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1篇

⒈纪检监察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一是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学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以“学条例，讲正气，树形象，促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近年来查办的个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以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教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规范干部从政行为。深入开展勤廉公示工作。注重在公示中解决实际问题，自勤廉公示工作开展以来，对名正科职领导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诫勉谈话人；梳理案件线索条，纠正问题个。二是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去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查结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件，党政纪处理人。乡镇件，县直件，县纪委自办件；党纪处分人；政纪处分人；双重处分人。查办万元以上案件件，万元以上案件件；涉及乡科级干部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收接来信、来访、电话举报件次（其中市纪委摘转件），办结件，办结率。三是不断深化纠风和专项治理工作。向家行风重点单位反馈有关问题个，并督促其及时整改到位。继续加大对教育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次，立案查处教育乱收费起，清退不正当收费数万元，没收万元，政纪处理人。加强工程建设专项治理，认真开展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四个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大治理公路、河道“三乱”力度。推行建筑工程、土地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市场廉政准入制度，促进了市场的规范、高效、廉洁运作。实行软环境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违反软环境人和事的查处力度，受理各类投诉件，办结件，办结率以上；党政纪处分人，通报批评人，辞退人，行政拘留人，责成书面检讨人。

⒉稳定工作打开了新局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各类矛盾相继凸现，从渠道反映问题、要求解决的情况相对增多。我们高度重视来信、来访工作。以三月份“百日维稳”集中行动为起点，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奋力拼搏，攻坚克难，一举扭转了年初工作被动局面，群众活动由混乱无序向平稳可控的态势转变。据市局通报，今年以来全市群众到市上访批，其中我，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全市群众到省上访批，其中我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全市群众赴京上访批，其中我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各项指标在三县两批中均排在前列，特别是在国庆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期间，我县无一例去省集访、无一人去京上访，稳定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

⒊计划生育工作登上了新台阶。以创建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为契机，围绕各项工作目标，强化组织领导，狠抓措施落实，全县计划生育率达到，人口出生率‰，行政执法行为不断规范，期内综合避孕率、统计数字准确率、合格村率、生殖保健服务以及知识普及率均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注重计生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在全县计生系统内采取公开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名乡镇计生服务站站长；针对乡镇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技术人员偏少等问题，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了名计生微机信息管理和卫技服务人员。

回顾去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得益县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干部群众的务实苦干。在新一年里，我将严格按照县委的要求，立足本职，务实苦干，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

一、关于纪检监察工作

⒈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在突出重点，抓好县纪委自办案件的同时，加强指导，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监督检查，认真落实办案工作责任制切实抓好基层，特别是县直机关案件查处工作；进一步加大对腐败分子经济处罚和追缴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⒉切实抓好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落实。认真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结合实际，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积极探索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⒊深化纠风和专项治理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学习《行政许可法》；加大对土地征用、工程交易、政府采购、城镇拆迁、农民工工资发放、教育收费、农民负担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中心，积极推进软环境整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惩治力度；明确目标，强化措施，扎实开展建设“诚信泗洪”和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经济的有效性。

⒋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努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格局。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学廉、述廉、谈廉、评廉、考廉机制，完善廉政谈话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严格考核，抓好落实。

⒌狠抓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法制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公仆意识、奉献意识，自觉当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强卫士，积极同一切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经济、法律、科技、管理、业务等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防范和揭露腐败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完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艰巨任务的需要。

二、关于稳定工作

⒈探索新形势下工作新机制。坚持和完善领导接待日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建立科学、规范的接待、受理、答复、处理群众问题的程序、制度和办法。建立健全突发性和联席会制度，推广听证会有效机制，积极探索处理问题的终结机制，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突出问题。

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进一步完善工作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包案负责制、强化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建立健全案件查办制度，严格规范案件查处上报程序，对上级领导批示信件和上级部门交办件，明确领导包案，落实专人负责，确保查办质量，遏制群众上访势头。实施稳定工作重心下移，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基层，把心操在基层，把劲用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矛盾化解在基层。

⒊加强工作基础网络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基层网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县乡村组四级网络，积极构建统筹兼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综合治理的大工作格局。引导各级党委政府发动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一起做好稳定工作，形成上下协调，各方配合的工作机制。坚决实行稳定工作“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执行“谁主管、谁负责”和“首问负责制”。

⒋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法制意识，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一切要依法行政、依法行事，依法办事，坚决维护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不断加大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了解政策，提高政策观念和法制意识。在化解矛盾中说服群众，引导群众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教育群众进行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极少数企图插手、利用挑起事端、破坏全县安定团结局面的不法分之，司法机关及时介入，依法予以打击。

三、关于计划生育工作

⒈加强基础建设。加大村级管理力度，重视村级班子建设，强化村级和乡镇驻村包片的干部责任，扎实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试点工作，提高组织化程度，引导育龄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坚持分类指导，继续实施后进乡镇重点管理，全面加强动态性、过程性监督检查，着力推进后进转化。做好创建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前期的各项工作，对计生工作后进的乡镇要分析原因，拿出改进方案，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改进的，追究责任。坚决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⒉提高依法管理水平。利用多种形式，加大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意识。加强计划生育执法管理，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合同签订率和履约率，以此规范广大育龄夫妇的婚育行为。加强“七个不准”贯彻执行力度，坚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在征收社会扶养费和查找外躲对象过程中，既要坚决纠正各种行政侵权行为，又要加大依法行政力度，保证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和外躲对象追找到位。依法规范党员干部计划生育行为。对群众反映的党员干部超生和包庇亲友超生案件，坚决做到快查快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民主监督制度。

⒊全面推进优质服务。按照省委、省政府规定标准，加强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全面推进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系列技术服务，切实做好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夫妻提供基本项目的免费服务。确保全县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率达到以上。拓展和深化宣传教育的内容，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从以往着重宣传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建设和发展生育文化。支持业务部门与省市计生宣教中心、新闻单位开展合作，与县乡广播电视、科技卫生等单位密切配合，拓宽宣传空间和途径，营造强烈地社会舆论宣传氛围，以人口学校为阵地，结合季度服务，对广大育龄群众进行系统地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优生优育知识的教育，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普及率。

⒋落实奖励扶持措施和社保机制。千方百计兑现奖励扶助政策，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救助规划，将计划生育贫困家庭纳入各地、各部门的社会扶贫和救助的工作安排，采取结对帮扶、结对助学，建立计划生育公益金等措施，多渠道、多层次地建立救助体系。全面启动“关爱女孩”行动和组织实施贫困计划有生育家庭的“致富、安居、成才，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系列工程。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周岁儿童平安保险和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保险参保率和覆盖面。按照国家和省计生部门的统一部署，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扎实做好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有一个孩子年满周岁的夫妻奖励扶助工作，建议县落实配套资金，保证奖励政策兑现到位。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2篇

新税制实行，有人质疑：“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

1952年9月前后，财政部拟订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经中财委党组讨论通过，向总理作了汇报。薄一波回忆：“总理用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逐字逐句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新修订的税制自1953年1月1日起实行。为了配合税制改革各项办法的贯彻执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社论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并说明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商业在按税法规定纳税上处于同等待遇等。新税制之所以赶在1953年初出台，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完全是为了在消费旺季多征些税。他回忆：“新税制从9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3个多月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的工作没有去做，或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率。”

这次修正税制，一直是在中财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直到1953年1月3日，即新税制已实行了3天后，中财委党组才以告知的形式向和中共中央报告。

但是，新税制公布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波动和不满，引起了物价波动，扩大了地区差价，造成“批零划不清”、给税务工作带来实际困难等。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说：“因改变了税制，今年1月3日又调整了1370种商品的价格，两次调整后，几种基本生活用品零售价变动如下：面粉涨价6.3%（第一次加1.9%，第二次加4.4%），大米涨8.8%（第一次加1%，第二次加7.8%）。”1953年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位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状况。他们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看到山东、北京等地关于新税制问题的报告后，1953年1月15日，致信、邓小平、陈云和薄一波：“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5月下旬，在看了薄一波5月20日关于北京市零售物价不断上涨问题的调查报告后，批示杨尚昆：“此件列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议程），准备讨论。”1953年6月1日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所公布的对税制的若干修正（政务会议核准的），在政治上有原则性的错误。同时，这一问题事前未向中央请示，也未提交中央讨论，在组织上也是严重错误的。关于税制修订问题，由薄一波、曾山、姚依林等再加研究，提交全国财经会议征求意见，再交中央讨论。会议提出，原决定由薄一波准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现决定由主持。（《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953年6月9日，约请高岗、饶漱石、彭真、薄一波、、李、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有关事宜，议定了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并决定：（一）由、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李、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二）由、高岗、邓小平作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后来，会议总的经常主持人增加邓子恢、李富春。）会后，向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在6月12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他强调，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原定的会议议程主要有三项：五年计划问题、财政问题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但是，会议的发展同预先的打算不一样。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

会议指导思想发生变化

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幕。会间，薄一波介绍了财经工作情况；李作了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高岗、李富春分别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两个报告。会议围绕这些报告进行讨论，并针对中财委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中央对地方照顾不够，统得过多、过死等。有人还举例说，下边连针头线脑都没权掌握，困难很多。会前，高岗曾叮嘱东北局第三书记张明远等人，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言词比较和缓，张明远的发言主要是批评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会议第三天，6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思想”时，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观点，点名批评了薄一波提出的新税制。说：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向财经会议传达了的讲话，成为会议的指导思想。

7月11日，向汇报全国财经会议进行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指示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12日晚，致信薄一波：“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月13日，薄一波在九次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作关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和工作的检查。14日起，与会代表对薄进行“批评与帮助”，会议气氛从此紧张起来。（《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按照的指示，会议以检讨“新税制”为中心，批判薄一波的“右倾”错误。（对新税制出台时薄一波等人没有向党中央汇报表示严重不满，严厉批评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与会代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发言相当尖锐，如黄克诚批评薄一波有圈子；谭震林拍着桌子说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

对薄一波的批判，还联系到刘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等问题的讲话，形成了“批薄射刘”的局面，有了“批薄另有后台”等传言，会议出现了一些复杂局面。财经会议前夕，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去莫斯科听紧急通报。党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去，陪同他去的是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报告了苏共紧急通报的内容，原来是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高岗突然去苏联，引起与会者的特别关注，也引起不少猜测，因此许多人到他家里去打听情况，对苏联发生的事都很震惊。因为生病正在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并带领大家去了。当时有种说法这是本人的意思。同去的有谭震林、邓子恢、陈正人、罗瑞卿、陶铸、谭政、萧华等约二三十人。在同他们见面的过程中谈及中央的权威问题，表示：“目前白区党组织的一批干部控制着要害部门，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很危险，容易把党引向歧途，现在薄一波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苗头，这件事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跟主席说的，我们跟了主席这么多年了，有的是从井冈山、从闽西就开始的，有的是从陕北开始的，趁着现在还只是苗头要控制住，控制好了，就不会走向反面……高岗同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中共中央林陈集团专案组批转《与高岗、饶漱石是一丘之貉》揭批材料）华东局的第三书记，向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甚至直截了当地对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你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自林蕴晖《高岗被定为“”的原因》，《国史札记》）很明显，这话是冲着“华北山头”的安子文、彭真、薄一波等来的。王鹤寿与张明远谈话时表示：“林总看问题很尖锐深刻，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并对张明远说：“中央的情况，你不了解。”（张明远《我的回忆》）

高岗的发言稿经过主席批改

7月20日左右，休会三天，高岗和一些同志去北戴河看望陈云，谈了会议情况，希望他能发言。陈云表示，中财委的问题，不全是薄一波的责任，他也有责任。（张明远《我的回忆》）他明确表示反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提法。（林蕴晖《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7月23日，陈云提前结束休养，返回北京。7月24日晚，出席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传达了关于“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的话。7月25日上午，陈云去住所谈话。7月28日晚，陈云与、薄一波谈话。7月29日、30日先后两次与、和高岗、李富春等人谈话。（《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通过这些会面和谈话，陈云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8月6日，陈云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言，他首先指出：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对自己应负的责任，陈云表示：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定，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陈云年谱》）针对这次财经会议上有人说中财委存在着两条路线，陈云表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

1953年8月7日，高岗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发言。据张明远回忆：高岗的发言稿是他找几个人研究后，由马洪起草的，经过修改（笔者注――高岗对很敬重，说他有学问，“是个翰林”，在遵义会议是有功的，又有能力，对他要善于使用），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言辞并不尖锐。高岗说，他的发言稿不但请看过，还经过审阅修改，也给刘少奇看过，他还同少奇当面交换了意见。他向少奇表示，为了弄清是非，即使因此受处分，去当县委书记，也要坚持原则斗争到底，还说这一次少奇同意了他的意见和发言。高岗发言后，薄一波曾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有些问题提得太高了。高岗拿出发言稿给他看，上面有多处批改的地方，提到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

高岗发言中涉及“批薄射刘”的内容是：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一波抵制党中央和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认为这是一种空想，而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薄在1950～1951年，曾宣传说：……要发展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共产党员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在1950年4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也宣传过这种观点，在座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记得，我就起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主席批评说这是走法国的道路。薄在1951年党的生日写的纪念文章中，把合作化的道路说成“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国史札记》）

这个发言稿，不仅事先经过和审阅，而且还亲自作了重要修改，也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在会议的总结发言里，曾明确表示“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张明远《我的回忆》）高岗后来解释说：“财经会议时，是主席让我作个发言，我的发言实际上是保护的。新税制是薄一波搞的嘛！总理事务性工作太多，能够把主席的事应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资本家一边的人党内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税制，就得让他承担责任。会议期间，来跟我说过。后来陶铸、李先念来开会，说要见，拉我一起去，说军队的同志对新税法意见大，要我多做解释工作，总理不容易，不可能面面俱到。我跟说，给军队的同志做些工作，不要再给总理加压力了。后来，我的发言写好后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问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告诉主席是党内问题，主席说：“那就按党内问题处理吧。”（李力群《高岗生命中最后的五年》，载陕西省横山县高岗与中国革命研究会编《忆高岗同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关于陈云在财经会议上讲话所起的作用，党史著作一般的评论是：《陈云年谱》说，（陈云）的讲话以及后来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薄一波事后回忆说：“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金冲及、陈群主编的《陈云传》写道：陈云、邓小平虽然只参加了会议的最后一段，但他们的发言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对会议的结论也比较好做了。陈云、邓小平同、一起扭转了会议方向。（《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说：看到会议偏离了方向，就交代我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这样，会议气氛缓和下来。

实际情况是，陈云、邓小平并非薄的“救兵”。陈云7月23日回到北京，而邓小平8月3日才回京，哪来的火速？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应该是与沟通之后，按照毛的基本意图作的结论。据陈云年谱记载：7月25日上午，陈云去住所谈话。“新税制的结果是很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结论应该是经过了事先审阅的，如高岗的讲话一样。在会议结束时到会讲话，明确指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12日。《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他的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陈云和高岗两篇讲话主要精神的总结。

“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

1953年8月10日晚，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论报告，并进行修改。此前，曾对结论有关段落进行多次修改，其中加写了他概括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提法；并在引述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第四段论述即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内容之后，加写了“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处，都删去了“带路线性”4个字。

8月11日总结会议，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除检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等错误观点外，还检查了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问题上的错误。

当晚，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结了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经亲自修改的这个结论虽然删掉了“带路线性”的表述，但同时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并认为 “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一波同志进行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何立波《建国初期“新税制风波》，《文史精华》2008年第3期）

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大会上讲话，对于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薄一波进行了严厉批评，“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12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选集》第五卷）

次日，财经会议结束。

“谭震林的话是错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

这次财经会议历时两个月，非同寻常。对会议内外的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杨尚昆回忆：“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作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1953年11月4日，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开得不错，各大区能把意见摆出来，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这次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说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这话不对。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事情我都知道，总理的总结代表了我的意见。（张明远回忆，未刊稿。转引自《国史札记》）

关于“两条路线”的说法，也是不赞成的。如果定性为路线斗争，那牵涉的人就多了，事情也复杂了，绝不是批评薄一波一人能收场的。7月24日晚，陈云出席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已传达了关于“不能把华北的几个同志说成宗派”的话。这表明毛此时并不想整倒某些人，要维护党内的团结，并通过高岗、陈云等的讲话基本给薄的错误定了性，批评薄离开了总路线，敲打了几个人，刘少奇被迫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工作上有错误，解决了“总路线的问题”，目的已达到。

财经会议结束了，召集各大区领导人谈话，东北局找了高岗、张明远谈话。要他们谦虚谨慎，要团结虚心，各大局各有特点，东北搞得好也有它的有利条件。其他大局也有优点。这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正面教育。谈话中还说：“有人告诉我大权旁落，政权、财权、党权都在别人手里。这种说法不对。共产党就是这一个司令部，再没有别的司令部。”当时财权由薄一波掌握，组织部由安子文掌握，政法由彭真主持。他们都是在白区工作的，都是刘少奇所属的干部，不是身边的人。张明远走了之后毛又让高岗留下来说：谭震林“大权旁落”的话是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杨继绳《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曾当面向建议，中央内部既有些意见，最好专门召开会议谈谈。说：要等待时机。（张培森《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会后不久，高岗向中央提出休养，他原计划带着全家去大连休息。但是，坚持让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调查研究，顺便代他去看望一下（当时在杭州休养），高岗于是改变休养计划。（李力群《高岗生命中最后的五年》）10月3日，高岗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11月2日回到北京。

（作者系文史学者）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3篇

面对档案的印象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选的文献档案。编者说：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了解其领导人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

编者说：积极开发和利用这些档案材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面对数量浩瀚的解密材料，我首先打开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这一部分的第6卷。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仅涉《192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计605页(其中正文与附录约各占一半；正文除小部分已披露，有将近200页的内容是第一次公诸于世)。

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转折点，国际共运领导层也特别关注。当年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中国革命成了中心议题。档案反映了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主流派与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之间的论争。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是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

档案记录的主要是这四五个人的报告、发言稿、文稿以及会议记录，从中我得出这样一些印象：

一、他们都对中国革命非常关注，都表现出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这种精神都是一致的。如斯大林草拟的发给全国宣传员的宣传提纲，题目就是《中国革命问题》。布哈林4月19日给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也是《中国革命问题》。其第七部分是“四一二”后临时补充写的。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全部谈中国问题。托洛茨基在会上作了45分钟的大会发言，兴犹未尽，全部是讲中国问题。总之，共产国际对推进世界革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是极为明确的。

二、这些领导人个个长篇大论，甲乙丙丁，ABCD。对这样重要的政治文献，译者直译，句式长，是力求不伤原意吧。行文是大政治家的语言，高屋建瓴，而又力求鞭辟入里，可见他们对研究中国问题是花了大功夫的。

三、彼此之间坦诚相对，各抒己见。有相互的责难，甚至讽刺挖苦，大有剑拔弩张之势，这说明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苏联还有民主的空气。这时虽已有整肃的端倪，毕竟血腥的大清洗尚未到来，所以还没有出现赫鲁晓夫后来称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那种奴隶主义的政治氛围。

论争的实质和结论

1927年4月12日对中国革命是一个血腥的日子，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声中倒在血泊中。这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当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事件。

从档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在4月21日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宣传提纲中，对中国政治形势、各阶级的力量和关系有极详细的分析，提纲的最后他写道：“大家知道，联共(布)中央认为必须执行把(中国)共产党留在内部的路线，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内和国民政府内密切合作，使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并孤立，使之服从的纪律。”这和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岂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斯大林还写道：“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没有的，作为左派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手中。”“……由此可见，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内部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

的南京政府背叛革命之后，斯大林强调不可反对武汉政府，他说：“因为现时在这个地区内，除了革命的政权而外，并没有其他政权。”形势的发展是宁汉合流，这又立即了他的论断。斯大林以这种右倾思想通过共产国际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可谓一错再错。

斯大林这篇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的文件最后说：“反对派认为共产党最好退出……退出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退出战场……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这首先是针对陈独秀讲的。因为陈独秀一直反对中共加入。

中国形势的发展，不是彻底了斯大林的观点吗?可是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大会的总结发言中为之辩解。他说：“这能证明我们党执行错误的方针吗?绝对不能。失败的实际原因是社会力量的构成和这一发展阶段具体的运动。是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陈独秀在后来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地指出：“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的政策的错误。”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的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确是失败的主要保证!”

布哈林说：“托洛茨基不理解，一个时期的口号和指示，在一个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个时期是错误的。”他说：“实际上问题是这样，过去我们向提供武器(陈独秀曾向苏联申请以五千支枪武装工农，没有得到同意)，现在有谁还会同意这样做呢!”这难免让人想到，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有多少革命同志是死于斯大林提供的枪弹呢!这叫人不寒而栗。

同时，反对派则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托洛茨基针对斯大林的《提纲》在5月7日撰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计一万六千言。他一开始就说：“中央对斯大林的《提纲》并未讨论(却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其错误是头脚颠倒，尾巴主义的精神表现得照耀如明，如对此提纲的错误，不指出来实为莫大的罪恶。”他说：“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指导方针的失败。”他说：“中国共产党所有的路线出自第三国际，假如这一错误不公开地解释出来，4月事变的一幕将要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重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照从前一样，成为服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作一个无力的陪客，加入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府，那就应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现在还不是组织共产党的时期。”他指出：“斯大林在1925年曾称是‘工农政党’!(见《列宁主义问题》第264页)这个定义，可以说和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符合。这种观察是绝对错误的。”他指出：“关于武汉政府，人们从斯大林处听到的是‘革命中心’，是‘唯一政权’，同时在党的大会上，替冯玉祥大吹大擂，什么‘工人出身’、‘有希望的革命者’、‘稳健可靠的人’等等。重复过去的错误。武汉政府的领袖们，肯定要向右转，而与地主、资产阶级妥协。”“依照这个路线走下去，那于苏联和国际将有莫大危险，对此默而不言，即是共产主义的叛贼。”全文五十小节，不须多引了。

同属反对派的季诺维也夫更早在4月

5日(“四一二”的前七天)上书中央政治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中指出：“……孙中山是一个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被剥削群众的真诚朋友。但是，他自己的学说中仍然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很不重要的地位，早先的美国总统林肯是他的理想，(他结合中国情况，对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有了发展)……到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才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越来越注意工人运动，并且确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将越来越起巨大作用。”

他在谈到时说：“……元帅的权杖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恰恰是不可靠的。国民军的指挥员大都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相当数量不久前还站在北方(指军阀)那一面，共产党人在军队中人很少，总司令是，即的资产阶级分子，已证明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人。”(这和斯大林的分析相反)“民国政府直到最近都是这些将军手里的工具……和其他将军手里的权力是无限的……”

季诺维也夫说：“如果是一个革命的议会(斯大林强调这一点，甚至说我们不能把的青天白日旗丢掉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议会里，在政治上、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

他提出：“立即宣布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地和绝对地对的独立性。”要“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向人民说明其理由”。

揆诸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争论的是非曲直，早由历史老人公决。只是这些档案，向我们更清晰地说明，右倾机会主义源于何处。

作为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听命于莫斯科的主流派。但是反对派又拥有真理，陈独秀作为中共的总书记，虽然思想不通还是不得不执行国际的指示，居于矛盾漩涡中的他处境困难。

托洛茨基在国际执委会的发言中，点了陈独秀的名，他说：“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纲领，是确实的、最迅速的走向毁灭的道路，可这种危险，只有通过消灭帝国主义的人和来结束它。”对托洛茨基的批评，陈独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后来他在公开信中的第一句就说：“从1920年(党的一大在1921年)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的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劳动而功不补过。”他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批评。他是在服从组织的前提下，率先对斯大林说“不”的，他最终写出《告全党同志书》，既作自我批评，又揭发了国际的问题。后果可想而知：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继而被。

苏联反对派无立足之地

1927年，对中国来说是历史的转折。由于中国问题，对苏联、对国际也是关键性的一年。档案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建党原则，已开始向“专制独裁”演变。这在对中国问题的论争中已见端倪。这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上，讨论时虽说还可以相互诘难，但是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却未能面世，而且连档案中也没有留下来，而是几十年后从西德发现的。后来陈独秀的公开信也被认为是文件，遭遇相似的命运，后来还是从敌档中找到的。

1927年，莫斯科上层对中国问题的争论，不过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插曲。这时已见端倪的社会逆转，很快到来了。许多革命家(包括季诺维也夫还有布哈林)在1934年前后，一批又一批被杀害，托洛茨基逃往国外，辗转一些国家，最终还是在墨西哥被暗杀。

1927年，对中国问题进行争论的这一出戏剧的苏联主角，得以善终者仅斯大林一人而已。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4篇

大家上午好。

今天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对我上周去师大参加培训做一个总结报告，首先我要感谢学生处的领导给我这次宝贵的学习充电机会，其次是要感谢一下在我离开的一周时间内，东语学院的其他3位辅导员通过辛勤的工作使我能够安心学习。最后是对后面陆续参加培训的老师提出四个建议，第一，最好能把数码相机带上，因为培训的所有内容都是通过ppt进行演示，有的时候会来不及记录。第二，准备一个文艺节目，因为这个培训不光是讲座报告，还有很多交流活动，我们这次就有篮球赛和文艺晚会。第三，认真听取培训内容，培训班的请的教授都是一些名家，培训内容很有针对性，可能十句话中九句都不是很重要，但是只要有一句箴言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就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工作起到很大的指导作用。第四，尽可能主动的和其他院校的老师多交流，于公于私都有益处。我的学结报告。不当之处还望各位批评指正。

本次培训班的全称叫“陕西省第一期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培训班”，培训地点是在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学术活动中心。全省近百所高校每校1个名额。陕西省教育厅的老师把这个培训班比喻成辅导员的黄埔军校，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培训于11月5日正式开始，到11月9日结束，整整一周时间。说句实话，本来这5天时间我觉得不可能真正学到什么，没有抱什么大的希望，但是通过学习和交流，使我的工作和管理理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让我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把工作搞得更好。在本次培训班的开班典礼上，陕西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处长张长保老师对我们简单介绍了全省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目前我省共有辅导员5734人，其中专职辅导员4386人，兼职辅导员1348人。辅导员与学生比为1：175。在这些辅导员里，博士辅导员有26名，硕士辅导员有961人，本科辅导员3443人，专科以下有1304人。省教育厅的要求是全省各高校必须在XX年9月前将专职辅导员与学生达到1：200比例的标准，否则将进行通报。这也是教育厅的领导让我们给各学校要首先汇报的。那么在本次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上我有幸获得大家推荐代表第一组的25所高校进行了总结发言，发言稿在会后被陕西省教育厅学生处的正处级调研员徐长初老师留下，以作为对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参考资料。而且有15所高校让我把发言稿的电子版发给他们。那么下面我就把经过精编后的本次发言稿也就是学结进行报告。

一、学习体会和收获

1.辅导员队伍建设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在本期培训班的开班典礼上，省教育厅的张长保处长用他那坚定的语气对我们详细介绍了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关注和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文件，在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辅导员亲切关心和殷切希望的同时也让我们相信这些举措的出台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涛老师在讲座中以“我们正处于我国高校辅导员工作最好的历史机遇期和事业发展期”为开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直接宣告了过去那个辅导员是“可有可无”的，“谁来都能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和机遇，我们辅导员理应以更加负责和认真的态度来做好本职工作，抓住历史机遇，真正理解“在塑造别人的同时更好的塑造自己”这句话，不断加强自我完善和发展。

2.对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任务的重新认识

说句实话，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今天，不要说学生，可能连相当一部分辅导员对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程度都不够。本次王涛书记的专题报告使我们对此项工作任务的重要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面对各种，作为一名高校的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自己首先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负责，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来重视和加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以世界上一些大党由盛转衰的历史教训不断提醒自己时刻关注和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实卫士。新中国是我党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决不允许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在我们手上发生。

3.对学生的管理方式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

辅导员在高校的管理对象不是机器也不是猛兽，而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且还是一群充满朝气的天之骄子，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方式不能刻舟求剑，要在新形势下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管理之路。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振亚教授用自己充满激情的演讲报告，从一般管理学入手，逐渐引申到高校中对学生的管理，使我们受益匪浅。首先，使我们对目前管理学生的方法进行反思，我们的管理方式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合法的?是不是容易让学生接受的?其次，我们从报告中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那就是将学生变成教育和管理的主体，引发他们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最后我们也充分意识到在管理中要确立“服务意识”，万事情为先，用师德之风，人格魅力去熏陶和感染每一个学生，加强制度化建设，用科学可行的制度来保障我们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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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辅导员加强学习的重要性

在本次培训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恐怕就是“辅导员要加强学习”这句话。那么首先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学生在面对一名博士辅导员和一名本科辅导员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在面对一名滔滔不绝，无所不知的辅导员和一名不学无术，一问三不知的辅导员时心态也是不一样的；在面对一个能把教育自己的道理讲透彻的辅导员和一个语无伦次，越说自己越糊涂的辅导员时的心态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因此，辅导员加强学习已经不单单是自己的私事，而是一种工作态度了。其次很多辅导员都处于“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工作状态，有意无意的一工作太忙为理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但是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真的就忙到一点学习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我觉得恐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部级优秀辅导员高老师在回答我提问的关于如何协调工作，生活，学习的时间问题上言简意赅的回答“要按照　工作——生活——学习的顺序来做，但是当学习成为眼下最需要做的事的时候，学习就是工作，那么什么时候才是学习是最重要的时候呢？我认为，当你教育学生的理论开始空洞乏味的时候；当你回答学生的问题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就是你要将学习转变成工作成为第一位的时候。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当辅导员在进行学习的时候，你的学生会增加对你的敬佩感。我举一个例子，当我的一名学生干部在看到我为准备考研而复习英语的时候对我说“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你工作这么忙还要抽出来时间学习，真佩服你”，在以后的交流中，她为了鼓励和督促我的学习每次都是拿英语给我发短信。这也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对于大学辅导员来讲，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工作，我们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不断地完善自我，从另一个侧面向学生展示你的能力。

二、建议和意见

1.辅导员的待遇问题

通过本次培训交流，我们发现辅导员的待遇相对较低，能够像陕西师范大学这样对辅导员从各方面提供优厚条件的院校寥寥无几。这固然与各学校编制，规模，资金等客观因素有关，但是主要因素还是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辅导员为高校的稳定工作所付出的辛劳工作。大家都知道，辅导员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良心活”，隐性工作比较多，一个用积极态度进行工作的辅导员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与一个消极态度进行工作的辅导员不一样。大多数辅导员不仅要在8小时之内完成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还要在8小时以外进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如果不能相应提高辅导员的待遇，不能及时解决辅导员的出路问题，那么“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辅导员队伍就无从谈起。我们也希望省上能有政策明确、方案可行的相关文件能落实辅导员的编制、待遇等问题。

2.辅导员的专家化，职业化问题

现在从国家到地方院校都有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具有专家化的职业辅导员队伍的愿望，但是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实现这一愿望的艰巨性。首先，绝大多数高校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工作成绩很突出的辅导员可能在工作几年后就会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其他辅导员在经过几年的各种类型的分流可能也所剩无几，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最终形成“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状况。其次，我们很难想象一个40-50岁的中年人在面对辅导员工作时能始终保持一颗红心，因为辅导员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在步入中年后从生理，心理都很难再从事这份工作。最后，当今社会的倾向是以一个人占有财富和权力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那么对于处于高校地位和待遇处于底层的辅导员群体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在几十年的职业化道路上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呢？综上所述，辅导员专家化，职业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道路是相当曲折的，不但需要出台一系列保障措施，更需要各大高校真正重视辅导员的队伍建设。

3.辅导员事务性工作过多的问题

都说辅导员要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行政学等相关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好，但是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人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事实本身就是这样，辅导员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去掌握如此多的知识，更何况有些辅导员几乎在一夜间就要完成学生向老师的角色转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就像周星驰在电影《喜剧之王》里的经典台词，他在剧组被随便一个人幺来喝去去做很多杂事还要挨骂的情况下他总是说“其实我是一个演员”，那么我们呢，其实也只是一个辅导员而已。相信很多辅导员都在工作中要扮演几种角色，首先你要是一个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其次你是一个学校的行政干部，接着你又是学院或者系部的工作人员，然后你又是一个团的干部，最后如果你代课的话，还是一名教师。这还没有算上辅导员索要扮演的社会和家庭角色。如此多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都压在辅导员身上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究竟是要辅导员作本职工作还是要扮演“消防员”的角色。目前的现实是辅导员进行本职工作的空间已经被这些事务性工作积压的越来越小，我有一段时间曾经对辅导员的工作感到厌烦，不想再做了，但是当我每次看到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看到学生在进行活动的时候，我仍然会投入巨大的热情，这使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对辅导员的工作厌烦了，而是对这些事务性工作干扰我正常的工作感到厌倦了，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所从事的“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因此，只有减少这些事务性工作才能让辅导员在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上投入和保持足够的精力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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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对职业技术院校的工作指导问题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本次培训即将结束之际，我们保证在未来的工作中，会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尽快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准确定位，提高素质，共同担负起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共同携手去谱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篇章。

最后是我的一点感想，

1、本次大会在交流部分有幸请到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全省唯一的部级优秀辅导员高旭阔老师，高老师在交流中话语虽不多，但句句都是箴言，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现在很多辅导员都存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思想，但是你就是撞钟也要把钟撞得想一点，而且要尽可能撞得比其他和尚要响，才能对得起自己啊。他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不要想着一步登天，必须要踏踏实实的先把本职工作做好才能有可能获得登天的机会。我们辅导员的工作也不应该例外。

2、从我这次跟其他高校辅导员的交流感觉我们的待遇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些院校仍然有我们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以生均每人每月多少钱来给辅导员发放特殊津贴。比如像陕西师范大学。还有些高校实行辅导员职称评审单列，副科2年，正科4年，比如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还有些高校实行辅导员报送或单列考试上研究生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在目前我们学校实行比较困难，但是希望有关领导能够认真考虑一下这些辅导员工作激励机制。当然，从另一个侧面我还要说的是，在目前全国都处于就业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子，4年前，我当时想拉着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应聘外院的辅导员，但是他说“辅导员有什么意思，外院有这么小，我不去，我要考研，三年后当个老师。但是当他从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一年内都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外院还要辅导员，我想去应聘”。我说我们不要了，就是要也要的是国家211工程的重点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最后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时和你去呢。在本次交流中我了解了与我们差不多同等学生数量的高校中，我们的教职工是最少的。比如像西安石油大学，他们有1XX学生，但是教职工数量超过了XX，因此他们的待遇也要比我们低很多，不禁岗位津贴低，而且比如教师节，石油大学只发了一桶油和一袋面，国庆节只发了一个中国结。更有甚者有些民办高校对辅导员实行惩罚制度，每天学生处组织人检查学生上课和晚上夜不归宿情况，发现违纪要罚款，有些辅导员笑称。这个月运气好还能把学校发的辅导员津贴挣一点。下个月运气不好可能还要把工资搭进去一部分才够罚款，有些学生为了对付辅导员竟然故意违纪，他们的学生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还有些高校的领导和部门领导几乎没有辅导员出身，竟然出现几次开会商量逐渐减少辅导员数量，进而取消这个岗位的笑话。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5篇

我于1955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我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

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召开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代，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十余人）多数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这在当时确属难得。

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

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短暂而多彩的横断面。

大家见面时，聊的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在这些批判运动中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

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

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短暂而多彩的横断面：

1956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指出这些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月20日，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高潮。

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

5月26日，时任部长的陆定一同志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同志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此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

正是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抓住机遇，主动发起

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

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 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形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涉及其他各教研室。

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是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这一枷锁，成为举办还在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

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情支持。

首先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

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

第一步，请示北大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

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时任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

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热情表示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中她遭受、叶群之流丧失人性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

在同中央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梓年同志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他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

中共中央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

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举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边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边热心参加救亡运动。他在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后，成了当地学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尽心尽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方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他们的政治压力。同时子嵩先生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从而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

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多中央党政机关具有广泛且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

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

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

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敞开心扉，通过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及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

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老先生们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了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但这不过是支流而已。

会议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与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不无关系。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而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

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分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

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盛会。

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在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的同时，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唯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

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盛会。它与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第6篇

对建国以来两条外交路线的划分，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只是颠倒了两者正确和错误的定性，也被后来党中央的决议所。中共中央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指明，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黄克诚、、周小舟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等于从反面说明，、等人的主张和意见是正确的。而对来说，自然包括以他为代表、受到批判的外交路线。

两条外交路线的基本区别在于：认为，世界仍然处在列宁所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因此战争不可避免，革命必然到来；只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根据这种形势估计，他制定的战略方针就是：积极推进世界革命，全面准备迎接战争，即所谓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则认为，战争打不起来（按他的话说，不但应当争取持久和平，还应争取永久和平），而且也并不存在世界范围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对外坚持革命不能输出，把和平共处定为外交的总方针。1956年召开党的，交代我给他起草一篇《论和平共处》的发言稿，可是没让他讲（此文后来收入《文集》四）。简单说来，两条外交路线可以分别称为世界革命路线与和平共处路线。

建国初期，对中国外交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和王稼祥。在思想上倾向，但在实践上执行的是路线（在那时的领导体制下，连也得在行动上遵循路线）。则是外交路线的忠实履行者。1958年5月在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说明了他的基本观点：“我们不仅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且要促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外交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1965年9月12日举行的那次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全盘照搬的内部讲话。所以的这些言论得到了的全面肯定。他在1972年1月10日的追悼会上说，“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王稼祥和的主张比较接近。例如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由于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不赞成还要大反帝、修、反和大力支援世界革命，所以更遭到上面的严厉批判。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小组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他“三和一少”，说他主张对帝、修、反要缓和、对世界革命的援助要减少。这一发言得到的肯定和赞赏，批示“很好”。

下面我们再对两条路线的内涵作一简单的归纳。

和平共处外交路线是：首先应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即大力发展经济；对外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搞好关系；推动国际形势缓和，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搞革命输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对外开放，学习外国的长处；同西方国家建交，不完全对苏联“一边倒”。这条路线的最大特点是对当时民族主义国家的外交定位，就是把它们看作中国的直接同盟军，而不是把它们视为反动势力和输出革命的主要对象。

世界革命外交路线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外交的任务和目标；主张输出革命，一有机会就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近邻的小国和弱国的内政；愿意看到国际形势紧张，不愿意看到缓和，有时甚至还制造点紧张；实行闭关自守，提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路线要打倒帝、修、反。其中的反，就是把民族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以印度的尼赫鲁为代表，都列为反动派。执行这条路线只能导致我们、事实上也确曾造成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孤立。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家长制，建国后头30年实际上执行的只能是的路线，最后也只能以完全失败告终。

问题在于，是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而列宁对国际主义有两条明确规定：一是一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所以苏联就一直在输出革命，常年在帮助别国的革命和革命党的活动上花大钱。也按这一条办。他还想参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也为别国的革命出钱出力。中国很早就参加了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基金会。苏联在里面摊钱最多，其次就是中国。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就靠这些钱开展活动。

早就有领导殖民地和亚洲国家革命的想法。还在1936年7月，他在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已经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中国革命得到全力发展，那么，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将追随中国的榜样。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书中提出，他的这个理论适用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948年7月，向联（共）中央派驻中国代表科瓦廖夫谈到同东方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建立关系的问题。1949年2月，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即东方情报局的问题。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在苏联和斯大林多次谈话。在他7月4日递交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斯大林的回应是，他支持这片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中国领导的想法。斯大林7月30日对刘少奇说：中国应该更多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帮助民族民主运动。他们这几次谈话，就在中苏两党之间确定了分工：苏联更多地关照欧洲即整个西方，亚洲、东方的事归中国负责。实际上就是苏联管发达国家，中国管殖民地半殖民地。斯大林还说，“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希望中国今后多负担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欣然接受了这种分工。

中国要当亚洲革命运动的领导并且发挥作用，很快就在1949年11月北京举行的亚洲和南太平洋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刘少奇坚持亚洲的工人和妇女组织应该开展反帝武装斗争。这个主张同与会的苏联代表产生了分歧。刘少奇会后向苏联驻华代办抱怨说，会议上的亲苏派对亚洲的特点了解不够。而科瓦廖夫则向斯大林报告，刘少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清楚的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谋求这个地区的统治地位。

其实，这时中国党在总的方面还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前面提到的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的报告，在谈到两党关系问题时就正式表示：“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国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所以当斯大林健在，共和国刚刚成立，还不可能产生取代斯大林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想法。有相当一阵子，已经满足于“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的地位。就这样，中国要管的已经是一大片。而且就是在亚洲推进世界革命，也是继续尊重苏联的统帅部地位的。朝鲜战争就是在苏联、中国、朝鲜都致力于推进世界革命的背景下打起来的。当然，首先是金日成想尽早统一朝鲜，当整个朝鲜的领袖。只不过他首先要看斯大林的态度：是否同意他出兵南朝鲜。而斯大林则要考虑中国在这里面起什么作用。这里先不谈斯大林对朝鲜半岛的战略策略考虑，的想法却是很明确的：中国革命胜利不能到此为止，要把胜利成果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只不过一时还只能限于亚洲，首先是朝鲜和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太远，还够不着。

同为国际主义者的金日成和胡志明也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下一步理应由苏联和中国帮助他们取得胜利。但金日成既看不起中国，也对中国有疑虑，所以一开始只想依靠苏联把南朝鲜拿下来，并不愿中国出兵相助。他在关键时刻不能不找中国帮助，也是在斯大林叫他这样办之后。倒是早已准备挑起领导亚洲革命的担子。不光对朝鲜，对在越南推进革命，都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带头在亚洲推行世界革命，多少有点儿一头热，起码比要帮助的对象热。帮助朝鲜是这么个情况。后来帮助越南，又是。胡志明也是不愿中国作战部队开进越南的。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尽管中国一再提出可以派军队去，公开声称愿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但越南没有答应，只接受大量物资供应和要求我们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部队。带有决定性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也只要求我们派军事顾问，而没有要我们派出作战部队。罗贵波、陈赓就是那个时候作为顾问先后到越南去的。

的革命外交路线是要一路打下去。先帮助朝鲜后帮助越南，同时鼓励其他东南亚国家按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办事，搞武装斗争。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就是要贯穿一切，既管国内又管国外，而外交本来就是内政的延续。推行革命路线，对内对外相互配合，高度一致。他屡屡利用或者夸大外部形势的严峻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敌意或恶意，为他在党内国内加紧进行政治斗争打掩护、找借口。1950年10月8日下了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心。两天后的10月10日，中共中央就在主持下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刘少奇后来直接点明：抗美援朝有利于推进镇反。他在1951年5月23日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报告中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听不大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也正是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1951年开展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当然也难免出现不少冤假错案。

打朝鲜战争不光掩护了在“”、“镇反”、“三反”中的一些过火行为，还乘我们掀起的反美机会，大力进行了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影响。

即如对派来说，这也是让他们转变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态度、对他们多少抑制一下的大好机会。志愿军大规模开进朝鲜后两天，就找民主人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座谈抗美援朝问题，并告诫他们：“一些人中存在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

抗美援朝期间，受过美英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成批地被压了下去。在全国一片声讨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国观念的声浪下，1951和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运动。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发表文章，说自抗美援朝以来，大学教师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虽已“极大削弱”，但他们“仍浓厚地保存着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是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路线的延伸。和平共处的外交路线同样也是和对内的和平建设路线相匹配的，只是其中没有借外部紧张加剧和制造内部紧张的谋略。

两条路线的区别在内政和外交的关系上表现得甚为明显。外交是为内政服务、为国家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是内政服从世界革命的大目标，为此不惜做出民族牺牲。

既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或继续，那就很容易在对内政策上找出两条外交路线的根源。

第一，在国内是主要抓经济建设还是主要抓阶级斗争。对经济建设，谈得不算多，劲头不大。他讲和做得最多的还是抓阶级斗争、搞各种政治运动，一直对发展军事、准备打仗的事情兴趣大。至于为争取在苏联之前进入共产主义所搞的“”，历史已经证明，那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对生产力和生态环境的大破坏。

第二，关于如何搞经济建设，是以农业和轻工业为先导还是以重工业为先导。虽然在1956年提出的《论十大关系》中排列了农轻重的顺序，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很快就被他发动的“”和提出的“以钢为纲”给冲掉了。他在1960年7月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为了准备打仗，国内产业布局是在内地建立“三线”，因为打起仗来沿海会成为前线。可是三线建设谈何容易？那儿没有基础，得从沿海把工厂和技术人员搬过去。结果，沿海地区不但得不到建设，有些重要工厂还得向内地迁移，从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

不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使我们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那么，积累靠什么？只能靠剥夺和欺负农民。他们没饭吃还不能离家逃荒。有些农民就因为逃荒而被打死。人祸（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的人数竟高达4200万，基本上都是农民。那几年既不开仓济贫，又不进口粮食（反而大买黄金）。只要两者择一，就完全可以避免饿死那么多人。全国普遍饿死人是从“”后的1959年开始的。这一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500万吨，但出口却比那一年增加了一倍，达400多万吨，占当年储备量的24%，够3000万人吃一年。

开展对外关系，也是着眼于世界革命的。连和当时亚、非、拉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兴趣大不大，也看在那儿输出革命的机会多不多。为此，有时连断交都在所不惜。“”时的1967年夏，出现了反对缅甸、“打倒奈温”的口号。当时还公开说，群众喊打倒奈温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缅甸要是和我们断交就更好，我们可以更放手地去支援缅甸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缅关系还能不紧张？还导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三年。输出革命、露骨干涉人家的内政，要么建不成交，要么建交后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在东南亚，我们当时输出革命的办法，一个是直接派人去；另一个是指挥他们自己干，特别是利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些共产党里，主要骨干是华侨，指挥起来也方便。

直接派人去，缅甸是个典型。在抗日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缅甸共产党同后来的政府领导人昂山、吴努、奈温等本来是合作的，后来分裂了。不久缅共本身也一分为二，由“左”倾的德钦梭等一批人另组红旗共产党。缅共在领袖德钦丹东遇害后，接替的领导人是长期住在中国的德钦巴登顶。我们对这一派缅共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呢？派出军队在中缅边境缅甸境内为他们开辟了几块根据地，组织了武装力量。他们的一切供给，从粮食、服装到武器，都从中国运过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接受李光耀的意见，停止输出革命。缅共当即失去供给来源，只好在当地种植鸦片换钱。中国停止援助后，靠种鸦片维持的共产党力量，最后还是完全解体了。

指导当地人干的，例如马来亚和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本来已经有了和平局面，中国却在那里鼓动武装斗争。以陈平为首的马共，本来已同当局谈判和平相处，我们却指示他们走中国道路，进行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才弄起来，1954年举行了日内瓦会议。中共和苏共一起转而要马共走和平道路。可是过不多久，又指示马共进行武装斗争。1956年会见马共领导人，还赞扬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是英雄。1967年1月，曾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说，1954年要马共改变斗争形式的意见没有请示过他。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复出后没过几年，中共又要他们走和平道路，而且随之停止一切援助，断绝一切联系。此后，马共也就再无声息。

支援印尼革命也过了头。我们和越南党联手，准备支持印尼共领袖艾地把印尼拿下来，结果失败。印尼和中国断交23年。

在泰国，共产党也曾起来进行武装斗争，但在中国停止援助后很快散伙。

在南亚，我们原来支持印度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1967年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的两派。这时我们已经不再插手，随他们自己去弄。但进行武装斗争的人员却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他们掀起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声势浩大，武装人员达两万之多，至今已控制全国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输出革命，就要干涉人家的内政。这一条延续的时间相当长。从开始，一直延续到去世之后好几年。1978年3月31日，一位领导人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还在讲：“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

世界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修反。打倒哪一个都有问题，尤其是打倒“反动派”。被列入“反动派”的面就太宽了，几乎所有非共产党执政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统治阶级和集团都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全都可以囊括进去。直接参与反对和打倒它们，那就是干涉它们的内政。例如咱们曾用船只偷运军火和粮食、服装等物资给泰国或。我们那时和西哈努克的关系好，可以通过柬埔寨把东西运过去。

和平共处与世界革命外交路线的差别极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两个代表人物和，在大方向上的追求并没有什么不同。对内都是要夺取政权，对外都是要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无论在国内任务还是在外交事务上，他们都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广到世界上去不同，认为，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生活富足起来，这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

认为和平共处同革命外交路线不相容。其实在中国，和平共处首先是1953年就中印关系提出来的，当时还把它说成是中国的外交政策。1954年7月6日却把“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说成是一个“口号”。他说，“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明确表明，不能以和平共处而应以世界革命为对外政策总路线。他1957年11月22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介绍他访苏时和苏联的争论情况。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引述，在这次会议上说：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这样，他就把和平共处外交放到了革命外交的对立面。

正是把和平共处作为一条路线来看待的。他撰文把和平共处提到我国外交主要任务的高度。他1957年1月15日在外交部部务会议上说，“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决不输出革命。革命与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每一个国家革命的经验，对别国只有参考的价值，机械搬用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和平共处不是一个口号和策略，应用范围不限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而是长期适用于对一切国家的总路线。

在输出革命的问题上，和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差别，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如何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对运动领导权的看法和做法上。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曾断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是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能取得真正独立。建国头几年，还把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看成仍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承认这些国家已经独立，把那里的当权派视为帝国主义傀儡。当无法否认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是独立国家时，却仍然继续把他们看成是他们国内共产党需要通过武装斗争取而代之的革命对象。后来更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相提并论，成了“打倒帝修反”中的“反”即反动派，就不足为怪了。

则是另外的看法。他早就和我谈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见，说书中对二战后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他说，过去我们根据斯大林关于十月革命后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再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了，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战后的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除中国等几个国家外，亚非拉各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走的也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这里要有个转变观念的问题，不能要求别的国家同中国一样，都来搞新民主主义。

和的外交思想的大不相同，我在《党史笔记》里曾作过如下的概述：“1，关于和战问题。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两’，‘不仅要争取持久和平，而且要争取永久和平’，促进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他也从不把战争与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强调和平竞赛。‘因此，和平共处原则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同样主张争取世界和平，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常强调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问题只在于‘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而且‘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人类‘可能损失一半’，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完了仗再建设’。他后来提出的口号也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甚至干脆主张‘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观察和估量国际形势，也是认为紧张更不利于帝国主义，因此还要主动制造点紧张，使他们不得安宁。

“2，对世界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看法。认为，二战后世界出现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当时期内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民族独立运动一般是资产阶级领导，建立的也是民族主义国家，但都具有历史进步性。1955年他还明确提出，战后形势已改变了《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一再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对民族主义国家，‘要向它们证明，我们并不想挖它们的墙角’。‘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则倾向于推进世界革命，要充当世界反帝的头（‘要顶住美帝国主义的大肚子’）。1958年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修正，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两个阵营中可能采取中间立场的问题，仍坚持这些国家要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当权的资产阶级列为‘帝、修、反’中的‘反’，号召和支援（按情况给予政治、经济以至军事援助）各国人民起来它们。进而得出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成为一些国家所谓‘毛派’游击队的理论基础。

“3，在对外关系上，主张面向世界，争取早日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建国初就曾专门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同英联邦国家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发展经贸关系，推进文化交流，引进外国的资金特别是技术。他在建国前所写东北经济构成的报告中即曾提出六种经济，内包括‘秋林经济’（当时苏联在哈尔滨办了个秋林公司。张以此名词代表利用外资）一项，后被、刘少奇修改时删去，剩下五种。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实际上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他先提出‘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后发展为‘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迟点建交好，美国越搞经济封锁对我越有利，也不急于参加联合国（上世纪50年代还曾提出，要参加得满足我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撤销宣布中朝为侵略者的决议，通过美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修改联合国。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苏加诺提倡筹组“新兴力量国家”的联合国）。闭关自守和国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曾使我们吃了大亏，建国后30年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反而倒退。后来邓小平在谈及对外开放时也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和都提倡勤俭办外交，但张的要求更高，处处强调节俭。毛却喜欢讲点排场，特别是总想出头，以大国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张曾先后建议对国家庆典和外交礼宾应根据朴素大方原则和国际惯例进行改革或重新规定。如一年两次（五一和十一）检阅游行、国际和外交事件动辄百万人上街（庆贺、声援、夹道欢迎等）应予精简。外援要量力而行，适当减少，反对‘打肿脸充胖子’的对外援助。对外关系中的礼宾工作也须改革和简化，反对铺张浪费、弄虚作假、讲排场、摆阔气。但必须照顾国际法、遵守国际惯例，不能为所欲为。他的意见，有些被采纳了，如取消五一庆典的检阅等，但礼宾改革却遭到反对，没能行通。因为实际上还是喜欢规模声势大些，特别是以个人好恶任意行事。如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过分盛大（夹道欢迎等），对赫鲁晓夫则很不礼貌。对一些国家或政党，高兴时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不高兴时不惜断绝关系（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愿受约束，认为可以‘无法无天’，藐视国际惯例，实行以我划线。例如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苏（‘修’）关系好、不接受思想的，就一律归到‘帝修反’一边。结果只是孤立了自己。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别是苏‘修’，对外援助也不断加码。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国家外，对一些当时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许多的国家如马耳他、叙利亚（还是主动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达到顶峰的1973年竟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后的1993年降为0.36%）。但在外交礼宾和节俭上也不是没有缺陷。一是对交际活动如接见外宾、送往迎来等有些厌烦，不愿多交际，更少同外国人交朋友。原因除个人性格外，也可能是为了珍惜时间和避（里通外国）嫌。二是过分节俭，影响外交的开展。例如我们在驻苏使馆工作四年，没有一次派人或组织去外地参观访问，大家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使馆。一次几个人去列宁格勒访问，旅程食宿还是自费，实在显得有点寒碜。”

外交上的两条路线也反映了和两个人的不同追求。是按他的认识做好外交工作，就是按国际关系准则处理好中国的对外关系，为中国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内政、外交一盘棋，以斗为主，借助中国革命领袖的身份进而追求取代苏联的地位、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发动“”（争取比苏联早进入共产主义），向亚非拉地区输出革命，争当世界反帝旗手，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本人也不讳言。1967年11月17日“两报一刊”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说，“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思想为伟大旗帜的革命新时代。18世纪末，革命中心在法国，19世纪中叶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叶，革命中心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随后世界革命中心已逐步转到了中国，产生了思想。”“同志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和最杰出的领袖，就是当代的列宁。”这篇社论送审阅，11月3日他做出批示：“此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分别以和为代表的两条外交路线，其影响在他们身后并未完全消失。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陈独秀、到》，谈到这三位党的总书记的共同点或相似处。对世界大势和外交工作的看法，和就是相通的。事实上早就认为时代特点已不再是战争与革命。他认为大战打不起来，不应该输出革命。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为了不割断历史，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他对国际主义的诠释完全不同于列宁和。他说，国际主义就是“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

当年、后来的外交思想与按国内特定政治需要来解释世界变化和各国政权更迭的传统迥然不同。但是，时至今日，不论对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还是对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淡化它们国内政治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固有问题，强调西方和平演变在这些变局中所起的作用，不还是一种习惯思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