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质量管理论文范文

食品质量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人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超市间竞争的加剧和经营者管理能力的提高，超市作为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也必须要不断完善。超市的经营者也已经认识到，引入生鲜食品有助于形成经营特色，提高商店的集客力，增加销售额。目前，生鲜食品是超市中最重要同时也是经营难度最大的一类商品，它主要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所消费的农副产品，主要包括蔬菜、水果、水产、肉类等。我国超市生鲜食品经营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损耗多、保鲜难、成本高。新鲜度下降，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形的损耗，因为同样商品其销售价格要下降。我们知道商品损耗与库存量成正比，与配送时间成反比。要减少损耗，就必须减少库存量，缩短配送时间。因此，由于生鲜食品易腐易烂性，与工业品相比，生鲜食品对供应链的即时和高效性要求更高。如何通过供应链管理，整合外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新鲜的商品，促进超市生鲜食品未来更好的发展，是一个函待解决的问题。

二、超市生鲜食品的现状

1.超市生鲜经营运作成本高

超市之所以能吸引顾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超市舒适的购物环境及良好的服务，但这也使得超市生鲜的投入成本大大增加，与传统的农贸市场相比，超市生鲜区在场地的租赁及卖场的装修上花费的资金更多，同时空调、冷柜、购物车等设备的购入、运转费用都使超市生鲜区的投入成本居高不下，超市生鲜严格的品质管理和工作流程的标准化也使经营环节的成本大大增加，而生鲜商品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须品，购买频率高，受价格因素影响大，因此，超市也不能将销售价格定得过高，因此，超市生鲜的高投入是造成超市生鲜经营利润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

2.品种求全、求鲜，损耗加大，整体毛利降低

生鲜超市里的蔬菜和水果和农贸市场相比都不会很新鲜，且价格比农贸市场要高。“因为在我国，果蔬产品多为小农生产，超市直接采购的成本很高，且很难对小农的生产进行监督，如从批发市场进货，产品质量也同样很难控制。”此外，生鲜产品属易腐产品，保存周期比较短，库存费用就相对要高，在进货途中损耗也比较大。蔬果挑选分级等初加工目前也只能以人工为主，要求却比农贸市场要高，且超市为吸引顾客，品种求全、求鲜，这些都导致了超市在经营生鲜产品这一块的整体毛利比较低。

3.超市生鲜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滞后

我国超市生鲜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许多超市没有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一些大型连锁超市虽然有物流中心，但往往配送中心及物流运输设备缺乏“冷链”，生鲜商品多采取门店自采，供应商直接送货的直配方式，而非进行统一采购，配送中心统一配送的方式，前者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产品中转时间，保证商品的新鲜度，但连锁超市大规模统一采购的成本优势得不到真正的体现，受运输条件的影响，产品的品质也难以保障;同时，由于我国超市生鲜的物流配送信息化管理程度普遍低，对生鲜订货及物流过程缺乏有效监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鲜农产品在物流过程中损耗严重，美国水果蔬菜在物流环节的损耗率仅有1%-2%，而我国每年损失率为25%-30%，全国每年果品腐烂坏损约1200万吨，蔬菜1.3亿吨，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上千亿元[2]。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的落后已严重影响了我国超市生鲜产品的经营运作。

4.商品供应体系不健全

我国超市生鲜供应链目前虽已基本形成，但问题也较多。特点是供应链太长，生鲜产品从生产地到货架，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不仅大部分生鲜产品最终丧失了价格优势，而且产品的新鲜度也赶不上农贸市场，而且供应链管理效率低下，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物流与连锁超市生鲜区之间未能形成有效衔接，生鲜产品的冷链物流尚未形成，这些都导致了超市在经营生鲜上的高成本和低新鲜度。从长远来看，生鲜超市若不解决供应链上存在的问题，将很难根本性取代农贸市场的地位。

5.生鲜食品配送保鲜及物流监管不到位

超市生鲜食品的供应主要来自总部配送中心和供应商的直送，它的配送又有别于其它商品，要以适当温度来运送不同的生鲜食品，做好各运送阶段冷冻库、冷藏车的低温管理，防止保管及运送中的二次污染。有的超市没有建立物流配送中心，直接从农民或加工企业购买，没有冷链衔接，保鲜配送成为物流中的盲点。验货手段落后，多停留在感官及供方提供的资料上。

6.生鲜的标识和可追溯体系不完善

超市生鲜食品经营流程为采购、物流、入市验货、储存和销售五个环节。大部分的生鲜食品标识简单，无产地、生产日期等，一旦出现问题，无法追溯到责任单位和人员，对其发生的原因没有依据可查。自制的袋装食品如馒头、馅饼等均无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凉拌菜是在售货员取出装成小袋后，才打印上当天的日期和保质期。有的生鲜食品鱼目混珠以旧充新，更有甚者进行造假，随意更改包装上的日期，欺骗消费者。

7.对生鲜经营管理和监管不明确

基础管理体系薄弱。有些生鲜经营企业没有建立起高效运作的生鲜经营管理体系，包括管理标准、制度和培训体系。存在多头管理，技术基础设施不完善，技术标准不统一及执法体系相对薄弱等问题。超市生鲜食品的种类繁多，某些品种如寿司、炒菜类等缺乏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缺少独立的质量控制机构和人员。大多数超市设有食品卫生控制部门，调查显示，92%的设在采购或营运部门内，没有独立的行政权。面对生鲜食品卫生质量控制的复杂性，大多数食品检测室的检测设备和人员技术水平无法满足超市的需要，检测手段落后，使其作用受到限制或形同虚设

三、超市生鲜食品的未来发展趋势与解决对策

要求新鲜是消费者的共同心愿，也是超市经营生鲜食品的基本立足点。依据生鲜食品具有需求量大、易腐烂、库存周转较快的特点，以及存贮和配送的特征，运用适宜的保鲜技术、环境和设备条件以及鲜度管理方法，寻求合理确定超市生鲜食品保存量的途径，保持和延长生鲜商品的鲜度，确保营养质量，是超市经营好生鲜食品的关键性策略，也是留住顾客的最佳方法。

1.积极探索减少超市生鲜损耗的方法

首先，生鲜损耗的控制应从规范超市各项具体工作流程及标准做起，科学制定对不同类的生鲜商品的采购、验收、储存、陈列的标准与要求，如对生鲜肉类的冷藏陈列温度、陈列高度进行规定，严格实行先进先出原则等。其次，在各项作业有了执行标准后应进行严格的目标考核管理，将生鲜的销售量、损耗率、投诉率等各项考核指标与生鲜员工的个人利益挂钩，实现企业与员工利益的捆绑，是提高员工损耗控制意识的有效做法，这也要求超市企业在制定各项考核目标时应科学合理，符合门店的实际情况。再次，超市应在生鲜的深加工方面多下功夫，如对外形受损但品质未变坏的水果加工成果汁等，对临近保质期的肉类进行各项处理，将其加工成卤制品、腊制品等，通过进一步加工处理，延长产品保质期、提高产品附加值，达到减少损耗的目的。最后，超市应注重生鲜商品的变价作业管理。由于生鲜商品的外形及新鲜程度往往影响了其销售，超市应对生鲜商品变价处理的时间、定价等各项作业进行规范，执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从而减少生鲜商品的损耗。

2.加强生鲜现代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

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生产管理当中越来越发挥其推动与促进作用，成为衡量企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我国生鲜超市应更多地将信息技术用在生鲜的物流配送体系当中，例如将数字化管理系统(DMS)、地理信息系统(GIS)、射频技术(RF)、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电子数据交换技术(EDI)、电子订货系统(EOS)、数据仓库技术(DW)等信息技术，不断提高生鲜配送的现代化程度，使生鲜的物流配送更加准确、高效，减少物流配送当中的商品损耗率;我国生鲜物流配送过程中的“冷链”建设落后，与国外先进的超市有一定的差距，而冷冻冷藏食品消费市场潜力大，我国目前在商场、超市的销售区仅约占整个食品销售区的1/4，销售额约占整个食品销售额的一半。专家预测，未来10年世界速冻食品的消费量将占全部食品的60%以上。加强超市生鲜物流配送过程中的“冷链”的建设意义重大。超市生鲜食品的未来应以生鲜食品加工配送中心建设为重点，建立和优化生鲜快速高效的物流配送网络。“要加快生鲜食品加工配送中心的建设。建立生鲜食品加工配送中心是大型企业必经途径。”建立生鲜加工配送中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有效控制和减少连锁店铺的存货和损耗。生鲜食品经营的难点之一是损耗问题，对鲜活易腐产品，合理有效地控制单店产品库存量是一个关键环节，没有生鲜加工配送中心的调控作用，单店的安全库存和最低订货量很难下降。（2）有利于产品品质加工和管理标准化。如果没有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各店分散经营的生鲜区要建立起统一的生鲜产品采购验收标准并在各店统一执行这一标准，存在着相当的困难，管理上也容易出现一些漏洞。建立生鲜加工配送中心后，产品的外在的标准化缺乏这一问题会在加工配送中心得以化解。（3）有助于整合本地连锁店的销售能力，从生产基地直接进货，减少中间环节。由于生鲜加工配送中心的建立，连锁超市采购批量可以放大，由此使得部分生鲜食品道接从产地采购及面向全国招标采购成为可能。

3.强化生鲜食品配送保鲜及物流监管

促进流通企业内部物流社会化，推广和应用冷链物流技术。超市剥离或外包物流功能，大力发展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合作，完善配送供应链和城乡一体化物流网，减少步骤，降低风险。选用适当的储藏和保鲜技术，开发适应不同产品生理特点的宽温度带冷藏运输技术，应用适应多品种、小批量、高频率的物流配送设备，提高鲜活产品配送和分销能力，建立高效率、无污染、低成本的物流体系。

4.建立完善生鲜食品标识和可追溯体系

超市只能维持产品的鲜度，而不能提高新鲜度。鲜度管理应该从生鲜食品材料的选购开始，最大限度地控制上游企业，从源头入手。对生产和初加工环节建立基地规划、环境监测、安全跟踪、检验、承诺、认证、抽检等制度。认真把好食品索证关，核对供货单位卫生许可证，对每批食品实行检疫、检验合格证制度，尤其是生鲜食品的采摘、收获、屠宰、捕捞必须符合规定的安全隔离期及休药期，防止农残超标。

5.对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管的需求

建立明确的鲜度目标与标准。政府部门应迅速制定生鲜食品的卫生安全统一标准，统一执法检查、监督。超市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对生鲜食品的日常监管和执法工作。从定性角度来了解顾客对各类生鲜食品的需求程度，掌握消费需求导向和需求程度，有利于精选产品类别与品项。从定量角度依据各种理化检测指标，不断改进技术手段，或依靠专业的检测机构，独立公正地进行监督。完善和提升鲜度技术标准。运用GMP即“良好作业规范”或“优良制造标准”制度和HACCP过程控制技术这两个基本的鲜度管理技术，建立完善各种生鲜食品的HACCP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各危害因素的分析，对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关键点进行重点的质量控制。如建立严格的验收货制度，将进货日期、品名、规格、数量、质量检验记录，收货员、生鲜主管等在验收合格单上签名存档，形成相互连接的控制链，相互监督、共同促进品质的保证。

6.严格把握生鲜食品加工原材料、环境、设备和技术要求

生鲜商品加工应坚持低温、清洁、覆盖原则，保持冷链不中断。加工间是超市生鲜食品储存、加工的重要场地，如熟食制品，畜禽产品加工要按照原料和成品进行工作区域划分，定期进行整体彻底消毒，并保留相关记录。工作台和加工器具专管专用，加强卫生消毒，及时清理大型加工机器外表及内部的残渣和污渍。工作人员的洗手池和器具清洗消毒池应分别专门配置使用，化学清洁用品和工具定点专项密封保管，避免污染食品。

7.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消费者的引导

加强超市各级人员的定期食品卫生法规和营养知识培训。强化企业负责人的食品卫生责任意识，建立企业诚信档案。提高专职卫生监督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明确职责，授与相应权限。采购人员实行统一进货，统一质量把关。生鲜区员工应持有效健康证明，保持工服、头发和手清洁。熟食和面点的销售人员应戴干净的口罩和手套，不佩戴饰品，上岗前在专用洗手池洗手。并建立一支饮食专家队伍，包括营养师、厨师、料理专家和食品加工专家等专业人员，不断设计、生产、创造出新鲜、美味、省力、营养、经济的食品。对消费者进行引导教育，使人们在重视价格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食品的新鲜、安全和服务等附加值，改变传统的消费思想。普及食品卫生营养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购买食品时，注意识别品牌、生产日期等标识，遇到问题要敢于较真，共同促进超市生鲜食品质量的提高。

四、提升供应商的专业度

1.更新观念，建立供应链管理的战略理念

首先，超市要转变观念，深刻理解供应链管理的内涵，供应链管理最核心的内容是协同与合作，在思想上要实现从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转变为追求包括所有渠道成员在内的供应链整体利益最大化，从单赢变为双赢或多方共赢的转变。超市不应该把渠道伙伴作为竞争对象，不应该以价格打压从渠道伙伴身上去获取利润，而是应通过供应链管理与渠道成员进行有效合作使供应链整体价值增殖最大化，从而在链条分工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2.以信息管理系统为基础，构建供应商管理和服务平台

供应链管理需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有效的供应链不仅要求企业之间的相互沟通，而且要求企业对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做出灵敏快速的反映。没有信息技术或信息流作为基础，是难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高效率的货物流动的。因此供应链上各成员要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共建一个沟通平台，做到信息共享，同时企业要善于把最新的信息技术用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和效率。从而减少供应链中各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价值损失，达到整体最优，各方受益。上海联华1999年采购的商品已有两万多种，采购、财务部门与3000多家供应商有着业务和资金往来。传统的经营方式已经与现实需求越来越不适应。为此联华启用了EDI自动订货系统，首先与上海10家供应商联手试点。至今，联华的订货系统已与上百家大型供应商联网，随时沟通信息。目前，上海联华通过供应商平台采购的商品数量大约在20000-40000种左右，涉及到的供应商有3000多家。其中，像上海家化、达能饼干、雀巢公司等在内的1000多家供应商已通过供应商平台来自动供货。联华的外部供应管理，主要解决核心企业与其可依赖的固定供应商及客户之间的交易流程和业务信息管理。通过联华所构建的供应商服务平台，外部供应商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商品的销售、库存情况，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及时供货。

3.寻找战略合作伙伴，构建供应链管理基础

超市应借助自己和终端消费者最接近的优势，选择合适的供应商，建立长期利益共享的战略联盟，使得交易各方通过相互协调合作实现以低成本向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服务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现在超市生鲜商品的采购来源主要分为两类:本地采购和产地采购。本地采购的产品包括叶菜类(蔬菜基地)、鲜肉类(肉联厂)、鲜活水产(淡水养殖基地)、部分副食品(豆腐、豆浆、豆制品)、半成品凉菜、切配菜等;产地采购的产品包括大宗干菜、部分水果、冰冻水产、干鲜制品、加工制品。为达到消费者所希望的新鲜安全时令的目的，要求生鲜食品供应链的环节越少越好，但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分散性却使农产品在流通不可避免地进行一次或多次集散。基于这样的考虑，连锁超市要推动生鲜商品应可能更多向产地采购，以减少中间环节，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采购成本，而且有助于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上海农工商超市在生鲜方面已探索出“产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这就是:定点生产、定量收购、定牌包装、统一加工、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即“三定三统”。这种模式实现了四个稳定:质量稳定、货源稳定、生产稳定和农民收入稳定，从长三角地区直至江西、黑龙江，农工商共建有13个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今，农工商超市90%的生鲜食品都由生产基地直接供货，没有中间环节，成本降低，售价就可降低。目前，上海农工商超市每天销售1.5万只农工商烤鸡、130吨农工商大米、100吨农工商鸡蛋，它们全部来源于各大生产基地。

4.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预测，减少生鲜食品的库存量

生鲜食品易腐易烂，有效地预测技术对于降低经营成本有着重要的作用。生鲜商品，因其市场的不确定性，过量采购将导致库存积压和损耗加大，采购不足又会产生缺货损失，错失商机。供应链管理要求对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预测，通过历史销售数据预测未来销量，并预测每单位缺货成本和压库成本，确保管理者就商品供应与市场需求的平衡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首先，需要企业在平时做好基础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并投人一定人力物力对以往预测偏差根源进行跟踪分析。其次，应建立缺货成本和压库成本的数据库，为企业作出正确合理的资金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再次，要加强供应商管理。积累供应商有关准时供应次数、延迟供应次数、平均延迟时间长度以及延迟时间标准差等数据。从而确定合理的采购频率和采购批量，逐步实现最小的库存和损耗。

5.强化对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激励与控制

增强生鲜食品供应链的稳定性。通过对生鲜食品供应商的有效激励与控制，可以密切超市与供应商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共赢的目的。超市应及时定期向供应商提供有效的产品销售信息和市场预测信息，这将对供应链上的生产和经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一些重点的供应商应在货款结算、货架陈列及商品促销上给予大力支持。另外超市还可以通过投资参股等方式来建立比较稳固的生鲜食品供应链体系。

五、结语

食品质量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企业第一责任人；行政赔偿

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食品不仅具有反复性、日常性等特征，更是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损害一旦发生甚至不可逆转。然而从食品工业产生开始，大小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就层出不穷从未停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估计食源性病原体的污染每年大约导致7600万人生病，325000人住院，5000人死亡（Mead et al.，1999）。食源性疾病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相当于是对人体能量的另一种赋税（FAO/WHO，1984）。虽然食品消费是私人物品，但与之相伴的食品安全所引发的疾病却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负担，给经济生产率带来损失。

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以第九章“法律责任”专章共15条的篇幅对违反《食品安全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以及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其对于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与此同时，近年来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发，犯罪违法成本较低无疑是当前大量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结果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存在内容滞后缺失或者操作程度低等问题。在此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在实施四年后即将启动新一轮的修订，“治乱用重典”的呼声日益强烈。当然，“重典”显然不仅仅意味着严刑峻法，动辄死刑。食品安全治理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各个环节，对于食品安全责任的规定也需要系统化思维。因此，“重典”应是明确规定和有效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各项法律责任，规定不同层级和程度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在反复评价和反思的动态中发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本文将主要运用法律责任理论和政府监管理论，分析中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构成，梳理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并针对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不同类型，对《食品安全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强化民事责任机制：自我规制与损害赔偿

（一）食品安全：谁的责任？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因此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立法之初就在立法取向上采取了强化“命令与控制型（command-and-control）”的规制方式（高秦伟，2012），甚至实施排他性的规制，前者如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原法第60条），后者如该法第三章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规定，在立法技术上突出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standard setting）的基本制度与制定程序（陈军，2009；高秦伟，2012）。

在食品安全责任设计上，现行食品安全也是强调政府规制，以政府责任弱化行业组织与企业责任。政府及相应行政部门集中承担了食品安全责任，过分依赖于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未能充分秉承“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未能有效实现政府监管与企业自我规制相结合。背后的原因显然是与食品行业的市场失灵以及诚信缺失密不可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迅速转型至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成为不少企业的唯一目标。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接连爆发后，公众对于企业能够自我约束的信心跌至谷底，以政府行为干涉市场运作、以政府规制取代企业责任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务院，2008）。但是事实上，在实践中，政府责任模式所导致的弊端却已经呈现。仅以三聚氰胺为例，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仅一年后的2010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严令禁止的三聚氰胺重现奶业江湖，这对由立法刚刚确立的政府主导型的规制模式而言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有市场经济环境下，将食品安全责任完全交由政府掌控的这一“全能政府”的做法已经不再适用。

在2013年的机构改革中，中央层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可见，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落实到食品安全领域，以食品生产经营方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理念被重申，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食品安全事件法律责任规定上重心的转移，使民事责任作为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中的首要责任。

（二）自我规制与损失赔偿

随着科学技术手段在食品领域的运用，现代食品在配方、标准、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已经愈加精细和高度技术化，因此无论是多么详尽的立法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都会给企业留下宽泛而广泛的裁量空间，而执法更无法深入到每项产品的每一环节的所有程序中。因此，实现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就是要由市场取代监管，并进而弱化行政手段，强调企业责任。而其中关键就是实现企业和行业内部的自我规制。

自我规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其几乎可以涉及非政府行为的所有方面（Cary Coglianese，2013）。通过法律授权或政府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公共管理与规制的职能，规制过程的决策和执行均由二者分享，具有社会自治的制度性意义（田飞龙，2010）。在食品安全领域，自我规制就是指食品安全相关企业按照企业的内部规则，根据国家的规格、标准，或者以高于国家的规格、标准的水准独自制定规格、标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控制的行为，主要包括质量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自觉和技术革新等内容（王贵松，2009）。基于自我规制，相关食品企业除履行除法定义务外，还需要履行约定义务，即向购买方承诺其产品所应达到的标准。

基于此理念，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食品安全领域的行政机关未能履行监管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违法的。而根据依法行政的制度宗旨，当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的不作为行为违法时，就必须承担相应责任。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事例也印证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性。在2007年三鹿奶粉所点燃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责任企业通过破产程序从民事赔偿程序中“金蝉脱壳”，受害者因此追溯无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民事责任缺位或者脱逸时，以国家财政作为后盾无疑是很好的保障（朱新力，2001；杜仪方，2009）。

（二）食品安全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由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补充责任，其必要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食品安全行政赔偿制度是否具备可行性？虽然《宪法》第41条第3款“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为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但是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仅规定了公务员的行政问责，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法律责任却未做任何规定。

鉴于国库资源的有限性，法律规定并非所有公民任何的权利受损最后都可从国库获得赔偿；普通公民要获得行政赔偿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那么，在食品安全的行政监管中，当消费者权利受损时，是否具备要求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可能性？从理论层面出发，要使得行政机关承担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至少要具备以下两项条件。

能够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现行《食品安全法》第6条规定：“县级以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同时，《食品安全法》第八章中对各食品监管部门的行政职权所进行的明确规定，也为确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提供立法上的可能性。然而，依据行政法一般理论，上述“无固定内容的条款和普遍标准（昂格尔，1994）”的规定在赋予行政权限的同时也给予其大量的裁量空间，而依据行政裁量，行政机关有权依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其中它认为最为妥当的法律效果（杨建顺，2004；周佑勇，2007）。按照此逻辑，行政机关完全可以裁量为由否定其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疏于监管的行为属于、并从而逃脱行政法律责任。但是事实上，食品领域却具有特殊性。鉴于食品安全领域中生命权和健康权的重要性，为有效约束行政权，学界在判断行政行为时往往会运用到行政裁量缩减论以对抗裁量（李建良，2002）。 在食品安全领域，一般认为，行政机关对其规制权限的行使虽然具有裁量权，但是如果该权限行使侵犯到了公民健康权这项标准，则行政权限就应当受到限制（下山瑛二，1978）。也即，当产生对国民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损害结果的危险时，如果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就能够容易地防止该结果的发生，而不行使则无法防止时，行政机关就应当行使规制权限，否则就可判定其行为违法（王贵松，2007；胡建淼、杜仪方，2010）。

受害者具备资格。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能够认定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却并不意味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受害者就有权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即，受害者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要提起行政诉讼，必须需要证明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事实上，现行《食品安全法》第1条的规定“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已经为普通公民行政机关预留了完美空间。因为根据“保护规范”理论，只要“有效的法律规定（行政的法律义务即由此而来）不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是为了公民个人的利益，就应当肯定主观权利（哈特穆特・毛雷尔，2000）”。换言之，当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被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时，行政机关给国民供给安全食品就不仅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障，更是应确保每一个公民生命和健康安全（下山瑛二，1978）。而当公民身体生命因食品安全而受损时，当然与行政机关的行为存在利害关系，也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虽然遭遇重重困难，但是理论界对完善食品安全行政责任制度的探索却从未停止。大陆法系对于食品和食品行政自身特征的细致把握，以及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立法中预留的空间，都为设立食品安全行政责任提供了可能性。

（三）修法的动向

今年4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现行食品监管体制的弊端，“食品监管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并存，责任难以完全落实，资源分散配置难以形成合力，整体行政效能不高。”一个月后，在今年5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明确提出要建立最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国新闻网，2013）。鉴于我国食品行政监管现状与现有立法基础，在建立最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契机下，笔者认为在本次《食品安全法》修订过程中应考虑将食品安全的行政法律责任写入立法。只有建立完善可行的行政责任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将权力关进笼子”，从而使得食品安全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在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问责条款前增加行政责任条款：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而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虽然并不属于行政责任的概念范畴，但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中也有必要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一定完善。现行《食品安全法》第95条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不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或者、、的，规定处以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等行政处分。但是，法条中关于谁来问责、依照何种程序追究等关键要素却并没有涉及，这使得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作支撑，问责机制仅流于形式，极具风暴效应却很难具备实施的有效性。因此也有必要在本次修法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管问责制度中具体的问责主体、权限、问责客体责任层次、问责事由的标准和范围以及问责程序制度体等进行明确规定，让食品安全问责摆脱“运动式风暴”而走向“常态”。

三、明确刑事责任追究制度：行刑衔接

对于食品安全违法行为除应由行政机关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外，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还应当基于刑法规定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学界相关论著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不着笔墨（张亚军，2012；刘仁文，2012）。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也在很大程度上为食品安全入刑实践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但是显然，对于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为，除刑法处罚外，更常见是同为公法领域的行政处罚。二者与私法领域的民事责任一起共同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责任体制。 只有把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并同时防止滥用法律。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界，就食品安全行政处罚与刑法处罚关系的探讨却凤毛麟角。

现行《刑法》涉及食品安全刑法处罚的相关规定是第14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而《食品安全法》中，行政处罚的规定在第84至第94条。《食品安全法》仅有的刑罚处罚条款出现在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说，这一风淡云清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实现将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食品安全法》引致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同任何简洁的立法所面临的难题一样，过于模糊的规定方式并未明确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的边界，这为实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提供了难度。具体而言，《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规定了对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腐败变质”等行为可以给予行政处罚，而事实上上述行为又均符合《刑法》第143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要件，或者准确而言都是后者的具体化。那么，二者是否会交叠或者真空？

依照刑法理论，要构成犯罪，要件之一是违法行为必须存在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而相较于行政处罚而言，判断危害性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严重性，就要从“被侵害的法益”和“违法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判断。对此，刑法泰斗陈兴良教授提出了“情节轻重、数额大小和后果大小”作为区分两项制度的决定因素，而上述标准也成为刑法学界通说（陈兴良，1992）。如果将上述标准适用于食品安全领域，我们发现相较于《食品安全法》第84-94条而言，《刑法》第143条还规定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等表述方式。显然，上述条文采取的是以“后果大小”标准作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临界点。通过法解释的方式我们可以认为：生产经营企业一旦出现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相关行政机关就可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是并非所有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都会触犯刑律，只有当该违法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时，才可采取刑罚处罚方式。然而，问题并非就此迎刃而解。对于何为“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或者说怎样的情形才可算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对此，《刑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它仍然有待于出台司法解释或者法院指导性案件加以进一步明确。

笔者认为，虽然存在必要性，但是在《食品安全法》中对于量刑等进行具体规定显然不现实。倒不如借助修法的东风进而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刑法》143条中“严重事故”、“严重危害”等进行量化，也许是更为便利而有效的途径。毕竟，作为不同的规制手段，刑罚和行政处罚有其各自疆域，不宜随意取代。面对食品安全严峻现状，在“治乱用重典”理念下，更要警惕食品安全处罚走向以刑罚取代行政处罚的极端。

四、结语

从法律规范的逻辑上而言，法律责任的意义在于其是使得法律具有操作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如果缺少了法律责任，那么法律事实就等同于只有行为模式而缺乏具体规范后果的道德规范，法律的操作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凯恩，2008）。当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健全法律责任体系的现实意义远不仅此。健康和生命在任何社会语境下都是第一位的，更何况在中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文化下，食品安全又是涉及民生、政府公信力甚至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而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不仅能够为损害提供救济，更能够通过惩罚方式对其他社会成员实现教育和警戒的作用，从而从源头上预防和抵御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就是要建立起可操作性的综合性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以民事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树立企业第一责任人理念，增设自我规制和违约责任条款，同时设立食品安全保险制度，使得损害赔偿更具备实际效果；在民事责任缺位时以行政赔偿责任作为补充，实现依法行政与受害者权利保障相结合，同时进一步明确现有行政问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而作为最严厉的刑事责任，秉承罪刑法定，通过法解释明确相关概念从而实现刑罚责任与行政处罚相衔接。总之，只有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各自分工而又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为舌尖上的安全实现“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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