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论文范文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1篇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我们不妨以网罗技术为例来反思这种利于生存与反生态的两重性。

渔猎用的网，是人类早期发明的技术之一。“网”，或“罗”，合称罗网、网罗、网罟（罔罟）等。网罗技术一开始出现，就具有利于生存和反生态的两重性。传说伏羲发明网罟。《周易·系辞》记载，伏羲“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在半坡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网坠证明网的使用至少有七千年历史（注：刘岱主编：《永恒的巨流》，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7页。），其时期大致与传说的伏羲时代相应。先民处在原始蛮荒之中，出自生存本能的需要，发明了网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捕捉鸟兽虫鱼的能力，部分地改变了原始生态，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了不起的创造。因而人们颂扬伏羲说：“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晋代傅玄《羽龠舞歌》）高度肯定了网罗技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尽管网罟在古代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发现，网罟出现在古代歌谣中极少是正面形象，而常常是一种危害生命的凶险处境的代名词。例如《国语·周语》引民谣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南北朝诗人鲍照的《代空城雀》诗写道：“高飞畏邸鸢，下飞畏网罗。”这是由于网罗捕杀了大量的生物，并且被权势者效法而造出一种治人的权术，因此成了人与动物畏惧、仇恨的对象。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指出：“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注：杜甫：《早行》，《杜诗详注》第五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62页。）揭露了网罗反生态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网罗，是否还需要技术呢？古往今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技术限制论，认为滥用技术会破坏生态，主张有限制地采用技术达到功利的目的。例如在大禹的时代就有了限制网罟的措施。古代《逸周书》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要求适时渔猎，保护自然生态。再如《国语·鲁语上》载有春秋时期鲁国大夫里革断罟的故事。其中说：“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鲁宣公在禁渔的夏季派人在泗水下网捕鱼，里革闻讯赶去阻止，斩断了网罟，并以古训批评宣公，被称赞为“良罟”。儒家学者孟子和荀子都主张按自然季节禁网和适当地用网，使“鱼鳖不可胜食”（《孟子·梁惠王上》）。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反对网罗技术。时至今日，所谓“环保”机构仅仅对明显污染环境的技术作有限的限制，基本上是沿袭这种功利的主张。

另一种看法是技术否定论，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反生态的，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人为的技术。中国古代反对技术的代表人物是道家老子和庄子。老子连车船技术都反对，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庄子把网罗技术称为“网罟之患”或“网罗机辟之患”。他站在动物的立场质问道：“夫丰狐文豹……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庄子·山木》）庄子替遭受网罟之患的动物申诉不平，批判了网罗的反生态性。网罗技术的终极目标是捕捉一切生灵，使之丧失自由，失去生态。近代工业技术与高新技术破坏生态的严重性远远超过古代的网罗，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技术与生态的对立。现代生态主义者认为：“新技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引起公害或者肉眼所能看到的危害。”（注：转引自〔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代表了否定技术的观点。

但是，技术限制论限制不了技术的过度扩张，技术否定论也否定不了技术的存在。在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的形势下，20世纪中叶在西方出现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能够革新资本主义，带来全民幸福。于是高新技术被尊为无冕之王，人们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实行技术专利，构筑技术网罗；影响遍及发展中国家，争先恐后追逐高新技术以之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当高新技术使人类的许多梦想成真的时候，当白领们追随富豪空前地享受繁华的时候，恐怕难以接受技术反生态的观点。但是不久前发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9.11事件粉碎了技术决定论的幻想，使技术的反生态性暴露到极致。美国的世贸中心摩天大楼正是现代高新技术反生态的代表作，一是由于它的建造耗费了巨大的自然资源；二是它的存在加剧了金融垄断和社会畸形；三是如此摩天危楼将数万人一层层地隔绝在百丈高空，这三点都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或扭曲。而这两座以现代技术违反生态而建造的摩天大楼，偏偏遭到反生态的现代飞行技术的恐怖袭击，一朝酿成千万人的悲剧，形成巨大的生态灾场，“具有超越灾区殃及全局的危害性质，具有惊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注：齐长明：《用灾场学说看金融风暴》，199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这场灾难给人类的打击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

于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引起人们深思：为什么这场生态灾难借助了高新技术，并且引发继续破坏生态的高新技术大战。为什么人类自己编织了技术罗网，又不幸落入网中，而自食技术的苦果。

二、被网住的文学艺术

众所周知，技术与艺术本是同根生，原本共同产生于原始人类的谋生活动。早期艺术混杂于技能，技术被视为巧艺。从人类学和字源文化的考察都可见二者的亲缘关系。从汉字来看，艺术的本字“艺”的甲骨文像一个人精心栽培农作物。《说文解字》：“艺，种也。”其本义既是种植技术，又是一种生态艺术。从拉丁语来看，“艺术”一词本于工艺制作。海德格尔曾指出：“希腊人拿技术命名的，不仅是工艺的活动与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的活动与技巧。”（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无论中国或西方，艺术和技术都有共同的渊源，都曾称为技艺，由于其主导倾向是合于自然生态的，因而可以说，早期技术是艺术化的技术。

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与文明演进，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在各自的领域拓展空间，逐渐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个尖刻强硬，一丝不苟，实用重利，严厉无情；一个天真活泼，充满生气，婀娜多姿，顾盼生情。在残酷的政治和商贸战争中，柔美的文艺女神缪斯当然敌不过剽悍的匠神赫费斯托斯。于是，文学艺术逐渐陷入全球一体化的技术罗网。值得我们思索的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技术与艺术的分野？又是什么原因使文学艺术陷入罗网？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曾经被忽视的生态。由于不同的生态处境或者说面临环境的不同生态取向，使艺术与技术分道扬镳，技术的反生态倾向逐步突出，而艺术则面临生态危机并陷入罗网。

首先，文学艺术的传统形式发生危机。高新技术的手段不可阻挡地促使文学艺术变换形式，从制作到传媒，从表演到欣赏，几乎全被现代技术之网笼罩，诸如电影、电视、录音、摄像、电脑绘制、电子印刷、电子音乐、电动舞台、激光、遥感、卫星转播等，乃至生物基因技术都侵入文艺领域；而许多传统的文艺形式或被取代，或遭到严峻挑战。

其次，文学艺术的定义发生危机。随着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带来了艺术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世俗化。资本垄断操纵着大众欣赏趣味的变化。例如好莱坞的色情或恐怖大片，摇滚音乐、朋克族与狂欢派对等大众文化，直到电子游戏、网络世界，使窃窃私语的文学纳入全球一体化的罗网。文化工业的垄断者诱得一片沉醉和莫名其妙的叫好，却令人担心文学艺术蜕变为反文学、反艺术。

其三，参与文学艺术的人自身的危机。电子技术、信息技术、航空技术、原子弹技术、生化武器技术、基因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造成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人性的异化与精神失常。失去生态平衡的人们日益孤独、惶惑、无处栖身、无家可归。

三、网络危机与生态诗学

文艺的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的生态危机，也是人类所发明的技术与网络的危机。当前最明显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之网可以说是计算机网络。这种新兴的网络技术是否也具有反生态倾向？怎样看待这种网络化的世界，是文艺学与生态诗学不可回避的课题。

仅就流行的网络技术来说，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以所谓“网络新新人类”为代表，他们自称“网虫”，认为网络是自足自律的世界，“网络给思想最大的自由”（注：《网络新新人类》，《畅销书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9期第67页。）。这不过是技术决定论影响下技术迷恋者的看法。另一种看法与之完全相反，认为“网络是人性的围墙”，“是传统文化的杀手”，甚至“建议现在就炸掉该死的网络”（注：《精神生态通讯》2001年第4期，摘自柏树林：《人类的天罗地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技术否定论者的观点。第三种看法把计算机网络视为一种先进的工具，在使用的同时对网络技术忧喜参半，主张适度地发展。这是技术工具论与技术限制论的观点。

我以为，将网络说成是最大的自由世界过于夸张，完全否定或封杀网络也不可能，如何限制高新技术的发展尚未找到可行措施。与这些看法不同，是不是可以寻找另外一种途径，从是否适宜于人类生态的角度来看网络技术，探讨其文化倾向，思考技术何为，艺术何为，并将它们作为生态诗学的一种研究对象。这也许是较有意义的一种选择。

首先，有必要正视网络技术的存在及其危机。互联网既然是一种高新技术，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反生态倾向和自身的危机。尽管网络技术给上网者带来许多方便，具有超越空间、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等多种优点。但是我们对网络技术引发的生态危机决不能掉以轻心。网络技术的危机至少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其一：这种高新技术产业大量消耗着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并造成各种已知的和未知的污染。其二：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使跨国资本主义财团赚得巨额利润，加剧了世界上的贫富分化、生态失衡。因而一位美国批评家称因特网“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注：转引自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其三：这种高新技术特别容易遭受高技术的袭击，据报道，“计算机与网络信息安全成为2000年美国甚至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注：《迈入新世纪再看2000年》，原载2001年1月《科技日报》，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年第4期。）世界上的商务网站与官方网络系统已经遭受计算机病毒与黑客的频繁袭击。其四：这种高新技术为欺骗与误导大开方便之门，仅就所谓网络文学而言，实际上其中充斥着垃圾，使上网者浪费时间与资金。其五：网络技术产业的垄断者挖空心思地诱惑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长时间上网，从而引发电脑病，危害身体健康。其六：网络技术加剧了精神生态的危机。有人认为，“网民所畅游的网络世界是自足自律的”。其实“网虫”们只能在虚拟的世界“畅游”，其自由十分有限，结果是深陷网中不能自拔，与社会隔膜，使人性畸形。更危险的是大众对技术的迷恋会导致技术控制与技术统治，结果物极必反转而产生技术恐怖。

于是，我们不得不思考技术何为。技术决定论、技术否定论或技术工具论都无法解答这一根本问题。我想是否可以从文化与生态的角度思考。究竟什么是技术？技术工具论将技术当作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技术决定论使人由迷恋技术转而恐惧技术；技术否定论仅有批判而无对策。只有从文化与生态的思路来读解技术，才能深入其本质掌握技术的两重性。例如海德格尔不满足于把技术看作一种工具、手段或行为，他提出：“技术是一种去蔽之术。”（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并补充说，“自由和去蔽即真理的发生有至为紧密的亲缘关系”（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可见他把技术看成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使人们发现原来被遮蔽的世界，网络提供了生命存在的一种新的方式，于是网络技术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之网。人们身陷于网络，却又创造着一种网络文化。但是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指出：“支配现代技术的去蔽是一种挑战，即向自然提出无理要求，逼迫自然供应既可以提出又可以储存的能量。”（注：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也就是说，技术有合于生态与反生态的两重性。从技术的反生态倾向看，新兴的网络技术并没有超越网罗文化的传统，无“纲”的网络目前还未能颠覆有“纲”网罟的权力，只是改变了权力话语的方式，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它让整个世界都成为网络上的“单面人”而已。人类为了生存而发明网罟技术，为了进步而创造新的网络，然而无论新旧，都使人类自身陷入技术罗网。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一个怪圈，但却是一种文化。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2篇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　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23）参见汪子篙《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9页。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3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局限超越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

，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后曾引起了短暂而热烈的反响，但未产生其提倡者所预期的长久效果。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主体论文艺学隶属于现代性理论家族，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学说开始取代现代性理论，成为新的主流话语。尽管内容庞杂的后现论并不都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是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逻辑（主体—客体二分法）和由此逻辑生发出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意味着它将被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所超越。这注定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只能是个短暂的过渡。

二、 从主体论文艺学到新整体论文艺学：一个必要的导言

主体论文艺学分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欠缺：将人设定为面对整个世界的主体，忘记了人乃是在世界中的存在（Being-in-the world）。要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我们就必须重新领受世界的原始结构：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他生存于天地之间，因此，人永远是天—地—人三元整体的构成，把世界理解为天—地—人三元结缘而成的整体是对世界的最恰当言说。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天—地—道—人称为域中四大，实际上说出了由域中四大结缘而成的世界结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17）此处的道脱离了天、地、人而又被当作独立本体，实属虚构。海德格尔在著名论文《物》中写道：“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为世界。”（18）这便是广为人引用的世界四重结构说，与老子的域中四大说是同构的。然而，正如脱离了天地人的道是纯然的虚构，神的唯一属性也是并不实在地存在，所以，世界是而且只能是天—地—人三元构成的整体。《周易系辞下传》对此有明晰言说：“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19）天—地—人三元整体的存在是人的实践的前提和支撑，故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化自然的结果，而是天—地—人三元互动本身。以此原始而全新的世界观来审视文艺学的历史，便会发现：前现代的以天道主义／神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学与现代的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艺学都是片面的，最完整的文艺学体系乃是将世界领受为天—地—人三元整体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新整体主义文艺学。因此，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归纳为：天道主义／神道主义文艺学（前现代）人道主义／主体主义文艺学（现代）新整体论文艺学（后现代）。

前现代文艺学明确地将人道归结为天道／神道，虽正确地认识到了人不过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未能领受到人在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有把人的人道放得过低的毛病。主体论文艺学把人推到了最高主体的地位，固然激发了人在创作中的主动性，却忘记了下面的事实：1、人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将人道抽离于整体性的世界之道，既不符合世界的原始结构，也会使人道找不到最人道的发展方向；2、主体—客体的二分法将世界中的非人存在物都当作客体／手段质料，因而在对物的物性的忽略中伤害了物乃至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首普通的中国民歌看到无限制的征服对世界的伤害程度

：一脚踢倒山／一拳捅破天／张口吞宇宙／革新地球翻／以大山做鞍／以大河做鞭／挺起胸膛／征服自然。（20）走向极端的主体主义在二十世纪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和人文灾难，因而不受限制的主体主义是必须超越的，但这超越不是回到前现代文化去，而是要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人的人道的最确切位置是什么呢？1、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其主动性也是由实在的世界结构所支撑的，他上受惠于天，下托福于地，因而其主动性不能朝着破坏其基础的方向发展，而应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这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辨证关系对人道的最基本规定；2、既然人是天—地—人三元运动中的一元而又有主动性，那么，他在“赞天地之化育”和“守万物之生机”的同时也有权力发展自己的主动性。所以，新整体主义文艺学是对前主体论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的共同超越，指向全新的文艺学形态。

新整体论文艺学是个开放的概念：所有真正超越了主体—客体二分法而又承认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都是它的可能形态。从目前可以预见到的范围而言，下面三种文艺学将构成其主流形态：1、生态文艺学；2、新道论文艺学；3、存在论文艺学。

1、 生态文艺学

生态论文艺学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在当下的主要形态。它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出发，系统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要求超越主体论文艺学所推崇的人类至上观念和征服自然的学说。它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能将人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而应以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为终极价值尺度，以生态伦理学代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约束人的行为。文学艺术家必须结束对征服自然的歌颂，发现生态系统整体的和谐之美，倡导人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成员友好共处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建立生态文艺学的工作已经开始，鲁枢元教授多次撰文阐释生态文艺学的基本观念。（21）曾文成教授则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2）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将是生态文艺学渐成主流的世纪。但是我们在倡导生态文艺学时也应注意到：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还局限于生态／生命领域，其根本原则是维护生态平衡和敬畏生命，而生态系统不过是自然界和宇宙的一部分，所以，生态文艺学的视野虽然比主体论文艺学广阔，仍是有视野局限的文艺学。

2、 新道论文艺学

新道论文艺学是东方文艺学可能的后现代形态。这里所说的道既不是纯然的天道或神道，也不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人道，而是天道—地道—人道三元统一的道。天道、地道、人道由于人的实践而交道，乃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机缘。有天—地—人三元的交道，人才能知—道、说—道、弘—道，才有文学艺术。由于我们所讲的道是天道—地道—人道的三元统一，所以，后现代的道论文艺学不是对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的简单复归，而是肯定人的主动性的文艺学体系。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论文艺学有根本的区别：（1）中国古代道论文艺学中的道主要指的是天道，所谓体道、明道、弘道的终极目的是认识天道并因而赞替天地之化育天行道，新道论文艺学则认为人道是不能归结为天道的本体性存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肯定人在赞天地之化育的前提下自我筹划、自我创造、自我生长的能力和权力；（2）传统道论文艺学的理论视野集中在人道对天道的倾听、遵从、弘扬上，对社会之道即世道的具体结构的探讨几乎是空白，缺乏社会本体论这一维，而新道论文艺学则致力于自然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的统一。虽然这种意义上的道论文艺学作为体系尚不存在，但其观点散见于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当代意识的文艺学家的论述中。由于新道论文艺学的独特性，其建构过程固然要吸收西方文艺学的逻辑建构方法，更要发现汉语自身的可能性空间，因而它的成功建构将使中国文艺学超越后殖民语境。

3、 存在论文艺学

存在论文艺学乃是新整体论文艺学另一种已经诞生的形态。由于存在（Being）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存在,人不过是诸存在者之一，所以，存在论文艺学自在地意味着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超越。（23）它的基本逻辑前提是：人与其他事物最原始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存在者与另一种存在者的关系；人之独特性在于他能够主动筹划自身的存在并让其他存在者重新结缘，成为存在的发明者和守护者。所以，文学艺术在其更高阶段必然要从“人学”进展到“存在学”，与此相应，文艺学要完成从主体论到存在论的转型。存在论文艺学在西方的最大代表当推后期海德格尔。这位诗人哲学家在《诗语言思》等后期著作中建构出存在论美学，其中也涵括了存在论文艺学的始初形态。他认为对存在的遗忘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因此，拯救之路必须从回到存在开始。回到存在的前提之一是超越主体—客体二分法，恢复人与世界最原始的关系，重新发现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现代性理论将物当作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当作质料和资源，忽略了物的独立和自足品格，无法认识物的真正物性，自然也无法为人的人道找到最确切的位置。那么，物的物性从根本上说是什么呢？海德格尔通过细致的诗意之思指出：在任何一个世内存在物中都居住着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人），所以，物是天—地——人—神四元的聚集。（24）不仅物是天—地—神—人的四元聚集，而且，世界也是天—地—神—人四元的统一：“这种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纯然一元的转让的反射活动，我们称之为世界。”（25）从这种全新的存在论—世界论—人论出发，海德格尔得出了艺术作品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26）、“人言说在于他回答语言”（27）、“话语是嘴的花朵，在语言中大地朝着天空开放”（28）、回到本性中的人将致力于“守护中的参与”（29）、“诗意是人类居住的基本能力”（30）等美学和文艺学观点。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学说有将人的主动性定位偏低的局限，但总的来说它指出了建构存在论文艺学的基本思路。

上述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都是对主体论文艺学乃至现代文艺学的超越。由于它们的诞生，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已经暴露出致命欠缺，因此，重写文艺学成为文艺学家们在新时代必须完成的使命。本文作为对主体论文艺学的解构和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导言，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概略地论证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

1、 文艺起源观

被主体论文艺学所认同的文艺起源论——如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都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探讨文学艺术的起源。这固然没有错，但人的活动依赖于天—地—人三元的总体运动所造就的机缘，所以，仅仅着眼于人的活动而忽略三元的整体运动，就不能在最本源的本源处理解文学艺术的起源。没有天—地的二元运动，就没有人，自然无所谓文学艺术，同样，只有天—地的二元运动而没有人的劳作，文学艺术也就失去了其直接创造者。因此，对文学艺术起源的最恰当言说只能是：天—地—人的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最原始的起源，人的活动作为对天—地—人三元的创造性聚集乃是文学艺术诞生的直接动因。前现代文艺学虽然承认天—地—人三元运动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根源，但对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地位过低（如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刘勰的原道说都把人放到从属的位置），主体论文艺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人的主体性当作文学艺术的绝对源泉，忘记了天—地—人三元的整体运动对于文学艺术产生的本体论意义，所以，前现代文艺学和主体论文艺学都应该被超越，代之以全新的文艺起源论——以承认人的主动性为前提的天—地—人三元互动理论。

2、 文艺本质论

“文学（艺术）是人学”乃是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命题。它的含义是：文学艺术是由人创造、以人为中心、为人而存在的活动。这个定义虽然对超越神本主义和物本主义的文学本质论有积极意义，但其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视野使得它未能揭示文学艺术更本质性的本质：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 三元运动的文学艺术化，因而文学艺术大于人学，人学不过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文学艺术不仅仅大于人学，而且大于生态学或纯然的自然本体论，因为文学艺术乃是表现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整体学。

3、 文学功能论

以主体论文艺学为典型形态的现代性文艺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是人本主义的。无论升华说、美育说、实践说、自由创造说或自我表现说，其着眼点都是文学艺术对人的意义。这种文艺功能观在更广阔的文艺学视野中显露出其欠缺：见人而忘物，忽略了人不过是生态系统乃至宇宙的一部分，因而孤立地谈论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把文学艺术的功能定位得过于偏狭。既然人不过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构成，那么，守护—参与—表现此三元运动必然是文学艺术的总体功能，亦即，既要实现人的人道，又要赞天地之化育，守万物之生机，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宇宙关怀、存在关怀统一起来。与此相应，文学艺术家不仅仅是社会的良知，也应是“天地之心”或“宇宙的良心”。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展示了重写文艺学的可能途径，其目的并非是言说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典型，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预演，由于不存在一个绝对在先的文艺学供我们重写，所以，这里所说的重写实质上是建构。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具体行动会产生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可能性。这正是建构的魅力所在。我们为正在诞生中的新文艺学命名和正名，意在于呼唤更多的文艺学家走上建构新整体论文艺学的大道。

（1） 如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极力颂扬文学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推崇“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主我扬而尊天才”等个体—主体性原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6—56页。

（2） （3）（4）（5）（6）（7）（9）（10）（11）（12）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46页，第55页，第46页，第50页，第54页，第58—59页，第91页，第92页，第47页，第66页。

（8）（16）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3）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集》，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77页。

（14）（18）（24）（25）（26）（27）（29）（30）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4—106页，第158页，第159页，第158页，第36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93页。

（15）徐刚《绿色宣言》，当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2页。

（17）《道德篇》，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54页。

（19）《周易》，湖南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36页。

（20）《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当时《中国青年》为半月刊）。

（21）参见鲁枢元《走进生态领域的文学艺术》，《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22）见《当代文坛》2000年第5期相关报道。

（23）参见汪子篙《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9页。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生态文学；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167-03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文学植根于中国土壤开始，至今已有三十余年。虽与西方生态文学研究历史以及取得的成果相比，中国生态文学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但是在众多热爱文学研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也取得了累累成绩。

一、历史与现状

1949年初，徐迟翻译的《瓦尔登湖》（1854年，梭罗）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想传入中国。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露易丝・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1907―1964）发表长篇文学性很强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1962年）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震撼了并一直震撼着一些中国作家的心[1]。8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思想被译介引入，为刚刚兴起的我国生态文学提供了另一重要的思想资源。21世纪初，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成就被系统介绍进来，为我国生态文学走向深入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生态文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众多学者对其含义进行了研究，如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王诺先生在《欧美生态文学论丛》（2003年）中说：“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张皓认为：“生态文艺由来已久，盖因人们处在生态之中，感受到生态的存在或者危机，往往情不自禁地歌咏之，描画之，于是有了生态文艺。我们可以将那些描写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与自然的对话，展现精神状态的艺术及有关作品称之为生态文艺。”并且张皓认为古代文艺中体现的生态意识也是生态文学思想的萌芽形式。鲁枢元在他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一书中提到“从近年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来看，被称作‘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的创作运动已渐渐汇成浪潮，一批优秀的生态文艺作品也已蔚然壮观。近期以来称作的‘环境文学’、‘环保文学’、‘自然文学’，那只是一种狭义上的生态文艺。”他认为狭义的生态文艺是停留在仅限于对自然状态危机关注的文学，而广义的生态文艺是关注精神状态的文学。

但事实上，在中国，生态思想的萌芽古已有之，具有生态意识的思想家不乏其人。《论语》中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孔子将人与自然的审美智慧和道德智慧统一于生态智慧的内涵；用带有生态意识的审美视角来审视和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2]。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后来的庄子提出了以“真”为核心概念的美学和哲学思想，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阐明了万物源于道，源于自然的思想[2]。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到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王充在老子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将“气”与自然万物的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董仲舒继承孔子的“尽善尽美”思想[2]，提出了“仁与美”一体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道家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发展了“仁之美者在于天”的美学思想，认为“仁”和“美”是源于自然万物，是自然万物内在特质的外在表现。

2002年，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术语被引进中国，因其与我国现实的紧密关系，短短几年就引起我国生态文学学者的重视，得到快速的发展。2003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被作为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一书问世，以及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撰写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这些著作无论是在欧美生态文学思想资源的挖掘，还是对欧美历代文学作品的重审方面对后来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06年，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的空间》及他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也相继被出版。2010年，“跨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批评”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筹备成立了中国青年生态批评学会，2012年由时代书局策划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绿色经典生态文学丛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也不断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稳健发展，并得到政府的鼓励。都促进了生态批评的蓬勃发展，如各林业部门主办了林业报刊副刊、科学界主办的《大自然》、《绿叶》、《绿色大世界》、《自然与人》等众多生态文学杂志。此外，一些非生态文学刊物和各级报刊，如《人民日报》开设了“人与自然”栏目，让人们认识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反思对自然的破坏、激发保护自然的热情。1984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公开发表的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献共有3 372篇①（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生态文学”为条件进行全文检索），其中，仅2012年1月到2013年6月这半年时间内，有690篇。此外，在这三十年间，有硕、博士论文151篇――博士论文12篇，硕士论文139篇，报刊文章176篇。但就文献引用情况（表1）来看，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被引用百余次以上，这足以说明这三位在中国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

二、研究成果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贵州民间文学，成果，方法

中图分类号：G12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085-05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贵州省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就开始对省内的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56年，贵州省民族语言调查队深入苗、布依、侗等民族地区，结合语言调查，搜集了大量民间口头文学资料。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件，要求编写各民族文学史；贵州承担编写苗、布依、侗、水、仡佬几个民族的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为完成这一任务，贵州省文联组织贵州民族学院、省语文指导委员会，联合组成文学史编写组，编写《苗族文学史》和《布依族文学史》，参加人数多达上百人次。从1958年到1960年，陆续选编了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民间文学资料。1961年至1964年，先后组织几个小组，深入三都县水族地区和毕节彝族地区，搜集水族、彝族的口头文学资料和古籍资料。这两个阶段搜集整理的成果，被编印为43集的《民间文学资料》。1964年，组成两个“红军在贵州民间文艺资料”采集组，深入黔北、黔东地区，搜集、征集资料200余万字。通过整理，陆续发表，选编成《红军在贵州的故事》(1985)出版。期间，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工作被迫停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79年在北京召开民间歌手、艺人座谈会，民间文艺工作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一

1980年后，贵州民间文艺搜集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当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前身)成立，该组织提出了“抢救、发掘、整理”的口号，动员了200多位会员及黔南、黔东南的文艺研究室和各地、州文化局等机构的相关人员，投入民间文艺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中。1980年至1988年，贵州省民间文艺研究会除翻印50、60年代已搜集、整理的43集资料外，新印了《民间文学资料》29集、《侗族文学史资料》7集，各地、州编印的资料达10余集。同时，各地开始进行民间戏剧、音乐、舞蹈、工艺美术、说唱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1980年，贵州民间文艺刊物《南风》创刊，在17年时间里共刊发了109期，发表大量民间文艺作品，受到国内外专家的关注和赞誉。

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4年共同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普查工作，贵州取得显著成绩。《中国谚语集成・贵州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已分别于1998年和2003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贵州编选的三套集成还于2004年12月获文化部表彰。

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卢惠龙主编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10册)，分别为：龙玉成、王继英编《贵州民间歌谣》，燕宝、张晓编《贵州民间故事》，燕宝、张晓编《贵州神话传说》，阮居平编《贵州民间长诗》，龙跃宏、龙宇晓编《侗族大歌琵琶歌》，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编《苗族古歌》，何积全编《彝族叙事诗》，刘之侠、潘朝霖编《水族双歌》，康健、王冶新、王子尧、何积全编《彝族古代文论》，韦兴儒、周国茂、伍文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生前给《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作序时，对贵州在搜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文联刘锡诚研究员说，这一丛书“不仅系统地把这些山地农耕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公之于众，而且展示出贵州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煌煌成就和济济人才。作为一个边远省，在民间文学上作出如此业绩令人敬佩。”贵州著名作家、画家戴明贤先生曾撰文指出：贵州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花了数十年时间，搜集、编印内部资料数十册，但贵州一直停步在粗糙的资料长编阶段，“”前竟未整理出一种面世流传。“选粹丛书”赫然以方阵向我们走来，实在是无上的功德。

二

贵州民间文学的研究，从成果形式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民族的“文学史”或“民间文学概况”。上世纪出版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的文学史。布依族文学史共有三部。这些民族的文学史以民间文学为主体，所以这几部书也体现了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与此同时，还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况》(1987)一书出版，

二是民间文学论文集(或包含民间文学的论文集)和一些相关专著。主要有：苏晓星《民族民间文学散论》(1989)、《贵州神话史诗论文集》(1989)、《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1984)、《黔东南苗族侗族民间文学论文集》(1986)、《贵州古文化研究》(1989)、《贵州民俗论文集》(1989)等。吴秋林在寓言研究方面有系列专著出版，如《寓言文学概论》、《世界寓言史》、《中国寓言史》。一些相关的专著中列专章讨论贵州民间文学，如潘定智《民族文化学》(1994)、韦兴儒的《艺术的功能――民间工艺美术及传统文化研究》(1995)、何琼《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4)》。周国茂主编的《贵州民俗》第十二章“民间艺术及其民俗”中有专节概略介绍贵州民间文学及民间戏剧曲艺。

三是单篇研究文章。这方面比较多，难以计数。后文将从所涉及体裁及研究视角等方面详述。

四是科研项目。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社科项目“东西文化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贵州师范大学朱伟华主持，2002年立项)和“彝族古代文艺理论”(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主持，2006年立项)。陈玉平的“傩戏与民间文学”项目曾获贵州民族学院科研基金资助(1999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鸿儒、曾令一、李猛等三位学者完成的《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项目是近年来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贵州民族学院西南傩文化研究院还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完成了“中国西南傩戏仪礼与艺术研究”(1999-2001年)、“中国西南的假面剧与基层文化”(2000-2003年)等日本文部省资助项目。

贵州民间文学的研究，除总体性的介绍，如张晓《新时期苗族民间文学研究概况》(1988)以外，从所涉及的体裁来说，包括神话(含史诗或古歌)、传说、故事、民歌、谚语等。其中有关神话的研究文章数量最多。其中苗族神话、布依族神话、侗族神话、彝族神话的成果最多。其他民族的神话研究则只有寥寥数篇文章，如孟慧英《水族的神话与宗教生活》、刘玉皑《浅析仡佬族丧葬古歌的文化内涵及社会功能》、刘丽《仡佬族民间文学的区域性特征》等。

在神话的特征、思维、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有：潘定智《论中国社会各时 期神话的本质特征》(1986)、陈立浩《少数民族神话思维特征试论》、潘年英《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1988)、晋克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殊功能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韦兴儒在神话研究方面成果甚丰，有《论贵州天地神话中的宇宙星云观(1988)》、《神话的平行与交叉比较研究》(1989)、《从星伤学看洪水神话》、《宇宙星云说与民族神话的宇宙星云观》、《神话思维与文学创作》等文章。有评论说：“韦兴儒的‘神话与自然科学’的系列论文，提出了洪水神话与外天体撞击地球的关系、鬼神形像的创作与‘气镜说’及花岗岩压电效应的关系、康德・拉普拉斯‘宇宙星云说’与神话‘星云观’的关系等，被省外一些学者认为是‘给神话研究吹进了一阵新风’。”

在跨民族、跨地区或境外神话研究方面，张启成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此外，还有郭俊明《试论壮、苗、布依、侗、彝、水诸民族神话中的雷神》(1988)、韦兴圣《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神话的特点》，陈玉平《浅论的角色》、《浅谈化生神话》，陈昌茂《舜象传说与两兄弟型故事比较探微》等文章。有部分文章对古歌或史诗与民间宗教的关系作了研究，如周国茂《殡凡经：布依族的文学宝库》(1989)、潘朝霖《水族巫祝文学浅识》；王继英在他的文章中，构拟了从神话、传说到故事的叙事文学发展轨迹。

在民间故事的研究方面，有刘之侠《试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爱情故事》，陈立浩《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刘剑《布依族人民的智慧之花――浅论》(1984)，吴能夫《侗族龙女故事浅说》，朱慧珍《侗族民间故事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思想性》，刘世彬《水族动植物故事的社会作用》，潘定智《简论仡佬族传说》等文章。

民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潘定智《试论黔东南苗族爱情叙事长诗》(1985)，何积全《论布依族情歌》(1986)，王文艺《比兴手法在布依族情歌对唱中的运用》(2005)，潘朝霖《郑声与水族情歌》(1990)、《试论水族双歌》(1996)。

寓言研究除了吴秋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三十年》(1986)一文外，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民间谚语的研究文章也不多见，目前只看到吴定川《浅谈布依族谚语》(1998)、杨山《有趣的侗族谚语》(2004)等文章。

贵州各民族傩戏研究，也取得突出的成果。1987年底，“贵州民族民间傩戏面具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掀起了傩戏研究热。台湾曾出版一系列贵州傩文化调查报告集或资料集，包括：杨启孝《中国傩戏傩文化资料汇编》，皇甫重庆《贵州阳戏――以罗甸县栗木乡达上村邓氏戏班为例》、王秋桂、庹修明《贵州省德江县稳坪乡黄土村土家族冲寿傩调查报告》，庹修明、杨启孝、王秋桂《贵州省岑巩县平庄乡仡佬族傩坛过职仪式调查报告》；沈福馨、王秋桂《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王秋桂、庹修明《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洞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帅学剑校注《安顺地戏剧本选》。此外，庹修明、沈福馨、高伦、李子和都有傩戏或地戏的专著出版。毛鹰的《布依戏史话》(1985)在布依族戏剧研究方面有一定影响。

日本著名学者后藤淑和广田律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假面尉》(1991)一书中，共收录庹修明、顾朴光、潘朝霖等贵州学者的文章6篇。顾朴光作为傩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他的《中国面具史》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他在国内外还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潘朝霖的《傩堂戏与汤立神乐的比较研究》、《思州古傩》、《彝族的假面剧――撮泰吉》等傩文化研究成果在中国和日本戏剧学界、民俗学界有一定影响；陈玉平发表的相关论文主要涉及安顺地戏及黔北、黔东北傩戏，王鸣明在布依族戏剧研究方面有一些初步成果。

从以上可看出，贵州几个主要世居民族(苗、布依、侗、彝、水、仡佬、土家等)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参差不齐，苗族民间文学的成果居于首位。各种体裁的研究中，神话与民间戏剧研究，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都居于其他民间文学体裁之首。

多元化视角是贵州民间文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有从哲学角度探讨的，有从美学的角度探讨的，但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或从民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一些文章是分析民间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一些学者则探讨了民歌的语言或格律问题。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但相形之下，贵州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相当薄弱。

三

在民间文艺理论方面，潘定智是贵州民间文艺理论及苗族文学、仡佬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倡导的“民间文艺生态学”，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他发表的系列论文如《民间文学生态简论》、《论民间文艺生态系统》、《民间文艺生态学导论》，表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段宝林教授对潘定智提出的民间文艺生态学给予很高评价：“这是具有开拓性的事业，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将这一理论与自己专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九章中提出的“描写研究”进行比较后指出：“我是将描写研究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提出来的。潘定智先生提出的‘民间文艺生态学’则把这种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提出来，这就前进了一步。这样的学科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外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符合民间文学的特点，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过伟教授说：“1989年起，苗族学者潘定智提出创立民间文艺生态学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兴趣。这是从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也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发展而来，更是将自然科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民间文艺生态学)的新发展。”又说：“民间文艺生态学的提出，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不论将它看作一种角度或一种研究方法，还是看作一门交叉学科或一门新兴学科，都将推动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助于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性、艺术性研究的深入。”1990年7月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内刊《苗岭风谣》编发了“民间文艺生态学专号”，专号中设“民间文艺生态论坛”、“民歌生态”、“傩戏生态”、“文艺生态”等栏目，各篇文章或对民间文艺生态学理论进行探讨，或运用这一理论对具体的民间文艺事象进行分析研究。这一专号的重要文章包括：《民间文学生态学与描写研究》(段宝林)、《民间文艺生态的信息流》(潘定智)、《论民间文艺生态学》(杨正伟)、《贵州傩戏的生态环境》(庹修明)、《试论布依族情歌生态》(周国茂)、《淡水家民间文艺生态》(潘朝霖)等。这些文章都是潘定智教授“民间文艺生态学”理论延展出来的研究成果。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6篇

二是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生态批评的主将鲁枢元教授较早关注“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多年来倡导生态文艺学批评，创办《精神生态通讯》，出版专著《生态文艺学》，又发起召开“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推出新作《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等，致力于生态文艺学建设，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开拓的精神。他指出“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一样，都是现代世界格局中弱势群体的话语”。当前，生态批评的兴起，意味着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发生“时代性转移”。这种转移有可能为文学艺术提供“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这种宏阔的生态批评观还体现在山东大学曾繁仁教授关于“生态美学”的系列论文中，他指出“生态美学的提出实现了由实践美学向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是对“机械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他从“绿色的人生”来定位生态美学，视之为新时代的“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在他主编的《文艺美学》中设有“生态美学”专章。他认为这一学科尚在发展之中，但其意义不可忽视，它丰富了建设性的美学理论，派生出生态批评方法，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并将推动由西方话语中心向中西平等对话的转变。

三是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在1990年代就发表过关于“文学中绿色观念”的论文，倡导“圆形批评”，最近又发表新作《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他主张以人为本寻求文艺学与生态学的沟通点。他认为，“生态学还是要以人为出发点。”文学及文艺学从根本上要关注人，一切文学都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回答，追求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生态学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存环境、地球的生命系统和人的生存质量。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应该是二者的相通之处。他指出，“建设生态文艺学，思考的重点要放在推动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要放在推动国民健康的生态观和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的消费观、人生观的建设上面。”这种人文生态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在批评实践上比较注重对本土生态文化资源的发掘。《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保生研究员也认为，生态批评包括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思考，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成都大学曾永成教授的专著以《文艺的绿色之思》为题，而以《文艺生态学引论》为副标题，由“人本生态观”立论展开阐述。与上述两种生态批评观相比，这种以人为本的生态观显然比较温和，比较适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四是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武汉大学曾庆元教授较早关注生态问题，但他坦言自己对于生态状况和生态批评至今并不乐观。他认为人和环境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建立真正平衡的生态谈何容易？但他表示愿意作生态批评的“护花使者”。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指出，“反生态”导致文化倒退，“生态”的根本精神在共生共荣。他主张各种话语自由竞争，和平共处，在对话中求得生态平衡；不要搞过速转换，抢夺话语权。有的学者对生态文艺学的学科性质提出质疑，学科的建立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与一定的范畴支撑，现实需要生态批评，但学科不忙建立。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批评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视野，目前谈“转向”估计过高。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指出，文艺生态学这个学科存在的基础有了，但它的内涵、外延还不很清楚。具体的环保问题并不是它的研究对象。它更该研究文艺自身的发生、发展、存在的生态；各类艺术品种的生态平衡；文艺创作、传播、接受、批评的生态协调；文艺生态的演变史及规律；文艺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种学理化的要求表明众多学者对生态批评的关注与期望。

五是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学术界中坚力量的一些代表对生态批评持比较谨慎的赞赏的态度，或支持，或宽容，主张生态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多元共生。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认为，生态主义是全球性的，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生态主义的文艺学可以百花齐放，有人文主义的生态主义，也有与之对立的生态主义；他主张一种温和的包容人文主义的生态主义。可以采用“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提法，正如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样。他乐观地认为，文艺生态学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可以成为文艺学的新的生长点，要研究对人的价值关怀，很有前景。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也撰文论述为什么需要生态文艺学，对生态批评予以热情支持。武汉大学龙泉明教授认为，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课题，很有现实意义。文艺生态批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对反映生态问题的文艺文本的批评研究，对文艺自身生存状态的研究。前者可叫生态文艺学，后者可叫文艺生态学。需要认真梳理弄清基本概念。可以暂不称学科，先广泛研究，再逐渐定位。

此外，江汉大学文艺学学科近来推出了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包括《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4部。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了英美生态批评的译文。厦门大学王诺副教授等人积极介绍国外生态批评现状。南京师范大学韦清琦博士最近发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又有博士生选择生态批评为题作学位论文。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声音扩大了生态批评的影响，形成了生态批评发展的声势。

总之，生态批评出现多种声音十分正常，这表明中国文艺理论界在走向成熟。目前，无论在英、美，还是在中国，生态批评都刚刚起步，如果在研讨之初就已有既定的理论模式，那恐怕是先验的东西。在实践中发展，在演进中成熟，在多元中共生，才是合于生态的。因此，生态批评的多种声音为我们昭示了中国文艺学与时俱进的前景。

相关链接

“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文艺理论批评，是文艺生态学批评或生态文学评论的简称。目前对于生态批评如何界定，有狭义 、广义两种看法。狭义的看法特别注意“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广义的看法则主张全面研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学艺术的联系。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7篇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其诞生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然而，由于以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为主要表征的现代性危机的加剧，主体论文艺学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成为反思和超越的对象。本文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诸多欠缺后认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未能意识到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是天—地—人三元运动的产物。主体论文艺学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须被超越的文艺学样式，代替它的将是三种形态的新整体论文艺学：生态文艺学，新道论文艺学，存在论文艺学。因此，二十一世纪的文艺学家承担着重写文艺学的使命。

关键词

主体论文艺学　局限　超越　新整体论文艺学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承担着重新建构自身的使命。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一个时代也应有一个时代的文艺学。要建构真正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就必须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在二十世纪中国本土学者所提出的文艺学体系中，主体论文艺学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的诞生使中国文艺学的主流形态由自然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主体论，意味着中国文艺学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性转型。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学术界渐成潮流，主体论文艺学作为现代性理论家族的成员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显露出其局限。本文将通过分析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来证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讨新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能形态。

一、 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与超越主体论文艺学的必要性

一个理论的意义空间也就是它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的主体论文艺学植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语境，是现代性实现自身的具体方式。所谓现代性是相对于前现代性而言的：前现代性将人性置于对自然性和神性的从属地位，而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则使人从世界体系中凸现出来，把人当作征服—认知—观照着的主体，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弘扬人的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共同特征。从文艺复兴时期起，现代性便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灵魂，笛卡儿、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大思想家经过数百年的努力完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建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之日起，现代性也正式成为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弘扬主体性的文艺学思想在五•四时期的文艺家那里就已获得了鲜明的表述，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都曾是阐释和歌颂主体性的主将。（1）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体性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曾受到过阻滞，但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弘扬、阐释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的主旋律，而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则使之达到了高潮。

从根本上说，主体论文艺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是主体性思潮自身进展的结果，然而具体的历史处境却使得它以反思1966—1976年间形成的神本主义／物本主义文艺学为出场的机缘。刘再复发表于1986年的专著《文学的反思》是主体论文艺学的最重要文本，在这本书中，对主体论文艺学的提倡与对期间趋于僵化的文艺学体系的批判是合二而一的。他认为1966—1976年间中国文艺学的最大悲剧是主体性的失落，具体表现为：崇尚物本主义／神本主义，信奉机械决定论，把人看作“被社会结构支配的没有力量的消极被动的附属物”（2）、“阶级链条中任人揉捏的一环”、“政治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3）。为了克服主体性在文学艺术中的失落，就必须建构主体论文艺学，完成文艺学的两个转型：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的文艺学转变为人本主义的文艺学；从以机械决定论为核心的文艺学转变为以主体的自由为归属的文艺学。这双重的转型被刘再复归结为一句话——“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具体来说就是：

我们提出要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要在文学领域把人从被动存在物

的地位转变到主动存在物的地位，克服只从客体和客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

和理解文学的机械决定论。（4）

给人以主体性地位，就是使人在整个文学过程中摆脱工具的地位，现

实符号的地位，被训诫者的地位，而恢复其主人翁地位，使文学研究成为一

个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研究系统。（5）

我们强调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

，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6）

经过转变以后的文艺学重新变成了人学——主体学。完整的文学艺术创造过程被视为由三类主体组成的体系——作为创造主体的文学艺术家；作为文学艺术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或观众／听众）。对这三种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在宇宙：它既是文艺创造的内在源泉，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表现的中心的中心。刘再复因此要求文学艺术家要向内（灵魂／性格／精神）、向深（深层精神主体）、向我（个性）拓展“人学”。（7）推论至此，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结构已经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据此对主体论文艺学进行总体性的价值评估。

主体论文艺学获得正式命名和系统阐释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文艺学的现代转型。这种转型造就了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涌现为激动人心的解放性力量。然而在二十世纪末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后现代视野中，主体论文艺学和它所隶属的现代性理论家族的局限开始暴露出来。我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主体论文艺学至少有以下欠缺和局限：1、它建构在虚构的人学图式、历史图式、精神图式上；2、它所信奉的“人学是文学”命题在生态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已显露出其狭隘性，蕴涵在主体性原则中的传统人文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超越的对象。

“主体性的失落”是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所要说的是：人本来是有主体性的自由的人，但后来主体性失落了，人变成了非人。由此而产生图式是：人＝作为主体的人＝个性化的人＝自由的人。由于人在这里是个体的同义语，因而问题出现了：在人类已有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内，大多数个体都并非作为个性化的自由的主体而存在，难道他们不是人吗？显然，主体论文艺学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所有实存过和正在实存过的人，而是一种理想原型。用一个预悬的人的理想原型去衡量人类历史，就会把某些阶段的实在的人类史当作非人的历史，所以，人—非人—人这个图式的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存在非人的人类历史，只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形态。实际上，如果真的把上述逻辑贯彻到底，那么，一切实存过和正在实存着的人类史都会被认定为史前史，因为所有实在的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人的理想原型。这样，人—非人—人的三元图式就转变为非人（从古至今）—人（未来）的二元图式：“人类社会，今天仍然处于‘前史’时代，这种社会是有缺陷的。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人，还不能充分地全面地占有人的自由本质，作为客体的世界，还不是真正人的对象，它对于人还只有有限的价值和意义，它还不能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8）人＝理想的人，历史＝理想的人变为现实的人以后的历史，因此，符合主体论文艺学尺度的人和历史都是传奇化了的，而现实的人和历史则被判定为“非人”和“前史”。削足后足仍不能适履，便称足为非足：主体论文艺学的人学—历史学图式的欠缺至此已经充分显露出来。既然所有实存过和实存着的人都处于“前史”状态，那么，文学艺术的本体论功能就只能是在此岸建造乌托邦，变成此岸的宗教：“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文学艺术则是在此岸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9）为了实现这种宗教式的归还，刘再复要求文学艺术家在创作中完成三重的人学还原：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10）然而，经过这三重还原，人岂不是又变成了高、大、全的神人了？文学艺术不是又变成新型神学了吗？如果要求文学艺术家都必须在创作中完成这三重还原，那么，文学艺术家将会再次丧失主体性，从而回到主体论文艺学所极力批判的“前史”状态。这大概是主体论文艺学的阐释者没有预想到的荒谬结论。主体论文艺学之所以会陷入自我反驳的逻辑困境中，是因为它预设了人的理想图式：自由，自觉，完整，拥有作为主体的人的全部本质。这种对于人的圣化源于现代性理论家族所信奉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论文艺学的局限归根结底派生于现代性的局限。要从根源处追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就必须对现代性本身进行反思。

现代性的根本图式是主体—客体二分法，由此二分法又派生出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等诸多二分法。因为主体在这里指的是人，所以，现代性图式在具体化为人学图式时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乃是人道主义的极端化，它在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位置时忽略了其他存在物的独立性和价值：人是目的，所有非人存在都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手段。中国的主体论文艺学推崇人道主义的初衷是以它来反抗将人视为“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或螺丝钉”的庸俗社会学，但由于受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支配，它将“人是目的”这个结论推向极端，自身也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艺学。由此产生了主体论文艺学的一个根本局限：忽略人之外的存在物的独立价值，而把它们当作纯工具性存在。刘再复在批判物本主义的文艺学时认为物本主义的错误是“本末倒置，既见物不见人——人服役于物，而不是物服役于人，人本身没有足够的价值”（11），他要求颠倒物本主义的文艺学：“不应把人的存在视为工具，好象他与内在目的无关。这就是说，作家在表现人的时候，要把人当作人，把人视为超越工具王国的实践主体，而不是把他当作自然存在，当作牲畜、草荠、工具。总之，人应该是目的性因素，而不是工具性因素。”（12）但是实现人的主体性就一定要以牺牲物的独立性为前提吗？人与物的关系是不是注定是目的—工具的关系？如果把人当作绝对中心和终极目的，把物当作服役于人的纯粹工具性因素，那么，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紧张的、暴力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其直接后果只能是物乃至自然界的毁灭，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生态危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人对待人的态度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充满暴力的情况下，彻底的人道主义也就无法实现。雪莱对此早有断言：“人既使用自然做奴隶，但是人本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隶。”（13）海德格尔讲得更为透彻：与“物的毁灭”一同发生的是“人的本性之死”。（14）二十世纪是人的主体性获得空前实现的世纪，也是有史以来生态危机最为严重的世纪，是人与人斗争最为惨烈的世纪，而生态危机与人文危机的共生性说明极端的主体主义并不能真正保护人的福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申下述真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伟大是由大地托举的”（15），属于人的一切都最终依赖于造化的神力和机缘，因此，人不能将自然界视为纯粹的工具，而应以敬畏和感恩的态度对待自然界。刘再复在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时显然未认识到这个真理，他对庄子的一段话的误读便是明证。这段话是：“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此对话显然言明的是天地对人的在先性，人乃是天地之委形之造化，然而刘再复却由于其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将之解释为：“庄子在这里感叹的是：人往往为外物所役，因此，身不由己，不能做主。这种情况表现在主体性部分丧失或完全丧失”。（16）由这个解释可以看出：他已由“见物不见人”的极端走到了“见人不见物”的极端，他所推崇的“文学是人学”乃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此类文学观念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解放效应，但是其欠缺也是明显的：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人，还存在日、月、星、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存在天与地的交感与宇宙的秘密话语，所以，将文学定义为与自然失去了原始联系的人学既削弱了文学的丰富性，又看低了文学的价值。进而言之，将文学与更广阔的存在割裂开来必然使作为人学的狭义的文学丧失方向。刘再复所倡导的文学的三个还原如果不以对世界整体的感恩和敬畏为前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1、要把不自由的人还原为自由的人，必须实现人与其他存在的和解，否则，永远与其他存在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人如何能实现自身的真正自由呢？；2、要把不全面的人还原为全面的人，必须知道“全面”的含义是什么，而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应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解，否则，处于物我对立状态的人谈何全面？；3、要把不自觉的人还原为自觉的人，涉及到人“自觉”以后做什么，其中包括是自觉地将世界当作工具性体系，还是将之领受为家园。这些问题只有在超越了主体论文艺学的基本原则后才能解决，所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欠缺和局限本身就证明了超越它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然美　自然美学　自然审美　中国现当代美学　问题与现状

[中图分类号]B83；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41―08

“自然美”概念大约是在20世纪之初与美学学科一起乘着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人的学术语汇中的。作为一个美学问题，自然美与百余年来的中国现当代美学史结伴而行，在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甚至成为备受关注的第二焦点；作为一个经典范畴与基础性课题，自然美问题也一直构成了国内美学原理学科及其教材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走进新世纪，随着被认为与自然美问题紧密关联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研究在国内外日渐升温，原本常态化的自然美问题似乎再次赢得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制高点。本文即对国内自然美问题研究进行再认识，以反思20世纪以来关于自然美问题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20世纪以来国内自然美问题研究的四个阶段

依据标志性的政治事件、自然美研究本身所关注的问题及其特点，可以将20世纪以来国内的自然美问题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前半叶(50年代以前)，此乃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在此阶段早期，自然美概念即与美学学科一起作为一个美学问题进人中国人的学术视野。如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1904)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等文中就在与“艺术之美”相对的意义上运用了“自然之美”概念，且认为前者优于后者。(1)此后，自然美概念与问题不断受到关注。1915年版《辞源》的“美学”条目中曾介绍到“自然美”概念：美学是“就普通心理上所认为美好之事物。而说明其原理及作用之学也。以美术为主，而自然美历史美等皆包括其中”。不过，由于先天性地受西方艺术哲学美学、文艺美学甚至艺术学美学等观念的影响，自然美问题研究往往仅只作为一种虽与艺术美并列但重要性远不及后者的美的类型进入研究者的论域，并未获得自己的学术独立性，因而整体上处于被忽略的状态。

尽管如此，自然美作为与美的类型之划分、美的诸种类及其相互关系等密切关联的美学问题，在极少数研究者的论文、论著或西文译著中仍然得以讨论。比如，华林在《自然和艺术之美》一文(《艺术文集》，上海大光书局，1927)中就较为具体地比较了自然美与艺术美之差异，并提出“自然之美乃幼稚之美”的看法；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上海明智书局，1927)第一章第二节(“美底的种类”)，朱光潜的《谈美》(开明书店，1932)第七章(“美与自然”)、第八章和《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36)第九章(“自然美与自然丑”)、第十章，蔡仪的《新美学》(上海群益书店，1947)第四章第二节(“自然美、社会美与艺术美”)更是集中论述自然美问题的专门章节；黑田鹏信的《美学纲要》(俞寄凡译，商务印书馆，1922)、克罗齐的《美学原论》(傅东华译，商务印书馆，193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延安新华书店，1942)等译著中也有对自然美问题的重要论述。其中，朱光潜尽管持文艺心理学的美学观，仍较具体地探讨了自然美的含义及其与艺术美的关系，以为自然美其实是把自然加以人情化和艺术化的结果，故仍然是一种艺术美。蔡仪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自然美是不参与人力的纯自然产生的事物的美，是自然物本身的美。朱、蔡二人的著作最能代表这一阶段自然美研究的成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毋庸置疑地对下一阶段的自然美问题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奠基意义，委实功莫大焉。

第二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建国后至“”前)，与此阶段第一次美学热中的“美的本质”大讨论相联系，可谓自然美问题研究的本质论阶段，且获得仅7欠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显赫地位。此阶段仍无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问世，专门探讨或论及自然美的论文则大量见诸报刊。根据有关工具书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的要目可知，仅公开发表的题含“自然美”概念的文章就约有近20篇，如伍蠡甫的《画家对自然美的看法》(《文汇报》1957年4月18日)、张庚的《桂林山水――兼谈自然美》(《人民日报》1959年6月2日)、李泽厚的《山水花鸟的美――关于自然美问题的商讨》(《人民日报》1959年7月14日)、庞安福的《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新建设》1960年第3期)、朱光潜的《山水诗与自然美》(《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汪宗元的《自然美与美感的同一性》(《朔方》1961年第9期)、[美]格林的《论艺术美和自然美》(蒋孔阳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1年第11期)、伍蠡甫的《试论我国古代山水画对自然美的处理》(《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等等。标题中不含自然美概念但明确论及自然美问题的文章也不在少数。以文艺报、新建设编辑部编选的六集《美学问题讨论集》(1957年5月至1964年3月)收入的85篇文章而论，其中在不同程度上正面论及自然美问题的就有50余篇，占到论文总数的六成以上。

可以说，参与这一时期美学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朱光潜、蔡仪、李泽厚、高尔太、吕荧的诸论文(不管题目中有无“自然美”概念)，差不多均包含有对自然美问题的看法。集中表明上述诸家自然美观念的代表性论文，除上面已提及的外主要还有朱光潜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学术月刊》1958年第1期)、《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蔡仪的《吕荧对“新美学”美是典型之说是怎样批评的?》(《新建设》1957年9月号)、《李泽厚的美学特点》(《新建设》1958年11月号)、《朱光潜先生旧观点的新说明》(《新建设》1960年4月号)，李泽厚的《论美感、美和艺术》(《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试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学术月刊》1957年10月号)、《美学三题议》(《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高尔太的《论美》(《新建设》1957年第2期)、《论美感的绝对性》(《新建设》1957年7月号)，吕荧的《美是什

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3日)等。其他学者如洪毅然、王朝闻、蒋孔阳、、杨辛等的文章，也在参与美学论争中对自然美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而自然美问题之所以在此阶段尤为引众人空前瞩目，是因为它被认为与美学论争中的“美的本质”问题即美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从而成为影响美学根本问题解决的“绊脚石”。自然美问题因而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阶段美学大讨论中与美的本质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大热点问题。大致与当时的“美学四派”相对应，关于自然美的本质实际也基本形成了四种主要看法：一是以蔡仪为代表的自然美的客观说，以为自然美美在客观事物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属性及其典型性；二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自然美的主客统一说，以为自然美与艺术美一样也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实为雏形起始阶段的艺术美；三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自然美的客观社会说，认为自然美既不在自然本身，也不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而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一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四是以吕荧与高尔太为代表的自然美的主观说，认为自然美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人的一种社会性观念，人的心灵是自然美的源泉。由于各方面的复杂缘由，大讨论结束前，李泽厚的自然美观跟随其美的本质观等看法一起已基本成为其中最有实力和势力的观点。

第三阶段：20世纪最后的大约20年(从“”结束至世纪之交)，这可谓自然美问题研究获得独立并全面展开的阶段。由于学术界先后出现的《手稿》热、心理学热、方法论热、文化热等，以及美学界的所谓第二次美学热及美的本质、美育、中国美学史、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等热点问题的影响，美学研究问题不断多元化，自然美问题研究的独立性也随之大大增强，不再像50年代以前基本受制于美的类型问题从而成为艺术美的陪衬，像50―60年代基本受制于美的本质问题而成为后者的附庸。自然美的研究课题及范围扩大，方法多样化，除自然美的本质问题外，其它诸多自然美的特征、起源、历史发展、欣赏、美育等问题也得到广泛而较深入的讨论，美学史上的自然美观念、自然美的应用性研究等也受到了一定关注，自然美问题在研究的深广度与方法上都有了较大突破。

从此阶段开始，自然美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与美学(原理)学科及其教材建设结合甚密。随着王朝闻继“”前主编之后再度主编的建国后第一部美学教材《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的问世，自然美作为一种与社会美、艺术美并列(前二者又被统称为现实美)的美的类型其地位不仅得到进一步确立，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社会实践说也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看法。此后相继出现的大约一百多部美学原理教材一般均涉及自然美问题，且差不多逐渐在以李泽厚、蒋孔阳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自然美是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美，是指那些经由“人化”而体现“人的本质力量”，为人的感官所感知，并能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自然现象的美；自然美只有对人才有意义，自然对于人能成为美的根本是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依据改造过的自然、未经改造的自然和作为人类象征的自然，自然美一般被具体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自然美的特点是美在形式，具有不确定性、象征性等等。

本时期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论文数也空前增长。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从1980年至1999年20年间发表的篇名中含有“自然美”、“自然审美”、“自然美学”检索词的论文共计约335篇，在总数与年平均数方面均高于其它几种审美或美的类型(参见下文统计表)。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1)自然美本身一般原理的理论性研究，涉及自然(审)美的发生、产生、本质、特征、欣赏、美育等问题，约占全部论文的四成有余；(2)对于自然美理论观念与自然(审)美意识的历史性研究，其中有关中国美学史的自然美问题或问题史研究所占比重更大，也有少量涉及中外自然美观念比较研究，其中被研究的热点历史时段是中国魏晋六朝，被集中研究的美学家主要是黑格尔、老庄(道家)、马克思和康德等，此类约占全部论文的近一成半；(3)艺术中的自然美问题研究，涉及作家、艺术家(如陶渊明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楚辞)中自然美意识的分析、鉴赏性研究等，约占全部论文的一成多；(4)自然美的应用性研究，涉及对具体自然景物的审美鉴赏，关于实用工艺美术、日常生活及职业活动中的自然而然的自然美追求等问题，约占全部论文的近三成。

也只有到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第一部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严昭柱编著的《自然美》(系蔡仪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10种“美学知识丛书”之一，1984)方才问世。继这本不足5万字的普及性的小册子四年之后，同作者又出版了2l万字的《自然美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后书凡七章，全面论述了自然美的概念、根源、本质和规律、分类或类型(占了三章)及综合形态，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美专著，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史意义。但此书由于整体上仍然是蔡仪客观论的自然美思想的详尽发挥版，故而在实践美学观逐渐占领自然美观念的背景下，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产生较大影响的当属李丕显的《自然美系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此书主要以80年代李泽厚的自然美观念立论，全书共十章，前三章分别讨论了自然美的本质、根源、产生中介，占全书一半篇幅的中间五章主要基于中国的自然美审美意识史及其个案研究讨论了自然美的萌芽产生、分化独立、完善成熟及其历史演进，最后两章则分别从信息论与系统论讨论了自然美的形式美及自然美的系统与层次。此后，出版的自然美著作大致有十余部，或许由于美育问题受到充分重视、当时旅游业兴起及对自然景物的审美需求日渐增强的促动，其中大部分是侧重自然美欣赏的普及读物。另有两部专意探讨中国自然美观念的《中国自然美学思想探源》(魏士衡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和《中国古代自然美史》(陈颖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也值得一提。两书作者虽非专业美学研究者出身，却分别对中国古代自然美学思想和自然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专题探讨，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相关学位论文有薛载斌的《大自然的审美经验及其一般特征》(硕士，北京大学，1989)一篇；还有若干部自然美或与自然美问题紧密关联的山水审美论文或专著集，如伍蠡甫主编的《山水与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范阳、黄贯群主编的《山水美学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谢凝高的《山水审美：人与自然的交响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和范阳主编的《山水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等。

另外，相对于大自然的美(与艺术美等相对)这一流行的自然美观念，另一种重要的自然美观念――自然而然的美或自然为美、美在自然(与人工雕琢美相对)从这一阶段开始既受到众多实际应用美学工作者及研究者的重视，也受到不少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的关注。后者如吴汝煜的《谈我国古代诗论中的自然说》(《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日]目加田诚的《中国文艺中“自然”的意义》(贺圣遂译，《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李文初的《说“自然”》(《文艺研究》1985年第3期)、

吴功正的《以天籁自然为美的老庄美学》(《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李春青的《论“自然”范畴的三层内涵》(《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为下一阶段有关此问题的专著之问世奠定了基础。

总体而言，尽管自90年代以后一直有诸多“后实践美学”的不断质疑与挑战，但这一时期的自然美研究及其基本观点仍然不出占据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之框架，作为一种美的类型的自然美的本质(实为根源)因之也大体被统一在基于马克思的自然人化思想的社会实践观之上。以此而论，此阶段亦可称为自然美研究的实践论阶段。

第四阶段：世纪之交以来的八、九年，是自然美问题研究继续受到关注以至有所升温，并出现新的转机、获得深化的阶段。进入新世纪，国内自然美研究继续受到关注，是因为自然美作为一个经典论题并没有失去其研究价值，它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一些研究问题与内容；有所升温，是因为伴随被认为与自然美关系密切且蔚为风潮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研究。自然美问题的地位日渐上升，甚至再次成为被关注的一个焦点；出现新的转机、获得深化，是因为自然美研究会在上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背景下，重新反思真正属于自己的基本问题，从而获得新的发展。下面着重谈谈这一阶段的研究。

二、世纪之交以来国内自然美问题的研究现状

关于世纪之交以来国内自然美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设计了一个统计表，搜索了题含“自然美”、“自然美学”、“自然审美”及与其有一定相关性的三组美学概念的论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试图借此反映自然美问题在当下国内美学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

从表中通过纵向比较。可以看到从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国内发表的篇名中含有“自然美”、“自然美学”、“自然审美”的论文共计约331篇，大致与前一时期20年的论文总数基本相当；年平均数比前一时期均有程度不等的明显增加，其中“自然美学”与“自然审美”论文年均增幅均达4倍多。从横向比较看，“自然美”类论文的年均数与其它诸多相关美学问题如“形式美”、“文艺美学”和“艺术审美”等的论文年均数的确均有很大差距，但从2005年以来三年论文总数与2000年以来八年论文总数之比来看，“自然美”论文在同组中最高，超过了其它三种；“自然美学”的论文比重，低于“社会美学”论文，但均高于其余五种。这表明自然美问题在近三年间的受关注程度已经大大提升，成为当前国内美学研究中名副其实的热点问题之一。

从研究内容看，近八年间的300多篇自然美问题研究论文大致仍然延续了前一阶段的问题，也基本可分为四大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研究与艺术中的自然美问题研究的论文数基本与前一阶段一样均占全部论文的一成多，或许由于美学界的注意力集中于比较时兴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之故，一般理论研究与主要为非美学界的研究者所从事的应用性研究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较之前一时期发生了大的变化：前者由四成有余减为一成半多，而后者则由近三成上升为近一半。或许可以说，自然美本身的研究正经历着一个由内向外、由理论向实践的应用性转向。

据笔者在国图和中国期刊网等网站的检索、统计，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自然美问题研究专著有章启群的《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蔡锺翔的《美在自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彭锋的《完美的自然――当代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丁来先的《自然美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赵志军的《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刘成纪的《自然美的哲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六部，论及自然美问题的学位论文有姜玉敏的《自然美的人性启示：兼谈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自然美思想》(硕士，河北师范大学，2000)、宋凤娣的《魏晋南北朝自然审美心理研究》(博士，山东大学，2001)、姜晓云的《论(文心雕龙)中伦理美和自然美之对立与融合》(硕士，南京师范大学，2001)、刘东阳的《自然美：从本质论走向生态论――当代中国自然美研究的一种考察》(硕士，首都师范大学，2007)四篇。

这些著述无论在数量(年平均数)上还是在内容深度方面都比前一阶段的自然美研究专著有了一定的突破与提高，可以说标志着国内的自然美问题研究开始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在其中涉及到中国美学中的自然美范畴与研究现状的7种著述中，《美在自然》在传统美学范畴的框架内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核心范畴“自然”或“美在自然”观的历史演变轨迹与美学内涵、制约因素、相关范畴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诠释，可谓一个多世纪以来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自然美观念的一部重要的开山之作；《作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的自然》则主要以文化史观，从中国儒家、道家、禅宗、世俗文化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进一步考察了作为审美范畴的自然或自然为美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普适性，是继《美在自然》之后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自然美观念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上述二书使中国美学传统中有别于大自然的美但又与之相关联的自然而然的美这一自然美观念得以清晰彰显，对我们重新理解、确定自然美概念，建立真正的自然美学意义深远。

如前述统计表所示，进入新世纪后的八年间，被认为与自然美问题密切关联的“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二者的论文年平均数比前一阶段分别有80倍和5倍多的增加量。从近三年论文总数与近八年论文总数之比来看，两种研究的论文比重。也均高于“实践美学”等三类。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作为当前国内美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由此即可见一斑。不过，同是当前国内倍受关注的两个热点问题，环境美学研究早于生态美学研究十余年，但人们付诸前者的热情明显不及后者。近三年论文总数占近八年论文总数百分比相差近8个百分点的情形，也表明生态美学在当前要比环境美学更受青睐。

关于当下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主要内容，这里介绍其中两位代表人物的看法。国内当前特别着力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曾繁仁以为，生态美学并非一门独立的美学学科，而主要是一种崭新的美学观念，它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其自然美观念倡导“生态自然之美”，“力主自然与人的‘平等共生’的‘间性’关系，而不是传统的认识论美学的‘人化自然’的关系”。一直关心自然美问题、当前又尤其致力于环境美学研究的陈望衡认为，环境美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是研究环境的美学价值的学问，它既是整个环境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美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基础“就是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目的则在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当然，关于这两种美学的各方面都还存在很大争论，有关观点也存在不小的分歧，但关于二者的所有讨论差不多皆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或审美前景问题却是共同的。可见，两种美学与自然美问题确实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当代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流行，对于原本常态化的自然美研究显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论

者曾就此指出，在生态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对自然的审美考察中，出现了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现象，即自然美这一经典概念反被大多数研究者遗忘。有人甚至认为，生态美的出现已预示了自然美的死亡”。论者还因此提出了“自然美在当代美学中是否仍具有理论生命力，它进入当代学术话语时遇到的难题是什么”等问题。我们以为，对盛行当前的两种美学从自然美问题视角做出积极回应无疑是必要的，但正如前文有关数据已经表明的，自然美研究并非如此充满危机。在国内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研究正日渐兴隆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然美问题对一部分美学研究者的确失去了吸引力，但自然美自身及其研究的价值却依旧存在，自然美及其问题的研究并未死亡也不会死亡，只是非美学界比美学界愈发直接关注自然美问题罢了。另外，从生态与环境问题切入自然美研究未必不是一件有益之事。关键是自然美研究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真正需要去解决的基本问题。

应该说，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同自然美学的确有共同关注的自然美问题，但它们毕竟属于不同的论域。不过，鉴于尤其是生态美学在当代对实践论美学自然美观念的批判倾向及其对国内自然美研究的突出影响之事实，新世纪以来的自然美研究也可称之为自然美研究的生态论阶段。

三、国内自然美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综上所述，自然美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美学发展史中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有大量相关论文与不少专著问世，也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上述研究在给人启迪的同时，也让我们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

第一，对自然美概念一直缺乏合乎逻辑的有效界定，其内涵常常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从而直接影响了整个自然美问题研究的学理严密性。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美概念只是被普遍使用，而没有得到明确界定和说明。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认可“自然美即自然事物或现象的美”这个简单明了、顾名思义式的定义，――事实上，这也是常常被写进美学教科书或工具书中的定义。即使是质疑此概念并试图重新界定它的美学家仍不免再次陷入新的困境。因而，在很多论著中，自然美概念往往处于暧昧不明或在主观与客观之间犹疑不决的状况中。由于对其构成语素“自然”与“美”的不同理解而带来的自然美的多重涵义及其相互关系更未被仔细明辨、分梳。出现上述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很少有人深入追问自然美作为一个概念存在的依据究竟何在，或者说尤其是它作为一种美的类型的划分标准究竟是什么。另外，从古典美学关心的“美是什么”而非从现代美学关心的“审美如何”出发来切实思考美的分类问题，也是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

第二，针对自然美范畴本身的概念或观念史、问题史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不多。以往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对中西美学史上有代表性的美学家的自然美观念均有涉及，甚至不乏切实的比较性研究，关于中国自然美、自然审美、自然美学史的著作也已经有好几部，但至今仍未出现一部真正的自然美观念史的综合性著作。中国古典美学史中侧重内在自然的自然美观念(自然而然的美)与西方美学史中侧重外在自然的自然美观念(大自然的美)、现实生活及艺术中所追求中的自然美观念与专业学术话语中的自然美观念基本处于一种割裂状态，其问题性更是未能得到特别关注和清理。

第三，关于自然美的一般理论性研究的问题意识不强，一门研究自然审美活动的美学分支学科――自然美学之建立仍然尚待时日。国内自然美问题的研究史表明，尽管关于自然美的一般理论研究论著已经不少，但在自然美经常被艺术中的自然美、美的本质、生态美或环境美等其它美学问题所遮蔽的情况下，真正属于自然美研究的基本问题往往显得模糊不清。事实上，自然美概念本身反映的是人的一种自然观，此自然观本质上又反映了由人的自然审美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可以说，自然审美活动或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正构成了自然美研究的基本问题。这样，合理、有效地界定、使用“自然审美”概念，研究自然审美的基本规律，进而真正建立起有别于艺术美学及当前非常时兴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的“自然美学”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会使自然美的问题性更加显豁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从前面的论文数量统计表不难看到，“自然美”概念的流行程度并不逊于“艺术美”，但作为处于同一理论坐标上的概念，“自然审美”与“自然美学”长期以来却远没有像“艺术审美”与“文艺美学”一样得到普遍运用。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接受 中国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3-0087-04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接受，为其在文学领域的接受提供了理论准备。韦清琦和罗婷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都引到了文化方面的论文，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如《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一文被文学批评家反复引证。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接受先锋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婷教授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一书中给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席之地，辟专节探讨了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1988年，张敏生等翻译的《自然女性》不仅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著作，而且也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杰作。“在写作上，《自然女性》是一本不合常规的书。格里芬别出心裁地将论断以想象推理的方式通过模仿的声音表达出来，而尽力再现这些声音的形象与语调，并在这个由男人、女人和作者本人声音交织的大合唱里，既各有特色又浑然一体。此外，这虽是学术性著作，但作者摒弃了学究式的论述方法，而采用富有诗意、充满激情的散文风格写作。”[1] （P.83 ）虽然《寂静的春天》科学报告的味道过浓，而文学趣味性不足，但是卡森的《海风下》《海的边缘》倒是纯美的文学作品，只是尚待学者将其译介过来。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阿特伍德的《浮现》《羚羊与秧鸡》等系列作品。

如果说荒林在《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2] （PP.59-66 ）一文中，对王小妮的母性以思维方式的贯彻、体现为对万物存在的体恤和尊重是否受过生态女性主义的影响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在马兰1996年的作品《双向街》[3]中则清晰可见作者受《自然女性》一书的影响。文中不但直接引用了《自然女性》中的妙语，而且其“据说”的句式，一句成段的风格，自言自语的言说方式，诗性的语言，无不再现了《自然女性》的风范。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前期接受很隐蔽，基本上是在生态批评中附带予以介绍的，不具备独立的身份。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一文中将其视为“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类型，被看作是最激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时也是最有潜力的批评”。陈还提到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 Soper）和西苏（Helene 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理论主张。韦清琦在《方兴未艾的绿色文学研究――生态批评》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前景相当乐观”，他以劳伦斯和美国女作家裘威特的作品为批评实践的文本，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2003年是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文学领域接受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明确地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但文章仍属于宏观理论的建构。

2004年，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接受成果丰硕。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4] （PP.176-180 ）中对此批评进行了展望，就其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金莉女士同年在9月的《外国文学》文论讲座的“概念和术语”专栏详细论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背景、基本观点、分支、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2004 年《外国文学评论》第3期的“当代外国文学”栏目发表了左金梅女士的论文，该文解析了美国当代女小说家珍妮・斯梅蕾（Jane Smiley）的杰作《千亩农庄》（A Thousand Acres）的生态女权主义思想。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 [5] （PP.37-41 ）。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提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但此处的批评仍是广义的批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峰博士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下解读了约翰・福尔斯的经典小说《收藏家》（The Collector），重新阐释并赋予小说新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以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传统男性文本进行个案解读的一次尝试，但作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概念理解含混[6] （PP.42-45 ）。与此同时，谢鹏也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劳伦斯有争议的作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进行了个案分析。该文论证了作品中女性与自然既分离又结合的主题，进一步探讨了劳伦斯的女性观，批判了西方父权制将“女性等同于自然”的本质主义观点，认可瓦伦的观点，“生态女性主义者必须同等地看待男人和女人，他们全都一样，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7] （PP.52-57 ）回顾2004年的文坛，各社科刊物先后发表了6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论文，其中不乏权威刊物，形成了一次小小的接受高峰。从此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接受还将继续深入。

一些男性批评家爱屋及乌，也更多地了解了生态女性主义。林树明教授在论及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时，提到了90年代大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接受，指出其核心策略为“把建构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尊重差异，倡导多样性，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和统一，解构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体、理智??情感等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确立非二元思维方式和非等级观念”[8] （P.449；P.20 ）。林树明在其新作《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生态主义”的话题，认为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相比，“生态女性主义对作品的具体评析要少一些，形式也比较单一，大多停留在形象分析阶段。”[9] （P.222 ）文末提到对阿特伍德等女作家的生态作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他看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虽然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其声望颇有不断增长之势”。他的文章也还是偏重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理论的介绍，未展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论述。

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一书的“女性・自然・艺术”一节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与文学的关系，但他已经洞见了“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的天然同一”，认识到了把妇女解放和生态保护与批判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哲学家瓦伦关于“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的同一性，女性危机、生态危机乃至社会道德危机之间的同步关系”的论述。杨通进也认识到“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依据文学、特别是自然写作素材，揭示了妇女与自然之间的语言符号联系的性质，……她们力图以此基础，建构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理论”。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专著”，书中也零星地引用了生态女性主义者罗斯玛丽・卢瑟（Rosemary Ruether）的观点，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罗特费尔蒂和墨菲的生态批评观点，以及具体作品（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吻合之处。

吴建刚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生态女性主义，指出“西方生态女权主义者注意到生态环境话语常使用‘Mother Earth’（母亲大地），‘the rape of the land’（对大地的）等隐喻描写大自然和环境危机 [10] （PP.42-48 ）。她们认识到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女性和自然只是符号系统中的两个符号，在文化与文学中他们几乎不存在，自然??女性语言符号上的联系，实际是男性化与支配逻辑的产物。男性的等级制度通过文化上的两分（dichotomy）得以维持，这种两分将支配的逻辑合理化”。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开拓了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接受的新领域，且也与国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涵相一致。墨菲的“对话理论”也借鉴了语言学概念“能指”“表述（utterance）”与“所指”，及言说的主体、言语的对象，并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呼吁作者与笔下自然展开对话，改变自然缺席的客体（the absent referent）的地位，还原其主体性。

朱新福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11] （PP.135-140 ）中也较详细地介绍了墨菲的批评理论。从《再论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一文可以看出，叶舒宪也接受了生态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斯普瑞特奈克的理论，并且认识到其“理论语言表达了新时代文学的基本批判倾向”。这些男性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还很零碎，而且多从属于生态批评。

隔海相望的台湾因文化上的“亲西方”姿态，学术开放程度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迅敏程度高于大陆。如《女性主义思潮导论》（1996年）的译介就早于大陆，故而其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已走在了我们的前列，代表人物有简瑛瑛、顾燕翎、李慧利等。1991年6月，王永华在黄心雅老师的指导下做了硕士毕业论文――《露意丝・鄂翠曲〈爱情灵药〉的生态女性主义读法》。《台湾辅仁大学第二届文学与宗教国际会议：诗歌与超越的会议记录》[12]上收录了墨菲的论文――《禅山无处不在：超越超验性》（“A Mountain Always Practices in Every Place”：Climbing over Transcendence）[1] （Acknowledgments ）。辅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班研究生冯慧瑛发表过两篇相关的论文：《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13] （PP.78-103 ）和《试探生态女性主义在台湾的发展空间》。第一篇论文尤其值得提起，在宏观介绍其理论后，它略述了台湾女性文艺家作品中所隐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ecofeminist consciousness），具体分析了台湾男女文艺家表达生态环境主题时在叙事方式、关注焦点等方面的区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佳作。

此外，台湾女作家马以工、心岱、侯宜人等也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思考付诸文字，如心岱的《地底人传奇》，马以工、韩韩收录于《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和《在我们的土地上》等书中的文章。侯宜人的《处女林和林》还直接痛斥了父权中心思想对自然的宰制，流露出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由于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健康发展，在生态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台湾和大陆学者也开始相互关注、学习借鉴。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引介了冯慧瑛的研究成果，对其作了客观的褒扬；台湾的顾惟婷女士在大陆的学术网站――“文化研究”上对韦清琦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发了一封“稍有微词”而又诚恳的帖子，指出韦文的不严谨之处，并愿意与之交流[14]。若双方间此种交流更畅通频繁，无疑有助于加快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步伐。

如肖巍所认为的“女性主义的边缘始终是模糊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而是一种流动的、不固定的、分散的、弥漫性的学术视角”[15] （序言）。同一篇文章对生态女性主义可能既是伦理视角的接受，也是女性主义思潮的接受，也可能伴随哲学视角的接受；笔者只是据其重点作大体的划分。

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多重接受表明接受的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确实“是一种多元文化视角”的命题。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生态女性主义接受明显的缺陷。第一，引进初期的意识形态导向，集中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其接受缺乏学术的自觉。第二，接受都还不成体系，隐蔽而不闻其声，表现为论文繁多而专著甚少（仅有《自然女性》《自然之死》《真实之复兴》和《寂静的春天》几本，而国外的专著已有上百种），一些英文经典原著深藏于图书馆里，未被译介研究，整体上尚未形成生态女性主义学术气候。

“对话性”的特点提醒生态女性主义的先行者，每一次进展都只是踏足、登台、实践和发展过程的枢纽，而不是立足或休息的场所，文化领域的接受要与文学领域的接受结合起来。墨菲认为，“为了继续他们的批评实践，为了评价实践中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方式，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同样需要就生态女性主义展开对话，如达利・鲍尔（Dale Bauer）所言，既然他们的工作不仅仅在课堂上，而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1] （P.30 ）无论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还是实现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中国化、梳理中国女性生态写作特色等方面，有待后来者耕耘。

参考文献：

[1]Patrick D.Murphy：Literature，Nature，& Other ： Ecofeminist Critiques[M].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5.

[2]荒林.时间感，或存在的承担与言说――王小妮写作的女性诗学意义[J].文艺争鸣，2000，（4）.

[3]马兰.双向街[DB/OL].白云书库 /当代小说/.

[4]罗婷，谢鹏.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J].求索，2004，（4）.

[5]严启刚，杨海燕.《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6]张峰.约翰・福尔斯小说《收藏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5）.

[7]谢鹏.从拉格比到大林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性与自然分离与结合的主题[J].温州大学学报，2004，（5）.

[8]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9]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0]吴建刚.论批评话语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3）.

[11]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J].当代外国文学，2003，（1）.

[12]Nicholas Koss.辅仁大学第二届国际文学与宗教专辑[C].远东实业有限公司，1994.

[13]冯慧瑛.自然与女性的辩证：生态女性主义与台湾文学/摄影[J].中外文学，1999，（5）.

[14]文化研究网站.

生态文艺论文范文第10篇

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相当活跃、收获颇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建设、唯物史观与当前文艺创作、文化研究、生态文艺批评、网络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都是近5年来提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现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做一疏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 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取得的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它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它就不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盲点。当我们把它放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进行学科反思时，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它存在若干明显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纠偏补弊。我以为如下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第一，加强对当前中国生态文艺创作的批评与研究。生态文艺创作是生态文艺批评的基础。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当前中国生态文艺创作现象的批评与研究，改变目前存在的生态批评滞后于生态文学创作的现状。我认为可以分为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生态诗歌和生态文艺媒介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批评与研究，其中生态报告文学和生态小说是重点。像徐刚的守望家园系列、李青松的绿色森林系列、王治安的长篇报告系列、陈桂棣的农村社会生态系列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生态报告文学，像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等生态危机系列、郭雪波的《沙狐》《大漠魂》《沙狼》等草原生态系列、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狂犬事件》《松鸦为什么鸣叫》等神农架生态系列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生态小说。第二，重视对中国文学史上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与解读。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也留下了许多包含生态意蕴的优秀文学作品。但是，我国当前的生态批评研究对这方面内容的涉及显然是不够的。今天，当我们建设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时候，就应该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重新进行解读，发掘其中蕴涵的丰富生态意蕴。像对我国三大民族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中的生态意蕴解读，对《西游记》《聊斋志异》“三言二拍”中的生态意蕴解读，对现代文学作家沈从文等人作品中的生态意蕴解读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三，突出对中国当前文化生态的批评和研究。随着大众传媒时代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文化生态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然而，我们的生态批评对这一领域产生的新型审美文本研究远远没有跟上节奏。与传统的审美文本不同，在大众传媒时代，“只需要找到特定时空范围内别人还不知道的事件，把它投放到日常生活中，让每个人以此表达人生在世的种种关切和愿望，表达缠绕在人们起居之间的人生情绪―― 一个审美文本的诞生和阅读便告完成。”因此，超级女声、网络恋情、电子游戏、韩剧之类的新型文化审美文本便会以其容量巨大的情绪样态改写我们的“文化生态场”。这就需要我们的生态批评发挥积极的文化引导与规范作用，对大众传媒中广为传播的虐待动物、围观、江河污染等有违生态伦理道德的文化现象及时展开切中肯綮的批评，促进社会主义精神生态的和谐，进而在鲜活的时代文化中撒播生态文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