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一、资金管理的现状

1、保障社区工作经费，奠定社区工作物质基础。自年以来，我社区建设工作经费按万元/千户的标准，由（市、或县）财政局按比例及时足额拨给。据统计，年度（市、或县）财政共安排拨付社区建设工作经费万元，街道部分由街道财力配套拨付或者以房租收入抵充。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市、或县）民政局对无物业管理社区和社区规模较大、人员构成复杂、社区管理难度大的社区给予经费补助，用于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的工作补贴和社区管理补助。

2、落实社区专项资金，推进社区工作全面发展。据统计，（市、或县）有关职能部门年度拨入各街道和社区的各类“费随事转”专项经费有多万元，主要是（市、或县）财政福利公益金安排居家养老及社区设施补助、企退人员社会化管理以及社区准物业管理等经费。年度（市、或县）财政安排社区公益性岗位补贴经费万元，社区卫生服务经费万元，社区救助室经费万元。同时，为老小区整治及背街小巷的改造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专项资金有效缓解了社区人力、资金的压力。

3、“居账街审”，建立社区财务新模式。目前我区城市社区普遍实行社区财务由街道代为管理的管理模式，各街道建立会计服务站，统一核算管理社区建设和管理经费，会计服务站人员配备到位，会计核算日趋规范，在保障社区资金安全性、规范性的同时也减轻了社区的工作负担。“居账街审”模式已得到普遍认可。

二、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区建设财政支出缺乏计划性。对社区建设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系统详细的预算,造成资金申请审批环节缺少合理的参考依据以控制社区建设财政资金有序合理支出。审计中发现，对社区建设中经常发现的卫生、治安、居委会建设等基础性支出缺乏计划性，社区建设财政支出一般采取随支随报的方式，这种支出方式比较散漫，不利于资金的统筹和调配，难以保证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

2、社区建设财政资金管理方式粗放。社区建设财政资金使用缺少明确的费用列支范围和标准。资金使用未做到专人管理，专帐核算。很多地方未对社区建设这一投入方向繁杂的资金流向做细分，会计科目一般只设置一级科目或几个笼统的二级科目，不利于社区建设资金的细化管理和效益控制。

3、社区建设财政资金投入社区建设存在“小、散、乱”的现象。分析社区建设财政资金支出结构，会发现资金使用具有支出金额琐碎，缺少社区建设的导向性支出的特点，这往往是因为地方政府部门对社区建设缺乏有针对性、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社区建设规划造成的。社区事务是一项繁杂细致的工作，工作中头绪多，突发事件多，但是，社区建设资金使用应根据社区建设长期的规划，在这些散乱琐碎的事务中突出社区建设的重点，引导社区健康有序发展，为建设特色和谐社区服务。

4、社区建设财政资金投入方向不均衡。社区建设财政资金管理未设定各资金流向支出的最高和最低限额以平衡各个投入方向的资金。社区建设财政支出对弱势群体的投入普遍较低，特别是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服务支出比例较低，而这些方面却是社区居民关注度、需求度较高的方面,也是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5、社区建设财政支出透明度不高。社区建设财政资金作为一项“民生”资金，其使用效益关系到社区居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而该项资金使用普遍缺乏资金服务对象--社区居民的参与和监督，缺少对资金使用后的跟踪考核和社会效益评价程序。

三、加强社区资金管理的主要建议

1、进一步明确各级管理职责，完善社区建设资金管理体制。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市、或县）与社区、街道、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精简、统一、高效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明确各层级和条块的管理职责，协调条块关系，划清管理权限。（市、或县）和街道的管理目标和任务应各有侧重，转变把社区作为部门工作延伸的思想观念，保证社区管理的正常运作。要以改革的思路积极探索社区发展之路，通过财政支持、社会共建、“费随事转”、有偿服务等多元化渠道筹集社区资金，加大资金投入和保障力度。

2、建立健全社区建设财政资金管理制度。明确资金使用的要求和标准，加强使用社区建设财政资金的计划性和预算性，使其有计划按步骤支出，细化社区建设的资金流向和金额上下限额标准，严格资金审批程序，以便整合社区资源，细化资金管理和效益控制。

3、社区建设财政资金使用应坚持“突出重点又兼顾均衡”的原则。根据社区工作的总体设想和长期规划，以尊重人、方便人、为社区居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集中有限资金投向社区重点工作，以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和辐射作用；同时，又要兼顾均衡，平衡各方向的支出，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得不同需要，以利于社区的和谐发展。

4、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帮扶。设立为弱势群体帮扶在社区建设财政支出中的达标标准，提高为社区居民服务水平，使弱势群体更多地享受到政府给予的种种实惠，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

5、建议采取三项措施，推进和谐社区工作。一是在社区居民中开办“百姓论坛”，来寻求社区事务的解决办法，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讨论社区建设的长期规划和资金投向，对社区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二是建立“社区事务讨论会制度”，侧重解决政府部门和社区的沟通问题，以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就社区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举行讨论会，为政府部门和普通市民搭建平等交流的平台，将居民意见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三是实行社区建设工作公示制度，接受群众的监督，通过公示了解群众对社区工作的满意度，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通过这三项措施，努力解决社区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融洽政府和社区居民的关系，为建设文明和谐的社区服务。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区在管理城市、服务市民、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一些社区管理混乱，群众意见很大，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居巢区凤凰山街道社区从破解理财难题入手，推进居务公开、民主管理，推动社区由“乱”到“治”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一、民主公开难以落实，居务管理呈现乱象

社区位于凤凰山街道半汤路两侧，地处城乡结合部，区域内存在较大面积的“城中村”，是一个“村改居”社区，也是市委市政府办公所在地。区域面积2平方公里，人口9200人，辖5个居民小组；社区党委下设4个支部、8个党小组，现有党员132名。近年来，随着城市范围快速拓展，城市重点工程接连不断，社区集体收入因土地征用补偿等因素迅速膨胀。与很多“村改居”社区相似，在很短时间内，社区就从一个长期负债过日子的穷村，一下子成为资产近千万元的“暴发户”。穷村终于过上了富日子，群众看到了希望，干部也增强了自信。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无论是社区干部还是居民，却没有感受到因富裕而带来所期盼的和谐。社区富了，问题反而多了。干群关系变得紧张，群众经常到市、区甚至于赴省上访，一些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在这里难以推进，尤其是社区集体资产有流失现象，社区外借款高峰时达340万元，其中100多万现已成了呆死坏帐，而社区干部借款也高达70多万元，而一些失地农民应得的养老保险社区配套资金却得不到及时兑现。区委选派干部进社区以后，遇到群众意见大或举报反映的问题，几乎都与经济相关。从到两年多时间，区纪委、区检察院、街道办事处根据群众反映或举报的问题，先后6次介入社区，累计收缴各类违规、违纪款50多万元，有4名党员干部因财务问题受到了纪律处分。究其根源，是居务、财务、事务不公开、不透明，管理上不规范、有漏洞造成的。

二、大力推行“阳光”居务，真正实行民主管理

面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社区党委没有退缩。3月，根据全区统一部署，社区党委进行了换届选举。在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全部采取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新的党委班子后，新班子对群众反映意见强烈的居民组班子也进行了民主改选。同时，新班子不等不靠，通过居民代表选举产生了10人组成的居民议事会（居务公开监督小组），从中选出3人组成社区理财小组，另7人组成财务会审小组，每半年对社区财务会审一次。今年又通过全体党员选出由9人组成的党员议事会，参与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与管理，弥补社区“两委”在决策上的局限性。这样，初步建立了一个由社区“两委”（党委、居委）负责、“两会”（居民议事会、党员议事会）参与的决策与监督平台。

（一）严格理财。一是对集体资产和在建工程进行彻底清理，摸清家底。二是严格财务审核把关。主要是实行书记、主任、理财小组“三支笔、一张单”的把关制；理财小组对每一张超500元以上报销票据作为第一审核把关（签字盖章），社区书记参与每一张报销票据的审核把关;所有报销票据最终由社区主任审批；社区“两会”参与社区1万元以上支出事项以及重大经济活动的讨论决策。三是加大追欠力度。对无息借款的社区干部停发工资，对外借款则由财务监督小组专门追欠，逐人逐项落实。四是实行“居财办管、组财居管”。严格执行凤凰山街道出台的加强居财办管、组财居管的实施办法，社区对各居民组实行“统设帐户、统购统销票据、组财居管组用、严格规范管理”，居民组每一张报销票据，必须经过由居民组民主选举产生的监督小组审核把关并签字盖章。

（二）公开透明。为进一步消除干部和群众心中的疑虑，社区党委决定对社区党务、居务、财务全面公开，亮干部的“箱底”，兜集体的“家底”，明居民的“心底”。一是规范公开内容。重要的工作内容、实施方案、工作进展以及结果等，都能在公开栏上看到。特别是社区各项支出和欠款人欠款数额，公开到具体或相关的事和人。二是健全公开制度。居务每季度（首月15日）至少公开一次，单项工作在任务完成后一次性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财务收支情况每季度（首月15日）公开一次，防止出现有时公开，有时不公开，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想公开的公开，不想公开的不公开，群众不想知道的问题公开，群众想知道的问题不公开等情况。三是耐心做好对公开事项的来访接待工作。群众对公开内容如有疑问，可以直接向社区有关人员询问，社区有关人员要负责任地做好解释工作。同时，在公开栏旁设立意见箱，由理财小组成员专管，定期开箱，及时反馈信息。

（三）强化约束。社区“两委”在研究决定有关事项前，严格执行规定程序。“党内事务”必须召开党员议事会，经讨论商议后提交社区研究决定；居务事项必须召开居民议事会，征求意见拿出方案；重大事项实行“两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社区内的重大事项、重要活动要向街道党工委或办事处提出书面报告，自觉接受上级组织的指导和监督。为防止干部因工作积极性不高、对责任范围内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社区党委决定还将通过扩大“一述四定”范围的办法，使社区全体工作人员都处于群众评议范围，以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让群众来衡量和评价干部的工作成效，核定社区干部的绩效工资，决定干部的去留。从决策层面建立的这些约束机制，有效地堵塞了社区内部决策的“政策性”漏洞，避免出现“官小胆子大”、决策随意性以及工作失误损失无人担责等现象，增强了对社区干部的监督和约束力。

（四）贴近服务。为从根本上推倒党群干群之间的“隔心墙”，架起 党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减少和化解各种矛盾，社区“两委”从班子自身做起，解民难，帮民困，排民忧，办实事，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与群众直接面对面地沟通思想，及时发现和处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扎扎实实地为群众服务，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感情。如，在拆违控违工作中，社区在落实一线包保责任的同时，给辖区住户每户一封信加强政策宣传，对发现的违法建设，社区在最初萌芽阶段就上门做工作，及时帮助拆除，既化解了矛盾，又减少了群众损失。在我市实行环卫体制市场化改革过渡期间，社区垃圾一度无人管，累积成堆，居民意见纷纷，社区又主动采取与村组、群众各拿一点的办法，组织和[文秘站:]发动群众解决了一时扯皮的难题。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上，按照政策应该是兑现男60、女55周岁人员（每人每月30元）的配套资金，以前社区只兑现70周岁以上，社区班子在认真研究后，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兑现。仅此一项，社区集体每年增加支出15万元左右，但近400名失地农民却彻底解开了埋在心底的“疙瘩”。

社区在强化民主管理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了基层民主的力量，感受到了来自群众支持、参与和监督的力量，也初步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

——管理效益直接显现。，社区收支“赤”字100余万元，降为60万元。生活招待费近40万元，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有人在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社区配套部分弄虚作假，套取社区集体资金，由于采取社区广大居民监督的办法，经在全社区范围内公示，竟一次有30多人不得不主动放弃做假，此一项每年减少集体资金流失1万余元。社区集体外借款在社区财务公开之前，很少有群众知道详情，明细项目公开之后，广大居民为之震惊，由于监督小组成员“铁面”追欠，短短3个月就追回近70万元，另有部分借款也落实了还款期限。市重点工程二公区17亩回迁安置房征地任务，社区用了1年多时间才全部让地，而且在征地价格和附属补偿等方面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同属市重点工程170亩北外环工程用地，由于社区全部兑现各项政策，并从网站上下载相关文件资料向群众公开宣传，仅用4个月便完成任务，而且纠正了前期征让地中一些违规操作错误，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精力。

——民主实践逐步延伸。社区“两委”坚持严格理财这条主线，紧紧抓住“两会”这个平台，以民主选举为基础，从民主理财逐步延伸和扩展到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从制度层面上拓展了群众表达意愿的渠道，使群众的真实意愿成为党组织的工作目标，在社区党委与党员、居民之间架起了“连心桥”。如社区劳动服务公司问题，社区“两委”经过“两会”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以公开竞包方式来盘活集体资产，共有5个单位（个人）参加竞标，消除了此前准备“暗箱操作”的隐患。同时，在社区项目用地、“西山”开发、社区安置房出售等多项重大经济活动中，都是通过民主的渠道，使原本复杂的问题得以“简单化”。“社区这么做，老百姓服气”，民主实践引起了社区党员群众的强烈共鸣。

——社区关系逐步理顺。社区“两委”班子办事认真，狠抓落实，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了居民对干部的信任度，从而进一步融洽了干群关系。居民中关于“”、“二八杠”等“帮派”之说逐渐销声匿迹，集体议事决策已成为习惯；上、下班签到打卡，就连正常来人招待等事项都实行“阳光操作”，消除了干部相互间的猜疑；以制度约束人，按制度办事，班子成员带头执行，并主动接受广大党员群众监督，有效促进了班子团结，改进了干部作风。

三、“阳光”居务根植民主，规范管理任重道远

实行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中央早有要求，群众早有期盼。社区的做法，算不上新生事物，但特色在于把各项制度创造性地加以落实。应该看到，社区的现象，在整个城市社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何从整体上真正把居务公开、民主管理落到实处，仍需我们不断探索。

一是民主价值人心所向，居民自治大势所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要求。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沟通联系市民的重要渠道。城市和谐，社区是基础。当前，伴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管理重心的逐步下移，给社区工作增加了许多新的管理内容，带来了不少现实难题。职能超载，职权有限，使得社区角色难以定位，社区自治实际上被虚化、弱化。一方面，部分社区干部因体制机制原因导致管理权力过大、过滥，责权利严重不协调；另一方面，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难以体现，党和政府有不少工作难以赢得社区居民认同，因而不同程度地出现多种不和谐因素，影响了基层政权的巩固。因此，认真落实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居民自治，是顺应民意，体现诉求，推动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

二是真民主就能真管用，真抓就能真见效。民主不民主，群众最清楚。实践社区民主的途径有很多，只有经过广大党员群众认可、有群众监督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是“假民主”，最终必将受到遗弃。社区把民主制度不仅体现在墙上，更是体现在选举、理财、监督、决策的各个环节上，把对一些细节问题的“较真”作为关系社区民主成败的关键，办任何事都要依靠群众，都要讲个公道明白。如在选举环节上，为了选出群众的真实意图，他们不怕繁琐，一律设秘密写票点，一律实行票决，否定了少数人提出的举手表决习惯模式，避免了“见面之情”的影响；在票据管理环节，不按规定支出的、不合审查要求的票据，都是由理财小组说了算，该退回的坚决退回；在生活招待方面，书记、主任带头，严格执行招待规定，尽量不招待或少招待，不搞超标准招待，等等。所有这些，体现了社区“两委”班子尤其是党委负责人真抓、真干、真落实的“较真”精神。

三是民主建设重在制度，规范管理重在落实。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行基层民主和群众性自治的本质所在。应借鉴社区管理上的一些做法，避免一些倾向性问题的出现。要认真抓制度建设和落实，防止民主管理流于形式，避免先入为主、划圈子定民主，应依靠和发动群众来参与民主、监督民主；要对社区“两委”和“两会”以及居民小组、理财小组等职责进行细化，建立一套较完整的制度，防止以民主管理为由，事无巨细推给群众，导致应该由社区“两委”成员负责办理的事也不敢大胆办理；要有效控制和防范社区“两委”成员以实行岗位责任制为由，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搞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对持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要突出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的监督与指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有效防止以社区自治或以维护本地群众利益为由，，违法违规决策，摆脱党 组织的领导。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一、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任务繁重

1、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当前还未能突破办理政府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还习惯于上级领导布置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中表现较强的依赖性，自主性、自治性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社区自治的任务与工作要求有距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应有三方面内容，即：首先要做好社区服务，但实际上社区服务做得极少或是空白；其次要做好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但实际上的效果不明显；第三是丰富社区教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多，教育活动少。二是社区居委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府的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的职责，具体规定了必须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通过调查，以上这些职责应该是社区居委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形式开展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街道办事处要求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任务也都通过街道办事处落实到社区居委会来执行。这使得社区居委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上，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行政化所覆盖。

我结合工作对50人进行了调查，当问到居委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有35人回答是代表政府的机构，只有10人回答是代表居民的，还有5人不清楚。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有“吃人俸禄，为人分忧”；“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干活”的思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社区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理所应当地完成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社区事务缠身，工作任务繁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本地农民失地流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城市，使社区居委会面对复杂众多人口而发生的各项管理工作和事务数量增加、难度加大，“小社区，大社会”的模式，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强度。

3、政府部门职能不到位，社区自治职能弱化

繁忙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社区居委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许多部门提出了“横到边，竖到底”、“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区”的目标和任务，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基础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指导、服务不到位，形成了会议多、检查多、报表多的局面。有些部门工作（含街道）进入社区没有发挥自身指导、服务职能，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而是习惯于把社区当作自己的下属单位去布置工作；热衷于创建、搞评比，轻内容、重形式，各项工作都要求“建班子、挂牌子、设展板、建台帐、要数据”。社区居委会每天应付着上级领导的检查和收集报表、传送各种数据，从而淡化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群众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弱化了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

（二）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不足

一是发挥自身职责，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活动经费较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负责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居民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政府或派出机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在当前形势下，社区居委会还要做好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组织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等工作，这些都需有必要的经费作保障，否则很难形成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工作效果。

二是日常办公经费紧张。在各项工作中，召开会议、报送信息和数据，建立台帐等文件资料的办公消耗，加之社区居委会自身水、电、暖以及电话费，一年就得需要6000元左右。日常的上网费和消耗，一年也需要5000元。政府部门部署的工作大多要求制度上墙，制作展板，每年此项支出至少4000多元。

在社区居委会经费方面，我区规定每个社区居委会每年1万5千元。各街道办事处统筹部分外，社区居委会实际的使用只有4000-8000元，业务经费严重不足。

（三）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较低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社区协管员待遇较高，如劳动、城管、矫正、治安协管员等都是由劳动部门安排的失业人员，工资比社区专职工作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高，不仅发工作服，而且遇年节还有福利。而社区专职工作者都是经过招考和居民选举形成，心理反差大；二是社区专职工作者的付出与回报差距较大。社区专职工作者承担的工作繁重，但扣除三险个人负担部分后，每个人只有800-1000元月收入，直接影响了积极性，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成效。

二、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应积极为社区居委会减负

一是理顺区街关系。要按照“条专块统”的原则，对专业性比较强的由区委办局在街道设站（所），实现条条上的一专到底。街道主要是代表政府履行块块上的综合管理职能，具体讲就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委托，使街道具有综合协调权、处置权等，从而有效地行使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职能，对地区社会治安、市容市貌、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达到高效的管理。

二是理顺街（部门）居关系。理顺关系要改变过去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成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任务。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管理四级网络中的一个网格，而不是一个“级”，这个理念是理顺街居关系的基础，必须牢固树立。按照政事分开的思路，将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做到“两个明确”：即明确哪些属于街道（部门）的工作，哪些属于社区的工作；明确哪些是政务性工作，哪些是事务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属于街道的工作，街道（部门）无权向社区摊派；属于社区的工作，社区有责任完成；对需要社区协助办理的工作，要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履行正式的授权手续。

三是明确社区功能定位，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一要搞好社区服务。主要是抓好四项服务：即抓好社区安全服务，保持社区的长治久安；抓好社区的文化服务，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抓好社区的健康服务，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抓好社区生活服务，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立社区的长效服务机制，实现政事分开，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居民需要与否、居民满意与否、居民拥护与否为社区服务的唯一宗旨，来推动社区服务。二要保证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得到有效行使。这个权力能不能落实，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社区自治权应主要体现在社区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社区财务自、社区依法协管权以及社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上，只有把这五项权力真正落到实处，社区居委会才能真正从大量的政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也才能真正把社区服务搞起来。

（二）多渠道解决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

目前的社区居委会经费由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这虽然有利于基层社区管理工作的协调统一，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居委会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和制约，难以解决居民的热点、难点问题，制约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必须采取多渠道保证居委会业务经费。

一是社区居委会建立单独帐户并全面安排，使其工作正常运转，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二是要动员发动辖区单位资源共享、共建共驻，各社区要协调辖区单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社区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开发出来。:

三是社区居委会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社区服务领域，建立自身的便民利民社区服务组织，在有偿或低偿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四是政府要加大社区业务经费的投入力度，在现有每年每个社区1万5千元基础上提高到3万元。

五是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政府部门和街道经批准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要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三）努力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待遇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一、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工作任务繁重

1、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尚未到位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当前还未能突破办理政府行政事务为主，办理社区事务为辅的现状，还习惯于上级领导布置什么就干什么，工作中表现较强的依赖性，自主性、自治性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社区自治的任务与工作要求有距离。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工作应有三方面内容，即：首先要做好社区服务，但实际上社区服务做得极少或是空白；其次要做好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管理，但实际上的效果不明显；第三是丰富社区教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文体活动多，教育活动少。二是社区居委会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政府的腿”。《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社区居委会有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的职责，具体规定了必须要协助政府部门做好社区治安、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和青少年教育等有关工作。通过调查，以上这些职责应该是社区居委会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形式开展的，但是大多数情况是街道办事处要求社区居委会替政府部门填表格、建档案、出具证明材料等行政性工作；同时政府部门临时性的统计、调查任务也都通过街道办事处落实到社区居委会来执行。这使得社区居委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协助政府部门的工作上，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被行政化所覆盖。

我结合工作对50人进行了调查，当问到居委会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时，有35人回答是代表政府的机构，只有10人回答是代表居民的，还有5人不清楚。在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有“吃人俸禄，为人分忧”；“拿政府的薪水，替政府干活”的思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认为社区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理所应当地完成街道办事处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2、社区事务缠身，工作任务繁重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大量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本地农民失地流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大量进入城市，使社区居委会面对复杂众多人口而发生的各项管理工作和事务数量增加、难度加大，“小社区，大社会”的模式，增加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强度。

3、政府部门职能不到位，社区自治职能弱化

繁忙的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使社区居委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境地，许多部门提出了“横到边，竖到底”、“把工作触角延伸到社区”的目标和任务，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基础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指导、服务不到位，形成了会议多、检查多、报表多的局面。有些部门工作（含街道）进入社区没有发挥自身指导、服务职能，为社区居民办实事，而是习惯于把社区当作自己的下属单位去布置工作；热衷于创建、搞评比，轻内容、重形式，各项工作都要求“建班子、挂牌子、设展板、建台帐、要数据”。社区居委会每天应付着上级领导的检查和收集报表、传送各种数据，从而淡化了居民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对居民群众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弱化了社区居委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职能。

（二）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不足

一是发挥自身职责，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活动经费较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负责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维护居民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政府或派出机构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在当前形势下，社区居委会还要做好社区治安、社区教育、组织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等工作，这些都需有必要的经费作保障，否则很难形成居民的广泛参与和工作效果。

二是日常办公经费紧张。在各项工作中，召开会议、报送信息和数据，建立台帐等文件资料的办公消耗，加之社区居委会自身水、电、暖以及电话费，一年就得需要6000元左右。日常的上网费和消耗，一年也需要5000元。政府部门部署的工作大多要求制度上墙，制作展板，每年此项支出至少4000多元。

在社区居委会经费方面，我区规定每个社区居委会每年1万 5千元。各街道办事处统筹部分外，社区居委会实际的使用只有4000-8000元，业务经费严重不足。

（三）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较低

通过调查发现，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社区协管员待遇较高，如劳动、城管、矫正、治安协管员等都是由劳动部门安排的失业人员，工资比社区专职工作者（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高，不仅发工作服，而且遇年节还有福利。而社区专职工作者都是经过招考和居民选举形成，心理反差大；二是社区专职工作者的付出与回报差距较大。社区专职工作者承担的工作繁重，但扣除三险个人负担部分后，每个人只有800-1000元月收入，直接影响了积极性，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成效。

二、改进对策与建议

（一）应积极为社区居委会减负

一是理顺区街关系。要按照“条专块统”的原则，对专业性比较强的由区委办局在街道设站（所），实现条条上的一专到底。街道主要是代表政府履行块块上的综合管理职能，具体讲就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区政府的授权或者有关职能部门的委托，使街道具有综合协调权、处置权等，从而有效地行使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职能，对地区社会治安、市容市貌、城市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达到高效的管理。

二是理顺街（部门）居关系。理顺关系要改变过去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成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会的任务。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城市管理四级网络中的一个网格，而不是一个“级”，这个理念是理顺街居关系的基础，必须牢固树立。按照政事分开的思路，将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进行梳理，做到“两个明确”：即明确哪些属于街道（部门）的工作，哪些属于社区的工作；明确哪些是政务性工作，哪些是事务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属于街道的工作，街道（部门）无权向社区摊派；属于社区的工作，社区有责任完成；对需要社区协助办理的工作，要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履行正式的授权手续。

三是明确社区功能定位，发挥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一要搞好社区服务。主要是抓好四项服务：即抓好社区安全服务，保持社区的长治久安；抓好社区的文化服务，满足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抓好社区的健康服务，培养居民良好的生活习惯；抓好社区生活服务，解决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立社区的长效服务机制，实现政事分开，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运作；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居民需要与否、居民满意与否、居民拥护与否为社区服务的唯一宗旨，来推动社区服务。二要保证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权得到有效行使。这个权力能不能落实，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社区自治权应主要体现在社区民主决策权、社区管理权、社区财务自、社区依法协管权以及社区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上，只有把这五项权力真正落到实处，社区居委会才能真正从大量的政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也才能真正把社区服务搞起来。

（二）多渠道解决社区居委会业务经费

目前的社区居委会经费由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这虽然有利于基层社区管理工作的协调统一，但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居委会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和制约，难以解决居民的热点、难点问题，制约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和归属，因此必须采取多渠道保证居委会业务经费。

一是社区居委会建立单独帐户并全面安排，使其工作正常运转，为居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二是要动员发动辖区单位资源共享、共建共驻，各社区要协调辖区单位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社区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资源开发出来。

三是社区居委会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社区服务领域，建立自身的便民利民社区服务组织，在有偿或低偿为居民提供服务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

四是政府要加大社区业务经费的投入力度，在现有每年每个社区1万5千元基础上提高到3万元。

五是建立社区工作准入制度。政府部门和街道经批准需要社区协助的工作，要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三）努力提高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待遇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一、主要做法与效果

社区辖22个居委会，62600多口人，有离退休干部400多人，1993年成立老干部协会。为充分发挥老干部协会作用，进一步做好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在社区老干部协会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居委会设立活动小组，在社区和居委会配置老干部活动场所和设施。以社区为依托，以老干部协会党支部为核心，以社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室）为阵地，以离退休支部和协会负责人为骨干，组织带领本社区离退休干部进行学习和开展有益于老干部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激发老干部为社会发展发挥作用；搭建了社区老干部自我服务平台，鼓励和引导老干部互帮互助，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一是充分发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构建和谐社区方面的积极作用。社区位于泗阳县经济开发区，建区初期，由于政策落实和宣传解释工作不到位，群众上访现象时有发生。社区老干部协会党支部成立以来，主动开展了面向老干部家庭、面向群众的宣传教育活动，运用板报、演出、发放宣传材料、上门谈心等形式，通过老干部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形成了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的和谐局面。

二是加强社区老干部活动阵地建设，使老同志得到就近、方便、快捷、周到的服务。社区腾出1000多平方米的房屋设立社区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并在条件比较好的居委会设立老干部活动室。部分年高体弱、行动不便的离休老同志也能从家里走出来参加活动。过去，由老干部部门或单位组织活动，每月不到一次，参加的老同志还不到总数的30%。而在社区95%的老干部都能正常到活动室参加活动。

三是组织老干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委员，协会领导都由身体好、工作积极的退休干部担任，活动中心（室）的管理、活动的组织及服务等工作也是老同志自己负责。成立互帮互助小组，设立急救电话，按村（居）活动小组进行互助互救。在老干部中建成小帮大，健帮病，强带弱的互帮互助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同志的生活困难。党支部、协会和社区卫生院签订协议，为老同志免费体检、上门就诊、接送住院等服务。为使老干部晚年有个温暖幸福的家庭，党支部牵头创办了“鹊桥会”，为丧偶老同志的再婚牵线搭桥。

四是建立健全了社区老干部工作网络和制度。在老干部协会（支部）下面设立以居委会为单位的片（组），每片（组）1-2个村，形成两级网络。根据工作需要，订立了协会和片（组）工作职责，协会日常工作制度和学习制度等。在协会活动中心和片（组）活动室配备相应的活动器材和资料。

五是组织开展有益于老干部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丰富老同志的精神生活。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经常开展活动和组织学习，为老同志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学习交流提供平台。活动中心创办了《老年风采》，刊登活动情况和老同志写的文章，设立书报阅览室、电视室，丰富老同志的文化生活。活动室配有扑克、、桌球，供老同志自由选择。根据老同志的兴趣爱好，分别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书画、花卉、摄影等兴趣小组，不定期举办演出和书画展览等活动。

六是组织引导老干部发挥作用。老干部党支部结合参观考察、通报情况活动，组织老干部为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发挥老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长和优势，在协会设立讲师团、矛盾纠纷协调会，义务从事关心教育下一代、居民纠纷调解等工作；坚持自愿量力，引导老同志参与社区建设管理、公益事业和招商引资等工作；成立老干部文艺演出队，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营造社区文化氛围。

二、几点体会

一是不需增加编制，投入小，见效快。社区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出发，坚持“少花钱、多办事和发动老干部做老干部工作”的原则，老干部服务管理网络的管理人员从离退休人员中产生，不需增加编制。利用村居工作场所改建老干部活动室，投入少，见效快，是解决社区老干部很多场所问题的较好办法。

二是牵涉领导精力少，解决问题迅速。过去老干部有问题就找领导，现在有问题、有需求，如对政策不理解的先找协会反映，协会能解决的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再根据所反映的情况集中向社区和有关部门反映，畅通了渠道，维护了稳定。

三是信息传递迅速，方便老人生活。老干部社区服务管理网络，吸收了大量老干部参与管理，从而加强了老干部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促进老干部在生活上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四是方便了老干部发挥作用。社区尊重老干部意愿，主动为老干部发挥作用搭建平台，组织离退休干部参与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居民小区管理、矛盾纠纷调处、青少年教育等工作，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三、有关建议

1、因势利导，大力推进社区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目前在县级以下地区，存在离退休人员人数多，分布广，活动场所少，老同志参加活动困难等许多问题。建立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成立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来源：文秘站 ）管理组织，健全服务管理网络，做好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是老干部工作的延伸和重要补充。各级老干部工作部门，要抓住时机，认真研究解决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予社区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确保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2、充分发挥社区管理机构的在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中的作用。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 党政领导的关心支持。社区老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社区党政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真听取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老干部协会汇报，及时解决服务管理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在老干部活动场地和活动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为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为认真贯彻落实普工商退字（）3号及云工商退字（）7号文件精神，根据我局退休老干部的现状，为了深入搞好我局离退休老干部的服务工作，县局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单位所属社区，通过座谈走访，个别交流等方式，了解和掌握了有关老干部在社区生活状况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方面的情况，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离退休老干部和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为老干部提供优质全面服务是当前应当深入研究和探讨的新课题。根据调查所得基本情况，作如下报告：

一、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局所属威远社区的老干部社区管理服务工作还处于初创和发展阶段，现有的社区服务与老干部的迫切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观念认识不到位。面对老干部社区管理服务工作，社区管理与服务部门对开展和加强老干部社区服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充分把老干部社区服务工作提高到反映一个社会文明进步水平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保持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认识，服务意识不够强。

2、基础设施差，硬件设备和服务水平跟不上需要。目前，我局所属威远社区适合老干部的文化娱乐设施基本没有，社区只有办公室而没有活动场所。活动场所的缺乏严重制约老干部社区服务的深入开展，社区对老干部群体缺乏吸引力。另外，社区干部素质近些年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服务水平和质量还跟不上老干部的需要。

3、老干部社区服务工作缺少经费支持。经费的缺乏，导致老干部社区服务项目单一，质量较差。同时，由于缺少经费，也使社区服务难以全面铺开。

二、社区管理服务工作今后的走向建议。

老干部社区管理服务工作，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开展社区服务，首先应立足现实，在充分考虑愿望与效果统一的前提下进行。通过调查发现，处于“三高期”的老干部不仅有健康与保健的需求，有生活照料的需求，更有渴望社会能提供各类不同服务的需求。应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不搞形式主义，实实在在地为老干部解决实际需求。从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看，我们对今后老干部社区服务管理工作的重点取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建立完善社区家政服务中心的工作。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孤寡和体弱多病的老干部，不愿或没有能力料理家务、打扫卫生。希望能在家政服务中心请到家政服务人员帮自己料理日常的家居卫生和日常生活。为此，建议应以社区为中心，建立老干部家政服务联系网，从而解决部分老干部生活难以自理的困难。

2、建立社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在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同时，更渴望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娱乐活动，以增进生活的情趣，扩大社交的范围，使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因此，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形式多样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就近参加党组织活动，还可以看电视、听音乐、打扑克、下象棋、读书看报、吹拉弹唱，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乐趣，使他们的晚年生活幸福快乐。

3、开展老干部法律援助服务。老干部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法律的援助和支持，对时有的家庭、财产、邻里等关系也需要有咨询、调解的地方。开展法律援助、咨询、调解等服务活动，可以帮助老干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维护和保障老干部的合法权益，使他们安度晚年。

通过调查可知，我局所属的县威远社区，开展和加强老干部社区管理服务工作，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面对现实，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协调行动，从设施管理、资金筹措、人员队伍等几方面入手，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兴办，运作机制完善，政策法规配套，管理规范有序的社区服务管理体系。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

美国著名的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朱力安・马克法官曾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像贤明和慈悲的父亲对待其错误尚未被当局发觉的子女那样对待没人管的儿童呢？这样处理少年犯又有什么不正确、不恰当的呢？国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限于查问这个男孩子或那个小姑娘犯了哪样罪，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他在身体、精神、道德方面是什么情况。如果发现他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的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目前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已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进行了规定，各地也在实践中探索着这一制度。但是，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各个部门都针对本部门的具体情况作出了规定，但整体上没有衔接，缺乏完整的梳理与清晰地系统。社会调查主体规定得比较笼统，而且缺少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统一规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作用在我国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导致了实践中司法部门在实施社会调查时的不统一。

目前，结合我国实际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其核心问题主要有：

一、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关联性，而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帮教的条件，并没有证明犯罪事实本身。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是证据，控辩双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对其加以质证。但如果公检法机关发现律师和委托的社会调查员提交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比较大的分歧，则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报告。社会调查报告是经过调查后作出的书面报告，是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其应该具有准法律文书的性质。随着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应该制定出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统一格式和必备内容。

二、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

1．社会调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走访相关人员、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学习、社区以及其他关系所在地等进行实地调查，从而掌握该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人。因此其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应当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应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

2．社会调查主体的范围。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师无论是从自身条件还是从为未成年人辩护需要的角度看都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为避免律师只是从对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报告而出现报告不准确和不全面的情况，公检法部门作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诉方和裁判者，也应当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况。依照我国目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控辩双方都可以提交社会调查报告。但是目前我国并没有在公检法部门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的系统性制度。以我国实践看来，各级共青团的权益部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办公室中具有一定条件的工作人员可以担任社会调查的工作，他们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青少年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作经验，同时又能保证中立性，公检法部门可以委托其进行调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2004年社会工作者被载入中国职业标准目录并逐步专业化。社区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随着这个职业走向正轨，社工也就比较适合进行社会调查工作，而且社区在法庭作出判决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社区矫正。

3．社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分参加诉讼，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

三、社会调查开始的时间

虽然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比较热衷于讨论审前社会调查，但是笔者认为，律师和公安机关委托的调查员应当自侦查阶段就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可以作为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取保候审以及检察机关作出是否批准逮捕以及是否决定的重要参考因素。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未成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据此提出的建议。个人背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和背景情况。个人基本情况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况、性格特点、是否在校读书等情况，背景情况包括走访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关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情况、社区对其的评价以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情况；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受害人遭受犯罪影响的程度、对犯罪人的态度以及是否与犯罪人达成了刑事和解等。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当尽量附有证明这些客观事实情况的相关文件。社会调查报告中的建议部分是指进行社会调查的律师和社会团体中的调查员依据调查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提出处理该未成年人的建议，主要包括是否应当取保候审，是否应当被不予批准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对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免除刑罚或者适用缓刑等。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作用

在侦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讯问未成年人和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强制措施以及检察机关不予批准逮捕的重要依据。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成为检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据。在审判阶段，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法院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等轻刑的重要参考依据。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提供的信息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在执行阶段，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采取针对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正方法，尽快消除其危险性，使其成为正常健康的公民。

六、社会调查的监督制约

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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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管理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社区矫正 审前社会调查 问题 对策

2011年8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司法厅四家浙司[2011]125号文件-关于印发《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评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和应用社区矫正审前调查，有助于不断改进和完善社区矫正评估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一、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内涵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是指审判机关、公安机关、监狱管理机关拟对刑事被告人、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前，委托司法行政机关对被告人、罪犯的个人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背景等情况进行调查，由司法行政机关调查后向委托机关提交书面调查报告并提出是否是否实行社区的建议的活动①。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一项前置程序。

《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了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对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拟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拟裁定假释的被告人或罪犯；2、具有本省户籍（经常居住地在省内）3、将在本省执行社区矫正。而审前社会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家庭背景、个性特点、犯罪前表现、悔罪表现、社会反响、监管条件等情况以及辖区公安派出所意见。

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对于同类案件当事人存在明显不公。

按照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中规定，调查机关是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关，调查的对象也限定为具有本省户籍或是经常居住地在省内的案件当事人。而这样的规定就导致了本省内案件当事人与外省市案件当事人在实际适用法律中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在实际的判案过程中，法官在收到书后，对那些犯罪情况基本一致，都有可能被判处监外执行（管制、缓刑）的被告人，除了考虑案件本身的特点，还要考虑不同被告人的户籍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以决定是否发出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函，通常的做法是，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在省内的，发出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函，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在外省的，不发或少发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函。这就导致了往往对可以判处监外执行的案件当事人不能判处监外执行，而非得判处实刑，体现不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

（二）、法院、监狱、司法所、派出所等审前社会调查涉及机关的相关问题。

对法院来说，该制度的执行，使刑事案件的审判有未审理先定案之嫌。法官对案件尚未审理，就确定被告人符合判非监禁刑的条件，造成审判人员主观上的先入为主，未审先定刑期的意思表示，庭审过于简单、流于形式。若是合议庭案件，合议庭成员是否同意判非监禁刑尚不可知，主审法官在发出委托调查函的同时，就剥夺了合议庭其他成员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司法所、派出所出具的社区矫正审前调查结论有取代法院、监狱裁定的作用，存在着只要调查结论认为不适合社区矫正的，法院就不应当判处非监禁刑罚，监狱管理机关就不应该批准非监禁执行的行为，调查报告取代了法院、监狱的裁判。从基层法院的办案实际情况看，凡司法所、派出所出具某被告人不适合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结论的，基层法院一般就对该被告人判处实刑。

（三）、外地户籍的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适用效果有限。

外地户籍的被告人原籍所在地社区矫正组织调查的社会调查报告反馈率较低。甚至有的地区明确表示该外地户籍的被告人离籍已久，不予调查。委托外地户籍的被告人在本市经常居住地司法所组织社会调查的，虽基本都能形成调查报告，但由于在当地没有固定的居所，往往建议由其原籍地社区矫正组织接纳为矫正对象，不愿意对其进行帮教改造。

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

（一）、各机关对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认识不一。

审前社会调查就是对被告人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从刑事审判程序角度看，社区矫正审前调查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行为，一是为审判机关提供刑事裁量的客观事实，二是为审判机关提供量刑的主观建议②。前者是证据范畴，后者是裁判建议，目前社区矫正中各机构对于审前调查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识。

（二）、司法效率、司法成本不同。

省内司法效率高、成本低，造成法官会优先对户籍地或经常居住地在省内的案件当事人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原因一方面是我省已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法院向省内发出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函，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回函，当地社区矫正机关也会及时回复社会调查报告并明确提出是否适宜社区矫正，为法官判处案件当事人监外执行提供较好的依据，也能为在判处案件当事人监外执行后更好的与社区矫正机构衔接案件当事人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相反，对于户籍不在省内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省内的案件当事人，法官在考虑是否启动审前社会调查时，一方面对当事人所在的当地社区矫正机构的认知程度、通讯状况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有时即使出具了审前社会调查函也会因不能及时收到审前社会调查报告而影响审判工作的效率，造成法官一般不会轻易为户籍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外省的案件当事人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

四、解决当前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环节相关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应当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深入宣传社区矫正审前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争取社会各方面了解和支持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为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拓展沟通渠道，形成审前调查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司法局应当积极主动与法院、检察院、乡镇党委政府及辖区各派出所联系，加强协调。收到法院《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后，司法局当日即向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司法所发出《审前社会调查函》，实施审前社会调查，司法所工作人员听取派出所对被告人实施社区矫正意见，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和抄送检察院。

（三）、全国一盘棋，努力把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工作做好。

当下，全国各地社区矫正发展的水平还参差不齐，有的贫困地区尚未建立基层司法所，有的地区尚未开展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审前调查与社区矫正的衔接很困难，造成外户籍人员的审前调查与社区矫正存在相当的难度。鉴于此，为了公平公正的适用法律，我们应该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工作的开展，对社区矫正审前调查与入矫人员接管做好衔接工作，在现阶段探索异地委托调查。社会调查前置后，公安机关的协作网络优势可有效解决外地户籍的社会调查问题。此外还可与外地法院建立委托调查协作关系，通过对外地被告人的户籍分布状况进行梳理，有针对性的选择部分外地法院，建立委托调查合作机制，从而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有益价值，进而争取在3-5年内将该项工作在全国很好的开展起来。

注释：

①2012年1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②李军， 《关于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制度的几点思考》武汉市口区人民法院网站 2013.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