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经济范文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1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就难于顺利、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2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公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熟悉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公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熟悉，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非凡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治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靠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实，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治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然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自得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熟悉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非凡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动，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御，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假如没有一个果断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预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公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假如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非凡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非凡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假如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就难于顺利、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战后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演变

一、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各国实力大减。美国在一战中向战争国出售各种工业品和武器,大发横财,成为一战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一战”中通过十月革命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很大成就。亚洲日本力量不断增强,侵略野心逐渐滋长。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六年的“二战”终于结束。这场战争使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它留给全人类的是无比巨大的创伤和破坏。

美国在战争中损失不算太大: 1945年10月在美国纽约成立了联合国。虽然成员国不断增多,但在其成立初实际为美国所操纵,美国世界第一强国优势依然得以保持。苏联实力虽也遭到削弱,但仍得以保存,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因此,在战后的东西方世界实际只有美苏两个大国。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苏“冷战”开始,两极格局形成。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先后上台执政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缓和战略和霸权主义的维护下,苏联一跃成为与美国匹敌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大国。

在亚洲,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此后几十年间,新中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等合法席位,中国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二、八十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八十年代,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未受到动摇。西欧成员国不断增加,总体实力进一步强大。日本则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基础上,以11.6%相当于美国27倍,联邦德国23倍的年增长率继续发展,1987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在亚洲,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实施、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新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许多国家恢复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开始谋求与世界大国同步,旦仍然保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苏联这一时期领导人更替频繁,政治、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在著名的“8•19”事件后,苏共丧失国家政权,苏联社会主义性质发生变化,苏联正式宣告解体,美苏对峙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世界进入新旧交替、向多极化过渡的“一超多强”局面。

三、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在欧洲,参加欧共体国家越来越多,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其成员国至2007年已达二十七个,各国力量及欧盟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是俄罗斯联邦,实力虽有所下降,但仍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拥有较大优势。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9年,亚太地区国家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组织”),加强了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实力不断增强。日本进入九十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不断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也在逐渐加强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仍旧得以保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一时期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与亚太地区和国家的合作,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决策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麦当劳化”“迪斯尼化”“商业连锁”等风行世界,影响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同时,也引发一些新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

由此可见,世界并不是哪一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局面,不同时期各国力量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世界格局。

综合以上四个不同时期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

面临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变化,中国虽已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但仍面临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明显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新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和平与发展主题等。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只有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借鉴他国之长,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和与发达国家的南北对话,加强与亚太国家和世界各国的竞争和合作,才能在未来世界立于不败之地,更好地发挥“世界一极”的作用。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4篇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大致如下：

一、世界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就难于顺利、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5篇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始终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间，世界进出口贸易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在这期间，全世界进出口贸易增长了14倍，而生产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贸易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仅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贸易额突破了4万亿美元大关，达到40900亿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万亿美元，达到6.95万亿美元。各国都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投入世界市场，也把世界市场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途径。世界贸易组织认为，这不仅显示出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说明世界经济进一步迈向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产品约有1/5纳入国际贸易渠道。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增长速度又高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增加了55.2%，达到8650亿美元。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创记录的1.3万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18.2%；（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将从2002年开始恢复，2001-2005年的总额估计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1996-2000年的3.6万亿美元。美欧日之间相互投资现象十分普遍。美国对外投资的约44%投向欧洲，而美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约85%来自欧洲；日本商家接连不断以巨款在美国设厂或购买企业和债券，一度曾引起美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应。目前，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在资金、技术和市场上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也错综交织、相互影响。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040亿美元，约占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1/4。（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并购之风愈刮愈猛，其并购规模之大、涵盖行业之广、交易金额之高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国公司已是当今跨越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以及技术开发和转移于一体的经营实体，其利益和着眼点日益与国家（不管是母国还是地主国）脱离。据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6.3万家，国外分公司80多万家。全球500家大企业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5%。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国际生产协作体系的形成，加速了生产国际化的进程。21世纪，世界各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还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二、高科技要求各国联合攻关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的。正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样，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了商品、资金、人员走向世界各个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国联合宣布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草图。这项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将有助于人类对某些疾病的认识和找到新的治疗方法。由于高科技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缩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开发高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业纷纷联合投资，优势互补，建立所谓的“战略联盟”。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高科技正在深刻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电脑、电话、电视的“三网融合”进入了实用推广阶段；电子商务、电子教育不断发展；量子计算机、DNA计算机、光学计算机的研制也在加紧进行。人类基因研究和纳米技术的突破，将对21世纪的人类产生巨大影响。还有，植物和动物的遗传、克隆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术方面，国际合作、联合攻关探索宇宙奥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的“国际空间站”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这个空间站的构件将由各参加国负责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国航天飞机、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俄罗斯“联盟质子”号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这个国际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环绕地球运行，将成为永久性的载人科研设施。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与此同时，人类共同面临的自然及社会的挑战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科学家与工程师作为一个整体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也逐渐趋同。例如，各国科学家对于人类遗传基因问题的研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等，导致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其研究内容全球化的趋势愈加凸现。

科技活动的全球化及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由于通讯手段的改进及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个国家科技活动的成果往往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极其广泛的传播。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的进步将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不同社会及文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三、生态环填不分东西和南北

环境污染无地理边界。全球有200多条河流流经一个以上的国家，其流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将影响下游的水质。欧洲全部硫的沉积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国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等，都与欧洲上空的酸雨有关。温室效应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原因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不管来自何方）都会影响全球气候。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全世界每年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有4500亿吨废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万人死于环境污染，有4万个生物物种灭绝……（注：世界观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态环境状况报告》。）。据联合国报告，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对人类的严重威胁。

治理环境污染、维护全球生态平衡，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各国际组织也日益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如海洋污染、核废料和有毒废料的处理、保护濒危物种、以及古迹保护等。在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发挥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一致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宣言》（又称《地球》），号召世界各国制定其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推动《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类顺应形势的发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评和指责。因此，开展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只有基于这种认识，国际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环境才能得以维护。

四、跨国经营将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之间的界限

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考虑，提拔主要经营人员不分国籍，重要决策可在国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据所在国的需要和具备条件的任何地方进行，新产品可在几个国家分别开发。特别是跨国公司，越来越注意从全球的战略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一方面表现在它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不是分散地考虑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为目标；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攫取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许多跨国公司采用全球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公司内部的纵向组织层次日趋减少，母公司给予子公司越来越多的经营自，使之自主地进行投资、生产、销售，甚至研究与开发等经营活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科研经费不断增加、生产成本日益上升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国家的大企业感到单独经营难以应付局面，纷纷采取合并或购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国际战略同盟，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兼并、合并之风愈刮愈盛。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购并金额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长。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已超过万亿美元，达到1.143万亿美元。这一轮企业兼并浪潮的显著特点是超大型并购交易，并购后所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空前的程度，出现许多“巨无霸”企业。与以往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公司的收购、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经营战略方面的考虑，其目的主要是：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得经营效益；增加市场份额，以更雄厚的实力与对手进行竞争；利用对方的国际分支机构开展国际业务。

全球市场正在逐渐成为一家公司经营方式的起点。国际营销学一直将民族或国家作为给市场下定义或分割世界市场的一种概念，全球化则淡化了把国家与市场作为一个相连的实体，并将市场变成比国家和民族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要求企业树立全球观，不管是“从地区着眼，从全球着手”，还是“从全球着眼，从地区着手”，一个企业必须具有全球性的竞争战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五、民族国家的作用将逐步削弱

民族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者。国际贸易迅猛增长，资本在全球流通，人员往来无阻，其中国家为实行对外开放铺平道路、打通关节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在以国家为主要国际行为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国家这一体现各国国家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跨国活动的急剧增长，和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

国家的作用，对内是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则是保卫边境不受侵犯，维护领土完整。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概念自20世纪中叶以来便日渐减弱。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权力无一例外地正在缩小。国家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尊重人权准则的制约。例如关税税率，过去被认为是体现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可以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为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开展对外贸易，各国不得不根据国际惯例和国际多边组织的要求，逐步削减关税税率。还有，经济全球化把一国的生产结构纳入全球的生产结构，把一国的市场纳入全球的市场，而国家的干预只能对一国内部的市场经济起作用，却不能解决世界性的市场经济问题。因此，世贸组织对于促进世界市场稳定发展，并对之进行有效的调节发挥着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的作用增大，势必接管国家的部分权力，削弱国家制定政策和管辖的权限，限制着国家行使的空间。此外，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其跨国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业、国家的界线，形成自己内部体系，“决定权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几乎相当国家的组织，其权限将超越本国领土的界限”。

还有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新问题，即司法全球化。近年来，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关系准则；以维护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出兵干涉他国内政，甚至组织国际法庭审判本应由各国内部处理的问题。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这类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样，在相当长时期内，以国家为主要行为者的国际政治体系不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诚然，20年间国家间的日常交易额增长了十几倍，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翻了将近一番；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份额在总的经济活动中仅占20%，仍约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国内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民族国家的政治层面并没有失去意义，它作为政治决策的责任中心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只不过它拥有的决策条件越来越少了。”（注：德国《议会》周刊1998年第18期。）尽管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纪上半叶，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实际上却发生了逆转。所以，国家作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将是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效，一样重要。制定全球规则仍旧是各国政府的特权。

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体制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束。西方国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称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结。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种矛盾大量涌现，各方利害关系错综交织、激烈碰撞。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乃至对资本主义体制产生怀疑的思潮。法国前总理若斯潘撰文称：“资本主义最坏的敌人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些新闻媒体也刊载文章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突出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上。冷战结束时，西方国家宣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制度”。西方学者则告诫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市场并非绝对真理。”意味深长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采取改革行动的反而是那些一贯主张实行自由市场、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投资的大亨们，甚至连有名的国际金融大炒家索罗斯都认识到“那种认为市场本身具有纠偏能力的想法是错误的。”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美欧实行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劳资关系紧张，犯罪问题越来越多。在此形势下，公众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公正的情绪日益增强。为了寻找解决这一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西方国家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主张自由市场竞争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寻求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扩大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另辟蹊径，走中间道路；用国际合作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从以上主张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各种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反思和探索，是对当今社会新课题的回答。不管“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决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必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动中相互交融

经济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就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现。现在，人类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迪斯尼乐园、以及摇滚乐、摇摆舞等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据统计，目前全球音乐产业活动的产值已达400亿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业中。甚至一些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娱乐业（如唱片、书籍、电视剧、录像带等）的生产和销售也增长迅猛，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地理边境为交换商品和信息敞开大门，而且也为文化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西方文化的传播，必将把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应看到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现在不少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随着世界范围的移民流动和跨国婚姻的增多，各国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日益增多。比如，迈阿密、洛杉矶的拉美特色日渐浓厚，“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音乐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联播节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西班牙语音乐作品开始与英语音乐作品平分天下。国际社会称这种现象为“逆殖民化”。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外国文化的入侵对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性构成严重威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该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众文化——电影、音乐和电视主导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联合国发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仅对于经济，而且对于政治、文化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八、各国共同着手解决具有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所谓“全球性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蔓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据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各种恐怖活动，1979-1983年间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加剧的势头。"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积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国际恐怖组织使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出人意料，难以防备，从绑架人质到劫持飞机、船只，从暗杀政府首脑到扣押外交人员。还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反恐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恐怖主义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的一大祸害。制止和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坚决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广泛国际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宁。

现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达4000亿美元。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问题跨越国界，并非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

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流动。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每年有两三百万人移民国外，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随着移民的数量增多，移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如许多国家对接受移民劳工规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为主。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争执。妥善处理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专门会议越来越多，频繁研究和商讨解决问题的对策和途径。

九、全球化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

战争有局部性战争和世界性大战之分。根据军事辞典的定义，所谓世界大战，就是“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由此可见，世界大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世界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才有可能称为世界大战，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两大国家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从此，世界范围出现了两大对峙的军事集团。两大集团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等各种战争准备都是朝向对付对方的，世界被笼罩在大战的阴影下。这种冷战状态隐含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初，华约宣布解散，冷战结束。世界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之一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减少，而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自苏联解体以来，以欧洲南部边缘的巴尔干地区并向北延伸至前苏联境内爆发了一连串地区武装冲突，形成一个动荡热点集中的地区。这些战争和武装冲突起因多种多样：有要求民族分离的（如车臣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有领土纠纷引起的（如克什米尔冲突、两伊战争等），也有大国插手造成的（如海湾战争等）。据联合国统计，重大武装冲突次数1992年达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鉴：军务、裁军和国际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发了25起重大武装冲突，除两起外其他都属于内部冲突。

目前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由于经济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美国有可能轻易地丧失优势。”“如果丧失经济优势，那么早晚也会影响军事力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5月2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各种矛盾演变、各种力量消长，国际格局必将走向多极化、均衡化。这一趋势有利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将促使各国尽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冲突升级，特别是引发世界大战。相互依存的加深，势必要求各国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做出明智的选择，避免出现一损俱损、两败俱伤的结局。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有赢家；即使取得相对胜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每个政治家在制定决策前必需权衡利弊，慎重决策。

十、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以渐进的方式逐步形成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刻。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人类文明与进步在全球化时代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正在推动世界在新的世纪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然而，人类正面临着一个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世界，这将对国际环境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远没有为各国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处的机会；在经济上，使贫穷国家受到不公平对待，导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不合理的旧秩序严重地阻碍着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渴望改变现状，向往的是一个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世界。可以说，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因此，国际民主化应成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虽然冷战期间一度被冷落到边缘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又把它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世界的“一个不变的中心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联合国日益成为对全球性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中心场所，日益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联合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国际间政府组织。

国际经济旧秩序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市场经济从来就带有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因此，经济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国际规则，来协调和约束世界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以求国际经济的有序运行，减少市场竞争中的垄断性和破坏性。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负面影响，改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中国家就难于顺利、健康的发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机，而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市场，保持经济的良性增长。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聚少成多的过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从双边到多边、从地区到全球的各层次，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贸易、金融、科技等各领域综合推进。预计，一个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框架将会出现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新秩序；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80；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157-05

2013年5月20日至30日，世界政治经济学会2013年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在巴西召开。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大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会议期间，大会为两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颁发了“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成为此奖项的获得者之一。同时，大会还为全球十名对世界经济理论及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世界著名经济学者颁发了“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此次国际学者交流大会围绕“不平等与世界资本主义：分析、对策及行动”的主题，从多个方面对世界性的经济理论及实践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不少观点很有启发意义。

一、关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问题

面对21世纪世界各国出现的经济社会的复杂现象，不少与会专家表示应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并在解决经济社会各种问题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学者Eike Kopf认为，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曾经一度风靡世界，如今《资本论》又重新回到了普罗大众的视野。自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再也没人能合理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要生产关系的运作过程，也没人能提出引导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基本理论。而中国运用21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类型和基本要素正在形成“21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巴西学者Carlos Eduardo Martins认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经济进入了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成熟期，拉丁美洲的事实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打开了持久性及机会之窗，这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鲜活材料。阿根廷学者Jesus Munoz教授通过对比正统的、非正统的（明斯基）及马克思在金融危机上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对当今世界形成的金融不稳定性乃至金融危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按照这个理论来“产生一个新的体系——建立在公平分配之上——来消除泡沫、投机甚至是循环经济和社会非预期影响。”巴西学者Marcelo Milan和Mathias Seibel Luce通过近些年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保障的改革以及通过延长整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过度剥削的事实，认为这对工人生活方式造成了严重侵犯。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中详述的劳动力过度剥削范畴的思想加以揭露，同时赋予马克思这个理论的新的解读。中国学者韩喜平教授对剩余价值的归属与性质进行了再探索，认为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现实的资本家也参与管理、监督劳动，有的劳动也创造价值，使其收入多元化。但在对抗性生产关系中，非生产劳动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权，对劳动阶级的剩余劳动无偿占有的剥削现象没有改变。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应充实的内容。墨西哥学者Richard Corell和Ernst Herzog将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与马克思地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地租对次贷危机的发生会起到引发及加深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如越南学者Hyungkee Kim认为，随着21世纪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形势相对马克思时代有很多不同，使马克思经济学出现了局限性，应该通过“创新议程”来进行发展。他提出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议程及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方法论的研究计划。他认为马克思是永恒的，但也需要有超越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这样的愿景。为了达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的目的，需要使用与自身方法论不同的其他方法论，还应通过突破性创新实现其研究范式的显著转变。

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阐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内容。中国学者舒展，从发展着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阐述了幸福观及发展观，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各流派的观点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无论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如何，离开人类幸福的分析及考量有多远，但比较起来侧重数理分析工具，单纯以财富的增长衡量社会进步的传统经济学观念，更接近人类追求关于幸福的梦想。这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均有重要影响。而中国学者吴茜则通过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剖析了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地位，认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有四个最为显著的本质特征。其一，生产与资本高度集中，形成了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寡头垄断市场；其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及虚拟经济主导世界经济，实现了攫取全球垄断利润的剥削方式创新；其三，出现了欧共体、八国首脑会议等超级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其四，形成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新帝国主义”，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学者邰丽华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趋势，认真思考了“去经济学化”的现象，认为这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根源。这种“去经济学化”背离了马克思的思想轨迹，破坏了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和创新。而重拾政治经济学，恢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济学传统，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方向。而巴西学者Rubens R. Sawaya认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价值、价格、通货膨胀等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新表现，通货膨胀是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冲突物化的结果，价格的决定过程是剩余价值发挥作用的一部分。葡萄牙学者Mario A. Solano则从主体性社会意识的产生角度重新审视了劳动价值论。他认为2012年欧洲及美国都发生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社会运动，这些都是当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的社会矛盾的重现。这些运动尽管不能撼动剥削和压迫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这将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

二、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发展问题

不少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投入了许多关注。秘鲁学者Alfredo Sumi Arapa 对全球化进程中秘鲁的国家主义经济的活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应重新定义反垄断斗争的议程，从而激发秘鲁国家经济的活力。墨西哥学者Caio Graco Valle Coberio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墨西哥及巴西农村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两个国家发生的若干历史事件，研究了其中的社会及权利阶层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马克思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才可以将暴力、频繁冲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导、保守政策和法律等研究因素包含在内。不同的农业改革历程及墨西哥当地人和没有土地的巴西工人的运动都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也是21世纪人类人道主义和进步议程中的关键点所在。巴西学者Cleidianne Novais Sousa和Paul Cooney则以巴西与阿根廷为例，分析了拉丁美洲地区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三个关键要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特别是第四个要素劳动力弹性化，对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使这个地区的劳动力不安全感日益增加。墨西哥学者Juan Cervantes认为，国际社会建立的管理国际货币的机构，之所以提倡世界各国从事绿色发展方式，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自身发展，而“可持续发展”仅仅是为了实现新自由主义扩张政策所使用的工具。

在分析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不少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好的看法。中国学者杜书云、刘晓英认为，诸多因素将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从而造成经济失衡。而巴西学者Andrea Dantas则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巴西改革及其卫生政策的影响因素，认为巴西应保持自身相对与周边国家的特殊性及改善工业化之后的经济稳定，才能使改革成果保持住及使卫生政策很好落实。澳大利亚学者Alan Freeman认为文化、劳动力及资源将对可供选择的增长路径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迄今为止被看做是任意奢侈享受的人类文化发展投资如今已成为逃离目前经济危机的必需品了。技术的进步已达到一定的时点，以至于经济增长的主导驱动因素——那些能够产生持续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因素——在物质生产中找不到了，但在服务生产中可以找到。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发展经济，也是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巴西学者Niemeyer Almeida Filho认为，在马克思的依附理论中，拉丁美洲的依附经济里最根本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对劳动力严重剥削占了支配地位。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中，资本家支出的这部分巨大需求将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由国家资源和国家行动提供。另一个巴西学者Vanessa Petrelli Correa则认为，在2004—2010年间的巴西经济中结构转变的发生和发展强度可以根据增长动态的分析来鉴别。土耳其学者Zafer Baris Giil及Mehmet Zanbak对20世纪后基于分类的社会核算矩阵框架下的土耳其财政调整分配经验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及劳动间的收入分配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基本盈余政策可以稳定公共部门，获得财务稳定及国家理性，但却使家庭陷入债务之中。根据这一分析，城市工人阶级和养老金领取者是在财政调整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阶层。日本学者大田广教授认为，日本民间经济社会的成熟是伴随着奇怪的日本政权之下的政治意识发展进行的，这种奇怪的经济与政治现象，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选举制度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匹配造成的。委内瑞拉学者Juan Kornblihtt认为，过去几年油价大幅上升意味着经济转换扩张的可能性，这种转换与委内瑞拉本国及国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关。在此背景下，过去十年中由国家分配的租金实现了不断增加的废弃资本的再生产以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活跃部分的争夺，表明作为扩大社会政策的结果对生活标准的提高，但并不改变其特性。巴西学者Alessandro Andre leme等人还具体地联系到巴西本国的著名的贝罗蒙特水坝工程的案例，认为该工程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利于巴西的民族经济，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狂野的资本主义”的“巴西模式”的复制。

一些学者对近些年新自由主义及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的影响也十分关注。例如日本学者Hiroshi Onishi及Atushi Tazoe除了运用置盐定理对当前日本经济进行了实证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后的日本局势与欧洲、中国的情况类似，人们的根本斗争是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而英国学者Ozgur Orhangazi利用美国经济危机的资料，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结构性危机有重要意义。同时，他认为结构性危机并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来解决，而需要体系的制度结构作出显著改变。而葡萄牙学者Maria de Fatima Silva do Carmo Previdelli通过对葡萄牙加入欧盟20年后的经济状况的分析，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加入欧盟被证明是葡萄牙当前面临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及生产领域糟糕表现的危机原因。印度学者V.K.Ramachandran等人，则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角度分析了印度的农业收入问题，认为新自由主义对印度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Vitor Schincariol及Paul Zarembka分别分析了21世纪美国将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行为以及美国经济中的物化资本及其稳定性，而中国学者邰丽华也类似地利用新自由主义下美国当前的“财政悬崖”，反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的正确性。加拿大学者Salimah Valiani分析了加拿大对外贸易的历史以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拉丁美洲的投资状况，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加拿大的话语权不大，但因为加拿大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因此加拿大的资本主义在金融危机这个关键节点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关于各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作为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大国，使其受到更多关注，特别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模式及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更加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法国学者Jean Claude Delaunay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模式只有一般要求。后资本主义的政体将建立并且在本世纪席卷全世界；伴随着全球化和解除金融监管的特征的资本主义不会很快灭亡，但会严重地衰退。美国控制及领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使其金融资本主义和其依赖的军事力量将进入生命尾声，这使得被称作社会主义或者自己命名为社会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政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下，一大批试验性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案将出现。越南学者PHAM VAN DUC分析了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在越南改革前时期，越南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经常提及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概念。在那个时期，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敬仰及追求的理想模式。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分析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主、客观原因，并得出了结论，这就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解体，并非是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失败。当前越南的改革成功，使越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建立越南的社会主义模式。巴西学者Hermann Dworcza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角度解读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认为中国需要对其模式进行重大变革。他谈到，尽管前些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由于生态及经济社会原因，中国不应退回到老路上去。中国现有的出口及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许多社会冲突及社会灾难，收入差距严重。这些消极的发展完全来自于对市场机制的扩展使用和无限制地与国内外资本的合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社会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可以用到市场机制，否则建造一个基于国际团结和民主计划的社会机会就会消失。中国学者白永秀、吴航针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演化规律、类型划分及中国当前的应对之策。中国学者方福前认为，当前应当抓好三个转变，分配改革的重点由收入再分配转变到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当前的改革要特别关注和解决财富占有不公的问题。而中国学者高红贵则提出，鉴于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为了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应当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康瑞华、宋萌荣等中国学者则从理论分析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变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福斯特对资本主义财富观及进步观的批判，提出了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启示。他们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狭隘的财富观保持批判性思维，树立宽广的生态财富观；清醒认识物质财富增长的代价，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然生态财富；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摈弃从数量方面判断社会进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适度而不是更多才是正确的态度；树立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进步观，对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聂志红这位中国学者通过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的剖析，结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思想，努力探索中国模式建立的原因。中国学者毛晖、庞凤喜更是针对转型期中国的权力资本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实施了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这成为权力资本化的制度环境。为了遏制权力资本化的蔓延，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及打造公民文化，实施政治民主、经济市场化及社会法治化。

一些国外学者在认识社会主义模式及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时另有视角。日本学者Makoto Itoh阐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几种模型并根据哈维的建议提出了四种更为具体的模型实现形式。其一，凯恩斯主义。认为许多美国和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包括哈维支持凯恩斯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其二，绿色复苏。认为鉴于低碳经济的提出，更应重新注重提高本地生产以满足本地消费；其三，基本收入。认为应设计一种经常性收入，以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其四，当地货币。通过当地货币的运用，保持经济的稳定。他同时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需要重新思考21世纪激进社会主义战略模型新发展的理论意义。另一位阿根廷学者Mariano Feliz认为阿根廷出现了一种新发展主义的社会模式，强调出口的增长、产业适当竞争及劳动力市场的特殊作用是新发展主义社会模式的关节点，新发展主义的计划将着力消除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给阿根廷带来的消极影响。墨西哥学者Aurora Furlong则结合中国及拉丁美洲的情况，分析了世界粮食危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政府食物政策所做的工作都没有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面对这些挑战，在此过程中，这些因素影响决定了人类的未来。美国学者Marlene Grade根据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历史经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础，人们物质生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以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为前提的。希腊学者Mylene Gaulard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十分脆弱，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其房地产泡沫膨胀，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爆发，突发投机泡沫在过去几年形成的困难和问题，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英国学者Nicholas Jepson认为应更多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个过程尚处于萌芽阶段，它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的系统的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开始，这有可能发展成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制度的花蕾。

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内涵及本质进行了分析。例如美国学者David S·Pena论述了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他认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六个组成部分：第一，经济体制。它用来发展生产力，建立生产关系，稳定持续地促进共同繁荣；第二，政治体制。它用来支持旨在实现有利人民民主的人民政治机构；第三，强大的、团结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祖国；第四，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第五，资源管理政策，以满足人们需要并同时促进繁荣和谐的自然环境；第六，成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越南学者Tran Tuan Phong分析了人类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是更高的社会形态，在每个人都充分、自由的发展中形成了社会治理原则。而中国学者周瑛、罗洪铁则以中国为例，阐述了全球化境遇下社会主义国家软实力的建设问题。

四、关于各国不平等关系及正义问题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不平等及正义问题，因此各国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印度学者Pradip Baksi通过分析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全球角度来看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建议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机制，即利用性别不平等研究中的关于雇佣劳动的数据来拓展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雇佣劳动的相关内容。中国学者方世南认为，要解决不平等问题，树立正确的社会正义观是十分重要的，而社会正义观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冯颜利、孟献丽两位中国学者，认真研究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不同意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认为“生产性正义”不是“正义之唯一可行的形式”。正义是关乎人类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性问题。从人类正义诉求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看，实现正义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逐渐发展的过程，真正的正义要超越正义本身。巴西学者Marco Bulhoes Cecilio分析了世界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不平等及原因，他利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数据，论证及比较了当代世界财富积累的模式及在世界体系形成中所采用的战略。认为有意控制市场力量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反市场形态——仍然处于财富积累过程的中心，并在国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起关键作用。美国学者Erwin Marquit分析了2011年美国纽约发生的占领运动，认为华尔街是美国资源不平等的标志。该次运动的标语“我们是99%”主要针对资本主义体系引起的不平等。尽管这次运动有许多不足，但对反抗经济不平等作了很大贡献，也是对奥巴马对美国1%高收入者提高征税的支持。日本学者Satoshi Niimura则回顾了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不公平的四大观点，认为亚当·斯密的四大观点是：其一，勤勉工人和懒惰工人的工资不平等是有益的；其二，一个不平等但富裕的文明社会比一个平等但贫穷的原始社会更令人满意；其三，通过资本积累，工资率会上升，利润率和利率均会下降；其四，通过税收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是重要手段。这四大观点中，有两个是赞同经济平等，有两个是反对经济平等。日本学者Setooka，Hiroshi从不平等的角度，对贫穷的本身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贫穷不仅仅是与收入相关，而贫穷分为个体层面的贫穷；社会层面的贫穷；全球层面的贫穷，必须分阶段来消除贫穷。美国学者Roger Seifert则建议设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协会，认为成立此协会的目的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对不平等解释的主流观点，因为协会是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文化机构，文化比其他人类活动更有作用，如果想要人们对真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平等关系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推进文化方面的建设是不二选择。中国学者张志军提出了一个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全面拓展框架，认为这是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根据这个框架，可以发现及勾画出持久性不平等的现实路径，持久性不平等的事实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普通事实存在的真实映射。而另一个中国学者张忠任论述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强调平等是一种权利，公平是其外化。而所谓社会平等则是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实现途径或手段。平等的前提是生产条件的分配。

不少学者还特别讨论了各个具体区域或国家的不平等及正义问题。中国学者周小亮、卢雨婷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利益失衡成因进行了解读，并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英国学者Jenny Clegg比较了中国及非洲的现实情况，认为中非合作论坛（FOCAC）已成为南南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形式，这种形式是双赢新动态机制的创立者而不是多极化发展趋势中不平等关系的缔造者。巴西学者Atenagoras Oliveira Duarte则以巴西东北部1960—1990年间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不正常的政府行为及不同的阶级利益是造成不平等及非正义的重要原因。他还对2000—2012年巴西东北部的经济变革过程，特别是透过收入分配指标，看到了更具活力的巴西区域政策的有效性。巴西学者Ana Maria Rita Milani分析了拉丁美洲2000—2010年的数据，认为拉丁美洲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行地区结构调整模型，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共同进步，这说明生产结构的转变对发展经济，消除不平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学者贺钦则分析了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与替代一体化运动的情况，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地球上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域之一，但这些财富的受益权不属于人民。历史和现实使拉丁美洲的进步力量认识到，只有通过地区一体化与团结，才能真正实现地区独立与公正。巴西学者Amanda Aparecida Marcatti 及Dumont Henrique分析了巴西牛肉行业中的经济与劳动关系，认为不同行业中的劳动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而阿根廷学者Juan E. Santarcangelo以阿根廷为例，认为阿根廷在2001年底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差的经济状况以及社会和政治危机，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短短15天经历了5位总统的变换，并经历了比索贬值、汇率剧变、外债违约等，加速了阿根廷的收入不平等。而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及畸形的工业化过程，加剧了剥削的产生。乌克兰学者Andrei Gritsenko和Elena Gritsenko分析了乌克兰倒置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认为与发达国家相反，乌克兰经济在以倒置的形式发展，财富不平等的分配发生在私有化过程中，导致了大多数人口没有得到资源的所有权。这在劳动力市场上尤为显著。乌克兰已掉入了全球化倒置的陷阱，经济增长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恶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生产的下降。

五、关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7篇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二、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依赖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可见，今天的经济学家与他们先辈们相比，具有多层次立体的个人经济学说传播网。学术性杂志与经济理论专著仍是其在经济学领域赢得同行们认同的根本。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则能让世人更快地了解个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收几位异国的学生更有利于学说在他国的迅速传播；在报刊上的一些短评则能反映其对经济新事物新变化新现象的观点；在政府中供职，多少能使一国经济运行打上自己理论的印痕。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研讨会设立的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奖项，能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比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更易出名。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国总统大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联系；趋势预测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乃至全世界“闭关锁国”的现状都已不复存在。美国由于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实力，成为了世界“霸主”，美国总统大选意味着美国政治经济策略的相应调整和改变。分析美国总统大选对于预测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意义十分明显，这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革新提供重要参考。

一、美国政治及2016美国总统大选概述

美国总统代表着其背后的执政党的集团利益，在2016年总统竞选中，最具实力的竞选者希拉里和特朗普即分别代表了和共和党在角逐总统宝座。美国总统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执政党）随着美国国力的发展其权力和欲望也在不断括张，对外则表现为直接或者间接干涉甚至试图控制别国政治、军事、经济等。两位候选人就征税、贸易、移民、基建、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竞选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些竞选观点将是新任总统调整和革新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同样的，这也是促进政治经济格局改变的一个直接体现。本次总统选举除了选举美国第二十八届新任总统和副总统外，还改选了部分国会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地方官员。本次总统选举在实际上仍然采用“选举人团”制度，选举过程虽然一波三折，经过激烈的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战胜总统候选人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当选新任总统。

二、总统选举结果分析

美国总统选举和世界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总统选举结果分析是世界大国和美国博弈的基础。确实，美国总统的更换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十分复杂，一个小小的因素即可引起不可想象的波澜变化。从中美关系分析，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可谓是中国的“老对头”，其在政治经济上都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限制中国发展，保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政治上较为中国民众所不熟悉，其上台之后也宣称：可能将美国朝向孤立主义、美国利益至上的方向发展，对中国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也可能更加尊重，总之中美关系将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不妨从这个角度对总统选举结果进行分析：如果是希拉里当选总统的话，其对中国的态度在以前我们已经有所领会――施行强硬外交政策，希拉里的外交政治态度是十分明了的，无须过多揣测，中美双方仍会保持以前和平发展而又相互制衡的外交关系。中美经济上的合作交流不会有所降低，两国都是讲经济合作、互利共赢作为共同目标以实现各自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现实是特朗普当选总统，根据我国的网民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期待来看，仿佛国民对特朗普更有“好感”。究其原因，这位新任总统并未像希拉里一样在竞选之处则豪放宣言，表明自己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中国民调因此更加愿意特朗普当选总统。其实中国网名的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特朗普是一个中国民众所不熟知的政治人物（其也是一个大资本家），其当选总统之后，对华政治经济政策都仍是一个未知数，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其不亚于希拉里对于中国的危险性。希拉里虽然对华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其一切的政治经济手段是为中国所熟知的，在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一段时间中，中美之间已经不断磨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政治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目前仍趋于一种温和、可控的发展态势。相对于这一点来说，特朗普的政治经济政策则是一个未知数，中美关系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因素：或好或坏？时好时坏？这些都是目前无法预测的，暂时我们只能根据特朗普的竞选观点和其背后执政党的利益需求进行推测，不缺定的关系危险性往往甚于希拉里强硬的政治手腕。

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预测

美国总统是武装力量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其政治态度对世界的政治格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其个人曾表明观点：将以美国的利益至上。我们可以从这一观点进行推测：新任总统和新的国会仍将延续美国单边外交主义政策。美国的政治制度仍是在保持其霸主地位的基础之上进行调整和革新的，世界各国的政治局势仍然会受到美国不容程度的干扰。例如，在南海问题当中，美国仍在中国南海巡航，在南海问题中不断“搞小动作”，妄图以小国牵制中国发展；在问题中，美国将纳入安保条约，直接或者间接地操纵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韩国）与中国进行对抗，以限制中国的发展。同样，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仍会以各种理由干涉各国政治。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实力的不断提升，俄罗斯国力的不断增强，未来世界政治的格局将出现“三足鼎立”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仍会以合作共赢的目标为基础，不过从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口关税进行提升这一点来看，中美之间势必会存在一场经济博弈，经济是国家运行的最重要基础，经济博弈将影响到政治格局的变化，我国会以互利共赢为基础，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断开拓经济格局，避免受到美国牵制。此外，预测世界经济体将会不同程度地进行联合，以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发展经济。

四、总结

天下之事，事事关心。笔者略提刍议，具体结论仍需要结合多方面因素分析和实践得出。同时，当代学生要立足长远，关注国际国内变化，做一个新时期之下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周鑫宇.从美国价值观看美国大选[J].世界知识， 2016（19）.

[2]阮宗泽.从美国大选看中美关系[J].时事报告，2004（9）：42-49.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9篇

一

《霸权之后》一书共分为4个部分计11章，其理论论证的核心集中在“问题与概念”的第一 部分和“合作与国际机制理论”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经验研究，考察了战后美国霸权 在实践中的运作，第四部分是结论。各章内容在此不作赘述。在本书中，基欧汉提出的一个 中心命题是：霸权后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显然，这既是个极具理论挑战性的命题，也是 关系美国霸权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衰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如何 维持合作的一个政策课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具有理论挑战性的命题呢？众所周知，在正统的现实主义特别是流行的“ 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注解: “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是由基欧汉最早在《霸权稳定论和国际经济机制的变迁（1967-197 7）》一文中使用的，这篇文章收入基欧汉《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论文集。]看来，国际体系要维持稳 定，必须要有一 个霸权国家或者霸主的存在。霸权稳定论假设，国际体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汇率稳定 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类似经济学上所谓的公共物品。[注解: 或者说是一种国际公共物品，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曾经撰文论述国际公共物品问题， 见CharlesKindleberger,“InternationalPublicGoodswithoutInternationalGover nment,”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1986,pp.1-13.]我们知道，大凡公 共物品，都具有 供应的相联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也即我对这种物品一定量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这种物 品同量的消费；同样，由于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会排除其他人同 时对这种物品进行消费。换句话说，公共物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那 些没有承担供应公共物品责任的个体可以“免费搭车”（freerider），自动享受别人提 供 公共物品所能带来的好处；退一步讲，当各个个体之间存在共同的类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 时，这些个体可能不会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些共同利益，这就是奥尔森揭示的“集体 行动的逻辑”[注解: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可以说，当代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两本理论著作――《霸权之后》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 论》――的观点，都受到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影响。]。公共物品这种独有的特性，决定其经常处于供应不足的状 态，它所具有的 外部性效果会导致国内政治经济市场出现“失灵”的恶果（marketfailure）。一般来说， 为了克服这种困境，强制性的中央权威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注解: 强制性力量只是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也不是最有效 的方法。见MichaelLaver,“ThePoliticalSolutionstotheCollectiveActionProb lem,”PoliticalStudies,June1980,pp.195-209；MichaelTaylor ,ThePossibilityofCooper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 tyPress,1987）.]这就是在国内 社会中为什么需 要政府干预市场运行的理由之一，推及到国际关系中，霸权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虽然在国 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霸权国家，这个霸权国 家能够并愿意为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像安全、经济稳定之类的国际公共物品，那么国 际体系就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与和平；反之，如果没有霸权国家，或者存在霸权国家而这个霸 权国家却处于衰落之中时，那么国际体系就可能陷入混乱或者发生霸权战争的后果。

霸权稳定论的逻辑提供了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观，也即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 各国之间的合作就能够维持，而如果没有霸权国家，那么各国之间就会处于纷争的状态。在 《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明确地对这种正统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国际合作理论提出质疑， 认为霸权后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注解: 基欧汉对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并无太大的异议，在基欧汉看来，霸权稳定论是一种“粗 糙的有待加工和提炼的理论”（acrudetheory），需要进行修正。RobertKeohane,WT BAfterHegemony,pp.32-41.]为了解释霸权后合作的 可能性和现实性，基欧汉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即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鲁杰（JohnG.Ruggie）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这个概 念此后逐步占据国际关系话语系统的中心。但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前，对于国际 机制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描述的地步。只是在《霸权之后》一书出版以后，由于基欧汉引 入大量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义。

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所谓国 际机制，按照克拉斯勒给出的较为广泛接受的概念，就是指在国际关系的议题领域中所形成 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注解: Stepha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3),p.2.]。基欧汉承 认，在一个以利 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 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去维护和实现这类共同利益，这种 利己决策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后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体理性的总和与集体理 性的悖论问题。根据公共物品理论的推演，为了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的危机，由霸权国家 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共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是一条有用的途径。那么，霸权国家借 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么呢？在基欧汉看来，就是承担并领导国际机制的建设。这 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积极参与战后的机制建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GATT、 IMF等）看出来。所以，国际机制的创设，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完成的。各种国际机 制 的功能在于，可以汇聚各国政府的行为预期，提供信息沟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质量和减少 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交易成本，赋予行动和政策的合法性，改变行为者的利益偏好，协调 和调整各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减少不确定因素，机制的所有这些功能，对于霸权主导国际 体系中各国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合作以及霸权体系的“护持”具有重要的价值。[注解: 基欧汉对国际机制功能及效用的分析，主要见《霸权之后》第5章。秦亚青教授在最近的 一本著作中对国际制度与霸权体系的护持，也有精彩的阐述。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 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280-285页。W )由此可以看 出基欧汉发展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对正统霸权稳定论所进行的修正：与其说是霸权国家， 还不如说是霸权国家倡导下的国际机制，确保着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

这种被修正或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理解基欧汉接下来的论证是至关重要的。既然国际机制 主要是在霸权国家的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这些机制对维持霸权状态下的和平与合作具有重要 的意义，那么，是不是说一旦霸权国家衰落以后，原先在霸权国家主导下所创设的机制是否 也会相应地瓦解呢？而如果这些机制因为霸权的衰落而成为变革的对象，世界政治经济因此 不就陷入纷争与不和之中了吗？正统的（或者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 回答。但是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认为未必如此，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基欧汉认为 在霸权衰落和国际机制的崩溃之间存在一个“时滞”，[注解:RobertKeohane,A fterHegemony,p.101.]也就是说，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意 味着既有的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创设的机制也会相应地发生衰落，机制维持的惯性，使它们对 确保霸权之后世界中的合作与和平仍然起着独立的作用能力。因此，机制的维持和建设就成 为霸权之后合作与和平能否持续的关键因素。

这样看来，基欧汉这本书的理论价值决不仅仅只在于对正统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修正和提炼，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对国际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的功能价值的分析，说明国际 机制对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对减少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纷争与不和是有 价值的，对管理国际相互依赖是有意义的。

《霸权之后》一书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我们理解美国 为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霸权衰落的挑战而进行的外交实践，是不无帮助的。《霸权之后 》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发达工业化的市场国家在美国霸权衰落后，如何通过国际机制 的维持和建设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避免纷争。用政策的语言讲，就是西方联盟怎样维持 牢靠和稳固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 济领域陷入诸多困境，难有战后初年那种一统天下君临一切的气势和抱负，美国霸权的衰落 成为朝野上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西方联盟的前景也令时人忧虑不堪。美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面 临的不是20世纪前半期如何“与崛起打交道”（copingwiththerising）的问题，而是如 何“与衰落打交道”（copingwiththedeclining）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霸权衰落 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基欧汉这本书隐含的政策意义在于，在霸权后时代，积极参与旧制度 的修补和新制度的建设对确保美国的国际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能肯定基欧汉对 国际机制功能的强调，一定就对美国今天的外交政策与国际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有一 点是肯定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基本的世界政治政策，不难发现在美国的对外关系 中，越来越强调国际制度建设在维持美国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中的意义，无论 这些制度建设是为了美国利益的名义还是为了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名义。进一步说，美国及 其西方联盟在今天国际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参与制定的国际制度来确定 和维护的；对国际制度的控制和解释，已经成为美国外交“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霸权之后》一书在政策上的价值在于，它为美国应付霸权衰落，如何与衰落打 交道开出了一副很好的处方。

当然，从理论的论证上讲，《霸权之后》一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 对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容易陷入“因为需要国际机制所以才有国际机制”[注解: StephanHaggardandBethA.Simmons,“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1,No.3,Summer1987,p.506.] 的循环论证的错 误中。尽管基欧汉在本书中一再注意避免功能的解释途径可能出现的因果论证缺陷，W (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81.]但是 通读全书的理论论证部分，这种缺陷并未能够完全克服。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功能的解释 途径可以说明霸权和世界政治经济中日趋加强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国际制度的产生，也的确需 要更多的国际制度来组织和管理密切联系的世界，但是对为什么国际制度在产生过程中会出 现形式多样的特点，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带有强迫性的特点而有些国际制度却带有自我执行 的能力，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形式反映国际体系中权力配置的现实而有些国际制度却没有， 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比较稳固而有些国际制度却非常脆弱，功能主义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解释 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对国际机制的类型和变迁，涉及的不多 。因此，机制的功能解释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关于国际机制的静态的理论（statictheory ），而不是机制变迁的动态的理论（dynamictheory）。[注解: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 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别见《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章。]

二

自由主义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可以说，自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冷战结束 以来，对世界政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非自由主义莫属。在冷战后西方世界的外交政 策中，无论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广，还是民主制度的扩展，自由主义的外交理念都在其中占据 中心的位置。

由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国际制度理论（也是主流的国际制度理论）， 被一些学者冠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或者“新自由制度主义”。[注解: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格里科（JosephGrieco）在批判制度主义理论时首先使用的。关 于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的论著很多，在此不便一一列举，欲要了解这一理论，可参阅Michae lDoyle,BruceRussett,AnneMarieBurley(Slaughter),RichardRosecrance,Andre wMoravcsic等人的相关论著。

那么，以基欧汉为代表的主流国际制度理论何以被称为是“新”的“自由主义”呢？

从分析的意义上讲，世界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并不是一般政治哲学上宣讲的关于自由的教义 ，而是作为分析社会现实的一种“途径”（approach）。如前所述，基欧汉在《霸权之后》 一书中发展出来的国际制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深受经济学界流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着重研究在资源稀缺和交易费用高昂的条件下，（产权）制度以及制 度安排是如何对人类的行为产生诸种不同的影响的。[注解: 对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较全面的概述，可参考思拉恩・埃格特 森的《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一书。]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 易费用理论、产 权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对主流国际制度理论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今天主流 的国际制度研究，借助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 )或者公共选择理论。因此，作为一种分析途径的“自由主义”国际理论，打上了自由经济 学派的许多烙印：第一，它把相关的角色视为个体，作为全部分析的起点，个体被假定是理 性的，即行为过程是有选择的，旨在根据个人的效用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第二，试图理 解个体的集合是怎样作出集体决策，以及由个体构成的组织是怎样进行互动的；第三，强调 个体的权利，以及人类事务中的进步是可能的。[注解: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 LiberalismReconsidered,”p.174.]

主流的国际制度理论所以带有“自由主义”的痕迹，或者所以被称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 的，还在于它从理论上揉合了商业自由主义的许多内容。在基欧汉看来，国际自由主义不是 一个统一的范畴，而是由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构成的。基欧汉自认为属于“成熟的自 由主义”（sophisticatedliberalism）[注解: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Libera lismReconsidered,”pp.165-194.]，这种自由主义介于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 l liberalism）和管制的自由主义（regulatoryliberalism）之间，是对这两者的综合和超 越。“成熟的自由主义”并不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自由贸易的扩大会自动导致国际和平 ，但是它接受商业自由主义这种看法，即经济的开放会产生有利于和平而不是有利于扩张征 服的激励因素。所以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和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能不能产生和平， 最终取决于国际制度的效用。[注解: 见上引文第183页。基欧汉这种看法，与我在《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一文中提出 的观点是类似的，见苏长和：《经济相互依赖及其政治后果》，《欧洲》杂志1998年第5期 。]而管制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管理各国关系的 规则对维持和平 的重要意义，没有这些制度与规则的管制效用，国际和平就会非常脆弱，国际秩序也就是不 牢靠的。所以，成熟的自由主义认为贸易扩展导致的国际相互依赖对国际和平是重要的，但 仅由此并不必然带来和平，还应该通过国际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 模式中；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也不拒绝和反对“干预主义”，相反，为了管理国际相互依赖， 需要必不可少的国际制度干预力量，只不过这种制度干预力量应该受到各国之间共同协议和 规则的限制。[注解: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LiberalismReconsidered,”p. 184.]这样，我们不妨把基欧汉这种和平观点称为“制度和平论”（institutiona lpeacetheory），以与商业（相互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和霸权和平论区别开来。 [注解: 实际上，“制度和平论”与早期“有组织的和平主义”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著名英籍 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伊（KarlPolanyi）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根源 》（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 riginsofOurTime,NewYork:BeaconBooks,1957）一书，可能是系统阐述这 一理论的最早著作。]

由此看来，在对世界政治的哲学认识上，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与传 统的现实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是一门“沉 闷的科学”（adismalscience），它把世界政治简单地视为权力游戏的战场，是在不断循 环的战争和冲突中进行的，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世界政治中存在进步和演化的力量，它 秉承了自由经济学的主张，认为在贸易的扩张和交往的加强中，通过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 度安排，世界政治可以朝着进步的方向演化，人类和平与福利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新自由制 度主义因此提出“国际合作”的命题，它接受商业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世界政治经济 中的个体是以绝对收益为依归的，对绝对收益（我们都能获益吗？）而不是 相对收益（我能得到多少收益？）的关注，使个体之间的合作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成为可 能；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承认无政府状态是世界政治的一种基本状态，但是这种状态并不意味 着世界政治是缺少秩序的，更不意味着国际合作就是不可能的，相反，在自由主 义者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一块“可培育的园地”[注解:MichaelDoyleop.cit.,p.19. （acultivablegarden），无论是通过共和 自由主义看重的藉民主制度的扩展达到的“分割的和平区”，商业自由主义强调的通过贸 易发展而产生的国家之间的“和平贸易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寄希望的通过国际制 度安排这种契约途径实现的国际和平，总之，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是 可以走得出的一个困境。

应该说，以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正确地看到在一个日趋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际 制度建设和安排的重要意义；其关于“制度起作用”这个命题也是经得起证伪的。但是，“ 制度起作用”只是一个实证的命题，忽略了制度的规范意义，未能充分考虑国际制度的分配 和正义问题。实际上，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政治含义，正因为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受到 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强烈批评，因为如果制度是起作用的话，那么人们不免要问 ，谁的制度？[注解:见苏长和前引书结尾《在无政府与秩序之间：国际制度与国际社会的 未来》一章。]毕竟，国际制度往往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 到”这 样的正义和分配问题，正如秦亚青教授在批判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时所指出的，新自由制度 主义强调的关键概念国际制度，“是为了维护和延续某种国际社会体系服务的”[注解: 秦亚青：《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义》，《外交学院学报》1998年第1 期，第45页。]，本质上 是带有深刻的阶级性烙印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制度设计和安排，是 由一种被称为“深嵌的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注解: “深嵌的自由主义”对战后国际机制设计的影响，是由鲁杰最早提出的，见JohnG.Rug gie,“InternationalRegimes,TransactionsandChange:EmbeddedLiberalisminth ePostWarEconomicOrder,”StephanD.Krasnered.,op.cit.,pp.195-231；John G.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t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 ution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8),pp.1-39.]理念所主导 的，或者说主要 是由处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心地带的西方国家主宰下完成的，这些既定的国际制度，界定 了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财产权，是弱势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制的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根源。从 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制度主义从正的方面告诉我们“建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意义，同 样，它也从反方面提醒我们注意“改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如果国际制度建设不 能考虑弱势国家和团体的立场和利益，那么既有的制度可能会不断地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 等和失望情绪，国际制度也许就不是合作与和平的推动因素，而是斗争与冲突的焦点，自由 主义者所竭力强调的进步，可能变得更为脆弱。人们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 界贸易组织等具有重要分配含义的国际制度的不满，可能预示着一场全球范围内深刻危机的 到来。

世界政治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注释:

[1] 多数学者（包括一些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理论的自由主义，其在分析国际关系时的假设与现

实主义理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尼奥与奥德舒克在《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以及斯坦在《国家为

什么会合作》一书中，都认为两者在对无政府状态与国家的假设上是一致的，见Emerson Niou and Peter

Ordeshook, “Realism Versus Neoliber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ol.35 ,No.2, May 1991,p.483; Arthur Stein, Why Nations Cooperate: Circumstance and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13。不过，参与新-新辩论的学者更多地认为两者在对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特性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分歧，有关此问题的系统概述见［美］大卫·鲍德温：《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载［美］大卫·鲍德温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 页。

[2] 关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基欧汉、莫拉瓦斯基与伯利三人的看法基本一致，请分别参考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4;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No.4,Autumn 1997, pp.516-524; 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6,December 1995,p.508;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ual 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87, No.2, 1993, pp.227-228。

[3] 米塞斯在谈到自由主义与外交事务的时候，认为对（古典）自由主义者来说，讨论外交与内政孰先孰后

是多余的。自由主义在其政治蓝图中一开始就涵盖了整个世界。见［奥］路德维斯·冯·米塞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35 页。

[4] 根据笔者接触的文献，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划分。多伊尔把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分为熊彼特的经

济和平主义（liberal pacifism）、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式的帝国主义自由理论（liberal imperialism）和康德建立

在共和政府与跨国契约上的自由国际邦联（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见Michael Doyle,“Liberalisn and WorldPolitics,”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No.4,pp.1151-1163。多伊尔后来在《战争与和平思想》一书将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思想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即以近代个人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和后期功利主义的边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以斯密、熊彼特和重商主义者为代表的商业自由主义，以康德为代表的

自由的共和主义，见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7，见论述自由主义的第二部分。基欧汉将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分为商业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以及结合商业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的成熟

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见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pp.176-185。

扎奇尔和马太则把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赖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cognitive

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与制度自由主义，见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in Charles W. Kegley Jr.,ed., Controversies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Press,1995,pp.120-137。莫拉瓦斯基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为观念自由主义（ideational ) liberalism * ）、商业自由主义与共和自由主义，见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524。

[5] 此项概述见Mark W.Zacher and Richard A.Ma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Divergent Strands,”p.117。自由主义者有关合作问题的论述，尤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6] Mark W.Zacher and Richard A. Ma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 Divergent Strands,”p.130.

[7] 见苏长和为《霸权之后》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见前引书。

[8] 感谢蔡拓教授在会议上的提醒，使我注意到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简单解释。

[9] 见James Richardson, “Contending Liberalisms: Past and Pres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No.1,1997,pp.14-16。

[10] 有关此论述，详见［美］安-玛丽·伯利：《对世界的管制：多边主义、国际法与新政管制》，载［美］约翰·罗杰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9～169 页。

[11] 见苏长和：《区域主义与全球治理》，载俞正?拧⒊掠窀铡⑺粘ず椭?骸度?蛘?畏妒窖芯俊罚?泄?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27_1.shtml>台湾：雁山出版社，2003 年版，第76 页。

[12] 体现伯利法律自由主义的作品为：Anne-Marie Slaughter,“Law among Liberal States: Liberal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 Columbia Law Review, Vol.92,No.8,December1992,pp.1907-1996;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No.3,July 1998,pp.367-397;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 aw in a World of LiberalStates,”pp.503-538;Anne-Marie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Dual Agenda,”pp.205-239。

[13] 关于此论述，特别见［美］安-玛丽·伯利：《对世界的管制：多边主义、国际法与新政管制》，第145～148 页。

[14] Anne-Marie Slaugh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ual Agenda,”p.230.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法律自由主义相信自由国家之间构成的“法律区域”（zone of law）为“和平区”（zone of peace），在自由国家的跨国法律区域内，对差异性的尊重，对法治的承诺，以及法院体制间的可对话性，为自由国家之间创造了和平。反之，在自由国家与非自由国家之间构成的则是另外一种跨国法律关系，即在法律之上的“政治区”（zone of politics beyond law），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见Anne-Marie Slaughter,“Law amongLiberal States: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ct of State Doctrine,”pp.1917-1920。

[15] 这里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与马太和扎奇尔指称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ological liberalism）是不同的，后者探讨的是沟通、组织间联系以及同质性文化等社会性因素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关于后者的论述，可参考Mark W. Zacher and Richard A. Mathew,“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Common Threads,Divergent Strands,”pp.132-133。

[16] Charles Beitz, “Social and Cosmopolitan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5,No.3,July 1999,pp.516-517.

[17] 此种观点集中体现在赫尔德的著作里，见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Oxford: Policy Press,1995。

[18] Stanley Hoffmann,“Lib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in Stanley Hoffmann, Janus and Minerva: Essays i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7,p.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