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制度范文

水权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澳大利亚水权制度培训报告

为学习澳大利亚水权理论、水权制度和利用水权制度配置水资源的实践经验，提高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水平，促进我国水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2002年5月13日至6月2日，水利部组织了水权制度培训团赴澳大利亚培训。培训期间，邀请了南澳大利亚大学（UniversityofSA）JenniferMcKay教授及法律专家MichaelFlemming律师就澳大利亚水权、水法规等问题进行授课并研讨交流，访问了维多利亚州自然资源与环境部水资源管理处、悉尼水务局、墨累－达令流域管理委员会等单位，与有关官员、专家进行了座谈交流。通过培训和研讨，对澳大利亚水权制度、水市场及其特点有了较深入的认识，达到了培训考察的目的。

一、澳大利亚水权制度及水交易概况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大陆之一。只有稀疏的河流和湿地。全境年平均降水470毫米，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少的大陆。人口1908万，人均水资源量18743立方米，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国土辽阔，且蒸发量大，相对于768万km2的土地来说，又是缺水的国家。

澳大利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农业及畜牧业非常发达。有关资料表明，澳大利亚用水总量中，农牧业的用水量所占比例也非常大，如1995～1996年，畜牧业用水占35％，农业用水约占27％，工业及其他用水占26％（采矿为主），城市用水占12％。农业和畜牧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超过了60％。

澳大利亚最早的水权制度来源于英国的习惯法，实行河岸权（riparianrights）制度，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以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将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明确水资源是公共资源，由州政府代表皇室调整和分配水权，用水户水权通过州或地区政府相关机构以许可证和协议体系来提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的水交易迅猛发展。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政务院水改革框架的一项重要成果。1994年2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务院签署批准了水工业改革框架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要求各州推行水分配综合体系，其基础是水权与土地权的分离和水权综合体系的建立，该体系主要由水权所属关系、水量、可靠性、可转让性及水质等组成。1995年4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务院批准推行包括水工业在内的国家竞争政策和相应改革计划。联邦政府以协议的形式承诺为改革提供财政资助，以推动各州贯彻改革计划，这大大促进了水权交易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水权交易使水资源的利用向更高效益方面转移，给农业以及其他用水户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促进了区域发展并改善了生态环境。用水户和供水公司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更加关注节约用水，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用水管理水平。由于在立法、自然条件、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不同，澳大利亚各州、各地区水交易的活跃程度有所差异。

在维多利亚州，特别是在该州北部的灌溉平原，有调节河流上建立了良好的水交易。最近几年，主要是通过永久性水交易的形式，将水调到酿酒葡萄、园艺种植等高附加值农业上，优化了水资源的配置，提高了用水效益。1998年，为提供可利用的市场信息、促进交易者进入市场，维多利亚州建立了北维多利亚水交易所，提供了大量必需的有关临时交易的市场信息，进一步提高了墨尔本～墨累地区临时交易的兴趣。目前维多利亚州未调节河流地区也有强烈的兴趣扩大水交易。为满足环境要求，维多利亚州正在强调节水和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希望农田用水效率提高后的节水能用于增加生产或出售用于高价值使用。

在新南威尔士州，水交易也非常活跃，尤其是在有调节的水系。在新南威尔士州现行的立法体制下，临时水交易非常简单快捷，州内或流域内的临时水交易一般在一周内就会得到批准，如果是跨州或跨流域的临时水交易最多三周会得到批准。永久性的水交易则费时较长，一般要花费半年到一年时间，主要原因是在进行永久水交易（包括跨州、跨流域水交易）时需进行较彻底的环境评估。

在昆士兰州，水分配注册体系由州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并模拟该州土地权注册体系进行运作。在1999～2000年，昆士兰州全州额定分配量的4.88％的水量进行了临时转让，另外还进行了4次永久性转让（总量为16.4万立方米）。2000年9月，昆士兰州议会通过了新的水法即《水法2000》。该法规定应通过制定与实施某一流域的《水资源规划》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分配和管理。《水法2000》允许进行水分配量的永久转让，这类转让是在资源运行规划内将现行的用水许可证转换成水量分配而进行的。《水资源规划》中规定的目标通过资源运行规划实现，而资源运行规划则明确了水权转让的相关规则。

在南澳大利亚州，不同地区之间水交易情况差别比较明显。在该州巴劳萨流域，墨累－达令流域跨州水交易使跨州购买的水量正在抽入到巴劳萨流域，不仅使水向高价值用途转移，同时增加了当地发展和就业机会。在州政府拥有的高地灌区，将可转让水权引入到公开的水交易市场，使得水权拥有者认识到了水资源的真正市场价值，通过水交易，使得那些困于规模较小、难以维持的灌溉者脱离了灌溉业，而继续从事灌溉业的，则能够利用更多的资源和灌溉系统，提高了灌溉效益，并为这一地区许多过去闲置的土地得以重新利用创造了条件。不过，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其他一些地区，许多人对引进水交易权持反对意见。因为一旦水资源完全分配并进行交易，水的价格常常会迅速飚升，有水权的人因此会获取大量的资本收益，特别是以前无偿分配的水量给水权拥有者带来赚大钱的机会，这被认为是种“意外的收获”，是不公平的。在澳大利亚其他一些地方也有人持相同的看法。不过，这种不公平并不是由于水交易制度的引入而造成的，它源于水的初始分配的不公平。

在西澳大利亚州，临时水交易主要在该州的西南灌溉合作社发生，这类交易大都是肉牛农户向奶牛农户售水；水权的永久出让则通过拥有可灌溉土地者的股份转让来进行。塔斯玛尼亚州尚处于水交易的初期阶段，还没有与土地转让相分离的水资产永久转让。目前，新的《水管理法1999》为该州实施水转让提供了依据，它承认建立在该法下的任何水权都是财产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独立于土地权销售之外进行交易和转让。

二、澳大利亚水交易的有关问题

目前，澳大利亚各州、地区在强化水交易方面达成了共识，即在保护其他用水户、河流和湿地及大环境，保护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发展高效公平的水交易。水交易应使水权向更高价值用途的方向转移，保证水能最大限度地给用户和广大社区带来效益，同时应能激励耗水用户、水行业、水资源管理者和水系运行者改进水的分配和管理。

1、水权的内涵

在澳大利亚，简单地说，水权即水的使用权。水权主要依据水量、可靠性、使用权期限及输送能力或抽取率等定义。为了便于交易，法律上可将水权分割成若干部分，如水量或份额、输送能力或抽取率、现场使用权等。水权象土地和股份一样被视为一种资产，应进行公开注册并且是可审查的，能独立进行交易。为了既满足用水户对产权安全的要求，又能使社区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管理，对水授权的处理就如同“永久租约”的性质，对水的拥有权和交易权可授予所有能拥有资产的个人和实体。

2、水权的初始分配

理论上对水权分配是根据综合规划系统及全流域资源的水文评价进行的，包括消耗性和非消耗性用水权的分配。在澳大利亚，水权从州到城镇到灌区到农户被层层分解。跨州河流水资源的使用，在联邦政府的协调下，由有关各州达成分水协议。根据某一河流多年（10年左右）的来水和用水记录以及土地的拥有情况等，确定个人（农牧场主）或公司用水额度。

目前，环境用水在澳大利亚得到了高度重视。1995年联邦政府政务院在水改革框架中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即环境是合法的用水户。水分配过程中，每个流域经测试后首先评估确定需要多少的环境生态用水，在生态环境用水得到保证的前提下，再确定可供消费的水量。除了某些特殊或紧急情况外，环境用水具有优先权。消耗性用水要以保证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同时只有在环境用水与其他用水之间确定分配关系后，才能引入水交易。

如前所述，一旦水资源完全分配、引入水交易，以前无偿获得水权的人因此会取得相当可观的资本收益。这种不公平是基于水权取得时间的“时先权先”或仅考虑当前水需求的分配体制带来的。因此，澳大利亚一些土地拥有者要求在允许水权出售前重新分配水权，并在水权初始分配中引进竞争机制，如采用拍卖或有条件购买等方法来分配水权。这类市场化的水分配机制正逐步推广，并将逐渐淘汰过去“时先权先”等不合理的分配方法。

在产权初始分配及实施中，社区的广泛参与对获得公众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参与其主要途径是让各用水户、利益团体和一般社区成员参与到影响水权分配与管理的流域规划过程，以及进行与水分配及水权交易有关的公众咨询程序。

3、水权交易遵循的原则

总体上看，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咨询的原则有：在满足环境保护和第三方利益的条件下，应允许进行地表水和有条件的地下水的交易；所有水权、水的使用和交易应以合适的水资源管理规划和农场用水管理规划为基础；注重交易的成本和影响；构建有利于水市场有效运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结构等。

地表水水权交易的主要形式包括流域内、流域间以及跨州的水权交易，以及河段或集水区范围内的水交易，交易应符合河流管理规划以及其他相关资源管理规划和政策。地下水权的交易一般只能在共同的含水层内进行，它同样要符合地下水管理规划及其他相关资源管理规划和政策。

4、水权交易适用范围

水权交易是有适用范围的。交易双方必须明了他们买卖的是什么，只有水权得到精确定义后，依据确定的水量、使用期、可靠性等方可进行水交易。同时明确规定，核心环境配水以及为生态系统健康、水质和依赖地下水的生态系统的保留用水不得交易。一些家庭人畜用水、城镇供水以及多数地下水同样是不可交易的。

水交易同样受到地理条件、水文条件等限制，水能够卖到什么地区或水系、水可以从哪里买到，都是需要分析比较的。为方便水交易，需制定相应的规章，规定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条下可以进行交易。应根据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输水能力、环境要求以及在考虑第三方的利益后来确定水交易区域和地下水管理单位。

5、水交易的程序

水权交易分为永久性的和临时的两种。一般水交易的程序主要有：核查卖方水的所有权、可利用权、输水能力以及涉及的第三方利益；核查买方输水能力、场地使用以及与相关环境标准和管理规划的符合情况；潜在的交易双方应适当保证按时支付和及时送水；提供买卖双方责任最低标准的文件。水交易管理者应将有关要求文本化，在交易前向买卖双方说明水交易程序及相关义务等。对准许交易买卖双方的用水必须进行测量和记录。水交易程序强制性地要求价格公开，价格公开和市场信息可在相关网站上获得。

水交易的方式可分为私下交易、通过经纪人交易和通过交易所交易三种。成熟有效的市场除了买卖双方参与外，一些中介如经纪人、商、收集商及投机商的参与也是必要的。为防止水市场出现垄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如规范交易程序、及时公开信息、大力发展水交易所等。对水经纪人和水交易所，要严格制定其职业道德标准和公开化标准。

6、政府的职能

在澳大利亚许多州和地区的立法体系下，政府是资源的管家，有责任制定管理与使用的政策框架。州政府在水交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提供基本的法律和法规框架，包括有效产权和水权制度的建立，在该框架内，土地所有者、管理当局、灌溉公司或合作社以及其他私营能够有效进行交易，而不会对第三方产生负面影响，对河流、含水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不产生破坏。

（2）作为资源的看守者，建立用水和环境影响的科学与技术标准，规定环境流量。

（3）提供强有力的监测制度并向广大社区信息。如通过发展水交易所等方法促进价格公开和市场信息的传播。

（4）明确私营机构的权限，使它们在权限内运营。

（5）承认选择是否进行水交易的自由。

（6）确保市场机制本身的效率。政府有责任提高市场的透明度。

（7）市场的快速变化也需要政府维持资源提供和优先顺序的灵活性，以便能够处理不断出现的各种趋势和问题。

（8）促进对社区有明显效益的水交易。

总之，澳大利亚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指导，在政府强有力的调控下，通过完善水权制度、规范水权转让、培育水交易市场，达到了优化配置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促进了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思考与建议

1、我国水权制度的建立必须适应国情、水情。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虽然水资源总量有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不到澳大利亚人均水资源量的12％，且时间、空间分布不均，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缺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借鉴国外水权水市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推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权水市场制度，是我国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节水的一项重要举措。

通过与澳大利亚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交流，我们得知，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水权交易基本上都是农业或畜牧业用水之间的交易，其他用水还没有出现水的交易，在不同部门之间也很少有水交易的发生。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农牧业非常发达，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和规模经营，加之历史上农业、畜牧业的水权份额较大，因此水交易更多地发生在农业、畜牧业之间就成为必然。与澳大利亚相比，在我国用水结构中，农业用水同样是用水大户，超过全部用水三分之二，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巨大，农业生产以家庭生产为主，目前形成规模经营的还很少，这又与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不同。

汪恕诚部长曾指出，跨流域调水将是21世纪中国水利的一大特点，这主要是指城市供水。从全国来看，我国缺水城市数量多，其中有些城市缺水程度非常严重。许多缺水地区原来用于农业灌溉的水源纷纷转向了工业和城镇供水，因此，我们要主动适应这种转变，超前考虑这一问题。从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浙江东阳市和义乌市水权转让实践看，正是义乌市的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水资源短缺这一瓶颈，义乌市有紧迫的水资源需求，才促成了水权转让的实现。

通过水权转让，东阳市的弃水和农业节水获得了有偿收入，而困扰义乌市发展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有利于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促进节水社会的形成，因此，针对我国国情、水情，抓住重点，逐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水权水市场制度，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2、高度重视初始水权的分配工作。

在推进我国水权制度改革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分配初始水权，这既涉及技术领域，又涉及权益的分配，是推进水权制度、实行水权管理的难点和关键。

合理解决水权分配问题，就必须加强用水管理，建立起科学的用水指标体系。汪部长指出，要建立两套指标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宏观控制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前者源头上控制总用水量，按照分配水量不能超过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原则来分配水资源的使用权，明确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乃至各企业各灌区各自可以使用的水资源量。后者用来规定社会的每一项产品或工作的具体用水量要求。这两套指标相辅相成，水资源的宏观控制指标从供水的角度看问题，通过控制用水总量，决定经济结构的布局，是在高层次上的水权分配；微观定额指标是从需水的角度看问题，它将水资源宏观指标体系具体化，即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规定着各类产业、每个单元耗水的多少，使每一项用水都有定额指标，从而使最基层的水权分配具有量化基础，是水权分配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3、必须抓紧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澳大利亚是联邦制国家，各州虽然水权形式和水管理模式多有差异，但都通过立法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在澳大利亚各州基本上都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水管理及水权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调整、取消等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澳大利亚也非常重视政策指导的作用，例如，为响应联邦政务院改革议程中建立水分配与水权综合体系的要求，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农业与资源管理委员会相继研究了《水分配与水权～实施水权的国家框架》（1995年10月）、《地下水的分配与使用～澳大利亚地下水管理改进国家框架》（1996年12月）等政策立场报告，对如何贯彻实施水权框架特别是水权分配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和建议，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各地水分配及水权综合体系的建立。

水权制度范文第2篇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属性，界定水权的排他性成本很高，共有产权是成本相对节约的产权制度安排。共有水权的含义是水资源被某一特定群体共同拥有，但区别于开放利用的公共财产，群体内存在某种资源利用的规则，并设立公共管理机构对资源实施权属管理。节约排他性成本的相应代价是要付出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依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水权行使主体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共有水权的产权结构划分为四种形式。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水权称为国有水权（Civilpropertyrights），流域各地区共同拥有、委托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权称为流域水权（Basinpropertyrights），流域内各地区分别拥有、地方政府管理的水权称为区域水权（RegionalPropertyrights），区域内组织或社团拥有的水权称为集体水权（CollectivePropertyrights），当然和国有水权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私有水权。显然私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强，而国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来看，由于水资源相对不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处于开放状态，主要受开发能力和取用成本制约，基本上不存在用水竞争和经济配给问题，是一种“开放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可以认为不存在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利用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水资源利用基本上仍处于开放状态，排他性很弱，用水呈现粗放增长，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水资源产权制度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要。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8年《水法》颁布之后开始付诸实施。这些制度包括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度、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事纠纷协调制度等，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整套产权制度安排。

从这套产权制度安排来看水资源的产权结构，我国水资源产权安排整体上属于国有水权制度，这成为中央政府在流域间调配水资源的依据。由于大多数流域不涉及跨区域调水问题，流域内水资源的国有水权等同于流域水权，为流域上下游全体人口共同拥有，在大的江河流域一般设有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来管理。由于上下游对流域水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对流域各地区用水权利做出界定在很多流域成为必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流域水权分割为区域水权。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是水权权属的管理者，而且也是区域内水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直接行使一部分区域水权，提供城市供水和乡村灌溉，另一部分用水权则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赋予取水户，这就是取水许可制度，实质上是把一部分区域水权分割为集体水权。

这里所说的流域水权、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排他性较弱，只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具有转让权。这些不同形式的共有水权，其界定、维护和转移都是基于行政手段的，比如区域水权常得不到尊重，流域上下游水事冲突仍主要依赖于上级行政协调；取水许可制度赋予的集体水权，被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其使用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而水权的转移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被指令划拨。

以上考察显示，经过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20年来的水管理制度演变，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虽然十几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使水权的排他性有所提高，但是水权的外部性还较高，水权行使效率还较低，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水权模糊”现象还很严重。水权模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清晰界定水权的成本较高，采用模糊水权的方法可以节约排他性成本。行政手段正是宏观环境下成本节约的现实制度选择，而产权模糊是行政配水制度的基础。当前的水权制度安排是水权模糊带来的内部管理费用和用水效率损失与行政配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均衡。

三、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

前不久发生的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研究认为，这个事件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实际上也是水权制度变革的先声。通过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揭示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

东阳市和义乌市处在一条江的上下游，义乌江的水权理论上为流域水权，为河流上下游各地区共享，但实际上由于模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横锦水库中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事实上为东阳占有，或者说横锦水库的水资源产权性质是不完全排他的区域水权。义乌若要获取这部分水资源的使用权，在目前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安排下，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东阳向下游放水。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是亟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于是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

传统的跨区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件受益。但这种依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方缺少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而在水权交易发生的浙江省，国家财政投资的前提并不具备。浙江省地方的水利工程以地方投入为主，省级和国家补贴非常少。义乌市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靠自筹自建，1997年投入使用的八都水库就是利用“五自”办法兴建，总投资1.8亿元，上级财政补贴只占10％。义乌市自身拥有很强财政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购买水权的能力。按照转让协议规定，2亿元水权转让费分5年付清，平均每年4千万元，仅占1999年财政总收入的4.5％，整个供水工程耗资7亿元，平均年投资1.4亿元，仅占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6％。义乌如果选择伸手向上级一等二靠三要的话，一来资时，协调周期很长，义乌城市供水等不及，二来费力，上级补贴的钱很少，得不偿失。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

由此可见，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之所以没有选择向上级要水，而是选择了购买水权，乃是买水的收益远大于要水的成本。义乌买水的成本是失去上级微不足道的财政补贴，而且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还很高，而收益则是及时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对于东阳来说，指令划拨境内水资源对自身几乎没有收益，而卖水则可以盘活水利资产，收益丰厚。由于交易双方选择新规则都有利可图，故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这说明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小于旧制度的运行成本，或者说，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有利可图。通过考察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我们发现水权交易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发生，乃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利用行政手段转移水权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市场手段的成本却较低，东阳和义乌的特殊伙伴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四、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新生事物，具体做法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模式也并非其他地方可以照搬照抄，但这个事件无疑代表了一个方向，就是引入水权、水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大有可为。作为水权市场初露端倪的标志，这个事件揭示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即所谓的“体制失效”，其实是现有产权制度的失效；其二，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高；其三，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建立产权排他性的收益在提高，加之市场化改革在不断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

一方面是内部管理成本在提高，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成本在降低，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收益在提高，结果将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由此从整体上可以预言，现有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水权的排他性，也就是所谓的明晰水权。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承认了东阳拥有横锦水库水资源的转让权，这是双方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成为此事最大争议之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如何进行交易？这其实是暴露了水权模糊的问题。类似的水权模糊在大部分地区导致的却是水事纠纷，市场合作根本无从谈起。这形象地说明，要形成市场，就要明晰产权，产权不明晰，就难以形成市场，而只要明晰产权，自然会产生市场动力。明晰水权的含义是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赋予这些权利更为明确的主体。但明晰产权是要付出成本的，水权明晰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有效率的。由于水资源产权的完全界定（即建立私有水权制度）的成本高昂，水权结构的主体形式仍将是共有产权，但其内部的排他性可以不断提高，国有水权和流域水权可以更多地分割为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水权主体也可以多元化，包括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用水大户甚至个人。

从制度变迁的形式来看，东阳—义乌水权交易表现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这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就全国整体而言，虽然制度变迁总体收益大于成本，但由于各利益群体获利的不均衡性，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容易发生。这就需要中央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水权制度变迁，这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初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在安徽小岗村发生，可以说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随后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既而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民间团体发育不足，公共参与能力不强，纯粹的诱致性制度变迂较少，故而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今后水资源的产权制度变革将类似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修改者，水利部正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水权制度范文第3篇

（重庆大学法学院 400044）

摘 要：本文通过对澳大利亚和美国水权制度的研究，引发了笔者对我国水权的界定、适用、取得、转让和价格等制度的思考，从而提出了水权应包括水物权和取水权，我国应建立区域性的水权制度，水权的取得包括分配取得和出让取得，组建水银行进行水权转让，水权价格包括出让价、转让价和水费等观点。

关键词：水权制度 水权界定 水权适用 水权取得 水权转让 水权价格

我国是一个缺水型国家，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水资源的缺乏与浪费现象并存。据统计，我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而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0．7～0．8；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我国水的重复利用率为4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75％～85％。 我国的节水潜力很大。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了建立节水型社会的目标，以提高用水效率为核心，推广节水措施和技术，发展节水产业，建立水市场等观点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通过建立水市场来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已有2000年浙江省东阳—义乌水权转让、2001年漳河上游跨省有偿调水、2002年甘肃张掖市临泽县梨园河灌区“水票制”管理等3个成功的事例。因此，发展水市场交易应是一条有效的节水之路。但目前我国对水市场交易、水的权属、分配、转让等制度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国外已有较完善的经验。本文拟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水权制度进行介绍，并对我国水权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1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

与我国一样，澳大利亚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全境年平均降水只有470毫米。早期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源于英国的习惯法，实行河岸权（riparian rights）制度，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以继承。本世纪初，认识到河岸权制度不适合相对缺水的澳大利亚，当时的联邦政府通过立法，将水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明确水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的进一步突出，可分配的水量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已审批的授权水量甚至超过了可利用水量，新用水户已很难通过申请获得水权，于是开始规定水权可以交易。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已在各州逐步推行，交易额越来越大，以维多利亚州为例，水权永久转让年交易量为2500万m3，临时转让年交易量2.5亿m3，并已形式了固定的水权交易市场。下面以《维多利亚州水法》为例介绍澳大利亚的水权制度。

1.1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州政府对河道内的水和所有地下水拥有使用和控制权。农户对河道外的水有使用的权利，同时有从流经其土地的河道内为家庭生活和家禽饮用而取水的权利。其他取水、用水都需申请。

1.2水权的类型。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批发水权（Bulk Entitlements），即授予具有灌溉和供水职能的管理机构、电力公司的水权。二是许可证，即授予个人从河道、地下或从管理机构的工程中直接取水以及河道内用水的权利。有效期限一般为15年，到期申请更换。三是用水权（Water Rights），即灌区内的农户用于生活、灌溉和畜牧用水的权利，主要与土地相关。

1.3水权的分配。早期用水户申请取水和用水，不论其规模大小，州政府都批准其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州政府开始实行水权拍卖。目前，州政府不再审批发放新的水权，要想取得水权，只能通过水权交易取得。

1.4水权转让。批发水权、许可证和用水权均可转让。水权转让可以是临时性的转让，也可以是永久性的转让；可在州内转让也可跨州转让；可以全部转让，也可以部分转让。新用水户通过购买水权获得所需水量，剩余水量的用户也可通过转让获得收益。水权转让必须遵守州议会制定的有关规则，主要有：（1）转让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缴纳规定的费用。（2）有申请权的部门对是否同意转让进行审批。（3）在批发水权永久转让后，出让人必须申请调整授权。

1.5水价。水权转让的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进行干预，转让人可采取拍卖、招标或其它认为合适的方式。

1.6水权的转换。水权转让如果发生在不同类型的水权拥有人之间，需将用水权、许可证和批发水权互相转换。如具有用水权的农户或许可证持证人将其拥有的水权永久转让给具有批发水权的供水机构时，就需将转让的用水权或许可证转换成批发水权。同样，如果许可证持证人将许可水量转让给灌区内的土地所有者时，就要将许可证转换成与土地相关的用水权。

2美国的水权制度

美国的水权制度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州法律为主，呈现出地区差异性，在美国东部，如阿肯萨斯、特拉华、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州，由于水资源较为丰富，采用的是河岸权(Riparian Doctrine)，而在美国西部，如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俄勒冈州等，由于干旱缺水，用水较为紧张，采用的则是优先专用权(Prior Appropriation Doctrine)。除了地区性差异以外，美国的水权制度还依各种天然水体的不同而变化，如地表水（指存在于湖泊、河流和溪流中的水体）法律就与地下水（指存在于地下水流域、含水层以及其他地面以下地方的水体）法律不同。

1.1水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美国的水权属财产权，与土地所有权相连。土地所有者不仅对与土地相连的流动地表水源（如河流或溪流）和不流动地表水源（如湖泊或池塘）拥有河岸权，而且对土地下面的地下水拥有绝对所有权或抽取、利用地下水资源的相对水权。地表水的河岸权不需要办理许可证、执照或者政府批准，可以转让、保留，不会因不用而丧失。

1.2水权的类型。美国水权分为河岸权、优先专用权、混合水权和公共水权等四种。河岸权，主要用于水资源较为丰富的东部地区，与临近水边的陆 地联系在一起，授予土地所有者使用流过其土地的一定份额的用水的权利。优先专用权，主要用于缺水的西部地区，内容包括三个法则：一是先占用者有优先使用权；二是水的使用不能损害别人的利益；三是不用即作废。混合水权，即河岸权与优先专用权综合使用，既包括优先专用权吸收河岸权部分要素的类型，也包括河岸权经过调整后与优先专用权相适应的类型。一般情况下，河岸权优先于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即用于航运、渔业、商业目的（如游泳、水上娱乐、休闲）、科学研究以及为满足生态和环境要求对河道内的水资源进行保护等的地表水使用权。公共权利已经成为在评价水资源利用时考虑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1.3水权的分配。主要是优先专用权的申请。优先专用权是对水库、沟渠、泵站等人工水道的引水的优先使用的权利。其核心是优先权，专用权授予的日期决定了用水户用水的优先权，即所谓的"时间优先，权利优先"。最早授予的水权专用者拥有最高级别的权利,最晚授予的水权专有者拥有最低级别的权利。在缺水时期,那些拥有最高级别水权的用户被允许引用他们所需的全部水资源，而那些拥有最低级别水权的用户被迫限制甚至全部削减他们的引用水量。优先权除与专用水权授予时间有关，还与实际行动的时间有关。也就是说，对于同时获得优先权的两个用户，如果其中一个引水工程先投入使用，那么其水权级别就高于另一个水权用户，这就是优先专用权中的“相关溯及原则”。优先专用权的获得一般需要经过以下程序：①书面申请，②行政机构或司法机关受理，③接受申请，行政机构许可令；如收到反对意见，召开听证会。在一个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优先专用权被证明无用就会被没收。

1.4水权的转让。美国的河岸权作为私有财产，可以转让，但在转让程序上类似于不动产的转让，其转让必须由州水管理机构或法院批准，一般需要一个公告期。美国有不少调水工程，对于这些调水工程的用水户，一般允许其对所拥有的优先专用权进行有偿转让。另外，节约用水者在把省出的水满足其他用水户需要时也能够得到合理补偿。

1.5水权交易机构。美国西部出现了水银行，将每年来水量按照水权分成若干份，以股份制形式对水权进行管理，简化了水权交易程序，使得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美国西部还成立了以水权作为股份的灌溉公司，灌溉农户通过加入灌溉协会或灌溉公司，依法取得水权或在其流域上游取得蓄水权。在灌溉期，水库管理单位把自然流入的水量按水权股份向农户输放，并用输放水量计算库存各用水户的蓄水量，其运作类似银行计算户头存取款作业.

1.6水价。美国调水工程的受益者要取得调水，就需要支付资源水价，它包含在容量水价之中，属于一次性支付。

1.7水权的中间服务。水权交易有公正的水权咨询服务公司作中介，这一点在美国的水市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水权咨询服务公司在美国水权交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水权交易都要通过水权咨询服务公司。水权咨询服务公司的服务内容包括：①对水权的有关档案材料进行鉴定；②完成详细的水权调查报告；③做水权管理计划；④做合成地图；⑤对水权的实际价值进行评估；⑥申请新水权；⑦诉讼；⑧对灌区进行审查并对灌区公司资产进行评估。

3对构建我国水权制度的思考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水权制度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仅不同国家的水权制度差异很大，就是同一国家不同州之间的水权制度相差也很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制度，如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水价等，事实证明这些制度具有合理性，值得借鉴。而那些非共通的制度，如水银行、股份灌溉公司等，也因其具有个性和创新，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

3.1水权的界定

水权的界定、水价和水权交易市场被认为是可交易水权制度运行的三个重要环节，清晰的水权界定是水权交易的基础。在我国，对水权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配水量权、让渡权和交易权 ；一些学者认为，水权只包括水资源的使用权、让渡权和交易权，不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水权是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的简称，同其他财产的产权一样，只应包括狭义的所有权（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对以上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水权不应等同于水的使用权、让渡权和交易权。所谓水权，是指拥有水的一种资格，是对一定范围内的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资格。按照民法学的观点，对物（水是物的一种）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质上就是物的所有权的内容，所以，水权只应代表对水的所有权，对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只是水的所有权的内容，是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不应成为与所有权并列的权利。

其次，认为现行水权交易的实质是取水权的交易。按照我国《宪法》和《水法》的规定，水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或单位对水所拥有的只是水的使用权。我国《水法》和《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又规定，对水资源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发放取水许可证。因此，我国水的使用权是通过取水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行水权交易体现的应是水的取水权交易。从澳大利亚水权和美国水权的分类可以看出，两国在水的使用权分类上都没有使用单一的“水权”这一概念，而是分别用“批发水权、许可证、用水权”和“河岸权、优先专用权、混合水权、公共水权”来表示。我国的水权交易表现为取水权交易符合国际惯例。

再次，认为水权不仅是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的简称，而且是包含水资源产权、水商品产权和取水权在内的一系列与水有关的权利的集合。水资源产权和水商品产权是水作为一种物体现的权利，它表现为一种水物权；而取水权则是一种债权的体现，它是基于水行政主管机关和用水户之间签订的取水许可合同（即取水许可证）而产生的，它体现的是水行政主管机关和用水户之间就取水这一法律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水行政主管机关享 有依法赋予某位用水户取水的权利和负有提供良好取水秩序的义务，以及用水户享有依法取水的权利和合理取水的义务等。水权应是水物权和取水权的总和。

3.2水权的适用

水权适用就是指水权制度运用于具体的实践。在我国，水权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根据。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取水期满，取水许可证自行失效）以及第三十条（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发放取水许可证的部门吊销取水许可证，没收非法所得）的规定，现阶段水权交易在我国是禁止的。而对于浙江省东阳—义乌等3处地方的水权交易，有学者提出其实质只是水合同交易，交易双方买卖的只是用水主体所分配到的配水量权，卖方并没有因这次水买卖行为丧失用水根据 。因此，在我国，水权制度要从理论走向实际，还有待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

水权适用还涉及到适用范围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适用一种水权制度还是各个地方依据具体情况制订适合自己的水权制度？如果水资源不缺乏，用水户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水资源，就不会有购买水权的需要。以美国为例，美国西部水资源短缺，水权制度和水权转让发达，而美国东部水资源比较丰富，水权转让很少发生。 水权制度呈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地域适用不同的水权制度，某一地方的水权制度不能照搬到另一地方运用。这一原则对我国很有用，它让我们意识到：建立“区域性”水权制度可能比建立“全国性”水权制度更适合中国国情。我国国土面积较大，水资源量南多北少，地区分布不均匀，按照水的地域性特征，建立区域性的水权制度比较合理。以水的调配来说，水的调配需要借助水道，而水道不是四通八达，无限延伸的，它要受地理条件限制，如果是隔省际调水，三省之间还需要解决“过路费”问题。因此，建立区域性水权制度比较顺应水的自然属性和行政区划的特点。

3.3水权的取得

水权的取得也就是水权的获得方式。在澳大利亚基于水权属于州政府所有，在水权交易初期，用水户可以通过向州政府申请获得水权。随着水资源供需缺口增大，各州先后出现无新水权可分配的局面。目前在澳大利亚只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新水权。在美国由于水与土地不可分离，在水权的取得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基于土地获得，土地所有者可以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取得河岸权。二是对于公共水域或人工水道，申请者可以基于对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通过申请取得公共水权和优先专用权。

在我国，现行取用水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基于法律规定，通过申请取水许可证获得水权，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一切取水单位和个人，利用水工程或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都应当依照本办法申请取水许可证，并依规定取水。”另一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需要办理或免于办理许可证取得水权，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为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取水的；为农业灌溉少量取水的；用人力、畜力或者其他方法少量取水的”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又规定“为农业抗旱应急必须取水的；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取水的；为防御和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必须取水的”免予申请取水许可证。第三种是该办理取水许可证而未办理，基于习惯而实际用水的。如生活在江河湖泊边的使用者形成的对相邻水的习惯使用，以及农村居民对于生活范围内的池塘、水库、小河、溪流等的无证使用等。笔者认为，我国水权的取得制度应实行“取用水许可证制度”，只要用水户用水就要求持有取用水许可证，而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取用水许可证。有了取用水许可证也就拥有了用水权。

对于取用水许可证的取得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分配取得和出让取得。分配取得相当于无偿取得水权，用水户获得许可证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只是基于习惯或获得划拨的土地使用权或法律直接规定获得。享有这种取得方式的用水户包括与河岸毗邻的、养成自然取水习惯的用水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城镇土地使用权划拨取得户以及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用水户，如消防用水、旅游用水等。分配取得的水权所供给水量应是能够满足用水户基本需求的水量，为此需要地方政府制定出具体的行业用水标准，指导初始水权的分配。当用水户的实际用水量超过分配水量，用水户只可以通过水权市场购买许可证来获取额外的用水量。如果用水户采取节水措施使得实际用水量小于分配水量时，多余的用水量可以转让，但在转让时应向国家缴纳与出售水量相当的出让金。出让取得是指用水户向国家申请取水许可证时，需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用水出让金。因为水资源是存于江河湖泊等水载体之中，国家在将水载体中的水资源输送到用水户手中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输水管网等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通过水权的有偿出让收回部分投资，有利于水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节约保护。出让取得应是今后我国用水户获取水权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实施水资源供需调节的主要途径。出让取得水权可以通过申请获得，也可以通过招标、拍卖、议价等方式获得。通过出让获得的水权可以进行转让。

3.4水权的转让

水权转让实际上就是水权交易。如果将水权出让称为水权交易的一级市场，那么水权转让就是水权交易的二级市场。在澳大利亚水权的转让一般经过“申请—审批—转让—水权证转换”程序，在美国水权的转让类似于不动产的转让，经过“申请—公示—转让—变更登记”程序。笔者认为，在中国水权转让应实行公示登记制度，无论是获得水权还是丧失水权，都应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取用水许可证登记，既保护了水权拥有者的用水权利，也保证了水权的交易安全，同时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在交易方式，作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交易模式，将水权划分为不同的股份，通过水权市场或水权银行进行交易。通过水权市场进行交易，可以利用现有的市场交易模式，如证券交易市场、黄金交易市场，固定资产交易市场等，组建水市场。甚至有可能就在现有的市场基础上，增加交易品种完成水权交易。通过成立水权银行进行水权的重新配置有独特的优势，即有利于政府调控。水权交易的主体将节余的水权股份存入银行，银行再将这部分水权股份按照市场的需求，发放给水权股份的需求者，实现水权的再次分配。这期间，政府可根据水的供需情况进行适时调节，如水的供给量减少，政府可指导银行减少水权股份的发放，反之亦然。政府对银行的指导可以利用“利率”杠杆来调节。考虑到节余水权存入银行与贷出银行不应是无偿的，应该有收益与付出，即对价。同时也考虑到水权银行作为经营企业需要经营利润。政府可以设置一个“水权利率”，让节余水权股份存入银行产生“存水利息”，让这部分水权股份贷出银行收取“贷水利息”，两者的差额产生水权利润。国家还可以将这部分水权利润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纳入国家水资源建设与保护资金，以弥补这方面资金的不足，达到“以水养水”的目的。另外，节余水权股份的持有者还可以通过水权银行委托发放水权股份，可以指定需求对象，也可以不指定需求对象，水权银行作为中间人，只收取服务费用。而服务费率，政府也可以通过调节进行指导。所以说，水权银行作为一种新形式，应该引起中国水权交易的重视。

3.5水权的价格

澳大利亚的水价完全由市场决定。美国对调水工程的受益者调水，要求一次性支付资源水价。我国对水价也有一些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使用供水工程供应的水，应当按照规定向供水单位缴纳水费。对城市中直接从地下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 源费，其他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水资源费。国务院制定的《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凡水利工程都应实行有偿供水。工业、农业和其他一切用水户，都应按规定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交付水费。可见，我国对水价的规定限于水费和水资源费。有学者提出水价应包括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资源水价是水资源稀缺性的反映，工程水价是供水设施的运行成本、费用和产权收益，而环境水价体现的是水的环境价值。 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水权取得理论，我国的水价应分为三种：水权出让价，水权转让价和水费。水权出让价是用水户取得取水许可证支付的价格，相当于资源水价和工程水价的内容。水权转让价是水市场交易价格，应由买卖双方自主订价，国家不予干预。水费是用水户在使用水的过程中支付的价格，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水资源情况自主确定。

在我国，水权制度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水权的等级、水权的管理模式 水权转让实施条例、水权的中介服务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逐一探讨。中国水权制度的建立任重而道远，愿中国的水权制度能为中国水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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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bout the Chinese water right system

Huang Jinping Deng He

Abstract: After introducing the water right system of the Australia and the America, this paper particularly discussed on the Chinese water right system and proposed some personal suggestions about concept, application, obtaining, transfer and price of the Chinese water right.

Key words: water right system water right definition water right apply water right acquire

水权制度范文第4篇

“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是将工程的产权束进行有效分离和转移，利用产权带来的经济激励功能来刺激产权拥有者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水利工程产权与水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将水权纳入考虑范围，辅之以水权制度的配套改革，为产权制度改革扫除障碍。由于水权是产权在水资源流域的体现，即产权的功能也体现到水权上。水权对“小农水”治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业用水量的获得、使用和转移上:水量的获得属于农业水权的初始分配，主要通过水权初始分配和水权的交换等途径获得;水权的使用体现在水利工程的有效治理;农业水权的转移体现在水权交易上，如果水权可以自由、有效转让，则由于农田水利工程运行效率提高产生的水剩余将会得到补偿，进一步刺激工程用水效率和用水意识的提高，同时还能促进农业向耗水少效益高的方向发展，因此，水权制度的完善将促进“小农水”产权制度改革等系列治理制度创新的成功。

由于自身行业特点和我国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用水有以下一些特点。①农用水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农用水的使用时间依赖于当地的农作物的种植结构、灌溉制度和然气候条件，表现为用水相对集中，如农业用水在这一时期得不到保障，农民半年的辛劳将付之东流，因此这一时期的农用水又称“救命水”。②用水量与自然气候条件有关，由于自然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表现为用水量的随机性大等特点，特别表现出“水多少用、水少多用”的一种“逆消费”特点，导致农业灌溉取水量也相应地具有随机性。一般地，在丰水年份，河流、水库和湖泊来水量较大，农业灌溉需水量反而减小;而在枯水年，河流、水库和湖泊来水量小，但由于降水量较小，农业灌溉需水量反而大，这就是农业用水的“水多少用、水少多用”的“逆消费”特点。③管理难度大，成本高。截至2005年我国乡村总户数为2.52亿，构成我国数量庞大的灌溉用水户群体。由于各地的灌溉条件和灌溉制度、耕作制度差异大，要对他们的用水进行管理，不仅需要庞大的人力，还需要支付高昂的物质成本。④目前采用的多为大田漫灌的用水形式，这也是地下水、地表水的重要补给形式，其渗透、蒸发和蒸腾对水循环有重要的作用。⑤用水效率低下。由于我国农田水利工程治理不善，工程输配水造成水资源损失，另外，用水观念的落后也是造成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⑥农业用水被其他用水侵占。由于我国水权市场建设的不完善，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在水资源的初始分配上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农业水权遭到侵占却得不到有效补偿。

农业水权是水权在农业领域具体体现，是一种初始水权，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结合流域水资源的情况分配给农业用水权利。农业水权的形成或产生有历史因素、自然因素和生产因素。如过去多年以前最先引水的，就成为历史遗留的水权，居住在水源边的，首先使用了水面就获得了部分水权，以及生产的实际开发取得的合理用水水权等。清晰界定和分配农业水权是为了保障农民的灌溉用水权，并促使其节约用水，然后把节约下来的水资源使用权通过水权市场转让获得收益，从而实现节约用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因此，为了确保“小农水”的可持续利用，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必须明确界定和分配农业水权。

所有权属于集体的水塘、水库。根据新《水法》第三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第七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除外”。这些规定表示农村集体建造并拥有所有权的水塘、水库之水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集体。所有权属于私有的塘坝、水库或水窖等面上工程的“小农水”。虽然水法没有规定谁是私人所有的“小农水”之水的主体，但是《水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成员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集体土地或者承包土地上投资兴建水工程设施的，按照谁投资建设谁管理和谁受益的原则，对水工程设施及其蓄水进行管理和合理使用。”而根据“小农水”的定义，私人拥有的农田水利工程规模都比较小，并用于少量灌溉的水，因此，私人所有的“小农水”之水应该属于私人所有和使用，地下水抽取设施。由于水的流动性，没有办法对地下之水进行固化和分配。因此，不管工程的产权属于私人、私人群体或者集体，所抽取的地下水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属于所在地区的集体或政府，需要通过统一规划并且缴纳水资源费才能使用。

通过国家所有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取水的“小农水”。国家所有的这些工程水权属于国家所有，水权需要根据一定的准则分配给各个地区的各个产业，在水权的分配中，要充分考虑到农业水权和农民利益，在尊重历史惯例和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权益的基础上配置给农民适当水权。农业水权的界定首先应该体现水资源规划上，而农田水利工程的规划管理应该与相应地区的水资源规划保持很好的衔接。但自从1981年水利部颁布了86号文《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后，一直没有进行修订过。目前中央以宏观指导的形式要求各地编制地区农田水利规划，是对目前管理松散的农村水利工程和农业水权进行有效管理的一次契机。但是，根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规划(2006一2015年)编制提纲》和一些编制的地区小型农田水利规划，对农业水权的具体界定、使用和交换等内容却没有涉及，仅仅是就工程而论工程，没有将工程和水权这两个重要的概念放入到一起对各地区进行政策性指导，说明对农业水权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今后还需加强对农业水权的界定和分配的研究和实践。

水权制度范文第5篇

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水资源正日益影响全球的环境与发展，甚至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我国水资源形势不容乐观，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传统上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手段，而运用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解决水资源危机问题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管理工作者的足够重视。但从实质上说，不论是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还是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一般都有资金和技术两方面的问题。它们二者又同时受制于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约束。

我国的水利资金状况和水利技术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特定水资源政策、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下的产物。因而可以说，我国的水资源政策、制度和管理实际上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成为影响水资源短缺状况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水权和水市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借助政策、制度和管理手段来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水资源已成为水利工作的中心任务[1]。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产权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相关研究进行简单的总结，以期对当前我国的水权制度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研究的关键概念是“产权”，制度规则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行为主体的权利规定。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整个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一方面直接影响人们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为其它制度提供基础。由于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产权经济学。

产权制度理论是R.H.Coase于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产权概念的正式提出首推R.H.Coase的《企业的性质》一书。此后，Alchian、H·Demsetz[2]、North[3]以及张五常、汪丁丁等人的研究又大大推进了产权领域的发展，可以说，它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一个严密的产权经济学分析框架作了铺垫。

什么叫产权？按照Alchian定义，“它是一个社会所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6]”。值得注意的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产权，它不是一般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对物的使用所引起的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用来界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收益，如何受损，以及它们之间如何进行补偿的规则。因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内化外部性，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4][5]。

面对由于使用稀缺资源而发生的利益冲突，西方产权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界定和交易。R.H.Coase的主要观点是：（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商品买卖，而是权力买卖，人们购买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权利；（2）资源配置的外部效应，是由于人们交往关系中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或权利无法严格界定而产生的，市场失效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的；（3）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组织、技术和效率；（4）严格界定或定义的私有产权并不排斥合作生产，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组织；（5）在私有产权可自由交易的制度下，中央计划也是可行的。

目前，对产权概念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较普遍的意见是，产权是指与所有权相联系的一组权利，也即指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存在于任何客体之中或之上的完全权利，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包括用尽权、消费权）和收益权（包括出借权、转让权）和其它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等。产权不可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但也无法用所有权来加以概括。财产所有权是确定物的最终归属，表明主体对物的独占和垄断的权利，具有排他性、本源性和全面性。所有权的排他性表明物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只能归属于一个主体。而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等）可以归属于一个主体，也有可能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合约，分属几个主体所行使。

在市场经济中，产权的性质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性

（一）产权主体具有经济实体性

作为经济实体，一般必须具有这样三个特征：其一，必须有一定的财产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前提，这项财产在法定的最终归属上并不一定必须为该实体所有；其二，必须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其三，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参与社会营利性经济活动中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产权运动具有独立性

产权一经确立，产权主体就可以在合法范围内自主地运用产权，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受同一财产上其他财产主体的随意干扰。产权体系具有可分性。在发达市场经济中，财产的价值形态运动与使用价值形态运动因信用制度等的发展而分离，不同的主体以财产不同形态的运动为控制对象，使得单一的财产所有权分离开来，并落在不同的产权主体手中。

科斯在研究产权交易的外部性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主要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运行机制背后的制度前提----产权结构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而且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的创新和产权制度的效率比较问题，这些应该是我们研究水权制度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产权制度创新

当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个人开采自然资源的负的外部性就被忽视。因而建立产权、排除他人使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就很弱[2][6]。这意味着存在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和管理松散的集体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育程度的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既然自然资源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有限的，每个集体成员的自然资源可使用量就会减少。为了使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就可能导致更有效率的制度产生，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

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两种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认为[7]，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诱制性制度变迁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创导、组织和实行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对于某一制度变迁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学术界争论很多。苗壮[8]认为，在改革过程中存在两种制度主体—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改革就是这两种制度主体参加的社会博奕。

什么样的制度更有效率？产权制度的演变是否就是由效率较低的产权制度向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的演变？

从经济学意义来讲，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看它是否能为在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收益报酬结构[23]。

在比较分析各种产权制度的效率时，很多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产权制度对资源管理的技术效率的影响，运用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建立企业的边界生产（成本）函数来进行定量化研究。

三、产权制度创新的诱导因素

在可能导致产权出现及演变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变化而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的作用[9]。

在欧洲中世纪的成熟时期（1000-1300年），“土地变得稀缺，土地的价值处于上升中”[10]，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变得普遍起来，它对限制共有财产使用的压力增加了。对土地使用的更为有效的控制是与更为集约的农业生产体制的采用相联系的，三田制开始替代传统的两年一制的轮作制[11]。也有学者认为[12]，人口对土地的持续压力是导致公地的废除和以使用奴力劳动为基础的耕作制转向由农民所有的所有者经营，或转向由资本主义经营所有的对工资劳动力的使用。

D·C·North和R·Thomas[3]以及Demsetz[2]在讨论加拿大东部的印第安猎人在18世纪初建立土地私人制的例子中，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的提高，是产权演变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当植物和动物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于是资源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公共财产导致了狩猎活动收益的减少。在某个边际上，固定的农业活动逐渐变得比狩猎活动更有吸引力，尽管农业在设立与实施产权上要付出成本。最早的固定农业共同体是以对土地的排他性公共产权为基础的。在共同体内部，至少禁忌和习俗部分地限制了对资源的滥用。

近代，环境从农业与工业生产中吸收了残余，这与对环境服务和舒适的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13]，这一冲突导致了原来被视为免费品的公共资源，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区分个人、企业和共同体产权的新制度[13]。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集约的农作物制度的使用导致水的经济价值的增加，这一增加的价值诱致了能更明确地定义灌溉的产权，以及在分配水时更多地使用市场机制[14]。

资源稀缺至少可以导致两个重要后果：对资源的滥用，使当前和长期的资源最优使用变得不可能；人们—个人或群体—之间在使用资源上的摩擦和对抗加剧，部分资源被用于暴力攻击或防止暴力攻击。这样的事实或许可以引伸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当资源稀缺一旦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程度，产权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尽管产权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很大不同。产权制度的进步意味着设置、维护产权成本的降低，或从事破坏产权活动成本的增加[17]。

除了相对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资源相对稀缺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之外，国家的政策、民主水平、农村金融、农业的商业化程度；家庭或社区的组织状况、知识水平、借贷能力、农场大小和规模程度等因素也是导致某种产权制度出现或演变的重要原因[21]。

另外，政府政策一直是影响产权演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Kirk[15]在关于印度的布塔拿（Butana）的研究中认为：传统的以居住地为特征的集体所有制（或称社区所有制）在其衰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殖民政府和殖民后的国民政府通过对土地产权制度和相应的机构设置的法律法规施以的重大影响，其次，是来自于市场融合、相对于资源减少的人口剧增以及可耕地权利重要性的上升等的共同作用。C·Schulz在考察经济史时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16]。樊纲也认为，只有有关的经济主体具有了实际的变迁动机和能力后，一定的非均衡状态才具有不可持续性，也即才有变迁的可能性[24]。“在实际过程中，制度变迁可能是有关当事人日常所实施的创新努力的结果”[18]。而马恩[19]通过对延安的考察后也认为，“只有人力资本的改善才能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冯开文[20]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发现，农民经营能力和知识准备程度的大大提高以及对新出现的获利机会的追逐，是农村制度创新的最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权利主体的经济条件、组织状况和知识水平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产权制度演变的因素之一。社会的道德风尚、继承规则以及法规对产权的制约力度都会对产权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21]。

在综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后，Otsuka将影响土地产权的因素归结为五类，自然环境、人口压力、政策、商业化和社会环境等[22]。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CCAP）的乔方彬等人通过对云南林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林地产权演变是人口压力、商业化程度、市场的发达程度、社区组织能力和耕地的产权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压力越大、非集体耕地所占的比例越大、商业化程度越高、市场越不发达、社区的组织能力越强，林地产权由集体产权制度向非集体产权制度演变的可能性就越大[25]。

四、水权制度创新

水权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资源、环境、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每一次变迁，都是向着新的、更加完善更加高效的水权制度迈进。

正如前面所述，制度创新（变迁）一般有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强制的方式直接地实施制度变迁，而在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主要通过说服和利导的方式间接地指导制度变迁。因为在变革初期，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支持、鼓励、许可或默认，任何自下而上自发性的变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目前，我国正处在水权制度创新的初始阶段。由于我国现行的水权制度存在不少问题：诸如对水权、水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不统一；对水资源所有权的理解不一致；没有建立水权流转制度；长期用计划手段配置水资源，以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价格不合理、资源浪费严重等等，迫切需要水权制度创新。尤其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不仅要求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因此，水权制度创新，不仅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提高用水效率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水权制度肯定是一个崭新的制度，它与以往的制度有根本的区别。若无此区别，它不足以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向这一制度的过渡应是渐进的。这样做，既要挖掘和发现现有制度中可利用的资源，可以与新制度兼容，同时又要考虑现有制度下的利益格局，在基本不损害（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制度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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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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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孔泾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1992（2）。

[19]马恩，人力资本与制度创新：延安调查后的思考[J]，经济研究，1993（8）。

[20]冯开文，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J]，中国农村经济，1998（7）。

[21]White，Andy.1995.ConceptualFramework:PerformanceandEvolutionofPropertyRightsandCollectiveAction，(MP11).IFPRI:Washingto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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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Fufuboth,EirikG,etal1972,PropertyRightsandEconomicTheory:ASurveyofRecentLiterature10:1137-1162

[24]樊钢，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2（1）。

水权制度范文第6篇

摘 要 面对日益严峻的用水局面,水资源优化利用、合理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水权交易制度便是因对这一问题的制度选择。水权交易制度在运行中需要通过水权初始分配明确水权人的权利义务,通过水价的确定和水市场的形成,运用市场的导向与政府调控的双向结合实现水权交易的良好运行。本文试分析水权交易的各个运行环节,以梳理水权交易制度的合理运行。

关键词 水权交易 水权 水市场 水价

一、水权的初始分配

目前我们国家水权的初始分配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流域管辖为基础,由管辖全流域的一级政府水行政部门来界定,跨流域、跨省的由水利部来确定,跨市(地)的,就由省政府水行政部门来确定。这种初始分配方式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水权交易的要求,无法实现公平优化的分配方式。

水资源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在我国其所有权属于国家,为了实现水权交易,国家要通过行政手段对水权进行初始分配,这亦被称为广义的水权交易――水权交易的一级市场。水资源具有公共信托财产的属性,政府有义务为了社会整体利益来管理这种财产,如果水权的初始分配无法明晰,水权人在行使其权利的初始便难以明确其权利的边界,又或这种初始权利的分配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公权力将无法避免地对可交易水权的界定产生影响,当权利边界无法明晰,那么水权市场的形成便成为一纸空谈。所以我们可以把水权初始分配理解为水权交易的起点,亦为水权交易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水权初始分配的原则应该包括以下部分:

(一)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原则

这一原则不但是水权初始分配的原则,更应该是我们建立水权交易制度的终极原则,我们确立水权制度、建立完善的水市场都是为了运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联合政府的调控之力合理调配有限的水资源,使其最大化的实现优化利用达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以说,可持续发展不但是众多制度设计的初始目的,更为环境资源法区别与其他部门法的关键,虽然随着经济发展中对环境保护的逐步重视,我国的立法很多均开始探索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很多法律在制定之时就有了“绿”化的趋势,然而其他法律最多是以不损害自然资源为要义,而环境资源法中,我们强调的首要主旨便是可持续发展。

(二)尊重历史习惯原则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产作业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用水取水习惯,而这种历史习惯理应被尊重,对水资源进行初始分配时,理应按照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对水权进行划分,然而其中的不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的部分,应该予以修改或废除,在维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指导之下对历史习惯予以保留。

(三)确立水权人的优先顺序

我国现行立法中,依据《水法》第14条中对水权人的排序,生活用水权为第一位,农业、工业、航运用水权排第二位,耗水量大的工、农业用水权排第三位。按照《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第10条,生活、重要工业用水权排第一位,农业、工业、其他用水权排第二位,冲沙、环境用水权出现了,但是优先位置不明确。而依据现任水利部长的说法,水权优先顺序应该“适时而变”,也就是坚持用水效益优先原则。

二、水价

(一)水价的构成

在我国,对水价的构成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分为资源水价、工程水价和环境水价,还有在此基础上加上服务价格。资源水价是水资源稀缺性的反映,亦是作为水资源所有者的国家的权益体现,其具体表现就是由卖方缴纳的水资源税或费;工程价格是供水设施的运行成本、费用和产权收益,这部分属于水资源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共同权益,由水商品的卖方收取与政府之间进行合理的利益分成;环境水价又称水资源环境保护基金,这是对水资源环境保护、治理形成投入的补偿,由卖方收取,存入政府管理下的专门基金。而服务价格是对水资源管理经营者管理经营投入成本的补偿及服务活动的回报。

笔者认为这种对水价组成的分析,不利于水权交易的市场管理,并且有相关部分可能重合而区分不明确的可能,我们设计水权交易市场,是为了运用市场规律对水权进行优化配置,而市场规律告诉我们,价格要以市场的需求而变化,从这一角度说,水价,即水权的价格,与市场上任何其他交易制度中的商品价格应该是可以类比而推知的,我们可以把水价简化为成本和利润的组成,并且这种组成是受到市场主导而生成的变量。

水价的成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自然成本

自然成本体现了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取用水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随着水资源短缺日益加剧,取用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断得到重视,自然成本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自然成本的适度增长有利于促使人们保护和节约水。在我国,水价中的自然成本(尤其是外部性成本)还很低,在水价格确定的时候,这一部分成本应当得到科学反映。

2.人为成本

人为成本产生于取水、储水、处理水以及水权交易等过程。由于水权交易尚未大规模开展,现在的人为成本主要是取水、储水、处理水的设备、设施、人工等费用。随着水权交易的规模增大,频率增加,水权交易成本也会越来越明显。 水价的利润是水权出让人的收入,有合理利润与超额利润之分。合理利润只可能产生于竞争充分的市场,超额利润往往产生于垄断。在我国,目前水权出让人主要是水务公司,基本上是一个垄断市场。因此,水价中往往包括了超额利润。如何在保证水安全的前提下建立水权交易的竞争性市场,使超额利润向合理利润转化,是水权交易制度设计中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

(二)计价方式

水价的计价方式主要有流量计价和累进计价两种。

1.流量计价

流量计价实际上是按照容积计价,这种计价方式简单,容易实现自动化操作,应用十分广泛。

2.累进计价

累进计价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计价方式,而是在流量计价基础上进行的修改。累进计价的特点是用水量达到一定数额之后,水价在基准水价的基础上上浮一定的幅度,即用水越多,水价越高,旨在倡导节约用水①。

综上所述,通过对水价进行简化的分解,把水价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需求进行调节,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参照澳大利亚的做法,因为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国家对其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对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和利用,对水价变化的合理引导,都应该是水权交易市场良好运行的前提。所以,当市场通过调节所得到的水价,应该申请政府予以批准、公示。这样,水权人在水权交易时,才能避免市场调节所导致的对水权交易的不利因素。

三、水市场的形成

水权交易市场,也被称为水权交易的二级市场,是在水权初始分配明确的前提下,水权人在水市场内,依据水权交易合同对水权进行流转,从而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这一市场是水权交易的重要部分,如果说水权的初始分配是水权交易市场的起点,那么水市场便是水权交易制度最为重要的部分,其承载了水权交易中所有因素的整合,是水权交易制度是否完善的试金石。

水权交易是通过制度合理的水价形成措施,清晰界定水权,对水资源市场进行合理调配和管理,制定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健全水权交易的法律制度建设,使得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下,形成以政府宏观调控管理,市场为导向良性运转的制度。从法学上看,水权交易制度的作用在于实现水资源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明确界定产权间的价值交换关系来达到资源的最佳效益,而只有这种情况才是交易成本最低、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情况②。

可以说这一制度的建设依赖所有水权相关理论的明确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形成,可以说,水权交易市场的形成是水资源能否运用市场和政府的双向调节达到可持续利用的最终标准。

注释:

①徐丰果.论水权、水价与水市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2008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2008.10.16~19•南京)论文集:423.

②全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1999:252.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准物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3]崔建远.水权•物权法典的制定•民法理论的反思.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版.

[4]裴丽萍.可交易水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5]蔡守秋.论水权体系和水市场.中国法学.2001 年增刊.

水权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日本水权制度、水资源管理、河流

Abstract: Japan and China, fresh water resources are very scar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be, Japan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perfec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the water right system, good solv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water resources shortage and waste.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water resource in China of the time is not long, the contradi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should be a very prominent, the Japanese the system, has many advanced place, is worth reference, study the system of our country'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will help.

Keywords: Japan water right system,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rivers

中图分类号：TV2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在日本，淡水资源日益紧张，淡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要想获得河流的开发权，必须获得水权。

我国也是水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加强水资源的管理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由之措，日本水权的管理制度，对我国加强水资源管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了解这些知识，对我国水资源管理工作有积极的意义。

下面详细介绍日本的水权制度。

一、河川法中的水权

水权的含义

何谓水权，从广义上讲，它有（排他或垄断）使用淡水的权利。

在日本，地下水历来被认为是私用水，其水权属于土地所有权人支配。但是，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从河流管理的角度来看应视为公用水。

何为公用水？即国家有所有权的水。

公用水，分为一般用水和特殊用水两种。

一般用水，是指非特定人群非垄断和排他性地使用河水。

特殊用水，是指特定的人排他性和垄断性地用水。

在河流上修建水库等取水设施，提取灌溉用水、工业用水等等就是特殊用水。

人们是把公用河流的特别使用权称为水权。

（2）水权的分类

水权根据使用目的可分为多种类型。

1）、根据使用目的分类：

灌溉水权

自来水水权

工业水权

水力发电水权

养鱼用水水权

融雪用水水权

2）、根据稳定程度分类

稳定水权——汲取河水在10年一遇的干旱情况下可以稳定地取水。

3）、根据法源分类

许可水权——河流管理部门根据河川法批准的水权。

例行水权——根据河川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府县知事在此法实施3个月以内不下令受理许可事宜，便可视作获得许可。也就是已获得规定的特别使用权。这些规定都是关于灌溉水权的,今后会加以完善。

（3）水权的内容

1）、水权的内容

水权是占用河流河水的权利，分为批准水权、惯例水权。

批准水权——即经过批准的用水规则所定的水权。

惯例水权——即由社会公认所定的水权。

一般水权的内容包括如下事项。

①目的就是占用河流的河水。

根据用水规则，用水可分为水力发电、灌溉、自来水、工业用水、矿业用水、养殖用水、粪便处理用水等类型。

由于占用河流河水的目的包括在水权的内容之中，即便占用的数量相同，如果目地不同，也将成为另一种水权。在不同使用目的之间，水权不能相互转让。

②占用的场所

占用河水的目的和占有量是水权的重要内容。上游取水对下游水权人实际上已取得优先地位，对于弯曲的河流，即使取水口离河口距离相同，其左右岸取水的优势也是不同的。

占用河水的场所——是指取水口的位置和蓄水区域。但是，水力发电是利用水的势能，从取水口到排水口之间的水均是河流的河水（公水），而引水渠路径的变更是按占用场所的变更来对待的。

③占用的方法

占用的方法分为利用自流取水、壅堵取水、机泵取水、水库蓄水取水、渗流取水等。

④占有量

确定的每个取水口的最大取水量、或者一日最大取水量、全年最大取水量、最大用水量等均为水权的核心内容。

2）、对水权内容的制约

①由水权性质所产生的内在制约。

水权是直接支配河流河水的权利，而不是对河流管理人的债权，所以当发生异常枯水而无法取水时，不能向河流管理人索要其权利内容。

河流管理人为了包括水权人在内的公共利益而进行河流修建时，产生的河水污浊而影响取水，应该予以容忍。

②批准水权时附加条件的制约。

在批准水权时，河流管理人可以附加制约水权内容的条件。通常附加的条件有：

关于泄流任务、蓄水限制、流量条件、优先顺序等水权内容以内的条件。

关于排水的规定、开始取水的申请、测量取水量的义务等水权内容以外的条件。

这些条件是为了保证对河流进行适当管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规定，而且在运用时也不会对水权单位课以不当的义务。

3）、批准时间

水权的批准时间原则上对水力发电为30年，对其他用水为10年。

批准时间并不意味期限一到权利就立即失效，只要在期限之前提出申请即可。

4）、水权的批准

根据要占用河流河水人员的申请，由河流管理部门批准。

二、水权许可申请程序

（1）水利用形态

① 储存河水——在河道上修建工程，把河水原封不动的长期保存的行为。

② 调水——把从某地取来的水注入另外流域的行为。

③ 抽水——为了发电等进行汲水的行为。

④地下水——利用土壤中的水。对于河水处于渗流状态（河水补给地下水，即使在河流区域外（即如在黄河的滩区）取地下水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占用河水。

⑤其他形态

关于流入大海的河流入海口处的含有盐水的水利用问题，因为是占用河流河水的一种形式，需要取得批准。流经发电水渠的河水，由于发电本身不消费水，所以被认为是公用水。

（2）、申请单位

水权的申请单位是指 “希望占用河水的用户”。对于这些申请单位，从业务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实际用水单位

河水占用设施所有者

河水占用设施管理者

关于1），对河水的储存和调取等不采取占用行为，这些单位不能算作水权的主体。

关于2），对其他人管理的设施设定利用权，占用河水者不能拥有水权。因此，一般说来，是作为业务问题处理。

水权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水权制度 水权分配 水权转让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1水权研究概述

水权以使用收益为目的，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以及由所有权派生的用益物权。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水资源已经变成了一种稀缺性资源，人类对水资源的要求逐年增长，因此将产权概念引入水资源领域至关重要。水资源产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处置权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此，水资源产权制度应运而生。

2水权研究的主要内容

水权制度建设基本内容分为确权和实施两大部分，水权确权制度建设包括水权初始行政配置和水权的二次市场配置。水权行政配置分为江河水量分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和取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市场配置可分为转让方式、转让价格和第三方利益补偿三方面内容。水权实施制度建设包括计划用水管理制度和水资源调度管理制度，是用户行使其用水权的制度保障。

针对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实践，本文就确权中两大环节的关键技术水权分配技术和水权转让研宄两方面展开研究。

2.1水权分配研究

目前我国初始水权分配的主要原则是由政府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实施总量控制。一些专家分别在水权分配模型、水权制度建设思路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水权分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多目标最优化法、博弈论法及方案比选法。葛敏等通过选择各类约束条件以及相应的目标函数建立水权初始分配规划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水权第二层次初始分配中。郑剑锋等根据博弈论的原理建立各时期河流水资源的分配，从而揭示河流水资源分配冲突的性质、特征、后果，并提出了协调解决办法，为我国流域水资源分配和水管理机制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2.2水权转让研究

我国在着手开展水权制度建设的同时也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水权转让实践，旨在运用水权理论来规范和指导水资源管理及实践活动。水权转让是水权人通过买卖、赠予、租赁或其他合法的方式处理水权，是在水资源总量一定而用水主体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重新分配水资源。水权转让依赖于有形或无形的水市场。近年来水权转让的研宄也引起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黄建水等从法律层面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水权转让制度的措施，强化了国家作为水资源所有者的地位、清晰界定了水资源的产权，健全水权转让的程序规则，为我国进一步实施水权转让提供了参考依据。唐曲等以农业水权向工业水权的转让为例，通过分析影响水权转让的因素，得出农业、工业等用水部门用水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推动水权转让的发生。

3水权建设中的不足及建议

3.1水权建设中的不足

总的来说，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水资源管理在理念、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不断探索，虽取得了不少经验，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1）法律制度建立不足；

（2）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已相对陈旧；

（3）市场调节作用尚未发挥。

3.2水权建设的建议

针对以上水权制度建设中的不足，为进一步改革我国水权管理以适应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现提出以下建议：

（1）改革初始水权分配制度。我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已相对陈旧，随着水权管理工作的开展以及政策的变化，在水权分配主体方面已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流域在水资源配置方面的控制指标不完整，水权主体不明确等，这些都影响了水权制度的可行性。因此，应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合理调整改进初始水权分配制度，以提高水权配置的适宜性和水权实现的可行性。

（2）健全水权转让定价机制。我国现行水权转让定价方式主要是在政府宏观指导的基础上双方协商定价。这种定价方式不仅会受到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各环节连接不畅的影响，并且容易造成遗漏工程费用。因此首先应从国家层面、部门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分工同步建设水权转让定价机制，明确各部门、各级政府水价的管理权限，协调各管理机制逐级向下分解使水价各环节之间连接紧密，规范市场秩序。其次积极开展水价监督、水价听证等工作，比较各类水权转让定价方法的优缺点，选取适宜地区特点的定价方式，促使水权转让顺利进行。

（3）加强市场调配的作用。一直以来，我国水权制度都是靠国家宏观调控，例如跨流域调水、实行“三条红线，四项制度”的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这些虽然在水资源调控以及保障供水方面有了一定成效，但市场竞争不足，水价相对偏低，造成了水资源浪费。市场调节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即由供求变化引起水价涨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应加强市场调节在水权管理制度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葛敏，吴凤平.水权第二层次初始分配模型[J].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5）.

水权制度范文第9篇

有关专家认为，尽管距离真正实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国家水权制度作为化解因短缺、污染、浪费等造成的“水危机”的良方，正在加速“破茧”而出。

两大文件基本完稿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甘泓证实，《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主要涉及全国主要江河省际初始水权的分配，目前正处于即将结束的阶段。曾参与《水量分配指导意见》起草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水资源配置室主任谢新民表示，《水量分配指导意见》已基本完成，只等《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颁布之后。

2005年1月11日，水利部下发通知，正式公布被称为“开展水权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水权制度建设框架》。按照该框架的构想，水权制度体系由水资源所有权制度、水资源使用权制度、水权流转制度三部分内容组成：国家拥有水资源的所有权，而水资源的所有权则被分配到用水户，用水户可以用分配到的初始水权进行转让和交易。《框架》还提出，要编制全国水资源开发利用近期和中长期规划，建立编制水资源配置方案和河流水量分配方案的管理制度。

由此看来，作为里程碑式的文件，酝酿中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和《水量分配指导意见》正在向上述目标迈出关键的一步。

谢新民说，《综合规划》主要解决的是流域水权分配到地方的问题，而《指导意见》则通过建立分配原则和程序将初始水权进行固化。具体而言，通过流域和行政两个切分方向，《综合规划》将流域的水量计算和配置单元划分到行政地市套三级、四级或五级区；《指导意见》则进一步细化，并确定分配方式和初始水权分配的法律依据。

面临重重障碍

尽管国家水权制度前景诱人，但在现实中，它还面临利益纠葛、运行设施、制度约束等种种障碍，距离真正的实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甘泓说，《综合规划》迟迟没有出台，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各相关方争论不休，“如果各相关方的意见都满足的话，水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甘泓还认为，我国水权制度还面临管道、监测手段等运行设施先天不足的问题。比如农田灌溉多没有采用水管或水渠，因而不仅渗透、蒸发耗损严重，而且很难计量实际用水量。此外，流域中水的流入量、流出量等都缺乏有效的监测手段和设施。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水权制度在中国的推进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水权制度的市场化与中央政府大规模调水工程的计划式的冲突，以及水权制度建设与现行法律体制的矛盾。

意义堪比“”

虽然障碍重重，但专家们对国家水权制度的价值做出了充分肯定。“如果国家水权制度建设好了，它的意义跟差不多。”谢新民说，水权制度的本质在于把作为公共资源的水分配给了个人，打破了“大锅饭”，避免了“公地悲剧”，促使社会走出一条节水、治污、保护的发展道路。

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2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为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

但与此同时，如此珍稀的淡水资源被浪费、污染等现象却屡见不鲜。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高层课题组曾指出，中国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水浪费、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人为因素造成的。

实际上，水资源浪费有其体制性的原因，即水资源公有带来的“公地悲剧”。例如，占用水总量67.3%的农业部门无需交纳水资源费，仍然主要采用大水漫灌的耕作方式，水利用系数一般只有0.45，远低于发达国家0.8的水平。而水权制度建立后，农户就可以像甘肃张掖的农民一样，将节约出来的水权卖出去。

此外，工业部门不必要的水资源耗费也时常上演。谢新民说，以前水是国家的，各地都拼命发展耗水的工业，等规模做起来再去找水，但水权制度建立后，则要求“以水定发展，以水定需求”。

在污染治理方面，谢新民认为，在上下游明确初始水权以后，通过监测水流断面的水质，下游可以请求水行政主管部门制约上游可能的污水排放行为，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上游为已发生的污水排放行为做出补偿。

水权制度范文第10篇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

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金铎王树恩: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J].天津大学学报，2006，(7)

[2]江西省水利厅赴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水利经济，2008，(3)

[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

[4]张伟天:加拿大流域水资源管理与水权制度[J].中国给水排水，2006，(6)

[5]张平:水权制度与水资源优化配置[J].人民黄河，2005，(4)

[摘要]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就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而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关键是使自然资源和生产活动达到平衡状态。水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通过水权制度的建立对水资源进行多方面的管理能够使水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大大缓解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基础，进而有力的促进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