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论文范文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所谓校园文化是以大学校园物质形态为基础，以学生与老师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素质以及该校的历史文脉，文化积淀等为核心，并以学校有特色的校园生活、文化节日、讲座沙龙为表象的精神环境。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要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离不开文化这个强有力的支撑。校园文化作为整个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祖国培养、输送人才的艰巨任务，直接关系着祖国的未来与希望。所以，推动和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对于高校来说势在必行。一所大学的校园文化直接反映一所学校的个性与内涵。大学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与传播者，同时也作为一个地区文化的象征，拥有自身特有的校园文化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提高一个学校自身的内在品质，激发学生的学习与创新热情，增强学术氛围；同时也可以把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做一个很好的梳理与传播，让地方的历史文脉通过现代高校这个窗口，得到更好的延续与发扬。校园文化是典型的亚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高校师生的言行意趣，它对于人文氛围、精神境界的提升，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激发，良好的学风与工作作风的建设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一所学校的内在精神与学校品牌之所在。校园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导向功能。在不经意间就为师生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参照标准。第二，凝聚、激励功能。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够使师生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既能够影响其言行举止又可以更好地凝聚人心，还可以增强师生的认同感及使命感。第三，认知功能。校园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前人的智慧结晶，学生在这样的校园文化中，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来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定位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加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

二、以生态文化理念推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

新时期面对生态文化的大势所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也应以此为重点，充分借鉴生态文化的理念，创建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和谐共处的校园环境。大学校园应塑造优美且赋有内涵的校园环境。赋有人文气息的校园布局、建筑风格、自然环境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审美情趣，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大学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理应有一个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这对于学生们思想意识、学术创新等都有益无害，同时这也是校园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日本学者岸根卓朗先生提出：文明大学的校园应以物和心取得调和的自然共生型社会系统为目标，以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宗教（善）与艺术（美）三位一体化作为办学精神，它的校舍也必须是象征文明的科学的森林、宗教的森林、艺术的森林三位一体化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学会系统。因此，赋予景观环境历史文化内涵，使校园内处处洋溢着历史的光辉和文化的气息，这不仅是时代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要求，更是传统文化对当今大学提出的考验。大学校园应塑造浓郁的学术氛围。学术氛围的优劣，标志着一所学校品质的好坏，更是一所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助于师生学习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科研项目的研发，对学校的声誉和地位也有重要的作用，更加有品位、有内涵的校园环境有助于校园学术、文化氛围的营造。一个具备浓厚氛围，优雅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学校园正是当今高校建设的发展趋势，大学内在文化的体现已经成为校园环境设计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从而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校园生态。

三、结语

进入21世纪，大学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想要永葆生机与活力不能仅仅依靠着现代高科技的物质手段，也不能仅仅依靠着流于形式的校园环境，更重要的是依靠着深厚的底蕴和其独有的历史文脉，一所学校让人们记住的不单是其雄伟的建筑与美丽的风光，更让人难忘的应该是在这美丽风景背后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髓；构建积极、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是新世纪大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作者：崔朝晖 单位：攀枝花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颁布有关生态建设方面的文件有好几十件，如由成都市生物研究所负责的《攀枝花生态市建设规划》，对城市文化建设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政府领导人员对于诸多生态事业的建设亦发挥表率作用，从1999年开始的“6.29”植树活动均有领导参加，且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天保工程、市区绿化工程。市级各类报纸、媒介以及网络等有大部分栏目和内容是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内容。很多企业也积极利用节能、降耗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实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生产方式，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最后，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也愈来愈重视“原生态”。愈来愈多的消费者宁肯多花钱购买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品，这种“绿色消费”致使“绿色市场”形成，也是企业家和农场主的生产原生态化。百姓的生态意识和生活取向对政府和企业家也是一种监督和督促。

攀枝花市生态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理想的生态城市环境还有一定距离，这需要政府以及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首先是政府的绿色思维和管理。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攀枝花市目前仍存在工业结构性污染严重，矿山生态破坏严重等现象。作为城市发展的指挥者、管理者，政府必须有生态决策，并欢迎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绿色GDP核算与政绩考核，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为准绳，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环境保护为前提，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统筹规划，全面考虑，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最佳化。“三人行，必有我师”。政府决策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听取专家意见和公众反映，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为此，干部队伍也应生态理念化。在政绩的考核上应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发展经济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通过绿色GDP核算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建设健康的企业生产文化，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促进领导干部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提高重大经济决策及其政策的“绿色”水平。其次是广泛的大众教育和引导。生态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管理问题、财力问题，也不是政府或个别人能解决的事情，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积极参与，需要生态知识的大力普及。而百姓生态意识的培养、生态知识的普及确实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通过教育、感化、实践才能完成，需要群众性文艺创作、课堂教育、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册等各种形式和途径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和宣传。首先是课堂教育，一是通过党校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与自然的平衡为前提，人类的发展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忽略自然生态规律，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去实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是愧对子孙后代的。二是以科技培训中心为阵地，对企业法人、科技干部等的培训，用生态学的原理去指导生产实践和各项建设，尤其是企业法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知识的培训，类似于低碳培训的培训应该经常进行，而且要严格的考核，让大众真正理解我们的日常行为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不妨设想一户人每天节约一个塑料袋，一个月对自然的白色污染就会少多少?单位的年终总结、教师的教案等都通过电子方式被检查，我们又要节约多少纸张，少砍伐多少树木，少多少废物到自然?三是依托学校对大中小学生的教育。将生态教育纳入教学大纲，编订一些与生态有关的绿色教材和资料，通过课堂类似于语、数、外等课程的教育，从青少年开始生态意识的培养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一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新闻媒体以及志愿者的作用是普及生态知识和意识的主渠道。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和讲解，让民众真正理解人性之美与自然之美密不可分，和谐美丽的环境对于健康的生活和人格是非常有利的。如罗斯金所言:“当上帝创造出来作为教室和草场的那些美丽的地方变得荒凉肮脏时，别指望你们的女儿能得到好的教育，了解有关她们自身人性美丽的真理。”［5］三是完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建设生态文化，开展生态宣传、生态培训、生态科研、普及生态知识的重要阵地。各类图书馆、科技馆、纪念馆、文化中心、艺术广场、生态公园、标志性建筑等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必要场所。通过这些场所对攀枝花的历史文化———“回龙湾智人洞穴”、诸葛亮南征“五月渡泸”以及现存的本土文化———迤沙拉文化等进行展示［4］，再融入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时期生态文化。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体现在示范性生态小区的建设。

生态聚居小区是城市追求的远景目标，体现着对人的关怀和对环境的尊重。因此，生态小区的建设应根据生态学原理，应用现代科技建设一种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自然、城市、人类共生共荣的人居环境。在规划生态小区时，要考虑节地、节能、节源和环保等，研究小区人文生态的内容，把握生态型聚居小区的内涵。通过地下或多层停车场、高层和小高层配比，这不仅节约地面空间，也利于楼栋之间的通风和日照，给人舒适感;运用现代技术充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如太阳能、自然的采光、通风降湿等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充分利用好攀枝花南亚热带气候丰富的光热资源供给生活热水以及小区的照明、保暖、空调等;做好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除了城市工业生产做好污染处理以不污染水资源和节约用水外，小区里可以尝试使用低水量的部件或设备，如节水型的龙头、喷头和抽水马桶等，通过宣传教育让居民注意灰水的循环利用，即洗衣机、洗手池等处的水可用于冲厕所、清洁路面等;广场、人行道、停车场使用块状的铺石路面以便雨水渗透而增加空气湿度;科学合理地处理生活垃圾，包括垃圾投放点，让居民把垃圾分类投放:生物垃圾(如废弃食物、果蔬等)、可再生垃圾(各种评瓶罐、纸屑等)以及不可再生垃圾(塑料物等)，然后进行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根据攀枝花的亚热带气候种植一些合适的植被，鼓励屋顶花园的构建，这不仅具有饱眼球的观赏价值，植物的蒸腾作用和林地的遮阴作用对于调节环境温湿度有很大的作用，且植物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吸收了二氧化碳，有利于调节“温室效应”，如日本的九州市就是这种模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既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也是城市生态文化建设的保障，所以政府部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生态文化城市是当今城市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情景下的追求，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对文化精神的需求，也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保障。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丰富生态城市的文化内涵，倡导绿色生活，将先进的生态文化理念融入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和全部社会生活中，推进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做到“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大力推动城市发展方式从消耗资源、破坏自然、牺牲环境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增长型转变。在生态城市建设中注重培养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感情、生态道德能力和生态道德习惯，在城市经济发展中，不以单纯追求GDP增长论英雄、争高低、评业绩，不以“生态赤字”、“环境负债”、“资源透支”换取一时的繁荣与发展，建立和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促进绿色增长，实现绿色发展。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美国著名的文化学派翻译重要人物之一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目标主要是研究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以及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和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他也强调对原生态文化翻译策略的研究［16］。原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包括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因素等，它与一个民族的乡土环境、人文历史民俗风俗融为一体，是非职业非专业非城市化非商业化的文化。原生态文化是生活中的文化。它按历史传统，随时令和民间习俗演变，并在特定的文化时间和空间中展现［17］。因此，从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原生态文化特征看，苗族古歌所反映的是地道的原生态文化。苗族古歌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苗族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珍贵文献，其中的每一首古歌，每一句歌词都反映了苗族人民在纯自然生态环境下，苗族所独有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传统。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这种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原生态文化特征内涵恰当翻译出来，才能保存苗族古歌原文的原生态文化韵味，也才能真正达到翻译界普遍强调的动态对等的目标［18］。因此，我们把安德烈勒弗维尔文化翻译理论和奈达动态对等理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翻译框架:原生态文化动态对等翻译框架。该框架对研究苗族古歌等文献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实例分析

苗族古歌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原生态文化特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把这种内涵恰当翻译出来，才能保存苗族古歌原文的原生态文化韵味，从而达到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的目标。例1:射死岩鹰落地上，叫谁来审判，数说了它的罪状，才能剖来吃?［19］例1包含有4个小句，如果按照普通的翻译方法翻译，译文如下:译文一:Aneaglerockwasshottodeathontheground，whoshouldweasktojudgeandlistthefaultofusbeforeweslitandeatit?从表面上看，译文一似乎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读者不是苗族人，或对苗族的传统文化了解很少的话，他们对该译文就会觉得很迷惑，比如什么是罪状，什么是猎杀了岩鹰的罪状，既然知道猎杀岩鹰是一种罪过，那为什么还要猎杀呢?显然，该译文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主要原因是，译文没有对原文所反映苗族所独有的自然生态性、民族性、民俗性和乡土环境等特征的原生态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翻译。具体地说，例1原文主要反映了苗族的一个关键的民俗传统文化:人和动物之间同根同祖、难以割舍、和谐相处的原生态民俗习惯。这正是例1原文中“罪状”来源，即苗族人民猎杀了动物就会感到内疚，需要先数说自己的罪状，然后才可以吃掉。这也正是苗族古歌自然生态性和民俗性的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对该方面进行科学翻译处理，译文与原文才能达到科学的动态对等，从而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因此，译文二比译文一更科学。译文二:Aneaglerockwasshottodeathonthegroundbyus，whoshouldweasktojudgeandlistthefaultofus(becausewehavethesameancestor，andweshotitnow，wefeelguiltyandneedtobeforgiven)beforeweslitandeatit?与译文一相比，译文二增加了注释部分(becausewehavethesameancestor，andweshotitnow，wefeelguiltyandneedtobeforgiven)，通过注释将苗民俗传统文化:人和动物之间同根同祖、难以割舍、和谐相处的原生态民俗文化观念反映出来，这样读者就会很容易理解(罪状)“fault”的来龙去脉。当然，译文二的准确性可能受到质疑，因为它比译文一多出了注释部分，而该部分在原文中却没有对应内容。但是，这正是译文二的科学之处，因为根据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理论，科学的翻译既要考虑原文的社会文化因素，又要考虑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即意义方面的对等，而不是形式内容方面的绝对对等，译文二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所以更恰当。例2:还有枫树干，还有枫树心，树干生妹榜，树心生妹留。［19］译文三:Thereis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fromtheformercomesMeiBang(MotherButterflyinMiaoculture)，andfromthelatterMeiLiu(alsoMotherBut-terflyinMiaoculture)．译文四:Fromtheunitedwhole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comesMotherButterfly(calledMeiBangorMeiLiuinmiaoculture)译文三和四都兼顾了文化翻译，对苗族文化中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从形式角度看，前者比后者似乎更符合原文，也更容易理解，但是根据原生态文化对等翻译理论，译文四比译文三更准确，因为它既兼顾了原文中原生态文化因素，又恰当处理了与原文意义对等的问题。根据苗族万物有灵而崇拜枫树的观念所产生，其中包含了枫树生人、枫树生成天地万物原生态文化观念。例2选自《枫木歌》，它讲的是人类起源的问题，其中“榜”和“留”系苗语音译，意为蝴蝶，“妹”指的是母亲。．苗族神话中把蝴蝶看作是人、兽、神的共同母亲，即枫树的干、支、心、叶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宇宙万物共同的祖先，所以译文四中把“枫树干”、“枫树心”等翻译成“theunit-edwholethetrunkandcenterofthemapletree”更符合苗族的民俗文化内涵，与原文在意义上达到了动态对等。而译文三把“妹榜”、“妹留”等用音译加注释进行翻译，虽然更符合原文的内容，让译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但是它不符合原文的内容，即“妹榜”和“妹留”均指的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蝴蝶妈妈这样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思想。

三、结语

本文把安德烈勒弗维尔文化翻译理论和奈达动态对等理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翻译框架:原生态文化动态对等翻译框架，并运用该框架研究了苗族古歌中两个句子的汉英翻译过程。研究发现，在翻译苗族古歌时，我们既要关注原文中原生态文化因素，又要恰当处理与原文意义动态对等的问题，切忌过分强调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内容方面的绝对统一对等。具体的翻译方法就是:译文通过解释，或者补充说明的方式，将苗族古歌中的原生态文化内容表达出来，这样不仅正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精髓，还保留了其原生态文化的韵味，从而达到原生态文化动态对等翻译的目标。当然，本文只是随机选取了苗族古歌中的两个句子作为实例来进行说明，因此该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全面了解苗族古歌的翻译过程以及策略，我们有必要运用相关翻译理论研究更多的苗族古歌实例或整个苗族古歌的翻译特征和方法。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打造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旅游圈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政府缺乏开发意识，当地政府在开展民族体育旅游等方面意识不强，只知道进行本职工作，没有想到借现代生态体育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二是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尽管当地五宝田村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地政府也开始有了进行旅游开发的构想，但是缺乏相关专业人员的策划，没有引进专业的旅游开发公司进行评估，考察，开发。没有进行专业的规划和指导。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效应欠佳，现代体育旅游，最重要的就是营销，营销有没有到位，直接关系到该景点经济收入，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经体育旅游新闻的报道与渲染，全国各地近50万游客汇聚帆船比赛地青岛，感受帆船与大海带来的魅力。因此，[1]应该在体育旅游相关新闻媒体和报纸进行大量报道，在一些高速公路上竖立广告牌等。第四，就是创意开发，创新力度不够，就以五宝田村为例，虽然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进行规划，也已有4年多，但是缺乏创意，只是将五宝田村明清古村落的作为重点保护单位确立下来，游客来此就只能观看其古村落，其形式单一，枯燥，无趣。

二、湘西瑶族第一生态体育旅游圈开发的路径

（一）政府转变观念，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

湘西瑶族体育文化旅游项目是否得以开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要转变观念，转变职能，应当积极引进体育旅游开发商，进行考察，给予最优惠的价格先让体育旅游公司进入，大力整合当地资源，给开发商提够尽可能的帮助。政府要积极引导当地瑶族人们对开发旅游的看法，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给他们将发展民族体育文化旅游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有助于他们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同时，当地政府也应该明确，发展当地体育文化旅游不能只求经济增速，而忽略对当地瑶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保护。要做到以人为本，以瑶族族群为本，发展绿色的、可持续的、可循环的生态体育文化旅游。

（二）创意式的规划设计，以点、带、圈为基本发展模式

体育产业的文件的颁发促进了体育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湘西瑶族第一生态体育旅游圈也是借此契机大力发展体育文化创意开发，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旅游的知名度。对湘西瑶族体育文化创意开发，笔者将从以下几大板块进行规划构想：第一，以黄溪口镇为五瑶乡核心区，建立瑶族龙舟赛事基地，将每年瑶族盛大节日赛龙舟为重大突破口，联系县、市、省以及国家相关媒体进行报道，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看；第二，以上蒲溪五宝田村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为品牌，大力打造五宝田自然生态观光和民俗、民族、民间体育观光旅游；第三，以瑶族罗子山山脉为核心，在罗子山山顶开展瑶族民族节日“盘王节系列”的现代演艺活动，将“茶山号子”“舞虫灯”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演艺节目当中；第四，以后塘瑶族乡和苏木溪瑶族乡、仙人湾瑶族乡开展现代农村休闲田园式“购物”，开展瑶乡农产品和体育纪念品销售、在仙人湾沅江带还可以开设激情漂流项目，体验沅江亲密接触；第五，将五瑶乡连接起来，开展户外山地拓展活动，以黄溪口镇为起点--徒步进入上蒲溪--罗子山--苏木溪--后塘--仙人湾--龙头庵（终点）。从中看出，前三点是以点为基础，第四点是以带为发展模式，第五点是以圈为发展模式。

（三）加大体育宣传力度，积极与影视演艺公司合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媒体的社会，是一个注重新闻媒体的社会，宣传营销是提高湘西瑶族生态体育文化旅游的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当地政府可以借瑶族一年一度的“盘王节”和五月五端午节“赛龙舟”两大赛事为突破点，积极与文化部门、新闻媒体进行合作，宣传瑶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助力打造瑶乡生态体育文化旅游。同时，应该积极与演艺公司进行合作，把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一些民族传统舞蹈等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经过演艺公司的融合、创新，打造为具有代表本民族的特色品牌活动，进行展演，带给游客最精彩的表演。当地文化站等政府职能机构可以通过县、市电视台进行定期播报湘西五瑶乡生态体育文化旅游圈旅游栏目，并联系当地旅行社或全国旅行社进行一日游、七日游等团体活动，也可以积极吸引电视剧、影视公司进行拍摄。提高当地的知名度。由此带动全国游客进行全面观光、旅游。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而“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断创新文化，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推动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永续发展。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价值向度;中国特色生态文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新型文化，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前提和思想基础;中国梦的实现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求保障人权和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善民生，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使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居环境更加优美、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走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体制，要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要求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倡导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价值观，要求在发展过程中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创造山青、水秀、地美的人居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反对走“为增长而增长”“为发展而发展”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主张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它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的先进文化，是增强我国国际生态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要求;它是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文化，是建成生态文明社会的精神基础，符合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永续发展的要求。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向政治民主、文化先进、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人自由全面发展之路。生态文明是把中国5000年灿烂文明和工业文明成果有机结合进行创造性转换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纵观人类历史，社会文明形态的转换决定着社会制度道路的更替:渔猎文明形成了奴隶制度，农耕文明造就了封建社会，机器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兴盛。18世纪中叶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同时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克服生态危机理应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动力。然而，生态文明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兴起，其主要原因是:它们运用长期积累的强大资金和技术优势，建设环保产业，净化废弃物，使环境得以改善，缓解了生态环境压力，因而缺少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性;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产生活方式，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发展定势，一时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因而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受到了众多因素的掣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转移生态成本，转嫁生态危机，因而缓解了其国内的生态危机［4］。当前世界文明的发展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阶段，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只有紧紧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用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够率先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为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文明基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生命力。

二、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

近现代自然科学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它将认识对象设想为孤立的静止的非生命的存在，具有简单性、还原性、因果决定性、袪魅性和非有机性等特征，由此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内在有机联系的人为割裂，虽然它所获得的认识具有深刻性和精确性，但却只是反映了认识对象的机械性的方面，而没有反映它们非机械性的方面，带有简单化和片面性。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将自然看作人类认识、改造、利用、征服的对象，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持的自然价值观，由此形成了无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工具主义地看待自然、人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态度，把自然看作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制的对象，导致对自然采取非自然、反自然的行为方式。还原论是近现代自然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或单元，就能彻底认识事物，导致了重分析轻综合的倾向，即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而不重视综合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上述自然观、价值观、方法论基础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所获得的认识，只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性、确定性、还原性、因果性等方面的认识或是对自然的简单化了的、还原了的、因果规制了的认识，将这种认识作为知识基础转化为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时，就使得工业生产具有简明性、线性、因果关联性、确定性等特点，呈现出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等特征。当具有这种认识特征的技术和工业生产应用于改造具有复杂性、随机性、有机整体性、非因果决定性、返魅性特征的自然时，就可能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相违背，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然界无限的控制力、征服力，表现出极强的扩张性、统治性，人类运用现代科技这一空前强大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经济迅速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自身却被置于面临生态系统崩溃的巨大生存危机之中。因此，追求控制力、征服力的现代科技必须实现向理解性、调适性、环境友好的生态科技转变，否则人类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毁灭。

20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无论其自然观基础，还是价值观、方法论都与传统自然科学迥然不同。它们以系统自然观为基础，整体性原则是其遵循的首要基本原则，它们把研究对象看成由各个构成部分相互联系组成的动态系统，在研究自然事物时总是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起来并放到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复杂性、非线性、随机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比如，生态科学研究的是由生物(包括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是由生物和环境系统共同组成的，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替为主要内容的生命系统，是自组织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的有机整体;环境科学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探索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揭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统一关系，研究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规律;系统科学则从多个方面深刻揭示自然事物的相互作用、普遍联系和系统演化，强调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特征，强调生命是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的自组织发展，系统的演化是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关系造成的。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永远都只是生活在自然之中的有限存在者，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或超然于自然之外的神仙;人不是仅有的主体，非人自然物也具有主体性;不仅人具有内在价值，非人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自然界是生生不息的，它不是一架机器，自然万物是处于普遍的有机联系之中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持的价值观。依此，自然界并非是可以随心所欲、任人宰割的对象，试图控制和征服自然都是不切实际、妄自尊大的幻想，人类应当树立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整体论是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研究认识事物应当着眼于整体，把它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并放到系统之中，不能只专注于认识事物的构成成分，还必须注重研究事物与其环境的各种关系，重视系统分析，更重视系统综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各个构成要素最优，而是系统整体功能最佳。例如，在研究人体某一系统时不可忘记它是人体系统的一部分，在研究人类经济系统时不要忘记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能这样认识研究事物，我们就不容易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毛病，就不会认为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相反，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济系统不能凌驾于生态系统之上，人类的经济活动不能只遵循市场规律，还必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人类不能只一味顺从自己的贪欲，无限地谋求经济增长，人类还必须谋求与其他物种的共生共存。生态、环境和系统科学的理论及其所蕴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思维原则和行动规范，是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科学理论基础。

三、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

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在中华文明土壤中发育成长起来的，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的文化。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并非抛弃传统的全新“创造”，而是在承继传统基础上的“开新”，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或曰社会主义化。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许多优秀传统生态思想与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对于当代我国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普适性价值，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文化资源。比如，“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人与天地一物也”，主张“民胞物与”“无以人灭天”，要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思考，这与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观念截然不同，其价值指向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如，“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强调“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天地之大德曰生”，主张对自然万物施以道德关怀:“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要求爱护自然、保护资源:“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这种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的理念，与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恰恰相反，体现出对自然浓厚的伦理关怀。再如，“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思想，强调“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量入以为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要求“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林”，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这种倡导尊重自然节律、取之有节、用之有度、节制欲望的思想，与当今日益泛滥的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迥然有别，体现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发展起来的，是汲取世界各国进步的生态文化、反映人类优秀生态智慧的文化。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并非仅仅局限于中国地域的文化继承与创造，而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碰撞中的创新，是对人类优秀生态文化的学习借鉴、批判吸收或曰中国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的发展，出现了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在西方，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批判反思资本主义及其工业文明、工业文化的生态文化思潮，出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流派，形成了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神学等理论学说。生态文化思潮探究的是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的行为方式，如何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其目的是通过思想文化的变革，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西方生态文化思潮中涌现的流派、理论和学说，其中蕴涵许多深刻的生态思想观念和富有价值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优秀生态智慧，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当今生态危机根源的揭露和对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出路的探讨，它们透过人与自然间的矛盾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为解决生态危机找到出路。为此，它们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彻底否定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实现社会公正和生态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们通过对资本主义酿成生态危机的揭露与批判，以及从酝酿社会主义变革的高度去思考和设计种种替代方案，为人类克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进行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探索，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再如，生态哲学以包括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为对象，对生态环境危机之前提、基础和根源进行反思。在自然观上，它强调人、社会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认为人、社会从属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要求人及其社会活动必须遵从自然规律，承担维护生态系统整体稳定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并以此为基础确立生态伦理原则;在认识论方面，它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区别，肯定人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认为为了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当前发挥人的主体性应着重强调发挥主体的协调能力，以修复、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在价值观方面，它不仅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精神价值等外在价值，而且强调自然界自身存在和发展以及创造人和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的价值是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又如，生态伦理学主张打破人际伦理道德文化传统，将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到非人的自然存在物或自然环境，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关系，要求人类放弃算计、榨取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与自然共生共荣、协同进化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把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把人与自然看成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树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和生态道德观，建设中国特色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1．1皇家天然猎苑

木兰围场所在坝上是大兴安岭余脉所组成的高原，平均海拔1500m左右，系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坝下属于燕山余脉所形成的丘陵山地，平均海拔1000m左右。大陆性气候特点非常明显，适宜东北区系和华北区系的林木生长。因此围场中林木品种繁多，既有针叶林，又有阔叶林。1703年，宫廷文人在《随銮纪恩》一文中记载“度汗铁木耳岭，岭势迂回，枫叶掩映山径”，这是围场坝下情形。坝上的落叶松则是“沿岭脊而东，白草连云，空旷无山，天与地接……落叶松万株成林……盈耳皆海涛声。”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类型的关系，这里不仅“牲兽蕃育”而且“草木汇萃”，因此引起康熙的关注还御赐美称“万树园”，并为内阁学士汪灏在《随銮记恩》和法国传教士张诚在《张诚日记》中分别用蒙古语或满语或汉语记载了大量植物，如乌里雅苏（杨树）、那尔苏（松树）、楚图尔苏（云杉）、呼鲁苏（芦苇）、得勒苏（芨芨草）、多们（锻树）、樱额（稠李）、普盘（悬钩子）、乌兰那（郁李）、哈拉海（荨麻）、倒吊果（山荆子）、草荔枝（东方草莓等（具体数据见表1）。康熙与乾隆除赋诗对一些草木本植物倍加赞颂外，并命汪灏等把诸多品种收录在大型植物栽培类书《广群芳谱》中。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栖息着繁多的飞禽走兽，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常见的有鹿、獐等。鹿科和鹿亚科动物属于草食动物。因此，木兰围场中虎、豹等肉食猛兽也很多。除此以外，木兰围场中还栖息有黑熊、野猪、狼、狐狸、貉、獾、盘羊、野兔等野兽，飞禽则有鸥、雉、鹌鹑等。众所周知，生物多样性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能否可持续发展。

1．2瀚海纵横沙场

康熙、乾隆等皇帝虽然很重视木兰围场的生态环境，然而到后来这里的森林植被还是遭到了破坏。在乾隆年间，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兴建了一批寺庙（外八庙）所使用的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还有一部分被运到京师用于宫殿的修缮，其余作价卖给商人。这次木材大砍伐使民工和商人进人木兰围场内部，得知了良材的分布和道路交通情况，导致以后出现了奸商私伐林木现象。受金钱的驱使，不法商人暗中与看管山林的官兵相勾结盗伐良木，乾隆皇帝虽屡发谕旨，却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官府第一次大规模砍伐木兰围场木材，是在乾隆皇帝去世以后，嘉庆四年（1799）裕陵（乾隆之墓）隆恩殿糟朽，补修所用木料均来自木兰围场，砍伐的范围之大几乎遍及围场［5］。再者嘉庆初年采伐的木料一部分供给乾隆康熙陵修缮，其余派人运往深州、天津、多伦处销售。木兰围场既然难以狩猎，“木兰秋狝”徒有虚名。1824年道光皇帝下诏废除“木兰秋狝”之礼。1862年，大臣上书在木兰围场开垦闲田以解决旗民生计问题，为同治皇帝所接受。按照拟定的办法，垦荒只限于木兰围场四周边缘地区，即所谓的边荒。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侵占圈内土地的现象，其中涉及到木兰困场的腹心地区———围座。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迅速扩大，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练兵处提出在木兰围场开办屯垦，以达到“寓兵于农”、“强本固围”的目的，这个建议很快就为光绪皇帝所采纳。此次砍伐以后原始森林全部消失，荒山秃岭［6］。由于地质构造的原因，木兰围场地表多沙。当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以后水土流失随即发生。由于地表多沙，很容易出现风沙活动。据《围场厅志》记载，1886年大降大雨，暴雨冲毁耕地305顷60亩。4年以后，暴雨又冲毁耕地387顷57亩。暴雨成灾是水土流失的必然结果，这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农民流离失所，远逃他乡。

2遥远的绝响———秋狝遗风

2．1“木兰”访古与“秋狝”今朝

经过100多年的陆续垦殖，这座皇家名苑早已难寻旧貌，但这里绵延广袤的自然环境和星布期间的人文景观却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去追忆他昔日的壮阔和辉煌。血染的古战场上，保家卫国的将士的冲锋和战马的嘶鸣，以及围猎习武场上健儿的驰骋和兵器的寒光历历在目，从而令人深刻体味到搏击的洗礼和历史的震撼。乾隆御书《入崖口有作》、《于木兰作》、《虎神枪记》、《古长城说》、《永安莽喀》、《木兰记》等碑刻和摩崖石刻保存完好，这些碑刻多用满、汉、蒙、藏等四体文字书刻，汉文多为皇帝手书，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7］。东、西庙宫，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的连营、战斗遗址，记录了木兰围场创造的历史，反映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敌侵略的政治生活的一个侧面。更有“猎士五更行，千骑列云涯”的诗篇，是对当年皇家围猎场面的真实写照。影视艺术家们先后在此完成《响铃公主》、《四渡赤水》、《江湖奇侠传》、《荆柯刺秦王》、《还珠格格》等200余集影视剧。如今，木兰围场仍保持着自然淳朴的特色，具有原始的粗犷之美。为发展森林旅游产业，弘扬“木兰秋狝”文化，当地政府成立了河北木兰围场狩猎场。该狩猎场的建立是保护区旨在发展以“木兰围场皇家猎苑”为品牌的“狩猎游”、“皇家游”、“探险游”、“生态游”、“度假游”等旅游项目而做出的新的抉择。狩猎场总面3．8万hm2，由46个“围场”组成。为再现当年“木兰秋狝”的场面恢复建设了“浩赉郭勒围”。“浩资郭勒”系蒙语，“旱河”之意，曾经是清王朝塞外皇家猎苑72围之一，位于现河北孟滦国营林场管理局桃山林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落，独特的自然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辅以运动、习武、健身为宗旨的旅游理念，狩猎场的建设为木兰围场的森林旅游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8］。木兰围场集湖泊、草原、牛羊、古战场于一域，更有湍湍流水、参天古木和极具满蒙风情的人文景观，堪称“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草原骑射，滦河源头游，林海观光，“将军泡子”中泛舟，宿在别有风味的草原小屋或蒙古包里品尝山野系列的绿色食品，在篝火旁炙烤黄羊、山鸡等各种野味，欣赏动人的蒙古族歌舞，都是为人称道的。

2．2“木兰秋狝”是独特的森林生态旅游文化

以“木兰秋狝”为核心的木兰围场森林生态旅游区已成为京北黄金旅游线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为主的森林生态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茂密的森林，原始状态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据调查保护区有陆生野生动物317种，昆虫970种。其中国家Ⅰ级保护动物5种，分别是黑鹳、金雕、白头鹤、大鸨、金钱豹。国家Ⅱ级保护动物40种［9］。木兰围场的森林生态旅游是现代森林经营的一种独特形式，既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森林游憩，还是狩猎运动，其理念与森林生态文化的内涵是一致的，即以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它的核心理念。这与现代的森林旅游文化是吻合的［7］。无论是森林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理念，还是森林旅游的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及审美追求都以森林的生态特征作为核心，体现出对生态的关注和文化的要求。由此可见，保护环境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文化理念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森林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影响当地森林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

3“木兰秋狝”文化遗产保护及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利用并重

3．1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保护区内景点建设不仅要满足功能要求，同时要考虑建筑选址、体量、风格、色彩及布局与周围景观相协调，相得益彰。杜绝为无限度地接待游客而盲目扩大旅游规模设施，应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防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建筑服从规划管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项目的环境报告制度和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批准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做文明施工，保护环境，坚持杜绝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搞建设的做法，正确处理好自然风景与人工建筑的关系，加强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的管理［10］。在开发当地森林、动物、地质等有形主题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感性的素材。从环保角度来讲，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需要制定合理的旅游规划，防止旅游设施建设破坏动、植物的生境，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坚决制止乱捕滥猎和破坏资源环境的行为。同时要建立现代化的森林病虫害防治与检疫测报点和监测站，确保保护区永续利用。还要防止生活污水、交通工具、过多的活动和设施，给环境造成水体、空气、嗓音以及视觉污染。建立网络化生态管理系统与公园保护体系，保护与利用并重。最后，应结合当地情况，促进当地生态旅游业、新农村建设及自然保护区发展完美切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历史城市中可能组成它的这些建筑并不都是重要的建筑，但是他们共同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历史环境。而这个历史环境又反映了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文化发展的过程，像这样的一些遗产，国际社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向。“木兰秋狝”皇家狩猎制度可形成一条文化产业链，承接北京的“故宫文化”、承德的“山庄文化”以及赤峰的“红山文化”，参与到国家甚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来，通过学习中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验，推动文化更好地传承。世界上有许多自然保护区是由狩猎区演变而来，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伊其克乌尔国家公园Ich－keulNationalPark（突尼斯）、盖奥拉德奥国家公园KeoladeoNationalPark（印度）尼奥科罗一科巴国家公园Niokolo－KobaNationalPark（塞内加尔）等。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然而，中国的木兰围场建于1681年，其历史早于黄石国家公园191年［11］。

3．2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任何一个区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是不能脱离其文化的历史渊源和自然与人文资源特点的。“木兰秋狝”文化孕育于森林草原环境这样特定的地理区域，因此，加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题、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从而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从当地实际出发，可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以及物质生产3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层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为促进森林公园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应学习中外皇家园林管理的历史经验，加强国家监督，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参与生态旅游管理。在实施森林公园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管理措施以及行业管理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当地经济加快发展，城市化步骤逐渐加快，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管理机制不完善，管理队伍良荞不齐等问题，使得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艰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已是势在必行。当地政府应有全局长远意识，加深软件内涵和完善硬件设施，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会发生新的变化，需要调整理念以提高游客满意度与美誉度，对各景区内的营林区建设要有特色，按照生态旅游的原则，尽可能建立集林业生产和森林旅游于一体的营林区。在“软实力”方面，还需加大媒体宣传力度。鉴于当地旅游开发潜力巨大却存在少数人知晓的现状，应在国际国内主要媒体加大广告宣传力度，凸显当地风格优势。针对当地林地所有权具体情况，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国有林场内部，要处理好旅游业与营林业的关系，处理好各从业人员的利益分配关系。同时以“森林回归城乡”为目标，大力发展种苗产业，可以解决当地造林用苗和支援外地造林用苗，为首都周边绿化工程贡献力量［12］。这样可以不断提升当地旅游资源价值，加强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及时转化与应用。

4结论

在争取维持“秋狝”遗址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弘扬“木兰秋狝”文化，同时还要遵循“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充分发挥木兰围场满蒙民俗、生态、人文、景观等方面的优势，保护与利用并重，最终实现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效益最优化，从而促进木兰围场的生态旅游和谐可持续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均在其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大量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只有保护好这此宝贵的遗产，对它们进行合理的开发，使它们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我们才能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时，维护本民族的文化，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13］。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采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境血缘”。对其采撷尊重了民族文化与人类生产生活间的客观联系，回应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破解思想资源贫缺与实践乏力的需要。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二)有益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现实环境问题并未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消失，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发生如此状况的归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保护在执行依据上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剥离”⑤。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的沟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无力，致使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事实上，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沟壑产生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代化”背景。“现代法律体系，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文本法与实践法分离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历史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社区，社区内的规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行动判断，其情境规则不以效率为协调指南，而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和谐为目标。如此的“情景化法规意识”(行为规范意识)，距离依据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设计而成的政策系统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二，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由外力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同样也是借以“现代化”的力量，将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继而选择了一条不顾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预防与消解上述症结，需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从认识与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入手，促成社会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实现衔接，并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设困境提供解题路径。也因此，富含生态制度智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关照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其采撷于文本法与实践法沟壑的弥合是大有裨益的。

(三)有利于贡献生态文明本土理论建设一种理论建构的价值与其普世力密切相关，那些越是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往往也被认为是越有价值。就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来说，诸如生态现代化等理论显然脱离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未来西方”的印记，其理论关切的是西方“现代化”能否可以在生态环境危机背景下获得推进。然而，“影响社会科学理论普适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理论是否具有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属性以及理论研究所囊括的经验范围等，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①“西方生态保护等理论在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局限性。”②具有地域生态关怀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信念，是中华民族对本土发展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外来文化体系兼容的乐观，作为一种路径，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可为我国本土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输送智慧营养。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具有非常解释力的禀赋自我文化性格的理论作为支撑，也惟有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方可顺利实现。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1．1旅游产业集群效应

主要有5个方面:①外部经济效应。旅游产业集群具有外部经济效应，即以区域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旅游市场规模优势和专业化分工协作在区域内旅游企业间产生的范围经济效应。具体而言，集群内的旅游企业可通过旅游基础设施和区域品牌的共享以及联合批量采购等来降低经营成本或获得额外收益。同时，旅游产业的集聚还有助于形成深层次的、专业化的配套分工体系，集群内的各成员企业可发挥自身优势专注于旅游产业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此外，集群内企业间竞争、合作或互补也有助于共享协同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②技术创新效应。在需求拉动和竞争的压力下，集群内部的创新动力要远强于集群外部，并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产业集群激发并能释放旅游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的能量，创新成为旅游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③区域品牌效应。旅游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功能被外界广泛认可时便会形成区域品牌，这是区域内部成员集体行为和整体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品牌一旦树立将成为集群区域内宝贵的无形资产，是促进区域旅游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区域品牌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可为区域内旅游企业所共享，且品牌的效应持久往往不会因为某个旅游企业的消失而消失。区域品牌还可降低新生企业前期的广告宣传费用，对外来投资有引致动力。④产业联动效应。旅游产业涉及到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与其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行业更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优势。其集群式发展必然要依靠多行业的发展，也必定会促进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联动、融合、共赢。⑤正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又称自组织性，指旅游产业集群的自我强化特征。当旅游产业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区域旅游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集群规模扩大、产业链条拉长加粗，各种利益与优势不断加强，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一旦交通、产业、制度等制约得以突破，就会引致相关企业在区域内的聚集，而聚集所具有的外部经济、管理及技术创新、产业联动、区域品牌等正的聚集效应会导致交易成本降低，并最终导致需求增加，因此可突破市场约束。同时，交易成本的降低会使集群内企业的收入增加，帮助集群企业突破资源约束;而集群内企业收入的提高又会进一步促进管理及技术创新，这正是旅游产业集群正反馈效应的机理所在。

1．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重要意义

主要是:①整合资源，提升开发统筹力。发展旅游产业集群就是要突破行政区划对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的制约，按照市场原则和办法，协调和兼顾各方利益，实现资源整合、共谋发展，共谋利益。因此，发展旅游产业集群，是鄂西地区实现资源整合、提升开发统筹力的有利途径。②壮大实力，增强企业成长力。发展旅游产业集群，就必须全方位开放旅游市场，创造优良投资创业环境，本着“招大商、引大资”的原则，吸引“有眼力、有实力、有能力、有成长力”的企业财团投资置业鄂西地区，以资本为纽带组建投资开发公司、以景区为核心组建运营管理公司，增强旅游市场主体的投资能力、管理能力和赢利能力。因此，发展旅游产业集群是鄂西地区壮大企业实力，增强企业成长力的必然要求。③提升品牌，扩大形象影响力。一方面要深度挖掘鄂西各个领域具有潜在价值的品牌，按照各类品牌的规范要求进行标准化建设与管理，积极申报创建品牌，整合旅游形象，统一对外营销，扩大鄂西品牌旅游及地域形象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当鄂西旅游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功能被外界认可时，旅游区域品牌便会形成。这一宝贵的无形资产会成为促进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发展旅游产业集群是提升区域品牌、扩大形象影响力的正确选择。④聚集产业，提高产业贡献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就是要针对围绕旅游业的多产业协作配套不够的问题，发挥旅游业“一业兴带百业旺”的综合优势，构建旅游业与鄂西地区三次产业的优势领域互动融合的发展模式，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链和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一系列消费热点和服务基地。

2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原则与重点

2．1基本原则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要遵循市场导向、规划指导、产业互动、择优扶强、注重创新、可持续发展等原则:①市场导向原则。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在坚持市场导向为主的前提下，政府部门根据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需要进行适度引导和干预，以促进其健康发展。②规划指导原则。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要与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与区内各县市城镇体系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相衔接，并按照国家和湖北省宏观产业政策进行规划指导，促进协调发展。③产业互动原则。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要与区域优势农业、特色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发展相结合，通过与相关产业的互动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现代服务业的持续发展。④择优扶强原则。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要突出重点，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较好的行业和县市率先发展，促进发展潜力大行业和区域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对重点培育发展的行业和区域的产业集群实行动态管理。⑤注重创新原则。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要突出区域内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把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全面创新发展。⑥可持续发展原则。要重视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土地节约、容量控制、环境保护，鼓励发展资源节约型绿色产业，严格控制各类污染源，保护好鄂西生态屏障，把鄂西地区建成低碳旅游和生态文明示范区，促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2．2发展重点

根据上述原则，结合研究区域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要素基础，鄂西地区要重点培育以下五大旅游产业集群:①以旅游中心城市为依托的旅游服务业集群。即以鄂西地区各个旅游中心城市为依托，构筑旅游服务业集群，以旅游服务业聚集基础较好的地段为中心，构筑内外交通、信息咨询、旅行服务平台，为游客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旅游服务。②以核心吸引物为中心的综合旅游产业集群。即以2011年遴选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十大核心景区为中心，构筑综合旅游产业集群，高质量地建设好十大核心景区的核心景点;围绕核心景点，合理布置餐饮、服务、交通、文娱、购物等配套功能，为旅游者提供舒适便捷、个性化、体验式的综合。③以旅游景观廊道为依托的餐饮购物业集群。以特色化、风味化、民族化、地域化为发展方向，以文化主题餐厅、风味小吃街、特色农家乐、休闲农庄为载体，以各级旅游景观廊道为依托构筑旅游餐饮集群，并结合旅游景观廊道和青年旅馆、汽车旅馆、自驾车营地建设，合理构筑旅游购物业集群。④以特色村镇为依托的旅游文化产业集群。从现有的专业旅游城镇、旅游名村中遴选若干文化基础好、发展潜力大、聚集引力强的村镇，建设旅游文化产业集群。按照城镇功能旅游化、建筑风貌景观化、文化氛围个性化和服务标准国际化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把旅游城镇、特色乡村建成服务平台、景观节点、体验中心、富民基地。⑤以生产基地为依托的旅游商品产业集群。根据研究区域的资源产业基础和旅游市场需求方向，我们认为鄂西地区可开发土特产品系列、民间工艺美术品系列、土苗文化纪念品系列、奇石根雕盆艺系列、山水书画艺术品系列、邮票画册音像品系列、矿产玉石系列、特色工业产品系列等特色旅游商品。研究区各县市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地建设旅游商品生产基地、研发及交易中心。

3推进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措施

3．1整合产业要素，促进产业融合

主要原则是:①要进行空间整合与聚集，形成布局合理、聚散有序的旅游产业空间格局;②进行横向协同整合，促进行业之间的相互配套、互补与合作;③垂直产业链整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具体对旅行社业而言，应通过横向协同和垂直链接，尽快形成一批在湖北省内和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大旅行社集团，并大力发展旅游电子商务，提高旅行社服务业的科技含量;旅游景区业要重点建设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精品景区，形成若干鄂西地区旅游景区核心品牌，形成旅游景区的相对空间聚集和优化布局，同时构建比较完整的旅游分销网络和旅游服务体系;旅游饭店业应分别从价值链、企业链、空间链等方面对旅游饭店业进行改造提升，合理调控区域内旅游饭店总量、档次、结构和布局，形成区域相对集中、企业相对聚集、空间布局合理的旅游饭店行业群;旅游交通业则应依托长江、汉江、清江航道、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和航空线路，构筑立体旅游交通大网络，近期应重点抓好三峡及清江库区游船体系建设;旅游餐饮业应重点建设城镇依托型、交通依托型、景点依托型旅游餐饮区，形成空间布局聚集与分散和功能的配套;旅游购物业要构建景区依托型、城镇依托型、交通依托型的旅游购物网点，提高旅游商品特别是鄂西地方商品的网点覆盖率;旅游娱乐业既要打造若干台能与鄂西自然山水相匹配的大型标志性演艺精品，又要培植一系列小型娱乐节目，同时还应加大对区域特色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力度，加强文化娱乐业与餐饮业及旅游商品设计生产的融合的融合，延长文化娱乐的产业链条，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3．2培育龙头企业，营造集群优势

旅游骨干企业是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旅游产业集群升级的带动力量，应重点支持一批骨干旅游企业发展，对有一定规模、发展潜力比较大的企业作为重点培植对象，使其成为旅游产业集群的核心主体，充分发挥它们在产业集群建设中的带动效应，逐步衍生和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聚集。重点扶持两种类型的旅游龙头企业:①集旅游产品研发与供应、旅游综合服务接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旅游企业;②控制产业链销售终端的专业性旅游企业。扶持旅游龙头企业的政策主要包括融资扶持政策、税费优惠政策、土地优惠政策、人才引进支持、项目支持、上市扶持等。

3．3重视公共服务，优化集群环境

积极发挥政府土地储备职能，通过征用、收购、置换等多种方式，对聚集程度高的重点旅游区经营性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储备，遵照“先期介入，预审协调，快速办理”的方针，缩短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用地审批周期。同时，紧密结合区域内旅游产业发展的实际，以产业聚集程度高的城镇和产业带为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行业研发中心、生产中心、交易中心和标准中心、检测中心、信息中心，逐步形成功能较为齐全的旅游产业公共服务体系。

3．4建设重点项目，提升核心引力

重大项目建设是提升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潜力的重要措施。鄂西地区应充分把握武陵山经济协作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等战略机遇，以发展农产品深精加工和自主创新为重点，促进一批综合效益显著、带动作用大的产业项目实施，引导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发展，同时带动一批配套项目，以拓展产业聚集和发展空间;突出抓好一批投资过亿元的以产业集群发展为主的重大工业技改项目和一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项目，培育形成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新的增长点。按照“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规模化”的整体思路，大力培育区域特色产业，鼓励支持有特色，有一定基础的乡镇开发旅游商品发展旅游业。如清江流域应重点发展恩施富硒农副产品、建始烟叶、巴东药材、长阳木瓜、宜都鲟鱼、土家腊肉、绿色山羊等特色产品的深精加工，示范带动一批专业镇和专业村，走“一镇(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道路。

3．5优化产品结构，塑造知名品牌

从与周边区域的对比来看，鄂西地区的自然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与同处于武陵山区的湘西地区存在着一定的雷同，且后者旅游业起步早、发展快，在市场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内部来看，圈内的旅游资源如清江画廊与神农架—神农溪、腾龙洞—恩施大峡谷也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可见，鄂西新一轮的旅游产品开发必须寻找有别于周边区域的亮点和卖点，既要打好“自然山水”牌，又要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区内核心景区之间也要存同求异、错位发展。因此，鄂西地区的旅游产品开发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适度超前地开发适应旅游市场发展需求的产品;根据周边区域的旅游发展态势，重点开发具有独特卖点的旅游精品。现阶段国民消费正从生存型升级为享受型和发展型，旅游消费逐步从奢侈消费品转型成为大众化必需品;农村居民出游迎来“井喷”会进一步充实观光旅游市场，城市居民向休闲度假转型使城郊休闲度假旅游异常火爆。省级、城际交通的高速化将会极大地减少客源地与目的地的心理距离和时间成本。鄂西地区新一代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以此为基点，重点谋划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精致化观光旅游产品、品质化休闲度假产品和时尚化专项旅游产品，满足广大游客的需求。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一）有资源，缺乏市场运作岳麓区现存的或有待开发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有反映湖湘文化渊源流长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有集道、佛、儒教文化于一体的岳麓山宗教文化资源；有早期革命活动为代表的橘子洲头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有中南工大、湖大、师大等高校文学院、美术学院、艺术学院原创艺术资源；有湖大的建筑设计、师大的服装设计为代表的创意设计资源；有阜埠河路时尚一条街为代表的时尚文化资源，等等。这些文化资源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但是缺乏深度包装、推介、开发，还没有形成理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

（二）有队伍，缺乏专门人才岳麓区是知名的科教大区，人才队伍高度聚集。在此生活工作的文化、艺术、IT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数以万计。而且，随着大河西建设的快速推进，来岳麓区居住、工作的文化创意人才越来越多。但是，缺乏高端的文化产业创意大师和文化商人，缺乏大型的文化艺术活动策划师、导演、文物艺术品鉴赏专家、经纪人和拍卖师等高端专门人才。

（三）有成果，缺乏有效转化岳麓区集中了多所全国性的名牌高校和数十家知名的文化科研院所，每年有大量的创意创作、科研开发成果。由于研究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创意人才与创业者之间缺乏交往、交流，虽然有成果，但缺乏有效的转化平台，成果的转化率很低。目前，岳麓区每年的创意、创新专利成果在1000项以上，这些成果每年大约200至250项得到转化，转化率不足1/4。

（四）有项目，缺配套和资金企业和创业个体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市场主体。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招商引资。[1]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愿意来岳麓区发展的文化创意企业很多，岳麓区在项目引进方面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是存在着用地指标紧张、融资困难等问题。主要表现在每年的用地指标过少、审批时间过长导致项目难以落地，配套建设跟不上；由于银行收紧贷款政策等方面的因素导致资金不能按时到位，等等。

二、加快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如何面对现实，扬长避短，进一步加快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就必须充分发挥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大区、文化大区和科教大区的优势，整合资源，强化引导，重点打造原创艺术、创意设计、文化旅游和艺术教育培训等基础好的优势文化创意产业。

（一）依托园区，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带动效应，培育和壮大文化创意产业规模并不断拉伸产业链

1.加强文化与市场的融合，做大后湖国际艺术区。在顺利完成园区一期建设的基础上迅速推进二期、三期工程，进一步完善艺术家工作室、展示中心、交易中心等硬件设施建设。引进全国知名的艺术名家，充分发挥艺术家的集聚效应和名人效应，鼓励原创，引导原创艺术消费习惯，以原创艺术作品的上市交易或艺术成果的市场转化促进生产与交易市场的全面发展，实现文化与市场的有机融合。同时，打通文化艺术成果转化文化产品和文化商品的各条市场途径，拓展原创艺术的研发、设计、创作、销售等环节，延长产业链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力争三年左右的时间把后湖国际艺术区打造成文化名家工作室的聚集区、艺术成果的集散区、精品力作的展示区，真正成为中国的艺术高地、世界的精品园区。

2.加强文化与科技资源的融合，做强岳麓文化创意产业园。在加强已引进的“中南大学科技园区”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中南大学、湖大等高校的科技潜力，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一是发展创意动漫产业。依托大学城高校丰富的智力资源，联合高开区动漫产业园或者借鉴其经验，重点打造动漫产业，在人才培训和经纪、出版（漫画）、动画制作、国际国内影视贸易等方面形成产业链。二是壮大手机游戏产业。依托“含浦声域”3G手机游戏与呼叫中心基地项目，发展数字游戏、数字影视、数字音乐、数字广告、数字教育等信息化产业，推动手机游戏和呼叫通讯技术的研发、网络传播、视频制作等产业发展。三是培育工业设计、建筑设计产业。加快设计成果转化，逐步形成从研发到专利转让、生产（或施工）、销售、售后服务等纵向产业链条以及装潢、图文制作等横向产业链。四是发展IT设计产业。以电脑软件设计为龙头，培育IT产品生产、销售等纵向产业以及网站建设、网络维护与管理、电脑销售和维修等横向产业链。五是发展新传媒产业。利用三网融合等信息技术，以湖南出版集团、高校出版社、体坛周报出版社等大型媒体企业为依托，开展报网互动，手机报等数字化实践，拓展新媒体产业链。

3.加强文化与创意的融合，做精锦绣潇湘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标准建设园区内的文化创意城，成立园区联络处、交流中心等机构，打造园区“文化创意创业中心”。通过建设水玻璃艺术工厂、图书城等文化创意馆场、商铺，大量引进艺术策划、时尚设计、创作、导演、作家、出版等文化创意人才，重点培育发展时尚艺术设计业、广告、图书出版、建筑艺术、影视传媒、艺术策划、文学艺术创作、文艺演出等文化创意行业。同时，开展企业与高校联姻活动，建立创意成果交易市场，鼓励高校师生进入园区创业，培育“学、研、产、上市”系列产业链。

4.加强文化与教育的融合，做优土城头艺术教育培训园。整合包括培育艺术培训在内的各种教育服务资源，充分发挥同行业集聚和“共鸣”效应，集约品牌培训机构，依托高校资源，因势利导打造以“土城头艺术公社”为核心的环岳麓山艺术教育培训区。发挥中南六省艺考中心的影响力，凭借高校和省、市广电资源承办音乐老师、舞蹈老师、播音员、主持人、演艺团队的各类工作人员进修、培训和选拨活动，重点拓展特长生培训、认证培训、技能培训、就业培训及其考试等教育服务产业链。

（二）突出创意，延展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外延，打造国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1.修缮文化旅游设施，提升岳麓山-橘子洲头旅游品牌的文化魅力和观赏性深度挖掘岳麓山、橘子洲的产业潜力，打造岳麓山-橘子洲头精品旅游品牌。一是修缮、扩修麓山寺、云麓宫，通过举办宗教文化节会，来增加人气。二是修缮七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墓，重建湖南抗战纪念陵园，弘扬爱国主义情怀，进一步提升岳麓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三是恢复原阜埠河码头。随着湘江拦河大坝的建成和水位的提高，恢复该码头，可以直接打通岳麓山和橘子洲头之间的通道，把橘子洲头、新民学会会址、岳麓山等著名景点连成一个整体，增进景点之间的融合性和系统性。四是完善橘子洲的文化设施。在洲尾恢复和建设水陆寺、拱极楼等古老建筑，提升橘子洲的文化韵味。进一步深入挖掘在长沙与蔡和森、何叔衡早期活动的历史题材，广泛收集相关研究成果、活动图片、手迹、音像资料，配合青年塑像，在橘子洲头修建“青年革命活动陈列馆”，突出橘子洲头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特色。

2.完善文化旅游配套，让游客留得住一是拓展文化旅游内涵和外延，打造一批特色各异的文化旅游配套的产业集群，让客购物在岳麓、休闲在岳麓。重点打造新民路特产与旅游纪念品市场、西湖酒吧娱乐文化市场、坪塘生态休闲保健基地、金星中路国际商业文化街区、望月湖古玩艺术品文化街区、咸嘉湖路歌厅酒吧街区、雷锋大道文化娱乐美食街区等若干特色街区，建设西湖文化园、梅溪湖会展创意园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二是精心打造三湘第一旅游音乐大剧《芙蓉国里》，来留住游客。争取上级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全力支持或者直接参与，聘请欧阳常林、冯小刚、欧阳斌等省内乃至全国知名湘籍文化创意名家、导演、旅游策划专家加盟，遴选全省优秀表演团队和表演艺术家，借鉴并超越张家界《新刘海砍樵》的创意，将之打造成综合反映湖湘文化、岳麓生态文明和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舞台音乐大剧，让游客观赏在岳麓，停留在岳麓，吃住在岳麓。三是在岳麓书院定期举办有创意的传统节日活动及“岳麓大讲堂”等活动，聘请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社会名家、大师来书院授课传道。

3.包装文化旅游项目，打造岳麓区两、三日游特色旅游线路一是整合红色旅游资源，运用及其战友早期革命活动足迹串联新民学会会址、橘子洲革命活动陈列馆、青年塑像、岳麓书院、爱晚亭等一系列景点，突出红色主题，打造红色旅游专线和品牌。二是打造岳麓区古遗址旅游线路。搞好北津城遗址修复建设项目，建设好汉王陵考古遗址公园项目。三是推出湘军文化旅游品牌。加紧推进湘军文化广场项目建设工程，打造反映湖湘文化的湘军文化广场、曾国藩墓园、湖湘名领纪念馆及军事生涯陈列馆等旅游景点。四是打造生态旅游专线。以莲花镇、雨敞坪镇和坪塘街道的优越生态资源为基础，重点发展都市农业、精致农业、体验农业，打造城郊文化生态旅游基地。五是积极推出以梅溪湖水上乐园、“两型”展览馆、洋湖湿地公园花卉园艺博览馆为主要景点的生态休闲游线路。

（三）发挥政府职能，营造文化创意产业的良好发展环境1.加大协调和融资力度，努力解决配套和资金问题进一步加大项目用地指标申报和协调力度，争取先导区的更大支持，优先解决创意企业用地指标问题。同时，充分发挥长沙市文化创意引导基金的支持和示范效应，积极吸收社会资本投资，[3]设立岳麓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通过制定相应财政政策，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破解目前融资困难问题。2.加大招商和招贤力度，发挥名企、名人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实好创意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着力引进和培育具有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知名文化创意企业，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带动作用。以优惠的创业政策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广纳海内外文化产业创意大师和文化商人，诚邀文化创意名人及其团队来岳麓投资兴业，发挥名人的带动效应。3.加大舆论引导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大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加强区内创意文化品牌和重点企业的宣传策划和媒体推介，提升文化创意品牌和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定期举办“相约后湖”原创画作展销会和湖湘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销会、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周、橘子洲创意文化节等节会，营造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氛围。

生态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呼唤并激发了相关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性质、思想（哲学、文化）基础、功能与价值、目标及路径等六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概括而言，国内研究者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方面视野较开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较深的理论深度。然而，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或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定义、内涵与目标的界定等方面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尚处“百家争鸣”的状态，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涵方面也是“百花齐放”，也未出现获得共识的表述；在目标的论证方面也呈多样化的态势，目标体系欠系统和全面。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个人喜好各执一词，这有碍于相关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因此，规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与内涵等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功能、价值、重要性、对策等阐述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建设资源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文化需求调查等）鲜有研究，后者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可能说明后者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难点。然而，后者却涉及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它们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一般性描述、经验性介绍或主观性对策建议，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显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相关学科（尤其是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基于某些具体高校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证、实验研究将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

（二）对今后的启示国内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而且某些研究还处在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引进和介绍阶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经验，结合国内实际，国内今后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重视生态学、环境科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支撑研究，注重将这些学科的基本原理有效地运用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领域中，以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2.加快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资源价值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示范学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等的研究，以便为国内相同大学的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规划、不同大学之间的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效果的横向比较、问题诊断及效果优化等提供科学依据，使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3.加强实证、实验和定量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获得国内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大量本底数据并进行相关的模型构建和理论提炼，促进国内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研究水平的提高。4.结合我国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注重传统生态文化（特别是生态伦理文化）内涵的发掘与外化，并有效地运用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展开更多的研究，以突出相关研究的中国特色或区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