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12:09:15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国时期；室内设计；工艺美术家；实践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066-03
Analysis on Interior Design Works of Industrial Artist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ZHOU Yu-xi（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
Abstract ：Currently，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interior design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mainly focus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style， etc. But there are limits to this strategy. Therefore， new research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ould be conducted immediately. This paper tried to study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interior design 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dustrial artists. Then the research category could be broadened. Meanwhile， it was also pro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interior design was complex and pluralistic.
Key words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terior design； industrial artists； practice
Internet ：.cn
20世纪初，尽管传统建筑体系在中国广大地区中仍在延续，但建筑体系及营造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方向。室内设计作为建筑的组成部分，其设计与营造模式也产生相应转型。民国时期，随着各大城市建筑活动的日益增多，室内设计逐渐进入设计行业、学界与公众的视野，并出现早期的现代室内设计实践。
一、民国室内设计从业群体的主要构成
现代意义的室内设计师（Interior Designer）指受过专业训练、经过实践并通过考核获得资格认证，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功能与使用质量为工作职责的从业者。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的“室内设计师”，室内的设计与营造工作通常没有明确分工，统一由匠人负责。而到民国时期，虽然出现了本土现代建筑师与近代营造业群体，但中国依然没有独立的室内设计师职业，室内设计的任务主要由建筑师与部分营造厂来承担。因此，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从业群体即为建筑师和一些兼营设计业务的营造厂商，中国近代室内设计史与中国近代建筑史并无太大差别。由于这种强调建筑的观点直接反映在相关研究中，使得书写中国室内设计史的必要性遭到质疑，从而阻滞了室内设计史论研究的深入。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学界和公众对室内设计的界定与认识较为模糊，多以“内部建筑”“内部装饰”“室内装饰”等来指代室内设计。而且政府管理部门对室内设计也还没有清晰认知，故未出台相关法规对“室内设计师”职业进行明确地释义。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时的室内设计从业群体的构成呈现多样化特点。
诚然，建筑师在从业群体中占有较大比重，然而同时期的本土工艺美术家作为另一股力量，也进行了极具专业特色的室内设计探索与实践。与建筑师群体相似，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工艺美术家多曾留学海外，或在国内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同时许多人不但在国内高等院校任教，还联合其他同仁在社会上创办社团和公司，进行学术交流与商业设计活动。其中著名的有钟骸⒄殴庥睢⒗坠缭、庞薰l等人。1934年春，王昌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第一个全国性质的工艺美术家同业团体――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初名为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会员最多时达500余人，涵盖了当时大部分从事室内设计工作的工艺美术家，影响深远。
二、著名工艺美术家的室内设计探索与实践
（一）钟
钟菏腔钤居1920-1930年代的工艺美术家，在室内设计与家具设计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尽管关于他的生平记载相对匮乏，但根据已有资料可知：钟鹤1919年起在法国研习工艺美术，并于1925-1927年间先后在巴黎世界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博览会、巴黎工艺美术展览会中获特等奖等殊荣。1928年底回国担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
钟菏分关注室内设计理论研究，并以首位非建筑师的身份在《中国建筑》上发表相关文章。在《谈谈住的问题》一文中，他首先指出当时建筑装饰已经到各国重视，然后批判中国的建筑装饰自秦汉以来“只知仿模古化，毫无改进的思想”。对此，钟喝衔：住的问题是民生四大需要之一，必须要“悉心研究”。虽然“建筑”与“装饰”时常连用，却分别指代建筑外观与室内装饰，二者缺一不可。优秀的建筑装饰不仅有使用功能和审美价值，还具有改造人的思想、推进民族文化、改善社会现状的现实意义。在钟荷杓频囊桓鲎髌分锌梢猿浞痔逑炙的室内设计思想（图1）。这是一个客厅空间，在界面装饰装修上，其顶棚装饰为金色配黑色线条，四周设置由三层平板条制成的二级吊顶。室内立面分别涂以金色和黑色，与顶棚色彩相符，但墙脚饰以红色以突出其凹凸感。客厅与餐厅的过渡位置选用高约一米的矮铁门，在不妨碍室内交通的前提下既增添了装饰元素，又使得光线得以共享。在室内家具选择上，桌子底座由产于福建的黑色磨光漆喷饰，并添加三道红与银色的铝条。而椅子的布艺部分则选用金红色的丝光绒，地毯也是同样的色彩与材质，从而使陈设和界面色彩呼应。由于整体色彩华丽，钟涸诙级吊顶中设计暗藏光线，这种室内照明处理方法直至今日依然常见。因此，整个空间的界面设计简洁、富有现代性，可以满足当时人们的心理需要。室内色彩和谐，家具布置舒适，使人身心愉快。最后，文章提及当时上海的现代建筑装饰发展迅速，并呼吁国人能以“爱美的热忱、社会的福利”继续支持中国建筑装饰的发展。由此可见，基于丰富的阅历与实践经验，钟憾允夷谏杓频那熬俺渎信心，并将室内设计的意义提升至社会层面，相较当时国内刚起步的建筑学理论，这些观点极具前瞻性。
不仅如此，钟涸诩揖呱杓品矫嬉财挠薪ㄊ鳌K曾在上海霞飞路创立艺林公司，专营家具与室内设计业务。20世纪初，木材工业开始生产胶合板。相较当时常用的实板，胶合板具有不易变形、重量较轻、做工简易的优势，所以迅速改变了家具行业的面貌。然而，当时中国的胶合板生产与供应被外商垄断，导致国内家具行业的发展依然缓慢。1920年代末，钟郝氏扔肴辗胶献魃产胶合板，艺林公司也成为上海最早生产胶合板的中国企业。之后钟河衷诖嘶础上自设工厂，直接为家具生产提供胶合板。同时，钟涸诩揖呱杓品矫嬉嘟行了西式、中式的双重探索。一方面，他受当时西方立体派艺术的影响，自由运用点、线、角等几何元素设计家具，强调人机工程学，并降低家具式样的高度，以减小家具在室内空间中的投影，从而设计出立体式家具，被视为“立体派艺术输入的先声”（卢毓骏语）。另一方面，他反对一味模仿西式古典家具，却非常关注西方工艺技术在中国传统家具设计中的应用。他以胶合板为主材，参考中国古典家具的结构，采用立体色彩、金属扶手、暗铰链等新式工艺，设计出造型更美观、具有中国特色的流线型家具。这两款家具在当时均大受好评，而艺林公司也具备了从原材料生产到室内、家具设计的整体服务能力，这使得钟撼晌当时行业中的佼佼者。
（二）张光宇
作为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人之一的张光宇，他的现代设计实践长期受到学界忽视。但随着近年来张光宇涉猎颇广、数量颇丰的设计作品被陆续出版，使他在室内设计领域的探索逐渐引起学界重视。
张光宇早年供职于上海外商烟草公司广告部，在工作之余担任《上海漫画》主编。由于擅长漫画与工艺美术，他对室内设计这种“用的美术”十分关注。自《上海漫画》创刊号起，张光宇便亲自编排图文连载介绍新潮的室内多功能家具，在《上海漫画》第64期上介绍刚回国工作的钟杭捌湓诎屠璐醋鞯闹泄式室内设计作品，并开设“近代工艺美术研究”专栏宣传中外现代设计。1929年底，他开始尝试涉足设计行业，与钟旱热思资成立“工艺美术合作社”，业务包括绘画、建筑、装饰、雕塑、木器与铸金，基本满足了当时室内装饰、家具设计的需求。可惜由于资料有限，工艺美术合作社的具体设计作品与实践项目等信息不得而知，尤其是在“一 ・ 二八事变”后，该社销声匿迹，但张光宇对室内设计的思考、实践并未停止。1932年6月，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他的专著《近代工艺美术》公开发行。该书是民国时期第一本全面、系统阐述现代设计与设计理论的著作，在书籍设计上延续了《上海漫画》的排版传统，注重图文结合增强可读性。全书分为论文、图片说明两个部分，并有许多涉及室内设计的内容。例如《板料与木器》一文介绍了新体木器（室内陈设和家具）中夹板与花纹板的工艺与应用。而图片说明部分专门设有“室内装饰”一栏，除了介绍西方优秀的室内设计作品，还收录了张光宇本人和刘既漂的室内设计、展示设计、家具与灯具造型设计图。同时，该书还设有“近代建筑”“小工艺”“舞台工艺”等与室内设计相关的图文专栏。
张光宇的家具设计造型、色彩特征鲜明。例如在他设计的某办公室家具图中（图2），桌椅壁橱采用了简洁的几何造型，通过选用不同颜色的木材区分家具的使用功能。空间紧凑，功能合理。在灯具设计上，台灯底座采用球型方底；吊灯造型以英文OFFICE为原型，由不同规格的灯管组合而成，十分别致。1930-1940年代，他还设计过朱红漆家具系列和许多室内布景、展厅设计作品。
（三）雷圭元
雷圭元是中国现代著名工艺美术家，他对民国时期的室内设计教育有着重要贡献。1930年代，留法归国的雷圭元任杭州国立艺专图案系主任、教授，并主持专门图案的教学工作。当时图案系的专门图案中设有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等课程，他与其他教师在教学中重视课程的交叉结合，譬如要求学生在室内设计的训练中需综合考虑建筑装饰图案与室内家具的陈设，从而磨练学生的设计能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专业人才。抗战期间，雷圭元担任中国近代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工艺美术高等学府――四川省立艺专的教务主任，负责教学大纲的制定。其中，家具科首次独立出来，其五年制的培养计划对民国室内设计教育的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课程设置大致为：前两年课程为基础图案和简易装饰设计；第三年以室内小品制图学习为主，课程有陶瓷、金属、木器制图设计；第四年课程为全套家具制图设计；第五年课程为室内装饰制图设计、公私住房家具布置等。同时其他科系也设有类似课程，如漆工科五年级的精制家具、贵重陈设制图设计课程。因此，四川省立艺专更注重室内家具与陈设设计，而室内空间与界面设计课程比重较低。这大概一是源于民国工艺美术教育关注图案装饰教学，二是由于当时各高校建筑系也都设有室内装饰课程，有必要区分教学特色。所以，正是凭借强调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办学理念，即使在时局维艰的年代里，该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依然相对较多，这自然离不开雷圭元的努力。
雷圭元在行业团体活动中也积极参与和室内设计相关的工作。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原名为中国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后称协会）是民国第一个全国性质的工艺美术家同业团体，雷圭元任常务董事。1936年，协会主办了第一次全国商业美术展览会。在此次展览会上展出了雷圭元的室内设计作品《室内装饰设计》（图3）及其弟子蔡振华的《小住宅设计》等相关作品。而在次年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工商业美术展览会上，他们二人的吊灯设计与室内设计作品再次入选。随着学术发展的蒸蒸日上，协会决定成立商业美术函授学校，并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合办商业美术科联合招生。学校下设室内装饰科、家具设计科、广告灯及门面装饰科等14个科目，同为雷圭元弟子的丘玺与蔡振华崭露头角，担任室内装饰科的主讲教师。然而不久后因淞沪抗战爆发，教学工作中断，协会也终止活动。尽管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存在时间短暂，但雷圭元及其弟子通过这个平台对室内设计的宣传、推广却有着重要价值。
三、结语
民国时期工艺美术家们对室内设计的不懈探索，有力推动了中国室内设计的现代化转型。由于篇幅有限，虽然还有庞薰l、郑可等工艺美术家的贡献未被提及，但这也间接表明民国室内设计史的研究范围是广阔的。只拘泥于室内设计物质形态、建筑艺术风格和建筑主体论的研究已经难以反映民国室内设计发展的原貌。因此，综合室内设计理论、实践、制度、教育、观念等角度展开的整体研究，对目前中国近代室内设计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钱海平 等. 中国建筑的现代化进程[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2] 钟. 谈谈住的问题[J].中国建筑， 1933， 1卷2期
[3] 张光宇. 近代工艺美术[M].上海：中国美术刊行社， 1932.
[4] 袁熙D. 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 信息技术 模块化模型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17（2014）04-0026-02
1 引言
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优化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堂教学，运用模块化理论将整个模型逐级模块化、深化、细化，重视整体环境观的教育，树立整体的建筑观、景观设计观和室内设计观，运用生态审美意识去培养“开拓型、会通型、应用型”的环境艺术设计创新人才是适合于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实行分段式教学机制具有科学依据：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特点，接轨学院、资源共享实现共同教育；强化学生的基础能力、专业技能，有助于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训练，提高学生的整体控制能力；强调跨学科、多技能的素质教育，借助信息技术的优势进一步让学生培养扎实的专业基础、活跃的思维、开阔的学术视野，从而培养处具有较高艺术修养、较强设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 现代信息环境下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摸块化教学模型结构
本科教学对教学模型的探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根据自己多年环境艺术专业的求学经验、设计实践经验、工程实践经验、在大学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经验，以及从科研项目开题以来对国内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多年的采访和收集资料过程中获取的资料、直接和间接经验，试图以系统工程学、模块化理论、整体论、还原论为方法论和信息技术化手段一一建立一个现代信息环境下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模块化教学新模型。作为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其基本思路是：先将整个教学系统按照模块化理论分离出7个大模块，再按照这7个大模块的学习内容和要求来设计更多的相关子模块来构成整个教学的信息系统，这些子模块可根据当前信息时代对学生专业能力的需要增加或减少、更新内容、升级换代。再按照子模块中更小的模块的逻辑性归纳成新的层次，根据学校的信息技术设备的实际情况最终形成每学年的课程表。
关于教学模块的分离、更新、增加、减少、归纳以及为模块创造一个“外壳”：为了便于宏观上的教学管理，把整个教学系统分离成几个大的教学模块，即教学模块的分离，例如，本文将整个教学系统分为“室内、建筑、景观、规划、史论、设计基础、实习”7个大模块，通过将模块不断地分离、更新、增加、减少、归纳，以及为模块创造一个“外壳”，使模块本身的内涵以及模块内部子模块之间以及模块与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导致教学模型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教学控制体系内容也要随着设备和技术的调整做出相应调整。所以我们说，伴随着教学模块的分离、更新、增加、减少、归纳，以及为模块创造一个新的“外壳”，专业教学模型呈现为动态的、开放的教学模型体系。专业教学模型与教学控制体系都是动态的、开放的模型和控制体系。稳定是暂时的、相对的，变化是永恒的、绝对的。
3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新模型的四个核心内容
3.1 五年制教学模型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以五年制的教学模型为宜。环境设计专业范围较广，实践性强，涉及学科门类较多，运用到的信息和科技技术也相对多，如：设计基础、建筑基础、建筑设计、专业基础、室内设计、景观设计、设计历史及理论、电脑软件学习及使用、毕业设计及论文等。尤其是专业实践一项耗费时间较多，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现在几乎所有学校的学生参与实践的时间都不够、以至于所学专业知识与实践连接不上。
3.2 四段式教学模型
设置四段式教学模型，是参考了国内外的专业教学模型以及目前国内的专业教学与实践的实际情况而定的。
3.2.1 有针对性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基础教学模块（1学年）
现在许多学校的设计基础部教学，是将所有设计专业的学生放在一起学，不分专业，强调共性，忽略个性，但是在有些院校比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基础部的教学，在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后，逐渐变成了现在的状态。即：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保持共性并展开个性教学，强调设计基础教学的专业适应性、方向性，并非每个专业的基础教学都一样，而是有相同部分有不同部分，而不同部分的课程及内容正是针对各自不同的专业特点而设。
3.2.2 网络资源拓展条件下的建筑设计课程模块（2学年，含建筑设计实践）
建筑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的重要基础之一，据本人访谈专业人士统计的结果发现，无论是装饰设计公司的业务领导还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从业人员，在谈到建筑和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的关系时，无不强调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在建筑知识方面的匮乏导致在工作中的被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环艺系开设的工科内容和开在建筑系的工科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在这里的内容重点更多的是强调该科内容和室内设计的关系，这是一个室内设计师所必备的知识技能，这一课程模块的教学设计需要借助大量的网络信息资源。
3.2.3 计算机设计软件使用下的模糊景观设计与室内设计专业教学模块（1学年，含工程实践）
这一阶段主要学习室内设计及景观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相关的设计技能，使学生通过学习室内设计及景观设计理论锻炼设计思维能力，通过专业造型基础、设计原理与方法、计算机软件技术和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工作室及工程实践能力的基本训练，具备了解室内设计及景观设计的历史及现状，了解专业最新成就的发展趋势。
3.2.4 信息技术下景观设计或室内设计教学模块，并以所选方向作为毕业设计（1学年，含实习）
最后一年的分专业教学，是让学生在前面一年设计基础、两年建筑设计基础和一年“景观、室内模糊教学”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喜爱，学有所专，学有所长，同时也在毕业之际做出一个有深度的设计项目。环境艺术设计只能以建筑设计为基础开出两个专业方向，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而建筑设计由专门的建筑系来完成正规的专业教学。无论是美院建筑系还是工科建筑系，一般还要5年，环艺系在有限的时间里既不要去重复别人的路子，更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任务。
四段式5年制教学模式，一年级培养学生从“自然人”到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专业人”；二三年级开始打好专业基础——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从四年级到五年级，则重点培养学生从专业人到具有一定职业能力的设计者，以开拓型、会通型、应用型的创新人才为育人建设重点；从五年级到毕业则选择一门作为突破，再提高，并对本科阶段的学习作一总结。
3.3 增加有关工学课程
这一块内容具体落实在四段式教学的第二段里面，“两年制的建筑设计课程模块”。主要包括建筑物理、建筑结构、建筑材料等课程，增加有关工学课程的出发点是基于工程设计及施工实践的需要。工学课程的缺失是目前国内艺术院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软肋。基于文科类艺术院校的学生的理工基础，可以将有关工学课程的内容在难度上区别于工科类建筑学院，但是一定要有。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门艺术和技术结合的专业，这在业内和实践中已成共识，在这里所说的技术，除了当前信息化环境下的信息技术，还有就是相关的工学内容。
3.4 文理兼收模式
文理科兼收的优势就在于使该专业学生进入社会后，在该专业的高端和中段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保持优势。现在的专业设置状态是：几乎所有美术学院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均为文科类生源；国内的一些工学院及林学院的一些相关专业是理工科生源。这样的状态使学生在个人优势上不断扩展，但是在专业“短板”方面却没有得到长足的长进和补充。文理兼收的模式不仅可以使文、工科学生在专业技能、教师信息化教学手段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甚至在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工作态度等诸方面都有互补优势。
4 结语
环境艺术设计教学的模块化模型，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专业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尤其是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渐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和教学中，教学设计应该从信息技术这一个辅助手段多加考虑。希望我的探索能够为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提供帮助，不足之处还请指正。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宁 272100）
参考文献：
[1]徐晓星.高职院校教师设计工作室建设的探索[J].科技信息，2012，（12）.
[2]张正.“包豪斯”与当今环境艺术设计教育[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10，（02）.
[3]宋永明.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工作室教学模式研究[J].今日财富（金融发展与监管），2011，（12）.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试方法 艺术设计 改革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环境艺术设计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对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成不变的教学和考试方式下培养出的本科学生已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市场要求。教学实践与毕业生的反馈表明，传统的考试方式不利于教学改革的执行，在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及设计创新方面力度不够，因此，推进考试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考试是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程度的最直观方式，也是对课程教学效果的直观反馈，可间接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一定的导向性作用。正因为其在整个教学环节中的重要性，无形中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能力起到引导作用。因此，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应针对其专业特征进行个性化的考试方法改革。
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考试方法改革的重要性
（一）高等院校的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发展历史短暂、根基尚浅，要深入发展改革性研究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本身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因而对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设计创新与工程实践要求。在日常教学中，考试一直以来都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部分，其是衡量教学方式是否得当的有效途径。但传统、单一的考试方式已不能跟上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发展的脚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教学的深化改革。因而，实施与时俱进的考试方法改革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对考试方法的改革是完善教学考核体制对教学改革提出的要求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按课程属性主要分为理论课、设计课两大类。传统的闭卷考试是检验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常规方式，适用于室内设计原理、建筑史论、建筑构造类课程，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往往采取考前突击式学习。此种形式下取得的教学效果是不能代表教师教学质量的，也不能反映出学生专业素养的真实情况。而对设计类专业课的检验方式是通过提交结课作业，由专业教师根据作业的完成质量给出相应的考试成绩。无论哪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环境艺术的专业特点，但都具有一定局限性，无法达到深化教学改革和提高学生自主性学习的目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考试方法改革，是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及学生专业能力的最有效方法。
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推进考试方法改革的方式
（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设置考核模式，设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体系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涵盖了专业理论、史论、专业基础、专业设计四大类别的课程。在评价的过程中，可根据每类课程的特征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考试方式，这样才能建立较为合理的评价方式，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考核结果。要将新的考核方式应用到教学中去，如在专业理论课与史论课教学中，可把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在各个教学章节中设置针对知识理解能力的开卷测试，以提交论文的方式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灵活掌握程度；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设计课教学中，可采用将平时阶段性测评与结课大作业总评相结合的方式，高年级的专业设计课还可采用将理论掌握能力测试与实践能力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制定各阶段考试所占总考试成绩的比例，以此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查，是真实、公平而客观的，能够提高教学实效。
（二）更新考试命题，引入实践性、综合性题目
在任何一种教育方式中，考试都是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标准。但对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来说，要遵循“同而不同”的标准根据课程的类型特征灵活命题。“同”指的是在命题过程中，都应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指定饱满的考查题目；“不同”指的是命题要根据课程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分。对于史论原理类的课程，教师命题时应加大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研究提出高水平观念的能力。对于工程构造类的课程应加大考查学生实际应用的能力，选择工程中较为典型的综合性题目。对于专业设计类课程，要选择真实工程项目作为设计课题，需要通过分析、调研、提出观点后解决问题的实践性、综合性题目。此种方式既可以有效地避免学生死记硬背、盲目抄袭，又可以引导学生自我思考、积极创新，充分激发其潜能，并且在评价时较容易划分学生掌握知识能力的等级。
（三）以设置多环节考核的方式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改革方向应将市场调研、阶段讲评、工程实地调研等环节引入教学中来，可以将课程划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设置明确的阶段性任务，并提出明确的阶段性要求。应该强调各个环节的关联性，每个阶段都与上、下阶段有密切的联系。史论类的课程，教师应通过设置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单元测试、提交论文等环节多方位测试学生能力；设计类课程，教师应根据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特点，通过设置市场调研、草图方案讲评、小组互评等环节测试学生的设计能力。最后各阶段成绩与期末测试成绩按一定比例相加后得出最终成绩。特别是对高年级的设计类课程应设置针对工程实践能力检验的考核环节，如结合设计图纸的工程介绍和答辩等，以此方式可改善专业设计课教学与市场相脱节的教学弊端。此种考核方式可全面细致地考查学生的学习状态，激发其学习热情，调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总之，针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考试方法改革，是检验学生专业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一个有效手段，是推进专业教学改革中重要的一环，需要教育工作者深入细致地研究，定期总结，不间断地进行考试方法改革的探索，更新方式方法，加强监管，以此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作者单位：张旭，何兰，辽宁工业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院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设计史教材 编撰体例 编撰方式 编撰内容
一、问题缘起、界定与研究意义
设计史课程是我国高校各类艺术设计专业指定的必修基础理论课，它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各个专业方向而言是重要的知识背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要上好这门课，选好教材十分重要。
然而，随着艺术设计学科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出现了设计史教材编撰多管齐下的局面，教材的编撰问题亦日益凸显。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三种状况：第一，原有的工艺美术史作为专业理论的调整，着重挖掘曾经被忽视的内容，突出工艺规范与工艺加工的内容；第二，把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对应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注重西方设计史而忽略了中国设计史，将设计史视为一种完全工业化之后形成的学科历史；第三，各类院校设计史教材选择的基础知识体系未经严格慎选，总的说来以通史型教学为主，部分高校稍涉门类史、断代史的教学。这些状况具体到各高校开设的设计史课程，更是名称不一、内容不一、教材体例不一等。①由此可见，将上述状况列举出来，很能说明设计史教材编撰探讨的意义和价值。从正式出版的现有教材来看，设计史教材的编撰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论题探讨的缘起。
本论题主要界定两点：
第一，随着学科设置的不断扩展，设计史教材使用的名称不一，包括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外设计史，以及诸多直接产生于我国从工艺美术到设计艺术观念变革背景中的设计门类史，如工业设计史、室内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等。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统称设计史，并分成三类：通史、门类史、断代史。在本文讨论中，以通史型教学的设计史教材编撰为主。
就设计史教材而言，由于设计艺术与工艺美术是一个有机体的不同阶段的产物，研究设计史教材编撰，必然离不开对工艺美术史教材编撰的研究，由此把工艺美术史的教材编撰纳入设计史教材编撰研究的范围。本文研究的为设计史教材1960—2012年间文献综述编撰的发展，在此领域中，诸多专家学者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囿于篇幅，同时也为突出重点，笔者选择有代表性的设计史教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教材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讨论的教材主要是指狭义的教材概念，是指教科书。
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设计史教材的搜集、整理、分析，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从而对设计史教材发展脉络进行归纳，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
1.选题的针对性。关注设计史的研究现状，是近年来设计史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关注设计史教材的编撰却鲜有深度研究。通过梳理可帮助我们理解高校设计史教材的面貌，尤其是教材内容的革新、充实、推展，这也是对设计史教材资料留存的一项重要补充。同时，笔者力图依据高校设计史教材编撰的事实来揭示问题、分析问题，将呈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切入到相应的编撰案例之中加以论述，对下一步的教材编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设计史教材内容及知识结构的针对性。文章通过研究，以期探寻适合分层次教学的适用版本编撰体例。
3.为设计史教学实践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对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设计史教材编撰问题进行思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基于论题的资料论述比较零散，笔者把查阅的资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论述资料）分为四类：
其一，是涉及具体教学内容选取的讨论。刘汝醴于1985年明确提出“关于海外的工艺珍奇，我们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拿将过来，为我所容，为我所用”。②田自秉于1988年提出“……我们还应该把研究的范围拓得更宽一些，不仅需要有工艺美术通史、专题史，更应该有各种断代史尤其是对于近现代工艺美术史的研究……”③张孟常于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器以载道——中国工艺美术史分期研究》，论及早期五个教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在课程内容上的革新、充实、推展。诸葛铠于1998年指出：“从工艺美术的范围和内容上，工艺美术史都应该得到补充，可用新的观念写工艺美术史。”④ 高丰于2000年指出：“许多艺术设计院校在讲授这门课程时，或只讲西方现代设计史，或还沿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材，容易给学生造成误解。就此，探讨中国艺术设计史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区别……”⑤赵农于2001年就“艺术设计史论与工艺美术史论的本质区别等几个问题产生了明确认识”⑥ 。2007年底，在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了“设计与中国设计史研究年会”，其中钱凤根的《世界设计史的中国设计史板块构建》、杭间的《中国的工艺史与设计史》、诸葛铠的《关于中国设计史学术定位的思考》、荆雷的《以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并从事设计史教育》等文章，其内容都与设计史有关，并从教学资料的搜集、教学内容的选取等层面，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设计史教材内容。2008年，李砚祖指出：“……设计史的研究同样应在文化研究的平台上构筑起自己的体系……重写设计史需要考虑这些问题。”⑦ 这些文论给予本文很大的启发。
其二，是《装饰》《美术之友》《美术》等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设计史教材的书评。这些书评从侧面反映了设计史教材编撰的新风格、新趋势，亦给本文很大的启发。主要有张金星、薛莉、邓中和、梅映雪、奇洁、颜晓烨、陈晶、滕晓铂、乔监松等先后发表的书评。关于教材的诸多评价，使我们从中看出设计史教材编撰的革新、充实、推展。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设计学专业;文化创意;课程建构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呈现繁荣景象，其中，文化创意被视为城市发展的“第四拨”经济动力。设计人才与文化创意紧密相连，为此，我国高校设计学专业课程有必要在原有基础上进行调整与重新建构。笔者以设计学专业课程建构为切入点，从政策、理论、历史等方面对文化创意进行多维度思考，分析课程的内容、模式和教学方法，认为相关高校应在原有课程基础上采用带有连贯性、层次性和交叉性的方式建构文化创意课程。文化创意是文化元素融合多元学科内容，利用不同载体建构的再创造和创新的文化现象。如今，文化创意早已从概念发展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纵观全球，发达国家的众多创意产品、营销与服务，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创意经济浪潮。随着文化创意的展开，我国高校设计学专业的课程也应加大改革的力度。本文以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设计学专业为研究对象，探索设计学专业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
一、国内外设计学专业课程现状
步入21世纪后，国内外设计学专业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拓展。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从本质上打破传统课程的壁垒，设计学专业教学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国内设计学专业课程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首先，课程设置更新相对滞后。在高校设计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课程主要分为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两大类。设计理论课程包括设计素描与设计色彩、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三大构成、设计与艺术史论等。设计实践课程包括交互设计、室内设计、专题设计、专业考察和专业实践等。这些课程反映出我国设计学专业没有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其次，课程目标定位不够清晰。绝大多数的课程目标不够明确，例如，对基础理论课目标的设定为“具备基本理论知识”“提高文化素养”，实践课程为“熟悉设计流程”“清晰表达设计思想”“具备设计创性能力”等，这些课程培养目标和定位均无法突出课程特色和具体的课程发展方向。最后，课程内容相对陈旧，与国际对接的课程较少。当前，文化创意逐渐受到重视，设计学专业课程也应随之进行新的建构，从而改善设计学专业课程结构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陈旧的现状。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有助于设计学专业教学为相关行业提供具有认同感和持续性的文化、社会功能。因此，在设计学专业建构文化创意课程，能保护并提升学生文化创意的创造力，丰富设计学专业课程的多元化。在我国台湾地区，很多高校增加了文化创意课程。英国高校的设计学专业课程在近几年有不少改进，增设了许多与文化创意相关的课程，指导学生通过学术研究、社会实践以及政策分析来提高创新能力。
二、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课程现状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于2000年12月成立，设计学专业与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和风景园林三学科交叉支撑，设有工业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两个专业。工业设计专业注重将科技与美学密切结合，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瞄准都市公共设施和公共艺术方向，在国内高校同类专业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设计学专业本科一年级的课程主要以素描与色彩基础课程、设计史论课程为主，重在夯实学生的设计基础。二年级全面开展设计必修课程，为三年级的实践课题设计打下基础。三年级的课程内容以命题设计为主，或假设命题，或进行实践课题设计，在让学生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设计方向。四年级学生要完成毕业设计，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题目，用一年时间进行毕业创作。从本科四年的课程设置来看，虽然能培养学生基础的设计理论和实践能力，但缺少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需求的核心课程。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能够顺应教学发展趋势，满足学院改善课程结构的需求。
三、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方案
文化创意课程是配合《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发展目标与指示所做的课程建构。文化创意课程是为了培养“高素质、厚基础、强能力”的文化创意人才，课程内容涵盖文化创意的基础理论、服务体验、知识经济、体验设计、创意策划等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设计理念，重视思维和观念的提升，最终整合设计相关知识。据此，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原有课程设置基础上，初步建构文化创意课程（表1、表2）。新的设计学专业课程分为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与专业选修课程四大类。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从本科一年级开始。首先，在低年级保留原有的公共必修课程和基础课程，增设平面设计表达、立面设计表达、符号与形态设计、文化创意产业导论和创意思维五门课程。这五门课程能帮助两个专业的学生积累理论知识，培养设计基础素养，使其对文化创意和创新思维有初步的了解。其次，二年级课程在工业设计和环境设计两个方向的必修课程中增设文化创意服务设计、文化创意品牌设计、文化创意空间设计与文化创意体验设计课程。该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文化创意理念的理解，并且对文化创意体验设计进行尝试与实践。最后，三年级课程的建构从文化创意整合能力培养出发，引导学生全面学习专业知识，并进行素质训练。通过对课程的系统学习与实践，学生应具备对文化创意产业分析、判断、理解和创新等综合能力，为毕业设计与论文写作打下扎实的设计能力与理论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文化创意课程的建构，在专业选修课程中穿插文化资源考察、绿色设计、设计策划与管理、设计沟通与传达、行销导论和创业规划六门课程。这六门专业选修课程各具优势和特色。文化资源考察课程培养学生的田野调查能力；绿色设计课程注重引导学生在设计中融入绿色环保的理念；设计策划与管理课程聚焦于分析产业市场定位策略、行销策略以及规划设计中的管理问题等；设计沟通与传达课程使学生透过设计进行表达、沟通和说服的工作以及掌握设计传达的各种方法、技术与步骤；行销导论课程一方面介绍行销的概念与理论，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进行市场调查的规划与执行、统计和解析调查结果的能力；创业规划课程是针对当下大学生创业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而开设。这六门选修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较广，有助于学生为进入职场做准备。以上课程的重新建构，反映出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在更新设计学专业教学时所做的努力。
文化创意课程建构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使整体课程设置更加具备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设计理论知识的连续性、层次性和交叉性，使文化创意课程的内容由浅入深地穿插于设计课程之中，以强化学生的基础理论与创新思维；二是突出文化创意课程在设计学专业背景下的特色与发展方向，丰富了设计学专业的课程资源；三是拓展文化创意课程和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树立全面发展的创新教育理念，建构文化创意课程新体系。
作者:夏丽君 陈梦雪 单位: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李立新.中国设计学源流辩[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6（2）.
[2]杨先艺.改革开放30年中国设计学学科的演进与发展[J].艺术百家，2013（2）.
[4]陈楠.东京艺术大学设计科教学结构分析与2016年毕业设计展解读[J].装饰，2016（4）.
[5]简全科，罗希哲，蔡至诚.视觉传达设计科系学生专业能力需求与课程分析之研究[J].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4（6）.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职高； 美术设计；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633.955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3-0196-02
本人作为一名职业高中的专业教师，亲身体会到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日益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加大对职业高中的财政投入，学校的教学设备大为改观，微机房、多媒体教室、教学网络、教师备课专用的微机室，包括监控设备配备一新，每位教师还配备了高端的笔记本电脑。教师的教学热情大为高涨，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必然会大力推动教学的发展，大大提高教学质量。但是，对这配备一新的高级设备，大部分教师的使用能力还是个问题，特别是老教师的计算机水平跟不上发展，这就迫切需要学校要对全校教师进行培训，并且要重新审视现代职业教育的新思路。现代教育技术是以现代教育理论为基础，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系统科学提高教学效益、优化教育教学过程的理论和实践的技术，它通过研究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来解决教育教学问题。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集声、光、电等于一体的多媒体技术，以其高效、快捷、全面传授知识和在保存收集资料、便于交流等方面的优势，极大地促进了整个教学的改革和发展。其中，在形象直观的美术教学领域产生了深刻变革，现就职业高中的美术专业教学谈几点看法。
一 促进职高美术教学模式的变革
传统教学形成了教师集体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固定模式。这种模式注重教师、教材和课程内容，忽视了学生的主动参与，与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而现代教育技术引入教学，必将使美术类专业的教学模式发生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教学要走出黑板、粉笔时代，呈现出多媒体式、交互式新面貌。例如：网络时代课前资料搜集变得更为方便和丰富；投影仪等多媒体教学手段使教师的讲解更加生动、形象和直观；课后的总结、评价、反馈、指导更加迅速和有效。上述环节中，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在获得大量知识信息的同时，学习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有利于形成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养成，使教育成果能实现整体优化。
同时，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也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例如：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的资源共享性，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把世界各大美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和教学资源进行整合运用于美术教学，大大丰富了学生知识面和信息储备量，这是传统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根本无法实现的。
二 优化职高美术教学的课程结构和内容
高职美术类专业的课程设置要接近现代社会行业发展的需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的迅猛发展，高职美术类专业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的密切结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以设计类课程为例，影视动画、平面设计、书籍装帧、室内设计、效果图制作、广告设计、CI设计、网页设计等课程的发展都要依赖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来完成。视觉媒体技术必然成为美术类专业学习、研究和应用的对象，而现代教育技术更是为美术类专业提供了现代化教学装备。如：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设计史等史论课程，引入视频、音效、动画、影像等多种现代教育技术后，就变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同时，现代教育技术与职高美术专业的交叉影响，又导致了更多美术类应用性新专业和新课程的产生。如：动画艺术与计算机的结合产生了动漫专业，造型艺术与新媒体的结合产生了电脑绘画专业；环境艺术的三维立体与动画的结合，产生三维动画设计专业；美术专业与网络的结合产生了网页设计、界面设计等课程。而且应用性美术类专业的大部分课程练习和毕业设计都要求用计算机来完成。可见，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美术教学中得到了全面渗透和广泛应用。
三 改变职高美术教学的方法
第一，激发学习兴趣，诱导学习动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使越来越多的现代教育技术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随着课堂教学中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使学生对美术课的兴趣产生了质的飞跃，生动形象、多元化、丰富新颖的内容，大大调动了学生学习美术知识的兴趣，从内部诱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例如：学生通过自己在网上论文搜集资料，体验学习的成就感，激发学生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兴趣。同时，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创设情景教学。其教学信息的显示方式呈现出图像、视频、语音、动画等多种方式，通过连续的画面、声音、文字等对视听感官的刺激，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为学生理解新知识提供了直观的认识中介，拓宽了视野，再现了复杂情节，变抽象为形象，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使有限的课堂得到了无限的延伸。
第二，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发展。现代社会就业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高职美术类专业的教学应特别重视对学生个性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使学生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得到发展，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并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具有将创新观念转化为具体成果的能力。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7篇
1.工艺美术通史中的近代工业设计问题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编写组编写了中国国内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简史》[2]，截至目前，已有20部类似的著作（教材）公开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龙宗鑫的《中国工艺美术史》[4]、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5]、杭间的《中国工艺美学史》[6]、王其钧、王谢燕的《中国工艺美术史》[7]等。在这20部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推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该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纲分章分节撰写的，其中的第十二章“近代的工艺美术”论及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内容：作者对近代工艺美术做整体叙述之后又从太平天国时期、统治下工艺美术的衰弱、解放区的工艺美术等三个视阈分别介绍近代工艺美术史的。限于当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环境，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特别突出了解放区工艺美术的贡献而对统治区的工艺美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标题之中便能清楚地看出。现今，学界对徽章等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个层面证明统治区同样有着相当丰富的近代设计（工艺美术）史内容。田氏的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有所论及，如在解放区这节的染织工艺中写到，“为了提高生产，各边区还大搞技术革新，创造了加速轮纺车，发明了改良快机。铁轮织机也制造成功。纺织工人还总结实践经验，编出生产口诀……。崔来志……设计出七十多种花布，还将织毯机改作织花布机，不必换梭，织出的花布称为‘自来格’”[3]342。这样的历史事实涵盖了工业设计的基本特征——产品设计（技术）的创新、生产管理的改进（口诀）、花布的外观创意等，即设计创新、管理创新和艺术创意。而此之后的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设计的介绍依然甚少或者干脆放弃，如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没有近代方面的内容，只是在“跋”中用几句话提及了近代的工艺美术。总体而言，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甚少，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过分偏重传统手工业而轻视近代机械生产的工艺与设计；二是史料匮乏，工艺美术史写作的史料得益于考古学、文化学的繁荣而产生的大量文献与著作，如田自秉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商代的工艺美术”篇时就有近10部相关青铜器的论著作为参考，但近代的工艺美术、近代的工业设计只能从近代经济史、工业史或一般性的通史类著作中获得一些零星的资料；三是20世纪末，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等名词使用问题的集中讨论，对这些名词和名词使用的范围在学理的层面做了深入辨析，因为讨论而逐步形成了共识：“工艺美术”是以美化与装饰为目的的手工艺，它的基本含义与现代工业美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导致已有的工艺美术史自觉地规避了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工业设计”的内容。2.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的关照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中亦有近代工业设计史的内容。其代表性论著有夏燕靖的《中国艺术设计史》[8]、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9]、傅克辉的《中国设计艺术史》[10]、高丰的《中国设计史》[11]、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1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13]和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14]等。夏燕靖在《中国设计史》“近现代史上的艺术设计”（第10章）中，从伴随着近代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纺织印染业的进步与新兴花色品种、服饰设计水平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出现与艺术设计的新发展、建筑艺术的变迁与建筑装饰的兴起等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的设计历史。大体而言，夏氏的论述详实，内容也还丰富，但其设计史的写法基本袭用了“宏大叙事”的方式，涉及微观的设计史实较少，因此篇幅不大。笔者认为，对于近代设计的弱化性叙述表明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够或是延续了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法。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共9章，其中第8章“专制的文化——明清时期的设计”和第9章“艰难的变革——现代时期的设计”中论及了近代的工业设计。前章讲述了城市与建筑、商业与民居、文具与书籍、园林与瓷器、服饰与交通、设计文献等问题，后章介绍了器皿与家具、服饰与纺织、书籍与包装、货币与交通、艺术设计教育等内容。两章之中未曾明确出现“近代”一词。而有关“近代”的内容则包含在第8章后半部和第9章前半部中。笔者认为，这种以清朝廷事件作为划分章节依据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整体上没有突出“近代”这一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转折意义和时代特点的历史阶段。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专列一章“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设计”，叙述了近代中国设计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广告海报设计、书籍设计、织绣印染与服装设计、传统工艺设计向现代设计的转型、工业产品设计、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的设计情况。全书5章，现代转型只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基本符合整体中国设计史结构的要求。在此类著作中，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思考空间，全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改写版，思路严谨，史料充足，并且对设计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书中对“工艺史”与“设计史”做了论辩，对设计类名词重新给予定义，认为“设计艺术”和“艺术设计”并无区别，而且结构谨严；对设计史的任务及其研究的意义做了阐述。作者不以传统的“编年”方式叙述设计艺术史，而是将设计艺术史中的现象和问题归纳总结，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设计艺术的客观面貌。其中，上篇的第3章“延续更新与近代困境”中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一般造物设计的发展”和“近代以来造物艺术的艰辛历程”有较多论述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一改“宏大叙事”的传统方式，采用从微观产品、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道出了近代设计史上的现象、原因和背景。作者对设计史的写法具有开创性，并且借鉴了“大历史”的观念与写作方法，使设计的历史从单纯的陈述的线性的历史上升为关联的网状的历史。上述作者写作的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大多袭用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作套数，部分著作则直接将工艺美术史的内容和案例移植于“设计史”中，却忽略了设计史与工艺史的本质区别。学界将研究重点从工艺美术史转向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一种从只关注设计形式而转向注重设计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生产水平、管理模式相结合的自觉行为。
二、标题为“近代”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断代史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记录
断代史是记述某个朝代或某个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始创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与此种大比例的断代史相比，在设计史领域的断代史数量则少得可怜。截至目前，断代类的近代设计史只有三部。陈瑞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是中国第一部专述“近代”的设计史著作[15]，全书7章。前两章介绍1949年前的艺术设计史，后四章则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设计史。其研究方法是将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经济、商业与技术等因素与艺术设计史紧密结合。此书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与线索。陈晓华的《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16]，是对近代设计史研究的新尝试。本书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借鉴“现代性”的相关理论，将研究置于艺术设计与现代性关系的视域之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形成和发展的现代性根源。认为从内因上看，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从外因（即引发其产生的外部环境）上看，艺术设计是社会现代转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的结果。薛娟的《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将近代中国设计的现代化历程及文化自觉意识分成了四个部分[17]，即“从被动到主动——对‘两化’的两种态度”、“从盲目到理性——对西方设计思想的筛选”、“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和“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途径”。全书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历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典型的设计史实，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在此进程中出现的本质问题。
三、专题性研究中的近代工业设计
专题性研究是针对近代设计中的某一主题展开的探讨与研究，这类主题可以是近代设计中的某个产品领域，可以是为近代设计做出重要贡献的设计师和设计事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地域内发生的设计现象。这类研究比较专门、深入，其所涉及的工业设计史内容一般出现在论著的某个章节。吴明娣的《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专题研究》共有5个专题[18]，即“延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平面设计艺术研究”、“民国前期（1912-1937）文学期刊的封面设计”、“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1949-1976电影海报研究”、“新中国建国17年美术片角色形象设计”等。在“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专题中，作者研究了其搜集到的民国三个时期和共产党制作的各类徽章，重点关照了字体、布局等设计特征，在宏观历史、人文观念以及军事文化方面下了工夫。周爱民的《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19]，是对庞薰琹的专题性研究。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开路人。本书在研究庞薰琹个人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艺术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开启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的创新。郑立君的《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近代招贴设计研究的专著[20]。作者选取三个时间段展开研究，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引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招贴图形进行解读，揭示了不同时期招贴的不同发展与变化。高丰、孙建君的《中国灯具简史》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灯具进行了分析研究[21]，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升至设计学的高度，但书中大量的案例则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资料。张睿的博士论文《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状态及设计研究》对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22]，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作者选取的设计案例甚少（只有汉阳造步枪、纺织工业的设计系统观、烟标、造船等内容）。有关近现代上海广告设计的研究成果，收录在黄建平、邹其昌的《设计学研究2012》中[23]。本书的上篇为上海设计的专题性研究，如陈瑞林的《月份牌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吴莹的《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的视觉元素构成分析》等；中篇为设计史研究，如祝帅的《上海与中国广告研究的滥觞》；下篇为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全书收文56篇，其中13篇为专题性研究。这1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公共景观艺术设计研究，剩余的12篇均在所谓的“视觉传达”领域（6篇以“月份牌”为对象），却没有将工业产品类的设计摄入法眼。关于这一问题，许平在《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的现实》一文中有论及，“对于来自不同角度的‘月份牌’和‘宣传画’等是否可以视为‘现代设计’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月份牌、宣传画这些形式在‘新美术’甚至是‘红色艺术’之类的美术研究的主题之下已经被多次探讨，如果没有新的史实突破，仅仅是换称为‘设计史’文献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研究领域‘挪’到设计史领域……”[24]许平对这种现象的评述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1）月份牌和宣传画等平面广告作品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设计，现代设计应该包含着更多的外延，如工业产品；（2）月份牌和宣传画等被过度阐释，也就是说这种文献在美术学领域已被反复地研究和探讨了。于设计史而言，对同一主题大量的重复性研究可能存在着“抄袭”的嫌疑。
四、有关近代设计史写作要求所涉及的近代工业设计史问题
对中国近代设计史提出写作要求的有三篇代表性论文。孙洪伟的《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将目前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分作三类[25]，一是通史类中附属的近代设计史，二是近代的断代设计史，三是近代设计史专题。他认为我国早期近代设计史的写作往往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阐释中国近代设计史的转变，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忽略了历史的微观层面；早期的通史类设计史（工艺美术史）对中国近代设计史的不重视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主动规避。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而对完全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导致20世纪末忽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观点表示怀疑。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民国”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在此限定下的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却颇为丰厚。不知作者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当该文被《设计学研究2012》一书收录时，已全部删除了原作中意识形态导致近代设计史研究落后的话语。雷绍锋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论纲》介绍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的研究现状[26]，分析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罗列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各项内容。文别强调了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中必须将机械（机器）设计摆放在第一的研究位置，这一观点在近代设计史研究中是首次提出。笔者认为这符合近代设计史的客观事实，正视了机械产品在整个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对目前国内近代设计史研究不客观、不真实的有力提醒。祝帅的《对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几点质疑》，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批评[27]。作者对这本国内最早的中国近现代设计史论著的批评相当尖锐，认为陈书没有弄清楚“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而机械焊接，并有以“材料”代“史知”、以“二手材料”代“自家观点”的问题，甚至指出了所谓的“剽窃”之处。客观上言，陈书在这类著作中质量还是不错的，史料充足，社会评价较好。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指示我们，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太多的工作等着学者去做。
五、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介绍、评析，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1.对研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从发表的论著数量和质量即可看出学界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的不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中国”与“落后”、“被动”、“屈辱”等联系在一起，而“工业设计”却代表着现代、先进及主动的创新思潮和方法，其显性的设计物则有着“时尚”、“科技”、“人文”等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稍早一些的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自然而然地就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工艺美术、设计、艺术设计）予以排斥。然而，历史是不能出现断层的，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具有较高现代化程度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设计以及工业设计是取得了不少成就的。置言之，工业设计的发展是有深刻内涵的，并且提供了较多可供参考的资料，等待着人们认真地挖掘。当今我国的工业设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是否与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特殊历程有关？中国现今工业设计的不尽人意是否与近代工业的原始根基不牢关联？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研究获得答案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近代工业设计问题的研究。2.研究界域模糊不清，对象不明这里需要界定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范畴。首先，工业设计史是设计史，而非经济史、工业史。设计有其自身的学科逻辑，虽然工业设计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工业条件，而且所有设计在当时的载体都是有型的工业产品，其与经济史、工业史又是关联的、重叠的和交叉的。所谓的经济史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努力的历史，所谓的工业史是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历史，而设计史研究的是人机环境之间的协调规划工作，经济、工业状况只是设计史的背景。其次，工业设计史与手工艺史、艺术史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工业设计研究的是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批量化是其典型特征，而手工艺则是工匠的手工（和手工工具），生产的产品是单件的、不可复制的；（2）生产模式上，手工艺的设计、制作、销售是一体的，都由工匠一人独立完成，而工业设计的模式是以分工作为基础的，生产和设计分离，且设计任务往往由多个学科集合起来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目前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中，将经济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设计史中，资料堆砌，并没有在工业设计学科范畴之下有针对性地提出近代工业中的设计现象，将工业现象、经济现象完全等同于设计现象；或将艺术、手工艺等同于设计，忽略决定产品的人文、经济、社会、观念的大背景，缺乏对设计内因、外因的分析和逻辑关系的梳理。学术嫁接、资料堆砌、在缺乏足够史实的情况下滥加联系，是现今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普遍状况。3.避难就易式的研究在对中国近代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相关产品的设计思潮以及现代性设计方法的不同层面的研究中，某些领域存在着过度阐述的现状（如民国时期的“月份牌”），而对机械、机电等与工业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产品及其设计的论述甚少。目前，对近代工业设计史中的视觉传达问题的过度阐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史料可以利用数字化（数码照片）手段获取并保存，并能够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递完整的信息，而机械、机电产品以及当时的日用品难以完整保留，即便是收存于博物馆、纪念馆的少量实物，通过照片方式并不能完整传递其三维造型、结构及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对这类产品的造型、功能、材料和工艺说明等数据积累的工作尚未系统展开，这也是较少人涉足该领域的重要原因。4.写法单一，深入不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方式单一，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史料，再根据作者的主观判断给予定性。因此有特色、有观点的成果很少，而能够利用统计方法、图像学分析等科学手段展开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基本没有。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并未进入主流的传统的“史论”的研究方法之中，也未受到“史学”领域应有的关注。设计史需要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 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艺术设计行业逐渐形成市场化体制，社会对新型艺术设计人材的需求量和素质要求不断提升，对我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教育水平与业务能力与国际接轨。然而传统僵化的教学模式导致了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的理论知识结构与社会实践能力严重脱节，这与社会对新型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产生了一定的差距。因此，这就要求相关教育部门和高校必须创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以求适应新时代要求。论文试从三部分进行分析，归纳出现阶段艺术设计专业人才行业需求的特点，总结了现阶段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培养模式，分析归纳出两者之间的差距。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艺术设计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市场对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势必会要求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相应的改变，以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和满足市场需求。
一、市场对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特点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定是以市场需求为基础参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不断发展的艺术设计行业的特点，以及艺术设计行业人才构成特点，才能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培养模式。
1、艺术设计行业的特点
现在社会越发注重人才综合实力的培养，强调专业和领域之间的交叉和融合，艺术设计行业在此趋势下被划分为几个对立统一的行业特点：①设计产业集团化、综合化——家庭工作室，艺术设计个人化；②设计产业国际合作化——设计乡土文化的发掘与保存；③朝向电子化，高科技化发展——回归手工创作，放弃高科技技术辅助；④朝向社会大众娱乐需求进行市场运作——朝向科研理论进行深度学术研究。
2、艺术设计行业的人才构成特点
艺术设计行业的人才构成可形象的概括为金字塔型。居于金字塔顶层的为控制把握设计行业运作人才，包括控制影响艺术设计商业策划，设计界重大研究课题的带头人和设计媒体动向等方面的人才，其综合专业性最强，控制了整个艺术设计行业的走势和发展。处于金字塔结构中层即拉动部分是行业辅助人才，包括中层设计人员、中层研究人员、中层设计院校领导人员以及中层宣传等人才，直接受核心人才指挥。屈居于金字塔型基础部分的是行业设计人才，包括服装设计、舞台设计、视觉传达、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游戏设计、网页设计等各艺术设计行业的设计师。
3、艺术设计行业的急需人才
艺术行业需要的是具备本专业创新设计的基本素质具备艺术设计与创作、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熟练掌握高科技技术和传统工艺，吸收国外先进设计思想挖掘本土艺术根源，能在艺术设计教育、研究、设计、生产和管理单位从事艺术设计、研究、教学、管理、经营等方面可以独当一面的创意型，学习型、交流型专门人才。现阶段市场对设计行业迫切需要的设计人才为：
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培养模式现状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经过大量的扩招，导致学校培养能力和规模与在校生需求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平衡，加上培养模式的滞后和各种社会历史因素，造成了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与市场的脱节。
1、扩招与艺术专业发展过快所面临的问题
高校扩招决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否则就失去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意义。我国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着学生多、教师少、资料缺、实习场地空白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扩招后存在着艺术类专业的师生比严重失调，大大超过国际上通常的比例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规定的比例。大部门专业艺术院校和刚刚起步的艺术类专业教师总量不足，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教师教学投入不足。艺术类专业图书资料缺口严重带来教学质量问题也不容忽视，大幅度的扩招没有考虑学生进校后仍存在着专业基本功较差、文化课偏低更需要读书的实际情况。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转变的过程中，过去通过残酷金字塔层层选拔学生进大学的模式已不再适应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校扩招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专业设置过滥，专业考试质量下降以及教学质量问题，主要在于学校存在不正确的办学思想和教学评价体系。
三、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的差距
1、实效性上的差距
目标陈旧与时代脱节，授课内容陈旧落后，缺乏与实际结合的效果，学生知识老化和现实脱节；相对的问题是培养目标盲目跟从热点，培养体系不成熟。硬性的给学生填鸭了最先进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却没有完全的知识系统架构学生的知识体系，或者，连教师也只是依照书本简单介绍，学生并不能理解运用了解，完全不能成为学生整个艺术设计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
2、目标范围上的差距
培养目标过广泛铺开过大面面俱到，课程安排琐碎繁杂、文科史论、理工、各个艺术设计专业科目面面俱到，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复合型人才，却缺乏定位基础和掌握单门科目必须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让学生的毕业后发现没有牢固掌握任何一门科目。
3、基础学科和设计课程分配力度的差距
用理工科文科学生的要求艺术设计学生进行理工、文科、英语、数学、政治、等等科目的学习程度和时间，大量压缩了专业设计的篇幅，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而却收效甚微，既没有学好基础学科课程，也荒废了艺术设计的相关课程；相对的问题是太过忽略基础学科课程，以及基础公共课程，学生缺乏高校艺术设计从业人员的文学修养，外语水平、审美情趣和基础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同样不利于今后的职业道路发展。
4、电脑多媒体使用与手绘模型制作等徒手工艺的倾向差距
忽略本土文化，全盘使用电脑多媒体等等设计教学培养，教导出来的学生，可以熟练掌握电脑制图手段，却缺少动手能力和草稿交流能力，限制了学生即时速写交流能力，表达能力；培养步骤完全依靠古旧的徒手方式，没有给学生介绍先进的设计软件设计表现方式，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严重阻碍了学生直接进入市场就业，往往需要学生进行毕业后的第二次培训。
5、科目安排弹性的差距
培养目标简单和应用软件的罗列，浅薄缺乏深度，简单的把高校艺术设计学生的培养等同与电脑技术学校或者短期的职业培训机构，学生的知识无法形成体系，没有能力单独处理负责的设计问题，无法进一步选择进修或者提升的空间；相对的问题是培养目标过于空泛缺乏实质内容，只注重理论学习，学生缺乏掌握电子技术的能力，与社会工作要求相距遥远。
6、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掌控差距
一种问题是忽略本土文化，全盘照搬西方设计教学培养，教导出来的学生，缺乏西方社会环境的熏陶，只是二流的国外设计大学学生的粗糙翻版，没有学习到西方设计的思想，全套西方的设计模式也会和毕业后面临的中国市场不相匹配；培养步骤完全依靠自己学校习惯的本土教育，没有给学生介绍先进的国际设计思想，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严重阻碍了学生向国际化设计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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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潘鲁生著.设计教育[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3] 腾守尧，聂振斌著.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学与设计[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9篇
本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极具积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一篇探索性很强的优秀论文。有关威廉・莫里斯设计及他领导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研究不乏，但对其设计思想的专门研究几乎是个空白。作为一名中国的博士生，能够如此关注并深度研究“现代设计之父”的设计思想，从中梳理和归纳出其先进理论之精华和光辉思想之特质，难能可贵，值得赞赏。
论文主题鲜明、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对莫里斯的设计思想追本溯源，进行了空前的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和解析，并从中总结出莫聃斯设计思想对现代设计之影响要素，对当下和未来的设计之启迪。同时，对于我们从中获取什么等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论文通过对莫里斯设计思想的个案研究，探究了设计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由此引发的现代设计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探讨方面，做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和挖掘。作者将莫里斯的设计思想归纳为艺术为大众服务、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劳动的愉悦，实用与美的结合四个方面，并进行了深度的解释和剖析，当是论文的创新性成果和精华所在。
论文反映出作者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强势的思辨意识，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相当的学术敏感性，同时表现出作者强劲的独立研究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作者在理论上的积极思考和大量的社会实践，强化了论文的现实性和理论深度。浚论文已获得2008年清华大学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
张夫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教授，博上生导师)
威廉・莫里斯1834年3月24日生于英国埃塞克斯郡(Essex)沃尔瑟姆斯托域(walthamstow)一个殷实的商人之家，1896年10月3日卒于凯尔姆斯科特庄园(Kelm scottManor)，享年62岁。1853年，莫里斯进入牛津艾希特学院神学专业学习，并结识了爱德华・伯恩一琼斯(Edward BurneJones)，两人在后来成为终生挚友。莫里斯就是通过伯恩一琼斯的介绍，而开始了解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在之后的一生中，奠里斯都在大力宣扬罗斯金的理论。1855年11月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莫里斯进入英国著名哥特复兴风格建筑师斯特里特(George Edmund Street，1824 1881)的事务所学习建筑，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并结识了一位后来与之一直保持友情的建筑师菲利普・韦市(Philip Webb，1831-195I)。1856年底，在罗塞蒂的鼓励下，奠里斯终于决定放弃建筑，离开丁斯特里特的建筑设计事务所而参加了拉斐尔前派的画会。他在绘画中采用了拉斐尔前派的明亮色彩，以反对当时流行的晦暗调子。
1857年，莫里斯与伯恩一琼斯一起搬进位于伦敦红狮广场17号(No.17，Red Lion Square)罗塞蒂为他们腾出的一间画室，他希望能够买一些中世纪风格的家具放在画室里，然而他发现nr场上充斥着繁琐的维多利亚风格产品，而新的工业用品则更加粗陋，因此，莫里斯觉得有必要自己动手设计，以改变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审美趣味低下的状况。他设计了一些桌椅的草图，交由当地的木匠制作，这可能是莫里斯一生中惟一亲自设计的家具，也是他向当时流行的风尚发出的第一声抗议。
1858年8月，莫里斯邀请韦布为他设计一所房子作为婚后的新居。1859年4月，新居的设计稿完成了，但建筑和装饰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新家的外形和内部的所有装饰完全符合莫里斯的理想：简洁、宽敞和实用，采用了非对称性的，功能良好的布局，建筑外表不加粉饰，结构完全暴露，同时采用了不少哥特式建筑的细节特点，比如塔楼、尖拱入口等等。由于这座住宅在外观上采用了纯净的不加掩饰的清水红砖墙，因此在设计史上常被称为“红屋”(Red House)，它具有欧洲民间建筑和中世纪建筑的典雅美观。
红屋的落成被视为“莫里斯一生中的里程碑”，从此，莫里斯几乎完全放弃了绘画，开始全力以赴地参与实用艺术的设计实践活动。1861年，奠里斯在自己的“红屋”和罗塞蒂、马多克斯・布朗和他的工程师朋友彼得・保罗・马歇尔等艺术界朋友讨论装饰艺术如何进入商业领域的问题，马歇尔提出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公司，承接包括建筑、壁画、彩色玻璃、金属制品、家具、珠宝首饰等在内的全面设计与加工业务。1861年4月，“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Morris，Ma rshall，Faulknetand Company)在伦敦开业。公司位于伦敦红狮广场8号一个珠宝工房的楼上，制作彩绘玻璃和陶砖的窑炉设在地下室，其他工房、办公室和展室都在楼上。
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壁画、壁纸、彩绘玻璃窗、金属工艺、雕塑、刺绣，家具等五大类。他们成立这个公司的宗旨就足尽量以最小的成本为人们提供实用艺术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人们在生活方面的审美品位，使英国公众在生活上能够享受到一些真正美观而实用的艺术品。他们声称：
“工艺品的美来自其设计，运用的材料，或者装饰它的人物与图案绘制的结台。”公司的设计业务针对当时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所出现的审美趣味日渐低下，针对无情的商业主义，试图以他们的审美观来唤醒人们对自然的装饰、对真正的美的精神的关注。而实际上，后来的实践证明，公司的设计作品基本上都造价不菲，一般阶层的人们无法消费。
1888年，为了抵抗英国当时装饰艺术、家具，室内产品、建筑等因为工业革命的批量生产所带来设计水平下降的趋势，重建手工艺的价值，在威廉・莫里斯的组织和领导下，英国成立了“艺术与手工艺展览协会”(The Arts and CraftsExhibition Society)，从而有计划地举办外国设计展览，以提升英国本身的设计水准。这些展览吸引了大批外国设计师、建筑师参加，也确实对促进英国的设计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项运动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冲击超出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小圈子，也冈为它启发了那些想要改变人类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对于生产实用物品和相关教育部门有兴趣的人士。它最终演变成了先锋知识分子对于工业化社会弊端的一次自省与反抗运动，以艺术为媒介宣扬自已的社会理想，借以逃避病态、贫困、等级分化的现实生活。在这里，艺术不仅是目的，更作为手段存在。尽管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对于整个设计界的震动是巨大的，然而手工生产的方式导致了产品数量的有限，也直接造成了运动的影响面狭小。因此，使莫里斯及其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式，而非他作为设计家、装饰家和艺术家的多方面天才。
由于莫里斯的努力，艺术和手工艺运动的影响扩大至新的一代。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的思想在英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威廉・莫里斯及其追随者的设计实践也为一批年轻的设计者们树立了典范，一些艺术家、建筑家等也效仿威廉・莫里斯对一系列的设计问题进行探索。19世纪90年代，艺术与手工艺运动越来越受 到肯定，参加者已不限于少数专业人员。这个运动否定大工业与机械生产，反对机器美学，导致它没有可能成为领导潮流的主要风格，但是它的产生却给后来的设计师们提供了设计风格参考，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尝试典范，它的主张传播至其他国家，影响遍及美国和欧洲等地区，与国际上对设计的日益增长的兴趣融合在一起，它在设计形式的探索领域，影响了后来的“新艺术运动”，是其在对自然形态领域的探索达到高峰的重要因素之一。
1891年1月，莫里斯租用了英国泰晤士河上游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凯尔姆斯科特附近的一间平房，成立了“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The KelmscottPress)。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贡献在于平面设计上的承上启下作用。奠里斯通过这个出版社，强调了平面设计的重要性，呼吁设计界注意平面设计质量每况愈F的状况，在中世纪欧洲的平面设计中寻找可以改善当时平面设计水平的创作灵感，进一步形成可能的发展趋向。然而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社的出版数量十分有限，价格高昂，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并且，从过去的风格中寻找发展途径，这是出于莫里斯个人长期以来对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偏爱，但这种风格和创作方式仍然满足不了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从1877年到1894年间，莫里斯共发表了有关艺术和社会问题的35篇演讲。往这些演讲中，他早年形成的艺术民主思想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清晰的阐述，关于设计的理论也形成了。他在艺术设计方面重要的演讲有《次要艺术》(1877年)、《为大众的艺术》(1879年)、《生活中的小艺术》(1882年)，《艺术与社会主义》(1884年)等。莫里斯的主要艺术设计文论将近三十篇，大多数被编入了他的艺术文论集《对艺术的希望和担忧》(Hopesand Fears for Art)中。
作为受罗斯金思想影响最深刻的艺术家，莫里斯的很多艺术主张均与罗斯金。致，而他们两人的区别在于对待实践的态度。工业生产造成了设计者与制作者的分离，莫里斯认为这种分离既妨害看设计者进行合乎功能的设计，也妨害了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莫里斯主张设计师应将自己视为“艺术工匠”(Fine Art Workman)，亲自从事设计和制作。莫里斯亲力亲为，几乎掌握了他所从事设计的所有工艺种类的技巧，制作过程和材料性能，并尽可能参与生产实践，比如在染织艺术领域，他不但进行图案设计，还深入研究古代染色艺术，亲自进行染色艺术试验，根据亲身经验总结成了一篇对染织艺术发展很有贡献的文章《染色的艺术》。他与现实接触，使他超越了某些严重局限性，而他的老师约翰・罗斯金却一直受此束缚。英国艺术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指出，他们两者的差别是气质上的而非智力上的：“莫里斯的美德在于……他基本上是一个以他全部热情把理论付诸实践，在实用物品中体现美，使观点系统化，注重实际的天才。”
威廉・莫里斯的设计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艺术为大众服务、艺术与技术的结台、劳动的愉悦、实用与美的结合。但是，作为造物历史的设计史，其设计思想与设计产品之间的关系不会像一个程序的编辑和执行那样直接和简单，在莫里斯的设计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与其设计思想相对甚至相反的作品，也就是说，在设计实践中，威廉・莫里斯对于自己思想的诠释是充满了矛盾性的。下面，将对威廉・莫里斯的主要设计思想及其矛盾性进行探析。
艺术为大众服务
莫里斯从投身实用美术到办装饰用品设计公司，一直在提倡改革英国社会的旧审美观，始终持有一种向往自由与民主的思想。他曾说：“我认为文明意味着达到和平秩序和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热爱真理、憎恶不公正。”这时候，他的社会民主思想已从过去仅认为艺术能改善人民生活素质而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他进一步提出设计的民主思想，他说：“我宁愿让艺术在人间消失，也不愿艺术只局限于少数的例外人士的可怜的、单薄的生活中，并且以无知和粗陋为理由鄙视处于他们之下的人，他们恰恰应该对别人的无知负责，他们恰恰应该与这些粗陋作斗争。”他反复强调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是为千千万万的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活动；第二，设计工作必须是集体的活动，而不是个体劳动。这两个原则都在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中得到发扬光大。
罗斯金由于不满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贫困与堕落而反对工业主义。莫里斯继承了罗斯金的观点，反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和当时艺术中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威廉・莫里斯对艺术专业化的趋势感到不满，而他后来之所以摆脱绘画，就是认为这种艺术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尽量想扭转这种倾向，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莫里斯认为，维多利亚时期在艺术领域内盛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实际上是为艺术家的艺术，使艺术家脱离了日常生活，也使艺术脱离了社会土壤，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艺术只为少数人服务，而放弃了艺术家的责任。“要不是人人都能享受艺术，耶艺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莫里斯承认艺术是一种个人的创造，但同时希望艺术能够为广大的民众服务，能够为创造者和使用者共享。
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虽然在今天莫里斯给人的印象是保守和陈旧的，但事实上他是较早地以现代的方式去观察生活与交化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家之一，他有意识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奠里斯提出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原则，并号召艺术家从事产品设计；他所开创的真实自然的设计风格有助于设计摆脱玩弄技巧和雕饰堆砌的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莫里斯的设计思想标志着现代设计史的开端。
莫里斯的号召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1884年，一个进步的建筑师组织“艺术工作者行会”(Art Worker’s Guild)在伦敦宣告成立，其宗旨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该组织的成员认为建筑是艺术而不是现代化所规定的那样是一个职业。作为私人俱乐部，“艺术工作者行会”的建筑师们希望与雕塑家、画家和装饰艺术家们一起讨论多纳泰罗的艺术或是铜雕，而不是与律师、建筑测量员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在一起讨论排水管道的问题。
劳动的愉悦
“劳动的愉悦”思想即是指日常普通劳动实践的创造力可以成为快乐的源泉，是对工业革命的“黑暗的魔鬼工厂”的抨击。莫里斯认为，设计应该表达人的思想，它能够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的感觉；这种思想植根于先前的浪漫主义思想，甚至从更早些的哥特复兴运动开始，设计和制作物品就有了如此严肃的意义。
1891年，威廉・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后，将罗斯金的《哥特式的特征》一文作为一本小册子独立刊印，并在序言中写到：“罗斯金在这里所要告诉我 们的是：艺术是人们对于劳动的乐趣的表达。”莫里斯批评机械生产，认为就是因为机械生产才剥夺了人们的生活美感，使生活变得枯燥乏味。机械把原本作为生产主体的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是机械化剥夺了劳动者“创造”的喜悦。莫里斯在《艺术与社会主义》中有如下叙述：“如果我们先前以深思熟虑的态度对待的话，也许早就解决了劳动生产的一切厌烦与乏味。如果我们站在自由的立场，慎重考虑机械的使用，也许可能提高劳动群众双手的操作技能和精神创造力。由心灵引导双手创造出的美和秩序，也许可能得以重视。而现在的机械，被我们弄成了什么呢?”
莫里斯的一生都在反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对艺术标准的降低，莫里斯认为，机械。只有用人美丽的心灵，秩序和智慧来操作时，机械也许能产生美。这种思想基本上是排除机械的，也就是说，只有按中世纪行会的手工方式，才能创造出美和秩序。
这种劳动的快乐，这种创造的自由，在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时期就被等同于手工艺的劳作。在当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这种思想的影响，作品无不在表明手工制作的痕迹――金属工艺品上锤子敲打的痕迹，陶瓷和玻璃制品上色釉流动过的不规则的轮廓，石雕和木雕上的斧凿痕迹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艺术与手工艺所强调的“劳动的愉悦”是针对所有在现代化工厂工作的人们所提出的，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波及到那些现代工业生产最为发达的行业，而仅仅在一些传统的装饰艺术领域，如建筑、家具、金属工艺、染织、陶瓷、玻璃和部分的印刷业等等。因此“劳动的愉悦”开始变得不那么像是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用来反对工业生产，力图改变社会的纲领，而像是当时的装饰艺术家们所举起的一面旗帜了。
实用与美的结合
莫里斯领导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是一个对于人们日常用品实用与美的结合运动，莫里斯称自己的作品为“诚实的”、“朴实的”、“无伪饰的”和“体现材料本身特质的”，虽然这些词汇在他的设计作品中体现得充满了矛盾性和复杂性，但这的确使莫里斯感到自己肩负着提升公众审美品位的重任。在奠里斯的倡导下，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的设计师们反对当时盛行的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他们往往是看到当时的商店里流行什么后，就会设计出与其完全相反的东西。莫里斯对于实用与美的结合，主要基于向自然和历史两方面学习。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01aus Pevsner)在其著作《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中对莫里斯的设计评论道：“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像莫里斯那样，达到自然与样式完美的平衡。这种平衡，表现在织物设计与植物形态的协调一致。莫里斯精美的图案设计，得力于他从少年时期对自然植物深入细致的观察。”莫里斯的图案设计，尤其是1876年以前的作品，不是对自然的模仿照搬，而是真正的设计语言。
在向历史学习方面，莫里斯主要受到约翰・罗斯金的影响，对中世纪风格情有独钟。罗斯金由于不满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贫困与道德堕落而反对工业主义和机器产品，认为只有中世纪时期的手工制品才是美的。莫里斯在具体设计中实践了罗斯金的思想。但是，在学习中世纪方面，莫里斯的成果远不如他对自然的借鉴那样得心应手，他对中世纪的风格化的模仿。室内设计中昏暗的色彩和过分的装饰，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威廉・莫里斯的挂毯、书籍、花砖、地毯、加有装饰性起首字母的文稿和彩色玻璃窗，从一出世就可以进博物馆，”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莫里斯的设计风格中保守的一面。在维多利亚和艾伯特(Victoria＆Albert)博物馆里，参观者从中世纪馆走进威廉・莫里斯作品专馆的时候，不会觉察到前后有什么差异，也感觉不到有什么接近我们当今时代的地方。
但是同时，莫里斯又无视中产阶级当时流行的生活礼仪，提倡将起居室里的家具及用品设计得如同厨房里的一样简洁，这便是他在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中所提倡的“简朴”和“诚实”的体现。但他同时还主张物品设计中的“精致的装饰”，如莫里斯公司所生产的华丽的壁毯。这种精致的品位与前面所提到的“简朴”的主张相冲突，如果只从词汇概念上来判断，的确是这样的，但莫里斯的设计改良所面对的是“品位”，一个比思想和词语微妙而又丰富得多的东西。
对于实用艺术，莫里斯十分强调“实用”与“美”的完美结合。他认为：“你必须使你的产品既美观又实用，否则你一定会失去市场。”还说，“我愿你记住反对这种粗鄙的方法：一件东西假如没有用处的话，它就不能成为艺术品，也就是说，假如它不能服务于受到意识很好控制的身体时，不能使人愉悦、使人平静、提升人的智力的话，它就不能成为艺术品。”在设计上，这一重新回到以实用为基本原则的思想，是装饰艺术的一次革命。因此，奠里斯及其在英国倡导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对于现代设计注重实用、经济和美观的功能主义审美设计思想来说，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威廉・奠里斯设计思想的局限性
莫里斯的设计思想不乏闪光之处，却也存在着一些根本的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机械生产的否定，而当时整个社会都已与机械生产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他反对传统，对严重扼杀创造力的新古典主义大加抨击，但却又对中世纪的哥特式艺术兴趣盎然；他肯定艺术家应负有时代和社会的责任，却又否定工业革命后机械生产所能产生的价值。正因如此，莫里斯对现代设计所产生的影响也就同时包含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素：肯定艺术家负有时代和社会的责任，却又否定机械生产的价值。
对机器生产的排斥和民主化的艺术理想之间的矛盾，在莫里斯的创作实践中尖锐地暴露了出来。因为奠里斯试图以恢复中世纪的手工艺来对抗机械化大生产，致使他的产品价格非常昂贵，而广大人民的生活却非常贫苦，无法问津，这不能不引起奠里斯的深刻思考。虽然他只允许自己的车间使用中世纪的手工生产方法，但是某些产品，尤其是纺织品，他却不得不委托其他的工厂用机器来制造。他在设计思想发展的后期，放弃了对机器的绝对排斥，承认如果机器由人的心智来控制，也能取得好的结果。
威廉・莫里斯时刻关心生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他的设计理论和与设计实践之间紧密相连，他是现代设计史上为数不多的既能够进行大量的设计实践，又能够在理论上建树颇深的人，他可谓是设计师里面的思想家。威廉・莫里斯之所以被称为“现代设计之父”，并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因为他的作品不足以说明他对现代设计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而是他的设计思想确立了他在现代设计史上的地位。虽然莫里斯的设计实践与其设计思想之间不能完全对应，甚至有时是相反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其设计思想的现代性：“艺术为大众服务”强调了民主，这是现代设计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强调了艺术与技术的结合，这个思想奠定了现代设计发展模式的基础，莫 里斯公司的工作室制度在后来的包豪斯体系甚至当下的设计教育中仍被沿用；“劳动的愉悦”强调了工作者的劳动状态，这是对人性的关怀，对现在的设计发展仍具有警示意义；“实用与美的结合”是莫里斯在实践领域的行动力体现，在实践中，莫里斯卜分强调“实用”与“美”的结合，这对于后来的现代设计注重实用、经济和美观的功能主义审美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由此可见，他所主张的“设计为大众服务”理念，他创立的设计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他所注重的设计工作中的台作方式，他关注的创作者本身的劳动状态，都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廉・莫里斯的确可称得上是“现代设计之父”。
在对于威廉・莫里斯的设计思想译介方面，国内研究尚十分有限。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注意到，有关威廉-莫里斯生平和设计实践发展的史实，经常在诸多中文材料间出现矛盾，甚至在同一本著作中前后叙述都不一致，这导致了研究者对一些现象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问题就是缘于研究者没有从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出发，导致了“以讹传讹“的弊病。
基于以上的现象，本文作者认为，在外国设计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是基于原典的考察，因为这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所史研究最忌讳的是硬伤，一个时间、地点的错误很可能会导致判断的误差，损害研究成果的价值。在外国设计史研究领域，有一个不能避免的问题就是语言。研究者应十分注重对原文的理解，尤其是在翻译重要文献的时候，更要具有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才能够避免误译。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也是在发现这样的问题之后，希望在外国现代设计史研究方法上做一些积极的探索。就本课题而言，在史料研究方面，应着重于对三种资料的考察：第一，威廉・莫里斯本人的文集、设计作品，第二，威廉・莫里斯生平的权威性年表。第三，关于威廉・奠里斯设计思想研究的高水平的和最新的重要文献。前两者属于第一手资料，注重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有利于确立精准的史实，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后者属于有价值的第二手资料，接触国外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整理，有利于提升研究成果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应将资料纳入时代背景下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中研究，才能得到客观的，有价值的结论。
室内设计史论文范文第10篇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新中国的艺术科学理论研究已逐步走向深入，研究体系日益完善，枝繁叶茂，结出硕果。为繁荣理论建设，中共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等战略任务，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包括艺术学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的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重要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科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也明确要求，全国各级文化科研机构务必进一步完善研究机构、整合学术资源、抓住时代机遇、创新思路方法，努力进取，完成任务，争取更大成果。
艺术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建设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公共信息平台，本着一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宗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气魄，《艺术百家》杂志社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委托，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党组研究，决定自2010年起，陆续分期分批介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以及国家艺术教育理论研究和艺术学科建设的最新成果。欣逢中华盛世，共享文化盛举。
全国艺术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及“十二五”发展趋势调研报告(二)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电影、广播电视及新媒体艺术
“十一五”期间，中国电影、广播电视及动漫和新媒体艺术发展迅猛，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务实和理性的活跃态势，应用意识及创新意识增强，实证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各类宏观视野性、阶段总结性著作大量涌现。
(一)与国家重大政治文化事件相呼应的电影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大政治文化纪念活动而有力推进，为这一时期的电影学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契机，并获得了重大进展，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文化现代化和越来越凸现的国家意识的提倡，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显现问题等也为电影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热点。电影学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专业学科的电影研究领域，而向多学科交叉的方向发展，构成了这个时期电影学研究的新特点。
1、电影史研究继续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的余绪，推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06年由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电影史学专家共同组成编委会，大陆著名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台湾著名电影导演李行和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担任编委会主席，集数十位电影史学专家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电影图史》较为全面、客观地记录、展示了一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四地的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进程及成就，规模宏大、史料丰富、视野开阔、分量厚重，成为迄今第一部完整展示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电影史著作；《中国电影学专业发展史》作为由《中国电影文化史》、《中国电影理论史》、《中国电影编剧史》、《中国电影导演发展史》、《中国电影表演发展史》、《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发展史》、《中国电影美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动画发展史》、《中国电影声音发展史》、《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中国电影技术发展史》、《中国电影制片发行史》、《中国电影教育发展史》等13部专著构成的大型系列丛书，从专业发展的角度对电影各专业领域的发展脉络、本质、特征、本体、类型、风格、审美、规律、现象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学术理论总结；《民国电影专史丛书》对民国时期电影特别是战时大后方电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为这一时期区域电影历史研究填补了某些空白，与《百年中国电影研究书系》、《电影丛书》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蔚为壮观的学术景象。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具有个人研究特点的电影史研究著作，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多角度多类别多形式的研究，《中国电影史》作为普通高校的适用教材，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多维视野研究阐释上有所开拓；《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则采用了方志研究的方法，比较系统地描绘了早期中国电影除上海以外的电影版图划分；《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百年中国影视的历史影像》等也从不同视角对中国电影史进行了综合性研究。
在早期电影研究方面，研究者对于中外电影比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此展开对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研究，《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1920―1930)》在“民族认同”主题的统领下，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索了欧美电影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关系，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具有代表性；香港电影史的研究写作也是这个时期以来逐渐被中国电影史学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著作和论文数量逐年增加，研究不断深入，《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香港电影史(1897―2006)》、《映画：香港制造》、《香港电影的文化历程(1958―2007)》等，不仅进一步梳理了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当展走向，而且从艺术、产业、文化等方面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显示出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新面貌。
2、史志史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显著。
《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用丰富详实的资料把中国电影百年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历史编年的方式编辑出版，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则汇集了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研究文献，是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参考。除了上述著作外，在电影理论刊物、大学学报上，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论文更加丰富，这些论文视野开阔，理论方法多样，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电影历史的重新审视、史实挖掘、文化分析、中外比较研究等方面，对“重写电影史”、“口述历史”等话题显示出了很强的积极性，也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学术收获，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和重要的领域，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不断推进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
3、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较之历史研究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
这些研究涉及电影现象研究、市场产业研究、新生代电影导演研究、主旋律电影研究等。《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发展史》是一部具有当代中国电影研究特色的著作，其分类方法不同于以往的电影史著作所习惯的编年史方法，而是采用题材与类型进行分类叙述的方法，对新中国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进行了新的描述。如何在已有的成果基础上，运用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方法使电影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不断有新的开拓成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在新材料的挖掘上能够有所突破，填补一些空白，同时，对以往的电影历史叙述中的一些误读、不实阐释进行校正，使中国电影的历史描述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场景，另一方面，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习惯性认知体系进行重新审视，借助一些新的理论方法，从多侧面对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开拓，力图对中国电影历史的解读上有所发现并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城市发展等情况实现更为合理的对接，对中国电影的民族性、现代性等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与阐释。
4、电影理论研究方面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研究论题十分广泛。
《电影形态学》、《电影语言修辞研究》、《电影理论基础》等从电影基础理论和本体方面对电影理论形态和电影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阐释，搭建了电影史、电影特型、元素和理论支撑的新的阐释框架；《现代电影美学体系》，《电影艺术观念》等在电影美学领域展开研究，探讨了现代电影，特别是高科技背景下的电影美学的特质，美学与文化、视听理论的交叉性研究，反映了电影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某些新的趋向。
5、电影类型研究、电影传播学研究、电影心理学研究、女性电影研究等新的交叉性学科的研究方向，为电影理论研究增加了新的视角。
特别是类型研究和女性电影研究在电影理论研究态势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女性电影研究与近年来越来越多表达女性意识的电影和文化理论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类型电影研究与商业电影和产业研究的快速展开有着明显的联系。关于商业电影的研究、市场研究、联带主流电影与商业电影的艺术融合、电影民族性、华语电影概念的引入、国营和民营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都成为电影学研究中十分显要的话题。新技术电影的研究随着多媒体技术和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受到重视。新媒体的出现，如电视、网络、手机等对视频节目的大量需求，使电影传播学研究、媒体研究正在不断地加入到电影学研究的范畴中来，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和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二)向学科纵深领域发展的广播电视研究
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7―2009)统计，内地出版的广播电视书籍(含专著、合著、报告、年鉴、丛书等)；2006年256部，2007年242部，2008年373部。另外，2009年中国内地出版的电视研究著作为243部。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广播电视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
1、在学科建设上，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自2005年立项以来，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如《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广播电视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文化艺术学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等；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科研成果《电视剧艺术学丛书》，如《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论》和《电视剧原理》第一、二卷，《电视剧艺术类型论》等具有新世纪新学科前沿色彩的成体系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研究。
在史志研究上，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项目成果《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由《理论・批评卷》、《广播剧卷》、《电视纪录片卷》、《电视小品卷》、《广播电视文学节目卷》、《电视戏曲卷》、《电视综艺节目卷》、《史料・索引卷》组成，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史料翔实，以点带面，以论带史，努力解求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系统阐释了中国电视在40余年发展过程中观念、体制、结构、形式、功能上出现的问题，是目前论述中国电视发展最为全面的史学专著。
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不断向多视角多学科拓展，与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社会学、受众学、叙事学、语言学、心理学、批评学等领域合理嫁接，深化了电视研究的学理性。如《影视文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弥补了我国影视学界对新媒体环境下未成年人素质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欠缺；《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是我国第一部将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综论性著作。在类型电视节目的研究中，学界对综艺娱乐节目、纪录片、民生新闻等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情，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创新性成果；广播理论界对广播媒介事件、广播媒体生存策略和广播行业科学规范发展的关注，体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性。
2、在媒介研究与产业发展报告方面，涉及面广且深，具有可操作性。
首次由政府部门编写的蓝皮书《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从2006年始每年一册，全面深入地反映上一年度中国广播影视的发展状况、特点和问题，兼顾分析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网络影响力报告》从2008年起每年以排行榜的形式推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电视评价指标，首次从网络角度考察电视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我国广播电视领域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理论成果。
3、在国际传播和国际传媒发展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力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有关国际主要传媒从理念到产业深入研究的成果出现，如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研究课题《东盟广播电视发展情况研究》、《发达国家广播影视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研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题调研《国际传播发展战略研究》，这些成果注重系统性、针对性和准确性，为构建我国现代国际广播体系奠定了基础。
(三)携带时代新气象、取得学科新进展的动漫研究
“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产业发展较快，带动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上海、广东、湖南等动漫大省和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的动画研究机构积极探索和拓展，推出一批新成果，其他多个省市和高校也开始引入动漫的产、学、研机制，有关研究报告、专著、论文等成果不断涌现。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2006―2010年，有关动漫的研究论文共307篇；专著类亦出现了《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动漫产业》、《世界动漫产业发展概论》、《世界动画艺术史》等，研究领域涉及到动漫的各个层面，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上述研究成果在中国动漫理论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一，理清了动漫的相关概念，界定、阐释了动漫、动漫产业等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界定、阐释了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等新媒体动漫；其二，在动漫艺术和动漫史的研究层面取得新
的进展，分析了动漫艺术的总体特性，并在分析中国动漫艺术特色、梳理中国动漫发展历程的同时，回顾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欧美等动漫较发达地区的动漫发展历史及艺术特色，指出了目前中国动漫在艺术创作层面的优势以及原创性差、缺乏有影响的动漫明星形象、过于注重寓教于乐导致作品缺乏幽默和童趣、量大质差等不足，并对中国文化是中国动画创作的资源还是包袱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其三，拓展了动漫理论研究的领域，除动漫艺术外，还涉及到了动漫教育、在线动漫研究、动漫鉴赏、动漫保护等方面的课题；其四，在动漫理论的重要分支――动画理论研究的学科分类上也有一定建树，将我国的动画理论研究分为动画本体论研究、动画史研究、动画批评、动画创作研究与动画产业研究五个类别。
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研究是“十一五”期间中国动漫研究的重点，上述成果具体介绍了国内外动画产业、漫画产业、手机动漫产业、网络动漫产业、动漫游戏产业的现状、发展和市场的运行情况；系统分析了中国动漫产业的演进与趋势，市场及细分市场的供求规模、竞争格局、产业投融资并购的现状、趋势；深入分析了区域发展、衍生产品市场、国内外重点企业运营状况、成功动漫人物案例、行业竞争和金融危机环境下动漫产业的发展、动漫产业的投资潜力、存在风险与未来前景、目前中国新媒体动漫中网络动漫和手机动漫的产业价值链及其用户特征和市场特点等；在肯定中国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指出缺乏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合法的权力保护机制及有效的产业链运行机制等问题，是影响中国动漫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产业决策、市场营销等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四)向理论化、体系化方向坚实迈进的新媒体艺术研究
新世纪以来，国内新媒体艺术研究逐步展开，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新媒体艺术的研究文章共112篇，最早一篇发表于2001年，《影像数字化的历史沿革与媒介功能研究》和《博物馆数字化资源在创意产业中的运用》相继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十一五”规划2007年度国家一般项目和文化部项目。随着数字化媒体技术的迅速扩张，国际交流的频繁多样，新媒体艺术教育的日益专业化，新媒体艺术研究从早期的现象追踪转向全面的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从分散、自发的状态走向自觉的、更系统化的研究；2006年以后，新媒体艺术在材料、形式、传播等方面的创新，对传统艺术观念、美学和接受方式的挑战，成为讨论的重点，其理论建构也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
1、系统梳理了新媒体艺术的历史与现状。在国内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的背景下，国内学者较全面掌握了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形成与流变，《新媒体艺术》、《新媒体艺术史纲》、《数字媒体与艺术发展》、《数字媒体艺术史》、《新媒体艺术发展综述》等专著的出版，为新媒体艺术的教学和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2、对新媒体艺术进行了基本分类。新媒体艺术种类繁多，相互交叉，虽然学界并未对新媒体艺术的分类完全达成共识，但在论述中基本涵盖了新媒体艺术的各个方面，如计算机艺术、视频艺术、视频装置艺术、全息摄影、交互艺术、虚拟现实等。
3、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审美特征。在历史描述、现状观察和分类概括的基础上，新媒体艺术研究概括了它的审美特征，这体现在《新媒体艺术透视》、《审美文化新视野》等著作以及相关论文中，其中融合性、虚拟性、互动性、技术生成性等特征得到讨论；同时，新媒体艺术研究也开始关注研究方法和自身理论的建构，《新媒体艺术论》、《论新媒体艺术研究的特殊内容与方法》、《新媒体艺术的理论误读辨析》、《新媒体艺术的审美评价》等探讨了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对象、方法、评价等理论问题。
4、新媒体艺术的具体门类研究。如《新媒体艺术摄影教程》等专著，还有数量较多的论文和学位论文等。这些研究侧重技术性和专业性，显示出新媒体艺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四、音乐学
从出版物和研究课题结项目录来看，音乐学各分支学科在“十一五”期间继续呈现活跃繁荣的发展态势，同时，音乐学界对自身发展的后劲与活力问题也有忧患意识和深入思考。
(一)音乐学科各门类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著作出版、课题申报和期刊论文三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出版的音乐研究类著作，计300余部，涉及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音乐教育、作曲技术与表演理论等诸多学科，还有各类音乐教材。从期刊论文的总体面貌来看，仍然是以音乐史(包括中国、西方音乐史；古代、近、现、当代音乐史研究)和传统音乐研究为热点，作曲、表演等技术理论次之，音乐教育研究再次之。这种研究方向的侧重面与“十一五”期间结项课题的研究方向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有着丰富的、持续的研究价值，学界仍不断挖掘出新的研究视点；研究队伍持续蓬勃发展，生力军不断充实；学术论文、著作出版数量较“十五”期间有明显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音乐学研究领域蓬勃发展的局面。
1、传统音乐研究依然是本时期音乐学各领域出版数量最多的门类。
一批基础理论学术成果以《中国传统音乐学丛书》形式}H版，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乐谱学》、《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传统律学》等著作，整套丛书共出版七册，并于2009年获得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基础理论研究重要但难产，而此阶段却很有收获，《唐代二十八调理论体系研究》的作者对这个古代音乐理论体系作出“双宫双羽”结构的个人阐释，是唐俗乐二十八调研究中的又一成果；《东西方乐律学研究方法及发展历程》是继缪天瑞先生在1996年最后一版《律学》出版后的一次系统整合与更新，以现代学科理论对四大文明古国的乐律学传统音乐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是对古老理论的建设性继承与发展。
同时，学者们或以乐种为对象，或以仪式为对象，从不同维度研究音乐事象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意义以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五卷本《西安鼓乐全书》为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这是作者倾50年之功完成的西安鼓乐音乐志及分量厚重的研究总集，此书的出版不仅是“十一五”期间的重要收获，也是西安鼓乐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思想一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从理论构架、研究方法、课题定位等方面，提出关于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的一些新见解；《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以东北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的地方性叙述》、《天府天簌：成都道教音乐研究》等论著，集中代表了本时期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较高水准。
2、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学术力量也有较大提高。
区域音乐研究涉及维吾尔族传统音乐、哈萨克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徐州民间音乐、赣传统音乐、江西苏区音乐、晋南传统音乐、桂东南民间音乐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近现代潮汕音乐》、《昆明洞经音
乐》、《闽调台腔：闽台歌仔戏音乐研究》等。
3、音乐史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六朝音乐文化研究》从人文生态、音乐体裁、艺术风格、思想观念、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了六朝音乐在接续秦汉文化传统、融汇西域等外来音乐文明，开创隋唐音乐新纪元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时期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音乐考古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对20世纪上半叶的各类音乐思潮进行了剖析，是本时期近现代音乐思想研究方面的代表成果；《俄侨音乐家在上海》、《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留日知识分子对日本音乐理念的摄取：明治末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等则多为对音乐家群体及个人的个案研究；西方音乐史研究方面，《莫扎特的德意志兰》、《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舒伯特钢琴奏鸣曲“未完成问题”研究》、《西方音乐表演观念史》是少数著作中质量较高的几部，其余有关西方音乐的出版物多为翻译之作，且大部分为作曲家生平与作品介绍。
4、作曲技术理论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与收获。
《复调的产生》、《音乐节奏结构的形态与功能》、《结构诗学：关于音乐结构若干问题的讨论》等著作，对音乐结构中若干要素的功能、意义及发展史进行了探讨；《高为杰现代音乐创作技法研究》、《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布里顿两部歌剧的研究》等多为对作曲家或作品的个案研究。
5、表演艺术研究也有收获。
《指挥艺术概论》、《乐队训练学》详细阐述了指挥及乐队训练中的各种问题与处理方法，是作者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声乐语音学》、《声乐艺术语言学》则从语言学角度对声乐表演提出建议，有利于深化对声乐艺术的理论研究。
6、音乐教育研究方面的出版物，可分为“学科论”和“中小学音乐教法”两部分。
前者包括对音乐教育体制、教育理论、课程体系的反思，以及音乐教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代表作有：《后现代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与心理统计基础》，以及译著《音乐学科教学法概论》、《音乐教育学导论》等。后者主要对中小学音乐教材、教学法的探索，有些还涉及到传统音乐的母语音乐教育问题，如《新疆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
7、城市流行音乐与音乐人类学研究亦受到关注，《音乐人类学导引》和《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较为突出。
8、音乐美学、音乐治疗、音乐社会学、影视音乐、音乐编辑等方面也有少量著作问世。某些专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形成新兴学科专业化的发展势头，比如音乐治疗学、音乐编辑学、新媒体音乐等等。
(二)课题立项、学科论文在选题与方法论等方面有明显拓展与突破
1、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规划项目的立项，同样是反映学科发展趋势的晴雨表。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9年底，“十一五”期间共有46项音乐学项目结项，其中传统音乐和音乐史方面的项目占多半，这与前一节中所提到的出版成果在内容侧重方面的情况相一致；“十一五”期间共有67项音乐学项目立项，数量上远胜于“十一五”时期，内容涉及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音乐教育学、乐律学、传统音乐遗产保护、新媒体技术等。
“十一五”期间的结项和立项项目中，有些课题设计很有学术新意，若干立项项目提出了当前研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如《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结项成果是在过去几十年该乐种研究基础上的最新成果，其不落窠臼处在于将音乐形态与文化角色有机结合，对长期以来形态、文化“两层皮”的方法弊端有所突破；基于各种原因的“移民”现象在中国自古至今存在，由此产生文化品种的迁徙和离散族群所特有的“文化飞地”，但对这种文化特质还鲜有研究，《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移民“飞地”音乐研究》虽然还称不上是离散理论的个案，但在当今国家大规模建设、移民现象再次大规模呈现的社会背景下，深入开展“飞地”文化现象的研究，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尽管该课题的时空定位本身只是个小案例，但这种学术观点很有意义；《山西乐户研究》、《晋北民间庙会中的仪式音乐班社研究》等结项项目，虽然从标题上看属于地方性知识，但由于山西乐人在历史长河中曾经扮演过国家音乐行为的执行者，而山西一些呈高度体系化的乐种也被认为是唐宋以来音乐品种的现代遗绪，所以研究山西乐人及乐种就不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而是在传统音乐研究中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传统的蜕变――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百年鉴思》、《中国传统笙管乐的乐律学研究》、《隋唐五代礼乐制度研究》、《唐教坊曲子的曲调考证研究》、《中国古代应用律学体系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理论研究》等项目都反映出在既有成果基础上的新拓展。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的项目虽然占总量的比例较少，但可喜的是已经结项的少数民族项目的负责人都是本民族学者，项目设计也不再是过去以描述为主的表象研究，显示出少数民族学者队伍的学术能力及专业训练都显著增强。
2、一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显示出新生学术力量正在成长及其专业领域的拓展。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研究方面，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研究》、《礼崩乐盛――以春秋战国为中心的礼乐关系研究》，后者重点探讨传统礼乐文化结构的内在矛盾，论证了“礼乐张力”和人性自觉在中国音乐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民族音乐学方面，主要成果包括《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阴阳鼓匠：在秩序的空间中》、《腔里拉魂：从拉魂腔到柳琴戏的传承与变迁》等。
音乐学论文方面，根据“中国知网”所载论文的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各种音乐学术类期刊共计4000余篇。其中，民族音乐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依然遥遥领先。各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如乐律学、音乐考古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发展，选题也有拓展；近现代音乐史研究方面，《论“”时期的艺术歌曲》、《论“”中的音乐大批判》、《“”时期对西方音乐的批判――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读西方音乐作品的极左典型》、《钢琴伴唱(红灯记)及其音乐分析》等论文，为本学科研究不断突破，向更深层次拓展提供了参考。
五、舞蹈学(含杂技、魔术)
“十一五”期间，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化、政府教育投资的加大，国家对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重视与投入，全方位的“舞蹈学”以及杂技、魔术学科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著述日趋科学，学术创新日渐显现，舞蹈学正以稳健步态前行。
(一)舞蹈学理论研究状况
“十一五”期间，舞蹈学科出版著作丰厚，据不完全统计，
仅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和北京舞蹈学院图书馆馆藏目录所搜集的2006―2010年度舞蹈理论类出版著作即超过200部。
1、舞蹈史研究呈现新特点。
(1)集体攻关、集合新生代学者建树的著作出现，而个人学术专著较少；(2)文献汇编和回忆录性质的舞史类书籍多有问世；(3)老一辈舞史专家集毕生学术论著于一册，纷纷出版论文集；(4)地方性舞蹈史专著开始出现；(5)基于几十年积累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出版，加之近年蓬勃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大批具有地方舞蹈史性质的民族民间舞蹈著作出现；(6)第一部舞蹈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性专著出版；(7)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地域性舞蹈史研究论文。
集体性著作主要有：长达百余万字的《中国艺术史・舞蹈卷》，集合了中国舞蹈史学界第一、二代大部分专家学者，汇集了他们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成果；专题性著作有《解读敦煌――天上人间舞蹁跹》、《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文献史料性著作有《吴晓邦舞蹈文集》、《新中国舞蹈艺术奠基石》、《功崇惟志写春秋》等；舞史研究文集有《缤纷舞蹈文化之路》、《舞论》等；地方性舞蹈史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河北舞蹈史》等；地方性民族民间舞蹈史性质的著述有《中华舞蹈志》四川卷、新疆卷、云南卷、江苏卷、山西卷、陕西卷等，《燕赵文艺史话》(第三分册舞蹈卷)等；《舞蹈史论研究方法初探》则是国内舞蹈史研究第一本探讨学科方法论的著作。
外国舞史方面，包括《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东方舞苑纵横――从舞者到学者的于海燕》、《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非洲舞蹈》、《华尔兹史话》、《俄罗斯芭蕾秘史》、《西方芭蕾舞与现代舞简史》、《外国舞蹈史及作品鉴赏》等；人物传记译著有《皮娜・鲍什：顶着恐惧而舞》、《舞遍全球》。
2、舞蹈基础理论研究的新特点。
(1)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力度加大，注重本体理论、舞蹈鉴赏和舞种研究，应用理论、舞蹈编导、舞蹈教育等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2)在继承传统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对学科方法论的探索步伐加大，突出跨学科研究的意义；(3)民间舞蹈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渐呈起色，个案研究逐步显现学术特点与学科价值；(4)舞蹈的文化学研究令人瞩目，《太极文化与东亚舞蹈文化》的出版证明了地方舞蹈学者的研究能力，译著《印度舞蹈源流――印度舞蹈与中国舞蹈影响研究》和《非洲舞蹈》的出版，填补了学科空白，《舞与神的身体对话》将外国舞蹈领域跨学科比较研究推向了新高度。具体分类如下：
舞蹈概论方面，“十一五”期间，共出版有十余部专著。吕艺生《舞蹈学研究》于2006年出版，其中包括舞蹈学学科建设研究、舞蹈史学研究、舞蹈美学研究、舞蹈教育研究、舞蹈文化理论研究等部分；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说舞――舞蹈学研究文萃》。其中，舞蹈理论探索、舞蹈史研究、舞蹈文化学等领域，对科学发展观与舞蹈学建设、芭蕾舞的社会起源、非洲舞蹈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
舞蹈鉴赏，可视为舞蹈美学的一个分支，通过对舞蹈艺术进行深入具体的美学研究，把美学理论和舞蹈创作与鉴赏实践结合起来。此类专著面向大众读者群，往往带有普及舞蹈知识的性质。其中，《舞蹈鉴赏》一书由舞蹈鉴赏基础知识和舞蹈经典作品的鉴赏两编组成，包括舞蹈的起源和发展、舞蹈基本知识要点、舞蹈艺术三大要素、三种度量和六字对比、舞蹈鉴赏核心对象、舞种风格流派及其鉴赏、舞蹈鉴赏的基本过程等部分内容；《中外舞剧分析与鉴赏》不仅收录了国内外经典芭蕾舞剧的剧作及其说明分析，而且在对舞剧进行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视角与切入点。这方面成果还有：《舞蹈鉴赏》、《大学舞蹈鉴赏》、《舞蹈欣赏与创作》。
舞种研究方面，“十一五”期间，各舞种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但中国古典舞研究更显成熟和深入，专著《中国古典舞研究》、论文集《中国古典舞评说集》具有一定代表性，论文集中收录作者有关古典舞研究的文章，如《十论中国古典舞》、《驳传统舞蹈还需“舞蹈化”的奇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舞蹈艺术的文化定位》等论文，涉及中国古典舞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思辨性，在舞界引起极大关注：舞蹈学院教学重要科研成果文集《中国古典舞研究》择取自1978年以来北京舞蹈学院专家、教师的文章，记载了这一时期对古典舞建设和发展的理念。
3、舞蹈应用理论方面的成果，多集中于舞蹈编导和舞蹈教育两方面。
舞蹈编导方面，主要有《舞蹈编导研究》、《舞蹈编导原理与教学》、《舞蹈编导基础理论初探》，以及译著《舞蹈创编法》。《中国当代舞蹈创作与研究――舞动奇迹三十年》，研究舞蹈的形式创建、内容建构、作品评价、舞蹈编导类群，并对舞蹈运动、舞蹈论争、舞蹈思潮、舞蹈创作演出体制等做了介绍。体育舞蹈著作异军突起，数量可观，但多为大众读物，学理成果鲜见。
舞蹈教育方面，主要有《舞蹈教育教学研究系列丛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原理篇，着重分析和研究有关舞蹈编导理论方面的问题；下篇为教学篇，结合几年来舞蹈编导的教学实践，探讨了大学阶段舞蹈编导专业教学方面的问题。
“十一五”期间，还翻译有一批舞蹈基训教材，主要有前苏联舞蹈大师：A・洛普霍夫、A・施里亚耶夫、A・鲍恰罗夫的世界名著《性格舞蹈基础》、英国国标舞权威亚历克斯・摩尔的世界名著《摩登舞》等。
4、跨学科和跨文化舞蹈研究。
舞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打破了传统舞蹈研究着重对编导创作、演员表演和作品内容进行研究的旧有模式，通过与相关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实现对身体问题的整合性研究。近年来，欧美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舞蹈跨学科研究成果，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新模式，舞蹈医学、舞蹈生理学、舞蹈精神病学、舞蹈解剖学，以及舞蹈人类学、舞蹈考古学、舞蹈与宗教研究等方兴未艾，舞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宽，打通了舞蹈作为人体艺术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连接的通道，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舞蹈心理学研究》、《运动人体科学》。
舞蹈文化学领域成果显著。《新世纪中国舞蹈文化的流变》一书关注曾经作为“小众艺术”的舞蹈艺术，通过对新世纪以来重要舞蹈作品的评述探讨，探究各舞种在新世纪如何完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应对新的艺术市场、新的艺术发展机遇等问题，此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舞蹈文化概论》等；“十一五”期间，一批舞蹈学博士、硕士论文也在跨文化舞蹈研究方面做出努力，博士论文主要有《假面阴阳――安徽贵池傩舞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中、日、韩三国古典舞蹈比较研究》等，硕士论文主要有《现代舞中国化进程中的审美冲突分析》等。
5、民族民间舞蹈研究呈现多元和纵深发展，在研究方法及学术视野上都有所拓展。
《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以“伞头秧歌”为研究对象，在民俗文化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以民俗学表演理论为基本的研究方法，高度整合了秧歌表演的仪式过程、结构功能和象征意涵，归纳出传统中国节日庆典的狂欢精神，为节日庆典及其民俗展演的研究拓展了学术空间。
《东巴舞蹈传人――习阿牛阿明东奇》通过田野调查的访谈，体现了舞人所承载的大量历史讯息，传承人自觉而严格地恪守着文化传统的种种规范与程式；《中国纳西族东巴舞谱研究：兼论巫与舞、舞蹈与舞谱》则从史学角度对纳西族的东巴舞谱进行研究。涉及东巴舞谱的理论观点和背景资料，东巴舞谱的内容与分类、东巴舞的象形文字注释、东巴舞谱的记述和分析、东巴舞谱的特点与比较，从文化比较观看东巴舞的起源。
《闹节――山东三大秧歌的仪式性与反仪式性》对山东省三大秧歌――商河县的鼓子秧歌、烟台地区的海阳秧歌、青岛地区的胶州秧歌进行考察，通过对其仪式性与反仪式性的比较研究，揭示秧歌这一民间表演形式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及其历时性发展和沿革，研究论证当前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何被传承和发展的现实问题；《永久的记忆――川西北羌藏文化民俗图集》汇集了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深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洲进行考察时拍摄的图片，涉及羌藏文化艺术和民族风俗与生态，主要介绍汶川县、茂县、理县和黑水县具有悠久历史的祈求神灵佑护的祭祀方式、悼念英烈、歌颂圣战的仪式和用于求偶、欢乐身心的歌舞艺术，对民间舞蹈研究具有重要资料价值。
(二)杂技、魔术理论研究的学术拓展
杂技、魔术创作在国际交流和杂技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下呈现出“井喷”现象，魔术也因电视媒体的介入传播，迎来艺术高峰。
“十一五”期间，几部重要的杂技、魔术论著进一步丰富了杂技基础理论的格局。《中国艺术史・杂技卷》、《杂技概论》、《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杂技》、《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吴桥杂技》分别在史学和基础理论建设上完善了杂技史论研究的本体建设；《一类新的魔术染色“A New mype of Magi-cal Coloring”》、《加强魔术资料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是中国魔术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杂技魔术与巫傩文化》等论文则突出了魔术的应用理论和以运用人类学等方法相结合的交叉研究。
《中国艺术史・杂技卷》以史学角度切入，梳理了原始时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民国的杂技历史；《杂技概论》从杂技的探源到杂技的本质、艺术特征、杂技和其他艺术关系，对杂技审美属性、种类、创作、作品、欣赏、传播、教育、发展，以及杂技美学和杂技艺术的基本概念、范畴及其艺术规律的理论创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中华文明史话：杂技史话》从杂技的萌芽、先秦杂技、汉代百戏技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杂技、隋唐时代宫廷杂技的盛世、宋代繁荣的都市杂技到明清后的衰落，以中英文双语形式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文本。
六、美术学(含设计艺术学)
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呈现出新的特点：个体性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边缘性研究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层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一)美术和设计艺术研究状况的总体评估
“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向研究性大学的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倍增，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全国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逐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不同渠道的支持；二是研究生学位论文倍增，尽管存在一定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出版及展览空前繁荣，带动当代艺术浪潮，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随着批评实践活动有所推进，催生新的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处于初创时期，但已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学科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二)传统美术学各门类研究取得的新成就、出现的新特点
1、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平淡，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较为突出。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时期相比，研究范围无突破，数量基本持平，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包括三种版本的《美术概论》以及《影视美术概论》、《设计艺术概论》等，强调个体性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局限于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专题性的理论研究《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探讨了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美术类立项项目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较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设计艺术学概论》、《设计学概论》、《设计概论》(胡守海)、《室内设计原理》等；专题性研究则有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等。
2、美术史研究时有重要成果出现，艺术研究方法探讨较为深入，中国书法史研究异军突起。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成果数量不少，但以教材居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新的建树较少。“十一五”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和外国(西方)美术史各出版13部著作，基本都属于简编。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开展、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西方美术史学史》、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等专著在内的丛书《美术史里程碑》。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其风格样式研究。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
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热点。已出版的专著有《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再版的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张晓凌负责的“十2i'’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该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立项，原题为“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将在2010年底出版；“十一五”期间，多有选题各异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如《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等。相比“十五”期间，扩大了研究范围，加强了研究深度，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间异军突起。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22”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中国书法史》丛书，《中国书法艺术》；专题研究成果见于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等。
3、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比较活跃。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这一时期通史性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地域性美术研究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20世纪北京绘画史》、《北京美术史》。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较之“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在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特区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澳门绘画史》、《澳门设计艺术》、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收录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澳门美术史》(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云南民族美术史》、《美术史》《山西美术史》、《香港美术史》、《台湾美术史》。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土家族工艺美术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等。
(三)呼应时代要求的一些边缘性文化研究日渐进入学科中心
1、“非遗热”推动边缘学科发展。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节庆狂欢：民问美术中的节俗文化》等。
2、艺术市场的活跃为美术研究开拓新空间。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空间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由于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编著了丛书《艺术财富》，包括《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等，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3、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现新突破。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艺术创作实践，总结经验，提出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见地。传统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与文化部项目，有望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如2007年度《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
让高新技术成为文化建设的新引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纪实
文化科技司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评选工作日前完成全部评选程序，“公共图书馆现代科技应用研究”等3个设定课题和“上海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中央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等10个自行拟定课题获得立项。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是国家财政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今年首度实施的项目，旨在面向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求，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在文化建设中的支撑、提升和
引领作用。提升计划通过开展文化科技基础性研究和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解决一批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发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作用、吸纳作用和转化作用。
从今年的评选以及立项情况来看，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立足于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将成为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有效平台。
一、“文化+科技”呼唤国家平台
当今时代，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得以广泛应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日益深刻地调整着文化生产、传播以及消费格局。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文化工作者的自觉选择。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应用，在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调整的大背景下，2009年，文化部设立科技创新项目，以鼓励运用科技创新服务于文化建设的努力。两年来，共有88个项目获得立项，内容涵盖了舞台科技、乐器改革、公共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艺术教育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解决了文化建设领域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促进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不过，囿于经费、人才等因素的制约，科技创新项目存在着“小而散”的不足，无法支撑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和引领性的重大科技问题研究。为此，文化部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设想，并得到了财政部的大力支持。
二、夯实基础，以研促行
为了实施好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承担具体组织工作的文化部文化科技司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撰写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文化科技：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新引擎》等多篇文章，就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进行了梳理和阐释，明确了推进“科技与艺术创作相结合，提升文化内容、形式的表现力、感染力与影响力”“推进现代科技与公共文化建设结合，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与影响面”“推进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等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重点方向，为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理论准备。
此外，文化科技司先后召开多次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进行研讨，并就2010年度的项目遴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专家的建议为提升计划快速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
在此基础上，文化部先后下发了《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管理办法》(暂行)和《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暂行)及《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2010年度课题指南》。通过这些努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部级平台开始成型。
三、重点引导。全面带动
2010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申报指南》中，结合当前文化工作重大而紧迫的需求安排了3个设定课题，包括《公共图书馆科技应用的基本构成和应用模型研究》、《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和《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及文化产业统计平台建设》。而自行拟定课题则涉及5个大类，包括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科技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科技创新、文化市场管理手段和方法的科技创新、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影响力的科技手段与方法、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手段与方法、提升艺术人才培养的科技手段7个方面的内容。
这种设定课题与自行拟定课题相结合的办法，既实现了对重点项目进行重点培育和引导，同时又为文化科技工作者结合自身特长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设定项目还是自行拟定项目，都紧紧围绕着文化建设的中心和文化工作的需求，把运用高新科技作为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提高文化创新能力、文化建设水准的新引擎。
在项目申报通知发出后，文化科技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到全国范围内共计22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局以及文化部各司局和直属单位申报的140余个项目。申报项目涉及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出“文化需要科技、科技也需要文化”已成为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一大亮点。
四、产学研结合。开放共赢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除了要重点解决一批具备前瞻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文化科技问题，还将培养文化科研队伍和文化科研管理队伍，以及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创新体系作为自身的责任。
本年度的获准立项项目，无论是设定课题，还是自行拟定课题，其申报单位除了公益性的文化科研机构，多数还可见到系统外企业，甚至是实力较为雄厚的民营企业的身影。比如，作为设定课题的“国家文化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其承担单位不仅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还有与前者有过成功合作的深圳智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而“动漫游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技术支撑体系研究”项目则由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院、北京盈科大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研究成果有望直接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由此，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不仅成为一个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开放平台，而且成为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互动发展的催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