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领域。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坚持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注重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解决现实矛盾。其研究重点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管理。代表作有专著《现代经理革命》，论文《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及其对策》、《资本营运的理论分析》、《产权理论的演变》等二十多篇。在致力企业管理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龚益鸣还作了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证分析，2001年在《求是》上发表《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和《湖北国企改革的现状分析》。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第三种贫困》、《非刘易斯模型》、《泛生产力论》等。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理论应用于中国，在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中，不拘泥于既有的理论，从而多有重要的创新。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短缺”的论述（1993年），关于“从传统农业的制度性改造入手推动农业工业化”的论述（1992年），关于“城市吸收农村的特殊机制及其矫正方式”的论述等，均是如此。三是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专著《政府经济学》、《民工潮的起落》，论文《农村二次改革论》、《混合型满意体制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生成障碍及其消除途径》等。龚益鸣研究员的改革论文均涉及体制中最重大、最深层的矛盾问题，理论底蕴深厚，极富分析力和逻辑雄辩力，获得广泛的好评。

近几年，致力于经济所学术梯队的培育和建设，同时把研究方向转向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到目前，经济所已大致形成了价、税、财、金、企业、宏观经济等六个方面的分析预测专家队伍，先后组织了四场经济分析会，发表了十篇分析文章，为新华社、湖北日报多家媒体采用。

主要学术成果。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研究，就湖北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及政策建议，先后发表学术专著多部，论文180余篇。

1、学术专著

（1）《民工潮的起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现代经理革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3）《中国国情与中国农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横向经济联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

（5）《政府经济学》（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6）《经济计算辞典》（主编），经济管理出版，1988年。

2、学术论文

（1）《时间上顺序递进与空间上跳跃发展──论技术发展规律》，《科育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7年第6期。

（2）《商品经济社会主义论》，《学习与探索》，1988年第2期。

（3）《改革的边际效果递减与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福建论坛》，1989年第3期。

（4）《城市抽吸农村：成因透视与改革出路》，国务院《农村问题论坛》，1989年第7期。

（5）《第三种贫困》，《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1年第4期。

（6）《新型生产力泛论》，《科技进步与对策》，1991年第4期。

（7）《现代农场制度：农村后续改革的新思路》，《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6期。

（8）《农村后续改革论》，《江汉论坛》，1991年第9期。

（9）《世纪末回首：中国革命与中国农业》，《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期。

（10）《中国式现代农场制改革方案》，《管理世界》，1993年第5期。

（11）《经济学伦理论纲》，《中洲学刊》，1996年第9期。

（12）《假若滞胀来临》，《南方论坛》，1996年第12期。

（13）《资本营运：作为经济革命的理论分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2期。

（14）《论特色经济》，《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光明日报》，1999年第12、24期。

（15）《经理革命论》，《江汉论坛》，2000年第12期。

（16）《现代企业制度的实现障碍及其消除》，《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17）《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模型及其政策选择》，《人文杂志》，

2001年第4期。

（18）《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求是》（与人合作），2000年第21期。

（19）《品牌制度论》，《计划与市场》，2001年第8期。

（20）《新型工业化：湖北路在何方？》，《湖北日报》理论版，2003年1月9日。

（21）《政府职能转换中的利益沾滞与路径依赖》，《江汉论坛》，2003第10期。

（22）《以农业、农村为主线的大国发展问题》，《中国地质学报》，2003年第3期。

（23）《建立和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学习月刊》，2003年第12期。

（24）《找准新型工业化的突破口》，《学习月刊》，2003年第7期。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文献计量分析；知识图谱

“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ch）在1926年仿照“生物计量学”一词提出的[1]。计量经济学是对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的计量方法的研究，首先用于“微观”经济分析，在宏观经济理论出现后，转到“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为经济理论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多位计量经济学学家因此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国计量经济学最早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特殊原因中断，直到70年代末才恢复研究，80年代后期开始了快速发展[2]。本文旨在从文献计量学角度探索近十年的计量经济学发展情况、研究状况和特点，以期对计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借鉴和指导。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收集和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条件是：主题包括“计量经济学”，时间范围是2002年1月1号到2011年11月30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3 351篇，利用下述数据处理方法后剩余3 039篇，剩余文献分布的期刊数目为1 028。

1.2 数据处理

（1）删除重复和无关的文献。例如：《区域金融研究》期刊，《保险职业学院学报》期刊和《商业时代》期刊都刊登了《我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文章，处理后只保留1篇；另外无关文献记录则直接删除，如：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刊登的《第二届全国计量经济学高级会议研讨会通知》等。

（2）剔除无作者（或本刊记者）、无关键词以及无研究机构的文献。如：《经济界》刊登《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应引起高度关注》，该文献作者为本刊记者；《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Complexity》刊登的《CRUDE OIL PRICE FORECASTING WITH TEI@I METHODOLOGY》，该文献没有作者；以及其他无关键词文献或无研究机构文献等。

（3）在文献作者分布研究中，由于许多文献为众多作者合作的产物，因此主要以第一作者分布的作为研究对象。

（4）在关键词统计中，由于初始检索文献中关键词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现象，因此本文采取了以下3种方式来处理关键词：①合并处理。如：关键词“研究与发展”和关键词“R&D”，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和关键词“FDI”，关键词“GDP”和关键词“国内生产总值”等；②集中处理。如：关键词“EVIEWS”和关键词“EVIEWS 31软件”，关键词“经济发展”和关键词“经济增长”，关键词“ARCH”和关键词“ARCH模型”等；③舍去处理。如：关键词“综述”，“方法”，“问题”等。

2.1 时间分布

研究论文年度数量分布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该学科在一定时间段内的研究水平和发展状况。对于本文收集到2002-2011年有关计量经济学领域3 039篇论文，其年发文量见表1。

年份数量年份数量20027520074322003952008432200412920094662005191201048820062882011443

根据上述数据，绘制对应的图表，可更直观地观察到这10年来论文的分布情况。

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10年来计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数量除2011年有略微的下降趋势，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符合普赖斯的文献生长规律。

根据李子奈教授在文献[3]中对计量经济学3个阶段的划分，对照图1分析可知，2002年前，我国计量经济学的发文少，主要由于我国计量经济学一直处于跟踪和学习阶段，这个阶段参与研究者很少；后期发文大幅度增长，一方面，由于一些在理论计量经济学领域成就的海外学者和一批在海外受到良好教育或培训的年轻学者归国；另一方面，国内举办了好多计量经济学高级学术研讨会以及国际学术的广泛开展；再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和政策选择问题，需要计量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实证研究中回归分析，寻找经济规律，提供政策建议。

2.2 发文期刊分布

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认为，由于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各专业学科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是不相同的，因而使不同

图1 论文数量年代分布图

的科技文献在相关期刊中的数量呈不匀称分布，即大量的专业论文首先集中在为数不多的核心期刊上，另一部分论文则会出现在与该专业相关的其它期刊上，其出现次数随所登刊物与该专业的密切程度呈正相关。因此，若将科技期刊按其登载某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寡作递减排序，则可分出数量大致相同的一个核心区和几个相关区，此时核心区和相关区的期刊数里1∶m∶m2的关系根据表2数据，利用布拉德福定律分析，把期刊分成3个部分：核心区，相关区，离散区。其中核心区包括发文10篇以上（包括10篇）的期刊，共有57种期刊，占总期刊的555%，其发文篇数占总数的356%；相关区包括发文3～9篇的期刊，共有234种期刊，占总期刊的2276%，其发文篇数占总数的3376%；离散区包括发文1～2篇的期刊，共有737中期刊，占总期刊的716%，其发文篇数占总数的3064%。3个区域内的期刊数之比：57∶234∶737，可近视简化为：1∶4∶16，即布拉德福离散系数为4，满足布拉德福定律，由此可见计量经济学研究处于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另外，这3个区的平均载文密度分别为1898，438，126，由此可见核心期刊效应是比较明显的。表3 2002-2011年核心期刊文献分布

刊 名篇数刊 名篇数刊 名篇数统计与决策72特区经济19数理统计与管理14商场现代化47黑龙江对外经贸18现代经济信息14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8现代商业18消费导刊14经济研究导刊34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8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3统计教育34财经研究17技术经济13统计与信息论坛31生产力研究17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3安徽农业科学29中国商界17北方经济12统计研究29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6价值工程12工业技术经济24科学学研究16经济论坛12商业研究24市场论坛16市场周刊12科技管理研究23中国集体经济16资源科学12时代金融23经济研究15北方经贸11国际贸易问题22商业文化15金融经济11经济师21中国软科学15财贸研究10经营管理者21中国市场15东方企业文化10科技信息21中国土地科学15内蒙古科技与经济10现代商贸工业21当代经济14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0运筹与管理21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4区域金融研究10经济地理19商业时代14中国物价10

表3是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划分出的57种核心期刊，其中40种期刊为经济类期刊，占核心期刊的702%，发文量总量占核心期刊的766%。由此可见，计量经济学发文主要集中在经济类期刊上，这是由计量经济学研究目的决定的，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借助经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经济运行规律，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2.3 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

某个领域学者的研究水平大体上是以他们研究成果的数量以及被引用和采用的多少决定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越多、被引用和利用率高，那么他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就越大；同时，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是属于某些研究机构，因此，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主要是通过该机构学者研究成果的数量、被引用的情况来反映的[5]。最后，研究机构和学者又都属于某个地区，因此，地区的学术影响可以由学者和研究机构来反映。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发文作者、研究机构的分布的考察，可以把握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力量来源和分布。

表4给出的是2002-2011年发表计量经济学论文最多的前20名第一作者，这里仅指这些作者针对计量经济学所发表的论文。这些发文作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有18位，其中广西师范大学的吴玉鸣教授以15篇排名第一。这20位作者无疑是我国计量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其研究的方向也代表了改专业的最新研究动态。在这20位作者中既有著名的专家、教授、资深学者，又有一部分年轻有为、朝气蓬勃的硕士、博士，说明我国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队伍老中青结合、结构合理、知识层次高，也表明我国计量经济学研究大有希望，必将沿着更理性、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表4 2002-2011年收录的计量经济学

研究论文最多的第一作者（前20位）

第一作者作者机构发文数量吴玉鸣广西师范大学15李子奈清华大学11叶阿忠福州大学8王立平合肥工业大学7顾佳峰北京大学6刘耀彬南昌大学6杨纪青襄樊学院6翟爱梅中山大学6高 山北京工商大学5方 兰中山大学5李 辉大连理工大学5刘宏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5刘 青四川大学5徐正国天津大学5杨 硕湖北襄樊烟草局5张 红清华大学5陈 傲郑州航空管理学院4陈 昭广州外语外贸大学4邓淇中湖3 计量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关键词作为一篇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能够简单、直接、全面地概括出论文的核心内容，在大量同专业论文的关键词集合中，隐含着该学科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等线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关键字的统计分析可以作为代替对论文内容的分析的有效方法[6]。本文采用词频分析方法，对2002-2011年发表的关键词统计，总共有4 866个，其中标引数量最多的前30个见表6。表6 2002-2011年计量经济学文献中标引次数最多前30条关键词

排序关键词标引

数量排序关键词标引

数量1经济增长46816面板数据552模 型31217货币政策503计量经济学30718对外贸易494协整理论25419股票市场415实证研究21520人力资本386计量经济学教学12921汇率变动357外商直接投资11122实验教学328国内生产总值9923企业绩效319资本结构6824激励机制3010技术创新6725教学模式2911投资收益6526通货膨胀2912金融市场6427消费结构2813时间序列6128EViews软件2714产业结构5829上市公司2315经济预测5730教学改革22

利用集聚类分析，共现分析于一体的Ucinet软件处理上述高频关键词，得到图2。图中结果将联系紧密的节点自动拉近，节点之间距离越近，说明两个关键词的相似度就越大，若干个关系紧密的节点就形成了一个知识群体，这些关键词组成的紧密群体往往代表了一个或几个相关的领域[7]，节点形状相同表示属于同一派别。图2 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软件将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转为相关矩阵，并聚类分析。高频关键词聚为四大类，由于聚类分析结果树状图比较大，本文将聚类结果分别说明：

聚类1为宏观经济知识群体，高频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经济预测，人力资本，通货膨胀，消费结构，对外贸易，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频现次数最高，占所有关键词的165%，主要是因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显著，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的热门话题，这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政府的政策倾向有必然联系。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资本，劳动力，创新，知识等。

聚类2为金融经济知识群体，高频关键词包括：模型，股票市场，协整理论，实证研究，汇率变动，金融市场，时间序列，面板数据。

模型都是理想化的经济模型，通常为了研究方便和突出主要研究问题，往往做出的一些经济假设条件，诸如人是自私自利的假设，企业追去利润最大化假设等，模型不仅仅用来预测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解决问题，或者找到某些相关性关系。

聚类3为企业管理知识群体，高频关键词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结构，货币政策，激励机制，上市公司，企业绩效，投资收益。

聚类4为计量经济学教学知识群体，高频关键词包括：计量经济学教学，实验教学，教学模式，教学改革，EViews软件。

计量经济学是从国外借鉴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许多计量模型都是根据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特点发展出来的，直接参考国外的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因此，模型分析和假设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上；其次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快速发展，各种信息数据资源丰富，滥用和错用计量经济学模型非常普遍，什么样数据适用于什么类型的模型要待于分析和诊断，这也必将是计量经济学教学目标。

4 结 语

本文以CNKI中检索到的主题包括“计量经济学”的论文为基础数据源，借助自编软件将检索题录处理成EXCEL文档后，借用excel、ucinet、SQL Server2005探索了2002-2011年间论文的时间分布、期刊分布、作者及研究机构分布及研究热点分析，期望能够帮助我国研究者快 速了解计量经济学的概况及研究热点，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关键词处 理时，笔者发现一些计量经济学论文关键词标引不甚恰当，这对于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产生一 些影响。

参考文献

[1]乌家培.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18（1）：1-5.

[2]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J].经济研究，2005，（4）：116-122.

[3]李子奈.我国计量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现阶段的三项任务[J].经济学动态，2008，（11）：16-21.

[4]赵隽.基于布拉德福定律区域法的学术论文分布研究[J].现代情报，2007，（5）：26-28.

[5]潘晨，宗乾进.国内数量经济学2009年研究热点分析——南京大学知识图谱研究组系列论文[J].现代情报，2011，（5）：21-24.

[6]洪永淼.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J].经济研究，2007，（5）：139-153.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女记者眼里的帅哥行长；熟人口中“酒量不小，性格耿直，非常直率，很有看法，也很固执的思辩型学者”；南开大学同学记忆里那个比一般人都要用功的家伙。对，就是他，郭树清。

据说，仅仅是据说，但从今年二月份开始在官方和坊间一直就有这个据说，这个掌管着资产规模突破10万亿、净利润增长26.75％的大行掌门人，或出任下一届中国证监会主席。不止一家媒体曾以浓厚的兴趣散播着这个一直没有被确认的据说。而现年54岁的郭树清，哪怕没有这个据说，也一直是金融界足够分量的热门人物，

一介书生毛遂自荐

郭树清的成长和被发现颇具戏剧性。1984年，年仅28岁的郭树清，系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他的第一篇论文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3.5万字，涉及理论、现状、目标、方法、道路和初次改革任务等，为此，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经济体制比较，在内蒙古和山西雁北做社会调查。1984年8月，郭树清将这篇论文邮寄给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这引起了高层的重视，1988年，郭树清从社科院毕业后，先后任国家计委经研中心综合组副组长(副司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和试点司司长、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党组成员、秘书长……

救火队长不辱使命

喜欢郭树清的人，都喜欢提五年前郭临危受命执掌建行时的情景。

中国的工行、农行、中行和建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的顺序是：建行、中行、工行和农行。那时候，作为四大行最先启动股改的建行，其前任行长、董事长和先后涉案落马，这不仅对建行股改上市造成不利影响，如处理不当，对中国四大行股改上市势必产生不良影响。2005年3月，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当时，郭树清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

关注中国银行业的人士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都集体唱空中国银行业，称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这对建行当时引进外资形成了不利的舆论环境。难得的是，郭树清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建行淘汰掉了出价奇低的花旗银行，成功牵手美国银行，事实证明，建行引进的美国银行恰恰是中国最成功的战略投资者。此役让郭树清赢得金融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他们均认为，作为救火队长，他不仅带领建行成功完成股改上市，并且为建行的稳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建行作为四大行股改的先行者，为其他三大行股改上市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学术功底很深，也是个务实的人

郭树清被公认为是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事实上郭树清的大部分学历与宏观研究有关。1978年3月至1985年3月，先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马列系学习。1985年3月至1988年2月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攻读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郭树清的前期工作经验也与宏观工作分不开。1988年7月至1998年，他分别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职；1998年7月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2001年3月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5年至今任建行掌门。

郭树清宏观学术研究成绩显著，发表过相关经济学论文多篇，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郭树清经济语录

经济学家必须会算账，而且要会算大账，在小农经济影响深重的国家，可能尤其需要防止“拣芝麻丢西瓜”的事情。

知道存量与增量的区别和联系，许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之所以失误，不是因为原则立场不对，而是因为把存量和增量混为一谈；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魏碑、隶书、行草俱擅。书法作品曾在全国首届兰亭奖牡丹杯书画大奖赛中获奖，入选全国第七届中青年书法展、第四届全国书坛新人作品展、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展、获首届华北书法奖、山西省首届群众书画艺术大赛一等奖。近百次参加全国各类书法展并获奖。作品被《中国书法》、《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书法报》等四十多家报刊多次登载或专题介绍，入编《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等。有论文、散文、诗歌、杂文、书法赏评等在全国报刊发表。

主张艺术是思想的表达，情感的抒发，阅历的写实，要善于在形象中悟及艺理，抽象中百味人生。

肖文飞书法作品选

肖文飞，男，湖南嘉禾人，1968年11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文化部青联中国书法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永和书社社员。1990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获计算数学、汉语言文学理、文双学士学位。2003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王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课程班。200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师从王镛先生，并于2008年获得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并兼任《东方艺术•书法》执行编辑。有《湖南十人书法篆刻作品集――肖文飞》、《艺概丛书――肖文飞》、《当代中青年书法家行草书长卷――肖文飞》、《当代书法十家――肖文飞》出版。

张应志书法作品选

张应志，男，1972年12月出生，笔名花邻，吉林梨树人，现供职于吉林省四平市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担任办公室主任职务。2001年毕业于长春高等金融专科学校，2007年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出版《纳兰词译注》。在2006年四平市信合系统书法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同年，在四平市书法家协会、市文联、市教育局、共青团市委联合举办的“四平市青少年书法大赛”中荣获青年组第三名。工作简历如下：

1991年5月～1997年5月，吉林省梨树县团结乡信用社，现任担任储蓄记账员、会计员。

1997年6月～2006年2月，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信用联社，先后担任稽核员、党委秘书、党支部书记职务。

2006年3月至今，吉林省四平市城区联社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

经济学家笑话

1．老师问：对人类毫无用处而人类又不能摆脱的是什么东西？学生：苍蝇。老师猛摇头。学生又答：蛔虫。老师又猛摇头。学生又答：经济学家。老师猛烈点头。

2．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访问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你们是如何消除排队购物现象的？”答：“就是抬高价格，把穷鬼都拒之门外。你是同行，瞒不住你的。”

3．住房1000块一套，哗――，有一亿个排队的。住房10000块一套，只有1000万个排队的。住房10万块一套，有100万个排队的。住房100万块一套，房产商大喊：“买一套住房，赠一套家具。”

4．有人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第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发现美洲之旅，启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儿；踏上美洲时，又不知道自己到了何处。最重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拿政府资助干的。

5．有两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天才青年，他们经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一天饭后去散步，为了某个数学模型的证明两位杰出青年又争了起来，正在难分高下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出五千万。五千万的诱惑可真不小，吃还是不吃呢？乙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

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五千万。

两个人继续散步，突然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了。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于是，甲毫不犹豫吃了下去！甲心满意足地收回了五千万。

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嚎啕大哭：闹了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地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他们的导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高足的故事，没想到泰斗也嚎啕大哭起来。好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地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6．长短有度

据说德布鲁曾经讲过，经济学论文应该像女人的裙子一样，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长要长到让人感到里面有些实质内容。

7．总统的困惑

克林顿和叶利钦在首脑会谈的间歇闲聊。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

8．诚实

甲：“听说经济学家总在说谎。你能否告诉我，如何判定他在说谎？”

乙：“经济学家大都比较诚实，很少掩饰。你只要注意他的嘴就行了，嘴一动，他就在说谎。”

9．肺腑之言

据说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讲过：“我学习经济学是为了不受经济学家们的骗。”

10．简单规则

问：成为一个优秀经济学家的必备素质是什么？

答：牢牢地抓住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且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痛苦而深奥的阐述。

11．墨菲定律：经济学家在其懂得最多最有共识的地方，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其懂得最少吵得最凶的地方，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12．爱因斯坦碰到三个朋友，他问A：“你的智商多高？”A答道：“201。”爱因斯坦颇为吃惊，道：“201，我将不愁寂寞，因为你有资格和我谈论相对论。”又问B：“你的智商又有多少？”B道：“150。”爱因斯坦说：“那还不错，我们可煮咖啡论天下事。”最后问C：“你又如何？”

C答道：“75！”爱因斯坦想了一会说：“请问阁下对明年度财政赤字有何看法？”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谭崇台先生热情地招呼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先生稍事休息，精神矍铄、亲切温和地谈起他与母校武汉大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厚情缘：“我今年94岁，我在武汉大学65年了，我可以讲讲自己与母校的感情。”

求学武大，难忘乐山岁月

岁月悠悠，光阴流转。谭崇台1920年6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岁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6年，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他也由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往事并未淹没在光阴深处，谭崇台深情忆起报考武大的经过，他缓缓讲道：“1937年，我高中毕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交大。但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她。”

刚进武大时，谭崇台只觉这所学校“土气”。西南联大的同学都穿制服，而武大最常见的是蓝布大褂；西南联大受西学影响较早，课程设置和英语教学很现代化，而武大的书籍都是从珞珈山运去的，颇有年代感。但等真正融入武大之后，谭崇台才体会到这里的内敛朴实。这种风气，被他誉为武大精神，采访时他不无自豪地讲道：“不工于外在雕琢的，一定有足够丰富的内涵，武大就属于这一类。学校迁至乐山时，图书馆也费尽周折西迁四川，书籍实验设备一路用船运输。在当时艰苦简陋的学习环境里，我第一次见到浩瀚的图书馆，那种物质虽贫瘠，精神却丰腴的兴奋感，至今记忆犹新。在我的理解中，大学之‘大’也体现于此：学校大、专业广、名家多。”

当时，武大已经非常辉煌，师资队伍强大，有货币银行学专家杨端六先生、财政学专家刘炳麟先生、会计学专家戴铭巽先生等。后来，周鲠生先生担任校长时，招纳了一批著名学者，如张培刚先生、韩德培先生等学术界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大学精神的传者。谭崇台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孜孜不倦，认真求学。“名师是铸成武大精神的源头活水。当年我读本科时，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教国文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们共有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深受学生喜爱。我迷恋人世间这种难得的情感，立志成为老师的念想从此埋下。学校还常常请校内外名家给我们讲授公开课，一周一次。国学大师钱穆、散文家钱歌川、历史学家陈源等都被请过。这些早就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终于在大学和他们见面了。”

叶圣陶先生一口浓厚的江浙音，教学认真严谨。他每两周布置一篇作文，并用红笔仔细批改，每个学生的本子上都有他的笔迹。而同学们也盼着作业快发下来，急切地知道老师的评语。谭崇台曾写过一首小诗，其中几句是“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在，何年到荆汉？”时过境迁，他自己都已记不全整首诗的内容，但叶先生的评语清晰犹在——“爱国爱校，兹情深意”。

躬耕武大，发展“发展经济学”

1930年代的中国，战乱不断。怀着精进学术的愿望，谭崇台毅然决定远赴重洋留学深造。“1943年，我本科毕业，第二年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习的机会。当时武汉大学已名扬海外，美国人也只了解中国的北大、清华、武大等少数几所名校。他们每次问起我的母校，都会竖起大拇指。”

在美国，谭崇台受教于熊彼特、列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1947年年初，谭崇台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与挚友陈观烈、陈文蔚合称“哈佛三剑客”。后到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偿问题，工作虽得心应手，思国之心却日胜一日。他内心真切感受“江山信美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效力。他认为“回国自然而然，正像中小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1948年，谭崇台婉言谢绝了师友和同事的挽留，毅然回到风雨飘摇的祖国，应周鲠生校长之邀，来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执教。“母校的荣耀让我更加怀念她的一草一木，国外求学的几年，对武大的思念超过以往。我决定离开美国，许多朋友劝我留下，而我认定中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48年3月1日回到母校，之后就担任起副教授的职务，成为武大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

谭崇台归国正值20多岁，看起来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1952年兼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1953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最难得他一直未脱离经济系三尺讲坛。

1957年“反右”始，至“”止，谭崇台被调离经济系长达20年。他后来惋惜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倒退。”难能可贵的是，他20多年不忘自身专长，心系教学与研究，写作依稀不停，尽管不能发表，不少文稿在“”中散失，留下无法弥补的学术空档，但绝非空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迎来了学术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1980年代，谭崇台致力于发展经济学的引进、教学、研究，并应用于国家经济建设。谈起钟情一生的经济学专业，他思路清晰，中肯谈道：“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在专业研究中，谭崇台敢为人先，深入进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际，随时以新的研究发现充实教学内容。他精心撰写一批高质量创新性论文。1981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结束不久，谭崇台发表了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在国内经济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从此，他接过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新中国发展经济学领跑者。

1985年，谭崇台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发展经济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经济学专业人手一本，多年来影响了不止一代经济学人。

1989年，谭崇台又主编出版了被列为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的《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充实修订的精品巨献，受到国内经济学界高度评价，多次重印，发行数十万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帕金斯给予热忱而诚挚的崇高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它将成为中国使用的一本标准教科书。”该书于1991年被湖北省授予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被国家教委授予部级优秀教材奖一等奖。1993年，谭崇台主编《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被称誉为“国内外第一部以经济发展思想为脉络的西方经济学说史”，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2000年《发展经济学》由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通用教材。

寄语武大，务求踏实学风

珞珈山依依，东湖水漫漫。三尺讲坛，六十余载，谭崇台如今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自1987年成为国内第一个招收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博士的博士生导师，他至今已经培养博士64名，现仍指导3名博士生。

教学上，他清晰记得老师们当年躬身于教育的模样和严谨治学的态度，并将这些复制在自己的工作中。同时，他深信“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提醒自己树立起榜样，用行动熏陶和影响学生。谈到前辈的影响，谭崇台满怀深情地讲起求学武大时，朱光潜先生对他的影响：“这么多年来，武大一直保持着‘求是’的学风，始终保持一种洁身自好、力争上游的精神，抵御外界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践行着前辈传承下的武大精神。记得我的外语老师朱光潜先生，引用英国哲人萨缪尔·约翰逊的名言：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before you know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意思是先要广泛涉猎，然后才能专、精，简言之要‘先博后专’，这对我治学影响很大。这些名师是很好的带路人，有专业，有学问，有人品。我深深地体会到，人做不好什么都做不好，所以长期以来我对学生说，先做好人。”

学术上，“朴素求实”的武大精神不曾消失，反倒更加浓郁。他常常告诫学生不要浮躁，对抄袭论文、亵渎学术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严加批评。因此，他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时会严格把关，意在通过考试磨练他们的意志。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我要上学”

1951年，朱玲出生在宁夏银川。后来，父母调动工作到陕西参与创建西安煤矿学校并在其中任教。家境不算富裕，父母却从不吝惜为孩子们买书订报。但是，正值学龄的朱玲却遭遇到想上学而进不了校门的困境。

朱玲回忆，“”开始的时候，她还不到15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朱玲和十几位正值花季的同学一起到陕西省蒲城县东党公社尧山生产大队插队。各种酸甜苦辣的务农生活在朱玲眼里都不算什么，最让她揪心的是，自己本应上学的年龄却偏偏求学无门。所以，朱玲常趁回家之机翻出以往的课本看，指望以后有招生机会就去报考。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在陕西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当工人的朱玲因为不是贫下中农出身，错过上大学的机会。

受到打击后，朱玲暗自发誓：“不让进学校我自己在家上大学！”这个念头的出现，改变了她的整个生活。那以后，无论生病不适，还是酷暑严寒，朱玲都利用上班前后、节日假日看技术书籍、解数学习题，烧火做饭洗衣服，都不忘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古诗散文名篇名句。书读得多了，朱玲便开始考虑将来的专业方向，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学历史、钻哲学、攻经济学。到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朱玲已经一步一步地将计划全都付诸于实践。“好在那时年轻力壮，加上务农时练就的坚韧、做工时铸成的自律和诸多挫折激发的勇气，支持着我满怀信心地循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12月通过“”结束后的首次高考，朱玲于1978年2月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紧接着便报考硕士研究生，被武汉大学经济系破格录取。1982年，她又考取了教育部公派留学的资格，于1983年去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难忘师恩

回顾求学经历，朱玲庆幸自己在不同时段遇到的学术前辈对她的种种帮助，告诉她应该去哪里、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怎样去学习。前辈们的每一个提点，都意味着学习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性选择。

直到现在，美丽风情的珞珈山都是朱玲魂牵梦绕的地方。1978-1981年，朱玲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从此实现了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梦想。经历过上山下乡中断学业的痛苦，武大的接纳，使朱玲如鱼得水一般舒畅。在武大学习的3年，留给她满是丰富充实、无忧无虑的回忆。

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是曾启贤教授于“”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他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与朱玲年龄、学历和经历大不相同的学子汇集到珞珈山，引进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大门。“我很幸运地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即将开始转轨的时刻，遇到曾老师这样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朱玲告诉记者，曾教授因为遗憾自己薄弱的数学基础和“哑巴英语”，曾邀请几位上个世纪40年代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为研究生讲解原版的英文经济学论文，自己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与学生一起旁听。除了学识渊博、严谨治学外，曾启贤对学生一种亦师亦父的情感更让朱玲感动。毕业分配前，曾教授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舍不得学生离去，又期望他们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尽可能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当朱玲决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曾教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尽其所能助朱玲实现了进入经济所的梦想。

1981年，朱玲如愿在经济所工作，遇到了影响她学术生命的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那个时候，董辅礽预见中国经济必将走向市场，这个转型需要市场经济理论，而为此理论所做的准备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前提。当时最有效率的培养途径是送年轻人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朱玲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最初的选派方向是美国。在一面学英语一面等待教育部派遣的日子里，董辅礽曾带朱玲乘公共汽车到什刹海，又步行穿过后海的冰面，去大翔凤胡同拜德高望重的巫宝三先生为师。1983年初，教育部有关机构通知朱玲，如果愿意去联邦德国留学，阿登纳基金会可以给进修2年的奖学金，若要去美国则遥遥无期。在巫先生的建议下，朱玲认为，与其在所里干等，还不如再学一门外语去德国闯一闯。“这几位前辈的远见卓识何止使我受益匪浅，而是受益终生。”现在3位导师虽然都已作古，可是朱玲对他们当年的提携和指点终生心存感激。

见证发展

从1985年起，朱玲就把乡村发展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1988年学成归国后，她更将研究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聚焦于收入分配、减少贫困、社会保障和乡村发展问题，注重对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追踪调查。每年下乡调研，朱玲观察的是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状况；出国学习、开会或考察，研讨的也是发展问题。

“因为‘’期间的上山下乡经历，以及为撰写博士论文所作的农村调查，使我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地区、行业、职业和性别差异，有了深切的体验。”过往经历以及多年调查研究，朱玲始终认为，作为经济学人，缺少人文精神而只重研究技巧，那是经济学工匠；缺少研究能力和悟性而只重人文精神，那就不是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富有人文精神而又视经济学为生命的人，同时充满经济学悟性和探索兴趣的人，才有可能因为其真诚的人文关怀，成为胸怀宽阔、视野高远、脚踏实地为公众服务的经济学家。

女性学者似乎会更责无旁贷的拥有研究妇女问题的责任感和优势。朱玲也不例外，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之后，她就打定主意，以后要将性别视角纳入经济学研究。回忆起那次大会，朱玲不禁感慨“那是一次性别教育”。她了解到，当时世界人口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70%是妇女。之后，朱玲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大会的回应。这些年，朱玲跑了很多地方——云南洱源、山东沂蒙山、山西应县、湖南凤凰等，她关注中国的妇女贫困问题、相对于男性在受教育机会、就业和参政方面的不平等，积累了关于贫困地区妇女状况的调查笔记8万余字。

面对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暗礁已无法绕过。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朱玲指出，行政主导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某些增长或发展目标的制定脱离实际，同时带来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的“”倾向。“这既会造成资源浪费，又会损害政府信誉。”对此，朱玲在多篇研究报告中揭示这种“”倾向的危害并论证“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朱玲认为，采取渐进式的转型策略，为参与转型过程的不同人群留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尤为重要。“转型的可持续性实质上优于跨越式的行政推进。这一点，已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所印证。”

朱玲的这些研究和探索也不断获得各方认可，因减贫政策研究，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199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因性别分析，获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因藏区发展研究，获2008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由于对中国农业发展和贫困人口食品保障的研究，朱玲2013年7月底还收到了获得李比希“世界营养奖”的通知并被邀请赴德国受奖，因为颁奖地点在留学时的母校，朱玲感到非常高兴。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Miller 和Gandy(1991)[1]发现，1965-1988年《广播与电子媒体》、《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和《传播学杂志》三种大众传播类的期刊上，一共发表了351篇研究传播的经济层面的论文，表明对传播业的经济学分析已渐成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媒体经济学》杂志创刊于1988年，其自定的宗旨在于“研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电影和其它大众传媒产业的结构、行为和绩效，……比较不同媒体产业及特定媒体产业的经济问题；单个媒体单位的经济问题的个案；以及媒体经济学的社会和政策、金融和管制……”。其主编Albarran（1998）[2]在《媒体经济学》杂志创刊10周年时撰文认为，该杂志上所刊登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的产业组织模型（SCP）；政策研究；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则主要是缺少理论创新、需要更好的分析工具、需容纳电信和其它新技术、对社会政策尚无明显贡献。1998年之后的论文表明，媒体经济学已充分地发展了对于电信和其它新技术如互联网的研究。本文对1994-2005年发表在《媒体经济学》杂志上的277篇文章进行实证分析，以说明媒体经济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使用等方面的现状及问题。本研究要回答4个问题：媒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采用哪些研究方法？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运用哪些基本概念？媒体经济学的研究运用理论的情况如何？

二、研究方法

进行分析的277篇文章来自于图书馆所购买的英文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该数据库在查询”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之后，提供了自1994年至2005年的共277条记录，最近的三期（2004年第三、四卷以及2005年第一卷）只有摘要，未提供全文，作者通过图书馆购买了这部分论文的全文。

为了考察这十二年间媒体经济学杂志上所有研究论文的全貌，将每一条记录全部录入到SPSS中，变量包括作者、文章标题、是否原创性研究、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具体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理论使用、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关键词一共十项，其中，作者、文章标题、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关键词无法象定性变量一样用数字进行编码，在分析时由两位作者讨论决定。其它涉及定类变量的编码问题，两位作者的编码员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为90.34%。

下面介绍其它几项的设定原则。是否原创性研究被分为三类：原创性、书评、其它；研究方法分两类（定性、定量），将所有非定量的研究都界定为定性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定量研究区别出来，并不是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科学分类（李贞芳，2005）；具体研究方法包括调查、案例分析、超分析meta-analysis(指对别的研究结果进行汇总)、再分析reanalysis（对别人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如GNP）；进行使用理论的分类时，其它的研究者各有其方式，如Trumbo(2004)在对传播类杂志的研究进行方法分类时所使用的标准包括无理论、提出了研究问题或假设、明确了假设而无支持理论、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而无支持理论、提出了一个基于理论的假设或研究问题、提出了理论而没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或假设等六类。Lacy(1995)[3]将理论使用分为四类：理论创新，理论检验，非理论与评论。理论创新文章包括试图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或模型，要求有一组系统的假说和理论定义。理论检验文章是一种经验研究，包括对某一理论，模型或理论方法的运用。非理论性论文是对大众媒介的理论，模型或理论方法完全无所涉及的经验研究。评论包括对媒体经济学的观点，或澄清与媒体经济学相关的概念和定义，关于媒体经济学在政策上的运用属此类。作者将理论使用分为三类：理论创新1，理论检验2和非理论3（所有没有使用理论框架，亦无理论检验的研究全归入此类）。

由于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研究论文，所以将书评排除在外，发现277篇文章中书评82篇，20篇是公告，纪念文章等，175篇为原创性研究。这175篇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有两个层次。一是关于定性和定量的两分方法，其中如果是定性和定量方法同时使用，则被归入到定量研究，完全没有定量分析的被归入定性研究，或者说是非定量研究。175篇论文中有97篇为定量分析，比例为56%，这比Trumbo(2004)[4]年统计的8种大众传播类期刊的定量分析的比例60%要略低一些。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具体方法，因为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如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纵向研究法，定性研究方法中的实地观察、焦点团体访谈一次也没有出现，所以分类时没有被包括进来；所以研究方法的分类中只有访谈、案例分析、抽样调查这三种。两种超分析和再分析，主要针对收集数据的方法而言，因为它不属于前三类，所以被并列列入，作者认为再分析主要是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常用的方式，即利用已有的数据来进行回归分析或建立模型，检验模型，超分析则是经济学和传播学都会使用的方法。

三、结果分析

1．媒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Cooper et.(1994)[5]在分析大众媒介研究的焦点时，将研究焦点定义为“作者试图解释或阐释的大众媒介现象的一部分”，并根据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这一领域的研究焦点分为以下类别：媒体产业，媒体中的人；信息生产；信息内容；受众分析；信息的分配；媒体对个人或群体的影响；媒体对制度、社会或文化的影响；媒体的管制。我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时，发现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述分类中的媒体产业，信息的分配，媒体的管制这三种。对媒体产业的研究，除了具体的行业以外，还有一些对媒体经济学或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文章，这被归入到“其它”。此外，有一些不属于几大媒体的媒体形式的研究，如vedio on demand，DVD等，量少类多，并入“其它媒体”。从频数看来，电视，包括有线电视，是被研究的最多的，其次是报纸。新媒体，主要是因特网的研究大为增加，但关于电信的研究仍很少。“其它”类中，包括媒体产品知识产权的研究，如Krenanburg(2005)[6]对多媒体，娱乐和商业软件的盗版的研究，信息产业和电信产业，以及大众媒体的消费支出问题。

2．媒体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媒体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显示出了独特性。对各种研究方法的频数统计表明，使用抽样调查的论文占了原创性研究论文176篇中的55篇，占31.36%，其次是案例分析，占11.9%，属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即使用已有数据进行分析的reanalysis占15.3%。典型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内容分析只有2篇。近年来较为流行的超分析meta-analysis也只有1篇。几乎没有使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主要集中于描述统计，回归分析，相关分析等。

研究者发现，尽管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在其中得到广泛运用，但经济学通常不使用抽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的习惯却没有得到延续。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传播学的方法，通过抽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来进行分析。同时，在归类时，并将使用二手数据的再分析reanalysis单列，以将作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如抽样调查相区别。

3．媒体经济学使用的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是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媒体经济学》集中于研究媒体企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SCP）模型中的各变量在基本概念中出现的比例最高。一般说来，市场结构变量包括市场集中、差异化、进入（退出）壁垒，行为变量包括定价、产品和广告策略、研发和创新，绩效变量包括企业盈利性、生产和分配效率、对稳定充分就业和平等就业机会的贡献（Wirth,1995）。[7]统计的结果表明，176篇论文中讨论结构变量市场竞争和集中的有34篇，占18.9%，其次是关于差异化的研究，共13篇，占4.7%，有一部分文章几乎没有涉及任何理论和概念，被合并到出现次数较少的类别，如涉及营销学的品牌资产等。

从理论分析的应用来看，媒体经济学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所表现的特点在于一直停留在主流产业经济学传统学派的哈佛学派的SCP范式阶段，对于其后197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及新奥地利学派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几乎毫无反映，如没有涉足博弈，产权等概念，仅有一篇论文使用了交易成本理论（Jung, 2004）。[8]

需要补充的是，Lacy（1991）研究《媒体经济学》杂志（JME）和《新闻学季刊》（JQ）在1988至1992年的媒体经济学论文的发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大众传播理论之外，还有一种非理论性研究，其假设通常建立在其它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者的研究更乐于创建模型而不是理论。模型解释事情如何发生，而理论解释为什么发生。媒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可分为五类：（1）前理论(pretheory)研究，包括未被正式化的已有假设（如大众媒介消费支出恒定的假设principle of relative constancy）；（2）传统经济理论，包括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和垄断竞争，产业组织模型；（3）管理理论和模型，包括组织目标和组织行为；（4）专门解释大众媒介的媒体经济学模型，如适位理论niche theory，新闻需求模型；（5）大众传播模型，如使用与满足模型。一篇论文可能包括不止一种理论基础。

4．关于理论的运用

Reynolds(1971)[9]认为，理论是一组明确的定义和系统联系的陈述以解释事件及行为为什么及如何发生，这意味着理论不仅止是一个假设，其陈述须以某种逻辑形式联系起来。Trumbo(2004)发现，在大众传播学杂志上的定性研究中，58%是非理论的，32%提出了研究假设，11%进行了正式的理论检验。定量研究中，58%非理论，8%提出了研究假设，38%是正式的理论检验。关于理论的使用方式，Bryant（2004）[10]将传播学研究对各种理论，科学范式和思想流派的使用分为十一种类型：只是作为参考(mere reference,48.03%)，作为研究框架(framework,26.13%)，比较(compare,7.90%)，批判(critique,4.31%)，提出新的理论(propose,3.16%)，支持(support,2.58%)，检验理论(test,2.58)，整合理论(integrate,2.01%)，拓展理论(expand,1.87%)，对理论进行新的运用(new application,0.86%)，赞扬(praise,0.57%)。

我们将研究的理论性分为三类：有理论创新的，进行理论检验的，以及无理论的。无理论即没有运用任何理论概念来进行分析，其中包括一些没有理论基础的经验研究和评论性或综述性文章。如对波兰的媒体经济学研究的评述，对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在各国的发展问题的评论，都只陈述事实或现象，没有使用理论。理论创新性的文章须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或模型，有系统的假设和理论定义。理论检验则是运用某个理论，模型，或理论方法（前理论pretheory）的经验研究，它主要指对理论进行检验(test)，Bryant分类中的比较，批判，支持，赞扬，作为参考皆在此类。

理论创新的例子非常少，关于大众传媒消费支出恒定的理论可以算是理论创新的一个尝试（The theory of niche and spending on mass media）。理论创新型的文章共6篇，占175篇中的3.4%。理论检验的例子是Peltier[11]对11个媒体企业在1998-1999财政年度的研究，表明兼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规范经济和范围经济。这种对已有理论进行检验的论文共65篇，占37.1%。非理论的例子是Chyi（2005）[12]的对在线新闻支付意愿的经验研究，对香港居民的随机抽样电话访问的数据进行层次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分析，表明年龄和报纸阅读与支付意愿相关，而收入则不相关，这类经验研究没有运用已有的理论，定义或模型。有的非理论的文章则是评论性的，如Picard的“传播帝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cation empires)。[13]这类研究占了176篇论文的59.7%。这些数据与Trumbo(2004)的研究结果很相似，说明媒体经济学在理论创新与理论运用方面的状况与整个大众传播类研究的现状类似。

四、结论

通过对《媒体经济学》杂志1994-2005年所发表的170多篇原创性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在日渐丰富的以该杂志为主要代表的媒体经济学研究中有如下问题：

（1）研究对象上仍以传统的主流媒体为主，如报纸，电视，但因特网的研究开始增加，对电信的研究仍未引起媒体经济学研究者的足够关注。

（2）在研究方法上，媒体经济学研究媒体企业的“经济”层面，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计量经济学模型使用较少，在采纳数据方面，主要运用传播学的抽样调查方法，而非经济学所通常采用的已有的公开数据。媒体经济学需要使用更好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3）媒体经济学主要运用的理论基础是产业组织理论。《媒体经济学》杂志主要关注媒体企业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对产业组织理论在70年代之后的新发展反映较少，无论是产业组织理论关注的新的内容还是新的分析方法均未被纳入到媒体经济学的研究主流之中。

（4）理论创新性不足，有系统的假设、定义的媒体经济学理论或模型尚未出现。

五、对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本文只涉及《媒体经济学》杂志上所发表的研究，还不能完全代表媒体经济学研究的全貌。媒体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出现在《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大众传播类的期刊中。需要对其它地方出现的媒体经济学研究进行考察，才能全面理解媒体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概念、理论创新性等问题。

其次，本文只是对媒体经济学的研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对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进行深入探讨，如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是否某些特定的对象会运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如在研究方法与理论运用之间的关系，通常有理论创新的研究都运用什么研究方法，有理论与非理论的研究在其方法上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等。

注释：

[1]Miller,K.M.,&Gandy,O.H.(1991).Paradigmatic drift: A bibliographic review of the spread of economic analysis in the literature of communication.Journalism Quarterly.68,663-671

[2]Albarran,B.Alan,(1998),Media Eocnomics:Research Paradigms,Issues,and Comtributions to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I(3/4),117-129

[3]Lacy,Stephen,(1995),Developing and Using theory for media economic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8(2),3-13

[4]Trumbo,W.Craig,(2004),Research Methods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ensus of Eight Journals 1990-2000,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Summer;81,2;p:417

[5]Cooper,Potter,and Dupagne,(2004),A status report on methods used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ism Educator ,49(winter 1994):54-61

[6]Hans,Kranenbrug,van&Annelies,Hogenbirk,(2005),Multimedia,Entertainment, and Business Software Copyright Piracy: A Cross-National Study,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Vol 18,Issue 2,p109

[7]Wirth,O.Michael,(1995),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Media Industry Analysi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8(2),15-26

[8]Jung.Jaemin.John,(2004),Acquisitions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Vol. 17 Issue 1,p35

[9]Reynolds,P.D.(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Indiana polis,IN:ITT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

[10]Bryant,J.,&Miron,D.(2004).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4,6620704

[11]Peltier,Stephanie,(2004),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s really onforeseeable?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Vol.17,No.4,p261

[12]Chyi,Hsiang Iris,(2005),Willingness to pay for online new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viability of the subscription mode, 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Vol.18,No.2,p131

[13]Picard,G.Robert,(1996),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nunication empires.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9(4),24-40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理论困境;方向迷失;纠正偏失;学者责任;管理学振兴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01-05

[收稿日期]2010-03-01

[作者简介]郭安元(1964-),男,湖南邵东人,高级律师,高级经济师,法学硕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管理,当代金融管理。

一、寻找当代管理学理论的蓝海

一个多世纪以来,管理学从一种工作经验提炼式的实用边缘学科,经过并不连续的准系统化研究,蹒跚移步走进了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领域。

自然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惊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实现了物理学、光电学、航天工程学和天体力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还改变了包括政治、军事、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核工业工程等重要领域的既有格局,人类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社会科学中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也凭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后继者的非凡贡献和精细化系统化研究,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和具有相对较好指导社会实践的影响力。理论先导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构筑了这些学科坚实而强大的理论大厦,引导人们有序地在发展了的理论体系中思考、学习、运用和继承创新,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现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虽然争鸣和论战不断地发生,但整个理论态势呈现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普遍的价值需求。

相对而言,管理学理论虽然步入了社会科学的主流领域,但理论的发展显得十分尴尬。首先在思想体系上总是突破不了已有经济学设定的框架,而在研究的边界上无法超越组织学、系统学、控制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其次,管理学不能建立本学科独有的内核并缺少天生定位准确的理论开创大师。管理学至今为止最多是在夹缝中耕耘长成的“花非花”式的理论。正是因为没有理论拓展的主要进路,管理学研究者长时间积累完成的不是管理学自己的理论殿堂,而是呈现出芜杂、另类和社会难以认可的理论集合。这个现象早已引起人们关注,但苦于无法找到求解之道。美国已故的管理学大家哈罗德・孔茨教授开创了管理学中管理过程学派,也第一次提出了“管理学丛林”观点。他在1961年12月撰写了《管理理论的丛林》概括了当时流行的管理理论的六大主要流派即管理过程派、经验派、人类行为派、社会系统派、决策理论派和数量派,指出了各种流派理论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彼此的攻讦。并尖锐而精辟地分析了这种乱象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语义丛林、先验假设、原则误解和理论家的相互不理解。作为无奈之举,孔茨教授在无法提供医治良方的情境下只能就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出路向学界提出几条诚恳的善意的建议,比如重新定义一种知识体系,整合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澄清管理语义和愿意提炼并检验基本原则。孔茨教授在此后的20年一直关注自己已经发现的这一令人忧思的管理学现象,并于1980年4月在《管理学术月刊》上再次《再论管理学丛林》,根据发展了的世界管理学理论动态和进一步变得更为混乱的管理学理论局面,孔茨教授将管理学流派归纳为十一个,除了上述六个派别外增加了团体行为派、社会技术系统派、系统学派、权变或情景派和经理角色派。很显然,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丛林,20年前的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孔茨教授不无遗憾地强调“由于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并且也都要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去捍卫自己观点中的概念和技术,以防止被攻击或改变,这就使得管理学的理论非常难以被管理实践者所理解和应用。如果这种持续增长的管理学丛林,仅仅表明不同学术思想和研究之间的竞争,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当他阻碍了管理理论的有效发展,并困扰着管理实践者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不幸的是问题确实变得很严重了,直到孔茨教授逝世以后的又一个20年过去的时候,管理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而管理实践者也没有找到像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经济学那样至少能够获得明确方向性的理论指导。[1][2]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学会杂志》和《管理科学季刊》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发表专辑对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多数论文批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美国商学院对“科学性”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受训的分析技能与面临的复杂管理任务之间严重脱节,商学院不能传授有用的技能,不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即使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倾力与实践结合的MBA教育,也存在与实践脱节问题,MBA所学知识及成绩分数与职业成功基本上没有多大关联性。明茨伯格批评MBA教育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因此,有的学者把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与过分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并称为美国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的三大浪费[3][4]。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中国管理学理论的迷失问题做出了一定研究。有些观点切中要害,确有针砭管理学研究时弊之功效。其中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为目前我国管理学研究的最突出问题。“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中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研究。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属于明显的脱节”[5]。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并非学界自己的事情,它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后果。首先,它不但没有创造理论价值,相反对业已垃圾成堆的管理理论增添了新的垃圾,加剧了管理理论的混乱和管理理论的生态不平衡,亦进一步助长管理理论不负责任的恶风,误导后学者随意跟风的“东施效颦”式作品出笼。其次,导致管理实务界对与实践脱节的管理学理论的更加厌恶。基于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误判经济形势和管理学家经常发表不合企业运作管理实际的观点,有不少企业家呼吁,企业决策应该与主流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说法反其道而行,并建议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再次,浪费国家和单位的宝贵资源,损耗了原本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的资金。有学者尖锐指出“各级政府的科研基金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是‘民脂民膏’,怎奈学者胡扯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论文就骗取了西部好几家农户一年的收入!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6]。而目前我国高校的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和偏好也存在与这种不良学术倾向不谋而合的特点,某种意义上,正是高校过于倚重于学术的指标以达到排名靠前这一目标的驱动机制助长了这种不良学术倾向。比如中国研究型大学的考核激励制度一般都规定,等级越高,奖励力度越大,往往有院级校级等多重奖励,而发表刊物等级低的论文没有奖励。但是高级别刊物发表的论文更加靠近理论应用链的前端,距离实践更远。这意味着大学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与实践脱节的成果,大多数理论成果与实践脱节成为必然的结果[7]。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学理论研究与发展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实践界却仍然没有丝毫减少对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的期待。人类要进一步朝着富足文明的方向前进,则需要持续发展的经济去支持,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依靠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管理学理论注定永远避不开这一逻辑轨道。丛林也好,垃圾亦罢,讨厌归讨厌,鄙视归鄙视,作为一个已经占有社会主流学科地位的管理学,社会应该给予管理学应有的宽大和包容的胸怀,而管理学研究者在社会支持下必须毫不迟疑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披荆斩棘,突破重围,寻找到一片属于管理学理论自己的蓝海。

二、纠正偏失的管理学理论坐标

管理学理论已经成为丛林,而丛林不是管理学理论的家。管理学显然已经成为找不到归途的“迷路的孩子”。为了找准坐标,回归家园(或者说重塑家园),除了依靠社会的宽容和支持之外,管理学研究者自己的智慧复苏和思维革命无疑是关键。

管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互裹挟使得管理学理论更难廓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多少年来管理学理论总是走不出经济学理论已有的思维框架,而众多的经济学家转而研究管理学或者将经济学与管理学并行研究,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奇特的现实。在我国没有像巴纳德那种真真实实做过一流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具备深厚理论素养和可信赖的管理经验的管理学家,也没有像德鲁克这种一辈子致力于企业管理研究的纯粹的管理学大家。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主体存在某些先天不足。而这一不足根源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长时间的阙如。应当说我国管理理论的形成从血缘上发迹于美国。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确立,邓小平借助访美机会签署了中美共建管理培训中心的协议,打开了引进美国管理理论的大门。MBA教育、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是这一创世纪引进后取得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进行了企业管理改革的尝试和探索,主要领域集中在质量管理、标准化管理和成本管理,企业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和管理权限下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模式遭遇全面挑战[8]。但真正的企业管理,严格地讲,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才开始实践,即以股份制改革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才真正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走上现代化轨道。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将这一方向明确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以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遵循中央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政策指导前提下,企业也放开手脚,大胆采纳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管理技术,包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硬件和管理软件。比如ISO9000和ISO14000系列质量标准,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KPI关键业绩指标,SCM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和麦肯锡JDA管理模式等等。突出的企业案例有华为模式、王府井模式、海尔模式和邯郸钢铁模式等。而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WTO谈判也帮助企业在管理改革上更进一步。我国的管理理论研究正是凭借这一系列重大管理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管理学理论文章和著作如雨后春笋遍及中国大地。在顺势推进企业管理实践前进的正效应产生的同时,管理理论也使中国企业很快步入“乱花渐欲迷人[”的困境。许多企业产生食洋不化的病症,也有企业显现盲目跟从的迷失。曾经热销一时的管理咨询国际大牌公司美国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因给中国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像王府井百货、实达电脑和康佳电子集团提供的管理方案先后遭遇失败而被遗弃[9]。大批民营企业虽然抓住机会拾遗捡漏填补了市场缺口,获得了短暂的爆发式成长,但因管理资源匮乏很快遭遇持续发展的瓶颈,面对企业生产无法持续稳定增长和升级换代的困惑,人们自然回到一些老问题上“管理能不能创新而真正变成生产力?”“企业管理理论真的有用吗?”“中国的管理学往何处去?”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尤其是企业管理理论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坐标。

一个很有意思也很特殊的问题是,中国管理理论既无丛林派别,也无路径和范式,属于纯粹从国外引入后组合改造并聚集而成的理论。最大的硬伤是管理理论缺少原创。曾经热议一时的曾仕强教授提出的“中国式管理”主推中庸之道、安人修身和弹性管理并没有获得理论界和广大企业家的拥趸,相反却遭到激烈的批判和质疑。令人忧患的现实是,当企业全面产生管理困惑之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如何解决这一重大困难问题。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并不能完全寄望于管理理论界提供,除了管理理论研究者的集体努力以外,还得关注与管理理论界紧密联系的其他学科领域。其实,在我国,清醒的理性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探索者还是不乏其人。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的核心观点对拨开管理学研究迷雾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他说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道”,本质上也是管理学研究的“大道”。大道往往无形,而解读大道也经常使人恍然大悟:大道寓于常理。钱颖一教授提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田国强教授在2005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有另一番见解“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 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实际上,这种删繁就简的点破,往往使人对长久以来被弄得深奥枯涩的学术研究有豁然开朗之感觉。管理学理论何尝不是如此。如今的管理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模型和数据,追求建模的精准和复杂度,而以后却无人问津,毫无实用之利,成为弃之如敝履之物。一篇论文核心全在于组构和诠释一个模型,也许作者自己并没有搞懂。笔者认为,管理学从来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影响,对于管理学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绝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或刻意遮掩。我们有理由期待管理学研究者调较写作观念、改换研究方法,化繁为简,找到研究的正确支撑点,走上日益繁荣的管理学学术研究之路[10]。

作为更加明确而具体针对管理学本身的见解,可以参考著名管理学家谭力文教授在《论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中的观点。谭力文教授告诉我们“管理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颇多。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些颇多的问题使得管理学很难按照一般学科的规律对其进行规范的界定和进行科学的梳理,也让管理学既像一门科学(学科),又似乎游离在科学大门之外,形成科学、艺术、实践混杂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管理学科复杂与混沌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也应包括一些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在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多角度、多视野的问题,甚至不乏存在的一些随意,造成了这种其他学科不多见的自乱阵脚现象”。“管理概念的内涵应该十分明确了。即无论如何定义管理的概念,依据管理工作的基本特性,管理的概念中应该、而且必须包含人、组织、目标、协调这四个关键词。因为,管理工作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组织的成员开展的一类社会活动,即人对人的工作;管理活动是人类群聚后产生的一类活动,它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获取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和效率(获取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实现)目的的社会活动;所谓协调,在不同的组织中有不同的方法,如宗教组织依靠的是宗教的教义与成员的虔诚,军队依靠的是等级纪律与权力结构,而企业,作为一个依靠市场竞争生存的经济组织,它的协调机理和过程更为复杂。所以可以对管理给出这样的简单定义:在组织中,为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目的的社会活动”。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存在着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经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在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定义、基本理论与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完成了其构建。对此理解和感悟的基本条件是,在充分注意管理学理论的社会科学特征的基础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了解人类群聚建立组织的基本规律,深刻地把握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了解管理学理论经典专著中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描述、抽象与总结,仔细揣摩经典理论中大家们对管理活动的深刻分析与论证过程。”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视角正是把握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的关键问题,廓清人们纷繁复杂的混乱思维,引导人们朝着一个更加清明和更加简单的路线重新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

笔者始终认为,纠正偏失的管理学理论坐标,离不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管理学界的集体智慧苏醒和达成通识并展开共同的努力;这一条路线基于组织性行动标准。没有组织和组织纲领,完成一项卓越目标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笔者建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中国管理研究院做出一些突破常规的创新性计划,解除目前已经形成的管理学研究积弊,引领中国管理学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另一条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管理学理论的惟一标准。无论何时何地,管理学研究者对管理实践尤其是企业管理实践应始终不离不弃。关起门来不闻不问生动的管理实际情况只会导致管理学研究愈加衰败。关于这条路线,哈罗德・孔茨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直到近些年,几乎所有试图分析管理过程并寻找理论支撑以帮助提升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都是那些拥有管理艺术而又善于反思多年管理经验的实践者。因此,至少在将一般管理视为一项以脑力为基础的艺术时,最早的有价值的著作都是由像Fayol,ooney,Alvin Broen,Shel-don,Barnard和Urwick等这样一些有经验的实践者撰写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是那些学术化实证研究的顶礼膜拜者,也不能忽视有这些[光敏锐的实践者从他们数十年管理经验中所提炼出来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些管理经验总结显然没有使用问卷调查、受控访谈或数学方法,仅仅依靠实践者的观察所得出来的结论,很难被认为是先验的或理论性的”。“ 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否认,管理理论精确性的终极检验一定是实践,而且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必须从现实中发展出来”[11][12]。

三、无悔并无愧于管理学理论研究

后生选择管理学作为学习研究目标并没有过错。第五代管理学理论强调学习,致力于知识型管理,其目的是力求全员学习,实现管理过程中知识共享。作为有志管理未来企业或为未来企业提供有效管理理论的年轻人,应该鼓励和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学习管理学理论。这样,已经进入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有义务尽量做好管理学的高标准个人研究,也有义务指导和引领后学者的学习研究。

笔者相信,我国有无数令人尊敬的学者专家在孜孜以求地耕耘管理学这块沃土,而我国管理实践素材异常丰富,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大幅度提升,企业对于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的接受也比从前变得更加容易。同时,官方对于管理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仅中国管理研究院的专职研究队伍超过900人,政产研学一体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虽然,目前人们对我国管理学有着深刻的固见,学术氛围并不好,但通过理性疏导和正确指引,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同仁应该具有更好的研究保障,相应具备更加宽阔的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研究路径。所以,选择了管理学研究的人们应当无悔于自己的决断。

当然,面临管理学理论严重脱节实践的现实,有责任的管理学研究者应当首先致力于改变现实,挽回实践界对管理学理论失去的信心。“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课程,在管理实践者看来,都是由那些虽然很聪明但缺乏管理经验的教师来担任的。这看起来就像是在医学院里由那些从来没有手术经验的教授来上外科手术课一样”。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心惊肉跳,管理者和管理学研究者应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防止继续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次要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登记指标,建立以“引用者、读者、使用者”为核心,按照研究者类别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再次,要尊重珍视国家给予的研究机会和研究资源,坚决摒弃不负责任的浪费研究经费的行为。如果研究经费是自有资金,那么对研究者及其脱离实践的自娱自乐的理论可以不批评;但如果研究经费来自公共财政,那么,纳税人或评论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批判。有些研究者拿着纳税人的资助经费,做的是源于文献的研究(或文献导向的研究),甚至文献引证和总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出了论文主体部分,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这是有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不耻行径[13]。最后,管理学研究者应当讲究与广大管理学理论受众充分对话交流的语言技术,不可随心所欲地发表有语义障碍的管理学言论,防止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的隔阂产生。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脱节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界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沾沾自喜,而实务界却把巫师当作大师,把深刻的理论曲解或误传。更为严重的隐患是,很可能让人民群众把管理学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14]。

时代选择了管理学研究者,即赋予了管理学研究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而管理学研究者选择管理学研究,即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革新除弊振兴中国管理学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谭力文,包玉泽.20世纪的管理科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12-184.

[2]张 钢.管理学基础文献选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80-119.

[3]BENNIS W G,O’TOOLE J.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5(5):18-19.

[4]PFEFFER J,FONG C T.The End of Business Schools?Less Success Than Meets the Eye[J].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Education.2002(1):50-55.

[5]孙继伟.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界定依据、深层原因及解决思路[J].管理学报,2009(9):14-17.

[6]张玉利.管理学术界与企业界脱节的问题分析[J].管理学报,2008(3):45-48.

[7]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中国不高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3-200,237-289.

[8]刘源张.中国管理学的道路――从与经济学的比较说起[J].管理评论,2006(12):33-34.

[9]李京文,关 峻.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方向之管窥[J].南开管理评论,2009(1):68-72.

[10]王仕军.西方经济学企业理论科学的三大体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4):38-41.

[11]高良谋,张媛媛.管理理论丛林的成因及反思:走向统一的探索[J].管理现代化,2009(4):107-111.

[12]吕 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经济论坛,2009(15):28-29.

[13]伍海平.对更新完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探索[J].学术交流,2009(8):73-75.

[14]谢东升.东方管理的应变思维模式研究:基于《易经》“不易”思想的探索[J].上海管理科学,2009(4):47-49.

A View of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Guo Anyuan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

Abstract: Management as 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is hardly worthy of the name. Its being los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ed in chaos in management theory. That the management theory separated from practice is a kind of seri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ers’ entertaining-style research and camouflage-style research for obtaining research funds should be banned. The management researchers with responsibility should work hard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and make all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with the unique sense of mission.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92-02

旅游经济学运用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工具和方法，分析旅游活动所引发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和经济影响，从而揭示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它是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基础课，专业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但由于旅游学科发展的滞后性，旅游经济学课程建设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或不足。必须以专业发展和学生为本，在优化重组教材体系及内容、改革创新教学方法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教学改革，方能构建起优质的旅游经济学课程，促进旅游教育和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课程定位存在偏差

不少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将旅游经济学定位为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等课程在旅游中的一般结合，存在明显的偏差，导致旅游经济学在具体教学中出现既与经济学、又与专业课程无谓重复，既影响教学效果，更影响课程学习积极性。

（二）教材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1.从经济到经济的旅游经济学。相当部分的旅游经济学教材编写缺乏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简单借用、机械移植或生搬硬套经济学理论，缺乏基于专业特点基础上的深刻思考和研究，甚至出现明显的常识性理论错误。让学生感觉旅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雷同，类似于重复学习，不过是经济学理论照搬照套于旅游业而已，没有针对性，甚至认为旅游管理专业是拿来主义，缺乏富有特色的成熟理论体系支撑，进而失去课程乃至专业学习的信心，不少学生申请转专业。

2.从管理到经济的旅游经济学。也有相当部分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内容大而全，除经济学基础理论外，还试图包罗管理学的多数知识结构。不少章节与旅游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企业管理学、饭店管理学、旅游市场学、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学、旅游投资学、旅游产品规划开发等课程重复，给学生以旅游经济学是个大杂烩，感觉什么都学了一点，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学到；等到后来学生再学上述被包罗的课程时，就感觉专业学习就是不断重复、如同嚼蜡，失去学习的好奇心和动力。

3.从技术到经济的旅游经济学。近年来，随着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博士的不断增多以及部分学习背景为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人员加入，旅管专业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及经济学理论功底均有所增厚。于是，在新出版的旅游经济学教材中，少部分体现出明显的技术经济学特征，满书的公式和模型，从形式上看似显著提升了旅游管理专业教材特别是旅游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但好看的只是形式本身，难脱为了深刻而形式深刻之嫌，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可言，将此类旅游经济学教材称为旅游技术经济学更为妥当。可以说，当旅游经济学完成形式上的追求时，我们马上就会陷入一种空洞的感觉之中。这导致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望而生畏，看不懂、学不会，对旅游教育并无多大裨益。

（三）课程教学方面存在的不足

1.教学方法相对陈旧与落后。传统教学观强调重点突出、条理清楚、表达清晰 语言精湛、讲解透彻等，于是教师成了演员，老师讲、学生记，老师写、学生抄，注重教而非学，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主体需要没有得到切实满足，学生缺乏思辨冲动和想象维度，学习缺乏主动性，课堂教学气氛沉闷。如受此种传统教学观指引，则旅游经济学教学必然多局限于课堂讲授，满堂灌、以知识单向灌输为主，不能达到教与学共鸣、共振效果，影响到课程教学效果 [2]。

2.忽视旅游业态的实际性与时代性。旅游经济学本应是浓缩旅游业态的窗口、反馈旅游发展前沿信息和热点问题、跟踪旅游经济发展动态的课程，重在立足现实、与时俱进。而现有授课内容反映旅游现实问题不足，诸如旅游的区域合作、无旅游资源地的旅游发展、景区定价、公共产品供给、政府规制等少有涉及。就书本而书本、脱离现实，忽视旅游业态的时代性，教学内容的滞后与旅游业快速变革和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影响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热忱，也相当程度上降低了课程应有的作用。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思考

（一）优化重组教材体系及内容

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旅游教育也在快速发展。目前，全国开办有旅游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200家，在校学生多达数十万人。为应对旅游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近10年来，旅游经济学教材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呈现出数量上的繁荣。但冷静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较好满足旅游管理本、专科办学切实需要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原有教材要么试图将经济学、管理学二者兼收并蓄、大而全，要么照搬照套经济学、缺乏专业特色，要么太技术经济化、需求不足，很难指望马上出现能够融理论性、专业性、前瞻性、实用性、兴趣性于一体的教科书。

就此，有条件的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可自编旅游经济学教材或讲义，可组织包括经济、旅游经济、技术经济、管理学等经验丰富的教学团队，优选3-5种旅游经济学教材，以某一教材为基础，其余教材为支持，对旅游经济学的体系、内容、案例、习题等进行优化组合，形成全新的自编教材或旅游经济学讲义。订购一本基础的旅游经济学教材、同时配发自编教材或讲义，讲授以后者为主线进行。教材或讲义首先应有效契合旅游业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在实际教学中要不断增删一些内容，密切结合旅游业现实的变化和旅游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应用教材或讲义要灵活，不必过分拘泥于教材或讲义；此外，还要尽量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但绝不能照搬。

（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

1.准确定位旅游经济学课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对旅游经济学课程定位进行纠偏，将其定位为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专业性课程。其承上启下，既会借用经济学、管理学的必要基础理论，更是对后续专业课进行整体的知识准备、让学生建立起对旅游学的整体认识，还要帮助学生形成专业思维模式。这就要求在具体教学中对问题的分析要有一定的专业深度，以引导学生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以专业的思维模式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为此，必须从总体上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创新创新：构建研究式素质教育以替代传统注入式讲解教学方法，不但教给学生知识，还要教给学生自主学习知识的方法；提倡跳跃型平台式教学法以替代连续型细节式传授，不是普通地讲解全部知识，而是有重点地、跳跃性地讲授重点知识；以多形式互动交流教学模式替代单一讲授课堂教学，促进教学相长。此外，一些被证明卓有成效的教学法如归类总结教学法、举例分析教学法、类比法、演示教学法、读书指导法和自学指导法等也应加以有机的整合使用。

2.科学引入案例教学法，提升案例教学效果。案例教学法是运用典型案例，通过学生独立思考和集体协作、对案例信息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达到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互动式教学方法[3]。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水平；有利于学生培养和提高综合素质，发挥学习主动性，激发求知欲，培养其创新意识及能力，达到教学互促。当然，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引入案例教学不必如MBA教学般以案例教学为主，而应坚持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并重，理论教学帮助学生了解课程基本的理论体系、分析重点、难点，是旅游经济学教学不可缺少的基本方式，而案例教学作为一种辅助方式，是理论教学的延伸和深化，可选择合适章节和原理进行。

3.倡导研究性学习，开展旅游经济热点讨论。旅游经济学教学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变成学生掌握研究方法、启迪智慧的过程，成为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阶梯。为此，其在传授理论课的同时，应设置相关内容组织学生讨论或写报告，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创造能力及人际关系能力。旅游业变革和发展快速，旅游实践大大超越了旅游经济学教材所涵盖的内容，理论研究、教材建设显著落后于旅游实践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为稍许填补两者之间的深壑，在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关注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4]，适当开展对旅游经济热点问题的研讨，这不仅可以增进互动、活跃气氛，而且有助于学生了解旅游经济现实、实践联系理论，提高课程学习的效果。

4.强化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对旅游经济的感性认识。旅游经济学既是旅游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又是应用经济学，但教学环节中往往并未设置实践性教学内容，有必要增加部分实践性教学。如组织学生开展调研和实习基地考察，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强化对旅游经济理论的再认识，开阔眼界、拓宽思路，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核方式多元性，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考核方式上，一方面除闭卷考试外，还可以采用开卷、口试、半开半闭等形式 [5]；另一方面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可要求学生写一篇的旅游经济学论文或报告，并给出分数，促进学生综合业务素质的生成。

参考文献：

[1] 汪季清.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J].科技信息，2010，（21）:519-520.

[2] 谢兴萍.旅游管理专业（应用本科）《旅游经济学》教学改革初探[J].中国科技信息，2009，（21）:248-249.

[3] 瞿华.案例教学法在旅游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5）:85-87.

[4] 杨晨霞.对《旅游经济学》课程及教学方法的一些思考[J].消费导刊，2009，（8）:177-178.

硕士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2009年1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的知名经济学家当中，茅于轼先生是“最为独特”的一位了：年近半百，才开始跨进经济学圈；非科班出身，却以自己原创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建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行将老矣，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向社会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传道士”，并尽余热致力于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的扶贫活动……

在几十年的经济学术研究生涯中，“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茅于轼先生不但以通俗直白、精练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系列引导读者进行思考的高质量经济学论文与专著，而且还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与此同时，茅于轼先生还把注意力投向了道德、人权、自由主义等社会课题，用刀锋一样的笔头深刻地剖析和揭示了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由此，茅于轼先生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和“中国的亚当・斯密”的美誉。

尤为有趣的是，曾经有人为华人经济学家排出了一个座次，没想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没有经济学学位、“经济学基本上是自己悟出来的”茅于轼先生――有喜好调侃的媒体就拿着这份座次表去询问排名在第二位的张五常，却见这位“狂人学者”也叹服地说道：“那是没有问题的。”

出身世家，适逢战乱：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和成熟

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这是一个堪称名门望族的大户人家：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末期的一名武官；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早期留学美国并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的第一代铁路机械工程师；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以升是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和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的桥梁设计专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女士也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陈吟诗是清朝末期的一名举人，三哥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大哥陈霆锐是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

在祥和务实的家庭氛围中，小小的茅于轼无忧无虑地开始了人生当中既安定且幸福的童年时光。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出于抗战的需要，身为高级机械工程师的茅以新受命赴广西组建柳江机器厂，八岁的茅于轼只好跟随父母从南京来到柳州，随后又因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被迫辗转于桂林、重庆、贵阳等地。

在不断的迁徙中，茅于轼的书也读得“磕磕绊绊”，今天在这儿上课，明天在那儿上课，以至于小学换了六所学校、中学换了七所学校。1944年10月，日军在连克河南、湖南之后开始进逼广西桂林。这个时候，茅于轼才十五岁，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只好中断学业跟随着母亲（父亲茅以新在忙着工厂的搬迁事宜）坐在挤满了人的大卡车驾驶棚顶上颠簸着沿黔桂铁路线往贵阳方向撤退。一路上，雨雪夹击、饥寒交迫，无论是逃难的人群、丢弃的物资，还是凄惨的哭声、轰炸的敌机，都给茅于轼留下了一生都不会磨灭的印象……

除了“不能正常读书”之外，颠沛流离的生活还在茅于轼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另外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记――馋。当时因为抗战压缩各级公职人员的工资，而物价却在不断地上涨，茅家本来就靠茅以新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如此一来用度也就更加捉襟见肘了，所以很少能吃到肉，青少年的茅于轼是在“馋”的欲望下度过来的。

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使得茅于轼愈发地成熟和自律了。每天，看着父亲需要忙碌公务、母亲需要操持家务，懂事的茅于轼就非常自觉地坚持读书、学习――即便是在放假的时候也丝毫不松劲儿，然后带着弟弟妹妹到一边去玩耍，而且还时不时地联合着弟弟妹妹帮着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于是，在艰难的时事中，茅家始终都洋溢着驱散寒夜的乐观且融洽的家庭气氛。

值得庆幸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45年2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茅以新接到国民政府交通部“尽快到战时陪都重庆报到”的命令，就带着一家人从贵阳来到了重庆，在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处寓所里安顿了下来。随即，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的茅于轼也“插班”进入了重庆一中，接着又考入了重庆南开中学的理科班。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学校的伙食有了改善，饿和馋不再困扰他，一直到1960年的他才再次尝到了极端挨饿的滋味。那是一种要命的痛苦。

一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的夏天，茅于轼顺利地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

中年转行，迎难而上：

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1950年夏天，二十一岁的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了。

摆在他面前的有这样几个去向可选择：一、留在上海。这里距离老家比较近，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二、到北京去。此前，父亲已应邀到新中国的铁道部担任机务总局副局长，家人也都迁往了北京定居。三、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急需人才的地方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茅于轼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两个条件优越的去向，选择了既寒冷又遥远的东北边陲之地――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局，做了一名开火车的实习司机。

在实习机车驾驶的过程中，茅于轼用从大学里学到的物理学和热力学原理解释进而指导机车的操纵和焚火。同时，茅于轼经过努力研究和亲身实践，还帮助机车驾驶员制定了一套利用动能闯坡的操纵方法，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齐齐哈尔铁路局所辖的绥佳铁路上火车通过坡道的难题。这就是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杂志上的有名的“郑锡坤动能闯坡理论”论文。后来，茅于轼进一步把实际驾驶经验和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写成了《蒸汽机车的操纵和焚火》一书，交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

因为勤奋、踏实和贡献突出，茅于轼两次被齐齐哈尔铁路局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先后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1955年，铁道部筹建科学研究院，把年仅二十六岁的茅于轼调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的研究。

就在茅于轼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1958年，在愈演愈烈的反右运动中，一心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茅于轼，因为之前提出过“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和“如果要见一位科学家，是前往科学家处，还是科学家去见”的意见，先是被认定为“思想上有问题，但立场上没有问题”，继而又被宣布为――这样，挨批和整天受教育不说，就连工资也连降了两级；时隔不久，又被送到了北京东郊环形铁道试验线当养路工，1960年再度被下放到了山东滕县（现滕州市）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正值灾荒，到处都有人饿死。茅于轼住在村支书的家里，起初还能保证一天一斤粮，后来粮食紧缺了就是极端的饥饿。很快，茅于轼的身上就浮肿了，没有一点劲儿，每走一步路都好像是在爬山。很多时候饿急了，茅于轼就去捉蚂蚱烧着吃。蚂蚱吃的草在肚子里消化成了味道奇苦的黑色黏质物，但饿急了的茅于轼也顾不上这些了，照吃不误。可以说，正是蚂蚱救了茅于轼一命。

灾荒过后，有一段安稳日子。也就是在这短暂的两三年里，茅于轼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好景不长，“”开始后，一位自视为“革命”的街道积极分子领导，为了立功邀奖诬陷茅于轼家是“资本家”，结果引来了红卫兵的翻箱倒柜和大打出手，茅于轼也以“首都危险分子”的罪名被发配到了山西大同机车厂进行“劳动改造”。

值得庆幸的是，大同机车厂的领导和工人发现这个从京城下放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别人“确实不一样”之后，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除了允许他在晚上看专业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大胆地启用他参与内燃汽轮机车的设计，为厂里解决一些技术上的疑点和难题。如此一来，茅于轼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不少课题还颇具典型性与价值性。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计委、经委、科委等下达系列科学研究课题，有关部门就把茅于轼从山西大同机车厂借调到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参与两个铁路建设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也就是在这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的过程中，茅于轼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铁路工程师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了经济学的重要性――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在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得茅于轼豁然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的问题。认识到了这两点后，茅于轼顿时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直至富强起来，尤为需要经济学。于是，在一来二去地推敲最优化的问题中，茅于轼慢慢地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5年，四十六岁的茅于轼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

在学习的过程中，茅于轼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学东西，不一定非得注重做题或者是学习技巧，而是要注重对定理的深刻理解。比如说，学习一个原理的时候，除了要知道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立的之外，还要找出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要找出一个反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弄懂它。同样，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也一定要尽可能地尝试着去再“发现”一遍，这样才可以保证有新的认识乃至收获。

就是靠着这种最为简单但却是最为直接的思考方法，茅于轼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在1979年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中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1980年，茅于轼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这次培训，使得茅于轼正式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全貌，也极大地启发了他的经济学思路。此后，茅于轼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然后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印证，不断地坚定和完善着原先的经济思想。

这个时候，由于日益转向对经济理论的专业层次的思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的工作环境也就显得不够适宜了。为了寻求一个更好一点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却因不是学经济出身而遭到了拒绝；随后，茅于轼又去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商谈，没想到还是被拒绝了。吃了多次的闭门羹，茅于轼却丝毫不在乎，继续为这个事四处奔走，最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茅于轼偶然和择优分配原理的另外一位发现者――王国乡相遇了，就谈起了工作调换的事。恰好，王国乡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李慎之，就把茅于轼介绍给了他。一番闲聊之后，李慎之当即拍板：“这样吧，你就来美国研究所好了……”说起来，事情多少有些好笑――李慎之看中茅于轼的并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才识，而是与自己一样当过。当然，在李慎之看来，多少都是有些才能的。对此，茅于轼也曾开玩笑地说：“大概因为他是，所以特别照顾我这个。”而谈起对李慎之的感觉，茅于轼的用词也是“喜欢”、“佩服”。

1984年9月，茅于轼终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从此，茅于轼的身份由机械工程师转换成了经济学者。

1985年，应“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之邀，茅于轼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该书出版之后深受读者的欢迎，前后印刷了七万册仍旧脱销。对此，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中撰文评介道：“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凭借着这本专著，茅于轼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1986年，作为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茅于轼来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来之后，茅于轼以随笔的形式从就业、生活、制度、价值观到宏观经济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经济体制，用经济学的原理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从而引导读者进行自我思考以便从中体会出自己所能够掌握的经济学。后来，茅于轼把这些随笔文章汇编成一本生动精致的书――《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从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连续十年畅销不衰的经济学著作。

1987年，应瑞典政府出资建立的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的邀请，茅于轼开始担任其顾问，前后长达七年之久。在这个有着若干工作小组的国际研究机构中，茅于轼是唯一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顾问。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茅于轼还在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等畅销著作。

“学问之道的高级境界是深入浅出，经济理论也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本着这样的信念，茅于轼写报刊随笔和长篇专著的时候力求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进行叙说，字里行间充满着坚持正义、为民请命的激情，并理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科学性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尤为有趣的是，茅于轼的随笔和专著还慢慢地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新加坡经济学家王建国就对茅于轼的经济学文章颇有研究，认为茅于轼的经济学体现了对平民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当之无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在不懈的追求中追逐梦想和享受快乐

1993年，六十四岁的茅于轼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了。

按照常人的逻辑，退休之后就该好好地享享清福了。然而，茅于轼却比上班时更忙碌了。

除了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还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另外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山西成立扶贫基金会，开展乡村小额贷款项目。

1993年9月，茅于轼把自己的五百元现金交给了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和脱贫致富，从而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和共同富裕的理想。

几年之后，茅于轼的扶贫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但帮助当地的很多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还从运作过程中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农民的市场意识，懂得为什么要支付利息，要按时还款。慢慢地，茅于轼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2002年6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给茅于轼写来了一封亲笔信：“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情况深感兴趣，这正是我想在中国积极推动的工作。我知道你能够以百分之六的利率动员储蓄，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无息或百分之十二的利率把款贷出，并且保持高水平的还贷率，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已经叫我们的北京办事机构会同你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有益的合作……”

第二件事是，在北京成立富平家政学校，拓展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渠道。

2002年3月，针对农村女孩就业无门和城市需求大量保姆的现实情况，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北京通州创办了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来自农村的女孩，再把她们介绍到城市的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到2008年为止，已经有来自甘肃、河南、山西、湖南、陕西等地的一万三千名农村妇女通过“富平学校”的培训得以从贫困的乡村走了出来。

可以说，从茅于轼身上体现出来的智慧、慈悲以及平民化等精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更有甚者，一个二十九岁的小青年还把茅于轼的照片挂在了自己的床头用作精神激励。而经济学家盛洪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