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管理范文

时间:2023-02-22 06:33:04

收益管理

收益管理范文第1篇

该客户为一家位于国内一二线城市,拥有及管理多家四、五星级酒店的管理公司旗下的酒店。目前酒店正面临新品牌酒店加入竞争群、客户流失、酒店装修改造、缺乏酒店收益管理专门人才等严峻挑战。为帮助酒店应对挑战,我们主要围绕人员、流程和工具三方面帮助酒店推进收益管理并提升其能力。

首先是人员。在项目初期,酒店尚没有专职的收益管理人员,因此收益管理工作无法全面展开。先期我们通过与酒店不同员工的沟通,为酒店关注其内部是否具有收益管理潜能的人员,遗憾地未有所获。

随后酒店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了有潜能的应聘者,我们得到酒店的信任,为其考察应聘者的能力,最终为酒店选择了一位让人满意的收益总监。在收益总监到任初期,我们与其进行一个多月的指导及交接工作,使其在此项目结束后,可以独立开展收益管理工作。而通过为期一年的合作,我们的咨询顾问通过日常收益工作指导,帮助酒店对各个参与部门和人员(包括市场销售,运营特别是酒店管理层)进行培训,促使酒店团队正确理解收益理念,掌握实际操作技巧。

其次是流程。收益管理流程是收益管理工作的规矩和标准,我们为该酒店建立并实施了每日收益管理工作内容与标准,从市场细分定义,价格体系建立,价格敏感度测试,房量管理标准及渠道管理等方面全面建立标准作业流程;也帮助酒店完善了每周及每月收益管理会议的议题和程序等等,使收益管理工作得以系统而持续地开展。

这解决了酒店以往依靠管理者个人经验判断,作出大量具体工作,但不系统、不具体且缺乏持续性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为酒店新上任的收益总监继续推进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

再次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前期人员缺失,该酒店的IDeaS自动化收益管理系统未得到充分利用。于是我们为酒店建立了日报、周报与月报标准,同时也通过每周与每月的会议展现充分利用该系统的优势,例如在对需求量预测方面,避免了人工计算带来的时间浪费及人为错误。

收益管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集装箱运输业 现状 趋势 建议

中图分类号:F55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随着集装箱运输技术的不断发展,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化率也日渐提高,由此带动了近十几年来集装箱运输业的蓬勃发展。但是伴随着行业的迅猛发展的是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2008年以来国际局势动荡不断,市场需求处于波动状态,而油价等成本不断提高,所以各大航运公司的经营压力都很大,之前依托于中国大量出口的外贸优势,船公司只需在相应的航线上投入船只,定期收货与发船就可以生存。在现在运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像以前那样研究提高舱位承载率的舱位分配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目前市场竞争激烈,单纯研究如何提高舱位承载率并不一定能增加航线的盈利。这时各航运公司应该以市场细分为目标,将更多的舱位用于承载边际贡献率较高的货物,实现增加收益与规避运价波动风险的目标。班轮公司在控制费用的同事加强对客户需求和收益的管理,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价格把适当运输能力出售给适当的托运人,这样才可以将收益最大化。

一、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与发展的趋势

(一)集装箱船大型化的趋势造成运力过剩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都在往船舶大型化方向发展,如集装箱航运界巨头马士基等公司,近几年来不断有超过15000TEU的船舶下水运营。但是运力的迅猛上涨并没有伴随着贸易量的同比上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运力极度过剩,航线运价不断下跌,班轮公司的利润空间也被逐步压缩。

(二)集装箱班轮公司合作航线开辟以及航线管理和运营难度配箱难度增加的问题。

为了应对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运力过剩的问题,许多集装箱班轮公司开始进行航线合作,暨由两家或多家船公司共同投船来运营某一条航线,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市场低迷的状态下能保证有尽量多的运营航线与港口来扩大市场,我们知道运营一条航线是需要很大成本的,如中国-欧洲航线,通常情况下按照63天一个周期来计算,需要投入9条船才能保证周班的运营。如果仅由一家公司运营,在目前市场情况下会由于无法揽到足够的货物而产生巨大亏损,经营风险较大。如果由几家公司共同投船运营,既可以保证各公司在此航线港口的市场份额,又减少了运营风险。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航线配箱难度的增加,以及航线运营难度的加大。由于经常有集装箱会配上其他公司的船,自己的船上也会载有其他公司的箱子,船舶一旦投入开始运营就必需连续在航线上运营,如退出或者换船造成的跳港或者中转将会产生很大一部分额外的费用。

(三)贸易的不平衡性造成空箱调运成本的增加。

由于全球贸易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有的国家的集装箱出口需求量大于进口的需求量,而有的国家则恰恰相反。如远东-美洲航线以及远东-欧洲航线,远东地区一般出口价值较低的日常用品,出口量较大。而欧洲及美国地区一般出口价值较高科技含量较高的货物,出口量远不及进口量。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集装箱班轮运输公司必须将留存在美洲及欧洲的空箱调运回远东以保证远东出口的用箱。空箱调运成本也占是航运公司运营成本比重较大的一块成本。

二、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在集装箱航线投入运营后,如何将有限的舱位分配给高运价的货物保证收益的最大化以及如何处理好空箱调运的问题,减少空箱调运成本将会对航线的盈利或亏损造成重大影响。这时,船公司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做好集装箱货物需求预测。

如果班轮公司能对各航线各港口的不同客户订舱量做出准确预测,则可以针对需求量将舱位分配给运价最高且运输成本最低的客户,从而达到提高收益的目的。但是要达到准确预测是建立在准确的历史数据信息与合理的预测方法之上的,而且预测的周期不能过长,否则预测结果会产生较大偏差,必要时可以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通过持续的滚动预测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二)做好大客户的管理。

大客户是集装箱班轮公司的关键性客户,他们为集装箱班轮公司创造80%以上的利润,这些客户一般为各大货运公司,无船承运人以及拥有大量进出口能力的大型跨国企业。这些大客户可以在货运淡季的时候也为航运公司提供稳定的货源避免舱位浪费,而且通常集装箱班轮公司会与他们签订运价稳定的运输协议,这样就对集装箱班轮公司对于箱量以及收入的预测带来了便利,使船公司能及时调整运营计划,针对不同情况投入不同运力的船型或者增加相应挂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要做好大客户的管理工作,需要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建设,通过整理收集不同大客户的资料,建立大客户数据库。对大客户进行详细的分类管理,比如:按照订舱数细分的大客户群体,按照单箱边际贡献细分的大客户,按照信用等级细分的大客户等。

(三)集装箱班轮网络优化及空箱调运的合理性。

如果前面两点是集装箱班轮企业战略方面的优化,则第三点是战术上的优化。通过合理建设集装班轮航线网络来覆盖不同港口,加大揽货的覆盖面扩展业务。航运公司可以通过建立模型等方法来对航线的挂港顺序、挂靠时间等进行优化,从而达到减少船舶挂靠成本以及空箱调运成本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收益管理的研究已经成为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提高利润,加强竞争的重要一环,当然收益管理的理论运用在集装箱运输运营决策中还需要解决一些相应的问题。如舱位分配和定价问题,由于各港口的需求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所以研究舱位分配需要建立复杂且全面的数学模型,本文并未涉及到此方面的模型研究,而且随着航运市场的逐渐放开以及进入门槛的降低,集装箱航运市场的竞争也愈演愈烈,由此也牵涉到的运价波动问题也是属于较为复杂的一个因素。笔者将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做更深入的研究。

收益管理范文第3篇

内容摘要:本文对民航收益管理要素进行综合研究,应用计算机和数学方法动态构造民航收益管理系统中的需求预测模型,探求航班收益最大化。仿真运算结果显示了该研究方案的有效性。

关键词:收益管理 仿真 价格 存量控制 预测

民航收益管理内涵及研究背景

民航收益管理是指通过运用预测和优化等科学决策理论和手段,制定价格和座位优化配置策略,平衡供需,使航班收益接近最大化。机票定价和座位存量分配是航空公司收益管理研究的两个主要因素。

收益管理在中国是一个起步晚、研究少的领域。1972年Littelwood提出收益管理的概念后,国外进行了大量关于收益管理的研究,航空公司的收益也随着研究的应用而得到显著提高。以往大多数研究建立在彼此独立的单航段基础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涉及多航段及整个航线网络的研究逐步增多。在对收益管理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价格结构预先确定的座位存量控制研究占了绝大部分,而关于定价的研究很少。1999年McGill和Van Ryzin对收益管理的普遍问题和相关研究进行了广泛地总结,更是指出价格与座位存量控制的综合研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基于以上背景,加上当前计算机与互联网迅速发展的现状,文章中提出了价格与座位存量控制整合研究的新方法,改变以往机票固定价格为浮动价格,将仿真算法、遗传算法应用其中,构造民航收益管理系统中需求预测模型和优化模型,在此基础上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动态而且同时确定最合适的价格与座位存量分配方案。

基于数字仿真的需求模型

应用仿真算法预测需求,要确定需求概率分布。多数研究认为,旅客需求近似可用正态分布描述,也有的认为是用威布尔或其他分布。事实上,由于每个航班受到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种复杂外界因素的制约,其需求概率分布具有多样性。

要达到收益管理系统中市场预测需求的目的,必须分析各航班售票期内每天各等级舱位的售票历史数据。由于一年中淡旺季的交替变化,一周内每天及不同节假日、一天内不同时段的航班座位需求量都不一样,相同时段航班不同的机型需求不一样, 不同的航线需求也不一样,所以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必须充分考虑民航旅客运输市场的时间特征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进行归类分析。同时,由于每年需求的增长趋势,在分析历史数据时,应重点关注最近数据,尤其关注正在销售的数据,以便实时与实际需求相符。

仿真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对每个舱位等级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拟合以确定旅客需求量的概率分布类型。根据抽样公式对每个等级座位的旅客需求作多次重复、独立的随机抽样。然后根据所预测的需求求解浮动票价和座位存贮控制问题。

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模型

遗传算法是一种快速优化算法,它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等操作,产生新一代群体,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利用仿真得到的需求数据可以构造需求量随价格变化的函数,利用该函数,既可用求导方法,也可将该函数与价格因子之积作为适应度函数用遗传算法取得最优票价和所分配的座位数。在遗传算法的编码过程中,将上次的售票价格、价格浮动范围的最大和最小值纳入编码基因,以加快寻优速度。通过价格波动,可将机票波动价格控制在可以使收益最大化的水平上。

座位分配从最高一级舱位开始,直至剩余座位分配完毕,便不再向低一级的舱位分配。由于座位分配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实时变化并首先满足高等级舱位,可以不再如其他收益管理系统那样考虑舱位嵌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一个航班均有称为NO-SHOW的订票而未登机现象,并且每个航班因此而采取的超售量不同,因而可供分配的座位数应为实际容量与最大超售量之和。

方案的仿真检验

本研究用仿真实验与1999年夏季周五的北京-香港CA109航班Y舱的实际订票数据进行比较,实验效果明显,9月3日航班最后20个售票日实验收益为107029元,而原固定票价的实际订票由于偏离其当时预测需求较大,收益为-66990元。 9月10日航班最后20个售票日航班实验收益为175442元,而原固定票价的收益为92400元。比较可以看出实际数据与预测数据相差越大,经过波动价格调整后取得的调整收益越高。

收益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国有资本收益监管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是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应当享有的权利,也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而准确确认国有资本收益是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的第一步。国有资本收益是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界定的国有资本收益包括:(1)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应当上交国家的利润;(2)国有股股利、股息;(3)国有产权转让收入;(4)企业清算收入;(5)其他国有资本收益。其中,应交利润是目前国有资本收益的主要形式。

一、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

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包括对国有资本投资企业的会计收益进行确认和对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进行确认两部分。两部分收益确认的程序、方法有很大不同,而且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是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确认的基础。

1.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国有企业会计收益的确认实际上是根据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确认会计利润的真实性,防止利润虚增或虚减。国有企业按照规定,年末需依据有关会计账簿记录和相关财务会计资料,编制上报财务决算报告,反映企业年末结账日财务状况和年度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等基本经营情况。中央企业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新准则,相同的经济业务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处理,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而影响国有资本收益。

2.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的确认。国有资本应当分得收益的确认是指根据有关财务法规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的利润,防止同股不同利。在确认国有资本应分得收益时应贯彻以下原则:(1)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防止企业在内部人控制下,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国有资本股权收益,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国有股低价转让、剥夺国有股配股权等。(2)统筹兼顾,适度集中。要统筹兼顾企业自身发展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需要,合理确定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比例。从既有利于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又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规范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出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初期,国有企业税后利润收取比例的确定,应以“适度、从低”为原则。(3)循序渐进,分类处理。我国不同行业企业由于受不同条件因素的影响,税后利润水平差异很大,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统一确定一个上交比例。因为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结构不同,对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需要一个不同的比例。二、国有资本收益的监督管理

国有资本收益在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国有资本收益的确认不正确。二是国有资本管理过程存在层层授权、链过长,导致信息层层失真。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国有资本收益监督管理机制,是防止国有资本收益的流失和转移的必要措施。监督主体包括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国家。

1.企业监督。国有资本收益的企业监督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审计及内部控制系统。(1)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治理主要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出资者(股东)能够运用自己享有的监控权来建立对其人(经营者)的监督和约束机制。这种制度安排包括以下几方面:①促进股权多元化,引入更加积极的股东,提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有效性。②增强董事会的功能,建立对经理人员的有效约束机制。③强化监事会权威。现实中,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权威和受重视程度往往不够。④以股权激励方式建立市场化、动态化、长期的激励机制。(2)内部审计。在企业决策、执行与监督组成的企业管理体系中,内部审计处于监督位置上,代表经营者对本企业和基层单位进行经济监督评价。在我国的审计体系中,内部审计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3)内部控制。设计合理并且执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保证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减少财务信息失真,保证国有资本收益确认准确。

2.社会中介机构监督。国有资本收益的社会中介机构监督主要指会计师事务所对国有资本收益实施的监督。在现实中,会计师事务所在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国有企业改制及国有资产评估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注册会计师受托对国有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企业会计收益的准确确认。为保证企业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真实性,根据财务监督工作的需要,国资委统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年度财务决算进行审计。

3.国家监督。国有资本收益国家监督是指由国家审计部门、财税部门及外派监事会等对国有资本实施的监督。(1)审计监督。在我国审计监督体系中,国家审计处于最高层次和主导地位,它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国有资本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监督。从宏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要在审查监督国有资本配置与使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方面、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方面、在国有资本收益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方面要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从微观角度看,政府审计部门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济效益状况也要进行监督。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共同形成防止国有资本收益流失的防线。(2)外派监事会。2000年3月,国务院颁发了《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监事会以财产监督为核心,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及企业负责人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本及其权益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宋文阁:国有企业利润及利润分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有资产管理,2005.05

[2]陶友之:破解国企利润上缴的十个难题.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3]刘继红:浅论国有企业当前的利润分配.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4年第6期

收益管理范文第5篇

酒店收益管理涵盖酒店主要营业收入:客房收入,餐饮收入,会议收入,宴会收入。鉴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限于对客房收入进行一些探讨。

对于客房收入的业绩评估考核,我们通常用平均出租率,平均房价,每间可卖房平均收入,平均房价指数(AverageRateIndex-ARI)、市场占有指数(MarketPenetrationIndex-MPI)和客房收入综合指数(RevenueGenerationIndex-RGI)衡量。其中最后一项RGI-客房收入综合指数是外资酒店管理集团十分看重的指标数据。酒店相关指标数据对比,首先选择与本酒店相对应的5家竞争酒店。MPI是指本酒店出租率与竞争酒店平均出租率的对比。ARI是指本酒店平均房价与竞争酒店平均房价的对比。RGI是指本酒店每间可卖房平均收入与竞争酒店数据的对比。

市场细分是酒店营销的基础工作之一,通常酒店细分市场有:无公司协议散客、公司散客、旅游团、会议团、航空公司机组、政府团体、促销包价等。不同酒店管理集团有不同分类,在此不作细述。

收益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实现:

1.收入计算

2.市场细分

找出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寻找可拓展的空间。

*制定营销策略和销售行动市场细分其作用在于找出本酒店的重要细分市场、集中酒店资源拓展各主要细分市场,如酒店订房中心的合作(C-trip,E-long)公司协议客户,旅游观光团,会议团。

*客房收入预测,系指预测市场需求(包括各细分市场客源)通常应考虑历史数据、已有预订、在住客人、市场整体需求,特别活动等。预订Pace(BookingPace)预订取消、预订未到等众多因素,从而得出相对准确的预测。(未来一个月、未来一周的各细分市场的平均房价、出租率)数据要求准确度相差不超过5%。

*收入最大化管理YieldManagement已在国外的出租车公司、航空公司、餐饮业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良好效益。出租车公司会分析租车时间的长短,分配可出租汽车。航空公司会通过不同时段不同折扣来控制要价或者适当机票超售争取最大收益。在酒店业系指通过不同的定价和每个价格类别的房间分配来引导顾客需求,从而实现收入最大化。

举例说明:

*香港回归日。1997年7月1日,大部分香港酒店推出包价:(上调价格)并须连续住4日以上。

*上海F1赛事,市区某酒店推出F1比赛期间房价上浮100%且须连续入住1周以上。

*某酒店推出提前10天预订,可享受房价七折优惠,但须是保证预订(如取消或更改首日房费将不退还)

*渠道管理(ChannelManagement)系指对不同订房渠道实现及时有效的管理。如GDS(全球分配系统GlobalDistributionSystem),Internet,酒店订房中心(HotelBookingCenter/CallCenter)-如C-trip,E-long,旅游批发商(WholesSaler),E-booking,电子订房系统软件,公司直接订房(通过电话、传真、E-mail等),800免费预定中心,上门无协议散客。对渠道实现有效的管理,必须做好所有渠道信息、准确、全面,最重要的是做到同一批订单,如通过不同渠道预订其价格应该一致,而不致让客户对价格等信息感到混乱失去对酒店的信心。如酒店上门无协议散客的房价应与C-trip,E-long的正常客户销售价一致,而不是给某个特殊价格造成人为的某个订房渠道订房量上升(使顾客人为的从其他渠道转入该订房渠道)。

*定价策略通常首先确定一个市场能接受的Walk-in不含早餐的房价作为基础价也作为柜台价(不含早餐),然后根据不同的细分市场和不同预订方式制订相应价格。其原则根据各酒店集团的要求不尽相同,应根据酒店自身的定位、产品优劣以及市场的接受程度和顾客对价格的不同敏感度作相应定价。如对市区商务型酒店因周末客房生意通常会低,可推出周末价并赠送早餐,以吸引更多私人消费。但随着城市整体经济的发展,周末房价的弹性系数在某一范围趋于刚性--通过不同测试发现上调RMB50元,其订房量仅有少许变动,则此时是上调价格的有利时机,上调房价对客房收入增加有帮助。但市区商务型酒店不太适合旅游团体,则旅游团客房定价不可偏低。

收益管理范文第6篇

【关键词】每股收益;摊薄;投资决策

每股收益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最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普通股的获利水平,也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指标之一。通过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计算,有助于引导投资者正确运用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对上市公司的收益情况和盈利能力进行评价,进而使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IAS33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已经趋同于国际会计准则。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提供每股收益信息依据的是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中的相关规定。按照两者的要求,各公司需计算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其中,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净利润÷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净利润÷加权平均普通股股份数。关于加权平均股份数的计算,前者只要求简单地按照期初、期末普通股股份数除以2的平均数来确定;而后者要求以时间为权数进行计算。如果一家上市公司报告期内的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上述两种的每股收益是一样的。媒体和投资者经常使用的是全面摊薄每股收益。这些规定和具体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和GAAP的规定有所不同。

一、每股收益的计算

计算“每股收益”是自1950年以后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用来帮助投资者评价企业的获利能力。目前,世界各主要资本市场(如美国、英国)均有每股收益的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其第33号准则中对“每股收益”的计算、列报和披露等也做出了规定。无论是国际会计准则还是美、英等一些国家关于“每股收益”的准则,均要求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的每股收益。

我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07年修订)对每股收益的计算做出了调整。

(一)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根据我国证监会“第9号”规则的第六条规定,基本每股收益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P÷S

且S=S0+S1+Si×Mij÷M0-Sj×Mj÷M0-Sk

其中: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Mj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以上公式以文字形式表达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普通股股东的报告期净利润÷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当期新发行普通股股数×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当期回购普通股股数×已回购时间÷报告期时间-缩股数(已发行时间、报告期时间和已回购时间一般按照天数计算,在不影响计算结果合理性的前提下,也可以按月份简化计算)。

例1,2005年,某公司1月1日已发行股数800股,库藏股数为120股;5月31日发行新股320股;12月1日购买库藏股100股,则该公司2005年度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为:(800

-120)×12÷12+(320×7÷12)-(100×1÷12)=858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根据我国证券会“第9号”规则第七条的规定,公司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应当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报告期净利润和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并据以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在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期权、认股权证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情况下,稀释每股收益参照如下公式计算:

稀释每股收益=[P+(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转换费用)×(1-所得税率)]÷(S0+S1+Si×Mi÷M0-Sj

×Mj÷M0-Sk-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平均数)

其中,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公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直至稀释每股收益达到最小。

(三)潜在普通股对每股收益计算的稀释作用

公司在计算当期每股收益时,还应考虑到当期发行在外的潜在普通股由于权利的行使,而对其造成的影响。潜在普通股是指可能赋予其持有者普通股权利的一种金融工具或合约,如:可转换成普通股的债券(可转换债券)或权益(如优先股);认股证或认股选择权;或有发行股等。潜在普通股的发行对当期每股收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潜在普通股都会对当期每股收益产生稀释作用。只有当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会减少每股持续正常经营净利润时,它才能被视为具有稀释性(称为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否则就不具有稀释性或称为具有反稀释性。

当公司发行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时,当期除计算基本的每股收益外,还应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

1.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分子的影响:

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后,以前与这些股份有关的股利(如可转换优先股)、利息(如可转换债券)和其他收益或费用(手续费、债券的折价、溢价等)将不再有效。相应地,这些节省下来的股利、利息和其他收益或费用会增加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新转换的普通股也将有权参与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分配。现举例说明可转换债券对每股收益计算的影响:

例2,某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发行在外的普通股为500万股,可转换债券100万张,并且每10张债券可转换2股普通股,与可转换债券有关的本年度的利息费用为9万元,与利息费用有关的当期所得税利率为33%,则每股收益的计算为:

基本每股收益=1000万元÷500万股=2.00元

调整后的净利润=1000+9×(1-33%)=1006(万元)

债券转换形成的普通股数量=100÷10×2=20(万股)

用于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的普通股总数=500+20=520(万股)

稀释每股收益=1006÷520=1.93元

2.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对分母的影响:

由于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转换而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作为分母的普通股股数除了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外,还要加上全部具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时将发行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对于股份选择权(认股权证或认股选择权)而言,如果其以低于平均市价的价格发行,则其具可稀释性,稀释金额为平均市价减发行价格;按发行价格转换的普通股股数与其按平均市价可发行的普通股股数间的差额应作为不需补偿的普通股发行处理,只有这部分不产生发行收入的股份才是具稀释性的,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加到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中;而其按平均市价可发行的股份由于是公允定价的,发行收入已按市价从发行中收取,因此,按IAS等的规定,被假定为既不具有稀释性也不具反稀释性,在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不予考虑。现举例说明股份选择权对每股收益计算的影响。

例3,1999年,某公司净利润为1200万元,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为500万股,每股普通股的平均市价为20.00元,选择权中的股份加权平均数为100万股,选择权中的股票行使价格为15.00元,则每股收益的计算为:

基本每股收益=1200÷500=2.4(元)

选择权中的股数1000000股

选择权中按市价发行的股数=100×15.00÷20.00=75(万股)

选择权中不需补偿的股数=100-75=25(万股)

稀释每股收益=1200÷(500+25)=2.29(元)

(四)多种普通股同时发行时,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

如果公司有一种以上的潜在普通股转换成普通股,那么,在分析它们是具稀释性还是具反稀释性时,应对每股潜在普通股进行单独分析,而不是汇总分析。考虑潜在普通股时所使用的顺序不同,将会影响到对其是否具稀释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到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因此,国际会计准则(IAS33)及一些国家的每股收益准则(如SFAS128等)均规定,为使基本的每股收益稀释达到最大化,潜在普通股的转换应按稀释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来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现举例对多种潜在普通股在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中的顺序加以说明:

例4,2000年,某公司的可分配给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00000元,发行在外普通股为2000000股,年内普通股的每股平均市价为75.00元,其潜在普通股为:

1.股份选择权100000股行使价格为60.00元;

2.可转换优先股为800000股,每股拥有累计股利8元;每一股优先股可转换成2股普通股;

3.利率5%的可转换债券名义金额100000000元;每1000债券可转换20股普通股,税率为33%。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见,选择权的新增每股收益为0,因而,最具稀释性;可转换债券次之;可转换优先股最少稀释性。因此,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应按此顺序排列,如表2所示。

由于考虑可转换优先股时稀释的每股收益会增加(从3.32增至3.51),因而可转换优先股是具反稀释性的,则在计算稀释的每股收益时不予考虑。因此,本例中公司的稀释每股收益总是3.32。

二、我国每股收益计算的不足及其改进

(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每股收益的不足

在比较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与IAS33的差别后,笔者发现,我国每股收益准则的规范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全面摊薄”这一术语不准确。

每股收益的计算方法与公司的资本结构关系密切。如果公司没有发行认股权、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等对每股收益具有潜在稀释性影响的证券项目,即为简单资本结构的公司,按照国际惯例,只要披露单一的每股收益指标——基本每股收益;如果上市公司除了发行普通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外,还存在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职工认购股权证、优先认股权等,成为复杂资本结构的公司时,才使用“全面摊薄”概念。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尚属于简单资本结构的公司,一般不存在上述对每股收益具有稀释作用的证券项目,使用“全面摊薄”这一术语,其实际含义并不符合国际惯例,容易造成误解。

2.“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这一指标的信息含义不明确。

每股收益作为评价公司经营业绩的指标,反映的是公司发行在外普通股每股在一定会计期间内的收益额,该收益额是由公司在整个会计期间内对应的实存资本所创造的,应采用整个会计期间内加权平均的普通股股数来计算。而《格式准则》中所要求计算披露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却是采用年度末普通股股份总数来计算的,反映的是年度末普通股每股所能分摊到的收益额。可见,“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并不符合每股收益指标的信息含义。

3.每股收益指标的预测性差。

投资者使用每股收益指标进行决策,是因为他们认为该指标具备预测价值,通过该指标可预测该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然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对分子的计算简化为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这一指标,这在我国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盛行的现阶段,会对每股收益计算的准确性和该指标的预测性造成负面影响。

4.过于简化的配股计算方法。

在配股计算方面,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采用了简化的计算方法,不计算配股后的理论除权价格及其调整系数,只将配股视同发行新股处理。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特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同时存在。虽然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在利润分配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但由于非流通股不流通,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难以计算除权价格和调整系数。

(二)对我国会计准则每股收益改进的建议

1.每股收益准则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证券市场前瞻性的发展角度出发,可根据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类型,对每股收益信息的披露作不同的要求。对于简单资本结构的上市公司,由于不存在稀释性证券,按照国际惯例,只需要披露基本每股收益,即净利润除以加权平均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我国现行规定中按年度末普通股股数计算得出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可作为补充的信息加以披露,以反映年度末普通股每股所享有的收益额。对于复杂资本结构的上市公司,应同时披露基本每股收益和充分稀释每股收益,后者是在考虑了认股权、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等对每股收益的潜在稀释影响后计算得出的。

2.每股收益准则应规范其计算标准。

为了使每股收益指标的计算具有可比性,对于时间权数的计算应统一。在《格式准则》中规定按“月”进行加权的基础上,可补充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例如,凡是在每月15日之前(包括15日)发行的,视为当月月初1日发行在外,凡是每月15日后发行的,视为下月月初1日发行在外。此外,也可考虑按特定股份发行在外的天数占当期总天数的比例来计算时间权数,这样更为准确。

3.每股收益的计算重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以合理贴现率来修正净收益和每股收益,便于投资者在较长时间内进行投资预测和决策。每股收益指标不能具体反映股东收益的时间性和连续性,为克服这一缺陷,可以将公司一定时期的净收益,按投资需要的最低报酬率进行折现计算,然后算出每股收益,这样算出的每股收益更有说服力,更具有预测、决策价值。其计算公式为:每股收益净收益折成现值÷普通股股数。

三、正确运用每股收益提供的相关财务信息

(一)每股收益提供财务信息的局限性

虽然每股收益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财务数据,能够反映公司过去的盈利情况,并能用来预测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是由于许多人倾向于直接使用该数据,而不去详细阅读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过分强调单一的每股收益数字会使报表使用者忽视企业的总体经营状态与财务状况,因为每股收益数据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性:

1.每股收益不能反映股票投资所内含的风险。例如,假设某公司原来从事日用品的产销,最近转向房地产投资,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大了许多,但每股收益可能不变或提高,并没有反映风险增加的不利变化。

2.股票是一个“份额”概念,不同公司股票的每一股在经济上不等量,它们所含有的净资产和市价不同,即换取每股收益的投入量不相同,这样势必会影响公司间每股收益的比较。

3.每股收益多,不一定意味着公司能够分配较多的现金股利,这还要受公司的现金流量、未来投资机会以及股利政策的影响。

(二)每股收益数据的使用者必须注意的问题

缺乏经验的报表使用者常过分注重每股收益额,这实在是一个错误。这一总括性的数据并不能囊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尽管对于权益投资而言,每股收益数据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它只不过是财务报表里许多数据中的一个,所有这些数据都反映了证券的价值以及管理人员的业绩。为了能够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每股收益,一定要仔细分析其他数据。在使用每股收益数字时,报表使用者应注意以下几点:

1.计算每股股利与每股收益采用的并不是同一个股份数。因此,不应该用每股股利去除每股收益数字来计算股利支付率。每股股利是以股利日实际发行在外的股份数为基础的,而在计算每股收益时,必须根据有关《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规定,对实际发行在外的股份数进行调整。

2.由于各个公司在会计方法上的差异,具有稀释性质的股数转换为实际普通股的概率不同,加之公司间财务风险的水平不同,每股收益数据是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的。

3.稀释的每股收益数据可用于许多相关的目的,然而,如果它不能反映现实,或不能反映计算中相关证券的期望,那么,它就可能具有误导性。因此,有经验的报表用户总会在每股收益的计算中确认稀释性证券的影响,检查那些引起调整的关键证券的市场状况,并且,如果他们认为市场与会计对这些证券的看法有所差别,就有可能重新调整每股收益。

鉴于每股收益信息的复杂性,财务信息使用者在使用该数据时一定要充分收集其它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只有结合了充足的其它信息,该数据才能对使用者的决策有所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子余.每股收益会计准则之国际比较[J].财会月刊,2006(28).

[2]欧阳爱平,董巧云.每股收益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

[3]唐欲静.我国每股收益新准则与国际每股收益准则的比较:趋同、差异及改进[J].会计之友(中),2006(12).

[4]赵西卜,宋瑞京.解读每股收益会计准则[J].会计师,2006(06).

[5]张博.关于每股收益准则的几点思考[J].财会月刊,2006(19).

[6]林少苑,赵春一.试论稀释每股收益的信息披露[J].集团经济研究,2006(01).

[7]肖琳.资本结构的变化对每股收益的影响[J].商业会计,2006(13).

[8]吕兆德,刘冬.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的每股收益计算方法解析[J].财会月刊,2005(27).

[9]王立英.浅析每股收益信息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措施[J].淮海工学院学报,2000(S1).

收益管理范文第7篇

一、收益

(一)引进竞争机制外资银行具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管理经验和服务技术,高水平的服务效率和卓越的商业信誉,必然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强大的竞争压力。外部竞争力量的引进,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素质和各方面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服务现代化的进程。

(二)增加外部资金进入渠道外资银行的进入增加了外部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为中国境内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增加新的融资渠道。到1999年8月底,中国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已达到33.55万家,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万家。毫无疑问,如此众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单靠几家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满足其数额巨大的金融需求。

(三)有利于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根据WTO互惠原则,在允许大量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同时,中资银行开展海外业务将会较少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这就为国内经营状况良好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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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变中资银行税负不利地位目前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突出表现在税收负担水平相差过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可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由于外资金融机构享受着众多的税收优惠,因而极大地削弱了中资银行的竞争力。中国加入WTO后,内外资银行的税负水平将会统一,使内资银行能够与外资银行进行平等的业务竞争。

(五)促进向国际惯例接轨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将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必须遵循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按照国际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惯例来运作,特别是要根据以巴塞尔协议为准则的国际银行业有效监管原则及标准和方法进行经营管理。这必然迫使中国的银行业加快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同时,促使中央银行推进全方位和规范化的监管、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二、成本

(一)银行业市场份额的损失预计在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分别上升到15%和10%左右;外资银行的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外资银行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预计在中国加入WTO十年之后,从整体上来看,外资银行将占有1/3左有的银行业市场份额。

字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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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削弱赢利能力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丧失很大部分的赢利业务和赢利区域,极有可能进入亏损状态。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历史包袱沉重,而且在开展新业务时必须顾及国家利益,因此不赢利业务在中资银行中占有相当比重。虽然目前外资银行的许多银行业务市场份额都还不占优势,但其业务基本上都是赢利业务。这将导致中资银行的不赢利业务比例上升,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银行业市场,外资银行将逐渐分流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从而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在中资银行存在流动性被大量不良资产侵蚀的情况下,如果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并且扩大吸收国内居民与企业持有的外币和人民币存款,必然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影响中资银行的生存。

(四)金融风险监管面临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由于中国金融监管水平较低、监管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如果对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金融体系风险。目前,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银行存在的问题有:多存少贷,将其在境内吸收的外汇资金调往境外套汇和套利;转移利润,逃避中国税收;违规经营,少交存款准备金;利用非价格手段,进行不公平竞争,采用如回扣等手法与国有银行争揽业务和客户、争夺市场,采用高薪等优厚条件从国有银行挖走人才等。(2)在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驱动之下,外资银行将其业务的重点集中在成本低、风险小、收益高的中间业务方面,特别是国际结算业务,在这些方面与国有银行展开激烈竞争,而对那些中国经济建设中急需资金支持的项目则不屑一顾。外资银行的这种经营活动将风险转嫁给中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3)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后,随着银行结构的复杂化以及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而使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加,对这一体系的监管将变得更为困难,谨慎性监管成本将大幅度增加。

(五)加大金融宏观调控难度首先,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由于外资银行可以通过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来抵制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弱化货币政策的效应。而且,外资银行进入中国货币市场可能强化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传导机制,将进一步加大中央银行的调控难度。其次,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由于外资银行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低成本融资,中国加入WTO之后将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经营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的客户限制,中国的各类企业都可通过外资银行融资,这就意味着本币与外币的融通、国际资本的流出入将更加频繁,因此中央银行对资本流动风险控制的难度加大。再次,将增加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确定因素。在中国金融业监管措施尚不够严密和完善的情况下(据估计近年来每年约有上百亿美元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外逃),当人民币汇率出现波动时,持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外资银行将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因素,有可能推波助澜,加剧汇率波动,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字串4

三、五年过渡期

收益管理范文第8篇

需要专业化、分层次的管理

对于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国际上一般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以挪威为代表的组合管理;另一种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公司管理。

挪威的组合管理主要是根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将外汇储备分为:货币市场组合、投资组合以及缓冲组合。货币市场组合是高流动性组合,用以满易性和预防性需求,由挪威央行下设的货币政策部门NBMP放在国内外汇市场管理;投资组合和缓冲组合则属于长期资产组合,由挪威央行下设的专业投资管理部门NBIM投资到全球的42个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新加坡的公司管理则是依据自身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各种需求,对交易性和预防性需求,建立高流动性组合交由货币当局新加坡金管局MAS管理;对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分别建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公司GIC和淡马锡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运作,投资有价证券、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领域。

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明确的是,两种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无论哪种运作方式都将高流动性资产和长期资产区分开来,交由不同的机构或部门进行管理。一般来说,用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外汇储备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管理和运作上需要区别对待。交易性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对储备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很高,并且大多和一国的货币政策密切联系。对于满足这一需求的外汇储备,就需要建立高流动性的资产组合,放在国内外汇市场上随时准备供货币当局使用,一般由货币当局或其下设部门管理和运作。而投机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虽然对于流动性要求较前两种需求要低,但是出于盈利和安全的要求,一般需要由专门的投资管理机构或部门运作,投资海外高收益的长期资产。

国际实践证明,只有用于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需求的外汇储备资产才适合进行长期投资。对于这部分资产的管理,世界上主流的发展趋势是成立专业化的投资管理部门或机构进行管理,例如,挪威的NBIM就是央行的下设专业投资部门,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则是财政部门出资建立的独立公司。实践证明,这两种模式在各自的国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具体到一国外汇储备管理究竟应该使用哪种模式,则要和该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面临的挑战

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引人瞩目,增大了投资管理的难度。我国外汇储备规模2006年底达到10663万亿美元,粗略估计用于长期资产投资的部分规模将会达到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比挪威和新加坡两国外汇储备的总量可能还多(挪、新两国外汇储备合计不超过2000亿美元)。

如何把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与国家的战略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实现有效的结合?外汇储备的投资,下一步需要将投资领域延伸到有价证券以外,注意对国家资源战略、能源战略,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配合,既分散了风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国买什么涨什么”的情况。从国际范围内看,新加坡的GIC和淡马锡在资产的选择上都涉及到很多关系本国发展战略的重要领域,如金融、房地产甚至直接投资等。而日本的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运输业等部门。另一方面,实现区域和货币的多元化,参考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适当配置。外汇储备在最终使用时的意义在于其具有的国际支付能力,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汇储备保值、增值,流动性、安全性也在于保障随时可用的国际支付能力。国际上,挪威央行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额,将满足盈利性和发展性的外汇储备长期资产配置到42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31种货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在未来投资管理外汇储备长期资产时,完全可以根据各主要贸易伙伴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动态的币种结构体系。

外汇储备的投资不应出现“二次结汇”的要求,而是应当要求以外汇运用为直接目标,以免重新增大外汇储备增大的压力。中央汇金公司在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注资中,实际上就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被注资的机构往往需要对这些注入的外汇进行结汇来进行运用,否则会承担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下一步的外汇储备的运用,应当重点强调外汇的直接对外运用。

面对急剧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各方都在*找良策。笔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外汇储备运作机构不难,但是真正改变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3600亿美元足矣

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应付外部流动性的资金需求。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两千亿的速度暴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中国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很大程度上它的贸易顺差是这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

与此同时,中国在资本项目上虽然有所开放,但总体来讲仍是封闭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仍然非常庞大,而如果把与政府相关联的资本项目扣除,资本项目也呈结构性顺差。此外,还有海外投机资金的流入。近年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加,人民币资产价格不断上扬,但是,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仍实施控制,不希望人民币有大幅度升值,其结果是中国人民银行被迫大规模地买入外币,释放人民币。近年外汇储备的暴涨已经超出了外汇储备本身的概念,而是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运行架构的一个结果。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只为应付不虞之时短期外债和进口的需要,中国的外汇储备其实有3600亿美元就足矣。一万亿美元,与其说是外汇储备,不如说大部分是超额储备。

外汇收益回报有待提高

在认识到我国外汇储备来源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看到,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回报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需要,需要大量引进外资(并且为之提供了高达双位数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又放在回报不超过5%的外国政府债券之中。

对于一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本意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和偿还对外借款需要,通常来说,正常情况下的外储管理应该符合三个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以及效益性(也有称作“盈利性”),这三性原则一直是外汇储备的金科玉律,必须得到贯彻和满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便是主要放在流动性极强的外国国债上。

但是对于超额储备的部分,笔者认为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百分之百的遵守上述三性。部分外汇储备完全可以在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比较进取的投资策略,提高回报。1万亿美元的外储中,扣除3600亿的正常储备需要,剩下有近6400亿美元的超额储备,而这部分储备目前由于大量投资于外国国债,回报不足5%,如果通过有效的投资策略,将这部分外储投资回报提高两个百分点,达到7%的水平,中国每年将多获得128亿美元的收益��这还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过去十年,海外基金的平均回报是9%。

根据官方公告,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人民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内教育拨款(不包括城市教育费附加)为4665.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仅349.85亿元)。换言之,如果超额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管理,即使其收益率只提高两个百分点,每年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便可以增加21%。

谁执外储牛耳

要让外汇储备得到有效的管理,使其“有所作为”,理所当然地涉及到由谁来协调管理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外汇储备的性质和国库资金不同,这笔钱理论上属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属于政府。

第二,这笔外汇是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人民币而买入的,在人民银行的账本上,它既拥有这部分外汇资产,同时也要承担与此相关的人民币负债,因此这笔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资产。当资金外流的时候,人民银行需要收回人民币,同时将这些储备释放出去,所以不能把这笔钱简单地纳为国家资产。

究竟超额外汇储备由谁掌管?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未来真的成立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公司,它可以隶属国务院,但是应该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因为这笔钱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另一种做法是,由财政部牵头,不过这样做的前提是,今后吸纳外汇的资金来源由央票发行改为国债发行。

投资策略须慎重

关于这笔资产如何投资,时下争论相当激烈。毫无疑问,资金需要分散风险,同时提高回报。但是从资本市场的运作特点来看,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其流动性将成为第一障碍。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黄金储备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将一部分外汇分散成持有黄金是理所应当的。但从实际操作过程来说,在价格敏感的黄金市场上,买卖10亿美元的黄金根本做不到,何况中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黄金持有,就是上百亿美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运作,在现货市场上买进卖出实际上很困难,散户买卖根本无须顾及价格,而超大资金运作本身便对价格构成重大影响。许多目前所讨论的投资策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一旦中国开始进行资产投资分配,相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会出现一批以猜测和跟随中国政府投资而动来牟利的对冲基金。中国购买海外账户必须涉及政治敏感性。中国在2006年到处谈判,但并购成交项目少之又少。新加坡是政治中立国,淡马锡在收购海外资产上,比中国公司有利。

外储问题涉及政治智慧

最后一点,改变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回报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海外买家,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统计,中国拥有34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有朝一日,中国真的大规模地将美债资产转移成其他资产,势必导致美国债市的大跌,拉高美国利率,对美国房地产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比目前贸易纠纷更大的国际政治问题。

收益管理范文第9篇

[摘要]起源于航空领域的收益管理,是解决在资源约束前提下提高企业收益的理论与方法,现已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从不同的视角诠释收益管理内涵,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理念;在传统收益管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的特点,提出协同收益管理的概念,是对收益管理基本内涵、行业应用特性、发展演化和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的梳理分析。由此可见,协同收益管理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收益管理;协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

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进步,使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经营由垄断转向竞争,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转向差异化,顾客需求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供求理论在解决有限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问题时,面临资源闲置或因潜在收益流失造成企业收益下降等困境。自1970年代末以来,深受市场激烈竞争和价格血战带来收益严重下滑困扰的航空业,通过对自身经营战略的反思,率先进行有效提高企业收益的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源于航空业的收益管理理论正是在传统的供求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运筹学、管理学、市场营销和协同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逐步形成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以市场细分和预测为基础,以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为优化机制,以协同环境为运营保障的收益管理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业的成功应用,不仅推动了该理论发展,而且其应用领域逐步向酒店、银行、汽车租赁、交通运输、电信、电力等服务性行业拓展。正如国际运筹联合会主席Bell先生预测管理科学未来50年发展时所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的收益管理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应用领域和管理科学的面貌。笔者通过国内外收益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梳理,系统地对收益管理理论的内涵、行业应用特征、发展演化及必要条件等基础问题进行归纳研究,力图为收益管理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关于什么是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专家和学者众说纷纭,并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主要观点体现如下:

Talluri和VanRyzin(2004)从经济学视角将收益管理定义为需求决策管理(DDM),认为收益管理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细分和预测,决定何时、何地以何种价格向谁提品或服务,通过扩大顾客有效需求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是对供应链管理(SCM)的必要补充,同时充分认识到市场细分和预测对提高收益的重要性。

Weatherford和Bodily(1992)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质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易失性资产管理(Perishable-AssetRevenueManagement)。该观点充分认识到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制造业产品的重要特性就是易失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或收益同时间有密切关系,且价值随着时间而呈递减趋势。因此,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收益管理就是对不同时段的资源(如航空的飞机座位等)和价格进行有效管理,通过有效利用企业有限资源,并根据不同时段资源价值制定价格的途径来提高企业收益。该定义意识到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将随时间变化的重要特征。

Jauncey等(1995)学者从企业经营目的视角提出收益管理就是在考虑需求预测的基础上,在需求淡季通过折扣等促销手段提高客房入住率,在需求旺季提高客房价格的方式来实现客房收益最大化。美国酒店和汽车旅馆协会(AHMA)在Jauncey等的定义的基础上,考虑了顾客取消预订、顾客爽约和是否接受顾客预订情况等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收益管理的内涵。Jauncey和AHMA对收益管理的定义强调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认识到市场预测在收益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Donaghy(1995)、Liemberman(1993)等学者从技术视角对收益管理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收益管理是一种企业生产能力的管理工具,通过对信息系统、管理技术、概率统计和组织理论、经营实践和知识等理论和技术的优化组合,以增强企业的收益能力和对顾客的服务能力。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是提高企业收益的技术手段和管理工具。

Jones(1999)等学者从系统的视角出发,认为收益管理是为酒店业主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服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细分市场对盈利能力的识别,确定销售价值、价格设定、折扣生成、订房过滤准则以及对价格、客房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实现酒店盈利能力最大化的目标。该定义强调了收益管理在酒店盈利能力管理中的战略地位,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存量等要素对收益的影响,强调了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观点。

Kimes(1989)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营销学理论,提出4R理论,即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Righttimeandplace),以正确的价格(Rightprice)向正确的顾客(Rightcustomer)提供正确的产品或服务(Rightproductorser-vice),实现资源约束下企业收益最大化目标。4R理论反映了收益管理的市场、运作机制和企业目标等内涵,是目前对收益管理较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笔者以为,企业收益应由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两个部分组成。传统收益管理对收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受价格和有效存量要素影响的利润的这一显性收益上。但随着经营市场的开放和竞争程度的加剧,顾客、员工、企业内外环境等要素对企业收益的影响力加大,企业品牌和社会价值等带来的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的比重逐渐增大,因此,单一采用利润一个维度来诠释企业的收益已显不足,企业的收益应该诠释为由企业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三个维度共同构建的价值。故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企业在有效协同影响收益的内外要素基础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等技术的支持,通过有效地对市场细分和预测,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以正确的价格向正确的客户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由利润、顾客满意度和社会贡献度构成的价值的最大化目标。收益管理系统是一个受多个要素影响,由市场分析、优化机制(即资源存量控制和价格控制)、协同环境构成的复杂服务管理系统。

二、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应用特征

收益管理理论是一门由运筹学、管理科学、经济学等学科融合而成的边缘交叉学科。随着收益管理理论在航空领域的成功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现已在其他服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虽然各个行业的特点不尽相同,但适用于收益管理理论的行业一般具有共同的应用特征。VanWes-tering(1994)和Kimes(1998)等学者对航空、酒店餐饮等行业应用收益管理理论进行长期研究,将其共同的应用特征总结如下:

1.企业具备相对固定产能。以航空、酒店等行业为例。由于行业特征,都存在前期投资规模大(如购买新的飞机、修建新的酒店、开设新的营业网点等),最大生产或服务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短期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其生产或服务能力来满足需求变化。企业只有在有限的产能条件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来提高企业收益。

2.需求可预测性。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如飞机座位、酒店客房、银行服务窗口)和无形资源(如酒店入住时间、银行窗口排队时间等),其顾客可分为预约顾客和随机顾客,其销售可分为旺季和淡季。企业只有通过对计算机或人工预订系统收集的顾客、市场信息进行分析预测,管理者才能够了解不同顾客需求变化的规律和实现需求转移,并以此制定出合理的资源存量配置和定价机制,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3.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与传统制造业的产品不同,航空、酒店、银行等服务性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易失性,即时效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值随着时间递减,不能通过存储来满足顾客未来的需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销售不出去,企业将永久性地损失这些资源潜在的收益。企业只有通过折扣等管理手段降低资源的闲置率,以实现企业收益增长的目标。

4.市场可细分性。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以顾客为中心、竞争激烈和需求多元化的市场。不同顾客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感知和敏感度各不相同,采用单一价格策略将会造成顾客流失或潜在收入流失。比如,航空市场上存在两类顾客,一类是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和服务敏感的商务顾客,另一类是对价格敏感,而对时间和服务不敏感的休闲顾客。如果采用高价策略,休闲顾客可能选择低成本的航空公司或其他交通工具,造成航空公司座位资源闲置。反之,如果采用低价策略,商务顾客选择低价或因对服务质量不满而流失,造成航空公司潜在收益下降。对市场进行有效细分,为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制定不同价格和分配不同资源,是解决企业资源闲置或潜在收益流失的重要途径。

5.具有随机波动性需求。如果顾客的需求确定且无波动,企业可通过调整生产和服务能力来满足顾客需求。然而,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面临顾客需求不确定,呈季节性或时段性波动。企业采用收益管理,在需求旺季时提高价格,增加企业的获利能力;在需求淡季时通过折扣等策略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闲置。

6.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点。航空、酒店、银行等行业的经营属于前期投资较大的行业,短期内改变生产或服务能力比较困难,但增售一个单位资源的成本非常低。以波音737-300机型的航班为例。根据某航空公司1999年的机型成本数据,平均每个航班的成本如下:总成本大约6万元左右,其中固定成本大约5.5万元,而边际成本仅为0.033万元。固定成本是边际成本的1833倍,因而多载旅客能在不明显增加成本的基础上获取更大的利润,提高企业的总收益。

7.产品或服务具有可预售性。企业面对需求多元化的顾客采取收益管理,一方面通过提前预订,以一定折扣价格将资源预售给对价格敏感的顾客,降低资源闲置概率;另一方面设置限制条件防止对时间或服务敏感的顾客以低价购买资源,造成高价顾客的潜在收益流失。同时,对预订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购买资源的概率分布情况,在确保资源不闲置的基础上,尽量将资源留给愿出高价的商务顾客。

尽管以上特征体现了企业有限产能、产品和需求特性、市场和经营等特点,却忽略了企业的技术特征。笔者认为,由于收益管理的实施需要进行复杂的模型计算和大量数据处理,没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将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有效应用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应该还具备高水平的信息化基础。

三、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

从收益管理的发展历程分析,市场环境、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是促进收益管理理论发展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首先,竞争性市场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前提条件。面对封闭垄断的市场,垄断企业可以凭借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来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企业缺乏对资源或价格管理的源在动力。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放松行业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竞争促使市场由以企业为中心向顾客为中心转变、由产品功能向顾客需求转变,产品或服务由同质化向差异化转变。面对这些变化,企业再难以通过垄断控制资源或价格的手段来提高企业的收益,而是要根据市场和顾客需求,制定合理的价格机制,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给不同需求层次的顾客;通过有效管理企业资源和价格,获取潜在收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总收益。也就是说,追求收益管理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开放性的市场竞争环境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其次,多学科理论交叉是保证收益管理应用发展的基础条件。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成熟的多学科理论的支持,收益管理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具有同样道理。收益管理理论是解决航空等服务性企业资源和价格均衡,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它在传统的供求管理理论基础上,吸收和应用运筹学、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协同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运筹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资源存量机制、差异化价格机制等收益管理的优化理论基础;市场营销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解决市场细分、预测以及顾客行为等市场分析理论基础;博弈论推动了收益管理联盟资源共享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源、组织学、和谐理论以及协同学是形成收益管理协同运营环境的理论保障。因此,收益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学科理论支持的结果。新型学科的吸收和引进,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其体系。

再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是收益管理应用和发展的保障条件。收益管理的应用和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支持。航空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飞机制造成本和企业入市门槛;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的发展,如座位编目计算机控制系统(SABRE)、计算机预订系统(CRSs)、全球分销系统(GDSs)、动态存量资源分配和优化系统(DINAMO)等,能自动、快速、准确地解决收益管理中大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及复杂的资源、价格优化计算、市场预测和顾客分类等问题。网路通信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拓宽了收益管理的市场分销渠道。因此,每一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收益管理及其应用领域的发展。

四、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化

收益管理起源于航空业,有效地解决了航空业面临的有限资源闲置或价格战所造成总体收益下滑的现实问题。随着收益管理在航空领域应用的巨大成功,收益管理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迅速地在酒店、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收益管理的文献的研究分析,笔者将收益管理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萌芽、优化和协同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20~30年代,航空业处于发展初期,飞机成本较高,市场供给远远小于市场需求,航空业主要经营运输邮件等货物运输和富有阶层的高端市场,市场主要由大型航空企业垄断。大型航空企业通过高额垄断价格策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二战后到60年代,飞机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空运输业可以采用大型喷气式飞机,增强了航空公司的运输能力,同时其高速性和舒适性刺激了公众的旅行需求,另外大型飞机也降低了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极大地推动了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随着航空业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高额票价政策造成了飞机座位闲置,由机座位资源的不可存储特点,使得航空公司的收益下滑。为了解决收益下滑问题,航空公司利于计算机技术加强顾客订票的管理,将一些收益管理的概念逐渐应用于航空领域,如计算机订票系统的使用;利用超订管理手段预防顾客违约(如取消订座、爽约等顾客行为)给企业带来收益损失;利用折扣价管理手段来提高飞机运载率。这些技术和管理手段逐渐形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的雏形。英国学者Littlewood提出机票预订折扣费用准则理论和二阶分类模型以及Belobaba提出的预期边际座位值(EMSR)等理论,逐步揭开了收益管理理论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序幕,使得收益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中国论文联盟-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管制,许多低成本运营的中、小型航空企业纷纷涌入航空市场(如People-Express公司)。美国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引发美国航空史上著名的“92航空价格血战”,造成了美国航空业近20亿美元的损失。而此期间,美国航空公司市场部总经理罗伯特·克兰德尔引入了收益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收益管理系统,并将其应用到经营实践中。通过利用收益管理系统以有效地管理座位资源和价格,在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创造了6%的收益增长。收益管理理论在美国航空公司应用的成功,引起业界和学术界对收益管理的重视和研究。国际航空协会(IATA)、运筹协会国际联合会(IFORS)等国际机构、科学机构和高校、航空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构成了收益管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的组织与机构;运筹学、市场学、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收益管理的理论基础;收益管理研究从静态发展到动态、由单航程发展到OD网络研究、由单资源发展到多资源、由二阶分类发展到多阶分类;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收益管理理论向实践转化,收益管理应用领域由航空领域逐步拓展到酒店、交通运输、电力、电信、银行等服务领域。此阶段,随着收益管理理论逐步完善和实践拓展,收益管理逐步形成自身体系,成为现代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利润为中心的收益优化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流。

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企业收益的要素更加复杂多变。企业信誉、社会价值等隐性收益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日趋增强。研究者发现企业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过分强调显性收益——利润最大化,忽视信誉、社会价值等企业隐性收益,将制约企业收益的进一步提高。为此,对企业收益的认识应由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价值(利润、顾客满意、社会贡献)最大化,收益管理也由对资源、价格要素优化管理转变为对资源、价格、内部环境(员工、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以及外部要素(国家政策、顾客、竞争对手或伙伴)协同管理。随着和谐理论、协同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以及顾客行为心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收益管理,为协同收益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促使收益管理由优化阶段步入了协同发展阶段。

五、结语

收益管理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管理者收益;预期盈利;R&D支出;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246-05

马如飞(1980―),男,管理学博士,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公司治理。(澳门 999078)

研究与开发(R&D)是现代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大量的研究表明,R&D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或市场价值具有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很多管理者仍会刻意减少企业的R&D支出,这似乎与企业长期的发展目标相悖。对此,很多学者认为,由于各国的会计准则对企业R&D支出的处理方式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致使企业的R&D支出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

制定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是减少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在既定的会计准则下,管理者的收益方式与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对上述关系的研究,帮助企业优化管理者收益结构,促进企业R&D投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文献回顾

Baber et al最早分析了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他们把样本企业按照预期盈利水平分为不同的三组:第一组拥有足够的预期盈利并能够保持当前的R&D支出不会影响税前利润的企业;第二组预期盈利不足以维持目前的R&D支出和税前利润,但是可以通过削减R&D支出确保税前利润的企业(短视问题企业);第三组预期盈利不足以维持目前的R&D支出和税前利润,即使削减R&D支出也不能确保税前利润的企业。Baber et al[1]证明第二组企业的R&D支出与预期盈利水平的相关度明显高于第一、第三组企业,说明当存在短视问题时,企业管理者更可能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Perry 和Grinaker[2]拓展了Baber的研究,他们利用上年R&D支出、资本支出以及工业研发指数等因素综合预测本年度R&D支出,并考察了R&D支出与预期盈利之间的关系,发现未预期的盈利与未预期的R&D支出之间也存在一种正向关系。沿着Baber以及Perry等人的研究思路,Mande et al[3]考察了日本企业R&D支出与预期盈利水平的关系。他们分别考察了扩张的企业和衰退的企业在面对预期盈利时的反应,发现这种通过削减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不仅仅发生在企业的衰退期,在扩张期这种现象甚至更加显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如cheng[4]等)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预期盈利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之前的研究表明,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与企业的预期盈利具有很大关联。如果企业的预期盈利下降且减少R&D支出可以弥补盈利的减少时,管理者就有动机减少R&D支出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对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预期盈利与R&D支出变动的关系方面,一些学者试图从管理者激励角度找到一种能够缓解这种矛盾的方法。Dechow和Sloan[5]发现,管理者在任期的最后财年往往会减少R&D支出以增加当年的利润,而通过提高管理者的股票持有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管理者削减R&D支出的行为。Gibbons和Murphy[6]则建议薪酬委员会应该调整管理者的收益方式以减少管理者削减R&D支出的可能性,他们还发现,当管理者的收益方式不鼓励他们削减R&D支出时,企业R&D支出将会增加。Harley 和Wiggins[7]检验了管理者收益与企业R&D投资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们发现,股票期权形式有利于企业R&D支出的增加,而管理者的限制性股票收益对R&D支出则具有负作用。Abdullah et al[8]把R&D支出作为一种长期投资行为,检验了日本企业中管理者的股票持有比例与企业R&D支出比例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大,R&D支出比例表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特别是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处于10%~15%,R&D支出比例达到最低。由此可见,不同的管理者收益方式对R&D支出变动有明显不同的影响。

之前的研究把管理者的收益分为现金收益和股票收益,两种收益方式对企业R&D支出具有不同的反应。现金收益以会计利润为衡量标准,由于有些会计准则要求将R&D支出费用化处理,直接影响了当期的会计利润。因此,管理者为了增加当期现金收益,有动机削减R&D支出。而Chen 和Huang[9]等则发现,R&D支出的减少总是意味着企业价值的降低,如果管理者持有大量公司股票,降低企业的R&D支出也就意味着管理者收益相应减少。因此,持有大量公司股票的管理者并不倾向于削减R&D支出。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Baber et al[1]的研究表明,企业的预期盈利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企业R&D支出降低。这主要是因为:当预期盈利上升时,管理者没有必要削减R&D支出来维持盈利的稳定性;而当预期盈利大幅度下降时,管理者即使削减R&D支出也不能使得企业当年盈利达到上一年水平,也没有必要削减R&D支出。因此,预期盈利是否对R&D支出产生影响取决于企业预期盈利的变动幅度。为了更准确地考察在不同的预期盈利下,管理者收益方式对R&D投资动机的影响,本文将样本企业按照是否存在短视问题划分为两组,并比较不同的预期盈利管理者收益方式对企业R&D的影响。对于短视问题的界定,本文采取了Bushee[10]的定义,即如果企业盈利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可以认为企业存在短视问题:一是第t年利润总额+第t 年R&D支出<第t-1年利润总额+第t-1年R&D支出;二是第t年利润总额+第t年R&D支出>第t-1年利润总额。如果预期盈利水平不满足上述条件,则认为企业不存在短视问题。

与之前的文献不同,本文以R&D变动的逻辑变量作为因变量考察企业预期盈利和管理者收益方式对R&D支出的影响,如果企业削减了R&D支出则因变量为1,否则为0。采用逻辑变量的好处在于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在不同的盈利预期下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同时为了准确地反映R&D支出的变动方向,本文还引入了上年经营现金净流量以及销售支出变化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模型建立如下:

Logit[ ]=β0+β1・Di・ER(myopia)+β2・Di・Cash+β3・Di・Stock+β4・LC+β5・Sale+ε

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于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间的资料。2007年之前中国很少有企业主动披露R&D支出数据,2007年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有条件情况下要披露研发支出。因此,本文从中选取所有披露了研发费用的企业。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和可用性,本文剔除了所有2007年以后上市的公司,以及所有被ST的公司。同时,为了保证管理者收益的连贯性,本文还剔除了所有2007―2010年间曾经更换过管理者的企业,最后剩下有效样本495个,根据本文对短视问题的定义,其中有152家存在短视问题,不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343家。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巨潮资讯网和Wind资讯金融终端系统。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全部的495个样本企业中,所有存在短视问题的样本企业中,约有77.1%的企业(117家)最终削减了R&D支出;而在不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中,仅有21.5%的企业(74家)削减了R&D支出。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削减R&D支出。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存在短视问题的预期平均盈利水平(-0.214)明显小于不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的平均预期盈利水平(0.716)。而在管理者收益方面,存在短视问题企业的管理者现金收益和股票收益变动量明显低于非短视问题企业。从T检验结果看,两类公司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回归结果分析

表3描述了全样本的模型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控制了上年度现金流量和销售支出变动量两个指标,模型3则引入了全部自变量。从表3中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myopia指标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当企业预期盈利小幅度下降时,管理者通过削减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大。管理者现金收益指标对R&D减少的可能性的影响在三个模型中都不显著,这种不显著性可能是由于全样本回归并未对样本企业进行详细分类。之前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企业的预期盈利小幅度下降时,管理者的现金收益才会影响R&D支出,因此在全样本回归中我们难以准确考察管理者现金收益与企业R&D支出的关系。

而与现金收益指标不同的是,股票收益指标对管理者削减R&D支出行为则具有负的影响(10%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提高管理者股票收益有助于将管理者利益与企业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促进企业R&D投资。两个控制变量中,销售支出变动量对R&D支出变动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销售支出与R&D支出确实竞争共同的企业资源,在企业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增加销售费用的支出必然导致R&D投资的降低,然而现金流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

表4进一步描述了存在短视问题与不存在短视问题下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4和模型5为在短视问题下分别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模型6和模型7则为当企业不存在短视问题时,分别引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从模型4和模型5中可以看出,在存在短视问题的情况下预期盈利变动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随预期盈利的增加企业削减R&D支出的可能性降低了。管理者现金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短视问题下,管理者为了增加或确保现金收入而可能削减R&D支出。然而,与Cheng的结论不同的是,在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中,管理者的股票收益系数并不显著。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中持有股票的管理者较少的缘故。在其他变量中,销售支出变动量以及现金流指标的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了盈余管理,R&D支出变动不是随企业成长的一种自然的变动,而是一种人为的控制。

不存在短视问题的情况下(模型6和模型7),预期盈利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与短视问题下的回归模型不同,预期盈利系数显著下降,说明在短视问题企业中预期盈利对R&D支出的影响大于不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这也再次验证了Baber et al[1]的研究结果。与存在短视问题的企业显著不同的是,无短视问题下企业的管理者现金收益系数并不显著,这与Cheng[4]的研究相似,说明在不存在短视问题的情况下,企业R&D支出是一种正常变动,管理者并未也无必要为了现金收益削减R&D支出。无短视问题下,管理者的股票收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同,说明增加管理者股票收益有利于企业R&D投资,这与Dechow和Sloan研究结果相同。

另外,与存在短视问题下回归模型显著不同的是,模型6和模型7的现金流量以及销售支出变化量两个变量系数都表现显著。表明在正常情况下,企业会根据内部资源合理调节R&D支出。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当企业存在短视问题时,R&D的支出并不考虑内部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关注R&D支出是否会影响企业的预期盈利。

四、结 论

R&D投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然而由于有些会计准则要求对R&D支出进行费用化处理,致使R&D支出可能成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如何在现有的会计制度下,减少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对于促进企业的R&D投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2007年―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管理者收益方式在缓解企业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方面的作用。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现有的会计准则下,中国企业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较为普遍。中国会计准则虽然要求符合标准的R&D支出予以资本化,但仍有部分R&D支出需要费用化处理,这给予了中国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使得部分管理者通过削减R&D支出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与企业的预期盈利有很大关系。如果企业的预期盈利下滑,并且通过大规模削减R&D支出能够弥补企业盈利的减少,则管理者有动机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从而造成企业R&D投资的下降。然而,对于预期盈利增加的企业,以及即使预期盈利下滑,但通过削减R&D支出也不能弥补企业盈利的企业,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较小。

第三,管理者的收益方式对企业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股票收益与企业削减R&D支出的行为存在负向关系,意味着增加管理者的股票收益有利于减少企业利用R&D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而增加管理者的现金收益则恰恰相反,特别是当企业预期盈利下降时,现金收益比例较高的管理者更有动力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

上述研究结论意味着单纯修改会计准则难以完全避免企业的管理者利用R&D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要提高企业的R&D投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股东或董事会应当从管理者收益结构的角度入手,增加管理者的股票收益比例,从而将管理者的收益与企业的长期收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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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san Perry,Robert Grinaker.“Earnings Expecta-tions and Discretio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Accounting Horizons,1994,Dec,Vol.8, No.4.

[3]Vivek Mande et al.“Income Smoothing and Discre-tionary R &D Expenditure of Japanese Firm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0,Dec Vol.17,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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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ibbons,R.and K.Murphy.“Optimal Incentive Co- 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Career Concerns: 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Vol.100,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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