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9 08:14:11

社区建设论文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一)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需要。

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生问题关乎群众的“幸福”,做好民生工作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社区是社会最基本单位,能准确了解群众诉求,社区服务与广大居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联系。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与管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好维护群众利益。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基层,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为社会稳定创造基础性条件。要充分认识加强社区建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从社区开始,建立解决问题的基层机制,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积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建设也面临一些困难,在体制、理念、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制约社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影响了社区建设进程。

(一)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定位不清。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责模糊,服务功能错位,社区服务业发展比较单一,削弱了其应有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管理的边界不清,造成社区组织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职能,侵蚀了社区自治的空间,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受到很大限制。如不少地方社区建设基本上以解困济贫、解决孤寡残困人员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困难为主要内容,缺少集教育、生活、娱乐、保障等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在实现社区全方位建设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需要回归社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逐步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同时也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给我国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难题,大大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二)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社区原有基础设施较少,工作场所多是租用或借用,条件相对简陋,办公用房普遍达不到要求,不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同时,社区活动场所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民众生活的诸多要求。要保障社区的办公条件,解决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问题非常严峻。社区建设经费及办公经费短缺,也是困扰社区开展正常工作的主要问题。资金投入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和缺乏统筹规划,已影响到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建设,导致社区服务设施不全,影响社区服务和活动的开展。

(三)城乡社区服务人才十分缺乏。

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干部,社区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干部中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较高素质人才还相当缺乏。主要是缺乏激励机制,待遇低,难以吸引较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才。同时,社区中许多人力资源也没有得到发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社区建设发展的需要。社区人才队伍素质亟须提高,社区人才结构亟待优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工作能力亟待加强。

(四)城乡社区治理思路不够明晰。

由于自治理念不清,目前仍有很多社区工作负担过重,承担大量行政性工作,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在带领社区居民建设和谐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协调力。有些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这一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调动起来,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现阶段城市的社区服务已经发展到对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而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又因重视不够和受政策影响,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难以满足社会管理要求。

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社区功能定位,明确社区服务职能。

“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的任务,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从国际社区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社区建设必须依托于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为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作用,在政府部门专门设立职能管理机构,直接从政府部门中选派公务员到社区任职等,政府则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来把握社区的活动方向。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划定基层政府与社区边界,赋予社区自治功能,科学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职能,大力推进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行政推动等措施,加快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救助、就业、卫生、养老、计生、文体、教育、安全及生产生活服务,搭建面向社区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使社区居民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定向、便捷、周到的服务。加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居家养老服务等福利服务项目。要优化社区布局规模,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切实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服务条件。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在办公用房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立法来解决社区工作用房、居民公益设施建设问题。新加坡国家设有住宅发展局,早在1967年,该局就制定了“土地所有权法案”,其中规定,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组屋,每栋楼底层都不得安排住户,而是用于开设商店或娱乐室,供居民休息、娱乐和购物之用。因此,要切实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公共用房建设,将社区工作用房、服务设施和户外活动场所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专项规划,根据社区布局,在综合考虑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办公用房面积、地点、结构,配齐公共配套设施,建议可在土地出让时,将社区办公用房建造设置为前提条件,由受让方负责建造,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在保障措施上,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将社区建设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基础设施项目扶持资金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金。国外社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基金会和私人捐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占60%左右,捐助占11%,服务收费占29%。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建立多渠道的社区资金投入机制,采取共驻共建、社会支持、街道自筹等多种形式,筹措社区建设管理资金。

(三)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社区信息化不仅能显著提升社区的工作效率,而且能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服务满意度。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应加快社区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为此,要把社区信息化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信息服务网络。在社区服务上,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综合各类服务资源,建立完善社区服务行业信息平台,开设热线电话和社区服务网站,提供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水电维修、房屋工程、房产服务、法律指南、劳动结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服务信息。要大力支持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服务内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提供更加便捷的社区政务、商务服务,着力推动“平安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建立激励考核机制,稳定社区人才队伍。

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的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积极为社区人力资源提供施展空间。在干部待遇上,建议在继续强调社区干部的奉献精神的同时,应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把报酬与工作岗位、工作实绩、年终考核相挂钩,建立由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值班补贴、年终工作目标考核奖等组成的工资报酬形式,提高工资水平,以进一步激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同时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选聘一批年轻化、专业化、组织协调能力强、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热心于社区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充实社区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要积极探索城乡社区用人机制的改革,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事城乡社区工作。要大力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满足社区日益多样化、方便化和家庭化的卫生服务需求。要积极动员、广泛发动,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区居(村)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不断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促进形成强带弱、富帮贫、老帮小、我帮你、你帮我的社区和谐新风尚,使社区潜在资源都集聚到提升社区服务工作水平上。

(五)发挥社会力量,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社会组织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社区建设的主体是社区成员,社区成员的参与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是社区建设的生命力所在。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推进社区建设,必须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增强社区凝聚力。社区建设如果缺乏社区成员、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政府与社区及非营利组织、企业建立密切合作、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政府引导支持、社区和非营利组织主办、企业通过市场提供多样化服务,是国际上社区发展成熟的组织模式和重要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制定促进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政策措施,立足社区,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着力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组织,强化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基层管理和服务。同时,要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其管理和服务的社会责任。在组织建设上,要依照《居委会组织法》,强化自治职能,抓好居委会基础制度建设,把社区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使社区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将城乡社区打造成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平台,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管理机制逐渐形成规范,硬件设施也趋于完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市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管理和建设。但我市关于新型社区的建设方面同沿海省市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社区服务机制的起步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关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偏低

由于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人们对社区的含义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还处在较浅的认识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2]所以在社区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明显的行政化,政府制定的社区计划和任务,忽略了每个社区的特殊情况,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自上而下的执行;而所谓的“居委会大妈”,一般是在一个社区内工作工作了几年,还有的甚至超过十年,他们对社区工作的运作相当熟悉,对社区内家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处理更是得心应手。但至于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等问题大都知之甚少。例如,在处理一起家庭矛盾时,他往往会把当事人双方看做是社区居民或邻居来处理,而不是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把他们作为案主来对待,也不能运用“同理心”、“优势视角”等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鼓励案主潜能来化解矛盾。

2.社区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社区内的服务和活动渐渐趋于完善,包括针对全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分类,但在实际的社区服务和福利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前期需求调查阶段,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虽然社区服务已开始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但在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时的针对性仍然不足,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次,社区服务的分配方式有待优化。在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社区服务的分配大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但却缺乏灵活性,使得一些服务需求较大的社区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一些服务需求较小的社区居民则接受了过量的服务,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

3.社区文化建设薄弱,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较为淡薄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社会生活影响社区管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使得居民主要依赖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对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居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愿较低。近年来,由于社区宣传力度加大、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方向路线、社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规模依旧处在较低水平。

二、形成当前问题的原因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构成方面。目前,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大多在30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而政府在近几年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能受到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则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国内仅有十余年,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倾向于经济发达、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新疆,地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除非是家在新疆,或者待遇十分优厚,一般的毕业生大都不会把新疆作为首选。这几年社区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在总数上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于拥有专业社会工作师资历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其次,社区的管理体制方面。在我国,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久以来,行政性的社区管理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近些年政府下放权力,倡导社区自理、居民自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压力。但之前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消除,在个别社区还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现象;在社区管理上,没有在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细分不足,在服务项目的开展上缺乏灵活性,使福利和资源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最后,社区活动开展方面。就目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仍然以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应由政府全权负责,而并不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管理与建设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单一和宣传力度的不足,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而参与社区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通常是在社区工作者的劝说下被动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参与的内容主要是偏娱乐性的,对社区的未来路线、服务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基本毫不关心。

三、克拉玛依市(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要路径

1.注重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期组织社区人员培训

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一直以来的机制是,政府带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发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完成福利发放、教育宣传等任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制。应转变为把社区工作内容以服务的方式落实,突出服务于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工作重心,构建居民服务型社区,不能只注重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忽略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标准等未来建设路线。首先,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管理理念,把社区的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做好社区服务项目的规划工作;实现服务机构和网络的配套实行,为社区居民能够顺利参与管理提供便利渠道,体现社区自治管理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社区管理,其实就是社区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事项的执行、分配是否达到居民成员平等和享受要求的管理。社区内居民、市场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区成员以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民主管理的网络,共同处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3]其次,通过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和社区工作基本方法的掌握。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思想,使其认识到社区工作是一种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服务型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行政式的管理;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素质。主要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院校、地方党校以及民政系统院校和培训中心等各种资源,通过拥有专业资格社会工作师培训和远程函授自学等方式,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稳定提高。

2.细化社区服务项目及对象,保障资源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常温饱问题后,逐渐体现出对多样化、多层次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已不能仅仅保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水平上,社区服务的范围也应该逐渐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文化娱乐服务、老年服务,还包括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内容。注重社区老年娱乐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充实社区服务内涵,要围绕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广泛化的定位拓宽社区服务领域”。[4]同时,根据社区内实际情况,将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细化,尽量使服务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3.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民主参与意识

社区文化是社区实力的一种体现,更是一种软实力的彰显。社区工作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既能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提高社区文明程度,又可以联络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而社区文化的建设与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是分不开的,为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社区工作者可以积极动员社区内已经退休的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社区志愿者参加活动,并通过其发动、邀请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活动中来,另外,社区工作者要精心策划一些贴近群众、内容多样的活动,这样才能吸引社区居民积极主动的参加社区活动。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发展;新型;村镇社区

带动村镇共同发展,为农民提供更优质的生活服务,带动劳动生产力是我国提出的重要发展政策,这项政策也符合我国当今村镇社区落后城市、相关福利不完善的国情需要。发展村镇社区,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粮食产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缓解贫富分化差距有着重要意义,将生态发展理念应用到新型村镇社区建设,对于解决能源问题、推动新型村镇社区可持续建设,加快村镇社区向城市发展的进程速度有着重大作用。

1生态文明时代村镇建设的问题

1.1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

部分村镇社区建设为了快速推动乡镇的发展,加快向城市化方向的靠拢,不顾村镇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肆意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以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牺牲品,大量开采土地、砍伐树木,建设工厂,破坏了生态环境的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对村镇社区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使村镇社区走向灭亡的道路。

1.2影响居民生活的问题

部分村镇社区建设的相关负责人员,为了尽快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展现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了错误的工作思想和行为。他们不顾及村镇社区人民的心理需求和精神思想,强制性的要求村民配合国家政策,要求村民撤出自己的房子,入住政府提供的新房,可是村镇社区毕竟是村民居住多年的屋子,有了情感,而且菜园、井水等生活资源都在这里,突然让村民搬去没有人情味、缺乏村镇特色和基础设施的新房,村民难免会伤感,这时候工作人员又没有做好思想工作,就是强制的命令,村镇居民当然会产生反抗心理,出现一些不配合的行为。

1.3缺乏基础建设的问题

部分村镇建设的负责人,认为推动村镇建设就是推动经济建设,其实不然,经济建设只是村镇建设的一部分,村镇建设还包括基础设施。可当前的村镇建设就是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建设商品房,却不顾村镇人民真正需要的生活基础设施,很多学生还在设施落后的危房中上学,很多老年人想要休闲却没有老年活动室,村镇也没有卫生服务中心,不利于村民的看病治病问题。由于村镇社区被改变的越来越差,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这导致很多人离开村镇外出谋生,不利于村镇社区的发展。

1.4经济单一发展的问题

村镇建设的经济发展项目有很多,例如村镇的农产品天然无添加,且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可以进行对外出售。村镇的自然环境优美,可以开设旅游项目等,这些都是村镇自身的特色经济发展,是最符合村镇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最佳方法。可村镇建设的相关负责人,确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得到的经济效益太少,无法快速的推动村镇经济发展,他们认为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村镇经济发展的最快方式,因此他们拆了大量的村屋建设商品房,但这是一种盲目跟风的经济发展方式,他没有科学的依据作为支撑,村镇不像城市,村镇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善,大量楼房的建立,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很多村民心生不满,对此失望,最终远走他乡,村镇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城市,导致村镇建设事与愿违。

2新型村镇社区生态发展措施

2.1确立生态文明新体系

2.1.1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对村镇社区建设的相关负责人进行生态文明的教育培训,树立其生态文明理念,提高生态文明素质。与此同时,村镇社区建设的负责人要向村民开展生命文明宣传教育,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低碳生活保护环境。而村镇社区建设负责人本身在开展村镇社区建设工程时,要结合村镇自身的发展情况,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出发,推动村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将改造方案透明化,听取村民的建议,让村民监督建设的整个过程,把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2.1.2村镇经济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

村镇建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建立一些工业工厂,推动村镇的发展,但是工厂的建设一定要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工厂工作所产生的污染物也要严格治理,对污染的企业进行强力的监督管理,确保空气质量的良好,在保证生态文明的前提下,推动村镇经济发展,带动村镇的整体发展。

2.2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

2.2.1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村镇建设运营模式

村镇建设是要在保证村镇原有特色进行完善建设,而不是建设成水泥森林,政府要对村镇建设大力关注给予支持,相关负责人要优化建设方案,将生态文明理念应用到村镇建设当中,在保证绿色环境覆盖率的前提下,建设建筑,对建筑的材料也要严格把关,确保建筑材料绿色环保,避免产生污染,当然也要保证材料的质量,通过各方面的完善,建立具有生态理念的绿色低碳村镇,讲究可持续性发展,维护村镇生态平衡的良性运转。

2.2.2构建绿色生活方式

村镇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帮助,还需要村民自身的努力。村民要树立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从日常生活中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态习惯,尽可能的保护村子的生态环境,为村镇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生活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基业的良好保障。

2.3强化绿色村镇建设的保证措施

2.3.1改革创新,树立鲜明政策导向

村镇建设的生态发展关系到村民的日常生活,涉及到多方面的经济政治利益。为了保证村镇建设能够顺利完成,国家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建设政策,进行科学的引导,让村镇建设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广大力量的参与作用,建立完善的村镇生态建设制度,形成完整的村镇生态建设体系,从而推动村镇建设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2.3.2依法办事,确保村镇社区建设的生态化

要对于村镇建设过程严加管理监督,确保村镇建设的生态发展,对于可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建设工程,要加大管理监督力度,对于已经造成污染的建设工程要立即停止,并依法处理,保证村镇社区建设的生态化,推动村镇社区能够绿色高效的发展。

2.3.3挖掘村镇特色的项目

从村镇建设实践中我们可以得知,城市的经济发展措施不能完全适应村镇社区的经济发展,要想科学的推动村镇经济的绿色可持续性发展,就要结合村镇的实际情况进行招商引资,村镇的天然无公害的绿色产品和村镇本身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优势,都有利于村镇特色经济的发展。村镇可以请人将村镇人民生活的美好场景、对村镇树林围绕、鸟语花香的人间仙境,以及绿色环保无公害的农作物生产种植的过程,拍成一个短视频发到网上。相信很多的企业投资人都会感兴趣,也会投资村镇的农产品发展,带动当地的旅游业等多种途径推动乡镇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

2.3.4加强乡镇基础的建设

发展村镇建设,不光要关注经济发展,还要关注基础设施的规划,只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让村民拥有归属感。要建立高质量的学校提高孩子的学习环境,要建立老年活动室满足老人的需求,要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措施,让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到真正的幸福满足。

3结语

当前我国有部分村镇社区为了加快经济建设,违法自然规律和市场经济体制,再没有科学保证的根据下肆意发展,可能这种发展的确在短期内取得了重大效果,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极其不利的影响。村镇社区的建设不能只专注与于眼前的利益,要从长远的利益出发,科学的运用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新型村镇社区可持续建设发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建设完善的新型生态村镇社区。

作者:赵辉 单位: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参考文献

[1]刘娟,郭淑芳.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村镇规划探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4(36).

[2]郭琼.基于生态理念的理想城市研究———以广东理想城市建设为例[D].兰州交通大学,2014.

[3]王付全,冯屾.邓州市腰店社区生态宜居型新村镇规划建设研究[J].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5(1):31~33.

[4]程丽华.新疆新型村镇建设思路,打造村镇旅游特色品牌[J].工业,2015(12):131~132.

[5]郭晓平.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J].唯实:现代管理,2016(8).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论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要繁荣昌盛,必须勤奋学习、热爱读书、善于思考。并从如何建立自发性、持续性的社区学习机制,从而引出全民学习的必要性:面对国内外形势,丞待加强学习;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接轨,不学习将成为新的文盲;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高素质的市民;我市产业结构调理,需要专门人才;终身继续学习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现实。因此,我们全体市民要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首先开展读书活动,建立全民学习的社会机制;其次树立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有效途径;再次要有求知求进求创的精神,为我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献智献策。总之,广大市民要志存高远,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新,自觉奉献的良好风气。为网的繁荣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加倍努力学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兴旺,必须要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作动力。越是艰难困苦,越是危急关头,越要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既来自于数千年来无数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实践,也来自于我们的智慧。而读书与思考,正是智慧之重要源泉。中华民族之所以为礼仪之邦,之所以为文明古国,今天又之所以能走向伟大复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热爱学习、勤奋读书、善于思考的国度。

5月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主张,获得广泛的响应。学习型社会是科技高新化、信息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等开放互动的学习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最终获得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网的飞速发展。因此,我区如何与时俱进,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区,本文作了初浅的探讨。

面对形势丞待加强学习

同志曾告诫全党:“当前的国际斗争,尽管形式多样,矛盾错综复杂,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人才的竞争,是领导者的能力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国内,新世纪、新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的不断变化和进步,使许多我们不了解、不熟悉的知识呈几何级数增长。面对国内外形势,全民丞待加强学习。

1、中国加入wto,不学习将成为新的文盲

加入世贸组织后,新型产业将吸引更多的人才,在这种机遇面前,努力提高发展自己的素质已成为必需。今天,企业要成为学习型组织,社会要成为学习型社会,社区亦要成为学习型社区。高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高智能计算机、生物技术等似曾高深莫测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已经走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生活在这样日新月异的时代,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已经成为个人终身相伴的一件大事情。在那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为终身学习规划自己的课程,无论老年、成年还是青少年。知识经济的到来,别的姑且不论,仅人的知识结构就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就是不识字的人,但现在这个概念已经落伍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盲的重新定义,现代文盲是指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图表的人,不能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流和管理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文盲概念,成为一个概念。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更快,新的语言和符号、图表会更多,使现在的语言、符号、图表由现代的前沿水平下降到基础知识的地位,不学习新的语言和符号、图表,就可能成为文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对文盲下了定义,社会和经济系统对人的素质提出了全新要求。如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知识更新的速度太慢,就会成为新的文盲。

2、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高素质市民

作为跨世纪的新市民,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必须不停地充实和发展自己,学习各种理论,学习文化知识。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对个人来讲,要想获得稳定、较高的收入,就必须培养和激发创造能力。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统的体力劳动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大量的工作需要技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涌现出了更多的成功者,也造就了大批失败者。各种职业在不断地出现、消失,各种人才在不断更新换代。江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和人口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和对各种新知识的掌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腾飞,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前途。”为此,只有不断给自己“充电”顺应潮流才能站稳脚跟,获得成功。党的十六大精神建设宽裕型小康社会,需要大批高素质市民。

3、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专门人才。

入世将对我区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就业。入世后企业不仅只注重高学历人才,同时更注重人才的通用性和综合性。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将少于2%。在此基础上,对外语和计算机水平的要求必然会提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入世后,我区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才争夺战,在许多领域会出现人才匮乏的现实。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将成为我们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公务员如有职位空缺,都将严格按照职位要求,采取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一些跨国公司、企事事业单位亦将采取公开招聘、择优录用。这样人人机会均等,地位平等,人人都可以成功,全在自己努力争取。

在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也不能一蹴而就,要认真分析社区情况,人员分布、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兴趣爱好等。积极加以引导,趋利避害。

1社区人员 基本上是在职干部,能够集中学习和参与社区学习的机会较少;且多数以各自为战为主,他们或在家中自学,或在网络中交流,或在单位学习。

2消费观念的差异,使多数人在读书消费上投入偏少,而在服饰或其他方面的投入却大把出手,引至学习资料缺乏的现象。

3随着高新技术、电子信息化的出现,书本越来越受到冷遇。图象和屏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创建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区。学习型社区的建立已成为政治、经济、信息和文化全球化之后,奠定国家知识资本及保存本土性文化根源的基础,亦是我国迈向学习社会及建立终身学习体制的行动方案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自发性、持续性的社区学习机制,将是我国能否成功提升国家竞争力,全民共同开创二十一世纪新局面的重要关健。

一、开展读书活动,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途径

1、评选表彰“学习型家庭”活动。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的思想政治文化素质,社区要依托文明市民学校、人口学校、家长学校等宣传阵地,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各种读书活动;针对社区内从事科教文卫工作的居民多的特点,邀请他们中的各类优秀人才前来授课。要在社区内积极开展“道德新风、科技学习、消费理念、法律知识、卫生知识”“五进家庭”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家庭美德格言”“写给世纪父母”和“一二三”读书活动,评选表彰“学习型家庭”,召开“学习型家庭”经验交流会,积极探索建设学习型家庭的有效途径。精心设计吸引力强、参与面广、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颖载体,唱响学习型家庭的口号,推出一批学习理念新、爱学习,学习氛围浓、会学习,学习范围广、创造性学习,学习目的性强、学以至用的学习型家庭。引导每个家庭读书、藏书的习惯,要求每个家庭拥有一个书架、订阅两本杂志、300册以上的藏书。在全区营造努力学习,不断进取的氛围,为建设新型社区作贡献。

2、非典时期非常学习法。今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相继发生非典疫情,人们外出的时间少了,在家中的时间相对多了起来,社区要积极响应全国工、青、妇以及新闻出版总署等四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五月份在全国广泛开展家庭读书活动的倡议书》,根据社区非典时期家庭成员外出比较少,留在家中时间比较多的情况,积极倡导广大家庭和全民多读书、读好书,为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活动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认真组织好书源,力争把家庭读书活动引向持久深入。社区要借此东风,将此时当作读书的好时机,组织“读书演讲比赛”,畅谈学习心得,把家庭读书活动与建设学习型社会、开展全民读书活动结合起来。制定长期读书、学习计划,为培育整个社区的阅读风气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为全民学习营造良好环境。

二、活到老学到老,建立全民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1、社区要成为学习型社区。要建立全民学习的社会机制,必须先了解学习型社区的定义。学习型社区的定义:学习型社区的需要兼顾个人成长与社区发展以终身学习体系提供民众学习机会及多元的管道以持续不断的学习,以公共领域的建立促进民众透过沟通与对话来关心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籍由批判与集体行动进行改革,使社会朝向经济进步与社会统合的目标发展。

我们生活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学习、学习、再学习,已经成为每个人终身相伴的事情,无论老年、成年还是少年。企业要成为学习型企业、社区在成为学习型社区。学习,终身学习对于人人来说,成为在所难免。要学会适应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

2、学习是终身行为,要坚持不懈。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市的市民必须有更高的目标和更快的前进步伐。社区广大市民必须不断学习,努力做到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要立足区情,发挥社区老干部多、文化素质高的特点,积极鼓励引导他们接受再教育,以老人大学和社区文明市民学校为载体,设立老人研讨班,研究社区各项大事、政治时事,学习新知识,提高社区老人自身素质,陶冶情操。以老人活动中心为载体,成立社区图书室,阅读室、南音社、健身室,为活跃社区文化做出贡献。创造性地做好新时期的侨乡工作。同时社区要成为学习型的社区,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进一步增强社区的活力、凝聚力、影响力。

三、求知求进求创,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献智献策。

1、学习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一个现代化社会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统筹全面的思维能力;洞察问题的判断能力;把握未来的预见能力;审时度势的应变能力和不断开拓的创造能力。这些,是干部素质全面提高后所必须拥有的,是我区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工作高效的基础。因此,牢固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是干部自身成长的必备前提;是造就一支与时俱进的干部队伍的现实要求;更是广大党员团结带领广大群众迎接时代挑战、创造性地开展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迫切需要。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具备这些要求。

2、学习要与创新结合起来。社区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营造“五种环境”,推进“三大转变 ”,为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宽裕型小康、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学习要与创新结合起来,创新才有进步。要适应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确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和全员培训的目标。根据各自不同需求,实行分级分类培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的干部培训工作格局。努力推进培训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的创新,提高培训效果。

新的机遇与挑战正不断迎面而来,广大市民要志存高远,形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勇于创造、自觉奉献的良好风气。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传统。开卷有益,益已、益人、益民族、益国家、益未来。让我们行动起来,努力打好为网的繁荣和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建设诚信网,加倍努力学习。

注:参考书目: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专家辅导报告》

《wto基本知识问答》

《wto与中国妇女》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核心竞争力指的是一个集团内部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组合,这种组合能够使该集团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乃至整体上达到比其竞争对手更强的水平和特有的优势,它体现于集团的各个方面和运行的每个阶段,并且最终在通过竞争而显现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态里得到证实。学校特别是职业技术学校,如果用“与国际接轨”的新视角来观察,它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时时刻刻处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要想在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有独树一帜的核心竞争力做支撑。职业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包括运行能力和制度能力两个方面”。运行能力通常指的是过硬的技术能力。如把学生培养和造就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并把他们推销出去的能力以及教育市场界面的开拓、稳固和发展的能力等。制度能力则主要是确定学校从事核心活动的范围。它通常涉及单位工作的效率和成本等方面的问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制度能力的关键所在。由于竞争最终体现在学校有没有生源、毕业生在社会上合不合用,教师的教学水平怎样,是否具备科研创新能力,诸如此类,都是竞争的具体内容。因此,从事职业教育的学校,其核心技术能力是核心竞争力之核心,包括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人格的塑造与教师知识传授和科研创新能力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等。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一系列相关能力的支撑。就核心技术能力而言,与其相关的能力主要有:一是战略管理能力,它是核心资源的定位与配置能力,其作用是在动态的相对稳定期保持核心竞争力积累和发展的均衡性,在动态的变动期预测变动的方向,适时完成核心竞争力的跃迁。二是快速反应能力,它是对转瞬即逝的发展机会的捕捉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广泛了解和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为了做到对社区职教工作有的放矢,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学校下一步开办专业的方向、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等均有了具体的了解。三是培养和塑造能力,它是核心技术能力通过利用专业知识和手段得以实现的能力,它决定了学校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毕业生的素质状况,这是职业学校满足社区需求的基本工作能力。四是社会界面能力,它一方面对社区、用人单位、学生家长、报考的学生以及毕业生的联系、指导、相互沟通等良性循环的状况;同时,让全社会都懂得职业教育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好处并使之尝到职业教育的甜头。五是组织协调能力,它是通过组织过程促进组织内部效率提高的能力,其重要作用是通过管理过程的程度化、程式化而将知识与技能融入核心竞争力中。

综上所述,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也会发生变化。社区模式的发展壮大并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互动互进的过程中,传统教育特别是传统的职业教育应该迅速进行自我调整,以新的定位,新的面貌、新的方式涉入社区教育即终身教育体系这个新的发展空间。确定了自身的现实定位,了解了职教在社区教育中的竞争优势等理论问题之后,职业学校在实践上也应该及时地实现跨越。尽管终身职业教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国家也在下大力气致力于终身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构建,但在现实中人们在希望接受职业教育的时候还会遇到许多的不便,职业学校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往往也显得无所适从,力不从心。如何保证社区的每一个人随时可以参与职业培训,职业学校如何才能适时地推出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现有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是唯一的出路。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向全社会开放,要向社区居民开放,提供多种形式和各个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在校学生、把教育的内容限制在学科教育和正规教育上。如学校为此设立对外培训部,进行多时段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服务,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学校也应挖掘、开拓新的教育资源,在校学生也可走出去广泛利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会公共设施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与社会、社区工作相互融会,相互促进。同时,职业学校还理应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新的学习组织形式,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社区建立学习型企业、学习型家庭、学习型街道、学习型单位等,推动并引导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社区建设工作,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逻辑的推演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只不过是搞好工作的前提条件,关键还要落实在具体的实践中,没有干出来之前再好的理论也只能算是一种不错的预设。社区的职业教育带有极大的探索性,没有理论指导仅靠莽撞是不可能搞好的。职业教育与社区建设工作是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必须注重的一个工作,理论的探索是实践的前导,实践的行动是理论的落实,两者须互为前提才能比翼齐飞,相得益彰。

作者:李冰洁单位:长春工程学院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1.1政府是主导,积极调动社会参与“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建设的根本是维系我国人民经济利益为本,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在政府的主要领导下,凭借科学的统计分析、法律制度的严谨维护、人民群众积极拥护,进行积极预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震灾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同时,全面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结合政府的主导方向,组成强有力的抵抗震灾的团体。

1.2以预防为主,利用资源整合正如治病不如防病的道理一样,地震造成的危害结果远远大于灾后重建的成本,同时其带来的人精神伤害更是无以弥补的,因此,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防与补救结合是防震减灾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在整个地震预防过程中,即:灾前、灾中、灾后期间,利用科学知识,进行系统的规划、决策以及管理,将资源充分整合,采取科学的减灾行动,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灾实效。

1.3加大宣传力度随着人们对震灾带来的危害的日益关注,我们应将“地震安全社区建设”一起推广,加强社区群众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采取简单易懂、具备吸引力的宣传方式,普及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从而提高社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助能力。

2根据福建省尤溪县的实际情况

制定“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建设方法福建省尤溪县本着提高社区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需求的目的,在政府的领导下,防震减灾部门通过广泛宣传,统一筹划、全面推广“地震住房安全社区”的建设思路。本县地震安全社区建设标准如下:

2.1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制度“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关乎到整个尤溪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如果要将地震安全工作做好,就要在所建设的社区内制订相应的工作制度,并安排相关人员落实工作。本县组织机构拟以建设社区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划分出地震安全保障小组,社区内部广泛吸纳地震安全助理人员;社区组织机构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社区工作的组织、实施、检查,地震安全助理人员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的具体工作的实施。制订的工作制度要概括多个领域的地震安全措施制度,明确组织内部岗位的分工,落实到个人,同时设置相关的监督机制对地震安全工作加以考核,使组织内部人人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从建立组织机构上加以落实,保障基层工作的高效开展。

2.2开展试建设地点、推广全县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综合客观因素,确定了尤溪县东城社区锦鸿佳园为地震安全社区的试点区。在该区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模式,如:社区内人群聚集地张贴墙报并每月初更换新鲜元素(更换前留影备案),社区设置阅览室和活动中心,开展培训活动等,将“积小安为大安”的意识真正的走进社区群众的心里,得到大家的认可。开展宣传活动进行的同时,本试点也建立了组织机构的领导班子,明确主体成员,共同商讨出地震安全社区建设规划。

2.3建设紧急避难场所社区试点区选择我县人口较为密集处,地震发生时,人员疏散和救助问题最为重要。防震减灾部门工作人员绘制社区地形图,同时设置若干块紧急避难标志牌和疏散避险路线指示牌,以及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点、应急棚宿区、紧急供电供水处和紧急物资放置区域。同时,编写紧急避险方案下发到社区群众手中,做到人人心中有数。

2.5制定地震预案体系从整个社区到各个家庭个体以及学校三个方面,重点制定了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应急避险通道网,张贴在各个单位内显而易见的地方。每年组织至少1~2次地震演练,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尽量在真正面临危险的时候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预案体系的建设在紧急避险中尤为重要。

2.6配备较完备的应急设施建设“地震安全社区”,除了设计紧急避险预案外,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即防震应急设施和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我县试点社区购置了必要的信息传输设备、简易医疗救护设备、供电设备、抢险救灾工具等应急设备,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投入资金,采购大量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用于紧急避险演习和实际紧急状况出现时使用。应急设备的购置为试点社区的地震安全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7要有资源共享措施目前,我县已经计划开展建设下一“地震安全”试点社区。未来,各个社区开展后,要衡量各自的优缺点,进行相互比较,全面深入开展地震安全社区资源共享、建立联动防震机制,为有效、及时防震奠定基础。

3地震安全社区考核评估

各个社区的组织机构是我县的地震安全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要担当起该有的责任,将社区安全建设费用列入我县的财政预算内,机构内部要定期对社区地震住房安全工作进行详细记录并加以汇报;健全安全社区制度、信息上报制度、学校安全制度、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工作负责人员制度等;我县定期开展各个社区实施工作的调查、采集、巡查工作,监督各社区安全管理的力度;每半年对各个社区的震灾住房安全教育以及结合社区具体情况进行实地演习考察;定期检查各个社区的紧急救援体系,认真核实建设的震灾安全体系是否完善。

4小结

当今社会倡导以人为本,衡量一个地方的社会文明程度的标致之一就是看该地区的人民是否有抗震的意识以及抵抗震防灾的能力。建设“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大到为国家分忧,小到为人民自己造福,其好处不可估计。同时,“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在我县政府积极倡导下,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持,社区一般建筑物抗震设防标准按地震烈度6度设防,生命线工程应高于6度设防标准,从而也推动了我县的地震安全事业的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尤溪”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社区的定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甚至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本身起源于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定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农村社区重建的话,那么这种重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就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建设的对象,那岂不是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大多是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村民小组。江西的实践操作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青岛的实践操作者虽然也定位于自然村,但考虑到青岛市所属五个县级市共有5651个自然村,设置5450个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设置一个村民委员会,因此也可以说青岛的实际定位是行政村。农村社区建设的另一个典型——湖北姊归,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

与上述观点和操作着力点不同,笔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可以定位于:它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个定义指出:

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在中国,行政村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的自然村,本身设立村委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自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是村落较小,由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自治区域。

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这是由于两个理由:⑴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经使得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发散性、通开性,密切了与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⑵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担当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也面临着自身体制改革和工作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乡镇党委与政府的行为,极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因此,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乡政”与“村治”不可分,“乡村治理”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离开乡镇党委和政府,离开较之行政村更大的地域范围,去谈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不现实的。

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层次也是自然村。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色彩更浓、比较分散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可以并且应当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这一层次。

自然村可以说是“原生形态”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可以说是“现实形态”的农村社区,而乡镇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发展形态”的农村社区。这里特别要注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要把村民自治权利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于明确地划分。在社区意义上,如果将乡镇社区概念导入,既符合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也会促使乡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如乡镇直选。当乡镇实现了较真实的直选,改变了乡镇领导的授权方式,将会使其更加融入农村社区。在那个时候,“乡政村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一般地说,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关注重点,应当是行政村。行政村是一个学者们感情复杂的对象,“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它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iv]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时,大多过于偏爱自然村,这也许有很多道理。但本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也已经不是费孝通写的那种“乡土中国”了,虽然行政村带有过多行政色彩,也有过重的历史痕迹,但它已经形成一个农村治理的现实格局,并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尽管它有一些弊端,但我们尚看不出这种格局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政村已经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格局,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打破了原来的自然村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过分割裂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是不恰当的。行政村的存在,虽然是解体后国家干预的一个结果,但也必然有其自然条件的依据,甚至也是农民的一种认同。农民将行政村往往称为“大队”,绝不仅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其实也包括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认同。

同时,这个定位的一个好处是与现行村委会自治区域吻合,并与体制内资源对接。中国农村发展历来不能与基层政区的划分脱节,否认农村社区的范围与基层政区的重合,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与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村委会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有了现成的组织机构资源,便于与国家的政策(如农村医保、救济)、乡镇的指导和村民小组的活动对接。另一个好处是行政村有较大的建设容量,在进行有关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时,会具备起码的规模,形成更好的效益。

另外,因为社区建设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税费免征改革等而导致的村两委会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农村社区建设一致的。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着力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农民等合作上的事了。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农村社区建设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由行政职能为主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为主、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小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之间)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或以新的方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显示存在、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一个村庄里的党组织、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能够相辅相成,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过,行政村在当前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比如安徽合肥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所辖6个郊县区的原来的数千个村庄合并为500个。并村的后果虽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目前许多村干部也开始由政府发工资或者补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当一个行政村的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上万人,其原有的行政村的社区特征和资源将会损失惨重,其自治基础和质量也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遭受打击。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政府主导的消极作用:政府仅是从自己利益而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就轻易做出了这种与当年盲目推行公社化运动类似的决策。其实,如果政府真正承认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单元,那么并村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认真考虑行政村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村民自治的边界内,是我认可行政村为农村社区范围与层次的一个前提。

从具体情况说,在许多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民小组的层次进行,这也就是习惯说的“村落”。自然村有传统农村社区最显著的标志,即农民的熟人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特征下的道德与伦理的特征与人际关系支配准则,由此构成了村庄认同和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治理角度看,自然村的社区建设也有若干法律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总之,关键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和层次定位,而不是一概而论。虽然乡镇范围、行政村范围、自然村范围三种农村社区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和现实实践活动中,但在不同地区,其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行政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自然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更加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侧重点,是在中国农村状况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一个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关于将乡镇也纳入农村社区的范畴,会有较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再加以更加详细的阐述。

其实,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在试行初期,是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但在实践中,感到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工作难以沉下去,难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乡镇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村委会管理范围广,并承担着大量乡镇政府交办的事务,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农民群众的种种企盼,完全靠乡镇、村来解决不太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后,江西省民政部门决定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转向村落。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江西省的情况是2001年即农村新政前的情况。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上面已经说到农村社区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的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宏观的进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乡镇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从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和治理结构与格局上看,乡镇与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组织,乡镇是政府,而村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种结构,使得这两种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有不同的任务和行为特点。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从的集结点”,“作为国家与农民直面遭遇的层面”(焦若水语),特别深刻而现实地表现了它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特殊地位与担当的责任。

前一段,乡镇政府的存废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国家甚至农民自己都不认为乡镇政府应当取消,也不应改为派出机构,但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在保留的同时,必须重新塑造与社区的关系,实行社区化的转变。

中国县以下的治理,如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影响代不相同,但大体上有着官民共治的传统。[v]官民共治是以农村社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村社区这个共同体中,即使是政治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其治理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提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革为乡镇政府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都发生在1980年。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在进行“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后,将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管理委员会”牌子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而1980年1月8日,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我们注意到,仅从时间上看,乡与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改革为乡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虽然起步于两个省,并且没有什么统一计划部署,但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完全耦合,大概有巧合的因素,但这种基本的同步,并且村的改革还有农民自发的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步,反映了乡村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试图从国家管理(控制)与农民自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比如乡政村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乡村关系:即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政”和“治”的表象掩盖了这一点。

后一点,可以从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看得更清楚。在国家“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确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保留后的乡镇政府的职能是主要是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极大需求和现有农村公共品的短缺,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乡镇这个层次来行使国家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融合农村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无论是乡镇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重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农民的水平,通过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来调节农村各种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惠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乡村安定有序。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中心,整合农村各种资源,以低廉的行政成本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vi]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公共产品。请注意农民当初自发成立村委会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什么自治,而是“协助乡政府(或者)维护社会治安和集体水利设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初始动因是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且这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基本还是由乡来提供的[vii]。

农村社区政治改革起步的同步现象和互动作用,使人们起码从表象上可以感知它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那么加强国家含有控制因素的所谓种种主导措施,农村社区的自然发展,会否导致其重建的必然结果呢?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

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而在当前现实的政治体制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各种管理任务。由于政府天然的特性(即它不可避免的自利性)和当下中国政府固有的特性(即它较少被人民约束),因此在农村社区这个官民共治的社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即使是在大的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水平,即更多地通过社区党员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来实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改造,以期实现农村社区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乡镇政府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为国家与农民的良好结合点,成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平滑联接部,成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器。只有乡镇的直选,才能完成这种柔性的过渡与角色的改造。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比如:

1.国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乡镇政府改革的部署,而只是将其列入2007年整个国家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x]并且只有原则上的表述而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

2.已有的各地区的乡镇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精简下来的乡镇干部得不到安置,并有不少地区出现人员数量的反弹;许多乡镇并没有将职能转变到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仍然将“招商引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原来派驻乡镇的“七所八站”被取消事业费后,由财政统一“花钱买服务”,但这些原有的事业单位及人员不能适应这种服务方式的调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减少,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又没有到位,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县级改革不配套,仍然习惯沿用过去的方式向乡镇布置大量指令性的工作任务,并以此作为对乡镇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部分地区出现了削弱乡镇政府权力的现象,如“乡财县管”;等等。

3.乡镇直选的试点没有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反而由全国人大出面强调应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xi]。同时,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县乡改革不配套,一些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出现了选举成果不能够延续下来的“孤岛”现象。除了自身改革需要完善外,主要问题出在当前的乡镇不是一级功能完整的政府,其责、权、财有着严重的错位和脱节。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改革县级政府,一是向乡镇下放权力,将乡镇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权力下放给乡镇。二是改变管理方法,过去那种动辄以责任状、一票否决、层层落实责任等形式施加给乡镇政府的、根本与乡镇职能不符的、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改变。县与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乡镇的关系,已经不应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乡镇领导已经有了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这些乡镇领导人大多是县委推荐的,但起码从形式上讲,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农民直接授权和委托的。对于这种乡镇干部的管理,要有新的形式。县对他们要更多地放权,更少地下达各种指令性任务,更为尊重他们的治理方案,基本在任期内不变动他们的职务,在各种国家资源的转移支付中予以平等的待遇。

4.少数“扩权强乡”的试验,缺少配套的改革来支撑,其命运是否会与当年莱芜一样,还不好说。

5.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即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还只是定位于一种服务和服从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其意义在于发掘农村现行政治组织之外的治理资源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维持一种国家主导的秩序。

总的看,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面对税费改革后的形势,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下一步乡镇政府改革的认识,也没有能够从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乡镇改革与农村社区重建、乡镇改革与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乡镇政府改革。

但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已经刻不容缓。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改革虽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基层政府自身运转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一方面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的困难造成了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困窘与涣散,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此出现了迟滞;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和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使得它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以前它所习惯的角色:贪腐和自肥。这样,在农村社区,就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划时代的成绩,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新的格局,三是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开辟了农村新政。笔者认为,农村社区重建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第四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可能解决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对于中国新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结果和效益会否出现,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合理操作,顺势而为。

[i]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ii]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引自民政部姜力副部长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2007-3-23。

[iv]王晓毅:《村庄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学网》,2006-07-07。

[v]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常态。

[vi]迟福林:《2007,走向全面的制度创新》。《天益网》,2007-03-15。

[vii]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viii]陈文胜:《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职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ix]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支农网》,2006-6-10。

[x]详见国家发改委网站:《今年改革重点集中在五大领域》。2007-04-05。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首先要肯定,这样看问题当然自有其经济合理性、道义正当性的依据。我们从乡镇企业兴起的历史中大体可以捕捉到其中的具体依据。

按照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我国的乡镇企业有两种典型的代表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另外还有一种珠江模式。三种模式的基本差异表现在,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珠江以外资经济为主。就村企关系的紧密程度说,后两种模式故且不论,最值得分析的显然是苏南模式。90年代初,苏南模式因最具有社会主义因子而在众多的模式中脱颖而出,被深入研究和重点宣传,并推出了华西村、张家港等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这样,苏南模式成了“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样板”。样板意义上的苏南模式,以权威的“三为主、二协调、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村社区建设上也是如此,以集体经济即社区所属的企业投入为主的社区建设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建设新型村镇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共识(费孝通,1998、1984;顾建平,1998)。《乡镇企业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显示,20多年来乡镇企业直接在农村社区内部支援农业投入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基金高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村投入的80%。所以,总的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这个时期的村企关系模式,特别是苏南模式的确提供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目前在沿海和发达地区以乡镇工业为载体的新型农村社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模式的企业在80年代初兴起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经历了内部产权结构的变革(王元山,1995;范从来等,2001)。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承包经营时期。80年代初,乡镇企业最先引进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实行“五定一奖”(定人员、任务、资产、利润、消耗和超利润奖励)。1984年,在城市开始推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时,乡镇企业就创造了“一包三改”的经验,把改革从单一的经营承包推进到干部、劳动和分配制度的综合改革。1991年,乡镇企业又将经营承包推进到生产要素领域。据统计,90年代初以前(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采取承包经营的占60%以上。

2.股份合作制时期(首次改制)。对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兴起于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直到1993年以后才全面推开。股份合作制的实施,目的是改变乡镇集体企业在实行承包制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扭转政企不分、集体企业难以代表广大的资产所有者即农民群众利益(也就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3.二次改制时期(1997年至今)。二次改制主要是指在已经改制的企业中进一步调整集体资产在企业中的比例,其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集体股权退出,转让给经营者,价格主要按照账面净资产确定;二是集体股权转变为不动产,租赁给企业使用;三是租赁资产再转让。其中,股份合作制和公司制是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两种模式,但研究表明,在改制过程中,即使是在原集体经济很发达的苏南,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选择了公司制,而不是人们所预期的股份合作制。(范从来等,2001)在公司股权的安排上则遵循着两大原则:经营者持大股和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

以上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不仅意味着原来三种乡镇企业模式在产权制度方面趋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村集体在企业产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苏南模式原来的村企关系的法理基础悄悄地、逐渐地发生转变。它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公司制为主的后乡镇企业群是否还有义务像苏南模式一类的乡镇企业那样以工支农?如果有某种义务,具体是指什么?如果这义务就是《乡镇企业法》规定的那些任务,那么,具体的操作规程又是什么?如果这些规程与其他法律(比如《企业法》)有冲突时怎么办?

《乡镇企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保持后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总体上是正当的。事实上,还有一种代表性意见对此立场作出了具体诠释。这类意见首先是从改制前乡镇企业资产原始积累的来源来分析企业为什么应该担负支持村社区建设的责任。例如,按照温铁军的分析,乡镇企业资产在原始积累阶段有四个来源:1.土地资本的转移收益。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为土地占用开支,而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创办时,农村土地从第一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几乎无偿或低偿被乡镇企业占有,这部分土地资本的利润也不断被转化为企业积累。所以,乡镇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应属于企业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亦即归社区成员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些仅仅挂集体名义的乡镇企业在改制时也理应考虑到这部分股权。2.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化。在农村办企业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转化为企业积累。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是为食堂、宿舍、办公楼等非生产性开支,以及劳保福利、医疗、退休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开支。乡镇企业没有这些社会开支的原因是农村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农民在分户经营之后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基础。因此,这部分未开支的社会保障基金转化形成的企业积累,理应属于社区或企业职工,可以在改制中按工龄和贡献占有。3.负利率与税收减免。银行信贷利率在80年代低于物价指数条件下形成“深度负利率”,在那时的政策条件下只有以集体经济为名才能从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借款是以乡村组织出面承贷并承担风险。还有,乡镇企业因为解决了农村就业和“以工补农”责任而享受的税收减免优惠,也转化为企业历年积累。因此,企业占有负利率和税收减免优惠形成的企业资产并非企业家创造的。这部分约占企业资产的10%,如果企业改制后不再承担上述责任,这10%的净资产就应属地方政府或乡镇集体所有。4.企业家的风险收益和管理者的劳动剩余转化而成的企业资产。这部分约为10-20%,应归企业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所有(参见温铁军,1998)。

也就是说,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清产核资以后以净资产按照“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企业家和技术骨干应有10-20%的股权,普通劳动者即农民和职工应该占70-80%的股权,地方政府或乡村集体组织应占有10%的股权。所以,即便完全不考虑国家能力、后乡镇企业与村社区的地缘重叠性等因素,仅仅基于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乡镇企业无论怎么改制都应该继续通过恰当方式从资金等各个方面扶助农业、支持村社区建设。(注:当然,人们也批评说,集体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不计成本的投入社区公共福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甚至在乡镇企业高负债表中乡、村的“非生产性”开支占用较大比例等现象,也就不难从此找到解释。)

三、后乡镇企业时期村企关系方面的困难

在经历了产权制度改革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方式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传统的乡镇企业的三种模式中,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方面作了最大的贡献。这一方面归因于温铁军指出的农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注:它主要是指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有关这个名词可参见新望的文章《“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应当终止》(2001)。),即所谓社区政府和企业不分的情况。苏南乡镇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社区政府多数是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者、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以行政放权和财政包干为特点的分权式改革,造就了各级地方政府新的利益构成和竞争意识。这种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对发展社区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市场转轨初期,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乡镇企业也有寻求地方政府和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这种保护为企业节约了大量外部交易费用。因此,从理论上讲,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主体包括政府、村社区、乡镇企业和村民个人。而由于苏南模式“社区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在村社区建设上就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区三者目标的一致性;并由乡镇企业承担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甚至是全部费用。实践结果则表明,这种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有三大贡献:1.迅速促进了村社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各自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封闭,促进了二者的相互开放和协调发展。2.为村社区建设,尤其为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3.乡镇企业以其强劲的经济势头整合农村各种社会力量,同时也开始了对村社区传统、文化、生活交往方式等的重新构建。

然而,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的历史优点(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同时也是其企业发展的缺点所在。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镇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乡镇政府与村社区组织在保护企业的同时又必然向企业索取,企业内部的责权利的制约链条受到破坏,从而直接阻碍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二,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预算机制阻碍了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受到地方本位主义的制约,要素流动性低,块块封锁,区域经济结构雷同,产业结构单一等。总之,旧苏南模式在促进村社区建设的同时又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基层政府把政绩目标都压在企业身上)和失血过多的新困境。正是这种困境迫使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参见新望,2001)。

因此,乡镇企业的转制也就主要是朝着分离企业与社区的方向推进的。如前文所述,乡镇企业的改制尤其是二次改制基本上是采用了“公司制”。认真读一下《公司法》就可以知道,乡镇企业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是该法的主要施用对象。至少《公司法》没有涉及、区分城乡两种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即,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资金要素长期以来高度稀缺,乡镇企业不得不以劳动和土地投入替代资本投入而完成积累过程,形成企业资产。对此,《公司法》基本没有涉及。这就在客观上不利于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合理处理集体资产的转换、防止农民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公司制的改革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实际上在法理上切断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按照《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应履行支农义务。但转制以后按《公司法》转制企业,可以不再向社区组织上缴利润,这样村社区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难怪随着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乡镇企业的定义、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的农村企业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意义也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甚至提出应将乡镇企业与城市的中小企业并称。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乡镇企业不再承担支农义务。虽然有些地方在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将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社会公益金”,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遇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就使得目前的村社区建设只能求助于企业家的个人人格、乡土情节或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

有些研究者因此对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问题抱深切悲观。理由是,乡镇企业创办的最大动机是社区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不是一般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农业部,1998)。90年代中期以后以“卖”为主的产权改革,客观上排除了乡镇企业本来应对农村承担的解决就业和以工补农等责任,其正面作用是改革者们期望的企业成为独立于农村社区之外的经济主体,其负面作用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企业目标机制转变之后追求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这当然也就同时断绝了村社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乡镇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制导向的企业或大股东控股的企业之后,原先较强的社区性(主要体现为本社区劳动力就业最大化和社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以及承担支农义务等)必然要被削弱,企业必然要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张晓山,2001)。至于怎样解决转制后企业社区性削弱,张晓山认为让乡镇企业承担支农义务,实际上是通过农村和农民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这种状况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因此,这个问题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以解决(张晓山,1999)。

这种意见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它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1.随着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在村企关系上的关键问题不是企业应不应该根据历史起源、道义原则继续支持村社区建设,而是能否找到合法、合理、合情的办法。现在的有关法规、政策,还不足以及时提供完整的应对办法;甚至,《乡镇企业法》和《公司法》之间对解决这个问题也提供了某种不统一、不协洽的尺度。2.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客观上似乎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其一,企业直接出资;其二,政府行政干预;其三,制度干预。目前看来,前两种方案本质上仍是传统苏南模式的翻版,它们在后乡镇企业时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依据。所以,我们认为,确立专门的制度、探究可操作的规则是更重要和惟一可行的合理办法。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村的村、企、政三方实际上都已经感受到用乡镇企业时期以工补农原则和处理办法,完全不能有效面对后乡镇企业时期的实际情况。因此,探索此问题显然具有紧迫性。也许,村、企、政三方如何协同解决村企关系,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这些区域的村治、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基本命题之一。

为此,我们考查了江苏、浙江农村的一些地方,发现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的康博集团、康博村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案印证。

四、康博:一项研究个案

康博集团与康博村(原山泾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过程,几乎就是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缩印版。人们的记忆以及现存的资料都表明,1976年前的康博村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农业村,村内最大的集体“工业”是一个仅有8台家用缝纫机的缝纫组。1976年,现任康博集团总裁的高德康接任了缝纫组组长,两年后把缝纫组改组成校办企业“山泾村服装厂”。1982年该厂开始为一些规模大、技术强的国有大企业做配套加工;1987年独立运作为羽绒服装企业;1990年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波司登”;1991年又创办了“康博工艺时装厂”;1992年在204国道旁的白茆镇工业开发区先后投入资金2000万元,兴建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和配套设施,引进了当时较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奠定了一座现代化的羽绒服生产基地;1993年企业更名为“康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1994年,当“苏南模式”中的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以工补农等传统办法还在被大多数乡镇村继续沿用时,康博在企业、村集体和白茆镇党政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比其他大多数乡镇企业先行一步探索企业股份制改造,于1994年改组建立了“江苏康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又按照《公司法》规范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把企业升级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此后,康博数次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设备改造。同时,在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由量的扩张为主转向以质的提高为主,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经营结构上,则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方向扩张,从有形资产运营向无形资产运营方向拓展,在结构、规模和效益各个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注:1999年,经常熟市经委、统计局、乡镇工业局核准,康博集团已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1.4亿元;2000年创年销售收入22.8亿元,利税2.61亿元;2001年年销售收入达到31.58亿元,利税4.65亿元。自1999年起,康博集团的综合效益已列江苏省服装行业首位,列中国服装行业前五名、常熟市工业百强企业首位。康博的波司登已连续七年代表中国防寒服流行趋势,成为防寒服的领军品牌,1999年12月起由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0年起,康博集团在服装生产方面进行第三期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正在形成工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服装生产基地,并且在管理和经营方面努力实现产品开发国际化、技术装备国际化、市场开拓国际化、管理模式国际化。2001年,康博的注册资本增至11180万元,企业更名为“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按计划将于2002年下半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一个按国际惯例和标准运营的国际化的、标准的上市公司。)

按现在的说法,康博集团在1996年后的跃进,是成功的企业经营与成功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协洽共振的结果。不过,这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从企业角度看,康博集团的规模和效益都在节节攀升,但是,在企业完成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并进一步成长为标准的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最初的一些乡镇国有股份、村集体股份以及内部职工股先后按照规范标准实现了正常置换。因此,康博集团日益增长的利税与康博村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校办工厂开始,原山泾村集体在很长时期内实际上处在一个“挂牌”的位置上,受本身的经济实力限制,对康博集团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投资支持。所以,企业一方甚至有理由认为,康博集团置换村集体股份时对村集体的资产作了发展和保有,此后的康博集团是独立的法人,从事的是企业经营,康博村则是一个村民自治的实体单位。另一方面,从村社区的角度看,康博村作为康博集团的最初母体,毕竟对康博集团的成长有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前,为迅速扩张企业,村集体支持企业把企业收入长期主要投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在实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当地镇政府和村集体也给予了全力扶持。也许正因为这样,相比之下原山泾村在社区改造和建设环节上反而长期投入不足,而村民的村社区建设要求却在日益增长。此外,原山泾村集体也兴办过另一家集体企业,但是由于产权体制和经营不善等问题,村集体的投资基本失败,集体经济困难。因此,在康博集团最终成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之后,原山泾村集团甚至倒欠了原村支部书记四年的工资而无从偿还。如果没有村集体之外的资源,原山泾村集体本身根本没有财力去独立重建一个崭新的村社区。这样一来,尽管在法理上说,康博的村和企业已经是两家人,但是在历史渊源和情理上说,两家人的事似乎也不能说毫无相干;至少,离开康博集团的支持,一下子很难设想村社区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这些情况表明,随着康博集团成功地实现从传统的乡镇企业到现代化的后乡镇企业的转型,康博集团和康博村遇到了典型的后乡镇企业时期村社区建设中的村企关系的再塑问题。

康博集团的决策层以及当地乡镇党政一致认为传统的以工兴村的模型面临转折,应该切实寻找新的应对办法来处理村企关系,既不简单地把企业发展、村社区建设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但是也不认为可以袭用乡镇企业时期的以工兴村、以工扶农的机制和办法。康博集团决策层特别强调,一方面要估计到康博集团的发展已经给康博村带来的各种收益;(注:比如因为以工富民使康博村实现了充分就业,1999年劳动力实际就业率已达98%以上,2000年村民人纯收入所达到的8800元也主要来自村民在康博的就业收入。此外,康博集团还为常熟市其他乡镇及周边10多个省市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和文化、技术培训的机会,带动了100多个原辅料生产企业和300多个外加工企业的生产发展,并且促使这些企业在生产、管理、设备等各方面都迅速进入一流规范状态。)另一方面,康博集团依照它已经取得的社会信誉、社会影响力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有责任、也有能力去主动为整个康博村的发展作更多的贡献。困难在于具体办法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认为,主要矛盾在于康博集团看上去手握支援村社区建设的财力和主动权,但是作为一个按照公司法组成、并规范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于法于情都必须首先维护公司之独立法人地位、保障股东的合法收益,绝对无权随意调用公司资金、任意分配公司利润。因此,康博集团必须主动会同当地政府、村社区各方,在支援村社区建设方面另辟途径。经过充分酝酿,康博集团对村社区建设的定位、规划、资金规模等提出意见,并提出了村社区规划建设所需资金的四条找寻途径:第一,提议将康博改制前多年累积的减免税,依法投入村社区改造资金;第二,提议将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置换出来的村集体所有的现金,依法投入村社区改造资金;第三,提议将康博按国家规定每年上交地方政府的费用作适量分流,部分规费依法作为乡镇财政规费的转移支付,投入康博村改造;第四,高德康本人提议将当地政府每年依法可以给予他本人或企业的上缴税费奖励,直接投入康博村社区;第五,为有效管理、用好上述资金,高德康本人经过慎重考虑,要求参加竞选兼任康博村党支部书记,如获选任,他本人不在村内列支费用或补贴,但要切实参与领导村党支部的工作,切实负起领导村社区改造工程的责任。

这些提议获得了白茆镇党政部门的全力支持,也得到村民赞成。高德康也按规定程序顺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至1999年,康博从上述四项资金渠道中共筹得资金1亿元,经常熟市政府批准,全部投资在康博村,建设了占地23.4公顷的康博苑,其中居住用地16.3公顷,规划建造423幢别墅式住宅供村民居住,康博村成了一座集住宅、道路、给水、排水、电力、液化气、消防、电讯、广播、有线电视、村委、小学、医务室、物业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超市、文化走廊、书报亭以及1.46公顷的公共绿地广场于一体的现代化社区,实现了所谓“村庄集镇化、经营集约化、口粮商品化、农业机械化、服务社会化”,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至此发生了各种巨大变化。按照规划,康博村的村民各户出资约8-11万,入住了新宅;而原来分散的旧住房则在3年内被逐步拆除,以便实现土地复耕,重新连成大规模的农田。因此,作为一项副产品,康博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在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时,反而为农村增加了大量耕地。这种有益尝试,为常熟市小城镇建设提示了一种新鲜样式。

五、小结

康博固然只是一个个案,并且其中包含着一些独特的个人人格因素、企业文化因素、地缘特色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康博处理的问题印证了前面所述的原苏南模式所在区域的村社区建设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而在普遍要素的意义上分析,康博个案提示了我们,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所谓村企关系问题在内涵上有两个关键性变化:首先,乡镇企业时期的村企关系已经不合时宜。或者说,在完成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后的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村企关系问题已经很难在法理上存在;至少,在后乡镇企业时期,村社区建设即使涉及村与企业关系、即使企业以某种合法合情支持村社区建设,这也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村企关系的命题所能简单概括的。其次,一旦后乡镇企业时期来临,村社区建设本身可能会发生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大部分村社区以前都未进行较大规模的集镇化或小城镇化改造,因此,村社区改造往往首先要重点考虑如何集中一笔资金,在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方面力争上一个台阶,才能够有效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二是实现上一个台阶的目标之后,由于村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转换,村社区还需要考虑如何为村社区的长期发展而落实相对稳定的财源。

这些变化当然意味着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的难度可能大大超过了乡镇企业时期。可是,康博的实践和经验本身又表明本文前面表达的意见:只要后乡镇企业时期的企、村、政各方协同共治、妥善处理,完全有可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在探索有效途径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

1.现代型的后乡镇企业,决策层应该明确认识到企业已经不能简单地把支持、参与村社区建设(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同于企业或企业决策者做善事。企业虽然应有继续支农的道义和行动,但却要以合法和保护公司法人地位、股东利益为前提。所以,企业能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适度点,同时能不能找到一种制度化、程序性的可操作常规,可能是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新的村企关系、并为村社区建设解决困难的关键之一。换句话说,对于一大批在1997年后转变为股份制公司(且集体股退出或不占大股)的原乡镇企业,虽然在实践上可能已经突破了“乡镇企业”的界定,从而需要依据《公司法》来维护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以及股东的利益,但是这些企业首先应该在认识和态度上明确,自己仍应有继续支农的道义和行动;其次,则是要根据各地和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在维护股东利益和支农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制度化、程序性的可操作常规。这应该成为转制后的原乡镇企业的自觉承担的任务。只要企业采取主动,在帮助村社区改造方面就会有许多可作为的。

2.村社区应该以全力支持这些企业依法独立经营为前提,来积极寻求企业、政府的资金支持。此外,还应该在寻找村社区公共开支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源方面做进一步努力。目前,大多数村社区一般采用两种方案,一种是在股份合作制企业和股份制公司中保存村集体股份;另一种则是再兴办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实体,村集体从这两种经济来源中获得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日常经费。但是,大部分地方的实践表明这两种方案还很难稳定保障村社区长期建设所需。后者似乎不能与近10年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相适应;前者则意味着把村集体与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的不可测风险过紧地捆在一起。对此,白茆镇党委王书记认为:要有效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首先要重点考虑如何集中一笔资金,在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方面上一个台阶。在这方面,康博的办法显得较为可行。但是实现上一个台阶的目标之后,由于村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转换,村社区要及时转向考虑如何落实相对稳定的财源。在经济发达地方、乡镇政府在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不妨考虑对各个村社区组织适度“托盘”,即从日常经费上给予村社区管理工作和管理人员实质性支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理顺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新的村企关系,另一方面也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和村社区顺利走向集镇化、小城镇化。基层干部的这个思路又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即在处理新时期的村企关系、村治工作方面,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应承担什么职责。

3.由于绝大多数转制后的股份制企业的性质规定,这些企业与村社区之间不存在传统乡镇企业时期的那种隶属关系、工作联系机制,因此,在协调村企关系、推进村社区建设方面,农村乡镇党委和政府必须代表国家更多地担负起社会管理责任。在这方面,康博的实践表明乡镇党政有很多责任要尽,有很多办法可想。当然,从全局上看,今后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农村费改税面临实施,则白茆镇所采取的乡镇政府财政规费的转移支付方式也势必要放弃,相应的,以后村社区建设也就无法从此途径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政府有必要尽早考虑采用什么有效替代方法来支持村社区建设,这势必成为一个有全局影响的严肃问题。从我们的观察角度上看,一个成功的费税改革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妥善解决这种替代办法的方案。

4.国家有必要在整体上重新思考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问题和新的村、企、政关系问题,力争在税收、法律等方面形成一致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新的方案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支持后乡镇企业合法维护企业法人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更长期的发展上也要考虑如何切实鼓励、支持后乡镇企业合法合理地参与村社区建设、社会公益行动。目前看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的财税制度改革,来确定企业和政府在村社区建设当中应承担的份额。至于在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会不会因此产生政府主导社区和企业主导社区的情况重演,从而影响村民自治,这当然也是另一个亟需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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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折晓叶、陈婴婴,1997,《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和中间形态》,《社会学研究》第6期。

23《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由76号主席令公布。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9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的概念逐渐获得官方的认可,社区服务的概念逐渐被引入,90年代初,社区建设的概念逐渐取代社区服务,全国开始广泛的社区建设活动,1998年民政部选择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社区建设的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文件,正式确立全国的社区建设与发展。当前的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基础组织,承担着组织内的居民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对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意义

社区是城市化建设的可操作单位,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具体操作单位。社区具有一定限度的区域范围,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等多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对于政策的落实、社会保障的发展以及社会规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社区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区的自治与稳定对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和谐社会发展而言,社区承担着政策落实与基层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通过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组织服务,能够尽早地解决社区居民的问题,减少矛盾与冲突,加强社区规范建设,建立社区警务室,能够构建群防群治的社区防治氛围,提升社区的稳定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社区内居民存在着多种矛盾,群发性事件发生率逐渐提升,社区承担着维护社区内稳定的功能,通过良好的社区服务,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缓解现有矛盾、对于不稳定因素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避免矛盾扩大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建立健全民意汇集以及分析机制,做好政策落实,缓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

2.社区自治是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石

社区民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发展而言,为了推动社会民主化建设,需要加强社区自治,大力推进社区民主化建设。新型社区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建设与发展而言,社区自治化能够为基层民主提供依据,加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自我监督,能够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加强社区的服务功能,为基层民主实践提供载体。社区自治化进程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的自治化管理,能够确保各项民利得到落实管理,为和谐社区发展提供民主氛围。

3.社区文化建设对于和谐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社区类型与居民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在职业、收入、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异明显扩大,城市化对于城市人际关系造成影响,导致相应的社区关系冷淡。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缓解社区内的矛盾,使社区居民能够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提升社区稳定度。社区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建设与发展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能够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感情,通过构建丰富社区文化,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增进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形成融洽的社区氛围。

4.完善社区服务是和谐社会民生建设的现实路径

社区服务对于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的保障功能包括政府保障的运行、保险政策的落实,同时包括为社区居民提供职业介绍与服务,发挥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通过社区的保障功能,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稳定的服务,及时了解群众意见,为完善社会民生建设与发展提供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需求逐渐增多,传统的街道服务不能够满足当前城市居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社区服务,能够形成“企业抓生产、社区抓生活”的社区服务格局,从而为社会的民生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管理。当前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妇女职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强社区的服务管理,将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服务的主体,构建社区居民保障体系,满足多方面的居民需求,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保障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三、多元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国哲人所追求的境界,但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境界,当前社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保证“和而不同”,确保社会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形成互相尊重的社会氛围。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以单一化的主体为特征的治理结构,该阶段表现出对多元化的压制,但是工业化的发展通过技术剔除社会的差异性,从而构建同一性的社会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以及多极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后工业化时代,单一主体的结构逐渐被打破,多元化的利益要求与多元化的组织结构要求以合作普遍的社会自治进行管理,同时要求社会居民具有包容个性、追求个性,从而对多元化社会进行治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必要结果,同时多元化会促进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推进社会朝合理化发展,从社会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提升社会治理的稳定性,通过多元主体与政府干预模式相结合,保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共同发展,从而提升居民之,将治理主体转变为责任主体,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也就在结构上获得了公共性、灵活性,并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治理体系。

四、多元主体的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实施机制

构建和谐社区,需要均衡社区内的各种利益关系,调整社区内的多重利益,谋求整合发展。社区建设是政府、社区内居民、社区组织以及社区内的机构合作互动的过程,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语境下,需要创新多元主体互动治理的社区建设新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主导功能在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社区不应承担的执法与行政审批归于政府职能部门,将政府直接管理的社会事务归还于社会自治组织和中介组织,从而处理好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管理。以“上海模式”为例,采用市—区—街道—居委会的四级网络体系,强调政府下放权力,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做好政府行政力量与基层社会自治力量的协调管理,由行政管理型向管理、服务与指导型转变,明确政府工作定位,做好社区建设与管理。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加强社区建设,推进县镇城市化进程,是解决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根本之策

社区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通过社区建设,推进农村县镇城市化,就地或就近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但多年来,我们重视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对小城市包括县城、小镇关注力度不够。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2000多个县、3万多个乡镇的城市化,没有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城市化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农村经济长期滞后,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城市巨大的引力面前,农村社区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离开赖以生活的家园,远赴异乡打工,却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留置在家中。因此,推进县镇城市化,就近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发展农村社区经济,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增强乡村社区就业能力是县镇城市化的基础,也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前提。在农业投入方面,我国已实现了政策取向的重大改变,即由“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改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了政策和制度的保证。但是,“民工潮”、“留守儿童”、“空心村”等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须重新评估和设计。在社区层面,地方政府应当并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发展社区经济和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创造乡村社区人口就业机会。例如,地方政府通过吸引外资和企业,为乡村社区年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可观的收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惠,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本区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地方政府还可以出台规定,为社区低收入家庭提供小额低息贷款,鼓励其自主创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二)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政府有强大的财力作支撑,能够有效保证在基础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事实上,我国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供给者,为满足居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近年来,政府在城市社区公共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例如图书馆、公园、文体康健中心、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为城市社区居民及社会组织提供了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的大量基础,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但是,政府对乡村社区、对乡村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这些领域投入却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政府应提高认识,改变观念,真正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加大对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村留守儿童同其它未成年人一样具有要求各级政府提供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有要求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公园等场所对其优惠开放等诸多权利。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建设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并积极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社区组织及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场地和经费,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另外,政府应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社会保障工作并加强监督。

(三)加强社区建设,强化行政监管和行政立法,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的社区环境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相当部分乡村社区文化环境不佳,主要表现为:封建迷信、打牌普遍,充斥色情暴力内容的书刊杂志、文化演出等文化垃圾下乡,营利性的网吧、录像厅、歌舞厅、电子游戏厅向未成年人敞开等等,致使缺乏监管的留守儿童受到严重影响。加强监管、优化社区环境,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和完善针对特定场所或产品的行政监管立法,为政府加强对各类视听读物、娱乐场所及其他社会环境的管理和合理引导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制定和完善行政监管程序和责任立法,明确工商、公安、卫生、民政、司法、文化、出版、教育等机构各自的权限范围和法律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减少其职权行使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政府各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力度。地方政府还应当加强行政执法,强化政府责任,严厉制裁或的行为,使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真正落实到位。

二、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组织和居民在解决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中的主体作用

(一)整合社区资源,成立关爱留守儿童专门委员会

成立由社区牵头,村委会、少工委、妇联、学校、派出所、民政等部门或系统参加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门委员会。笔者认为,这个委员会应是一个常设机构,要有场地、经费、人员,有章程、规范,对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经费使用、工作考核及监督等要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在经费问题上,社区应根据当地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有相应的财政预算,并尽力争取上一级财政支持。设立关爱留守儿童账户,吸58云梦学刊2014年纳社区内各种善款和捐助等。在人员配备问题上,上述部门或单位可以抽派人员,并采取轮岗的形式。委员会在岗人员要经常深入社区、学校、留守儿童家庭和外出务工人员当中进行调研,全面了解和掌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建立专门档案,实行分类管理,全面、动态地把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在委员会之下,成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以关爱留守儿童,促进其健康成长为目的,开展代管、娱乐、游戏、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

优良的社区文化环境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环境。然而,“民工潮”、“空心村”的背后,标示的是社区文化的衰败。因此,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十分必要。具体的做法包括:一是开展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建设。以村镇、社区为依托,经常性地开展多种传统、健康、高雅的活动,如春节团拜、元宵灯会、端午赛舟、中秋赏月、看社戏、武术健身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能满足留守儿童娱乐的需要,而且还通过渲泄和补偿等方式,调适其心理和生活,陶冶其情操,让他们绽开笑脸,忘却不快,健康成长。二是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那些无工打、无学上,整天在村头、网吧游逛的儿童开展理想教育、法制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升他们的素质。三是加强对农村社区环境的整治,主要是开展针对网吧、录相厅、游戏厅、歌舞厅的整治工作,净化农村社区空气,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积极、健康、文明的环境。

(三)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积极行动,开展针对该群体的优质又具体的公共服务

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企业、居民均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政府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维护社区发展的宏观环境。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和社区事务的主体;居民或者通过社会组织或者以个体的方式参与社区事务;企业在社区的活动有两种,一是承担社会责任,诸如保护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鼓励员工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如社区捐赠钱物,支持社区建设;二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2]我国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较为淡薄,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是制度的原因。2011年12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表示我国将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创新,建立政府资助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项目。社会组织进入人们的生活、生产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自助、互助服务,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将成为今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依据,也将成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促进该群体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乡村社区企业和企业家在社区建设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公益设施、福利项目建设,比如修桥建路、扶贫济困、助学敬老等诸多方面。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源于偶发性的善举,而非出于深厚的公益精神的文化积淀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当社区出现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该群体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时,社区企业和企业家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支持不多,影响微弱。因此,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大力宣传社区组织、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培育企业、组织和公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并通过深化改革,为企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和财政支持。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亦将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我国乡村社区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但是基于血缘或自然情感形成的社区或村落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重传统、重情感,互敬互爱、守望相助。社区应鼓励居民参与各种活动,特别是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创建和谐社区的活动中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文明、温馨的大家庭。

三、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父母和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作用

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及伴随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化问题,是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有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及价值观念,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需要通过发展来根本解决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切实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区组织、群体的主体作用,改造产生该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改变留守儿童父母难以克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但并不意味着留守儿童父母及自身就可以置身事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父母及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性是化不利为有利,促进个体健康成长的积极因素。

(一)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留守儿童父母职业技能和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

一是留守儿童父母应积极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提高就业层次,改变生活境况。二是参加社区、学校及机构组织的亲子教育、心理学等的教育培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及相关知识。笔者认为留守儿童父母观念的转变,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至关重要。提高生活质量、储备教育资金即挣钱重要,还是孩子的教育、健康成长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多的父母纠结、矛盾,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前者。还有不少父母认为孩子只要吃饱穿暖、有居所,有人照看就行,至于教育的责任则全推给学校和老师。因此,留守儿童父母应转变观念,确立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将符合天道人伦的关爱、养育子女的责任真正担负起来。只有这样,父母才会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如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如必须外出,则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将子女带在身边;如确实无法带到身边的,增加联系的方法,强化联系的纽带,尽可能地满足子女在生活、学习、情感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当然,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留守儿童父母可以通过读书、读报,参加社区组织的继续教育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家长会等形式来提高文化修养和理论认识,提升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与素质。三是父母应当合理选择临时监护人。应慎重考虑被委托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如身体、经济、思想品德状况等,选择熟悉孩子、有爱心的、能给孩子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能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监护人,尽可能保证家庭结构的相对完整。四是临时监护人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监护责任,包括对孩子的照顾、关爱和教育。要努力创建良好的家庭氛围,通过家庭内部良好的人际互动,使留守儿童生活在具有浓浓爱意的家庭里。要改变放任或溺爱的教养方式,加强对留守儿童学习、交友、娱乐的监督与控制,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品行、习惯,具备较好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

(二)留守儿童自身应积极参加社区建设,化被动为主动,化逆境为顺境

意大利教育专家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具有巨大的潜能,他生命的发展是走向独立。父母因外出打工过早地离开未成年的孩子,让他们独自面对父母缺位后的留守困境,确实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留守儿童如果能够在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工作者等各方的帮助和关爱下,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态度,将能在较大程度上减少留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化消极为积极,化逆境为顺境,化压力为动力。首先是要理解父母的选择和良苦用心,积极与父母联系,可以通过定期打电话、书信或网络交谈等方式向父母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状况。其次,用积极、健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留守生活。在教师、社区工作者的帮助下,挖掘留守生活所带来的有利于自立、自主的有利资产和环境资源,激发自身的抗逆力,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和优势,化不利为有利。最后,要努力学习、奋发上进,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立,拒绝悲观自怨,随波逐流或自我放纵,健康、快乐地生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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