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
时间：2023-02-24 08:54:32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1篇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目标，加强社区矫正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构建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特殊关照人群帮扶体系，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管及刑满释放人员教育帮扶力度，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集中行动，努力实现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期间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3‰以内、纠纷调解成功率95%以上的目标，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工作任务
（一）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在5名以上社区服刑人员的村（居）依托“法务工作站”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站，作为社区开展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的平台，工作站负责人由村（居）民委员会主任兼任，由网格员、特殊人群关照员、社会志愿者协助司法所开展日常管教帮扶活动。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工作站的业务进行指导。
（二）完善社区矫正监管教育模式。推行“6+1”监管教育模式，每名社区服刑人员在村（居）要落实矫正小组，矫正小组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村（社区）责任民警、村（社区）治调主任、网格员、社区服刑人员近亲属及邻里各一人组成，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日常监管教育帮扶。根据矫正小组成员所在单位和身份，与司法所分别签订社区矫正工作责任状、担保书、保证书，明确其应负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督促其切实履行监督教育和帮扶职责。
（三）落实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帮扶职责。社区矫正工作站要认真配合县市区社区矫正机构、司法所开展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协助司法所对宽管类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的日常管理活动；参加社区服刑人员入矫宣告、解矫宣告仪式；督促社区服刑人员按要求向司法所报告有关情况、参加学习及社区服务，自觉遵守有关管理规定；定期向司法所反映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学习、日常生活和工作等情况，发现社区服刑人员有违法犯罪或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要及时向司法所报告；在特殊时段通过走访、排查、帮扶等措施强化管理。司法所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站的业务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社区服刑人员日常报告、社区服务、帮困扶助、信息报送、矫正公示等工作制度，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站规范有序运行。
（四）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巩固村“两委”班子换届成果，加强村级调解组织建设，加强对调委会负责人、人民调解骨干的培训。按照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要求，从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人员组成、纠纷受理、调解、统计、归档、工作制度、工作场所标示标牌、工作经费补贴经费等各个方面，加强村级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和水平。
（五）落实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严格落实村（社区）一周一排查、乡镇（街道）半月一排查、县（市、区）一月一排查工作制度，围绕党委政府部署的重大活动、重大任务，在重要节点、敏感时段，采取普遍排查和重点排查、定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相结合，形成全覆盖、无盲区的大排查工作格局。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要逐一登记建档，制定调处方案，落实调处责任人，明确调处措施和化解期限，力求及时就地化解矛盾。对于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及时报告，配合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疏导化解。
三、实施步骤
活动从2015年2月开始，至12月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部署阶段（2月底至3月10日）。各地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议，对“三万”活动中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矛盾化解和特殊人群的服务管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二）组织实施阶段（3月10日至11月底）。各地根据实施方案，结合工作实际，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活动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各县市区司法局要加强对活动的指导督办和监督检查，确保活动取得明显成效。
（三）总结提高阶段（12月底以前）
各地要认真总结活动情况、经验及成效，建立完善特殊关照人群帮扶体系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巩固活动成果，提高工作水平。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把“信息网格惠万民”专项行动纳入全年工作要点，认真研究部署，切实抓好落实。市局成立推进“信息网格惠万民”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正权任组长，市司法局基层科、市社矫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司法局基层科。各地也要成立相应组织工作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目标任务推进专项行动有序开展。
（二）加强检查督办。各地要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加强督办检查，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本地优势，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市司法局将对各地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活动情况纳入年底综治目标考评范围。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2篇
一、全面落实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政策
我镇今年共有刑释解教人员26名，全部安排了人员接送，发放了生活费，有力地巩固了监狱的教育成果。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抓这项工作的：
（1）健全帮教组织，强化帮教责任。成立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及办事机构，并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制度上保证对该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动态掌握安置帮教工作情况。
（2）拓宽渠道，强化衔接管理。一是及时对服刑在教人员进行认真核查，对经核查准确无误的，及时通过网上平台进行反馈，并对虚假信息作出说明。二是对刑满释放人员及时登记造册。做到弄清、弄准、弄实辖区刑释解教人员总数，为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工作打好基础。三是按年度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分乡镇（街道）登记、编号、造册，制作安置帮教通知书，由乡镇（街道）安置帮教工作办公室根据每名对象的犯罪性质、在监表现、监狱评估报告、家庭结构及关系等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帮教类别，明确具体帮教人员。
（3）强化服务，为刑释解教人员铺路搭桥。通过采取面对面交谈，走访群众等方式，从稳定思想做起，帮助刑释解教人员甩掉包袱，重新做人。
二、加强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
（1）强化信息收集，落实工作责任。定时对全镇精神病人情况进行排查，深入辖区居民了解情况，对排查出来的重性精神病人登记造册；对有过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在病人家属中确定监护人员，并与监护人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书。
（2）强化管控力度，落实管控责任。与村组干部及监护人逐级签订管控责任书，层层落实管控责任，确保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病人不失控、不上访、不肇事、不发生严重刑事案件。同时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监护不落实、处置工作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的，将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3）强化协调配合，落实管控措施。各乡镇（街道）、镇直相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实行信息互通。对排查出的生活无着落、流浪乞讨的精神病人，及时予以救助、治疗。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精神病人，进行分级分类落实管控措施，定期入户访查，加强日常监管，密切掌握动态。对危险程度较小的精神病人，督促其家属严加看管；对有肇事肇祸既往史、可能造成现实危害的精神病人，督促其监护人、近亲属或单位、村居委会将其送院治疗；送院治疗有现实困难的，申请民政等部门提供帮助，确保入院治疗；对未住院精神病人，派出所责任区民警与其监护人或近亲属签订责任担保书，责令其严加看管，没有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督促其所在单位、村居委会履行监管责任；对于有严重肇事肇祸倾向的精神病人，由责任区民警、监护人、村委、所在单位联合采取管控措施。
三、规范了社区矫正人员的管理
我镇今年共有社区服刑人员42名，全部实现了手机的定位，安排了志愿者进行帮教，规范了法律文书的管理，对四个违反规定不按时报到人员，向他们送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实现了社区矫正人员无一脱管。
四、有效地化解了长期上访人员的问题。
我镇对长期上访人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来开展工作的：一是进行了矛盾纠纷积案的化解；二是培训了村一级调解员的培训；三是实行了领导包案制度；四是对困难的上访户进行了各种帮助；五是发动亲友团进行协助工作等；五是向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等。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有效地化解了我镇的长期上访人员的问题，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五、存在的不足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3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罪犯问题；犯罪问题；社区矫正制度
中图分类号：D90-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1-0185-05
收稿日期：2006－11－20
作者简介：龚卫东（1964－），男，西昌学院法学副教授，从事法学及“两课"教学科研工作，西昌学院和四川省凉山州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实现社会和谐，共建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政通人和、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有序、尚同一义、博爱互助等等，既是我国古人追求的“大同世界"，也是西方人向往的“理想国"，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现在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下我国城乡、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贫富差距拉大，由此引发出其他社会矛盾的激化，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事例以及犯罪率不断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令人担忧的事实。我们不能把当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归结为整个社会的不和谐，更不能用它去否定现行的一切政策。因为当下的一些不和谐现象只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是新制度诞生的代价。我们的正确选项只能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社区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城市人群也逐步从过去的“单位人"转变成现在的“社会人"，单位的社会职能也开始向城市基层组织转移。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大量市场解决不了、政府又解决不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关系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迫切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由单位行使的社会职能，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和谐。因此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社区的支撑，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们生活的基本空间。社区和谐天然地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性平台，如果社会基层的基础细胞不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无从谈起。
社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及重要活动场所，为社会人找到了相应的承接载体。社会人的许多需求，或者通过社区的社会服务和自我管理得以满足，或者通过社区组织向政府反映得以满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社区的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然而鉴于法治理念与精神及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仍然处于不断提升和完善阶段，因此应该通过公平的过程和坚守法律基本原则来应对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现代社会告诉人们，无论从人权保障角度，还是从国际发展趋势，把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由全控的国家机构进行改造的传统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社区应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功能，通过对罪犯分子适用社区矫正，消除他们继续犯罪的条件，使罪犯永久性地放弃犯罪意识，消除犯罪心理，并将其改造为守法公民，防止其重新犯罪。同时为了预防犯罪，用非监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惩罚性威慑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及潜在的犯罪人，防止他们走上犯罪之路，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社区公民在矫正组织的引导下，增强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对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和监督，这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法制实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共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积极影响。
二、社区矫正的内涵及国外的实践
社区矫正是一个“舶来品"，被引入我国司法领域的时间大约是2003年初。关于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rminal Justice Standands and Goals)将社区矫正定义为社区中的所有犯罪矫正措施。美国学者福克斯则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发生在社区，运用社区资源并具有补充、协助和支持传统犯罪矫正功能的各种措施。我国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将社区矫正定义为，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它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自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如此解释：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指将符合相应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个定义或许有人会觉得陌生，实际上，其初衷与宗旨早已暗含在我国现行的管制、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中。综合各种说法，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是充分运用一切社会资源，尽可能塑造一种与正常社会相仿的矫正环境，努力促进罪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它是与监禁刑相对的行刑方式，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其目的与监禁刑一样是改造罪犯，重塑其人格，使罪犯实现再社会化。根据现代刑事司法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不断调整，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适用形式和适用比率将会出现越来越扩大的态势，其执行任务会逐渐加重，执行要求会逐步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目前实行社区矫正制度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00年的统计，社区矫正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1］并且，作为社区矫正制度重要形式的缓刑，美国设有专门的缓刑监督机构――缓刑局。美国社区矫正机构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州设立的社区矫正机构称为矫正局，地方（通常由法院）主办的社区矫正机构以及由私人管理的社区矫正机构。另外，美国最近还出现了半军事化管理的、以关押青年短期犯为主的军训式矫正中心。其特点在于规模小，一般容纳一、二百人，最多不超过四百人；投资少；刑期短，一般在90-180天，在应急情况下一般也不超过9个月；纪律严；监管有延续性，当犯人刑满后，将被转到社区矫正机构；在押犯有特定性，非暴力犯和青年犯。［2］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与美国相似，也主要包括缓刑、假释和社区服务等。澳大利亚则根据安全需要通常把罪犯分为需要高度警戒的犯人，如A1、A2是重刑犯；需要中度警戒的犯人，如B1、B2相对犯罪较重；需要低警戒的犯人，如C1、C2、C3，其中C1类别的犯人可以在监狱里工作，C2类别的犯人可在一定的监制下到狱外工作，C3类别的犯人可在社区工作，晚上回到监狱中，周六、周日可以在家中。另外，澳大利亚还有专门关于狱外监禁制度以及国立监狱的私人契约管理形式。［3］总之，国外实行社区矫正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刑法指导思想从单纯的监禁、改造、康复模式向帮助罪犯复归社会模式转变，另一方面也因为监狱人满为患，监狱建造和维持费用昂贵，政府难以继续扩大监狱建设，从而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时，一般都要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使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有序化。据1997年的统计，美国社区矫正机构共有2931个，其中缓刑办公室有812个，占27.7%；假释办公室有486个，占16.6％；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的机构共有1633个，占55.7%。美国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约7万人，其中在缓刑办公室的有3.2万多人，在假释办公室的有1.03万人，在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室的有2.6万多人。根据传统观念，社会矫正工作者的职责有两个：一是对罪犯进行监督，从而提供对社区公众的保护；二是对罪犯进行矫治和提供帮助，包括对他们的咨询、更新，使他们重新与社会结合。［4］
三、我国社区矫正的刑事法律基础
对于罪犯的刑事处罚均涉及到对罪犯行刑过程，大多以教育改造罪犯为目的，使其回归社会后不再危害社会。无论从人权保障角度，还是从国际发展趋势，把罪犯与社会隔离开来，由国家机构对其进行改造的传统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行刑社会化呼声越来越高。我国是一个注重人伦亲情的国家，社区矫正的优越性虽然体现在被矫正对象身上，但其实际效果还可以反映在被矫正对象身边几十或数百个亲属、同学、同事中间。罪犯在社区矫正中保持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一方面有利于减少罪犯与社会的隔阂和破除罪犯悔改的心理障碍，有利于塑造服刑犯的“公民人格"，增强重新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罪犯在不丧失工作和教育机会，无损其尊严的情况下，可舒缓服刑犯与社会的对立情绪，从而在罪犯与社会之间缔结一种更为积极的关系。健全的家庭生活、良好的社区教育、稳定的就业机会、正常的休闲活动，以及稳定的情感寄托都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样，不仅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司法的公信度，增强社会稳定，而且可以促使广大的市民对矫正对象的关心与支持，自觉营建起一种参与管理、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共建和谐社会。
所谓行刑社会化，就是为了避免和减少监禁刑的弊端，促进罪犯回归目标的实现，一方面控制监禁刑的适用，通过发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使罪犯尽可能在社会环境中服刑；另一方面，适度弱化监狱的封闭性，使其尽可能与自由社会接近，以加强罪犯与社会的联系，训练其社会适应能力。［5］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形式就是社区矫正制度。我国刑事法律的原则和制度与社区矫正制度并不矛盾，相反，有很多规定符合社区矫正的基本要求。
首先，从我国刑罚目的来看，在于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相结合。刑罚既具有惩罚的一面，也具有教育改造的一面。对于犯罪人，仅强调惩罚，或者仅强调教育改造，都不能很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为了预防犯罪，就必须针对犯罪人的罪行、刑事责任，给予不同的刑罚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里实际上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公平刑罚原则。通过刑罚，一方面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主要通过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使其终身或一定时期内与社会隔离，而不可能实施或者难以实施犯罪行为；通过剥夺犯罪人的财产，使其在一定时间内丧失再犯罪的物质条件；通过剥夺犯罪人的政治权利，防止其利用这些权利再次犯罪。另一方面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通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可以对社会成员起到警戒或抑制作用，使社会成员不敢或不愿意实施犯罪行为。现在我国正处于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动小康社会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有一个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社区矫正工作正是充分运用社会资源为城市的健康、文明和快速发展提供切实保证，同时，将国家有限资源尽可能地投入到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建设和公用福利建设中。并且，从刑罚执行角度而言，实施社区矫正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而且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其次，从我国刑罚体系来看，主刑与附加刑相互补充，宽严相济。我国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构成一个完整体系，有轻有重。主刑从轻到重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死刑。附加刑一般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以及对犯罪的外国人适用的驱逐出境。从罪犯再社会化角度来说，我国刑罚体系反映了对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强度。根据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同时我国刑法第48条还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对于被判处死缓的犯罪人，就需要对其再社会化。如果再社会化失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犯罪人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其他针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再社会化强度都非常大。如根据我国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因此，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其社会危害性较大，需要在与社会隔离的环境里接受教育改造。而拘役和管制的罪犯由于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因此，相对来说再社会化强度要弱，通过社区矫正改造过来的可能性就大。
再次，从刑罚的执行来看，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刑罚执行要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原则、人道主义原则、个别化原则以及效益化原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机关主要包括人民法院、监狱和公安机关。其中，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由人民法院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决的由监狱执行。而公安机关（包括隶属于公安机关担负执行任务的看守所、拘役所）负责3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等判决、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执行。因此，在对犯罪人再社会化过程中，监狱应根据犯罪人的需要，组织犯罪人从事生产劳动，对犯罪人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与技术教育。并且根据犯罪人本人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理，采取不同的教育改造方法。犯罪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根据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效果，适用减刑、假释。如果在刑罚执行期间，犯罪人重新犯罪，根据数罪并罚的原则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再社会化如果失败，即罪犯在改造过程中，又重新犯罪，则由法院根据其失范的程度，加大再社会化强度。因此，社区矫正并不是放纵犯罪，相反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尽可能使罪犯与家庭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从而减少罪犯与社会的隔阂和破除罪犯悔改的心里障碍，重新塑造服刑犯的社会人格，增强重新做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可以缓解罪犯与社会的对立情绪，在罪犯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主要途径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类似于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但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建立与完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由于理念和习惯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无论从刑事立法、司法，还是执行都过于依赖于监禁刑。然而现代司法实际的发展要求我们对于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社区矫正必须辩证地对待。在实施社区矫正制度过程中，既不能无原则地减少监禁刑罪犯的幅度，从而把一些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没有改造好的罪犯放在社区，也不能把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激情犯与过失犯，全部投入监狱进行劳动改造。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必须把握好度，总的原则应该是既要有利于改造罪犯，又不能危及社会安全和稳定。然而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笔者认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
第一，社区矫正的立法建设。立法部门应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及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弥补现行刑事法律中的不足，同时将一些刑事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如扩大管制刑的适用，尤其对未成年犯、老年犯、初犯、过失犯等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的适用。还可以适当放宽缓刑、假释及监外执行的条件。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关于假释的规定以3年为界，司法实践中被判处3－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许多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这一条件的犯罪人因被判处3――5年刑期而无法得到假释，因此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对缓刑、假释的具体程序和操作等作明确规定。
第二，建立社区矫正的协调管理机构。笔者认为应在政法委员会下设立一个社区矫正机构，在社区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在社区矫正的罪犯进行统筹监管与考察。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在社区，社区掌握着矫正对象的各种历史资料和矫正表现，应当由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矫正对象进行考核。政法委员会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应指导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及公安机关作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教工作。公安机关应支持、配合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依法及时办理各项法律手续，并按法律程序及时处理违规违纪和重新犯罪的对象；法院依法加强对非监禁刑方式的适用力度，与监狱管理机关配合规范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检察机关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监狱管理机关对符合假释条件的及时报法院裁定，并将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列入社区矫正范围。
第三，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的日常管理。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的一切活动由社区负责管理，采用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的模式。社区矫正工作也必须依法开展，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方式比较粗放和简单，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和引导社区矫正工作。这里所指的工作制度，笔者认为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本身需要遵循的工作制度；二是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工作过程中需要建立针对不同管理对象的具体管理制度。
根据目前实际情况，主要应当建立和完善以下几种制度：（1）家属担保制度。社区矫正工作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得矫正对象家属亲友的支持与配合，家庭的亲情关系有利于矫正对象的心理健康，有助于他们顺利地重新融入社会。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属签订担保书，既强化家庭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责任意识，也可以预防一些可能出现的无法控制的情况。（2）信息收集反馈制度。只有依靠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动态，才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和监督，进而加强教育和改造，最终达到圆满完成社区矫正工作任务的目标。（3）定期走访制度。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应定期走访，摸清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及时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帮助；同时促使他们强化矫正意识，加速社区矫正的进度，争取早日解除矫正。（4）监督考察制度。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工作，强制性是实施社区矫正的前提和基础。应建立量化的检查督促的要求，用指定时间地点和不定时抽查的办法，掌握他们的动态。（5）考核奖惩制度。对认罪伏法、遵守社区矫正有关规章制度、改造表现好的，应该依法予以表彰，符合条件的应该给予奖励或减刑；对于改造表现差，经常违反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应该依法处理，直至采取其他刑罚处罚。（6）参加学习和劳动制度。要拓宽学习渠道，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为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学习活动提供服务，对学习的时间、内容、效果提出明确要求，重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劳动观，监督他们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和劳动定额，并为每名社区服刑人员建立矫正台账，作为考察与鉴定的依据。（7）定期归监制度。这项制度可以根据犯罪人不同的犯罪情节和具体情形变通使用，主要目的是使监狱及时掌握矫正对象在社区改造的表现，确定是否继续对其实施社区矫正。（8）生活安置救济制度。由于社区矫正对象大多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比常人多，街道要把做好生活救助作为教育感化的切入点，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9）档案管理制度。为社区内每个矫正对象建立个人档案，全面记录他们的基本情况、犯罪性质、刑罚种类、主要社会关系；执行期间不断增加和充实执行资料：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裁定书等以及在执行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思想动态、改造表现，为做好个性化的教育改造和管理建立基础资料库。
五、结束语
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人性化的司法操作是现代司法发展的趋势。开展社区矫正，对符合非监禁刑条件的罪犯适用非监禁刑，对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适用假释和监外执行，这符合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法的价值取向和刑罚个别化、刑罚低成本等司法理念。对初犯、偶犯且罪行较轻的罪犯，对未成年人罪犯，对过失犯罪等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有悔罪表现的罪犯，根据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适用缓刑、管制、单处罚金刑，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免除刑事处罚等非监禁刑；对经过二分之一刑罚执行且确有悔罪表现，在社会上执行刑罚不至于危害社会，社会危害程度显然降低的罪犯予以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等，在刑罚的运用上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以获得最佳的矫正效果，达到刑罚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目的，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刑事政策在审判工作和刑罚执行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方法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放在社会上执行刑罚，同样维护了司法裁判的严肃性和延续性。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使罪犯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保障和谐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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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强.美国新兴的监禁机构――军训式矫正中心［J］.中国监狱学刊，20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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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4篇
街道下辖21个社区，常住人口50776人。其中，3个社区无常住吸毒人员，另18个社区共有常住吸毒史人员237人，其中戒断未满一年24人，戒断满一年未满二年20人，戒断满二年未满三年13人，戒断满三年以上96人，所强制戒毒11人，所劳教30人，狱服刑16人，失踪4人，死亡17人，其他6人（有传染病戒毒所不收2人，吸毒证据不足3人，失管1人）经过我不断的努力工作，截止今年三月三十日，应尿检普检的197人中，已完成尿检普查192人，尿检普检率达97.5%居区禁毒尿检工作前列，创建无毒社区3个。年4月至今年3月，共查破制贩毒案5宗8人，查处吸毒案件81宗104人。安置吸毒戒断人员71人，占已落实帮教人数的46.1%签订帮教“三书”145份，帮教到位率97.5%基本遏制了吸毒人数的上升和的蔓延趋势。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领导，统一认识，明确落实禁毒工作责任追究制
1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扭转地区吸、贩毒严峻的不利局面，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严重危害，做好禁毒工作是落实“执政为民”重大政治责任，全面建设宽裕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把解决问题、特别是遏制的蔓延发展、防止人员复吸及滋生新的吸毒人员作为街道禁毒工作的一项硬任务，列入街道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我街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有步骤、有计划地推动禁毒工作深入开展。
2成立机构，加强领导。成立了以街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关工委、工青妇、戒毒中心、辖区3个派出所及综治办、居委会人员等参与的禁毒工作领导小组，街道还安排了一名副主任科员专抓禁毒工作，各社区居委会也相应成立了21个禁毒工作组和44个257人的帮教小组。形成了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统一协调，整体作战的工作机制，把禁毒03工程从部门行为转变成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领导下的齐抓共管的政府、社会行为，从而加大了禁毒工作的力度。
3细化目标，落实责任。制定了街道年禁毒03工程实施方案》集中处理重点怀疑吸毒对象方案、禁毒03工程”工作台帐等，将街道禁毒工作按照要求具体量化为明确的指标数据。通过建立领导责任制，将禁毒工作实绩与个人年终考核挂钩的制度目标落实到各部门、细化到个人，使禁毒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街道与21个社区居委会、3个公安派出所签订了禁毒工作责任书，签订率达100%
4制度明确，落实奖罚。街道对禁毒03工程除投入30万元用于配置禁毒办公设施、吸毒人员尿检等日常开支外，还制定了街道年度禁毒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街道3个公安派出所禁毒目标责任制及考核奖惩办法等。实行“一票否决”制，列入综合治理重要内容给予从严考核。
二）切实抓好“四个重点”积极推进街道禁毒03工程工作社会化
1以社区普法工作为重点，抓好禁毒宣传工作。
1结合“626国际禁毒日开展广泛宣传。街道在区综治办、区禁毒办统一指挥下，会同公安分局、区司法局、区教育局、168医院、戒毒康复中心等单位于去年的国际禁毒日在新七星门口举办了大型禁毒图片展和禁毒咨询活动，有群众2500多人次到场观看、咨询。当天，办还在吸毒人数较多的社区、社区举办了宣传咨询活动。
2播放禁毒VCD宣传片和禁毒电影、举办禁毒文艺晚会进行深入宣传。除在社区播放禁毒VCD宣传片外，街还与文化站合作，将禁毒宣传标语口号制成电影幻灯片，电影院每次电影上映前进行反复播放宣传。从去年9月22日至26日，先后在百货、市场、三黄庙、东坑小学、长沙新苑、南溪会场、界涌球场等地进行播放禁毒电影巡回周，超过8万人次观看。此外，为扩大禁毒、防毒、拒毒的社会氛围，区禁毒办的组织下，街于今年3月9日晚，世邦广场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珍惜生命，拒绝”专题文艺晚会。市、区政法委领导到场观看指导，有1000多名群众观看了晚会，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3开展对青少年及在校学生的警示教育活动。为普及禁毒常识，提高危害意识，去年8月，街道关工委、团委、妇联与我办联合对社区的高危人群—青少年及在校学生进行了重点宣传，除发放宣传单张外，还组织各社区的中学生代表60人，街道关工委委员华茂胜的带领下，参观了市公安局第一戒毒所，让中学生充分认识的各种危害性，增强他珍惜生命，远离”决心，力求禁毒宣传教育抓早抓实。
4组织群众参加签名承诺活动进行全民宣传。莲塘等21个社区举办“远离，不让进我家”签名承诺活动，由街道党政班子领导全部到场带头签名，共约5000多名社区居民、工人、学生，街道和居委会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我还印发禁毒宣传单张10000多份，张贴宣传标语300多条、宣传画报120张，宣传横幅25条。
2以帮教吸毒人员为重点，抓好创建无毒社区工作。
1迅速建立帮教小组。禁毒03工程”开展后，各社区迅速建立了由居委会工作人员、派出所的辖区民警、退休老党员、老干部、物业小区管理人员等组成的帮教小组，配合家长（家属）做好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21个社区居委会共成立44个小组，257人的帮教组。
2督促签订戒毒帮教“三书”为加强对吸毒人员的帮教，各社区居委会对在家的吸毒人员进行动员签订戒毒帮教责任书、戒毒人员保证书、戒毒人员家属（家长）担保书。目前，街应帮教的吸毒人员158人（其中戒断未满一年24人，未满二年20人，未满三年13人，满三年96人，其他5人）,签订帮教“三书”145份（另外9名满三年以上的按珠香综治办[]号文规定可不要求签订“三书”已落实帮教154人，帮教到位率97.5%
3广辟渠道安置吸毒人员就业。目前，帮教的吸毒人员已落实安置71人（包括自谋职业）占已落实帮教人数的46.1%为更好的做好吸毒人员的安置问题，防止其复吸，街道关工委和我办积极为已戒断人员解决就业问题。如东坑社区的吸毒青年张永辉，经街道关工委和综治办的多方联系，将其安排到社区居委会综治队工作，彻底戒断了毒瘾。
4建立吸毒史人员档案实行分类管理。自去年9月份，街将辖区有吸毒史的237人全部按上级要求一人一档建立个人档案，按戒断状况及当前状况进行分类。其中一类管理59人(强戒11人,劳教30人,服刑16人,患病不收戒2人),二类管理60人(戒断未满一年24人,未满二年20人,未满三年13人,其他3人),三类管理96人(戒断满三年以上),四类管理22人(失踪4人,失管1人,死亡17人)同时，为加强对吸毒人员进行动态化、日常化管理，街党工委、办事处在资金非常紧缺的情况下，拨出专款3000元，聘请信息公司设计、安装了街道吸毒人员资料信息管理系统”为我办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日常管理提供了有力保证。
5积极抓好“无毒社区”创建工作。按照《区关于进一步开展创建无毒社区工作方案》具体要求，办积极抓好“无毒社区”创建工作。街目前无常住吸毒人员的社区有翠景、莲塘、春晖。禁毒03工程”开展以来，翠景、莲塘、春晖居委会主动、认真查核辖区的吸毒、贩毒情况，广泛开展禁毒宣传活动，组织群众观看禁毒晚会、禁毒图画，举办了禁毒签名活动，挨家挨户发放禁毒公开信，提高社区居民的禁毒意识；其次，通过与戒毒康复中心共建活动，由该中心免费提供24小时热线咨询服务，帮助吸毒人员进行行为矫正与心理康复治疗。通过“无毒社区”创建，以点带面不断辐射到街道所有辖区，进一步扩大禁毒工作面，将禁毒的各项内容更深入到居民中。
3以堵截毒源、遏制吸毒人数为重点，抓好禁毒整治工作。
1全面开展日常尿检工作。按照《区年禁毒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和珠香综治办[]1号文的要求，办认真抓好各社区的家吸毒人员的日常尿检工作，并在尿检普查中努力实施如下几个原则：
一是先尿检、后强戒原则。对吸毒人员尿检结果呈阳性时，暂不送强戒，而是待与公安干警组成禁毒小分队后统一进行收戒处理，消除吸毒人员消极抵抗心理，扩大尿检普查面。
二是就近舍远原则。考虑到交通便利及成本因素，协商有关部门，将尿检定点单位由位置较偏僻的戒毒中心改到区人民医院，极大地方便尿检人员。
三是先垫支、后报销原则。针对各社区经费紧张，每尿检一名需50元的具体实际，办实行在尿检普查工作中由各社区先垫支尿检，完成尿检后凭尿检单和收据统一到综治办报销的原则。
四是先易后难原则。由各社区先将积极配合的吸毒人员尿检，剩余的再集中上门动员，各个突破。
这个过程中，组成了三个工作小组，协助尿检人数较多的、南溪、等社区，与各社区居委会人员逐家逐户上门做吸毒人员和家长的思想工作，打消他疑虑。如社区原吸毒人员，其家属经做工作后，主动联系正在上海与其兄打工的回来尿检。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到有吸毒史人员家谈心，讲政策、摆道理，终于使远在广西工作的返回尿检。由于措施到位，工作深入，截止今年三月三十日，街每月需尿检人员24人，按时完成尿检24人，尿检率100%每季需尿检20人，已完成尿检20人，尿检率100%每半年需尿检13人，已完成13人，尿检率100%
2迅速开展强制收戒工作。通过去年对有吸毒史人员进行的普查尿检，共查出尿检呈阳性的吸毒人员32人（包括派出所尿检送戒人员）为及时将尿检呈阳性的人员送去强制戒毒，经多次与辖区派出所协调，由尿检呈阳性人数较多的派出所专门抽出3名干警，街道直属巡逻队抽出5名队员组成小分队，远赴中山、台山、广州等地追查，找回吸毒人员6人，其中4人送强制戒毒。如小分队通过做吸毒人员家长的思想工作，找到中山工作的原失管人员李浩洋；造贝居委会工作人员与明珠派出所干警亲自前往金鼎戒毒所查实了原失管人员李咏棠（化名姜芷月）所强戒的事实。今年三月三十日止，除证据不足的3人、有传染病不收的2人外，其余尿检呈阳性的27名吸毒人员已送强制戒毒或劳教戒毒。
3重点打击制毒贩毒行为。抓好吸毒人员尿检、收戒的同时，办还与、明珠、南溪派出所协调，对辖区的一些吸毒、贩毒场所进行重点打击。如派出所去年共破获贩毒案件5宗，抓获贩毒嫌疑人8人；查破吸毒案件53宗，抓获吸毒人员68人。明珠所查获怀疑吸毒人员18人，经尿检呈阳性送戒8人。街道年4月至今年3月与3个派出所共组织清查整治行动40次，出动人员200人次，共查破制贩毒案5宗,比2002年4月至年3月上升25%查处吸毒案件81宗104人。通过大力整治，地区的吸毒、贩毒情况已得到有效的遏制。
4以实时、动态监控毒史人员为重点，抓好毒员新增滋生工作。一是建立吸毒人员档案信息系统。禁毒03工程”开展后，为彻底摸清辖区吸毒人员的情况，办及时组织21个社区居委会对辖区有吸毒史的人员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摸底工作。一是印发了市吸毒人员情况统计表》市常住人员吸毒情况统计表》社区吸毒人员登记表》等各类统计表到各社区，将了解、掌握的吸毒人员逐一进行了统一登记，重新造册，分类存档。二是街道禁毒领导小组的副书记、书记、委员、委员带领街道综治办、关工委、工青妇、宣传等部门的同志，分成4个工作组深入到各社区了解、指导开展禁毒工作。三是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发扬不怕辛苦，不怕困难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放弃了双休日，积极进行排查。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摸底，全面掌握了辖区吸毒人员的基本情况。四是从吸毒人员家长入手，发动各社区的党员和关工委成员，组成一张无处不在群众网”监督本社区的毒史、毒源状况，通过举报热线与驻社区民警、街道综治办联系，实时动态监控各社区禁毒工作情况，从信息化、社会化、多元化的渠道构筑街道打、防、控相结合的禁毒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遏制毒史人员的滋生，打击制毒贩毒行为。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5篇
一、暂缓的概况：制度与实践
暂缓，又称缓予，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及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这种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理，在诉讼程序上最终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关于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则公诉机关撤销暂缓决定，公开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二是在暂缓期间，如果违反有关暂缓的监督管理规定，则公诉机关应当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认识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是我们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予以简单叙述。
（一）域外的情况
关于暂缓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予以规定。从少数规定暂缓制度的国家来看，目前所知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规定了暂时不予，即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该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以这些要求、责令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述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
德国附条件暂时不予的适用，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对于轻罪案件享有一定的与否的裁量权，但其暂缓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只适用于轻微犯罪，对重罪和违警罪不予适用；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所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是考量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等因素。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责令。
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但据说暂缓制度在德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议。从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持肯定论者的主张在立法时处于主导地位。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1年-1997年，在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所占比率相对较低，最高的率为19%，最低时仅为12.3%，绝大多数案件由检察机关采取包括不、撤销案件等其他方式予以处理。而在不案件中，根据153条a作出的不案件在这些年均在案件中占较稳定的比率，大约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总数的5.6%-6.2%。[2]
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暂缓制度，[3]而且据说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也有明显效果。根据宋英辉教授的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暂缓占日本全部不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日本检察厅公办理案件2126988件，其中不案件为6581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案件621463件，占全部案件的29.2%，占全部不案件的94。4%。[4]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但缓予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项改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就被人们称之为缓予。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定《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由社区工作服务站指定专业社工督促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安排他们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小组每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小结。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5]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但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中。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6]
然而，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规定虽然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司法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欢迎，”[7]但人们对此的争论[8]表明，对我国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实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虽说不同意见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远逊于赞同者，但我以为，一方面。其意见中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方面，其意见所代表的未必是如同论文数量之比的少数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暂缓制度赞同者的探讨，而且应该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二、暂缓的争论：价值或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暂缓制度的讨论，目前主要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在讨论中更多地是关注在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而持否定意见者则重在揭示我国实行暂缓所存在的问题。以下我们对这两种意见中关于价值和问题之争作简要综述。
（一）价值
持肯定意见者的对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暂缓可以促使未成年犯罪人真正悔改，重返社会，更好地体现“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刑罚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不同。未成年犯罪人还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一些失足少年，既是社会安宁的犯罪者，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虽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客观因素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的东西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对他们就事论事地定罪科刑既显得不公正，既不利于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缓诉，通过悉心安排的社区服务工作，使罪错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负责，树立自重的观念，培养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依法行为，避免再度触犯法律。同时，也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学业、就业及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
2、暂缓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又极其有限。这一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如果实行缓诉制度，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惩戒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
3、实行暂缓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需要。
二战后，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社会化、非刑罚化、人道化的倾向，只是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有必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实行缓诉，而非一味地定罪科刑。
（二）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对我国实行暂缓的问题揭示，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1、暂缓“实验”缺乏法律依据
暂缓既缺乏刑事实体法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酌定不的权力，但该项权力并不是其可以实行暂缓的法律根据。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其他不具备该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官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我国刑法，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已满16周岁的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则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规定，仅仅以未成年为理由，是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酌定不条件的，当然也不能成为暂缓的法律根据。
2、暂缓于我国的司法无益且有害
由于暂缓是对法定的酌定不的超越，因而是十分有害的，其一，它表现出的是对检察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会出现如同免予一样的司法权滥用，不利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其二，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检察机关借此通过对判处三年以下的被告人不予追诉而作出无罪的法律认定；其三，暂缓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由于暂缓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相比较,除适用对象(仅为未成年人)小于缓刑适用外，在适用条件上基本是相同的，即可能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给予一定的考验期等。但是，缓刑属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缓刑的作用在于既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使犯罪分子感到受到刑罚的威慑力，体现惩罚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而暂缓则将应当按缓刑处理即判刑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暂缓所规定的考验期必须受取保候审期限的限制，只能在一年之内,这就使得一部分原本应当判处三年徒刑的犯罪却只需要经过短暂的期间就能脱离法律的追究。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对法律的违背，暂缓是没有依据的违法试验。并且，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时，适用暂缓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暂缓，该如何制作法律文书？该适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哪个法条？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还认为，在酌定不适用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实行暂缓同样不宜，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应重在教育而非刑罚，这也是主张实行暂缓制度者所认同的，而基于这一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应以便宜主义为原则、以法定主义为例外，即只要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应当尽可能决定不。而暂缓在明知未成年人犯罪符合酌定不条件时，却要附加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及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等，相比某些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适用酌定不时却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以增加条件为代价的挽救，显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另外，刑事诉讼应当遵循快速、及时原则，意在使被追诉人尽早地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尤其应当如此。但暂缓对原本符合不条件时，在能够立即决定不时,仍然要给予考验期，人为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害怕追诉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未成年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及时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3、暂缓所欲实现的价值可以其他方式替代
暂缓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等方面的价值，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例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放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假释的条件，甚至于可由立法专条对此作出宽于成年犯罪的规定；还可规定采用不定期刑，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定的刑期不在判决时予以宣告,而是根据其服刑的情况来决定服刑的刑期；另应建立取消刑事污点的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有罪判决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对于服刑期满后一定时期内确属改过自新者，取消其受过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刑事处分。[9]
以上是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以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观点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探讨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前景。
三、暂缓的前景：疑惑及探索
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以为应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即暂缓的内容与特点问题、暂缓“实验”的法律依据问题、设置暂缓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求解除疑惑、明确前景。以下对这三个问题分别予以扼要说明。
（一）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分析
暂缓制度的内容与特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相关问题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予以简要揭示。
1．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德国等国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相关“实验”，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暂缓的法定条件与暂缓的制约措施。
从暂缓的法定条件来看，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条件，也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实体法方面的条件如指控被告人所犯的是轻微犯罪、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等。暂缓的法定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不仅关系到该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是否能顺利运行有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暂缓的制约措施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司法机关的制约，二是来自被告人的制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缓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我国的“实验”虽然尚缺乏相关的制约措施，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必须的，而且，对我国的情况而言，有效的制约措施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可能更多。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暂缓制度的特点，相对于其他不而言，其基本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相对于缓刑而言，这是一种非刑罚的校治犯罪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我们对同一事物可以认识其不同的特点。而我们在此探讨暂缓制度特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暂缓制度，因此，我们将暂缓的参照设定为其他不。
暂缓从其名称上看与“不”不同，然而，就其制度设计的宗旨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就是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的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法定不和酌定不相对比，最鲜明的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即暂缓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法定不和酌定不的适用对象；而且，一旦决定法定不或酌定不，那么，该决定在程序上就具有终止诉讼的确定效力，而暂缓决定以后，对被告人是否终止追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暂缓从其内容上看与缓刑有共通之处，即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确定性，且这种非确定性都与被告人在考验期的表现相关。然而，两者却有质的差异。缓刑是一种刑罚方法，暂缓则是一种程序性的处置手段。我以为，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暂缓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有无设置暂缓制度的可能与需要。而结合这两个特点对暂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正是我们现在加强的。
（二）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的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肯定和否定意见对立明显。我认为，否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所具有的非确定性特点，该如何解释？酌定不既然并不具有该特点，其作为暂缓的法律依据，至少在充分说服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二，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的制度创新意义就将顿减。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突出的问题在于，酌定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制度，然而，暂缓只不过是德、日等少数国家规定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早有酌定不的规定，但暂缓却是最近几年的探索，也就是说，从酌定不到暂缓，其间还有明显的距离，并且，两者没有法律上的依从关系。
当然，肯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设计暂缓制度的法律依据，更不意味着否定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创新意义上来看，探讨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应是个更有价值的工作。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讨论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暂缓制度与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关系上，似有脱离主战场的嫌疑。显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是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暂缓却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无此问题。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在法理依据方面，还应当做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三）暂缓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解决了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如何，不仅需要解决正当性问题，更需要解决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只有制度设计良好，才能真正解决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有效预防、减少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暂缓制度设计合理，是解决其正当性问题需要。例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法院对检察机关决定暂缓的制约作为必要措施，那么，所谓暂缓对审判权的影响问题将自动消解，关于这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又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被告人的同意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暂缓必要条件，那么，暂缓对权利保障有损害的严厉指责，就会因此而失去了靶子。
当然，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正当性问题，而是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对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应有积极作用。关于如何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在这个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自无可能展开论述。我们将留待今后予以探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以往的讨论关注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建构我国的暂缓制度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相关特殊情况。例如，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暂缓制度的设计中如不被重视，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合理性将会成为问题。
[1]据笔者所知，较早讨论暂缓的学术论文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撰写的。参见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参见赴德考察团（岳礼玲、张朝霞、卞建林）：赴德考察报告（附录一），载陈光中 汉斯—约格 阿尔布莱希特（德国）主编《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72页。
[3] 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规定与典型的暂缓制度并不相同。日本的犹豫处分作为不的一种情形,并无考验期，如被告人又犯新罪，只要原犹豫处分正确,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在法律后果上与无罪的不相同。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 .中国青年报,2004,4,18(第2版)。
[6]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7] 参见曹晓云、丁永龄：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年第5期。
[8]关于对暂缓制度的质疑，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沈春梅《暂缓不不宜推行》，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本文之后所转述的质疑之论，主要引自这两篇论文。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6篇
一、暂缓的概况：制度与实践
暂缓，又称缓予，是指对于触犯刑法的人，根据其犯罪性质、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该犯罪人的年龄、处境、犯罪后的表现等法定情况，公诉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依法作出的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及实践情况来看，暂缓这种附条件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理，在诉讼程序上最终结果有两种可能，一是暂缓的被告人在法定期间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关于其应当承担的义务，则公诉机关撤销暂缓决定，公开宣布对其所犯罪行不再；二是在暂缓期间，如果违反有关暂缓的监督管理规定，则公诉机关应当撤销暂缓决定，提起公诉。认识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是我们之后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因此，我们首先对暂缓的制度内容及实践情况予以简单叙述。
（一）域外的情况
关于暂缓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未予以规定。从少数规定暂缓制度的国家来看，目前所知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153条a规定了暂时不予，即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该条规定：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要求被指控人：（1）作出一定给付，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2）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纳一笔款额；（3）作出其他公益给付，或者（4）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以这些要求、责令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该条还规定，检察院应确定履行上述要求、责令的期限，被告人履行要求、责令时，对其轻罪不予追究。
德国附条件暂时不予的适用，是基于检察机关的对于轻罪案件享有一定的与否的裁量权，但其暂缓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主要包括：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根据因犯罪而被科处的刑罚的严重程度将犯罪划分为重罪、轻罪和违警罪，暂缓只适用于轻微犯罪，对重罪和违警罪不予适用；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所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就是考量对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有兴趣对被告人等因素。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责令。
虽然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附条件暂时不予制度，但据说暂缓制度在德国国内有很大的争议。从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确认的情况来看，持肯定论者的主张在立法时处于主导地位。而德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实践情况表明，暂缓在德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981年-1997年，在德国，提起公诉的案件所占比率相对较低，最高的率为19%，最低时仅为12.3%，绝大多数案件由检察机关采取包括不、撤销案件等其他方式予以处理。而在不案件中，根据153条a作出的不案件在这些年均在案件中占较稳定的比率，大约是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总数的5.6%-6.2%。[2]
除了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日本的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暂缓制度，[3]而且据说其在刑事诉讼实践中也有明显效果。根据宋英辉教授的介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暂缓占日本全部不案件的9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5-30%左右。1994年，日本检察厅公办理案件2126988件，其中不案件为6581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9%；暂缓案件621463件，占全部案件的29.2%，占全部不案件的94。4%。[4]
（二）我国的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暂缓制度，但缓予作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一种处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探索的一项改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类似做法，就被人们称之为缓予。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与共青团浦东新区区委联合启动的“诉前考察制度”。根据其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首先由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查清犯罪事实，认为符合适用缓诉条件的，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区矫正建议书》，向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以征求他们的同意。然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向社区工作服务站发出《社区矫正通知书》，并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和犯罪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签定《社区服务协议书》。同时成立一个由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社区工作服务站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考察小组，负责对该未成年人进行日常考察。在考察期内，由社区工作服务站指定专业社工督促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从事公益劳动，安排他们参加社区的有关活动。每周安排他们与其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了解其思想状况。考察小组每月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小结。考察期满后，由考察小组写出书面的考察总结，提交给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该处以考察小组的考察总结为基础，查看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良好的认罪态度和悔改表现，根据社区服务记录，并综合家庭、被害人等各方面因素，对有悔改意向并表现良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决定免予。而对没有悔改意向，表现不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则立即提起公诉。[5]
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暂缓制度未作规定，各地的“实验”性做法因此显示了不统一的局面。但也有基本相同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某人民检察院《关于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暂缓制度的规定》中。根据该规定，我国“实验”中的缓诉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对象是未成年人；实体条件有：（1）犯罪情节较轻，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2）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3）在确定的3至12个月的考察期间未犯新罪；程序条件是：（1）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写出保证书；（2）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3）通过检察长审批决定是否暂缓；（4）办理取保候审手续；（5）定期帮教与考察；结果有两种：未犯新罪就作出不决定或又犯罪而移送。[6]
然而，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规定虽然在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司法工作者和理论界的欢迎，”[7]但人们对此的争论[8]表明，对我国某些地区检察院的暂缓“实验”，尚存在着不同意见。虽说不同意见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远逊于赞同者，但我以为，一方面。其意见中确有值得重视的见解，另一方面，其意见所代表的未必是如同论文数量之比的少数人，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暂缓制度赞同者的探讨，而且应该倾听不同意见者的声音。
二、暂缓的争论：价值或问题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实行暂缓制度的讨论，目前主要有肯定与否定这两种意见。持肯定意见者在讨论中更多地是关注在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而持否定意见者则重在揭示我国实行暂缓所存在的问题。以下我们对这两种意见中关于价值和问题之争作简要综述。
（一）价值
持肯定意见者的对我国实行暂缓的价值判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1、暂缓可以促使未成年犯罪人真正悔改，重返社会，更好地体现“惩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刑罚原则。
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不同。未成年犯罪人还处于生理、心理发育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一些失足少年，既是社会安宁的犯罪者，又是社会不良环境影响侵害的受害者。他们走上犯罪道路虽然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客观因素例如家庭、学校和社会上的消极、腐败的东西的影响是主要的。因而对他们就事论事地定罪科刑既显得不公正，既不利于综合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阶段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缓诉，通过悉心安排的社区服务工作，使罪错少年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负责，树立自重的观念，培养一个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依法行为，避免再度触犯法律。同时，也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学业、就业及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
2、暂缓是诉讼经济原则的体现。
刑事诉讼是一项高成本的国家追诉犯罪的活动，而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又极其有限。这一矛盾促使我们不得不重视诉讼效率的重要性。如果实行缓诉制度，则可以降低司法成本，提高惩戒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重大案件中去。
3、实行暂缓也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需要。
二战后，世界各国无不结合本国国情，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征的基础上，对本国的刑事政策予以调整，出现了社会化、非刑罚化、人道化的倾向，只是各国所采取的措施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针对我国日趋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我们有必要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其实行缓诉，而非一味地定罪科刑。
（二）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对我国实行暂缓的问题揭示，概括而言主要存在三个方面：
1、暂缓“实验”缺乏法律依据
暂缓既缺乏刑事实体法的依据，也缺乏程序法的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拥有酌定不的权力，但该项权力并不是其可以实行暂缓的法律根据。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酌定不的法定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其他不具备该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允许检察官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我国刑法，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规定十分明确，即已满16周岁的负完全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对8种犯罪负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则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规定，仅仅以未成年为理由，是不能成为刑事诉讼法酌定不条件的，当然也不能成为暂缓的法律根据。
2、暂缓于我国的司法无益且有害
由于暂缓是对法定的酌定不的超越，因而是十分有害的，其一，它表现出的是对检察机关裁量权的滥用，会出现如同免予一样的司法权滥用，不利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其二，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检察机关借此通过对判处三年以下的被告人不予追诉而作出无罪的法律认定；其三，暂缓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由于暂缓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相比较,除适用对象(仅为未成年人)小于缓刑适用外，在适用条件上基本是相同的，即可能判处拘役和3年以下有期徒刑、给予一定的考验期等。但是，缓刑属刑罚的具体运用，是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缓刑的作用在于既体现罪刑法定原则，又使犯罪分子感到受到刑罚的威慑力，体现惩罚与宽大、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从而更好地实现刑罚的目的。而暂缓则将应当按缓刑处理即判刑的案件作为放弃追诉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另外，暂缓所规定的考验期必须受取保候审期限的限制，只能在一年之内,这就使得一部分原本应当判处三年徒刑的犯罪却只需要经过短暂的期间就能脱离法律的追究。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对法律的违背，暂缓是没有依据的违法试验。并且，在立法没有作出规定时，适用暂缓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检察机关如果决定暂缓，该如何制作法律文书？该适用刑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哪个法条？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持否定意见者还认为，在酌定不适用范围内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实行暂缓同样不宜，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追诉应重在教育而非刑罚，这也是主张实行暂缓制度者所认同的，而基于这一点,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诉，应以便宜主义为原则、以法定主义为例外，即只要符合酌定不的条件，应当尽可能决定不。而暂缓在明知未成年人犯罪符合酌定不条件时，却要附加规定一定的考验期以及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等，相比某些成年人犯罪案件在适用酌定不时却不需要附加条件，这种以增加条件为代价的挽救，显然不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另外，刑事诉讼应当遵循快速、及时原则，意在使被追诉人尽早地从诉讼程序中解脱出来，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尤其应当如此。但暂缓对原本符合不条件时，在能够立即决定不时,仍然要给予考验期，人为地增加了未成年人害怕追诉的心理负担，不利于未成年人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及时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3、暂缓所欲实现的价值可以其他方式替代
暂缓制度在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污点等方面的价值，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完善。例如，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以及放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假释的条件，甚至于可由立法专条对此作出宽于成年犯罪的规定；还可规定采用不定期刑，即对未成年人犯罪确定的刑期不在判决时予以宣告,而是根据其服刑的情况来决定服刑的刑期；另应建立取消刑事污点的制度，对未成年人的有罪判决效力作出特别规定：对于服刑期满后一定时期内确属改过自新者，取消其受过的刑事污点，视为未受刑事处分。[9]
以上是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中出现的主要观点。以下我们将通过对这些观点及相关问题的分析，探讨我国实行暂缓制度的前景。
三、暂缓的前景：疑惑及探索
如果我们希望现在关于暂缓制度的讨论得到有意义的结果，我以为应在以往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即暂缓的内容与特点问题、暂缓“实验”的法律依据问题、设置暂缓制度时应注意的问题，以求解除疑惑、明确前景。以下对这三个问题分别予以扼要说明。
（一）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分析
暂缓制度的内容与特点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相关问题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予以简要揭示。
1．暂缓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德国等国的法律规定和我国的相关“实验”，概括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即暂缓的法定条件与暂缓的制约措施。
从暂缓的法定条件来看，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条件，也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实体法方面的条件如指控被告人所犯的是轻微犯罪、被告人系未成年人等；程序法方面的条件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等。暂缓的法定条件设定是否妥当，不仅关系到该制度的正当性，而且对该制度在实践中是否能顺利运行有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在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暂缓的制约措施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司法机关的制约，二是来自被告人的制约。，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暂缓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的同意。我国的“实验”虽然尚缺乏相关的制约措施，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制约措施是必须的，而且，对我国的情况而言，有效的制约措施所包含的内容甚至于可能更多。对此，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2．暂缓制度的特点，相对于其他不而言，其基本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相对于缓刑而言，这是一种非刑罚的校治犯罪的方法。我们知道，任何特点都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我们对同一事物可以认识其不同的特点。而我们在此探讨暂缓制度特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讨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暂缓制度，因此，我们将暂缓的参照设定为其他不。
暂缓从其名称上看与“不”不同，然而，就其制度设计的宗旨和实际运作情况来看，这就是不的一种形式。这种不的形式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法定不和酌定不相对比，最鲜明的特点是适用范围的扩大和对终结诉讼的非确定性。即暂缓的适用范围超出了法定不和酌定不的适用对象；而且，一旦决定法定不或酌定不，那么，该决定在程序上就具有终止诉讼的确定效力，而暂缓决定以后，对被告人是否终止追诉，尚处于不确定状态。
暂缓从其内容上看与缓刑有共通之处，即刑事责任承担的非确定性，且这种非确定性都与被告人在考验期的表现相关。然而，两者却有质的差异。缓刑是一种刑罚方法，暂缓则是一种程序性的处置手段。我以为，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暂缓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我国有无设置暂缓制度的可能与需要。而结合这两个特点对暂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正是我们现在加强的。
（二）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
关于我国的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是否存在问题，肯定和否定意见对立明显。我认为，否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所具有的非确定性特点，该如何解释？酌定不既然并不具有该特点，其作为暂缓的法律依据，至少在充分说服力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其二，如果其主张的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酌定不是其法律依据，那么，暂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的制度创新意义就将顿减。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突出的问题在于，酌定不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制度，然而，暂缓只不过是德、日等少数国家规定的制度；不仅如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早有酌定不的规定，但暂缓却是最近几年的探索，也就是说，从酌定不到暂缓，其间还有明显的距离，并且，两者没有法律上的依从关系。
当然，肯定暂缓的“实验”在法律依据方面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否定设计暂缓制度的法律依据，更不意味着否定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从制度创新意义上来看，探讨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应是个更有价值的工作。而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讨论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我们以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将主要精力放在暂缓制度与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关系上，似有脱离主战场的嫌疑。显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是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而暂缓却是因为其他原因而产生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无此问题。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裁量权及其制约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在法理依据方面，还应当做更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三）暂缓制度设计中的若干问题
暂缓制度的法理依据问题的解决，只不过是解决了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前景如何，不仅需要解决正当性问题，更需要解决制度设计的相关问题。只有制度设计良好，才能真正解决暂缓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有效预防、减少实践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
暂缓制度设计合理，是解决其正当性问题需要。例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法院对检察机关决定暂缓的制约作为必要措施，那么，所谓暂缓对审判权的影响问题将自动消解，关于这方面的正当性问题，也就因此而不复存在。又如，在设计暂缓制度时，如果我们将被告人的同意作为检察机关决定暂缓必要条件，那么，暂缓对权利保障有损害的严厉指责，就会因此而失去了靶子。
当然，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正当性问题，而是使其在实践中能够发挥对刑事诉讼的公正、效率及对相关权益的保护方面应有积极作用。关于如何设计良好的暂缓制度，在这个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自无可能展开论述。我们将留待今后予以探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以往的讨论关注德国等国的有益经验当然是必要的，然而，对建构我国的暂缓制度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考虑我国的相关特殊情况。例如，被害人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在暂缓制度的设计中如不被重视，暂缓制度在我国的合理性将会成为问题。
[1]据笔者所知，较早讨论暂缓的学术论文是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撰写的。参见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2]参见赴德考察团（岳礼玲、张朝霞、卞建林）：赴德考察报告（附录一），载陈光中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德国）主编《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72页。
[3]也有人认为，日本的规定与典型的暂缓制度并不相同。日本的犹豫处分作为不的一种情形,并无考验期，如被告人又犯新罪，只要原犹豫处分正确,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在法律后果上与无罪的不相同。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4]参见宋英辉《日本刑事诉讼的新发展》，《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龚瑜.上海浦东新区开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N].中国青年报,2004,4,18(第2版)。
[6]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
[7]参见曹晓云、丁永龄：爱心呼唤迷途的孩子----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探索少年司法保护体系纪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年第5期。
[8]关于对暂缓制度的质疑，参见刘桃荣《对暂缓制度的质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沈春梅《暂缓不不宜推行》，载《人民检察》2003年第4期。本文之后所转述的质疑之论，主要引自这两篇论文。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7篇
摘 要:附条件不制度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该制度已纳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范畴。在基层检察实践的基础上,对试行附条件不案件的情况、效果、问题进行总结和剖析,提出完善附条件不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少年犯罪实证研究
附条件不〔1〕,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设立一定的考验期,期满后根据考察情况,对其作出不或决定的一项制度。海淀区检察院从2004年开始展开对该项制度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理论探讨、专家论证、制定规则、实践试点几个阶段。本文通过对海淀区检察院近两年试行附条件不制度的具体案件进行研究,力图从实证角度再认识附条件不制度,对其提出完善建议。
一、附条件不制度实践运行情况
2008年,海淀区检察院实施附条件不制度进入实践试行阶段,近两年时间里,适用附条件不制度的案件有11件15人。
(一)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和条件
1. 适用主体
根据2004年制订的《实施附条件不制度细则》(下称《实施细则》) ,该项制度预期适用的主体是未成年人。但试点附条件不制度的11件案件15人中,在适用主体上有所突破,即不局限于未成年人, 15人中有11人为未成年人, 4人为成年人。2. 适用条件《实施细则》规定的适用条件是: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犯罪情节较轻,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3)犯罪后有悔改表现,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 (4)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 (5)具备较好的帮教条件。试点的11件案件,均符合上述条件。具体情形如下:从涉嫌罪名看,盗窃案4件6人,寻衅滋事案4件7人,抢夺案1件1人,案1件1人;从犯罪主体看,均为男性,其中未成年人11人,成年人4人;从犯罪嫌疑人的职业看,有9人为在校生, 2人无业。
需要说明的是, 11件案件均不宜立即作相对不,原因主要有:犯罪嫌疑人交待的部分犯罪事实尚需调查(即使核实该起事实仍属情节较轻) ;犯罪嫌疑人对盗窃罪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作不合理辩解尚需教育;犯罪嫌疑人既非在校学生亦无固定工作尚需考察;犯罪数额较大不宜直接作相对不等。
(二)附条件不所附条件
条件一词来源于民法,是指“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之事实,作为决定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2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即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措施。在考察期内,犯罪嫌疑人有义务接受检察机关的帮教考察。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表现做出或者不的决定。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简称未检组)〔3 〕的成立为分界点,海淀区检察院的帮教考察举措在机构、形式和内容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 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2004—2008年)
《实施细则》规定:“检察机关对决定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应定期进行帮教和考察。”同时制定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细则》(下称《帮教细则》)规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共青团北京市海淀区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妇女联合会共同设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教委员会(以下简称帮教委员会) ,负责落实具体的帮教工作。帮教委员会由各方指派专人,共五人组成。”
在帮教委员会中,四方部门各司其职。团委负责选任青年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者对被附条件不人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工作,包括心理辅导,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等内容,青年志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负责联系并督促被附条件不人每月至少参加一次社区公益劳动。妇联负责每月组织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参加一次“家长学校”,同时对被附条件不人的家长进行单独访谈。被附条件不人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负责每月通过走访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与被附条件不人谈心等多种途经,了解、核实被附条件不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各方在考察期后均向检察机关递交考察报告,由检察机关形成综合考察报告,提交帮教委员会通过,并作为最终处理的依据。
2. 检察机关牵头负责模式(2008年至今)
2007年初,海淀区检察院在公诉一处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组,将本院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归口办理。未检组的成立,对试行附条件不制度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妥善处理案件的基础上,未检组创新多项工作机制和帮教手段,如特别告权、分案、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开设家长课堂等,尝试由检察机关牵头,跨部门合作联合帮教模式,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同特点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及帮教手段方面,遵循基本程序与特别方式相结合的原则。
(1)基本程序召开帮教座谈会。检察官宣布附条件不考察决定,征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长、相关单位如学校、社区的意见。如果同意,则要求犯罪嫌疑人签订保证书,保证在考察期内接受检察机关规定的各项帮教工作,要求家长、相关单位签订担保书,保证按照规定开展各项帮教活动、进行监督。具体案件中,承担帮教工作的主体有所不同:犯罪嫌疑人为在校生的,一般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有工作单位的,一般由工作单位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犯罪嫌疑人无业的,则由社区和家长共同承担帮教工作。如涉嫌抢夺的齐某是无业人员,检察官邀请其所在社区的人大代表参加帮教会,参与帮教活动。
定期提交思想汇报。犯罪嫌疑人定期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思想汇报,汇报近期的思想和生活情况。__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其家长定期向检察机关汇报帮助教育情况。一般每月汇报一次。
接受专家心理辅导。研究表明,未成年人犯罪多源于心理问题,如不能正确对待挫折,不能有效管理情绪等;案发之后,未成年人普遍受到心理伤害。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办案引入心理辅导制度,邀请心理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必要时亦对家长进行心理辅导。如任某、王某寻衅滋事案,任某小时父母离婚,后父亲去世,跟随继母生活,遭遇多重打击的任某不思学业走入歧途;王某父亲管教极严,案发后父子关系紧张。检察官会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对嫌疑人及家长进行心理测试、箱庭疗法,帮助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树立生活的信心。
(2)特别方式
家长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研究表明,家庭结构缺损、家庭教育失职、家庭不良行为,使家庭不能或不完全能给予子女起码的情感满足和必要的正常社会化教育,由此导致家庭中的青少年心理发展出现障碍、社会规范的内化产生偏离,这是直接或间接促成其性人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而使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4 〕海淀区检察院创设“家长课堂”,聘请教育、心理专家为涉案未成年人的家长讲授亲子关系、青春期生理和心理、挫折之后信心重建等知识。检察官事先下发“家长课堂调查表”,了解家长希望学习的知识,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制定课堂内容,采用讲解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授课。课后家长填表反馈课堂效果。
参加公益活动。帮教单位除日常监管外,还组织考察对象参加公益活动。具体做法各有不同:有的学校组织参加抗震救灾捐款仪式、唱响奥运歌咏比赛等,用时政教育犯罪嫌疑人;有的学校组织参加卫生大扫除、蓝球比赛等;有的社区组织参加社区文明宣传等。
(三)附条件不考察结果
《实施细则》规定,附条件不考察期为1个月至6个月。在试行的11件案件中,考察期为2个月至6个月不等。考察期满后一周内,各方出具帮教材料,如学校说明考察内容及嫌疑人表现,心理专家出具心理矫治报告,检察机关汇总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试行考察的15人中,除1人因认罪悔罪表现差被、2人尚在考察期之外,其余12人全部作相对不处理。附条件不考察制度,挽救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使其避免贴着罪犯标签生活,专业的帮教考察,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如涉嫌寻衅滋事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经过心理辅导、家长课堂之后,王某及父亲都认识到沟通和鼓励的重要,父亲表示会继续鼓励儿子高考,儿子更加理解父亲。又如几名涉嫌寻衅滋事的成年大学生,家长整日叹气流泪,孩子也自觉抬不起头,无法面对生活,通过专家引导,家长和学生都重新树立信心,学生已恢复学业,家长亦学会帮助子女走出困境的方法。至今12名被不人均未再次出现不良行为。
二、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附条件不制度的实践效果
1. 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犯,使其更易回归社会
未成年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其原有心理水平较低,在外在不良因素的作用和诱惑下,加上自身进行了一些违反道德和法纪的活动,获得了体验,逐步形成消极心理因素———不良的需要、兴趣和世界观,而走上犯罪道路。但消极因素并不能排除未成年犯罪人身上仍存在积极因素,只不过积极因素处于相对的劣势,被消极因素掩盖而已。检察机关只要善于从未成年人消极的行为表现中,发现和培养这样或那样处于劣势的积极因素或隐藏着的“闪光点”,并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这样,未成年人就可__能逐步得到改造。〔5 〕
附条件不制度正是看到了未成年犯身上具有的积极因素,通过专家和检察官的帮助教育,使其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今后的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不仅免于犯罪前科,而且更易回归社会。试行附条件不的15人都通过考察教育,表现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涉嫌寻衅滋事的陈某写道:“我现在又能上课学习了,这才是属于我的生活,我会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的路,不再让父母失望。”涉嫌抢夺的崔某,已高中毕业考入军校继续学业。
2. 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重建和谐社会关系
2000年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明确提出恢复性司法的概念。恢复性司法强调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当事方都能够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响融入社会重新生活和工作,建立公正、负责、讲道德和有效率的刑事司法系统,真正促进经济及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
附条件不制度通过附加条件帮教考察,促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更好地保护双方权益,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试行的11件案件双方当事人都达成和解,被害人遭受的损害通过赔偿、道歉等方式得以弥补,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
3. 真正实施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明确要求。2006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区别对待,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当宽则宽”。最高检在《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中又指出:“检察机关在批捕、等各项工作中,都要根据案件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
附条件不制度在试行过程中,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不致再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教考察,使其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实践中多做出不决定,体现了宽严相济中“宽”的一面。但对不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坚决不适用附条件不制度,对在考察期间心存侥幸、不思悔过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体现了宽严相济中“严”的一面。如崔某、许某抢夺案,许某在考察期内再犯盗窃罪,被提起公诉,而崔某能够认罪悔过、积极赔偿,后被作不处理。
(二)附条件不制度实践面临的问题
1. 附条件不制度的法律依据缺失
在该制度出现之初,附条件不制度的正当性即引起很大争论。反对者认为,附条件不并无法律明确规定,是一种游离于刑事诉讼之外的“违法试验〔6 〕。赞同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应有之义〔7 〕。笔者认为,附条件不制度具有存在的法理依据和现实必要性,该制度进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似已成定论。由于尚无明确规定,实务部门在作附条件不时畏手畏脚,影响该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另一方面,试行案件中的参与者对该制度不了解,对其合法性存有质疑,有违司法权威,降低了社会效果。
2. 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难以区分
适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不适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而依据司法实践,附条件不适用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见,附条件不与相对不都适用轻罪案件。但是具体个案应适用相对不还是适用附条件不,实__践中难掌握。如窦某盗窃案〔8 〕,有人认为窦某是未成年人,盗窃数额不到两千元,可直接作相对不;有人认为窦某是无固定职业的未成年人,不对其考察帮教无法保证不的效果;也有人认为,直接作相对不,能使犯罪嫌疑人及早从诉讼中解脱出来,而附条件不需要一段时间的考察帮教,案件周期较长,对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并不公平,不利于诉讼效率的实现。实践中,检察官对诸多像窦某这样的案件存有困惑与疑问。附条件不和相对不的区别适用,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制度构建上,都有待推进。
3. 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亟待确定
关于附条件不的主体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只能适用于未成年人〔9 〕,这是一种严格限定的主张;第二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不应该有主体的限制,应该适用于所有人〔10〕,这是一种广泛适用的主张;第三种观点认为,附条件不制度主体不局限于未成年人,也不宜范围过大〔11〕,这是一种折中说。《实施细则》采第一种观点,实践中的试行案件支持了第三种观点。
4. 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如何把握
在附条件不考察期内,设定一定条件,一方面给犯罪嫌疑人施加一定压力,督促其改过自新,另一方面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条件完成情况判定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现。但一般应附加哪些条件? 目前无统一标准,实践中亦难把握。有学者提出下列条件: (1)书面悔过; ( 2)向被害人道歉; ( 3)对被害人损失作出赔偿或补偿; (4)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 (5)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等。〔12〕11件试行案件中所附条件是:定期提交思想汇报;接受考察帮教(心理辅导、家长课堂、公益劳动等) 。可见,学界和实务界对附条件不所附条件在大体趋同的基础上仍存差异,应尽快确立所附条件的整体范围和统一标准。
5. 尚无专门的考察帮教机关
在试点过程中,考察帮教工作多为检察机关牵头,通过协议形式联合学校、社区等共同进行。检察官事必亲为牵扯大量精力,影响帮教效果和工作效率。缺乏专门帮教机关,对于在校学生案发后转学的,就无法落实帮教。占未成年犯罪多数的外来人员,因与本地社会联系不紧密,没有类似学校、家庭、社区等良好的帮教机关,更是被排除在附条件不的范围之外,有违《刑法》中的公平原则。
三、附条件不制度的建立完善
(一)适用主体宽泛化
附条件不制度最初仅适用于未成年人,实践中扩大适用到成年人。试点实践中发现,对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同样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本文认为,附条件不的适用主体不宜限定过严,只要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大,有良好帮教条件,无论未成年还是成年,均可适用。
主张适用主体宽泛化,依据在于,附条件不得以产生的法理基础和制度原意并不要求限定主体范围。首先,附条件不制度是便宜主义的体现,赋予检察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13〕附条件不尽量不将轻罪嫌疑人交付审判,而代之以教育性考察措施,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其次,附__条件不制度体现了刑罚经济的思想。〔14〕刑罚经济要求防止自由刑适用带来的不必要损害,尽量采用非剥夺自由的制裁方法,因而提倡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附条件不对轻罪嫌疑人实行开放的帮教考察,避免将通过考察的人移送、判处监禁刑,迎合刑罚经济思想的主张。最后,附条件不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可见,是否适用附条件不并非取决于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特定主体身份,而为是否符合适用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更能体现便宜主义、刑罚经济思想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二)检察官主导下的个别化条件附加
附条件不制度在设计上,应以检察官为主导,各部门通力配合,针对具体案情,由检察官选择有区别地附加条件,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对考察条件不宜规定过细,同时还需要完善配套机制来保障所附条件的有效落实。
为何以检察官为主导? 检察官在办理附条件不案件时,要调查犯罪嫌疑人一贯表现,听取被害人意见,全面考量案件情节。不同案件的附加条件必然不同,只有检察官最了解案情,最有权决定附加哪些条件。
为何要个别化附加条件? 犯罪具有多因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社会原因,附加条件全面、有针对性,才能切实达到预防再犯的目的。大多青少年犯罪后,本人亦受精神伤害,心理疏导很有必要;有的青少年家庭关系冷漠,家长课堂可助家长正确与子女沟通,营造和谐家庭;有的青少年缺乏责任心,参加公益活动有助于其增加责任感和社会认同感。
(三)考察期不宜过长,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考察必然需要时间。适用附条件不的案件事实简单,情节较轻,故考察期限不宜过长。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从司法实践和诉讼经济考虑,认为考察期规定为2个月至6个月为宜,试点的11件案件的考察期均在这个时间段内。考察期满作相对不决定后,应建立跟踪回访制度。
由于现实条件所限,海淀区检察院目前并无跟踪回访机制〔15〕,无法及时反馈被不人适用帮教措施后是否表现良好、是否再次违法犯罪的信息,不能依此审视帮教考察工作的质量,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本文认为,应尽快建立涉案未成年人信息档案,建立跟踪回访制度。在一定时间后向青少年所在学校、社区了解其表现,发现不良行为及时矫治,对矫正后5年内的表现评估跟进。
(四)尽快整合社会力量,建立健全帮教组织
在附条件不帮教过程中,检察机关的定位应为牵头组织者,而非具体帮教机关。一方面检察机关没有权限,另一方面检察官不具备专业知识。江浙的检察机关通过和共建单位签署协议,建立不同的帮教形式:对学生,交由共建学校帮教;对无业人员,交由共建企业帮教;对有职业者,交其单位帮教,是非常好的做法。海淀区检察院四方帮教委员会模式亦是一种有益探索。
本文就建立健全帮教组织有两点建议:其一,应争取国家公权力支持。检察机关联合公安、司法、街道、教委、妇联、团委等部门,建立多部门联合帮教的长效机制。其二,应重视社会公共资源的支出。近年来我国出现不少关注青少年的团体,如南京的诚爱基地、北京的青苹果之家,虽然与西方发达的社会团体相比,我国的此类团体在数目、规模、功能上相去甚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类似团体将大量涌现,待条件成熟后,可交由这些团体系统组织策划考察帮教工作。
(五)建立监督救济机制
任何缺乏约束的制度都是不完善的。为防止附条件不决定权滥用,可考虑在立法上规定犯罪__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嫌疑人、被害人的权利和公安机关的权利,在程序上对该制度起到制约作用。
主要内容如下:
1.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必须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如果是未成年人,应当征询其法定人的意见。有辩护律师的,要听取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后,应当公开宣布,说明理由、所附条件、考察期限等,告知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并征询其意见。犯罪嫌疑人不同意适用附条件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或者不的决定。
2. 被害人的权利
有被害人的案件,应将上述情况同等告知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附条件不决定的,可以在收到附条件不决定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此外,应允许被害人参与考察,随时向帮教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考察情况。
3. 公安机关的权利
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的,应将附条件不起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附条件不决定不当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注：
〔1 〕 附条件不是我国实践先行的一项司法改革创举。从理论研究、实践试点到制度设计,该制度一直伴随着较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名称问题。国内各地检察机关在用词上出现了缓予、暂缓、暂缓不、附条件不等不同称谓。本文以附条件不为题,一是着眼点在于该项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设计,附条件不介于和相对不之间,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属于不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考虑到尽管各地用词不同,但该项制度的本质内容是一致的,学界对名称问题的研究甚多,本文立足实证研究,走出概念的泥沼,探讨该制度的构建完善之策。
〔2 〕梁慧星:《民法总论》[m ] ,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 〕海淀区检察院从2000年开始在公诉一处设立未检组,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普通刑事案件,但由于公诉一处、二处案件类型的人为分流,此时未检组并非办理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2007年初,根据最高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门办理制度的要求,未检组仍旧设立在公诉一处,但负责办理全院所有的有未成年人参与犯罪的案件,彻底实现了未成年案件专业化办理。
〔4 〕王娟:《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因素及其矫正》[ j ] ,《理论导刊》2007年第8期。
〔5 〕罗大华、石起才:《青少年犯罪心理学》[m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 - 353页。
〔6 〕沈春梅:《暂不不宜推行》[ j ] ,《人民检察》2003年第5期。
〔7 〕张泽涛:《规范暂缓- 以美国缓制度为借鉴》[ j ] ,《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3期。
〔8 〕窦某(男, 17岁,无业)伙同另外两名未成年人盗窃一辆摩托车,价值1978元,在转移赃物时被查获。
〔9 〕谢双:《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建立暂缓制度》[ j ] ,《天府新论》2006年第12期。
〔10〕洪道德:《改免予为暂缓》[ j ] ,《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1〕杨诚、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m ] ,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2〕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 j ] ,《人民检察》2006年第4期。
〔13〕王雪琴:《暂缓制度研究》[d ] ,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14〕黄京平、刘中发、张枚:《暂缓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兼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j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社区矫正担保书范文第8篇
【关键词】刑事政策/刑事司法裁判权/刑事政策的权力机关
刑事政策的发端与发达引发了刑事法及刑事法学的一系列变革，传统的观念及方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应当对刑事政策的概念重新进行界定，而且这种界定要突破既有研究的藩篱，使刑事政策在具体应用到司法领域时与刑事司法裁判权形成独立与受制的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明确与张扬现代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作用。
一、重新定义的刑事政策
有学者对各种刑事政策的定义进行归纳，并述评如下[1]：第一，多数学者在事实的层次上界定刑事政策；第二，少数学者在学问的意义上界定刑事政策；第三，有些学者将理念的刑事政策与事实的刑事政策熔于一炉；第四，还有些学者则区分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与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对二者分别进行界定，作为学问的刑事政策是指以现实的刑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被称为“学问上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门学问的刑事政策”或“刑事政策学”[2]，事实上的刑事政策是指实践层次上，被社会公共权威用作治理犯罪工具的刑事政策，也被称为“作为事实的刑事政策”[3]。之后该学者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所谓刑事政策，就是指社会公共权威综合运用刑罚、非刑罚方法与社会各种手段预防、控制犯罪的策略。”[4]
在笔者看来，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它只包括宏观的刑事政策和微观的刑事政策。宏观的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反应的战略方式，如“宽严相济”“少杀、慎杀”“严打”等；微观的刑事政策是指对犯罪反应的战术方式，如“刑事和解制度”、“刑事转处制度”、对不同犯罪人的处遇，等等。刑事政策背后的观念、对刑事政策提出的根据及其各种利弊评判观点、观念、思想、理论等等是刑事政策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它是关于刑事政策的学问，就像刑法与刑法学的关系一样，两者是不能混淆的。
笔者与上述学者在界定刑事政策概念方面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关于刑事政策所针对的对象。刑事政策所要解决的是犯罪问题，针对的是所有犯罪，这一犯罪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它包括：1.绝大多数法定犯罪；2.准犯罪；3.待犯罪化的犯罪。从刑事一体化角度而言，犯罪概念不再局限于刑法范畴之内，因为法定犯罪只是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中被法律规定的一部分，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定但同样具有严重危害社会性的行为，将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引入到刑事政策学中来，是刑事政策学研究的起点。但是仅仅将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作为刑事政策的研究起点还远远不够，还要对这样的犯罪进行划分，将它们划分为未然犯罪和已然犯罪：前者是指尚未实施的犯罪，后者是指已经实施的犯罪。对于未经实施的犯罪，刑事政策解决不了，它是犯罪学所研究的范畴，刑事政策只能是针对已然的犯罪。行为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后，应该对其进行怎样的处置，这就是刑事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刑事政策本身承载的内容。它包括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略手段和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术手段两个方面。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略手段是指具有重大的带有全局性或决定全局的宏观措施。“宽严相济”和“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及其多年的适用，都可以说明我国的宏观刑事政策涵盖的内容。对已然犯罪反应的战术手段是指以人道为宗旨具体适用的微观措施。其实我国在处理犯罪的实践中已有众多具体的刑事政策，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在实体方面都有所体现。如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6年4月，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制定了《烟台市检察机关平和司法程序实施纲要》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犯罪的处理措施不再是唯一的刑事处罚，而是通过介入民事和解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三）刑事政策的被动防御性。刑事政策是对已然犯罪的被动反应，即其是在犯罪出现后所发动的被动防御，并不具备事前的对未然犯罪的预防性。就其功能而言，它可能对再犯有预防的功能，但这并不是它的初衷。犯罪预防及犯罪控制是主动的，它们是犯罪对策的内容而不是刑事政策之所在。
二、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
本文的研究主旨是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影响。刑事司法裁判权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依其法定职责与法定程序适用刑事法律、法规，审理并裁决刑事案件所行使的权能[5]。笔者认为，现代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弱化与分离两个方面。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作用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事政策所针对的犯罪范围大大超过刑事司法裁判所针对的犯罪范围。刑事政策所针对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功能性犯罪定义的范围是相重合的，具体包括三类，即绝大多数法定犯罪、准犯罪和待犯罪化的犯罪。可以看出，刑事政策所研究的犯罪概念在外延上远远大于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概念，其内容除了绝大多数的法定犯罪之外，还包括大量的准犯罪和待犯罪化的犯罪，而刑事司法裁判权所能发挥作用的犯罪范围仅仅限定在法定犯罪之内。在实践中，由于社会的不断变化和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天然矛盾，造成法律不可避免地有一种滞后性；另外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社会上也存在着大量的待犯罪化犯罪。准犯罪和待犯罪化犯罪在每个社会都客观存在，而这些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不一定小于法定犯罪，在有些情况下还有可能大于法定犯罪。由于其尚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无法进入刑事司法裁判权领域，刑事司法裁判权发挥效用的范围也就相应大大减小。这是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表现之一。
第二，刑事政策的出现使得刑事司法裁判的唯一性转化成了可选择性。刑事司法裁判权的适用范围是行为人实施的规范意义上的法定犯罪。由于刑事政策的出现，即使对于此法定犯罪，适用刑事司法裁判权也从唯一性转化成了可选择性。
在刑事司法裁判领域，刑事责任是对犯罪的反应，包括对犯罪人实施刑罚、非刑罚制裁措施或是仅对其做出有罪宣告。而在刑事政策领域，刑事责任并不是犯罪的唯一法律后果，刑事司法裁判也不是对犯罪进行处理的唯一方式方法。犯罪不仅可以通过刑事司法裁判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方法解决。典型形式如国外的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裁判权的适用由唯一性转化为可选择性是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作用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第三，刑事政策的目标要求使得刑事政策虽然不能突破刑事司法裁判权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赋予法官以更大的法律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以便对犯罪人的处理更加个别化和人道化。
对犯罪人实现人道主义的处遇是刑事政策的目标。马克·安塞尔强调，真正的现代社会防卫运动的基石在于：相信人类的命运，保护人类，反对盲目镇压，希望使刑法制度人道化，并使误入犯罪歧途的人重新回归社会。社会防卫运动这一现代刑事政策运动的产生以人权、人格尊严及其在社会中的有效保护为基础[6]。基于对犯罪人的人道处遇，刑事法理论领域现在普遍要求实现轻刑化。有学者论证了刑事法领域中的轻刑化包括轻刑化的立法选择和轻刑化的司法选择两个方面[7]。轻刑化的立法选择有以下几点：第一，减少死刑。第二，减轻法定最低刑。第三，限制加重处罚的适用范围。轻刑化的司法选择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减少刑罚的适用，即尽量非刑罚化。第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适用非监禁刑的好处在于：惩罚性较轻，花费的社会资源少，能够有效地降低刑罚成本；具有开放性，有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与驱逐出境、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理方法、非刑罚制裁措施相结合，能更好地达到行刑效果。
刑事政策的内容不仅仅有刑法的规定，还有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及其他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法规对犯罪的处理，它具有因时、因地、因人灵活地处理犯罪与犯罪人以期达到最佳效果的特征。刑事政策针对的是已然犯罪，对已然犯罪的一切处理方式，不仅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包括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甚至是国际法上一切对已然犯罪的处理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成为必然。
第四，刑事政策理论上的另一极端主张就是彻底地反对刑法，程序上自然是否认刑事司法裁判权的适用。
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格拉马蒂卡，他在其代表作《社会防卫原理》中主张用“社会防卫法”取代“刑法”，认为社会防卫的目的不应该只是保障市民人身、财产安全，更本质的目的是改善那些的人，使之复归社会。换言之，社会防卫的终极目的，是使的人适应社会秩序，而不是对他的行为加以制裁。他要求废除犯罪、责任、刑罚等刑法基本概念，而以“性”、“性的指标及其程度”、“社会防卫处分”等概念来代替。他认为性是“对不遵守法律规范者在法律上的一种称呼”[9]。这种观点的前瞻性不容置疑，虽然其在现代条件下并不能做到，也不被广泛接受，刑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被取代，但它要求废除犯罪、责任、刑罚等刑法基本概念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挑战和质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刑事政策的发端与发达，对犯罪人的处遇手段已经突破了刑法学者狭窄的研究范围。不管传统的刑法学者是否承认，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弱化遵循着如下作用途径：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犯罪现象只有部分能进入刑事司法裁判权领域，其他的由刑事政策处理。即使是能够进入刑事司法裁判领域的法定犯罪，也有相当一部分不由刑事司法裁判权处理，而是由类似于恢复性司法的其他一些手段处理。即使是那些已经由刑事司法裁判处理的犯罪，刑事政策又带给了刑事司法裁判权更多的处遇手段，而不仅仅拘泥于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从而对犯罪人的处遇更加人道。极端的刑事政策理论则反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适用。
三、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作用，主要表现在刑事政策的权力支撑上。现代刑事政策的支撑依然是公共权力，只不过现代国家已将权力分割出了一部分，由国家一统的刑事司法裁判权分散一部分给市民社会及其个人，其比例的大小由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决定。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作用和分离作用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的两个方面。弱化作用是从刑事政策对犯罪人的处遇方式角度分析它对传统刑事司法裁判权大一统犯罪处遇方式的突破；而分离作用则是从刑事政策的权力支撑角度分析对犯罪人进行处理的机关从国家法定的裁判机关分散给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甚至是个人。正是由于权力的分散才使得大量的具体的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成为可能，也使得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作用得以表现。对此，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权力支撑的理论探讨。从理论的研讨层面而言，基于对处理犯罪的传统做法，必须有国家权力的支撑才可行使刑罚权，由此推导出刑事政策也必须是基于刑事权力才可出现，这依然是受刑事法学者狭窄的专业背景所限制。刑事政策最早是由刑法发展而来，其背后自然是刑事权力的支撑，但随着刑事政策对刑法的超越，支撑刑事政策的就不仅仅是刑事权力或是国家所有的权力，而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的权力以及公民个人的权力。
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学是一门关于刑事权力的科学知识体系。换言之，刑事政策学的终级目的是为刑事权力的掌握者提供专门化的关于刑事权力的理论知识。如果这一命题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刑事政策概念的逻辑支点就自然是刑事权力。”[9]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刑事司法裁判权适用于刑法范畴之内，但不完全适用于刑事政策领域。虽然目前主要的多数的刑事政策还是离不开国家权力，但是还有大量的具体的刑事政策是社会的、民间的，是对犯罪作出的另外一种反应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国家权力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分散。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在其《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一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在由各种国家权力机构组成的社会中有可能出现的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因为人作为人越来越体现其自主价值，只要不危害他人的利益，法律只在保障社会秩序正常良性运转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限制个人的自由而扩大处置个人权益的权利，由此而结成的以个体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会更多地处理组织内部成员的问题而无需动用国家公权力，这样做省时、省力、省资源，其结果是社会更加和谐。国家公权力的限制也是水到渠成，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主导，但是在法律规范之内。
（二）权力主体的具体操作。具体到实践方面，随着国家权力的越来越分散，刑事政策的权力主体可能包括以下几类：
1.法院。刑事政策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的被动反应，包括刑罚的和非刑罚的手段，因而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手段也是刑事政策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的刑事政策的权力主体与刑事司法裁判权的权力主体是一致的。法院也同样是刑事政策的执行主体之一。这就说明，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仅仅是部分分流，至少在现在对犯罪的主流处理机关依然是刑事司法裁判机关。当然，格拉马蒂卡的《社会防卫原理》否认刑事司法裁判存在的必要性，其刑事政策理论中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分流而是完全转移，这种观点应者寥寥，尚未得到现代主流刑事政策理论的认可。
2.检警机关。对待犯罪的处理由刑法发展到刑事政策，刑事司法权已不仅仅由法院行使，现代刑事政策已将其提前到检警等行政机关，①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作为微观刑事政策的司法转处制度和暂缓制度。
司法转处制度即将犯罪人从整个刑事司法裁判系统中转移出去，不由刑事司法部门处理的制度的总称。当然，司法转处不把未成年犯罪人放在司法系统处置的原则，并不排斥对少数严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干预。这种制度所赋予警察、检察等机关的自行处置权，其实质是一种筛选处理权。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加以选择，选出需要进入少年审判系统的案件，对于不需要进入少年审判系统的案件，则退回社会，或者转交别的有关机构，或者在这阶段就采取某种措施加以处理，检警机关的这种自行处置权是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
暂缓制度，是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予以附条件不的制度，具体是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果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可能被判处较低徒刑，并具有较好帮教条件者，可在其写出保证书，家长出具担保书，签订帮教考察协议书的基础上，报检察长审批后，办理保释手续，在一定期限的暂缓考验期间，未成年人需每月到检察机关汇报表现情况，检察机关定期到学校、社区和家庭走访，如确已改过自新、不致再危害社会，检察机关将做出不决定，如发现不思悔改，又违法犯罪的，就要将其至法院。通过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暂缓制度也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不用进入审判程序即可处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同样是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的一种表现形式。
3.其他行政机关。刑事政策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人道处遇为目标的，因而对于一些行政犯罪，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必须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以由行政机关进行处理，这样既能节省诉讼资源，又能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此时，行政机关就成为刑事政策的权力机关。另外，即使针对自然犯罪，行政机关也有可能成为刑事政策的权力机关，从而可以对犯罪人采取一些行政法上的处遇手段，如禁止驾驶、强制隔离、强制禁戒、强制治疗、没收财物等等。而在我国实践中一直存在同时也饱受诟病的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也是行政机关作为刑事政策权力主体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一种分离。②
4.社会团体或社区。当犯罪发生后，很多市民社会的做法有两种：一是排斥公权力的干预；二是直接做出对犯罪的反应。如许多国家的律师协会，通过明确律师执业规范、强化律师执业纪律、提高律师执业道德、对违反执业规范和执业操守的律师进行纪律惩戒直至吊销律师执照等方式，约束和规范律师的执业活动，事实上就排除了国家公权力对律师违纪违规乃至于违法行为的介入，使得国家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律师的执业活动进行特殊的刑罚干预；其客观效果可能比我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特别设置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好。有的表现为社会自治反应对国家正式反应的替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同志审判会”或“企业法庭”对轻微的犯罪案件的审判，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许多地方出现的以诸如“居民纠纷调解中心”、“邻里审判中心”、“社区调解中心”、“社区委员会计划”、“城区法庭工程”等形式实现的对刑事案件的非刑事化处理即“转处”，都是社会自治反应对国家正式反应的替代[10]。也是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分离的一种表现形式。
5.个人。个人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成为刑事政策的权力主体。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恢复性司法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指通常在调解人的帮助下，被害人和罪犯及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人或社区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这个调解人可能是社会团体、社区组织，也可能是公民个人。在公民个人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个人也就成了刑事政策的权力主体之一了。
四、结语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是在民主与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呈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的状态，而与此相适应的是法治的建立与健全。市民社会的内在机制促成中国法治的形成，个人的独立性是市民社会的首要特征和存在条件，市民社会又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社会，而多样化的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主要是经济活动，唯有市场经济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经济形式，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市民社会成员才能保持和发展其独立性，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直接的实现，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要求法律制度的调节和规范，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这种制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公众确立一套严格的获取、运用、更替国家权力的标准与规范，并从程序和方式上约束整个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这种制约力量一旦被国家法律所确认，就成了对国家权力行为的法律约束，也就促进了法治的建立。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基础上，通过正当程序将刑事政策上升为法律，在法的公平的旗帜下公民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以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方式实现最大的正义。这种既尊重当事人意愿又发挥国家职能的两全其美的制度值得提倡。
人们观念的变迁是影响司法运作不可缺少的因素，这些因素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法律的运作，影响法官的刑事司法裁判权的运行。当人们的内在认识发生变化的时候，必须允许按照新的时代精神的要求来变更过去的规则，对新的观念进行必要的回应以便节奏合拍同步向前。
注释：
①关于检察机关到底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国内理论界有争议，本文采用国际通说，认为其为行政机关。
②本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不做讨论，仅仅以其客观存在说明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分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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