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办刊人深知，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至关重要的就是只有发挥好工匠精神才能办好科技期刊。凭中国办刊人的聪明才智，无论是品牌策划、定位策划、选题策划、发行策划、包装策划、广告策划都不会输于外国人。国际上刊物的功能和作用应该一样，国外办刊人的技术含量不比中国办刊人高多少，只是某些国际刊物历史悠久，知名度高而已。科学技术国际核心竞争力不是单靠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竞争力”“精品期刊”获取，而是靠科学技术创新性、学术性、国际前沿科技信息获得。随着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平台(ChinaXiv)于2016年6月14日正式上线，中国科学家将由此可获得“首发权”。2016年初中国科学家团队研究寨卡病毒的论文被世界“顶级期刊”拒稿，但随后国外科学家发表在《自然》《细胞》上的论文与他们的成果极其相似［12］。如果中国科学家在本土期刊发表，先通过中国知网、超星、ChinaXiv等预平台优先出版，应该能最先获得国际认可。因为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预平台处理，中国科学家在投稿的同时把论文预印本提交给ChinaXiv或相关平台，即便论文从投稿到正式发表滞后几十天，也能确保科研成果首发权得到国际认定，更何况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有水平、有能力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赢得话语权。这表明真正有创新性、学术价值高的论文在国内科技期刊发表，其首发权必定能得到国际公认，这才是提高中国科技期刊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以往那种由于管理部门、评价机构崇洋，失去自信，让办刊人、作者乱了阵脚，失去了许多科研成果首发权机会的局面才不会重现。

2.2不忘办刊初心，厘清科技期刊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创新驶入快车道，科技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由原来的跟跑向并跑甚至在许多领域领跑的重大转变。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达8100万人之多，每年全时研发人员达380万人，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申请专利数量位居世界前茅［13］。我国不缺乏优秀的高水平科技论文。科技期刊是科技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科研工作来讲，科技期刊工作既是龙头，又是龙尾”［14］。我们应认清科技期刊的功能和作用，牢记科技期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15］宗旨，不忘办刊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的初心就是甘为他人做嫁衣，办好科技期刊，充分发挥其科技进步助推器的作用。就作者而言，科技期刊是学术传播平台，是园地;就读者而言，科技期刊就是开放的大学，吸取科学营养的圣地。办刊人必须敢于担当，下大力气发扬蜜蜂和工匠精神，采好原料，精雕细琢;坚持创新，乐于奉献;明确宗旨，办出特色;读者为王，真诚服务;努力组约优质论文，既发表在英文期刊上，也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真正办出一批与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化期刊、精品期刊。

2.3改革评价机制，还期刊真实价值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及其伦理性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显然，这些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的新部署。可以认为，党中央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既明确了发展方向，又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显性地表征着文化发展的高度和强度，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期刊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则文化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并真正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好的善的是伦理的和道德的，也是数千年来人们苦苦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需要良性的社会伦理环境，也需要良性的发展和伦理性的发展。只有当中国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成为世界大国，而且其学术水平也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推动发展和进步，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道德追求的标杆，即中国学术期刊既追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又在学术界、期刊界树立良好的伦理形象，其时作为中国文化力量最核心部分的中国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学术期刊自身也才能真正获得大发展大繁荣。目前中国各类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其中各类纸质期刊(连续出版物)万余种，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也有5000余种。在学术期刊中，根据分类标准的差异，既包含专业性学术期刊和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为学报)，又包括科技类学术期刊和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等多种类型。就各类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可谓量大面广，质量不断提升。据统计，2013年中国共计发表国际科技论文近20万篇(不含港澳地区)，中国作者在国内2000种科技期刊上共近70万篇。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雄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科技期刊与人文社科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明显提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已经实现翻天覆地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从学术论文创造者即作者的角度看，发表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各高校师生、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及其他人员天经地义的学术责任，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对于学术论文的意义，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前主编D．Kennedy博士曾经有过精彩的说明: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在撰写论文之前，就什么也不算;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①。国际著名生态学家RicgardKarban在他的著作《如何做生态学》中认为“学术论文是学术界的硬通货”②。可见，学术论文不仅是作者学术思想的显性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基本材料，学术期刊的伦理发展与学术论文的道德追求高度契合。近年来，学术期刊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发展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既传承了优秀的文化本源，又创造了丰富的知识基元。但是，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只有当好的善的因素高度集合才可能产生良性的发展，即学术期刊的发展必须是伦理性的发展。近年来，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学术抄袭等现象即是非伦理性、非道德性的社会现象之一，深究其原因，也绝非只是作者的道德问题。此外，各类期刊评价体系形成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分水岭式的差别，以及评价标准上的不完备造成了不同期刊发展机会的不对等。从期刊评价的角度看，期刊论文被引用、第三方评价等维度构成了期刊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采用的指标主要有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Web下载率、二次文献收录、被国外主要数据库收录(科技期刊)等③，指标不可谓不全面，也很具有代表性，但是各个指标数据的产生其实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比如地域性差异，北京、上海期刊众多，其中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西部落后地区期刊论文自然会更大，又比如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也形成了机会不均等，985高校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普通高校期刊论文也会更大，因此各期刊产生的数据自然不完全反映学术期刊本身的质量与水平。可以认为，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困扰因素，其中伦理性问题应视为主要因素之一。

二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

学术期刊发展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中国学术期刊需要良性的伦理性发展。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要求、能够引导社会不断进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学术期刊是符合道德追求的优秀学术期刊，也是良性的伦理性的学术期刊。从这个角度分析，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对中国学术期刊的道德追求，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底线和边界。1．制度性伦理制度性伦理也称主流制度伦理，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所形成的伦理环境，也是国家或社会推崇的主流道德性伦理追求。从学术期刊的视角出发，制度性伦理主要体现于文化性制度伦理，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和期刊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新闻文化出版的各项规定、规范都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只有当这样的制度空间有利于引导和规范期刊的良性发展，才是伦理性和符合社会道德追求的制度空间。《关于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在国内学术界、期刊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赵大良等期刊界众多专家引用大量文献和事实对《办法》提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改革必须遵循和服从发展的方向，《办法》的搁浅也用事实证明它并不能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良性的制度性伦理空间，甚至可能导致学术期刊逐渐走向死亡，因此不利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并不是伦理性的制度保障。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需要自由良性的制度空间保障，没有制度空间，学术期刊将不断萎缩。在制度空间中，期刊可以向善发展，也可以向恶发展，这与制度伦理的引导机制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良性的制度保障及制度伦理引导。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的行动控制个人的行为。这种从新制度经济学上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意义深刻，凡是制度都具有某种“集体”意志，不管这种“集体”是国家、集团还是规模更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无不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化制度是在集体意志下形成的文化生产、选择、传播的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试图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些理性的航道，无论是威权社会中的文化统治还是民主社会的文化“契约形式”或文化“契约关系”，都离不开“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导向意图。这样，善的制度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推至“集体意志”善化的层次。若非集体意志在文化的价值选择上具有良善愿望，就不可能产生制度性伦理的善。显然，文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一种阐明，它内含着对文化制度的伦理要求———文化制度应该而且可能从善而建构。只有当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善成为制度构建的向度时，中国学术期刊才不至于背向人而“发展”，学术期刊的生产者们才能在学术期刊的发展中成为目的性而非工具性的人。可以认为，“集体意志”的制度伦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本源，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只有边界明晰的善的“制度”才有利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2．价值性伦理价值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价值的终极本源只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和劳动着的人类社会。价值包涵人的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也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价值既有其客观的存在形式，又有其主观的反映形式。中国学术期刊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其根本的价值在于以固化的形式继承、创造和发展文化。学术思想是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学术思想无不以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而学术论文是学术思想的物质表现，学术期刊则是学术论文或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因此学术期刊的发展繁荣又“类本质”于学术思想的价值目的性。可见，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就是其价值的哲学表达形式。中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于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度，继承传统文化的本源性、繁荣学术思想的未来性以及培养学术人才的前瞻性应成为其根本的价值判断，也是吸引、选择和引导作者与学术方向的重要路径。这样的路径和价值选择必须具备伦理性的诉求，也即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和办刊理念必须符合发展与进步这一伦理标准，这是学术期刊发展又一伦理边界。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虽然明确反对全盘西化，但他明确提倡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文化要“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似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文化，而须成为世界文化”。①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学术期刊也同样如此。中国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同样众多，因此不同类型或者同一类型期刊的发展模式各异，但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或路径都必须是对外开放的，开放性是任何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尺度，也是系统价值生成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说，开放的系统才是进步的系统，开放的系统才是伦理的善的系统。因此，中国学术期刊无论是在观念上(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还是在办刊过程中，都必须具有开放性的思维。

三学术期刊伦理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1．构建和完善具有伦理精神的制度环境从伦理学和学术期刊发展的角度看，善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学术期刊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保持多样性十分重要，取消了多样性，就失去了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也就失去了制度性的伦理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学术方针，是学术期刊及学术思想多样性的制度保证，也是拓展学术期刊发展空间和实现文化强国、学术强国梦想的重要路径。其次，伦理性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不同类别学术期刊提供公平的交流和竞争环境。如前所述，由于受到政策性和制度性缺陷的影响，不同类别、不同地域、不同学术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导致了各学术期刊竞争环境的不对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核心学术期刊或者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积极性，因此继续加强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评价体系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此外，从学术期刊发展角度看，应逐渐消除论文级别和作者等级的观念，真正实现以学术思想作为论文选择的唯一标准，这既是对所有作者的敬畏，也是实现平等竞争和公平交流的前提，无疑将有利于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2．建立开放性的学术期刊发展观念开放性是系统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也是系统发展的路径。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系统也必须是开放性的伦理系统，开放性既意味着包容所有的作者和学术思想，又意味着维护平等、公正的学术竞争环境。首先，正确对待作者和各类学术思想。学术期刊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各高等学校师生和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其身份虽同属学术研究系列，但地位、职称和学术影响各异。此外，就学术思想而言，既有实证研究的内容，也有各种思辨性的内容，更有对规律性研究的基础研究内容，各期刊根据自身的办刊宗旨和方向自然有所取舍，但在同一学科和栏目内容范围之下应逐渐形成开放性的伦理标准，大人物形成的论文未必就一定孕育着大思想，小人物撰写的论文未必就不是有价值的高水平成果，因此，以学术思想为唯一标准评价学术论文应是伦理性的价值追求。其次，学术期刊应实现信息开放，畅通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息渠道。信息的开放性是21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学术期刊概莫能外。事实上，编辑作者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正确或者能力不对等的情况，这无疑是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的客观表现。因此，各学术期刊应部分开放期刊发展的重要信息，包括期刊的基本方针、办刊宗旨、办刊方向、栏目设置、论文要求以及期刊规划等基本信息，这既是对学术界的尊重和交流，也是学术期刊发展得到更广泛支持与帮助的重要窗口。可以认为，信息畅通是现代社会开放性与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性路径。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文学术期刊 走出去 国际化 学术评价

2012年9月由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发起召开了精品国际科技期刊建设和发展座谈会，这是国内首次就如何打造更多中国人主办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所举行的高端学术研讨。与会代表认为，应推进中国学术期刊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精品学术期刊，使之进入国际一流期刊行列。

一、“走出去”的经验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世界级水平的学术期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开始有期刊跻身于世界一流期刊行列。截至2010年，我国已有138种期刊进入SCI，平均影响因子0.904。[1]那么，我国学术期刊如何才能进入国际顶级行列呢？

1. 语言国际化

目前的国际一流期刊一般都是全英文期刊。首先，英文刊物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毕竟目前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多为英美国家，使用的语言也多为英语，学术期刊要获得国际认可，以英文的形式出现，显然更易于得到国际评价机构的了解和关注。其次，英文期刊更利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国际学术界使用最多的还是英文，英文学术期刊自然更便于学术上的交流，也更便于得到国际学术界，特别是国外学者的承认和认可。最后，英文期刊更利于吸引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虽然国内学者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后，经常在国外期刊发表，但由于语言的差别，我国的学术期刊却鲜见国外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国学术期刊向国际顶级水平迈进，而英文期刊通过语言的“国际化”，打破了这种隔膜，因而大大推动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2. 评审程序国际化

高水平的稿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我国目前的顶级学术期刊一般实施的都是稿件三审制度，即责任编辑的初审、专家的学术评审和主编的终审，应逐步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这样，可以对文章的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先进性等提出意见。同时聘请一些外籍学者为其英文题目、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把关，为加入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创造了条件。

3. 期刊编委会国际化

学术期刊要成为行业内的一流期刊，须拥有一个国际范围的编委会，这些国际化的编委不仅可组织国内外的稿件，且可提高学术刊物的国际知名度。如果没有一支在国际学术界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型编委队伍，刊物很难拥有国际视野。例如，第一家被AHCI收录的中国内地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有近1/3的外国编委。这些编委提供咨询意见、参与审稿工作，也帮期刊约稿、向期刊推荐稿件，对期刊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4. 出版模式国际化

中国学术期刊要走向国际学术界，同国外出版公司合作也十分必要。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主办的《细胞研究》，其影响因子为9.417，是我国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刊物，它的成功与和英国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负责期刊的学术审查和国内的出版，外国出版商负责该刊在国外的出版发行以及电子版的出版发行，同时，在正式出版前国外出版商还有专人对期刊的英文进行再次核定。这种国际合作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节省成本，占领国际市场。

二、“走出去”的瓶颈

1. 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学术期刊实行基于行政级别的分级管理制度，主要根据办刊部门的行政级别将学术期刊人为地划分为“部级刊物”“省级刊物”或“一级刊物（A类）”“二级刊物（B类）”，这实质上只是学术期刊的管理方式，而不具有学术评价的内涵。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中国期刊方阵”，包括“双高”期刊、“双奖”期刊、“双百”期刊和“双效”期刊评比工作的开展，这种评奖虽然仍是政府主导，但已有了学术评价的意味，并掀起了学术期刊评价热潮，各省、市各级主管部门都开始了期刊的评奖活动。但这些评奖水平参差不齐，评价标准高低不一，很难准确地反映期刊的学术面貌，更不可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连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也认为，“期刊无部级、地方级的区别，目前国家与地方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还没有制订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2]

2. 缺乏在评价体系中的话语权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比较权威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中国期刊引证报告（CJCR）等，这些数据库中收录的期刊一般都经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选，一般被认定为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我国很多机关、高校、研究所也以此为依据作为评审、报奖、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这些期刊数据库建立了我国学术评价体系，对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和学术评价体系的科学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这些数据库都是仿效的SCI、EI、AHCI等国外数据库的评价标准和遴选程序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在遴选期刊时不可能考虑到中文期刊的特点和情况，而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标准”，将中文学术期刊裹挟到世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之中，这种标准是否适合中文学术期刊？是否真正有利于中文学术期刊走向世界？是否有利于推动中国学术水平的提升？还都存在着不少疑问。

3. 缺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近年来，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突飞猛进，世界学术殿堂里越来越多地响起了中国学者的声音。2009年，SC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为12.75万篇，占世界份额的8.8%，位列第2位；中国论文为9.79万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23.9%，位列第1，超过第二名美国7个百分点，增长率为9.5%。即使不含港澳地区，中国内地也达到9.31万篇，比2008年增长了9.4%，占世界总数的份额为22.7%，仍排名世界首位。[3]

论文数量的飙升，并未带动我国学术期刊的兴盛，反而因为高水平文章都发在了国外期刊，导致中国学术期刊陷入了“稿荒”。周光召院士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产生了偏颇，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对在国外发表的论文给予较高的认可度及高额奖励，导致国内许多高水平论文外流。”[4]

4. 语言的障碍

语言的多元化是学术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包容、开放的学术研究也必然应该允许并鼓励多种语言的存在。然而，在实际操作中，SCI、AHCI等国际学术期刊评价机构却很少接纳非英文的期刊。“如今，英语作为主要的国际学术语言的地位不可动摇――事实上，国家性的学术系统热情地接纳英语，以此作为国际化、参与竞争及晋级为‘世界级别’的关键手段。然而，英语的统治地位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日趋成为以使用英语的主要学术系统为主导的霸权统治，且给不使用英语的学者和大学带来了挑战。”[5]

三、如何“走出去”

1. “走出去”的姿态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必将走向世界，世界也必然会接纳来自中国的学术期刊，这是中国实力发展和国力提升的必然。然而，“走出去”时的姿态却是可选的。

（1）“低着头走出去”。指完全按照国外的评价标准对中文学术期刊在评审程序、装帧印刷、版式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目前，国内一些期刊已在着手开始这方面的改变了，并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然而，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是将国际学术期刊评价的话语权拱手相让，必然伴随着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地位的旁落，从而沦为国外评价机构的“打工仔”。

（2）“昂着头走出去”。昂着头走出去，是指在遵循国际学术期刊发展规律，充分参考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文学术期刊特点制订一套符合中文学术期刊发展和中国学术环境发展的评价体系，从而推动中国学术成果同世界的交流与融合，进而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这种姿态的核心是“以我为主”，建立自己的期刊评价体系和学术评价标准，目标是使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掌控力，为中国的学术发展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前一种姿态更多的表达的是对“国际规则”的臣服与顺从。而后者则是在充分表达国际交流与承认的同时，更主张一种自我的表现。

2. “走出去”的方法

明确了“走出去”的姿态，还应掌握走出去的方法和步骤，合理、恰当的方法可以加速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进程。

（1）评价标准“走出去”。在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被国际上的几大索引机构所垄断的情况下，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出去”似乎必须得到这几大检索的认可。这在无形中消解了学科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中国学术特性与传统的压制和排斥，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学术价值的评价，不应该仅仅根据SCI或其他外来机构的排名――也就是说不应该将评价的权力交予外国人。尽管基于本国的评价不容易实现，这样做却很有必要。以本国语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支持。在国内和国际的出版活动之间做到适度的结合，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活跃的研究团体。最根本的是，要对本国的科学和知识团体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创造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平衡状态或许并非易事，然而，知识的独立却取决于此”。[6]

因此，要建立一套适合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的评价标准，这套标准应独立于现行的几大检索之外，形成一套独立的评价标准。同时，这套标准还要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使其拥有成为国际标准的潜力。

（2）语言、文化“走出去”。中文学术期刊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首先使语言和文化走出国门，毕竟这两者是中文学术期刊的基本载体。可喜的是，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步，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就是很好的例证。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300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孔子学院先后举办了近7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孔子学院已成为推广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

（3）发行出版“走出去”。目前，我国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大多与国际权威的出版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国外出版公司将学术期刊境外发行，对于提升中文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保证学术内容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在封面、印刷等方面，可由国外的出版公司对期刊进行适当的“包装”，以便更好地在国外传播，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喜欢中文学术期刊。

（4）高水平文章“请进来”。文章的水平最终决定一个期刊的学术质量和业界口碑，中文学术期刊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就必须吸引一批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一方面，应加强策划和组织，紧跟国际学术热点，并结合我国重大战略需求，发掘一批国内高水平学术论文。另一方面，还应有计划、有目的地吸引一批国外学者的高水平文章，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更便于同国外学术界交流，只有将高水平的论文“请进来”，才能使中文学术期刊更好地“走出去”。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思想、介绍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争鸣的重要窗口和媒介，对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学术期刊还具有学术评估功能，能在本学科的顶级刊物或高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是研究者们始终不渝的追求。《Nature》《Science》具有这种功能，SCI、EI、CSSCI同样具备这种功能。研究者希望能在更高级别的刊物，以获得学术界更多的认可和关注；学术期刊希望能成为业内的顶级期刊或权威期刊源期刊，以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最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也是学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目前、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多数高端期刊是英文期刊，中国学者最好的原创论文基本上也是翻译成英文后投向这些期刊。但这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学术研究是非常严谨的，但中文翻译成英文后一些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甚至扭曲，肯定会影响原思想的表达（这一点在社科类论文中尤其突出）。另一方面，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文章首发权对科技成果的占有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英文期刊几乎完全掌握着首发话语权，这就使得中国研究者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拥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学术期刊。

总之，中文学术期刊只有获得更多的业内关注，掌握更多的学术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推介中国学术思想、传播最新的学术成果，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国科技、中国思想和中国思维。

参考文献：

[1]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英文版科技期刊的评价[M]，2010-04-26.

[2] 关鉴航.我国社科期刊评价体系的探索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6）.

[3] 李大庆.中国SCI论文统计：突出被引次数，弱化发表数量[N].科技日报，2010-11-28 .

[4] 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

[5] [6] [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至尊语言――作为学术界统治语言的英语[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1）.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创新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思想，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成为共识。建国以来，经过六十余年的科技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文化发展，中国科技资源投入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科技资源投入变化

科技资源投入规模与强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一）科技人力资源投入

1952年，全国科技人员达到42.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6.4万人，农业科技人员1.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8000人。到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员达到434.5万人，相当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达到157.1万人，卫生技术人员达到127.6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1.0万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时从事研发工作研究人员数稳步增加。1980年仅为32万人，2000年达到69万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国全时研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达到111.9万人，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13.5%，超过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国和欧盟。2013年中国R&D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国研究开发人员全时当量投入从255.4万人年快速增至393.7万人年，增长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研究开发人员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资源投入

建国初期，国内仅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公共图书馆只有55个。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达到建国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达到1714个，比1957年翻了两番。1991年全国科研机构数量已达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两番。但随着科研机构转制，1991～2010年，中国科研机构数量不断递减，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学校作为培育科研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重要机构，从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发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科学研究以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为主，实验开发以企业为主的格局。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8万余家，国家高新区115家，成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

（三）科技财力资源投入

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一直在持续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全社会R&D经费支出不足40亿元，1990年超过100亿元，1997年达到509.16亿元。2001年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2.5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过3000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达到10298.4亿元，名列世界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强度（即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开始稳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达到1.49%，远高于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发展中大国，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2年达到1.98%，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当。2013年首次超过2%，达到2.01%，高于欧盟28国平均1.92%的投入强度。2014年，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规划目标（2.2%）。OECD公布的《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显示，中国的研发支出预计将在2019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的制高点，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一）科学创新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出现了爆炸性增长。根据SCI数据库统计，1994～2004年十年段，中国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从2006年起，中国的论文数量先后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间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83.6万篇，论文共被引用519.1万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21次。中国12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以内，其中化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数学等4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国已进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规划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的“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进入世界前5位”的目标。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间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36.98万篇，论文共被引用1037.1万次，中国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论文占全球10.4%，有16个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术创新能力

1985年中国申请国际发明专利（PCT）数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经达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2011年国际专利申请情况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达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间，中国PCT申请量年平均增长率为27.5%，为世界最高。2014年，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26169件，从世界第四位上升为第三位。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美国和日本相当于中国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9件，超过“十二五”规划目标（3.3件）。

（三）科技市场创新能力

198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为370.43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3.7%。2006年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7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5488.3亿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20.4%，相当于欧盟的1.3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率高达31%。2012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超过6000亿美元，达到6011.73亿美元。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新增长点。

（四）信息获取能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开始从国外引进和应用互联网。1997年中国上网用户数只有62万，其中通过拨号方式上网的用户数占75%， 2007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网民数第一大国。2011年12月达到5.13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为3.56亿，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国的网民总数达到5.6亿人，为美国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从4.57亿人上升至6.59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达到5.57亿人，宽带用户超过7.8亿户，成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市场。

三、结论与展望

中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增长期，具备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投入基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已开始由“追赶式发展”向“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转变。但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创新型科技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相对于我国人口和经济规模而言，我国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总量还不够多，无法满足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需求，必须依托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创新型研究团队，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其次，我国在创新型国际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须在能源开发、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链条，推动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药品安全、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科技支撑。再者，我国科技创新体制仍不完善，必须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紧密结合，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R].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2]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访杨卫：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要积极面对复杂形势[N].光明日报，2015-2-26.

[4]中国企业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大户[N].人民日报，2015-3-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71503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ZH195），双培计划新兴专业建设（中央资金）基金项目（16013）。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科技期刊的准备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科学中心（数据指标）是指某国或某地区某个时期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数据超过同时期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总数的25%（汤浅光朝.解说科学文化史年表[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从16世纪开始，科学中心共发生了4次大的转移，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后转移到德国，自1920年开始向美国转移。有学者对历次科学中心的转移与科技传播关系进行分析，认为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与科技传播力度有关，科技传播力度大的国家必然会成为科学发展的中心。这说明科技传播中心也会随着科学中心的转移而转移(徐海军.科技传播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7)。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统计，2009年中国被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数量占世界总数的12%，排在世界第二位（美国仍位居世界第一位，其论文总数占世界总数的25%），较多的国家还有英国（7%）、日本(6%)、德国(6%)和法国(5%)(王丽，从科学中心转移的角度研究科技期刊语种的布局策略[D]，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虽然中国与美国还存在巨大差距，但已经在过去10年超越其他国家。与此同时，2010年，我国的科研投入已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5年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2%，经费将达到1.2万亿人民币，中国届时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科研投入国。我国本科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以及科研人员数量，如今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8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7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出要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科技期刊是科技成果推介的方式之一，也是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百年来，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以期刊论文的形式首先发表的。通过对《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研究发现，在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过渡时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科技期刊出版的中心，这也说明科技期刊的发展先于科学中心的转移。在科学中心从德国向美国过渡时期，各国都重视多语种科技期刊的出版，同时更倾向于选择英语。

发展一定比例的英文科技期刊。目前，英语是国际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作为我国与国际科技界之间学术交流的桥梁，英文科技期刊对内促进我国与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对外展示我国学术领域的科技成果，在扩大我国的学术影响等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发展一定比例的英文科技期刊是必要的。

发展多语种科技期刊。汤森路透的《期刊引证报告》（JCR）中数据显示，多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于本土语种期刊，而我国多语种科技期刊的比例很低，因此，为了增加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显示度，也有必要发展一些多语种的科技期刊。

办好中文科技期刊。在提高我国的英语和多语种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发展中文科技期刊，做中国的精品科技期刊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做的必要准备。《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该刊过去刊发的文章摘要有英文和法文两种，考虑到文章的内容关注亚太地区，最近用中文摘要取代了法文摘要。中国科研工作者的论文80%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的。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将中文科技期刊办好。

我们可以借鉴荷兰、日本等国的期刊发展经验。日本科技期刊的出版语种有日语、英语以及日英语混合，其选择依据主要是看该期刊所在学科的发展水平及国际影响力。

发展本国科技期刊是占有科学发现优先权的重要一环。作者时，可采取英语与母语相结合的策略。多发表英文论文有助于加强国际间的交流，论文的学术思想容易被外国学者获取。但若能在本国的科技期刊上尽快发表成果，则有利于争夺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对1901年到2009年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获奖之前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本国的科技期刊对科学家的早期事业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与促进作用(马彩峰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及发表期刊的语种分析，情报学报，2011，6)。科学家在本国做科研时，最初的选择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本国的期刊上，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与国外科学家的合作日渐增多，后来较多选择将在国外期刊上。这一研究证明，国家重视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非常重要，应着力扶持一批精品科技期刊成为国内各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这样就是为培养人才和培养大师做准备。

战略机遇期我国科技期刊与学科前沿的契合度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调查显示，75%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应将作为科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要求，且高达70%的科技工作者选择国内期刊作为发表自己论文的第一渠道。发表学术论文确实可以起到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的目的。我国的科技期刊约5000余种，按国家标准分类，在39个一级学科中都有，那么科技期刊与学科发展是否同步，能否与学科前沿相匹配则应该作为科技期刊主办方追求的目标。

仍以汤森路透研制的《期刊引证报告》（JCR）进行分析，德国和日本的科技期刊凡是进入本学科国际期刊前四分之一的，基本上都与该国该学科在国际上的地位相一致。比如德国的数学、应用物理、动物学和化学等研究水平均在世界前4位的水平，其进入本学科前四分之一的期刊就相对较多。再如，日本的物理、化学、自动控制、海洋工程领域的科技期刊也

与本学科的国际地位相一致。而我国的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化学、数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占世界的比例较大，可以算是优势学科，而我们的科技期刊却缺乏影响力。2009年仅有7种科技期刊能进入本学科国际期刊前四分之一行列。

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同行的研究热点是否一致，也与科技期刊的趋势和方向相关。以201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石墨烯为例，检索到国际相关文献8438篇，79个国家的

500多种期刊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前沿论文。我国国内科技期刊上发表652篇，有12个国内期刊发表该领域的论文10篇以上（王丽等，石墨烯的研究前沿及中国发展态势分析，新型炭材料，2010，25）。研究还发现，我国的研究方向与世界的研究方向存在差异，我国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并不与获奖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一致。

关注热点和前沿问题，应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只有提高科技期刊与学科前沿的契合度，才能使科技期刊真正走上推动学科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轨道。《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部署了11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68项优先主题，16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专项，8个重点技术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问题，4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它们涵盖能源、资源、农业、制造业等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等战略工程，生物、信息、制造等领域的前沿技术以及蛋白质、纳米等科学研究。在未来5至10年间，将有大量的高质量科研产出来自这些领域，对于科技期刊来说，也是步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能否抓住这个契机，则是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作为科技期刊，也应提前布局，在重点领域使高水平的科技期刊尽快成长起来，或者创办与这些前沿研究相匹配、契合度高的科技期刊，为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保障。

传统论文在出版链条转变中的新机遇

世界科技创新风起云涌，特别是新兴技术的使用，云计算、云服务理念的引入，作为媒体一员或者说是信息产品一员，科技期刊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现在，科技期刊的出版流程发生了变化，科技期刊出版过程从过去的收稿-审稿-加工-出版-发行的直线型流程，转变成发散型的多元立体网络。其中，从研究工作开始就有新成员加入。比如研究过程中的中期研究报告的发表和会议交流，出版之前的预印本，发行之前的数据库数据的提交和解析，各种全文数据库的参与交流，尤其是掌上阅读和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等，更为科技期刊的出版提供了新的途径。

目前，较为发达的因特网技术，传统期刊的印刷出版成本以及期刊价格的上涨，科研成果产出的不断增加，商业出版机构的整合，系列出版物价格上升引发图书馆人员寻求更为低价的替代产品，新的电子格式搜索的出现，特别是开放资源搜索的运用等，这些因素形成开放获取（OA）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10年12月“开放获取期刊目录”DOAJ（Directory ofOpen Access Journals）收录世界开放获取期刊5922种。《2010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所收录的1946种科技核心期刊中，采取了开放获取出版模式超过4年的期刊有140种，占所有1946种科技期刊的7.19%（王菁婷，中国开放获取期刊的路径研究[D]，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比较国内外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我国的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与国际的期刊学科分布相近。国际上开放获取期刊的学科分布排名前三位的是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以及生物学，而国内的学科分布排名前三位的学科是生物学、工程与技术基础学科以及临床医学。这也就说明全世界对于开放获取的学科倾向还是较为明显的，许多重要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是依靠这些较重要的学科发展起来的。

国外开放获取期刊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萌芽阶段，1998年至200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随着大家对开放获取的定义组织形式等达成共识，许多国家大力发展开放获取项

目，并且制定了一些开放获取政策，对于开放获取期刊论文的版权问题也制定了一些原则，与此同时，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开放获取期刊平台，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

国外开放获取期刊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从2004年底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推出一系列开放获取计划，之后许多国家也相继推出开放获取计划。关于开放获取发展中一些版权法

律也得到修正，政府机构对于开放获取提供资金以及政策方面的支持。

然而，我国开放获取期刊才刚刚进入最初发展阶段，还存在期刊运行费用低、作者对于开放获取期刊的认同度不高等问题。但是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已初具规模，而且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中华医学会等各种学术团体对于开放获取持积极态度。依托中国庞大的科研市场，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相信一定能够提高我国开放获取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出国际知名的开放获取期刊平台。

回顾国际期刊发展历史， 世界上最早的期刊是1665年法国出版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期刊发展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我们常说的SPRINGER、ELSEVIER均历史悠久，其中SPRINGER有160年的历史。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期刊的发展，在二战后的1950年前后，都经历了一个崛起期。据考证，中国的第一本科技期刊出现在19世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产物，名曰《瀛寰琐记》，但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科技期刊，且连续出版至今的是《中华医学杂志》，其创刊至今仅有百年历史。截至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仅有科技期刊80多种；期间，科技期刊出版几乎处于全部停刊状态；1978 年以后才陆续恢复、新办出版科技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真正开始正常发展是从1978年开始的，可以说，中国科技期刊的繁荣与飞跃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相对于科技期刊发展的历史规律来说，我国科技期刊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又身处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应该是没有包袱的，且可以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工具和理念，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引领世界科技期刊的数字化时代。目前清华同方的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的知识服务平台已经初具规模，且两家都在新兴技术的提供和应用上狠下功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期刊的传播速度，减少了运营成本，实现了网上信息资源的共享集成，这正是适应了人们网络时代的阅读需求和习惯，而且我国期刊的数字化发展速度和普及程度不亚于一些发达国家。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了“遏止领先”法则，即在转变时期起先最发达和最成功的社会要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将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则更可能适应变化，并在转变中逐渐处于领先地位，使弱势转化为优势。国外出版商曾指出，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没有形成先进高效的体系，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中国数字出版的机遇。有关负责人表示，搭建内容投送平台是开发数字阅读市场的关键所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建设8至10家海量数字内容投送平台。而据预测，今年数字出版市场整体收入将超过750亿元人民币，“90后”是未来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多的传统出版企业将投身到数字内容投送平台建设中。那么，科技期刊也处在这一次浪潮中，其提供的内容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将这些创新成果以最有效的方式向国际和国内的科研工作者推介，是科技期刊出版者的责任。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建设同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的关系暨期刊语言选择的历时性研究及其借鉴意义”(70973118)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科研诚信的学术论文著录行为规范化研究”(10BTQ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计量分析;动态展望

中图分类号:G8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7-0030-05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Dynamic Forecast of WuShu Thesis pub lished in Sports Core Journals of China

MA Wenyou1, MEI Hangqiang2

(1.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Qiqihar University,Qiqi har 161006,Heilongjiang China; 2.Tianji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 on, Tianjin 300381 China)

Abstract: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 the study analyzes WuShu thesis published in 13 Chinese sport core journals i n 19982007. The results are the followings. The amount of published papers i s increasing gradually. The specific research fields are imbalanced. Single re search method is prevalent.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is obvious. The coau thored rate and Coindex are 49.86% and 1.77 respectively. The number of thecore author is 48. The amount of the average citations are 7.17; Journals andbooks are the citation sources. From the research content, it is found that t he Wushu’s basic research will be the emphasis; The culture research of WuShuhas become a spotlight; School teaching reform will gain widespread attention; A nd WuShu’development in the postOlympic er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 on mode will be a new research aspect.

Key words: PE core periodicals; Wushu research papers; quantitativeysis; dynamic forecast

随着武术向世界的推进和国内地位的不断提高,武术学术地位的重要意义已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1996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上海体育学院设立第一个武术理论与方法的博士学位授 权点,并于1997年正式将学科确定为民族传统体育学,使武术的学术地位又上了一个新的高 度。至此,武术学科与其它一般性学科一样能够全程培养最高学历人才。武术高学历人才的 培养,使武术学科理论得到空前发展,使学科体系建设得到长足进步, 进而形成了武术学科 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为了解1998年以来武术科研的进展情况,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中文 体育核心期刊近十年来刊载的武术科研论文为研究对象,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武术论文的基 本参数和发展动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这无疑将有助于武术科学的完善,进而推动和加速武 术的高层次发展,推动武术向世界的推广与传播。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998-2007年13种中文体育核心期刊(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年版为标准, 无先后排序)《体育科学》、《体育学刊》、《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简称《 中国体科》)、《体育文化导刊》(包括前《体育文史》简称《体育导刊》)、《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简称《北体大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简称《上体学报》)、《武 汉体育学院学报》(简称《武体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简称《成体学报》)、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简称《西体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简称《天体学报》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简称《广体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简称《山体学 报》)等所刊载的武术方面的文章1 073篇(不包括增刊文章、会议、讲话、消息、简讯、人 物专访等)。说明:《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被评为核心期刊,所以只取该刊2004-2007 年刊载的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利用CNKI网上检索(以武术、散打、散手 为主题词)和图书馆查阅期刊相结合的方式,掌握了

投稿日期:2010-01-04

基金项目:天津体育学院2009届优秀硕士论文。

作者简介:马文友,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教育。 1998-2007年13种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有关武术科研论文的全部资料。

1.2.2 数理统计法 利用统计软件SPSS16.0对数据进行处理并 作图。

1.2.3 计量分析法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相关原理与方法,对所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与展望。

2 结果与分析

2.1 载文分析

2.1.1 载文量载文量是指某一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的相关学科的论文数量,是反映期刊信息含量 的指标之一[1](表1)。

表1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发表武术论文数量及各期刊分 布

1998 1999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总和%体育科学 10 1 2 0015 6 8 1043 4.01体育学刊 31111 6 7617 119 1596 8.95体育导刊18910 1114223524303520819.38中国体科 20 8 4 26 18 7 9 47 4.38体育与科学11 2 2 51 33 1 4 23 2.14北体大学报68 9 7 59 1228251812711.84上体学报 65 8 8 10 7 19 6 711 87 8.11武体学报 67 141417 1713 23111814013.05成体学报 86 111088 7 12 1014 94 8.76西体学报 115 6 5 5 13 9 129 66 6.15天体学报 612 1 2 45 5 1 5 32 2.98广体学报 222 2 56 9 9 229 68 6.34山体学报7 157 1342 3.91总 和 60 51 837380 91156159150170 1 073百分比%5.59 4.757.746.80 7.468.48 14 .54 14.82 13.98 15.84100表1显示,10年间13种核心期刊武术载文量呈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近四年来,增长速 度比较快(不计山体学报的影响因素),产生这种良好态势的原因主要有:一由于2008年奥 运会在我国举办,武术能否进入奥运会成为东半球第三个奥运“显项目”成了众人关注的话 题,近几年有关奥运话题的文章就有48篇,诸如:“竞技武术奥运设项、武术奥运发展战略、 武术入奥的利和弊、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武术传播对策”等;二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文化也已经走向了多元化,中华武术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有更多的人“热议 ”它,像“中华武术中蕴含的儒家、道家、佛教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互作用”等等,还有学 者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醒”引入了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近年来已经成了热门话题,传统武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众学者齐心协力、共 谋良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的学者谈到“传统武术应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纳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框架中”,还有的学者对“武术知识产权的权能及其保护机制”进 行了研究探讨;四是武术教育关乎武术的未来,受跆拳道等外来项目的影响使原本普及率就 不高的中华武术更加“雪上加霜”, 有报道说,跆拳道已经把中华武术“踢”出了“都市 时尚”[2]。因而近年来武术教学改革又一次吹响了号角。有的学者从中小学武术 教学改革 方面论证,有的从高校武术教学改革方面论证,有的从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等方面加以论述 等等。总之,导致近年来武术科研论文大幅度增长的原因诸多,虽然上述几方面的变化不能 涵盖全部,但它们应该是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

2.1.2 载文内容 参照人民体育出版社《武术学概论》中有关 武 术研究领域的专题,根据各核心期刊武术论文的研究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归类将武术科研 分为如下几类(表2)。

表2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类

内容篇数 百分比 /%史学128 11.93文化思想学 217 20.22推广传播学 213 19.85教学与教法 12011.18武术产业 23 2.14武术美学70.65心理33 3.08选材40.37比较分析252.33动作 分析635.87生理生化67 6.24损伤与预防11 1.03组织与裁判474.38测量与评价27 2.52全民健身 16 1.49其它 726.71总计1 073100表2看出,武术理 论研究有些领域还很薄弱,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从研究内容整体看,竞技训练研究较多 、全民健身研究较少;武术教学研究较多、大众武术研究较少;国际传播研究较多、村落武 术研究较少;赛事调研研究较多、运动选材研究较少;宏观角度研究较多,微观层面研究较 少。从理论研究性质看,近年虽有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转变的趋势,但定性研究还是远远大 于定量研究。

2.1.3 研究方法统计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只采用了单一的文献资料研究方法,虽然不能否认文献 资料法的重要意义与实用价值,但也毋庸置疑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它使得大部分论文停留 在简单的、定性的、描述性的层次上,这与当今快速发展的体育科学的要求极不相符。中国 武术正走向世界,这也给广大武术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必须从全新的思维角 度,用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生物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武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 究,以了解武术运动对人体构造、技能的影响机制,揭示其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和祛病养生 的客观价值,阐释武术运动对锻炼身体的独特功效。可见,武术科研的深层次提高需要研究 方法的多元化发展。

2.1.4 地域分布载文地域,即稿件来源,它是期刊文献计量学的一项重要指标[3]。它能从侧面反 应出 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度。通过统计发现,有些省份发文仅有1～2篇(黑龙江、 内蒙古等);而稿件颇多的省、直辖市为上海、湖北、广东、北京,仅上述四省、市发文就 达到486篇,约占了稿源的半壁江山,参照上述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这种情况恰恰是经济发 展在文化领域上的一个投影。而武术文化大省、强省河南、山东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势头,两 省发文占到总数的15%(161篇)。可见,经济是科研的重要保证,文化是科研的沃土,经济 与文化的结合是科研产出的动力源泉。

2.1.5 基金情况基金项目的立项多少是反映管理者对该项运动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学科研究发展的导向, 以及如何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的情况[4]。从表3得知,1998-2007年共有29篇国 家级基金,这一数量多于1995-200410年间13种体育核心期刊武术论文14篇国家基 金的数量[5]。近年来,尤其是申奥成功之后,国家对武术项目愈加重视,武术能 否成为奥运大家庭的 一员成了国人关注的话题,于是众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国家有关部门也认识到 了武术科研的滞后性和重要性,加大了投资力度,这极大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一些 部级课题便应运而生。

表3 1998-2007年武术科研各级基金、获奖论文与硕、博士论文 篇

年份 载文量 部级 省部级市厅级 各级获奖 硕博士论文 199860 0 215019995100 000 20008303202 20017324411 200280211100 20039118 1 112004 1561159402005 15919 14 152006 1504197042007 1701828510总数1 073299944 13 13比例/% 2.709.23 4.101.211.21注:如载文占其中两种以上类型,以靠前类型计。

2.2 作者分析

2.2.1 作者职称从图1中看出,讲师与副教授发文篇数占有绝对 优势,已经成为武术科研战线的主力军;此外,相对于黑奇磊等[8]统计的核心期 刊足球科研论文高级职称发文4.9%的比例而言,武术科研论文高级职称发文篇数已达到了1 5.65%(128篇),这说明有更多的高职称武术科研人员还活跃在第一线,他们百经磨砺, 浓聚了老一辈武术人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这种“传帮带”的作用有利于武术科研质量的提 高,有利于核心期刊发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图1 作者职称分布柱状图2.2.2 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率是指论文总样本中合著论文的比 率[9]。合著率是衡量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研究学科交叉、渗透以及衡量 论文研究深度、广度的重要因素[10]。表4看到1998-2007年合著率高于1995-2000 年武术科研论文合著率37.7%的指标[11]。同时,49.86%的合著率亦高于我国社 会科学期刊合著率20.10%的指标,与我国自然科学期刊的合著率指标(70%)比较接近[1 0]。合著率越高说明各学科交叉、渗透的广度和深度越好。合著率几乎达到50%,说明武 术论文具有多位作者合著、数据多、信息量大的特点。同时,根据张玉华等[12]“ 合作研究的论文比一般独立完成的论文要获得更多引用” 的理论,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 论文将更容易被再次引用。

表4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作者合著情况统 计

刊名 论文总 数合著论文数合著率%作者人数合著人数合著指数体育科学432558.149678 2.23体育学刊964748.961621 131.68体育导刊2088239.433111 851.50中国体科472961.71988 0 2.09体育与科学231147.83453 3 1.96北体大学报1276954.332521 941.98上体学报874956.331611 231.85武体学报1406848.582451 731.75成体学报944648.941621 141.72西体学报663451.521158 3 1.74天体学报321340.63472 8 1.47广体学报683957.361229 3 1.79山体学报422354.77866 7 2.05合计1 073535 49.86 1 902 1 3 641.77合著 指数是指论文总样本中篇均论文作者数[13]。据表4统计,论文的合著指数为1.77 ,低于 体育类科研平均每篇论文合作指数1.84的指标[6]。这表明目前武术科研的分工合 作是以小 规模的合作模式为主,参与国内大中型体育问题的研究尚低于体育科研整体水平;另一方面 ,与1995-2000年武术科研论文合著指数1.54的指标[11]相比,近年来合著指数亦 有一定 的提高,说明武术科研人员已经逐渐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正从个体的研究方式向集体化 、合作化的研究方式过渡。武术科研要达到高层次、高水平,就需要广大理论研究者团结协 作,借鉴其它学科知识,吸引其它学科人才,发挥集体优势,联合攻关。

2.2.3 核心作者群核心作者群是指在某一类刊物发表的论文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6]。本文按 照普赖斯的理论,即数为M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来统计本文所研究的核心作 者群 [14]。根据公式M=0.749 (Nmax)1/2(Nmax为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 论文数),得出核心作者数量为:M=0.749(25)1/2=0.749×5≈4。为此,把 发文量为4篇以上的作者集合确定为核心作者群(表5)。

表5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核心作者发文情 况

数/篇 作者/人 发文量/篇百分比/%251 252.33171 171.58162 322.98112 222.05102 201.8693 272.5285 403.7375 353.2667 423.9158 403.73412484.47 合计48348 32.43注:“百分比”为发文量占论文总数(1 073篇)的百分数。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核心作者为48人,发文量占到发文总数的3 2.43%,这同普赖斯的“核心作者的论文数应占论文总数50%”的论断差距较大,表明体育 核 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相对稳定的作者群还没有完全建立,核心作者的人数还需进一步增加。

2.3 引文分析所谓引文,就是指在某一篇论文中,援引已知事实时,标记出来构成其来源或出处的那 些文献[15]。以期刊论文来说,全世界内约有90%以上的科学论文附设了引用文献 ,我国目前88%的自然科学论文附有引文[16]。 引文量的大小从侧面反映一篇文章 信息量的多少。

2.3.1 篇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是期刊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平均数量,它是描述期刊吸收信息能力的一项指 标。世界上科技期刊中的大部分学科每篇论文引用文献在10～20篇之间。我国2000年中文科 技期刊论文篇均引文量6.99篇[17]。由表6可知,武术科研论文篇均引文量为7.17篇,已达中文科技期刊论文篇均引文量要 求 。这一指标亦高于2001-2004年《体育与科学》篇均引文量6.98篇的指标, 说明武术类期刊 论文与体育类整体期刊论文相比,信息吸收能力较好。尤其是近几年来,引文方面有很大改 变:一是著录比较规范;二是引文条数逐渐增加。这些都从侧面反应了武术科研论文越来越 规范、越来越注重引文的重要作用。其中2007年篇均引文量为10.82篇,已达到了世界科技 期刊篇均引文量的范畴。

表6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篇均引文量

年份 发文篇数/ 篇引文量/个 篇均引文量/个1998602534.221999511202.352000833454.162001733334.562002804255.312003915415.952004156 1 1087.102005159 1 2337.752006150 1 4979.982007170 1 83910.82总计1 0737 6947.17 2.3.2 引文类型引文类型即参考文献的种类。本文按照比较常见的类型,把引文分成如下几类:科技期 刊、著作、学位论文、报纸、论文集和其它(表7)。

表7 1998-2007年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科研论文引文类型

引文类型科技期刊J著作M学位论文D报纸N论文 集C其它 总数篇数/篇 3 5803 343 48146113 4647 694百分比/% 46.5343.450.62 1.90 1.47 6.03 100武 术科研论文的引文类型绝大部分是科技期刊和著作,但不像“田径项目等引文中期刊引文已 占绝对优势(61.48%)[18]”,而是著作与科技期刊基本持平。分析认为:一方 面,武术起 源于我国,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武术典籍较多,有较丰富的著作可供研究人员查阅; 另一方面,武术近现代走上科学化道路时间较短,长期以来理论总结落后于技术实践,加之 没有更多的外文资料可借鉴,科技期刊引用还没有独占鳌头。

3 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3.1 趋向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现代化科技手段展开综合交叉研究随着当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现象日益 明显,这种既高度分化又紧密交融的发展趋势给武术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近年 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一系列新兴学科在武术中的应用,大大加速了武术科研的多学科交叉进 程。武术的多学科综合交叉式研究,使理论研究与武术实践结合得更加密切,使研究成果能 更好的为实践服务。

3.2 愈加重视技术理论的研究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武术技术理论的研究关乎武术运动水平的发展。从已发表的科研成 果看,部分科研项目正致力于技术训练方面的研究。如何促进各项攻守技术的合理完善,使 武术技术既符合竞赛规则要求,又符合人体解剖结构及生物力学原理,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 的目标。

3.3 武术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博大而精深。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文化的多元化,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譬如 有的学者提出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醒、文化流失、文化争夺”等系列观点已引 起了学术争鸣。

3.4 学校武术将是研究的重点已有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学校武术的发展。武术在我国影响力、普及率不高,很大原因 是由于学校武术没有得到认真有效地落实,学校武术名存实亡的现状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对于理论研究者而言,学校武术如何开展与落实将是研究的重中之重 。

3.5 武术的国际传播将成为众学者关注的课题武术源于我国,属于世界。要想使其成为东西方喜闻乐见的大众健身项目,国际化传播 任重而道远。有些学者已然对传播内容的选择、健身价值、传播过程中的内蕴阐释等等问题 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分析认为:未来几年建立适合武术向国际传播的理论模式将成为众多有 识之士关注的课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1998-2007年13种中文体育核心期刊武术发文量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具体研究领 域分布不均衡;单一研究方法占很大比重;载文地域分布显示了与经济、文化的高度相关性 ;国家基金论文与前几年比较有了一定数量的提高。

2) 中级、副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为我国武术核心期刊论文作者的中坚力量;武术科 研论文的合著率为49.86%,合著指数为1.77;核心作者群为48人,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占发 文总量的比例偏低,相对稳定的作者群还没有完全建立。

3) 武术科研论文篇均引文量为7.17篇,已达中文科技期刊论文篇均引文量要求;引 文类型以科技期刊和著作为主且二者基本持平。

4) 从研究内容看:武术的基础性研究今后将是重点;武术文化已成研究热点;中小 学武术教学改革将引起广泛关注;武术的国际化传播模式将是新兴的研究课题。总之,随着 武术科学的逐渐发展与成熟,未来武术将偏向于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现代化科技手段展开综合 交叉式研究。

4.2 建议 1) 研究人员应加大对薄弱领域的研究力度;应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层 面、全方位的对问题加以论述,不要停留在简单的、表面的描述性层次上,要使研究向着纵 深方向和定量方向发展;研究人员还应增强合作意识、加大合作力度,联合攻关各级基金课 题。

2) 选题时应把握本学科前沿动态,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要有计划、有组织、定 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有实际价值的学术交流活动,将武术科研成果及时地、直接地提供给第一 线的工作人员。

3) 应进一步加大武术的应用性研究,尤其是一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诸如:健身 机理、科学化训练、竞赛改革等,这对尽快提高我国武术科研水平和国际化传播都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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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袁开榜，1934年出生，贵州遵义市人。重庆大学毕业，连续四届当选为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理事长（1989年、1996年、2002年、2007年），2011年12月4日在福州第五届一次全体理事会上被聘为荣誉理事长。连续四届担任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理事长（1984年、1987年、1993年、1997年），2004年2月改选，被聘为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第五届理事会资深理事长。1987年担任首届重庆计算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又连续三届担任重庆计算机学会理事长（1990年、1997年、2003年），2010年改选时被聘为重庆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长。此外，1989年当选为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1990年和1994年连续两届担任四川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兼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1992年7月当选为西南计算机学会副理事长。还担任多个全国一级学会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五、六、七共三届理事（1992年、1996年、2000年），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第五届理事（2000年），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1998年），中国国际名人协会理事（2000年），发现杂志社副理事长（2001年），决策者杂志社荣誉理事（2009），世界教科文卫组织专家（2004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2005），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2005），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理事（2005），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委员会主任（2005），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2005），香港国际皇家社会科学院院士（2006），被香港皇室文化研究会授予爵位（2006），中国国际专业人才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2007）。

主要经历：1960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留校任教，历任计算机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院学术委员、校计算机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计算机等级考试委员会委员、重庆电子工程学院院长、重庆正大软件专修学院院长。现任重庆正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主讲过8门专业课程。主持全国性学术60多次，任主席。主持鉴定项目110余个，任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担任11个教材编委会主任、副主任或编委，担任中国国际出版社6家大型出版社的顾问编委或科技顾问，《计算机教育》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特约编委，《2020年的中国》顾问。连续7届2006（厦门）、2007（武汉）、2008（开封）、2009（南宁）、2010（合肥）、2011（新加坡）、2012（澳大利亚）担任“新科技与计算机教育国际学术会议”总主席，以主任身份连续主持2005（北海）、2006（青岛）、2007（北京）、2008（北京）、2009（北京）、2010（十偃）、2011（武汉）、2012（长沙）共八届“全国计算机课件评比评测大会”，提出并在全国推动全国信息化计算机应用技术资格认证项目。

主要业绩：1980年开始涉及社会团体工作，1984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用户协会，1987年领导创建了重庆计算机学会，1988年领导创办了重庆电子工程学院，1989年领导创建了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2001年参与创办了重庆正大软件学院。编写过7种教学讲义，正版出版《计算机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跟我学电脑基础》三部著作。主审《微机实用指南》、《计算机华夏码》、《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与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微型计算机系统与接口》5种教材。此外，还给《影视动画设计实务》、《大学计算机基础教程》、《大学计算机基础上机实验指导与习题》3本教材写了序。推荐出版两本教材：《如何防止计算机犯罪——管理者指南》、《计算机科学技术方法论》。主编学术会议论文集23种共27册。写有学术论文40余篇，有的还被《现代教育文集》、《世界学术文库》、《中华新论》、《中国优秀领导管理艺术宝典》、《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现代教学论坛》、《中国世纪英才论著精粹》、《共和国60年重大获奖理论成果汇编》、《共和国前沿创新理论成果文选》、《党旗飘飘·优秀共产党人思想宝库》等巨型文献分别收录，不少论文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论文金奖、国际优秀论文奖、亚太华文教学成果奖、共和国重大前沿理论成果创新特等奖、建党九十周年大型理论成果征文特等奖，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型文献征文中荣获优秀论文特等奖。因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学会先进工作者、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首届东方名人成就奖、重庆大学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奖等多项。并取得“改革先锋（2005）”、“2006年度十大新锐人物”等荣誉称号。其传略被《中华科技精英》、《中华成功者》、《中国教育家》、《世界文化名人辞海》、《共和国建设功勋》等100余种大型词书收录。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被玷污的国家科技大奖

对于学术腐败，民众早已不陌生。比如一篇医学论文二十几个人连续抄几轮，《晶体杂志》取消了井冈山大学70篇造假文章。学术界“败学症”，正在毁掉中国学界的声誉，整治学术腐败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随着2月科技部通告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获得的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李连生学术造假事件又唤起了舆论的回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该事件6位具名举报者4年艰辛举报路的思考。

早在3年前，李连生的获奖项目就遭到该校6名教授实名举报。一个靠着连年亏损企业得出“经济效益”的项目缘何能够层层过关，最终得到部级奖项？核实一个奖项的真假为何需要3年时间？我们依靠什么才能捍卫学术净土？

国家科技奖含金量十足，是由国务院授予的、代表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最高奖项，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公正性和影响力。在“名利双收”的诱惑下，有的人或组织一定会千方百计地钻空子、走捷径。这使人想起，2007年6月2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两则处罚公告，武汉大学教授艾勇和中国民航大学教授张连顺因抄袭他人论文成果受到通报批评o并被取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资格3年，相关科研项目撤销，张连顺还被要求在《物理快报》上发表声明道歉。

“国内首创”、“国际领先”不断出炉。所谓科技成果，一旦得到这一领域内头面人物的“权威鉴定”，就被誉为“国内首创”、“国际领先”、“重要里程碑”。而两三年后却因严重造假被查处，并且其成果(产品)无法得到验证。像这样的“成果”为何能通过“权威”、“专家”的层层把关呢？

院士鉴定也可能沦为闹剧一场？

近年来，在造假、功利风气甚盛的社会环境下，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虽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整体质量不高，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更排在世界100名以外。在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北京大学科研论文被引用的得分竟然为零，这在排行榜的前60位高校中绝无仅有。我国是世界上率先开展纳米科技研究的国家之一，到2004年纳米科技研究论文总数居于世界第一位，但与之不相称的是，我国至今仍只能生产技术门槛较低的纳米产品。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指出，专家鉴定评审经常流于形式，全说好话。他举例说：“上海一家单位要我去评审他们的项目。我是评审委员会组长，他们要我定他的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我说我不能签字，对方乞求说，如果这个项目不签国际先进，而别的项目都按照‘惯例’来评为国际先进，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有发展前景了。我后来真的非常狼狈地签了下去。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去。但我不去有人去，在圈内大家都知道哪些人好说话，哪些人不好说话。”

汪品先表示，做鉴定专家太为难。专业领域的圈子很小，鉴定专家自己也有很多东西要评审，“这次不给人家通过，他们的学生以后的项目，包括自己的项目也得经别人评审。如果太过认真，倒霉的还是自己。”

学术权威“通吃一切”

包括中科院院士吴德馨、汪品先在内的诸多科技工作者表示，一些学术权威在科技造假事件中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现在，有的学术权威几乎可以“通吃一切”，垄断大量资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科研工作者自身因素，更有制度和文化因素。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馨说，现在科学界有个倾向：“不论做什么事都非得请几个院士来，认为这样鉴定会才有水平，才令人信服。”

时下社会上有将学术权威神化的趋向，也确有一些“大师”、“大家”自身定位不准，自我要求不严。一些科技主管部门也存在认识误区，觉得成果鉴定有院士签名就权威，更希望院士当专家组组长。

汪品先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我们国家存在“权威崇拜”心理。他认为，东方文化向来是农耕文化，年龄就是知识，年龄就是权威，“这种错误的文化延伸至今，我们大家都觉得不是问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吴德馨认为，现在必须要向社会大众澄清：院士不可能覆盖全部领域，一个人可能不是院士，但他可能更精通某个领域。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韩汝琦说，学术权威离开本行就不懂其他了。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说，荣誉和真理是两回事，荣誉并不代表真理。学术权威可以对国家科研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提供咨询，但不能享有特权。一旦享有特权，人们唯学术权威是从，事物将走向反面。

在学术界和高校，不但造假严重，抄袭同样严重。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抄一家是抄袭，抄千家百家就是“参考”。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演变成天下文章一大抄，为此教育当局利用“论文测谎仪”防弊反抄袭，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毕业生间流传的“反反抄袭法”应运而生，最离谱的是利用Google翻译系统，即把要抄的论文翻成英文、再翻回中文改写。教育部门2008年推出的“论文测谎仪”（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训系统），只要有一定比例抄袭，论文就会被退回。之后，“反反抄袭”招数因而产生。

第一招：改写。论文变变句式，加些解释性扩充，略作增删，像到韩国整形。多加参考书目、乱加脚注是双重保险，不想改写，就原封不动加引号加注，就不算抄袭。

第二招：拼凑再翻译。跨语言的论文测谎系统还没有研发出来。我广泛查阅外文数据，挑出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按照一定架构合在一起，一篇拼凑的英文论文就诞生啦！再把它翻译成中文，哪里查得出来？

第三招：取巧。论文测谎仪对理工科学生影响不大，如果说抄袭是犯法行为，现在顶多是精心掩盖一下犯罪现场。理工科的个人成果要好一些，数据不一样，画图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

第四招：Google新用。这是一种新发明，把抄袭的论文每一段都用Google在线翻译成英文，然后将翻译好的英文用Google在线翻译全部转回中文。猛一看跟原文差不多，仔细一看每句话都不一样！只要再把少量的语病改一改，就大功告成。最后上淘宝网，透过“服务”找破绽修改，花钱买个放心。

造假、剽窃、舞弊、抄袭事件接二连三，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以目前的本科教育模式，国内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国内有些院士的文章还不如哈佛毕业生的论文；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要后退20年。

量化考核有猫腻

西安交大原教授李连生抄袭造假案，因第一次被国家科技部取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时间变成高校乃至整个科技界闻名的学术弊案。

有关部门罕见出重手，李连生也被西安交大解聘，但他很快被另一个科研机构聘走，继续做教授。围绕李连生案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相关的其它学术造假案，让人们没法看好中国治理学术腐败的前景。

中国现行体制下的学术机构，奉行的是成果、职称、房子和票子挂钩。其中的猫腻，难以言表。

现在，大学教师考核内容全部被量化。一个中级职称的教师，每年需要完成的工作量超过200个，包括教学任务、科研任务。一年中的篇数、获得各级各类奖项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数目、发明专利的有无，都有数量标准，并直接转化为分值。比如，每3年聘期内有3篇被SCI引用的论文，争取项目申报的科研到款要30万元。此外，代课的课时，代课班人数、是否担任班主任，是否带实习，是否辅导毕业设计，是否带研究生等等，都需要量化考核。为了考评合格，大家竞相追求论文的数量，对质量的要求则“能省就省”。

中国学术制度问题，根本在于学术行政化、学界官场化、考核数量化。如果专家教授们的主要心思不在学问上，不抄、不造假，哪里来成果？在“自己调查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机制之下活得很滋润的人，哪会有什么动机来自查自纠呢？

他山之石：德国的成功经验

自2月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安得鲁?菲舍尔?雷斯卡诺在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了国防部长古藤贝格大胆的抄袭行为，到3月1日古藤贝格辞职，前后不到一月，此起轰动全球的抄袭事件迅速画上了句号。

有德国奥巴马之称的古藤贝格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今年只有39岁，政治前途不可限量。一桩抄袭事件让他的政治前途完结，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抄袭是蓄意的，自己是舆论的牺牲品，不过承认“一个人既然做出决定从政，就不要想会被同情。”

众所周知，德国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政府专门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来规范国民的信用行为。该体系的威力在于，它能将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来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促使全民族都讲诚信，以此促进社会信用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德国人的诚信之所以举世闻名，皆系于此。

德国高等教育的繁荣依赖于其内部较完善的教育结构、体制和制度。同时，也反映出德国教育系统这一组织结构的廉洁和高效。廉洁是教育系统良性运转的前提和保障，如果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权钱交易横生，腐败现象猖獗，其学术水平和育人能力也势必会大打折扣。

根据德国法律，司法部门一经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就有义务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媒体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黑幕，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且消息来源绝对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必须引咎辞职。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余爱水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大勇，来源于学习和思考，更来源于实践和探索。学习使他渊博而睿智，思考使他理性而深刻，探索使他博大而广识，实践使他丰满而厚重。

读书学习 坚持不懈

余爱水从在连队当指导员开始，就酷爱读书。

“在学习中，要不断独立、深入、跨越性地进行思考，在不停的矛盾与思想碰撞中升华思想，超越自己。”余爱水说：“学而博则思，思而深则行。”“学”、“思”、“行”应该是一种集中、高度的统一，而不应该是一种分别的割裂的两个不同的过程。思考是一种让人身心愉悦的高级活动。”

1988年，我国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期，面对当时人们热衷文化市场运作，而文化价值观念淡薄和文化价值取向偏离的问题，还在辽宁的一个偏僻的山坳里任营教导员的余爱水，对如何正确把握文化价值的价值尺度，使人们在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学会调适价值取向，如何理性地、正确地确立文化价值评判尺度，如何采取科学态度，积极引导人们进行文化价值取向的自我调整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研究，提出一些富有创建的观点和主张，撰写了《文化价值与文化价值取向》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化报》刊发后，被《新华文摘》转载。

1990年，余爱水从营教导员调到空军政治部组织处青年科工作。从青年干事到青年科长再到组织处副处长的5年时间里，在空军部队青年工作岗位上，他的学识、他的能力、他的才华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结合当时青年官兵现实需求和时展要求，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空军的四个部队和院校，围绕坚定青年官兵理想信念、帮助青年官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展“人生导游”、“道德培育”、“四年定向读书成才”、“军旅生涯二百周”等时代特色鲜明、青年官兵喜闻乐见的系列活动，得到青年官兵的热烈响应，受到各级领导和首长的高度赞扬。

在空军组织处工作期间，先后组织宣传了在全国全军具有重大影响的“模范科技工作者李小奇”、“用生命追赶现代化的机务标兵李光南”、“模范飞行员陈加亮”、“秦正光见义勇为英雄群体”等时代先锋的先进事迹。

2007年，余爱水做客中国军网，在与网友交流有关学习的话题中，他说，自己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最少不少于1小时，通常情况下在3到5小时，星期天、节假日一般都在6、7小时以上。“学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看电视、阅读手机新闻，都是余爱水获取信息、广猎知识、开阔眼界、增长才干的重要渠道。看电视，随时把自己感兴趣、有价值的信息记录下来。通过手机订阅了军事新闻、国际新闻、世贸英语、观点等10几种信息杂志，第一时间了解掌握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重要新闻；长期坚持，收获甚丰；不但掌握了大事、把握了大势，而且通过思考判断，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20年打磨《军事与经济互动论》

2002年9月，47岁的余爱水考取国务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历史学家及财政科学研究所创始人、第一任所长、财科所研究生部创始人许毅教授门下唯一一位军人学生。许毅对余爱水的学识、人品、求学精神非常欣赏钦佩。他说：“余爱水平时的学习非常刻苦，同时为人也非常正直，他善于提问题，善于思考，也深入实际，绝不说空话。”

一次余爱水和许毅教授交流时，许毅对余爱水说：“一个国家是否列入世界强国之林，是以科学技术尤其是军工科技能否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为标志的，军工科技是国民经济强弱的测量器”。受许老的点拨和启发，余爱水认为：“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单纯的军事，也没有单纯的经济，军事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并已经融为一体。”这一认识，为余爱水从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规律和特点上研究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开启了大门。2004年，他在即将完成博士学业之前，将“军事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确立为毕业论文命题。

2004年5月份，余爱水带着长达25万字的论文，参加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生论文答辩。

答辩委员会主席、人民大学陈共教授认为：“余爱水的博士学位论文《军事与经济互动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揭示了经济与军事这一对矛盾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宏观性、战略性选题，超越了以往关于军事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维模式，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命题本身就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答辩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振一教授评价道：“论文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在吸收中外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外军事实践经验反复梳理和提炼的结果，使文章对问题的分析具有格外的说服力。”陈共教授在答辩评议书中写道：“在论文答辩中，余爱水很好地回答了各位委员提出的问题，答辩委员会表示满意。经无记名投票，全票（7票）一致通过余爱水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致建议授予其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5年10月，《军事与经济互动论》由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专家学者称，《军事与经济互动论》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构建了一门新的学科体系，在世界上也处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先水平。

《军事与经济互动论》是余爱水经过20多年的学习、积累、思考，打磨的一部向传统学术挑战的精品力作。

《军事经济互动论》从独特的视角揭示军事与经济四个特殊矛盾：周期性与骤需性矛盾、可求性与受制性矛盾、负重性与无补性矛盾、内耗性与外依性矛盾。提出了“隐形战争”的概念，既指依靠强大军事力量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干涉内政、挤压国际活动空间，对军事力量实施非核非常规战争形式的使用，以达成战略目的的一种特殊战争形态。第一次明确提出军事对经济有双重作用，在承认其消极作用的同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在内涵与外延上都进行了拓展性研究，提出了军事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同时，还可产生科技牵动、需求拉动、生产联动、贸易促动、就业带动、转移流动等对经济的直接驱动作用。提出以综合国力为支撑的现代战争，必将使科技领域成为“第一战场”，战争首先从这里打响，决战在这里展开，胜败由这里决定。还创建性地提出了确立六种战略发展观：即和平成本观、军事产业观、全维战争观、不战而和观、均衡裁军观和科技决胜观。

近两年来，《军事与经济互动论》受到部队官兵和学术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引起热烈讨论，产生诸多共鸣。其实，更多的军事专家更认同“互动论”中的“隐形战争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必将对中国军队新军事变革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

2006年8月，在全军首届政治理论优秀成果评选中，《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获一等奖。2008年10月，《军事与经济互动论》获得第二届许毅财经科学奖励基金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胆大必须“艺高”

近年来，随着职务的提升，余爱水更加感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他的思考空间开始不断拓展，在关注军事与经济的同时，对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探寻思索，提出了一系列颇富见地的思想理论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对于如何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理念在军事领域的辐射作用，他提出，在信息化战争中，不能继续沿袭以大量牺牲将士生命来换取胜利的作战思想。牺牲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还说是战争的胜利，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甚至不需要这样的胜利。军人的生命也应珍惜，也要得到保护，哪怕是在战争中，也需要尽一切可能把伤亡降到最低。这就需要对作战理论和指导原则进行重大调整，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观念，使之产生革命性变化。

关于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问题，他主张，在新军事变革和我军战略转型建设中，要把武器装备发展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捆绑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核心价值观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保证，必然肩负着双重特殊功能，既要在整体的战斗力中成为战斗力的重要要素，又要为战斗力的提升提供精神依托和方向规范。

关于对富国强军的认识，他说，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远离战争，保持长盛久安，就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军事实力的快速持续增长。中国是当今世界和平的主导者，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只有当中国富国和军队强大高度统一时，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愿望才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和美好结果。

关于政治工作改革创新问题，他感到，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必须进入忘我状态，超越各种杂念，拿出足够勇气，展现特殊智慧，尤其要理性判断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从陈旧思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变创新与稳妥对立的观念。不能因为创新而冒泡，也不能因为稳妥而保守，一定要把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事实上，创新从本质上讲是稳妥的，真正的创新是不会冒泡的。因为创新是对客观规律的发现和遵循，只要是科学的创新，是不可能出现偏差的。

胸怀祖国 展望未来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余爱水说：“我所有的经历与成功都来源于知识为我注入的巨大力量，不断坚定我将知识和理论转化为实际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走上领导岗位后，余爱水以新时代领导干部特有的忧患意识，时刻站在军队建设发展的全局高度，以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独辟蹊径、破解难题、推动发展。

腹有诗书气自华。余爱水的讲座或报告有个特点，那就是“零”准备，每次报告，都是一杯开水、一个话筒，娓娓道来、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官兵听了他的报告或讲座后，无不深受教育、深受启发，有的官兵感慨地说，听余爱水的报告很震撼、很过瘾，不但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更能激发军人神圣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零”准备的说法，余爱水说：“你是和你的兄弟朋友在交流思想、交流感情，还要做什么准备吗？还要拿个稿子念吗？如果那样，就会让人觉得你不真不诚，当然也就不会有好的效果了。”

2006年5月23日，余爱水应邀到甘肃省酒泉市作形势报告，他没带只字片纸，从世界军事格局到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3个小时的演讲报告，令聆听报告的数百名党政军干部大为惊叹和折服。余爱水有理有据、思维超前的思想观点使在座的地方领导大惑不解，没想到一位军人不仅对军事战略、国际战略研究认识如此深刻，而且对经济脉搏的把握得如此到位更是没有想到。

世界科技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1月10日，随着首尔大学“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成果”调查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的，近几个月来沸沸扬扬的“黄禹锡事件”大体算是尘埃落定了。这份报告认定黄禹锡科研组2004年及2005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源于数据编造。

11日，韩国政府宣布，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去他担任的一切公职。《科学》杂志12日正式宣布撤销黄禹锡等人两篇被认定造假的论文。13日，首尔大学宣布，要对黄禹锡等七名该校教授作出惩罚。首尔检察厅和韩国监察院也宣布联合调查黄禹锡科研组经费使用情况。

“黄禹锡事件”造成的冲击是全球性的。

媒体与政府合力铸造神话

黄禹锡造假一事对韩国社会的影响在外界看来有些难以想像。去年12月16日，当黄禹锡承认自己的实验有“致命错误”时，有干细胞概念股上市的韩国高新技术股指数呈现近乎恐慌的暴跌，创下2004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总市值一天之内就缩水近3.3％。而实际上，整个韩国的股市当天都受到了明显的压抑，美国《商业周刊》称此现象为“黄禹锡冲击”。

除了股市，受到严重冲击的还有韩国民众的自尊和自信。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是首先对黄禹锡提出质疑的媒体。在一个民主和开放的社会中，按照常理，MBC应该赢得的是掌声。但出人意料的是，MBC不仅没有赢得掌声，反而迎来了愤怒的民族情绪。节目播出后，韩国民众对MBC发起罢看运动，广告商要抽走广告。而那位敢于说真话的编辑，则被迫离开电视台。

黄禹锡的败露之所以引起韩国社会如此强烈的反弹，在于黄禹锡在韩国民众心目中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英雄”。可以说，黄禹锡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希望。

黄禹锡本人的故事也犹如一个神话。1953年，黄出生于忠清南道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喜欢牛，并立志要成为一名兽医。1999年，他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体细胞克隆牛；2002年克隆出了猪；2003年又首次在世界上培育出“抗疯牛病牛”；2005年他的科研小组成功培育出世界首条克隆狗“斯纳皮”。

从2001年起，黄禹锡的研究重点从动物转向了人类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这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名声和不久之后的灾难。2004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轰动了全世界。

整个韩国为之沸腾，从报纸、电视、电台、通讯社到网络媒体，对他的成就不遗余力地进行报道。为了突出黄禹锡新研究成果的开天辟地性，韩国媒体着力宣传黄禹锡研究结果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有了这个成果，韩国就可以站在世界克隆治疗的前沿，糖尿病、帕金森氏症等这些困扰人类的疑难病症很快就会在黄禹锡的领导下被攻克。

很快，政府也参与进来，给黄禹锡提供了高达数百亿韩元的科研经费，为他提供24小时的保镖服务，并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黄也不再需要在大学教课。

在媒体与政府的合力之下，“黄禹锡神话”很快造就，黄从此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

民族主义助力

在总结“黄禹锡事件”给世界带来的教训时，大多数分析者认为除了加强科学家的品质建设以及学术制度的完善之外，最为关键的仍在于消除学术腐败产生的社会土壤。

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分析说，在韩国特定的环境中，黄禹锡得到了极大的政府支持和民众近乎膜拜的景仰，从而造成了虚荣心的极度膨胀，最终在急功近利、回报国家的渴望中，酿造了悲剧。

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崔志鹰告诉《望东方周刊》：“韩国是个‘争气’的民族。韩国人刻苦、积极向上，努力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浮躁的心态。”

曾编写《韩国人：他们是谁，想要什么，未来何在》一书的作家迈克尔・布林说：“在追求第一的过程中，他们似乎想抄近路。”崔志鹰则说，“快、快、快”是韩国人的常用语，只讲速度，忽视质量，所以才会产生各种腐败现象，包括学术腐败。

韩国从来没有掩饰自己追赶世界一流的勃勃雄心。2000年，韩国政府制定的科技发展目标是：2005年，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2位，亚洲领先；2015年，科技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0位，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科研中心；2025年，科技竞争力世界排名第七位，部分科技领域居世界主导地位。

黄禹锡的干细胞研究正是被韩国政府寄予厚望的科技发展领域。2005年10月，韩国设立全球首个国际干细胞中心，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亲自出席了成立仪式，并致辞说，韩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使新成立的机构成为全球干细胞研究的中心。

崔志鹰认为，政府为了在世界上占据一定的位置，加大科技的投入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政府也浮躁，急于出成绩，就容易出问题。

塑造“黄禹锡神话”的另外一部分关键性力量是媒体，这同样可供全球反思。韩国新闻基金会在1月12日的一份调查指出，“在本地主要电视网络有关科学新闻的报道中，其中75．4％的内容是关于韩国人的发现。”

不管是政府支持还是媒体“造神”，其背后都体现出了一个民族诉求，只是这个诉求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客观规律。

上海大学人文学者朱学勤教授告诉《望东方周刊》：“黄禹锡事件的背后客观上存在民族主义助力。”由于质疑黄禹锡而被迫“出走”的韩国文化广播公司编辑事实上并非第一次触犯众怒，之前，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节目，揭露三星公司违反劳工法例，结果公众认为，他抹黑了韩国的标志企业。

从这个角度而言，黄禹锡的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压倒理性的结果。近代以来，韩国是一个有着相当长时间的民族屈辱历史的国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韩国向世界一流追赶的强烈诉求完全不难理解。黄禹锡事件给了所有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一个警示，在追赶的过程中需要十二分的理性。

阳光政治最终胜利

1月12日，黄禹锡在沉默了数周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其论文造假一事公开向韩国国民道歉，表示对论文造假负全部责任，请求得到宽恕。

13日，黄禹锡再次向民众表示道歉并请求原谅。他说，“我其实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我甚至无法抬起头来，没想到道歉会如此困难。”

虽然困难，但毕竟还是道歉了。而且在他之前，11日，首尔大学校长郑云灿也向公众道了歉，而他与此次事件并无直接关系。

其实，这一事件对于全球的启示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它也有正面的意义。朱学勤说，黄禹锡事件的处理过程总体来说比较迅速，高层领导没有进行干预，“说明这是一个认真、倔强、爱憎分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