式的价值因素，也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宪法制度进行如此重大的改变。
中国的改革包括法院制度改革在某些时候可能不得不突破宪法的某些规定（例如当年的农村改革）。因此，我并不把宪法至上意识形态化，并不预先就决定反对这些规定是应当拒绝的。我会准备倾听和适当考虑一些学者所说的“良性违宪”的论点。但我们也不应当预先假定，这些规定就是“良性违宪”。因为我们面前看到的只是“违宪”。它们究竟是否“良性”则需要证明，最高法院作为制定和提出这一规定的机构必须首先承担起改变这一结构的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没有为其一系列显然违宪的规定的必要性提出任何强有力的论证。我们只看到该规定第一条笼统地称，这一规定是根据《法官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制定的。我们即使不考察这些法律或法律性文件是否为制定《引咎辞职规定》提供了某些法律的根据，我们也可判断，这些法律或法律性文件显然不具有超越宪法的法律效力。其次，最高法院在新闻会上指出的一些院长“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漂浮、讲形式、走过场，只图虚名、不求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严重问题，引发群众不满”等问题无疑存在，甚至可能比这些情况还严重，但是，这些问题是否就足够严重和紧急，乃至最高法院不得不违反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避开法定的立法程序，匆忙作出这样一个大大改变中国宪法体制的规定呢？第三，《引咎辞职规定》是否是改变最高法院所列举的现象的必要和有效措施？我在正文中已经论证，这个规定与改变各级法院的现状之间并没有哪怕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可以预见的因果联系，而弊端很大；并且我也论证了，可以采取其他更为有效的措施。综上所述，最高法院根本没有完成其起码的更不用说充分的举证责任。
司法改革范文第3篇
司法，是国家权力通过法律适用形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进行的活动，是国家“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不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法”。[1]在法制社会中，司法被视为救治社会冲突的最终、最彻底方式，社会成员间的任何冲突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情形下均可诉诸法院通过司法审判裁决。合法的裁决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具有显著的强制性。“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要求司法必须是公正的。司法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任何社会冲突，都包含着对某一社会公正原则的扭曲，因此，矫正这种现象必须有公正的意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力量”。[2]普鲁士国王弗里得里克二世在历史上虽然不是一个尊重法律的典范，但他也曾说过，“如果非正义找到了扰乱事务的手段，那么正义就应当有排除这种扰乱的艺术。”[3]从诉讼主体的角度看，任何冲突的主体都必然在形式上强调自身行为和要求的正当性，对这种对立的“正当”作出裁判，必须有真正公正的标准。因此，司法公正，实质上有两层涵义：一是程序公正，二是实体公正。
在适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的活动中，司法程序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司法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历史表明，司法程序模式的内容及其公正与否，与法律的实施效果密切相关。然而，程序公正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具有相对性，不同时期或不同阶级对程序公正有不同理解和要求。西方学者认为，程序公正主要包含如下两层意思；一是法官不能自己审理自己，不能审理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案件，法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二是应该平等地通知当事人各方，让他们准备陈述或答辩，允许被告为自己辩护，给当事人以同等机会和权利接受司法。[4]有的法学家则把程序公正概括为；法院公开司法：当事人有权聘请律师；原告负举证责任；陪审团参加裁定，判决书要写判决理由；判决公开，当事人有上诉权利：控制可能发生的藐视法庭的行为，等等。一般来说，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因此，程序本身是否公正是当事人、执法者以及社会主体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程序公正，即在整个司法过程中公正地对待作为当事人的冲突主体，保证冲突主体能足够和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及其行为的空间。从司法程序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程序正的含义包括下述几方面：
（一）程序的独立性。程序的独立性是指诉讼程序的开启和运作应当以实现法律目的为依归，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法官在审判中，只服从法律，不受其他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干预。程序独立性是程序公正的首要保障，它使程序具备了自身的理性，从而可以对抗其他国家机构的法外干涉。
（二）程序的民主性。程序的民主性是程序公正的要义，它包括；程序设置是否以大多数人利益为重，是否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程序设置是否便利大多数人；程序能否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程序性义务是否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等等。古代专制社会的程序法是树立君主专制个人的工具，与民主无缘。民主的程序法生成于民主政体和社会之中。
（三）程序的控权性。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权力失控将导致不公正，因此，程序公正要求法官的行为不应当是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的。现代程序法与古代程序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可以通过法定时限、时序、原则和制度来制约权力行为，防止法官主观臆断和偏听偏信。“诉讼程序，一般来说，不过是法律对于法官弱点和私欲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而巳。”
（四）程序的平等性。古代程序法确认公开的程序特权，不同身份的人在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是有别的。现代程序法坚持诉讼双方“无差别对待”的平等原则。程序的平等性主要指法官是中立者，与当事人或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冲突和纠纷的双方有平等陈述意见的机会；双方所举的证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程序的公开性。程序公开指司法过程和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程序公开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在于，公开司法可以发挥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防止偏私的可能变为现实，和促进当事人以及社会对司法结果的信赖。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司法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在专制社会的程序法中，秘密审讯是其特征。正如马克思说：”有人把怕见天日的私人利益运进我们的法里，就必须赋予这种内容以相应的形式，即秘密的诉讼程序的形式。“
（六）程序的科学性。程序的科学性是指程序法中彻底废除了刑讯逼供、神明裁判等野蛮、落后的作风和习惯，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成果和要求在程序中得以体现。程序的设计应当符合法律行为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和服务于其设置和存在的目的。科学的程序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应当有足够的防错和纠错功能。国家司法机关享有和行使司法权的目的，是在准确地查明社会主体间的冲突和纠纷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统治阶意志的法律规范救治业已被侵害的法律权利，恢复被扭曲的社会秩序。因此，实体真实或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不论刑事司法，民事司法抑或行政司法，都要以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和公正处理为价值目标。从根本上说，离开实体公正，司法活动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查明冲突和纠纷事实的实际发生过程，是司法活动的核心内容。如果司法活动不能揭示冲突和纠纷事实的真实状况，司法公正就失去了事实前提和基础，也就谈不上准确无误地适用法律。
准确再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为法律适用确立必需的相应事实情境，不是一件筒单容易的事情。因为；首先，从社会冲突的产生来看，任何纠纷往往都缘自于社会主体对冲突事实的不同认识和主张，都是以自身的“理由”为基础的，且社会主体都能为这种“ 理由‘提供或多或少法律上或道德、舆论等方面的说明。其次，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是一个对历史性事实作回溯证明的过程，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实都难以完全恢复其原始面目。事实表明，这种回朔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再次，强烈的利已动机常常会使得社会冲突的主体在司法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虚假的陈述来掩饰事实的真实过程，冲突主体所描绘出的事实图像往往是虚假的或彼此矛盾的，这给回复案件真实情况的司法活动增加了难度。然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知的事物。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案件的客观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回溯证明在过去时空中发生的案件事实是一个困难过程，但在司法权力的作用下，通过收集和审查事实过程在特定环境下所遗留的痕迹、物品和其它证据，回复案件真实，达成实体公正、是可以实现的。一般说来，实体公正的达成有赖于：第一，证明案件事实过程的证据确实可靠，且达到了一定的量，具有实在的证明力。第二，双方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所进行的陈述、辩解以及相互辩论是在法律允准的范围和环境中展开的，不受威胁，引诱、欺骗甚至刑讯的影响；而且，双方当事人在司法中所享有的进攻和防御手段及机会是平等的。第三，司法者在事实和法律基础上对证据的审查与取舍，对双方当事人所主张内容的认可与否定以及其它一切判断正确。可以说，裁判书中所认定的事实，是司法者对证据审查后所形成的心证，是一种主观感觉，因而司法者的业务素质、道德修养、司法经验等对于案件真实的回复和实体公正的达成有重要影响和作用。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实体公正有赖于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追求实体公正的手段，不公正的程序是难以实现实体公正的。从另一方面讲，程序公正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有实体公正，在正当程序下仍有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因此，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不可偏废的，两者统一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根据国家和法的原理，司法权是国家统治权的重要表现形态，是国家权力在解决纠纷领域的运用。国家职能发达的标志，是排斥纠纷的私力救助，而由权益争端的双方当事人或法定机关依法提请国家司法机关解决。法院行使司法权，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免受任何侵害；社会主体接受司法，是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所享有的合法权益。因此，公正司法，对于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维护国家法律秩序。国家司法权是基于保护社会主体的权益不致受到侵害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如果社会主体的权益处于正常的法律状态，没有受到侵害，也就不存在“请求通过司法方式保护”的问题。国家司法保护手段的运用与社会主体保护实体权益的要求是相适应的。当社会主体的权益受到行政、民事或刑事侵害时，就会借助国家司法力量予以保护，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而社会主体权益的正常秩序，是国家机器赖以存续的重要基础，如果侵权行为泛滥，法律秩序混乱，国家统治就会动摇。因此，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起自身的法律秩序；要建立法律秩序，就必须借助司法手段干预社会冲突和纠纷，制裁侵权，保护权益，实现司法公正。历史表明，不公正的司法，不仅不能维护和建立健康的法律秩序，而且会加重对法律秩序的扭曲和破坏。
（二）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司法结果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重要的。无论行政诉讼，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司法结果即判决、裁定是否符合自己的良知、信念、道德水准和法律理性。司法结果成为人们最直观地判定司法公正的标准。实际表明，公正的司法结果会得到人们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反之，则会导致人们的愤慨和唾弃。在司法公正的情境下，人们可以从司法结果中判断和认识法律允准的行为范围，从而约束自身的行为使之符合法律，对于具有违法动机的人来说，公正的裁决结果会使其感知到：如果实施违法行为，将会受到足够的惩罚。因此，公正的司法，会增加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司法公正的印象和现实会促使其诉诸法院，请求通过司法手段给予最有效的最彻底的保护。同时，公正司法，会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法院的良好形象和司法工作的尊严，这又会大大增加诉讼的感召力，使人们依赖诉讼、利用诉讼。实践还证明，在社会冲突或纠纷发生时，社会主体不知、不敢、不愿利用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甚至对诉讼感到厌倦、“私了”倾向严重等，大都与司法不公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有密切关系。因此，宙判公正的意义远不只体现在个案上，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普遍的。司法公正能够消除社会主体在冲突发生时对诉讼的不良预期，抑制寻衅滥讼现象的发生：同时，司法公正也可以减少被诉主体应诉的心理障碍，使其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抑制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一切制度都以其所具有的一定作用为其赖以存在的前提，作为社会法律制度的司法也不例外。司法是以侵权行为或社会冲突的存在为基础的，司法的任务是查清案件真实情况，运用法律裁制违法，恢复被破坏的法律权益秩序。因此，公正的司法便有下述三项重要作用；第一，对于违法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而言，通过法律责任的追究，可以抑制其再次进行违法侵权行为的心理和能力，起到个别预防作用。从违法、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律看，如果违法，侵权人在初次违法、侵权后没有受到一定控制，便有继续违法、侵权的可能。通过司法，给予违法、侵权人公正的惩罚和制裁，便可以抑制其再次违法、侵权的冲动和欲望。第二，对于潜在的违法、侵权人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法律责任，既是国家对违法、侵权行为的评价，也是社会对违法、侵权严厉谴责的体现。法律责任，尤其是刑罚，必然会给承受者造成一次权益的剥夺或限制，并使之遭受名誉、地位等非物质性损失，因此，公正的司法自然会使潜在的违法、侵权人明了自己的行为将在法律禁止之列，面对法律责任的存在，潜在的违法、侵权人可能会回避法律责任所带来的损失而放弃违法、侵权。第三，对于守法者而言，公正的司法可以加深其对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认识，对违法、侵权形成本能的厌恶感，从而长期地不实施违法、侵权行为。禁止性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使人们在个人欲求与社会欲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时，作出服从社会共同欲求与共同利益的选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法律的遵守意味着对自身行为和利益的控制。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是自觉守法的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公正司法的裁决结果，有助于社会成员建立恰当的行为预期，消除实施违法、犯罪而又能逃避制裁的侥幸心理，从而正确地控制和选择自己的行为。
（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司法公正对于当事人的意义是重大的。当事人是社会冲突或纠纷的直接实施者或损失的承担者，与争议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国家司法手段的运用与社会成员保护实体权益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直接利害关系的存在，表明当事人在实体上可能遭受了某种不利，或者是原有的合法权益不能实现，或者是因非法请求而承担了不应承担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国家运用司法权干预冲突和纠纷，用强制手段保护与争议法律关系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的正当权益。对于当事人而言，提讼、介入诉讼和进行诉讼活动的心理基础，是其对相关实体权益的切实关注；相关实体权益是激发当事人开展诉讼、接受司法的动因。因此，司法活动是否公正，即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息息相关。司法结果，是法院根据法律关系的客观状况而作出的法律评价，并由此引起权利的强制实现和义务的强制承担。因此，公正的司法，无疑是对当事人不法利益的否定和对合法利益的保护：不公正的司法，则必然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错误的法律的评价。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公正，也包括当事人双方的主观公正，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感 受和自认为正当的权益要求与司法的裁决结果相统一。否则，司法结果就难以为当事人所接受。而主观公正的实现，又离不开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主观感受如何，取决于司法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这正是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
二、公正的缺失：中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结构性缺陷
应当承认，司法首先是作为一项国家职能而存在的，这就决定了司法权的配置和司法制度的设计必定相关于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国家制度、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等社会大系统。程序的基本价值和精神在于“以程序制约权力”。现代社会日益精细、复杂的诉讼程序实际上是个人权利保障机制日益完善的表征。而这种权利保障机制的生成必然要求相应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之相协调。
从传统上看，中国历来是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国家。在历史上，这种国家权力本位的观念早在青铜时代就有了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更是有增无减，专制主义集权日趋加强，家国一体、融家于国的情形可谓举世罕见。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格局必然形成一种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的国家权力本位观念，而与这种国家权力和观念的高度发达相对应的，是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个人权益的基本丧失。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从政治体制上废除了封建专制制度，但是传统观念的惯性作用却使“重权力、轻权利”的权力本位观念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和作用。加上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以来又实行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所有制模式赋予政府（在一定意义也就是国家）无限的权力，将政府推到社会结构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国家有可能凭借所控制的全部社会资源在非经济领域实行全面和直接的控制，使经济领域之外其他程度上的社会结构深深地烙上了这种所有制模式的印迹。[5]这就使传统的国家权力本位主义观念，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态下得以延续。在国家权力本位主义观念的关照下，只可能生成一种集权式的传统社会结构，而不可能产生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以“法治主义”和“以程序制约权力”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结构。作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中国现行的司法体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成型的，由此导致司法制度在制度设计和权力配置上的强国家主义色彩。显然，在这样的文化和政治体制背景下，是难以生成以程序制约权力的权利保障型司法体制的。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体制对程序的权力制约功能重视不够，程序的公正性遭到轻视乃至根本就忽视。这突出表现在：
（一）程序独立性受损。在现代法治国家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作中，程序独立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司法程序的独立性被视为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障，程序独立性的受损或弱化，必然滞碍司法公正的实现。然而，尽管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而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肯定了司法独立作为我国司法活动与组织原则的地位，但是，由于在现行司法体制格局下，法院在人、财、物的管理上不能自治，司法活动多方受制，从而导致司法独立性受损，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司法权地方化”。由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资源（包括人、财、物力）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因而导致“司法权地方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形成所谓“地方司法保护主义”或“部门司法保护主义”。二是“司法权行政化”。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与同级党委、政府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司法权及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极度弱化；另一方面，就法院内部管理体制而言，由于在观念上强调人民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性而忽视了法官个体的独立，法官个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必须经由所在法院的院长、庭长审批；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经司法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法官必须绝对服从、遵照执行，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审理，法官的判决也并非完全是自身内心确信的反映，往往演变为长官意志的体现。三是“司法非专业化”。由于在传统观念中，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具有同质性和相似性，因此承担司法职能的法官与承担行政职能的行政官员相比，在任职资格上并未设定相应的专业标准，法官的任职资格条件较低，这就抹煞了司法职业本身的技术化、专门化特征。法院“门槛”的降低，使得大量从未受过系统、正规法律教育和司法训练的社会人员得以进入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从而产生“司法非专业化”问题。法官职业的非专业化，直接导致法官在法律素养的和司法技术能力上的先天不足，难以为法官独立、公正地司法独立提供资质保障。
（二）程序民主性有缺。作为程序公正的要义，程序的民主性要求程序的设置必须切实体现和保障公民权益在实体上的实现；而程序性义务的强加也不应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而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难以充分保障程序民主性的实现，这主要源于涉讼公民普遍关心的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的诸多缺陷。当前过高的诉讼费用分担模式导致权益受到侵害的普通公民难以接近法院、接近正义，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原则，而各地法院在诉讼费用收取上的不同规定，更难以使当事人产生公平、公正感；而法律援助制度在设计上的不足则导致存在实际困难的被告人难以及时获得私人法律专家——律师的帮助，从而在权利救济和实现方面留下瑕疵。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虽然扩大了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援助仍然只限于法庭审判阶段，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仍不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进行刑事司法援助。这就违背了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中关于法律援助应当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普适性要求。
（三）程序控权性失灵。程序的目的和功能之一是制约权力的运行。而程序虚置无疑将导致权力失控，进而引致程序主体行为的反复无常或专横武断，致使司法不公现象的普遍产生。程序的控权性要求程序主体的行为应当受到程序法的严格规制。但在我国目前体制下，由于程序法定原则并未得到遵行，程序主体“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的现象较为突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程序主体尤其是国家专门机关权力的放任和恣意。刑事诉讼中的监听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证。根据程序控权性的要求，基于权力控制和制约的需要，刑事司法机关的职权及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程序必须贯彻程序法定原则，即凡是涉及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大权益保障的事项，只能由作为国民代表集合体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赋予的职权，司法机关不得行使；司法机关也不得违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设定的程序规则而任意决定诉讼的进程。就监听而言，在侦查中采用监听将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和通讯自由等重要权益，根据程序法定的要求，采用监听的程序必须由刑事诉讼法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内部性文件的形式来规范监听的启动与实施，导致监听的启动和执行缺乏相应的程序制约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启动和实施监听措施的随意性极大，根本不受国际通行的相应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救济原则等程序原则的制约。这些程序制约机制的缺位，使监听的采用处于“脱轨”、“失控”的边缘，给公民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造成某种威胁和隐患。
（四）程序平等性失衡。在我国，由于传统的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诉讼程序的平等性体现得并不充分，在诉讼领域还存在着程序平等性失衡的现象，如在“民告官”的行政诉讼领域，由于作为被告的国家行政机关自持身份特殊往往不愿主动配合诉讼的进行，从而导致行政诉讼案件审理难、执行难问题的普遍存在。如何保障原被告双方的实质平等，一直是行政诉讼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在2000年里，全国各级法院结案的行政案件8万余件，老百姓胜诉率不到50%.在“民告官”的案件中，不仅仅是公民一般不敢告、不愿告，在某种意义上说，法院也“不敢审”、“不愿审”。[6]而在刑事诉讼领域，作为程序平等性体现的控辩平等原则未能得到真正贯彻，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机关与作为个人的被告人并不视为刑事诉讼中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国家专门机关。据此，一方面检察院对法院拥有审判监督权，导致检察院对法院的纵向制约，破坏法院的审判中立性。基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现实顾虑，法院在审判中可能更趋向于采纳作为控诉方的检察院的意见，这就使被告方的意见得不到法院的平等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也同样指向被告人。按照常识，一个由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所构成的对话机制中，是难以实现双方的平等对话的。面对处于上位的控诉方，被告人受到更多的束缚，难以从心理上和能力上展开有效的防御。这说明立法者在观念上并未真正将控辩双方置于平等地位上来加以对待。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至今仍崇尚国家本位主义诉讼观，因而缺乏控辩平等的观念基础。控辩平等要求在观念上将检察院与被告视同为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即原被告双方，只有将检察院与被告人同列为当事人，才能实现两者的真正平等。这是国外的成功经验，在国外，检察机关不是法官而是诉讼当事人，是刑事诉讼中的原告。[11]而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更不是刑事诉讼中的原告，而是和人民法院一样的国家专门机关。在理论上也一直认为，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与作为公民的被告人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例如我国有学者至今仍然认为，刑事诉讼结构是一种倒三角结构，其特点是公诉即关于审判机关同处于一条水平线上；被告处于被控诉和被审判的位置，因此，控辩双方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平等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观念，违背了强调国家与个人平等的现代法治理念。这已成为控辩平等实现的最大观念障碍。这种状况表明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平等地位并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控辩平等未能真正得以实现，控辩失衡仍然是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特征。
（五）程序公开性受限。程序公开要求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然而在我国诉讼实践中，程序的公开性仍然受到诸多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过程公开化不足。现实中除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内程序”之外，还存在诸多“法外程序”，如在现实司法管理体制下，法院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审批程序，这种内部程序显然是缺乏公开性制约的；另一方面司法结果的公开化也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判决书说理制度的缺乏。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结果的公开化不仅要求判决公开进行，而且要求判决理由的公开化，判决书说理制度的设立实质上就是要求主审法官在判决书尽可能详尽地陈述本案的判决理由，以此寻求当事人尤其是败诉一方的心理认同，争取纠纷在心理上真正得到解决；同时，判决理由的公开化也使法官的判决理由暴露于公众场域，为公众舆论所知、所感，有利于形成司法权的社会制约机制。
（六）程序科学性不足。程序的科学性要求程序的设计应当符合法律行为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和服务于其设置和存在的目的。而在我们现行的诉讼制度中，对程序科学性的认识仍然存在不足，这一点在证据制度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例如经实践证明是防范刑讯逼供的有效举措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长期得不到立法上的肯认。虽然现行刑诉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对于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是否应当予以排除。从实践效果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乏是我国刑讯逼供长期禁而不绝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对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的拒斥态度也是非科学性的表现。从世界各主要的做法来看，都确立了在法定情形下，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制度。例如当证人提供证言可能使自己或近亲属受到刑事追究或受到有罪判决时，或者当证人基于特定职业而拥有特定身份，如证人身为律师、医生、宗教神职人员等时，对于他们因自己的职业原因而了解到的情况，均可以拒绝向法庭作证。对于拒绝作证权，我国在立法上明确予以否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所有知情人都应当出庭作证，而不应有拒绝作证的例外。在诉讼理论上，对拒绝作证权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传统观点认为拒绝作证制度不利于与犯罪作斗争也与大义灭亲的传统相悖。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拒绝作证制度的缺位却引发了极端的司法悖论：一方面是父母因顾念亲情拒不揭发子女的罪行，构成窝藏、包庇罪而被定罪处罚，引发人民批评法律不人道；另一面则是司法机关只能对大量的公民拒不作证的违法行为，假装视而不见，法律的权威因此遭到极大破坏。现代法治理念要求“良法之治”、否定“恶法亦法”。作为良法，就不能要求人们去履行无法履行的不正当义务，或是去禁止完全不应被禁止的正当行为。就拒绝作证权的设置而言，虽然基于查明案情，特别是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考虑，法律希望每个证人都能大义灭亲出庭作证，但这往往只是法律的一厢情愿，因为就人类目前的“政治觉悟”而言，大义灭亲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项较高的道德要求或标准，不是每个公民都能达到的。如果法律违背这一社会现实，强行将此作为公民的法定义务，就将导致法律在执行中被虚置或遭到抵触。明智的做法是建立拒绝作证制度，将是否大义灭亲交由证人自己决定；法律可以作此期望，但却不能作此要求。
由于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程序的公正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从而也是体现法律正义的根本保障。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套能够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能够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7]也就是说，公正的程序往往具有致成公正结果的内在品性，不遵循公正的程序则很难期望达至公正的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因此，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在丧失了程序公正性的同时，实体公正性也失去依凭和保障，从而造成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双重失却。
三、公正的重塑：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步略
如果说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行司法制度的诸多缺陷尚能为普遍的社会公众所承受 ，而不致对社会公正造成强势冲击，那么一旦面临社会转型，在社会原有价值规范整体失灵的情势下，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必定就会凸显出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逻辑，必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实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传统的集权式社会结构面临着全面转型，作为生发于其中的现行司法制度也面临着变革。同时，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法治经济，它对社会法治环境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它既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来保障市场竞争的公平环境，也要求在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经济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能够有公正的裁判者来提供权利救济，而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显然难以承担这样的职能。相反，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现行司法制度容易滋生司法腐败、诉讼效率极其低下的弊端却暴露无遗。从现实情况来看，司法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已经极大地破坏了司法权威、损害了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并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回应，司法体制改革的命题也就随之而被提出。
（一）司法改革的目标定位
改革目标的设定应当是基于对现存问题的回应，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弊端在于公正的缺失，因此，司法改革的目标应当定位为公正的重塑。应当注意的是，囿于传统观念，对于司法公正的理解，我国更多的是强调实体的公正性，而对程序的公正性则相对忽略，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已经出台的一些改革措施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例如作为遏制司法腐败对策的错案追究制，虽然有利于增强法官责任的落实，但其对程序公正尤其是程序独立性妨碍极大。显然，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这种改革措施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司法公正应当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层面；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则应通过对程序公正的保障来致成实体公正的结果。具体而言：
首先，保障程序独立性。鉴于目前严重的司法信任危机（社会公众的观念中，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中立、公正形象受到极度贬损），必须进一步推进司法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彻底实现司法独立来重塑人民法院中立、公正的形象。在具体作法上：1、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资源独立于地方，目前可行的方案有二：一是对现行司法体制作大的调整，建立人民法院系统的中央垂直领导制度，使司法权彻底脱离地方；二是在现行司法体制的框架内，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域的大司法管辖区域或设立各级巡回法院的方式，使司法对地方形成“有限超越”。2、加强保障法官个人独立的制度建设。改革法院内部管理模式，合理界定法院院长和庭长等司法行政事务领导与法官的关系，废除案件审理院长、庭长审批制；改造审判委员会的功能，逐步淡化其实质审理的功能，加强其经验总结与交流的内外协调功能；同时还应提高法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从有经验的律师中选拔法官是较为可行的方案，应当成为制度变革的突破口；另外法官的服务条件也应得到改善，至少要做到与法官的“特殊公务员”的身份相适应，确保法官职业的尊严。
其次，增强程序的民主性。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制度优势，民主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增强程序的民主性也构成了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考虑到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的确立大大增强了被告人对辩护律师的依赖性，因此，为了保障被告人能够获得律师的帮助，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新的审判方式能够有效运行，我国刑事司法援助制度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应当考虑从侦查阶段起就及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律师进行司法援助，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同时，目前争议较大的诉讼费用制度也应有所改革，不但应在总体上降低诉讼费用的标准，消除普通公民接近法院、接近正义的障碍；而且应当统一目前各自为阵的收费标准，增强公民对司法公平、公正的认同感。
再次，加强程序的控权性。首先，应当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以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具体而言，应当扩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允许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于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进行合理性审查。其次，在刑事诉讼领域，应当强化司法权对侦查权和公诉权的制约。具体而言，在侦查程序中，应当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侦查机关采用逮捕、拘留、监听、诱捕等强制侦查措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由法院审查批准后才能执行。
还次，增进程序的平等性。在观念上必须突破国家本位主义的桎梏，强调在法治国家背景下，法律应当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国家与个人），在法律的规范体系之内，个人与国家具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政府不应当在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在制度设置上，尤其是在刑事诉讼领域，必须留意涉讼公民与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性，确保控辩平等原则的真正实现。具体而言：1、应当强化辩护权。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会见交流权；确立侦查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健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等。2、逐渐弱化直至完全取消检察院对法院的法律监督权。更为重要的是，应当摒弃国家本位主义观念，塑立起检察院就是刑事诉讼中的原告当事人的观念，由此奠定控辩平等的观念基础。另一方面，在行政诉讼领域，应当增强程序的刚性，对于行政机关消极应诉、拒不应诉甚至阻挠、妨碍诉讼进行的，司法机关应当有权加以制裁。
又次，实现程序的公开化。一方面，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对于目前无法公开的“法外程序”，应当通过深化法院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加以杜绝。当前，法院正在进行审判长选任制的审判方式改革，检察机关也在推行主诉检察官制，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保障司法人员的主体性，增强其独立办案的权限，也有利于排斥法外程序的出现；同时，应当尽快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法官在判决书中必须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的适用给出明确的“说法”，以增强判决的理性。
最后，完善程序的科学性。应以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先进诉讼制度的采纳和建立。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制度，可在司法实践中先行试点，如证明可行，则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加以采纳。如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经规定：凡经查证确是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适用。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有利于约束侦查机关的权力，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并有效地遏制了刑讯逼供的泛滥。在今后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刑事诉讼法典之中。
（二）司法改革的动力资源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国家而言，法治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作为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的宏观目标，司法公正的实现也依赖于国家与社会两方的合力支持。在考察司法改革进行的动力资源时，不仅应重视作为国家代表的司法机关的推动作用，也应对作为民间力量代表的律师界和理论界倾注更多的关注与信任。
作为国家职能的组成部分，司法的本质在于公正地裁断社会纠纷，消饵社会冲突，回复社会秩序。可以说，公正是司法活动的生命基础，也是其不可退却的行为底线，丧失了公正性的司法活动是难以实现自身定分止争的社会功能的。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机关本能地会将司法公正作为自身追求的理想与目标，而当现实与这一目标存在明显差距时，它们会本能地启动司法体制改革来作出调适。可以说，国家司法机关拥有自发启动司法改革的原初动力，也构成司法改革的首要动力资源。从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考察，系统的司法改革首先是由法院从刑事司法方式的改革开始启动的。这是因为原有的职权式审判方式对法院依赖过重，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效率，同时司法的公正性也难以得到保障。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开庭司法程序的意见》着手推行庭审改革试点，对公诉机关材料的移送、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员与司法人员讯问、询问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庭审中被告人的权利等问题作出了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不尽一致的规定，如要求出庭支持公诉的公诉人承担对被告人的讯问和对证人的询问工作 ，证人、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书面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等等，从而以刑事司法方式改革为契机启动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其后，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成为党的司法工作的重点。对此，司法机关积极予以回应，在审判和检察两个领域规划、推行了更加系统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机构设置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如推行审判长选任制，公开招考高级法官等。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推行主诉检察官制和检务公开，实行机关干部竞争上岗等。2001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考试等等。可见，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司法机关在推动司法改革的进行、致力实现司法公正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司法公正不仅是国家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市民社会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司法公正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国家司法机关的单向推动，也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动力支援。在考察中国司法改革的动力机制时，不应忽视作为民间力量代表的律师界和学术界对于司法改革的推动作用。民间力量也是推动司法改革的重要动力资源。出于改善自身执业环境的考虑，律师界是启动司法改革的较早呼吁者和参与者，在提高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增强程序民主性和平等性方面，律师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学术理论界对于司法改革进程的广泛参与，可以为司法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目标导向。1996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集中体现了国家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独特作用和优势所在。96年的修法一方面是作为国家代表的司法机关前期司法改革经验的累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学术界对司法改革的理论准备状况。这次修法的结果使原有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得到根本改造，一种带有当事人主义特征的新型诉讼模式——控辩式诉讼模式得以塑成。较之原有的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新的控辩式诉讼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刑事程序的民主性和平等性得到提升，程序的公正性明显增强。由此可见，司法公正的实现需要国家机关与民间力量的双向互动、共同合力。
（三）司法改革的路径选择
现代司法制度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是内生型的，是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而自然而然地演进和生成的，因此，在西方国家不存在司法制度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然而，就中国等后发展国家而言，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些国家本身有着生命力极强的本土文化，而现代化基本上又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制度移植的过程。在这些后发展国家司法制度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文化的异质性，其传统文化土壤或曰本土资源必将与其所移植的制度形成激烈的碰撞和交锋，从而使司法制度的改革者面临着本土化还是国际化的道路选择。
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进程来看，在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也曾经有过反复。在改革初期，囿于传统观念，改革措施过多地顾及本土资源，而对国外先进制度的关注、移植不够，导致改革的路径过于狭窄，前瞻性不足。如当最高人民法院推行司法方式改革、引入控辩式司法方式之初，检察机关即以控辩式诉讼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大力反对，这主要就是因为对中国本土资源过于偏重，而忽视了诉讼机制内在法理的普适性以及诉讼制度的可移植性。而在改革中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矫正前期失误的同时，则又步入另一个误区，即过分重视国外经验，一味强调制度的借鉴和移植，而忽略了对本土资源的应有关注。这一点在学术界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论证和制度设计上趋势尤其明显。
司法改革范文第4篇
[关键词]司法改革文化，冲突，整合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客观地讲，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庭审功能得到加强，诉讼效率得到提高，司法不公现象有所改善，司法权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但是，勿庸讳言，改革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与障碍，如司法不独立，司法腐败，司法行政化，刑讯逼供，证人出庭难，执行难等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司法制度运行难问题。在近20年的司法改革过程中，我国借鉴西方的司法制度，推出了许多改革举措。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大多只是限于立法层面，在司法实践中却难以运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根本的是中国的司法改革缺乏一种文化的思考。任何制度的产生演变，都植根于一定的文化之中，司法改革也同样不能忽视其文化背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不仅要考察本土的文化背景，同时，在借鉴和吸收西方司法制度中有价值的东西时，还要注意研究西方司法制度产生的文化背景，通过内外文化的有机整合，培育出适合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文化土壤，进而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司法改革与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被经常使用而难以给予一致定义的词语。英国人类学家泰罗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文化定义：“从广义的人种学涵义来讲，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习俗，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人应有的其他能力和习惯。”[1]在此基础上，法国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对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文化是协调行动方式、思维方式、感觉方式的整体，它们构成能够确定人的集体行为的角色。”[1]我国亦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来阐释文化。他们认为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是指一切不是由本能决定而是由后天学习和创造所获得的东西。文化一般分为3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泛指一切由人们所创造的各种物质性产品和财富；二是制度层次，指由人们在生活中通过相互之间的行为或者通过专门的程序所创造的，用以维护人们之间利害关系、调节人们之间利害冲突、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准则；三是观念和行为层次，它反映的是人们观念中的价值偏好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2].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是指特定社会或群体在长期生活中所生成的环境反映模式，包括行为方式、信仰、态度、观念、价值取向、推理方式和感性认识等。换句话说，文化，反映了一种特定社会或群体在许多方面的共同行为方式和思想的构成[3].
笔者认为，文化无论怎样定义，都应符合3个特性：第一，文化是社会主体行动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整体构成。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是所有文化定义中不可缺乏的构成。虽然有些文化定义还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但笔者认为，把文化限于意识形态的文化较为恰当。因为，一个概念如何界定其含义是与其服务对象分不开的。本文的文化定义是为制度本身即司法制度的改革服务的，所以为避免概念混淆，宜限于意识形态的文化。第二，文化具有民族性与互融性的双重特性。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具有各自独特风格与精神面貌的民族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政治生活等各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同其他民族的文化完全相同的。当然，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排斥文化的互融性，相反，正是因为文化具有民族差异性，才为其互相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共存于同一世界的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传播、互融。交流是文化的重要属性，各民族文化只有在交流中进行互融，才能得到共同发展。第三，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某种文化类型一旦形成，就沉淀为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稳定的深层心理结构，规范着他们的思想、态度、价值取向和判断方式等各个方面。”[4]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文化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就整个历史长河而言，文化又是动态发展的。文化是社会主体行动、思维方式的整体构成，当社会主体行动、思维方式整体上改变时，文化也必然随之改变。相对稳定性与动态发展性的结合，使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存在，而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
文化的种类很多，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有外来文化，也有本土文化；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文化；有某一特定国家、地区的文化，也有人类共同的文化。本文所讲的文化并非仅指某一特定的文化，因为司法改革的文化思考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所涉及的文化层面非常广泛，所以不宜仅限于一种文化来讨论。
司法改革是对现有司法制度的变革。司法制度是有关司法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权利义务、进行司法活动的规则程序等方面的规范的总称。司法制度的运作是一定社会文化的反映，它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相应地，司法制度的变革也必然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制约作用表现在：首先，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作为行动与思维方式的整体构成，本身就反映了社会主体行动的价值取向。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公正。而公正自古以来就是人类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国司法改革还确立了司法独立、司法效率的价值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法律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次，司法改革的立法方式受到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立法方式主要是移植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和以我国原有司法制度为基础吸收西方的合理因素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要受到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同影响。再次，司法改革的实际运行也要受到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价值目标与立法方式，司法改革的实际运行受文化的影响最深。因为价值目标与立法方式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实际运行则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具体行为，体现在这些具体行为之上的文化必然会排斥、抵制新的改革措施，从而影响和制约着改革的进行。
反过来，司法改革对文化有很大的冲击作用，进而又推动文化的发展。如前所述，文化是动态发展的。社会主体行动、思维方式的整体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的变化。文化在影响、制约司法改革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对此，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司法改革尚未取得成功，改革过程中旧有文化的阻力非常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旧有文化的抵抗力强，司法改革对旧有文化的冲击相对小些，但只要改革仍在继续，这种冲击也就继续存在。二是司法改革取得成功，确立了新的司法制度。此时，旧有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为新的司法制度所代表的新文化所取代。可以看出，司法改革的过程，其实是新旧文化对抗、消长的过程。
二、司法改革的
文化冲突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司法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颁布实施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律师法》等一系列诉讼法律法规；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审判公开等诉讼原则；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检察制度、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先进的诉讼制度。可以说，我国的司法制度在制度、立法层面上已步入现代司法阶段。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先进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例如，法官判案秘密进行，暗箱操作，置法律与律师辩护于不顾，以当事人的身份、地位为依据；司法机关非法羁押，非法取证；当事人遇纠纷不请律师而热衷于找关系，等等。反思这些现象，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外，司法改革中的文化冲突是导致立法与实践断层的根本性原因。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的许多制度、措施借鉴或移植了西方的司法制度。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国外的司法制度有其自身的文化土壤，我们可以借鉴、移植他们的司法制度，却无法在短时期内借鉴、移植他们的文化并使之本土化。于是，本土文化与国外司法制度所蕴含的外来文化发生了冲突，阻碍着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
西方司法制度一般是指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实行审判公开制度，诉讼活动的透明度较高；律师辩护和制度发达，当事人获得辩护率较高；推行自由心证和无罪推定原则；注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诉讼作为主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适用率极高。西方司法制度体现了司法独立性、中立性、终局性等属性，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司法制度。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真正发挥了司法的功效，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西方的司法制度代表着现代化的司法制度。
然而，西方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其独特深厚的文化内涵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是西方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文化内涵。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自然存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人视为达到主观目的的手段，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主体人、目的人，个人价值应当优于社会价值。权利本位是伴随着个人本位而产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公民有权主宰国家，国家应优先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及相应权利的取得。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古希腊、古罗马发达的契约关系为自由、平等、权利等法权观念的生长提供了社会条件。古希腊法与罗马法所倡导的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后来随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大力宣扬而成为西方法律文化的主流，并进一步上升为法律观念。西方国家的诸多诉讼原则、规则都是对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的一种回应。例如，确立了被告人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不再是诉讼的客体，不得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和有罪推定；被告人不仅有权就自己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罚作自行辩护，还有权聘请律师协助辩护或接受法律援助。再如，确定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更多的是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疑罪从无规则。
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也是西方司法制度的重要文化内涵。西方国家向来具有浓厚的法律与民主色彩。这也与他们早期发达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商品经济讲求平等竞争，它是孕育民主的天然土壤。而商品经济下产生的契约关系则是一种法律关系，它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今天，法律和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渗透面更广。无论是经济、文化、政治、宗教领域还是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都在推崇民主，追求法治。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同时也成为西方司法制度发展的内在动力。为了体现民主，赋予被告人与原告人同等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为了体现民主，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运作向民众公开，并让更多的民众参与。法律至上的观念使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首要途径，并促成了律师业的极大发展。总之，法律和民主至上的价值观使西方的司法制度处于一种民主、有序、理性的运行状态中。
（二）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中华民族经历了5000多年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家国本位、义务本位。家国本位、义务本位与个人本位、权利本位正好相反，它推崇家族、国家的利益，认为家族、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之本，远远优先于个人利益，个人应为家族、国家的利益而充分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在家族内部，以父权、族权为核心，确定上下贵贱，尊卑长幼有序，家长、族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家族的进一步扩大即为国家。家族与国家同质同构的性质，使人从主体的地位降为客体附属物，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认为自己只有在整体中（家族或是国家）才能体现自身的存在意义。
2.等级差别，维护特权。我国传统法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礼法结合”。而“礼”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正名分”，即确立名分等级界限。在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官吏按等级享受各种特权。皇帝作为最高的行政长官、立法长官，拥有无限特权，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各级官吏犯了法，可分别享受“议、请、减、赎、当、免”之特权，即“八议”、“官当”制度。而且根据宗法关系，等级特权制发展到了可荫庇亲属的程度，贵族官吏的亲属犯了法，也可以用请、减、赎等形式逃避法律责任。
3.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权隶属于行政权。在中央还曾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如大理寺。在地方，司法机构则完全并入行政机构，不另设司法活动场所。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司法官员，皇帝既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又是最高的司法长官。中国古代社会，司法毫无独立可言。
4.追求和谐，反对争讼。“和谐”被儒家奉为社会的最高目标。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出发点，所以，“和谐”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谐”的理想反映到法律文化中就形成了“无讼”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以无讼为荣，以诉讼为耻，所以人们尽量地避免诉讼，司法官吏的职责主要不在于明辩曲直，扬善抑恶，而是要调处息讼，从根本上消除狱讼之事。
5.重“人情”，人缘、地缘关系发达。为了达到和谐的社会目标，我国古代社会倡导“与人无争”，并且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又由于传统社会是宗族社会，它所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域关系，使得社会成员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人际关系融洽是生产和生活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于是，古代社会的人们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乡邻等关系网络中，为人处事无不受这个网络的约束。重人情，讲关系的习俗便世代沿袭下来。
（三）中西文化的冲突及其对我国司法改革的不良影响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两种文化必然发生碰撞和冲突。这里需要强调中西文化发生冲突的两个前提：其一
，传统法律文化仍然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取代了传统的封建制经济，而且我们不再闭关自守，而是在经济、行政、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说，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也不会因社会制度的更新而断裂。因此，新制度建立后，虽然旧的传统观念已经得到了某些换位，但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保留下来，深刻影响甚至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5].试想，如果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社会已无影响力，也就无所谓冲突了。其二，我国的司法改革以借鉴、移植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为主要途径，而且基于司法改革的紧迫性，我国的立法者、改革者似乎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们对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移植倾向于囫囵吞枣乃至照搬照抄。我们引入了西方的司法制度，却没有消化吸收它们的文化内涵，没有使它们的文化内涵本土化。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西文化发生了冲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排斥西方文化，甚至在不断地同化传入的西方文化。外来文化如果不经过本土化，不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是很难在本土展现生命力的。而如果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在中国不能展现其应有的生命力，那么西方司法制度在中国也就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西文化冲突的直接后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排斥引入的西方司法制度，进而阻碍了中国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家国本位、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诉讼目的偏向于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对个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力。我国引入了辩护制度，赋予被告人辩护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利受到种种限制，辩护律师没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诉讼权利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法官无视辩护意见，先判后审的现象屡禁不止。另外，法律虽然规定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但又规定被告人应当“如实供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了尽快查明案件，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的现象也较为常见。
第二，等级特权思想仍然存在于不少人尤其是实权人物的观念里。有些司法人员办理案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职务、社会地位为依据；某些高级官员违法犯罪，可以凭借其权势与地位逃避法律责任；某些权大、官大的所谓“上级人物”可以任意干涉司法活动，强迫司法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强行更改或拒不执行法院的裁判，甚至凭借特权随便调离秉公执法的司法人员。等级特权思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法律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
第三，司法行政不分，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传统使我国司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司法机构的改革困难重重。我国的司法机构设置与行政区划重叠，在机构名称前均冠以某某省、某某市的名称。司法人员的级别与行政机关的级别完全相同，也有处级、科级之分。在工作机制上，采用行政化的层层批示制，合议庭报庭长、院长审核、审批，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或者是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这些与行政机关雷同的做法不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也不能满足司法工作的要求。另外，司法机关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行政化现象，即其财政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而是每年由同级政府提供经费。司法经费的不独立使得司法领域内地方保护主义恶性蔓延，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
第四，受息讼观念的影响，我国诉讼制度解决纠纷、保障法律实施的功效得不到充分发挥。诉讼观念的淡薄使得我国民众遇到纠纷时宁愿选择和解或通过民间调解。民间调解虽然在表面上避免了一些纠纷的公开化，但由于它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家法家规为主要依据，因而不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培养，也不利于法律的实施。而且和解、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制的过多适用，限制了诉讼机制功效的发挥，不利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
第五，人情、地缘关系也是我国司法改革中某些难题的症结所在。因为重人情、重关系，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以免得罪他人，破坏良好的人际关系/:请记住我站域名/，所以证人的出庭率极低，作证质量也不高；因为重人情、重关系，很多情况下，打官司成了“打关系”，没有关系也要找关系、拉关系，所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因为重地缘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异地取证、异地执行难上加难。由此可见，引入的先进司法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支持，相反却受到本土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那么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在本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三、司法改革的文化整合
我们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了。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司法改革根深蒂固的不良影响，也并不是说司法改革就无法进行了。建设民主文明的现代司法制度是世界法治进程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而在于如何引进，如何在这种文化的冲突中推进我们的司法改革。我们过去的做法是较为机械地借鉴和移植西方的司法制度，而对其形成的化背景视而不见。“当一个国家对所引进的那个法律的自然演化过程、文化底蕴视而不见，却致力于将其结果‘移植’到异质社会中，法律必将与社会现实生活脱节，并且也是毫无实际效用的。”[6]实践证明，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引进的西方司法制度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排斥，因而无法在司法实践中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较为合理的做法应是，引进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对冲突的中西文化进行整合。
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合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的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目标与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目标与价值取向等也就不断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需要而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文化整合实质是一个文化选择的过程[7].
鉴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性，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而且必须经历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也就是要学习研究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使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最终完成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认识到中西文化是可以进行整合的。文化是民族性与互融性的双重结合，互融性为文化整合提供了前提条件。文化整合正是在文化的交流、互融中进行的，其结果是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文化整合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性，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此外，中西文化虽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处在世界民主法治的大背景下，中西方对民主、文明的司法理念和原则有着共同的需求，在冲突的中西方文化中是可以找到契合点的。
第二，应当学习研究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在思想观念中确立先进的司法理念。先进的司法理念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正常运作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一种制度与适用该制度的人的观念之间，必须有一种相互一致、相互配合的关系。对此，美国一位学者曾指出：“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
的效果，必须依赖使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型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8]几十年的司法改革历程中，我们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先进司法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但由于观念上的滞后，这些制度难以发挥正常的功能，甚至形同虚设。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告人的主体地位，赋予被告人相当多的诉讼权利，但由于缺乏个人本位、权利本位理念的支持，被告人的许多权利实现不了，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严重，被告人基本上还处于诉讼客体的地位。可见，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
此外，在学习研究西方司法制度的文化内涵的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好中西文化的关系。学习西方的司法文化，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内涵，而是要切合中国的民族特点，切合中国的国情，但又不能迁就落后的司法现状和非理性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应是一种西方文化与我国民族特点相结合，西方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我们所要确立的先进司法理念，应是结合中外法治之长的本土司法理念。
第三，应客观看待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方面，不应回避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更不应盲目乐观地以为我们已具备了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应吸收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诸多阻碍司法改革的消极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值得吸收和继承的积极因素。虽然我们要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和转化，但并不意味对其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发展的，如“贵和谐，隆教化，重预防”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综合治理起到了充实和完善作用：“民贵君轻”、“严于治吏”的观念落实到实践中也能促进司法的廉洁。而且，发展这些积极因素并使之与引进的西方司法制度相融合，有助于外来制度获得本土社会的认可，更好地渗透到本土社会之中。应该说，司法改革是一个批判、继承、吸收与创新的过程。司法改革的文化整合既包括对传统法律文化消极因素的批判，也包括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的吸收。
第四，文化整合应与司法改革同步进行。我们不能撇开司法改革而一味地埋头研究西方的司法文化以及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正如不能像以前那样撇开文化而单纯地进行制度改革。文化整合应是司法改革过程中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基于司法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司法改革为文化整合提供了现实依据。正是因为司法改革过程中产生了文化冲突，才有了文化整合的必要性。文化整合自始至终都应放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中进行，不能因为强调文化整合而放慢、乃至停滞司法改革的步伐。另外，应认识到文化整合与司法改革的相互促进作用。先进司法理念的确立有助于先进司法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反过来，先进司法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也必将冲击旧有的文化，进而推动先进司法理念的培育和成长。先进司法制度本身蕴含了先进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依附于制度本身，在本土尚未被普遍接受，所以还不能称之为本土的司法理念。但是，这种文化内涵与旧有文化存在冲突，所以必然冲击旧有的文化，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在制度建立伊始，这种冲击很小。但随着先进司法制度的不断推广和成熟，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最终将取代旧文化或与旧文化相融合而成长为被本土所普遍接受的先进司法理念。可见，通过学习研究在思想观念中确立先进的司法理念固然重要，但制度改革本身对文化整合的促进作用也不容忽视。
第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司法改革的文化整合奠定坚实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形态，必然要求有不同的司法制度和文化与之相适应。西方的司法制度及其文化内涵便是源于商品经济、契约关系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基础。西方司法制度的发展也离不开其长期以来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市场主体要求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求建立自由、平等、有序的竞争机制。市场经济是培育民主、权利、法治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最好土壤，它在更新观念的同时能够自发地抵制、消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小成效，为司法改革提供了契机和动力。但是司法改革的道路仍然艰辛，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更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司法改革的文化整合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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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司法改革
司法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不仅关系到人的权利能否实现，而且更是人们的理念的保障。司法过程是一种追求理性的过程，它追求的理性就是“公平”、“正义”。虽然永恒的正义是不存在的，但是具体正义的标准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大家公认的机关给予定位，才能为大家能接受。而这个机关就是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只有独立才能行使这项职权，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呢?
1 司法独立的涵义
司法独立的基本含义在于：法院、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或审判权，法院、法官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依据法律事实，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具体讲，司法独立包括以下内容：①法院或司法机关独立设置。②司法专属司法机关。③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④法院、法官独立审判，其对案件的裁决，只服从法律。
总的来说，司法独立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机构设置上，司法机关独立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可以说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过程中保障法官司法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被称为“技术性的司法规则。”
2 现阶段我国司法独立的障碍
在我国，司法独立已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并且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平等。发生纠纷行使诉权时，要求有公正的司法裁判，如果司法不能独立，就会失去公正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稳固；二是司法活动的一般规律要求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的中立性，才能在司法程序中不偏不倚地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目前我国司法独立原则实现程度与国际社会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存在很多问题，如司法权的行政化、司法权的地方化、法官素质不高、法院内部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归纳起来，影响我国司法独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2.1 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外部因素
(1)执政党的干预。首先，我国宪法和我们党的的规定都体现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直接插手干预法院具体的审判工作的问题时有发生。司法机关基本上受命于党委，成为党委的附属产物，地方法官的任免权掌握党委手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党委经常性直接过问案件情况并参与案件的讨论和审理。更有甚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个人情感给案件打批条，这在表面上看似乎迎合了某些人所谓的“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需要，事实上这种“以党代审”的做法导致的部分办案不公，反而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打折扣，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成为导致腐败的诱因之一。尽管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直接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敏感”、“重要” 案件的处理大多还是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这种做法严重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2)地方政府的干预。建国以来，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虽几经变动，但我国法院的设置基本上还是走行政区划的老路子，审判工作与司法工作不分，司法工作行政化现象极为明显：①司法机关依行政区划设置，与行政机关一一对应。这种层层设置的方式显然是模仿行政机关建制的，明显缺乏对司法工作特殊性的考虑。②对司法人员按行政干部进行管理，与行政机关相对应。③工作方式上实行层层把关的首长负责制和请示汇报等行政方式，明显不利于司法工作按法定程序进行。如此以来，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就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独立性难以得到切实保证。以至于在地方政府的干涉下，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和执行难现象。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案件中，因其事关当地政府的财源，而法院经费又是地方财政提供的，法院受自身利益的诱惑和国家权力的影响难以做出公正的判决。由于审判的事实不独立，人事、财政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形成了一大堆“关系案”、“人情案”。
2.2 阻碍我国司法独立的内部因素
首先是上下级法院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是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一旦遇到了疑难、复杂问题，以请示法律问题为由与上级法院商量裁判结论，向上级法院请示，而受案法院也是来者不拒。更有甚者，直接指示下级如何裁判等。上下级法院这种不正常沟通的直接结果就是使下级法院丧失了独立性，本应由自己审理的案件逐级请示，人民法院的案件日积月累，造成了诉讼效益价值严重下降，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破坏了人民法院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由于上级法院做出的决定，下级法院必须遵照执行，这样就使得当事人本想通过上诉改变不利于自己审判结果的愿望落空，在事实上导致了“一审终审”，无形之中可能会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样，这与我国的“二级终审”制度是相违背的。
其次是委员会与办案法官的关系。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行使审判权的主要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庭，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三种组织形式之间未形成明确的职责范围。在我国，审判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不仅有权“讨论”案件，而且有权做出“决定”，并特别强调“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结果使法院独立审判，公开审判流于形式。具体说来，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由独任庭审判还是由合议庭审理，一旦审判委员会做出决定都必须无条件予以执行，其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审判委员会并未参加合议庭，不能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及举证情况，只是依据审判长的报告就对案件做出判决或裁定，这样一旦有所谓“重大”、“疑难”案件需要审判委员会参与其中，庭审往往就会成为走过场，真正参与审判法官没有决定权，而实际决定权却掌握在庭外的审委会手中。以致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怪现象。这显然与我国奉行的“庭审中心主义”和我国确立的公开审判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更破坏了司法独立性。
3 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3.1 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
通过改变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天系，使司法权真正脱离行政权的束缚，从而具有真正独立的地位。首先，改革现行法院设置。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打破过去法院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模式，按照优化配置和使用司法资源的原则更新设置法院模式。其次，改革法院人事管理体制．实行法院系统内部的人事任免制度，使其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实行内部的垂直领导。最后，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将目前地方政府负担司法机关财政改由全国人大立法，由国库拨款，并由中央最高司法机关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
3.2 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体制
从各级法院内部来讲．尽量消除法院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强化法官个人的独立地位，赋予各级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的平等地位。首先，应当废除法院的院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他们对案件的审批，其实就是损害了合议庭和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独立性，是内部不独立的具体表现。其次，应当废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我国法院组织法规定在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它们有权讨论决定重大或疑难案件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审判委员会所拥有的这种权力，明显地削弱了司法独立原则。废除它们讨论决定案件的权力，必然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 从上级法院的关系上看，应当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权力限定在严格范围内，即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进行直接具体的指导，甚至干涉下级法院的工作。下级法院也要保障自身的独立地位，独立地开展工作。
3.3 建立法官职业化制度
法官个人的素质对于司法独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法官素质提高了，才能为司法独立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建国以来，我国没有充分重视建立法官职业制度，把法官作为政法干部，忽视了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素质。法院的人员来源广泛，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官队伍并没有按照一种特殊职业的要求来培养和管理，缺乏职业化要求的选任、教育和管理的手段及方法，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我国司法独立的实现。因此，大力提高法官素质，以建立法官司职业制为中心，对法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首先，要从宪法上确保法官保障制度，重点是确保法官职务的稳固性和待遇制度。为提高法官抵制非法干预，免却公正执法而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法官职业应有稳定性，非经本人同意不得轻易改变，除法官因违法或身体原因丧失行为能力等除外；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利益的诱惑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腐败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避免司法过程中的贪赃枉法现象的出现，对法官的生活待遇给予制度的保障是必要的。其次，实行严格的录用制度。一是严格的法官选任资格：全日制大学本科法律专业毕业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通过全国统一组织的司法考试，必须经过上岗前的培训，以此控制法官的非正常来源，提高法官这一职业的从业门槛。二是逐级遴选、严格用人制度：担任法院从基层法院开始，上级法院对法官须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优秀律师和高素质的法律专门人才中选任。改变现行的用人制度，保护高素质的法官，防止出现劣胜优汰的反常现象。
在当今大多数法治国家里，司法公正都被视为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秩序的最终屏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而司法改革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法改革的三大目标包括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其中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司法独立的实施，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才能实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杨书军.困扰中国司法独立的几个因素［J］.怀化学院学报.2006，（11）.
司法改革范文第6篇
这次运动，首先学习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与1951年11月3日《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武装头脑。接着开展批判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最后组织整顿，即在运动中进行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等。
在这里应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办公室的主要干部。主任闵刚侯是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重庆时期朝阳大学教授。多年来，他是沈钧儒老先生的得力助手，后来任过司法部副部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副主任王怀安一向崇尚民主和法治，抗战初期他是四川大学法学院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带领100多名爱国民主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被授予“延安模范青年”的光荣称号，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员。抗战胜利后他和夫人胡朝芝等又徒步从延安去东北，任当时东北解放区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市法院院长。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委员、中共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办公厅主任。
这次全国性司法改革运动的情况如何？
首先，一刀切清除了旧司法人员，一个都不留，违背了党的“区别对待”和“择优录取”政策。解放初期，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在这次运动前全国共有司法干部2.8万余人，其中就包括了留用的推检人员（旧法官和检察官）6000余人，占总数的22%，他们大都做审判工作，在不少大中城市担任人民法院审判员，其中个别的属于反革命分子，应予惩办，但对其余大多数人员则应择优录取，即使不能继续当审判员，也可安排辅工作。
不仅如此，运动中还与政法院校系挂钩，开展组织整顿，有关教授一律不得开课，大都转业了，有的甚至还失业在家。
同时调进什么人呢？主要是转业军人和工、青、妇各界的运动积极分子。他们组成了法官队伍，但缺乏法律知识，有的还没有文化，更谈不上司法实践经验。这被看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一大收获”。
在社会上，也开展了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的批判。究竟什么是“旧法观点”？是否读过法律、“一事不再理”等以及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保障人权之类的观点都属于“旧法观点”呢？什么是“旧司法作风”？当年狠批的所谓“坐堂问案”之类是否就是“旧司法作风”呢？可是不“坐堂”，又怎么能“问案”呢？这些批判否定了正规办案的程序规则。批判之后，还把人民法院的“传票”改为了“通知书”，把收票、押票改成了打条子，甚至有的人民法院还不用判决书而改成了填表，等等。这次司法改革运动，批判所谓“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造成人们仇视法律的心理。
当时搞“一边倒”，采取“拿来主义”，学习苏联不顾国情地照抄照搬。如在工矿企业中推行所谓“同志审判会”，根本行不通，没人理睬，只好收场。还学习苏联设立铁路、水运等专门法院。至今还存在着这种部门法院。
而今，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司法改革方面还谈不上转型。有的地方长期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司法与企业不分现象，尤其是地方人民法院普遍地存在着地方化、行政化和部门化等问题，更谈不到实行“分权制衡”原则和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等法律普世价值。1952年至1953年期间所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这种现象负有一定的责任。
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我们办公室相当多的人员被打成“”，甚至有两人被划为所谓“极右”，一个被所谓“司法部集团”封为“军师”，另一个也被封为“干将”。这些“”被整得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在这里还要说说朝阳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前身）。抗日胜利后，它由重庆迁返北平。重庆朝阳学院则改名私立重庆正阳法商学院，是朝阳大学迁返北平后新建的。凡在朝阳、正阳学过法律的人，都被扣上“六法堡垒”的帽子狠批恶斗。说起朝阳，在旧中国享有“北朝阳、南东吴”、“无朝（朝阳）不成院（法院）”的美誉，是“法学摇篮”之一，它受害最大。
这些都是1952―1953年的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教训。
司法改革范文第7篇
近年来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沿着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需求的方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这在职能部门和地方勃演变为：既然人民群众要闹事，就说明法院、检察院联系群众不够，不能解决群众疾苦。所以，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就应该多做深入群众的工作，处理问题时不要仅仅考虑、甚至主要不能考虑法律的规定。一切必须让群众满意。
那么，司法改革是继续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进一步强化依法办案，坐堂问案?还是脱下法袍，深入群众，能动司法，主动出击，政法并举，化解矛盾?
本刊特约记者冯善书诚邀我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教授就以上话题秉烛夜谈，或能引发大家作一番思考。
司法乱象的背后
冯善书：最近，又出现了多起使司法机关蒙羞的事件。例如，河南商丘的赵作海案，一个被指控杀人并被判处死缓的“罪犯”。因被杀者的还乡而被无罪释放，活脱脱一个余祥林案的翻版；武汉黄陂区法院长岭法庭法官，以“为了方便群众”的理由，在大酒店开房办案，7个小时审理、调解了35起案件，平均每个案件12分钟，而且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案件；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法院法官向当事人索要1.9万元办案经费，两年后当事人反过来要求法院支付5万元赔偿，讨价还价未达成一致，当事人将录像录音曝光并举报；重庆“打黑”中的“黑律师”李庄案对律师形象的丑化，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葛洪义：的确是些司法乱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现在这个体制下，似乎也是不奇怪的。赵作海案件，真正的问题在于政法委协调案件的机制。本来，检察机关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局，但是，柘城县政法委找商丘市委政法委，由后者出面，协调公检法三家的看法，最后，在两位主诉检察官都不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这说明，分工制约的重要性，也说明，违反分工制约原则的危害性。
武汉这个案件，说明法官在固定场所审理案件的重要性。“方便群众”，如果可以成为法官流动办案的借口，那么，这类荒唐事情是很难避免的。过去，我们的法官经常主动去收集证据，上门去办案，如此一来，很难避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导致不公正的审判。这个案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调解。据新闻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本来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涉及200万的标的。法院判决一方胜诉，另一方需要给付胜诉方200万。结果，败诉方突然冒出另外55个债权人，在同一名法官主持下，以调解方式了结这些债务纠纷。如果不是出了问题，被媒体公布，原来的胜诉方可能拿不回自己的钱了。事后经查，只有7个案件是真的，其余都是伪造的。而法官居然以调解的方式，把伪造的东西合法化。这难道还不能使我们对司法调解的问题持一个客观冷静的观点?
山东潍坊的案件，更是荒唐。法院像是被人讹住了，网络上称法院被敲诈。仔细看，这个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与能动司法有关。实际情况是，由于一些地方法院经费不足，法官又必须外出收集证据，只好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经费并且陪同。这在许多地方是司空见惯的。如果不深入进行司法改革，树立被动司法的司法理念，这些现象是很难消除的。这起案件，根子或者还在法院没有满足当事人的要求，如果当事人的目的达到了，出了钱，法院又替她办了事，她恐怕就不会搞了。
李庄案也是如此，这么多律师，个别出了问题并不奇怪，但是不应该抹黑律师。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他们也就无法保护自己的委托人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就通过反右运动，把律师抹黑了一把。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以上这些，大多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司法乱象”。由于指导思想出现了混乱，实际工作也就出现了混乱。
冯善书：根据您的说法，司法机关“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等提法都是错误的?
葛洪义：当然不是。我不赞成的是对中央要求的简单化、模式化、图解式处理方式。一些职能部门和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把“以人为本”、“司法为民”作为一个简单的口号，由此出发，创新司法工作，而不是认真深入地结合司法工作的规律研究问题，导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思想混乱。例如能动司法，据说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发出了能动司法的指示。我不知道事实真相如何，但这个提法是非常不慎重的。无论如何解释，能动司法都是在强调司法机关的能动性、主动性。或者，要求司法机关不必恪守法律程序和标准的严格限制，必要时可以突破法律的框架；或者改变司法权必须被动行使的基本准则，主动深入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
就前一个方面而言，必然涉及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立法权由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的原则，助长法官批评法律的不正常现象。贝卡里亚曾经说过，法官的唯一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而“法律的精神需要探寻”则是一个危险的公理。仁慈是立法者的权力，而不是司法官的权力。前不久，有兄弟二人绑架了一女子，后来法院以他们兄弟实施犯罪行为是为了给母亲治病为由，没有给弟弟判刑，对哥哥也在法定刑以下量刑。这个案子一出，立刻引起多起类似案件，不少犯罪者都声称为了给家人治病而不得不实施犯罪行为，试图以此逃避惩罚。
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则涉嫌挑动群众诉讼的问题。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司法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各个国家都希望矛盾与纠纷能够在民间社会得到解决，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到法院，才能求助于国家。为此，各国都不断提高诉讼的门槛，迫使当事人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在法院之外达成和解。哪有法院主动要求为当事人打官司的?动员当事人打官司，这不乱套了?前一阶段，我们把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费降低到每件案子10元，从而导致大量劳动争议诉讼涌向法院。
冯善书：您刚才提到法官批评法律的问题，把它作为不正常现象。我也觉得这有些问题。
葛洪义：肯定有问题。你知道，在许多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高级公职人员任职时，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即宣誓遵守宪法。我国虽然没有类似规定，但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作为专门的法律实施人员，肯定不能藐视宪法法律。这是基本的法律职业道德问题。不能吃谁家的饭，砸谁家的锅。然而，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甚至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法律人，经常在媒体上，在公开讲话中，提到法律
的所谓空白、不足，为自己不履行职务或不依法履行职务寻找借口。学者、老百姓可以对法律提出批评，甚至说某些法律是“恶法”，以促进法律的修改完善。但是，法律部门的官员没有这个权力，他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怎么能带头指责法律呢?怎么能突破法律办案呢?很难想象这样下去可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冯善书：能不能说，在司法改革方面，近一个时期，是诊对了症，开错了药?
葛洪义：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毕竟，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各级党委对司法工作总体上不是很满意，司法工作不仅没有充分化解矛盾，而且看起来还导致了一些新的矛盾的产生。因此，提高司法机关及其工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满意度，提升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这个方向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满意度，就犹豫要不要坚守法律的基本规定。盲目迁就当事人和群众，走大众化的司法路线，不仅破坏了司法的权威，而且还会引发更多的群众通过闹事达到自己的目的，酿成更多的破坏社会稳定的事件。不能病急乱投医。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来自于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来自于司法中立，所谓深入群众，实际上只能是深入部分群众，必然破坏司法中立原则，如何能够保证公正司法?
司法改革为何徘徊?
冯善书：最近一段时期，法律界人士议论纷纷，似乎有点不知该如何办案子了，一下不会工作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葛洪义：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法律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按照法律处理案件。若忽然有一天，他们被告知，办理案件，光靠法律不行，还要考虑案件处理以后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尤其不能引起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不能出现因为判决而导致的或群众上访，不能给维稳工作添乱，那么，法律人的工作负担和思想负担势必加大。法官的判决只能有一个标准，标准一多，他就无所适从了。检察官、律师、警察都是如此。有标准，就有是非；有是非，就要保护正确的，处罚错误的。如果标准多了，判断的难度就大了，是非就容易混淆。搞不清是非，怎么办案呢?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有人主张继续坚持区分是非，依法办事，推进司法改革。有人则主张不要单纯依靠法律，是非问题上不必较真，处理问题多从群众角度、从当事人满意不满意的角度考虑。这样一来，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司法改革总体上就停滞了，被拽住了。
冯善书：依法治国，依法办事，是宪法规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思想顾虑? 葛洪义：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理论上很好说，实际工作中就不同了。如果你是领导人，法院判决以后，当事人自杀了，
一个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警察，只要是依法履行职务，无论其行为给领导带来多大的麻烦，引起了多少事关稳定大局的后果，都不应该受到追究。这样，各个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人，才可以真正做到认真负责地执行法律，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群众闹事了，你会没有压力?上级领导不会给你压力?你如果是领导，就不会责怪法院给自己添麻烦?如果律师一介入纠纷，就出现各种，你对律师会怎么看?主管律师工作的司法行政部门会没有压力，书记不打他的板子?他当然就会经常召集律师讲讲政治、大局等。这是可以理解的，维稳是一票否决，很厉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思考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结束目前的司法乱象。
冯善书：这对司法改革有什么影响?
葛洪义：有啊，有很大的影响。过去的司法改革，比较强调职业化与专业化，认为法律工作是个专业工作，需要由熟悉法律的专业人士依法办理案件。现在呢，似乎一切必须让群众满意。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因为群众有不同的利益和截然相反的利益追求。原告与被告是由于针锋相对的诉求而来到法院的，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因此，说深入群众，让人民满意，是让作为原告的人民群众满意，还是作为被告的人民群众满意呢?想让双方都满意，这个愿望可以理解，也出现过这样的个别案件，但是，绝大多数案件，都不可能“胜败皆服”的。
冯善书：您能不能评估一下，这种看法对司法改革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葛洪义：相当大。例如，地方各级政法委明显加强了对案件审理工作中公检法的协调力度，这正面地看凸显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负面看，则势必影响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诉讼法原则。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这么协调出来的；再如，为了追求胜败皆服，各级人民法院都加大了调解力度，有的地方要求5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要调解结案，有的个别省份甚至提出民事案件100％要调解。过去，民事诉讼法试行稿要求处理民事案件“着重调解”；等到正式的民事诉讼法出台后，就改为“可以调解”。这不是偶然的，调解一般情况下多少是模糊是非的，否则，如何调解?现在，把调解率作为一个衡量法院工作的指标，显然违法了；还有的地方的法院，干脆把让人民群众满意变成让人民代表满意，凡是人民代表提出意见的案件，原则上按照人民代表的意见办，以争取本法院的工作报告能够以比较高的票数通过；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办案，法官逐渐学会了经常向上级请示然后判决的工作方法，检察官根据领导指示出庭支持公诉，律师不敢刑事案件，等等，大家都不敢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了。这些情况在全国不同程度地存在。你说危害大不大?
司法改革要坚持专业化的方向
冯善书：您的意思，司法改革不能走司法大众化的路线，而是要走司法精英化的路线?
葛洪义：对，我个人对此确信不疑。不过，我不太主张使用“精英”一词，更愿意使用专业化与职业化这两个概念。顺便强调一下，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司法改革都是沿着这个路线前进的，只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个路线把司法改革推向前进。
冯善书：如您刚才所说，我们30年的司法改革，并没有解决司法的公信力问题，没有解决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路线呢?
葛洪义：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能够满足现阶段和今后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应该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具体原因是：第一，司法机关和法律工作者只有坚持依法办事，提高依法处理案件的能力，才能真正做到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宪法和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所以，在我看来，离开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法律，去探寻所谓的人民群众的意愿，是一种违反体制的做法。当然，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否定这个制度的理由。
试想，如果不从体制化的人民群众反映自己要求的机制中去形成人民公共意志，不努力建立一个人民行使权力的民主体制，而是直接从网络、从媒体、从上访群众、从闹事者那里去感知民意，然后以这种所谓的民意为借口，扩张司法机关的权力，把司法活动变成个别领导人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与恩惠，这怎么能称为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呢?所以，只有建立一个能够让法官以及其他司法活动的参与者真正做到依法办事的司法体制，我们的司法改革，才能达到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目的。尽管我们经过了30年的改革，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体制，但是，这个方向不应该否定。
冯善书：您是说，人民满意不满意，首先要看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等是不是按照人民制定的法律办事。不依法办事，就不可能让人民满意；离开了法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按照人民意愿办案。那么，第二呢?
葛洪义：法律人依法办事，就必须走职业化、专业化的司法改革路线。前一阶段，有的省份法院领导提出，法官办案不一定穿法袍，敲法槌。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这么正规，容易脱离群众。这是一个很表面化的看法。法官是否脱离群众，不在于他穿的是法袍或者便装或者警服，也不在于他敲的是法槌或者惊堂木，而在于他的专业素养。他的着装以及工作设施，是与他的工作性质相关联的。法律是一个知识体系，如果要依法办事，就必须依赖一支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职业法律人队伍。这种现代法律人队伍，如果穿的是地下工作者一样的服装，用的是封建时代的惊堂木，岂不滑稽?法律工作的性质，要求法官必须在一个严肃的审判环境中坐堂问案，以便处处显示司法的庄严。如果他可以随便走到群众中，和群众称兄道弟、拍拍打打，人们自然有理由怀疑他的公正性。
法官是否随和，同样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是否能够做到依法判案。律师称职与否，也不在于收费多少，大律师水平高、有大智慧，多收费，市场行为，有何可非议之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对群众态度很好，穿着低调，见了当事人就嘘寒问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懂法律，或者不按照法律办事，人民群众敢相信他吗?如果一个法官敢于公开宣布他可以不按照法律办案，然后由当事人来选择，有人敢选他作为主审法官吗?我们必须把司法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工作，把符合专业化工作需要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这才是司法改革应该做的。
冯善书：法律是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制定的，应该全力建立一个法律人能够且必须依法办案的体制机制，这是司法改革的要义之一。
葛洪义：对。第三，要相信基层、依靠基层，充分依靠和发挥各级国家机关、各级司法机关的作用，建立起各级各类司法机关真正能够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工作制度与机制。我不赞成直接按照所谓人民群众意愿办案的说法与做法，原因之一就是，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以所谓的人民群众要求，否定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30年的法制建设与司法改革，是我们国家建立了一整套虽不很完善但比较系统的司法机关，逐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司法机构，依法形成了各个司法机构公职人员的岗位职责。如果我们离开法律来按照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衡量他们的工作，他们整个的工作机制将面临毁灭性的颠覆。这也势必导致当事人永远不会满意基层司法机构的决定，诱导当事人采用上访闹事的方式以引起上级甚至中央的关注，从而还造成下级司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权威尽失，使整个国家丧失地方治理的能力。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中，造反派打倒各级国家机构官员，甚至把国家机构的名称都改了；后来觉得红卫兵也不行，就发动工人造反；在之后又动员“支左”，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这是深刻的教训。
所以，司法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基层、地方司法机构和法律人集团依法办事能力及其相应的制度建设。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级各类司法机关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权限划分，使各个国家机关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各负其责。同时，要认真切实保障法律人的权利，一个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警察，只要是依法履行职务，无论其行为给领导带来多大的麻烦，引起了多少事关稳定大局的后果，都不应该受到追究。这样，各个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其他法律人，才可以真正做到认真负责地执行法律，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最近听说了一个“包案”的规定，大意是，如果法官处理案件，导致有关人员上访，本着谁的孩子谁抱走的原则，由这个法官负责解决好。这种做法，如何能让法官依法办案?
冯善书：您说到了一个根本问题。在单一制的国家里，如何处理地方国家机关与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司法权的配置，更是直接面临这个问题。
司法改革范文第8篇
一个社会要进行改良，必须充分认识到该历史时代存在哪些缺陷，找出症结之所在，才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之根本。一个社会如此，一项法律制度更是如此。一项法律制度的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备都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只有充分了解历史这一背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一项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准确把握变革的脉搏。我国当前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当我们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司法为什么要改？要革什么？怎样改？这一切似乎会豁然开朗。
1、市场经济与司法实践的不相适应性
马克思曾经精辟的论述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能动的反作用；当前者发生变动时，后者也将随之改变。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所以同样也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与之同步变动。现在我国所进行的司法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紧密相连的，仔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走过的20年历程，就会发现司法改革进行的原因之所在。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探索，1982年十二大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方针，经过近10年探索，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及十四大的召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这时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革命”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质性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同时，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口号。1997年3月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作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
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不再全权管理，还权或放权于企业和社会，顺利地实现了角色的转换：从“事必躬亲”到“抓大放小”、从微观指令到宏观调控。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和社会上各种经济与民事纠纷，这意味着从强调国家的非正式干预和预防纠纷转变为按照透明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把个体权利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对经济来说，在纯粹概念上都是必要的。但是，尤其对一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制度来说，没有具有特别特征的法的制度，自然无疑是行不通的。”由此可以看出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国家、个体角色的转换相应的需要一个与之相协调的法律框架，以规避市场主体的行为。虽然立法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因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等原因，该体系初步呈现出民主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特点，但现代化的司法制度还未建立起来，现有的司法体制、法官素质、审判方式以及执法环境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某种角度讲司法实践仍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表现为一定的滞后性。这是由二者的属性决定了经济领域与法律领域的不同步性。因为经济领域的变革是长期历史积淀产生的，经济上表现为变化，灵活，开放，一种积极的态势；而法律则相反，稳定，消极，封闭，不能朝令夕改。同时，经济领域的变革是新生事物，我们都在尝试，摸索，“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正因为如此，导致立法和司法领域不能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现实，也不能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司法体系。其次，司法的内生资源不足不能够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实。在司法实践中，受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限，对于市场经济出现的新问题难以恰当地把握尺度。在经济变革时期，新旧体制难免有相互碰撞摩擦的时候，这是需要司法在新旧体制中作出恰当的抉择。在中国现有情况下，司法对待旧体制不能全盘否定，对新体制也需要审慎的态度，在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随着中国加入WTO，各种利益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不可避免的要加剧，某些社会矛盾甚至可能会更加尖锐。此时对于法治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司法改革也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会彰显其“平衡器”的作用。作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改革由于其范围的局限性，不会给社会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可能会成为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2、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相互排斥性
之所以用“相互排斥”而不是“不兼容”来概括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特点，是因为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其内容”。从某种角度讲，“法律制度的内容是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必然结果”[2]；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从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趋势看，不同法系之间的相互借鉴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乃至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等等，都是根植于它的文化之中的。尽管当今全球化浪潮遍及世界各地，但实践证明各民族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而且有证据表明这种差异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作为我国的本土资源而言，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影响，相对于外来法律文化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也就是有一个不适应到逐渐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二者之间产生的碰撞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相互排斥性”的由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观念的转变，对于“舶来品”也会有选择地接受，当然，二者如果融合的好，对于一国的法律制度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适得其反。下面从中西传统文化不同特点的层面来进行分析。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费孝通先生精辟的概括为“无讼”，提倡“注重修身”、“注重克己”[3].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打官司也成了一件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经考察了中国的法律制度，认为诉讼不是一种双方当事人争斗式的竞赛而是一种父母官型的诉讼，官吏如同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诉讼当事人，这些都导致了法的观念与权利的观念不能从诉讼中产生出来，法与诉讼在本质上是分离的。礼治大于法治，“厌讼”、“无讼”等基本的诉讼理念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一大特色，对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极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及内容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而来，其间甚少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所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三纲五常、伦理性以及严格的等级观念等儒家“礼法”思想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成为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指导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司法实践中诉讼程序缺失现象较多，非程序化现象严重。普通百姓也自然形成了“厌讼”、“息讼”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势，遇到纠纷大多凭借习俗由家族中的族长等辈分较高的人进行裁判，甚至“息讼”也成为中国历代官府的断案依据。随着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的转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不予承认的均一规则也逐渐被现行法的个人平等主义所采用，但“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4]虽然在19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但作为影响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厌讼”、“息讼”等传统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对当代社会的诉讼心理影响依然存在。
与中国古代不同，西方古代诉讼很早就有程序化、正规化的特点。在古希腊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至公元前五世纪，哲学和思想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哲学与宗教相分离，人们渐渐不再把法律看做是恒定不变的神授命令，并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柏拉图的著作《共和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有关于法律的论述，但由于时代所限，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还仅停留在表层的水平。到了古罗马时期，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品经济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自然法思想得以萌芽并发展起来，正义开始被明确视为法的目的和衡量标准。适用法律的诉讼活动开始被认为是寻求和培植自然正义的活动，自由、平等、权力等民主习惯由此开始形成，法官也被视为正义的传播者。中世纪时期神学思想，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等占据统治地位，法学也成为神学体系的一个分支。正义成为上帝意志的体现，通过永恒法、自然法和神法所体现出的理性来统治整个人类社会。到16世纪的时候，罗马法复兴运动带来了法律的重新世俗化，赋予“法”以新的涵义，将其与公平、正义、人的理性等联系起来。所以可以认为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法的概念是从竞技型诉讼中产生出来的，是从诉讼的对抗中孕育出权利，所以其价值取向是通过法律伸张正义。
在西学东渐的今天，许多学者倡导引进学习西方先进的理念，适用先进的诉讼制度。随着西方法律文化制度的引入，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象“秋菊的困惑”等问题，即在某些制度层面西方先进的理念遭到本土资源的“顽强抵抗”。这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融合过程中相互排斥性的表现。此时，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自身是否正确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现实社会的切入点，是否可以把外国现成的、已经证明成功了的法治模式拿来，“为我所用”。庞德认为，“一个发达的法律体系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传统或习惯的因素，另一个是制定法律或强制性因素。通常，后者是现代因素……倾向于占主导地位……法律体系中的传统因素仍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依赖于传统的因素去填补立法中的空白……”[5].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存在发展的土壤，如果离开其生存环境，那么也就失去发展的活力。就像普通法一样，“在美国不是立足于司法实践，它（普通法）肯定已经遭到全面的指责。”[6]人们在追求司法公正过程中的种种经历，也折射出诉讼观念的变迁以及社会对诉讼评价的变化。“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7]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动态存在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搞司法改革要从多角度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只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更不能以适应国情为由拒绝改革。所以我们在强调国外经验的同时，应该注重本土的经验总结以及中西的融合互动。只有如此，才能尽可能的保持自身法律的弹性和开放性，取长补短，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法治接轨的新路径。
3、司法改革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忽视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无讼”、“厌讼”的观念对当今普通民众仍有很大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普通民众的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开始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人人都“为权利而斗争”。现实中出现了“一元钱”的官司，尽管有人对此加以贬斥，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对自身权益的重视程度。
人民法院是司法活动的核心机关，其中立裁决角色决定了人民法院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树立公正形象，增强人民群众和当事人对其的信任感。司法人员是实现司法职权的合法主体，是完成司法机关使命的核心力量。司法人员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形象。实践中，某个案件被错判后，当事人并不是说判决该案件的法官有何问题，而是说法院存在问题，这会直接影响法院的形象。
从司法改革的理念上看，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检察工作五年发展规划》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各自都制订了本系统内的改革方针、目标以及具体步骤，无疑这些做法对于司法改革是积极的，但不难发现他们制订的改革方案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于改革所触及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彼此互不相让，自觉不自觉的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司法改革陷入迟缓境地的部分原因之所在。这时我们应该思索一下我们司法改革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诚然，司法改革是为了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目标，但公正与效率又是为什么呢？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目标，时时刻刻牢记人民群众的利益。现在所进行的司法改革恰恰忽视了对人民群众权益的重视，而只停留在彼此的利益层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在司法的制度层面上，仍然有许多设计不合理之处。如司法机关并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仍把自己看成是国家权力机关，把司法权当作“治民”的权力，目前民众普遍反应“打官司难”就是一例。辩护制度中法官并没有把辩护人看作是诉讼中的主体，对律师百般刁难，律师的自由受到很多限制，也因此失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机会。司法程序的设计上缺乏透明性、公开性，使审判陷入暗箱操作，有些司法人员，特别是审判人员，与当事人关系密切，执法犯法，枉法裁判，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了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期望值，不利于司法的廉洁公正以及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司法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也存在着问题，法官的素质偏低，能力不强，据报载，1997年全国法院系统25万名干部中，本科层次的占5.6%，研究生只占0.25%；检察系统18万名干部中，本科层次的占4.0%，研究生只占0.15%.司法实践中先定后审、审判分离、庭审流于形式以及“人情案”、“关系案”、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的存在，使民众的利益一再受到侵害，久而久之，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也就发生了危机。同志曾经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长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如果执法人员不能秉公执法，甚至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群众就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任，进而失去对党的信任。“近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两高“的工作报告出现得票率低、反对与弃权票增多的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对司法工作的不满。今年2月，沈阳市人大会议上法院工作报告未获通过即是一例。这些都不只是针对司法机关，而是逐渐扩及对整个法治状况的不满。
4、司法权威的缺失
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发展促进了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明显弱化。各种冲突和矛盾也相应的大量增加，过去用行政方式及民间调解纠纷的方式已不能有效地、公正地解决这些纠纷，在此情况下，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重心更主要转移到司法这一国家权威上。
司法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定纷止争，解决具体的争议和纠纷。正如美国学者勒斯克所指出的：“法的目的在于主持公道，而法院的任务则是审判，公道的、不偏不倚的适用法律，解决争议。”人们之所以在发生争议时愿意把其交由司法机关裁判处理，是认为司法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在司法活动中能始终保持中立，能公正无偏地解决纠纷。司法的权威也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发挥其应有的足以的基础和前提。它通过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威及司法裁判的权威表现出来。
我国历来强调司法的民主性，对于司法的权威性并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司法从属于行政，失去其应有的独立性，受行政的制约，造成了司法权威的先天缺失。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加强司法权威成为共识。但目前司法部门存在诸多的问题使司法权威的基础日益削弱。司法腐败已经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行政再腐败，只要司法不腐败，就有惩治腐败的希望，而一旦腐败在司法领域大面积地蔓延，它所带来的就不仅仅是社会腐败风气的加剧，或整个权利体系和法律秩序的紊乱、失控，……而是一种信念的失落——对法律。”地方保护主义、枉法裁判、权钱交易等等使得本应解决纠纷的司法活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而且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作为一个群体，法官的整体素质较低，职业品格不高，职业化技能差，缺乏职业荣誉感。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司法权力更是如此，没有一个合理而有效的监督，滋生腐败不足为奇。澳大利亚法官马丁指出，“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8]如果“民众对权利和审判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对法律来说，是一个坏兆头。”[9]司法权威的失落标志着司法控制机制的失灵或失效，它的直接影响是削弱法律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导致司法权威的旁落，使人们对司法机构信任的缺失，当这种不信任成长为一种普遍的态度或情绪时，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便荡然无存。
二关于司法改革的目标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为我国司法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及方向。于是学界纷纷对此展开讨论，综合起来，共有以下几种观点：或者把司法改革的目标定位于公正与效率，或者认为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司法独立及司法公正，还有学者把司法改革的目标划分为若干层次，即制度目标为司法独立，价值目标为司法公正。但笔者认为，中国司法改革应当是最有效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应该看作是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其次，公正和效率可看作是直接目标。两个层次目标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不能任意加以割裂，其中根本目标包含直接目标，而直接目标是根本目标的一部分，两者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宏大法治的建设依赖于具体制度的设计，司法改革应该分步骤、逐步的实现这两个目标，直接目标的确立则取决于实现根本目标的需要，根本目标的实现有赖于直接目标的实现。在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设计上，必须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眼点。
在司法改革中，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价值取向或目标的选择上有不同的原则和侧重点，从而形成不同的目标模式。西方国家的司法已经实现独立和公正的目标，现在正在关注效率、民众权益等方面的改革。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司法改革，当前我国的司法改革仍然处于起步的阶段，距离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笔者提出了根本目标与直接目标的划分。那么为什么要把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呢？笔者认为综观司法改革宏观层面的动因，不难发现人的因素占主要地位。“法律的最终实施必须取决于它符合公众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抽象的愿望，而是指不但一部分公民个人在行为中要坚定不移守法而且其他个人亦要遵守这些法律。”[10]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项制度的构建，都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司法改革更是如此，也要为这一目标服务的。只有司法公正，提高效率，老百姓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公正给自己切身利益带来的影响，司法的权威才会树立，才能实现司法改革。有人认为法律应该是法学专家的法律，而不应是普通民众的法律。笔者认为法实现的前提是纠纷主体的自愿选择。法律要真正地现实地作用于主体，必须被人们所了解，然后才会运用之。多数社会公众对法治的认识常常不是通过自身对法律条文的研究和学习而获得的，而是从司法的实际操作中获得的直接的感受。公民对法律的公正的信任需要通过司法机关的公正的裁判、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利益、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行为而得以建立。[11]倘若法律条文晦涩难懂，人们便会望而却步，久而久之，对法律会敬而远之，从而找寻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争讼。法谚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证明，只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得到实惠，改革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成功。同样，司法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只有形成一只高效、廉洁的司法队伍，严格按照程序依法断案，人民才会感到满意。最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与当今世界法治发展潮流——保障人权相吻合。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司法改革，他们改革的背景、内容等与我国的司法改革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国家的司法改革已经基本实现司法独立，转而开始关注司法的效率问题，同时又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突出位置。象台湾司法改革的宗旨包括“实现司法为民的理念”、“推动公平正义的诉讼制度”、“讲求程序正义”、“提供合理的审判环境”等内容[12]；日本司法改革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比较彻底的，其中最有象征性的措施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本辩护士联合会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提出来的两项根本性要求——大力推动法官从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学研究者中选任的法律家一元化，导入以国民参与司法为理念的“审判员”制度。我们把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定位于此，也与世界法治发展的潮流相一致。也许有人会用保障人权代替前者，但笔者认为二者还不完全等同。人权的称谓是个舶来品，它强调个人权利，我们这里所指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强调人民整体的利益，它比保障人权的涵义要广。
对于直接目标之一的司法公正，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法学家都加以关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作是正义的具体化，他认为，法律的特点之一是“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罗马法学家塞尔苏斯说：“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近代法国杰出思想家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意的宣告”，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公意的全部行为——就都在同等地约束着或便利着全体公民；从而者便只认识国家的共同体，而不区别构成国家的任何人。”德国最高法院法官科奇霍夫认为在德国司法公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具体案件中的当事人的公正以及通常意义上的司法独立。1、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公正。德国有完备的法官回避制度，规定了法官不能审理的案件的情形。更进一步，如果有能够引起对法官不公正的猜疑的事实存在，并且这样的猜疑是合理的话，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反对该法官对案件的审理。如果有这类事实存在，法官自己应当向当事人明示。2、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德国宪法规定，司法权是国家内独立的“第三种权力”，自治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法官是“独立和仅服从于法律”。正常任命的法官只能由法院根据法定理由来处置其职责。
司法公正包含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正确性。在准确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判。程序公正，是指办理案件必须符合公开、民主、严格遵守程序、独立行使审判权等。程序公正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⑴程序的独立性，即程序的设计要符合客观规律，免受其他法外程序的干扰和影响，程序自身具备理性和自治性。⑵程序的中立性，即执法者本身的中立性，不能对任何一方带有主观偏见；⑶程序的公开性，司法的过程和结果都要对当事人和社会公开。“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的见的方式实现”，程序的实施要让公众知晓，没有任何封闭性。⑷程序的民主性。即程序设置要民众的利益为重，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等等。
对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现在学界有三种观点，[13]一种是实体本位论，这种观点把程序看作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或工具，认为实体优先于程序，法律程序不过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在内在品质上找到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素”；第二种是程序本位论，这种观点认为程序自身有一种独立于结果的内在价值，把程序的正当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种观点是二者并重论，认为实体和程序同等重要。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较为合理，它兼顾了实体和程序，既克服了实体本位把实体奉为首位的缺陷，又克服了程序本位忽视实体的缺陷。
效率原本是经济术语，随着法经济学的引入，效率也成为司法中的热门话题。法经济学是以经济学方法系统分析法律问题，该理论的核心是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社会效益的极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社会现实对法律的制约有两个因素：一是需要，即社会通过法律来实现一定利益的要求；二是能力，即社会能够通过支付法律运作的成本。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应该充分考虑社会现实对法律的制约因素，常常由于缺乏某个要素，导致法律不能产生好的效率。在刑事诉讼中，这种制约因素表现为：一方面由于社会各种原因的综合，犯罪率不断上升，而国家则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另一方面，国家在刑事诉讼中投入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总是有限的，不能全部满足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由此产生刑事诉讼效率问题，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与所取得的产出即诉讼效果之比例。追求诉讼效率就是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达到司法资源的有效使用和优化配置。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与诉讼结果的合目的性是刑事诉讼效率中两项基本价值内容。刑事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要求，即案件数量方面的要求，结案率必须达到一定的比率；另一方面是实质要求，即对办结的案件质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要求。形式要求和实质要求是相统一的，不能片面追求任一方面。诉讼过程经济合理性体现为横纵两个方面：第一，横向表现为一个案件（假设该案件必须经过三机关）在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直至最终结案所花费时间的长短，三机关必须互相配合、分工协作，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第二，纵向表现为一个案件在以上三机关中任一部门所经历的时间长短，这要求每一机关必须合理选择适当的诉讼行为以达到最佳效率的目的。
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国外很早就有学者对此加以关注，罗尔斯提出以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正理论，波斯纳认为，“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效率”，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二者的统一性，但波斯那追求的“效率最大化的公正”，终因缺乏理论基础而失败。现在国内学界大致有四种观点：第一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说。该学说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诉讼看作是受投入产出经济规律制约的经济行为。微观上效益制约甚至决定主体的行为选择，宏观上效益反映诉讼的基本价值。[14]第二种是公正效益对立统一说。二者之间是互为消长的关系，其统一体现在：⑴诉讼公正意味着诉讼效益，诉讼效益也意味着诉讼公正。这是针对同一司法资源的配置合理、有限而言的；⑵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益是相互促进的。二者的对立性表现在：⑴刑事公正性的增加会直接导致司法资源的增加，会降低刑事诉讼活动的经济效益；⑵对程序效益不适当的追求会使公正的要求无法在刑事诉讼过程和结果中实现。所以他们是对立统一的，应该正视公正与效益在诉讼过程中的冲突，恰当的选择、协调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第三种是相互包含、侧重效率说。即公正与效率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的，但效率较之公正更具全人类性和社会进步性，所以把效率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15].第四种是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说。该学说将公正价值放在第一位，同时对于效率也给予足够重视，并没有忽视效率价值的存在。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较为合理。效率着眼于速度和收益；而公正则着眼于过程和结果，二者从不同出发点作用于同一对象，所以二者并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公正与效率之间并不是相互包含的关系，效率是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公正则是效率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效率优先说则过分的夸大效率的作用，而忽视公正的价值。司法实践中往往重视公正而忽视效率，不讲公正的效率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效率越高，冤假错案也就越多，改判纠正还会浪费更多的资源和时间。反过来说，只讲公正，不讲效率，那么公正也实现不了，因为公正是在效率基础上的公正，迟到的公正等于不公正。任何一套法律程序，之所以是公正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合效率原则的，至少和这一原则是不完全冲突的。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裁判的公正是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为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损失和浪费。其次，公正的程序要求尽量减少案件的延误，从而努力避免和减少当事人及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作出的不必要的付出。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公正的程序而作出的裁判是最有效率的。[16]
为什么要遵循“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呢？这是因为：刑事诉讼作为分配权利义务，并据以解决纠纷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其存在的前提，便是人类社会的公正秩序受到了犯罪行为的破坏，国家设立刑罚权的目的就是为恢复被破坏的正义。为了保证刑罚权的实现不演变成为裸的国家报复，必须对国家追诉犯罪的行为予以程序规范，以保证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公正性。因而刑事司法程序的设计和程序权利与义务的分配都应以公正为价值趋向。但是，在我们充分关注公正价值目标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刑事司法对效率的追求。因为“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无论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还是一般的社会公众都希望犯罪分子尽快地受到国家的刑事制裁，即使被告人也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地对其应否负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给出一个结论。否则，案件久拖不决，将使被告人的地位和前途陷入不确定状态，影响其安排自己的生活。同时，对国家来说，一定时期内所投入的司法资源也是相对固定和有限的，如果程序过于繁琐或者无论案件繁简都适用相同的程序，就可能导致案件拖延甚至严重的积压，司法机关也无法承受。至于公正和效率两个目标的协调，我们必须认识到公正才是我们进行刑事诉讼的目的，而效率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二者尽管联系紧密，甚至互相包容，但二者在价值位序上还是有先后之分的，因为刑事诉讼毕竟不同于以追求利润为惟一目的的经济活动，它还承载着更多的伦理、道德价值。我们不能为了提高诉讼的经济效益而放弃公正。那样的话，不但会代价过高，也与现代法治国家所推崇“人权保障理念”相背离。比如，一份错误的死刑判决将会剥夺被告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却是无价的，也是再多的金钱都无法挽回的。总之，既不能片面追求公正或效率，也不能不分轻重同等看待。应当在进行司法改革或选择诉讼程序时偏向公正价值。否则，可能导致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两败俱伤。
司法改革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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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法》的不足与统一“调解法”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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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范文第10篇
讨论司法改革，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朝着哪个目标进行司法改革。近年来，各地法院司法改革确实迈出了可喜的步伐，而且卓有成效。但是，每一个地方的做法并不一样，有的做法是好的，有的做法是否符合我们改革的目标还值得探讨和研究。如：有关院长接待制，是否符合司法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司法改革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这个司法的独立，是从体制上考虑的，有人认为这是整个体制完善的关键，我同意这种看法。同时我想强调，司法独立不仅是体制完善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公正的程序，它是正当程序的表现。就是说：当事人打官司好比是一场竞技比赛，法官实际上是裁判，(从民事上讲)当事人好比是比赛的双方，法官作为裁判，假如在吹哨时不是独立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等等，那么这样的法官来吹哨可能就是黑哨，不是公正的裁判。因此，裁判的公正、独立才是整个比赛获得公正的前提，应当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司法独立。没有公正的程序就没有司法独立，从程序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它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很多同志都提出，我们的传统是重实体轻程序，这对我们观念的影响是不是根深蒂固的?在程序的公正方面，我们缺乏这种观念，这可能是东方法律与西方法律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在审判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这种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特别强调程序的公正，当然首先要强调司法的独立。
在当前，
委员会的职能，而是尽量弱化它的职能，充分强化法官独立审判责任制。
第二，司法改革应当强调司法的权威性。对于这一点，在实践中，认识很不够，不仅是群众，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是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认识也很不够。其实我们讲法治，最终要明确司法的权威代表着法治的权威；司法没有权威，法治就谈不上权威。如果我们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而且必须要提高法院的地位，使司法成为解决法律争端最权威、最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而政府行为和私人行为对法律的依赖，应当转化为对法院的依赖，法院应当不仅是独立裁判的机构，而且是督促机构和个人严格守法的机构。司法什么时候有权威了，我们国家的法治什么时候才真正有希望了。所以强化司法的权威性，应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这里有几点需要讨论。
第一，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必须执行，不能以实事求是等名义对生效的判决反复提审、反复查处。有一个案件经过六次审判，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结果，有的甚至出现七、八次审判。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批判我们的裁判没有终局的效力，这一说法不一定对，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审、复查等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不是说程序上讲它不符合程序正义，但从司法的权威性上讲，这是严重损害司法权威的。如果一个领导批个条子说复查，这的确损害司法的权威。另外，对二审以后进入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已经走完了，我们只能推定这个裁判是公正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经过多少次审判，最后确定的结果才是公正的，只能认为经过了这个程序，最后推定它是公正的。这种多次重复进行审判的作法不仅影响生效判决的效力，而且是一种严重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第二，我们讨论司法权威，是不是说法院什么都管，什么都能管。我认为法院既然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机构，那么所有的纠纷都应该提交到法院来解决；司法在任何时候，权限都是有限的，所以美国讨论可司法性问题，就是说某一纠纷它能不能到法院来解决。过去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不够，后来有几个案件涉及这个方面，大家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如北大那个告学位委员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纯属学术的问题，司法界不宜过多地介入，除非它违反了一种程序，那么应该给予一种司法的救济。但是，如果假如说纯属一个学术的评判，我看司法最好不要介入，否则司法代替了一种学术的评判，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作法。司法在任何时候，它的权限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同样，司法的资源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非要管一些我们根本就管不了的事情，那么执行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最后，管的执行不了的话，也会损害司法的权威性。所以，我认为法院不是什么都能管。什么都管，不一定会强化司法的权威，可能会损害司法的权威。
第三，加强司法的权威性，要注意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守法是对于一般公民的基本要求，法官不仅仅是一般的公民，对他不仅仅是一般的要求，从事这种职业具有特殊性，对他应有特殊的要求。一般公民可以广泛地交朋结友，而法官则不能，弄得不好就会陷入到人情案、关系案中。一般公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对于法官可能恐怕要有更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种自律问题。我认为假如你要当法官的话，可能就要陷入孤独的一群，这个意思就是说，法官不宜介入太多的社会关系，太多了对于法官的独立、法官的形象、法官的权威可能都有些损害。我们过去对于法官过分强调平民化，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在当时来说是对的，但这与当代社会司法现代化的要求是不太符合的。法官要保持他的权威性，特别是在上级法院，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朋友。只有做到让人见到法官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样我们的司法才会更有权威。
第三，应当强化司法的统一性。当前司法权隔裂的现象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法院，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确实成了名符其实的地方法院。对于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我个人认为确实还没有根本解决，在个别地方甚至是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表现在执行方面尤为突出，所以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是当前解决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当前，我们强调法院垂直领导十分必要，这对于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应当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但是，仅仅通过强调强化这种垂直领导是不够的，还应当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来隔断司法和地方的密切联系，真正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首先从人事制度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提名必须都由同级人大来解决。当然，现在我们不可能修改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在不违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提名由上级人民法院来决定，最后选举产生的权力归人大。但是这个提名的权力是否适当的与地方分离，由上级法院来决定，应当非常必要。其次，从经费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目前的经费管理缺乏统一的法定化的标准，不同的地方法院待遇不一样，因为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办案条件等等情况也不一样，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法官之间的一种不公平，而且不利于法官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个人认为法官的待遇，包括办公条件等等都应当法定化，尽可能地法定化，这现在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应当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同时，在财政预算方面也应该有所改革，当然现在要实现司法机构的独立预算是十分困难的，但完全由地方来供给法院资金看来是有问题的，这与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有着不可分隔的联系，所以，我呼吁在这方面有所改革，尽可能地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关于法院设置的改革，现在也是讨论得非常热烈，有的建议要设置大区法院，或者使法院系统的设置与行政区划不完全一致，这都是很好的建议，我觉得可以借鉴。
第四，完善审判方式和程序。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变的目标是适应严格执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民主的、高效的审判程序制度。鉴于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观的真实，也极易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权利和作用，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贯彻调解的自愿原则，减少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取证活动。庭审方法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判决书应当详细阐述判案理由并应当公开出版，尤其是在法院内部的审判机构的设置方面，也应当促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废除所谓对案件的裁判实行“层层把关、层层审批”制度，逐步落实合议庭的职权，同时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使审判委员会从讨论和决定过多的案件中解脱出来，工作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工作总结上。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今后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以及国际惯例，使司法解释在这些方面也尽量与国际接轨。
程序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公正的、合理的、充分反映效率要求的程序制度。此外，也要保障程序的完整性和体系性。在我国现行的程序法中并没有充分体现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尤其表现在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方面。由于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建立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理论之上的，而并不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忽略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具体表现在：对再审的次数
没有限制，因此，在判决裁定生效后可以无次数限制的再审。同时根据民诉法第179条的规定，只要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的，或者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即可再审，从而使当事人只要发现了新的证据即可要求再审，甚至可以在一审或二审中故意隐瞒证据，将之留待两审终审后利用该证据启动再审程序。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运用在程序法中必须遵循程序的规律，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以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程序的正义为前提的。按照程序公正的要求，程序必须即时终结，因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有时间限制的，事实不能无限期地调查下去，证据也不能无限期地收集和提供，当事人也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将案件交给法官继续审理。对于再审程序而言，它只是一种特殊的补救措施，目的在于纠正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不能对案件反复审理。
第五，建立法律职业的专业化制度，努力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加入世贸组织必须要尽快提高法官的整体队伍素质，可以说，现有的队伍素质整体上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需要。法官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为了增进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全面提高法官的队伍素质，需要努力建立严格的法官的选拔和淘汰制度，实行法官的精英政策，同时要完善法官的任职保障制度、高薪制以及责任制，尤其要建立一套法官职业道德和纪律，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训练，努力实现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