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管理论文范文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会认为征税人受租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征税人认为受租后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q。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2.治理征税人受租(设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健全约束机制，加大监督和惩罚的力度。应强化信息化建设，制约执法权，提高执法透明度，制定合理的惩罚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杜绝税务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租金”行为的发生。(2)提升征税人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要降低纳税人寻租成功的可能性，就必须从提高税务人员的受租(设租)成本和受租(设租)风险入手。一是提高受租(设租)者的未来收益预期，二是提高受租(设租)查处率，从而有效防止“囚徒困境”的产生。(3)引入竞争，采取激励机制。征税人之所以选择受租(设租)，其原因在于可获取违规收益，税制的设计应在加强对征税人监督的同时适当提高其工资福利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建立奖励制度，那么征收人就没有必要冒违规之风险，从而削弱税务人员接受寻租的动机。此外，由于征税人与征税人之间存在博弈，因此可考虑引入竞争，对征税人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等，加大其机会成本和违规风险，建立有利于征税人自律的激励机制。(4)完善税法，改进征管技术。税法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是漏洞，不仅使纳税人有机可乘，也为征税人违规提供了可解释的空间，并导致监督成本的加大。因此应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改进征管技术和手段，建立健全循环、链条式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征管效率。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般地，现代社会管理的根本任务和出发点就在于:不断拓展公民的社会权利和应得权利，促进和深化社会的公平正义，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过上他们认为适宜的那种生活。社会权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权利，按照美国公民理论家托马斯•亚诺斯基的观点，社会权利主要由四项权利构成:能力权利、机会权利、分配权利和补偿权利［2］。《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则规定，社会权利包括社会保障权利、维持基本社会水准的权利，以及免于饥饿的权利、医疗和健康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3］。当然，社会权利的理论认识和政策实践本身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理论上说，社会权利概念最早是托马斯•马歇尔在《公民权与社会阶层》中提出的，他将英国17世纪以来的公民权发展归纳为三类权利:公民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其中，社会权利是指“从少量的经济福利与保障权利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以及拥有按照当时社会普遍生活标准的文明生活的权利”，与此紧密联系的机构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机构。马歇尔之所以提出社会权利概念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他对英国社会正酝酿着的重大改革的敏锐观察，二是他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为此，马歇尔通过提出社会权利概念并将社会权利纳入公民权序列中，创造性地将公民身份与福利资格等同起来，并把这一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福利资格，也即公民社会权利作为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公正的首要手段。后来，波兰尼和艾斯平－安德森等人对社会权利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波兰尼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维视角探讨社会权利获取的合理性，他认为，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发挥积极功能，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艾斯平－安德森则认为，社会权利界是一种“去商品化”的容纳能力，其衡量标准应是人们不依赖于纯市场力量去制定他们生活标准的程度［5］。

这样，“非商品化”就成为研究社会权利与福利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并使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从实践上看，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就制定了《济贫法》，从而成为进入工业革命时代门槛之时对人类社会安全需求的第一个回应;19世纪末德国俾斯麦创设的社会福利法则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公民资格与公民社会权利概念主导的福利政策主要是在“二战”以后才出现和逐渐发展的，此时，社会的“去商品化”努力被吸收到福利国家体制概念，实现社会权利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社会成员对自身权利的争取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8世纪争取的是“公民权利”，19世纪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利”或曰“经济权利”上，进入20世纪才主要表现在“社会权利”方面。所谓公民福利资格，是指决定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是否享有以及享有多少由共同体提供的福利支持，这个共同体可以是家庭、宗教、宗教组织、同业工会和国家等。不同的共同体有不同类型的身份认同机制，如血缘、信仰、职业、公民身份等;具体到福利资格，它或者是基于身份认同，或者是基于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福利资格中的“福利”，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内涵，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教育、健康、养老、失业、住房等几大方面的支持。随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义务教育学杂费减免政策的出台，以及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等等，公民社会权利在中国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上，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获取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救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贫困是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原因造成的结果，因而所有处于贫困中的公民都有权利得到国家的支持。在教育方面，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使得义务教育作为社会权利得到了立法和政府财政的保障，对于缩小城乡福利差距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在社会保险覆盖面方面，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覆盖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6］。然而，社会权利的拓展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事实上，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社会化改革使个人购买力成为满足福利需要的主要来源，从而出现了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尤其是社会权利理应属于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公民“拥有普遍性的福利资格及其相应的义务”。这一普遍性的福利资格意味着，除了必要的收入审查之外，不涉及任何其他标准，如性别、种族、宗教等，从而将权利平等进一步扩展。但是，迄今为止，身份仍然是国内公民获得社会权利的主要依据。例如，从最低生活保障权方面，以属地原则为管理基础的“低保制度”将一大批工作、居住在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排除在外;在义务教育方面，相当多的地方政府由于财力等原因仍然对一些非户籍学生进行限制。显然，户籍制度与地方化管理体制对中国社会基本社会权利的落实和拓展构成了重大挑战。在社会保险方面，非正式部门雇佣者、从事农业的农民，以及一些因为下岗、早退、失业等原因缴费不足的人被排斥在社会保险受益人之外。据2000年第五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中国14岁以下的流动儿童达1980万人，其中，农村户籍儿童占74%，即1460万人;有关专家测算，他们的中位数年龄为7岁，据此推算，其中的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约有800多万人。因此，拓展和深化公民权利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

二、公共品供给是拓展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

拓展社会权利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那么，怎样才能拓展社会权利呢?这就涉及社会权利的基本内容。一般地，公民社会权利需要通过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才能得到确认和保障，受教育、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公民社会权利的主要内容。托马斯•马歇尔曾指出，社会权利指健康照料、居住、教育(不仅包括对特殊阶级或身份实施教育，还包括让每个个体和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机会，包括义务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和得体的收入。同时，社会权利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在不断拓展的，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认知的提高，现代国家中免予匮乏和保障安全已经逐渐包含在社会基本权利的范畴之内。相应地，公共品的内涵也获得了不断扩大，就业机会、工作环境、医疗卫生、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等都被逐渐纳入公共品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公民享有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就要不断优化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内容，不断扩大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不断缩小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差距。譬如，相对于“衣食行”而言，“住”被纳入基本社会权利范畴的时间就要晚得多;但是，就像人的生存权等权利一样，获得住房也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的基本社会权利。譬如，联合国文件《人权普遍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适于他自己和他家庭健康与福利的生活标准，包括食品、衣着、住房、医疗、必要的社会服务，以及在失业、疾病、残疾、年老或者其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环境中缺乏生计情况下享有保障的权利。”这里我们也可以作一比较:尽管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始就把财产权视为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保障私有财产也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但财产本身并非属于绝对的私人领域;相反，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人权认知的提高，免于匮乏和保障安全的自由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免受贫困所苦而享受合理的生活水准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价值。所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

正因如此，现代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住房、教育和投票等列入个人基本权利，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尽可能地有限满足其国民的此类需求，即使现实情形还不具备满足所有人“住者有其屋”的条件，但很多执政者都将“住有所居”视为其基本理念。事实证明，只有坚持这种理念，人类社会才能不断接近“住有所居”和“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否则，如果因为条件的不满足而放弃这种责任，或者将住房需求完全交付市场来配置，那么，必然会离“住有所居”和“住者有其屋”这一理想越来越远。正是由于市场体制往往不能满足社会的最低标准，也未能产生有效率的住房数量，因此，欧美各国及其各级政府都试图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来对住房进行干预，都将“保证每个家庭在自己财力范围内拥有一个体面的家”作为基本目标。例如，德国政府就把买得起房、租得起房视为人民的基本需求，将住宅与教育、医疗一起视为社会福利的一环，而不是把房地产视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要产业或税收的主要来源。同时，公共品供给又与民生问题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民生问题就是权利问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也就是保障基本社会权利的重要内涵。为保障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与个人生存相关的基本物品应当得到保障，基本物品必须根据社会成员的集体理解同人的基本需要相称，而这些构成了社会福利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言，社会权利一般包括义务教育、针对儿童的家庭津贴、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综合性社会救助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民生投入，创新社会管理，既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经济平稳的需要。为此，现代社会管理应把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解决民生问题中，公共资源应向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同时，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存在各种自然的不平等，包括能力的不平等和福利的不平等。而根据现代平等主义观点，人们不应该因自己的无过错而生活得比其他人差。因此，现代社会管理要推进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

三、政府而非市场应成为公共品的供给主体

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有赖于公共品的供给，那么，公共品又由谁来供给呢?一般地，公共品供给的基本主体是政府。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推崇市场机制，把市场视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机制，但实际上，市场中商品生产所基于的是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它只生产那些能为它带来最大收益的那些产品，从而主要为那些出价最高而非效用最大的人生产。维塞尔就写道:“在商业界里，只要社会的财物供应还掌握在那些想要从中牟利并为自己的服务取得报酬的企业家手里，成为最高原则的就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效用”，因而“生产出来的不是那些可能有最大效用的东西，而是人们需要付出最高价钱的东西;财富上的差别愈大，生产上的矛盾也愈显著。它给浪荡公子和饕餮之徒提供奢侈品，而对贫苦不幸的人的需要却充耳不闻”。譬如，尽管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它为不同的人所占有时往往就会导向不同的用途:贫穷者将会盖经济适用房，而富裕者则可能用来盖豪宅、建车库或围花园;住房的市场化使得一些房地产大鳄公开宣扬，他们只盖富人住的豪宅，也应该只有富裕者才能买得起房。正是在效益原则的主导下，每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而置社会需求于不顾，从而造成了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的共存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性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占人类需求的比例越来越大。黄有光指出，在温饱过后，私人消费已不能增加快乐，而对环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裕社会越来越需要一些基本的公共事业，如道路、学校、医院、贫民窟清除、城市再开发、公园、游乐场、博物馆、低价住房等，这些方面构成了影响人们快乐的愈益重要的因素。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一书中就强调，任何一个运行良好或管理有方的社会都应该使得公共服务跟得上私人生产，并将私人产品和服务与政府产品与服务供给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称为社会均衡或社会平衡，例如，“汽车消费的增加需要增加街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停车空间。正如我们需要医院一样，也需要警察和高速公路巡逻这些保护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社会性需求都是源于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而非市场的诱导或劝说，从而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学校、医院、平民窟清除、城市再开发、卫生、公园、游乐场、公共安全和其他迫切的公共服务中，有大量现成的需求。”不幸的是，这些日益增大的公共需求在纯粹市场机制中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公共品的消费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私人往往不愿意提供;另一方面，医院、公园之类公共品所需的庞大资金，使得个人无力独自提供，从而导致这些公共品的缺失。正因如此，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之间难以形成社会均衡:“私人部门的富有不但与公共部门的贫乏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而且私人产品的丰富性显然是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的原因。”

这就是私人富裕与公共贫困的共存现象，加尔布雷斯强调:“未能使公共服务与私人生产和商品使用保持最低限度的关系，这是社会紊乱或经济衰退的原因。”一般地，纯粹市场机制越是得到推崇，私人产品和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失衡情形也就越明显:一方面是华贵豪华的别墅花园、昂贵奢侈的私人飞机和琳琅满目的金银绸缎;另一方面则是破烂不堪的公路、充满臭味的河流、拥塞肮脏的公共交通。正因如此，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就不应是市场，而应是政府等公共机构，它们根据效用原则而非效益原则提供公共品，可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社会性需求。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部门规模以及公共开支都获得了迅速增长。最早注意这一现象的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为此提出的瓦尔纳定律强调:经济发展需要公共开支的增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扩张的市场和这些市场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将产生对商法和合同的需要，这些都需要建立仲裁制度来管理，而且城市化和高密度的生活将导致外在性和拥挤，因而也需要公共部门来干预和管制;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人们在满足自己最基本的温饱和居住需求之后，可能会追求其他更高级的需要:教育、健康和文化等，而教育、文化、卫生和福利等公共品都具有高收入需求弹性，在经济和收入增长的同时，这些方面的公共开支将以更大比率提高。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共部门投资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环境卫生、法律秩序等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在进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期，政府不仅需要提供公共品作为私人投资增长的补充，而且还要增加对教育、医疗和福利服务方面的支出，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收入再分配这一职能也在日益扩展。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包括工作、教育、生活福利、婚姻家庭、养老抚幼等。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一般地，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且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自我发展空间仍然较小，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甚至难以有效承接经济组织在改革中剥离出来的，以及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正因如此，伴随着住房自有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的改革，中国社会也滋生出了日益严重的公共贫困现象。这种公共贫困集中体现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身上，他们在迁徙、居住、工作和求学等四大社会权利方面都受到长期的制度性歧视。托马斯•马歇尔指出，社会阶层的分野以及阶层之间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是现代社会不公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因此，现代社会管理要求政府重新承担公共品供给的基本职能，尤其要保障弱势者对基本公共品的享用，这是保障和拓展社会权利的重要基础。

四、税收管理优化是公共品供给的财力保障

政府要增大公共品供给以满足公民不断扩大的社会性需求，就需要有不断增大的资源投入。问题是，那些不断增大的资源投入来自何方?这就涉及税收管理的优化问题，它意味着，不仅要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而且要调整财政收入结构。一般地，通过税收管理的优化来增加以公共品供给为主的民生投入，是现代社会管理中最为重要的财力保障。正是由于税收构成了一国财政收入的主体，因此，与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相适应，“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通过多层级、高边际税率的累进所得税制来增加财政收入。例如，1978年英国个税实行11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83%;20世纪70年代日本个税实行19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75%(曾一度高达93%)。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认为，只有私营部门才能创造财富，而累进税制会破坏激励机制。事实上，只要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征税和支出是有效率的和合理的，那么就不会造成劳动激励不足的问题。一是当税收用在公共支出上时，相应地会减少私人在这方面的支出，从而不会形成超额负担;二是通过将用于攀比和炫耀的私人消费转移到环保、基础研究、教育等公共开支上，会提高人们的快乐和生活品质。这一点在北欧诸国的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瑞典的税收总负担率一直在50%左右，最高时达到70%;瑞典的高税收之所以能够推行，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与其相适应的高福利，虽然人们对高税收负担抱怨很多，但他们更不愿放弃高福利带来的好处。瑞典除了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提供高福利外，还对失业、休假、住房、初生婴儿等进行补助，而且其福利、补助往往与个人缴纳的税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就中国的财政税收结构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社会建设和公共品供给等领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增长趋势，但这种资源的投入远远跟不上不断增长的社会性需求需要，这使得公共贫困现象在当前社会日益凸显。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财政支出中的民生比例更低。正是由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合理，中国所推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筹集资金难、法律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一般地，财政收入用于与民生保障方面的支出比例越高，社会的收入分配就越平均，相应地，国民的幸福感往往也越强。显然，实行福利社会政策的北欧诸国，民生支出比重非常高，社会收入分配也较平均，相应地，国民的幸福感往往也最强。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这一口径计算，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低于30%，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也在35%左右。即使中国财政收入的总体规模已不小，但中国的人均财政收入依然很低，世界排名仍处于百位之后。既然如此，为何社会大众常常感到税负过重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中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过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较少，社会大众在教育、医疗、保险以及住房上需要花费大量的财力。可见，在社会管理和税收管理之间存在一条清晰的逻辑关系:社会权利的拓展———社会管理的转向———民生保障的建设和公共品的供给———资源的投入和税收收入的支持———税收制度的调整和改革———税收管理的优化。也即现代社会管理转变所带来的资金要求，需要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的相应变化:一方面，在税收收入方面，它要求基于调节收入分配和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角度优化税收结构，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来提高税赋总量，以满足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财政支出方面，它要求基于不断升级的民生要求，以及实现社会和税赋正义的角度优化支出结构，通过财政支出的优化来增大公共品供给，以满足现代社会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地，这又强化了税收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联动效应:良好的税收管理为不断提升的社会性需求提供财力支持，从而促进社会管理的有效转变;社会管理的转变又为税收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从而反过来促进税收管理的优化。事实上，税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和调节分配的职能，税收管理的优化不仅可以为公共品的供给和民生改善提供财力保障，而且能够调节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管理的转变和完善。因此，如何通过税收体系安排的调整和税收征管模式的变革来优化税收管理，通过赋税公平的增进和征税效率的提高塑造一个互信、平等、融洽、和谐的新型税收征纳关系，成为当前税收管理所面对的重要课题。

五、税收管理的改革进程与优化方向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为适应社会管理任务和方式的变化，税收政策和相应制度安排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在税收管理与社会管理之间产生了良好的联动效应。例如，自1994年以降，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指导思想下，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结构性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复合税制体系。正是基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税收总额出现了持续增长:2010年税收总额超过7万亿元，2011年税收总额接近10万亿元，这为社会管理的转向、日益扩大的公共品供给和建设全面的民生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2011年开始了日益扩大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从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确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到个人所得税改革，这些改革又借助市场机制将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建设联系起来。2012年又进一步着手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推出了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壮大和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尽管实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仍达24．8%，个税增幅高达25．2%。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归结为征税体系的逐渐健全和税收管理的不断优化。事实上，在通过结构性减税以扩大投资、促进就业、刺激消费、促进出口而改善民生的同时，还同步实行结构性增税来改善民生，包括在全国实施资源税改革、推行房产税改革试点等。同时，为了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管理，近几年还把地方政府原先的预算外资金统一纳入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进行管理，如这一部分收入2011年约有2500亿元。此外，在征税机制上也作了不断的优化和改进:如在优化纳税服务方面，2011年出台了废止逾期增值税进项发票一律不得抵扣的规定，调整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管理措施，2012年推行了个性化税法咨询服务，推行纳税风险提示，自助办税、同城通办等;在保障税务部门法行政方面，2012年积极推动税收征管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制定，坚决防止占压、挪用、混库、转引税款等违法违纪行为，研究制定税务行政裁量权的适用规则和裁量标准等。

当然，税收管理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联动改革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管理改革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管理的转变和效率。例如，就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而言，中国迄今实行的还是分类征收模式，而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大多是实行综合征收模式或分类综合征收模式。分类征税往往不能按照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课征，无法有效地贯彻税收的公平原则要求，而且分类征收容易引发纳税人的道德风险，造成逃避税现象和经济效率的扭曲。为此，201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在中国“逐步建立健全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的改革就是要在这一“顶层设计”下细化具体的改革措施，并完善税收执行体系。再如，就税务管理而言，税务管理水平的衡量标准体现为“照章纳税差距”，也即应收税款与未收税收之间的差距。以此标准，中国目前的税务管理水平还相当落后，从而严重影响了税收总量。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增值税现行基准税率为17%，1994年工业企业实征税款只为9%;关税税率1993—1994年名义税率为36%，实征税率分别只有4．85%和3．17%。因此，税收管理与社会管理之间的联动和协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税收管理的优化，建立能够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税收公平的税收体系，才能为不断提升的社会性需求提供财力支持，也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转向。

在很大程度上，迄今为止的税收管理改革还是零碎的，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可见的思路和整体性框架，以至跟不上不断提升的社会管理要求。为了避免税收改革临时抱佛脚的局面，必须对税收管理优化作一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一般地，现阶段中国税收管理优化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税源结构的调整。目前，中国税收收入主要源自以增值税为代表的间接税税种，2010年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56．7%，而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总收入的6．6%。高额的间接税率不仅会危及中小企业的生存，而且差别性的间接税率也会严重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税收管理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降低间接税率、扩大增值税范围，以及扩大其他直接税种以实现税源的结构性调整。二是直接税体系和征管模式的调整。尽管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中所占的比重并不高，但由于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是从个人腰包里直接拿走的，它与亿万百姓切身相连，从而也备受社会大众所关注。不成熟的税收体系安排以及征管模式不仅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而且还严重减少了税收收入。因此，税收管理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二就是，通过税基、税率和累进税率层级的适当调整，以及分类征管模式向分类综合征管模式的转变，发挥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三是有效征税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目前，中国财政收入的较快增长几乎完全源于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从应收税款与未收税收之间的差距来看，中国征税效率还非常低。低效的征税机制使得中国的税收主要来自易征税的部门，以及工薪收入者，而个体经济以及富豪却拥有各种逃税或避税手段。因此，税收管理优化的重要内容之三就是，通过税法的制定，以及专门调查机构的设立来进行征税稽核和对逃税者进行惩罚。例如，就税源结构的调整而言，为了应对社会权利不断拓展带来的公共品供给和社会保障建设的需要，中国税收规模需要维持持续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一些税赋又相当重，已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增长和税源培育。因此，需要进行税收结构的调整:部分税种减税、部分税种增税。其中，需要减税的主要是间接税，尤其是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的生产性间接税，这两者占了整个税收收入的50%以上，减税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发展和扩大税源培育，以改善中低收入者的民生福利，以及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的和谐与发展;需要增税的则主要是消费性间接税，以及资源税、环境税、奢侈税、富人税和房产税等，增税的目的在于提高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缓和调节收入差距等。结构性减税主要是针对现有的间接税，中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并且是生产性的，它给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第一，17%的基本增值税率不仅推高了商品的市场价格，而且加重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负担，降低了普通大众的社会福利。究其原因，间接税不仅具有可转嫁性，而且对每个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负担，因而无法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相反，直接税使得政府可以更好地按照负担能力原则设计税收体系，从而可以更好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税源结构调整的基本路向就是逐渐降低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而逐渐转向以直接税为主。第二，高昂的生产型增值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不偷税、漏税，90%的企业将会倒闭。因此，税源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以减轻小型微利企业的税负。第三，服务业中保留营业税阻碍了第三产业的细分化和专业化，也阻碍了第二产业内的细分和重组，使制造业中的生产类服务业不愿独立出来。究其原因，营业税的特点是全额征收，所有的经营者收入都按5%的比例征收而没有抵扣，这样就导致了重复征收。因此，税源结构调整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第三产业的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从而有利于打破第三产业发展瓶颈，推动第三产业细分化、专业化。结构性增税主要是提高消费性间接税，以及培育和扩大新税源，税源的培育和扩大主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并通过收入调节来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第一，资源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那些难以再生的稀缺性资源，这些资源不仅为少数人占有或垄断，而且往往被低成本地使用，从而导致了资源被粗放式开发，并最终将导致经济发展的中断。一般地，资源税的征收将有利于促使资源使用方式的集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资源租金的合理分配。目前，资源税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将“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从而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并进一步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环境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引起了严重污染大气、土壤和水源以及破坏植被资源等的工业活动，环境恶化不仅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存质量，而且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一般地，环境税的征收有利于缓和日益严重的生态恶化，有利于满足人们不断上升的社会性需求。目前，环境税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各种费用统一起来，同时又与资源税、增值税等其他税制改革相协调。第三，消费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政策上想予以控制、限制的一类特殊消费品，尤其是被黄有光称为钻石商品的奢侈品。完善消费税制度，能够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和引导合理消费。目前，消费税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区分奢侈品和非奢侈品，从而对某些浪费性的奢侈消费予以征税，以合理引导消费并调节收入分配。第四，征收富人税。富人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最上层的高收入群体，往往是20%的最高收入者。一般地，富人税的征收有利于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正义，也有利于税收收入的增加，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民生建设的财力要求。目前，富人税改革的重点在于如何区分依靠社会价值转移的富人和依靠自身劳动的工薪阶层，以免富人税的征收损害到劳动者的积极性。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管理由社会管制转向社会服务，不断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以及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相应地，由此产生的资金压力也提出了税收管理优化的要求，在结构性减税以利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的同时，也需要通过税收结构调整，以及税收征管优化等为民生建设提供财力保障。基于这样的逻辑，社会管理和税收管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动效应:良好的税收管理将会促进社会管理的进步，反过来，社会管理的完善也将会促进税收管理的完善。事实上，中国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税收管理与良好的社会管理，一方面，税收占财政收入绝对比重，税收的实现需要良好的税收管理，这不仅涉及政府公共支出，而且也涉及社会公平、稳定、收入分配等重要问题;另一方面，良好的社会管理将会促进社会矛盾的协调、社会公正的保证、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等。一般地，基于顶层设计思维，当前税收管理优化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税源结构的调整，一方面通过降低增值税率、提高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推广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等对主要间接税实行结构性减税;另一方面通过开征资源税、环境税、奢侈税、富人税和房产税等实行结构性增税。二是个人所得税体系和征管模式的调整，一方面通过个税税基、税率以及累进税率层级的调整，发挥税收对调节收入分配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分类征管模式向分类综合征管模式的转变，堵住税收流失以及实现量能负担的税负原则。三是有效征税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主要包括统一税法体系的建设、征税执行机制的强化、公民纳税意识的培养，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内容。当然，税收管理与社会管理之间存在的联动效应是广泛的，它还涉及两者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交易类型是指在经济贸易活动中根据交易要素特征抽象出的共通点，依据这些共同点可以区别不同交易分类，方便经济活动的会计或统计核算。如，为了统计内、外贸经济结构关系，需要根据交易内容是否跨境这样的特征，区分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交易类型分类，可以从交易要素的不同维度着手。

（一）以交易标的物分类1.按交易标的物的自然属性分类根据交易标的物的自然属性，交易类型可以分为有形资源交易和无形资源交易两大类。2.按交易标的物的用途分类体现利益价值的交易标的物，由于追求利益价值的不同，由交易的标的物供求关系决定生产经营主体的主要业务内容，所以从这种角度认识，以交易标的物用途为维度进行的交易类型分类，正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标准的雏形。因此，由于交易类型尚没有推出权威性标准规定，也可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以标的物用途维度对交易类型进行分类。行业码实际上是产品码上一级分类码，行业码再细分，即可以细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分类。

（二）按产品和服务的涉税关系分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划分标准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标的物的涉税关系，可以将产品和服务进行细化，进行交易标的物的涉税关系分类，并由此建立了货物劳务税体系的分类。关于货物劳务税的分类，各国税制略有不同，在我国通过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涵盖各行业的交易类型。随着“营改增”工作的推进，将由增值税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交易类型。

（三）按交易方式分类按交易方式分类，在等价交易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区分为以货币换货物（或服务）的交易、货物互换交易、服务互换交易或货物与服务的互换交易等。这种分类，虽然在会计核算上做账时的处理不同，但在涉税关系上都视同销售，都应做视同销售的涉税账务处理或调整，并据此征税。

（四）以结算方式分类以交易不同的结算方式分类，可以区分为一次性付清交易方式、分期付款交易方式或赊账交易多种交易类型。不同结算方式的交易类型，在涉税关系问题上，要确认税金的实现与否，在账务处理上也要做相应的关联处理。

（五）其他分类从交货的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区分为现场取货或分批送货的交易方式；从交易标的物是否跨境，可以区分为国内交易（贸易）和国际交易（贸易），国际交易又可进一步分为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根据交易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所属行业分类，可以分为生产环节的交易和最终消费环节的交易；依据增值税纳税人分类情况，交易类型又可以分为一般增值税纳税人交易和小规模纳税人交易。现在经济活动中，还会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依据其他交易要素的不同特征进行综合分类。

二、交易分类标准化及其编码管理

（一）标准化及编码原则交易分类的标准化是指对交易事项，通过制订、和实施相关标准达到人们对交易活动类型的统一认识，以获得交易事项管理的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标准工作有多个层面，有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可以在不同的范围产生标准化效应。比如在金融领域，根据其金融业务特点，就有反映行业特点的交易分类规定。信息化时代对标准化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和规定，要求对标准化要素均可以用数码的形式进行定义和反映。上述各种分类，有些会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应用，有些没有直接的影响，可根据影响的情况决定是否纳入综合分类考虑。对此的处理原则：以交易标的物各种维度的分类，涉及每一笔交易的分类，纳入综合分类考虑；以交易主体维度进行的分类，则利用针对纳税人已有的相关分类代码，不再重复编码。如，反映交易主体所处交易环节和增值税纳税人类型信息，可以从交易主体工商登记所处行业和税务登记纳税人认定予以区分，故不在交易分类综合编码中反映。

（二）交易分类编码规则参考上述对交易类型的主要分类视角，交易类型编码可以尝试用18位码满足主要分类的要求。这18位码大类分为5个方面，分别涵盖内外贸分类、交易标的物内容分类、税种分类、计税形式分类和税目税率（额）分类。各分类的编码规则如下：1.内外贸分类关于内外贸分类，分配占18位码第1区段的1位码，用英文字母表示：国内贸易（D），进口贸易（I），出口贸易（E）。2.交易标的物分类关于交易标的物的分类，参考国民经济行业代码的编制规则，选用6位码，可细至90多万个具体内容，再结合行业划分，足以应付分类要求。分配占18位码第2区段的6位码。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组织的全国企业税收资料调查，就是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和税收资料调查特殊的《产品分类代码》对企业涉税信息进行分类的，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的重点税源监控工作也有相应的货物服务分类代码规定。但这两项工作，其中一项工作取6位码，一项工作取4位码，两者不统一，也未申请形成相应的标准。国家统计局也有相关的业务分类，但也尚未形成国家标准。3.相关税政分类关于税政分类要求，是指根据交易直接相关的税种及其政策维度进行的分类。交易活动涉及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和关税，编码注意解决同一交易涉及多税种的问题。税收政策主要提示交易行为是否涉及税收优惠政策。由于交易行为涉及税种较少，取1位代码覆盖相关分类要求。税种分类识别码分配占18位码第3区段的1位码，分配如下：增值税（1），增值税和消费税两税（2），增值税和资源税两税（3），增值税和车辆购置税两税（4），营业税（5），进出口贸易关税（6）。目前，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种可以涵盖所有交易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分类识别码分配占18位码第3区段的第2位码，分配如下：无优惠（0），减税（1），免税（2）。4.相关计税形式在税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税和资源税都存在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从价从量计征并存的情况。因此，也需要1位码区分计征形式，据以选择税率或税额计算税款。分配占17位码第4区段的1位码。5.税率（额）分类在税种、税目和计税形式确定后，面临的是税款的计算，要通过编码将各种税率（额）区分开来。由于税率（额）的复杂性，该区段编码占18位码第5区段的8位码，具体分配使用如下：前2位为增值税和营业税税率，由于两者不交叉，可以共用两位码反映税率；第3、4位为消费税、资源税和车购税税率，由于这三者不交叉，可以共用这2位码；第5、6位为消费税、资源税单位税额，由于这两者不交叉，可以共用这2位码；第7、8位为关税税率。以上编码规则可参见交易分类编码表予以集中直观反映。

三、交易分类的应用

通过以上代码规定，可以从涉税的角度对不同交易类型分类，以实现交易分类的标准化。这种代码形式的交易分类标准化，是税源信息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交易分类的代码标准化，在税收管理工作中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一）方便信息化管理信息化时代要求一切工作都以电子信息的形式进行记录和管理。交易分类标准化以后，方便交易信息以标准的分类方法形成电子信息，方便各个交易行为管理部门和工作领域对交易电子信息的形成、应用和管理，并最终形成社会大数据的组成部分供全社会共享。

（二）方便会计分类核算会计准则规定，核算主体应对其交易事项发生的收入或支出按交易标的物的资产性质进行分类核算。现实工作中常遇有交易分类不清，核算混乱的现象。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按交易分类标准赋予相关的标准代码，相关的电子信息将在会计核算中自动分类核算，形成准确无误的会计核算信息。

（三）方便税源信息申报现行税收征管制度规定，纳税人应在税款实现的次月15日以前对相关纳税资料进行申报，交易类型涉税维度的标准分类，可以方便纳税人在会计核算工作中按交易涉及税种和税率的要求进行分类核算，并在此基础上自动按照纳税申报表的要求形成纳税申报信息，方便日常的纳税申报管理。

（四）方便开展税源监控管理及其数据应用分析交易分类标准化，要求交易活动的电子信息产生时形成标准化的交易电子信息，这为税务部门的税源监控管理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税务部门无须再开发专门的信息系统采集纳税人的交易信息，纳税人只需要利用网络系统，在交易信息产生的同时实时地将标准化的交易信息直接传输到税务部门的相关的信息库即可。其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接收的是真实交易活动的信息，避免造假；二是方便信息的直接应用，税务部门接收到标准化的交易信息后，无须再对信息不同格式和内容进行整理，可以直接对数据的分析应用进行处理，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税源监控的工作效率。税源信息标准化是税收管理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全方位信息管税的必然措施和要求。交易类型标准化只是税源信息标准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现代信息化必先以研究标准化铺路。目前，社会发展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如果不重视税源信息标准化工作，我们就无法掌握到大数据意义下的税源信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信息管税，而税收管理现代化也只能停留在空谈阶段。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子商务起步较晚，但电子商务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其发展速度也较快，必将引领中国未来的商务模式。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6.18亿。同时，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3年8月28日的《2012年（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4.35万亿元，同比增长24.3%。电子商务所衍生出的运送业务已占到中国快递业业务总量的半壁江山，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电子商务正不断升温。（见表1）

（二）中国电子商务的税务现状

目前，制约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公众网上购物的意识还相对薄弱；缺少统一的、权威的安全认证机构；企业信息化程度低；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信息安全技术环境较差；社会信用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可见中国的电子商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来引导其正常发展。而在税务现状方面，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表示，电商每年的交易额占到全国商品零售额的四分之一，不纳税对传统零售企业有失公平，国家也将为此流失上千亿元的税务。由于中国电子商务涉及的工商行政管理暂无明文规定，很多电子商务企业没有进行工商和税务登记，也不可能进行纳税申报，导致税务部门征管困难。现行税制实现了对电子商务B2B模式、B2C模式征税，而由于交易主体过于庞大和复杂，很多店铺或企业未进行税务登记，所以对大部分C2C模式电子商务尚未征税。就淘宝网而言，其进行的交易活动既有C2C模式，又有B2B和B2C模式，其中的B2B和B2C模式的卖家一般为大型商家或企业（如淘宝商城），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也具有开立发票的能力。然而他们一般只有在被顾客要求时才会开立发票，发票一旦开立便需要缴税，而未开立的业务就不需要缴税；但C2C模式的卖家一般为个人小型卖家，不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也不具开立发票的能力，所以一般不需要缴税。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务优惠政策的步伐，加强电子商务税务监管。为贯彻落实该意见，2006年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工作任务分工的通知》，指出了制定电子商务税务优惠政策、加强电子商务税务监管须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负责，抓紧与电子商务税务相关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而电子商务立法则由法制办组织，国务院信息办以及商务部等部门分别负责，根据各部门职能，完善和制定相关法律，以推动电子商务的相关立法工作［1］。国家税务总局对电子商务立法也早有预案，此前国家税务总局的《2013年税务征管和科技工作要点》指出，中国正在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务征管办法》，以配合税制改革进程，研究制定适应财产税、所得税等直接税的征管制度。2013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了《网络发票管理办法》，规定从该年度4月1日起，全国开始推广使用网络发票以提高信息管税水平，届时税务机关可按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统代开网络发票。税务机关根据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情况，核定其在线开具网络发票的种类、行业类别和开票限额等内容。该《办法》的出台，为纳税依据创造了条件，为电子商务征税奠定了基础［2］。

二、电子商务对税务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电子商务对税务带来的机遇

1.为政府提供新税源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使在线交易金额有了大幅度提高，也给各国的流转税提供了新的税源。同时，电子商务减少了商品交易的中间环节，使流通成本大大降低，提高了企业的商业利润。另外，可供纳税的收入也会大量增加，给各国所得税提供了更多的税源。2.减少税务机关的税务成本电子交易流程包括售前咨询、正式交易、付款以及售后服务。以增值税为例，在传统交易模式中采用的是层层分销的办法，流通环节的增加不但使经营费用大幅度增加，而且会导致征税点相对分散，所以税务机关如果要征收一笔增值税款，就必须进行多层开票、审核和抵扣。在稽查税款时，对最后收到的一笔税款的稽查也需要审查前面各个环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稽查工作相当复杂。而在电子商务中，生产商可直接向消费者提供货物，税款的征收便可一次完成，减少了征税点，节约了税务成本［3］。

（二）电子商务对税务带来的挑战

1.对传统税制要素的挑战第一，使纳税义务人不易确定。电子商务主体隐匿其姓名、地址，不经过认证，很难与现实生活中的地址发生对应关系，如何确定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居民身份成了新难题。第二，使征税对象难以认定。电子商务中大量商品和劳务通过网络传输，表现为无形的数字化产品，使得商品、劳务和特许权难以辨别，从而给税务征管带来了挑战。第三，使纳税环节减少。电子商务环境下，产品或劳务的提供可省去中介人，税务上导致原来分摊在这些中介人的税基流失，从而严重影响了流转税的收入。第四，使纳税地点不易确定。电子商务表现出的虚拟化和无形化使纳税地点具有随意性和流转性，使税务机关很难确定交易的提供地和消费地，从而不能正确实施税务管辖权。第五，使原有的纳税期限规定失去作用。现行税制的纳税期限是用传统的支付方式以及销售产品发票的开具时间来规定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的。而电子商务交易中既没有纸质发票又没有现金和支票流动，使现行税法规定失效。2.对税务原则的挑战虽然电子商务与传统贸易不同，但从本质上讲两者并无差别，然而现行税制没有有效的手段对其征税的合法依据进行管理，容易导致经济的扭曲，违背了税务中性的原则。其次，建立在Internet基础上具有虚拟贸易形式的电子商务，不能被现行税制所涵盖，有悖于税务公平原则。另外，电子商务中间人的消失使各种层次的纳税人都加入，纳税人的参差不齐造成税务机关工作量增大，不符合税务效率原则。3.对税务征管的挑战第一，对税务制度的挑战。传统税制是建立在税务登记、查账征收以及定额征收基础之上的。税务机关通过对纳税人的营业场所、经营范围、经营行为及各种凭证和账簿的审查来定位应缴纳的税种和税率，然而这种操作方式在电子商务中显然不适用。首先，电子商务中的合同和票据都将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可以被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任何痕迹，从而加大了审计的难度；其次，电子商务的发展刺激了支付系统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加大了税务机关通过银行的支付交易进行监控的难度；最后，纳税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权等多种方式掩藏交易信息。第二，纳税人容易避税。国际互联网的高流动性、隐匿性严重阻碍了税务部门获取征税依据。电子商务中影响征税的几个方面如下：消费者匿名；制造商隐匿其住所；电子商务本身也可以隐匿。在电子商务税务法规尚未制定的情况下，各国均借助于互联网，选择位于像百慕大群岛这样的避税港的“虚拟公司”作为交易地点达到避税的目的［4］。4.对国际税务管辖权的挑战传统税务管辖权以各国地理界线为基准分为来源地管辖权和居民管辖权，而电子商务的全球性使得国家间的界限得以消除，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跨国所得，加剧了重复征税。第一，电子商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来源地税务管辖权。国外企业只需装有事先核准软件的服务器便可开展电子商务，提供远程服务的劳务也突破了地域限制，使所得来源地的判断变得困难。第二，电子商务使居民的定义及其判断标准变得模糊。现行税制一般把有无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作为法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而电子商务全球性和虚拟性使确认交易双方的身份变得很难，从而就无法确认一项交易是属于国内还是国际。第三，常设机构难以确定。《OECD范本》定义常设机构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固定营业场所［5］。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数字化使企业不需要固定的营业场所，造成无法确定贸易目的地和消费地，无法判定国际税务中的常设机构概念。

三、国际上对电子商务税务的相关立法和研究

（一）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税务立法目的

1.保护国家的税务法权和税务利益对电子商务应免税或是征税的分歧，实质就是各国的利益之争。对电子商务实行免税政策对以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影响不太大（如美国），但对以流转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影响较大（如中国）；同时，免税对电子交易的输出国有利，而对电子交易的输入国不利。就中国而言，由于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不够发达，中国税制结构仍以流转税为主；另外，目前中国电子商务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在国际中仍处于消费国的地位，对电子商务免税会严重影响中国的财政税务，也不利于中国本土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征税是未来的必然趋势。2.构建电子商务税务法律框架现行税法是建立在有形交易基础之上的，它不能完全解决电子商务的税务问题。电子商务税务立法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对现行税务法律法规的修订上，从维护公平原则、维护现行税法制度的有效性和解决电子商务税务问题出发，在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的前提下，对现行税法的一些概念、范畴、原则和条款进行修改和完善，确保税法对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确定性和适用性，明确指出对电子商务征税的态度、原则和方案，使电子交易的各个参与者的税负具有确定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增加对电子商务适用的条款，并保证不对现行税制造成太大的冲击，也不产生财政风险。3.净化电子商务的环境电子商务的进入门槛低，管理不严，电子商务市场以开放自由的态度接受各种层次的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据电子商务诚信评价中心的调查报告，71.1%的被调查人曾对一些电子商务网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产生过质疑；56.4%的被调查人曾遇到网上购物实物与描述不符的问题；40.9%的被调查人曾经历过在线服务的承诺不能兑现的问题，这说明电子商务的诚信问题已成为企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6］。而诚信的建立不仅依靠交易者的自律，还需加强对电子商务的有效监管。对电子商务征税可促使国家加大对电子商务管理的投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有助于征管技术的创新和提高，从而更大程度地净化电子商务环境。制定和完善电子商务税务法律制度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税务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软环境，进而将其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促进其快速有序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国际上关于电子商务的几种征税方案

由于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国际上曾有学者设想过对电子商务课征新税，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方案：1.比特税方案针对电子商务以信息为载体的特点，开征以网络传输信息流量为课税对象的比特税，即对电子信息按其流量征税，包括数据收集、通话、图像或声音的传送等数字化信息，征税的用途在于补贴发展中国家发展互联网贸易。比特税的优点是税制简单且规范，便于征收管理，但缺点是不能区别对待商务与非商务行为以及价值量不等的商务行为。2.信息流量税方案信息流量税方案即通过控制“资金流”来实现对电子商务税务的征管。主要思路是通过金融机构在资金支付环节进行管理控制，以资金流转额为计税依据进行课税。虽然该方案对短期资本流动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但还是不能区别对待消费性质不同的商务行为以及商务与非商务性的支付行为。而且它能否有效实施还要依赖于全球金融支付体系是否具有统一性和可监控性。3.预提税方案预提税方案主张对跨国电子商务的营业所得采用由来源地国优先课征预提税的方式，以解决现有的将常设机构原则适用于跨国电子商务所导致的来源国与居住国之间的税务利益分配失衡的问题。该方案简便易行，符合财政收入原则和税务效率原则，但由于该方案忽视了纳税人的成本费用，容易造成对纳税人不合理的没收性征税。另外，这也与各国现行的所得税法对营业所得收入按所得净额征收税款的做法相悖，不能体现税负公平，也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7］。

（三）国际上关于电子商务税务研究的概况

美国是电子商务普及率最高的国家，因而对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十分重视。美国财政部于1996年颁布了《全球电子商务选择税务政策》，支持电子和非电子商务间的税务中性原则。1997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全球电子商务纲要》［8］，建议将国际互联网宣布为免税区，明确提出了对电子商务的征税的原则：不扭曲或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保持税务政策的简单、透明；符合美国的现行税务制度并与国际税务原则保持一致，不开征新税。1998年2月，克林顿发表了“网络新政”，宣布了三项电子商务征税政策。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互联网免税法案》，宣布三年内对互联网免征新税［9］。2001年和2004年，美国分别将该法案延长3年；2007年又将该法案延长4年。欧盟国家大都采用间接税制，尤其是增值税。电子商务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网上交易使得增值税难以征收。1997年7月，欧洲电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波恩部长级会议宣言”。宣言指出：电子商务纳税义务要明确透明，确保税务中性，使电子商务相对传统商务而言没有增加额外的税务负担；目前的间接税制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电子交易，没必要引进新税种。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6月了新的电子商务增值税法案，规定对欧盟境外的公司以电子形式向欧盟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且销售额在10万欧元以上的，要求消费者缴纳增值税。2003年7月1日起，欧盟成员国正式实施《电子商务增值税新指令》，对非欧盟企业向欧盟个人消费者提供的直接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同时对欧盟企业向欧盟境外的企业或个人消费者提供的电子商务不再征收增值税。这使欧盟成为世界第一个对电子商务征收增值税的地区，开创了电子商务征税的先河。1997年，OECD受国际委托提出了“电子商务税务政策框架条件”的报告。报告制定了适用于电子商务的税务原则：中立、高效、确定、简便、有效、公平和灵活。1998年OECD在渥太华会议上，以《电子商务对税务征纳双方的挑战》为题开展研究，并达成共识，主要包括：任何征税主张都必须坚持税务中性原则，确保税负公平，避免重复征税和增加成本；尽量以现行税制为基础，不开征新税；国际合作至关重要；税务不能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电子商务也不能侵蚀税基和妨碍税务行使。对于电子商务税务，OECD的基本立场是既要防止偷漏税，又要保护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各国在分配税务管辖权时要采取协作的方针。

（四）发达国家电子商务税务政策给中国的启示

通过比较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或组织的电子商务税务政策，可以看出他们在电子商务税务问题上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共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税务中性原则是指导电子商务征税的基本原则，不通过开设新税或附加税来征税，而是修改现有税种，使它适用于电子商务，确保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会扭曲税务的公平；二是互联网税务法规必须易于遵从，便于征管；三是使用新技术，加强税务管理；四是重视对电子商务引起的避税问题研究；五是加强国际间的信息交流与工作配合。但是国际上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分歧，主要表现在对电子商务是免税还是课征增值税的问题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认为对电子商务征税将会严重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而以欧盟为代表的征税派，坚持在欧盟成员国内对电子商务交易征收增值税，以保护其成员国的利益。

四、完善中国电子商务税务体制的建议

对电子商务，中国总的税务政策定位为：暂时对其实行税务优惠政策，但从长期来看，对电子商务征税是必然趋势，所以逐步制定和完善电子商务的税务政策是十分必要的［10］。我们应密切关注电子商务的发展态势及其对税务的影响，研究并借鉴国外电子商务税务政策，以国际上对这一问题的共识作为出发点，研究并采取积极的、前瞻性的且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子商务税务政策和管理措施。

（一）电子商务税务立法方面中国应以税务立法原则为指导，完善电子商务征税的基础性立法和配套立法。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与计算机网络安全、个人数据信息保护和电子货币使用规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根据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完善现行税法，扩展一些与电子商务税务相关的概念，明确电子商务适用的税法、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责任、电子商务行为税务征管的界定标准。应在法律法规中赋予税务机关在网上主动稽查的权力，加强对企业账务的修改权限、保留方法和保留期限的管理，使税务机关可以合法在网上对纳税人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针对中国C2C电子商务逃税的现状，中国要兼顾维护国家的税务和促进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两方面，规范电子商业经营者进入条件，让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通过立法确立电子或数字化签名以及电子发票的法律效力。更重要的是监管B2C模式网上商店混入C2C模式逃避纳税，凡具有应税务入者，都应该成为纳税人，确保税赋公平［11］。

（二）电子商务税务征管方面

1.改革现行税制第一，扩大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征管范围。对数字化商品（如无形资产、软件、音像制品等）应区别对待：对于非版权转让的数字化商品的销售视同货物销售征收增值税；对软件版权的销售则视同特许权转让征收营业税；对于远程劳务的提供则按劳务提供征收营业税。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应视为提供软件的纳税的身份而定，若提供者为居民纳税人，征税对象则为营业利得；若为非居民纳税人，则可将收入金额当做应纳税所得额征收预提所得税。第二，逐步从现行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转变。因此必须完善企业所得税，对其生产经营所得进行调节，还应该开征资本所得税，对资本利得进行调节。这两项措施可弥补由于网上交易导致的税款流失。2.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电子商务促成了虚拟企业的出现，因此需要要求所有上网单位纳税人在办理上网手续后必须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应电子商务的税务登记，取得一个专门的税务登记号，对这个专门的税务登记号，税务机关要给出专门的网站可供消费者查询，以辨别登记号的真伪。纳税人在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时，应填报《申请电子商务税务登记报告书》，提供有关网上交易事项的相关资料，特别是计算机超级密钥的备份。同时，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填报的有关资料严格审核，逐一登记，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再一方面是对那些提供收费服务的网站，就目前来看，税务机关不可能对本国外的银行有监督效力，所以对有收费服务在中国登记注册的网站需提供我国的银行账户，不能提供外国的银行账户，使得税务机关可以清楚地了解及监督提供收费服务网站的营业收入，这样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就能处于税务机关的监控管理之下。3.居民管辖权与地域管辖权并重的原则欧美等国作为发达国家，提出以居民管辖权代替地域管辖权的本质目的是维护其电子商务输出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对策，放弃实施地域管辖权将导致大量的税务流失。所以应该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和利益，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协作，坚持实施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并重的原则。4.完善电子商务税务的缴税制度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或第三方支付平台对电子商务纳税的代扣代缴制度，简化电子商务应税行为的缴税流程，提高税务征管的效率。当个人向国外企业交纳与电子交易相关的各项费用时，税务部门可以规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以及第三方支付机构代扣代缴营业税或增值税。税务征管和稽查部门要对代扣代缴行为加大管理力度，随机抽查账目，核查扣缴义务人的税务登记信息，对交易频繁的扣缴义务人要给予特别关注，督促其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同时，已经扣缴的税款可当作纳税人的预缴税，在税款征收期间申报纳税时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三）电子商务税务政策方面

1.制定电子商务税务政策的指导思想方面作为WTO的成员国之一，中国理应借鉴WTO提出的关于电子商务的征税原则和指导思想，具体如下：征税必须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从事电子商务网络交易不应与传统贸易差别对待；对电子商务的税务征集系统应以简单明了，程序易于操作，不给纳税人增加负担为前提。另外，还需要以现行税制为基础，不单独开征新税，保持税务中性原则，将税务政策与税务征管相结合，维护国家的税务利益，保持前瞻性原则，结合电子商务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前景来制定电子商务税务政策。2.电子商务税务优惠政策方面从长远来看，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公司和其他公司要遵循同样的税制，但也并不排除采取阶段性的税务扶持政策［12］。电子商务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极具潜力的新型贸易方式，代表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需要扶持，此时对电子商务课税会对其发展起阻碍作用，使C2C电子商务经营者减少或退出，导致中国失业率提高，影响社会和谐发展。所以立法时可考虑在现行税法中补充修订中国适用于电子商务的税务优惠政策，在不新设税种的情况下，完善中国现有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及关税等的规定。

（四）电子商务税务相关部门工作方面

1.加强国际间税务协调与合作加强电子商务税务管理必然要求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国税务部门应积极参与国际电子商务征税理论、政策的研究，与他国真诚合作，重新修订、完善国际税务协定。坚持中国税务并尊重他国，坚持世界各国共享对互联网贸易平等课税的权利，遵循国际税务惯例。在维护国家和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能被众多国家接受的税务对策。此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税务情报交流，提高本国获取税务信息源的层次，拓宽汇集和传递税务相关信息的领域，从而有效地防止纳税人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避税的行为［13］。2.提高税务人员的综合素质税务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税务征管工作的质量。要加强对电子商务的税务征管，就要培养一批既精通税务专业知识又精通电子商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使其能熟练进行电子商务操作和税务处理；要提高稽查人员通过操作软件来查看和处理企业各种财务的水平，实现电子商务税务征管的电子化，并对电子商务和国际税务知识进行普及型培训，使税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够适应信息经济时代的要求。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在之前研究产业安全属性问题中，已经得出一个国家的产业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这个属性同时也决定了考虑产业安全问题时，应该将产业安全纳入社会与财政管理的范畴，纠正市场失灵，协调、干预、引导产业的形成，提高政府提业安全这一公共物品的效率与能力。因此将税收管理纳入国家行政体制中，对保障国家在宏观调控、产业安全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税收管理对产业安全的重要支撑

研究产业安全的税收管理问题，可以在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中找到根源，重商主义强调了运用本国力量保护产业，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伴随着国际贸易的盛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从国防安全的层面提出了保护民族经济的问题，主张对外国船舶绝对禁止或课以重税，目的是让本国船舶垄断国内市场。这种为了国防而实行保护主义的观点被广泛接受，成为了许多国家制定产业保护政策的依据。在重商主义贸易理论之后，是以李斯特和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近代贸易保护主义。其中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书中，提倡应采取高关税政策，有选择的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在我国，杨圣明（1997）与俞晓松（1998）论述了关税对于产业保护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产业发展的安全性而言，它是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关系到一国的经济权益和经济地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9）归纳了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总结出产业安全具有战略性、综合性、系统性、紧迫性、动态性、层次性六个特点。因此，针对产业安全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把产业安全作为一个系统考虑，依靠一些列规章制度的约束，才能形成系统内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与制约的有机整体，充分发挥其自身功能和作用，同时在过程中，将产业安全管理向税收管理延伸，逐步完善税收专业化管理。

3.健全税收管理体系的重要性

产业安全与税收管理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可以简单描述为:税收管理是手段，产业安全是目的。但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税收管理不是产业安全的客观要求，产业安全也不仅仅是优化税收管理的必然结果，还包括一系列立足于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持。产业的持续发展与规模壮大，都需要有全方位、安全可靠的税收管理体系支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动态的、层次的产业安全。此外，某种程度而言，产业安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确保民族产业在一国产业体系中占据主导和控制的地位。换句话说，国家产业安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民族产业是否拥有竞争力。15因此要确保产业的安全，需要不断健全税收管理，巩固和支撑产业竞争力。原因主要有:①产业安全系统性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它与财政安全、税收安全的联系。直接意义上说，产业安全是一个国家财政安全的基础和前提，而财政安全主要依靠税收管理。从宏观角度分析，税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税收分配的全过程，涉及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等的分配关系。在税收分配过程中，可以参与产业计划决策、组织实施、协调控制和监督检查。因此，财政安全和税收管理会对产业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②根据产业安全层次性的特征，研究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问题既包括某一产业的安全，也应该包括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安全问题。其中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税收管理能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但是它并不是被动的由产业安全所决定，也会对产业安全产生反作用力。因此，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这些都离不开税收管理的配合与支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同时，必然会带来税源结构的变化与增长。根据产业结构的逐渐演变规律，第三产业的比重会逐步超过第一、二产业，从而占据国民经济的主导位置。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因此，税收可以通过税负差别对待，引导生产要素向优质的产业结构方向流动，逐步减缓和替代衰弱的产业，优化产业布局，最终实现产业安全的目标。③一国的产业安全在某种程度上与产业保护密不可分，产业保护无疑是产业安全的一种有效手段。科学、合理、及时地设计税收工具、调整税收政策，适当的进行税收保护能够促进与维护产业安全。实施税收保护管理政策，设置税收壁垒，加强对本国民族产业的扶持与引导，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市场中著名跨国公司对民族产业的打压与威胁；但与此同时，对于维持一个产业的竞争力来说，产业的过度保护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例如，高度受到保护的产业会因缺乏高水平的国际竞争信息刺激，容易养成不思进取和安于现状，失去发展的动力。因此，实施合理的税收管理，对产业进行适度保护，对于维护产业安全具有高度重要意义。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税收管理员问题

实施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国家税务总局加强税源管理、优化纳税服务、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解决征管工作中“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推进税’源管理科学化、精细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运行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何更好地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仍然是基层地税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现行税收管理员制度与基层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管理员职岗与部门职责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具体表现在两个地方

(1)税收管理员制度原则上要求“税收管理员原则上不直接从事税款征收、税务稽查、审批减免缓税和违章处罚等项工作”。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特别是税收减免税审批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果上级部门审批，都得要有税收管理员出具调查报告，而税收管理员只要出具了调查报告，上级审批机关基本上没有不审批的。实际上税收管理员出具的调查报告如何对税收优惠能否审核起到决定作用。

(2)税收管理员的工作职责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还有划分不清之处，相互推诿和扯皮现象仍有发生。这一点在实际工作表现为，上级部门需要解决的大部份事情．最终都要落实到税收管理员身上。

(二)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与现行税收管理员素质之间存在差距

税收管理员是在基层税务机关负责分类、分片管理税源，负有管户责任的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税源管理、日常税务管理、调查核实、纳税服务等涉税事宜，是集“信息采集员、纳税辅导员、税收宣传员、纳税评估员和税收监督员”于一身的税务人员。现行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税收管理员要做到“五清一会”，不仅要熟悉税收业务、计算机基本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企业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知识。而实际情况是基层分局很大一部分税收管理员由于年龄偏大、没有及时知识更新目前在征管一线的税收管理人员中，有些人已无法满足税收管理员制度的要求。现有人力资源不能适应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管理的需要。主要体现在“三低”：一是计算机应用技能低，常出现错误操作的现象，有个别管理员甚至连打字都不会。二是管理质量低，致使管理工作滞留在催报催缴、政策宣传、审核审批等层面上，不能管得更深、更细。三是财务知识水平低，不能将财务知识与税收法律法规有机结合起来，致使纳税评估这项重要的工作至今开展不顺利。

(三)税收管理员人员分布与管户数量之间存在差距

目前．由于案头事务性的工作增多．已让税收管理员显得疲于应付，而对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纳税户，管理员想扎实走访调查，深入了解税源确有困难。而部分税收管理员还存在“重管事轻管户”的思想，缺乏深入实际，脚踏实地的精神，调查了解不深入，影响了税收征管工作的开展。还有的管理员将更多的征管重心和注意力都放到了纳税大户的重点税源的管理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部分非重点户、非重点税源、某些行业和非重要部位及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税源管理“头重脚轻”，征管基础薄弱，给一些蓄意偷逃税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存在较大隐患。税收管理员制度落实以后，基层工作大部分都要靠税收管理员来完成．而基层税收管理员数量与管户之间对比关系差距很大。有的地方一个人管几十户企业，的有地方管几百户企业，最少的地方一个人也要管十户企业、几十个或上百个定额个体户和众多未达起征点户。要想使税收管理员达到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难度很大。

(四)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与现有相关信息数据需求量之间存在差距

税收管理员制度要求税收管理员全面掌握企业经营情况，而实际工作当中，税收管理员掌握企业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税务部门内部表现在同级税务机关、上下级税务机关信息不共享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税收征管与税务稽查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征管部门内部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税收分析、日常管理、税政管理、信息管理之问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在实际工作中各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比较普遍，直接影响了税收部门内部信息共享，同时直接影响征管效率的提高。

(2)税务部门外部表现在税务部门与其它部门之间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国、地税之间信息交换机制不健全；税务部门与工商部门信息交换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税务部门与银行系统之间信息交换严重不足。税收征管缺乏关联信息的有力支持。

二、完善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税收管理员制度是强化税源管理，解决“淡化责任、疏于管理”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配备人力资源，明确职责，实现最佳税收管理。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

(一)建立完善的税务培训制度

现阶段．税收管理员不仅要完成税收征收管理的各项组织管理和协调配合工作，还承担着纳税评估等一些研究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这就对税收管理员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有关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尤为重要。一方面，制定征管业务培训计划．采取以会代训、一案一分析等形式，开展计算机知识、法律知识、财务会计、分行业税收政策等培训或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税收管理员的业务水平，增强其开展税源监控管理的业务技能。另一方面，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教育引导，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税收管理员的工作素养及其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税管员的税源管理水平和效率逐步提升。

(二)积极推广税务

税务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完善税收征管的监督制约机制，增强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目前税收管理员的事情太多．实际上许多工作可以由税务完成．如税收宣传、税务咨询、纳税申报等等。由税务帮助纳税人办理税务事宜，既可节省纳税人的成本，又可节省国家的征税成本．还可以使税务机关将主要精力放在征收和稽查方面。

(三)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

一是现在每年都招录不少公务员，可分到基层税务机关每年很少，即使偶尔进来一两个，都是外地人他们呆了一两年就调走了，留下的还是些老面孔，没有新鲜血液输入，就缺少活力：现在基层不少税收管理员已明显不能适应现行税工作需要．有的在工作岗位上还起着反作用。

(四)加强税务部门信息化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设计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概述

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是税务机关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对税收管理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概括性的评价。评价时应本着系统的、战略的、权变的眼光，注重对指标的相互关系及其权重的确定，采取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评价方法，快捷准确地将信息反馈给管理层，以供实施控制决策之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可以从效果和效率两方面进行。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

税收管理的目标是为了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税收管理绩效目标服从和服务于税收管理目标，通过实施绩效评价，引导和促进税务机关实现税收管理目标。因此，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目标应当是在税收遵从的前提下，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纳税服务，从而达到税收收益最大化和纳税满意度最大化。

(二)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实施前提

一是要有高质量的数据资源。实施有效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要求高度的税收信息化程度，管理数据资源高度集中，至少要到省一级，有专业的数据处理中心，对产生的数据资源实时进行校验、统计、筛选、分类、分析，有相应的保障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制度和措施。二是对税收管理过程及结果进行标准化管理。要最终做出绩效评价的判断结果，除了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还必须有可行的评价标准对评价对象进行分析评判。评价标准是评价结果产生的基准和前提。

(三)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在高度信息化条件下，税收管理主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管理层面主要指省级以上税务机关和单纯具有内部管理职能、不直接面对纳税人的地市级税务机关，操作层面即为直接面向纳税人的地市级以下税务机关。在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下，税收管理主体就是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主体。

(四)税收管理绩效评价的范围

现代税收管理理论中的税收管理．主要是指税收的征收管理，只包括税收执法权的管理。税务机关绩效评价包括对税务行政管理权和税收执法权行使绩效的评价。本文主要是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税收执法权的过程及其结果产生的绩效，即税收管理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二、构建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应注意事项

(一)合理设定评价指标

指标设计在以“目标管理”为手段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指标既是税务人员工作行为的导向，又是评价税务人员工作业绩的标准。好的指标可以起到事前积极诱导和事后公正评价的作用，差的指标会使整个绩效评价体系失效甚至对整个税务系统造成危害。我们对税务人员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和评价的全部内容，必须涵盖税务人员7O～8O以上的工作，根据岗位职责确定指标。指标的设计要体现多元化，不仅要能综合反映税务人员的工作业绩，还要考核其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知识水平、工作能力，是否能与他人交流与共享信息。各级税务机关也可以结合实际在此基础上自行设计指标体系。这就意味着指标的设计要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于两类指标组合权重的选择取决于被评价税务人员的岗位职责。不同的部门工作侧重点不同，有的是在于提高纳税人的满意程度，树立税务机关的良好形象，有的是在于实现税款的应收尽收、减少纳税人的税款漏征率。对量化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量化指标的权重大些，对定性指标要求高的税务部门，则定性指标的权重大些。

(二)注意事中沟通

若把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比做一台机器，沟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是剂，它能保证整个绩效评价体系良性运转。没有完善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也就没有税务部门的绩效评价体系。沟通存在于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三个阶段。在绩效评价实施前的指标设计阶段，税务部门的领导或评价者应把被评价人员纳入到指标的设计过程中。沟通一方面可以使绩效指标和标准成为每一个部门和税务人员均能理解的共同语言，从而对其行为产生事前诱导作用，消除排斥心理、引导接受并指导行为；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指标的设计与实际相脱离，增强了指标的可操作性。对于绩效评价后的沟通，评价人员根据被评价税务人员的绩效评价结果，鼓励与组织目标一致的行为，同时对于不符合或偏离组织目标的行为予以引导，帮助找到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使其接受进一步的培训或改变工作态度。人们最常忽视的是评价过程中的沟通，然而在评价过程中及时进行沟通引导被评价税务人员的行为，可以防微杜渐，大大改善评价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事中沟通也通常最有效。

(三)根据个体需要选择激励手段

绩效评价与绩效付酬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传统行为学理论分析，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所引起的。因此了解和把握人的需要特点，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制度的基础。需要的层次性决定了激励手段的多样性，即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对于物质激励，可以通过对薪酬体制的设计而完成，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税务人员的工资一公务员基本工资+绩效工资x工作难易系数。对于非物质激励，可以通过“情感激励”对税务人员个体工作给予认同、尊重、表扬，对其职位的提升、赋予信任和责任来实现。评价人员必须确定被评价税务人员目前所处的需求层次和特点，并依据其特点选择适合不同个体的激励结合方式。

(四)建立硬性约束机制

激励和约束是税务部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只有二者之间实现整体协调，才能发挥绩效评价的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内的约束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税务人员的评价结果较差或与整个系统的目标相悖，将遭受批评和惩罚，为此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对评价结果差的税务人员的处罚就是对其他税务人员的约束，或者说是反面激励，从反面达到激励约束相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绩效评价体系中，激励和约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协同在一起发挥最优作用。

三、不同层面设计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探讨

(一)税收管理绩效评价技术的运用及其分析

1．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评价。

平衡计分卡是一种综合绩效管理体系。它将组织经营任务的决策转化为四大部分的指标：财务、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发展，将组织战略分为这四个方面的考察目标，每一考察目标分别设置几个独立的指标，多种指标组成了相互联系的一个系列指标体系。这些目标和指标既保持一致又相互加强，构成了有机的统一体，从而达到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短期与长期、内部与外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因此，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管理决策，能明确地看出它对整个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组织战略目标所带来的影响。在平衡计分卡中，财务方面是平衡计分卡的最终结果，财务指标的实现是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的结果。只有实现内部流程的效率性和一致性，即在时间、质量和价格方面满足客户，才能达到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而内部流程的优化与否主要取决于企业员工的能力。

2．基于关键指标的绩效评价。

关键绩效指标的类型主要有数量、质量、成本和时限。在确定关键绩效指标时，指标的设定要具体，切中目标、适度细化、能够权变；指标是可度量的，是数量化和行为化的，数据或信息要具有可获性；要具可实现性，在付出努力的情况下，在适度的时限内可以实现；要有现实性，是可证明和观察的，不是假设或主观猜测；指标的设定要考虑时间，关注效率。

3．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

目标管理下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是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为理论基础，把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激励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工作任务量化，层层分解。目标管理法是为了改善组织在竞争中软弱无力所实施的一项措施，通过权力下放和自我控制来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它建立在充分信任和信息透明的基础上，更强调人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有四个操作步骤：设定绩效目标、确定目标达到的时间框架、实际绩效水平与绩效目标相比较、设定新的绩效目标。

(二)管理层面基于目标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基于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构建要求。

管理层面的工作要强调纳税人导向、结果导向。它需要为操作层面提供政策咨询、宣传培训、协调审批等服务，而这些工作始终要围绕顾客的需求进行。管理层面许多工作的最终结果要靠操作层面的执行来实现，为体现它的导向思想，有必要将其工作绩效与操作层面的主要执行结果挂起钩来。管理层面要通过对关键绩效指标的筛选来突出工作重点，调整衡量标准，要加大对主体业务和主要职能的评价力度。对过程的控制主要通过正确执行管理体系文件来实现，采取抽查的方式进行，将需要关注的重要过程筛选出来，每次只从其中抽取部分进行检查。

2．基于目标的绩效评价体系设计思路。

管理层面的绩效评价根据“目标引导，面向流程”的指导思想，按照“质量方针一总体目标一具体质量指标”的思路，结合管理层面的主要职能，建立起基于目标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的绩效评价体系。

(1)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为税收政策能够有效地保证税收职能的实现，有利于保证税收“应收尽收”的收人组织原则，有利于收人水平的调节和收人公平分配，有利于营造公平有序、诚信纳税、和谐的税收环境，有利于促进依法治税目标的顺利实现。评价该绩效目标的指标可以使用税收征收率这一指标进行评价。

(2)税收分析预测的准确性。受指令性税收计划的影响，政府部门一度强调用税收完成数来评价税收管理工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要树立制定科学税收计划的观念，实事求是地测算和上报建议计划以及影响收人的主要增减因素；二是运用科学的手段做好收人预测工作，对税收预测的效果主要引人税收收人预测准确率指标来评价，同时把查补税款总额作为税款预计水平的一个修正指标。

(3)税收数据质量和安全性。有效的税收监控是税收管理的基础，而它又是建立在有效的数据管理基础上。管理软件通过采取有效手段，对各类数据进行检验、审核、检测和维护，及时发现和避免异常数据，清理垃圾数据、冗余数据，纠正错误信息，确保数据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实用。数据高度集中，对管理层面而言，维护管理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很重要，可以通过垃圾数据量、冗余数据量、数据利用程度、应急预案启动的次数、数据灾难发生的次数以及解决效果等方面设定评价指标。

(4)纳税评估的质量和效果。纳税评估的有效性评价应当包括评估对象确定的准确性、评估发现的问题户数、补缴税款、移交稽查户数以及纳税人真实申报率的提高等方面。

(5)执法监督的有效性和法律救济的处理能力。依法治税是衡量税收管理工作绩效的核心标准和实现税收各项职能的核心途径。管理层面通过执法监督和法律救济，可以通过执法检查、纳税人投诉、案件复查等方式进行，主要通过税务案件应诉维持率、复议案件维护率、税务案件审理准确率等指标来评价。

(6)提供服务的质量。无论纳税人将需求直接传递还是由操作层面传递给管理层面，管理层面都应当等同于与纳税人直接传递，进行及时、准确的处理。因此，顾客需求的有效处理率、处理及时性和准确性都应当成为关注的内容。

(三)操作层面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税收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分析

1．财务的税收征收率指标选择。

税收管理战略目标主要是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程度，在财务角度主要体现为实现税收收益最大化，其“核心结果”指标主要体现为税收征收率的高低。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既定的税制模式下，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法定税收收人的实际征收量。因此，财务方面的指标主要体现为对税收管理水平的衡量和评价，具体包括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纳税申报质量以及税负水平四个方面的相应指标。核心结果指标则依据税收经济观，在征管能力一定的情况下，税收规模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从理论上说，只要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对无知性税收不遵从的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对自私性不遵从的纳税人加强管理监控，就能够实现应收尽收。在评价是否实现有效地组织税收收人方面，用税收征收率进行评价。

2．征管过程驱动性指标选择。

(1)纳税人户籍管理水平。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户籍管理水平主要反映评价期该辖区内纳税人获得的全面性，以及纳税人各项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准确。主要由税务登记率、发票使用率、户均发票使用量、税控装置数据采集率等指标来评价。

(2)核定征收户管理质量。在日常税收征管中，加强对核定征收户的管理和评价，可以有效监控操作层面行使推定课税权的情况，降低风险，实现核定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进而提高税收征收率。主要由查账征收率、定额调整率、定额户转查账户比率、个体户平均税负、未达起征点率、停业复业率等指标来评价。

(3)纳税申报管理质量。提高纳税申报的质量，一方面是要提高纳税人遵从度，保证纳税人能够依法、及时、足额地进行纳税申报；另一方面是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管，提高日常催报催缴的管理力度。主要由准期申报率、当期申报率、申报准确率、零税申报率、低税负申报率等指标来评价。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税务教育行业税收管理税务登记

教育行业的公益性质无形中造成了人们的“税不进校”观念根深蒂固。教育行业税收政策的复杂性以及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问题的存在，客观上造成税务机关对该行业的税收管理出现了盲区。如何加强教育行业的税收管理工作，切实堵塞税收漏洞，应当成为税务人员认真思考的问题。最近，笔者对教育行业税收政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学习和思考，现对有关问题作出粗浅的分析，以期对教育行业的税收管理工作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教育行业税收征管工作现状

教育机构种类较多，按组织形式划分，主要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学校等非企业组织和各类企业组织。据统计，目前在虞城县范围内，登记注册且正常运营的教育培训机构共有557所，其中从事学历教育的551所，非学历教育的6所。在从事学历教育的551所教育机构中，从事幼儿教育的有76所，从事小学教育的有438所，从事中学教育的有37所。在此范围之外，还存在提供教育培训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大量的未登记注册的无照培训机构和为数众多的家教执业者个人。

目前虞城县教育培训行业提供的主要有学历教育、学前教育、专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培训服务，适应了不同的社会需求。根据有关规定，学校主要提供学历教育，其收费项目和标准较为明确，其他单位及个人则提供除学历教育以外的诸多培训，其收费项目和标准基本按照市场供需状况确定，存在一定自由度和伸缩性。

教育培训行业取得的收入涉及免税项目和应税项目。免税项目是，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含政府办和民办)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对政府举办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收入，收入全部归学校所有的，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应税项目主要涉及税费有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除税法规定的减免税项目收入外，教育培训收入均应依法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其中应纳营业税主要涉及营业税文化体育业税目，按照3％的税率缴纳。

数据统计显示，目前虞城县的学校均未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缴纳的主要为个人所得税；其他教育机构有的虽然缴纳了营业税等，但与实际经营情况严重不符，税款流失严重；无照教育机构及个人未缴纳任何税费。

二、教育行业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办学体制日趋多元化，各类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公私合办教育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存，使得教育行业税收成为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国家也相继出台了有关教育劳务的税收管理规定，明确了对教育超标准收费或接受捐赠、赞助行为等征税的规定。尽管如此，教育行业的税收征管工作依然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不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导致教育行业税收征管的基础工作不够扎实。税务部门不能参与各类教育机构的设立、考核、验收等各个环节，很难掌握详细税源情况和各类教育机构有关资产、资金、分配等方面的具体信息。各级教育部门在对待教育劳务税收问题上存在本位思想，不积极配合，不及时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料，税务部门很难从源头上进行控管。据调查，目前大部分学校、培训机构等都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纳入正常税收征管的就更少了。另外，还有部分小型民办教育以培训班、辅导班形式出现，没有自有资产，办学设施全部是租用的，教师全部是聘用的，学制也不固定，有的全天授课，有的只是利用假期、节假日或晚上授课，流动性大，隐蔽性强，三证(办学许可证、非企业单位登记证、收费许可证)不全或根本没有，对这类教育劳务税收税务部门就更难控管了。

税务管理人员对教育行业的有关政策不理解，制约了教育行业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教育行业的公益性质，使人们“税不进校”的观念根深蒂固。加之教育行业有关政策的复杂性，客观上造成税务机关在该行业税收管理方面存在盲区。具体表现一是对教育行业的划分及登记管理有关规定不了解，直接造成了部门协作不畅、信息交流不通等，无法掌握教育行业的税源情况；二是对教育行业税收政策不了解，如对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政策及有关的优惠政策不理解，直接影响了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造成了对教育行业税收征管的缺位。教育机构不按规定使用发票，加大了教育行业税收征管的难度。多年以来，教育机构的收费一直是使用财政部门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造成了大部分教育机构在收取国家规定规费以外的费用过程中，不按规定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有的使用白条，有的采用自制收据，有的使用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使税务部门对其收入情况不易掌握，这就加大了教育行业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从业者纳税意识淡薄。学校提供学历教育，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无可厚非，问题主要出在其他培训服务当中。各类机构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培训服务，取得的收入并不低，但所缴纳的税款少之又少，原因是多数培训者没有纳税常识，未按规定设置账簿或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资料残缺不全，无法正确计算收入额和应纳税所得额。更有办班人受利益驱使，只为赚钱，对有关税收政策置若罔闻，不但不积极主动纳税，反而有意逃避纳税，纳税意识十分淡薄。

三、进一步加强教育行业税收管理的措施

为了加强对教育行业的税收管理工作，进一步堵塞税收征管工作中的漏洞，消除教育行业税收征管工作的盲区，各级税务机关在教育行业税收管理工作中应注意把握并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加强教育行业的税务登记管理

熟悉教育行业的划分标准。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标准，目前教育行业可分为六大类，一是学前教育，包括各类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幼儿班、保育院等；二是初等教育，主要指各类小学；三是中等教育，包括各类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教育、技工学校教育、其他中等教育等；四是高等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含普通高校办的函授部、夜大、成人脱产班、进修班)；五是其他教育，包括职业技能培训(职业培训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外语培训、电脑培训、汽车驾驶员培训、厨师培训、缝纫培训、武术培训等)及特殊教育；六是其他未列明的教育，包括党校、行政学院、中小学课外辅导班。为了表述的方便，笔者在此将“学前教育”“初、中、高等教育”“其他教育和课外辅导班”分别简称为“幼儿园”“学校”“培训机构”。

明确相关登记管理部门。根据《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其他有关的部门，主要包括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现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编制、民政、发展改革(物价)、财政、税务等部门。《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各类公办学校、公办幼儿园属于事业单位；根据《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类民办学校(学历教育范围)、民办幼儿园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职业培训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规定，各类民办职业培训机构(非学历教育范围)也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按照有关法规规定，各类公办学校应当到县级以上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所属的登记管理部门办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各类民办学校(学历教育范围)、民办幼儿园应当到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办学许可证》，到同级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各类民办职业培训机构(非学历教育范围)应当到县级以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办学许可证》，到同级民政部门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另外各类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还应当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等。

加强税务登记管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均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税务登记。前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除国家机关、个人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贩外，也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税务登记。”《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应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上述各项规定均明确要求各类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到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目前，部分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办理了税务登记，但仍有部分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没有办理税务登记，游离于税务管理之外，这应当引起各级税务机关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各类学校、幼儿园、培训机构的税务登记管理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税法宣传

开展教育行业税收征管工作的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该文件从四个方面规定了教育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了解决教育行业税收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又对教育劳务征收营业税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但由于《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税收的规定十分笼统，征纳双方对教育行业的纳税问题均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大部分学校对“教职工缴纳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比较认可，而认为学校本身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应纳税。据调查了解，持“税不进校”观点的还大有人在，甚至部分税务人员也认为幼儿园、学校不用纳税。可见，对教育行业现行税收政策的宣传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税务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比如在各学校及培训机构开展专项宣传，把有关的税收政策送进校门，送进课堂，使老师学生都能知税法、守税法；应定期召开学校及培训机构的法人代表、财务人员座谈会，对税法的严肃性做明确的说明。总之，各级税务机关应切实加强对教育行业税收政策的宣传工作，要深入到教育行业的有关主管部门、学校等单位，深入细致地讲解有关税收政策，切实提高各类教育机构相关人员的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以确保教育行业税收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三)加强教育行业税收优惠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执行教育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加强对教育行业减免税的管理工作。严格执行教育劳务免征营业税的范围、收费标准、会计核算、纳税申报和减免税报批手续，严格界定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的范围。一是必须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的减免税范围。各级税务机关要严格区分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正确把握教育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严格控制教育行业的减免税范围。二是收费必须经有关部门(一般为财政、物价部门)审核批准且不能超过规定的收费标准。超过规定收费标准的收费以及学校以各种名义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超过规定范围的收入，均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教育劳务收入，一律按规定征税。三是必须单独核算免税项目。各类学校均应单独核算免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单独核算的一律照章征税。四是各类学校必须按规定办理减免税报批手续，否则一律照章征收相关税收。超级秘书网

(四)进一步加强财政税务票据童理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第16条规定，有应纳税收入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对涉及征税的收入项目，应统一使用税务发票，按规定可使用财政收据的除外。《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豫教财[2007]74号)规定，各普通高校收取学费、住宿费和考试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使用河南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各普通高校在收取服务性收费时使用税务发票，收取代收费用时向学生开具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财务收款收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7]005号)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凡涉及征税的收费项目均应纳入税务管理，进行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并使用税务发票。对不征税的收费、基金项目，应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制或监制的收费、基金票据。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一）税收分析目标取向需要调整扩大现代意义上的税收分析，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分析。实际工作中，在收入导向型的组织收入观念和任务考核机制还较为突出的背景下，还没有完全突破因循守旧的思维旧框，没有跳出简单地就税收看税收的旧思维，往往更关注税收与税源、税收与经济分析，缺乏由单一需求向着满足多维度要求转变的意识。对诸多因素影响税收变化的深度揭示反映不充分，带有规律性、特殊性的分析模型或指数等还没有充分建立，一些分析评估借鉴意义不强。尤其是在对税收收入质量分析、税收政策效应评估、征管主观努力程度评价、税收景气指数制定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二）税收分析工作机制需要不断完善税收分析工作属于分层级分部门管理体制，系统化、全局化能力要求较高，需要各层级和各部门之间纵向与横向协同配合。从目前工作状况看，税收分析纵向运行相对顺畅，税务总局基本能够指导或协同省级税务机关开展各项工作。但由于市级以下税务机关及基层单位的税收分析基础工作仍显薄弱，现代化分析理念和手段运用不足，分析方式方法不多，缺乏应有的深度，不能很好地适应上级工作安排，对全局性工作任务有时产生不力影响，削弱系统上下整体联动税收分析工作力度。横向协作稍弱，部门合作意识有待强化。根据部门职责定位，税务机关业务部门各有分工，开展的工作各有侧重，但都属于税收工作整体一部分，相互之间存在有机联系。由于当下部门之间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狭隘的部门意识，形成的界限隔阂使得部门之间、各业务环节之间未能有效衔接融合，没有形成很好的分工协调机制，统一性、统筹性不足，造成税收分析数据平台分散，数据庞杂，共享程度较低，分析内容既有重复也有遗漏，缺乏深度应用等问题。

（三）税收分析的数据基础建设亟待加强近年来，税务部门通过信息化建设，以及一系列征管改革举措，积累了海量的涉税数据信息，形成税务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资源优势。但从现行税收分析数据管理和应用状况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税收分析指标体系不健全，未形成一个科学、系统严密的数据体系。一方面，数据指标项目设置不全、数据统计不够完整。目前税收征管工作的一些内容未完全纳入数据收集体系，部分基本数据项目缺失，特别是统计数据分类分项目划分不够细致，还不能做到最小化，难以获取税收管理所需的完整信息，影响综合分析效应。另一方面，用于分析的数据项目之间缺乏有机结合，其具有对应关系的具体项目数据往往采集不全，使各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断裂，不能做到前后呼应，彼此衔接。二是数据质量管理不严，数据不准。由于各部门数据需求多样，数据指标口径不统一，采集标准要求不一，存在数据需求过多过散过乱的问题，形成一些数据指标同名异义、同义异名，数出多门、口径不一的局面，影响了税收分析的质量和效率。三是由于税务系统全国数据大多集中整合不够，数据管理机制落实还不到位，数据监管技术系统尚未健全，数据的非正常扭曲现象尚存，都会影响到税收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四）税收分析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大力度目前，税收分析队伍人员不足、素质不齐等问题比较突出。税收分析作为一项综合性业务，需要集税收业务知识、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数据分析应用技术于一身的高素质税务人员。就当前税务系统来说，具有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税收分析人员普遍缺乏，特别是基层分析队伍的专业化和综合程度总体与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尚未建立健全，队伍活力不足，亟待强化专业知识、业务技能培训和健全队伍建设机制。

二、建立健全税收分析机制的建议

进一步深入推进税收分析工作，既需要立足税收自身，围绕税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做好税收分析工作，更需要跳出税收之外，开拓思路，打破常规，创新方法，建章立制，逐步建立科学的税收分析机制，不断提高税收管理水平。

（一）开拓思路，树立全面税收分析思维树立税收经济思维。从税收角度观察和反映经济运行状况，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程，折射经济社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树立税收风险思维。通过对税种、行业、地区等维度的差异性分析，查找收入风险点，提升堵漏增收水平。树立开放性思维。拓宽税收分析视野，从税收角度观察世界经济形势，跟踪国外宏观调控走向，准确分析国际经济政治态势对我国经济税收发展的影响。树立大局意识。破除狭隘的部门意识，树立整体观、大局观，形成部门之间、系统上下、单位内外通力合作的税收分析工作格局。

（二）创新方法，突破税收分析手段限制一是要不断健全税收分析指标体系，注重收集和整理税收经济分析工作中已经采用的分析指标，丰富和完善适应各类税收分析新要求的税收分析指标，科学组合各指标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一个科学、严密的逻辑体系。二是要建立科学的税收分析模型，提高分析模型的可读性、开放性和实用性，形成税收分析精品。三是要掌握先进税收分析工具，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传统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尤其应尽快掌握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提高对税收大数据金山银矿的开采能力，丰富税收分析的内容和深度。

（三）明确分工，建立税务系统税收分析联动机制深入推进税收分析工作，要树立全系统一盘棋思想，通过在系统范围内的整体性安排，建立起各层级各部门横向互动、系统上下联动的税收分析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各层级和部门的优势。同时，明晰部门岗位任务，构建职责明确、协同紧密的税收分析工作运转体系。一是建立纵向分层管理机制。明确各级税务机关的数据应用管理职责和分析重点。省局级以上着重宏观税收经济分析以及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分析，负责开发系统性的分析应用软件，确定制度规范和业务流程等工作。市局以下着重基础数据资料的采集，开展中微观税收税源分析，查找征管漏洞和薄弱环节，负责相关计算机系统维护工作以及上级税务机关布置和推送的工作任务。二是建立横向分工协作机制。明确各职能部门具体分工，部门间既有分工侧重，又需通力合作，形成分析合力。尤其加强规划核算、相关税种管理、税源管理三大税收分析工作主体的横向联动。三是建立信息交流共享渠道。通过搭建共享平台、广开渠道的方式，提高各类税收分析工作的交流力度和应用成效，促进系统上下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四）建章立制，完善税收数据管理体系一是从源头抓好数据质量。在税收数据采集管理方面，规范数据采集标准，明确数据定义和来源，统一数据指标口径，确保数据准确，概念明确，口径统一。二是在数据质量管理方面，从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应用等各环节，对数据进行审核，建立信息系统异常数据检查、清理的工作机制，实现数据的完整和准确，切实提升数据质量。三是整合数据分析应用平台。由税务总局层面开发界面友好、操作方便的数据综合查询平台，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开放扩大查询使用权限，以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四是进一步整合目前各级单位和部门购买或掌握的第三方数据，及时整理上传，一并放在数据综合查询平台，供全系统使用，推进数据的共享共用。

（五）注重培养，加强税收分析专业队伍建设一是要注重培训提升和实践锻炼。进一步健全培训机制，建立多层级培训体系，充分利用系统内外资源，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提升税收分析人员的专业理论素养。税收分析工作不仅需要理论知识，还强调分析应用的实际工作能力。注重实践锻炼提升，给予税收分析人员在不同岗位锻炼机会，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合理配置人才资源。根据税收分析工作中不同管理层级和工作目标需求，做好人员整合与分工。通过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理的专业人才分级使用机制，切实加强业务核心部门力量，进而提高税收分析专业队伍整体工作能力。

（六）借助外力，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税收分析的部分重要工作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目前面临人才、技术等资源瓶颈下，应充分借助外部力量，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形成分析合力，提高税收分析水平。在开展重大税收分析课题时，一方面主动邀请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外部机构专家学者参与税收分析课题研究，力争在重点研究项目上实现突破。另一方面，加强与系统外部门的合作交流，积极参与相关部门的研究项目，取长补短，及时掌握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另外，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与做法，学习和了解国外税收分析发展状况和分析手段，引进先进的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为税收分析提供技术支撑。

税收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该丈分析了农产品收购企业在税收、财务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了问题的症结、讨论了如何加强税收、对务管理，以期开凿出一条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产品收购企业税收管理的思路。

我国加人WTO以后、为扶持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税收调节职能，国家税务总局在2002年把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业产品抵扣税率由原来的10%提高到13%，增加了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抵扣额。随着一般纳税人对农产品收购凭证需求量的增大，其税收、财务管理方面问题日渐突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产品收购企业的税收管理和监督。

1当前农产品收购企业税收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虚增农产品收购价格和数量。有的企业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时搜自提高购进价格，或增加购进数量，扩大抵扣金额，多抵增值税。在调查中发现有3家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提高价格或虚开数量的问题。

1.2项目镇写不全。有的企业在开具收购凭证时不填“计量单位”、“收购数量”和“单价”、有的不填“收购单位名称”和“验货员”栏。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不实。企业为能抵扣税款，就虚拟销售者的姓名和地址。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业务数量多，而且大部分为现金交易，因而税务机关在核查收购凭证时也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销售的，对收购凭证的真实性难以掌握。

1.3拉自扩大抵扣范围。有些企业为了隐藏真实经营状况对一些不该开具收购凭证的购进货物行为，或根本不属于农副产品收购范围的开支，如运费、差旅费、加工费、其他劳务，甚至连部分工资支出都用非法填开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出。这样既可以多抵扣进项税，又能少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影响其利润核算。这种偷税的手段很隐蔽，且查证难度大。如某皮草有限公司把无法取得增值税发票的染色费开进农产品收购凭证中、以抵扣增值税进项。还有企业将32万元的工资用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的方式支付，并进行了增值税抵扣。

1.4收购凭证开具时间上不娩范。有的企业利用提前或滞后开具发票的方式，来调节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达到减少当期应纳税款的目的。某裘皮有限公司在2002年9月一次开具了160万元的农产品收购凭证，在当月及以后月份，按每月销售额陆续进行增值税抵扣。

1.5把收购凭证作为调节税负的工具。有的企业根本不按规定将农产品收购发票开给收购对象，而是于期末根据当期的生产成本倒挤收购凭证金额，并自行填开，人为调节产品成本率，以达到多抵扣税款的目的。

1.6免税农产品无法确定是直接销售的还是通过中间载体梢售的。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通过中间载体购人的农产品所占比重应大于直接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收购的比重。这在以农产品加工行业的企业和从事农产品零售的商贸企业中反映尤为突出，当前部分行业收购企业较少直接从农户收购农产品，其进货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存在个体流动商贩直接上门送货现象。原因是企业直接收购农产品，耗时费力成本高，同时农户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很少送货上门。因此，简单灵活、货物周转快、投入少、费用低的个体商贩应运而生，成为农户和企业之间联系不可缺少的桥梁。由于他们季节性强，无固定经营场所，税务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管理，形成一批无证业户，无发票开具。二是存在从经营企业购进和异地调拨现象。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加工企业，特别是作为农产品加工行业出口企业，由于国内需求有限，产品主要供应出口，企接到大宗定单时难以及时组织货源并保证产品规格和质量，只能采取从其他企业调拨或异地调拨的形式，调拨企业有时不开具销售发票。

2问题的症结

2.1收的凭证功能异化、例弱了增值枕的管理。一是使农产品收购凭证成为增值税抵扣凭证，削弱了增值税通过专用发票环环相联、互相制约的优点;二是虚开、多开现象的出现，留下很大的管理漏洞。一方面造成收购企业擅自扩大抵扣范围，另一方面造成无证户偷逃增值税。一些企业从农产品经营单位购进农业产品时，为了扩大抵扣额，一般不向对方索取发票，而是自行开具“收购凭证不仅造成收购企业扩大收购凭证使用范围违规抵扣进项税，而且给经营单位进行账外经营提供了便利，造成企业小金库的存在。2.2虎开收的凭证畏抽增位祝税基。由于收购凭证是收购单位即用票单位自行填开，自行申报抵扣，因此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存在虚开、多开及调整当期应纳税款的现象，同时税务机关对其开具填用方面缺乏有力的监控制度，这为不法分子藉此偷税提供了可趁之机。尽管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诸如凭身份证抵扣、本人签字等管理措施，但事实上，这些规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对于不法分子而言，虚拟一个销售方易如反掌，而税务机关由于时间、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要想核实每一笔“收购业务专用发票”内容的真实性也是不太现实的，特别是外埠收购业务。因此。从目前对企业“收购凭证”的征管状况来看，税务机关的监管力度是非常薄弱的，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

3加吸对农产晶收购企业税收管理的措施

3.1加强税收政策的宜传、培训。少数企业漏报、少报销售收人，主要原因是不了解税收政策，收购凭证、运费发票的不合理抵扣，也是由于法制观念不强、税收政策掌握不严造成的.因此，加强对纳税人，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李前和事后的政策宜传、培训、辅导，让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正确执行税收政策，进行日纳双方的沟通已成为当务之急.

3.2严格一般纳枕人收劝凭征使用资格的审批制度。税务机关应从各个方面对申请使用收购凭证的企业进行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确保使用收购凭证资格的审批不流于形式。同时要加强日常的管理和检查工作，对账簿不齐全，会计核算不健全，特别是库存农产品的原始资料不记录或记录不完整的，一律不得领购和使用收购凭证，已领购使用的，停止供应并收回收购凭证。

3.3改进农产品收的凭证的抵扣条件和方式。改购进扣税法为实耗扣税法。将计提的农产品进项税额列人“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企业在抵扣农产品进项税额时，按实际耗用或销售的农产品成本，以及规定的扣除率，计算出应抵扣的进项税额，将这部分应抵扣的进项税额，从“待摊费用—农产品待抵扣税金”科目转人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实行实耗扣税法可以有效控制虚假申报，纳税人只要不作销售，其库存商品(产品)就无法减少，进项税就不能抵扣，避免了纳税人一方面抵扣税款，另一方面又不计提销项税的双向逃税行为。

3.4修定《农业产品征祝范围注释》，对不含枕的农产品不允许抵扣。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也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发展，大部分农产品均进行了工业性的深加工，以前农产品收购凭证的虚拟抵扣制度客观上使应该办理税务登记的企业不办理登记，使大量税款流失，为税收征管带来了漏洞。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国家政策应是在广泛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基础上，以金税工程为主线，真正实现增值税的“凭票抵扣”制度，由市场规则来调节市场运行，而不是以税收的让步来保证某产业的发展，对国家确需支持的，可采取转移支付手段予以补贴。

3.5加强对企业收购农产品数童及进出仓的检查与管理。

由于现行增值税实行购进扣税法，进项税额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企业当期应纳税额的多少。为了少缴税款，一部分农业产品收购企业，就利用提前或滞后以及虚构收购数量开具收购凭证的方式调整当期的应纳税额。为核实企业收购业务的真实性，制约企业据实填开收购数量，应积极推行收购数量报审制度，分行业、分规模地对不同企业核定不同的收购数量报备底限，对一次性购人数量较大的应及时下户核实，特别是对临近月末时频繁的收购业务进行确认，以防收购单位借机虚开、多开收购业务专用发票，调整当月应纳税款对不报备的收购业务，不予抵扣进项税款。

3.6加强企业对以农刹产品为原料的产品产出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