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法履职报告范文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述法内容分为共性内容和重点内容，区别不同岗位职责和对象，突出重点，分类要求。重点内容包括：立足于工作岗位职责要求和依法履职的实际，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是在服务发展、科学监管、消费维权、严格执法等方面，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共性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学本文来源：文秘站 法、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遵章守纪等方面的情况。为确保领导干部述法考评试点工作顺利扎实推进，市工商局采取五项措施：

1、提高认识，增强工作主动性。在传达市述法工作试点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专题召开一次党组会，贯彻推进会的精神和要求，研究本局年度述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内容形式，力戒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务实的态度，按照规定要求认真完成好述法工作，并力求创新。

2、立足职能，提升内容周密性。在市里规定的六项述法内容的基础上，对行政决策、依法行政工作、学法情况等内容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突出科学监管、服务发展、维权执法等内容，努力使本部门的述法工作更具有工商职能特点，更符合时展的要求。并明确述法与述职述廉内容一并进行，要求述法工作必须客观、全面，纳入测评内容，接受机关干部和群众的评议，测评结果反馈本人。

3、主动延伸，扩大工作效应性。把述法活动向县（市、区）工商局以及基层工商所（分局）延伸，年终在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中增加述法的内容，纳入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依法行政的考核内容，有条件的单位，还要扩大到主要执法办案部门的中层领导干部，要求在述职报告中重点就依法行政问题进行报告，供主管领导进行评价。基层工商所（分局）在组织“双述双评”的基础上，还要由基层工商所（分局）长对本单位一年来依法行政情况进行述法报告，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企业、消费者评议监督。

4、运用结果，提高工作导向性。把本局领导干部述法工作与本局的工作绩效和考核评定等次挂钩，把县（市、区）工商局领导干部、一般干部述法工作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与干部绩效奖惩挂钩，述法情况记入个人档案。同时，认真落实行政复议撤销、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追究制和行政首长问责制，对述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责任追究和问责。

5、加强领导，增强工作联动性。把述法工作与述职述廉工作结合起来抓，做到同促进、同提升、同完善，落实组织机构具体抓，人教处、监察室、法制处协同组织落实，法制处具体负责向扬州市政法委、法制办等上级领导部门进行汇报，了解工作要求，消化上级精神，落实工作措施，查找工作不足，努力把述法试点工作抓好、抓出成效。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同志们：

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法治建设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xx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更上新的台阶，xx市工商局按照四部委文件精神及局党组研究决定，确定xx市工商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基层工商所（分局）长为述法考评对象。

述法内容分为共性内容和重点内容，区别不同岗位职责和对象，突出重点，分类要求。重点内容包括：立足于工作岗位职责要求和依法履职的实际，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是在服务发展、科学监管、消费维权、严格执法等方面，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共性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学本文来源：文秘范文法、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遵章守纪等方面的情况。为确保领导干部述法考评试点工作顺利扎实推进，市工商局采取五项措施：

1、提高认识，增强工作主动性。在传达市述法工作试点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专题召开一次党组会，贯彻推进会的精神和要求，研究本局年度述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内容形式，力戒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务实的态度，按照规定要求认真完成好述法工作，并力求创新。

2、立足职能，提升内容周密性。在市里规定的六项述法内容的基础上，对行政决策、依法行政工作、学法情况等内容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突出科学监管、服务发展、维权执法等内容，努力使本部门的述法工作更具有工商职能特点，更符合时展的要求。并明确述法与述职述廉内容一并进行，要求述法工作必须客观、全面，纳入测评内容，接受机关干部和群众的评议，测评结果反馈本人。

3、主动延伸，扩大工作效应性。把述法活动向县（市、区）工商局以及基层工商所（分局）延伸，年终在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中增加述法的内容，纳入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依法行政的考核内容，有条件的单位，还要扩大到主要执法办案部门的中层领导干部，要求在述职报告中重点就依法行政问题进行报告，供主管领导进行评价。基层工商所（分局）在组织“双述双评”的基础上，还要由基层工商所（分局）长对本单位一年来依法行政情况进行述法报告，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企业、消费者评议监督。

4、运用结果，提高工作导向性。把本局领导干部述法工作与本局的工作绩效和考核评定等次挂钩，把县（市、区）工商局领导干部、一般干部述法工作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与干部绩效奖惩挂钩，述法情况记入个人档案。同时，认真落实行政复议撤销、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追究制和行政首长问责制，对述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责任追究和问责。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为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将法治建设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办事的能力，促进××市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更上新的台阶，××市工商局按照四部委文件精神及局党组研究决定，确定××市工商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包括非领导职务)、各县(市、区)工商局基层工商所(分局)长为述法考评对象。

述法内容分为共性内容和重点内容，区别不同岗位职责和对象，突出重点，分类要求。重点内容包括：立足于工作岗位职责要求和依法履职的实际，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是在服务发展、科学监管、消费维权、严格执法等方面，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共性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及学本文来源：文秘范文法、依法决策、依法办事、遵章守纪等方面的情况。为确保领导干部述法考评试点工作顺利扎实推进，市工商局采取五项措施：

1、提高认识，增强工作主动性。在传达市述法工作试点文件精神的基础上，专题召开一次党组会，贯彻推进会的精神和要求，研究本局年度述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安排、内容形式，力戒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务实的态度，按照规定要求认真完成好述法工作，并力求创新。

2、立足职能，提升内容周密性。在市里规定的六项述法内容的基础上，对行政决策、依法行政工作、学法情况等内容进一步细化，进一步突出科学监管、服务发展、维权执法等内容，努力使本部门的述法工作更具有工商职能特点，更符合时展的要求。并明确述法与述职述廉内容一并进行，要求述法工作必须客观、全面，纳入测评内容，接受机关干部和群众的评议，测评结果反馈本人。

3、主动延伸，扩大工作效应性。把述法活动向县(市、区)工商局以及基层工商所(分局)延伸，年终在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中增加述法的内容，纳入县(市、区)工商局领导班子年度考核和依法行政的考核内容，有条件的单位，还要扩大到主要执法办案部门的中层领导干部，要求在述职报告中重点就依法行政问题进行报告，供主管领导进行评价。基层工商所(分局)在组织“双述双评”的基础上，还要由基层工商所(分局)长对本单位一年来依法行政情况进行述法报告，公开接受社会各界和企业、消费者评议监督。

4、运用结果，提高工作导向性。把本局领导干部述法工作与本局的工作绩效和考核评定等次挂钩，把县(市、区)工商局领导干部、一般干部述法工作与干部提拔使用挂钩，与干部绩效奖惩挂钩，述法情况记入个人档案。同时，认真落实行政复议撤销、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追究制和行政首长问责制，对述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严格按照制度进行责任追究和问责。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大代表履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1]。但部分代表在当选后履职存在不作为和不当作为等现象[2]，影响了代表作用的发挥，这就对约束代表履职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所谓约束，即“控制，管束”之意[3]。笔者认为，约束代表履职，就是控制、管束和防范代表不作为和不当作为。在中国政治和法律本土资源中，存在着监督约束、自我约束、政治约束和立法约束等四种约束代表履职的手段，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运作机制。

一、监督约束在法理上，人大代表具有权能的事实，产生了对代表的两种监督权：一是选举人监督权，二是人民监督权。

（一）选举人的监督约束1.选举人监督权的法律设定现行代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第四十七条规定：“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出席罢免该代表的会议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根据上述法律，选举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对被选举人（人大代表）实施监督可以产生两种约束形态，分别是目的性约束和效果性约束。

2.目的性约束是指选举人进行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使代表了解选举人的意愿或利益所在，促使代表有目的地作为或不作为。基于选举人目的性约束的行使，代表应该积极行使以下事项：一是经常性地联系原选举单位或者选民，听取其要求和意见；二是接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委托，提出相关的代表议案、建议；三是在人代会期间充分反映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意见；四是在表决有关事项时，按照最符合原选举单位或选民利益的方式，赞同或否决有关事项。

3.效果性约束是指选举人有权了解代表的履职过程，对其效果作出评价，决定是否作出相关法律惩戒行为，从而对代表下一阶段的履职产生约束性影响。实践中，效果性约束可以使代表作出以下行为：一是代表向选举人述职；二是接受选举人的询问；三是代表受到选举人履职评价的约束性影响，调整履职行为以达到选举人的要求。

（二）人民的监督约束1.客观存在的人民监督权我国现行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可见，宪法赋予人民对执行国家职权的人员享有监督权。但这是一种抽象的权利，“在一个抽象的宪法权利里，可以引申出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权利，宪法权利是这一系列具体法律权利的抽象概括。这些由宪法权利派生出来的法律权利一般都规定在具体的部门法里，它们是具体的，可直接操作的”。[4]现行代表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尽管代表法没有明确赋予人民对代表的监督权，但从上述法条来看，代表拥有对人民的利益进行代言和的实际权能。结合宪法监督权的抽象规定，不难推导出人民对代表履职情况拥有具体的监督权，可称为人民监督权。

2.人民监督约束的两种形态人民对代表的监督也可产生目的性约束和效果性约束两种约束形态。目的性约束与上文的同类约束内容基本一致，但在代表联系监督主体、了解其意愿方面不同，还有代表参与接访人民群众的形式也不同。

人民监督的效果性约束与上文的同类约束的行使方式不同。“从我国人民监督存在的问题来看，除了人民监督的渠道还不够畅通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人民监督缺乏必要的约束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提高人民监督的权威性。”[5]有鉴于此，选举人监督约束和人民监督约束都可以与公共媒体监督相结合，提升监督约束的及时性、便利性和权威性[6]。近年来，公共媒体对代表“雷人”言论、违法违纪行为的披露报道非常多，形成了有力的新闻监督[7]。选举人和人民群众都可以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参与对代表履职进行公共评价，形成强大的公众舆论和道德谴责，引发有权主体对代表不作为或不当作为进行处置。

（三）选举人监督约束和人民监督约束存在内部冲突1.代表的角色冲突引发监督约束的冲突一方面，选举的事实决定了代表需要代言选举人的利益（选区利益、局部利益），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政治伦理又决定了代表需要代言人民群众的利益（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代表将面对选区利益和整体利益产生冲突时如何行为的困境[8]。同样，代表在接受两种监督主体的监督时，面对有可能相互冲突的约束意志，也存在行为选择的困难。

2.有局限性的解决方法传统中国政治资源为解决上述冲突和困境提供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整体主义方法，强调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与统一性[9]。在操作上，将选举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强行纳入“人民利益”的抽象范畴，强力忽略其差异性。但这种方法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已显得过于粗陋和不符合实际。第二种方法是利用“整体的代表”概念对“局部的代表”概念的道德优越性。前者要求代表整体利益，后者要求代表代言选区利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价值导向，可以使与选举人利益关联性不强的代表（由现行选举制度造成的），更加亲近和认同“整体的代表”，而否定“局部的代表”的价值。

然而，第二种方法存在很大的问题。原因是“整体的代表”作为个体的、兼职的代表很难收集整体的全面信息，其“有限理性”也使之难以识别何为整体利益。现实中，“整体的代表”只能求助于精英型的政治领导集团，由其判断和识别整体利益。这也就使人大功能缩小至简单的认同和合法化这些整体利益。“整体的代表”被有些学者认定为是“工具代议士”，认为其具有统治阶级代言人、社会决定论的机械思维以及抹杀个性自由等特征[10]。

3.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实际上“局部的代表”有其非常重要的功能。“代议制度的实质就在于由各种局部利益的代言人（代议士）通过表达、妥协而形成共同一致的根本利益。”[11]可见，“局部的代表”充分反映地方、局部利益，能够帮助精英型政治集团进一步检验所预判的整体利益，识别和整合出真正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纠正用“整体的代表”替代“局部的代表”的倾向，重新审视两者间互不可替代的功能，科学地界定两者之间发挥作用的场合和范围。

二、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指代表或代表集体基于自律或意思自治，对自身职权的行使进行自我管束，包括代表个人的自我约束、代表集体的自我约束、代表集体对个体的约束等三种形态。

（一）代表个人的自我约束代表个人的自我约束，是代表内在履职素养的外溢表现之一。代表应具有的履职素养包括：知政、参政、议政、督政的意识和能力[12]。具备上述素质的代表，就能够实施自我约束。在代表约束自身以实现“有所为”方面，一般应做到：一是加强学习，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属于知政）；参加闭会期间的各种代表活动，了解和反映选举人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属于知政和参政）；向人民群众宣传和解释国家的法律政策（属于参政）；充分行使审议、提案、表决等代表权利（属于议政和督政）。在代表约束自身以实现“有所不为”方面，一般应做到：遵循集体行使权力的原则，不直接处理问题；履职回避，避免使自己和关系人获利。

（二）代表集体的自我约束代表集体的自我约束，本质是代表个人自我管束意志经群体性叠加、整合后的统一表达和实施。根据动静态区分，可以将代表集体的自我约束划分为宣示性自我约束和实施性自我约束两种形态。

1.宣示性自我约束是指代表基于共同意愿，集体制定某种约束自身行为的规范制度。这些内部的规范制度属于代表集体的“自设之法”、“自治之法”，具有内生性、自愿性、灵活性等特点，有些规则还很难由法律统一规定，因而能够与法律规定形成互补，更有效地对代表履职进行系统约束[13]

2.实施性自我约束是指代表集体在履职中约束自身履职行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具体实施所宣示的约束制度，使约束效果真正得以体现；二是以集体活动的形式实现对代表的约束。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代表集体活动，是中国代表制度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承担这一职能的，是被精心设计的代表小组制度。实践中，代表小组由代表小组长和普通代表组成。代表小组长多为党委、人大和政府机构的主要领导，他们的领导职务具有强大的权威辐射作用，可以将代表小组内部的平权格局转变为以小组长为核心的权威格局。代表小组长利用其权威，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对集体活动进行主导和控制。如确定活动的主题，以控制代表履职的方向；确定和主导活动的进程、步骤，以控制代表履职的程度和力度等。

（三）代表集体对代表个体的约束“集体理性在合理程序设计下优于个体理性”[14]。运用上述理念，实践中形成了代表集体对代表个体的约束机制。如代表小组集体讨论代表个人拟向人代会提交的议案建议，代表根据集体意见的理性压力，自愿对相关议案建议的内容进行修改或完善。集体理性还可以抑制代表个体行使其他权利。如根据目前的制度，代表书面提出代表建议，承办单位需要办理并答复，如果代表对答复表示不满意，承办单位则必须重新办理。为约束代表慎重行使上述否定权，实践的做法是：代表小组对代表拟行使否定权的建议答复进行合议，提出合议意见，供代表自愿采纳。合议意见可以对代表产生有效的约束性影响[15]。

三、政治约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适时地对处于变动和发展中的代表履职行为和方式进行调控和约束，这种政治约束可分为部分约束和全部约束两种形态。

（一）部分约束部分约束是指中国共产党利用组织纪律对党员代表的履职进行约束。“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人大代表中的党员，无可厚非应该接受党组织约束，宣传党的主张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保证党的主张的实现。”[16]现实中，党对党员代表的约束典型地体现于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期间。如在每次全国人代会召开前，中央都会召开与会党员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提出开好会议的精神和要求。随后，各代表团成立大会期间的临时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传达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强化党员代表的组织纪律性。党员代表将审慎行使权利，以确保履职符合党的要求。

（二）普遍约束普遍约束是指中国共产党出台具体政策直接对全体代表的履职进行指导和规范。党对代表履职的政策约束，不同于法律约束。法律一般是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的，但党“大量的具体政策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否则便不能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17]这也是制定约束政策的现实依据之一。2005年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中央9号文件）就是典型的约束性政策文件[18]。该文件明确了代表活动以集体活动为主、代表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在政策导向上提倡代表不应过多开展个体活动。

（三）政治约束的法制资源中国共产党同样拥有一定的法律资源对代表履职行为产生约束性影响。一是代表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约束代表履职的规定，与中党员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要求配合，使党能够将这些法律规定转化为对党员的组织纪律要求。二是选举法赋予了党对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科学合理地行使提名权，既可以保证适合的人成为人大代表，自觉地实施自我约束，也能够将党组织经慎重托付而带来的政治责任感施加于代表，促使代表实施自我约束。当前，代表候选人提名制度正得到进一步完善。如2004年福建省委的一份文件规定：“党对其提名的候选人的履职行为情况要进行了解。”党委对代表履职进行过程监测，将有利于提升代表候选人提名工作的质量。

四、立法约束立法约束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立法的方式对代表履职进行规范和约束。

（一）当前立法对代表的约束现行宪法、地方组织法、代表法等都对代表履职行为进行了规范，但代表法对代表履职的约束性规范最全面和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设定代表义务。代表法第四条对代表遵守和实施法律、出席人代会、参加闭会期间活动、加强学习和调研、联系选举人和人民群众、具备社会公德等提出原则性要求。第五条第三款对安排好本职工作和代表履职提出约束性要求。第四十六条对代表对履职不得牟利作出规定。二是设定履职过程的具体约束。代表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三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四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分别对代表的会前准备、按时参会、审议、提出议案建议、提出质询案和罢免案、闭会活动等提出了具体的约束性要求。三是设定选举人监督权。代表法由第六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对选举人的监督约束作出规定。四是设定代表资格的约束性规则。代表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条对暂停代表职务和终止代表资格作出规定。

（二）立法约束存在的问题1.某些约束立法本身存在合法性缺陷通过立法权的行使，对代表个体的履职进行约束，实质是对民主政治权利微观运作的调控必须慎重，并注重规定内容的实质合法性。如浙江省代表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安排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汇报执行职务的情况，征询意见。”该条款授予了人大常委会启动同级人大代表接受原选举单位监督的权力，但它在实践中将引起启动监督的权力易位，变相地剥夺原选区和选举单位的监督启动权，是不合法的。

2.非法约束现实中，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经常会制定一些代表工作制度，涉及新增、加重代表义务的内容是缺乏合法性的。如各地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制定代表履职登记制度，要求代表必须填写履职情况，有些地方还将其作为对代表履职进行考核的依据。虽然这些做法能够对代表履职行为产生约束效果，但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是无权制定该约束制度的。如何纠正呢？可以运用自我约束的方法。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引导、协助代表小组定订本组代表的履职登记制度，启动代表集体对个体的约束机制，通过代表向代表小组报告履职情况，代表小组对代表履职进行评议来达到约束效果。

五、四种约束手段的合理运用在现实政治和法律框架下存在的四种约束手段在功能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利用好这些本土资源，可以避免另起炉灶进行空想性的制度设计，实现对代表不作为和不当作为的系统约束。

（一）综合运用四种约束手段的优点1.实现约束来源的广泛性监督约束的主体是选举人及除此之外的人民，权利来源于代表获得实际职能后的公平性权利生成，属于一种社会权利[19]。自我约束的主体是代表和代表集体，权利来源于个人或集体的意思自治，属于一种自治权利。政治约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权力来源于由人民选择、历史形成并不断加强先进性建设的被高度认同的政治权力，属于一种政党权力。立法约束的约束主体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来源是立法权，属于一种国家权力。四种约束手段通过广泛的主体和权力（利）实现对代表的约束。

2.实现约束方式的互补性从约束的形态讲，既有外部的约束，如监督约束、普遍约束和立法约束；也有内部的约束，如自我约束和部分约束。从约束的对象讲，既有对特定代表的约束，如选举人监督约束、自我约束、部分约束；也有对不特定代表的约束，如人民监督约束、立法约束、普遍约束等。从约束的程度上讲，既有刚性的约束，如监督约束可以引起罢免追究，政治约束可以引起政治责任追究，立法约束可以引起法律责任追究；也有柔性的约束，如自我约束依赖个人自觉和自愿。

3.实现约束内容的互补性立法约束的内容往往比较原则，而自我约束内容比较具体和灵活，两者可以形成互补。立法约束的内容较之现实的发展容易滞后，而政治约束比较及时和灵活，可以为立法滞后提供强大的制度补充，并在条件成熟时转化为立法约束。

（二）四种约束手段的合理化和系统性运用1.立法应及时回应和确认其余三种约束方式一是立法应全面回应实有的监督约束手段。目前，代表法仅仅对选举人监督权作出了规定，但没有明确规定人民监督权，应及时将宪法规定的抽象监督权具体化。二是立法应及时回应政治约束中的普遍约束，将党的意志转变成国家意志。如上文提到的中央9号文件下发5年后，代表法才启动修改程序，间隔时间显然过长，立法节奏把握不合理。三是立法应及时回应自我约束。应在制度上鼓励代表小组建立内部的“自治规章”，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治”。对于“自治规章”中某些成熟的创造性制度，如上文所提及的代表集体商议制度、代表合议制度等，及时进行立法确认，使自我约束所取得的经验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运用。

2.实施外部约束要特别注重手段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一是在立法约束中，要增强立法约束的配套性规定，使立法约束的内容更容易操作。如代表法应设定行使监督权的具体程序，特别是如何进行罢免，对代表不接受监督的情况要提供可行的救济措施。二是监督权约束要确保条件的成熟。新闻媒体的揭露报道是实施监督约束的重要条件，但“人们对我国新闻监督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新闻监督真实性的不足上”。[20]因此，要加强对新闻媒体报道真实性的监管。三是在政治约束中，要慎重运用普遍约束的手段，只有在问题具有普遍性，急需应对和解决；具有复杂性，需要时间观测和检验约束效果的情况下方可使用。

3.推动外部约束的内部化注重将外部约束内部化，可以降低约束成本。一是要形成有利于内部化的主体条件。优化选举制度，完善代表结构，合理实施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制度，将酝酿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程序化、透明化，保证愿意和有能力知政、参政、议政和督政的人成为代表[21]。同时建立代表的退出机制。目前法律设定的代表退出机制成本过高，举行罢免难度较大，可以通过政治约束手段予以补充。如2010年《中共沈阳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对代表在任期内不积极履行职责，或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认定已不具备代表资格的代表，劝其辞去或依法罢免其代表职务。”二是要营造有利于代表履职的舆论氛围，加强代表培训，增强代表实施自我约束的意识。三是要发挥集体约束的作用，以自我约束的集体意识感染代表个体，推动代表个体自觉实施自我约束。

【注释】

[1]吴邦国委员长在近几年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均反复强调和重申了上述观点；参阅徐晓林、王亚平：《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总结与创新》，载《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曾庆辉：《如何加强对人大代表的监督》，载《楚天主人》2010年第9期，第29页；又见樊小周：《完善对人大代表权力的制约机制》，载《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缩印本），第1390页。

[4]马岭：《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区别何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1期。

[5]汪向东：《析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的相互关系》，载《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

[6]李志刚：《建立选民监督代表制度的思考》，载《人大研究》2004年第12期。

[7]笔者以“代表雷人”、“代表违法”等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共查询到相关结果约2670000条和7030000条。

[8]黄玉清：《冲突与选择——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第398、399、400页。

[9]潘云华著：《社会主义人民实现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4页。

[10][英]a.h.birch著：《代表》，朱坚章主译、王浩博译，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7月版，第60、72页；王世杰、钱端升著：《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29、230页。

[11]周叶中著：《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93页。

[12]参阅王广辉：《当前我国人大代表素质的几点思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6期。

[13]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一代表小组根据小组企业家代表多、代表小组活动参与率低的特点，召集所有代表共同讨论后规定，凡是不参加活动的代表每次必须缴纳1000元用于开展代表活动。规定制定后，该代表小组活动的参与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可见，这一根据实际情况且经代表集体同意而建立的自治性规则，既能避免合法性争议，又有实际效果。

[14][15]参阅拙文：《对“人大代表建议督办合议制”的思考》，载《人大研究》2008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

[16]卞愉清、顾全栋：《论人大代表的代表意识》，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6期。

[17]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382页。

[18]中央9号文件制定的社会背景是2003年前后各地出现了“自荐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工作室”、“代表在线”、“代表自费广告征集议案”等民主新事物；政治背景是，2004年总书记在《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进一步规范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活动方式，引导和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19]参阅黄俊辉：《论权利的社会性本质》，载《法制建设》2009年第3期，第188页。

[20]参阅陈小彪：《在事件与文本之间——新闻监督中“真实性”及其把握》，载《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难点;对策

一、“两管理、两综合”概述

2003年央行和银监分设之后，人民银行的职能有了新的定位，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分离监管职能后，人民银行又增加了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然而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近十年的履职经历来看，没有一定监管权限使得人民银行难以有效履行金融稳定职能，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各项政策执行、响应和反馈力度大大降低。为了解决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职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各地纷纷探索有效履职的途径，系统内逐渐形成了需加强金融管理职能来促进金融稳定工作的共识。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履职效果，人民银行分支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总行加强金融管理有关要求，从健全管理制度、理顺工作机制入手，逐步加强和改进了以“两管理、两综合”（开业管理、营业管理、综合检查、综合评价）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管理工作。

二、推进“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难点与不足

通过人民银行分支行近几年来的有序推进，“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在基础制度建设、规范化工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过程中也发现推进“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也存在一些难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法律依据充分但不全面

目前“两管理、两综合”的主要工作中，综合检查的法律依据比较充分，人民银行分支行对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各项检查并进行处罚都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而且从已经检查结束的情况看，被检查金融机构业也认可处罚的法律依据。但是“两管理、两综合”的其他几项工作的法律支撑并不充分，如开业管理最终需对新开业的金融机构出具同意办理的批复，然而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开业的管理并不属于行政审批的范畴，只是各个相关部门具有审核新开业金融机构业务申请的权限，如何规范整合人民银行对外履职部门诸多分散的业务审核权限，并在宏观层面得以体现是目前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主要困境之一;由于人民银行开展“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主要依据是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所以法律依据也略显薄弱，面对具体工作中隐藏的法律风险，如何在法律层面体现对人民银行分支行机构的支撑是“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进一步完善的主要解决途径。

2、制度设计逐步完善但不统一

目前，在认识方面，人民银行开展“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得到了上下的广泛认可。在各地探索过程中，“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氛围日渐浓厚，但统一的思路和模式尚未形成，“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具体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对工作内容、范围的认识不尽一致，不同地方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如“两管理、两综合”中的营业管理所包含的范围与内容以及具体开展的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明确。在机制方面，据不完全了解，目前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在分行及省会中支主要归属办公室和金融稳定部门，地市中支层面主要归属办公室和金融稳定部门，有的分支行设立了若干领导小组，实行分散管理，“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缺乏统一性。

3、内部程序规范但效率不高

人民银行分支行开展“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以来，对各项金融管理具体工作制定了操作规程，对开业管理、综合评价、综合检查和重大事项报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流程。并结合实际工作，对金融管理各项工作提出了新的规范化要求，应该说各项工作的内部程序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和规范。但是从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两管理、两综合”部分工作时间期限持续较长，工作效率需要进一步提升，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开展时间不长，各项工作还处于摸索探索阶段造成。总之，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要进一步规范“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程序，另一方面也要熟悉“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规范流程，熟悉各项“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相关业务。

4、外部响应有力但程度有限

从开展“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之后与金融机构的沟通了解来看，金融机构在了解熟悉人民银行的“两管理、两综合”各项工作后，都能积极配合，在制度安排、人员配置和资料报送等方面上都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来执行各项政策和规定。如开业管理方面，新开业金融机构熟悉人民银行分支行关于开业管理的文件精神后，都能够按照文件要求提交需要审核的材料，并积极与相关业务部门联络沟通，配合各业务部门的审核工作规范各项材料;在综合评价方面，各被评价机构也能够按照人民银行要求按时提交相关材料，配合完成人民银行的综合评价工作。但是工作过程中也发现，各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熟悉程度不高，有些金融机构在综合检查的过程中才初次了解人民银行的开业管理与重大事项报告工作，有些新开业金融机构由于对人民银行开业管理文件理解不透彻，报送的材料不规范，需要进一步详细指导完善各项申请文件和材料，影响了“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效率。

三、推动“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策略探析

1、修订完善相关法规，强化整合“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职责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履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职责的主要依据来源于人民银行总行制定的相关法规，法律依据稍显不足。另外还有金融管理权限比较独特的地方，如“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检查”，给人民银行对外履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上述法规规定的不足给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带来潜在的隐患，也使得规范“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缺乏法律上的直接指引。因此，目前规范“两管理、两综合”工作，需要从法规层面修订完善，对法规中已有的金融管理职能加以强化，对目前分支行开展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诸项内容在法规层面予以确定。

2、调整完善金融管理机构，统一“两管理、两综合”工作负责部门

目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机构设置不统一。针对这一现象，建议考虑设立专门对口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部门，统一领导考核分支机构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一方面能够统一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认识，加快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机构建设;另一方面为规范各地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机构设置提供了顶层设计的依据。同时，在全面深入推进“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形势下，在人民银行内部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很有必要。建议允许有条件的分支行现行先试，在现行编制内，对有关内设机构进行适当整合，调整出内设机构编制设立“两管理、两综合”办公室，以加强对系统内“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提高“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组织和制度执行效率，更好地推动“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开展。

3、推动“两管理、两综合”相关工作培训，增强部门配合，提高工作效率

为了充分发挥“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提升工作效率的作用，建议加强对人才的培训和使用机制建设。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培训和远程培训的方式，扩大“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培训的覆盖面。通过组织“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专题培训班的形式，加强对“两管理、两综合”工作高级人才的培训。应建立优化“两管理、两综合”工作人才使用的工作方案，创新人才动态管理机制，通过正向激励机制等方式，真正促进才尽其用，提高管理能力，尤其是提高对金融机构检查的实战能力。推动建立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干部交流锻炼的常态机制，使分支行干部能够在金融机构更高的管理层面上进行锻炼，提升分支行干部的金融业务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人民银行金融管理人才队伍的全面发展。

4、加大“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宣传力度，提高影响力

为了规范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配合行为，有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培训和宣传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内容，告知其如何规范机构、制度、文件等工作，从而提升金融机构对制度理解、掌握和执行的自觉性，做到事前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同时，应注重对金融机构的沟通与反馈，及时了解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政策措施的反映，听取金融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和方法，规范管理行为，增加金融机构对人民银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的认同感。此外，应充分运用通报、表彰等方法，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配合意识，尽快发挥管理效应，从而提升金融机构合规经营、贯彻执行人民银行法规政策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李妍：宏观审慎监管与金融稳定[J].金融研究，2009（8）.

[2] 陈h、陈阳：关于人民银行分支行金融管理规范化的实践与探析――以湖北省为例[J].武汉金融，2014（8）.

[3] 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4] 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案例编写组：中国人民银行执法与诉讼案件评析[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一、当前人大代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说，在各社会阶层组成的这支代表队伍中，绝大多数代表能够知法守法。他们正确行使权利，积极履行义务，模范遵守法律，积极参政议政。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一些动机不纯或素质不高的人通过各种关系，混入了代表队伍。从目前披露的一些涉及各级人大代表的负面新闻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赖账代表”。有些代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依仗人大代表身份恶意欠贷，拒不还款，银行或客户因其人大代表身份而“告状无门”，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人大代表缺乏诚信的消极影响。2009年1月到5月末，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大常委会对6名人大代表终止了人大代表资格。该人大常委会认为，经屡次教育和告诫，上述代表既未还款，也未与贷款行达成还款协议，存在违法或错误行为，达不到人大代表关于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不能起到代表先进性作用，在社会上给人大代表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

二是“贪官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队伍中，各级官员代表占有较大比例。一些官员代表不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地位和荣誉，因贪污、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身陷囹圄。如近年来落马的原上海市委书记、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2012年2月29日刚刚披露的因涉嫌犯罪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官员又有6名。这些官员代表的犯罪，对社会价值观冲击极大，对人民群众心理层面的影响更甚，使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先进性、纯洁性产生信任危机。

三是“富豪代表”。一些富豪们热衷于成为各级人大代表，因为介入权力部门和立法机构既可以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为经商积累政治名誉和信用资源。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在法律上享有非经人大主席团许可（人大闭会时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的特权，这种人身特别保护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护其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但一些富豪代表在取得人大代表资格后，却干起了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勾当。如衡阳“11·3”特大火灾坍塌事故重大嫌疑人、湖南省人大代表、永兴集团董事长李XX，以非法手段攫取的豆腐渣工程使20名年轻的消防官兵死于非命。富豪代表的犯罪，让富豪的“原罪”问题再度为公众所注目。

四是“哑巴代表”。有的代表沿袭了多年的错误认识，把当代表作为上级给予的荣誉，只有光荣感，没有责任感，误把主人当客人。或因为文化素质不高，怕说错了让人笑话；或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不懂如何建言献策；或怕得罪人，不敢说话，不敢说实话、真话；或干脆抱着明哲保身、少说为佳、沉默是金的旁观态度等等。有的代表甚至把把人大会当成了“联谊会”。总之，当了一届甚至几届代表，无论大会小会，一律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更遑论提出议案、建议、批评了。

五是“错位代表”。人大代表必须遵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可有些人大代表将这个起码的政治生活常识抛诸脑后，缺少“为民代言”的意识，转过身来对百姓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广东省某市的一名人大代表竟然称选民是“孩子”，是“刁民”。这种做法显然是本末倒置，缺少对选民权利的真正敬畏。还有的代表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正确认知，如把审议工作报告说成是“聆听”、“学习”、“拜读”，把领导走访代表征求意见说成是“检查（视察）工作”。有的明知“一府两院”的工作存在问题，仍然满口“拜年”之类的奉承之词。这样的人大代表显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颠倒了自己与被监督对象的关系。

六是“黑社会代表”。有一些代表只要人大代表身份这块“金字招牌”，在处理矛盾纠纷时，不是按法据理，而是使用暴力，非但不能代表民意、关心民众，反而会依仗特殊身份的保护伞逐渐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黑社会集团，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近年被查办的黑社会分子人大代表就有多位如沈阳的刘X，鞍山的袁XX，长春的桑XX，阳江的林XX，湛江的彭XX，山西的胡XX，辽阳的曹X等，其中黑社会分子曹X居然集四级人大代表于一身！人们担心，人大代表身份成为犯罪分子保护伞的情况已经日趋严重。由这些人担任代表亵渎了民意，颠覆了政治伦理。

二、人大代表队伍出现问题的原因

毋庸讳言，任何一支队伍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洁，总会出现害群之马。在人大代表这支队伍中，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人大代表自身素质不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下称《选举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大代表来源的广泛性，固然可以更加全面地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更加真实地反映民生民意，但在代表所享有的权利中，如审议各项议案、报告、提出议案、质询等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具备一定的基本素质，可能会带来因素质的参差不齐、觉悟不高而无力履职、怠于履职等情况的发生。同时个别代表因私欲膨胀而滥用权力、混淆执行职务活动与个人职业活动的区别，因私废公，从而玷污人大代表的形象。

二是代表候选人信息不够透明。虽然《选举法》规定了选民、社会团体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但实际中往往不被足够地重视。客观上，候选人信息的不公开或不完全公开，使公众疏于了解。而公众对于候选人有种种意见需要向选民和人大提出，也缺乏相对简便和有效的渠道。即便意见向上传递了，也缺乏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同时由于选举工作宣传力度不够，一些公众不愿去积极主动地了解候选人的信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忽视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人大常委会对推荐出来的代表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往往着重于审查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规定的比例，而不是审查候选人是否有能力真正担负起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

三是选民和选举单位无法监督。《代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接受监督。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从法理上说，代表一经法定程序选举产生，便与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形成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一个有争议的能人当上人大代表并不可怕，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个人当上人大代表后，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如何防止其披着人大代表的外衣为所欲为。从目前情况看，人大代表无法受到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的监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状。选民见不到代表，无法询问其履职情况，人大代表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工作更是极少耳闻。选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知道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在干什么，而且没有建立起代表接受监督的正常机制，选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又从何谈起。

三、保持人大代表队伍纯洁性的建议

保持人大代表队伍纯洁性，必须严把代表政治素质关、思想道德关、遵纪守法关，体现在政治立场纯洁、思想道德纯洁、工作作风纯洁等方面，让人大代表做到乐于代言、敢于直言、善于建言，把履行代表职务的过程变成联系人民群众、反映人民心声的过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头，用履行代表职务的服务形象，架起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实现这一目标，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是优化人大代表的素质。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的重大事项和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人大代表既是党委决策的执行者，又是“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者。这就要求人大代表作为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在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必需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人大代表应具备一定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等。要胜任国家赋予的各种职权，需要必要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洞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了解群众心声，知晓群众呼声。因此人大代表要勤于学习，系统学习政治理论、社会知识，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系统学习宪法和法律法规，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注意吸纳和借鉴代表社会进步的新思想、新理念、新经验、新成果，持续给自己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人大代表只有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才能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正确方向。同时人大代表要树立起心系群众、多办实事的服务形象，反映群众愿望，体现群众思想，维护群众利益。只有保持工作作风的纯洁，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大代表还要树立严于律己、遵纪守法的良好形象，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思想道德的纯洁性。坚决克服“只监督别人，自己不受监督”的特殊公民思想，坚决杜绝只当“举手、拍手、握手”式的人大代表。从提高人大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应该适当增加律师、教师、记者等特殊职业角色和以政治为职业的代表比例。

二是最大限度地向选民公开候选人信息。以良好的代表产生机制将问题人员拒之门外应是作为人民代议机关的人大所追求的目标。在选举前，要加大对选举工作的宣传力度，对提名候选人应当充分酝酿，多方征求意见，使选民由知悉到熟知候选人。酝酿和征求意见的过程本身既是对候选人的宣传，也是一种监督。同时，候选人必须接受选民的质询，候选人的道德品质、工作业绩、财产来源及其竞选动机应能够经受选民的“合理怀疑”。对于在换届选举中所采取的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并回答选民提出的问题等有利于选举人更好地了解被选举人的做法，应当坚持。广泛推行候选人的公示制度，不仅有利于扩大对候选人的监督范围，同时有利于人大常委会及并充分地掌握公示中群众的意见，并可以更加主动对候选人的各种有可能影响其代表职能发挥的情况进行独立的调查，而不应仅仅依据书面的推荐材料去了解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听取民意，掌握提名人选和候选人的基本情况，严肃换届纪律，真正让热心为民办事的优秀人士进入代表队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现部分人大代表的职业化，可以保证人大代表履职的时间，实现与原来的社会角色分开，不产生利益冲突，才能真正代表选民的意愿去立法和监督政府的工作，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

三是加大监督力度。人大代表代表着各界群众的愿望，代表着各界群众的寄托。人大代表能否正确履职，既关系到人大代表的形象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根本政治制度的大问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首先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不辜负人民的厚望，在选举代表时要做好事前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因此，对提名或推荐人选，不能只看现有成绩，还要重点考察其过去的历史，有无过失，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同时，对是谁推荐、推荐的理由，选举者和推荐者的关系都要细致审查。在人大选举名额比例上，应严格把好各类人员的结构比例，特别应把好官员、企业、经商类人员的比例（笔者并不否认上述人员中有许多优秀人才），以保证一线工农的比例。其次在代表当选后，要加强对其履职的后续监督。按规定，人大常委会应当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但这不意味着常委会可以放弃对代表队伍的关注和了解。这种关注与了解应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人大常委会领导要深入到代表单位实地考核，一听群众反映，二看代表述职，综合评价代表是否称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制定了《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信息统计和管理办法》，对市人大代表依法参加视察和执法检查等活动通过专门的信息平台统计登记；而“考勤”结果也将作为奖惩依据。对于代表活动较少或者经常缺席代表活动、消极执行代表职务的，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将予以提醒警示；代表在执行代表职务中涉嫌违背代表职业操守，或者缺席代表活动较多，选举单位、组织单位意见较大的，选联工委将进行调查，并形成处理意见；信息统计数据还将作为评选优秀代表和推荐连任代表候选人的重要参考。通过对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规范化管理，促进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履职。第三，对于选民和选举单位提出的罢免代表的要求，各级人大常委会要建立起以法律为准绳的快速清理机制，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大代表及时扫地出门，以保证人大代表队伍“肌体”的健康，从而促使每一个代表真正地行使好当家作主的权利。

四是建议修改相关法律规定。《代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人大代表非经许可不被逮捕或者刑事审判等权利。这一规定无疑是赋予了人大代表高于普通公民的法律地位，因其明显起到了“护身符”的作用，成为一些人对人大代表职务趋之若鹜的重要原因。笔者以为，此条规定有违宪和自己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之嫌。《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律平等”包含两种含义：立法上的平等和司法上的平等。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上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法律适用即司法上的平等，也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权利的平等和法律惩罚上的平等。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护权，并不意味着人大代表是特殊公民，具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人大代表应与普通公民法律地位一样。广东省某市“亿万富翁”梁xx因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侦查，该市人大常委会许可检察院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法院进行刑事审判。然而，广西某市人大常委会却以梁xx也是该市的人大代表为由，阻挠检察院对其执法，“合法”地保护犯罪嫌疑人梁xx免受法律制裁。这样的“闹剧”不仅是对法律的践踏和羞辱，也是对人大代表职务的玷污。另外，司法机关办案中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是人大代表，依法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许可采取强制措施报告之后，有些人大常委会因为种种原因，迟迟不予批复，这缘于法律没有规定人大对此类案件进行审查许可的期限，而刑事诉讼法对司法机关的办案期限的规定又相当严格，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司法机关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影响刑事司法公正。因为刑事司法公正必然包括定罪公正、量刑公正和行刑公正，反对超越法律的特权。所有这些，成为《代表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广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修改上述法律规定，取消人大代表的“豁免权”，或者设定人大对司法机关提请许可采取强制措施报告的审查许可期限，从而避免一些人具有超越宪法之上的特权，或利用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逃避法律处罚现象的发生。

结语：人大代表是一种职务、一种身份，是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行使国家职权的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公仆，更应该发挥模范作用，自觉遵纪守法，捍卫法律尊严，真心为民谋利，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先进性。只有如此，建设民主国家、法治国家、富强国家之路才不再漫长。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一、加强学习

积极参加“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学习活动，学、学系列讲话、学法律法规、学业务知识、学管理科学，在学习中增长知识、更新理念、拓宽思路、坚定信心，并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水利发展的实际行动。开展了与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二处党支部“两学一做”共建，深化银政企深度融合，建立开发性金融支持我区水利基本建设新模式；开展了与xx水文分局党支部“两学一做”共建，拓展水文服务全区水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延、服务内涵的深化、服务体系的创新。

二、认真履职

在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水利部门领导关心下，在局党政班子成员的全力支持和各基层单位的大力配合下，团结依靠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紧扣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以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攻坚克难、锐利进取，较好地履行了自已的职责。

（一）组织抓好规划编制工作。为有序推进xx水利建设管理，加快水利项目储备，更多更快地争取政策资金支持，以规划引领水利。组织开展了《xx区“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的编制，重点围绕我区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民生水利现状，客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特别是20xx、20xx年两次特大洪涝灾害出现的问题，以水利现代化为目标，认真研究，反复谋划“十三五”水利建设与管理任务措施及年度投资计划，总投资x亿元，水利局承担超过x亿元。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并报区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区委、区政府以文件下发了《xx区“十三五”政府性重点工程（项目）实施计划清单（水利类）》，同时在《今日xx》向社会公布，为顺利实施“十三五”水利建设，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明确了方向和工作重点。

（二）组织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按照年初确定的20xx年投资建设计划，全力组织实施新孟河延伸拓浚xx段、龙山水利枢纽、河道综合治理、长荡湖清淤、小农水重点县、灾后修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及小水库自主搬迁等工程（项目）建设。坚持在建项目抓进度、已批项目抓开工、完工项目抓验收、变更项目抓论证,确保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顺利实施，全年完成水利投资x亿元。并较好地完成了全省冬春水利建设会议交办的各项任务。

（三）组织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在抗御20xx年特大洪涝灾害中，始终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做好汛情上传下达和指挥调度工作。组织制定防汛抢险方案，成立抢险救灾工作指导组深入灾区指导抗洪抢险，依据抢险预案，适时组织启动防汛各级别应急响应，协调抢险设备、救灾物资调拨，督查水利设施抗洪排涝工作，制定灾后修复计划并组织实施。在抢险救灾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组织推进水利工程管理。坚持以全国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省级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法治水利建设等4个部、省级示范试点工作为抓手，着力抓好各项各类方案修订、计划编制、项目安排、资金落实、实施进度、依法行政等各个环节的组织、协调、督查等，继续推进水利工程“四位一体”管护、“河长制”管理、管理范围划定、护堤地土地流转等管理工作，提升管理水平。

（五）组织开展投资融资工作。充分发挥水利投融资平台的作用，与金融部门开展深度合作，争取资金支持，确保“十三五”水利建设资金有着落。以新孟河延伸拓浚工程为载体，结合开发区、茅山旅游度假区、住建委、金城镇等建设需要，与国开行合作，以政府购买服务，取得了融资规模70亿；同时积极向上争取各类水利建设补助资金达3.8亿元。

三、依法行政

在平时工作中，加强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学习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河道管理条例、水库管理条例、招投标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带头参加有关法律法规培训、讲座，法律意识和水平有了新的提高，在涉水事项许可、涉水案件处理、征地拆迁、工程建设等事项决策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自觉守法、用法、说法。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水利建设市场秩序，组织推进水利工程信用管理制度建设，根据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结合兄弟市、县经验做法，研究制定了xx区水利工程信用管理实施细则、水利工程建设履约考核办法，经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即将于明年初实施。坚持依法行政，法治水利建设取得新的成效。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在大额资金使用、重大项目落实、事业单位招考、人事安排、机构岗位设置、党政领导分工等重大事项决策上坚持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在重点工作按排上，建立交流报告、督查追究制度，杜绝个人说了算、暗箱操作。

四、廉洁自律

作为水利局行政班子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坚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区委相关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坚决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坚持以身作则，学习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始终以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自律，1、无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2、无违反规定在企事业单位兼职、兼职取酬或经商办企业、投资入股等行为；3、无“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行为，以及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4、无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5、无违反公务接待有关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以及违反规定在工作日午间饮酒；6、无违反因公出国（境）管理规定的情况；7、无违反规定在住房问题上，超标准建房、违规购买经济适用房等情况；8、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9、无其他违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定的情况；10、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为了让这幅美丽的画卷持续焕发魅力，五年来，杭州市各级人大承载起人民的期许和重托，秉承推动杭城建设发展的初心，孜孜不倦，探索前行，走过了不平凡的五年。

一件件法规的制定、一个个报告的审议、一项项决议决定的作出，杭州市各级人大交出了一份份诚意满满的答卷：市人大开门立法，不惧矛盾，谋求“最大公约数”；萧山人大开启“部门述法”，为法治政府建设添砖加瓦；富阳人大引入“代表问政”，代表政府面对面碰撞解决民生难题；西湖人大创新建议办理方式，建议办理驶入“快车道”；临安人大“三部曲”奏出乡镇人大工作新乐章……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精心耕作，杭州市各级人大将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更不畏惧的创新精神开创新的篇章。

“G20峰会架金桥，世界精英汇杭城。西子美景迎宾客，钱塘大潮竞风流。”前不久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又一次点亮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

五年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忠诚履职，砥砺前行，每一个履职音符都记录着与全市中心工作同频共振的脉动，每一个履职脚步都积极回应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每一个履职镜头都闪动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向前迈进的美丽图景。

立法为民：诚意满满、不惧麻烦

“物业公司突然撤出，物管形成真空；业委会不尽责，业主大会难召开……”这些物业管理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矛盾，对于已经实施10年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来说，不是存在法律空白，就是操作性不强。2012年4月，杭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杨一青等代表强烈呼吁尽快启动条例修改工作，成了本届人大行权履职的“第一单”。

“物业管理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全市人民的安居乐业，必须要多听听市民的意见。”在将修订物业管理条例列为2012年正式立法项目后，市人大常委会就把立法的大门向社会公众打开。

开门立法一直被视为人大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的一把“金钥匙”。在实践中，许多人也将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等理解为立法过程中多听群众意见，如召开座谈会、法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等。

“而我们经过多年的立法实践，逐渐认识到，民主立法不仅要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市人大法委负责人认为，坚持“立法为民”是民主立法的精髓所在。

“要开门立法，就要不惧其烦，要诚意满满，最大限度地征集各方意见。”记者了解到，市人大法委除了座谈会等常规性动作外，还借助媒体力量，先后将修订草案、修改稿、修改二稿，在《杭州日报》、杭州网、杭州人大网等媒体上全文，公开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打开大门的真诚姿态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迅速搅动了杭城“一池春水”。

面对“井喷”的民意，尤其其中的尖锐批评，如何取舍，如何在矛盾点上切一刀，无疑考验立法者的智慧和技术。

“每部法规的立法过程中都会遇到矛盾，但像物业管理这类与市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立法过程中面临的矛盾之多却是出乎预料的。各类主体之间的矛盾，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同志举例指出，如群租问题，一部分业主坚决要求杜绝群租，但也有一些业主，特别是新杭州人认为，群租节省了新杭州人的生活成本，有利于他们创业，不宜一刀切，要疏不要堵。

对这些矛盾是绕着走，还是迎着上？杭州市人大给予了坚定的回答，采取了果敢的行动。“立法听证会”“向全体市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实施三审制和隔次审议”“进行立法前评估”……杭州人大的这一系列“首次试水”，在成为民主立法样本同时，也锤炼了立法的技术和经验。

最终，针对群租问题，市人大常委会最大限度地统筹了各方利益，求得了最大公约数。

正如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所说：“把立法的大门打开了，就能更加广泛地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汇聚民意，集中民智，立法也能更加符合杭州实际和人民意愿。”

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彰显了杭州开放包容的立法格局，“小而美、小而精”的立法路径则凸显了杭州精致务实的立法格调。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地方特色，突出有效管用，制定出台了智慧经济促进条例、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供水工程管理条例等，推动了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

制定绩效管理条例，决定暂停施行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部分条款，促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确保改革于法有据。

制定修订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强化了民生改善与保障……

近五年，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修改地方性法规34件，通过法规性决定4件，废止8件，呈现出数量多、分量重、节奏快、力度大的特色。

跟踪监督：咬住问题，加足“砝码”

“农产品追溯机制建设不完善，蔬菜检测制度落实不到位，农药残留超标蔬菜处理把关不严，请问政府部门如何加强监管，确保从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

在2015年11月26日举行的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食品安全专题询问会上，面对常委会委员及人大代表一连串直指要害的问题，作为应询人的杭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坦承在追溯机制和农残检测等方面存在不健全和不完善，并当场提出了整改举措。

人大专题询问会，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这却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连续第8年盯住“舌尖上的安全”。

“人大的监督视角始终没离开过食品安全。”据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杭州市人大先后开展了生产领域食用农产品安全工作专项评议、流通消费领域食品安全工作专项评议、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工作专题询问、全市食品安全“一法两规”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年年监督，层层递进，持续施力，坚决守卫食品安全。

为确保专题询问更有刚性、更有成效，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功夫下在询问前，询问问在关键处，整改贯穿全过程”的思路加足“砝码”：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媒体记者对快餐外卖店、农副产品市场等开展明察暗访；在19楼论坛、杭州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杭州人大网等媒体推出《食品安全问卷调查》，吸引5200多人参与。

“在询问会现场还专门播放了食品安全工作现状的电视专题片，警示的农副产品检测不规范、校园内外食品安全、网络平台黑外卖和生鲜监管缺位等11 类食品安全隐患和问题，都戳到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据悉，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还多次开展跟踪督查，就落实食品安全专题询问审议意见及电视片反映问题的后续整改“杀回马枪”。

持续的跟踪监督，堵住了食品安全链条上的各项漏洞。如今，上城区思鑫坊无证小餐饮问题得到全面整治，百年历史街区旧貌换新颜，江干区蚕桑三区“黑外卖街”变成示范街，滨江高教园区的“垃圾街”变成了“啦喜街”，全市全力推进“五可阳光”工程，建成1908家“阳光厨房”……

人大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监督实效；也要服务大局，注重监督时效。

“现在距G20峰会开幕只有120多天，运用先进的交通管理和控制技术，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是目前最有效措施。”“目前，杭州市区‘人车混行’较为普遍，尤其是人行过街设施不尽完善。”……

2016年4月28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并审议市政府关于杭州市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情况的报告、市公安局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举行联组审议。

据悉，2016年2月开始，市、区两级人大协调联动，上下呼应，开展交通治堵专项监督，组织代表开展定向视察、持证视察，明察暗访，形成了全市治堵监督“一盘棋”。

今年以来，杭州人大围绕办好峰会圆心，先后开展了峰会环境提升重点项目跟踪督查、交通治堵专项监督、维稳安保工作落实情况督查、“保平安、保民生、迎峰会”专项督查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分7个组，对120个峰会环境提升重点项目进行了3轮督查活动，共开展督查49次，暗访41次，形成督查意见170条，提出整改建议164条，有力推动相关项目按时高质量完工。

监督没有休止符。本届以来，财政、经济、民生、城乡统筹发展、司法……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一环扣一环，环环都不落，对每一个领域都充分履行职能，把脉开方，以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寓监督于支持之中，促使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更加重视来自人民的声音，让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决定权，晒出清单表，画出“座位图”

“垃圾问题不处理好，势必会给空气、阳光、水带来危害。”如何破解垃圾围城？来自杭州的全国人大代表陈腊英的建议是，建立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据悉，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唯一的大型垃圾填埋场所，2013年，日均处理垃圾近4000吨，年处理垃圾143.19万吨。此前，杭州环境集团宣布称，天子岭库容仅剩5年，垃圾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绝不能让垃圾围城、臭气熏天的悲剧上演。“要让垃圾这个‘放错地方的资源’变废为宝。”2013年10月31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果断作出《加快推进天子岭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推动了垃圾处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决定》提出：“为了确保杭州城市固废处理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市政府要加强招商引资，鼓励企业进园区，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

《决定》一出，政府立即行动。2014年年初，杭州市天子岭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发展规划获得了市政府正式批复。园区的建立，成为垃圾循环产业的破题之笔。

“建成全国首个运营填埋场上的生态公园。沼气发电厂日收集填埋气体12万立方米，发电17万余度，节能减排成效明显，为实现园区生态产业化奠定基础。”2014年10月27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决定》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2015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又一次听取市政府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据介绍，近年来，杭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市委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先后对促进改革创新、加强普法教育依法治市、政府债务限额、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等事项作出决议、决定，及时将党委重大主张转化为人民意志。

“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做到‘四个清’，即边界清、职责清、流程清、效果清。其中关键环节是要科学界定重大事项具体范围，建立重大事项清单。”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表示， “建立重大事项清单，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力清单’，应探索建立这张清单，也要公开晒出这张清单。”

2015年以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建立起重大事项清单。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金财说，重大事项清单是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人大工作公开，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有效举措。

手握清单，行权履职自然更有底气。据悉，市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法定性、重大性、实践性的原则，罗列出48条重大事项，并画出了“座位图”：

议而必决事项18条。如：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五年规划，西湖风景名胜区内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超过三千平方米的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情况，西溪湿地公园内的建设项目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超过三千平方米等。这些是应当提请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并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的事项。

议而可决事项22条。如：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情况，市人民政府当年拟新建的2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及调增投资概算超过估算15%的项目等。这些是应当向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报告，听取意见和建议，必要时，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决议或决定的事项。

报告备案事项8条。如：行政区划的调整方案，西湖风景区总体规划、西湖风景区详细规划和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这些是应当征求人大常委会意见后，再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准，并将批准情况报人大常委会备案的事项。

“这张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力清单’，在全国率先探索了如何规范国家权力机关自身的权力运行。”有关专家表示，这也是杭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座位图”，明确了哪些事项需提交讨论决定、哪些事项需报告备案，有利于促进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有利于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代表履职：投入“主战场”，唱响“好声音”

2015年12月4日，第二个国家宪法日，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向人大代表致敬――代表风采宣传专题晚会”。晚会上，丁列明、朱忠华、李水荣、李国平、何军、杨一青、沈小玲、罗红英、胡海燕、樊德珠等十位“最美人大代表”集中亮相，展示风采。

正如“最美人大代表”樊德珠在晚会上所说的，“要进一步履行好自己作为代表的神圣职责，为杭州的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认真履职，是人大代表肩负的一份重任。为了这份重任，杭州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投身改革发展的“主战场”，努力唱响议政督政的“好声音”，自觉当好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今年峰会项目的立面整治不管是设计、材质还是外立面效果，都是前所未有地好，但部分建筑的花架、空调架、雨棚等外立面辅助材料的原始设计与实用性有待提高。”家住保m路的居民闫阿姨对人大代表说。这是西湖区北山街道宝石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举行“人大圆桌会”经常见到的场面，人大代表面对面听取选民意见建议，归纳整理，向相关部门反映，并督促改进。

如今，杭州各级人大代表进联络站联系接待选民，已经成为常态。杭州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已覆盖所有乡镇、街道。122名在杭的全国、省人大代表和全体市人大代表均编组进站开展活动。市级领导干部以代表身份走进各地代表联络站，接待群众、听取民意，帮助解决群众诉求。

五年来，广大代表积极担当，依法履职，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提交了61件议案和3116件建议，先后参与省、市人大常委会开展的“监督已治理的河”“找短板、迎峰会，代表在行动”“服务G20，代表作表率”等代表主题活动，凝心聚力推动省委、市委中心工作。在“迎峰会、找短板，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中，全市7785名各级人大代表参与，瞄准中心工作“领域”、G20峰会筹备工作、人大工作“六个方面”查找短板，共找出1043条短板。在脱贫情况视察核查活动中，全市近5400名代表共核查低收入农户4万余户，为市委精准施策、确保不把贫困现象带入“十三五”提供了依据。

县乡人大工作：加强指导，弹好“协奏曲”

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推行专职化，在全市乡镇人大全面开展政府实事工程代表票决制，并对实事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这是今年8月，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对各区、县（市）贯彻落实市委有关加强和改进乡镇人大工作的意见、加强和规范街道人大工作的意见进行督查时，各地交出的“成绩单”。

自中央下发18号文件，就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作出重大部署后，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乡镇、街道人大工作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分别起草加强和改进乡镇人大工作的“20条”意见、加强和改进街道人大工作的“20条”意见，以市委文件形式下发实施，并分别召开全市乡镇人大、街道人大工作会议，对新形势下做好乡镇（街道）人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扎实推进基层人大工作与建设。

“要把开展向朱忠华同志学习活动，与贯彻落实张德江委员长来杭州调研乡镇人大工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提高乡镇人大工作水平……”杭州市人大常委会还作出开展向基层人大干部楷模朱忠华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激励广大代表和人大干部立足岗位、勤勉工作、敢于担当，努力在推进基层人大工作上走在前列。

据悉，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把市、县两级人大联动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在立法、监督、调研、组织代表活动等工作中，统一部署，同步实施，扩大声势，形成合力，增强工作实效。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一、活动目标

紧紧围绕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示范引领全社会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活动内容

以“培育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水平”为核心，以普及领导干部、公务员基本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采取集中培训、自学、组织考试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取得实效。

（一）健全学法用法制度。坚持局党组中心线集体学法、公务员学法等主要学法制度，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不少于2次，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学法报告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确保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二）开展学习宣讲活动。以《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政府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意识》等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统一制作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列讲座》光盘作为学习宣讲活动的必学内容，通过播放专题学习光盘、邀请专家现场讲座、举办法律讲坛等形式，传播法治理念。

（三）进行全员专题培训。坚持集中教育与自学相结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业务培训、全员讲学的重要内容和课题。采取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班、集中辅导、菜单式选学、网络学习、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培训。

（四）组织法律知识测试。结合学习宣讲活动的内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土地管理法及民事、行政、经济、诉讼等法律制度相关内容，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检验学习培训成果，以考督学、以考促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学法能力和用法水平。

（五）规范依法办事职责。根据本单位实际和工作职责，制定和健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行为规范，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工作流程、日常监督和违规违法行为责任追究等机制，保证全体公务员依法履职、依法办事。

三、方法步骤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从2014年6月开始，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年6月上旬）

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结合本方案与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进行宣传动员。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月中旬—11月）

各单位围绕活动内容，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务实管用的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4年12月）

各单位要将宣讲活动全面总结，形成报告于12月5日前报县局法规监察科。

四、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是今年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和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局党组中心组要安排集中学习讨论，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要将学习宣讲活动纳入集体学习内容。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宣讲活动，带头交流学习体会，确保宣讲活动取得实效。

㈡认真组织实施。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创新形式开展活动，既可邀请相关法律专家现场授课，也可播放录像集中学习，还可运用报告会、论坛、业务交流等有效形式学习，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实效性。要合理安排时间，确保工作和学习两不误、互促进，结合工作实际重点地进行学习，提高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

述法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经验；基层央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11－0086－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11.24

一、引言

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公民个人或单位。金融消费者保护是经济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20世纪中后期，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如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法》等，都是在大金融的背景下提出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以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近年来，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海南发展银行关闭事件”、2006年ATM跨行查询收费事件、2007年跨行通存通兑收费事件以及银行收取点钞费纠纷等事件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银行是我国的金融市场宏观管理部门，负有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监督管理相关金融业务活动、维护国家和区域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而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利益，是维护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方面。同时，人民银行在信贷、征信、银行卡、账户及人民币流通、票据等金融领域负有具体监督管理职责，这些领域又是现阶段产生金融消费争议较多的地方之一，人民银行在这些领域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在履行其法定管理职责。

二、当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

1.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一是缺乏专门立法，现有法律的适用存在障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基本法律，其对市场经济活动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起着一般性规范和指导作用。但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大量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概念、标准、原则、范围、基本制度等方面均不一致，甚至连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含义，导致难以明确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制度和标准，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困难。二是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还没有真正纳入监管立法。我国仅确立了审慎监管的原则，对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标并未明确写入法律之中。三是立法针对性不强，缺乏适用性。《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虽然明确规范了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但也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金融机构的义务做出有针对性的规定[1]。

2.金融维权信息不对称，侵权事件解决率和满意度偏低

目前，各金融机构在专业人才的支持下研发出了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普通消费者很难用以前在实物消费市场中积累的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加之金融机构通过合同安排或制度设计对告知义务履行不力，导致金融消费者在消费和维权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消费侵权事件解决率和满意度偏低。

3.金融维权效果不隹，金融消费侵权事件发生率不断增高

实践中，一方面由于消费者无法提供充足的侵权证据，消费者协会等机构无法对金融机构的内部规定进行查证处理，使得消费者仍需自担损失。另一方面部分被处理的金融消费案件虽然危害大、涉及面广，但对受害人缺乏相应的赔偿补就措施。

4.金融消费者自身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和金融常识

金融产品是关于金钱的一类特殊商品，具有收益性及风险性。金融产品收益性的大小是通过收益率来衡量的，而有收益就有风险。金融产品总是伴随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金融消费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金融常识，则极易遭受损失。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入，金融服务的复杂性增加，大部分金融消费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即使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未必能意识到，缺乏维权能力。

三、基层央行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性

1.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人民银行依法履职的必然选择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作为化解金融矛盾与纠纷、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途径，对于基层央行履行维护金融稳定和改善金融市场服务的两大法定职责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人民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在辖区内担负着为金融机构提供统计、征信、结算、反假币、外汇等业务服务，因此开展金融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具有诸多优势。

2.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基层央行强化职能作用的需要

银行监管分设后，基层央行出现了“重宏观、轻微观，重服务、轻管理”的倾向，这很不利于央行有效履职。与此同时，近年来上级行对基层央行的履职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基层央行面临的履职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同时，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更是基层央行实现从“有位、有为”向“有为、有位”的转型发展需要。

3.基层央行开展金融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金融消费市场发展的需要

金融消费已成为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在金融消费市场中供给与消费双方维权能力不平衡，而且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在日益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中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基层央行开展金融市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已成为金融消费市场发展的需要。

四、政策建议

1.借鉴国外经验，健全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

借鉴美国的《华尔街金融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和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经验，建立和完善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核心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适时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基层央行要根据上述法规，尽快制订符合辖区的“实施细则”，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义务，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及其职责、权限，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同时，在这几个大法的框架下，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专职机构，如总行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分行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处”、中心支行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科”，以便更好地畅通金融维权渠道。

2.建立和完善维权工作制度体系

坚持制度先行，建章立制夯实基础。要尽早制定诸如“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席会议制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约见谈话制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制度”等等，并共同签订“金融机构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公约”。在这些框架下，成立会员制的“金融消费者维权中心”或“金融仲机制”，同时在金融机构之间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案例报告与共享制度”。

3.建立金融维权组织体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1）分级成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一是成立当地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人民银行行长为副组长，相关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领导为成员的辖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二是成立人民银行内部相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三是金融机构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多层次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领导力和推动力。

（2）深入调研，科学制定工作方案。为提高维权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摸查辖区金融消费纠纷案件情况，组织金融机构座谈、走访企业民众，包括消费者协会，组织开展问卷调查等，理清现阶段金融消费纠纷的常发、多发领域和金融侵权的手法、方式、表现形态，了解金融市场消费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明确解决纠纷的重点和难点。

4.加强与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

由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共同配合的系统工程，单靠人民银行自身的力量难以达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预期效果。基层央行在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时，要特别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监管部门的配合，从而广泛地调动各种资源，形成工作合力。

5.建立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提升金融维权效果

一是基层央行要整合客户服务、客户投诉处理、后台支持等资源，理顺内部投诉处理工作流程和职责，结合消费者协会的中立性和权威性，做好与金融消费者的沟通工作，帮助公众获得必要的有关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信息、知识，满足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二是联合金融机构在消费者协会内增设立金融专业委员会，提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业水平和处理效率。三是联合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应建立专门的机构，利用同业自律组织的优势，规范和约束金融同业的行为，主动解决金融同业普遍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问题，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并通过窗口指导、约见谈话、行政处罚等管理手段，督促金融机构规范经营。

6.建立有效的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机制

实践证明，只有金融消费者掌握充分的金融知识，金融消费者有维护自身利益时才能处于主动地位，这样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才能被公众接受[3]。因此，基层央行要主动动员起包括消费者组织，金融同业公会在内的社会力量，编制消费者教育资料、建立包括电子媒介在内的消费者教育载体，定期消费者资讯、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咨询，出版对金融消费者教育以及提供比较金融产品特性的刊物，开展长效的金融知识教育和消费者信息宣传，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努力实现消费者金融知识普及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毫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研究[J].安徽金融，2011（2）.

[2]项蔚然，李铭.破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难[J].安徽金融，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