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源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7 11:59:58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的基本概念
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工作是指各级税务机关在对出口货物税收管理工作中，依托现代化的信息管理技术，结合必要的人工管理手段，统筹征、退税管理及稽查等部门的职责范围与分工协作，全面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增强税收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实现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目标。
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工作的前提是依托必要的信息管理技术，在相关制度保障下，通过明确部门职责、统一部门协作与配合，最终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目标，这与税收工作的整体要求是一致的。如：出口退税审核系统是出口货物退(免)税业务专业的管理软件，设定了严密的管理权限和数据管理制度，与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并网运行，利用中国海关口岸电子执法系统提供的结关信息，结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结汇信息，通过国税机关统一、协调的内部管理机制，保证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的数据来源真实可信和准确的比对、分析结果，为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工作提供了可靠信息数据。
二、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在税源管理中的重要性
(一)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强化了税源、退税等部门的相应职责。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是税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源管理是税收工作的核心和抓手，要将工作落实在实践中，必须抓好职责制度建设，省局制定的《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规定了各部门职责，使工作职责更加清晰明了，便于实际操作，极大地弥补了以往征管程序对出口货物退(免)税的管理漏洞，促进税务机关各部门间的良性互动。
《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抓住了管理问题的源头即税源，在办法中明确了申报数据、申报资料的审核到数据分析、违章查处等环节，都有相关部门负责，减少了偷骗税行为发生，提高了处理出口退税问题的时效性，避免了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贻误工作现象的发生。
《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开创了为单纯业务建立衔接制度的先例。税收征管流程对于税收业务的规定是按纵向来规定的，即从一种业务开始到结束应该从那里发起到那里结束，中间应该经过那些环节，这种制度能够满足当前基本业务的需要，但是随着税务工作的不断进步，问题的复杂程度日益增加，部门的衔接问题不再简单是沟通能够解决，需要相应的职责制度和运行机制来保障，因而制度对于单个业务的职责规定是至关重要的。 《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解决了出口退税管理涉及的相关部门的角色定位问题，实现了横向、纵向的结合，保证了工作质量。
(二)明确了衔接内容，使税源管理工作目标更加清晰。工作没有目标就等于没有方向。税源管理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做到应收尽收，使税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税收，使经济发展转化为税收力量，出口货物征、退税业务衔接内容是税源管理目标更加明确，是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完全符合出口货物“征多少，退多少，不征就不退”的原则。
出口货物征、退税业务衔接的基本内容：第一是基础数据信息的共享。税源管理部门与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间应及时传递出口企业的税务登记及退(免)税认定信息，包括开业、变更、注销、纳税人状态信息等，通过企业登记、认定信息的准确互通，实现对企业的全程管理和监控，这些信息是税源管理的基础， 这些数据管好了，税源管理基础就基本稳固了。
对于变更信息，税源管理部门应及时将上述信息提供给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初审后，报市(州)局退税管理部门审核确定后，对该企业的退税认定数据在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及时进行变更登记和数据维护，并相应的调整其退(免)税申报、审核方式等内容，并及时将结果逐级反馈给税源管理部门，及时进行税收征管系统的数据维护，强化数据信息管理的实效性和准确性。
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应及时将出口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变更信息反馈给同级税源管理部门和市(州)局退税管理部门，由税源管理部门将出口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变更信息及时导入综合征管软件，由市(州)局退税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负责具体落实，重新核定该企业退(免)税方式。
基础数据信息管理是税源管理的基本着手点，也是所有业务的起点。《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内容，已经涵盖了税源管理基础的很多方面，有助于促进税源管理的全面健康发展。
第二是日、退税申报、审核信息的交互使用。税源管理环节中纳税人最终要向税务机关申报，申报信息的准确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税源管理质量，同时也反映税 务机关审核虚假申报的辨别能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就是实现申报信息共享，审核信息交互使用，《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中将出口企业的纳税信息(主要包括内销收入、外销收入、销项税额、进项税额、应纳税额、留抵税额等信息)的准确性纳入审核的基础，同时县(区)局政策法规部门适时或定期将出口货物退(免)税的信息(主要包括出口企业的免抵税额、应退税额、不予抵扣税额、不予抵扣税额抵减额等信息)提供给税源管理部门，提高审核的针对性，对于数据来源渠道作了严谨明确的规定。提高了退税审核质量，加强了审核的针对性，对于及时发现税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积极意义。
在加强申报审核的同时，《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制定了相关信息的管理措施和传递渠道。主要有出口货物退(免)税退库、调库信息、出口企业欠税信息、新发生出口业务纳税人的相关信息、视同自产产品的退(免)税管理信息)、出口企业已申报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出口免税证明信息、出口货物备案单证管理信息等。这些信息是出口退税管理的必备信息，对于出口退税管理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对于加强税源管理，提高退税管理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是出口货物征、退税业务衔接相关问题的处理。主要有对于内销出口货物的调查问题、对于出口企业少申报的出口货物、出口货物已申报退(免)税，审核未通过信息、出口企业未办理退(免)税认定、未进行退(免)税申报的信息、日常管理、调查工作中的分工与配合等。以上问题随着《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办法》的出台，使出口退(免)税业务各环节的衔接更加紧密，税源管理方法更加深入，实现了出口退税管理水平质的飞跃。
(三)专业的信息化管理模式为出口退税企业管理提高了效率。出口退税企业的管理涉及诸多政府部门，目前衔接主要的沟通渠道是信息化的技术，通过与海关、外汇管理等部门的信息畅通，是税务机关可以有效利用第三方数据，对于提高税源管理，防止管理数据“两张皮”的出现，而这一管理模式的推动作用也在税务系统内部效果明显，出口退税审核系统和预警监控平台，对于预防和查处企业的不良行为提供了信息，组成了严密的监控制约体系，为防范出口退(免)税违规、违法情况的发生提供了保障。
三、如何在税源管理工作中加强征退税衔接，促进互动机制的整体运行质量
加强出口货物征、退税衔接管理工作，对于加强税源管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提高“四位一体”互动机制的运行质量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要加强税收分析工作促进征、退税衔接，提高互动机制运行质量。税收分析是税务工作的眼睛。目前，税务部门的数据管理系统中积累了大量数据，分析工作的前提已经具备，出口退税各部门的数据积累也基本成熟，实现了从数据中分析解决问题的可能。另外，出口退税企业在多部门、多环节的严格监控下，所采集的数据具有完整真实的特点，是其他部门所不具备的，因此加强对这类企业的涉税数据分析尤其有一定价值，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也是可信的，能够指导税源管理的方向，所以出口退税企业的税收数据分析是加强征、退税衔接管理的有力方向，对于提高税源管理意义重大，对于使互动机制的基本方法在税源管理活动中发挥引导性作用，使税收分析的方法在规范的空间内发挥更大的效益，提高税源管理的整体效率作用显著。
(二)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促进征、退税衔接工作，提高互动机制运行水平。出口退税管理中对于各个部门职责、各管理环节相互衔接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出口退税管理部门拥有专门的软件管理出口退税业务，实现部分的信息化条件下的部门衔接。但是，从总的来看信息化建设的瓶径仍然妨碍了征、退税部门的有效衔接，使互动机制运行成低水平运行的状态。
税务系统的信息化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刻，一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信息化对于征管工作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内部软件林立，信息共享度不强，主要系统之间不能良好互通，基层工作疲于应付各类软件的情况时有发生。出口退税业务也不能幸免，一方面有自己的软件，而另一方面大量数据要从综合征管系统中查询，部门的衔接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软件互通的问题。
因此，要继续加强信息化建设的力度。首先要在“金税三期”的宏观前提下制定详尽的具体实施方案，使税务系统的基础信息实现彻底共享，这个共享不是简单的查询，要实现拥有、对比、分析三个基本功能，解决数据拥有后向实际问题靠近的功能，这样出口退税部门衔接的数据分析问题就迎刃而解，互动机制运行的第一个环节完全实现。
其次，出口退税企业的管理比较规范，原因就是有诸多部门的严格监管，而这些部门又有专门的信息系统负责处理出口退税数据，为部门外部衔接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这仍然是一个简化的雏形，只在出口退税企业的部分数据中运用，对于整个税源管理，互动机制的运行水平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建立系统的整体数据库是业务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在税源管理过程中征、退税部门“无意”配合的有效方法，应为数据基本能从网上获取，就如同互联网，数据的来源可能是多元的，但是使用者永远是需要的人。
(三)加强征管流程建设，促进征、退税衔接工作，为互动机制的长效运行奠定制度基础。发展对于新制度的要求永远不会停止，税收业务的进步也会对征管流程提出新的要求，要解决征退税衔接在税源管理中的问题，就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首先，出现目前一些业务流程单独规定部门衔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使用的征管流程是处理纵向的征收管理关系的，即一个业务从那里出发要经过那些环节，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没有处理横向业务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出口退税衔接规定及互动机制建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纵向业务出发点是业务正确流传，例如出口退税业务正常的办理一样。但是，当问题出现需要部门配合时正规的业务流程没有规定，特别是当问题与责任同时来到时，推托成为最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从小的业务将出口退税衔接解决了出口退税涉及业务部门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互动机制解决了税务机关内部主要业务部门的横向业务关系，但是目前出口退税部门衔接和互动机制规定来源仍然处在较低的层次，不能有力推动税源管理工作质的提升。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问题一：税源管理机构职能“缺位”。在新一论征管改革中，随着征、管、查分离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税务专管员的职能发生了变化，由“管户”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管事”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情税”和“关系税”，有利于税务系统的廉政建设，改革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两少一多”现象：税收管理员下户调查研究的少了，对纳税人的经营情况、缴税情况及税收结构进行认真分析的少了，依靠纳税户自行申报来掌握税源、指导征收的多了。如申报不实，出了偷漏税问题则由稽查部门去处理。这样一来，在税源的管理上便出现了“空档”，管事与管户在相当程度上脱了节。由于征、管、查之间始终处于变动磨合的状态，未达到统一和规范，税源管理的职能存在“缺位”现象。办税大厅征收人员不再下户，就表征税，被动接受纳税人的申报资料，并不能主动收集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税源变动情况；基层分局（所）的税收管理员对税源控管乏力，由过去的专管员下厂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变成了远离企业、坐看报表的静态管理，对辖区内的税源底数不清，户籍不明，造成大户管不细、小户漏管多，“疏于管理、责任淡化"的问题凸现。
问题二：税源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在当前税源管理过程中，单一地以实现税收的多少将纳税人划分为重点税源和非重点税源，工作重心侧重于重点税源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重点户、非重点税源、某些行业、某些区域及工作环节的管理，造成税源管理“头重脚轻”，征管基础薄弱，给一些蓄意偷逃税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传统的税源管理手段相继取消而丧失，而新的信息管理手段又未到位，基层税务干部普遍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有的被动地等待信息化建设的发展，寄希望于省局为他们提供“一步到位”的办法和手段。虽然近些年加大了信息化的建设，实现了征管业务流程微机管理，但目前税源管理系统只能完成一些基本的统计工作，对税源的状况不能运用大量的信息数据库进行调研、分析和预测。此外，还建立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税源监控网络和管理监控机制，纳税人生产经营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滞后。
问题三：部门协调配合不得力。从外部来看，涉及税源管理最紧密的工商、国税、银行、质监、土管、城建、地税等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不能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更谈不上信息高度共享。从内部来看，征、管、查三部门、机关科（股）室之间、上级局与下级局之间在强化税源管理方面还存在工作脱节，协调配合不畅，没有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良性税源管理机制，适应现代税源管理的监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问题四：税源管理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税源管理过程中，困扰基层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征管力量不足，城乡税源管理人力资源分配不合理，存在基层税源少、人员多，而城区或重点税源单位税收任务重、人员少；机关管理人员多、一线税源管理人员少等不合理现象。基层税源管理人员应付事务性工作繁重，很难集中精力开展税源控管，以致对纳税人的信息掌握不全。同时存在部分地区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实不到位，税收管理员日常工作存在任务不明、目标不清、考核不到位的问题。税收管理员业务水平参次不齐，适应现代税收征管的工作能力和税收执法水平不高，工作缺乏主动，不能很好地履行工作职责。
问题五：经济出现多元化，增加了税源管理的难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经济与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主体跨国家、跨地区、跨行业相互渗透，长期并存，使纳税主体呈现多元化；混合经济、网上交易、资产重组等加剧，使征税对象呈现多元化；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多样性，使其收入来源也呈多元化，增加了纳税环节确认难度，税源监管的复杂性与日俱增。而税务机关对这些变化的应对措施相对滞后，使税源管理工作陷于被动。
二、加强税源管理的建议
今年，省局把税源管理作为三大重点工作之一，提得高度可见，重要性之强。要全面提高税源控管水平，必须改变传统的监控思维模式，树立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理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通过人机结合强化对税源的管理和监控。
（一）理顺关系，明确职责，全面建立税源管理体系。
按照加强管理、讲求效率和有利于服务的原则，科学设置基层税源管理机构，合理调整征管职能，实现税源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按照以事定岗、以岗定责、权责统一的原则，建立统一、规范的岗责标准体系，进一步明确征、管、查三部门的职责分工，避免各环节、岗位之间职责交叉或缺位，三部门应加强业务衔接，既要分工，又要协作；既要制约，又要协调，凝集征、管、查合力，实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提高税源管理的整体效能。搞好征管信息系统前、后台的业务整合与衔接，加强协调配合，做到分工不分家，防止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发生，保证征管业务流程衔接紧密、运转高效。县（区）局管理股应为专门的税源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税源的收集、汇总、分析，监督指导基层分局（所）加强税源管理；稽查局、办税服务厅作为税源监控的辅助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纳税人的税源采集及税收征管相关情况的反馈工作。基层分局（所）为税源管理的主力军，经常深入到纳税单位进行税源调查分析，监控掌握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税源变化情况，掌握一些非常规性的税源变化情况，特别要加强对改制企业、有偷税嫌疑的企业、漏征漏管户、新办户、停（歇）业户、注销户、非正常户等纳税人的监控工作，减少税收死角。定期、不定期地组织税收管理员，对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税源进行专项检查、调查、预测、分析和控管，将税源监控置于征管之中，在征管中寻找税源、监控税源。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征管、税政、法制、发票、计财、信息中心、监查审计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专业特长和职能功效，积极为基层部门强化税源管理提供指导、帮助和监督，多渠道多领域地实现税源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全方位地构建税源管理体系。
（二）以人为本，注重实效，把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到实处。
1、科学配置人力资源，充实税收管理员队伍。县（区）级局、基层分局要综合考虑所管辖的税源数量、税源结构、税源地域分布、税源发展趋势、基层人员数量与素质等因素，按照税源管理的需要，结合起征点提高，农村税源向城镇转移和集中的特点，重新整合优化税收管理员队伍，科学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优先保证对大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较低企业以及城区等重点税源户的监管需要，并引入风险管理机制，将管理重点放在税源流失风险较大的环节和领域，以实现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加强税收管理员的培训，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结合岗位的专业特点和管理的难易程度，有针对性地加强税收管理员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切实提高税收管理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2、建立健全岗责体系，明确税收管理员职责。积极探索税收管理员能级管理激励机制，根据工作难易程度和税收管理员的能力差异分配任务，做到以能定级，按级定岗，以岗定责，严格考核，奖惩分明，充分调动和发挥税收管理员工作积极性。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岗责体系，按照税收管理员工作岗位的不同，规范工作流程，明确职能定位和工作重点，减少日常的应付性事务工作，确保税收管理员有时间、有精力从事税源管理工作。实行税收管理员工作底稿制度，规范税收管理员的执法行为，形成执法有记录、过程可监控、结果可核查、绩效可考核的良性循环机制。
3、建立税收管理员工作平台，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利用信息技术辅助税收管理员开展工作，要在征管业务核心软件基础上拓展功能，研究开发税收管理员工作平台。通过工作平台规范和固化税收管理员的工作任务，按照工作流事项，自动分配任务，自动提示完成状态，变人找事为事找人，方便管理员查询各项涉税信息。围绕管理员工作重点，通过分析、预警、监控、评估、筛选、异常信息处理、台帐、工作总结等功能模块，解决管理员“管什么”、“怎么管”、“管没管”的问题，提高税收管理员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有效地加强税源管理，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三）创新手段，改进方法，实现税源精细化管理。
1、加强户籍管理，夯实税源基础。基层分局（所）要分区域、分经济类型、分行业、分类别、分户建立纳税人户籍档案。健全房屋、土地、车辆等信息数据库。充分运用税收信息化的手段，加强户籍管理，做到实有户数与系统机内户数一致。加强对纳税人开业、变更、停（复）业、注销、非正常户以及外出经营报验登记等日常管理，定期组织开展户籍管理情况的专项清理工作，减少漏征漏管户。
2、坚持属地原则，实施分类管理。实行分类组织与管理，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推崇的征管组织形式。根据纳税人规模、行业、企业存续时间、经营特点和信用等级等实行税源分类管理。重点抓好五项工作：一是抓好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税种等“五个重点”，建立健全重点税源管理和跟踪监控制度；二是抓好房地产业、建筑业税收征管。尤其是这两行业中的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征管难度大、漏洞多，要进一步认真研究，全面落实房地产税收一体化；三是抓好个体经营大户的征收管理，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个体经营大户的征管，使其生产经营的实际税负接近申报征收入库的税款，减少税收流失；四是抓好娱乐业、饮食业等高利润行业的挖潜增收。五是抓好不同纳税信用等级纳税人的管理与服务。
3、加强源头控制、税收分析和纳税评估。一是要做到源头控制与税收分析相结合。源头控制就是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纳税人实现的税款数量，以及各税种收入的潜在分布情况，以便征收过程中心中有数，防止税源流失。税收分析主要是对税收收入的来源和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从中了解经济发展状况和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以便调整税收工作部署和征管重点。事前源头控制和事后税收分析，两者都很重要，都是税源管理的有效方法。但在实践中，一些单位往往重视一头而忽视了另一头，两者未有机结合起来。有的甚至两者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收税凭经验，既不作税源调查也不作事后分析，收税收到多少算多少，收到哪里算哪里，只要完成任务就行。这种做法难免带来有税未收足或收“过头税”的问题。要实现源头控制和税收分析的最佳结合，要求每个税收管理员都要做到眼勤、腿勤、手勤，认真负责，不坐等纳税申报等资料，把室内静态分析与深入纳税户实施税源跟踪或动态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地掌握税源情况，并善于从调查分析中发现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二是要扎实推进纳税评估。积极探索建立纳税评估管理平台，运用指标分析、模型分析等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分析评估。在评估工作中，注重综合评估与分税种评估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人机结合。三是建立税收分析、纳税评估、税源监控和税务稽查之间的互动机制。形成税收分析指导纳税评估，纳税评估用于税源管理和税款征收，并为税务稽查提供案源，税务检查与稽查又促进分析与评估，促进完善税收政策、改进税收征管的工作机制。
4、加强发票管理，强化“以票控税”。大力推进“逐笔开具发票，奖励索取发票，方便查询辨伪，推行税控器具”的发票管理机制创新，实行消费者监督、税控器具电子监督、税务监督多管齐下，促使纳税人依法开具、使用发票，促进地税机关“以票控税”，强化税源监控。要抓住发票管理的关键环节，改进和完善发票“验旧售新”工作。积极稳妥地推广应用税控器具，要将税控器具记录的开票数据与纳税申报数据进行比对，严格按规定征税，真正发挥税控器具控税作用。
5、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税源管理。按照“功能齐全、监控有力”的原则，进一步扩大征管业务软件的涵盖范围，研究开发统一的计算机软件进行监控管理，将管理的触角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覆盖整个税源分布点和所有纳税户；进一步拓宽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信息联网；积极推行多元化电子申报、网络申报，建成一个“集中管理、相互依托、数据规范、信息共享”的税务综合信息库，并使之成为信息处理中心和税源监控中心。同时，以综合征管软件应用为载体向深度发展，积极开发一些辅助程序，提高数据综合利用率，迅速、准确地进行税收经济指标和企业财务指标的分析，满足监控、分析和决策的需要。充分利用征管业务信息省级集中优势，运用数据仓库，对各级税源数据逐级分析与查询，实现对征管工作质量与效率考核评价的程序化和自动化，确保税源管理各项目标的实现.
（四）加强稽查，整顿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一是以日常检查为重点，堵塞征管漏洞。建立完善日常检查管理办法，规范日常检查工作程序，提高日常检查的效能。处理好日常检查与稽查两者之间的关系，把日常检查作为纳税评估与稽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构建一种以纳税评估为基础，以日常检查为纽带，以稽查为总闸的良性互动机制；二是加大稽查打击力度，整顿税收秩序。树立“重点稽查”的意识，对一些税收秩序比较混乱、征管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与行业，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税收治理，加大对涉税违法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力争做到检查一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税收秩序；三是积极开展涉税违法案件的分析、解剖和宣传曝光工作。对查处的案件特别是典型案件要进行分析解剖，研究发案规律、作案特点和手段，及时发现税收政策和管理上的漏洞，提出打击、防范和堵塞漏洞的措施，并选择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宣传。
（五）加强协作，多头并进，建立和完善各级协税护税网络。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抓好所得税风险分析，加强风险管理
1.深入搞好税源调查。
加强风险管理运行环境分析是实施风险管理的重要前提。我们在组织实施企业所得税风险管理前，首先要对本地区企业所得税征管面临的风险环境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从去年摸底的情况看，分局所得税税源税户总体户数变化不大，内、外资企业户数占比为94.24%和5.76%，税源占所得税总税源的34.08%；所得税税源前4位行业排序为：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和建筑业，占分局所得税总税源的90.47%；从所得税规模税源税户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分局所得税税源大户不多，微利企业偏多，且税源税户分布不均衡。实际应纳税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3585户，占税源企业总户数87.80%，而税源仅占12.86%。
2.认真开展所得税税收风险分析。
从宏观上，分局2008年度所得税企业实际应纳税额46810.42万元，比2007年度增加了8547.58万元，增幅22.34%。根据汇缴数据分析，分局所得税预缴率和查账征收面均比2007年明显提高，说明分局加强日常预缴审核和对核定征收企业风险排查工作显现成效；从微观上，分局通过市局下发重点评估项目数据分析，以及汇集日管中的异常信息，深入查找异常指标企业的风险；从中观上，分局所得税税源排名前4的行业占总税源的比例最大。其中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占分局所得税税源的比重日益增长。分局实际应纳所得税在500万元以上的13户企业中有6户是房地产企业。因此，我们把风险行业确定在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上，寻找这行业的风险特征。同时，分局以房地产企业项目成本为风险点,通过第三方信息比对，不断寻找建筑行业的风险特征，积极打通房产企业与建筑企业之间的税收风险链。
3.积极采取多维应对措施。
结合现有的征管体制、征管资源以及税源税户情况，分局积极探索所得税风险管理的重点内容、运行机制和手段方法，完善“面—线—点”税源风险应对模式，不断降低所得税纳税遵从风险和税收执法风险，切实提高所得税管理“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分局各责任区管理员根据风险应对要求，结合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变化企业，通过逐户逐项进行风险排查和应对，实现对税源“点”的风险处理；在对单户企业风险排查取得成效后，继续在辖区内对类似的企业或行业进行风险识别排序，实施风险控制的分级分类管理，实现对税源“线”的风险控制；对类似的企业或行业风险排查取得成效后，向分局提出风险管理建议，在整个分局进行推广，实现对税源“面”的风险管理。
(二)抓好专业化应对，实施税源管理风险联动
分局借鉴运用税收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突出税源管理重点，强化部门联动，合理调整管理职责，整合管理资源，实施专业税源管理与属地责任区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形成税源管理与责任区管理层次分明、相对独立、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格局
1.实施专业税源管理。
按照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要求，分局把税源管理工作职能从责任区管理员的主要工作中分离出来，集中分局各职能科室的业务专才，实施专业化的税源管理。按职能设立三个专业税源管理团队，分别负责实施税源收入管理、税源行业管理和税源预警管理。分局指导小组按月对各税源管理部门的风险监控报告进行综合会商，将各类风险指标讨论、分析、筛选后，对有效的风险指标纳入风险特征库，并进行归类排序，按风险度高低形成高中低风险等级，确定应对方式。
2.实施属地责任管理。
由各管理科所责任区管理员负责实施。按照属地管理的要求，做好制度性安排的调查、核查、巡查以及日常纳税服务等工作。
3.实施专业风险应对。
对分局指导小组确认下发的符合条件的风险指标信息，根据风险等级高低，分别明确税源管理部门、评估科、管理科所实施风险应对。对低风险指标一般由税源管理部门直接进行应对，不下发到管理科所或评估科进行应对。对高中级风险，分别确定由评估科实施综合评估或管理科所实施宣传辅导、风险提醒或日常评估等应对方式。在明确应对方式的同时，分局指导小组将三个税源管理风险监控报告进行整合后下发各管理科所，以强化指导各责任区日常税源管理，便于确定责任区阶段工作重点，明确责任区各环节的管理方向。
(三)抓好专业团队管理，实施税源风险控管
分局紧密围绕税源管理风险联动工作，结合行业管理实际，组建“5+1”税源风险控管团队模式，打破科所限制，成立地产、压力容器、换热器、筑路机械和锻压五个行业风险控管团队。每个团队由3-6人组成，由分局选定一名具有较高行业管理经验的人员任团队长，实行团队长负责制，制定团队工作计划，明确人员分工。充分发挥团队集体作战优势，强化对重点行业、企业的风险识别和排序，准确发现风险、正确实施应对、及时评价绩效，全面提升分局对重点税源、重点行业税收风险控管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完善1个跨国税源管理团队。分局指定由八科选配具有外税管理经验的干部组成专业跨国税源管理团队。进一步强化反避税和涉外审计工作，加强对关联申报数据的分析利用，实施对关联交易大户动态监控，将跨国交易日常控管与反避税、情报交换相结合，开展跨国交易综合性分析评估。按照“风险联动防控、管理职责明确、服务效能优先、应对多措并举”的税源风险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强化行业税源风险管理，直面行业税收管理实践中的重点、难点、疑点问题，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通过集团作战，明确重点管理行业，积极探索行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并通过学习、研讨、实践，就存在的相关行业管理风险，最终提出建设性的管理方案，确保分局把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权建立在对税源税基的有效控管上，大力挖潜增收。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实践，造就了一支专业化的行业风险管理队伍，培养了一批专业化人才。通过团队攻关，促使干部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实战技能，还要懂得如何学得更快、更深入地学习，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良好理念，进一步强化合作意识、协调意识、共同发展意识，塑造优秀的攻坚团队，全面提高了税收工作效能，推动了分局税收风险管理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二、风险管理取得的初步成效
税源风险管理虽然在分局推行的时间还不长，但它所带来的管理理念的转变、管理方法的改进、管理成效的提高是积极和明显的，初步实现了税源管理的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专业化管理的转变，促进了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风险管理在税源管理机制中的抓手作用逐渐发挥出来。
(一)税收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税源管理职能转变后，各税源管理部门的工作按照各自的职能有条不紊的进行，工作质量与效果均不明显的局面大有改变。通过税源分析，我们抓住了影响分局所得税税源的重点行业，摸清了行业规律，根据分局的税源特点以及市局的重点评估行业要求，分局共对11户房地产企业实施评估，共计补税340万元，调减亏损979万元。
(二)纳税评估、日常检查工作成效显著。
纳税评估检查与日常管理工作职能分离，有效促进了评估检查工作的开展。评估检查部门有精力、时间根据所辖纳税人的行业、特点探索规律，紧扣市局重点评估项目认真核查。分局在重点评估项目的核查中，紧扣项目提示信息，逐项剖析异常指标。在成本倒挂项目核查中，发现企业以暂估商品多结转成本，调减亏损327万元；另一户企业涉嫌大额账外销售，目前已移交稽查处理中。在其他项目核查中，分局也同时发现由于企业核算上的不规范，侵蚀所得税税基，共计补税106万元。
(三)税源联动机制效果明显。
通过部门联动进一步加强一般纳税人管理。管理人员在对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对帐面库存量与实际不符的，要求其申报不开票收入；对确实无业务发生长期零申报的一般纳税人建议取消其资格；综合业务部门对在认定复核环节中，对一般纳税人变更、增加专用发票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向管理部门反馈建议，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中逐条落实到位，税源管理联动机制得到体现。
(四)税源管理风险大大减少。
分局在对建安企业专项核查工作中，通过第三方信息比对发现某企业在国税年申报营业收入300多万元，但对比地税代开项目发票，07、08年两年少申报收入350多万，随即补所得税100多万元。同时，我们在对该企业成本发票核查过程中，发现了该企业大量取得我科辖区内某小规模建材企业开出的大量大额普通发票。通过信息核实，发现该企业为小规模定额征收企业，发票用量很大，但申报销售很少。通过实地检查发现该企业开票不入账，06年至今有一千余万元销售未申报纳税，出现了较大的风险，我们立即对该企业进行了查处，并对分局类似企业进行了风险排查。目前，分局评估的23户建筑业共计补税213万元。
(五)专业化应对措施明显增强。
分局在做好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评估的同时，开展了亏损大户、核定转查账、所得税同比减少50%以上、10万元以下亏损无调整事项以及微利企业5项自主风险项目核查。共计补税454万元，调减亏损1350万元。分局四科在汇缴时发现一户刚由核定转为查帐，第一年参加汇缴的企业，存在人为调剂计税成本的现象。经过集体讨论以后，分局认为该企业存在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的企业进行了筛选，在分局开展专项核查，发现有问题企业9户，合计补税414万元。
三、存在问题和下步打算
目前，我们的各个系统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申报数据信息和部分财务数据，但缺乏所得税管理所需的涵盖纳税人基础信息、历史数据、行业指标、预警分析的专业平台。目前各种数据的整合还停留在手工阶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且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针对下步工作，我们将努力做好以下几点：
1.进一步整合平台，提升风险分析的科学性。
尽快完善所得税风险管理平台，才能加快信息化成果转化，充分了解和把握纳税人生产经营规律，准确掌握纳税人的涉税信息，根据不同类型纳税人的特点，实现所得税分类动态监控的无缝隙管理。
2.加强与外部联系，确保信息的真实有效性。
积极争取上级部门与地税、财政、工商、外管、银行等部门建立定期工作联系制度，定期核对有关资料，交换相关信息，尽可能多的了解真实有效的第三方信息，以强化对税源的控管力度。
3.加强业务培训和税法宣传，提高征纳双方综合素质。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纳税评估税源管理符合性测
纳税评估，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报送的纳税申报资料以及日常掌握的各种外部信息，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纳税义务情况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对纳税资料系统的审核、分析和评价，及时发现并处理纳税申报中的错误和异常现象，监督、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为税源管理、日常检查及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等工作提供信息和依据。
一．理性思维，讲求实效
现代国家的税法，都是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这表明税法属于制定法而不是习惯法。它一开始就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形成的规则，而不是对人们自觉形成的纳税习惯以立法的形式予以认可。税法属于制定法，而不属于习惯法，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征税权凌驾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之上，是对纳税人收入的再分配。税法属于侵权规范。征纳双方在利益上的矛盾与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离开法律约束的纳税习惯并不存在。从法律性质看，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义务性法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制性，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明确而肯一定，不允许任何人或机关随意改变或违反。税收是纳税人的经济利益向国家的无偿让渡。税法的强制性是十分明显的在诸法律中，其力度仅次于刑法，这与义务性法规的特点相一致。从税法的角度看，纳税人以尽义务为主。并不是指税法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而是说纳税人的权利是建立在其纳税义务的基础之上是从属性的。并且这些权利从总体上看不是纳税人的实体权利，而是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例如，纳税人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有依法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等等。但这些权利都是以履行纳税义务为前提派生出来的，从根本上也是为履行纳税义务服务的。
由此可见，征纳税双方在利益上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勿庸讳言，纳税人进行的税务委托、税牧筹划等都是为了寻求最小合理纳税的帮助。而征纳双方的经济信息又是不对称的，按照约翰·纳什的“零和博弈”理论，谁获得的信息更客观，谁将会更有利。对税收征管而言，尽管存在着纳税人对税务机关征税依据，对税法内容理解上的差异。但税法信息是公开的，对每一个纳税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纳税人对自身组织机构、经营状况，财务情况等信息的掌握，远高于税务机关。所以说，征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还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信息不对称。所谓的税收的经济观，就是税收的多少，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纳税评估这项工作，正是为了获取真实的经济发展信息，使税收工作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而展开的。由于税法的特点，这项工作的开展将是比较困难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思想上重视起来，要理性地思维，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纳税评估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理论先行，方法科学
究竟怎样进行科学的纳税评估，用什么样理论作指导，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现行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在这方面的理论阐述是不充分的。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经济已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去。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颁布的((国际审计准则》，其理论体系已被我国政府采纳。这也是中国人世承诺的条件之一，因为我国的有关组织，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因此，我国审计监督体系是完备的，其理论是先进的，其方法是科学的。税务部门正在逐步借鉴、采纳政府审计中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为税收工作服务。比如，纳税评估工作中的约谈制，就是审计中的符合测试程序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所谓符合性测试程序是为了获取证据，以证实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设计的适当性及其运行的有效性。再比如，纳税评估工作中的评估主要指标的计算就是审计中的实质性测试程序在税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所谓实质性测试程序包括两部分：(1)交易和余额的详细测试；(2)对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应用的分析性复核程序。运用这一类审计程序是管理当局在会计报表上的各项认定是否公允的证据。可以说，符合性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始终。
如果我们评价企业内部控制为高信赖程度，说明控制风险为最低。而控制风险越低，我们就可以执行越有限的实质性测试。如果内部控制为低信赖程度，说明控制风险很高，那么，我们只有依靠执行更多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才能控制检查风险处于低水平。可以看出，无效的内部控制必然导致我们增加实质性测试的工作量。具体到纳税评估工作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应是调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内部的控制程序。如果生产经营内部控制程序不值得信赖，那么，我们将无法从纳税人提供的经济资料中获得真实的经济发展信息，纳税评估主要指标的计算更是无从谈起。纳税评估这项工作就会流丁形式。所以说，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指标的计算上。关键在于取得客观真实的原始资料。计算机学上有一句名言：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由于符合性测试程序和实质性测试程序有着完整的体系，其理论内容也较多，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对于获取企业经济信息的方法，我们共同回顾一下历史，仍然以审计为例：从1844年到20世纪初，审计方法是对会计账目进行详细审计；从20世纪初到1933年，审计对象转为以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为中心的全部会计报表及相关财务资料，审计的范围已扩大到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并广泛采用抽样审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抽样审计方法得到普遍运用，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可以确定审计的重点。审计理论及方法发展演变的脉络，对我们税收工作，其借鉴意义非常重大。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应由理论指导着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机关是要讲求效能的，方法科学是很重要的。
三、知行合一行重于知
税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体现着国家在经济上的存在。马克思说，税收官后面紧紧跟着吓人的法官。税务人员肩负着使命是很重要的。同时，社会对税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权力和义务从来都是相互统一的。税务机关是所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中专业性较强的一个机关，它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尚没有哪部部门法像税法那样包含着内容那么多。税法的执法力度仅次于刑法。它要求税务人员既要精通税法，又要精通会计财务理论，我们不能妄自尊大，但亦不能妄自菲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完善，国际上先进科学的经济管理理论、方法被我国大量吸收采纳。如，从1993年的会计“接轨”、“两则”的颁布，到2005年《小企业会计制度))的实施，就是一个很好地说明。目前，、财政部已经并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有：“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收入”、“债务重组”、“建造合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非货币易”、“或有事项”、“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存货”、“固定资产”、“中期财务报告”等。可以说，这些准则的内容就是我们税务工作的对象。不精通这些知识，如何工作。例如“财务失败预警系统”概念的引入，对于我们快速诊断企业的经济状况大有裨益。而运用多变的模式思路建立多元线型函数公式，即运用多种财务指标加权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称为Z值)，来预测财务危机，对于税务部门来说，更具实用价值。最初的“Z计分模型”，由美国爱德华-阿尔曼在20世界．60年代中期提出，用以计算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其判别函数为：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式中：Z--判别函数值；XI一一(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00；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X3--(息税前利润÷资产总额)×100；X4-一(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X5一一销售收入÷资产总额。
如果企业的Z值大于2．675，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反之，若z值小于1．8l，则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危险。如果z值处于1．81-2．675之间，阿尔曼称之为灰色地带。进入这个区间的企业财务是极不稳定的。为了动态管理税源，快速获得企业量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对重点税源企业有必要进行Z值的排序。
我们要更加重视总预算的作用。现行纳税评估办法中的主要指标所需信息，多取之于企业的财务报表、账簿等这些信息反映的都是企业实际已经发生的情形。而纳税评估的主要作用是面向未来的，是有预测性的。总预算是指预计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它反映企业的总体状况。其反映的经济信息，对于纳税评估来说，意义更大。
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要注意可持续增长率这个问题。可持续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4项财务比率。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的乘积是资产净利率，它体现企业运用资产获取收益能力，决定于企业的综合实力。收益留存率和权益乘数的高低是财务政策选择问题，取决于决策人对收益与风险的权衡。企业的实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决定了企业的增长速度。因此，实际上一个理智的企业在增长率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尤其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财务会计和税法体现着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服务不同的目的。财务会计核算必须遵循一般会计目的，其目的是为了全面、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税法是以课税为目的，根据经济合理、公平税负，促进竞争的原则，依据有关的税收法规，确立一定时期由纳税人应交纳的税额。税法还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为宏观经济服务的一种必要手段。财务会计原则和税收法规的本质差别在于确认收入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所得税会计就是研究如何处理按照会计准则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或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或亏损)之间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完备，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差异将会越来越大。有鉴于此，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对取自纳税人的财务指标，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有些财务指标是不能直接运用的。广大税务人员必须不断地更新知识，与时俱进。
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国家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对于开展纳税评估，强化税源管理，实现税收工作“科学化、精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好的制度需要人去执行、去落实。对于纳税评估这项工作，我认为以管理科室为主，综合科室、征收申报大厅为辅的管理方式较好。其理由有三：第一对纳税人的组织结构、经营状况、财务核算情况的详尽了解，非管理科室的人员莫属。第二在纳税评估工作的执行中，对一些适用法规，政策的确认上，评估指标的具体含义、计算及一些具体实务的协调沟通上，综合科室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来。而综合科室的职责也在于此。第三，征收申报大厅经过近几年的信息化建设，其掌握的征管信息是比较充分的，如果它的作用能够确实发挥出来，对纳税评估工作是有很大支持作用的。我们在进行纳税评估时，调账问题是很重要的。账务调整，能够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根据审查结果，正确及时地调整账务，既可防止明补暗退，又可避免重复征税。但账务调整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应该由综合科室的专门人员来做。管理科室的工作是税收工作的重中之重。《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出台，对于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开展纳税评估，强化税源管理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基层税务部门来说，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法可依的，有章可循的。“知”存在的问题不大，关键在于“行”。知行合一，行重于知。如何把先进的理论，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圈里人讨论得热火朝天，而用户并未大范围认可。”北京中企开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斌这样描述SaaS(软件即服务)市场厂商一头热的局面。
在他看来，当前SaaS领域的很多人说得多，做得少。这是SaaS服务迟迟不能落地的重要原因。而服务落地，最重要的是要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6月11日，中企开源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期间推出国内首个SaaS体验中心。
“体验中心正是推进SaaS落地，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的重要一步，”张斌说。据了解，体验中心的建立就是为了展示中企开源怎么为用户提供SaaS服务，以及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
体验中心：切身感受Saas魔力
记者在SaaS体验中心现场看到，一排整齐摆放的电脑前面，工作人员正详细地为参观者讲解中企开源SaaS服务。据了解，SaaS体验中心将中企开源在SaaS领域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模式、方法和运营管理经验展示出来，通过现场实时生动的演示和互动引领体验者进入SaaS运营的真正核心，切身体验SaaS运营平台为软件服务带来的崭新天地。
借助SaaS体验中心，工作人员向体验者们全面展示了中企开源基于SaaS的IT服务运营体系，以及在中企开源SaaS平台上运行的部分产品，让用户对SaaS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在简约而富有现代感的SaaS体验中心，体验者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IT服务运营体系的基础服务、技术服务、管理服务、业务服务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在应用端的产品体验区，体验者们可以看到SaaS产品如中企动力数商z和z邮局、大地集团VOD、世华财讯的金融产品等是如何在中企开源的SaaS平台上运行的。
据中企开源SaaS体验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中企开源通过长期的运营实践，借鉴并丰富了风靡全球的ITIL运维理论，建立了完善的组织结构，在全国部署华北、华南、华东三大IDC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并应用P2P、虚拟化、系统监控、安全一体化等技术，并通过流程自动化、制度规范化、考核标准化等手段提升运营管理能力，逐步形成了能够提供基础服务、技术服务、管理服务、业务服务、培训咨询服务等综合化IT服务运营体系。
性能比功能更重要
“所谓的免费，为用户带来的是应用的不可靠性。对用户来说，体验是有差异的。而当前很多企业无法保证用户的个性化体验。”张斌说，中企开源关注性能，而不止是功能。
“我是SeaS的坚定支持者，但SaaS能走多远，现在还很难说。”张斌认为，国内市场仍是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再过几年，可能市场上能剩下的厂商就没几家了。
张斌坦承，中企开源也在关注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他认为，尤其3G面世之后，移动互联网与互联网的区别很小，但当前互联网上的SaaS目前还不成熟。
“其实个人应用更适合SaaS模式。”张斌认为，随着各项资费越来越低，有一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域名等，比如“张斌.com”。
“为了产品性能和可靠性，真累死我了。”张斌说，各个地域的网络情况都不相同，这一类的问题有一大堆。之前做传统软件的时候不做运营，不用考虑这些。但现在服务是否到位、体验效果如何等等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中企开源通过组建用户体验研究中心、技术研发中心、技术运营中心和产品管理中心，已经建立了1600多人的队伍，在北京、广州、深圳和上海设立了技术研发基地；同时不断增加投资，在北京、广州、苏州、美国得克萨斯、德国慕尼黑等地建立了数据中心，运营的服务器数量已超过3000台，并随着服务客户数的增长而持续增长。
来自“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的信息
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年均增长38％
在6月11日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软件服务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软件业务收入由2001年的796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573亿元，年均增长38％。
同时，软件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软件技术服务和系统集成收入占产业总收入的比重达40.5％。2008年软件服务外包出口额为15.9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54.3％，软件服务外包出口群体正在形成，外包层次不断提升。
2008年，作为中国软件之都的北京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达到了1537亿元，同比增长22.7％；其中软件出口实现5.35亿美元，同比增长16.5％，是2000年的12倍，年均增长率达36.4％。北京软件产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离不开产业联盟的机制创新。在联盟技术标准、协同创新机制下，长风联盟骨干企业2008年新增业务收入26.8亿元，是2006年增长额7.6亿元的近4倍。(慧吉)
我国域名产业规模迅速提升
电子商务和3G应用将成新增长点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首届域名大会”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毛伟表示：“从1998年开始，我国域名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尤其是CN国家域名作为后起之秀，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截至2008年底，中国域名总量达到1682万个，较2007年增长41％。中国域名规模的增长，主要受益于国家顶级域名.CN的增长。
在传统域名应用领域的竞争中，电子商务与3G发展加速，使得CN域名迎来新“蓝海”。有专家预测，2009年，受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影响，域名市场需求低于2008年同期。
在此背景下，有专家认为，域名产业应该抓住调整期，夯实域名应用基础，优化域名结构，拓展新的市场需求，以更多的增值服务来服务企业。中国首届域名大会的《域名产业报告》显示：高速增长的电子商务域名应用和移动互联网将打开广阔的领域，它们将给CN域名的应用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边锋)
用友伟库网10亿元打造在线精准营销平台
“客盈门”锁定2000万家企业信息
6月9日，用友伟库网10亿元打造的新一代在线精准营销平台“客盈门”闪亮登场，以免费形式向用户提供新产品服务。这一举动，打破了国内以CRM、HR为主的单一SaaS应用模式，首次直面中小企业需求本质――即销售额增长，进行了功能挖掘再造和深度部署。
据了解，以“客盈门”的为战略转型，用友伟库网推出了高度整合的全新在线管理门户。该门户以“客源滚滚”和“财源滚滚”两大组件为核心。
据介绍，“客盈门”独有的伟库黄页，可以提供2000万以上企业信息，这将有效地帮助企业锁定目标客户，快速占有前端市场。(尚昭)
中国lT服务管理论坛筹委会成立
6月12日，“中国IT服务管理论坛”筹备委员会成立。该论坛旨在为我国IT服务管理领域提供公共交流平台，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和促进IT服务管理最佳实践的提炼、共享、规范、协同和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IT服务管理水平。
据悉，论坛成立后将开展IT服务管理人才的评定、数据中心的标准与度量、人员技能提升、IT服务最佳实践分享等工作。(徐立洋)
IBM为用户构建动态信息架构
为了动态加速企业信息架构，IBM中国系统中心推出了六大信息存储解决方案，集中从法规遵从、信息可用、信息保持、信息安全四大领域，为用户构建动态的信息架构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
这六大解决方案包括归档产品DR550 v4.5、XIV网格存储系统、DS8000和DS5000存储系统、TS7650Protec TIER重复数据删除工具、虚拟化解决方案SVC和TKLM密钥管理软件。(雷赫)
东软医药卫生业务发展中心成立
以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卫生数字字典为标准，东软推出了覆盖医药卫生信息化全过程的系列解决方案。
其中，解决方案涉及到医院信息化、医疗保障方面、公共卫生、药品监管方面等系统。
同时，东软通过整合数字医疗设备、医院信息化、医疗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资源与服务，成立了“东软医药卫生业务发展中心”，将全力面向国家新医改政策。(雷赫)
航空
南航在四座大城市机场装上自助值机亭
近日，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首次采用30台NCR TouchPort自助值机亭，并已部署于广州、深圳、长春及郑州四大城市的枢纽机场，为旅客提供灵活便利的自助值机服务。
由于这30台TouchPort自助值机亭全部采用通用自助服务(CommonUse Serlf―Service，“CUSS”)平台，能够允许不同航空公司的应用在同一个自助服务平台上运行。当南航旅客步入机场的时候，可直接在登机大厅使用南航自助服务亭查看订票情况、座位图、更改座位、查看行程单并打印登机牌。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信息中心副总经理黄文强表示，这是南航首次引入符合国际航空协会所制定的c USS标准的自助值机设备，从而为南航与相关联盟航空公司开展合作，共同为旅客提供登机、租车接送和酒店入住登记等便利服务做好准备。(雷赫)
科技
亚洲首个百万亿次计算机“魔方”启动
6月15日，国内首台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魔方”原名“曙光5000A”，在上海正式启用。“魔方”不但是亚洲第一的超级计算机，也是目前美国本土之外惟一计算速度排名进入全球前十的超级计算机，表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能够研发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国家。
“魔方”由中科院计算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曙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上海超级计算中心联合研制。今年5月15日“魔方”由北京运抵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经过近一个月的安装调试，于6月1 5日正式对外开放运行。
“魔方”由42个节点机柜、10个互联网络机柜、15个存储机柜组成。
目前，已经有三百余家用户在使用“魔方”，用户中不乏中国重要的科研院所和具有研发能力的国企，包括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宝钢、上汽、上海光源等研究所或企业，都和上海超级计算中心签订了台作协议。
交通
驾车出行可查“公路交通气象预报”
6月8日，升级更新后的全国公路交通气象预报系统正式启用。在新版预报系统中，全国公路网电子地图已实现数据的全部更新，公众可以了解更多公路天气预报等信息。
据悉，全国公路交通气象预报系统最开始使用的公路电子地图是基于2004年年底的公路数据。目前，新版预报系统的全国公路网电子地图已更新至2007年年底的数据。更新后的路网基础数据主要以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和国道干线公路为主，并新加入了国家高速公路网新的路线名称和路线编号。新的公路交通气象预报可以更加全面地反映国家高速公路网受恶劣天气影响的范围及情况，扩大公众出行服务的覆盖面。(田心)
联想打印新品帮用户节约成本
6月8日，联想推出彩色激光打印产品――联想c8300N／C8700DN、彩色多功能一体机联想MC8300DN，和打印速度高达33PPM的黑白激光扣’印机LJ3900D。新品以远远高于同类产品的性价比和强大的品牌及服务优势，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更为出色的办公选择。(尚昭)
CA新品帮助企业实现“精益IT”
CA新近了13款全新增强版企业IT管理(EITM)产品。它们显著增强了IT管理的产品组合，同时通过虚拟化、自动化和关键IT系统及流程优化，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精益lT，并用灵活的EITM方法，从战略的高度为用户规划和部署，帮助用户提升竞争能力。(徐立洋)
黑龙江自主创新龙迈品牌
黑龙江中科方德有限公司作为英特尔公司在M1D产品方面的重要技术战略合作伙伴，推出了基于英特尔凌动处理器的超便携互联网终端龙迈MID系列产晶，同时还推出了上网本系列产品。作为黑龙江自主创新品牌，龙迈上网本系列无论在外观设计，性能配置，还是功能设置、使用界面的友好性方面都更为成熟。龙迈MID不仅体积小，且内置功能强大，强悍的高性能参数，甚至可与笔记本电脑媲美。(边锋)
实达BP-830K专注证件打印
实达外设了一款高性能票旺／存折打印机产品BI?830K。这款针对税务、工商、医卫、社保、公安等行业用户研发的新品，充分满足了证卡、存折本、发票、业务单据等多种类型介质的打印需求。(慧吉)
科研
2010年底百所高校将实现lPV6升级改造
在6月18日举行的“2009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论坛”上，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表示，下一代互联网正迎来发展的重要时机。
李志民指出，日前，国家发改委加快实施《下一代互联网业务试商用及设备产业化专项》的步伐，推动我国下一代互联网科技和产业取得新的发展。国家首先在教育科研领域开展IPv6试商用，明确要求在2010年底实现100所高校校园网向下一代互联网IPv6升级改造，为100万以上用户提供信息资源和重大应用的IPv6试商用。
随着网络需求的不断增长，IP地址即将耗尽、网络安全漏洞多等问题日益凸显，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网络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下一代互联网发展计划。在这 一场互联网技术变革的竞赛中，谁最先占领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赢得了先机。因此，发展下一代互联网也就必然成为我国战略性的选择。
证券
深交所组织网上发行全网测试
近日，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会员单位联合组织了网上发行全网测试。此次测试，旨在配合新股发行体制改革，落实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
此次测试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模拟一个交易日的新股网上发行申报；二是模拟一个交易日的结算处理；三是接收结算数据并验证正确性。在此测试之前进行了交易系统应急演练测试，以进一步提高深交所交易系统安全保障水平，强化风险防范意识，确保深圳证券市场安全运行。
政府
广东工商税务部门实现数据大联网
广东省级工商税务部门已实现联网，地税工商登记信息每日交换一次，服务效率和执法监督能力提高。税务机关能够充分利用工商数据，发现股权变动情况，从而掌握这部分税源，减少税款流失。
据广东省地税局有关负责人说，工商税务数据联网为消除部门藩篱、提高行政效能、全面提升税源控管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底，广东省地税局共接收到工商登记数据615万多条，仅2009年1月以来至4月底新增的工商数据就147万多条，办证时间也从原来的15分钟缩短至3分钟。
同时，工商税务信息联网以后，前台人员在办理税务登记时，只要录入工商注册号，就可以查出工商数据。借助工商登记数据，可以减少前台录入量，受理税务登记业务的主要办理方式由数据录入转为数据审核，有助于提高税务登记数据准确性，有效地解决了由于注册类型、行业、隶属关系录入错误造成的错误现象。
网络应用分会：
征集网络新技术与应用论文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网络应用分会定于2009年11月在厦门召开第十三届网络新技术与应用年会，同时进行会议论文征集活动。
论文征集内容涉及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网络存储技术与灾难恢复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与实现、分布式系统与网络计算、嵌入式通信技术及软件、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及其应用、综合网管及系统应急响应等方面。
江西：
举办电子政务建设应用研讨会
6月6～7日，江西省计算机用户协会与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举办了《江西省电子政务应用研讨会暨江西省信息系统专家周末活动》。来自江西省部分政府机关信息中心负责人28人参加了活动。同时，与会代表就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的话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市场发展分会：
2009年工作计划及设想
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市场发展分会日前召开2009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2009年市场发展分会将推出“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工程”，采用多种形式推动移动电子商务的应用；拟制定“移动电子商务信用等级评价标准”，为企业开展移动电子商务应用提供支持和保障；开展IBM-SOA用户服务项目，为会员单位提供基于SOA构架理念的企业管理和运营解决方案，搭建SOA国内供应商与会员单位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平台。
金融业信息化战略――理论与实践
该书从战略管理的角度，以推理逻辑为线索，设计了我国金融业信息化发展的战略蓝图，内容涉及网络经济学、信息经济学、金融中介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书中针对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业特征，首先通过对战略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的探讨，寻求金融业信息化战略的理论支撑体系，而后立足我国银行业经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内部条件，借鉴国外银行信息化战略调整和变革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银行业信息化的实际目标，运用战略评价方法，推演出了应该选择“积极扩张与投入”的信息化发展战略。
农业信息化技术导论
农业信息化技术作为20世纪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域，受到了农业科学家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同时作为农业高技术成果推广应用的先进工具和高效传播载体受到了农业管理与经营者的普遍欢迎。编者在总结和归纳国内外农业信息化技术教育、科研成果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组织相关高校从事农业信息化技术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编写了《农业信息化技术导论》一书。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
[3]张馨.“税收价格论”理论更新与现实意义[J].税务研究,2001,(6).
论文关键词:税法平衡问题依法治税行政法
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纳税筹划;设计主体;自主筹划;筹划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权利,纳税筹划是纳税人或其委托人在纳税义务发生前通过筹资、投资、收入分配、组织形式、经营等事项的事先安排、选择和策划,采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方法,规避、减轻、转移、推迟纳税以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
纳税筹划的具体行为分为设计和实施两个阶段。关于纳税筹划方案的实施主体,毫无疑问的应是纳税人(含纳税人或纳税人内部的相关职能部门),但纳税筹划方案的设计主体,不仅包括纳税人,还包括受托人(含社会中介组织和其他个人)。自行筹划(“自产”)和筹划(“外包”)是企业设计纳税筹划方案的两种途径。
一、对现行纳税筹划设计主体的调研情况
为了掌握纳税筹划主题的客观现状,笔者走访了部分税务机关、中介机构,并按照1:2:4的比例对120家在京的大、中、小型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80份。享受过涉税中介服务企业的情况如下。
纳税人对涉税中介的需求与其已经享受过的涉税中介的服务是有一定差异的。对于纳税人最需要涉税中介哪些服务,纳税人选择的排序是:对法定只能由注册税务师做的鉴证业务放在了需求的第一位,体现出对有偿服务的被动接受。而对纳税咨询的需求排在第二位,体现出纳税人需要涉税中介贴心、高效的服务,希望涉税中介帮助纳税人协调沟通问题、发挥桥梁作用的愿望。仅有几家规模较大的国地税混合户有对涉税中介纳税筹划的需求。
笔者也走访了8家涉税中介(包括税务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他们反映,尽管鉴证业务是注册税务师的法定业务,从业务量上看,涉税中介的业务量主要来自这些法定业务,但是法定业务的收入额却不是涉税中介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涉税中介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介于权益服务与信息服务之间的协调、沟通涉税事宜的服务。纳税筹划也不是税务或会计事务所的主要收入来源。
二、影响纳税筹划设计主体的一般因素
当纳税人产生纳税筹划需求的时候,是自行筹划,还是委托给人进行筹划,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影响纳税筹划行为主体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对税收政策信息把握的充分度
对税收信息把握的充分度,既与税收制度的繁杂程度有关,也与税收政策的透明度有关。税收制度的繁杂、政策的不透明,使纳税人了解得纳税信息不完备,难以保证纳税的准确和纳税筹划的适度。从税务业的起源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因战争增收营业税,增加了纳税人计缴税款的难度和工作量,纳税人寻求税务咨询和委托申报的业务迅速增加,使专职于这种工作的人员有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并以税务专家的职业固定下来。1911年,大阪的《税务代办监督制度》成为日本税务制度的前身。无独有偶,在英国1920年的税制改革中,由于税率的提高和税法内容的繁杂,纳税人为了避免因不能通晓税法而多缴税款,开始向专家请教。于是,在英国的特许会计师、税务律师中出现了以提出建议为职业的专家。十年以后,税务检查官吉尔巴德・巴尔与其他税务专家共同创立了租税协会,成为英国惟一的专门从事税务业务的专业团体。租税协会的大多数会员限于某一税种的专业服务――为使委托人的应纳税额合法地减少到最小而提出(纳税筹划)建议①。对此,郝如玉教授曾在其《中国税务制度研究》(2002年)中提出了“纳税筹划是税务制度的原动力”的观点。纳税筹划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也表明,纳税人是否愿意选择委托人进行筹划,与其对税收政策信息把握的充分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专业水平和筹划能力
纳税筹划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对教育水平和人才素质的要求很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纳税筹划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企业本身拥有具备能力的筹划人才,可以进行自主筹划;如果企业需要纳税筹划但不拥有具备专业水平和筹划能力的人才,只能考虑筹划。
(三)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拥有人才的状况和承担纳税筹划成本的能力,成本因素是影响筹划主体选择的重要因素。纳税筹划成本通常被定义为筹划方案实施之后,企业额外支付的费用或者发生的其他损失以及机会成本,主要包括:
①设计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内部成本为内部专业人员的人力成本,外部成本为购买外部专业机构方案或劳务的费用
②机会损失成本――指企业选择某种纳税筹划方案,由于方案的选择而可能导致的利润减少以及其他可能的损失。
③风险成本――是指因筹划风险带来的罚款、滞纳金等损失或者控制风险所发生的支出。
任何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都会遵循成本效益原则,考虑自身付出所能带来的收益状况。作为委托方的纳税人要考虑成本效益,作为受托方的人也是理性“经济人”,也会考虑成本效益。一般来讲,企业的经营规模越大,组织结构越复杂,业务范围越广,缴纳的税种越多,纳税的金额越大,则纳税筹划的空间也就越广阔,获取节税利益的潜力也就越大。由于规模小的企业考虑到付出筹划成本所带来的筹划收益的相对额和绝对额都不可能大,往往仅关注人力和劳务成本,从而选择自主筹划。而规模大的企业付出筹划成本所带来的筹划收益的绝对额有可能很大,因此会全面关注纳税筹划的上述成本,并在自主筹划和筹划之间作出选择。
三、影响我国企业纳税筹划设计主体的主要因素
半个多世纪以来,纳税筹划专业化趋势十分明显,社会化大生产、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以及复杂的各国税制,使得纳税人难以充分掌握经营中的全部涉税政策信息。仅靠纳税人自身进行纳税筹划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作为第三产业的税务伴随着筹划而产生,与纳税人共同占据并分割纳税筹划的设计主体空间。而我国纳税筹划设计主体的分割状况,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一)税收征管模式的转换影响我国纳税筹划设计主体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国税收征管采取的是“一员进厂、各税统管、征管查合一”的征管模式,即税务专管员全能型管理模式,管理不规范、效率低下、法治化程度低,权力失去制衡、征纳责任不清,这一阶段不能产生纳税筹划的需求和市场。1988年,我国税收征管模式进行改革,由传统的全能型管理向按税收征管业务职能分工的专业化管理转变,建立“征、管、查三分离”或“征管与检查两分离”的征管模式。由税收征管方式的突破到税收征管体系的全面改革是中国税收征管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展。
1993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方案》(即1994年税制改革方案)提出“建立申报、、稽查三位一体的税收征管新格局”,即“你申报、我稽查、你不懂、找”的格局。税务作为新生的社会中介服务,划入税收征管格局之中,其地位相当于“第二税务所”。从理论上看,混淆了政府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界限;从实践上看,混淆了无偿管理服务与有偿中介服务的界限。尽管当时税务在我国全面推行,从事纳税筹划的专业中介队伍逐步形成,筹划在当时筹划主体中的地位优势明显,但是所做的具体筹划内容中,许多是利用人与税务机关的关系争取有利的政策或政策解释。此一阶段的纳税筹划,技术含量低,关系含量高。
1996年国务院批转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方案》进一步明确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2004年7月在全国税收征管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提出要增加一句“强化管理”,从而形成了直到目前我国仍在实施的34个字的税收征管模式。1999年8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清理整顿税务行业实施方案》,在全国全面清理整顿税务行业,规范发展税务。税务不再是征管的内部环节,而是征管的一个补充。纳税筹划真正走入了市场化。
2005年9月,《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出台,2006年2月起实施,这标志着税务行业进入一个崭新的规范发展时期。《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将税务师行业的业务范围划分为涉税服务业务和涉税鉴证业务两大类,首次将原来隐含在税务咨询范畴的纳税筹划单独明确列入涉税服务业务范围。这无疑为稳定和拓展纳税筹划的主体空间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二)纳税人(委托人)与人的预期目标差异影响我国纳税筹划设计主体
受纳税人的经营目标、行为偏好、处事风格以及利益取向等多方面影响,纳税人对纳税筹划目标的选择并不是一致的。有些纳税人仅仅希望通过筹划规避风险;有些纳税人追求即期税后收益的最大化;有些纳税人将纳税筹划并入企业的发展战略来通盘考虑,从远期和企业发展角度考虑整体利益最大化问题。由于纳税人(委托人)与人对掌握税收法律法规信息的充分度存在差异,导致作为委托方纳税人与作为受托方的人预期目标的不一致,从而直接影响了纳税筹划设计主体的选择。
在现实中,税务人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在给企业(委托方)作纳税筹划之前,都要对委托方以往的纳税情况进行评估。由于企业(委托方)对税收法律法规掌握的不够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出现了企业(委托方)需要对以往的疏漏进行补税的情况。这与企业(委托方)预计减低税负的目标出现了偏离,导致纳税人打消委托筹划的计划,只与税务师事务所保持顾问或咨询的关系。针对这一现象,为进一步了解筹划的市场状况,笔者走访了8家规模各异的税务师事务所,发现在现实中的纳税筹划业务与理论上纳税筹划的概念存在着差距。税务师事务所和纳税人,都没有把规避税收风险列入纳税筹划的业务项目,而是把避免和消除涉税风险隐患,列入了税务咨询、常年税务顾问的服务项目。而对于纳税筹划的服务项目,人和纳税人(委托人)均要按照降低税负的量化指标收取和支付价款。换句话说,现实中纳税人和人所称的“纳税筹划”普遍仅停留在节税筹划层面。笔者还发现,尽管纳税人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身份都有纳税筹划的愿望,但是委托人作筹划的比例非常低。笔者通过对事务所的调研发现,委托纳税筹划的客户比例很低,走访的8家事务所签约筹划业务的客户均不超过该事务所服务对象的3%。而且,该事务所服务对象(含咨询、顾问等)中仅有约1%的客户主动要求事务所节税筹划;另外2%的客户是事务所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发现其有明显的节税空间,在注册税务师的劝导下实施了委托筹划。由此可见,以规避风险为目的的纳税筹划在现实中多以税务顾问和咨询的形式出现;以降低税负为目的的筹划在纳税筹划主体空间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而以企业长远战略为目得的纳税筹划在我国筹划中的比重更小。
(三)纳税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影响我国纳税筹划设计主体
纳税人(委托人)和受托人都是理性“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二者的合作中,都会力求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纳税人(委托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博弈关系。作为人的中介机构,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对作为委托人的纳税人,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有可能并未将自身情况全部和盘托出,同时,委托人也无法观察人的行动或监督成本高昂。在纳税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委托人和人都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纳税人(委托人)和受托人出于对“道德风险”的恐惧,对于是否委托和是否接受委托都显得小心翼翼。
近些年,一些大的公司或企业集团在内部设立了税务部,招聘有税务专长的人员,专门从事企业自身涉税事项(包括纳税筹划)事宜的办理。例如雀巢、万科、杨森等大公司以及一些大银行,都在企业内部设立的税务部自主进行纳税筹划,以求满足减低税负和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上述现象也表明,我国的税务行业的执业规范、宣传力度都不够完善,税务人的专业素质和道德修养参差不齐,加之税收管理环境也不够规范,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和稳定性都不够,影响了企业对筹划的选择。同时,我国目前企业纳税筹划的设计主体因企业筹划层次的不同出现了筹划主体上的差异:小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往往不寻求;其他各类企业对于涉税零风险层次的筹划,都会考虑将自主筹划与筹划相结合;但是对于减低税负和满足企业经营战略层次的筹划,都是以自主筹划为主。也就是说,小企业出于筹划成本等因素的考虑而侧重选择自主筹划的方式;大企业则出于整体发展需要,设立税务部进行自主纳税筹划。我国纳税筹划设计主体出现了自主筹划为绝对主体、筹划仅占很微弱的地位。笔者还认为,鉴于近些年我国在改革发展中各地争税源导致的税收法治约束弱化以及纳税筹划政策空间的缩小等状况,使受托筹划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而纳税人自主筹划会在纳税筹划的设计主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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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实质课税原则；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130-006
一、 实质课税原则的税法地位
税法原则包括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税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税法的具体原则是指在税法的解释、税收的征纳等具体适用税法过程中应遵循的准则。[1]实质课税原则究竟属于基本原则还是属于具体原则，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定义以及各国的税收立法实践看（1），笔者认同实质课税原则属于税法具体原则。有关实质课税原则“实质”的认定又存在“法的实质主义”与“经济实质主义”之争。法的实质主义指的是当纳税人采用一个虚假的法律事实来隐藏一个真实的法律事实时，适用税法时采取被隐藏的那个法律事实作为解释税法的根据，也就是用实质法律事实否定形式法律事实。经济的实质主义是指满足税法上的课税构成要件（法的形式）与现实所产生经济成果（经济的实质）不一致时，应根据后者进行税法的解释适用。至于实质课税原则否定说则是彻底否定实质课税原则的税法地位，认为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有违税收法定原则。对于实质课税原则的概念，学界亦未有统一定义。在德国，实质课税原则又被称为经济观察法，当形式外观与实质不一致时，税收机关应当透过形式外观而按照实质加以征税[2]；在日本，肯定实质课税原则的学者观点分为两大阵营：以金子宏为代表的“法律实质主义”认为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件在于是否有真实存在的法律关系，而不是脱离法律关系来直接判断是否符合经济实质；以田中二郎为代表的“经济实质主义”强调的是 “税法把握的是法律关系背后的经济实质，而不是简单的法律形式。经济实质存在，不管法律形式是什么，都必须等同课税”。[3]155我国学者张守文教授则认为，实质课税原则应根据经济目的的实质来判断某种法律关系是否符合课税要件，而能根据其外观来确定是否应课税。[4]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实质课税原则的法律地位以及适用的一些问题没有达到共识，但其在各国税法实践中却早已被广泛运用，实质课税原则产生于德国，风靡于日本，后被我国台湾地区所接受，大陆也在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文件中体现了这一原则。
从以上的表述可以看出，实质课税原则虽然备受争议却一直在争议声中存在和发展。因此，我们讨论实质课税原则时不能一味地否定其积极意义，而是应该去明确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法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应该去探明在税法理论研究和本国税收实践到底需要怎样的“税收实质”，进而践行实质课税原则的理念。笔者认同实质课税原则不属于税法基本原则范畴，但在税法的解释、税收征纳等具体适用税法时应遵循实质税收原则。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实行中
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颁布以来经历过多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目标。2007年，我国正式实行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在我国提出这项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对纳税人知情权的尊重。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是西方国家人民在追求民主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之一，在我国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一改纳税人在代扣代缴模式下的被动地位，纳税人对自己的课税标准和应纳税额一目了然。其次，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具有公正价值。中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十分有限，这导致实践中偷逃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就要求每一个纳税人都亲自参与到纳税过程，了解相关权利和义务，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再次，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具有改革的长远意义。自行纳税申报制度是与综合所得税制相联系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仍然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不能综合体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容易造成所得分布情况不同的纳税人税负不公，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得的来源渠道广泛，它们都不能依法归“类”，这就使得个人所得税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更加弱化，因此实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有利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朝综合分类所得税制迈进，从而实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和功能。
然而，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实施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和征管模式仍然处于分类所得税制下，这就势必导致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在实行中遇到很多现实问题。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2007 年，“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共受理自行纳税申报人数 1628706 人，申报年所得总额 5150.41 亿元，已缴税额 790.84 亿元，补缴税额 19.05 亿元，人均申报年所得额 316227 元，人均缴税额 49733 元。”[5]这个数据一公布就引起了学术的广泛讨论，都认为首次自行纳税申报中实际申报的人数占应申报人数的比例太小。2008 年，“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共受理自行纳税申报人数 2126786 人，比去年增加498080 人，增长 30.58%；申报年所得总额 7735 亿元，人均申报年所得额 36.4 万元；已缴税额 1057 亿元，应补税额 21 亿元，人均缴税额 5.1 万元，申报已缴税额占 2007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3185 亿元的 33.19%。”[5]2009 年“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人数为 240 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的约 3%，而缴纳的税额为 1294 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 35%”[5]2010 年“全国共有 2689150 人到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28757 人。2009 年度申报已缴税额 1384 亿元，同比增长 9%。申报缴税额占2009 年度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 35.5%。纳税人人均申报年所得额 34.78 万元，人均申报应纳税额 5.24 万元”[5]。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除了2007年申报情况不理想以外，2008至2010年申报人数、申报数额和缴纳税额都呈稳步增长趋势，这说明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在我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毕竟，我国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实行时间不长，从这几年的数据来看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宣传不到位、纳税意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申报比例较低、申报质量不高，征管执法不严、税收使用过程不透明，究其原因又是这些问题本身，问题即成因。既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既然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的实施不是一帆风顺，那么作为一项落实个人所得税法手段的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如何实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如何体现个人所得税法的功能呢？笔者认为，在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中应该引入实质课税原则。
三、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中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基础
实质课税原则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萧条的德国，经济观察法的适用是对严格法律形式主义的反抗，在当时代表着法律理论发展的进步，这也表明税法这一独特的法律部门有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殊内在动力，体现了税法在摆脱法律的僵化的独特价值。如前所述，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解释和适用等领域内的具体原则。对于实质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中的理论依据，笔者倾向于从与税收法定原则的比较及税收公平原则中去抽象。
税收法定原则这项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从诞生起就蕴含着民主、法治、人权等精神，它是民主与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6]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认定，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包括“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程序保障原则”[7]，我国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包括“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课税要件明确性原则、程序法的合法性原则”[8]，张守文教授认为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9]，刘剑文教授认为包括“税收要件法定原则和税务合法性原则”[3]105。以上几位学者有关税收法定原则的表述都没有提及实质课税字眼，但可以得出税收的征收除了要合法，还应符合课税要件的结论。笔者认为，合法性的要求是指如何征税和征多少税须有法律依据；符合课税要件可以理解为只要税收事实符合课税要素，哪怕形式上突破了法律也要征税，这是税收的本质和特性决定，也是租税国家赖以生存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实质课税与税收法定主义不是自相矛盾的，相反，实质课税是从微观上来界定税收，税收法定主义是从宏观上要求税收取得有法可依。实行实质课税原则并不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相反，是在税收法定原则指导下的实质课税，是要求纳税人如实申报，是要求税收行政机关依法稽查，只要课税要素明确，就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缴纳，否则就纳税人和税收行政机关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税收公平原则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是世界各国制定税收制度的基本准则。但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涵是什么，与其他税收原则是什么关系，这些基础性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回答。于是，税收公平原则虽然被信奉为一条重要税法原则，但却停留在抽象层次，并没有有效地指导实践。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透过经济现象的表面来探求经济目的和经济实质，再塑了税收的公平价值。”可以说，税收公平原则是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论渊源，实质课税原则即成为税收公平原则的下位原则。
税收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税法却不能穷尽所有的经济现象，税收法律条文的僵化往往难以适应经济形式的多样性。正是因为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不适应当前的经济条件和法制环境，正是因为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不能有效实现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实质”与“形式”不一致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中是一种常态，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是税收取得须有立法依据，税收公平原则保护的又是纳税人权利和财产利益，实质课税原则是在税收法律可能有偏漏的前提下对特殊情况的修正，因此，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中实施实质课税原则，不仅不违反税收法定原则，而是更好地实现了“整体-个体”与“形式-实质”的差别对待，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税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公平正义。
四、实质课税原则在个人所得税全员
申报制度中的法律实践
当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个人所得税依然是分类所得税制，但是却在源泉扣缴基础上附加一个“全员申报”，先是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自行申报，后来是扣缴义务人全员申报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这样的尴尬在纳税人和征管机关之间各行其道：一方面，税收的计算、缴纳依然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分类所得模式计算，依然是通过收入支付方或者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高收入另行自行申报，但这项程序又不影响他的现有纳税除非有偷漏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征税机关依然按照现有分类所得模式收缴税款，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的各项信息又不作为重新核定税款并实行汇算清缴的依据，该缴多少税还缴多少税。而且，这种尴尬还互不干扰彼此脱节，你报你的我收我的。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文已经多次提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缺陷是主要原因，我国在现行税制下“双轨”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是用心良苦的，目的就是为以后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做好一切准备，但如何把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这座“引桥”的桥基夯实对以后新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创立十分关键。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纳税自行申报制度的优秀经验，并且加强过度阶段的各种配套制度建设，妥善解决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针对以上问题，首当先是要在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过程中实行实质课税原则。
1.立法确认。对实质课税原则立法，世界上主要有两种立法选择：以德国为代表的概括式立法和以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列举式立法。德国《租税通则》规定：“税法不因滥用法律的形成可能性而得以规避适用。有滥用之情事时，应根据其与经济事件相符合的法律形式，享有租税请求权。”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实质课税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也没有相关规定，个人所得税税收实践中适用实质课税原则须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相关条文。（2）我国尚未出台《税收通则》，故实质课原则在制定法中缺位是符合我国税收立法国情的。但我国税收法律的立法实践又告诉我们，可以由国务院颁布行政规章，或者以国家税务总局的规范性文件等形式将实质课税原则确立下来，等到以后条件成熟时再将实质课税原则立法。我国与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法律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的申报义务，但这些条文对义务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实际征管中又有很大的现实难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 8 条规定的纳税义务人和扣缴义务人的纳税申报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36 条规定了纳税义务人有五种情形需要办理纳税申报；2006 年 11 月，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凡年所得超过 12 万元，无论是否已足额缴纳税，均应主动向税务机关办理税收申报。这就是说，我国仅仅对满足规定的五种情形的纳税人进行监管，而不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不在监管范围之列。笔者建议，在这次《税收征管法》修改过程中，应增设实质课税原则条款，明确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明确实质课税原则的适用限制，规定税务诉讼举证责任，限定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以保障国家征税权、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2.政策宣传。长期以来我国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在过去整体环境下，高收入群体和隐性收入群体“逍遥法外”，这使得部分纳税人和代扣代缴义务人申报全员信息失真，这部分纳税人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遵从个人所得税法。尽管这几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提再提，但仍没有改变个人所得税成为国民怨声载道的一个税种，这是因为仅仅提高起征点并没有全面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变化、收入形式的变化和纳税人负担差异，换句话说，起征点对每一个纳税人是一视同仁的。所以，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政策宣传，将实质课税原则贯彻和落实下去，让全体纳税人的所有收入全部纳入计征范围，才能让不平的纳税人自觉自愿申报纳税。
3.适用限制。实质课税的前提是要准确确认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这考验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适用实质课税原则对于强化税收征管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其适用不当则可能起到相反效果。因此，实质课税原则应有适用限制，这种限制体现在税务稽查能力的提高和自由裁量权的谨慎使用。税务稽查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有关涉税事实进行调查，明确纳税人是否存在纳税义务，是否足额计算和缴纳税款，是否存在其他税收违反行为。此外，查明以上事实是否与“实质”相符，都依赖税收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有必要谨慎使用判断“实质”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否则容易导致公权力的扩张与滥用，破坏税法的公正与公平。所以，有学者建议“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其解释有利于纳税人的以外，不得以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类推适用以致创设或加重纳税人的税负，但在税收规避的情况下则可根据法律的目的、相关规定及可能的文义适用实质课税原则进行课税。”[10]
4.非法课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范的对象是合法所得，然而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收入形式多样化，所得包括合法所得和非法所得，如果只强调对合法所得征税，非法所得却“合法”地逍遥法外，这对取得合法收入按章缴税的纳税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笔者主张要对非法所得征税。实质课税原则注重纳税人纳税能力的经济事实，而不是表现出来的法律行为形式。如果经济实质符合课税要件，则应根据实质条件确认纳税义务。而该经济行为是否合法，则由其他相关法律进行确认，因为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交易，仅仅凭税务机关很难对课税客体合法与否进行正确判断。为此，只要符合课税实质要求即可征税，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很多阶层隐形收入、灰色收入等都有可能属于非法收入之列，对这部分收入进行实质课税不仅有利于提高合法收入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更有利于整体税收公平。
5.加强执法。近年来我国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各方面素质和征管条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计算机网络使用和专业技术水平上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税务工作人员的征管能力和征管手段离现实要求还很远。在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过程中适用实质课税原则特别依赖税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法治观念，我们要不断提高税务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进一步改善计算机网络条件，以维护税法的公平性和提高行政效率。
6.完善配套。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诞生以来，经济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收入取得的手段和方式也是各种各样。个人收入多样且隐形化是造成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低效最根本的原因。如前所述，在个人收入难以界定的情况下要查清纳税人的涉税事实如同“混水摸鱼”，有效监控收入成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心，如果将这项高难度工作完全交由税收行政部门去完成则是勉为其难，为此，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中实施实质课税原则需要各方“神圣”一起努力把“实质”打捞出水面。目前，在我国亟须建立的这些制度包括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财税信息公开、信用制度建立、税务制度，强化对全员申报税源的专业化管理，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7.法律责任。一项好的制度要取得好的效果，确定的法律责任不可缺少。我国个人所得税领域偷逃税现象严重，可以说与法律责任不够震慑有关系，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一直遇冷，也可以在此找到原因。我国《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对违反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没有直接规定法律责任，而是采取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条款援引的方式确立违反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的法律责任；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违反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而并没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最严格也只不过是一万元以下罚款，这对纳税人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作为保障这项制度贯彻执行的最重要屏障过于随意。再看看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实施经验比较丰富的美国，对违反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制度的法律责任以及追究法律责任程序方面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当纳税人没有如实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税务部门发现后，会先向纳税人发 4 ～5 次书面通知；如果此时纳税人仍然不缴纳税收，税务机关会将此案件转移给税款追缴部门，该部门专门稽查欠税者；追征部门先向欠税者发 3 次书面通知，这个时候纳税人大都会采取配合行为。如果纳税人在追缴之后仍然不依法纳税，他们的银行账户、信用卡账户以及其他资产等都会被冻结，个人的信用会遭受严重损失，这直接影响到以后贷款和政府福利申请。如果税务部门查明是纳税人为恶意欠税，则直接后果是锒铛入狱”[11]。因此，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中确立与实质课税原则相适应的法律责任。
8.司法监督。司法机关是法律实施的最后屏障，在税务行政机关适用实质课税原则时，司法机关应做好监督工作。实质课税原则中的“实质”认定专业技能要求非常高，同时又给税务工作人员提供了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因此，司法机关对于税务行政机关的任何违法、越权行为应及时通知其上级机关处理，同时，对税收征管案件要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五、代结论
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也不会一帆风顺。我国的经济水平、税收法治环境为个人所得税改革创造了经济与法制基础，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实行以来，部分纳税人尚能积极执行，税收征管机关也对近几年的纳税人税收信息进行了数据分析和技术整理，这些都成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不利形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贫富差距收入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个人所得税收入大部分来自工薪阶层，对高收入群体影响不大，我国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和家庭整体情况，我国财政收入支出没有实现预算法治等，看似简单的一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从启动到完成到落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孙永尧在《论税收伦理》一文中说到：“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重大差异，不仅忽视了经济条件差异，而且还忽视了社会条件差异，集中表现为没有给弱势群体公正待遇。”[12]个人所得税全员申报制度作为一项个人所得税制改革中的必经制度，长期遇冷都与以上不利形势相联系，要想实现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调节器的功能，应该在这个过程中贯彻实施实质课税原则，这是消除广大纳税人心理不平衡最有效最实际的方式。
注释：
（1）德国1919年通过的《帝国税收通则》第四条规定：“解释税法时，需斟酌其立法目的、经济意义及其事情之发展。”日本早期税法中并无实质课税相关规定，只是在所得税法和法人税法中适用了“实质课税原则”。韩国《国税基本法》第14条规定：课税的具体对象如果仅在名义上归属于某主体而在事实上实质归属于其他主体时，则应以实质的归属人为纳税人并适用税法；同时，在计税标准上也不应拘于税法上关于所得、财产、收益等各类课税对象名称或形式的规定，而应按其实质内容适用税法。我国台湾地区第420号大法官释字“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
（2）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款、第36条、第37条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税务机关在对纳税申报有疑问且纳税人无正当理由时，有重新核定申报纳税额的权力，这是实质课税原则的有力体现，但在实践中用于追查企业所得税税款时比较多，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中使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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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源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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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良好的国家都以法治为基础。因为投资者、贸易者、劳动者、消费者――无论个人还是团体以及企业――只有明确地知道行为准则以及违反规则的后果，才能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决定。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规则平等适用于任何人，政府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正是法治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必担心其他人任意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无需就生产和营销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解决逐一与政府官员进行谈判，因而可以全神贯注于各自的事业和绩效。
由此可见，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特征的那种法治是财产权和契约履行的保障，是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前提条件，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办事效率、防止寻租行为。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推行法治，乃改革开放时代制度变迁的必然逻辑。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市场竞争机制还会促进功能分化和利益集团分化，导致社会的结构和思想状况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多元性。在社会多元的格局中，国家权力的中立化、客观化、媒介化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对峙的格局以及解决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从回避，最佳切入点在于注重程序公正的法治。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对依照规则管理公共事务的内在需求，也为法治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基本动力。把这样的政治议题放到结构性历史演变的宏观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法治正是未来中国开启另一个轴心文明时代的关键。 两步骤重塑权威
回顾帝制中国的2000余年历史，可以发现各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秦律形成了以皇帝为顶点的一元化权力结构（强制的秩序），通过汉儒形成了以三纲六纪为框架的对称化权威体系（承认的秩序），并借助君父大义和修齐治平的推演方式使这样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耦合在一起。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是传统权威体系开始分崩离析的标志。1911年辛亥革命，则引起了传统权力结构的解体。两种巨变叠加在一起，造成社会长期无法整合，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宗族裂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极其强大的整合力量，在把个体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以及关系网络中解放出来之后又再次组织起来，重塑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并在一定期间内把能够有效凝结个体、动员民众的革命意识形态以及超凡领袖作为新的权威，或者制度性权威的替代品。
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状况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大量个体以原子化的形态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之外，新的权威或者制度性权威的替代品已经失落，而一元化权力结构也再次濒临瓦解的险境。经济绩效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只能推迟危机的爆发，而在延宕的过程中倒很有可能促进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为新的社会革命创造条件。
显而易见，为中国重新塑造妥当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为了兼顾多元和整合这两个方面，需要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中国现代政治中始终存在的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树立一个真正能得到人民内心认同、自愿遵循的权威体系，防止出现各行其是、无法合成公共选择的乱象。能把限制权力与加强权威、保障自由与维护统一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现代法治秩序。概括地说，重新塑造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的作业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通过激活现行宪法的方式，把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与高度集中的现行政府权力结合起来，在加强法律规则的执行力和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的合理化、效率化、正当化，建构一个立宪主义的法治国家。第二，在法律共同体已经形成和巩固的基础上，回过头来改造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把普遍性价值与互相制衡的权力关系进行合乎理念的重新组合，更准确地说是精心选择不同的宪法设计。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特别是预算审议功能），修改选举制度，落实民主主义政治原则。与此同时导入对违宪法规、违法行政举措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加强法院系统的权威和功能，真正落实司法独立原则。
有必要严格区分权力与权威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权威与权力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强制性必须基于社会承认，从而形成一种优越的价值或者道义性，导致自发的遵循。简单地说，权威就是能让他人基于信赖而自发服从的力量。权威也不妨被理解为建立在正当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的“服从的制度化”。法治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通过一视同仁的规则适用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强势群体，确保任何个人的权益都不受侵犯。对理性的公民而言，通过限制自由的方式来保障自由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以承认和接受的。尤其是在立法的民主程序原则得到充分落实的情况下，规范强制力的基础是选择自由与责任自负的逻辑关系，因而比较容易被内在化，变成一种重然诺的自觉行动。
由于在很多场合权力与权威被混淆了，所以时常有人把权威与民主对立起来，试图贬损权威。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很片面的。实际上，与其他任何政体相比较，民主制都更需要权威。因为民主制不等于群众和倾向性舆论，而以自立的公民为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与自律兼容的权威，民主制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作出重大的政治决定。在议论纷纭的场合，需要权威的声音来凝聚共识。在竞选者势均力敌时，需要权威的决定来化解对投票结果的质疑、回避国家分裂的危机。
法治就是非人格化的权威，其基础是系统信任。只有在把对人格的信任转化为对系统的信任时，法治才能确立其权威，并有效运作起来。当然，民意的多数支持也可以树立强大的权威，特别是加强的权威性，当然也可以加强法治的权威。从权威而不是权力的角度来把握法治，我们就能够预防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中存在的严刑峻罚的偏向，确保构建现代法治秩序的作业不掉进旧体制的窠臼。
如果通过法治重新塑造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能够有效地替代帝制时代形成的传统以及辛亥革命以后层出不穷的变局和混沌，构成一种普遍认同的秩序和制度模式，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通过法治走向民主，并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社会结构的转型而进入一个全新的轴心文明时代。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梦”的制度载体，除了法治与民主，我们别无选择。当然，在法治民主的模式、各种具体制度的设计、功能等价物、不同组合方式、操作手段以及推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还存在甄别取舍的余地，还需要公共选择的决断。 “三审制”落实法治
重庆发生的李庄律师被捕事件、尼尔・伍德被谋杀案、“打黑英雄”副市长出走美国领事馆的丑闻等等，以极其戏剧性的、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方式表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和肆意妄为，加剧了法治倒退、权力结构的裂变以及政府诚信危机。因此，从2012年开始，社会对拨乱反正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显著升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报告有一个新提法，强调在处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之间关系方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明确了党要守法和摈弃特权的治国方针，明确法治的目标是“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概括起来可以说，中国似乎在“法治民主”上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落实从法治到民主的设想，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着陆。因为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国家转型应该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作为切入点，侧重限制权力以保障投资和贸易领域竞争的自由和公平，把增大人民的福祉和树立法制的权威作为主要目标。
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现阶段中国的顶层制度设计，我想提出“三审制”方案的初步意见供大家批评和讨论。这里所说的“三审制”，指的是审议、审计和审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以下三项重大举措：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功能，通过全面的、严格的预算制度来决定政策的优先劣后顺位，改善治理的绩效；扩大审计署的职责和权限，使国务院的内部监察机制与人大的预算、决算审议通过等外部系统以及问责机制联动起来，把“问责审计”作为杠杆推动比较彻底的行政改革，达到重组事权与财权之间关系、精简机构和编制等目标；进而通过对违宪法规和违法行政举措等的“司法审查”来提高法院以及整个法律体系的权威，并按照司法审查的现实需要来倒逼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
下面具体说明预算审议、问责审计、司法审查这三大改革的内容。 “预算议会”化
所谓“预算议会”的制度设计，是要切实贯彻和加强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职能，进而有步骤地把各级人大转化成主要对税收、拨款、各种津贴以及财政再分配的预算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公开论坛。不言而喻，有意促成这样的特征决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将削弱根据宪法规定而行使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监督权，只是强调把以预算审议所谓突破口来切实改变所谓“议会不议”的现状。所谓预算，就是资源分配方案，也是政策的货币表现形态。而根据政策目标分配资源正是政治的中心工作。换个表述，也就是要让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改革以实施“财税民主”作为出发点，通过刷新资源管理方式来重塑政治生态。这样的财税民主不妨首先从直观性较强、与群众利害的相关性也较强的地方开始，自下而上逐步推行。例如选民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立即参与的乡镇人大以及县级人大应该立即全面实行预算议会的做法，然后再渐次扩大到省、市、自治区乃至全国。
为了维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需要采取有利于资本积累的企业倾斜政策；但为了维护统治的正当性，又需要通过充实福利保障制度来争取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这里，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国家机关内部的政策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为此，当然需要利益磨合、意见竞赛的场所、规则以及人。在这个意义上，推行预算议会的做法不仅要改变各级人大的工作重点，而且还必须改变其活动方式和成员构成。通过预算议会的制度设计，可以很好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整备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很好地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衔接起来，还有利于各种利益群体和政治势力在编制和审议单纯的财政预算的程序中学会妥协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从事政策竞争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假如预算的审议结果真能直接牵涉不同集团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利益代表的重视程度就会迅速提高，能够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强化和改革。
预算议会专业性较强，会促进围绕权衡不同利益的理性对话，从而能够避免民粹主义、“均富”、外交等容易情绪化的争点成为政治的基本对抗轴，造成民主政治在还不太成熟的初期就夭折。因而这一制度设计方案的基本特征是首先让代议制的讨论范围尽量限定于那些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的租税和财政事务，而暂时对其他政治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非政治化的冷却处理――搁置争议，留待今后的适当时候去解决。预算议会还有利于在有效地加强民意代表对行政权的监控的同时，也加强政府独立面向社会承担责任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何况在政治改革初期阶段，以预算为中心的议会有利于通过适当限制和逐步调节民主化的范围和速度的方式，保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更重要的是，对全国预算案的实质性讨论势必刺激地方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势力有兴趣到中央的公共论坛来进行讨价还价，从而有助于在推动地方自治的同时保持中央的凝聚力。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预测，有必要尽早开始准备省市人大代表的直选，并在适当时机实施，从而一举在全国层面实现财税民主政治。 “问责审计”模式
对于国家权力中立化而言，改革党派性太强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健全行政诉讼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切最终都将落实到行政问责机制的形成和健全上。
行政问责的意图不仅仅是限制行政权力，还要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公务员的人数、能力、经费、设施、权限、责任都能充分动员起来用于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需要特别留意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行之有效的监督方法，以避免“预算制约的松弛”。市场化、多元化、风险化使得行政内部的评价标准更加复杂了，而全球化则促进国际通用标准的采用，这一切都要求加强预算编制工作的计划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促进审计制度、程序、规则的改革。在决定政策或举措的优劣顺位以及对不同部门的利益和活动进行统筹、调整的意义上，预算和审计是现代政府进行有效治理的最重要方式，也是加强行政可预测性和首脑领导力的关键。审计是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加强行政内部监察的一种手段。如果要通过审计进行问责并放大问责的效应，就必须把审计与人大的决算和监督程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一般认为审计只是会计检查上的技术问题，这种观点如果不是错误的，至少是过时的。实际上，作为预算与决算的中间环节的审计制度既涉及技术问题，也涉及政治问题，甚至可以说镶嵌在财政之中的政治因素更加重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发达国家导入了根据不同政策目的编制预算并对有关成果分别进行指标化评价的政策预算制，与此同时重新认识决算在财政监管中的作用，特别是出现了让参议院在决算审议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提案。在财政监管方面还出现了从政治监管到法律监管的变化，例如法国通过预算法律和决算法律规定财政的原则，确立了公务员在财政方面的个人责任制，通过财政裁判和宪法诉讼对有关规则或举措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追究相应的责任。
实际上，所有行政活动中都渗透了预算和会计的因素，因而不妨参照审计程序来重构行政程序体系，并以这种兼有会计检查、政策评价以及目标管理等不同侧面的“大审计”模式为抓手推动行政改革。
在英美法系，审计署是国会的附属机构。在法国，审计署本来是直属国王的。日本受法国影响，在“二战”之前曾经把会计检查院定位为天皇的直属单位；现行宪法虽然仍然规定会计检查院的检查报告必须通过内阁提交国会，但却切断了它与元首的关系，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行政机关。然而法国近年来的制度演变趋势是重视审计署作为国会“辅助机关”或者“信息提供机关”的定位和作用，并加强审计署在政策评价等方面的管理活动。没有审计署的帮助，民意代表的预算审议活动很难深入和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基于信息的统治。
因此，“预算议会”与“问责审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需要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一并提出。与此相应，重新梳理事权和财权关系的行政改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通过复式簿记和财务报表的法制化的方式来推进。 “司法审查”激活宪法
要把宪法真正付诸实施，就需要奉行“宪法至上”的原则，同时加强审判权的功能。为此，应该让最高法院享有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和对违宪行为的最终审查权。这就是对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以及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如果没有这样的司法审查活动，审判权就很难真正抬头，审判独立原则就很难真正确立，法治政府的建设以及宪法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从现行制度上看，为了落实宪法第5条第2款关于宪法最高效力的规定以及第62条第（2）项、第67条第（1）项关于宪法实施的监督的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判断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提供了具体的程序。根据这两个条文，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省级人大常委会均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法规条例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要求，作为常委会事务机构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必须把上述要求转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除此之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乃至公民个人均有权提出相应审查的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研究处理，如果认为必要也有可能送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专门委员会在确认审议对象有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之处的场合，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并要求该机关在两个月内做出是否修改法规的答复；如果制定机关不予修改但却不能说服有关专门委员会，那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最终付诸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不得不承认，立法法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审查程序与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型还有很大的距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低估立法法规定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划时代性意义。特别是有了第90条第2款所提供的操作性杠杆之后，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就有可能通过反复行使建议权的方式来逐步撬开在推行和引进合宪性审查制度方面的拦路石。除此之外，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的关于受教育基本权利的法源性的司法解释（法释[2001]25号）也提供了另一条操作性杠杆，使得法院可以把宪法条文作为审判规范而援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受理人权诉讼，进而在审理具体案件（特别是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对法律法规的适用行为以及权力者的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在“宪法司法化”的呼声影响下，已经出现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人权诉讼，甚至有向宪法诉讼发展的趋势。例如，被称为“中国平等权诉讼第一案”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限制身高行政诉讼已经得到受理，并在2002年4月25日开庭审理；对于处理历史遗留的私有房屋产权的政府抽象行为的异议活动，是随时有可能转化成宪法诉讼的。
从中国已经存在的涉及合宪性监督的法律现象、诉讼活动以及舆论要求中可以发现，在宪法保障机制方面，除抵抗权、紧急事态法制以及宪法修改及其特别程序之外，在公民个人行为层面有两种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基本模式也正隐约成形。
一种是公序式合宪性审查的请愿或呼吁，主要是根据现行制度向立法机构诉求，以保障宪法秩序的实效性和法制的统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私权式（private rights model）合宪性审查的提诉，例如中国的平等权诉讼、围绕受教育权的一系列案件，主要是以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私人之间权利相互调整方面的具体的公道和公平为目的；迄今为止，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的四级司法机构，均出现了处理这类“准宪法诉讼”的先例。此外还有按照民事审判程序进行的集团诉讼，也蕴藏着按照人权命题改变或创造法律规范以及政策的潜能。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拥有在不同权力机关、不同级别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完整的尝试性经验，公民中间已经出现了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的自觉意识和强烈要求，建立司法性委员会或的条件不仅已经具备，而且是完全成熟了（甚至可以说开始出现烂熟的迹象）。
中国引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应该坚持司法本位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对违宪法规、违法行政举措的司法审查。但从成文法体系的客观条件来看，这种司法审查应该采取集中化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建立。考虑一步到位或许有困难，我曾经建议不妨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再使之演化成。并且强调即便在第一步的阶段，也不能仅仅由宪法委员会对与宪法有抵触的法律进行解释性修改，或者提请全国人大以成文的方式明确修改基本法律，而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先由宪法委员会做出相关法律条款是否违宪的审查结论；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认定某一法律条款违宪的审查结论不主张提交全国人大复议，就可以立即生效，反之则留待下次全国人大讨论决定。无论结局如何，宪法委员会都必须服从全国人大的判断，在这里与现有体制是相衔接的。
为了方便全国人大行使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的最终判断权，可以明文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是否违宪的提诉的审查结论应尽量在每年3月上旬全国人大开会之前或者在会议期间做出。为了维护宪法委员会的权威，也应该明文规定：全国人大要否决合宪性审查的结论必须取得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赞成，即与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加重多数表决的条件相同。
另外，为了预先防止提诉案件的爆炸性增加造成合宪性审查制度功能危险，除了规定非常严格而细致的受理要件，在第一阶段似乎不妨首先只承认机关的提诉权；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局来归口进行，等等。
但是，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太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许我们不得不加快制度改革的进程，现在就着手直接设置。在最高人民法院之外另设的主要长处是可以有效减轻来自国家权力一元化的现行体制的巨大压力。在普通的法院系统内，审判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审理具体案件，服从立法权是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因而他们对违宪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动机很容易被压抑，对宪法问题也缺乏足够的专业兴趣和判断能力。在日常审判工作很繁忙的状况下，法官也没有余裕关注宪法异议或者宪法提诉，往往会倾向于司法消极主义，使得合宪性审查名存实亡。另外，宪法问题的集中审议也可以提高判断的效率，有利于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地方“法治竞争”红利
政府从市场撤退、削减审批事项后所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司法和律师来填补。为此必须启动司法改革，特别是让审判机关具有充分的社会信任度和权威。要对违宪法规和违法行政举措进行审查，司法权、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例如最高法院或者）的威信必须达到极高的程度。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无论多么大胆的司法改革，都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总是有利于法律秩序的统一和稳定，所以制度失败的风险性是比较小的，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进行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但在另一方面，对政府的问责审计需要与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联动并借助决算认定程序而产生实效，财税民主则应该从公民有兴趣、也有能力参与的乡镇、县、市层面开始。托克维尔早就注意到乡镇自治、地方自治对公民社会发育的重要性，并把这样的社区规模的自由作为健全的民主政治的前提。
因此，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功能以及对政府的“问责审计”功能，应该从基层开始逐级倒逼高层。不言而喻，涉及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改革是触动体制根本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变数非常多、非常复杂，采取自下而上推动的方式和步骤，就可以增加试错、创新的空间以及各种政策选项，降低失误的风险，还有利于群众参与。
在行政权过强、司法权过弱的现阶段中国，能够有力撬动政治体制改革并迅速推进的杠杆是立法权，更准确地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开展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并围绕“预算审议”、“问责审计”以及“司法审查”等法治化举措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改革竞争。为了提供适当的诱因，可以把新一轮税制改革（税源重新分配）和分权化与地方政府的法治进度挂钩，允许已经具备制度条件的地方享有一定程度自主征税权及其他种类的政府自治权和居民自治权。在这里，非常关键的举措是让地方行政首长也接受当地居民选举的洗礼，使群众的声音直接反映到地方政治过程中，减少中央政府监管的成本。当地方人民代表和地方行政首长都由直接选举产生时，只要把立法权与行政权严格区分开，首长的决定可以直接以民意为后盾，因权力制衡而产生的“扯皮”现象会减少，政府的效率以及正当性、合法性会提高。
所以，地方立法一定要杜绝行政主导方式，坚决采取所有议案、法案都只能由人民代表提出的制度安排。这样的状况势必导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议决权越来越重要，从而形成一个自下而上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机会结构。
当前的形势很有利于地方民主的推进。在房地产政策调整导致持续了20年左右的“土地财政”发生巨变之后，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正在迫近。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势必像20世纪90年代大刀阔斧清理国营企业“三角债”、“连环债”那样，集中精力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可以说，处理地方债务就是推动地方民主的最佳切入点。通过“预算审议”和“问责审计”彻底梳理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之间关系，把公共事务优先分配到离公民更近的地方，可以加强预算制约、推行“精兵简政”的政策，进而实施全面的、根本性的地方行政改革。严格的财政预算审议、审计以及问责还是防止地方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且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治标的惩罚举措与治本的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实际上，官员渎职的蔓延与权力和财源过分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格局也有着非常强的因果关系。在地方的政府自治和居民自治加强之后，“跑部钱进”的利益驱动政治的余地就会大幅度缩减，群众监督的机制就会有效运作，结构性腐败就有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在地方分权的思路中考虑地方政府之间的法治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发展，首先需要重视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法治指数”、“法治白皮书”等富有创新意识的实践活动。这些地方政府在追求善治的过程中围绕地方法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一方面是根据当地的特殊条件和需求，在与选举、地方人大立法、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侵权诉讼、刑事诉讼、廉政举措、法律职业、院外解纷机制、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上表现出差异；另一方面又反过来通过“法治政府”的各种举措改变了当地的条件和需求，形成了在国内的制度竞争优势，使得不同地方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更进一步显露出来。
由此可见，通过改革释放红利的命题，应该也完全可能通过地方法治竞争来落实和验证。如果把地方自治和税源再分配的政策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绩效挂钩，将会有力促进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并能把分权与整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在这个推动地方法治竞争的过程中，学者和律师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总之，通过重大冤案和公审反腐要案来树立司法的权威，借此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和制度化反腐，然后再导入司法审查制进一步加强司法独立原则的基础，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关系，这是必须自上而下立即实施的举措。与此同时，以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为抓手，尽早自下而上导入“预算审议”和“问责审计”的相关制度，进而深化行政改革和税制改革。把改革红利作为诱因，促进地方法治竞争，并根据制度条件的成熟度来承认地方分权和居民自治。在地方自治的框架里，形成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对居民负责，但把立法权与执行权严格区别开来的格局。
这样的制度安排，会刺激人民代表提出法案、审议预算案、监督行政执行权的积极性，使得地方法治竞争所产生的政策导向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进一步放大。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首长都很强势，可以互相制衡，但却不会影响地方的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首长也有民意作为合法性基础，并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限。当地方公权力的自治机制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权限关系发生问题时，通过司法机关，特别是来解决并进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