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理论范文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1篇

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演化

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理论按照时间顺序可划分为两个阶段：早期金融监管理论和现代金融监管理论。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被称为早期金融监管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则被称为现代金融监管理论。

早期金融监管理论

早期的金融监管理论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相联系，其主要内容是货币监管，包括统一货币发行、统一票据结算和充当最后借款人。

早期金融监管理论所处的时期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看不见的手”，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却是一个例外――它没有受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其原因主要有：

（1）当时的私人机构具有发行货币的权力，但其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因此，统一货币发行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尽管当时有的理论反对货币统一发行，但是支持货币统一发行理论的影响更大。亚当・斯密从“真实票据原理”出发，提出了货币“回流原则”，即各家银行单独发行的超出了实际生产需求的多余货币会自动回流到银行系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即货币的发行权没有必要统一。其后，以托马斯・图克为代表的银行学派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回流原则”。然而，亨利・桑德在关于纸币是否应该与黄金兑换的金块论战中及以后以奥弗斯通勋爵为代表的通货学派都指出了“回流原则”的一些矛盾，指出社会信用的扩张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货币的发行权应该统一。最终，通货学派在与银行学派关于货币发行权论战中大获全胜，货币发行权也逐渐统一到中央银行。

（3）尽管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但是18世纪、19世纪的数次由挤兑引起银行危机进而造成实体经济的萎缩。因此，货币在现实中并不是“中性”的。基于此，中央银行不仅需要统一货币发行和票据结算，还应该进一步承担银行信用“保险”的责任，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最终贷款人角色的确立为中央银行后来的进一步监管奠定了基础。

现代金融监管理论

现代金融监管理论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及其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主要包括：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公共利益理论；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激励冲突理论；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自由化理论； 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主要基于庇古、萨缪尔森提出的福利经济学。该理论认为市场失效的存在减少了社会福利。因此，为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应实施金融监管以提高社会福利。

20世纪60年代，科斯提出私人部门的非政府监管理论。这一理论在金融监管上的反映即是金融监管的激励冲突理论。私人部门的管理者会意识到外部监管的存在可能会减少金融企业运行的成本。因此，他们会自愿组织起来对单个私人金融企业提供外部金融监管。而且，该理论认为，外部监管不应该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

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利率受管制且真实利率非常低，呈现出“金融压抑”的特征。麦金农和肖分别于1973年提出了针对“金融压抑”的金融自由化理论。该理论在金融监管上的反映即金融监管的自由化理论。金融监管的自由化理论主张放松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

进入20世纪80年代，米什金认为经济本身是不稳定的，需要政府干预以抑制这种不稳定。米什金的理论在金融监管上的反映即是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即金融机构对经济本身的不稳定负重大责任，政府应该对金融进行监管。

现代金融监管理论的内容及评价

和早期金融监管理论相比较，现代金融监管里不仅强调金融制度本身的稳定，更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内容也更加丰富。但是，由于分支众多，现代金融监管理论流派优劣并存。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

该理论认为市场在很多时候也会失灵，而市场的失灵会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在金融业，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储户可能对银行的运营状况并不了解。一旦某家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所有的储户可能认为其他所有银行的运营状况也较差，从而导致所有的银行都被挤兑，银行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就有可能产生。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税收、补贴、管制等手段对金融业进行监管。

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假设政府是为公众谋利的，代表大众的利益。在现实中，政府不一定代表多数公众的利益，在通常情况下则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政府政策也经常明显偏向于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其次，为了消除垄断、促进竞争、提高效率，该理论主张不同的监管部门间竞争。这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多重监管，其结果可能是监管效率低下。

金融监管的激励冲突理论

该理论着眼于私人部门进行的外部监管，强调金融监管的原因和金融监管的方式，其目的在于试图保持金融合同的公平性、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首先，该理论认为私人部门监管有利于反垄断，而且它还会产生其他的好处：（1）提高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2）金融业内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监管还会便利投资者的交易。这些好处使得众多的私人企业联合起来对本行业进行外部监管，这就是所谓的“原子监管”。

其次，该理论认为政府监管者是被监管者和纳税人的人，被监管者和纳税人是监管的委托人。纳税人因为纳税而要求政府实施金融监管，被监管者为了保持市场秩序而要求政府实施监管。但作为人，政府部门有激励不为被监管者和纳税人的利益着想。即政府部门监管者存在着自私的倾向。

再次，该理论认为通常情况下，被监管者会向监管者施加压力或进行游说，以反对其他被监管者对监管者的压力或游说，或实施有利于己方的监管措施。面对压力或游说，私人部门监管者和政府部门监管者可能表现出的态度不一样。由于私人金融企业的破产可能性高，私人部门监管者可能允许低质量的企业存在；而考虑到政治因素或其他因素，即使对强力集团屈服，政府部门监管者的表现也可能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无论如何，私人部门监管者或政府部门监管者都应该尽量不受压力集团的影响。

最后，该理论认为，政府部门监管或私人部门监管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此，不同的监管部门可能都对金融业实施监管。

金融监管的自由化理论

1973年，麦金农和肖分别开创性地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在麦金农和肖看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金融压抑”，即政府对金融的监管歪曲了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被人为压低、汇率被盲目高估等。

政府不适当的金融监管导致了“金融压抑”，“金融压抑”又迫使政府采取进一步不适当的金融监管。首先，低贷款利率吸引了超额的贷款需求，贷款需求大于贷款供给。为此，政府不得不采用信贷配给政策限制贷款的数量和对象。其次，低的存款利率降低了居民储蓄存款的意愿，居民转而将资金转离银行部门，有的则流向国外资产。为了防止资金外流，政府在高估本币的同时不得不严格限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活动。

因此，麦金农和肖建议放松金融管制，使金融资产价格由市场决定。进一步，麦金农认为，放松金融管制应该有优先顺序。即，在金融自由化之前改革财政政策，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提高真实利率，吸收更多的国内储蓄；第二步，放松外汇管制，实现本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最后，彻底放松外汇管制，实现本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实现外部金融的自由化。

然而，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并不完善。首先，该理论认为放松管制、提高真实利率会提高储蓄。现实中，利率的变化会对储蓄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目前的实证研究还没有确定到底哪一种效应占上风。其次，该理论虽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先后顺序，但是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必须是这么一个先后顺序，而且，有的国家在实践中并不这么做。如，波兰在1990年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中就同时放松了利率、外汇管制。此外，该理论在其刚提出的早期并不认为审慎的金融监管原则是重要的。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金融危机则表明审慎的监管原则是何等的重要。

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本身是稳定的，“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指引经济走向均衡状态，经济波动不过是暂时的失衡。然而，米什金的金融脆弱理论却将经济本身视为不稳定的，政府应该通过金融监管防止金融脆弱、经济脆弱。

在米什金看来，人们在金融市场的行为有套期保值型、投机型与庞兹型（借新钱还旧钱）。而这些行为将导致经济本身的不稳定。当经济经历一段时间发展后，人们期望变好，预期利率升高，从而：（1）有的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而破产；（2）人们在金融市场上开始表现为庞兹型行为；（3）原来健全的金融机构也开始变得有问题，而且，有问题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慢慢地，经济开始剧烈波动，产出下降，经济萧条。

为了防止经济本身的这种不稳定，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干预的主要机构是所谓的“大政府”和“大银行”。“大政府”主要指政府保持规模巨大的赤字。大银行”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信用保障，充分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大银行”在提供信用保障的同时必须提供严格的监管，否则，商业银行就容易发生“道德风险”。

然而，米什金的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主要考察机构的作用，如“大政府”和“大银行”，只能适用于具有长期资本且融资行为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当没有长期融资或长期融资不多时，米什金的金融脆弱不会发生。

金融监管理论在衍生市场的应用

相对于其他市场，衍生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一些投资者对其运行还不是很熟悉。而且由于实行保证金交易，衍生市场的风险一旦发生将给参与者造成巨额的损失。因此，各国都很重视对衍生市场的监管。本文将运用公共利益理论、激励冲突理论和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进行分析。

公共利益理论分析

各国政府在对银行实行严格监管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帮助各家银行对付可能发生的危机。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使得银行可以不必完全承担类似“挤兑”的后果。从而，银行在使用这些储蓄资金时可能变得不审慎。银行不仅会贷款给一些高风险的项目，也可能会投资于衍生品。一旦银行在投资衍生品不审慎时，极有可能引起整个衍生品交易清算系统的危机。按照公共利益理论，银行在衍生品交易的不审慎行为违背了公众利益，应该对银行的这种可能行为进行监管，对银行的监管也是维护衍生市场的秩序的需要。

OTC（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合同虽然由参与方自己制定，但在合同的制定过程中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OTC合同标的卖者比买者更清楚其特性。而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市场失效进而损害社会福利。按照公共利益理论，对OTC进行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交易所有一整套的规则对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进行监管。但是，信息不对称仍然可能存在。比如，如果交易所的员工或衍生品经纪公司的员工等利用衍生品的内幕信息从事了内幕交易时，则可能使得不知情交易者发生损失，社会福利因此下降。因此，对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品监管也符合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

激励冲突理论分析

激励冲突理论认为，各种利益集团都可能对监管者（包括政府监管者和自律性的监管者）施加影响或压力。监管尤其是外部监管应该从市场本身角度出发，而不应该照顾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

当考虑到我国的情况时，还应该注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混合在一起，在没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时候，政府就“越位”代之企业积极创办期货市场，以期望期货市场发挥积极作用，既解决价格双轨制等带来的市场交易行为混乱、价格形成混乱、合同履约率差等问题，又解决由政府长期完全承担的而越来越不堪重负的“无限责任”或“价格补贴和价格风险”的压力。尽管交易所名义上实行会员制，但由于政府色彩的浓厚，会员并不能对交易所运行过分干预，从而导致期货交易所的产权不清。从激励冲突角度考虑，交易所的体制需要改变，或者进一步完善会员制，或者向公司制转变。

金融脆弱的监管理论分析

按照前面的分析，“大政府”是指政府保持规模庞大的赤字，并且赤字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为了抑制经济本身的脆弱性，政府不仅要保持较大规模的国债，而且在国债的发行方式、期限等进行合理的安排。

按照国际经验来看，拍卖将是国债发行的主要方式。国债拍卖方式主要有多价格拍卖或歧视性价格拍卖、单一价格拍卖。尽管目前业界还没有在采用哪一种方式拍卖的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多价格拍卖优于单价格拍卖。我国在选择拍卖方式上，不仅要参考已有的理论依据，更要结合我们的国情。我国目前自主提出了一种混合多价格拍卖方式，结合了单一价格拍卖和多价格拍卖的特点。

国债期限结构对国债衍生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非常重要。如果期限安排不合理，那么就很难建立合理的国债利率期限结构，投资者很难预测国债现货和国债衍生品的价格走势，增加了国债衍生品的价格变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此外，如果期限安排不合理，那么不同时间的可交割国债数量起伏比较大。在可交割国债数量较少的时间里，逼仓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从而给国债衍生市场和现货市场造成巨大风险。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2篇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不同历史条件下证券监管制度的不同选择受制于政府目标的不同侧重。譬如一个新兴市场在其起步之初往往采取上市企业的实质性审核制度和优劣管理，原因之一即在于新兴市场上的投资者非理性和知识智力的匮乏远较成熟市场严重，故而政府在“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指标上赋值较高。由于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采用实质性审核制度对该指标的效果值较大，使得监管者必须选择该制度才能满足对该指标的目标值。随着市场进步和投资者日趋成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该指标的低目标值将使得该制度在该指标意义上不一定成为必要。不同国家的政府监管者对于目标定位的差异决定相关证券监管制度核心的取舍。在西方成熟市场上，证券法律体系的核心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者并不直接干预资本形成的数量和产业构成，而新型国家的监管则大相径庭。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3篇

2001年12月2日，财富500强排名第七位的美国能源业巨头企业安然公司(Enron)突然依法提出破产保护。安然神话破灭，动摇了美国证券市场诚信度，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实性、财务报表可靠性、证券分析师推荐有效性以及评级机构结论可信度产生了置疑。国会12个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司法部、劳工部的养老金与福利署为此先后成立专门调查工作组。对安然事件责任的追究，更为重要的是要审视其揭示的证券市场运行中存在的漏洞以便提出改革措施。因此，尽管参与处理安然事件各方利益不尽相同，但就通过改革完善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和信用制度却是基本共识。目前美国监管体制的改革虽然尚在展开，但重建证券市场信用体制的思路及有关设想对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安然事件的处理机制及美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系

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不仅与上市公司现有业绩相关，更与投资者对市场发展的未来预期以及由此确立的投资信心相关。为确保这一信心的稳定，通过强化监管保证证券市场诚信力至关重要。投资者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证券市场能够促进资本形成和有效配置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心理支撑。夯实这两个信心基柱是各国证券市场监管共同追求的目标。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作为证券市场的主体，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决定着证券市场能否有效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因此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确立信心的基本动力。

支撑这两个基柱的关键是信息披露问题，即披露的信息必须确保证券价格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每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基本面情况和整个证券市场的风险状况。只有在此基础上，投资者才能对未来进行合理预期，进而作出符合自身风险容忍度的投资选择、购买自己偏好的企业的证券；企业进而从投资者手中得到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与其风险和经营业绩的前景相符合，达到了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也是在此基础上，监管机构和政府得以及时地发现问题，有效地保护投资者权益，并能防范市场系统风险。所以说证券市场实际上是信息市场，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准确，信息披露的全面性是建立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基础。在监管体制建设中，保证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和全面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证券监管机构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是否完善，更有赖于公司治理结构改进是否强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会计师和律师等中介机构是否能保持中立和诚信地履行职责，投资银行或券商是否尽职尽责，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立法是否完备，能够保证公正有效行使司法监督，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是否有效及时，政府和企业关系是否清晰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安然事件之后的美国改革正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

目前处理安然事件并推动改革的部门有关国联邦直接负责金融监管机构的关联储、财政部、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由这4部门的首脑组成的、直属总统办公室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基于1987年股市崩溃教训而设立的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其目的就是要加强金融交易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防范整个金融系统危机发生。小组当前任务就是应总统要求对安然破产涉及的政策缺陷进行研究并提出改革思路。目前，白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形成了三个改革思路。

第一，白宫的改革思路。

白宫改革思路集中反映在总统“十点改革”方案中①，方案着眼点就是要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向投资者提供更准确更及时的信息披露，促使公司执行人员对自身行为承担更密切的责任以及加强审计体系的独立性。总统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HARVEYLPITY)先前已经提出并由SEC大力推动的。计划明显强化SEC的权力，特别是对审计人员的监管力度。此外，SEC还力图通过引导证券执法人员没收公司虚报利润时所获得的公司分红和股票收入强化对违规企业的惩处力度。从运作程序看，除第五点外，其他措施并不需经过国会立法程序，SEC就可依照现有法律框架进行实施。虽然“十点计划”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大体表明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改革的基本趋向。本来，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哈维—皮特是作为布什放松政府管制的得力人选入主SEC，从去年夏季布什就期望皮特放松证券市场的监管。但是安然事件爆发后的政治压力，使布什和皮特已经成为这10年里最强调政府监管的政府官员，并主持这10年来最庞大的强化证券市场监管的系统工程。

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改革设想。

证券交易委员会是美国政府机构里专业精神最强、决策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少的机构。通常情况下，白宫对证券交易委员会运行没有直接影响力。但这一次两者之间达成默契，总统10点建议已成为证券交易委员会改革遵循的基本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直接监管部门，对推动这次改革负有重要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路强调对现有的公司信息披露进行制度性改革，但没有把重点放在加强稽查和司法惩处力度和效率，在短时间内严惩违反现有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上，人们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的稽查工作和司法力度已运用得相当充分，所以仅限于要求国会增加经费以便雇佣人员强化稽查力度。SEC主席皮特在参议院3月21日听证会上提出了三项改革措施的基本思路。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

改革目标主要是致力于改善上市企业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重和及时性。在及时性方面，要求上市公司年报的提交时间从90天缩短到60天，季报由45天缩短为30天。在提高质量方面，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中有关“公司管理层的内部讨论和分析”部分是这次改革的关键部分。规定要求上市公司详细揭示那些能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如表外财务安排，上市公司要对历史业绩和发展前景提供重要线索，以使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全面评价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和经营业绩以及发展前景。这一改革措施就是要使投资者能以“管理层的视角”来观察其投资的公司并识别公司收益和现金流面临的风险。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提出4个提案。

其一，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应简明扼要，以便投资者发掘出所需要的细节信息。安然公司2000年年报就是利用文字游戏把重要交易信息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脚注中以把财务状况健康程度等重要信息掩埋起来分散投资者注意力，即使细心的投资者看到也难以读懂全部内容并了解交易的背景。

其二，通过强化总裁(CEO)个人责任追究来改善信息披露的质量。现行规定虽然要求CEO要在该公司所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备案的信息披露材料上签字，并对注册申请书中的虚假陈述和漏遗负有个人责任。但CEO通常可以诉诸“克职尽责”来为个人责任进行辩护，并以他不相信或者没有充分理由可以让他相信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有实质性的虚假陈述或遗漏来推脱责任。

其三，要求增加一项及时公告上市公司管理层各项交易，包括管理层与公司关联交易的义务。管理层的问责和管理层个人交易的透明化十分重要。从安然事件中可以看到，据指责，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利用交易方只要是本公司就可推迟13个月披露股票交易信息的规定，一方面以虚假信息诱导公司员工和其他投资者继续购入公司股票，另一方面他们则可将自己持有的价值11亿美元的股票借机抛售而转嫁损失。此规定导致公私利益冲突和内部人交易的问题。

其四，要求上市公司在季报和年报之间增加应披露事项和范围。新规定要求公司必须于一个重大行为发生后第5日或15日内公告披露信息，其中包括职工福利计划、企业核心官员离职、违约及其它能引起直接负债或造成负债快速增加的事件、某些企业道德准则和管理层、董事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的放弃。所谓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放弃含义，就是董事会消极履行监督职责，对一些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司集体利益冲突的问题采取不积极阻止的做法。根据新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董事会也要负相应的责任。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措施。

新的公司治理准则核心手段是增进公司管理层个人的责任和诚信，就是要通过管理层个人责任约束促使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皮特指出，由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各个方面不能积极或监督不力，或者有意规避规定而造成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从安然事件就可看到，据指责，公司董事会允许AndrewS．Fastow(安然公司的CFO)成为LJM2Co—Investment和LJMCayman等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使得这些企业可以与安然公司进行大量关联交易，随后董事会又未能对这些交易行为给予认真关注，从而使Fastow从中赚取了3000万的收益，这些交易行为最终使得安然公司在2001年11月对其财务报表进行重大调整。同时，安然的审计和协调委员会以及财务委员会，尽管其负有对安然公司财务报告最终监督职责，以及对Fastow的LJM交易的定期检查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深入调查，因为这些部门片面听信安达信的审计和监督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委员应该独立于被其监管的公司以保持其中立性，但安然审计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或在安然赞助的机构工作，或直接担任安然公司一个部门的咨询人员，这种业务联系使得审计委员难以保持其独立性。

为了保证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推进，2002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纳斯达克(Nasdaq)配合其改革措施，即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上市前达到其所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标准。其中涉及到公司独立审计委员会的有关政策，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持股情况，股东的选举权安排，以及其他一些能影响到股东持股利益的事项。证券交易委员会现要求NYSE和Nasdaq重新审视他们对公司上市标准中的重要事项的规定，其中涉及到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成员的任职资格问题，以及上市公司的行为规范。

——关于公司会计制度改革措施。

SEC认为会计制度改革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会计制度是改善公司财务数据信息披露准确和全面性的基础。其改革措施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审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行业，二是制定会计标准的程序。

其一，推动成立公共责任委员会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SEC建议成立新的民间会计管理组织公共责任委员会(thePublicAccountabilityBoard简称PAB)，其职责是从业外定期审查会计企业的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以及处罚那些不称职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业组织和个人。目前，美国会计行业自律组织是公共监管委员会(thePublicOverseeBoard简称POB)，其主要职责是监管全关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自律活动。其中包括同业互相审查制度，通过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评估成员企业对自己的审计失败行为所做解释的合理性，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制定相应措施改善会计审计质量控制体系。目前，提出成立PAB的原因是公众认为POB的监管活动直接受制于它所要监管的行业，POB成员都得听命于AICPA而难以保持独立地位。另外，皮特认为，POB经费来源于监管对象而使组织的独立性大打折扣。由此，皮特设想，新的行业管理组织绝大多数成员要由非会计行业成员组成，并且为了保证组织的独立性，其活动经费应来自于接受财务审计的公司客户。上述措施能否有效解决会计行业业已存在的问题，目前仍有一定争论。沃伦—巴菲特认为，问题不在会计审计方面，而在公司董事会中负责公司内部审计的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发现不称职的审计师，一般情况下，审计师非常清楚其客户的情况。问题是如何使那些审计师在应该说“不”时必须说“不”，巴菲特认为仅此目前的审计委员会足以胜任。SEC前任主席阿瑟·莱维特(ArthurLevitt)则提议，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应每5—7年更换一次，不是仅在同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内更换合伙人来保证审计师的恪尽职守。

其二，提高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能力。1990年代以来，荚众多会计事务所为增加收入和咨询服务丰厚报酬的驱使，在向客户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开展管理咨询服务，鉴于两者兼顾造成目前审计工作独立性受到影响的弊端，SEC力图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不过，究竟是对咨询服务进行一定的限制，还是把两者完全分开，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三，改进会计标准的设定。当前SEC将实施有效措施确保会计标准能以更有利于市场和投资者方式予以执行。SEC虽然拥有为上市公司制定会计标准的法定权力，但SEC一般倾向推动由代表投资者、工商人士和会计人员组成监察实体的财务会计标准理事会(FASB)中介组织来制定，并由其推荐标准报经SEC评估认可。FASB标准确立了能被用于财务报表编制工作的会计确认、会计计量及信息披露等原则。鉴于安然事件，SEC拟议中的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支持中介组织进行标准设定同时，SEC要运用现有权力加强标准制定过程的监督，以确保FASB按照投资者最大利益行使其职能，具体措施包括：(1)拓宽资金来源，(2)富有建设性地参与FASB成员的选择和FASB办事处的设立工作；(3)对已采纳的标准行使复查权力；(4)确保FASB颁布以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的新的会计标准。

二是强调会计标准要以会计原则为基础，而非以规则为基础。安然事件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标准为安然财务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钻制度空子的机会。2001年11月安然公告中相当篇幅把有关1997年度发生的5100万美元的审计调整一事视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而不予披露。如果这些调整入账，会使得1997年度的报告收益由10500万美元缩减至5400万美元。这些调整将使得收益下降将近50％，但是审计机构的安达信认为这些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并不重要而予以删除。安达信的首席执行官JosephBerardino在国会的证词中说，作为不符合重要性原则来处理是因为安达信将净收入视为“会计人员所谓的‘正常性收入’”。这是一个扭曲规则的明显案例。

三是SEC现在呼吁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加快会计标准的修订、以适应近20年来金融衍生工具、金融交易和实体的发展需要。

目前，SEC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贯彻皮特提出的改革方案。首先，SEC提供了正确使用和限制使用模拟公司财务数据的指导意见。并在此后SEC进一步的警告性建议，第一次表述了对上市公司披露主要会计准则的义务的要求和指导意见，并宣布2002年其工作人员将监督所有《财富》公布的500强公司提交的年报。这一措施将加强SEC对公共公司的财务和非财务披露的复查程序以便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2002年初，SEC初次宣布要建立全新的民间监管实体对会计行业进行业外监督的理念。随后，SEC圈定了2001财政年度有关表外财务安排的年终报告中需要经理人员内部讨论和分析的问题。根据这一要求，证券行业及其自律机构在SEC的指导下，宣布了推荐规则来增加分析师(投资)推荐的透明度。随之SEC宣布其计划公布在公司披露方面亟待提高的各个方面问题。同时，SEC要求纽约证交所和Nasdaq关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安达信的司法指控，SEC进一步了旨在保证面向投资者和美国资本市场的连续有序的信息流的命令和临时规则，并着手对资本市场评级机构的活动和影响进行正式的准司法调查。2002年3月，SEC对上市公司IGIInc的前首席执行官提起法律诉讼，旨在追回其因为虚报的财务业绩而获得的分红、期权和薪资。这是?被崂锍瘫降墓ぷ鳌?月11号，SEC投票批准了提出的关于加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周期和增加披露内容的两个相关议案。

第三，国会的改革设想。

就改革措施国会已提出35个议案，总的来看，主要措施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401(k)离退休计划。

所谓401(k)离退休计划，是让雇员为自身离退休生活进行储蓄和投资的离退休投资工具。这种计划作为事先约定的离退休金贡献由雇主发起设立。雇员将资金投入该计划，雇主以相等的份额进行配套。一方面因为税收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因为公司股票投入401(k)计划可以确保股票持于友方之手，从而防止公司被其他竞争对手恶意接管的好处。再一方面，这一计划使本公司雇员手中股票必须长期持有不得在股价管制期予以抛售的规定。这一计划在许多公司得以实施。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监管监管机制

总理多次明确指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充分说明市场监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市场监管机制是保障市场监管目标实现的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是否制约科学、合理、完善，事关政府监管职能作用能否有效发挥。这就要探讨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

弄清我国现行市场监管机制的主要缺陷，是提出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依据，也是提高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增强科学性，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的重要方法。我国现阶段市场监管机制存在的主要缺陷，·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监管理论缺失。市场监管理论是研究市场监管内容、对象、特点、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和实践的依据。但就现阶段我国市场监管的理论现状而言，专门研究机构和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市场监管理论形成独立学科体系的瓶颈，市场监管理论明显地表现为市场经济理论和法学理论的重叠和相加，缺乏针对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市场监管缺乏基本理论支撑，是市场监管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根源。

(二)监管规则滞后。从本质上讲，法律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确认。监管规则滞后，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迟迟不能出台，致使政府无法实施监管活动。如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反垄断法》，对垄断行为还没有一部完备的法律规范：二是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市场竞争要求，赋予政府管理部门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行业监管者多重身份，客观上难以保证这些行业的充分竞争。如烟草、盐业、供电、信息产业等部门均属此类。三是法律法规确认市场监管机构承担的职责与其赋予的权力不相适应，致使监管职能难以到位。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法律未授权其对涉嫌违法主体的人身、财产、场所等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致使难以及时搜集当事人的违法证据，查明违法事实，放纵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监管权力分散。我国工商、质监、卫生、农业、林业、经贸、公安等几乎所有政府涉及经济管理的部门都有市场监管的职能。这种体制具有两个特点：一是职能的交叉性，即对同一市场行为设定不同的部门进行监督管理，人为地造成工作中有利就争、有弊就推、互相扯皮的现象：二是职权的层级性，即对同一违法行为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设定相关部门不同的执法权力。如生产不合格种子违法行为轻微的，农业部门可以吊销其《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行为严重的，要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吊销其《营业执照》；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这种权力的设定不仅难以支持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成就感，抑制了监管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而且由于各部门的专业属性和关注点不一致，工作中往往认识各异，难以协调，很难形成合力，实现预期的监管目标。

(四)抗干预能力弱。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对工商、质监、药监等部门实行了省以下垂直管理，但由于法律法规赋予这些部门的权力不足以保证其依法独立履行职责，市场监管活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这种职能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监管活动的开展必然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因此，对明显损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的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屈从于地方党委政府的意愿，很难进行有效的抵制。

(五)执法保障不足。市场监管活动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社会活动，具有监管内容的专业性、监管方式的对抗性和经费支出的不可预见性等特点。但就目前而言，一些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建立起相关业务的技术监测体系，其商品监管职责的履行完全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执法人员的经验、知识进行判断，执法办案经费未纳入财政预算，经费缺乏稳定的财政机制予以保障；监管活动中手无寸铁的执法人员常常遭违法分子的围攻、谩骂、侮辱和殴打。市场监管活动缺乏有效的技术保障、经费保障和执法人员的安全保障，极大地制约了市场监管职能作用的发挥。

我国现行市场监管制的缺陷，使监管成本高、效益低，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系统地进行改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市场监管机制。

二、以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

设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就目前而言，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更带有全局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首先，市场监管机构是市场监管机制运行的主体，市场监管机构的设置、享有的职权及其运行的条件、程序、方式等是市场监管规则的内容。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抓住了市场监管机构这一问题，就是抓住了市场监管机制的牛鼻子，因而具有全局性；其次，建立统一、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从根本上否定了现行部门林立、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各行其是、软弱无力的市场监管机制，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适应了当前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管已由过去的事前监管为主转变为事中监督和事后追究责任的行为。这一监管方式的改革，意味着今后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领域更加广阔，任务更加繁重，难度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市场监管部门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其职权得不到社会各有关方面的尊重和支持，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无疑将是无能和低效的，因而，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具有现实性。那么，如何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呢?

(一)强化市场监管理论建设，充分发挥理论的实践先导作用。理论是实践的主导，以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为核心，全面加强市场监管机制建设，离不开对市场监管的内容、方式、特点、规律及其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离不开对现存市场监管体制的重新调整和架构，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其结果必然是盲目和危险的。因此，必须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加强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一是要对现有综合大学的学科体系进行合理调整，增设市场监管专业，开设市场监管的相关课程，形成以院校为载体、以专家学者为支撑的理论研究和人才教育培训基地：二是要充分发挥现有院校、学会、科研机构和市场监管队伍中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大兴学习和研究之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大胆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理论成果，强化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

(二)加强法制建设，科学设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监管机制的制度框架。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机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现存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创新，必然涉及到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废止，修改和新法律新法规的制订，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首先要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法律法规中不合时宜的、明显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保护行业特权利益的规定予以废止，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利用监管者身份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特权。其次，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市场监管的规律、特点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赋予市场监管部门在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时对市场违法的人、财、物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的权力，为市场监管机构履行市场监管职责提供制度保障。第三，要改变现行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授权交叉、分层级执法的现状，从根本上消除多头执法的制度基础。为建立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机制扫清制度上的障碍，提供法律保障。

(三)深化体制改革，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市场监管机构。一是要以创新为动力，大胆摒弃传统的市场监管理念和方法，要针对现行体制存在的弊端，创新市场监管的理念、体制和方法：二是要以机构改革为先导，按照精简、统一和效能的原则，将职能相同或近似的部门进行整合重组，实现机构，职责和人员的优化和市场监管权力的相对集中统一：三是要以建立相关的技术体系为依托，增强市场监管机构工作的科技信息含量，提高市场监管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四是要以权力的合理配置为重点，切实改变市场监管机构有责无权、权责失衡的现状，赋予市场监管机构及时有效地通过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处的权力。建立一个职责相对统一、技术体系完善、权力配置到位的类似于经济警察的市场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市场违法犯罪的行政处罚和刑事侦查权。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5篇

一、“四个统一”与“四化”建设为新时期的市场监管确定了新理念

(一)“四个统一”与“四化”建设是新时期市场监管的新理念

任何一种政府职能的发挥必须有一定的执政理念做支撑，而执政理念反映了政府发挥职能的政策取向和思想基础，决定着政府的执政思路和工作方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家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监管理念，无论是早些年提出的“三度理论”，还是其后提出的“动态监管”、“执法重心下移”等，均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监管理念。而今我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积极服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成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挥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面临的新形势。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新变化。适时更新监管理念无疑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着眼于服务改革大局和提高监管效能，适时提出了要做到监管与发展、监管与服务、监管与维权和监管与执法的“四个统一”及推进工商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建设的思想。应该说“四个统一”与“四化”建设思想的提出，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规律，既是对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行使市场监管职能的必然要求。

从内涵角度看，“四个统一”把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与促进发展、服务大局、消费和经营维权、依法行政有机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是第一要义，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承担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作为监管的落脚点和中心任务，是必然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也为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四个统一”和“四化”建设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把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置于国家的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进行思考和准确定位的战略选择，必将对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四个统一”与“四化”建设是构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二位一体的必然选择

要进一步提高工商行政管理效能，必须探索构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事实上，近些年来，为进一步强化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理顺管理体制、构建监管机制、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正如周伯华局长所说的“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监管的工商干部队伍，不仅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着眼于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就构建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而言，“四个统一”和“四化”建设二位一体是必然的选择。在二者的关系中，“四个统一”是指导思想，是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标，而“四化”建设是实施保证。是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方法，两者相互联系，互为作用。不可或缺，共同构成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两大基本要素和基本内容。

在“四个统一”中，监管是中心点，发展是落脚点，服务是出发点，维权是关节点，执法是着力点，这种审视与定位，既凸显了工商行政管理的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能，即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核心和本质定义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同时又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如果没有“四个统一”。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发挥也就没有了方向和目标。与此同时，无论是市场监管还是行政执法职能，其发挥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法律法规作支撑和保证。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四化”建设正很好地提供了这种支撑和保证的平台。制度化就是构建固定的监管模式，把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等被人们普遍认可的规则形式明确下来；规范化就是规范监管行为，杜绝任意行政：程序化就是明确监管和执法的步骤、顺序和环节。杜绝任意行政及责任不清；法治化就是一方面健全法律法规，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显然，这“四化”建设的内容都是保证“四个统一”实现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做到“四个统一”的同时，必须推进“四化”建设，两者不可或缺。

二、构塑市场监管职能新取向的战略构想

“四个统一”作为新时期市场监管的指导思想，从宏观上说不仅在市场监管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微观上对于指导市场监管实践同样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既然市场监管理念已经发生转变，那么按照新的理念重构市场监管职能取向无疑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市场监管职能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规制市场主体行为、构建规范市场运行秩序等方面作用日益重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构塑监管取向，对于保证市场监管职能发挥的正确方向、找准着力点、强化效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四个统一”的要求，市场监管职能的新取向至少应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要进一步凸显市场监管的服务性

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人们已对政府在市场经济高效、有序运行中的作用达成共识。但是，在市场经济已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政府是权力导向型的无限政府，而是一种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能由市场机制调节和配置的就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发挥，而在市场不能或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市场失灵”和“市场低效”领域则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当今各主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的管理体制是一种公共管理体制，在政府管理体制及职能的调整和改革中，大都以“新公共管理主义(new publicmanagement)”为理论基础，其基本的改革理念是建设“三E”加“三C”的政府，即“经济、效率、效能”和“竞争力、顾客导向、灵活性或变革力”。应该说这种政府理论和政府管理理念在当今政府管理实践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可以认为是一种国际惯例。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已经

成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应该说，着眼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大背景提出的“四个统一”正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因此。无论是着眼于进一步做到“四个统一”。还是建设服务政府这个大的改革目标，都要求市场监管职能的发挥进一步凸显服务性，以通过市场监管职能的发挥，通过创造优良的市场环境，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为广大经营者和消费者服务，不是为监管而监管，要寓服务于监管之中，在监管中体现服务。在市场监管中凸显服务性，也就等于践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服务政府的职能。因此凸显市场监管的服务性，必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握好监管者与服务者的角色，既不能以管理者自居，只讲监管不讲服务，也不能只当服务者，而放弃监管或忽视监管职责的履行，要做到监管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事实上。在凸显市场监管的服务性方面，各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提出并打造“服务型工商”等。现在凸显服务性已经成为新时期市场监管职能发挥的一种必然要求，应该进一步系统地研究如何更好地打造服务型监管。

(二)要大力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目标，和谐社会理论也是我们党的一重大理论创新。而按照和谐社会理论着力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无疑也是进一步做到“四个统一”的必然选择。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也包括以人为本的经济和谐、政治和谐和文化和谐。显然。市场监管的和谐属于经济和谐范畴。

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主要是提高市场监管主体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和谐，不断化解监管中的不和谐因素建立一种融洽、和谐的监管关系，从而取得理想的监管效果，在和谐监管中。一方面作为被监管者，能够做到自觉接受监管，并切实按监管要求规范和约束自己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作为监管主体要运用和谐理念指导监管行为。增强人本意识。做到文明监管、人文监管。给予监管对象以更多的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监管关系，从而促使被监管者主动接受监管、服从监管及配合监管。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不仅对于进一步做到“四个统一”是必需的。同时它也符合经济学中的激励相容原理。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维茨(Harwicz)的观点。所谓激励相容，是指在市场经济中。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一面，其行为会按自身利益的规则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使“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恰好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则这种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按照这一理论。如果一种监管能够做到激励相容，使监管关系中的监管主体与被监管者利益一致，则大大有助于提高监管效果，因而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则正符合构建激励相容的市场监管格局的要求。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着眼于进一步做到“四个统一”，都必须大力提高市场监管的和谐性。

(三)要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

在监管与发展、服务、维权、执法四统一中，监管无疑是核心或者基础，这主要因为监管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放弃监管或监管缺位无疑等于没有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和权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放弃监管或监管缺位，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市场环境恶化，促进发展、服务大局、生产者和消费者维权及行政执法也就都无从谈起。因此，在做到“四个统一”和推进“四化”建设中，必须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

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也就是提高市场监管的水平和合意性，做到监管内容适当、监管方式方法合理，以达到预期的监管目标。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是决定监管效率与效能的关键因素，如果有效性差，即使实施了再多的监管或会出再多的监管成本，也不会取得预期的监管效果。影响市场监管有效性的因素很多，但一般地说主要包括监管者素质和能力、监管方法及方式、监管职能到位程度及是否存在缺位、是否存在监管失灵、市场监管部门对被监管对象信息的掌握程度等。近些年来工商部门在加强队伍建设、改革市场监管模式、改革和完善市场监管方式方法、推进职能到位等方面，无疑都有助于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方向和措施都是正确和有效的，应该继续推进和加强。而根据管制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要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除上述措施外。还应重点抓好两个环节：一是改善信息约束下的市场监管，在现实中，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常常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管部门不完全了解被监管者的信息，即存在信息约束。政府监管理论近些年来最主要的发展就是在监管过程中考虑到信息约束。提出了激励性监管理论。在提高市场监管的有效性中，也应该借鉴这一激励性监管理论，在监管中对被监管者实施以表彰、政策优惠等为主要内容的正向激励和以处罚、曝光等为内容的负向激励，并最终与被监管者达到激励相容。可以说。实施激励性监管也是构建市场监管长效机制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二是治理监管失灵，监管失灵指“政府作用的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损害了市场组织的效率或带来自身的高成本、低效率”。其诱因包括“政府的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政府被某些企业或利益集团所俘虏、政府官员的、等”。监管失灵是制约监管有效性提高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市场监管实践中，这种监管失灵同样存在，因此必须下气力治理。

(四)要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的规范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体系中，市场监管职能是政府的一种重要经济职能，同时也是政府直接联系与接触社会各层面的重要平台和体现政府形象的主要窗口。监管行为是否规范不仅直接影响监管效果，也直接体现政府形象。因此。要进一步做到“四个统一”，推进“四化”建设。必须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的规范性。

提高监管的规范性，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依法监管。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监管职能。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切实贯彻行政学中强调的“行政是法律的授权、行政是法律的执行、行政要受法律的约束”三个行政原则，不允许突破法律的授权和约束任意行政，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二是在服务型政府框架内，按照打造“阳光政府”和“透明政府”的要求。加强“阳光工商”建设。切实做到政务公开，向社会公开职责权限、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等信息，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法制建设，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近些年来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不完善、不配套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法律法规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监管的要求，这都会对提高市场监管的规范性及效能产生钳制，也不符合“四化”当中的法治化的要求；四是要增强市场监管的执行力。要提高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执行度，做到有法必依、有章必循、令行禁止。执行力是当今管理科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缺乏执行力，管理效能的提高自然无从谈起。在市场监管领域也存在监管执行力不够的问题，如有的法律法规得不到遵守。监管机构形同虚设等。因此。无论从加强法治化建设还是从提高监管效能角度来说，增强市场监管的执行力都是必需的。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6篇

内容摘要：为了提高监管的效果，充分发挥证券市场的功能，本文在借鉴经典监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市场运行和监管的实践，提出并论述了证券市场新的监管方式，强调监管方式的适度性和结果导向：政府监管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对市场缺陷干预能起积极作用的领域；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不要随意干预；界定监管者的权力边界，避免随意监管和过度监管，强调只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而不要试图调控。结果导向，强调目的、手段、结果的一致性，监管结果要符合目的。监管活动的主动预防性：进行潜在问题分析和原因分析，通过完善立法和执法，产生事前的警示作用，消除产生问题的原因。

关键词：适度监管 结果导向 主动预防

问题提出

20年来，取得巨大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作为我国经济逐渐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在宏观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证券市场尽管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仅仅是走过了发展的初级阶段，证券市场的基础还比较薄弱，由于创建时的制度缺陷，以及后来运行的经验不足，存在诸如虚假信息、价格操纵、内幕消息等违规行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原因，是监管者的指导思想、定位和监管方式缺乏有效性。因此，监管部门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努力提高监管的效果就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监管理论回顾

要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提高监管的效果，必须有经典的监管理论，从更深层次探讨这些思想的内涵，完整地理解这些理论，吸取它们中的有益部分，并从整体上运用这些思想。

目前运用较多的监管理论包括“公共利益”、“部门利益理论假说”、“捕获论”、“公共选择理论”、“监管经济学”和“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这些理论各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只是研究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某个特定问题。而证券市场涉及的内容复杂，范围广泛，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其难度远远超过对其他市场的监管。因此，只采用某一种监管理论作为监管的指导思想，很难从整体上准确地研究监管的规律和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监管方式。

监管行为究竟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某些集团的特殊利益的考虑，在理论上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两种假设在监管现实中都能找到依据。在证券市场上，“公共利益假说”强调监管的必要性是因为市场失灵，所有监管措施都必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如信息披露制度、禁止内幕交易等。“部门利益理论假说”的现实性则在于证券监管机构确实受到某些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一些监管措施有利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由此可见，两种假说都有一定的依据，它们能够分别解释一些不同的监管制度和监管行为，证券监管形式的多样性、监管范围广泛性，使得并非任何一个单一的理论假说就能解释所有问题，而必须借助两者进行综合解释。

本文认为，要真正做到有效监管，监管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公共利益论。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护人民的合法性财产，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我国《证券法》第一条明确规定：证券立法是“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在证券市场上，就是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但是，在实践中，要使监管者真正做到从公共利益出发，则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重要的方面是要对监管者给予足够的约束，因为公共利益论只是一种理想，只是作为对监管者的一种道德要求，它忽视了对监管者的约束。因此，在监管实践中，要从道德、纪律、制度、法律各个方面形成对监管者的约束，既要防止监管者以私利损害公共利益，更要防止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谋取私利。

要提高证券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必须考虑“部门利益理论假说”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现实影响。理论上说，监管当局（例证监会）应该代表国家及公众利益，但在实践中，不能认为他们一定会从公共利益出发，他们往往从本部门的局部利益为主要的出发点，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常常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政府现在已经成为市场的利益主体之一了。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或者说证券市场19年的发展，人们没有必要再把政府，尤其是政府和及其监管层看成一个超脱于市场利益之上、可以代表全体各个利益集团的公共利益的机构，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和市场的各个利益主体相等的、一个有自己利益诉求的特权利益主体”（陆一，2008）。这很难说是进步还是倒退，但这是现实。因此，国家要从立法等多个方面，切实保证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政府应该更多地、更清楚地超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它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为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全体投资者，各方面的利益主体来协调利益相关的各种冲突。考虑监管捕获论，是因为这一理论可以提醒政府监管者，政府必须审慎地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因为在政府监管过程中确实有很大的寻租和创租的可能。

捕获论理论应用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实践当中，首先就要求政府在证券市场的监管过程中，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证券市场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参与者的信心，大的利益集团可能也可以捕获监管者，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但中小投资者没有能力捕获监管者，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最需要保护，保护了弱势群体，市场的信心不难建立。

在出台一项证券市场监管法规或政策时，必须对其可能的效果和所付出的代价做出审慎的评估计，要掌握好一个监管的“度”，使监管效果真正有利于广大中小投资者；其次，要尽可能地完善和发展监管技术，健全国家法律法规，使其不受被监管者所利用。

政府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政府监管是从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对市场失灵所作的回应，而政府监管的部门利益理论则认为，确立政府监管的立法机关或执法机构仅仅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利益。两者都有道理，也都有存在的理由，但这两个理论本身都有逻辑上不严密之处，其理论解释力均有不足的地方，因而研究对证券市场监管必须从这两个理论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结论进行综合分析，这对研究证券市场监管的有效性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部门利益理论对监管过程本身的注重，对公共利益论的批评，对政府监管部门代表公共利益这种过分理想化认识的批评，有助于科学地、从现实出发来制定监管政策并考虑政策的执行，分析监管者的行为。在实践中，不能用理想主义的思想来认识和进行监管，不能忽视证券市场监管现实中的和寻租，部门利益理论有助于提醒立法者、监管者对部门利益论、捕获论等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应该时刻警惕监管活动和监管措施是否只是为了某些强势利益集团的私利。例如，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各种准入限制究竟是为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还是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

考虑公共选择理论，则可以提醒政府应该规范自身的行为，改善对经济活动的监管。政府应该引导、补充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只能对市场进行监管而不是调控。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失灵”的认识，当存在市场缺陷时，政府应该反思是否因为自身的过度干预引起市场失灵，是否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市场的问题，政府干预只是最后的选择。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监管者不是道德超人，不能过高估计监管者的公正性，也不能过高估计监管者的理性水平，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工作水平、对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一定比其他市场参与者更高。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前面的结论，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要从制度上保证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此同时，在监管活动中，还应该对监管者实施“监管”，对他们的权力和行为给予一定的约束，以避免。

考虑监管经济学，要求监管者注意监管的成本和收益，不能为监管而监管，不重视监管的效果。

考虑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实际考虑了监管的本质。在证券市场中，除了法庭的被动式执法以外，还需要监管者的主动式执法。因为被动式执法最多只能 “亡羊补牢”，而主动式执法则可以“未雨绸缪”，而证券市场错综复杂的关系，相互联系的紧密，往往是一个小环节出现的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引发整体危机的导火索；出了问题常常都不是小问题，都会对整个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甚至全社会形成重大、深刻的影响。所以就必须加强证券市场监管中“事前”的防范而不是依靠“事后”的处理。要求监管中要遵循“以预防为主”的原则。

考虑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还使人们认识到，在实践中，法律设计很难完备和最优，法律对违规行为常常要么“阻吓不足”，要么“阻吓过度”。因此引进政府监管就是弥补法律不完备的一个合理的制度选择。证券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涉及的范围最广泛的市场，参与者众多，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市场的专业化水平高，运行机制、方式等也较复杂。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和经验设计完备、最优的证券法律体系。在执法方面，对一般执法者证券方面的专业能力要求极高，一般执法者要弥补法律空白是困难的。被动及事后执法对证券市场的违规、违法行为的查处及处罚是不够的，表现出严重的“阻吓不足”，这一点，在中国证券市场上，表现的更加明显。“违法行为多种多样，有法律明确禁止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

监管活动的适度性和结果导向

（一）适度监管

考虑公共选择理论关于“政府失灵”的论述，监管者既不是“公正、无私、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形象，其能力和其他参与者没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也一样会犯错误，更重要的是，政府监管部门有很强的扩张欲望，也有腐败现象，政府的监管并不一定可靠。这样，政府监管者就要避免过度自信，监管要适度，而且监管者的监管职能也应适当限制。这就要求：监管的重心、范围也要合理，将政府监管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将政府监管限定在对市场缺陷干预能起积极作用的领域；市场可以做好的就不要随意干预；界定监管者的权力边界，避免随意监管和过度监管，强调只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而不要试图调控。

例如，监管当局在监管活动和过程中，应该考虑努力防范、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但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调控指数，不能匆忙救市，不能盲目救市，更不能让一些大资金“绑架”着出台救市政策。当然在非常时期，比如，汶川地震、暴风雪等，为了避免市场参与者的极度恐慌而非理性抛售，从而引发市场的暴跌，影响社会的稳定，可以采取严厉的手段，甚至可以先停市。但其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措施，只是短期出台的某一次特殊政策的具体目标，而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指数的涨跌受很多因素影响，监管者关注指数，应该关注影响指数的基本因素而不是指数本身，更不能被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倒逼着被动地维持市场指数的涨跌。否则，监管当局在监管过程中就缺乏主动权。

监管者应该把精力和监管重心放在基本的监管目标（包括“公开、公平、公正”以及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防范市场的系统风险等。但此处需要指出，指数的涨跌当然应该是监管当局考虑的重要目标，因为它涉及市场的系统风险，也就自然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把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以及市场的基础建设，诸如做空机制等影响市场稳定和发展有重大作用的政策何时、如何推出对市场更有利等内容。这样从制度上保证市场参与者没有倒逼监管者出台调控指数的政策的预期，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市场的暴涨暴跌。

根据监管经济学的观点，监管也要考虑收益和成本，政府监管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限定在监管能产生效益、收益大于成本的范围内。

考虑激励监管理论，监管者在监管时，就不能只是一味地严厉和惩罚，还要照顾被监管者的利益，使他们愿意接受监管。

根据法律不完备性理论，不能奢望可以制定出非常细致、全面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但在实践中，制定法律要尽可能全面。

（二）结果导向

证券市场监管有其客观必然性，是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目的管理活动和过程，因此，必须重视结果而不是手段和形式。如何监管、监管什么，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一监管理念说起来容易，遵守起来很难。在日常的监管实践中，人们常常更强调监管手段的完善和运用，监管方式的合理和准确，而较少关注监管的根本目标，很少把监管的保护性、规范性、促进性目标作为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监管过程中，往往就监管论监管，而没有认识到，证券市场监管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市场安全，规范市场的“三公”、效率和市场透明，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结果导向，不是要忽视手段，而是强调目的、手段、结果的一致性，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产生结果，结果要符合目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监管有效性的提高。

监管方式的主动预防性

（一）主动预防性监管的内涵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告戒立法者不要试图制定包含所有可能情况的完备法律法规，由此引出监管的必要性。一般来说，法庭扮演被动执法者的角色，因为法庭在违法事件发生前是无所作为的。而证券监管者则不同，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证券监管者有主动执法的权利。

预防性监管活动的第一层含义是指，有一个明确的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长期行动的准则。而且，根据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立法固然很难做到最优，但立法者、监管者应该在最大限度内超前思维，提高其前瞻性，尽可能考虑得周到、全面、细致。预防性监管方式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监管者应该把重点放在对违法行为进行事前警示，而不只是在事后惩罚。通俗地说，就是主动预防为主，而不是被动地救火、被动应急为主。

在监管过程中，主动预防性监管是指减少不利事件、违规行为发生的概率。被动应急性监管是指降低不利事件、违规行为的影响后果。监管实践中人们习惯于被动应急性行动措施。但从证券市场发展的规律和监管的效果出发，应该立足于主动预防性监管。

预防性监管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证券市场上，一旦出现违法违规情况，往往会对整个市场产生极大的危害，乃至对整个社会致以极大的震动，造成很大的损失。通过事后监管，尽管可以解决违法违规的问题，但是无法挽回已经发生的损失。而预防性监管活动，则可以避免不利事件、违规行为的发生，从而避免了损失的发生。

（二）主动预防性监管方式的具体实施

预防性监管方式，概括起来，就是进行潜在问题分析，找问题，更要找原因，通过完善立法和执法，产生事前的警示作用，消除这些原因。

监管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解决市场失灵和违法违规问题，因为监管是一个过程。监管不是随意的行为，不能以“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它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断地发现问题，持续地解决问题，不断地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过程。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监管者的水平不一定比被监管者高，监管者必须在主动执法、监管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和提高监管水平。

在这个持续的过程中，监管者的预防性监管，要把处理违规与分析产生违规的原因结合起来，既立足现实又要前瞻思考，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

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给监管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目前，这个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法律不可能完美无缺，那么，在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适时地修改法律法规就是必要的。以往，一旦出现严重的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的违规事件，监管者无法处理，因为修改与完善法律有重重困难。根据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既然法律是不完备的，应该通过法律的修改与完善来处理这些违规行为。

要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根据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监管者就要不断发现证券市场中的违规问题并予以解决。包括持续深入地了解、掌握立法者当初制定法律时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然后制定新的法规与法则来补充不完善的法律。因此，监管者的监管过程不是单纯地去寻找违法行为的证据，而是需要找出违法违规行为的原因，把许多精力用于补充完善法律。需要强调的是，监管者补充与完善法律并不是立法，而是针对法律的不完善之处作出补充，为立法提供依据。

法律的不完备性告诉人们，法律的不断完善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分析以往法律法规不适应现实市场情况及其原因，审慎地淘汰这些旧法规，而破除传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其次，制定适应证券市场正常发展要求的新法规，而这种新法规是需要摸索和试验的，并且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和调整。由于这些原因，证券市场必然会出现一段新旧法规交替的较长时期。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法规由于不适应现实而不再发挥作用；传统法规由于难以破除还会起着不利于证券市场建设的消极作用；证券市场的新法规由于需要摸索而不可能一下子全面建立；已经建立起来的法规由于不成熟而不可能毫无漏洞。这四种情况的并存导致总的结果是，证券市场监管法规完备化的建设要经历一个缺乏健全的行为规范的过渡时期。

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是一个过程，不能成为阻碍、拖延完善法规进程的借口。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认识不能只讲大方向，而不愿去正视客观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为之寻求辩解和摆脱的理由，不能以种种“难免”来为证券市场的缺陷开脱。应当依靠大量经验的积累和比较研究以及理性的思考，本质上把握证券市场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从实际出发，尽可能提前通过立法清除这些原因，通过事前警示，使这些潜在的违规行为不出现。

参考文献：

1.贝多广.证券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陈富良.政府规制：公共利益论与部门利益论的观点与评论.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

3.Kane., E. J.. Ethical 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NBER Working Paper,1997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7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 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 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 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

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 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 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 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 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 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 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 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 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9篇

关键词：资本市场；监管；成效；体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3-0071-02

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分析

中国现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分业监管。中国金融体系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但在资本市场上就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中央和地方各管―块，不同品种证券的市场管理者不同。甚至一种证券的―二级市场之间就有不同的管理者。主要表现是：证监会是中央主管机构，地级人民银行在市场监管上颇有影响，财政部、中央银行介入市场管理，地方政府在交易场所的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权利。

自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我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这表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分析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发展。

1.1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

我国现行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可以说是集中型监管体制，在分业集中监管的基础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的统一监管。

中国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证监会作为对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执行机构，监督检查所归口管理部门。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证券机构的审批，这意味着对于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权限在两个部门被分割开来。

在1992年以后，人民银行不再是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但它仍然负责审批金融机构。这意味着证券机构在审批和经营管理上受人民银行和证监会的双重领导。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管理债券交易、投资基金。

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以及归口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在我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中，地方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海、深圳市政府和证监会一起管理沪、深证券交易所。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流程上都有可能影响其正常操作。

1.2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效分析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成效的分析，即我国资本市场监管所投入的成本与我国资本市场运行结果的分析，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与监管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监管能否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充分保证市场效率，关键在于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效而完善的监管制度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和效率的保障。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特别是监管制度的缺陷导致市场失灵与监管失效的同时存在，成为转轨过程中资本市场监管的基本现状，对资本市场效率分析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根据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反映的范围不同，把市场划分为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强型效率市场。经济学界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成效分析主要按照上述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一般研究主要是对弱型效率市场、半强型效率市场进行研究。以往对我国资本市场弱型有效市场的实证检验有，俞乔（1994）对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股价变动的随机假设进行检验。他利用上海、深圳的交易所自成立到1994年4月底的各自综合股价指数的观察值，通过对误差项序列相关检验、游程检验和非参量性检验，排除了上海和深圳股价变动是“随机游走”的可能性，得出了上海、深圳两地股市非有效性结论[1]。

半强型有效市场检验的有：杨朝军等（1997）选取上海股市1993―1995年间100家上市公司的送配方案公告为样本，对各家公司股价在公告前后的变化进行详细地分析，以检验市场对送配信息的反应。结果表明，上海股市已经能够较快地反映送配信息，说明中国股市一定程度上已能迅速反映某些公开信息，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上海股市已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而笔者在对2005―2006年度股票指数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出我国股市尚未达到半强式效率市场的结论。

2 我国现行资本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1 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建设不完善，证监会效能不足

在中国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除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以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证监会的人员编制不足和缺少足够权威，导致削弱实际监管效果。很显然，在证监会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重复监管的现象，而监管职责在证监会和人行之间的分割，又导致某些监管领域落入夹缝之中。而对于市场的某些部分，尤其是针对证券商和机构投资者，事实上缺少监管。

2.1.1 证券监管机构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足

证监会在名义上是主管机关，但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只是附属机构，只能起协调作用，监督的权利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现阶段市场已形成了以股票、债券为主的企业债券、基金、可转化债券同时发展的直接融资工具体系。而从目前的监管机构分工来看，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股票、基金、可转化债券；财政部主管国债的发行、兑付；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企业债券的发行。证券主管部门存在着多头化，易产生整体监管方面的矛盾和摩擦，不利于提高整体监管效率和证券各品种之间的协调配套发展。

2.1.2 证监会地方办事机构行政能力的独立性受到制约

本地政府在本地区证券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政府有很深渊源，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证券市场运行中屡屡发生重大事件，暴露出了我国证券监管系统上的漏洞和某些功能上的不足，中国证监会的权限常常受到比其行政上更高一级的地方首长的干预，其独立性受到很大制约。

2.1.3 证监会权力制约不能有效辐射其全部管辖范围

证监会权威性的不足与监管权力分散性是相联系的，监管权力从横向看分布于证监会、银监会、财政部和国资委等机构之间，各部门之间的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及政策目标亦有冲突之处，居高不下的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了监督管理的效率。从纵向看分布中央和地方之间，多家平行机构从不同侧面，各个地方从不同范围（地域）对资本市场进行监管，造成利益的冲突、责任的推卸、监管的盲点和监管力度的不平衡，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统一性，造成某些领域事实上的无人监管。

2.2 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创新不够，市场管理者不能有效进行理论建设

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在对资本市场现行问题的补救上。由于市场发展太快，政府监管部门忙于应付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没有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中坚作用，证券市场的基本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对资本市场结构、运行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如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风险预警体系不健全、信息披露不透明等问题。为了解决一些短期内凸现的紧急问题，往往采取不顾长远的急救方法，虽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却为今后的监管工作带来了隐患，参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国家的证券监管机构都有一个明确的行动宗旨和一系列行动细则组成的纲领性监管框架，这种框架是其监管部门长期行动的准则。在缺乏长远规划的情况下，监管上被动地长期处于救火状态就是难免的。

2.3 资本市场自律性监管不足，没有充分发挥市场自律性监管机制功能

我国目前的自律组织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沪深两地交易所自律组织；二是证券业协会。两个层次在行业自律中都存在问题，首先是两地交易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利益，其对市场交易的监管受到所在地政府的干预，因而难以真正贯彻公平、公正的指导原则。其次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作为一家行业性质的民间协会不能发挥自律作用，这与目前证券市场多头管理格局有关。因此，证券市场发展至今，监管与自律仍然处于严重不平衡的状态。

2.4 资本市场监管法制建设不健全，市场主体法律意识不强

国家对于上市公司退市问题存在法律盲点，难以准确把握执法尺度。并且退市标准不统一，尺度难把握。对于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主体不够明确。由于现行法律对地方人大如何监督中央驻各地的管理部门没有明确规定，省人大及人大财经委难以对驻各证管办实施监督。实际上，《证券法》等于没有明确对证券监管部门进行监管，以及应该由谁来监管。

3 启示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现状及问题分析，如何有效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能、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3.1 构建资本市场监管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及时发现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异常反映并及时进行调控，是可以防范或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这里的关键是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灵敏的资本市场危机预警指标体系。

3.2 强化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稳定一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制度。强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关键在于健全信息披露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强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制度落实，规范上市公司组织结构，以此来消除利润操纵行为的发生，加强对企业所募集资金使用和投向的监督。

3.3 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是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作用机制是否合理，是关系到广大投资者、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切身关系的一件大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我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市场靠拢，迎接WTO挑战的迫切任务。

参考文献：

市场监管理论范文第10篇

一、发展历程

（一）市场监管在实践中的形成与发展

发达国家的监管实践大多开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监管理论脱离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范畴而自成体系始于20世纪70年代。现代监管理论一般将监管分成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经济性监管是指在自然垄断（有线通信、电力、铁路运输、自来水和管道燃气供应等）和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业等）的领域，为了防止发生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确保利用者的公平利用，政府机关利用法律权限，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监管。社会性监管又称“健康、安全和环境监管”，指除了经济性监管理由之外的、围绕如何达到健康、安全、环保社会目标的跨行业、全范围监管。从发达国家市场监管的发展历程看，首先是从经济性监管特别是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开始的，后经过“放松监管”运动，在缩小经济性监管范围的同时，逐步扩大社会性监管的工作领域，不断提升监管的力度和科学性。目前，发达国家的监管改革仍在继续，但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

（二）市场监管的主要目标

1、市场监管最初的目标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监管理论认为，市场监管的目标是通过平衡买卖双方利益关系，解决由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引起的市场失灵，以提高全社会总福利。在实践过程中，要利用有限的监管手段，权衡效率、公平和可持续性三重目标。三者同时达到最优是不可能的，监管实践中应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三者间的最合理配置，尽可能取得理想的综合效率。关键是合理把握各方面的限度，任何一个方面超过了限度，就会激化矛盾，发生冲突;在合理限度之内，其他方面就可以接受，冲突也不会激化。如何把握这个限度，是制定具体监管政策的难点。

2、随着相关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市场监管的目标也上升到国家能力层面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埃文斯的《把国家找回来》一书为标志，国家主义理论范式兴起，探讨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力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两个概念考察的分别是国家统治力和执行力。英国学者迈克・曼则进一步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事实渗透，即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正确决策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亚洲工业化的赶超型国家，将市场监管的主要目标都设定为实现以“良好的治理（善治）（Good Governance）”为标志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市场监管的实现路径

1、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实现路径是把国家和政府“找回来”

与良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共治监管模式相比，崇尚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和政府介入市场和社会的能力较弱。信奉新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遭遇一系列市场自由放任引致的社会性危机，不得不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践表明，政府退得过多，国家职能迷失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体系当中，国家和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没有着落。因此，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路径是将国家和政府的监管职能找回来，全面加强监管的法治架构和宏观管理。

2、亚洲赶超型市场经济国家的实现路径是把市场和社会“找回来”

以日韩为代表市场经济国家，将威权主义付诸政治实践，通过强制性政治整合稳定秩序，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进步。威权主义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挤压型发展模式”，表现为政府部门对供给和价格的直接干预方式。日本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遭遇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艰难转型，在社会治理理念和架构上更趋向于欧洲大陆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速明显下滑阶段，日本着力建设“小政府”，更多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解决经济发展引致的社会负外部性问题，取得明显进展。因此，亚洲赶超型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路径是将市场和社会“找回来”，引入多元治理理念，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来提高监管效率。

二、主要特征

在实践中，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的美英等国家监管制度安排偏重效率，推崇社会市场经济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监管制度安排偏重公平与社会福利。尽管制度安排不尽相同，但随着监管改革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发达国家在现代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特征和趋势。

（一）监管机构独立性强、职能完备、权限清晰

1、设置高层次机构负责监管改革与监管质量改善

在美国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负责推进、监督监管质量的中央机构最为有力，如美国将监管质量管理嵌在联邦预算机构内部，主导涉及多个部门的监管改革。在德国、日本等议会内阁制国家，也成立了直接向议会或国会负责的高级别独立委员会，负责制定监管改革政策并监督各部门实行。

2、监管独立性是提高监管效能的重要保障

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独立监管机构，这些机构直接向国会（或州议会）负责且任期与选举周期错开，在制定法规时行使准立法职能，在执行价格、服务或安全标准时行使准行政职能，在举行听证、搜集证据及做出裁决时行使准司法职能，被称为拥有准立法、准司法、准行政权力的“第四部门”。欧洲则注重监管机构职能的独立性，英国电力、电信等行业拥有隶属于政府但独立于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部门。

3、职能完备是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的关键

本应由一个机构行使的职能，如果分散在多个部门，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决策时效差，容易导致决策错误。例如，在德国，健康、安全和环保监管职责主要由两个“大部门”承担，在美国、日本则通过建立高层次议事机构来增强跨部门的协调能力。

4、按照影响范围和支出责任划分监管权限

健康、安全、环保监管被视为中央（或联邦）与地方（或州）的共同事权，普遍采用了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相融合的混合监管体系，形成分级监管、权责一致的执法体系。中央政府除了采取强制或集权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参与监管行动，还采取与地方（或州）政府签订有预算资助的监管合同的方式，激发地方（或州）政府开展监管的积极性。

（二）监管法律法规清晰明确、可预期性强

法制规则是监管者行为的依据，也是被监管者和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以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反垄断法》在美国被称为“自由大”，在欧盟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认为是“经济法的核心”。完善而明确的竞争法法律体系，使得监管机构行为更加可预期，对于保障监管效能十分关键。在早期，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主要通过私人诉讼调解买卖双方利益并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后来面对监管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密集出台或修订了一系列法案。在欧洲大陆，德国等国家推崇强调秩序性、一致性的法团主义，强调从公共利益出发协商解决争端，注重行业内企业之间协商的“自组织行为”，倾向于将社会关系与法律责任条文化，从而确立了监管的公法体系。日本受欧陆法典的影响较大，以保障健康、安全为目的的监管立法有60%以上是在二战后十年内制定的，另有30%是在1965―1974年经济高增长时期颁布或修订的。

（三）监管决策重视科学基础、多元共治和公开透明

1、社会自治力量在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推崇法团主义的国家，很多重要的监管机构本身就是公团法人（受公法约束的自治机构），监管决策实质上是大量同业公会、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法团机构之间的较量。

2、监管机构拥有庞大的决策咨询网络

在国外，监管机构被定性为基于科学的决策机构，受到有限的时间和预算约束的影响，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决策瑕疵，因此，与监管决策密切相关的价格基准、风险指标、垄断认定等问题需要听取内外部专家的专业性建议。例如，美国的联邦食品药品局、环保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消费产品安全委员会等被称为“社会风险控制管理者”的机构都拥有庞大的咨询机构。这些独立监管机构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部门”，隶属于监管机构的科学顾问机构则被称为“第五部门”。

3、公众有效参与监管决策

为减少监管者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的监管决策依据的原则、相关信息及过程会及时向公众公开，并召开听证会、审议会、咨询会邀请相关利益主体参加，就决策潜在影响进行充分评估。此外，发达国家会以法规、准则等方式强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也是改善监管效果的保障。

（四）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化、可操作性强

1、事前进行影响评估分析

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下设的“信息和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负责对联邦重要监管行为和规章进行影响评估，要求内阁行政机构和独立监管机构按财政年度报告监管规划，并定期对现存监管规章、政策进行立法后评估或回顾性审核，其有权力及时修正废除过时的、无效的和负担过重的规章。英国同样是较早开展监管影响分析的国家，被称为“国家内的监管国家”，内阁下设监管影响办公室（负责审查与协调监管决策）、完善监管特别小组（负责分析和推介重要监管改革）、监管问责小组（负责追究责任）等三大机构，从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强有力地推动了监管质量与效率改善。OECD采用监管影响评估的成员国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已经接近30个，均拥有高级别的法律规定、总统或内阁元首支持的高层次审核协调机构和支撑“成本―收益分析”的模型和数据库。

2、各类机构执行监管的成本―收益结构有明显差异

与政府组成部门相比，独立监管机构的中立性更强、效率更高，但是消耗的公共资源相对较多，问责的难度也较大。法团组织作为一类非政府机构，消耗的公共资源相对较少，中立性也有一定保证，但是效率较低，也相对难以问责。如果公共机构更多放权于市场，委托或授权私营部门承担部分监管事务的话，效率可能会明显提高，但是中立性会明显下降，也更加难以问责。

三、相关启示

从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市场监管体系的共同经验可以看出，为高效合理地加强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建设，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从监管的目标路径、法律观念、机构机制等方面入手，形成有序、协调、系统的制度安排。

（一）市场监管旨在平衡经济利益与公众权益

发达国家的市场监管，旨在平衡产业发展的经济利益与包括消费者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共福利。为此，建构了法治规范、公平公正、有效率且高效力、可问责、公开透明、重视参与和回应的现代监管体系。我国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目标应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从具体路径来看，应由垂直化的命令―控制机制向行政部门、监管机构、司法机构、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分工协作的现代监管体系转变。

（二）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要依法有据

强化民主法治是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赶超型国家，无论是经济性监管还是社会性监管实践，都是源于问题、始于立法。各国在监管实践中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普遍采取不断增加或频繁修订原有法规的办法来完善本国市场监管法治框架与法律体系，并配以更为严格、细致的技术标准作为执法依据，最大限度提高监管严密性和有效性。同时为防止监管机构寻租或不作为，各国还通过详细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监督监管机构的高效运行。

（三）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要树立成本―收益观念

市场监管需要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其执行是有成本的。实践表明，监管对于解决市场失灵、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具体积极作用，但过度的监管（特别是经济性监管）会压制市场活力，极大提高社会成本。因此，必须树立监管的成本观念，在事前进行管制影响评估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兼顾社会效益，从而选择适当的监管政策和工具。同时，要建立更加科学、具有可操作性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从惩戒为主向奖惩并重转变，通过各种“选择性激励”的制度设计，提升地方政府参与监管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要改进机构设置和决策机制

市场监管机构是政府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有效载体，合理的机构设置和决策机制将会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大幅提高监管效率。监管机构要具有独立性，特别是近年来各国将改革关注点从监管机构独立性逐步转向监管职能的独立性，以减少出现监管失灵甚至是监管俘获的情况。同时，要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将社会性监管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事权，以中央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为原则，建立分级监管、权责一致的执法体系。此外，要形成多元化的监管机构和民主化的决策体制，积极引导和发挥同业公会、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社会自治力量的作用，探索专家审议和相关利益者多元协商机制，为多方利益主体公平博弈创造平台，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