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支出范文

税收支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拉姆赛法则 税收支出 公共品 转移支付

拉姆赛法则由英国学者弗兰克・拉姆赛命名，是指有效率的税收。有效率的税收被定义为征收特定数额税收的课税，其额外的税收负担最小化。

本文主要论述当税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支出的公共品筹措资金和当税收的目的是为了资助转移支付时，拉姆赛法则是如何运用于两种不同情况的。通过运用拉姆赛法则，可以确定有效公共品的公用支出，也可以确定支付收入再分配的有效税收。本文的论证可以灵活运用于实际案例分析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拉姆赛法则和公共品的公共支出

我们先来看一下当税收的目的是支付公共品的公共支出时的拉姆赛法则。图1描述了公共品有效支出的决定。

图1 拉姆赛法则和有效率的公共品的公共支出

有效率的公共品的公共支出原则是，全体居民总的边际收益∑MB等于提供公共品的边际成本MC，这时成本由公共支出加上支付公共支出的额外税收负担构成。图1中的MC1是公共品投入所必需的市场成本。当额外税收负担作为成本的一部分时，MC2是通过公共支出供给公共品的边际成本。如果没有额外的税收负担，有效率的公共支出将提供G1的数量的公共品。因为有了额外的税收负担，有效率的公共支出将提供更少数量的公共品G2。

为了得出有效率的数量G2，政府应该从下面几个步骤着手：

政府使用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全体居民中的边际收益∑MB。政府可能从提供公共品所必须投入的市场成本得出MC1；另外，计算公共品投入的成本也需要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政府可能需要支付公共支出的每一数量的税收收入R，政府使用拉姆赛法则来确定增加这一收入的有效税收组合。从而政府确定出图1中的边际函数MC2。当知道边际函数MC2后，政府使∑MB等于MC2来决定有效率的数量G2。

因此，通过保证有效率的公共品数量由有效率的税收支付，拉姆赛法则成为决定有效率的公共品公共支出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效率：符合效率的公共品数量的选择；支付符合效率的公共品数量的有效税收选择。

二、拉姆赛法则和转移支付融资

我们再来讨论当税收的目的是资助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时拉姆赛法则的作用。图2描述了在点F1和F2处两个人可选择的市场决定的结果。如果点F1处的市场结果出现，则对第一个人征税并转移支付给第二个人，使社会移动到点1的位置。税收资助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社会的福利水平从W0提高到W1。同样地，假设市场结果在点F2处，税收和收入再分配将社会推到点2处，社会福利水平再次从W0提高到W1。

图2 拉姆赛法则和税收资助收入再分配

较高的税率通过额外的税收负担引起损失增加。再分配需要的税收收入越多，在图中沿税收资助收入再分配发生的边界F1A和F2A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当一个政府有许多不同的可课税基础时，拉姆赛法则指出增加用于转移支付的税收收入的不同税收的有效率组合。因而拉姆赛法则指出图2中符合效率的转移支付边界F1A和F2A。

在图中，假设市场税前结果是在F1。接着第一个人被征税用于资助第二个人的收入转移支付。第一个人自己纳税、自己承受额外的税收负担。因此第一个人希望额外的税收负担最小化。同时，除了根据罗尔斯定义的社会福利的情形外，第二个人获得收入转移支付的金额随着对第一个征税的额外税收负担增加而下降。由于人们得到的收入转移支付越多，额外的税收负担就越低（再分配的漏出越少），第二个人也希望税收符合拉姆赛法则的效率。因而在纳税人和转移支付接受者达成一致的税收应该是有效率的。

参考文献：

税收支出范文第2篇

“打架”2008年，国家两部门的税收统计数据“打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两会”期间，这种关注程度更是被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放大。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税收统计数据为57862亿元，而财政部公布的2008年的税收收入预算执行数为54219.62亿元，二者之间的差距超过了3600亿元。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这两个统计数据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还是统计口径不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国家税务总局统计的税收收入快报数，其中包括：各级国税和地税部门征收的国内税收入，以及海关的进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并扣除了税务部门办理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退税。与之相比，财政部门统计的税收收入数据口径要更大一些，其中包括税务部门征收的各项税收，海关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和船舶吨税，海关的进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财政部门及地税部门征收的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扣除了出口退增值税和消费税、财政部门办理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退税。

二者之间的差额主要是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船舶吨税①和出口退税、财政部门办理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退税。其中，统计局口径中不包括的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船舶吨税等收入为“增项”，会使财政部门的税收收入执行数变大；而出口退税、财政部门办理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退税为“减项”，在财务上直接冲减收入。“增项”中的四税多为小税种，税收收入数额有限；而2008年的出口退税数额高达5865.9亿元，“减项”大于“增项”，导致尽管财政部门的统计口径大，但数额反而较小。

二、构建税收支出预算，增加财政透明度

（一）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与财政赤字规模

上述统计口径的差异对财税专业人士而言不难理解，但是在一般民众看来，如堕五里雾中，理解起来确实很困难。无独有偶，今年的9500亿元的财政预算赤字创了历史记录，引发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但是，全国财政收入66230亿元直接减去全国财政支出76235亿元后的余额，却并非“9500亿元”。后来，财政部门的有关人士一解释，人们才清楚，财政收入方还要加上调入使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budgetstabilizationfund）的505亿元。2007年我国建立了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门用于今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中的收支缺口，应对不时之需。2007年中央财政从2006年的超收收入中安排了500亿元，用于建立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7年预算执行后再次注入1032亿元，2008年用超收收入安排了192亿元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8年和2009年在编制预算时，又分别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出了500亿元和505亿元（具体情况参见表1）。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起到了一个“蓄水池”的作用，当财政超收较多时，可以放入“蓄水池”；当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时，就从“蓄水池”当中放出一部分进行调节，有助于我国预算的平稳发展。2009年我国预算支出压力陡然增加，505亿元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调入使用，避免了我国财政赤字历史性的突破“万亿”大关的尴尬。

（二）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途径

2008年“两会”期间，不断有代表提出要增加财政透明度，预算报告要能使广大代表和民众看懂、看明白。2008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法规，其“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旨在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年来，财政部门将推进预算信息公开透明作为推行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取得了重要进展。2000~2007年的全国财政收支预算、决算数据均在《中国财政年鉴》中出现，2008年财政部首次在其网站上公布了2003~2007年的全国财政决算数据，但在时效上明显滞后。2009年财政部在第一时间将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中央预算在其网站上做了公布。但是，财政预算报告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要“看懂、看明白”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背景，殊为不易。国外议员通常都是拥有自己的相关财税方面的助理；另一方面，我国人大中的财经专业委员会也可以发挥“术业有专攻”的作用。尽管如此，增加财政透明度仍是可以有所为的。关于财政透明度（fiscaltransparency）的含义，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在《财政透明度手册》中给出的定义———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政府职能、财政政策意向、公共部门账户和财政预测信息，并且这些信息是可靠的、详细的、及时的、容易理解且可以比较的，便于民众和市场准确估计政府活动的真实成本和收益。在这方面，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开始实施，我国的财政透明度不断增强。但是，诸如出口退税等“直接冲减收入”的内容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应当通过编制“税收支出预算”的形式来进行揭示。

三、充分认识税式支出与一般公共支出的区别，增强构建税收支出预算的紧迫性

税式支出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之前，税收优惠措施已经在各国得到广泛应用。197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萨里（StanleyS.Surrey）在其所著的《税收改革之途径》（PathwaytoTaxReform）一书中，第一次对税式支出做了理论上的探讨和阐述。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以特殊的法律条款规定的、给予特定类型的活动或纳税人以各种税收优惠待遇而形成的收入损失或放弃的收入。就具体形式而言，其中不仅包括出口退税，还包括税收豁免、税收抵免、纳税扣除、延期纳税、盈亏相抵、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等多种形式。因此，税式支出实质上是政府的一种间接性支出，属于转移性支出的范畴。

（一）税式支出与一般公共支出的相同点

税式支出和直接的公共支出都是公共支出的具体形式，二者之间的相同点体现在：

1.资金的性质相同

直接支出和税式支出将政府财政资金安排出去之后，既不要求受益者偿还，也不要求受益者像银行贷款那样支付利息，都是对政府财政资金的一种无偿使用。

2.目的相同

无论直接支出、还是税式支出，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履行国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

3.实施效果相同

直接支出和税式支出都是对政府资金的使用，实施的结果都是使受益人的财力增加，而国家财力直接减少。

4.结果相同

对于财政收支平衡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直接支出以“增支”的方式、税式支出以“减收”的方式影响财政平衡，但二者的指向都是使财政向着失衡的方向发展。

（二）税式支出与一般公共支出的差异性

当然，作为公共支出的不同形式，税式支出和直接公共支出之间更多的还是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政府在税式支出和直接支出之间进行选择时的重要基础和理论依据。与直接支出相比，税式支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税式支出在调节经济的效果上更具有时效性

税式支出一经实施，即在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直接从应纳税款中自动兑现，兑现的税款又直接参与企业的资金周转，省略了纳税人直接支付税款和政府再按预算审核拨付资金这一程序，缩短了资金在政府手中滞留的时间，减少了调节经济的时滞。而且，如果安排得当，这种程序上的简化还有利于节约行政管理费用。

2.税式支出具有间接性

税式支出是通过税收制度规定和税制实施过程中实现的一种税前支出或“坐支”，在政府收入实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具有直接支出那样的先收再支和按照预算由国库账户进行划拨的支出控制程序。税式支出的这种间接性，使得它在没有编制税式支出预算之前，无需经过立法机关的同意，而是利用税收制度的这种特殊条款达到了税收与支出之间“直通车”的目的。

3.税式支出具有隐蔽性

如果说直接预算支出中的财政补贴是“明给”的话，税式支出则属于一定意义上的“暗予”。因此，税式支出又表现出很强的隐蔽性，很容易为政府所偏爱，从而导致税式支出过多、过滥，与公共预算难以进行必要的协调，因此被喻为政府的“隐蔽性预算”或“看不见的预算”。这实际上也是传统的税收优惠以及税收优惠管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同时也是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将其纳入公共支出预算加以公开化和透明化。

（三）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

据统计，2002年我国税式支出总额达到2159.52亿元，占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12.7%。1998~2002年间，税式支出年均增长29.6%，超过税收收入增速12.7个百分点。表2中为2006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所得税中估测出来的10项最大的税式支出项目。强调“税式支出”的概念，一方面是要强调在鼓励效果上各项税收减免措施与直接的公共支出相类似，通过对税式支出分析与评估有利于考察税式支出与直接支出之间转换的可能性，及时采取措施，以避免税基遭到侵蚀和税制的复杂化，从而实现税收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进而优化我国税制结构。

税收支出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税收优惠税式支出税收管理

现代所得税大致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个因素包括了征收一项常规所得税所必需的结构性条款。即基准税制。第二个因素则包括每种所得税中所规定的特殊优惠。这些条款通常被称作税收激励或税收补贴，是为特定行业、活动或阶层所设计的偏离常规税制结构的条款。它们形式多样，例如某些收入不予计列、税前扣除、延期纳税、税收抵免或者优惠税率。无论何种形式，这些对常规税收结构的偏离都体现了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而非其他形式对特定组织或活动的支出。这种支出．因为与税制联系密切而又不同于一般财政支出，被称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

税式支出理论由于其理财的科学性，自提出后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各国财税实践。目前，税式支出预算被绝大多数预算专家视为管理政府预算规模与范围的有效工具。我国的税式支出研究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目前看来．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倡导的税式支出管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国没能得到实施，主要是因为科学的税式支出理念尚未形成气候，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的粗放型的税收管理意识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建立我国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税式支出理念。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建立税式支出管理制度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抛弃粗放的税收管理模式．树立科学的税式支出理念

应该看到的是，从税收优惠到税式支出，不只是概念上的简单变换，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确立和税收制度的创新。传统的财税理论一直把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作为两个不同的财税范畴、财政活动的两个不同阶段加以研究，对两者的联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总量平衡上。由于缺乏税式支出理念，政府的税收优惠安排仍然属于税收收入的范畴．而非财政支出的范畴。与之相适应。在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上也不象政府财政支出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没有按照管理财政支出的方式予以量化和监督。这种粗放型的税收优惠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税收优惠的范围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导致税收优惠项目范围过于宽泛，规模过于庞大。我国现行税收优惠几乎涉及各个不同的税种、行业和地区．优惠项目多、内容杂、规模大。从理论上说，税收优惠制度属于非基准税收制度，应处于从属地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税收优惠的具体规定几乎渗透到了基准税制的所有要素。优惠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基准税制下的税收收入规模。这不仅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同时也为强化税收管理制造了障碍。

2．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并无总体规划和设计．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现行的优惠政策是在94税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经过长达十年不断以部门规章和条例的方式进行补充、修改而形成的，政策条文零散、割裂．在政策内涵上没有总体和长远规划，相互问缺乏协调和配合。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导致税收优惠不同程度存在交叉、重复甚至冲突．制度漏洞很大。

3．缺乏科学规范的税式支出分析制度，无法形成对税式支出总量、方向、效益和风险上的控制．导致税收优惠的大量无效投入。现行的税收优惠主要以单项管理模式为主．属临时性专项分析，没有纳入预算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中。从其管理过程看，无固定的审批、检查和评估方法．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的和规范的制度，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属粗放型管理。这种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税收优惠效益欠佳。

4．税收优惠管理主体多，对管理权缺乏必要的责任和约束机制．导致税收优惠管理混乱。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优惠大战问题。虽然在名义上税收优惠的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但从实践上看．几乎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部分税收优惠项目。各地为了地方利益，常开展税收优惠大战，税收优惠政策被滥用。削弱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5．税收优惠手段以直接优惠为主，并且对政府让渡的税款使用方向缺乏限定条款，导致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不明显。我国常见的税收优惠手段主要是减免税、退税等直接方式．而采用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等间接方式很少。直接优惠方式虽然简单明了。但在激励效应上明显低于间接优惠。这必然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由此可见．缺乏税式支出理念的粗放型税收管理模式一方面导致了税收优惠的无效投入．另一方面税收管理的混乱给不法纳税人提供了寻租机会，加之监督和处罚机制不健全，在实践中产生了拿税收优惠做交易的种种垢病。

税式支出理念的提出．正是针对传统优惠政策的粗放特征及其问题而来的。根据税式支出理论，税收优惠不再被视为政府在税收收入方面对纳税人的一种让渡．而是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将其列入国家预算并赋予其同直接预算支出一样的评估和控制程序．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税收优惠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因此，从税收优惠到税式支出，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简单变换，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确立。这种税收优惠管理制度的创新，必将使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建立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制度

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制度。就是将非基准税制性质的税收优惠采取类似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形式，要求任何税收优惠必须经过国家预算控制程序方可实施。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是税式支出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还必须对税式支出如何界定、税式支出政策手段、税式支出金额的统计及效果的评估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的总和，即构成了税式支出管理制度。

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控制制度，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我国税式支出预算控制方式的选择

综观世界各国实践．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建造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以及临时性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控制方法。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是政府在实施某项政策过程中，只是在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时．才利用税式支出并对此加以管理，这种监督与控制是临时的，没有形成制度；而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则相反，它对全部税式支出项目按年编制成定期报表(通常按年度编报)，连同主要的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账目实际上被合并于国家预算分析过程之中。构成整个国家预算分析的一部分；临时性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则只对那些比较重要的税收减免项目规定编制定期报表，纳入国家预算程序，但并不把那些被认为是税式支出的项目与基准税制结构区分开来，亦即并不建立起独立的税式支出体系。

从各国实践经验来看。建造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采取全面预算管理是税式支出管理的最有效途径。但结合我国的预算管理水平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税收优惠管理制度，税式支出的预算管理还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有待完成，所以，建立全面的预算管理只能设定为远期目标。从近期来看。应从对现行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梳理、分析和归类等基础工作人手，先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比如某一部门或某一具体税式支出项目)开始进行税式支出成本预算分析，编制简单的税式支出预算表，然后再逐渐扩大到主要的税式支出形式，形成正规的、系统的税式支出预算表，并附在年度预算表之后，报权力机构审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摸索，不断补充完善。实现税式支出预算与直接预算的有机结合．并从预算法的高度实行对税收优惠效果及支出规模的控制。这样一个由易到难，分步推进的策略，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

第二．税式支出的范围的界定

在税式支出管理的国际实践中，基于不同的政府在不同时期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任务的定位上的差异。各国对基准税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一项税收优惠规定究竟是属于基准税制还是对基准税制的偏离，在各国的税式支出管理中呈现很大差异。我们目前要做的。首先要对现行税法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将那些出于优惠目的而制定的可能减少税收收入的法令条款开列出来，在此基础上。划分确定出基准税制结构，进而确定税式支出的范围和内容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势固定下来。基准税制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并针对现阶段税收优惠管理中出现的不合法、不规范和低效益等问题，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1)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考虑预算支出的方向和重点，分析各项税式支出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是否与预算支出相协调，确认其规范性。当前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如农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等)、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和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收入调节)作为判定税式支出项目规范性的主要准则，据此清理各种不符合政策规范的税收优惠。(2)根据WTO规则和国际税收规范，分析各项税式支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据此清理各种不符合国际税收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3)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对进入成本预算的各项税式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判断某项税式支出是否具有比较成本和比较效益优势，据此清理一些低效益的税收优惠政策。(4)根据相关法律文本，分析各项税式支出的合法性，据此清理不合法的地方越权税收优惠。

第三．税式支出政策手段的选择

在各国的税式支出手段中。普遍地既有直接优惠的手段，也有问接优惠手段。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以间接优惠为主的趋向。直接的税率、税额式优惠虽然操作简单、明了。但直接缩小了税基．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大．而且对政府让渡的税款在使用方向和效果上难以控制，甚至如果纳税人的境外所得不能获得税收饶让时，直接优惠并不能使纳税人受益。而间接的税基式优惠一方面对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小，另一方面对政府让渡的税款使用方向有控制、诱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构建我国的税式支出制度时，应考虑增加对直接优惠手段的运用。并综合运用好多种优惠手段。以更好地发挥税式支出的政策功能。

第四．税式支出项目的效益分析

将税式支出纳入预算管理。有一个同直接预算支出一样的评估和控制程序。评估和控制的核心，是对税式支出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准确的数量分析，对税式支出的政策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此加强对税式支出成本控制与效益考核的管理，优选税式支出项目。从理论上说。应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评估项目在两种财政支出方式下的成本与效益。通过对比各方案的净效益来优选税式支出项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税式支出的成本分析相对比较容易。至少可以通过统计、估算得到税式支出的直接成本。而效益分析的难点则在于，由于享受税收优惠的某个项目往往同时有多项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与税式支出的相关性则很难测算得出。因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成本分析较之效益分析更可行。因此，国际上一般采用成本分析法进行税式支出项目的评估，即只统计估算税式支出的成本。比较评估项目在直接财政支出和税式支出两种不同方式下的成本，从而做出保留、取消或扩大、缩减税式支出项目的决定．以提高税式支出项目效率。

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的粗放型特征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这种科学规范的预算分析制度．很少对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考核。在构建税式支出预算控制制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借鉴国际经验，在每一个预算年度都要组织相关专家对列入预算的税式支出项目进行效益分析，并将这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预算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税式支出管理的法制化

目前我国除了少数几部税收法律外。多数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以税收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立法层次较低。这导致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随意性比较大、透明度低、税收优惠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很差．这无疑会对税式支出的预算管理产生消极影响。而且税收优惠政策散见于各种税收条例及补充规定中，割裂了税式支出政策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甚至相互抵触。因此，加强税式支出的法制建设应该是强化税式支出管理的重要环节。

税收支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 和 ，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 和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 [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 [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 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 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 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gdp增长率， 是常数，ot=工商税收（除所得税外），st=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cus=关税，agr=农业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g1=基本建设支出，g2=国防支出，g3=教科文与卫生支出，g4=政策性补贴支出，g5=支援农业支出，g6=行政管理费，g7=抚恤和社会救济费，g8=增拨企业流动资金，g9=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g10=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g11=地质勘探费；

税收支出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GDP增长率，是常数，ot=工商税收（除所得税外），st=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cus=关税，agr=农业税（包括农业税、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g1=基本建设支出，g2=国防支出，g3=教科文与卫生支出，g4=政策性补贴支出，g5=支援农业支出，g6=行政管理费，g7=抚恤和社会救济费，g8=增拨企业流动资金，g9=工、交、流通部门事业费，g10=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g11=地质勘探费；

税收支出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政收支效率 流动性 宏观税负 国库管理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与之相应，国库库存余额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国库管理面临超收超支规模急速膨胀、国库存款长期居高不下、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等复杂形势。国库库存余额的巨幅增量也引发了学者对财税体制、税收制度、预算管理等方面的思考，有效管理财政收支运行，降低财政收支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十分必要。本文拟从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出发，以财政收支效率为切入点，探讨财政收入效率与支出效率差异的形成原因，分析其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关注财政收支效率反映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财政收支效率差异分析

（一）财政效率及其决定因素

财政效率是一个特殊的效率范畴，是效率在财政领域的体现，反映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和政府行政运行的效率，其实质就是在预算约束下，以最低社会和财务成本实现政府目标最优化的收支状况。财政效率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财政的经济效率和财政的社会效率。财政的经济效率是指财政职能的履行应当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财政的社会效率是指财政职能的履行应当能够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状况，为社会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文主要选取财政经济效率作为研究对象。

财政效率作为评价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核心指标，其决定因素在于财政收支规模、收支结构的合理确定，其高低取决于财政收支规模、收支结构是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同时受到法制、征管体系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二）我国财政收支效率差异的现状分析

考虑到样本数据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1990年至2011年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分别从财政收支规模、增幅、经济产出贡献这三个角度展开财政收支效率差异分析。

1.财政收支规模及增幅比较。从财政收支规模角度看，我国22年的财政收支规模稳步上升，财政收入从1990年的2937.10亿元增加到2011年103740.32亿元，增幅达35.2倍；财政支出从1990年的3083.59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08930.16亿元，增幅达35.3倍。其中，除2007年外，各年度财政支出规模均大于收入规模。

图1 我国财政收支情况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财政收支增长率的角度看，同一时期财政收支的增长率并不一致。在22个比较期间内，1991年、1994年、1998～2000年、2002年、2008～2009年，财政支出增长率大于财政收入增长率；而其余14个比较期间，财政收入增长率均高于支出增长率。

图2 我国年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财政收支经济效率比较。财政收支对经济产出的作用体现在单位收支所带来的经济产出。根据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C）+储蓄（S）+税收（T）+企业转移支付和折旧（M），税收（T）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GDP的构成要素之一；根据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X-M），政府购买（G）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部分，亦是GDP的构成要素之一，所以用GDP/财政收入（支出），可以反映出财政收支为经济产出做出的贡献，衡量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率。

财政收入的经济产出贡献率=GDP/财政收入的投入量×100%

财政支出的经济产出贡献率=GDP/财政支出的投入量×100%

图3 我国各年财政收支经济产出贡献率（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3可以看出，财政收支对经济产出率的变化基本一致，都是先升后降的过程，从1990年至1997年财政收支对经济的贡献率逐年递增，其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是，历年中财政收入的经济产出率均明显高于财政支出的经济产出率，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率存在明显差异。

三、财政收支效率差异对宏观税负的影响

（一）财政资金运行的“收先于支、收快于支”特点不利于税源拓展

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支出进度明显低于时间进度，上半年本应获得财政支出的资金来源被缩减，导致企业把资金来源主要转向银行信贷，从而加大企业筹资成本，降低了企业盈利空间和纳税能力。

（二）财政总收入大于财政总支出，不均衡的财政等式带来宏观税负、财政成本、国库库存等多重问题

在财政收入+国债收入=财政支出中引入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调出后，改变了财政收支平衡关系。设置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维护财政稳定的重要手段，但是较大数量的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会引发一些问题：一是加重宏观税负，理论上讲，在没有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财政收支可以实现平衡，引入这两个变量之后，为扩大财政收入提出了现实需求，加大了各级财政增收的压力；二是加大了财政运行成本，在平衡等式中，除了增加财政收入，另外一项就是扩大国债发行，一方面是财政不断结余，另一方面还不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使得财政不停地支付国债利息，增加了财政运行成本；三是大量国库库存现金闲置，各级财政每年增加的年底结余，使得国库库存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从2005年末的1万亿元迅速扩张至2011年2.4万亿元。

（三）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于支出增长率是财政赤字背景下财政运行的本质要求，从而加大宏观税负

根据财政收支平衡要求，在发生赤字的后一年度，只有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于支出增长率，才能满足财政平衡和缩减赤字的双重目标。2005年至2011年的7个财政年度，只有2007年财政盈余，在其他6个赤字年度的下一年度，财政收入增长率大于支出增长率的年度有4个，相应地，这4个年度赤字规模缩小{1}。

表1 2005～2011年财政收支增长率和赤字状况表

（四）超收大于超支加重税负

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对比近几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长率大大高于GDP增长率，除去2009年，2005～2011的其他年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几乎是GDP同比增速的二倍以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呈逐年增加态势，从2005年的17.1%增长到2011年的22.0%，税负水平逐年升高与超收不无关系。超收对税负水平产生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负总额增加，财政超收呈现逐年增长势头，2011年超收金额达到14020.01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而且超收大于超支，表明从社会经济运行中抽出了超收超支差额部分资金；二是税负比重提高，每年实际财政收入与GDP的比重大于预算的财政收入与GDP的比重，这表明，超收现象加大了宏观税负水平。

表2 2005～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财政超收在GDP中的占比表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发挥财政引导作用，提高财政管理和运用财政资金的能力

一是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体制，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拓宽基层政府的财政基础，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改进财政支出执行进度，减少财政支出过程的不合理性。三是改革转移支付制度，强化中央转移支付的能力，用专项转移支付来引导地方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基础。

（二）有效控制财政平衡关系，降低财政增收压力

在财政收支平衡等式中，合理安排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严格控制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尽可能把“财政收入+国债收入-财政支出=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出-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回归到“财政收入+国债收入=财政支出”的财政平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加快税收体制改革，探索有效的结构性减税，降低宏观税负。

（三）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加快“费改税”改革步伐

以非税收入改革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扩大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范围，提高国库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水平；同时，加快“费改税”改革步伐，在现有的政府收费进行清理整顿的基础上，用税收取代一些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建立起以税收为主，少量的、必要的政府收费为辅的政府收入体系，切实减少可能造成财政收入超收的非预算收入项。

（四）控制税收总量，调整税收结构，减税减负，藏富于民

从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比较而言，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建议在进行税收总量控制的同时，调整税收结构，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纳税人税负，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将更多的社会财富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支配。一是将流转税为主体的单一税制逐步转变为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二元税收结构；二是进一步扩大“营改增”实施范围，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三是寻求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推行收入分配改革，同时调整计税方式，从而真正实现减税减负，藏富于民。

注释

{1}其他收入增长率小于支出增长率的两个年度：2008、2009年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率小于支出增长率，另外2007年财政盈余，也降低了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压力。

参考文献

[1]Jorid Kalseth，Jorn Rattso. Spending and Over Spending in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A Minimum Requirement Approach Applied to Norwa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5，（11）：229-251.

[2]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8（04）：65-78+206.

[3]贾康，苏明等.我国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J].经济纵横，2008（6）：3-9.

[4]唐齐鸣，王彪.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2（2）：48-60.

[5]王旭东.财政效率问题初探[J].山东社会科学，2006（10）：94-97.

税收支出范文第7篇

关键词：企业税务 内部控制 探讨

企业税务是指企业涉税事务，主要是指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对税费进行计算、申报、缴纳并核算的事务；履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并核算的事务以及纳税筹划等税务风险管理事务。企业税务涉及到国家、企业及个人的利益，由于不熟悉税收法律法规或者利益的驱动，企业在开展经营活动时，会出现有意或无意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情况，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不仅是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还可能吊销营业执照和追究刑事责任，危及企业的生存；相反，如果建立企业税务风险内部控制，加强税务风险管控，则可以减少或避免税务风险，达到节税、避税及充分利用资金等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税务事项的分类与特点分析

企业的税务工作纷繁复杂，根据税务事项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

（一）企业税务的计算、申报与缴纳事项及特点

企业要正确及时进行税费的计算、申报与缴纳，就要熟悉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种实体税法，税收实体法对各税种的特点、纳税主体、课税对象、计算依据、税率、纳税时间及税收优惠等税收构成要素进行了全面界定。从大类看，包括流转税、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等具体税种；从税费管理方式看，有国税管辖的税费和地税管辖的税费。税收程序法主要是规定征收管理方式方法程序的法律，最典型的是《税收征管法》，对企业纳税事项的管理及违反税法规定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税费的计算、申报与缴纳事项体现的特点如下：

1.这些事项构成了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般按照企业税务事项的多少分为大税种和小税种，其中，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一般称为大税种，企业一般每月都要及时进行这些税种的计算、申报与缴纳。我国的流转税主要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只要存在着交易额，企业都要按照所属流转税的类别计算、申报、缴纳相应的流转税。企业没有开展营业活动，也存在流转税的计算、申报事项，即零报税。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所得税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征收的一种税，企业应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根据经营成果的大小计缴所得税，有应税所得就必须缴纳，没有应税所得就无须缴纳的一种税。但从税费的日常操作来看，不管企业盈利与否，必须定期按一定方法计算、申报、预缴或清算缴纳。一般企业小税种业务不多，但一旦发生，同样需要按税收法律法规及时计算、申报、缴纳。

2.这些事项要符合税务机关管理要求。企业要按照国税和地税机关的要求及时正确进行计算、申报、缴纳，有一定的技术要求，国税和地税的信息化管理越来越普及，网上填报，网上申报、抄税，划款，不熟悉税务管理系统是不行的。同时正确计算当期税费和当期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税费，需要全面掌握相关税费的具体计算办法，具有专业知识上的要求。除此之外，税务登记、税务变更、税务文书、税务档案资料管理等，也需一定的税务知识。一般情况下，企业应配备办税员，办税员应经过税务机关认定和登记。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企业税务事项。

3.这些事项与企业营业活动存在着一定预期关系。企业税费是否准确计算、申报和缴纳，与企业营业活动具有一定的预期关系，可以据此判断企业税费是否合理。譬如，流转税是按流转金额或流转数量来征收的，或与营业额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或与实物数量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或存在一种综合税负比率；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当年的盈利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虽然比较复杂，但对于企业判断是否应交企业所得税具有粗略的标准，其他税费同样与企业的营业活动关系密切。此外，企业的综合缴税率（全部税费与企业收入之比）也对企业税负及税负合理性具有判断作用。

（二）企业税务的核算事项及特点

企业发生的各项税费均应进行及时的核算，这既是会计上的要求，又是税法上的要求。会计与税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税费的计算、申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会计核算资料，其缴纳的票据又成为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两者在操作上存在着相互衔接的问题，有时是先核算再计算、申报、缴纳，有时是先计算、申报缴纳，再据其凭证进行会计核算。企业税费核算事项体现的特点如下：

1.税费核算是会计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各项税费的核算是会计工作的一部分，企业税费的发生，既要正确计算、申报、缴纳，又要对所发生的各种税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正确分类核算。目前，企业的税费核算比较复杂，有价外费、价内税，价外税主要是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增值税的发生不计入成本费用，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和其他各种税费属于价内税，要列入成本费用，有的税费发生时就计入资产的成本之中，如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等，有的发生后计入管理费用，如印花税、房产税、契税等，有的发生后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如营业税、消费税。对于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的事项还要具体对待，如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冲减应付职工薪酬等。所得税的核算更复杂一些，首先要选用方法，是用应付税款法还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用到的科目有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科目。违反税法的罚款应列入营业外支出。由此可见，企业税费的核算工作政策性强、纷繁复杂，不熟悉会计上的规定，很难做到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处罚，形成税务风险。

2.税费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依赖于税收法律法规。以流转税的核算为例，首先，企业的流转税税种的确定要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每一种流转税都有其特定的征税对象，而且要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其次，纳税人的身份由税收法律法规确定，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的确定，身份不同，采用的核算方法就不同。再次，企业流转税的计税基础和税率也是按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确定，是按含税销售额还是按不含税销售额进行计算、有没有扣除项目和优惠政策、有没有起征点或免征额是由税收法律法规确定。

至于其他税费的核算，如所得税、行为税、财产税、资源税的核算，所有企业都会根据其业绩大小、经营行为、应税财产等分别按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确定和计算，并在会计上进行准确核算。

因此，税费核算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对税收法律法规依赖性大，不熟熟悉税收法律法规，税务风险会随之而来。

（三）企业税务的筹划事项及特点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通过对投资、经营、理财等进行周密筹划，实现纳税最小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经济行为。纳税筹划的主要目的是节税。企业税务风险不仅体现在正确核算和及时足额缴纳方面，更多地体现在纳税意识和税收政策的运用方面。纳税筹划事项体现了如下特点：

1.纳税筹划的前提是不违反税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法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可见，纳税人的纳税筹划应以“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唯一标准，不以“少纳税、不纳税”为前提，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合理筹划节税。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纳税责任的，属于偷税行为，显然要加以反对和制止。在有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纳税人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决策。

2.纳税筹划的实质是节税。节税是在遵守现行税收法规的前提下，当存在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时，纳税人以减轻税负为目的，可以选择税负最小化的方案。简约的说，节税是纳税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政策，以降低税负为目的，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筹划安排，选择有利于节约税收支出的生产经营方案。它是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就对纳税方式、规模作出了安排，一旦作出决策，就严格遵守税法，照章纳税。纳税筹划不同于纳税义务发生后才想办法规避纳税义务的偷税、逃税行为。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额已经确定而去偷、漏税或欠缴税款，则不能被认为是纳税筹划。

3.纳税筹划要着眼于企业整体收益。纳税筹划不仅仅着眼于税法上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总体的管理决策。如果有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企业要选择自身价值最大化或税后利润最大化的方案，而不一定是税负最轻的方案。一般地说，在税负最轻时，企业税后利润最大，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企业要从全局角度、以整体观念来看待不同方案，而不是把注意力仅局限于税收负担的大小上，否则会误导经济行为。同时，纳税筹划成本是筹划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在纳税筹划实务中，一般容易忽视机会成本，从而产生税务风险。

4.纳税筹划须具备一定条件。进行纳税筹划，一是必须熟悉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在总体上确保自己经营活动的有关行为的合法性；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法律、税收、会计、财务、金融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三是熟悉企业的经营环境和自身特点；四是具备相当的收入规模，如果企业的经营规模小、组织结构简单，进行纳税筹划的费用可能大于筹划的收益；如果是一个集团公司，下辖若干企业，经营着多种商品，从事几个行业的生产，每年上缴税种数量多、税款数额大，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考虑实施纳税筹划。

5.纳税筹划具有专业化发展趋势。在社会化大生产、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国际经贸业务日益频繁、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各国税制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仅靠纳税人自身进行纳税筹划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因而作为第三产业的税务、税务咨询便应运而生。现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纷纷开辟和发展有关纳税筹划的咨询，这充分说明了纳税筹划向专业化发展的特点。

二、构建企业税务内部控制的探讨

（一）企业税务内部控制方式的探讨

企业税务内部控制方式可以根据企业税务事项的特点，与企业税务事项相结合，分别采取一般控制和例外控制方式。一般控制也可称为日常控制，针对经营活动中多次反复发生的业务而建立。对于一般企业，流转税和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符合这一特点，对于有些企业，资源税和土地增值税符合这一特点，应相应制定日常控制办法；例外控制是针对企业不经常发生的应税行为或应税事项而设的控制办法，如财产税、行为税等可以采取例外控制的办法，只要作一些原则性控制要求（譬如专人负责）即可。

（二）企业税务内部控制目标的探讨

建立税务内部控制是规范企业经营行为、避免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保证，是促使企业建立依法纳税、合理避税机制的重要手段，更是避免企业通过税收进行违法乱纪的一道屏障。因此，提出如下目标进行探讨：（1）保证各项涉税活动的合法性。各项涉税活动符合国家税法要求，严格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进行支付和核算。（2）保证企业税收开支的合理性。鼓励企业通过合法的途径安排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合法途径节税和合理避税。（3）保证企业税收信息真实完整。企业的税收信息资料是国家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资料，企业应确保信息的真实完整，为国家进行税务政策调整提供可靠依据。（4）保证税务支出核算的真实、正确、及时、完整。

（三）企业税务关键内部控制制度的探讨

1.岗位分工及授权批准制度。适用日常控制办法的内部控制事项，企业应当建立税务内部控制的岗位责任制，明确内部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职责、权限，确保办理涉税事项的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

对于有条件的中大型企业，应当设立税务内部控制的专门机构进行税务风险管理，其人员构成可以由公司分管领导、财务部门负责人、重要合同责任人、供销科室负责人、投资项目负责人组成，保证企业重大事项的处理必须有税务风险管理机构人员的参与，把好税务风险关。

适用例外控制办法的内部控制事项，应明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指定专人牵头负责，如由财务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牵头，对其税务情况进行单独预算、运作和分析，避免税务风险的发生。发生税务纠纷，也适用例外控制办法。

2.重要涉税事项的税收支出预测、决策与预算控制制度。（1）预测。企业应建立流转税预测制度、所得税预测制度，确保日常涉税事务的发生与企业的整体目标保持一致。除此之外，还应建立重大合同的税收预测机制、重大事项的专项预测机制，如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的预测制度等。（2）决策。企业对税收支出预测方案进行决策，应当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合法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合理避税的方案，确保在同等利益下，税收支出成本最小。（3）预算。企业的税收支出应列入全面预算和专项预算。

3.税收支出的执行控制制度。（1）企业应当根据税收支出预算，落实税收支出责任，保证预算的有效实施。（2）建立税收支出审批制度，根据业务发生进展，按照授权批准制度所规定的权限，对税收支出申请进行审批。（3）企业应当依据税收法律法规规范税收开支项目、标准和支付程序，从严控制税收支出。

4.税收支出核算控制制度。企业税收支出核算应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对生产经营中发生的税收支出进行正确分类和核算，提供完整的企业税务支出信息资料。

5.企业税收支出分析与考核制度。根据企业内部控制的基本规范，企业应当建立税收支出分析和考核制度。运用比较分析法、比率分析法、因素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分析方法开展税收支出分析，检查税收支出预算完成情况，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寻求合理避税的途径和方法。

（四）关于税收风险控制要点和方法的探讨

1.税收支出预测、决策、预算的控制要点。税收支出控制预测、决策、预算的控制流程应当清晰严密，企业应当在税收支出的正确预测、决策的基础上，编制税收支出的预算，并保证编制应当充分适当，税收支出事项的决策过程应当明确规范。（1）税收支出的预测是可以建立在企业成本费用预测之中，在企业成本费用预测中单列一项，也可以根据相关资料独立编制预测。（2）对税收支出费用预测方案进行决策，确保选取最优方案。（3）预算控制。该控制方法要求单位加强预算编制、执行、分析、考核等环节的管理，明确预算项目，建立预算标准，规范预算的编制、审定、下达和执行程序，及时分析控制预算差异，采取改进措施，确保预算的执行。

税收支出预算方案按其涉及企业运营广度分为全面预算和专项预算。全面预算可以纳入企业的成本费用预算之中，单列即可。专项预算根据事项的性质组织落实，可以在一些其他预算中单列，如在材料费用预算中另外单列进项税预算，在销售费用预算中单列销项税的预算，也可以单独进行，如重大投资项目可以单独列预算。预算编制程序、审批权限等按照预算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2.税收支出核算的控制要点。企业在进行税收支出核算时，要注意掌握以下几个关键的控制点：（1）对税收支出要进行分类核算，确保分类正确，及时入账、核算正确。在当前企业会计准则对税收相关支出的核算规定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按照规定进行税务支出的账务处理即可。（2）严格执行审批制度。凡是涉及税收支出的事项，均需税务事项负责人或税务风险管理负责人签字并备查登记。（3）严格执行预算制度，对超预算情况要及时形成报告向负责人报告，并进行检查分析。

3.税收支出的执行、分析与考核的控制要点。（1）税收支出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一旦企业发生税收支出事项，要按照税收法律法规进行计缴，因此，执行中，能够合理避税的就开展合理避税，不能合理避税的，及时开展业务、审核原始凭证，计缴税费，及时核算。（2）税务风险管理部门应该运用一系列指标进行税务风险分析，及时掌握税务支出升降的原因，特别关注是否存在税务风险的事项。（3）建立税务风险的考核制度，对税务风险的责任主体进行考核和奖惩，对重大税务风险事项可以实行一票否决。最后要将考核的结果以责任报告的形式反映出来。

参考文献：

1.查方能.纳税筹划（第三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2.财政部会计司.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讲解[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涂申清.企业税务人才的替代性分析[J].商业会计，2012，（7）.

税收支出范文第8篇

关键词:非税收入预算管理财务预算

我国的政府收入一直以来按照预算管理的方式进行划分，将地方政府的收入分为预算内管理和预算外管理，习惯性地将税收融资的政府收益或类似于税收的收入划分到预算管理当中，而对收费、罚款、基金等收入，则划分到预算外管理，并由此来界定各部门对资金的支配使用权。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社会化发展趋势，政府收入与政府职能对应的客观要求，2004年10月，我国政府遵循财务预算完整性原则，将政府的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对政府资金进行统一管理。因此，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有助于政府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收入预算管理体系，促进非税收入的不断规范。

一、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范围

我国原有的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制度的收支科目，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职能相适应的，已无法适应时展的客观要求，不能真实地反映政府财政收支活动。同时，也不符合国际政府收入管理的惯例，不能提供客观的政府收支信息。为此，2007年我国政府正式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非税收入”科目纳入预算管理，彻底改变原预算管理的缺陷，从而真实全面地提供政府经济活动。其科目下具体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

(二)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方式

目前，我国政府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方式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一般预算收入、专项收入、基金收入。一般预算是指政府日常活动的预算收支，分为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两部分。预算收入将全部缴入国家金库存储，支出则由国家财政划拨使用。预算收支情况需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批，并对收支结果向社会公布。非税收入中实行一般预算管理的科目类别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专项收入名义上也属于一般预算管理的一部分，但其处理方式比较特殊。专项收入的支出与收入是相挂钩的，不能用于其他一般性的预算支出活动。专项收入主要包括：排污费收入、水资源费用收入、内河航道养护费收入、公路运输管理费收入、水路运输管理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价款收入等，这类专项收入的用途范围，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用于专项支出活动。基金预算收入需全额上缴给国库，先收后支，专款专用。各级政府的基金预算收支需单独编制报表审计，基金预算要求自我平衡。

二、非税收入预算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自我国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完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等工作取得成效，但由于预算管理的形式多样，同时，政府监督约束力度不够，相关的法律环境还比较欠缺，没有真正地形成综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效机制，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部门预算机制不完善，尚未形成非税收入综合预算体系

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管理体系还不健全，表现在未建立起科学规范的非税收入综合预算。对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要求全部上缴至国库，同时，应部门预算管理改革的要求，部门的预算管理范围要将单位所有的收支纳入预算，编制综合预算，但受预算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上缴的非税收入虽已设立专门的账户管理，但仍由部门使用该类资金，并且未纳入部门的预算编制。尽管预算外资金已纳入到部门预算，但很多预算外资金未与预算资金统筹安排，使部门的预算外资金仍游离在财政预算管理之外，没有形成真实完整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降低了预算管理对政府非税收入资金的监管能力。

(二)非税收入支出预算的收支挂钩现象严重，降低预算管理效率

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支出预算一直沿用传统的收支挂钩的预算方式，特别是一些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对除政府性基金收入及其他专门用途的专项预算收入之外的纳入预算的收入按照收支挂钩的方式处理，变相降低预算管理成效，削弱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支出的管控力度。另外，单位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沿用过去的“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管理方式，没有真正做到综合预算管理，存在“明脱暗挂”的问题。

(三)非税收入预算的相关法规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约束力

我国政府对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政策的制定、预算编制与执行等，还缺少全面细致的法律法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财政部门综合预算实行的难度。财政部门预算应该是一个综合、完整、真实的政府财政预算，应既包括预算内资金，又包括预算外资金。但《预算法》中预算外资金等非税收入没有相应的条款约束，造成部门预算和政府预算的口径不一致，使得在编制综合预算时非税收入缺乏相关法规依据。

三、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对策研究

(一)完善综合预算体系，增强非税收入统筹安排管理能力

要加强非税收入的综合预算，增强非税收入统筹管理能力。改革部门内部的预算管理职能，将综合预算的思路在政府部门内部推广。各级财政部门在编制财政综合预算时，实现政府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统筹安排，合理制定预算支出的标准，进一步明确预算支出范围和细化预算支出项目；要按照大预算收支平衡的观念执行预算工作，即全面落实政府的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将部门的非税收入全部核算到单位的收支预算当中，实行统筹安排管理，合理编制部门的综合预算。财政部门应尽快研究确定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大非税收入统筹调配力度，通过综合预算编制，保证政府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需要。

(二)执行收支“脱钩”，逐步建立非税收入分类预算管理

财政预算部门要逐步摒弃传统的“收支挂钩”预算方式，保证非税收入的收支严格分开，其预算编制符合客观要求和规定。非税收入的分类预算是指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非税收入在依法征收的基础上，实现其按照各自用途特征进行分类预算管理。对不同用途的专项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等非税收入实行预算编制和统筹安排的预算方式。对用于公共支出的非税收入要按照收支分离的方式进行，在部门的项目预算中独立编制；政府对社会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非税收入要进行统筹安排；对专项用途的非税收入，在保证收支自衡、专门用途的条件下，依据客观经济事业的建设发展需要，进行单独的编制预算和管理控制。

(三)加强法律法规监管力度，强化非税收入预算约束

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法规制度的建设步伐，健全非税收入预算的监督管理机制，使非税收入依法管理，保证各单位部门能够科学、准确地编制非税收入综合预算。加大对预算管理的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财政预算程序和方法，确保预算结果的真实性、合理性；对非税收入预算当中的违规行为，给予一定的惩处以警示。财政部门要将单位所有非税收入编入部门的收入预算，细化收支科目，全面反映其收支状况，抵制部门预算少报、漏报、虚报等违规行为。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原则、程序、方法，增强预算编制的透明度。严格执行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法，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在执行中随意调整预算。加强关于财政预算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的预算约束能力。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政府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进程不断深入，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将陆续出台，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监督和控制，完善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办法，提高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思想认识和法规政策学习，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实践摸索适合部门或单位的综合预算管理体系。本文描述了我国当前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现状，分析了我国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解决预算管理问题的具体对策和建议，以促进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真正地发挥政府财政预算的职能。

参考文献：

[1]李安泽.地方政府职能与地方财力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6

[2]张馨.构建公共财政框架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税收支出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不平衡；收支结构；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011-05

引言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是用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区域内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其平衡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中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即“统收统支”、“分灶吃饭”、“分税制”，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状况表现差异性。

学者们分别从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已有文献对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地方财政收支是否平衡和原因分析、收支结构在地区间是否平衡以及各自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徐涛（2011），张伦俊、陆建华（2001），李永友、丛树海（2005），王军平（2005），申嫦娥（2006），林颖（2009），陈志勇（2005），张明喜，（2007））。鲜有文献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对收支平衡的解释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

本文旨在研究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通过分析不同地区财政收支分配差异对扩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否会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为政府从地区间财政收支结构出发，平衡财政收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提供新的视角。

一、理论分析框架

财政平衡，即财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是指具有相似状况，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回报与所承担的税负都相等，即要求无论居民位居何处，均能享用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Jeff Petchey，Sophia Levtchenkova，2004）。换言之，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相匹配。

根据瓦格纳法则，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是扩张的，即公共支出的增长表现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表现为图1 。

20世纪60年代初Peacock and Wiseman在瓦格纳原则基础上提出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公民所容忍的税收水平是财政支出规模的约束条件，当外部冲突暴发时，公共支出会替代私人支出，财政支出的比重会增加。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用经济发展阶段解释财政增长的原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是不同的。

本文从税收理论来分析税收的发展规律。税收追求兼顾公平与效率，在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下，税收还应体现中性特质，即一方面尽可能不带来外部负效应，另一方面不能干扰市场机制正常运行。基于税收原则和中性物质，税收发展规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拉弗曲线和马斯顿的经济分析体现了不同国家税负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不同地区，税负对地方政府财政平衡的影响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拉弗曲线表现了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图2所示）。其中，税率为横坐标，税收收入或经济增长为纵坐标，税率从O到B的数值为0到100%。当税率在OC区间变化时，税率越高，税收越高；当税率超过C点，从税收的供给角度来讲，纳税人因税负太重而工作意愿减弱，直至B点，无人愿意工作和投资。阴影区域则为税负太重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

根据财政收支理论与已有文献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1）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能否满足财政支出需求，即财政是否平衡？（2）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不平衡度的贡献如何？（3）如果财政收支结构差异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因素，那么财政不平衡通过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如何？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选择

根据相关文献与理论研究，针对本文提出的三个问题，本文拟运用以下测算方法与模型。

1.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分析

Hunter（1974）提出的财政不平衡度计算公式为1减地方财政收入中来自中央转移支付的比重，为了能够正向地反映财政不平衡度的大小，我们将财政不平衡度的计算公式调整为以下形式：

财政不平衡度=1-（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运用变异系数度量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差异。

2.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和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收支不平衡度（D）、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增长率（E）两者分别与一般公共服务（X1）、教育（X2）、科学技术（X3）、文化体育与传媒（X4）、社会保障和就业（X5）、医疗卫生（X6）、环境保护（X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一般预算收入（X8）之间的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混合面板数据，利用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出回归系数显著的自变量，以求解筛选出的自变量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度，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模型公式分别如下：

D=αiXi+ε

ε表示随机误差项。Xk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αk=0。

E=βiXi+ε

同上，如果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Xk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令βk=0。

（二）样本选择

1.区域划分

按经济带划分地区，中国通常被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如表1所示）。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且地区间财政状况也表现出不同。本文按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状况，分析地区间财政收支平衡问题。

2.数据来源

鉴于1994年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实施，为保证数据平稳性，本文选取从1995—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1995—2011年《各省财政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地区间的财政收支平衡

根据财政收支不平衡度测算方法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不平衡度的结果。从图3的计算结果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普遍存在，且中部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

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再从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度发展趋势来看，自1995—2011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中部、西部地区财政不平衡度分别从1995年的39.25%和58.17%上升为2011年的57.67%和65.63%；东部地区的财政不平衡度从1995年以来一直低于30%，并且呈下降态势，到2011年，东部财政不平衡度仅为18.99%。

（二）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分析

本文选用最近五年面板数据，运用Eviews软件，通过逐步回归法筛选自变量最优子集的方法，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度的贡献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度为正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财政不平衡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2001—201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间宏观税负与其生产总值来看也反映出税负是造成财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表3所示）。

2001—2011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平均宏观税负为8.44%、6.42%和7.72%，三大地区分别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8.59%、23.69%和17.72%。东部产值高但税负较低，西部产值低但税负较高。

2.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收支平衡的贡献度

本文财政支出结构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关键性的财政支出，即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保障和就业和医疗卫生。

具体从上页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在西部地区是缩小财政不平衡的根本因素，对财政不平衡的贡献为负。东部地区教育支出为正，加剧财政不平衡差异，而西部教育支出为负，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社会保障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医疗卫生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差异的贡献为正，虽然东部、中部和西部在医疗支出对财政不平衡各自贡献不显著，但总体是显著的，表现为该项支出是造成财政不平衡差异的原因之一。

（三）收支不平衡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同样，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收支结构视角，分析财政收支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力度，结果（如表4所示）。

1.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宏关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度为正，表明税负差异是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其中，东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说明东部税负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负，西部税负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起到一定的作用。

2.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从表4的回归结果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表明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是造成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地区间教育支出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解释显著为正，表明教育支出差异会对经济发展差异产生影响。科学技术支出总体上缩小经济发展差异，东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小于西部科学技术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贡献，这一现象体现了科学技术支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为正，东部最为显著。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并不显著，但东部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显著为负，医疗卫生在东部地区内是缩小地区内差异的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分别不同地区财政不平衡度进行测算，并分析财政收支结构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以及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1）地区间财政收支不平衡现象较为显著，且呈扩大趋势；（2）地区间收支结构不同对财政收支不平衡的贡献度有着显著差异；（3）财政收支结构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了财政不平衡差异对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

因此，基于财政支出与税收收入理论，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特点和经济发展阶段，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发展，同时对缩小经济发展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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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eff Petchey & Sophia Levtchenkova.Fiscal Capacity Equalization and Economic Efficiency[J].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2004.

税收支出范文第10篇

一、税式支出的内涵

税式支出，也称税收支出，其英文均为Tax Expenditure。1967年美国财政部长助理斯坦莱・S・萨里首次提出了税式支出的概念。并给出了定义：在税制结构正常部分之外，凡不以取得收入为目的而是放弃一些收入的各种减免税优惠的特殊条款就是税式支出。

要给税式支出下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必须充分了解税制结构。任何一种税收制度都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为实施正常税收结构所必需的条目，包括对各个税种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基、税率、纳税期限及征收管理等一些基本要素的规定，这些条目构成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另一部分即为减税免税优惠等一些偏离正常税收结构的特别条款，造成纳税人比按正常税收结构缴纳低得多的税款，通常称之为税收诱因或税收补贴，用以加惠某一特定产业、行为或某一阶层的个人，其效用在于配合实施政府的整体财政支出计划，因而，有别于正常税收结构，可看做正常税收结构的补充。这些特别条款隐含了税收的财政支出功能。税收的这种财政支出功能是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永久地排除于“所得”之外，税负的免除、递延，税收扣抵，适用降低了的特别税率等。然而，不论其表现形式为何，最终都体现为政府经由税收制度而非通过直接补助、贷款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来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国家欲达之目的。我们把税收的这种财政支出功能称之为税式支出，即通过税收形式实现的财政支出。

二、目前我国税式支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如何实施科学的税式支出政策，我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由于体制原因和宏观管理未能跟上，九十年代初期至今，实施中出现了减免税项目过多，过滥和规模失控的问题，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集中表现为以下突出问题。

1、税式支出还没有正式纳入预算化管理，缺乏总量控制，支出效应低下。各地政府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的手段，严重扰乱了国家财政分配秩序,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利于税式支出政策管理。据估计，每年全国各种税收优惠的税收额在1000亿元左右，大致相当于全国同期工商税收的11％～12％，有的省份高达20％左右。各项税式支出政策过多、过滥，涉及面过多，必然降低其预期政策效应，并为骗税、逃税等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宏观上，税式支出不能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总规模，必须在不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已有规模的前提下，考虑采取一定的税收鼓励措施。如果因采取税式支出而影响国际的财政收入，势必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且在微观上，尚未能全面开展税式支出分析与评估和有效把握优惠税款的去向，再加上审批与管理的脱节，致使税式支出的政策效应难以得到有效实现，许多优惠政策并未收到好的效果。

2、税式支出形式单一，范围、结构不尽合理。一是税收支出的形式偏重于以减免税和优惠税率为主的“直接援助”，而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援助”应用的范围和规模不大。不利于提高税收支出的效果。二是税收支出范围不够科学。目前的税收支出范围主要集中在对国家经济开发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实施，而对中西部地区涉及的税收支出甚少，不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三是税收支出的税种结构还不够合理。虽然涉外税收优惠大都集中在所得税上，但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税式支出在整个税式支出中亦居于重要地位，不利于进行税式支出较为适宜的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作用的发挥，也与市场经济下间接税应尽量保持中性的要求不符。四是各种税收优惠和制度没有形成有机整体，相互间明显缺乏协调和配合，有些甚至重叠和冲突，影响了税收优惠作用的有效发挥。

3、税式支出效益评价分析体系尚未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公共财政的理念，现代意义的预算运行政府理财系统，就是要满足社会公共效益、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这种效益和福利的最大化在具体的管理操作上必然要归结到绩效考核上来。在我国，税式支出一直作为纯粹的税收范畴而存在和发展，很少有人将它与财政支出联系起来，更不要说将它列入财政支出的范围来对待。对税式支出所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取得的积极效果都没有定量分析，缺乏科学的评估。

三、建立中国税式支出管理制度具体设想

1、纳入预算管理：我国税式支出制度改革的根本出路。首先，应积极探寻较为适合我国的税式支出分析评价制度与方法，以指导对现有税式支出项目进行彻底的清理整顿。重点抓好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分析与评价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对现有税式支出项目的彻底清理整顿：对确有社会经济效益但尚无法律依据的税收优惠，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完善；对虽有法律依据但缺少社会经济效益的税收优惠，要考虑通过修改税收法律条款，予以取消；对既无社会经济效益又无法律依据的税收优惠，则需要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杜绝。其次，从某一部门或某一支出项目入手，进行税式支出成本的预测分析工作。对税式支出成本估计方法的选择，我们认为，收入放弃法较为适合我国的管理、技术水平，因为它不需要事先考虑税式支出项目之间的相互效应、增加会减少一项税式支出对纳税人行为的影响，进而对税基的影响以及预期税式支出效果能否显现，在短期还是长期显现等一系列复杂而不确定的因素，只要相对简单的统计方法对某项税式支出的实施成本进行事后检验即可。再次，应对税式支出项目进行分类，编制我国的税式支出表。为与我国现行的预算支出分类一致，形成税式支出与财政直接支出项目的对应关系，便于比较分析，税式支出项目应按预算职能分类，在每一职能项目下再按税类分列，税类之下再按税种分列，形成税式支出预算表的三级结构。

2、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效益监督：我国税式支出制度改革需突破的三个难题

（1）对税式支出实行总量控制。在一定时期，决定税式支出总量规模的主要是国家经济实力、各项政策目标和调控方式、国家财政预算需要等。要在充分占有并参照以往相关税收优惠制度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通过定性、定量的分析，确定全国税式支出总水平并进行总量控制。借鉴国外经验，税收支出预算规模可以参照以下指标确定：

1税式支出总额≤应收税收收入总额＋利润收入＋公债收入－直接支出，简言之，即税式支出量应以财政不出现用财政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赤字为限。

2税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规模=即实际税式支出额÷（实际财政支出额＋实际税式支出额）×100％。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这一指标以控制在18～25％之间为宜。

（2）对税式支出实行结构优化。首先，进一步优化税式支出的方式。由于各种税式支出方式对经济的效应在时间、范围、程度上不尽相同，因此，在操作上应适当根据当前的政策导向，进行税式支出形式的优化选择。总体上看，可减少和控制税收豁免、优惠税率等直接形式的使用，适当增加加速折旧、盈亏互抵等间接形式的使用，坚持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其次，进一步优化税式支出的范围。要规范税式支出的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合理分配税收优惠的范围及结构，解决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不统一的混乱现象。现阶段特别要注意运用税式支出政策，促进社会保障体系、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和大型公益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及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要限制照顾性的“救济”减免，有针对性地强化激励性的“效益”减免，以产业导向性的税式支出取代目前普遍性的税收优惠，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再次，进一步优化税式支出的税种结构。因为所得税的多少直接决定了纳税人的税后所得额的大小，一般来说，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作为税式支出的税种比较适宜。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深入，税种结构的优化，税式支出的税种结构也应相应调整：流转税税式支出的范围与规模逐步缩小，所得税类税式支出逐步提高，成为主体。

（3）对税式支出实行效益监督，建立税式支出监测评价考核指标。税式支出以政府让渡当期财政为代价，就要求达到以尽可能少的收入减少，取得最大的效益的目的。在管理上，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对税式支出政策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如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评估其效率，准确把握实际付出了多少税收成本，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效益较好，就继续实行；如果缺乏社会政治经济效益，就停止实行，以减少税收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