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3:21:11
关键词：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教学思路 教学方法
一、教学设计思路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一课，我着力于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凸显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在整个知识逻辑结构上，以“发现事件――论证事件――分析事件”为布局，由表象的“生活变”向本质的“体制变”、“路线变”深入，做到探“源”、循“流”、追“势”。整节课内容浓缩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史，使学生深入地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同时加深了学生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理性认识，强化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念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也昭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培养了学生爱国主义情感。
在整个教学逻辑结构上，我引导学生把口述史学方法引入课堂，使学生能更多更好地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达到如下学习效果：
基于学生生活的情境再造，特别是学生对（绍兴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使学生对历史史实的敏锐性进一步提高，并产生批判性思维;
基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使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解释能有比较宽广的历史视野，通过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引导学生感悟它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形成对“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全面认识。
通过探究历史事物发展过程内在的动因和规律，利用已掌握的史实和的分析方法提出见解与看法，从而使学生能从学科知识转化为科学认识，真正做到了“读史明智”。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密不可分关系，产生发奋图强、投身改革和创新的强大动机。如围绕“变化”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生活变――指导学生开展改革开放前后变化的社会调查，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变化的调查采访，感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体制变――透过现象看本质，生活变化的背后是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政策变――通过两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节选，揭示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均源于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体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
二、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学生活动：请学生代表汇报、介绍他的课前作业完成情况――寻找改革开放前后普通百姓生活变化的故事、照片等。
【设计意图】
通过寻找改革开放前后的相关图片和数据，加深学生对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状况的理解，由学生主动感悟时代的变化，在课堂活动中生成对于巨变的理解和情感体验。通过感受个人的生活状态变迁，启发学生从深层次（体制）角度理解变化。
讲授新课：
（一）一番巨变
1.生活变（农村）
（1）出示同学们课余时间调查访问时拍摄的视频（对诸暨市阮市镇兰岭村李大爷和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斗门镇南星村钟大爷的采访）。
设问：李大爷和钟大爷描述中的农村改革前后，农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集体化生产到家庭、个体经营;农民从生产积极性低、磨洋工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从日子过得苦到生活越来越好。）
【设计意图】
创设情境，使学生在历史情境中感受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生活的变化，培养学生比较、分析、表达的学习能力。初步认识搜集和使用口述史料也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2.体制变（农村）
（1）钟大爷刚才视频中讲到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最早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自发实行的。出示“生死文书”，介绍小岗村民为什么要冒死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
【设计意图】
生活变化背后更深层次的是体制变。通过小岗村的事例，引导学生感受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小岗村民的首创精神。
（2）出示粮油生产包干到户合同和《体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表》，组织学生讨论、比较。
【设计意图】
通过包干到户合同的解读，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涵。
通过体制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表，使学生全面体会改革开放前后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
（3）梳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实施的过程。
（4）出示《1980―1992年绍兴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总收入统计图》，引导学生分析数据。
【设计意图】
引用学生熟悉的绍兴地方史资料，将身边的历史与教材学习内容进行联系。引导学生学会阅读历史图表，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概括、归纳的能力。
3.政策变
农村体制的变化与一次重要的会议有关，这次会议为体制的变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一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
1.出示十一届三中全会图片和公报节选材料（农村政策变）。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设计意图】
通过公报揭示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背后是政策的变化。体会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性，同时对制定这一重要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形成初步认识。
2.出示反映改革前城市经济状况的两则材料。
1979年，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香港青年学者到广州游历……他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改革开放之前，国企婆婆多，管得严。……工人群体由劳工局负责……企业买套设备，甚至盖间厕所都要上级部门批准。
――杜进兴《请把管理企业的权利还给我》
设问：根据上述两则材料指出当时国企存在什么现象？（政企不分，效率低下，缺乏活力。）
【设计意图】
通过形象生动的事例，引导学生感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3.《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明党中央已经看到了我国城市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问题，并作出了政策调整（城市政策变）。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的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设计意图】
再次通过公报体会制定正确政策的重要性，同时对制定这一重要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形成更深的认识。
4.出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摘选（城市体制变）。
设问：1984年国务院多部门颁布多项措施简政放权，放了哪些权？
三、在产品价格方面……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产品定价权
五、在资金使用方面，企业可将留成所得的资金，分别建立……和奖励基金，并有权自行支配使用。――资金支配权
六、在资产处置方面，企业有权把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和有偿转让。――资产处置权
八、在人事劳动管理方面……厂长（经理）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给予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人事劳动管理权
【设计意图】
通过具体放了哪些权的概括，学生对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前后，国企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到扩大生产经营自有了比较形象具体的认识，能自然而然体会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起到增强企业活力的作用。
5.出示材料1980―1992年绍兴市工业生产总值图（城市经济变）。
【设计意图】
通过图表直观展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活力，以及绍兴经济变化。
6.播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访日视频，结合视频思考：如果你是访日随同人员，你的感受是什么？
【设计意图】
通过还原“历史现场”，让学生尽可能地感受历史，通过现象、总结思考对外开放的必要性。
7.指导学生阅读书本和图册，梳理1979-1990年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通过地图来进一步认识对外开放的格局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设计意图】
指导学生掌握依据时间线索，左图右史，自主阅读教材的方法，加深学生对对外开放格局的理解，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概括、归纳的能力。
（三）一条新路
指导学生阅读材料，概括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措施，分析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变化。
（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落后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特殊道路，如以发展农业作为基础和先导，利用世界一切先进文明……如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
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措施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变化（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单一经济成分多种经济成分;封闭半封闭全面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设计意图】
通过史料解读，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概括、归纳的能力。通过分析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变化，体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为主题升华作铺垫。
主题升华：
出示中国现代化建设数轴图，回顾中国现代化历程。
设问：如果把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两段，应该以哪个事件为界限？说明理由。（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此前是中国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此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建设时期，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设计意图】
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长河中，感悟它所开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形成对“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的全面认识。
尾声：
30多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从那时起，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主旋律，历史性地改变了神州大地的面貌，最后让我们一起通过同学们收集的改革开放前后绍兴发展的图片，再一次了解新变化，感受大转折，畅想新希望。
展示绍兴改革开放的重要事件的图片，在走进新时代乐曲中结束本课。
【设计意图】
呼应开头，通过学生自己寻找的改革开放前后的相关对比图片，升华对本课的理解和认识。
板书：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一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
参考文献：
[1]朱可.中学生历史学科素养培养的实践研究.基础教育课程，2015（22）.
[2]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性质及意义.学习与探索，2016（1）：146-153.
大会全貌的真实再现
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全宗中，记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档案约有300余件。从出席会议代表的签到证到会议议程，从手稿提纲到文件的历次稿，从小组讨论发言记录到大会简报，从选举票到会议公报，真实全面地记录了三中全会的全貌，见证了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仅仅5天就胜利闭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290A。会议由主持，他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议程表显示，18日、19日两天看文件，18日晚开幕式，20日、21日、22日小组讨论，22日晚闭幕，选举增补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中纪委成员，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通过1979、1980两年计划安排，通过三中全会公报。
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充分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精神和进一步讨论，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
全会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蕙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中央档案中完整保存着1978年12月22日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共有9件，分别为历次修改稿、定稿和公开发行的单行本。修改稿中有邓小平、以及胡乔木等的圈阅、批示和修改手迹。公报指出：“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一份改写历史的发言提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仅开了5天，顺利得令人吃惊。重大的历史转折看似发生在不经意间，背后却经历了波澜壮阔的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此前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后来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这篇纲领性的讲话，集中了这次会议的正确意见，对会上激烈交锋、热烈讨论的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焦点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解答和科学的结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并据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而这篇纲领性的讲话，也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二十多年之后，人们偶然找到了一份邓小平的手稿，它正是邓小平为1978年L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所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起草的提纲，上面详细记录了邓小平对未来的思考。
这份提纲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共3页，400余字。由于年代已久，纸面已有些微微发黄。邓小平在这份提纲手稿中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最前边，还有“对会议评价”几个字，这里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亲自拟写了这份提纲。将这份讲话提纲手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相对照，可以看出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到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提纲手稿和讲话稿如出一辙，说明讲话稿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提纲手稿拟就完成的。
提纲第一个问题提出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这个问题写成了讲话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提纲第二个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个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权力下放”，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讲话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提纲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的方针，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同时强调对和对“”的评价都“要以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十分重要”“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这些精神在讲话稿的第三部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中作了具体的阐述。
提纲的第四、五、六、七个问题，邓小平在正式讲话稿中归纳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的一个重要经济政策思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当时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尚未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但提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讲要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在正式讲话中，并未展开提纲中的全部思想，只谈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这说明在邓小平心中早已开始谋划中国改革大业的宏伟蓝图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在“”结束以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编后记：
当年参与并见证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王聚武，现如今已是79岁的白发老者。
敢向康生叫板
王聚武生于1929年11月14日，上高中时就参加了党的秘密组织，解放后被分配到华北局党校工作。1954年，华北局党校与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合并，王聚武就成了中央党校的一员。
王聚武是一个敢碰硬的人，他性格刚强，敢于直言，这种性格使得他在“”期间受到了冲击，用王聚武自己的话说：“别人的‘’是十年，我的‘’十二年。”
1959年至1961年，中央为了培养理论工作者，专门在中央党校开办了“理论班”，俗称“秀才班”。“秀才班”一共办了三届，即：59班、60班、61班。1959年，王聚武被组织上安排到语文教研室“改作组”工作，任“改作组”副组长。“改作组”主要负责为59班学员修改作文。
“”前夕，康生分管党校，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于1958年调入党校，任语文教研室主任。由于曹轶欧有康生做后台，因此，在党校的做派十分恶劣，动则颐指气使，把整个语文教研室搞得乌烟瘴气，但大家又迫于她的，敢怒不敢言。这时，年轻气盛的王聚武向组织提了三条意见，认为语文教研室主任曹轶欧“业务上不务正业；人事上拉一派打一派，拉帮结伙；作风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属上自己的名字，上交给中央党校校党委委员、组织局局长刘子政。刘子政看后感觉事情的严重，出于对王聚武的爱护，第二天他专门找到王聚武谈话说：“你考虑好了吗?是否交到校党委?我建议再放一放，等考虑好了再报”。王聚武态度坚决地说：“我考虑好了，交校党委!”
这个材料反映上去以后，没有任何的回音。
1962年，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全党组织十七级以上干部学习讨论会议精神，在讨论关于党的民主生活问题时，王聚武发言，又对语文教研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意见。这个发言后来被整理成书面材料印发全校，并上报中央。
1966年冬天，已担任“康办”主任的曹轶欧在接见造反的“革命小将”时说：“中央党校有个王聚武，这个人很坏”。几天后，党校院内就张贴了批判王聚武的大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就是“曹大姐说，王聚武这个人很坏”。1975年，康生、曹轶欧又发出了把王聚武逐出北京的指令，迫于康、曹的压力，党校只好决定把王聚武“发配”到湖北的十堰。但不认输的王聚武据理力争，最后，他被打人中央党校“靠边站”支部，从此王聚武便被戴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一直挨批挨整，长达12年之久。
参与创办《理论动态》
1977年4月，同志来党校工作，提出要创办一个理论刊物，即《理论动态》。在组建理论动态班子时，有人推荐王聚武。向负责组建班子的孟凡问起王聚武的情况，孟凡说：“他还没解放呢!”反问：“为什么?”孟凡说：“他是反康生的人”。耀邦同志说：“反康生怎么啦?现在许多被颠倒了的事非都要颠倒过来，反康生为什么就不能解放，就不能出来工作?”
孟凡把与耀邦同志这段谈话内容对王聚武讲了之后，王聚武打内心感激耀邦。几天后，孟凡带着王聚武去见耀邦同志，来到耀邦的办公室，只见耀邦正在房间来回渡步，孟凡便说：“耀邦同志，王聚武同志来了。”耀邦回头看着王聚武说：“你就是王聚武啊!好大的个子啊!再长高点就要顶天立地喽!”。王聚武与孟凡坐下之后，耀邦便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成立一个组，办一个刊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刊物，是扭转乾坤的!”然后他又对王聚武说：“你来得正好啊!多大啦”。王聚武回答说：“我已经十一年没工作啦，笔都拿不起来了，都生疏了”。耀邦说：“慢慢适应吧，重要的不是笔，是思想。”王聚武又说：“思想也跟不上啦。”耀邦说：“会跟上的，一定能跟上，一边干、一边学嘛!”
王聚武回忆说，那次谈话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最后耀邦说：“你好像还没解放啊!好啦，这回解放啦!”
就这样，王聚武便成了《理论动态》的一名成员。《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正式创刊，第一期按照耀邦同志要求，发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的一篇讲稿，题目叫《继续革命问题探讨》，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何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关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当时，印刷就在中央党校自办的印刷厂，第一期共印了300本，是王聚武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印刷厂把这300本杂志驮到编辑部，再由发行的同志用信封寄给中央和省部级高级领导及军队的高层领导。几天后，各部委、各地方的不少干部都来索要，又加印了300份。
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当时的《理论动态》为每五天出刊一期，每期一篇文章，逢五逢十出版，风雨无阻。1977年8月的一天，耀邦同志把王聚武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中，我们党遭受到了严重破坏，归根结底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被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缰绳和牢笼还没有被解除。要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任务十分艰巨，现在就要写一篇文章，叫《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对这个问题加以剖析。讲了上述观点之后，耀邦便把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安排给了王聚武。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题目上冠以“理论工作”，这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实际上，文章所针对的是全党各条战线。文章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批评了一些人的是非标准。文章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缰索和牢笼”。
这篇文章刚一发表，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兴师问罪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还信不信马列主义，信不信思想!”这篇文章的抨击，无异于对“两个凡是”当头棒喝。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真理标准问题”，但已经提出了“以客观实际为标准”的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开始萌发。
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撰写“姊妹篇”
1977年12月10日，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继续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离开党校前的12月17日上午，同志召集《理论
动态》的同志开了一个会，第一句话就是：“后天我到组织部上班了”；然后他又对大家说：“虽然我不在党校上班了，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共命运的，以后我们每个礼拜联系两次；《理论动态》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1978年初，按照耀邦同志的要求，正式成立了理论动态组，王聚武被任命为动态组的第一任组长。当时，耀邦在位于西单的中组部召集大家开会，耀邦说：“我们的组成立啦，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搞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政治是非统统颠倒过来，推倒‘两个凡是’”。
会后，耀邦留大家在中组部的大食堂吃份饭。吃饭时，王聚武对耀邦说：“耀邦同志，这个组长我不能干，我的水平拿不起来。”耀邦给他打气说：“不要怕，能干好，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凡是工作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局面是靠人闯出来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说着就亲切地笑了起来。快吃完饭时，耀邦又对王聚武说：“不要胡思乱想啦，定下来，就干吧!”然后便放下碗筷起身就走。
“真理”一文发表后，由于触及到了“两个凡是”，很快就受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汪东兴等人的严厉指责，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要砍旗”、“丢刀子”等等，耀邦同志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都受到了批评。但邓小平、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了这个讨论，才使得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大讨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真理”一文发表后，王聚武又在耀邦同志的安排下，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堪称“真理”一文的姊妹篇。为了让王聚武写好这篇文章，耀邦同志耳提面命，亲自出题目，定调子，出思路。他对王聚武说：“这篇东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扩充，第一篇文章只是就检验真理而言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就检验一切而言的。一切的是非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包括党的路线、政策、制度，包括干部的好坏，包括一个主义的好坏，工作方法的好坏，一切的一切”。
王聚武说，《理论动态》在同志的领导下，为拨乱反正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思想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在与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邓小平同志还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指‘真理’一文)，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变”
王聚武说，他一生最有意义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时，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长篇重要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
为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央于1978年11月月10日开始，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的12月13日，发表了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实际上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幕的第三天，即1978年11月12日，同志特地把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找到他那里，谈了一番极为重要的话，并布置了写作任务。他提出，这次会议，要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央认为，到今年年底，揭批“”的斗争，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基本上结束了。从明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今天，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为此，他向动态组提出要求，需要根据这一精神，尽快写出一篇文章。
按照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务，王聚武日夜兼程，很快写出了初稿，题目为“论新的重新学习”。理论动态组的几个同志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王聚武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于12月12日送审。这时，中央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会上，同志很快审阅了该稿，把题目改得非常准确、鲜明：《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他还在送审稿上批了两点重要意见：一点是，要好好走走群众路线，第二点是，要王聚武了解一下小平同志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
很快，耀邦同志的秘书陈维仁便带着王聚武来到京西宾馆耀邦的房间，耀邦同志交给了他一份特殊的打印文稿，这份文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稿。耀邦同志指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定要体现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这里所说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根据这个要求，王聚武又将稿子又认真修改了一遍，于次日送审第二稿。仍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稿件审阅修改后，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后，才能转。”“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千万不要出漏子，或者忘记。”耀邦同志要求“特别注意”的他修改的“一个地方”，再加上送审二稿上原有的经济理论、科学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学习，正是邓小平同志讲话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一段完整的内容。
为了教育广大干部在转变中重新学习，告诫领导干部克服不懂装懂的毛病，耀邦同志还专门让王聚武在文章中加上了“南郭先生吹竽”的典故。
王聚武说，这篇文章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点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从而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了起来。
这篇文章于1973年12月15日在《理论动态》第103期发表。这天，正是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日子。根据同志的意见，此文并没有随即在全国各报上刊登。直到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之日，此文紧接在公报之后，刊载于《人民日报》，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12月24日，北京喜降瑞雪，这天上午，王聚武和陈维仁正在东城区办公务，路过王府井大街，远远看到一个阅报栏下挤了好多人，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是在争相阅读当天的《人民日报》。他们挤过去看到报纸后，异口同声地说：公报发表了，文章出来了!中午，他们在就在王府井大街的一个餐馆里小酌一番，以示庆贺。
《人民日报》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同一天，《光明日报》也作了同样的处理，接着，《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又被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刊转载。1979年，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被人民教育出版社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关于反腐败的各种解读纷至沓来，期待也被相应推高。某种意义上，这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相似。
1978年12月后半个月时间，刚恢复的中央纪委收到反映情况的信6000多件，有的需要用麻袋来装运。
当然，这些期待的源头都在那3到5天的会议上，以及“公报”、“决定”等文件中。
分量越来越重
三中全会属闭门会议，更多的内容隐藏在文字之中。
尽管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多关乎经济改革与发展规划，但反腐败从未缺席，有时着墨还不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均提及反腐败，内容控制在100字左右，相差不大。
但在各“决定”中，差别就很大。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出现反腐败的内容，用了103字。此后，反腐败的内容逐渐增加，但都在400字以内。今年审议通过的“决定”中与反腐败相关的内容一跃达到近千字。
分量增加的背后，是反腐倡廉工作逐步深化与提升。这在各“决定”表述中，表现得更明显。
“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健康、正确的政治生活’，到十三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了。”在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看来，克服与监督相结合，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
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反腐倡廉就被提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了，政治要求更高。”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此次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反腐的重点是“党政领导机关、执法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以及查处大案要案”，并提及“高、中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觉性，廉洁自律。
“2000年以后，腐败不仅仅是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升级为更复杂的形式，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就首次提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李成言还记得此后不久，中央纪委就开始着手反腐规划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方面，进行了三十多年不懈的努力，逐渐认识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反腐倡廉之根本。”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教授认为。
期待之中与预料之外
本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被称为“近十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其中的反腐败内容亦是如此。
总体来看，“决定”涉及的反腐内容，大部分在此前已经开始探索，此次三中全会有一个推进与提升。
就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而言，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就特别指出要突出巡视工作重点，改进巡视工作方式；完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一管理。
此后，中央巡视组下沉一级，组长“一次一授权”，已经揪出贵州省委常委廖少华这样的“老虎”。“五一”节前，等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也分别约谈了53名派驻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被媒体解读为加强派驻工作的方式创新。
此次会上提出派驻机构要“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省市区也要改进巡视制度，做到“全覆盖”，显然是对此前工作的一个提升。
此外，“决定”也有对各界期待的回应。这方面内容在会后动作较多。
本次会前，对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呼声很高，有专家提出“省以下垂直管理”。作为对此的回应，“决定”中虽然未提垂直管理，但强调“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广州市纪委常委梅河清表示，查办案件是纪委监察机关的一项核心，此次提出办案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相当于垂直管理了。
11月19日，中央纪委常委、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相关专家也表示，这可以说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权与考察权上收的首个案例。
此次最大的意外当属“探索实行官邸制”。
虽然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应统筹制定，但“官邸制”的提出还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引起的争议也不少。
李成言就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邸制具有预防腐败的作用，但它发挥这一作用是需要许多前提条件的。”
并不多见的审查报告
三中全会不仅涉及反腐败方针、政策，有时也会涉及人事。
本届三中全会之前，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会否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三人在十后，先后落马，接受调查。
三中全会撤销中央委员有过先例。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撤销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会议前几个月，接受中央调查。
但11月12日的公报中，蒋洁敏三人只是缺席，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并未撤销。“这可能是因为此次会议重点在布局全面改革，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其他因素，所以没有调整人事。”相关专家告诉廉政瞭望。
撤销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在三中全会上并不是十分常见。回顾以往，除了，只有七届三中全会撤消了两名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十届三中全会撤消了“”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包括中央委员。
而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以来，历届全会上被撤职、开除了13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撤职的各有1人；五中全会有3人；六中全会有2人；七中全会最多，共有5人。
唯一一次讨论中央纪委人事的三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次会议上，选出了100名中央纪委成员。其中，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都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
陈云曾反复提出要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
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
关键词：两大理论成果；历史开端；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7-02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探讨和争论。不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分析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三个基本问题。
一、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正确看待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部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思想与他本人晚年所犯的错误已有区分，并且表明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即，思想中不仅仅涵盖了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提出了思想成果。
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条道路。正如他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方法论指导。同时，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矛盾学说的代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除此之外，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关于“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等。尽管晚年走了弯路，但不能因此否认思想中正确的理论观点，且“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2]，同时继承借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思想源泉，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在两大理论成果中有一定差别，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于思想，但注意区分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就此持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
历史起点的时间界定，直接影响着学者们对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界定。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其历史开端，主要依据党内颁布的相关政治文件、报告等；另一种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多数学者是以党的文献为依据得出结论。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3]。二是党的十三大时就已提及“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第一次的飞跃时限只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接着党的十四大就将它延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进步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综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要存在“1921年说” “1927-1934年说” “1956年说” “1982年说”，这些分歧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讨论较为激烈。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难以达成统一认识。即使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仍有学者将1956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956年说”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点说。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论点是：一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且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4]二是就理论开端而言，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三是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间来认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依据。这三个时间分别涉及制度、道路、理论，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故而1956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的同时启动。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毋庸置疑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诸多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问题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其次，在确定历史起点时，必须要弄清楚“开始探索”与“开创”的区别。最早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但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已经开创了这个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根本上而言还处于探索阶段，难以论证起点一说。再次，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两个有较大差别的时期。思想形成时期以鹫与革命为主题，而后者形成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两次历史性飞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解决的是革命道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最后，思想产生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
三、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前文探讨的关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开端，最终服务于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关系中，多数学者偏向“不包含说”。首先，二者不能混为一谈[6]。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是不包含的关系。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鲜明指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当代中国”指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阶段，不涵盖思想。最后，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两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有差别，比较而言，前者更加侧重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则具有鲜明中国当代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思想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其中影响广泛且存在争议的就是“始于毛，成于邓”，这类观点持有者倾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是佐证。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据此，有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根据。即使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存在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思想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养分和组成部分。再者，有学者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必然遵循质量互变规律为由，认为新旧事物在量和质方面的部分重合、交叉和包含是必然的，且这种重合、交叉和包含正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在探讨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时，不能简单认为二者就是包含关系或者不包含关系。它们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平等并列关系，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分别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有先后顺序，但无高低之分。常见的“不包含说”容易产生贬低思想的历史地位之感，也贬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要作用，使这两个时期俨然割裂开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而“包含说”势必会造成一个从属关系，将思想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会造成一种从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思想历史地位。再者，将其概括为包含关系，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与认知不符。曾就此强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
[2]陈锡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起点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兼析“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 [J].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2008（10）：13.
[3]本书编写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4]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N].光明日报，2003-05-21.
[5]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J].科学社会主义，2007（5）：20.
[6]罗平汉，周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的关系研究述评 [J].党的文献，2013（2）：110.
[关键词] 真理标准讨论 补课 原因 过程
1978年5月11日刊登于《光明日报》头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影响很大，直到5月底，全国先后有3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篇文章，全国随即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第一时间支持了这场讨论的开展。
一、补课前的政治环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着重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状态。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之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道：“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意义。”[1]p8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但在党内外还是有很多同志认为这场讨论搞“过头”了，把社会中存在的思想解放新气象理解为社会乱象，继续坚持“左”的教条主义，抨击真理标准讨论。例如，真理标准讨论发起以后，北京市委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其中，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理标准讨论得到了全会的肯定，北京市委还处于观望状态，迟迟不予行动。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会议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评，进一步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意义。《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指出：“到了去年五月，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开始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重申同志一贯强调的社会实践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的第一的地位，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p811979年3月正值全国兴起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热潮，可上海却在此时叫停了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传，理由是该宣传搞乱了群众思想。1979年元旦前后，云南、上海等地确实出现了一些下乡青年罢工要求返城，或者游行等混乱现象，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左”倾主义者趁机批评、攻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
为了“四化”建设，为了彻底纠正“左”的思想，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必须要进行下去，思想路线不端正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切改革工作都难以进行。尽管已经放弃了“两个凡是”，但这一“左”的思想仍然存留于党内外一些人的观念中，仍有不少省、市、自治区或者其下属机关单位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没有展开认真的讨论。这年5月和6月，四川、江西、安徽和广东省委的第一把手、江渭清、万里、四位同志，先后针对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等作了指导性的讲话。此时，邓小平抓住该时机，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二、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提出
1979年5月21日，《报》发表了《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文章首次运用“补课”的提法，明确提出“补课”的要求，这是最早、最明确地提出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的。197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转发了这篇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要进行“补课”，当时《人民日报》用的标题是《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
7月，邓小平来到青岛，29日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讲话，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通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2]p190-191
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1]p311该讲话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可视为党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所作的部署和要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徐永军将真理标准讨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酝酿阶段（从1977年2月“两个凡是”的正式提出到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公开争论阶段（从1978年5月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补课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上半年）[3]。事实上，全国性大范围的补课开始于1979年5月21日、5月22日的《报》和《人民日报》刊出评论员文章以后。中央各部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人民各部队，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相继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学习和讨论的“补课”。
1979年6月21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区深入开展下去，引导干部和群众端正思想路线，把全党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搞“四化”。1979年6月29日至7月3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各地、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主要研究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问题。会议指出，必须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缺了课的一定要认真补上；上了课的，还要继续讨论。不仅要在县以上各级领导班子中补课，开展讨论，而且要推广到全省基层和广大群众中。为推动基层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省委宣传部于7月间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地进行调查。《山西日报》于7月13日至9月17日开辟专栏，刊登了《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关于社党委书记对理论宣传工作的希望》《实事求是最合我们的心意》《思想路线正，被动变主动》《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真理标准》等数十篇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讨论文章，报纸同时配发了《怕从何来》《谈补课》《不要回避问题》《为什么要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什么叫实践》《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叫真理》《为什么说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等短评文章，对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在基层的深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8月14日，《云南日报》刊发文章《上下左右都要补课！――论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报道了云南省委党校真理标准讨论课。文章认为，对中层领导班子中第一把手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是当务之急，“上边思想解放了，下边的同志就受到支持、鼓舞，尽管某些环节还一时‘中间梗塞’，也不碍大局”。全国百废待兴，各项改革亟需付诸实践，思想路线是通向改革的必备良药，也是关键节点，端正思想是首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为干部的一门必修课，并作为各级轮训干部、读书班、学习班的主要内容。没上过这一课的，一定要补上。”[4]
中共甘肃省委7月26在省委党校举办省地县第一把手学习班，为领导干部补上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甘肃省委认为，把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搞端正，是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把全省各项工作搞上去的关键。全省11个地（州、市）和80个县（区）党委的第一把手参加了学习[5]。
1979年8月20日至9月23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公安工作如何保卫好“四化”建设的问题，研究了当前工作以及调整几项政策措施等问题。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会，一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再教育。会上，公安部领导同志与到会同志一起，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总结思想和工作”[6]。时任公安部部长赵苍璧要求，把全国干警组织起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行补课教育，统一思想。
9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省直机关整顿大会上讲话中说：“河南全省都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关键是省、地、县的领导干部首先要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他参加并亲自抓这场讨论。“段君毅同志说，去冬以来，河南省委召开的几次常委扩大会议和工作会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凡是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好的地方，思想就比较解放，生产和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从全省情况来看，这场讨论还是刚刚开始，进展比较慢，不少同志包括省委的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还不会或不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办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补课。”[7]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2]p195由此，真理标准讨论“补课”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补课”的内容与形式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充分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其次，要弄清楚什么是思想，怎样正确对待思想。现在对待思想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照抄照搬，句句照办，抱着“两个凡是”不放；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思想的科学体系来研究新问题，做出新结论。再次，我们要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中结合这些问题对“左”的思想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批判，使人们的思想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批判“左”的思想，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补课”要补到实处。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形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补课与“揭批查”运动相结合。陕西省是遭受、“”破坏较重的“灾区”。粉碎“”后，前省委领导人迟滞了“揭批查”运动的开展。为肃清、“”的流毒，善始善终搞好“揭批查”运动，陕西省将处理遗留问题和复查纠正冤假错案与搞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结合起来，并由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亲自抓这项工作。二是，举办干部读书班和学习班。中国人民总后勤部于1979年9月举办第一期师以上干部读书班，为期一个月，推动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读书班内容丰富，一个月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将理论和实际联合起来，并强调没上过这一课的一定要补上。三是，将讨论深入到基层群众。河南省要求把这场讨论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在全省上下，各个厂矿、农村社队、各条战线，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把它当做重要任务，切实抓紧，认真搞好，把提倡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建立起来，做到真正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结束。这次补课对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教育，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左”的思想，肃清“左”倾错误影响，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把党风党纪搞好，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徐永军.论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历史定位[J].党的文献，2003（4）.
[4]《云南日报》发表文章论述真理标准讨论课[N].人民日报，1979-08-21.
[5]甘肃省委举办省地县第一把手学习班[N].人民日报，1979-10-24.
[6]全国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N].人民日报，1979-09-07.
书稿中出现的 “”字样，通通圈去，改为“同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
1923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的也多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
曾表示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同志”。1951年，在审阅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字样，通通圈去，改为“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通信稿中，他将标题的“主席”改为“同志”。1959年8月3日，致信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人，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再次指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
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作风的一种方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最喜欢的称谓也是“同志”。一天，刚刚走出办公室，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说：“总理，有几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马上打断他的话，很郑重地说：“不要叫总理，我们党内还是称‘同志’好。”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在广州开会，有位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专程赶来看望他，并亲切地称他 “恩来同志”。特别高兴，对大家说：“这位同志保持了当年的好传统，很好！在革命队伍里，大家永远要以‘同志’相称。”
“头一次看到 ‘小平同志’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量处理”
1984年，“同志”又有一次不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量处理！”
从时间上来看，武汉职工在信中直称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为“小平同志”，比当年国庆阅兵式上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还要早几个月。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有久违了的味道，邓小平对其表示肯定和赞许，并在信上做出圈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