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独立制度范文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1篇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同注[10]，第151页

一、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

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

[3]张晋藩、杨堪、林中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页

[4]引自演讲稿AnAmericanLawProfessorinChina:CommentsontheFutureofRuleofLaw,byJeffreyE.Thomas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6]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美]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

[10]范忠信：《信法为真》，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11]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依法治国

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司法改革正在进行。在这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司法工程当中，司法独立无疑是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虽然我国早已确立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但日渐加快的社会民主化、国家法治化进程使这司法独立的种种不足不断暴露出来。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

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独立是指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法官个人独立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司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目前的司法状况仍不尽如人意，还远未达到完善的地步。最重要的是审判独立难以保证，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从近年来所频频发生的司法事件来看，审判独立并没有得到保证[1]。首先，行政权屡屡干预司法权。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有不少政府官员及其民众不能转变，依旧认为法院是为行政机关服务的，否认二者的平等地位，为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制造了障碍。其次，从财政划拨体制来看，我国法院在财政上要依附于地方政府。在财政不能独立的情况下谈审判独立更是不可能的。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设想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使司法的公正遭到严重破坏。要消除这些弊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1）最高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2）高级法院的改革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案件的审理上。（3）中级法院的改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派出机构。（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通庭，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2]，我国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再个，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三）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也许正是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官之间无法平等。等级有别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腐败可想而知。因而，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也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 龙宗智，李常青：《论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载于《法学》，1998年第12期。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3篇

无论是从思维逻辑和实际操作来看，还是从历史、现实和所有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然是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这不仅意味着要有健全的立法，而且还要有法律实现的制度保障，即要有公正的司法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这也是为什么随着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司法公正就越来越成为一个讨论热烈的社会主题。随着社会范围内讨论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司法公正未能在现阶段中国得到真正实现，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现今司法人员整体素质的欠缺，而且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在任何法治国家或追求法治的国家中，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最终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探讨司法独立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条件下的实现途径，应是现今法律者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司法机构显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严峻急迫的挑战。而我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握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机遇，战胜挑战并使之转化为有利的条件，最关键、最直接的任务和指标就是：我国司法机构今后是否能够以公正高效的司法审判工作证明我国政府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证明我国维护发展市场经济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制条件与环境。因此，我国司法机构能否在涉外和涉世案件中实现公正与效率，乃是直接实现和体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的的基本问题。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第五，法官依法审判不受任何行政、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我国法官法第八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其实，这一宪定原则的实质或核心思想就是审判的独立。可以说，司法独立的核心内容或基点是法官的独立，而法官独立的直接效果就是审判独立，后者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前提。没有法官的独立，审判独立就无从谈起，而如果审判独立不能独立，司法独立就失去了其根本内容和基本价值。正因如此，《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才明确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的意识，即能够积极主动地创造条件，争取条件来实现审判独立。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4篇

一、司法的前提条件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根本途径。进一步说,它凭借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将立法所确立的规则转化为不可违背的社会秩序。概括地讲,立法是要创立规则,并设定一种秩序;而司法则是实现规则,并确立和保障一种秩序。所以,为了达到法律制度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和实现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因此,我们说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前提条件就是法律实现或司法的必然性和无条件性。

应该指出,一个以立法体现的实体正义和立法设定的程序正义一旦确立,那么,完成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有机结合,并且实现两者之间的一致性,最终实现法律秩序正义的社会职责就必然要由法官来担当。于是,在此又必然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他所担当的社会职责和使命呢?显然,法官首先必须获得无条件实现其社会职责的社会地位、权威和尊严,而这些只能由体现社会和人民意志的法律赋予,而且不应受任何团体、党派和行政机关的制约。换言之,法官只对法律负责,对法律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民意志负责,完全独立于其他国家管理机关和任何政治团体。只有如此,才可能谈得上司法权威,才可能去追求司法公正和法治国家。对于法官而言,法律就是目的本身;而且只有在仅仅服从法律的法院中,才能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二、司法独立的基本要素与保障

实现司法独立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其实同时也是其保障,即:司法系统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内部独立)。

(一)司法系统独立

司法制度是整体法律制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一个必然环节。所以,我们必须给予司法制度的载体——司法系统以充分的社会信赖和权威,使之真正能够独立地实现法律追求的正义目的。如果不能保障司法系统的独立存在,司法独立也就不可能,其结果,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虽然从国家机构设置上看,我国的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但实践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社会条件以及观念的制约,我国的司法系统并不能够真正独立。考察近些年来在司法方面发生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不高乃至司法不公正现象频繁发生,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司法体制上的问题。具体说,在现实工作中的许多方面,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关联密切,而且这种关联并非是对等的,后者实际是处在前者制约之下的。从实际情况来讲,现今的司法系统还是党政系统的一个延伸部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现今的所谓司法腐败,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腐败在司法系统的延续,是行政管理腐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行政管理的腐败,司法腐败就是一种必然。因此,现今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实现司法体制的改革,逐步实现司法系统的真正独立。

司法系统独立的首要保障或前提条件在于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分立。当然,我们在此所谈的司法与行政分立,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国家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启示。司法行政分立不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分立。鉴于我国社会政治的现实条件,司法系统独立应该具备以下的实质内容:

第一,机构设置和级层管理上的完全独立。实现司法系统自身的统一机构设置和管理,即自下而上的建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更进一步说,法院系统的建制和管理应完全不受同级行政机关或地方政府的干预或制约;下级法院的建制和管理完全取决于上级法院的决定,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如人员编制、机构设置等等。现今正在考虑建设的地方海事法院或国际贸易法院以及隶属于司法系统的法官学院都应该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实施。

第二,组织人事上的完全独立。实际上,这是直接关系法官队伍素质、司法人员作风和形象、法官司法工作水平乃至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个世纪主题的关键。 可以说,现今司法队伍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司法队伍来源或构成不严格、不规范、不自主造成的。例如,许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经常向同级地方法院派遣非法律专业的人担任院长、副院长和一般司法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基层尤其严重。虽然已经实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会对此有所限制,但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想办法,这个问题就不会得到真正解决。我国的法官法早已经颁行实施,而且有些规定还

很现代化。但是,培植一个现代化的法官队伍,还需要一些国家管理层面上的相应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法院司法及管理工作人员的进出,必须要由法院本身依照法官法独立决定,不应受政府或其他团体的强制干预和影响。今后,我国法院的人事决定权应该逐渐过渡给完全独立的各级司法委员会。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虽然不排除来自行政权力机关或由其指定,但主席和大多数成员必须是职业法官。 第三,经费财政上的独立。法院人事和财政不独立,受制于地方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是长期困扰法院系统的两大问题。它迫使法院不得不考虑甚至屈从于司法系统外的各种意见和压力,从而使法院服从于法律大打折扣。在财政经费方面,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以至于各地法院的财政来源也差距甚大。其结果,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院建设发展和司法工作有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统一要求,但实际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根本无法获得统一同步的发展建设。事实上,各地各级法院长久以来不得不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其结果,必然又使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本应独立的法院进一步依附于政府和其他团体。这实际上造成了国家法治过程中的一个恶性循环。从今年开始,诉讼费作为法院经费来源之一的制度被废除,今后法院诉讼费和财政来源将彻底实行“收支两条线”。在法治国家的意义上,这种举措当然是一种进步。如果它能够在司法独立的大前提下操作和实现,那么无疑会对今后法院系统的财政独立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但是,如果失去上述前提,这个措施倒反而会使司法独立及各地司法系统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所以,我们必须借实行“收支两条线”之机,争取司法系统的财政独立。这的确是关系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一个大问题。

(二)法官独立

  在司法系统获得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独立就成为司法独立的实质性保障。

其实,没有司法系统的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的独立;而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系统的独立就是空谈。两者相互依赖,彼此补充。法官的独立实际上构成司法系统独立的实质和核心。所以,如果说司法系统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那么,司法系统的独立又必然以法官独立为前提条件,这是司法公正,从而也是法治国家的逻辑。因此,在我们追求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当然不能不重视法官独立。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法官享有充分的权利,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今中国的法官在法律上已经具有了相当独立的地位。例如,法官法第八条所列举的法官权利类型,其内容甚至比西方国家的有关规定更为广泛。但是事实上,由于我国的吏治传统源远流长,法治国家建设刚刚起步,相应的法治国家观念既未普遍也未成熟,法院系统的独立性还多受限制,故法官独立远远未能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概念,况且传统惯性和社会现实条件还无时不在限制着这一观念迅速成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就不可回避地要面对这一挑战。

根据我国法官法规定,并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争取实现法官独立:

第一,法官选任的独立。法官的选任由专门的司法委员会进行。这个司法委员会应以法官为主,同时也可以包括党委和政府委派的官员,甚至律师界知名人士。但它的设置和实际操作原则应该是能够保证作为法官的委员会成员发挥绝对的主导作用。

第二,法官的终身任命。具有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学历、经过考核获得司法人员从业资格并具备足够司法实践经验的人,一旦经过司法委员会任命为法官,除非其触犯法律或严重违背法官职业操守,即应享有终身的法官资格。在这方面,应该考虑使某些高级的资深法官享有和教授一样的从业权利,即可以适当地延长任职的年龄限制,而不是受同行政官员一样的限制。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各级法官得以从事司法工作的最高年限或退休年龄。

第三,法官不可任意移调,不可撤职、免职。法官不可以轻易地被调离其既定职位,更不可以轻易地被调换职位。如法官通常情况下不应该转换为检察官,同样,通常情况下检察官也不可以转换为法官。应该指出的是:从司法活动的基本准则上讲,每个法官都必须以其司法活动独立地对法律负责。换句话说,一个法官的失职或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其他法官,包括其所在司法机构上级法官的失职或辞职的依据。当然,这个原则的实现必须以司法的完全独立,包括司法的内部独立和外部独立为前提。

第四,法官的稳定的、有法律予以保障的薪俸。法官的薪水由法律加以确认,任何情况下,法官的薪水都应该予以保障。否则,法官可以诉诸法律程序请求其应该获得的薪水。此外,任何级别的法官退休之后,其薪金待遇应原则上不变。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5篇

从实践上看，半个世纪以来，在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已成全球潮流的背景下，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成功建立起了这套制度并能良好运转？进而，对于正在或将要进行司法改革的所谓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应该如何视之？

当今世界，关于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迷思。在中国，作为一套司法制度，就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而言，对其奠立之根基与支撑之条件，学界依然缺乏足够细致和有分量的研究。这些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今天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并应根据翔实的经验考察做出更深刻的理论反思。

利用当前一些重要国际数据库及治理指标中与法治和司法相关的指标，通过对全球尤其是典型发展中国家司法独立制度运行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 当今世界，关于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着许多理论和实践的迷思。在中国，作为一套司法制度，就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而言，对其奠立之根基与支撑之条件，学界依然缺乏足够细致和有分量的研究。这些本应早就解决的问题，今天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第一，司法独立不是无条件、无背景的，它需要历史与政治传统、社会环境、制度框架、机制保障等一个复杂系统的保障，而且它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第二，从经费投入上讲，司法独立或者说保持司法独立性是昂贵的，然而昂贵的经费投入只能说是司法独立良好运行的重要条件，但不能保障它一定运行良好；

第三，普遍选举、三权分立、多党政治等西式民主虽然在西方国家与司法独立之间表现出了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必然的。经验表明，西式民主并不能确保司法独立的良好运行，同时高质量的司法独立也未必以绝对的西式民主为前提；

第四，对于非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建立高质量的司法独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

第五，司法独立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非此即彼的概念：要么司法独立，要么司法不独立。事实上，它可能还存在一个程度或类型的问题；

第六，司法独立并不是终极目标，更不是终极真理，更重要的是司法体系运行的实际绩效；

最后，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司法独立不仅要求立法和行政机关不侵蚀司法权，同样还要求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或司法谦抑（judicial passivism），法院应该谨慎实行司法能动主义，不能过分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立法与行政机关或者社会。

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而言，司法独立制度运行的经验，既难以支持以司法独立为名对现行体制的否定，也难以支持以体制为名对司法独立的排斥。

必须交代的是，这个研究在有些方面可能会得出与当前学界某些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发现。这不意味着是质疑现有学界成就的“否定”，而是旨在拾遗查漏的“补阙”，并不意图提出高深玄奥的理论，只努力以实事求是的经验考察呈现出我们本应重视但却有意无意忽略了的简单常识，从而展示出问题所本来就具有的复杂性，并希望以此促使人们放弃“一招鲜，吃遍天”的迷思，真正解放思想，以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进入丰富的经验世界，具体地解决身边的真实问题。 理论目标与制度框架

司法独立制度的产生，与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资本与市场经济——财产权——是它的底色。韦伯对此有经典论述。在他看来，在陌生人交易风险大且难以控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产权和契约的保护就需要一套政治独立和技术可靠的司法体系。这个命题成为现代西方法律理论的核心，成为将法院定位为国家保护市场核心组织合法性的最佳证成。

这一理论进路随着韦伯将政治支配的类型划分为形式非理性、实质非理性、实质理性、形式理性四种理想类型的经典型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司法理论共享的思想背景。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发展了这一进路，他将制度定义为用来减少人类交往不确定性的社会“游戏规则”，并提出经济绩效以制度（比如法院功能的发挥）保护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力度为标准。

他们二人的理论为以工具主义方法为指导的司法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实际上，近年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西方机构所支持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就是以此为基础。政府最小化及与此同时的司法和社会最大化——也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及独立的司法，构成了其虽然丰富但却并非完全逻辑自洽的光谱。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建立的过程与这个理论恰相印证。以英国为例，其司法独立主要是指普通法院相对于国王和行政部门的独立。

实践中，司法独立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也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所形成的重要政治制度与政治原则。一方面，它是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的重要环节，从而避免政府的暴政；另一方面，它还是近代以来西方普选制民主下，少数人对抗多数人“暴政”的重要制度设计。

因此，从西方的实践来看，它需要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以及司法机构独立和法官独立三个重要支点。它们共同构成了保持当今西方国家司法独立制度的基本框架。

西方学者的共识是，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要求独立的法院、独立的法官以及法定的诉讼程序。因此，对司法独立性的保障，需要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分立、司法机关的独立、法官的独立、裁判行动的独立、物质和经费保障以及法官从业保障等支撑性条件。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往往却被忽略的因素——司法克制，因为三权分立不仅意味着立法与行政对司法的尊重，同样还要求司法自身恪守本分。

从司法独立的经验实践来看，虽然立法与行政会不断地试图侵蚀司法权，而司法权也未必那么中立和防御，它也有可能试图去侵蚀立法与行政，甚至积极干预社会，所谓“最小危险部门”，并不等于零危险部门。美国自身的实践也表明，“无论最高法院由哪些人组成，都趋向于增加自己的权力”。因此，三权分立与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如何自处，如何处理与立法、与行政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讲，司法独立也会意味着司法克制、司法尊重（judicial deference）或司法谦抑，司法也必须尊重立法、行政与社会发展自身。

当然，并不是说司法独立一定不允许司法能动。 制度实效的全球考察

作为旨在抵御暴政、保障人权的一种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司法独立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在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建立起来。但其在全球各国运转的具体实效如何呢？

（一）理论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的基本功能是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边界与归属从而定纷止争，公正和平等是它的基本要义。作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司法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福祉、滋养人类文明，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一直在寻求改进其司法体制，以至于“司法改革”一词像“全球化”一样，已经进入了各国当地的语言之中；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却几乎都是在西方强调司法独立性制度的影响下，甚至是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与控制下进行的。不可否认，种种司法改革项目在提升法治、人权与强调司法独立性的观念上效果明显，但改革的整体效果却有雷声大雨点小之嫌。

仔细检视会发现，除主要分布在西北欧、北美、澳洲与东亚的大约30多个国家或地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不仅能够保持司法独立性而且还能实现基本良好的运转外，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司法改革，终究未能建成如西方一样有效运行的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制度。

司法改革及司法独立制度的运转效果，还可以通过一些量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迄今为止，并无专门的指标或者标准对不同国家的司法独立进行评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实际上，近年来影响逐渐扩展的全球治理指标以及“全球竞争力报告”等，都包含有参考价值的工具性指标。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1996年-2011年数据，评估了215个经济体的治理指标。在“法治”（司法是其重要方面）这个指标上，数年来各个国家的得分与百分位虽然颇有变化，但幅度并不大，基本保持稳定，只有伊拉克等少数国家因为美军入侵，政局动荡，情况反而恶化了。

比如印度、巴西和俄罗斯，都已经建立起司法独立制度，俄罗斯甚至已经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它们的治理指标的法治指数得分仍然很低。就2011年度而言，随机抽取GDP前十名的大型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里，巴西得分最高也仅为0.01，俄罗斯最低，为-0.78。不计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其他六个发达国家中，除了意大利得分最低为0.41外，分数最高的为英国的1.67，最低的日本也有1.27。

对比鲜明的是，“非民主体制”的新加坡，2011年度得分为1.69，从1996年到2011年的15年里，得分最低也在1.27分，最高达1.76分。香港特别行政区表现类似。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对司法独立和司法效率的排名，也大体与此相符。也就是说，即便后发国家建立起了独立的司法体系，其运转也很少能够达到作为榜样的法治发达国家水平。

（二）独立并未必然导致正义

由于实践中存在着上述悖论，一个值得关注与深思的现象是，有些国家很早就建立起了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制度，有些国家则是通过学习与借鉴建立起司法制度，其中有的运转良好，有的则徒有其表。

比如拉丁美洲，在“建立起”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制度之后，总统干预司法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俄罗斯虽然实行了三种权力的分立、司法的独立性以及违宪审查等制度，但却并没有消除“进入法院时你穿着一身衣服，出来时你会”的严重司法腐败，俄罗斯人说，“就像鸭子的肚子，法官的口袋很难被填满。”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曾经号称亚洲民主橱窗的菲律宾，都建立起了先进和完善的司法独立制度，但简单浏览一下透明国际等组织所的指标，就可发现它们同样都是世界上著名的贪腐国家，行政和司法腐败都极其严重。

可以说，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司法独立制度，其表现都不过尔尔。司法腐败、难以获得公正的审判、司法效率低下、案件拖延严重、诉讼代价过高，成为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司法的常态，哪怕它们已经建立起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制度。

而同时，在东亚的中国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却相对成功地建立起了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制度，并且运转还算良好。良好并不是完美。实际上，即便在最早建立起保持司法独立性制度的国家，司法的整个运转也并非完全令人满意。英、美、法、德、意大利、日本等较早建立起司法独立制度的发达国家，近20年来也纷纷开展各自的司法改革，就是因为其司法制度在实现正义上仍有差距。换个表达方式说，完全独立的司法独立还未曾存在过。

也就是说，正义可能需要独立，独立也可能导致正义，但它们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必然的；或者说，我们不能武断地构建独立与正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逻辑上说，司法独立（或者保持司法的独立性）是实现可持续社会正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内在条件与机制保障

环顾世界，司法腐败已成为全球现象，2012年，联合国法律专家、专门负责法官和律师独立工作的特别报告员加布里埃拉·克瑙尔（Kanul）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各国都要为抵制司法腐败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为什么人们满怀着热忱与憧憬种下保持司法独立性制度的龙种，但收获的却大多是司法腐败、司法低效、司法不能甚至司法虚假独立的跳蚤？原因何在？其背后有无深层的背景？这些需要我们一方面弄清楚保持司法独立性制度的本质并考察其运行的制度条件与保障机制，同时挖掘出保持司法独立性制度南橘北枳的更深层次的历史与社会原因。

一旦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除了宪法、法律层次上的制度性框架外，司法独立的实现还必须依赖于一些不可或缺的内在条件与机制保障。

司法独立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制度。随着对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强调，“司法”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中基本的变化是法官遴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法官素养的提升。没有高素质的法官，司法的独立带来的往往是司法专断、司法低能以及更为严重的司法腐败。

因此，法官的遴选与素质决定着司法独立的质量与成败。比较典型的是新加坡这样的成功者。作为另外一个东亚转型成功者，韩国同样对法官遴选有着严格的要求。在英国、丹麦、德国、奥地利等国同样如此。比如在英国，法官一律从律师中选拔，在低等级法院任法官一般需律师执业七年以上，在高等级法院则要十年以上，且一般只有皇家大律师才可能成为高级法官。

即便在保持司法独立性的制度已经运转较好的国家，也仍然面临保持和提升法官素质与履职能力的挑战。比如在美国，虽然总统享有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但他通常会咨询美国律师协会中的联邦司法常务委员会意见。联邦司法常务委员会负责评价每名候选人，并给出“完全胜任”“胜任”和“不胜任”三种结论。总统根据上述结论任命联邦法官。因此，美国律师协会在联邦法官任命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法官任用的多方参与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由此可见，不是什么样的“司法”或法官都能独立，司法也不是想什么时候独立就什么时候独立。遴选法官的条件以及法官的素质，是司法能否独立、司法独立能否成功的重要内在基础性条件之一。

此外，无论是法院还是法官，如果要获得独立性，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和经费保障。而对于法官来说，还必须有行使职权时某种程度上的豁免权或职业保障。

在具体保障措施上，各国会有所差别。整体上而言，各国法院经费预算一般享受不同于普通国家机关的特殊保障，法官在任期、薪酬等方面，也都待遇优渥，这是他们正常履职的重要条件。

以荷兰和丹麦为例，其法院经费均由专门的委员会根据全国法院上年度经费开支和当年可能增加的费用，编制全国法院单独的预算计划，由司法部报请国会批准，委员会主要按照各个法院办案数量情况负责对经费进行具体分配，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两国对法官从业也有明确保障，法官一经任命，除因犯罪外不得剥夺其法官资格，直至70岁退休。新加坡法官的长任制可以服务到65岁，除非他本人犯法，并经严格的法律程序，在任期内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撤换他，法官的高薪制由国会决定，一经任命也不得任意削减，这些使法官在工作上有安全感。最后，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执法中依法享有豁免权，其言行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得在国会中讨论，除非经国会议员总数四分之一以上的动议。澳大利亚法官70岁退休，年薪30万澳元以上，10倍于普通公民的收入，而且薪水一般只增不减。中国台湾地区从1979年起至2007年底，法官的工作待遇提高了11倍多（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同时实施了法官的终身保障制度，规定法官自愿退休时除退休金外并另加退养金，且法官70岁时不办案仍可照领全薪的“优遇制度”。

类似规定在阿根廷、法国、英国也都存在。

当然，维持司法的独立性还意味着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终局性，也即司法权只能专属于司法机关，并且法院的判决具有终局性。

实际上，保持司法的独立性还包括法院行政管理的独立、法官惩戒与弹劾、晋升等方面，同时还要理顺不同类型法院及同类型但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除了框架性制度，具体的微观运行机制也同样决定着司法独立制度的运行效能。 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从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司法独立制度的前提便是三权分立“体制”决定司法独立的成败。三权分立的前提则是普遍选举与多党政治，也即西方的民主体制。对于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几乎成为共识的结论，值得我们基于经验考察做出认真的分析，并进而探讨影响司法独立制度有效运行的复杂因素。

（一）体制决定论的洞见与谬见

长期以来，在司法改革与司法独立的问题上，一直流行着政治论或体制论。这种看法认为，司法独立之所以久难倡行，关键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政治上的不民主甚至政治专制主义。而这里的民主，不言而喻，就是普遍选举、三权分立与多党政治。

比如，在西方学者看来，正是由于一党领导，导致越南法院更愿意执行党的政策而不是法律，从而导致法治不倡，司法不能独立。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些类似，比如认为中国的法治与法院改革都受到政治的控制，因此导致司法独立难以实现。在拉美、中东，情况也是一样，正是那里不断涌现的非民主的强人政治，阻碍着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与有效运行。这的确是富有洞见的观察，因为事实上，司法独立运行较好的国家，绝大部分具有西式民主的特点。

但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如果因为一些未能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的司法独立制度无法有效运行，就认为西式民主体制是实现司法独立的前提条件，可能就有点不符合事实了。正如前文所引用的全球治理指标和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指标，数据可能很枯燥，主要都是西方机构做出的，个别数据可能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出入，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第一，新加坡和香港特区的经验说明，在非“（西式）民主”与多党政治体制下，完全可能建成高质量的司法独立；第二，完成了西式民主转型的国家，未必能够建立起高质量的司法独立。

因此，司法独立或者说保持司法独立性与西式民主（以普遍选举、多党政治、三权分立为特征）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也有西方学者认识到，民主既不是司法独立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即使是一党制的政权也可能给予法院较为独立的司法权，其原因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秩序、约束政府官员、提高政权的合法性等。

可见，按照西方标准进行民主转型，可能会促进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与有效运行，但这并不是必然条件。更重要的条件，很可能是并未得到重视的各国自身的具体条件或国情。

正如在对亚太国家司法改革的经验进行翔实考察之后，印度学者莫汉·戈帕尔（Mohan Gopal）沮丧地指出：50多年司法改革方案的经验清楚地显示，司法机构——比其他种类的公共机构更甚——不能被“设计”和“制造”。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植入实现设计好的法律、机构和人员来“生产”它们。

因此，改革方案必须是“自然生长”而不能是“人为构建”出来的。完全属于本土的改革，持续性成功的可能也高得多。如果说这个发现不是对既有司法改革方案之否定的话，那么，它足以提醒我们司法问题的复杂性，而不能去简单化理解。

（二）内在条件欠缺与外在环境不佳

经验考察可以发现，虽然并不如“政治”因素那么显赫，实际上法官素质、社会环境、经费保障等可能才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司法独立制度运行状况的直接原因。各国实践也表明，恰恰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因素，阻碍着各国司法前进的脚步。

一项考察发现，法律教育在许多非工业国家非常薄弱，并不能保证质量，也不足以应对大量增长的法律教育需求，导致法官与律师的素质不够高。而实际上，司法改革的经验表明，如果没有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队伍以及明晰的法院工作人员责任体制，公众可能就不会信任法院的公正和其裁决中所实现的正义。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有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已经对法官的职业化及准入资格进行了高标准的规定，也提高了法官待遇，司法经费投入也比较多，但为什么司法腐败与司法不公仍然迄今未能得到根治呢？以埃及、俄罗斯、拉美国家、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等国为例，迄今为止，一晃数十载，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仍然弊端丛生。

我们还可以再以图表列举一些较为典型的转型国家为证，它们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并未收获高质量的司法独立（见表1）。

这说明，西式民主体制甚至庞大的经费投入，虽然有助于实现司法独立，但并不足以保证一个高质量的司法独立体制。保持司法独立性或实现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影响。比如，社会转型尚未完全走向正规，对于拉美、非洲、西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而言，甚至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都没有完成，许多国家不过是传统酋邦的粗糙联合。因此，整个社会缺乏规则体系和法治精神，司法独立自然难以建立，保持司法独立性也难以实现。

对于传统东南亚等儒家文化影响圈，则比较重视社会关系。关系和人情，都给法官独立司法带来影响。中国许多落马的官员和法官，往往都有贪内助、交友不慎等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跟人情社会有关系。虽然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中国仍然未能完全成为所谓陌生人社会，在广袤的土地上，呈现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交错的状态。

而且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了如印度等极少数曾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外，绝大多数都缺乏西式的专业法律职业传统，在实现司法职业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就要走得更为艰辛。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也严重制约司法独立的发展。尤其是在非洲、西亚、拉美等一些经济落后、政治分裂甚至部族政治仍然影响巨大的国家，建立起昂贵、职业化与专业化的司法独立制度，恐怕即便可能，也是未来很遥远的事情。

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司法制度运行的水平，大体上会与这个国家其他政治制度运行的水平相适应，而不会大幅超越或落后于政治制度的运行。如果一个国家整体上政治清明，那么，哪怕并非所谓的民主国家，司法制度也有可能运行良好；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哪怕建立了司法独立制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印度和菲律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如果结合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全球竞争力报告等国际指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司法运行状况与腐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另外，虽然在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司法经费投入在推进司法独立及提高司法制度运行实效上效果不彰，但这并不能否定经费投入对司法制度运行的重要性。实际上，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的指标排列，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来看，经费投入明显与司法独立呈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2）。

第三世界国家往往是经济落后或者欠发达国家，财力紧张，投入到司法的经费有限，不少国家甚至主要依靠外援来推行司法改革。问题在于，外援虽然有益，但并不一定可靠。

（三）历史与政治传统的影响

司法独立的制度框架与经费等相关保障机制都是极为重要的，关键在于，不少国家即便在满足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司法独立却仍然不能有效建立，或者即便建立了，但运行效能不佳。

第三世界国家移植维持司法独立制度的广泛实践表明：建立起司法独立制度只是实现定纷止争、和谐正义的第一步，尽管是重要的一步。为什么有的国家很早就能实现司法的独立而有的国家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移植维持司法独立制度能够成功而有的国家却失败了？原因何在，道理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将会把我们带向更深层次的历史与社会原因之中。

这里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合并型的契约国家与统一型的大一统国家的不同。前者如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都是由一些原本独立的州、邦或政治实体通过条约（或宪法）合并而成，这些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订约的法律过程，并且因此，它们是先有宪法或国家，然后才有这个国家的公民；大一统国家典型代表为中国，在有政府和宪法之前，国家早已存在，国民也早已存在，因此国家并非基于法律而存在，国民并非基于契约而结合。故而，法律与司法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地位与作用自然不同。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论述。

第二个维度是国家能力的悖论。司法作为国家的一个分支垄断社会的主要纠纷解决，需要国家政治上的有效治理与经济上的财政支撑两个前提。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要么是缺乏有效的政治治理与充裕的财税支持，所以无法实现司法的独立；要么这两个条件具备的时候，极其强大的政府不愿意司法来分享它的权力，从而阻碍司法的独立。可见国家能力是建立司法独立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第三个方面是司法公信与吸纳不满的问题。美国及西方司法的独立，不仅与其运行大致良好的实际绩效有关，与其背后的社会信任与社会不满的吸纳机制也是息息相关的。事实上，宗教也是英美等西方国家能够实现崇尚法治、实现司法之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司法及其独立性是实现正义的重要甚至主要方式，但却未必是唯一选择或者便利的选择，而毋宁是一个庞大、有机的社会与历史系统的一部分。

“徒法不足以自行”，字面上司法独立的制度框架与保障机制规定再完善，也不能等同于它们会在现实中得到好的履行，甚至不一定能够满足履行的条件。

上述讨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独立与正义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但绝不意味着否定和排斥司法的独立性，不过是提醒我们去充分认识此一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虽然司法独立因为过于昂贵和机械死板而饱受讥议，但保持司法独立性则是司法能够良好运行的规律性条件，而且迄今为止，只有这个制度在保证司法清廉与公正上表现出了最好的绩效。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去认真地研究和区辨它的制度本质、内在机理以及保障条件，充分认识到其优势与短板，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政法智慧。因为，对于司法独立性这种实践导向的研究而言，必须进入真实的实践世界，对具体而细微的经验事实做出清晰而深切的全面认知，方能反视自身，两相对照，真正明白自己努力的向度与限度。毕竟理想悠远的概念天国，必须落实到脚下可能真实得过于残酷的坚硬大地。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法官、民众、法律教育、法治

在前现代社会，神治和人治的出现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人们所接受。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社会结构、关系及价值观念发生重大转变，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完成了从血缘身份制到等级身份制到契约身份制的“进化”，致使传统的[1]统治秩序失去了存续的条件和基础。科技的发展使神治失据，历史的教训使人治失信。在一个真正告别“哲学王”的时代，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法治这种古已有之的治道上来。

有着深厚人治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政治国家还是初露端倪的市民社会，都开始对法治产生了兴趣，甚至充满期待。在法治的社会里，司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链结，起着社会正义最后防线的作用。司法独立是法治进程的焦点所在，因为“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2]于是司法独立成为法治的直接标志，“视一国之文明与否，须视其司法能独立与否。”（伍廷芳）[3]司法独立的意义和三权分立思想，论述者众多，笔者不再具体展开，而运笔于人文基础，进行新的探讨。

一、 法官的职业素养对司法独立的意义

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在西方人眼里，法官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role,或称之为作用）：通过法科的训练，旨在改善司法决策（judicial decision-making）的质量，格外独立于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拥有相当的自由而凭借其品质（merit）去审理案件。[4]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5]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6]也就是说，司法独立的核心要素是法官独立，下文的论述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参照英美法系国家，“最高法院于下级法院之法官如无行为不当得继续任职，并于规定期间领受酬金，该项酬金于继续任期之内不得减少”。[7]以此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忠诚于法律。我们在赞许这种制度的同时，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官个人的独立（或者说独立于组织和上级）必须以法官自身素养的提高为前提。倘若法官自身水平有限，其独立程度就是错案的程度了。考虑法官的素质，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演绎公正善良艺术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职业（profession）不仅仅是一种从事的工作，它更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波斯纳在讨论法律职业时指出“法律总是被理解为是一种既是学得的也是博学的活动，进入法律业总是受到这种或那种限制。（英文learned同时具有学得和博学两种含义——译者注）”[8] 这种技能包括法律职业语言（行话）、法律职业思维模式及司法技术（解释技术、推理技术、文书写作技术等等）。这些职业技能与以学历为标准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然而，“在文化水平上，现有的法官确实与理想状态的法官相距甚远。尽管很多法官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大专甚至大学本科文凭，但是，除了少数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学历的法官外，绝大多数法官自己都不把这种学历当回事，他∕她们公开称自己是水货。” [9]我们不难发现，学历成为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一个基础。即使不能断言学历与职业水平有正比关系，也不能忽视我国法官的低学历现状。

另一方面，独立行使校正正义的人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包括法治信仰（权利本位观念、程序正当观念、规则至上观念等等）和行业职业道德。法官的职业道德应从三个方面来确定：成文法（《法官法》）的规定，法官行业内部规则和章程，习惯和经验。前两者都可以用制度来约束，至于后者，国民的心理习惯还是官本位的权力思想，而法官所要求的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人权思想。习惯的差距亦是一大障碍。

我们发现法官在司法独立中面临的两大问题：法科教育和习惯经验。后者必然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度，其基础是自身修养，其手段又回到法科教育上来。在法官的层面上，要改善现状，实现司法独立，势必要求法科教育先行。

二、 民众的法素质司法独立的意义

民众，在这里是指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人，以区别特殊职业身份的法律职业群体。公民在现代法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别于臣民，不再是统治的对象。“民犹水也，法治赖之。成法治于民，败法治于民。”[10]

“法是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11]公民的法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理性和正义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的理性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将推动司法独立制度建设。

首先，民众是司法的直接承受者，就绝大多数案件而言，公民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利益代表的身份参加诉讼。那么司法公正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如果出现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败，其中必有一方当事人受到了非正义的对待。那么司法独立的推动力量不仅仅是权力当局，还包括普通市民。

其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又是一个监督者。在民主国家里，公民充分享有对国家机关监督的权利，并体现为一种舆论监督。此时，公民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一种群体的力量来保证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我们在进行上述讨论时，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公民具备一定的法素质。而公民法素质的培养，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三、 再论法律教育

通过上述两部分的论证，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法官的层面上，法科教育起着提高业务水平、加强自身修养的手段；在民众的层面上，法科教育又是启发人民心智、演绎法律精神的方法。由此，我们断言：司法独立制度建设的人文基础应该立足于法律教育。

笔者认为，法律教育应该包含两个层面，即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

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法匠”，培养懂司法技术的专门人才，这一点是最基础最本原的一点。“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12] 职业教育的成果是法律职业主义（judicial professionalism）的产生。只有产生一个严谨的、相互认同并尊重的职业共同体，行业内部约束才能形成，行业对外力量才得以加强。法治社会缺乏了主体条件的保障，即使司法独立，也未必能实现最大限度的正义。

法律教育也是一种人文教育，意思是“法律教育是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公民的基础教育，是培养现代民主政治的因子的教育，是国本教育。”[13]作为人文教育，法律教育培养的是司法独立的社会基础，是一个以全民为外延的法治土壤。当然，这里的教育不是“法学院式”的教育，而是一种普法教育，其目的在于树立法制观念，形成法治思潮。

四、 简短的结论

司法独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依赖社会自身的力量。国家的意志，经济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都将是司法独立进程的推动力量，如果把制度改革视为硬件的话，那么以法律教育为核心的人文建设亦是必不可少的软件基础。后者的作用虽未及前者立竿见影，但决不可忽视。

[1] 所谓传统的，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及传统的中国。

[2]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4]引自演讲稿 An American Law Professor in China: Comments on the Future of Rule of Law, by Jeffrey E. Thomas [6] 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7] 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项

[8] [美] 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9]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11]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书》1987年第6期

[12] 方流芳著：《中国法学教育观察》，载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 同注[10]，第151页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7篇

司法独立，指审判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公正地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非法因素的干预。司法独立是世界公认和普遍接受的一项宪法原则，许多国家都严肃地将这一原则载入其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共生共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的。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追求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我们建立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初衷和最高目标。

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独立。因为要公正司法，就须居中裁判；要居中裁判，就意味着得独立司法，不受法外各种社会因素所左右或干扰。

德国学者就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笔者以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它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只要真正实现上述意义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有保障，社会就能走入长久法治。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主要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参照前苏联模式，结合国家领导人意志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不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弊端，随着时展，日益成为妨碍司法独立和社会主义法治进步的制度。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

（一）婆婆过多，法院对外关系不顺

在法院工作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在我国，党领导一切，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地位和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是保持人民司法性质和审判工作方向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司法工作中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这里有一个什么才是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的最合适的形式和途径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和法律化，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实现党的意志，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由于人民法院工作的性质和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而目前的状况却是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地方党委的“藩镇割据”式的分块领导，甚至变成了地方党委中个别领导人的领导。个别领导不顾国家法律，干预审判工作，甚至具体案件的处理，对依法独立审判的行为动辄斥以“向党”，使法院工作在权与法面前无所适从。地方党委是党在地方的一级组织，其任务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实施这一点上与人民法院是一致的。但地方党委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党委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更不能代替党中央的统一意志。地方党委作为地方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关负有富一方经济，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他们在认识和执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实施的时候不能不较多地考虑地方的利益和需要，地方党委干预审判是许多地方法院审判工作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与地方人大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在我国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中，司法权是明显弱化的权力，处于单纯被制约的地位，三权之间没有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制约机制，司法最终裁决权被虚化。地方人大任命和罢免同级法院院长、庭长和审判员，监督同级法院审判工作，不仅审议法院工作报告，而且有权对法院的个案审理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随心所欲的监督和审查。往往一个案件法院刚受理，人大的具体处理意见和要法院汇报的指示就传来了，使法院与同级人大无形中形成一个事实上的领导和服从关系。法院的工资及办公经费由地方政府供给，中层以下干部的进出和升降由政府人事部门审批，法院在人、财、物上受制于和有求于政府机关，对行政违法的制约无能为力，无法抗拒和抵制政府机关对审判工作的干预。

如此体制，法院受地方党委领导，由地方权力机关产生，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财、物均由地方管理，地位十分低下，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往往把法院视为同级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动辄给法院下指示，批条子。法院领导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获取必 要的办案经费，不得不屈从于各方面的压力。法院“端人碗，受人管”，“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仅要在审判工作中听命于地方党委、人大机关及领导个人，而且还要直接作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参与地方中心工作甚至是违法行政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量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严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这样，司法不公，司法地方化，维护国家法律和人民利益的人民法院成为单纯执行地方党政领导意志，保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法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民主、公正与进步是我们党艰苦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对党的领导的误解和国家架构旧模式的约束，建国五十年了，司法独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共和国法制建设的一大悲哀。

（二）法院管理行政化，对内管理关系错位

从司法原理上讲，每个法院都应该是独立的，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每个审判组织和法官都是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审判和法官个人的知识和经验处理个案的独立的实体，这是法院区别于行政机关和法官区别于行政机关公务员的重大特征之一。而我国目前的法院在这一点上却与行政机关等同。

在法院审级管理上，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职权，上级法院有权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这种监督使得司法决策多了一道控制程序，当事人多了一个求得公正的机会。下级法院一审，上级法院二审，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判决，并不等于后者就是前者的下属，而只是各自独立行使法定的职责。但目前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上下级法院在审判业务上是领导关系，以致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之间经常发现行政管理的痕迹，最典型的是多年来实行的案件请示制度，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遇有问题，就请示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作出有直接约束力的内部批复（这种批复有审判纪律的强制力保证其执行）或作出在后来可能影响本审级决策的指示，当案件上诉后，上级法院只得依原来自己所做的指示来维持一审判决，这样两个审级变成了一个审级，当事人的上诉权实际被悄然剥夺了。

在法院内部审判职权分配问题上，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法官独立审判，只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然而，司法公正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总要体现在每一个案的具体审理之中。而个案又总是由具体的审判个体或组织来审理的。司法独立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它终究要归结到审判权力具体享有者的独立上，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总是由具体的审判组织来实现的。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组织形式是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而非院长、庭长。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制度未能摆脱行政模式，从机构设置到内部人事管理及工作运作等都深深地打着行政化的烙印，与此相伴而生的是司法权力的行政官僚化，即司法权力的大小是按职务大小和行政级别的高低来划分的，从而在法院内部了形成一种层层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审判员服从庭长、庭长服从院长、合议庭服从审判委员会等等，甚至一九九八年评定法官级别竟然也是按照现有行政级别来套评的！案件审理须层层审批，导致产生错案人人有责，却人人都不负责的奇特现象。所有这些都扭曲了司法权力的特征，背离了司法权对独立的本质要求，甚至连现行的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被歪曲了。

在法官管理上，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按法官职责所要求的标准去建立法官群体，而是以普通行政干部的人事机制来管理法官，没有根据法官职责要求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和审判监督机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也没能很好的执行，只要对主要领导个人的胃口，法官谁都可以干，以工代干的可以当法官，法律外行可以当法官，初中小学文化也可以当法官。法院的饭碗比行政机关的饭碗还铁，一个法官即使被证明业务水平不合格，或道德败坏，只要法院主要行政领导个人不反对，也是位子照坐、案子照办。如此，又如何能保障法官素质，纯化法官队伍呢？而且，由于编制限制，一些素质不高的人占据了法官位置，使得法官队伍难以补充高素质的新人。

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司法权力最终裁决的特性，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博学多识、公正无私、严慈理性的。在许多国家社会各阶层中，公信度最高的社会群体就是法官群体。而在我国情形又是如何呢？很遗憾，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即法官群体的专业和文化水平偏低，政治和道德素养也不尽如人意，司法腐败问题相当严重，极大地损害了法官群体的形象。社会上流传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民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群体的印象。可以说，法官的公信度几乎丧失殆尽。法官声望日见其下，以至不少高素质的人才不敢，也不愿当法官。

凡此种种，其直接恶果就是司法体制的低效和司法权力的腐败，这是无须证明的事实。对此，司法界的有识之士深感切肤之痛。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对症下药，去污除弊，努力建立起一个健康、廉洁、高效、公正的司法制度。

三、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的具体措施

针对前述我国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改革措施：

（一）理顺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体制

地方各级法院是党和国家设在地方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党的方针政策，履行国家司法职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国家的司法机关，不是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应该受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和制约。为维护司法独立、公正和法制的统一，应落实法院在国家机构中“一府两院”的宪法地位，法院系统应实行人、财、物条条管理，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然后法院内部则逐级由上级法院党组领导下级法院党组。法院的组织人事和对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的领导工作由各级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党组和党委负责。地方党委对设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有监督指导的权利。地方党委不能领导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预法院具体案件的审判工作，否则以违纪论。同时，法院党务与审判业务要脱钩，在组织上不能将党务和审判业务混为一体，管党务的不能管业务，管业务的不能管党务，这样可以防止或至少减弱因上下级法院党组的领导关系对审级独立的影响；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现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一是任命制，二是选举制，三是任命加选举制。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为维护法制的统一性，司法人员的任命权应统一行使，具体可采取选举加任命制，即党中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主席团提名，提请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级法院院长提请上一级人大常委会任命。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则从法官中产生，法官按照法定标准，通过国家严格的考试取得资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受罢免。

（三）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

对外不能独立的法院和法官难保司法公正，而将诺大、独立的司法权赋予一个无能，甚至腐败的法官无异于灾难！

司法不独立、 不公正和腐败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现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机制和法官制度，首先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与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分离，归由法院系统。将法院工作人员分为两类，一类为勤务人员，由法院直接向社会招聘；另一类即为法官，基层法院法官由国家向社会公开招考，符合法定条件的，由人大任命为法官。中级以上法院的法官从下一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产生。以后的升、降、免职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办理。同时，制定严格的、高标准的法官任职条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层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强法官抵御物质诱惑的能力。

（四）改进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法院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财政上受制于人有碍司法独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种诉讼费用和实际执行费，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应改为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国家财政统一负担，根据人员、案件数量等因素，按定额直接划拨至各级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创收，不收取任何费用。对诉讼费用，法院只负责计算数额后，交由国家有关收费部门负责收取，上交国库。

（五）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完善人大监督制度

根据“谁也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当法院或法官本身违反法律时，就产生了一个谁来裁判的问题。因此，可以在人大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准司法权，一是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案件组成特别法庭依法审理。二是对法院在适用法律可能损害立法权力的情形下，根据当事者或其它关系者的申诉，纠正错误的司法解释，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释。

（六）改革现行的执行制度

执行职能和审判职能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职能，执行职能从其本质上说是不符合司法权性质的，而将这样一种职能附加于法院就会使法院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法院只应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如果承担执行职责，那么执行结果势必会影响裁判的效力，进而使人们对法院的公正权威发生质疑，使司法权力受到损害，因而应将执行从人民法院的职能中分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部门可以为此设立专门的执行警察。

（七）改革法院内部的管理机制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司法改革；司法独立；公众认知

一、孟德斯鸠的“司法独立”思想及其对我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资产阶级杰出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对司法独立的内涵有过精彩的论述，从而确立了西方的“司法独立”原则的理论渊源。其认为，司法权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公民自由的前提，如果司法权和立法权及行政权没有分离出来，自由就会消失的一干二净；倘若司法权与立法权混而为一了，那么因为法官本人便是立法者，当面临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时，他们便会采取蛮横独断的手段；倘若司法权与行政权混而为一了，法官便会拥有与压迫者相似的权力。[1]

孟德斯鸠关于司法独立的论述是基于“三权分立”或者是“权力分立”的角度，其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他提出的解决方式就是权力相互制约。“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具体来说，就是在国家公共权力的划分和行使上，要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彼此独立，并且成立三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分别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使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在体制内达到基本均衡。他主张由资产阶级掌握立法权并监督行政权；行政权由君主掌握，君主有权否决立法但无权立法，只能按法律办事；司法权由独立的专门机构来行使。他认为，“司法权不应给与永久性的元老院，而应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由他们组成一个法院，它的存续期间要看需要而定”，“这样，人人畏惧的司法权，既不为某一特定阶级或某一特定职业所专有，就仿佛看不见、不存在了。法官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所畏惧的是管职，而不是官吏了。”[2]由此可见，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应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由三个机关分别掌握和行使，彼此分立。而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国家权力，这种权力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它既不能交给特定阶层――常设性的立法团体所专有，也不能交由某一特定职业人员所专有，而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的人员所组成的法庭；法官应同被告人地位平等，司法权必须依法行使；如果立法者是法官，就会形成一种专断的权力。所以司法权应当完全独立，专门由法院和陪审法官行使。而且，他还认为，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以权力约束权力的重要支柱。

先哲的智慧虽然久远，但是历久而弥新，对于中国现期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够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和精神补给。学者们前仆后继地研究这一个问题，并试图在西方成功的经验和中国的司法改革困境中找到一个连接点，在全球视野之内收获本土智慧，给中国的司改注入新的活力。方法论层面则是极力呼吁仿效西方的司法体制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制度，这是一种体制构建的路径，姑且称之为“职能论”，其主要特点就是侧重于制度、体制或者说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平衡，通过立法技术的协调平衡去实现司法独立。

二、职能论语境下司法独立话语逻辑的困境

学者对司法独立这一问题的部分论述，我深以为然。例如，其实现法院垂直领导的主张，因为它有助于法官摆脱部分对审判活动的非法干扰，也有利于提高法官的待遇、增强其抗干扰能力，从而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对于其论证的逻辑进行分析论证，虽然听起来感到无可置疑，但有时候却也能发现其中的逻辑线索实际上是很空疏的，其推论无非是司法为什么要独立，因为西方的司法是独立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独立，这样的论证给人以为西方马首是瞻的感觉，带着浓郁的西方迷信色彩。但是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状况是否如我们学者所认为或者说想象的那样呢？这是其逻辑前提问题。其次由于其前提在于对西方的学习借鉴，撇开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因此其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我国的实际状况，而与我国国情不相契合。

（一）制度上而言西方的司法如何独立。 我国学者一般就司法独立论述的逻辑前提在于西方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作为一个法治上后起国家，此种心态很正常）。例如其主张的财政独立、人事独立就是以是西方国家的做法为论据，当然西方国家是否是这样还是有待商榷的。司法独立一直都被标榜为西方民主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早在北美独立时期，杰斐逊就曾在《独立宣言》中将控制法官破坏法治作为乔治三世的罪状之一，指出“他（乔治三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借以阻挠司法工作的推行。他把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完全置于他个人意志的支配之下。”从英国治下独立出来后，为了实现美国宪法前言中“树立正义”的目标，美国的各级政府从建国之初就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司法独立。但是美国当前的司法制度状况是否如我国学者所想象或是认为的那样呢？答案是否定的，这里主要就财政独立、人事独立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证。

1、就人事而言，美国法官的提拔也主要是靠行政人员[3]。 美国的法官大致可分为三级，最高法院大法官、巡回法官、地区法官。就某个法官而言其职业规划应当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的，此乃人之常情。但作为一个本该秉持社会公正独立判案的法官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法官将个人职业规划置于法治和公正之上的可能。据数据统计，如今有253个巡回法官是从地区法官的岗位上提拔而来，而如今高院的九位大法官有八个是从巡回法院提拔上来。在这种“提拔有望”的大背景下，各下级法官们不可避免的会在某些敏感案件上取悦本党主流意见，自由派的法官力挺黑人民权，保守派的法官力阻堕胎自由，留下白纸黑字的判决，为日后更进一步做到“有迹可循”。

司法系统这种受行政机构摆布的现实，来源于提名他们的总统和批准任命的参议员们在考虑法官人选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执政遗产来看的。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不仅仅会考虑这个候选人的司法理念是否和自己一致，更要考虑是否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同性恋的选民不会容忍的总统选一个反同性恋的候选人担任法官，同理福音派的选民也不会允许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一个在堕胎问题上语焉不详的人进驻联邦法院。就此观之，美国法官也是受制于行政机关的。

2、就财政而言，美国法院也不独立。美国建国后有150年联邦法院系统的管理并不归属联邦法院本身，而是由联邦的行政机关代为管理，管理事项包括法院的人事安排、预算编制、办公场所等各方面。就财政而言，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经费都实行联邦和州财政统一管理的体制。联邦法院的预算是最高联邦法院预算，提交国会批准后，由最高法院根据计划分配给各联邦法院。州法院经费预算是由州长提交州议会讨论通过。例如，加州在 1998年改革前，法院经费难以保障，1997年先期进行了经费保障制度改革，法院经费由州财政全额负担。因此，就财政而言，美国法院也没有独立于地方。

就我国学者所主张的司法体制改革中的财政独立、人事独立能否实现所谓的司法的去地方化，能否实现司法独立，实现司法的公正在此不作论述。但是如果将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的司法实践拿来作为论证的论据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二）职能论语境下司法独立的新内涵。 已故的北大教授龚祥瑞先生关于司法改革的两句话，笔者认为难有人出其右。一句是描述现状的：“中国大陆只有分工，没有分权。”另一句是表达理想的：“司法独立是法官独立，不是法院独立。”[4]显然，龚祥瑞先生所言的法官独立已与我国学者所论述的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两个层面的东西，至少就司法独立而言，其目标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至少还应当包括审判独立。

同时，在强调保障司法权行使主体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必须重视司法权行使过程的独立性。司法权的行使过程中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外，不应受任何地方保护势力、媒体及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世界通用的回避制度尚不能防止司法权的行使受到不合理的影响，要防止其他势力对司法权行使的不当干涉，就只能依靠司法权行使主体自身的觉悟了。可见，要实现司法权的真正独立，关键还是难在如何保障司法权行使过程的不受干涉。

三、“价值论”――司法独立职能论之外的另一层含义

通过上文的论述，笔者认识到，单纯从制度层面对于司法独立的构建好似已经没有了理论出路和逻辑通道。然在寻根究底之后，却发现不是司法独立没有出路，而是我们的论证理路受到了拘束，也许固定的思维范式已使我们缺乏了勇气去创新思路并走出所谓 “职能论”的困境。因此，我认为应将注意力回归到司法独立的价值层面上来，而这也正是被我国学者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袁辉根教授有过精彩的言论，其认为“司法独立，千万不能仅以之作为与行政权、立法权相互制衡的技巧，否则，深陷其中，必不能符合中国的情境，司法独立应该是一种思想，甚至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卓然独立于社会、群体而不仅仅是行政、政治的理想。”，笔者姑且称之为“价值论”。

对于司法独立的内涵，我觉得可以从这样两种意义上来理解，一是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国家的现行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各种保障司法独立的措施。制度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应该解决下列问题：一、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政党、新闻舆论、社区等的关系；二、司法系统内部的关系，即下级司法机关和上级司法机关的关系；三、司法人员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二是价值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它是指司法独立不过是自在自为的法律自主体的物质表现形式，法律存在的价值是追求正义和理性，独立的司法以追求正义和理性为其目标，这是它的内在价值和冲动。独立的司法不应求助于外部的监督，而应求助于公众、法官等群体内心的独立意识和信仰。在制度方面损害司法独立，可以通过法律措施予以惩戒；而价值方面的司法独立，却主要依赖于个体的良心，对司法独立的信仰，司法职业道德等。司法独立应当包括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司法独立既依赖于制度的保证，更仰仗一般个体、法官、行政人员等的司法独立意识和自觉的行动。

按照袁辉根教授的观点，司法权的价值和核心在于人内心的良心价值，司法的成功模式无非是对于人类良心把握的更准，对于社会良知的维护更坚决，对于人权的保障，对于社会公益与社会秩序的维护更坚定、更彻底。因此，司法的外在虽为一种权力，但内在则是一种所谓 “ 内圣 ” 的境界，需要独立的冷静的反躬自省，是一种思索的学问和技艺，是一门良心的艺术。为什么对于司法最严重的指责不是对于司法人员专业素养的指责，也不是对于人民法官知识水平的指责，不是因为这些不重要，也不是因为这些就不存在问题了，而是因为人们对于司法更重视起公正、廉洁，甚至是司法是否公道，司法是符合我们的良心的吗？这也正是为什么司法腐败是最为令人痛恨的。值得谨记的是，司法，原本不是技术，而是良心的艺术！

诚然，既然司法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良心，那么其就有了独立于独立的基础。还是袁辉根教授说的好，“我们没有听说过，通过表决能形成杰出的艺术杰作，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人多即能证明艺术的价值，我们更没有听说艺术是否应该臣属于民主集中机制。司法的独立性，首先即是对于以数为决的群体的独立。多数不能撼动司法的独立。不论是党还是行政代表，尽管它们代表着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多数不应撼动司法的独立，多数不能证明良心的必然所在，因此，司法的独立只有在政治与行政面前能够树立才能算是真正树立，然后司法的善良之术才有可能最终达致理想的彼岸。”[6]同时，当司法独立作为一种公众认知根植于老百姓的观念意识之中，其就会对法院、法官的判决持一种尊重的态度，而不会贸然去怀疑、干预司法的独立审判。而不会使得“司法独立出卖在民众的一时喧嚣之中，而造成久远的混乱与遗憾”同时，司法独立的一般公众认知还会对其他权力干预司法权的行为进行监督。

以美国的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美国是一个公认的司法独立的国家。但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当行政去干预司法时，能够对此进行矫正的是美国人对于司法独立的公众认知。罗斯福总统要推行新政，最高法院老阻挠。但通常是5：4被否定，他想改组最高法院，解决这个问题。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认可，罗斯福考虑把最高法院由9人变成15人，这样他就可以一下任命6个人，投票比例马上会为之一变。改组最高法院是很危险的信号。美国老百姓都知道那九人的观点分别是什么，这九个人个个地位显赫，最高法院非常强有力。结果议案刚提出来，罗斯福发现一下陷入整个社会的抨击漩涡。联邦最高法院首法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说：总统指责我们工作效率低下，因而应增多法官，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尽管我们的年龄都不小。全美律师、法律人协会当然站出来抨击总统，有色人种协进会（ACLU）也站出来，最奇怪的是，全美制造业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谴责总统填充最高法院的做法。美国革命女儿会，第一代国父们的女性后裔的俱乐部，发表声明谴责罗斯福，报纸上更是充斥着对他的抨击。当时《罗斯福文集》刚刚出版，正好遇到这个风潮，书就卖不动。在这个国家，司法独立变成整个公众信仰的一部分，而不是法律人自娱自乐。[7]

结语：看了一些学者就司法独立的文章，虽然我国学者从制度上就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检察院的关系，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展开论述，试图使其所谓的司法独立与我国的政治体制相融合。但是此时其构建的司法制度不过是对其原有司法独立主张的一种妥协，折中罢了，此时其构建的制度是否与其初衷相符合，是否还是其所主张的、追求的司法独立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司法独立应当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公众认知。如果当司法独立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公众认知根植于人民大众的观念中，那么制度上的构建也就不是那么紧要的了。在我国而言，强调的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干涉。类似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在制度上难以实现，但是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与我国的独立审判相契合，对于解决司法不公问题有极大意义。总之，司法独立是一个涉及到体制、观念的复杂问题，它不是单凭构划一个制度蓝图就能解决得了的，但它需要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重新架构入手。

参考文献：

[1]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2] [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

[3] 游天龙：《美国司法独立：一直在努力 更加难实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11期。

[4] 转引自杨支柱：对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解读，《共识网》2014年3月。

[5] 袁辉根：《司法为什么要独立？一个有点被遗忘的问题》，《华中大法律网》2011年9月。

[6] 袁辉根：《司法为什么要独立？一个有点被遗忘的问题》，《华中大法律网》2011年9月。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9篇

天翻地覆，沧海桑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对旧法统和资产阶级旧法思想的彻底否弃，国人开始了模仿前苏联法制、创建自己的新法制的进程。此时，司法被定位为国家的“刀把子”，其首要甚至惟一的使命就是在政治上实现对敌对分子的。司法独立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在制度实践上被抛弃。尽管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对于司法独立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尤其是自觉的转变。

当然，上述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大的转型。从计划分配到市场配置，从国家一统到国家与社会二元，从观念统制到自由开放的讨论，一切都在变。尤其是在法制方面，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目标的确立，以及法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展开，司法独立的说法也逐渐地、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交谈中。许多研究表明，要解决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难题、建构合理的司法制度，就必须确立并落实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应该成为描述中国司法制度特性的一个综合表述，成为塑造和规范中国今后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标准。

从中国目前在司法独立方面的认识和制度现状看，至少有以下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中国的政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西方法治发达社会谈论司法独立，都是基于个人自由和三权分立的前提预设。在当代中国谈论司法独立，是否意味着对分权预设的肯定？

2．“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能够等同。在有关中国司法改革的研讨中，许多学者往往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制度实践来阐释司法独立，认为中国宪法规定了“独立审判”，就等于确立了司法独立原则。引发的问题是，“独立审判”与司法独立是否含义相同？什么是界定司法独立的标准？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场景中，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在有关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可以明显感到两种立场观点的分歧：一种认为，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司法改革应该以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为指向；司法没有公正，缺乏社会公信，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另一种认为，要克服司法腐败低效、确立司法公正，关键要在观念和制度上确立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毫无保障。对于这种分歧，应该如何看待？

4．与上面一个问题相关，司法独立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还是国人的一项人权？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合理性。放眼当今世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种共同的话语，确立和奉行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1985年8月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联合国大会决议核准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规定：“司法独立应该由各国以宪法或法律加以保障，尊重并遵守司法独立是所有政府及其他组织的义务。”1993年6月26日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行动纲领》则将司法独立列为实现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下面，我想从立场或方法的角度针对性地谈几点看法：

1．在思维的封闭和开放上，立足于开放。如果把司法独立只是与某种法律文化传统、与某种社会和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那是一种封闭性的思路，如果以此作为讨论司法独立和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提预设，则是武断。司法独立与社会政制的关系是论证的结果，而非展开论证的确定前提。考虑到权威国际文件中对司法独立原则与不同架构兼容的可能性的肯定，考虑到当今世界具有不同架构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奉行司法独立原则的实践，我们应该认真探讨司法独立与中国司法制度建构的关系、以及与中国框架如何切合的问题。

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含义的认识，要立足国际，而不能囿于国内。在一个全球化和多样性并行发展的时代，像人权、民主政治、法治等用语一样，伴随各国普遍采纳司法独立概念而来的也是对定义权的争夺，即什么是司法独立？什么是有关国际文件中所说的司法独立各项一般要求的确切含义？例如，法院和法官在什么程度上应该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什么是法官不参与政治讨论或非司法讨论的确切含义？法官不受罢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是什么？法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是绝对的吗？法官应该获得怎样的报酬才足以免于生活之忧和腐败的诱惑？什么是司法决定的终极性？等等。但是，争论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独立审判”与国际社会所说的“司法独立”，在形式和内容性质上还是有较大的差距。

3．在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对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动态分析，而非静态纠缠。从较为终极的意义上说，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核心所在，司法独立则是达致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但是，从阶段性的情况看，或者说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看，它们两者之间却有一种互为因果、互为实现条件的关系。按照系统理论，一个组织的自治以该组织的良性运转和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为前提。一个积弊丛生，缺乏社会认同的组织不可能获得独立的地位，即使获得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才能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认”的情况下，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司法独立制度范文第10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通过追求司法的公正和现代化，以期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其中司法独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对此，国家也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随着人们追求法治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进而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制约司法独立的各种问题必将最终解决，真正的司法独立体制也将确立。

关键词：司法独立，经济保障，资质保障，解决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通过要求司法的公正和现代化，以期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合理化和科学化，其中司法独立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对此，国家也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随着人们追求法治社会意识的不断增强，进而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制约司法独立的各种问题必将最终解决，真正的司法独立体制必将确立。

一、司法独立的涵义和我对司法独立现状的认识及如何实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是结构意义上，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因此，司法独立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结构原则”；二是程序意义上，司法独立的意旨是在司法程序中保障法官司法权以维护程序正当性和结果正确性，因此也系“技术性的司法规则”。不过这两种意义联系紧密：前者是后者的保障，而后者乃前者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由此出发，采用一个较为概括性的概念；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虽然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与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但鉴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同，很难给出一个可以普遍使用的标准。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也会得出不同的理解。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结构上的独立与程序上的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是审判权独立与法官独立，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对当事人独立，职能独立，机构独立和内部独立。也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权的独立，司法主体的独立，司法行为的独立和司法责任的独立。还有人理解为：司法独立指司法机关的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尽管各家的理解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点是一致的：即司法独立不仅包括法院的独立，还包括法官的独立和法院内部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指某个体独立，即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极其心中的正义准则，而不接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法院内部的独立，指其审级独立，既不仅同级法院之间完全独立，互不隶属；就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也完全独立，互不隶属。虽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但这也只是司法裁判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之更严慎，减少错误而已，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而这与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上命下从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有着质的区别。在法院的独立、法官的独立与法院内部的独立三者中，当以法官的独立为核心。司法独立作为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和主要保障，它不能仅停留在作为一项空头原则的层面之上，它的确需要有具体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应当包括体制保障、经济保障、资质保障和身份保障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也有人认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应当包括法院的整体独立，法院的内部独立、法官的身份独立，法官的职业特权及法官的职业伦理准则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体制保障。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于其他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不受其他机关的指挥、控制。而且为了有效地行使司法权，控制非法的权力干预，在国家体制中，法院和法官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财政供应体制以及司法行政营理体制也应当有利于司法独立。

（二）经济保障。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包括提供需要的办公条件，办案费用等。同时，法官待遇也应当比较优厚，高薪不仅养廉，而且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无论对法院还是对法官，受自身利益所驱动，即无司法独立和公正可言。我个人认为，经济保障在我国应有一套比较适用和完善的良好体制，这样才能从根本遏制社会腐败的发生，而更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

（三）资质保障。司法独立将司法权完全交付于法官，要求法官凭其“理性与良心”，根据法律和事实情况作出判决。这一原则的逻辑预设是理性的法院与理性的法官。缺乏这一前提的司法独立只会给司法乃至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现有的审判人员事实上并不具备法官的素养，有的从部队退伍，有的是从学院转至法院，而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员廖廖无几，整个法官队伍参差不齐，素质，涵养不足以让司法充分体现他的广义和真实。这也是我国司法的一个真实国情，并不是我国没有法律人才，没有自制良好的法学人才，只不过我国的资质保障没有能够以快速适用的方式转变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我们的人才选用，人才的专业性步子太小，动作缓慢，致使社会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的政治教育是好的，可我们的资质没有保障，法官的新旧更换日驱紧迫，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能让法治社会尽早实现，能有效地建立一个透明的司法，透明的审判机制。

（四）身份保障，《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11条规定“法官的任期，法官的独立性、保障、充分的报酬，服务条件、退休金和退休年龄应当受到法律保障。为了保证法官能顶住任何强大社会势力的影响甚至压迫而依法办案，多数国家实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非因法定缘由并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得被免职，而法律对这些缘由和程序的限制十分严格，如法官不因一般工作失误受到弹劾，只有司法腐败或重大失职才是启动法定弹劾程序的基本理由。我个人认为法官终身制不一定适合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大国，我们的社会发展才刚迈入中等发展水平，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体司法系的整个队伍，真正从专业学府的并不占多数，我们的司法队伍不客气地说还是鱼目混珠状态，而我们的司法体制、法官审判制度及机关联的制度需要从实践中真实的体现和创新，而对于专业出身的人来自现实司法工作是他们的“临床诊断”，他们可以很专业地对待现实操作中的利与弊，他们的根本原因，完善他们的具体方案，而非专业的人也许积累的经验仅仅印证了某些法律体制或法律规定，不是以推陈出新，我们国家现已处于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新型案件层出不穷，对于我们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来说，他不仅具有研究的价值，他还窥视社会中某一层或某一范围的法律空白，我们如何去填补空白，如何去完善我们的法律，若仅凭法学专家们纸上谈兵，而没有实际上的操作，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不合适、不真实的，而我国的发展，不在司法上真正的独立，需要走的路还要有很长一段路程，毕竟我们的体制是个宠大的司法体制，如一个巨人想医治他的不顽之症，必先有一套完善、全面、适用的方案和必须的勇气与毅力，我们不能有一丝的差错与松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个人认为，国际上盛行的不一定适合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系，司法观念，但从广义上说，我们的法官制度，或其他具体的操作上还是要从国际上吸取其精华的。

二、司法独立的必要性的相对性

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与相对性如今已被国际社会普通认可，应当说已具有“公理”的性质。1988年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并经同年联合国大会批准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国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并将此项原则正式载入其本国的宪法成法律之中，尊重并遵守司法机关的独立，是各国政府机关及其他机构的职责，”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做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有为任何直接成间接不当的影响，怂勇、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于任何理由。

司法独立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地肯定和重视？从政治的角度看，通过司法权的独立可以获得一种的“间离效应”，以维系政治机构和政治运行的理性并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从司法的维度看，司法独立的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的必要性也来自于司法权的特点即维护司法权需要，就我国的情况看，强调司法独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我国缺乏独立司法的历史传统，行政与司法的合一，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而在近、现代，虽然有别于行政司法机关建立出来，但由于政治制约机制的极不健全，司法始终是弱小的，经常性基至制度性地遭到行政乃至军事的干涉甚至代行其事，而革命政权高度集中统一的要求，以及解放后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在较长的时期内也难以确立和发展一种独立的司法系统。二是目前干扰司法的因素很多，司法机关安要独立行使职权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因司法机关的人员、资财、生活和办公条件都受当地制约，真正确立司法独立十分困难。三是在目前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独立的、公正的司法尤为重要，这种司法应当说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的制度性保障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经济主体为基础建立的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需要不偏不倚的司法系统对这些规则强制贯彻，并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无论是谁，只要违反规则应亮黄牌，甚至罚下场，否则，就不会有健全和规范的市场经济。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司法独立十分必要。

司法独立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司法独立的确立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司法独立的程度应当与法院理性化的程度相当，至少不能有明显的不协调。司法独立的制度和原则本身是司法理性即法院理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同时它的成立又基于这样一项基本的逻辑预设，即理性的法院，亦即理性的法官，它意味着，在独立的司法制度中的法官，具有可以被社会信赖的人格和学识能力，而且处于合理的法院组织法权中以及法官的行为受制公正程度的引导与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司法的自治，即法官的自主精神，就可保证法官“只服从法律”，只服从法官的良知与理性，从而获得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独立意味着保证法官的自主性及其自由裁量权，如果法院理性不足，缺乏合格的法官与公正的程序，司法的公正受到普通的质疑，司法的独立性的增强可能造成法官擅权，专横腐败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有理性的法院和公正的司法，人民才会放心将权力交给法院，才能形成司法独立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二、独立的司法制度合理运行有助于社会的监督，建立独立司法制度所需要的“理性的法院”并不意味着法院的全知全能以及法官的超凡入俗，它只是要求法院和法官具有一种“形式理性”，即法官不合格、法院结构的合格及司法程序的合格，而在实务操作中，任何一个“理性的法院”和“理性的法官”都有其人格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而且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规律，对于法院运作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司法制度的合理运行也需要其他权力的制约及社会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三、我国司法独立所受的限制及允许的样态。

由于国家制度，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并不存在而且在现有制度框架内也不可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我们所说的当前我国的司法独立，只能是一种特殊样式的司法独立，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一、系官署独立而非官员独立，从法理上看，司法独立固然包含在外部意义上的官署独立，但其核心内容，是以司法官员为权利义务承受对象的个体性独立。这是因为，第一，司法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性的；二，全部司法秩序是为保证审判法官的客观判断和公正判决而设置的；三，司法责任应当是个体化的。

其二，系技术独立而非政治独立，我国宪法和法律并未肯定司法机关在国家基本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因为我们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司法机关相对于立法机关并非相互制衡的分权关系而系下位对上位的关系。

其三，系有限独立而非充分独立，即技术性而言，这种独立也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是因为，技术独立对政治独立存在的一种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国家体制上的独立性。在司法程序中也很难完全避免非程序化的干预，因为对司法机关具有上位关系的权力实体可能利用直接指导，人事任免、经济控制等权力来司法机关贯彻其意志，虽然这些权力实体可以自我抑制，力图避免非程序性干预，但缺乏体制约束的自我抑制不一定是始终有效的，尤其在那些重大、敏感的刑、民案件中，除了这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体制性制约，我国当前的司法独立还受到其他几个方面的限制，从而造成其独立的程度十分有限。

当前在司法活动中司法不独立并由此而影响司法公正的情况较为突出。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由于法院受地方辖制，实践中可能成为实现地方利益的工具。2、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尤其遇到一些利益损益突出，影响大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案件，某些掌权人物出于这样那样的考虑，于法不顾，直接干预司法或施加压力要贯彻其意志。3、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由于缺乏独立的能力和独立的品格，司法官员可能因利诱腐蚀而在实际上出卖司法权。这方面的情况已到了不下大力气予以整顿的时侯了。

四、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求得平衡

中国的司法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这种尴尬性表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然而由于法院理性不足，其独立性又应当受到相当的限制：表现之一：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独立，但各方面的限制，这一要求又不能短期内实现。如何能解决这一难题？在现有基本条件的限制下，我们认为，只能采取一种办法：在全面改善司法状况的同时，为中国的司法制度提供“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保障，以维护最基本的司法公正要求。司法独立可以“先走一步”，同时尽可能地寻求制度与实务的真正而又确有成效的改善，并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基础，创造条件。这种独立性保障最基本的有三点：

1、改革法院体制，摆脱或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我国司法不独立而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由于司法机关对区域党政机关存在于那种人为的人身和财产依附关系，致使司法机关缺乏基本的独立性保障，因而无法形成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

2、改革法官制度。培育崇高的法官和理性的法院。崇高的法官意味着人格、学识与权威的三位一体，只有这样的法官，才有可能为忠实于法律而独立特行。

3、调整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的程序化与合理化。在一种一元化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五、司法独立的解决方法

事实上，加强司法权的统一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就曾指出：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严重的障碍。”他反对司法和法律监督机关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主张建立一个“能够对抗一切纯粹地方影响”的强有力的中央机构来领导国家的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以保证全国“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五十年代,董必武同志就曾提出应实行法院干部的的垂直管理。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同志也曾提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在我国的司法管理体制中得以体现。

近年来，随着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发展和蔓延以及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问题的日趋严重，我过司法界和法学界开始对司法权地方化问题予以关注，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加强中央对全国司法工作领导的改革思路和具体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思路主张从改革法院的设置入手，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司法审判系统。第二种思路主张改革现行的按行政区划设置各级法院的体制，改变目前的司法管辖区完全重合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定独立的司法区，按司法区设置司法机关，实行法院的跨地区设置，从而彻底斩断地方政府与法院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中思路主张维持现有的法院位置体系，而建立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第四中思路主张在维持现有的法院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将若干个省、市划定为一个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立一个级别相当于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法院。当事人对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的，既可以向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也可以向所在司法区的上诉法院上诉，从而在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建立竞争机制。第五种思路是主张不涉及法院设置的调整，而以法院经费和人事制度的改革来建立中央对法院系统的垂直领导。按照这一思路，全国各级法院经费实行单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由最高人民法院支配，管理并逐级下达各级人民法院。在人事任免上，实行任免权上提一级的制度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最高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的院长和法官。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院长和法官。第六种思路主张不改变现行宪法关于各级法院的法官由同级权力机关产生并向其负责的原则，而实行下级法院的院长和其他法官的人选由上级法院提名推荐的制度。

上述种种思路都着眼于通过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加强中央对全国司法工作的统一领导，使各级司法机关能够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地方势力影响。应当说这些改革方案各有一定合理因素，但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

参考文献：

（1）龙宗智：《论司法独立与受制》2002年

（2）史尚宽：《宪法论丛》第329页

（3）陈业宏、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2000年

（4）沈德咏：《为中国司法体制问诊切脉》见《中国律师》1997年第7期

（5）常克义：《也谈司法体制改革》见《中国律师》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