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1 17:10:49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方法；比较研究
一、序言
博士学位是学位制度中最高级别的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标志着受到了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在国际上，博士教育源远流长，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美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有许多大学具有会计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的学位制度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1982年厦门大学葛家澍教授招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计学博士研究生，标志着中国正式启动了会计学博士教育。从1982年到2001年，中国先后有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部科研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原陕西财经学院）、中山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12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获得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年来，会计学博士生的招生人数和获得学位人数逐年增加，表明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博士教育制度是由课程教育、科学研究和博士论文三个核心环节构成，而撰写博士论文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节。在撰写博士论文过程中，论文选题是非常关键的步骤。选题的恰当与否事关论文质量。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其选题必定是新颖的、开拓性的、富有创新的。好的选题才能使论文建立在高的起点上，加上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认真严谨的研究态度，才能保证论文有高的质量。因此，如何选题，选什么样的题目，往往成为博士生非常关注、也煞费苦心的问题。本文拟对中国与美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提供借鉴，促进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样本说明、样本分类及标准
（一）样本说明
由于美国授予会计学博士学位的大学较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更多，无法得到博士论文的全面统计资料，故以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1939年至2001年已获得博士学位的327篇会计学博士论文为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研究的样本。
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于1867年，1921年开始招收会计学硕士研究生，a.c.littleton教授开设了第一门研究生课程，标志着该校会计学研究生教育的开始。1938年a.c.littleton教授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会计学博士点，从此开始了该校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会计学博士教育。截止2001年，该校已经培养了327名会计学博士，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堪称全美乃至全球第一。伊利诺伊大学会计系以其在会计教育方面的奠基之功和创新之举、会计理论方面的开拓精神和卓著成就、浓郁的研究气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而饮誉全球，被认为是美国乃至世界杰出会计学家的摇篮，连年在美国大学会计教育排名中名列前茅。分析研究该校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特别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对提高中国的会计学博士教育的水平有重要意义。
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样本则由1985—2001年已有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全部9家会计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的306篇博士论文构成。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见表1）：
以上共计633篇中美会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构成了本文比较分析的样本。
（二）样本分类及标准
本文对会计学博士论文的分类及标准是：
1.按照中国学术界对会计学科外延的一般认识，将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大领域纳入会计学科的范围。这与国外普遍将税务研究作为会计学研究的一个领域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本文将税务研究及除上述领域以外的研究归于其他类别。
2.由于会计学领域的论文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也最高，故为研究需要，进一步将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划分为会计理论、财务会计、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证券市场及会计、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会计新领域（诸如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等新兴会计研究领域）等12个类别。
3.从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情况看，以财务会计居多，涉及财务报告和证券市场会计方面的论文也属于财务会计的范畴，但本文考虑到633篇样本中涉及财务报告的较多，故将其单独列为一类；再者，以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学术研究，是当代会计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学派的主流，而且这类论文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进行分析。
4.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网络会计的论文虽然较少，但考虑到21世纪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会计学的理论、方法、报告手段等正在或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预料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将是21世纪会计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也将其单独列为一类。
5.有些论文不能被会计、财务、审计领域所包容，还有论文难以判断其应当归属的类别，均将其列为其他类。
三、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为便于分析，以下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2），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2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253篇，占77.37%，处于主导地位，故可将其作为重点加以分析。根据样本分类及标准的有关说明，将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划分为以下12个方面（见表3）。
从以上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以下特点：
1.在会计、财务、审计、其他四个领域中，会计学研究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占到全部论文的3/4强，审计方面的论文占到将近13%，而财务管理方面的仅接近6%，其他方面不到4%.这反映了会计学是一个大的学科领域，而审计学只是隶属于会计学的学科方向，财务管理与会计学也有很高的关联性。从美国大学系科设置的情况看，一般都是设置会计学系或会计与财务系，通常没有单独设置财务系或审计系，这种情况与中国是类似的。另外，美国大学的财务学科很多是划归到金融学科或与金融学科融合在一起，这也是统计资料中财务学领域选题较少的一个原因。
2.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中尚没有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但6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市场的扩张，财务管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随着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等财务学理论与方法在经济理论文献中日益受到重视，有关财务管理的选题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特别是在80年代，财务管理领域的论文有很大的增长，达到了13篇，反映出财务管理已成为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领域。
3.有关审计方面的论文在60-80年代处于高峰，分别有11篇、9篇、9篇，此时期前后则相对较少。这也可以映射出该时期美国公共会计师事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4.在会计学领域的论文选题中，关于会计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高。比如会计概念、会计计量、会计准则、会计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等。在327篇论文中，按照本文划分的标准，有73篇属于会计理论方面的，达到29%.说明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始终是会计学专业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博士生教育来说，基本会计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5.有关财务报告、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分别达到11%、12%、7.5%，说明美国博士生的研究领域教为广泛，也说明这些领域仍然需要大量的理论研究。
6.美国博士生论文选题比较具体，研究的问题针对性强、研究范围明确，主题突出。很多论文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拟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会计证据的客观性及相关性、影响公共会计服务范围的因素、会计在政府金融监管中的职能、资本盈余的含义、资产的本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关于会计师的数学知识程度的调查研究、配比原则在会计中的一个批评性检验、对财务会计中负债本质的分析、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等。这说明美国博士论文的选题注重较为具体的问题，敢于“小题大做”。
四、中国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对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分析，采用与上述美国会计博士论文选题分析同样的方法，即首先将不同年代的会计学博士论文按照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以及其他共四个领域进行分类（见表4），然后再就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会计学领域作重点分析。
由表4资料及相关分析计算可见，会计学领域的论文共有192篇，占62.75%，故以下将重点分析会计学领域的博士论文选题情况（见表5）。
从样本统计结果看，中国会计学专业博士论文选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会计学领域的选题最多，占到将近63%，财务管理和审计领域的选题各约15%，其他方面7%左右。这一比例与本学科的发展现状是相符的。
2.在会计领域选题中，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最多，达到26%，依次是证券市场及会计19%强、会计新领域约11%、财务会计约8%、财务报告7%、国际会计与比较会计7%、成本会计约6%、管理会计5%.选题较少的领域有信息系统与网络会计、会计史、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
3.基本会计理论的研究始终是博士论文选题的热门领域，从17年的情况看，除1986（无获得学位者）1988、1995三年无会计理论方面的选题外，这方面的选题一直比较稳定，数量也比较多。总量上达到了26%，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29%的比例较为接近。
4.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快速发展，证券市场的会计规范、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与市场效率等问题日益重要，加之这一时期资本市场的国际化问题凸现，围绕证券市场监管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的问题成为国际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此这一方面的选题所占比例较高，仅次于会计理论，接近20%.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上海财大会计学院在国内证券市场会计研究中已经形成了规模优势，其博士论文选题中，有很多属于这一方面。
5.财务管理方面的选题呈逐年上升趋势，总数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反映出在中国财务管理与会计学科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也说明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公司治理等问题的日益重要，财务管理已经成为中国会计学科理论研究的热点领域。
6.审计学作为隶属于会计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在中国职业会计师队伍建立、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值得理论界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选题达到了46篇，占全部论文的15%.可以预计，随着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理力度加大，对会计职业界独立性、诚信、自律等要求的提高，有关审计方面的选题还会进一步增加。
7.个别领域的选题较少，且不够稳定，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计算机会计、税务会计、会计史等，有些年间甚至没有一篇这些方面的选题。
总之，随着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有较高水准的博士论文，某些论文已经具有了国际水平，充分反映了中国会计学博士教育所取得的成就。
五、中美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比较
（一）选题方面
由于中国博士学位制度起步晚，培养的博士生数量也比较少，目前已获得学位人数仅仅达到300多人，不及美国伊利诺伊一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但目前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每年获得博士学位人数大幅增长。在博士论文选题上，有不少优秀的论文，其选题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紧密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扩张的经济现实，从会计信息含量、市场效率、市场规范与监管、审计等方面进行研究，不少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水平，对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促进证券市场规范运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是紧跟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对转型时期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税务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现实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步伐。
再次，是围绕中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会计国际化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基本会计理论、会计准则制定、会计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实务、财务报告等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加速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最后，是在诸如人力资源会计、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环境会计等会计新领域有大量的研究，使中国会计研究在某些领域能够跟上国际上会计研究的前沿。
但是，与美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进行比较，中国的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选题面集中度较高，涉及范围不够广泛，有些领域乏人问津。如涉及基本会计理论、会计新领域等方面的选题较多，而涉及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领域的选题偏少。特别是象信息技术会计方面仅有7篇，会计史仅有5篇，税务会计仅有4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仅有3篇，会计教育仅1篇，会计研究方法仅1篇。在美国，税收与税务会计、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等领域是会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伊利诺伊大学税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选题达到30篇，政府与非营利组织领域的选题达到19篇，远比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选题为多。
第二，选题总体上来说比较大，解决具体问题的针对性不强。很多论文都是泛泛地讨论一种理论或实务，而没有特定的针对性。特别是一些论文不能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如何？本文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等，而是海阔天空地从有关基本理论、国内外环境因素、社会背景等讲起，涉及面过于宽泛。很多论文从题目上难以看出作者在论文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有一些论文企图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实际上这是很不现实的，也是难以达到的。
第三，选题重复现象比较严重。据粗略统计，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有关商誉会计的3篇，会计控制系统的3篇，环境会计的2篇，金融工具会计的6篇，环境管理会计的2篇，经理人股票期权的3篇，全面收益会计的2篇。有些论文题目甚至完全雷同。再如有关资本结构、股利政策、审计法律责任等方面的选题也具有较高的重复度。而伊利诺伊大学的327篇博士论文选题中无一重复。
第四，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方法不够先进。大部分论文没有说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国际流行的研究方法看，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实证研究的比例还比较低。
（二）研究方法
由于无法获得全部样本的原始论文，因而不能客观地分析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根据笔者掌握的部分已出版论文和论文打印稿，以及根据论文题目进行推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论文选题看，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除了采用传统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大类研究方法外（可从题目中直接观察出），许多论文采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会计行为和会计现象。比如“产权概念及其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收入和利润的经济学概念在会计中的作用”、“会计的制度性研究”、“信息论框架中的管理会计”、“信息论在会计过程分析中的应用”、“纳税诉讼、解决方案和纳税报告间的博弈”等，在这些论文中，产权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得到了广泛应用。
多学科交叉研究也是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采用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法学等。这不但反映了作为社会科学的会计学和其他学科相互间的交叉影响，也体现了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深厚、广博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为多角度、全方位地理解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原理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如“经济交易的逻辑分析”、“净收益的法律和会计概念的比较研究”、“资产概念的心理学及哲学渊源的研究”、“会计作为一门语言：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会计中的应用”等。
个案分析法也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一大特点，而且多运用在成本会计、审计学领域，如“会计与鲁宾逊——帕特曼法案的协调”、“关于会计——客户关系中沟通本质的一个批评检验”、“关于历史成本报告—历史成本调节和财务报表中单一项目成本数据替换的可行性分析：一个案例研究”、“对墨西哥政府公路和灌溉项目的会计分析和经济评价”、“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和财务会计变更对公用事业收益和税率设定的影响”等。
在所运用的比较研究法中，既有横向比较研究，也有纵向比较研究。纵向比较研究以时间排序，大多是以美国一段历史时期内，某一经济现象、某一法规等对会计政策和实务产生的影响或以一段时期内会计理论或实务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为研究对象，研究美国国内会计自身的发展规律。纵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关于1896年至1940年美国注册会计师法的研究”、“1933年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关于会计方面的一种历史性观点”、“应计制会计50年发展：1886~1936”、“美国会计报表鉴证的历史性发展”、“对1900年至1950年资本公积金用途的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对美国会计准则的本质及发展的研究”、“关于从1939—1954年联邦政府所得税的发展及其对会计理论和实务影响的历史评价”、“美国损益表的发展”等。横向比较研究的选题如“国际会计计价多样化的影响：在英国的检验”、“英国、加拿大和法国会计的协调化”、“美国和加拿大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州际间公司所得税的批判性观点”、“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审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虽然横向比较研究较少，但基于美国大学较高的国际化程度——开放的教育和较多的国际学生，使得博士论文中研究其他国家会计及有关问题的选题也占了不小的比例。比如“反映在统一体系中法国会计思想的演进”、“拉美会计的性质及发展阶段”、“中国政府会计：特别关于宋朝的研究”、“关于会计原则在日本的发展和本质的分析”、“政府会计对泰国发展的一项批判性研究”、“会计在英国1500-1750年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加纳发达的会计的起源：现存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等。这些选题一方面源于美国开放的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源于其国际学生在学校所占的较高比重。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法、实验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博士论文选题中及研究中也有体现。虽然所占比例不高，却反映出美国博士论文务实的研究风格。尤其是实验分析法的使用，使会计研究的结论富有理性，而且实验研究容易剔除影响会计活动的其它不重要因素，更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本质，捕捉到主要变量和会计行为或会计结果的相关关系。比如“管理审计概念的一个调查”、“关于外部会计沟通的语意问题的调查分析：一个对调查技巧的相对研究”、“收入平均和投资决策：一项实验室检验”、“参与预算环境下，领导者地位和信息对集团决策制定的影响：一项实验室实验”、“市政府报告的要求对市政府办公室固定资产取得决策的影响：一项实验室研究”、“从属性、公正性和审计人员决策过程：一个理论性框架和两个实验”等。
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所反映的研究方法比较，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更多地采用了传统的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虽然这种研究方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是必要的，但总体上研究方法比较单调，特别是不能与国际上流行的研究方法相比较。仅从论文题目来看，大部分论文难以反映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近年来，也有不少论文开始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上海财大在这方面走在前列。上海财大的实证研究系列论文，在中国博士论文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导向效应。另外，比较研究在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中也有广泛的运用，如“中西财务会计比较研究”、“香港创意性会计的比较研究”、“中外政府与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的比较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国际比较”、“中德财务会计比较研究”、“海峡两岸会计准则比较研究”、“中美会计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特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兼论中韩会计制度比较”、“中英美会计准则比较研究”等。
六、结论、局限性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会计学博士论文选题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但在很多方面差异也比较明显。在选题的领域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较集中，甚至出现重复现象，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比较分散，涉及面更广；在研究范围方面，中国博士论文的选题较大，一般论述的论文较多，针对性强的论文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选题较具体，针对性较强；在实用性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纯粹理论阐述的较多，解决现实问题的较少，而美国的博士论文从现实出发的较多，能够运用理论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和会计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美国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多样化，符合国际上会计学术研究的潮流。但是，近年来，中国会计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已经表现出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不断增多、选题的科学性不断提高的趋势。
本文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本文所采用的美国样本的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而中国样本仅系近十七年来的，其比较基础并非完全一致，可能导致结论的偏差。其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人文环境、社会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模式及教育水准等方面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差异，亦可能产生可比性方面的不足。其三，会计学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务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在不同阶段会计学博士论文关注的热点也会不同，可能导致某些领域和问题广受重视，而某些领域和问题受到冷落的现象。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2007年10月，仰仗中国会计学会和财政部王军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的大力倡议和自始至终的关心下，有关部门的领导、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近百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在先生的家乡绍兴会稽山下参加“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先生之道德，仰望大师之风范，学习先生之文章。会议办得庄重而热烈，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作为先生的弟子和同乡的我，虽有操办会议之疲惫，但终有情怀之释放，不辜负先生教我一场。
从1982年至1997年，受教于先生十五载，读硕、博期间更是能常伴先生左右，亲聆先生之教诲，对先生的感情日深且恒久。各种情怀虽有千言万语，仍可归结为“敬、畏、亲” 三个字。始则“敬”，继而“畏”，终于“亲”。
记得1982年初报考研究生时，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仅有三名硕导（刘炳炎教授、杨时展教授和毛恩培教授）。当时刚结束不久，教授十分稀罕，怀着对先生十分崇敬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胆报考了湖北财经学院的研究生而被侥幸录取，首次投入先生的门下。
及到校后，了解到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对先生更为崇拜；又听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遂产生畏惧之情。这种对先生“敬畏”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光阴。记得杨先生给我们上英语原版的《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时，每每要求我们预习教材并常常在课间提问。老师在上，学生在下仅两三人，回答问题怕有难堪，因此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深知“滥竽充数”是行不通的。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先生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打下较好的专业英语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5年，当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恰逢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真担心论文不能顺利通过，好在我论文的选题还算前沿，参考了不少美国《会计评论》等中外文献，也略有创新，有幸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感到先生的慈祥和亲切应该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初，先生亲笔给我致函，告之他开始招博士生并要我积极报考。收到先生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感到先生除了对我们严格要求之外，还体现了他对我们前途的真切关怀，只是他从不将这种爱心溢于言表而已。甚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已被组织上选派赴香港工作，一时不能再回到先生的身边。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络日益频繁，先生访港或出国路经香港，我必前去探望。先生常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加强学习，有机会再返母校攻读博士。90年代以后，政策允许在职报考博士，终于给了我重返师门的机会。杨先生给我寄来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P）、《公认审计准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S）等书目，要求我重点读好这些书，由此引领我走上了研究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路，也为我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我原想利用长期境外工作的经验探讨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财务问题）。通过认真复习和报考，1994年秋我终于有幸再拜先生门下。我到中南财大报到后，先生竟以八十高龄偕夫人和郭道扬教授，执意陪我同游武汉东湖磨山，并留下一批珍贵的合影。这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1996年夏，先生偕夫人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我专程从香港飞到杭州。其间，我陪先生看望了其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胞妹，约见了30、40年代在杭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九溪、龙井等西湖名胜，最后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朱美璇老先生陪同回到了绍兴新昌。一路上，先生欢声笑语，心情极佳，俨然是一个既慈祥又幽默的老人。我完全看到且强烈感受到了先生亲切和蔼的另一面。但谁也没料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为期不远了。
1997年年中，先生病重，但他仍在病床上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和其他弟子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阎红玉博士等人的答辩。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处弥留，当我努力呼唤他时，先生忍着病痛，勉强睁开眼睛示意，我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我知道先生时日不多，因此当晚我迟迟不忍离去。
先生仙逝后不久，在郭道扬教授的主持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使我有了杨先生“遗腹子”之感，对先生倍加怀念。在郭道扬教授的陪同下，我与徐政旦老先生等到了先生家中的灵堂前、先生的“树葬”之处，祭拜先生的在天之灵，告慰于先生：您的又一个弟子翅膀长硬要飞翔了！弟子将以您为人生楷模，传承您的学术思想。
十年来，我常常思念先生。感怀先生的道德、文章、文采、口才等，远非吾等可及。这其中，最使我钦佩的是先生的风骨，他襟怀坦白、刚正直言、不屈不挠、坚持真理的风骨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那种为社稷、为苍生勇于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怀念。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控制缺陷
一、 引言
2002年美国萨班斯法案实施、2008年我国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指导意见，以这两次事件为标志，内部控制开始成为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对近几年来，尤其是2013年、2014年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热点做了梳理，总结成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实施后果、有效性评价、内控缺陷披露、在行业中的应用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论。
二、 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
当前的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结构特征、管理层特征、公司经营状况等方面入手，研究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1. 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是一条很自然的思路，因为内部控制的实施程度和执行水平取决于董事会的重视程度，董事会越重视，内部控制实施得就会越好。在这一领域，当前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细化是指研究者将董事会特征细化分解，研究的问题很具体，并且大多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等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监事会会议次数、审计委员会设置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董监两会的会议次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设置了内审部门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Hoitsh（2009）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会计和财务监管经验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董事个体对内部控制的影响。陈汉文、王韦程（2014）的研究发现，董事长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时间、薪酬水平等与内控质量正相关。步磊、范亚东（2014）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不显著。朱彩婕、韩小伟（2013）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内控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张横峰（2014）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正相关。
2. 股权结构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研究的思路和研究董事会相似，都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理论基础都是委托-理论，其研究方法大多是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有研究者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能够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率和减少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从而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郭桂花、岳利玲（2013）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显著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度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有研究者研究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步磊、范亚东（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宋宝（2014）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正相关。朱颐和、张娥（2014）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
3. 管理层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对管理层特征和内部控制的影响，多是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进行研究。
赵息、许宁宁（2014）的研究发现，建立在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基础上的激励机制，以及源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昂贵显性和隐性成本，是管理层隐瞒内部控制缺陷的驱动力，而管理层所拥有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范畴的管理层权力又为其在信息披露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保障。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高管权力的过度膨胀，往往导致高管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使内部控制失灵，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4. 公司经营状况对内部控制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脱离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公司一些经营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也有研究是从公司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
有的从财务状况分析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财务风险较高、财务状况较差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这两篇文献在内部控制领域地位显赫，几乎所有研究内部控制的文献都会引用这两篇文献的研究成果。Franklin（2007）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盈利能力、负债程度显著影响其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宋宝（2014）研究发现，公司盈利能力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财务状况差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有的从公司业务状况和组织结构状况进行研究。Ashbaugh-Skaife等（2007）和Doyle等（2007）研究发现，经营业务复杂、近期组织结构发生变动、内部控制可投入资源较少的企业更有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林斌和饶静（2009）发现，织变革程度高及发生违规的公司更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张旺峰（2011）的博士论文发现，审计费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存在着不显著的负相关性。有的研究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宋宝（2014），朱彩婕、韩小伟（2013）均研究发现，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有效性水平呈正相关。
有的研究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赵渊贤、吴伟荣（2014）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法律制度、媒体关注等外部制度性因素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显著正相关。张仲元（2012）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政治联系会严重削弱内部控制设计的完善性和实施的有效性，而市场化程度则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内部控制的实施后果
这方面研究主要研究内部控制给公司运营带来的影响。目前来看，对经济后果的研究多一些，并且大多数是用财务指标来衡量经济后果进行实证研究。
1. 内部控制对经营的效率和效果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非常关心，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要耗费人力和物力成本，如果不能在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上有正向的影响，那无疑会降低内部控制的影响力。好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结论是正面的。
从经营效果看，Ashbaugh-Skaife等（2007）；Doyle等（2007）；董望、陈汉文（2011）等均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应计质量。袁蓉丽、陈黎明、文雯（2014）发现，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权益资本成本低。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和更高的经营业绩、更低的股权成本正相关。宋常、徐国伟、张士强（2014）发现，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正相关。路晓颖（2011）的博士论文表明，内部控制与企业并购绩效正相关，上市公司中，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的，其并购绩效好于未披露的。
从经营效率看，钟玮和刘洋（2011）发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公司经营效率正相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内部控制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较少，其实这也是实务界比较关心的问题。
以上这些研究都对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得出了正面结论，但也有研究得出了反面结论。Engel等（2007）发现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后，私有化交易的频率有所增加。Caner等（2009）、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吴益兵（2012）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盈余管理水平。
2. 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的影响。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因为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财务报告中向投资人体现出其经营的合规性，如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不能保证，实施内部控制的意义也就打了折扣。程智荣（2014）的博士论文研究发现，更好的内部控制与更好的信息质量正相关。张旺峰（2011）、Hogan和Wilkins（2008）发现，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审计费用。Goh和Li（2011）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可以提升财务报告稳健性。Bargeron等（2010）发现，内部控制可以减少企业冒险行为。
3. 内部控制对遵守法律法规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实证研究中对遵守法律法规不好测量，因为违规公司是少数，样本数量上受限制，另一方面可能是法律法规是红线，公司经营中无论是否实施内部控制都不能触碰。
李志斌（2014）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制度性体系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彭珏、陆瑶（2014）实证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对大股东占款有显著影响。李晓慧（2013）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对债权人的保护越好。
四、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可以说是研究内部控制的关键。因为几乎在所有的实证研究中，都需要确定样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国内研究中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方法。
一是厦门大学陈汉文教授及其项目组每年公布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厦门大学管理学院陈汉文教授带领项目组进行研究和，目前是国内内部控制领域比较权威的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都应用了其指数。该指数确定了四级共一百多个评价指标，从2007年开始，每年对国内所有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二是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由中山大学和深圳迪博公司共同研究和，目前也是国内比较权威的内部控制指数，很多实证研究中也在应用其指数。该指数的评价指标包括三级共63个评价指标，同样每年对实施内部控制的上千家上市公司进行测算，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数，并进行。
三是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研究的评价体系。孙h[、魏敏、伊凡、向若琪（2014）应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内部控制进行定量评价。方红星、金玉娜（2013）构建了一套度量方法，并且实证检验了这种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张蕾、李敏强、陈富赞、赵秀云（2013）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监督的最优投资分配模型。这些评价体系的共同点就是借助数理工具进行评价，在准确性上可能有所提高，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使用其方法进行研究时，由于数据来源不全和程序复杂，可能无法对大样本量进行处理。
五、 内部控制的缺陷研究
侯增辉、朱颐和（2014）从对内部控制的理解、管理者的粉饰行为、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惩处机制四个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的问题。李瑛玫、戴荣华（2013）研究发现，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的公司以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可能性更大，被证监会等部门处罚的公司披露内控缺陷的概率更大，但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与公司是否披露内控缺陷没有关系。
六、 内部控制在行业中的应用
这方面研究的是某一个行业、某一家公司如何实施内部控制。这方面研究将内部控制从理论到实务操作进行了研究，对公司如何思考实施内部控制有着很好的示范意义。
郑晓薇、纪士鹏（2014）以上海W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为例，探索构建了有效的子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李铁宁（2013）的博士论文研究了担保集团的内部控制机制。张子英（2013）的博士论文构建了我国电信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理论模型。
七、 对内部控制研究现状的评述
通过对内部控制领域近两年来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内部控制研究都更加规范、细化，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研究不足和空白。
1. 对研究内容的评述。内部控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各个研究者都试图在这一领域中发现自己的研究问题，经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把内部控制领域研究的优点总结成两个方面。
一是范围全面。目前内部控制的研究基本涵盖上述五个方面。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因变量；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把内部控制作为自变量；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研究，是关于内部控制研究的关键；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研究，以及对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是对内部控制研究的拓展。
二是选题细化。在五个方面的每一个内部，研究者都在试图通过细化研究问题找到创新点，因此目前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选题都越来越细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研究，我们梳理出四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我们梳理出三方面研究内容；对内部控制缺陷、内部控制在行业中应用的研究，我们也梳理了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
同时，通过文献梳理，我们也发现了当前研究的两个问题。
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前，研究者对“什么影响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影响什么”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趋势是细化，研究者的出发点都是就某一更细的问题进行研究，以图在创新性上有所突破。例如在研究董事会特征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时，从研究董事会特征、到研究董事长特征、再到研究女性董事的特征，就是这样一个细化的研究趋势，是一个研究“树木”的趋势。但这样过于细化的结果是对内部控制的整体研究不够，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内部控制不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还是新生事物，对内部控制的整体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尤其是在实务界，上市公司更关心的不是细节问题，而是从整体上看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到底如何产生影响、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才能决定是否真正实行内部控制。但目前，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理论研究是缺乏的，还没有研究系统地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和实施结果进行研究，没有画出一张全景图来。
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当前的研究多是以内部控制为自变量或因变量，再研究另一个变量与其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从A到B的关系。但另一个变量通常是一个结果性的变量，是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一系列行为后的结果，所以，到底在这一系列行为中哪些因素影响了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又是通过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司运营结果，目前还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内部控制影响机制方面细化的研究，真正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完全被发现。
2. 对研究方法的评述。目前对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数都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近两年来，本文仅发现张西栓（2013）的博士论文用到了结构方程模型。这是由目前的变量设计决定的。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变量设计上，研究者多用厦门大学内部控制指数或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或者自己设计一套评价体系，最后仍然是得出一个指数。在影响因素的变量设计上，多使用一个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一个数据来代替。如果尝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跨层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变量不够。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每一个潜变量至少有两到三个测量变量，由于目前多用财务指标来代替变量，要找两三个财务指标代替一个潜变量在以往文献中还没有出现过，况且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测量变量之间“不相关”，即使有两三个财务指标可以代替潜变量，也难以保证“不相关”。因此，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是目前比较合适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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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旺峰.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审计定价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1.
[5] 王选.浅谈ERM框架对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体系构建的启示[J].德州学院学报，2013，（29）：71-72.
作者简介：于晓峰（1983-），男，满族，辽宁省建平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环境绩效审计;定位; 受托经济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面临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日益恶化。于是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从各自的角度探求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审计工作者和研究者也不甘落后,环境审计应运而生。近年来,从各国的审计实践和理论研究上看,审计正在不断向绩效审计延伸;环境审计作为审计的一个分支,也正向环境绩效审计领域拓展,很多学者也开始研究和探讨环境绩效审计的相关问题。
有些学者的研究是从环境绩效审计定义开始的,但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位问题,即如何确立环境绩效审计在审计体系中的地位,并进一步确定环境绩效审计与审计、环境审计和绩效审计的关系。因为定位问题是对环境绩效审计进行定义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将进一步决定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到2009年6月为止,在可以获取的题名中包含“环境绩效审计”的33篇文献(包含1篇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和26篇期刊论文)中,有12篇文献探讨了“环境绩效审计定义”,但却没有一篇文献将“环境绩效审计定位”单列标题研究。当然,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提及“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管理系统中的地位”、“环境绩效审计是传统审计的新发展”,但并没有进一步详细探讨环境绩效审计在环境审计,乃至整个审计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有的学者也提出“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与绩效审计的交叉与共同发展趋势”,而这一论断似乎也有欠妥之处。
二、环境审计与审计:环境审计是审计的一个分支
探讨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位问题,必须首先界定环境审计与审计的关系。
(一)审计与受托经济责任
“审计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受托经济责任,就无所谓审计;同样,没有审计,受托经济责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英国会计审计学家D・弗林特(David Flint)教授也认为:“作为一种几乎普遍的真理,凡存在审计的地方,就一定存在一方关系人对另一方或其他关系人负有履行受托经济责任的义务这样一种关系……此种关系的存在是审计的重要条件,可能还是最重要的条件。”可以说,受托经济责任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推动力。
受托经济责任(Accountability)的定义尚未统一,下文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定义。“受托经济责任是指一定的经济主体赋予其财产管理者保管和运用所有财产的权限,并要求他们负起管好、用好这些财产的责任。”“加拿大审计长公署认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对授予的某项职责的履行义务作出回答。它假设至少存在两方:一方授予职责;另一方接受这一职责,并承担责任,对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作出报告。”“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资源,为另一方经办某项规定的工作,这经办的一方对出资的一方就负有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负的会计责任(Accountability)。也就是说,负有以最大善意管理并使用出资人资金,最经济有效地完成出资人委托的工作,尽可能及时而准确地记录、计算资金收支的情况,根据收支凭证,向出资人公正而真实地提出会计报告的责任。”“受托经济责任就是按照特定要求或原则经管受托经济资源并报告其经管状况的义务。”
从上述国内外对受托经济责任的定义可以看出,受托经济责任是由受托人承担的一种经济责任,它因受托人经管委托人的经济资源而产生。而受托经管经济资源的过程也正是运用经济资源进行生产经营的过程,即受托人经管经济资源是通过从事经济活动来实现的。因此,本文将受托经济责任定义为:受托经济责任是指受托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对委托人承担的责任。
(二)环境审计与受托环境责任
由于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表现,即环境保护问题是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产生的,而环境保护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完全有理由作出如下结论:环境保护活动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基于说明问题的需要,可以把经济活动分为常规经济活动(即无环境、质量等特殊问题的经济活动)、环境经济活动(即与环境问题有关的经济活动)、人力资源经济活动(与人力资源问题有关的经济活动)和质量经济活动(即与质量问题有关的经济活动)等,由此受托经济责任也可分为受托常规责任、受托环境责任、受托人力资源责任、受托质量责任等。环境审计与审计的关系具体见图1。
有鉴于此,可以说,受托环境责任是受托经济责任的一个方面,审计的对象是受托经济责任,环境审计的对象就是受托环境责任。环境审计以审计的基本理论为基础,是对审计的一种继承;同时,它是在受托经济责任向受托环境责任扩展后形成的,是对审计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环境审计是审计的一个分支。
环境审计与审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审计的本质,众说纷纭,但不管审计的本质是什么,环境审计作为审计的一个分支,它们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本质是某一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属性,是对事物特征的抽象概括,它是从实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反映了实践的本质。对于审计与环境审计来说,只是审计对象不同(或受托经济责任,或受托环境责任),但它们在本质上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监督、一种评价、一种鉴证,抑或一种控制。
环境审计与审计的形成动因是一致的。受托环境责任是受托经济责任的一种,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源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即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环境审计和审计形成的共同动因。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受托经济责任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它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逐步扩大的趋势。受托经济责任最初表现为一种保管责任,而后发展为受托财务责任和管理责任,当自然资源匮乏和环境危机产生后,受托经济责任又进一步扩大到环境责任。这样,由于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引起的审计也包括了环境审计。
尽管环境审计是审计的一个分支,但其亦有自身的特点。
一是学科的交叉性和融合性。环境审计是集审计、环境经济、环境管理、环境医学、环境法学、社会学、统计学和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一门边缘学科。但是,它并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拼凑,也不是相关内容的简单相加;它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体系和特色。
二是范围的宏观性和微观性。从宏观角度看,环境审计可以涉足国家的长远规划,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比如国家重点环保项目建设审计;从微观角度看,它涉及到一个企业单位的日常经营管理,企业单位的日常经营决策必须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两个方面,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社会效益而不惜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从而树立起自身良好的公众形象,比如环保设备投资项目审计。微观性与宏观性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反映在一个审计项目中的。
三是审计内容和对象的特殊性。由于环境会计体系尚未建立,环境审计内容不可能局限于会计资料,或将会计资料作为审计的重点内容,环境审计人员从会计报表中能够直接获取的相关审计证据非常有限。这就要求环境审计人员必须搜集其他与环境有关的资料,并进行归纳整理,使其在环境审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环境审计对象的特殊性,导致其目标、假设、原则、准则等要素的具体内容与审计有一定差异,有其自身的特征。
三、环境绩效审计与环境审计: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审计的目标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全面有效地履行。审计按照其目标不同分为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的目标分别是确保受托经济责任履行的公允性、合法性和效益性。审计对象无论如何扩展,针对每一对象的审计都要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分为上述三种类型的审计。因此,环境审计也要实现公允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三个目标,分别形成环境财务审计、环境合规性审计和环境绩效审计三种类型的审计。也就是说,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环境绩效审计的目标是确保受托环境责任履行的效益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环境绩效审计、环境审计、绩效审计和审计的关系具体见图2。
图2中需要说明的是,审计对象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扩展的,将来还会陆续产生更多新的审计类型;审计目标自审计产生以来也是不断向前演进的,但当前保持相对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审计要实现三个目标:合法性(合规性审计的目标)、公允性(财务审计的目标)和效益性(绩效审计的目标)。
从图2可以看出,上述“环境绩效审计是环境审计与绩效审计的交叉”的论述是不恰当的,因为环境审计本身已经包含环境绩效审计,无需与绩效审计交叉。绩效审计包含常规绩效审计、环境绩效审计、人力资源绩效审计等,它是针对众多审计对象的效益性所进行的鉴证。
最后,需要探讨的是对环境绩效报告所进行的审计属于环境财务审计还是环境绩效审计?环境绩效报告是反映环境绩效状况的报告文件,应当说它是对与环境有关的经济业务和事项的绩效所作出的记录和披露,对这些记录和披露所进行的审计是鉴证环境绩效报告是否公允表达,是为完成公允性这一审计目标,因此属于环境财务审计,而非环境绩效审计。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环境绩效审计是针对受托环境责任这一审计对象,为了达到效益性这一审计目标所进行的审计,它只是环境审计的一部分;而环境审计是审计对象的进一步扩展,它只是审计的一个分支或一种类型。依据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界定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环境绩效审计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山梅.环境绩效审计研究――兼评矿业城市环境问题[D].中国地质大学博士论文,2006.5-6.
[2] 薛珊珊.环境绩效审计在矿业城市转型中的应用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D].中国地质大学硕士论文,2007.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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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一、荷兰会计文献综述
荷兰的正式名称为“het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中文译为“尼德兰王国”，意思是“低洼之国”，但更常用的名称是“Holland”，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面与德国为邻，南接比利时，西、北濒临北海，全境为低地，1/4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1/4在海平面以下。荷兰的会计研究与Theodore Limperg[1879–1961]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Theodore Limperg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会计学教授，不仅是荷兰会计之父，而且是商业经济学之父，重置价值理论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上半叶的荷兰会计界占据统治地位。
（一）重置价值对荷兰会计发展历史的深远影响 重置价值是Theodore Limperg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对荷兰会计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菲利浦公司从1951年开始采用现行价值会计，几经改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现行价值会计制度，对外报告直接采用现行价值会计，而将历史成本会计资料作为补充信息。由于满足了外界对通货膨胀会计信息的需求，菲利浦的会计报表曾一度在《财务时代》的全球年度报告调查中被评为最佳年度报告。受Theodore Limperg的影响，荷兰重视管理会计，尤其重视重置成本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Limperg（1917，1918）的几篇重置价值理论文比Fritz Schmidt（1921）的重置价值理论的专著早好几年。他强调理论的经济学基础，认为Schmidt的理论是通胀条件下的纯人为反映（Klaassen和Schreuder 1984），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很多质疑。Klaassen和Schreuder （1984）提供了Limperg的重置价值理论的解释说明，Solomons （1966）在注释中用了一些Limperg不可能用的观点，如Bonbright对所有者的价值观点。Limperg和Schmidt不仅关注资产负债表确认，同样关注收入确认、资本保全、递延所得税、分配和其他方面的问题。Schmidt （1921）研究了现值和其他价值，Limperg理论超出了Schmidt的理论范围，给投资决策提供了依据。Clarke和Dean （1992）认为他们的部分观点不同。Schmidt 和之前的Kovero一样，对重置成本的增加和减少是对称处理确认未实现的损失和收益，但是Limperg 不是。另外Schmidt强调超越个别经济实体，达到宏观经济的层面。这个细微区别今天看来不值得争论。Ilmari Kovero （1911a）重置成本方法领先于Limperg和Schmidt的成果，但Schmidt和Limperg都没有提到过他的先驱贡献。
（二）Limperg理论的世界影响与后人评价 Limperg的理论主要是通过英语文献引用产生影响的，May（1966）； Seventer （1969， 1975，1996）；Burgert （1972）；MacDonal （1977）；Ashton1981；Sloten （1981）；Cattella （1983）；Enthoven （1983）；Clarke and Dean （1990， 1992）；Camfferman和Zeff （1994）。法国会计文献中，Perridon （1956–57）曾讨论过Limperg的理论。Camfferman （2005）的著作中单独一章介绍Limperg，而将Fritz Schmidt和Veit Simon和Eugen Schmalenbach合并成一章，足见对Limperg的重视。和Schmidt几种语言的著作不同，Limperg的主要出版物 （如1917，1918， 1932， 1937）和几卷去世后汇编的 （1964–68）的会计和商业经济学等著作大部分都是荷兰语，让人们无法准确评价他的贡献。Clarke对Limperg的遗著解释如下：文集由没有发表的手稿综合而成，以论文附注形式出版，第七卷文集没有提供参考书目。编辑声明“Limperg 生前从来没有系统的出版过他的理论，他的知名度远没有一眼看起来那么高。”Van Seventer说：“Limperg从来没有完整的出版过他的理论，仅限于数篇论文中，Limperg整个职业生涯对批评很敏感。”（Clarke和 Dean 1992）。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荷兰财务会计研究 由于Limperg传统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下半叶荷兰会计的主要研究议题仍然是重置价值，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荷兰学者Meij （1948， 1954，1960）也非常关注计价问题，较早的著作Straaten （1957）分析了收入概念的局限性。还有几个学者试图扩展Limperg的理论：Nederstigt （1952）分析了递延所得税的必要性和重新估值；Scheffer（1962）介绍了杠杆调整的概念；van der Schroeff （1975）细致地分析了Limperg资本保全概念的局限性和收入确定方法的其他特征。Burgert（1967，1972） 探讨了重置成本及涉及到的准备金问题，重述M.J. Clarks的“不同目的，不同成本”观念，认为分步格式的利润表体现了不同的收益观念。Enthoven （1976）的提出了重置成本会计增加未来收益的波动性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晚期币值不稳定）。Klaassen和Schreuder （1984） 认为，这时期荷兰的会计研究拓展了传统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大多数很流行的主题，从对会计实务和法律案件的描述到规范分析、实证研究以及与欧盟其他国家会计准则的协调（Schoonderbeek 1987）。可能和荷兰的会计法律相对宽松有关，荷兰的会计研究中理论和实务联系得很紧密。其他非常著名的荷兰的财务会计著作还有（包括荷兰语和英语）：Pryut （1954）、Bouma和Werkema （1965）和收入确认的主观性有关的论著；Hoogedorn和Bijl合著的书和Hoogendorn （1993）的一篇论文都和财务报告有关；Klaassen和 Schreuder （1980） 和Klaassen （1975， 1991，1993）的财务报告披露有关的一系列论文。最近些年，倾向于欧洲的传统，不仅强调股东，还包括利益相关人即雇员、顾客、政府部门等。Bouma和Feenstra （1997： 181）认为荷兰学者倾向于原则推理的规范研究（如Dijksma1986–90和Buijink 1992），但最近经验研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如Feenstra 1985； van de Poel1986）。90年代以来，Kees Camfferman （1996a， 1996b，1997， 1998）出版的著作很值得注意，包括自愿财务报告的专著和一系列广泛涉及的论文。
（四）荷兰的审计研究 Limperg以少见的方式（1926，1932–3）在这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反对传统的只是例行地收集证据的审计程序，建议用更有社会责任和道德良知的审计人员。Maijoor（1991）分析了会计规范经济学。Bindenga（1993）抱怨了理论和实践的差距，Biggs等（1994）驳回了这个方面的问题。Quadackers等（1996）调查了荷兰公司的审计和审计风险评估计划，Hassink （2000）探讨了会计和审计的合同。Bouma和Feenstra （1997）认为，财务会计系统的设计和适应不可分割，形成了审计和法律行业的特殊内容而不是会计学科的内容。
（五）荷兰的成本会计研究 虽然Limperg在这个领域似乎也有一些贡献，但由于Limperg和他的支持者不能容忍反对派，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管理会计不能以一个很和谐的方式发展。很多潜在的管理会计理论家和研究者寻找一个和经济学家一起庇荫的学术环境（Bouma and Feenstra 1997）。他们认为荷兰成本与管理会计和其他方面被狭隘的重置价值理论阻碍，除非变动成本（而不是重置成本）被分配到产品成本中去，否则Limperg的观点会受到挑战。有两本有关管理会计的组织理论方面的著作：Meer-Kooistra和Bouma（1993）的合著；Helden （1994）；还有Helden（1997）关于成本分配和荷兰当地政府的产品成本的一篇英语论文。此外，还要提到社会责任会计和人力资源的会计（Dekker1981；Schreuder 1981；Bouma和Feenstra1975），另外一个著作丰盛的荷兰裔美国会计学家（Enthoven，Hendriksen，Vangermeersch和van Seventer ），这些文献都以荷兰为参考的，很多题目有很宽广的视野。
（六）荷兰的会计史研究 Camfferman （1997）提供了接近200本文献书目，是很综合的资料。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到的几本书有：de Waal （1927） 和ten Have （1933） 17、18世纪复式记账教育有关的书。Kraayenhofen（1955）——荷兰著名的审计师，对财务报告也有一些影响，他写了会计职业调查。还有大量的关于Limperg和荷兰会计学派的研究，如Seventer（1969，1975，1996） 的三本关于过去会计事件的书，还有关于Theodore Limperg本人的专著。之前更早关于Limperg的书是法语和英语的（Camfferman和Zeff 1994；Camfferman 2005）。还有其他专著，如Bouma （1966）关于公司目标，Bouma和Feenstra （1975）的从1970到1973年荷兰公司的个性政策的变化，Klaassen和Schreuder（1984）关于荷兰的会计研究发展，Hoogendoorn和 Bijl（1992）20世纪90年代的财务报告选集，Limperg之后的Bouma（1992）的管理会计专著。两个澳洲学者Clark和Dean （1992）作了Limperg和Schmidt的重置成本理论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Enthoven （1982）及Brink （1992）研究了Philips （可能是荷兰最著名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实务。Zeff（1993）研究了财务报告的历史发展，Camfferman（1996）荷兰会计历史；Camfferman和Cooke （2001）在日本（1605–1850）合著的荷兰会计的回顾。
二、芬兰会计研究综述
芬兰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却有令人吃惊的会计研究历史，它的学者在会计研究方面有巨大的兴趣和并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早期的芬兰会计研究和会计教育
（1）Kovero的文献与影响。19世纪著名的芬兰学者Kovero（1877-？）不仅用芬兰语（如1905，1907-16，1910，1911b，1926， 1931，1932，1935），还用德语（1911a，1938）和英语（1933，1959），他关于重置成本、未实现利得的作品，还有估价与税收的关系的论文，分别在日本和德国引起巨大关注，但是在讲英语的国家没有得到重视。
（2）芬兰工业化（1860-1917）时期的商学院。Lilius（1862）单式计账的教材是芬兰的第一本簿记教材，在芬兰工业化的早期出现了好几个商学院：奥卢的商学院（用芬兰语和瑞典语教学），芬兰商业协会的商学院（1898）， 和瑞典商业高等学校（1909年成立，后来转到大学水平的瑞典经济学院的名下，现在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瓦萨）。赫尔辛基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了簿记教学，真正的大学会计教育是随着1911赫尔辛基的经济学院成立开始的。1927年，土尔库经济学院，赫尔辛基的瑞典经济学院，还有土尔库的经济专科学校都处于芬兰会计和商科教育的前沿地位。二战后，更高级别的商学院成立，1950年，土尔库和瓦萨经济学院（现在是瓦萨大学）成立。坦佩雷（Tampere）和于韦斯屈来（Jyv？覿skyl？覿）大学都保留了商学研究部。
（3）1911到1938年主要受德国的影响较大。尽管英语文献对芬兰的会计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Lukka等人（1984： 17–18）认为从1911到1938年芬兰的会计研究主要受德国的影响，Kovero在德国柏林的博士论文，I.V. Kaitilia （1921a）， Brommels （1928） 和Nurmilhati （1937）的著名论文都受德国影响较大。S. N？覿si和J.N？覿si （1997： 203）认为最初的课堂文献如Calmes， Lehmann， Penndorf， Schmalenbach， Schubitz， Tremponau等主要是德国人的，I.V. Kaitilia （1921a， 1921b， 1928， 1940）的一系列从账簿、财务会计到成本会计的论文基本都受到德国的巨大影响。德国影响力的另一表现是将会计视为企业经济学的分支。
（4）早期的芬兰会计研究士论文呈现较高的研究水平。Kovero （1911a），I.V. Kaitilia （1921a），Brommels （1928）， Nurmiahti （1937），Virkkunen （1951），J？覿gerhorn （1965），Jaaskel？覿inen （1966），K. Virtanen （1979）等博士论文都呈现较高的水平，他们在财务会计、财务报告、资产负债表估计和折旧问题等领域有很突出的偏好，其次是对工厂会计的兴趣，40年代后才开始成本会计方面的研究，真正的学科研究从二战后Virkkunen （1951， 1954，1961）才开始出现。
（二）芬兰的第二代学者及其影响 芬兰的第二代学者Martti Saario通过Schmalenbach创立了“芬兰”模式，并被E. Artto和J. Lethovouri发扬光大。随着Martti Saario、Esa Kaitilia、Unto Virtanen和Henry Virkkunen的大量著作问世，芬兰学者在管理会计、行为会计、会计伦理等领域中声名鹊起。另一个著名的芬兰会计学家是Jaakko Honko，他提倡投资导向和现值分析。目前活跃于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有：Laitinen、Lehtonen、Kari Lukka、Majala、M？覿kinen、Juha N？覿si、 Salmi N？覿si、Neilimo、Philanto、Reponen、Riistama、Salmi、Tamminen、 Vehmanen、Wallenius、Wallin等，他们的研究领域宽广且方法多样，从方法论的分析性哲学观、经验性实证观，到具体方法的决策导向观、行为导向观。会计史和管理会计领域的成果有：Riistama and Jyrkki？觟的一本深受欢迎的教材；Alaluusua and Lukka在预算方面的研究；Kasanan、Lukka和Siitonen颇有影响的成本研究，被译成英文；还有Lumij？覿rvi、Kasanen和Malmi、Granlund等（以Lukka和Granlund的成就最为瞩目）。受Schmalenbach的影响，Saario （1945，1949， 1959，1965）的研究兴趣从资产负债表转向利润表，奠定了芬兰会计的学科和法律基础，不过眼下的会计发展趋势与Saario的部分观念相矛盾。在下半世纪，Artto（1968）应用Saario的“优先成本模型” 融资理论和对称原理，检验了芬兰公司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比较了不同行业利润分配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晚期，Lethovouri （1969，1972）延续了Saario的研究，奠定了现代芬兰会计的理论基础（Lukka等1984）。其他同时期有影响的博士论文成果有：Grandell（1944）的会计史研究，E. Kaitila （1940， 1945）的成本会计和量本利理论分析以及U. Virtanen （1949）关于芬兰产业成本结构的论文。二战后Virtanen （1959）专注于行为会计事项的研究并强调商业道德。 Virkkunen （1954），Kaitila（1940），其中Saario （1949），Virtanen （1949）和 Virkkunen （1951）的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Saario提出的成本不是按比率由收入补偿，而应该有更“理想”的优先顺序，对芬兰的会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观念和后进先出的原则合并一起，就是“产量越少，成本顺序越优先” （Lukka等1984）。
（三）芬兰的第三代学者及其国际影响
（1）20世纪50年代Honko主要贡献与地位。芬兰另一位著名的会计学家Jaakko Honko（1955，1959，1963）的研究明显超出芬兰的国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投资问题，和收入确认计量中的现值方法。Lukka等（1984）认为Honko的贡献是把累计收益看成是对固定资产的补偿和可供分配的利润，避免了折旧问题。
（2）20世纪60年代芬兰会计研究的国际影响开始显现。Jagerhorn （1965）关于年度报告的信息内容比美国该方面的研究还要早，尽管这篇论文侧重于审计和实验方面。其他研究包括：Kettunen （1974） 有关芬兰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用数学的方法计划J？覿？覿skel？覿inen（1966）和Meyer （1971）计算税收，计算增长和产量模型Ruuhela （1972），还有相似的计算投资、生产和市场份额Lindstr？觟m （1972）等。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下半叶和8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时期，一系列有关通胀调整和相关计量问题的文献涌现，如：Riistama （1971，1978），J？覿gerhorn （1975） 和Aho （1981a，1981b）。在Lehtovuori （1973）和 Kettunen（1974，1980）的研究中，方法论和科学性方面成为研究主流。
（3）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和80年代的几种方法论。根据N？覿si （1997），芬兰的学术主要有四种方法：第一、“概念法”，可能回应英美的广义“哲学分析”方法，出现在Pihlanto（1978）， Majala （1974， 1987， 1992）和 N？覿si（1980a， 1980b， 1981）的财务会计领域和Virtanen（1979）和Vehmanen （1992， 1994）和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中。第二、“数学的”（或实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芬兰至今仍占主流地位，早期有Prihti （1975）、 Majala （1987， 1992）、 Neilimo （1975）、 Tamminen （1976，1992， 1993）、 Laitinen （1980）、 M？覿kinen （1980）、 Neilimo 和 N？覿si （1980）等人的论文，和Lehtonen（1976）和M？覿kinen （1976）在管理会计领域的文献。第三、“决策导向的”方法，或多或少回应美国的决策有用的方法，在财务会计领域Salmi （1975） and Riistama （1978）使用，在管理会计领域Wallenius （1975）， Reponen （1977）和 Wallin （1978）使用。第四、“行为导向法”，与英国的“批判——诠释主义”哲学观有关，出现在Philanto（1978， 1988a， 1988b， 1992， 1994）、 Majala （1982）和Lukka（1991）等人的论文中，90年展较快，在年青一代广受欢迎。行为导向强调了哲学方面（Lukka 1990宣称所有的现实仅仅只是人的建设，Mattessich2003）。芬兰会计学者似乎对哲学反映和社会学会计研究有特殊的偏好。还应提到的文献有：Neilimo（1981）和Majala（1982）的公司社会会计研究；N？覿si（1995）、Niskala和N？覿si （1995）的“利益相关人理论”的讨论；Kovero （1959）和 Pitk？覿nen （1969）的公共管理；Virtanen （1959）和Brunsson （1981）的道德问题；Paasio （1981）的会计作为控制和信息系统理论。上世纪90年代晚期《欧洲会计评论》中芬兰的一系列PE相关的财务研究论文。
（四）芬兰的会计史研究与成本、管理会计文献
（1）芬兰的会计史研究。芬兰会计史方面的主要成果有：Grandell （1944）的芬兰旧会计模型研究；Virrankoski （1975）的芬兰经济史研究；Salmi（1976，1978）回顾芬兰的会计和N？覿si（1993）回顾商业的论文；Rasila （1982） 关于芬兰的经济历史和工业化研究；Tainio等（1982）关于芬兰的商业经济的历史回顾；Kettunen （1984，1986）的两篇探索芬兰商业发展起源的研究；Lukka等（1984）的芬兰会计史研究；N？覿si and N？覿si （1985，1997） 20世纪40年代后的会计史博士论文和芬兰会计商业经济传统；N？覿si （1990）从上世纪中期到80年代晚期的会计发展研究。Pihlanto and Lukka （1993）的关于Martti Saario和他的遗著研究。N？覿si（1990，1994）的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会计思想发展，和他的19世纪初到60年代芬兰成本会计演进的研究。
（2）芬兰的成本与管理会计。Riistama and Jyrkki？觟（1970）的管理会计教材达到12版之多。Alaluusua （1982）和Lukka（1988）的预算方面研究，90年代一系列有趣的成本研究发源于芬兰：Kasanan等（1991， 1993的英文版）提出管理会计的“建设方法”研究；Lumij？覿rvi（1993a，1993b）分别有一本书和一篇论文讨论了芬兰的作业成本会计和管理； Kasanen和 Malmi （1994）的著作比较了传统的成本会计和作业成本会计；Granlund （1994）研究了管理会计与公司危机之间的关系；Virtanen等（1996）研究了成本会计的驱动因素。尤其要提到的是，Lukka和Granlund（1996）的芬兰成本会计实务研究，证实了劳动力成本比重不断下降、不断变化的战略和营运环境趋势，还发现尽管芬兰工业相对先进，但作业成本法没有预期使用多。
三、北欧其他国家会计研究综述
斯堪地纳维亚国家的会计研究始于瑞典学者Oskar Sillén，其最为知名的作品是以德语发表的瑞典估价理论历史一文。瑞典另一位早期的杰出学者是Albert ter Vehn，主要研究成本会计。
（一）北欧国家的早期发展 北欧国家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早期有2个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是 Oskar Sillén[1885–1965]，斯德哥尔摩的商业经济学院1913到1950经济系主任，也是1923到1941特许审计师协会的主席。 他关于瑞典历史成本理论（Sillén1929）的论文得到全世界的尊敬。他还出版了一本德语审计著作（Sillén 1926）和几本瑞典语著作。Sillén的著作主要是财务会计和审计方向，实务和理论都很完善，他的成就得到Wallerstedt （1988）的称赞。另外一个是Albert ter Vehn [1900–1997]，他1926至1967任哥森堡经济学院主任。他的德语著作从会计理论发展到德国商业法律（ter Vehn 1929），瑞典语著作完全成本标准化（ter Vehn 1936） 影响力都非常广泛。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成本与管理会计和会计图表的建设（在欧洲大陆盛行）。另两个经济学家分别是Ingvar Ohlsson （1953）和 Aukrust （1955）。
（二）1950后北欧国家的管理会计研究 20世纪下半叶，北欧国家对预算会计各方面产生了特别的兴趣。这个现象在丹麦很突出，Madsen （1959，1970）的两篇规范和一片理论著作刺激了随后预算方面的实证调查研究；Polesie （1976a，1976b）的两篇论文分别研究了“目的预算（goal-budgeting）” 和目标预算（budgeting by objectives）。Madsen和Polesie（1981）进一步研究了预算的行为元素，明显比其他研究的范围要广。瑞典Samuelson （1973） 和Magnusson （1974）关于预算控制的著作，Gavatin （1975） 预算激励方面的著作。？觟stman （1984）指出：“尽管这些项目都包括经验数据和应用问题分析，也要特别强调观念问题”。北欧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兴趣发生了很大转移：Riise（1969）关于决策和控制的成本计算； Arvidsson（1971，1973）的转移价格的两个研究；Jennergren的（1971，1980）斯坦福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分散资源分配的数学理论和另外一篇关于会计对利润影响的论文；Provstgaard的 （1972，1976） 会计的利润功能分析；？觟stman’s （1977，1980）关于管理控制的会计计量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会计研究；Ljungkvist （1982）的价格变化和管理控制；Ask和Ax （1992）的分析瑞典制造业产品成本发展的英文调查；Frenckner和Samuelson （1984）关于行业产品成本；J？觟nsson （1996a）关于会计作为普遍提高方式的研究；？觟stman （1977）以会计计量作为控制的方式；Samuelson（1989，1990）的论文和著作分别是关于瑞典的管理控制方式和会计信息系统的，Ask 等（1996）关于瑞典的成本管理。和行业协会的合作对管理会计研究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除了关注成本设计和相关的报告的研究（Hedberg and J？觟nsson 197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有讨论、试验和直接应用边际成本（Freckner和Samuelson 1984； J？觟nsson 1991）。Ask和Ax（1992）研究发现瑞典大约40%工业企业用边际成本和完全成本或者吸收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会计受到行为学和计算机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Polesie1976a，1976b；？觟stman 1973，1977； Gr？觟nlund and J？觟nsson 1990； J？觟nsson 1996a，1996b）。一个相关的研究是公共部门管理会计研究（Oson 1983； J？觟nsson1982； Brunsson 1989）。Engwall和Gunnarsson（1994）出了一本文集《管理会计的学术背景研究》。
（三）北欧各国的财务和社会责任会计 在财务会计和会计理论领域，北欧各国的主要有以下研究文献：Palle Hansen （1962）的著名代表作，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利润的会计概念。Sven-Erik Johansson （1965）的瑞典投资准备系统的著作——这个主题实际是财务理论的领域。Kinserdal的挪威行业年报中包含的信息分析；？觟stman’s （1973）的会计报告使用和设计的实证研究；Eriksson （1974） 的合并财务报表中包含的信息研究的著作；Kedner （1975）的破产问题研究；J？觟nsson （1988，1991， 1994） 的几个主题的著作：会计规范和主要结构，政府监督时的会计角色；在强势政府背景下不断变化的会计规范的构成。在70年代财务会计的几个特殊分支中，有一个分支主要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通胀会计，如？魦kerblom （1975）的通胀时代的商业公司；Wideb？覿ck（1976）的通胀会计和预算；Br？觟oms和 Rundfelt （1979） 的通胀会计和养老金会计年报的价格调整方法。？觟stman （1980）的通胀会计概念研究。关于公共服务会计，必须提及的有Oson （1983）关于市政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和使用的著作；J？觟nsson（1982）地方政府预算行为案例研究的英文文献（？觟stman1984）；J？觟nsson-Lundmark （1976）的养老金会计。社会会计方面，？觟stman （1984）只列出了Gr？觟jer和Stark （1978）的研究，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导向性研究著作，应用于两个瑞典的公司。北欧国家的会计研究对英语国家的会计研究有深远影响，最著名的是挪威裔美国学者James A. Ohlson 大量开创性的著作（如1987，1988， 1995）“干净盈余”净化理论，Froystein Gjesdal（1981）关于会计的论文。丹麦学者关于透视会计信息的论文也值得关注：J.A. Christensen和Demski （2003）合作的；P.O. Christensen和Feltham （2003， 2005）合作的两卷著作。Skaerbaek（1998） 的论文《丹麦中央政府的会计技术政治》和Tornquist （1999）的实证会计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北欧国家的会计史研究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研究外，北欧国家的会计史研究列示如下：Carlson（1986）关于瑞典大型企业高管研究；另一个是Engwall （1992）关于瑞典的商业经济和主要代表人物研究；Gunnarsson （1994）关于瑞典经济学家的奠基人Anders Berch的著作研究。另两篇英语论文：？觟stman， L. （1984）的关于北欧国家的会计研究以及J？觟nsson （1996b）的关于瑞典的会计和商业经济传统的著作。提到瑞典的会计历史，不能不提到金融天才Ivar Kreuger，他的工业王国和他的破产带来的巨大影响。它不仅影响到瑞典的审计行业，还有随后的法律，而且影响了这个小国的政治前途。这种崩溃甚至让纽交所震惊，影响到了美国的会计立法。
[本文系郭道扬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课题编号：11&ZD14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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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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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如今，肖泽忠已经是英国Cardiff大学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在中外许多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诸多论文。为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绩，肖泽忠还在Cardiff大学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现在，他的研究成果颇受关注，研究中心在国际会计学术界也颇具影响力。该中心还被许多国内外会计界人士戏称为中国会计“海外兵团司令部”。
在国外开设中国会计研究中心，这其中必有缘由。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向肖泽忠教授求证了答案。
构建中西学术交流平台
一直以来，肖泽忠在英国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虽然受到各方面困难的制约，但他仍坚信研究中国会计问题前途远大。
肖泽忠萌生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的想法是发生在求学期间。在读博士期间，肖泽忠去威尼斯参加欧洲会计学会一次年会。在年会上，肖泽忠介绍了一篇研究中国会计制度的工作稿。回到英国后，肖泽忠竟然收到了美国一家会计杂志主编的来函。原来该主编先生聆听了肖泽忠的发言，感觉文章会受到读者欢迎。他极力劝说肖泽忠把文章投寄该杂志（肖泽忠还回忆道，尽管如此，主编坚持要肖泽忠按杂志规定交审稿费）。审稿后经过修改，文章得以发表，这也是肖泽忠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出的若干关于会计信息系统的论文却是在毕业后的三四年才陆续得以发表。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这个偶然的机会，肖泽忠发现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会计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就开始了研究上的双轨制，既研究会计信息系统，又研究中国会计和公司治理问题。而现在，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后者上。
这次经历让肖泽忠看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中国越来越发达，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日增，国际学术界和实务界需要了解中国。此外，中国经济和会计改革既轰轰烈烈，又有鲜明的特点，涌现出许多与国外理论和实务不一致的做法。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海外研究中国会计前景非常乐观。后来肖泽忠在Cardiff的同事和学术指导员Mike Jones教授曾对他开玩笑说：“在英国六千万人口里，唯有你有中国学术和实务背景。你不做中国研究，就是一个浪费”。
博士毕业后，肖泽忠到英国Cardiff大学任教。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会计，肖泽忠向学校申请成立了中国会计、财务和管理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成为一个很好的海内外学者交流的平台。
自1999年研究中心成立起，中心汇集了许多Cardiff大学和国际上会计、金融和管理界著名的学者。据肖泽忠介绍，研究中心的顾问或研究员不仅有国际著名学者（如李志文、周齐武、John Child、Mahmoud Ezzamel等），还有国内知名学者（如王化成、王立彦、谢志华等）。中心欢迎国内学术和实务界的同行来此从事学术和工作研究，曾接受了二十多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证监会、北京工商大学等大学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不少国内会计、审计和证券实务界的领军人物（如陈毓圭、冯淑萍、刘玉廷、罗进新、汤云为、张为国）成为中心的顾问或国际研究员、或去中心访问和讲学。中心接待过财政部和中国会计学会、审计署和中国审计学会等访英代表团。中心还招收了十多名博士和博士后，已有多人毕业和出站，活跃在国内外大学和公司里。中心的学术活动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公司和组织的支持，如ACCA、ICAS、Leverhulme Trust和International Business Wales.肖泽忠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机构和国内外许多学者、朋友和学生们的鼎力支持，中心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中心的内部成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也与国内许多学者进行过合作研究。例如，肖泽忠曾与张以宽、耿建新等教授合作，若干合作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杂志上（如《经济研究》、《财贸经济》、《会计研究》、《审计研究》、《新华文摘》、《南开管理评论》、《Abacus》、《Accounting Horizons》、《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等）。他与杨肃昌教授的新著《中国国家审计体制问题：实证调查和理论辨析》刚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中心成员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外学术和实务活动。如肖泽忠被邀作为美国会计学会Accounting Studies Series的项目审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最近举办的“中国会计革命”论坛上作为特邀发言和讨论人。
自2005以来，中心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起组织中国会计、金融和管理国际研讨会，每年轮流在中国和英国召开，得到各国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实务工作者以及相关机构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据悉，2008年该会已于9月19－20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
谈及中心将来的发展，肖泽忠提出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规模，花大力气搞好博士和博士后的培养，加强与中外公司的学术研究和实务合作。
会计研究首次引入政治意识形态
肖泽忠在中国会计、审计和公司治理方面都有所涉足，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准则的研究结果不仅被许多学术论文引用，而且被许多国际会计教材采用。肖泽忠在美国会计学会会刊《Accounting Horizon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揭示了危机管理理论在解释中国审计准则制定中的局限性。该文表明，中国制定审计准则不仅是对公司舞弊的反应，也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对审计国际化的追求以及（与英国相反）不同审计事务所和行业间的竞争。
肖泽忠对中国会计和审计制度的研究不仅挑战了理论，而且结合和影响了中国的实务。他发表在中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指出，中国一方面提出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而另一方面在1992年出台的《企业基本会计准则》中又采用一种与国际趋势相违的会计模式。当时，国际趋势是采用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的计价会计模式，而中国的基本会计准则却采用了一种以损益表为重心的配比会计模式。1999年，国务院颁发的《企业会计报告条例》及财政部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和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纠正了这一做法。
肖泽忠还率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在一次国际会计学术会议上，一位英国会计教授作了以波兰会计改革为主题的演讲。肖泽忠在点评该文章时提出，会计技术的变化后面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变化，那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这一看法受到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随后，肖泽忠观察到多数研究转型经济会计发展的文章只是注意到了会计技术的变化，这促使他从多个视角展开了对中国会计深层次变革的研究。
他在澳大利亚学术杂志《Abacus》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会计发展的三因素理论：即政治、股权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文化传统，并用中国的案例加以论证。2007年底，他与Mahmoud Ezzamel一起出版了一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研究》，探讨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
在文献中，政治意识形态曾被认为是指导会计政策选择的最高标准，但是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肖泽忠与他的合作者以中国应用稳健原则为例，首次研究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会计制度的影响，其结果发表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上。
他们的这项研究未对政治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评价，而是着重于它们对中国会计制度发展的影响。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推行后发生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和崇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肖泽忠等发现，会计制度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一个重要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系统等进行定性、分类和合（非）法化的作用。
他举例说，在阶级斗争论下，会计被划分为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计两大阵营，稳健原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因此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悖，不能用于社会主义会计。
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也具有对会计原则、方法和系统进行“自然化”和中性化的作用。例如，在生产力论下，会计被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工具，稳健原则有利于在所有制多元化下及市场经济中规避风险和保全资本，可以加以运用。政治意识形态还有禁锢和僵化思想的作用。在阶级斗争论下，一方面虽然存在盲目乐观和经济运行环境不稳定等需要使用稳健原则的机会，人们对稳健原则却谈虎色变；另一方面，人们又无视在实务中对稳健原则的些许应用。
同时，政治意识形态有解放思想和鼓励辩论的作用。因此在改革和开放方针实施后，中国会计界对会计的性质进行过大胆的讨论，得出会计与其它科学和技术一样是发展生产力的工具，是没有国界的之类的结论。
在研究中，肖泽忠等还发现，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因此稳健原则在中国的应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1985年《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中外合资企业计提坏账损失，1992年《企业基本会计准则》将稳健原则当作一项基本会计原则，1998年允许股份制企业计提四项资产减值损失，但直到2000年《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企业计提八项资产减值损失，稳健原则才得以充分的应用。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张先治教授睿智求索，逐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以经济效益为研究中心，以公司理财为研究方向，以会计信息为研究基础，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研究对象，以财务分析、资本经营和管理控制为研究重点的完整学术思想体系。他先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其中部级50余篇；出版专著10部、教材20多部；承担包括国家最高级别的科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级科研项目近20项，获部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20余项。特别是，在2005年辽宁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首届政府奖）评选中，他的著作《内部管理控制论》获由辽宁省政府颁发的“优秀著作一等奖”；2006年，该著作再获教育部颁发的“第四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三等奖”。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张先治教授还特别注重将研究成果与生产和管理实践紧密结合，深入分析和论证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和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其在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本管理、监督与营运机制研究、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如近期由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2006年）、辽宁省重大决策项目“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政策与措施研究”（2007年），以及大连市软科学项目“大连市国有资本经营政策与策略研究”（2008年）等，均紧密结合中国改革与开放的环境与需要，为国家制定政策及指导国有企业改革起到重要参谋作用，其研究成果受到各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国家社科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研究”的研究报告被撰写成“成果简报”，报送国家重要决策部门领导审阅。此外，他在管理控制、预算控制和财务分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一汽大柴、沈阳机床集团、大连亿达集团、大连创新集团等企业所采纳，转化为生产力，为这些企业的现代化管理保驾护航。
从事教育工作20多年来，张先治教授不断创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方法。他所带领的财务分析课程组在创建精品课中成绩显著，2004年，财务分析课程被辽宁省教育厅评为“省级精品课”，同年，又被教育部评为“部级精品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学习。“全方位、立体化财务分析教学资源系统”这一教学成果2004年被评为辽宁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教育部“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他以研究工作室为单位，采用基于导师制的项目教学法培养学生。他还着手组建了资料信息库，编写会计研究动态，供研究生学习使用。教学改革与教学方法的创新取得很好成效，几年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在他的指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3年，首届国家杨纪琬奖学金评选中，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优秀论文奖，同时，张先治教授荣获指导教师奖。2005年，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获得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奖。
张先治教授作为负责科研的副院长，先后筹划和组织了首届中国会计学博士生联谊会、中国中青年财务成本研讨会、中国会计教授会、全国部分高校实证会计研讨班、全国会计学研究生导师联谊会、东北暨内蒙古高校会计学教师联合会、审计理论与实务国际论坛、中国财务学年会、中国会计学会信息化年会等大型学术交流会议及活动，他还积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进行合作研究并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这些活动的开展，为全国会计学科的科研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促进中国会计学术发展，提高会计科研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汗水与艰辛，毅力与信念，铸就了张先治教授今日的成就。有志者事竟成，是他最好的写照，而张教授始终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在求知路上继续攀登下一个高峰！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李国运，日信证券公司的领导成员之一，分管经纪业务、信息技术和客户资金存管三大部门。五个月前，他是长城证券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但在复兴门商业街见到的李国运，却和驰骋在在商场上的战士形象不符。书生意气、不疾不徐，颇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
热衷书法，喜欢古书。他说，这些是能让自己平和的秘诀。而实际上，这位会计学博士的人生经历同样精彩。
勤奋，戴上真正的博士帽
能够戴上真正的博士帽，是李国运的一个梦想。
“或许是喜欢看书，包括参考消息等。从小，我就被同学和老师叫做‘李博士’。”通往博士之路，他走得坚定从容。
作为一名会计学子，李国运一开始对会计学并没有很深的认识。早先是懵懵懂懂进入这个学科，后来发现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手段”，继而才发现是经济与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87年，大学毕业后，李国运在湖北荆州某银行平稳地度过7年时间。上个世纪90年代初，银行的待遇很高，很多人的工资只有三五百元，而银行员工的月收入已经达到了1500元左右。“但是我还是选择了离开。因为看看周围人，觉得自己的前程到头了，最多是个科长，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了？不愿意一直从事这种简单机械的重复工作。” 而且，在银行期间，他深刻地体会到会计学的重要，由于有会计学的专业背景，所写出的调查报告分量就大不一样。这更坚定了李国运继续深造的决心――研究生的新目标，本想继续留在银行系统的他，因为上司的一句“银行不需要研究生，只要高中生就够了”，让年轻的李国运离开得义无反顾。
不破不立。之后，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南财经大学郭道扬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郭老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这种严格对我的学业大有裨益。”李国运的毕业论文《公共会计师职业与会计公司的发展》尚未答辩，其主要章节就被中国经济出版社以《以史为镜：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的书名出版，后来又成为录入到《会计大典》中惟一入选的硕士论文。做学问得到了基本认可，老师认为我有一定潜力。”回想起来，李国运笑着说。
硕士毕业后，李国运正式踏上证券之旅。
2001年，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李国运打算报考郭道扬教授的博士。
那时候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心中总是有梦未圆。那么，萦绕心头的是什么呢？
“李博士”，不是为了虚名，只是觉得有事情没有做完。但是，命运好像故意在和他开玩笑，通往博士的路并非一帆风顺。“第一年，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如愿，第二年，我考得很好，总分会计学院第一，英语85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这也符合李国运“把事情做好”的一贯原则。郭老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求他必须回武汉上课。于是，为了心中的博士梦，李国运从北京回到了武汉。“我几乎不逃课，是个很好的学生。”李国运笑着说。
作为国际知名的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对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与众不同，在入学前，博士生论文提纲已经上交，入学后，就要收集资料，也就是说，博士论文是用三年甚至四年时间完成的。这种方式也让论文质量得到保证。李国运的这篇题为《资本市场与会计演化关系史研究》的博士论文也为他的博士后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他陆续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武大《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资料文章。
“在武汉读博士时候，正是证券市场低迷的时候，所以我有大把时间用来学习。”厚积薄发，武汉大学博士后期间成为李国运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两年左右，他共在武汉大学认定的权威期刊3篇，核心期刊5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被评为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
敬业，将事业做到最好
11年的证券行业经历，我喜欢这份职业。
会计不仅对工作有帮助，还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变化。“我很多观点和思维模式的形成都受益于会计。”在长城证券工作时候，时任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的他，首创月度、季度经营分析会议制度，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分析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努力的方向。
李国运认为，财务出身最大的优点就是风险意识和成本意识比较高，每开展一项业务，你都要进行风险评估，要明白风险点何在，是否可控，也要进行成本测算，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也是一个周期性行业，不适当的时侯过于扩张会折戟沉沙，所以每一个行动都要经过财务分析才可以。
对于证券行业，李国运情有独钟，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前途的富有挑战性的、前沿性的行业。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单纯的行业，只要把事情干好，让自己做得足够优秀，就会有人来找你。在李国运身上，就是最好的验证。2005年，长城证券遇到领导班子大变更，董事长、总裁、分管副总裁，他一个也不认识，但领导却从他的工作业绩认识了他，将他从武汉营业部总经理直接任命为公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营销管理总部）总经理。原因是他将武汉营业部从湖北市场第43名带到了前4名，从公司的后2名进入前2名之列。当然，也只有李国运知道，这其中付出的艰辛和遇到的困难，绝非只言片语能概括。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有有梦想、有理想、有热情的年轻人，都可以来这个行业闯荡。
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无疑，这也是一个诱惑很大的行业，一夜之间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但也有不少人成为阶下囚。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是要时时放在心上的。
对于事业，李国运十分赞同日本三洋公司前总裁井植薰的观点：“如果你只想8个小时为公司服务，那么你可以成为一名员工。如果你有12个小时为公司服务，那么你能够成为中层经理。如果有16到24小时能想到公司，你可以成为高管。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些职位，那么会有人让你实现。”
没有明枪暗箭，可绝对刀光剑影。在11年的时光中，李国运打了很多“不可能胜利的胜仗”，但他笑言，那很多是不能变成铅字的故事。
李国运把自己在证券业的成绩归功于两个字：敬业。风险意识要强，“敢为天下后”也是李国运借鉴步步高老总段永平的名言。“做第二个，风险最低。”“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这个行业，很难了解一种全新产品在市场上会不会受欢迎，而推一个新产品需要资金以及风险很大。对于市场要充分观察，不怕别人抢先做，而一旦做出判断，我们能在最快时间上马。日本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能够超过欧美，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做第二个，好吃没毒，那就多吃一点了。
趋同，统一会计标准建设
新会计准则的出台是会计界的盛事。此前，会计出身的李国运也曾就会计标准发表相关言论。
在李国运看来，会计标准的全球大一统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它至少应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即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阶段、几个著名的国际性会计标准共存阶段，和会计标准全球大一统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个过程、每一条款的协调过程都是一个多重博弈的过程，
统一会计标准的建设不仅涉及到国际惯例、国内法律制度体系和现行做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也涉及到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协调问题，还涉及到会计标准的理论研究、制定、执行和检查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一，正确处理国内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协调的关系。国际化不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接轨，而应是一种双向的沟通、协调。我国在会计标准建设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际先进理论与实务，借鉴包括国际会计准则（IAS）、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GAAP）和其他国家的制度。
其二，正确处理原有体系和新的框架之间的关系。一个高质量的会计标准除了具有可比性、透明度和充分披露外，还必须具有可检索性和可执行性。然而无论是IAS，还是GAAP都存在分枝过细、各自为政、体系庞杂、缺乏协调、不易操作的缺憾。我国在进行会计标准建设时，除了保留原有体系的合理的部分外，会计标准建立在一个更高的起点，形成了一个架构科学、层次分明、协调统一、易于执行的会计标准体系。
其三，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会计标准必须建立在先进的会计理论基础之上，否则不仅无法反映交易与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且还会产生前后矛盾、宽严不一的弊端，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对此，西方国家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我国制定会计标准以先进的会计理论为指导，避免了理论研究与标准制定的脱节。
其四，正确处理会计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之间的关系。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会计标准，更需要良好的执行效果。否则，再高质量的会计标准也很难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提高现有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加强其职业道德教育，同时严格外部审计监督，强化执行效果的检查，切实保障会计标准的执行效果。
快乐，将“书呆子”进行到底
被朋友誉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李国运，自嘲是个“书呆子”，“但是我享受其中，也会将书呆子进行到底。”
和其他金融行业一样，证券市场也是一个浮躁的行业。与金钱打交道，心情难免会起起伏伏，如何让自己心平气和是很重要的事情。
“闲时，我会看一些古书，比如《二十四史》等。更让我醉心的是书法，从小学时开始，我就一直练习书法，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李国运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每一年出一个东西留给自己。他是这样计划的，也是这样实施的。1990年，《汉语成语钢笔字帖》；1991年，楹联书法；1993年，《青少年书法报》头版专访；1995，《精编学生钢笔字帖》；1996年初，《签名的艺术》；1996，《财会人员专用钢笔字帖》，1998年，《签名艺术举要》。谁能想到，一直在会计学界和证券市场辛勤耕耘的李国运会是眼下流行的签名艺术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呢？他的两本分别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出版社的近50万字的签名艺术专著曾启发了多少人的艺术灵感，但面对如今热闹的签名市场，李国运则置身世外，泰然处之。
写字让人心态平和，读史则让人跨越古今。“做证券，更多的是需要冷静。这时候，我习惯去打开另一扇世界的窗，吹吹冷风。”在这个市场上有很多无奈，所以自己要学会超脱一些。自号“二超堂主”的李国运给我们独家解释了二超的基本含义：超越、超然。对于理想和事业，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去追求，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们也不要太功利，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
功到自然成。2008年的5月，一家猎头公司的出现让李国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走上了一家综合类新锐证券公司的领导岗位。“北京的文化氛围不一样。无论是文化还是艺术，这都不是奢求而成为一种必须，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我祝贺李国运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他谦虚地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恰恰相反，是一个很不成功的人。只有不为了某种利益而去做事的人才是成功的，我只能说我没有太虚度时光。”他说，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定财富后，能悠闲的写写字、看看书。
放牛娃出身的李国运认为自己的幸福指数很高。说到将来，“不能担保自己以后也会做好，但会让自己做好每时每刻。”诚然，累计好了每一个现在，何愁不能成就一个更灿烂的明天。
和李国运道别时，已是天色渐晚。抬眼望去，这个城市笼罩在一片彩霞满天的美丽中。
审计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海峡两岸高校会计专业交流的平台，可由各自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组成。”台湾政治大学前校长郑丁旺首先提出设想。他认为，在这一组成结构的平台之上，在制定制度化规则的基础上，可定期组织不同形式的活动，从两岸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两个层次进行交流。
他认为，两岸学生之间的交流可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展，邀请大陆学生到台湾高校学习生活2―4个月，可通过随堂上课，以深入了解台湾会计界学术环境，并且完成一定数量或篇幅的学术论文。可从博士研究生开始，扩展到硕士研究生，每年邀请数十名大陆学生赴台。
台湾会计业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五个阶段：1950年至1960年间的簿记阶段，即是传统意义上的账房先生，仅要求记好账；1970年左右的税务会计阶段，全社会注重税收，要求准确报税；约在1984年左右的财务会计阶段，此时企业外部环境对财务信息的及时、准确性有了较高的要求；1986年左右进入管理会计阶段，通过对会计信息的整理、计算、对比、分析，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各种信息，以帮助其进行内部经营管理决策；约在1999年进入内部控制阶段，控制好企业内部管理的关键环节、有效增强企业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加强内部控制成为企业管理精细化的需求。
对应台湾业界的发展，郑丁旺进一步介绍了台湾会计教育的情况，目前该地区共160多所开展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高校，为保证质量严格限制博士生招生人数。以台湾政治大学会计系为例，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人数限制在3-4人。在四年博士生教育中，规定必须修满学分，方有资格着手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所修学分来自财务管理、管理会计、审计必修课程与其他选修课程。博士生的一、二年级着重各类计量方法的学习，掌握专业的研究工具与方法，进入博士教育的第三年要求通过各门必修与选修课程的考试；博士生四年级时，进入毕业论文设计阶段，首先进行论文论题的讨论，确认可行性后，选择指导老师，而在进入这一阶段之前，还要求学生必须在一定刊物上发表两篇学术论文。“在这套严格的博士生教育体制下。目前台湾会计专业博士生从入学到毕业最快为4年，毕业年限一般为5-6年。”郑丁旺说。
对于两岸教师之间的交流，他认为应从教授之间的互访开始，通过各自交叉对两岸学生授课、指导论文，达到学术交流的预期。教师层次交流还可通过两岸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作为媒介来实现，刊登学术论文，比较、交流两岸会计界的学术思想。
“围绕师生两个层面的交流，可设立两岸最佳博士论文奖。举办两岸会计辩论比赛。”郑丁旺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会计学院教授郭道扬则认为，两岸高校会计专业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推动会计业界国际化、“走出去”的进程。
“祖国大陆已有1300多万会计从业人员，而外向性程度不高。郭道杨以改革开放30年为背景介绍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今，前30年祖国大陆的会计业界处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传统会计的模式；后30年即改革开放30年，业界逐步走出传统会计的窠臼，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这个过程湾地区会计业界的发展经验与具体操作方法于上世纪90年代传播到祖国大陆，具有宝贵借鉴意义，为大陆同行开拓了一方面的新思路。
而会计界的做强做大，基础之一在于专业教育。借鉴美国会计业界19世纪末的状况，该国在当时的大多数会计从业人员程度仅处于类似中专、大专的程度，而在进入20世纪后，包括会计教育在内的整个业界取得迅猛发展。联系到自身，大陆会计教育也是从电大、自修、中专、函授大学等普及教育起步，而后发展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提升教育层次，再拓展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与厦门会计学院等为载体的持续性教育层次，而今正在建立和发展“请进来走出去”的外向性教育方式，因此祖国大陆的会计业界还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疆域，通过两岸学术交流等形式，也有利于台湾同行的研究思路与业界发展。
“大陆的会计教育正逐步体现‘不许混文凭’的从严原则，不能就会计教会计，向跨学科宽基础的教育转型，延伸至经济学、法学、管理学、计量经济等领域。”他还认为，提高层次的硕博教育课程设置要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前沿性、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在此要求下不仅要求学生不断学习，也要促进博士生导师知识结构与内容的不断更新。“每名导师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且必须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计划，因材施教。博士毕业论文撰写必须设定开题报告、相关资料检索等规范性程序，数万字的论文若错别字达到6个以上，论题，重新开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原院长罗飞教授认为，处于经济转轨与迅速发展中的大陆，“随地一捡就有值得研究的问题”。加强海峡两岸会计教育界的交流，不仅为大陆学者开拓了国际化窗口，也为台湾同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与领域。
清华大学会计系主任陈晓则认为，两岸会计教育发展交流，可每年确定具体主题，多做比较性研究，应拓展至香港、新加坡同行之中，有利于大陆业界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参与国际化的转变，在交流中研究怎样推动业界发展，通过理论研究服务实际，进而“参与国际会计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必要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