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思想范文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1篇

在西方世界有数百年、在中国则大概只有数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存在的生态伦理思想，已多有识者指陈和论列，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区别、分析和比较。所据材料主要是来自儒家，包括由孔子整理过的既是古代原典、又成为儒家经典的典籍。

我想首先对我使用的这三个划分的范畴略作说明。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支持精神”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它或它们──因为这种精神可能是单纯和统一的，也可能是驳杂和复合的──构成人们如此行为的基本动机和内在基础。没有这种精神信仰支持的生态伦理很可能是不完整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相关思想”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我在这一范畴内不仅要考虑一些支持人们自觉遵守某些生态伦理规范的中介思想观念、或与之相容、互补的思想观念，也包括一些与其他文明相比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或从今天的观点看显示出某种局限性的思想观念。

一、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 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和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古代中国人对这种自然和生命的节律十分敏感并有各种禁令，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不可以内。

田猎?罘罗网毕翳?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

毋伐大树。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而直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到“季秋之月”，则“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并且，“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总之，当春萌夏长之际，不仅特别不许破坏鸟兽之巢穴，不许杀取或伤害鸟卵，虫胎、雏鸟、幼兽、也一般地禁止人们各种有害于自然生长的行为。所禁的行为对象范围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而其中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则可视为基本的原则。

这些“时禁”有其长远的渊源。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它们就已经是“古之训”，是“古圣王所制”了，例如，《荀子》“ 王制”篇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之所以有这些“时禁”，固然一方面有为了人的利益的一面，即如上文所说，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但另一方面也有让各种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长、“无伤”、“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意义，亦即不仅人的生命、所有其他的生命也都有其价值、有其意义。《礼记》里的“王制”篇也记载道：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止，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又《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一节记载：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罗，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鸟翼 卵，虫舍 ，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待，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大戴礼记》“易本命”则直接对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

对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和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

第三，即使是作为时禁，它们还可能并非叙述这些规定者的当时之制，即叙述者还只是说这些规定是“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是古“王制”，也就是说，在产生这些文献的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各国的法令政策中可能并不一定就现实地包括了它们，或者全面和严格地执行了它们，它们可能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追溯，但是，这些思想的存在又是确定无疑的，它们确曾体现在制度之中，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第四，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些禁令的对象（或者说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当然，有生命的东西被置于无生命的东西之前，能够活动的生命又被置于不能活动的生命之前。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我们甚至在上述主要针对自然物的行为的行为规范中也看到人事的影子，它们或者也同时是作为劝谏君主亦应如此处理人事的一个手段（如孟子、里革语），或者也主要是从如此做将对人有利的角度订立这些禁令（如荀子语）。从道德的主体或人、能动性方面，人在此无疑是居于中心地位，甚至在价值论上也是如此，但由于儒家实际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天道与人道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初见雏形的生态伦理既是人类中心的，又是生态中心的，它在行为规范方面主要是人类中心的，是天人有别的，而从其后面的支持精神和宇宙哲学看，它又是生态中心的，是整体论的，天人合一论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一节还要论述。

以上是国之禁，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规范呢？如何具体地处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矛盾呢？这是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孟子》中的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旦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据此告诉齐宣王，有这样一种设身处地的不忍之心，把它用于人事，用于百姓，自然也就有能力去实行王道，既然“恩足以及禽兽”，怎么可能“功不至于百姓”？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惜生爱物是作为一个要君主保民爱民的劝谏提出来的，仍然是与政治相关，具有政治的涵义，但也看到孟子主张把对动物、生命的怜悯之心包括在“仁术”之中的，并且由此提出了一个“权”的问题。动物的生命也同样是生命，所以君子对禽兽也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并不因对象是动物就不一样，但人又不可能不食肉以维生养生，至少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做不到素食（且不说素食也同样有一个损及植物生命的问题），人还可能在某些仪式中要杀死和使用动物（在此是祭钟），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宣王的办法是以大易小，以羊易牛，而重要的当然还是他亲自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的哆嗦发抖，从而引发了他的不忍之心，孟子的一个办法是既然“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而一般又不能不食肉，那么君子就不如“远庖厨也”. 这是不是一种虚伪？我想并不如此，当然，这是一种回避，但这种态度自然胜过认为这类事是理所当然甚至得意扬扬的态度。它还是表明了人对动物内心深处的一种歉疚和不安。人作为一种动物，自然也一样处在某种生态链中，就像其他有些食肉动物一样要以摄食其他生命为生。但是，有些可能不得不做的事并不一定就要大张旗鼓。“远疱厨”至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个人还可以考虑其他的办法。而以上行为态度的择取也反映出这里的论据主要是感觉论的，是对动物同样具有的痛苦及死亡的感觉的体会以及引发这种体会的亲见。设身处地的不忍之心在此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不忍之心并不以人类为限，虽然两种感觉还不能相提并论。

二、支持精神

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故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先秦其他流派、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之中。《老子》第25章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试图说明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则表明了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虽不独占，但却独特地表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尤其是在对易经的解释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贯通天人的宇宙和人生哲学。其述大略如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彖）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糸辞上）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之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糸辞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糸辞下）

天地??，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糸辞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神乎！（文言传）

这是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篇更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与天地叁”并非是指天地有隔，更非与天地分庭抗礼，而是说人只有如此至诚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与“天地”并称，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 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 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但其主旨在人事，尤在通过天谴，灾异来试图约束统治者，其说多是论作为最高主宰的“天”而非作为自然界的“天地”. 由上述“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而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的工作是在宋儒那里实现的。邵雍（1011-1077 ）认为：道为天地之本，而天地为万物之本。“人亦物也，圣亦人也”. 而所谓“圣人”，就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在于“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以及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 人要以物观物，而不要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这是通过“圣人”把人推到理想的极致，但这一“极致”并不是与天地自然对立，而是与之融洽，不是“任我”由我宰制万物，而是以物观物，顺应物之性。

周敦颐（1017-1073 ）认为由“无极而太极”，动静中立“两仪”（天地），生万物，而“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而又唯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圣人之道至公，是法天地至公，圣人亦法天之春生万物而秋成万物，即生民养民而又置刑以治。“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最为生动有力，而又简明扼要地表现了宋儒之宇宙人生哲学的一段话见于张载（1020-1077 ）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亩厉す眩?晕嵝值苤?吡??薷嬲咭病S谑北V??又?硪玻焕智也挥牵?亢跣⒄咭病Nピ汇5拢?θ试辉簦患枚裾卟徊牛?浼?危?ㄐふ咭病V??蛏剖銎涫拢?钌裨蛏萍唐渲尽2焕⑽萋┪?捭茫?嫘难?晕?诵浮6裰季疲?绮?又?搜?挥?⒉牛?狈馊酥??唷2怀诶投?自ィ?雌涔σ玻晃匏?佣??耄?晟?涔б病L迤涫芏?槿?撸?魏酰∮蚂洞佣?沉钫撸??嬉病8还蟾T螅??裎嶂??玻黄肚秤瞧荩?褂衽?冻梢病4妫?崴呈拢?唬?崮?病?br> 此铭以天地为父母，视天地间万事万物皆与己同为一体，同为一性，不仅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所有事物也都是自己的朋友。人是由天地所生，是天地中的一员，人也要把天地放在自己的心中，与大地上的万物确立一种相与互友之道。在此篇宁静自然的叙述中，却寓有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使人们深刻思考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程在有关天地之道是生之道，故人亦须爱惜自然界生命方面有深入的阐发。如程颢（1032-1085 ）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化醇。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 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 又《二程集》“遗书卷二上”阐释“天只是以生为道”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成却待它万物自成其性须得。

告子云“生之谓性”则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须是谓之性。皆谓之性则可，於中却须分别牛之性、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释氏说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如此则不可。“天命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於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马则为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则为牛之性，又不为马底性。此所谓率性。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谓教’，此则专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复之，则入於学。若元不失，则何修之有？是由仁义行也。则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亦是万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为道。

人之性是禀之于天，人之道（仁道）亦须法天，以生生为意。陈荣捷认为，二程以仁为生生之性，至此“仁”始有一形而上涵义（及宇宙论根据）。仁为生生，与天合一。后来朱熹训“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此理也就是天地之心以生万物之理。“惟有由于天地以生物为心之理，始能生爱。此一结论为儒家伦理予以形而上学之根据。此为最重要之一步，使儒学成为新儒学。同时此亦为最重要之一步，使新儒学得以完成。”据张九成说，程颢书房窗前有茂草遮盖了石阶，有人劝其除去，他说：“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其在宫中时，听说皇帝漱水时避开蚂蚁以免伤生，则予赞扬，并劝帝“推此心以及四海”. 而当皇帝折断柳枝时，则予劝阻说“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并曾折断粘飞鸟之竿。又程颐二十多岁时不忍家人买小鱼食猫，特地留下养于池中，并撰一篇《养鱼记》表达自己对“古圣人之政禁”的感想：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闯兀?阄膊挥?卟恢猩保?胁坏缅鳎?瞬坏檬常?ト酥?剩??锒?簧艘踩缡恰N锘袢缡牵?蛭崛酥?制渖?凰炱湫裕?撕稳缭眨克际恰S阒?l妒鞘保??惺抢б?客剖怯悖?氩豢杉???br>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必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

朱熹认为“仁”的意思就是“生生”，“仁是天地之生气”，“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逐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朱熹说他“只是从生意上说仁”.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义礼智，皆以四者相为用。”“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至今，生生不息，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但朱熹不喜言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而心学一派则较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陆九渊（1139-1193 ）十几岁读古书至“宇宙”二字，突然省悟道“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者也”. 并写下“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说“宇宙不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王阳明说“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阳明又言：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掩，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

借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在支持精神方面，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以后者为重心。儒家关爱的次序一般还是在人类中以亲为先，而在所有生命中则又以人为先，例如，孔子听到马棚烧了，也还是首先问人不问马。在儒家文献中，并有许多有关人禽之别，人为万物之灵，而圣人又是人中之灵，人之优越就在其道德、理性及“能群”等方面的论述，例如：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周书。泰誓上》）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德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礼记》“礼运”）

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故曰∶一与一是为人者，谓之圣人。（《荀子》“王制”）

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也。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礼论”）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为仁，不仁於他物，独仁於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类”）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韩愈《原道》）

但是，儒家虽然认为人因其道德理性而优越于动物，人的关心、尤其是将这种关心付诸实践的次序，也一般是从人类再推及其他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价值就绝对比其他生命高，人就可以为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对其他生命为所欲为。人之优越恰恰在于他能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他人及其他动物，在于他是道德的主动者和人。这也不意味着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得到优先关照，除了上述的一般优先次序外，还有一个严重性和迫切性的优先次序，在有些情况下就是后一种次序更起作用。而一般说来，在古代社会，生态的问题并不构成严重而紧迫的危机，所以，生态伦理在儒家思想中并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其行为规范的要求也非强式。但是，在儒家的宇宙哲学中，却蕴含着一种人与天地的关系应是融洽无间的，人并不能把自己看作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主宰，不能以自然为仆人，相反，他应视天地为父母，视所有生命都与自己相通的精神。总之，儒家是从整个生态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其精神可以为现代处在生态危机严重困扰中的人们提供深厚的价值支持资源。

三、相关思想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叙述儒家一些与生态伦理有关的思想，它们并不是直接思考生态平衡或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但客观上还是或者制约了对环境的破坏，或者有助于培养一种善待自然物的心态。我在这里主要想提出两个我认为对环境保护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思想，一个涉及对经济及物欲的看法，即限度和节欲的观念；一个涉及对人和事物的一种基本态度，即一种中和、宽容、不走极端，“不为己甚”的态度。

1 、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客观上形成了对环境保护的一道最有力保障可能是儒家对发展经济的看法。儒家虽不像道家那样极端——比如说像老子那样希望回到并保护“小国寡民”的孤立停滞状态，甚或像庄子那样希望回到一种“与木石居，与鹿豕游”的自然状态，并视技术为“有机事必有机心”而绝对予以拒斥——但是，儒家也一直并非以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不以物质财富的不断涌流，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己任；而是更注重形成崇高而优美的人格、德性，一方面不断在道德上超越，力求造就高尚的君子、圣贤；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的风俗淳美，上下相安。用梁漱溟的话说，它主要是“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用力”. 儒家固然也主张富民养民，丰衣足食，但在这方面是有一个限度的，即在人们的生活资料满足到一定程度后必转向道德修身和教化，而不以不断鼓励民众拓殖财富为能事。它促使社会上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一部分人的视线和精力朝向人文和道德修养，而不是朝向科技与经营，它也抑制了最有可能带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商业活动，逐渐培养起一种以读书为荣、任官为贵的社会风尚，而不与读书和官职联系的财富则遭到怀疑和限制。孔子说：“君子不器”，“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说“仁义而己，何必曰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儒家思想家那里，一直有一种重义轻利的倾向，在他们影响的国家政策上则表现为重本抑末、重农轻商。这使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相撞后马上显出了实力落后，而在其内部固有的两千年历史中，又要碰到这种对经济活动的抑制，与重视孝道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所造成的人口剧增所形成的矛盾。只要积以一段时期的和平发展和繁衍子息，猛增的人口就要不仅给社会，也给自然界造成巨大的压力，结果客观上常常是悲剧性地通过战乱和饥谨来减少人口；逐渐恢复人口与资源之间的一种平衡。而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亦是“赤地千里”，不要说动物，连树皮草根亦被充作食物。

但无论如何，这种经济发展的制约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制约，短期的自然破坏亦决不可与现代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破坏同日而语，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大体上仍保护了中国的山水还是“青山绿水”.2、中和的思想这种中和的态度可以溯及很远。据说商汤就曾“网开三面”，即便在捕猎时，也给被猎者留下更多的活路。据《礼记。王制》，古代天子狩猎时“不合围”，诸侯狩猎时“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动物都杀死。总之，均有不“一网打尽”，留下一条生路之意。《尚书》“尧典”说“人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梓材”说“合由以容”. 《诗经》“伐木”引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来启发人应相互友爱，并说“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荀子》“礼论”亦引鸟兽之恻隐其类来鞭策人。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包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论述“道”、：“元气”“阴阳中和”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娜出，并阐明了自然界的和谐及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这些初始的生态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又名《太平清领书》己经受到了许多道教学者的重视。《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德经》的主题思想，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道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并以道的法则和谐运转，这些思想都为其生态伦理意识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为塑造天、地、人、自然万物的整体和谐提供了本体性的思考。在今天，从古代经典中挖掘生态伦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太平经》认为，道是万物之本根，通过元气化生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守一明法》说:“万物之元首，不可得名者。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说的就是道为万物之本、不可名状，六极也是随着道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化生出万物，天地更不例外。天道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作为万物的根本，又是通过“元气”来化生天地万物的，。元气遵循道的法则来运行，生化出天地万物。《太平经》认为，“元气”有“太阳、太阴、太和”三气，三气相通形成万物。卷十八至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说:“阴阳者，要在中和。中和气得，万物滋生，人民和调，王治太平。”只有阴阳中和、三气和谐才能使人民顺意，万物生长。阴阳、中和是道实施的具体状态，是元气化生万物的和谐之势。《太平经》还提出“三名同心”，“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都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二为一，称为三名同心。“太阳、太阴、中和”三气和谐可以维护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实现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以后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篆和仪式规范中都发展了三名同心、和谐发展的思想，为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二、《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太平经》包含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太平”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太平，而社会的太平又是以天地自然系统的和谐为依据的。因此，它既包括自然界的和谐，又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生养万物要遵循法则和自然规律，这样才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太平”，才能达到太平之世。

《太平经》认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是顺应天地之性，卷五十四《使能无争论法》指出:“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天地之性，即万物各自的生长规律，让万物达到本身所能达到的状态，如果违背了天地万物的本性，自然界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当然，“天父地母”说也为人与自然和谐的说法提供了依据，人应敬父爱母，也就是顺应天时、珍惜土地。反之，人如果侵害自然，就是不孝顺父母，必然会受到惩罚。“天父地母”的重要概念，从生态学角度讲，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内容。

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太平的基础和前提。当时的社会五行失序，兵疫水灾肆虐不穷，是极其混乱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太平经》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而认为造成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是天地人三气不相通，三气不通、不能和谐共处、合成一家，天下难得太平。有的学者认为:“顺应民心，足其衣食，去其冤结，这是实现国家太平长治的根本条件。《太平经》就是吸收了当时一些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理想中的太平世界。当然，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对于当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引导人们摆正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倡导和谐，寻求长远发展，这也正是《太平经》有关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

三、《太平经》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太平经》所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和观念在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于树立新的生态伦理观和文明价值观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含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以新的价值伦理观去审视人类，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生。当然也要考虑到后人的祸福、先人的功过，是否会给后人带来影响，这就是“承负”说。承负说隐含着为了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应该是寻找可持续发展理论依据的最早的道教理论。第二，蕴含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从《太平经》生态伦理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来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长远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当然社会的和谐必然离不开自然界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对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生态文明以尊重和保持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立脚点。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也必然带来贫困、污染的国际化蔓延，损害他人必然危机人类整体，因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不能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太平经》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唤起了人类对自然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人需要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076-02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下转第78页）（上接第76页）这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鲁洁,王逢迎.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87.

\[2\]冯沪祥.人·自然与文化—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39.

\[3\]伊希成.捆扰人类的全球问题\[M\].哲学研究.1993,(3).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华兹华斯；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责任

近年来，随着生态困境的频现，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英国及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威廉·华兹华斯的生态意识及其对现代生态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贡献被逐渐认识并受到肯定，但遗憾的是对华兹华斯生态观的理解与研究却多流于文学表面，缺乏从生态伦理学范式的角度对其生态前瞻性以及维系其诗学理念内在统一和逻辑性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剖析与探究。本文拟从当代生态伦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然的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人类的生态责任等层面切人，从生态伦理建构的角度探究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期对今天社会良性生态伦理建构具有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伦理思想建构

人类社会步人二十一世纪，物质文明取得极大发展，但同时人类对自己唯一的家园——地球却也负债累累。工业化进程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的生存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面对生态困境，人们不得不反省“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什么是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人类的发展是否一定要以自然的毁灭作为代价?自然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西方传统的伦理学给予了人们错误的指导，“它从未考虑过人类主体之外的事物的价值。它在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的分割时，发展了一种自然界没有价值的科学和伦理学。在这一框架下，人成为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需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这种伦理观念鼓励了一种对自然不加约束的行为，是造成人对自然界的掠夺，形成环境危机的重要根源”。

生态危机呼唤着一种新的伦理思想的建构。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武斯特在其《自然财富》(thewealthofnature)中所述：“今天，我们正面临生态危机，不是生态系统作用的结果，而是我们的伦理系统作用的结果。为了尽可能地度过危机，要求我们准确地认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而且要求我们认识那些伦理系统并运用这种认识去变革伦理系统。”

倘若我们打算继续生存下去，那就必须唤醒潜藏在内心深层的自我意识，构建一种新的伦理范式，用道德甚至法律的力量来维护它。显然，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必须基于生态规律，吸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成果，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承认并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革命性地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挑战，把道德义务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态系统，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伦理范式即生态伦理学范式。

二、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思想

华兹华斯一生隐居英国中西部湖区的自然山水中长达五十几年．他以朴素清新、自然流畅的文笔热忱地讴歌大自然．创作了大量歌咏自然的作品，被称为“大自然的诗人”。而今在生态危机重重的现实语境下存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过程中，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发现这位“大自然的诗人”追求精神生态．肯定自然的价值，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肆意掠夺．批判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及精神生态的摧残和损害．呼唤人类担负起生态责任，其理念折射出当代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奕奕光芒，其生态伦理智慧显示出了超越时代的、被后世社会发展所证实的远见，对于当今社会建构良性生态伦理范式不乏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1．自然的价值

欧洲人对自然的理解往往是多种涵义的，就其根本意义来讲，自然是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物质资料的场昕，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征服与服务的关系。另外。于宗教的情怀，在他们眼中自然的样式也是神的安排．自然之中无不体现着神性。而在华兹华斯眼中．自然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泛神论的．而是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精神之所。

华兹华斯在诗作中描述了大量的自然美景：《早春命笔中大地网春时的百鸟争鸣、百花斗艳，威斯敏斯特桥》清晨的宁静、太阳的华美初照，太阳早已下山中皎洁的月光．《廷腾寺》旁的流泉瀑布、丛林果闶。如果说对自然美景的描述只是生态学描述，屁然美景诱发诗人对它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山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大自然的美丽使诗人炊欣鼓舞。明月艳阳、山川河流、花木鸟虫都是欢乐的触发刹．即便是在孤独忧伤时。美丽的自然也予人安慰和喜悦。

美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础。美不是一个可推论出伦理标准的范畴，但是人类对美的直觉产生了能激起伦理行为的某种关系。伦理学家斯蒂文森认为：生态学描述和伦理学的规定之间是能够通融转换的．中情感是关键的转换器一。自然美景带来的强烈的情感为诗人的生态伦理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诗人诗中所述，“生命力散发出天然智慧，欢愉示真理”。大自然所带来的快乐情感使诗人认识到了真理自然的伟大价值，它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工具价值，也不仅只停留在审美的层面。华兹华斯认为自然是“最纯真信念的牢固依托．心灵的乳母、导师、家长。全部精神生活的灵魂”。自然界支撑着一切生命。它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给人希望，净化人类的情感和思想。

2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当我们考察人类作为生物的自然性时。我们就会发现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有着共同的特征、相似的进化过程并与它们共有一个生态环境。如生态伦理学者泰勒所说，“人是地球生物圈自然秩序的一个要素。因此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地位与其他物种的地位是一样的”。只关注人类一个物种福利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肤浅片面的，每一个物种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平等的道德权利．应当同样得到道德关怀。重读华兹华斯的作品，会发现诗人早已建构了基于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道德准则．深深悲哀于狭隘的人类巾心主义带来的伤害。

《宪跳泉》集中体现了华兹华斯对人类巾心主义的抨击。在爵士的疯狂追赶下，美丽的公鹿走投无路纵身跳下山崖，死在清泉边。爵士并不同情公鹿的死亡，为了炫耀反而在鹿死的地方修造华屋继续作乐。肆意改造自然最后带来可怕的灾难．鹿跳泉一带变成最荒凉的地方。在诗人看来．鹿的痛苦是一个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问题。“如果一个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它们有理由和人类一样获得道德权利．也拥有人类应予关心的权益”。诗人呼吁：“我们的欢情豪兴里。万万不可／羼入任何微贱生灵的不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兹华斯批判了认为只有人类关系才涉及道德范畴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更预期了20世纪末深层生态伦理学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尤其是今天的“动物权利”思想。诗人描述公鹿死后自然彻底异化则体现出自然界持续生存的权利遭受破坏之后其对所受侵犯的挑战．暗示了大自然的权力。从这个意义来讲，诗人的道德境界又已超越了动物福利这一层次，他肯定自然的权力与利益，并暗示生命是同时并存、相互依赖的。大自然的稳定和生机取决于生命形态的丰富，而不取决于是否有一种物种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和统治其他物种。因此，《鹿跳泉》的故事实际上体现了华兹华斯的道德准则：敬畏生命．尊重自然，而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3．工业文明批判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工商业的突飞猛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财富，人类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凭借着新生的科技力量无所顾忌地进行着破坏性和掠夺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无情的机械文明使人们丧失了固有的悠闲生活与美好的本能，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存的关系被破坏，最下层的劳动者生活艰辛。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描述《塌毁的茅舍》《西蒙·李》《女游民》的悲惨命运，农夫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最后一头羊》。这些作品直接表达着诗人对工业文明和人类无尽贪欲伤害自然以至伤害人类自己的不满与悲哀。

同时，华兹华斯也批判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导致人的身心疲惫和精神枯萎。华兹华斯这样描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英格兰成了“死水污池”，“自然之美和典籍已无人赞赏”，“淳风尽废，美德沦亡”。“我们在人类的愚昧与罪恶中耽搁已久，被迫观看那些悲苦的情景，哀伤、失望、恼人的杂思、混淆的是非、衰竭的热情、最后是尽失希望的本身以及希望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折磨着我的内心!”。在他看来，人类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吸取大自然的教益，不敬畏自然。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人类歧视、侵犯大自然及与人类相互依存的自然界的生灵，这是可悲的人类自身的道德精神的堕落。

4．生态责任呼唤

生态责任即人类对自然整体的责任，也就是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自然，它是人类基于对生态规律及生态知识的了解与认同而衍发的。在从对生态学描述的理解到对伦理学规定的认同与执行的转换过程中，情感促使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使人领会在自然生态规律中蕴含着的人类责任。显然，自然的美好带来的欢愉情感及工业文明与人类中心主义伤害自然而带来的悲哀促使华兹华斯感悟到了人类的责任，诗人以众多作品抨击自然与人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呼吁人类承担生态责任。

在《责任颂》中，华兹华斯强调责任的重要性：责任是“指路的明灯”，“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条”。只有责任“律令威严”，能够“伸张了正气”“叫世间昧昧众生终止无谓的争斗”。诗人请求责任女神赐予人类“自我牺牲的意志”，使人类“谦恭而又明智”，呼吁人类“竭力尽心，将你(自然)侍奉”。华兹华斯呼唤人类承担责任，保护、回馈自然，在《泉水》中，诗人指出对于大自然千万不要“做无谓的争斗”“；在《劝诫》中他又告诫人们：不要从“大自然的书上把这珍贵之页撕下”，因为“凡现在使你着迷的一切，从你插手的日子起就消失”。为了保护和回馈自然，诗人也呼唤物质生活简单化，他赞美简朴的生活，反对过度的物质欲望。在《伦敦，1802年》中，诗人就抨击简朴生活、高尚思想和心灵的平和等在当时都消失了，而“侵吞掠夺，贪婪，挥霍无度”成了“崇奉的偶像”。诗人呼吁遵从自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正是当代生态伦理学家们认为人类应尽的生态责任。

“生态伦理思想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目的是使之和谐统一。因此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是守护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回归自然、融人自然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最终吁请。华兹华斯在许多作品中赞颂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勾画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在《两个懒散的牧童——地牢峡瀑布》中，少年在山岩下的草地上、阳光里，欢快地吹奏着风笛，山中的鹿角草和狗尾草装点着他们的帽子，林中的鸟儿不停地高歌，千万只出生不久的小羊都在山坡上。诗人推崇这世间最为安详的理想美景：自然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人类和其他生命共存于这个呈现着美丽、稳定与完整的生命共同体。甚至在诗人看来，人类也完全可以如同《序曲》第五卷中温德尔湖畔的小男孩一般，与大自然神交；或者象住在鸽子泉边人迹罕至地方的姑娘露西，摆脱尘世纷扰、摒弃社会赞许需要，直至生命停息，“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显然诗人认为：当人真正融入自然之后，人的灵魂就永驻天地之间，无论他的肉体是否存在，人都将永远与自然朝夕相伴。而这正是人类回归自然的最高境界，也履行了人类最高的生态责任。

三、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类历史常常不是线性发展的，必须殷殷回首，以捡拾不该遗落的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存经验，使前行之路少一些误区。探究威廉·华兹华斯作品中体现的生态伦理思想，发现诗人追求精神生态、反对人类肆意掠夺自然，呼唤人类对于自然的责任，他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社会发展与人类的责任作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些解释验证了他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今人类社会良性生态伦理范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聆听他穿越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唤，折服于其伟大远见，更体会到人类不可推卸的生态责任。

也许正如勃兰兑斯所述，“华兹华斯的真正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烦嚣已经使人忘却自然，人也因此受到惩罚；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淳朴印象的敏感性”。那么，何不跟从诗人的呼吁：“起来!朋友，且开颜欢笑，／凭什么自寻烦恼?／依山的斜日渐渐西垂，／傍晚金黄的光焰，／把清新爽目的霞彩柔辉，洒遍青碧的田园。／啃书本——无穷无尽的忧烦，／听红雀唱的多美!／到林间来听吧，我敢断言：／这歌声饱含智慧。”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老子；生态伦理；启示

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由生态环境危机所引发的生存与发展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子哲学包含了深刻的的生态智慧，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这无疑将会给我们应对挑战，走出困境带来重要的启示。

一、老子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以“道”为核心概念的老子哲学，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在《老子哲学中“道”的生态伦理意蕴》[1]（P.47-48）一文中我曾进行过分析，现概述补充如下：

首先，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以“道”为其世界观基础。老子将道由一个普通哲学概念抽象为世界的本源，强调了天、地、人、自然及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将思考的范围从人道、天道延伸到了整个宇宙，以朴素的整体观来审视世间万物。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2]（P.163）又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2]（P.163），人只是由道所创生的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其次，万物平等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观前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P.232)，万物都是由道所生，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只是宇宙整体中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生态整体的一员，人并不具有比其它事物更优越的地位，也没有凌驾于其它生命或非生命形态之上的特权。第三，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行为准则要求。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2](P.261)。道、德之所以被尊崇，就在于他对万物不加干涉而顺任自然。道创生万物，又内化于万物，万物就应该依道而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P.163)，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应效法道，自然而然的展现自身。那么具体到人，应该如何做才是合乎自然之道的呢？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2](P.209)，人要效法道，就要做到自然无为。这里的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顺应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对事物妄加干涉。此外，老子还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2](P.106)，“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2](P.244)，所以老子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P.239），强调了人应该少私寡欲，知足知止。

二、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克服生态异化，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老子的生态伦理思想以朴素的整体观念来看待整个世界，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不过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生态系统中的要素，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的生存与发展要依靠自然万物，不能违背生态系统的规律，也不能脱离自然生态系统独立存在。近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长期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自然的存在和长期发展，就不会有人类的产生。自然不仅产生了人和人类社会，还提供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一切，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最初来源，在自然和人类长期的共同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P.78)。我们知道，世界是主客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的力量转化为对象物；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客体转化为主体的生命结构因素，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正是这种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才推动了人和自然的共同发展。然而，人类从产生之日起就只看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忽视了二者的统一。近代以来，人类的“理性”从“神性”的束缚中得到了解放，自然不再像以往那样神秘，一直以来人类对自然存有的敬畏、虔诚和恐惧也随之消失了，自然的主体性和内在价值被人类忽视，自然成了人类改造和征服的对象。在人类取得了对自然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同时，自然也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和反抗。尤其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报复和反抗更加激烈。人的生产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打破了自然界原有的动态平衡，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自然开始成了人的对立面，成了危害人生存与发展的力量，这就是生态异化。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才能够摆脱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克服生态异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认识到自然的主体性地位，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才能继续的存在与发展。

三、更新发展观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万物都由道所创生，都要效法道的本性自然而然的存在和发展，人类也不例外，不能违背事物的本性肆意妄为。同时，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其限度，如果超出其限度，就会向其对立面转化。人应该效法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不对自然妄加干涉，否则就会导致“凶”的结果。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2](P.124)。回顾人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发展观本质就是经济增长观，人们认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够保障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只要发展经济，就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因此，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经济发展成了发展的首要目标。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成了衡量发展成果的主要标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成了经济增长的代名词。自然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库，成了垃圾场和人类肆意污染破坏的对象。在传统发展观的引导下，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形成了资源―产品―污染的资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以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为代价，通过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开发利用，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人类面带入了生存发展的生态困境。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要实施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自然生态的环境承载能力是有其限度的，所以必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控制对自然的污染和破坏。要实施可持续发展，还要改变以往的旧有的生产方式，实施循环经济，最大限度的节约利用自然资源，最大程度的控制对自然生态的污染和破坏，从而兼顾经济、自然、和社会共同的发展，兼顾代际发展需要，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四、改变生活方式，实施绿色消费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的物质欲望的不满足是带来灾祸的原因，只有知足知止，少私寡欲，才能够长久。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会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的开发，除了人类忽视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和自然与人类共生共存的整体性以外，就是因为人们把消费欲望的满足作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约瑟・ 汤因比所说:“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美的。但是我认为, 在允许贪婪肆虐的社会里, 前途是没希望的。没有自制的贪婪将导致自灭”[4](P.57)。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节制的消费欲望，必然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最终将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人类应该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提倡节俭，实施绿色消费。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知足知止，少私寡欲，改变生活方式，转变消费观念，实施健康，环保的绿色消费，才能实现人类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国勇.老子哲学中“道”的生态伦理意蕴[J].世纪桥, 2011，(23).

[2]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古代儒家“天人合一”、“顺应天常”、“仁民爱物”、“寡欲节用”的生态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尊重自然万物，珍惜自然资源，取予有度，消费有节，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伦理观。

一、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肯定人是自然的产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这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关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表述有所不同，也有不同学科意义上的理解。从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强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儒家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主张天人相感相通、天人合一观念。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整体意义上的生态伦理观念十分鲜明，以至于儒家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孟子提出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汉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理论。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发展到宋代更趋成熟。宋代张载说，“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他认为天道的“诚”就是天德，“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即儒者需要通过“明”来达到对“诚”之天德的把握，以实现天人合一。

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不仅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且认为天地运动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

（二）儒家“顺应天常”的思想，强调生产活动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周易•大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道，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对为政者提出了顺应自然、使其行为合乎自然本性的道德要求。

儒家深刻地洞悉到万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联系，有其自身秩序和自身规律。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认识到了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性。荀子指出：“天有行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不仅肯定了自然万物运行规律的客观性， 而且强调人们只有认识规律， 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避“凶”趋“吉”，由“乱”致“治”。儒家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要求人们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按照四时变化和生物生长规律组织生产和生活。这样才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

（三）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倡导人们爱惜自然万物，重视对动植物的保护

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要求把“仁”、“爱人”、“义”、“礼” 这些人际道德原则扩展到自然界万事万物之中去，以此来协调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孔子认为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人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孔子家语•弟子行》）。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爱万物”的思想，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宝贵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 “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著名命题，“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他们都主张人类要仁爱自然万物，对自然实行“人道主义”。

（四）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准则，要求对大自然索取有度，对资源节约使用

儒家主张慎用资源，强调“取之有度”；要求人们珍惜资源，“用之有节”。崇尚勤俭节约，反对暴殄天物，历来是中国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儒家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上则体现为一种对物质享受的节制和对自然资源的珍惜与爱护。

《礼记•王制》载，古代天子狩猎时“不合围”，诸侯狩猎时“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动物都杀死。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 树木盛则飞鸟归之， 庶草茂则禽兽归之”（《吕氏春秋•功名》）。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二、对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

研究儒家的生态节约理念，从中得到启发和总结，可以为我国的环境保护，节约开发，持续发展起到理论思维方面的启示。

（一） 增强使命感，培养全民生态意识。古代众学者都是尽力宣传自己的学说，著书传道，四处散播思想的种子，以使得自己的思想能够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行为准则。如：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等均是如此，所以儒家思想才会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这告诉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项关系民族未来发展的事业，需要从提高全民族的生态伦理意识开始，不断普及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在人们中形成一种保护环境的共识。

（二） 增强责任感，推动社会协调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儒家顺应天常的思想是正确无疑的，违背自然规律肯定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自然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应该遵守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的都会受到惩罚。儒家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以和谐共生为根本方向，通过节制开发自然，保护其正常功能为前提，使得自然资源既能得到保护持续发展，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人类应该树立这种生态观念，进而约束和规范人类行为。

（三）增强危机感，实现资源持续利用。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同时看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提出要节俭节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启示我们，建设现代生态文明要从每个人做起，提倡节俭的消费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初露端倪，甚至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有人统计说：中国人平均一年喝酒量相当于两个西湖，一年抽掉的烟对接起来的长度可绕月球转150圈，一年用掉的一次性筷子折抵一座大兴安岭森林，这给我们的资源造成很大浪费。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就显得刻不容缓。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提倡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正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促使了人类伦理观的扩展，使生态伦理成为人类伦理范畴的重要内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分有利的。（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00）

参考文献：

［1］ 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2］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 社,1997.

［3］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4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现出“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表达了“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致力于“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这些朴素的生态伦理智慧开创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之先河，在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对当今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也在日趋恶化:耕地锐减、植被萎缩、物种频亡、沙漠狂扩、空气污染、淡水危机……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困境，世界各国都在竭力寻求解救良方。西方学者曾经感言:如果人类21世纪要生存下去，就要到2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的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已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华民族有利用孔子智慧解决上述困境的先天条件，它总体上讲求德政仁治，重视民生疾苦，强调人际伦常，追求社会和谐。在孔子的思想中多处涉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问题，如“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探析这些古老而素朴的生态伦理智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当今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生态伦理认知

生态伦理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春秋时期，由于科技文化落后、神学迷信盛行，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充满着神秘感，因此对自然界存在一种依附和敬畏的心理。孔子虽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论及人与自然(当时表现为“天”、“命”)的关系时也无法摆脱敬畏的伦理心态。

孔子注重人道，淡薄天道，甚至“罕言命”“不语怪、力、乱、神”。其学生曾子对他评价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其中的“性与天道”各指什么?《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天所给予人的气质叫做“性”，依照本性去做事叫做“道”。“性与天道”关系如何?从《易传》中可发现孔子的观点:“天道变化，各正性命。”即天道是不断变化的，在变化中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也就是使每一个事物都能够按照它本身的性质来发展。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一观点，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观点，即由“尽心”到“知性”再到“知天”的认识途径，认为人可以通过修心养性感知到“天道”。孔子在“天道”、“性”、“命”三者的关系l提出了由天到人、又由人到天的认知过程，即由“敬天畏命”到“知天达命”的发展过程。骆承烈先生也认为此处的“性”指道德，“命”指规律，天能够生长万物，也能给人以美德。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较多，《论语》最为全面，仅在《论语》中，“天”就出现过犯次，“命”出现过18次，“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过3次，这些论述都是分析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文本。

在论及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时，孔子表现出直观素朴而又慎重务实的风格。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孔子的伦理意识是“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在当时都是超自然的力量，孔子对其知道得不多，故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不盲从。当然，这也是由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所决定的，懂得不多自然也就谈论得少。在对待“天”的问题上，孔子怀着无比的敬畏，他已认识到了自然之天力量的伟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客观存在的天不用说话，一年四季在不停地运转，自然万物在不断生长。加上受周公“以德配天”思想的影响，孔子推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圣人之道，他意识到了人应“敬天畏命”，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然而，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在遇到重大挫折或伤心透顶时，孔子还是难免归咎于天或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特别是对能做到“三月不违仁”的得意门生颜渊英年早逝发出了“隐!天丧予!天丧子!的无奈悲叹。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天”、“命”具有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万物的能力;“天”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之大”，又是其主观世界的“义理之大”。对于“自然之天”，孔子的认识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已经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理性倾向。这种认识也为荀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莱亡”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义理之天”，孔子的认识则表现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守旧立场。《礼记·表记》曾载孔子言:“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这就表明孔子在价值标准和思维模式上赋予了君权天授的观念。信奉君王为上天之子，作为天在人世间的代表，以“仁德”天子为最高代言人来转达“天命”。即使是在身遭困境时他也以“天命”不可违为伦理本位，坚信“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但孔子并不屈“大”、服“命”，他务实而不务虚，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无力改变“天”、“命”、但可改造自身，人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加深对“天”、“命”的认知，只有具备了这种认识才能成为“君子”，其依据是:“不知命，无以成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因此，在孔子看来，“敬天畏命”的伦理意识是成就君子的必备条件，“知天达命”是君子必备的生态道德义务，但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和道德义务除了“生而知之者”是先天固有之外，一般人可通过“学而知之”。毕竟，孔子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他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君子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通过下学人事而上达天理。《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其中的“厚德载物”也富含了君子对待自然万物应持的生态道德。君子在实际生活中不懈地“克己成仁”，自觉培养与天命相符的伦理观念，就能逐渐意识到天地万物是相关相联、共生共荣的。人可通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方式来改造自身的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掌控自己的命运。

孔子对天命的体认，主要表现在对“天道”和“人道’关系的认知上。如何贯通二者关系?在他看来，“礼也者，天地之序也;乐也者.天地之和，致中和，万物育焉。”此处他把天地万物的和谐与共生共荣纳人了“礼”和“乐”的伦理范畴，作为调整人与天地万物关系的道德规范，起到了“天人合其德”的功效。孔子积极人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必然期待为政者应满怀“敬犬畏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俗守“知天达命”的生态道德义务、时刻履行“修德保民”的伦理使命，才能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和谐境界

在因袭周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人与自然利害枚关，在其德政仁治主张中，就曾提出过保护人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应是为政者的首要职责。首先，孔子认识到了山川具有调节气候、养育百姓的功能，诸侯应具有守护名山、大川、百源不被破坏的“天责”。如“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王肃注:“守山川之祀者为神，谓诸侯也”韦昭曰:‘足以纲纪天下，谓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以利天下也。其次，他认识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他曾言:’‘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同避)之，何况乎丘哉!”从中不难发现，孔子不仅把滥杀动物视为“不义”的行为，而且认识到此举会导致云雨不兴、鸟兽绝迹等生态环境失衡的恶果，像麟麒、蛟龙、凤凰等在当时都是象征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吉样物，它们不光顾不仅意味着当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昭示着社会环境的动乱。这种深邃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理性判断。如何获得这种生态伦理认知?他认为，只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才能了解和认识生物的生长规律，自觉把自己的言行纳人到“天道”的轨迹。人们只有惜守“天道”、“敬天畏命”，不做伤天害命、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之事，“天”才会泽慧万民，否则，“四海穷困，天禄永终”。虽然孔子对“天”和“命”有一份特殊的敬畏心理，但他从未服天从命，有时甚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看来，“天道即人道”，“人道”重于“天道”，他一生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以“仁”和“礼”为大人立德，尽力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价值。

孔子从揭示自然的本体入手，务实而不务虚，以求“仁”和践“仁”来沟通“人伦”和“天伦”之道，通过“天人合其德”，否定“宿命”论，最终达到“知天达命”。这些思想与“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剖胎杀夭则麟麒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等生态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素朴而务实的生态伦理观。他力求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又以“敬天畏命”的伦理心态为自己“人世”铺设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以“知大达命”及“天道即人道”理念，将天命与人命有机地结合，给人以“知天达命”的生命关怀，试图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的和谐社会—“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fzll先进’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也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所追求的目标。

当前，我国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构建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除了使用经济、政治和技术等手段外，还要培养国民生态环境的伦理意识，使他们能意识到“天人合一”的规律性、能对大自然心存敬畏之情。生态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力量在今天市场大潮中更应发挥其强大功效。人只有对自然界心存一种“敬畏”意识，才不会去任意、粗暴、无节制地干涉和利用大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言行才会有所收敛。

孔子“敬天畏命、知天达命”的古朴的生态伦理认知，对时下我国公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与社会主义生态道德体系的构建、对国民生态伦理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二、“仁人恤物”、“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感

孔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执着于“知人”、“立人”、“达人”、“安人”、“惠人”、“举贤人”等人道原则，对社会底层的“民”也富有同情心，忠告为政者要“使民如承大祭”“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耕也，馁在其中矣”安抚农民，并提出了一系列“庶民、富民、教民”的德政仁治措施，表现出重自然、重农业的伦理倾向，其“泛爱众而亲仁”观点中的“众”就包括“百物”在内，这正是孔子的“仁爱”由“仁人”延伸到“恤物”的具体表现。于是，他主张“无为物成，天地之道”，要求把“仁爱”原则由人延伸到“百物”，“仁人”应与“恤物”相统一。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孟子“仁民爱物”和张载“同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情感。而且孔子认识到“人伦”与“天伦”也是相互感应的，违背“人伦”要受尘世的谴责，违背“天伦”将要受到“天”的惩罚，如“获罪于天”，将“无所祷也”。这些思想为后儒的“天人感应”说奠定了伦理基础。《大戴礼记·易本命》也记载了孔子对自然生物关爱的伦理情怀，如:“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其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王者动必以其道，静必以其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早共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也。”可见，在天人关系上，孔子已认识到“天人合一”的相关相联性，人是万物之灵，应创造潜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理性思考，培养对自然物的关爱情怀，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志于道”、“志于学”、“反省内求”、“慎独”等方式，达到“知人”、“知性”、“知天达命”的功效，以谋求天人之间的和谐共存与共生共荣。

当然，孔子是道德至上论者，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仁义等道德，在天地万物中人具有最高价值。因此，当马棚被烧，孔子首先问的是:“伤人乎?不问马。在《微子》篇中也谈到:“鸟兽不可与同群”、“君子诽伤其类。”从中可见孔子已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正是因为人的价值高于动物的价值，所以孔子表现出重人命轻畜命的伦理情感。人是万物之灵，君子应诉求“成仁之道”、依“礼”“视”、“听”、“言”、“动”。故君子能“诽伤其类”，‘子’。“孔子作《春秋》，上摇之天道，下质诸人性。《易传》也以天、地、人三才之理作为自然法则，提出‘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把天地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万物与人的流行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类之善行和道德的根本基础”、孔子依据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把人类的道德情感诉诸天地万物之间，并要求君子对待自然万物也要付之伦理情怀。“鸟之将尽，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话表明动物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尚且知道表达悯怜哀悼的情感，人类就更不应该去任意、残忍地虐待、捕杀和吞食动物，而应担负起万物之灵的职责，体恤动物，自觉地去善待和保护动物，特别是幼小和繁殖期、哺乳期的动物。这里的“哀”和“善”就构成了孔子生态伦理的情感基础。

山水是自然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虽然它们没有生命，但孔子对其也是情有独钟，他曾颇有感触地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和“仁者”均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他们心怀“敬天畏命”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知天达命”的生态道德义务，从“天人合一”的心理情感出发，能体会到自然万物变化的无限魅力，感受到山水田园风光的无限乐趣，既有山清水秀的外部环境，又有心情舒畅的内心世界，快乐和长寿就自然而然了。而且此情此景下，人的创作灵感也极易迸发。如孔子面对滔滔江水奔流而下，就有感而发出对历史发展、时间变化的惊叹:“逝者如斯夫!“智者”和“仁者”正是孔子教育学生所追求和向往的境界，孔子认为通过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能够启发人的观察力和提高人的想象力，培养人的合群性;学《乐》可以增强对大自然的认识和审美能力，能够提高道德境界，有助于成就事业，即“兴于诗，立丁礼，成于乐”。在此，孔子把“‘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与君子仁人志士的培养有机结合在一起，把人伦道德与生态道德融通起来。难怪他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种生态伦理情怀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对山水的热爱和讴歌，对成仁取义精神境界的向往和追求。当前生态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伦理情感的严重缺失，违背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地追求“金山银山”，只顾眼前利益，实施滥采乱伐、滥垦乱排等不良行为所致。当然，追求经济增长，是现阶段的主要目标，但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这点上，孔子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也并非无视经济利益，但他求利是有原则的。他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就应证了现代社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思路。发展经济决不能以高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这就是我们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只有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才能得到缓解，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见效。

三、“取物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实践

孔子是务实的实践家，他认为:“君子耻于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在生态伦理的实践上，他也是积极付之以实际行动。

首先，他把“仁之本”的“孝”纳入了生态伦理的范畴，把“孝”的原则推广应用于调节人与生物的关系，《礼记·祭义》曾载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匾。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力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匾矣。”又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是“仁”的根本，孔子把不按时节砍树杀兽看作是不孝行为，足可见他对万物生长规律的重视，对自然物生命的尊重，对维持生态平衡的理性判断。他还把用财物养亲视为奉行孝德的表现，而这必须适时断树杀兽才能做到。如果违时断树杀兽，就会断绝子孙后代甚至自己的财源，能够用来养亲的财物也就会匾乏，那就是不孝了。所以孔子极力反对竭泽而渔，主张适时节度获取生物资源，以不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基准，使自然物能够自然地持续繁衍。他本人也亲自实践“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行为。即不在大绳上系许多钩来钓鱼，不射歇宿的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载孔子说:“开蚕不杀当天道，方丈不折则恕也，恕则仁也。”这些完全符合生态道德的弃恶性原则，使大自然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生活资料，自然物应运而生，自然繁衍，避免被斩尽杀绝。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做法满足的是贪婪者一时的欲望，但他们得到的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毁灭了源头就无法永续使用生物资源，最终它们也将是受害者。把小树过早砍伐，把幼小禽兽早早吃掉，不仅使生物资源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利用，而且是对生物资源的践踏。树木和禽兽的生长是有一定规律的，需要相应的生长期，破坏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也就使它们无法为人类提供永续的有效利用。

其次，孔子一生热衷于政治，其“使民以时”、“节资护源”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广泛运用于从政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一是尊重农作物的自然生长规律，他时常告诫为政者“使民以时”，使用劳力要避开农忙时节，特别是不能耽误农民耕作、播种和收获的黄金季节，以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二是向君子积极宣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节约思想，反对“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三种过度浪费生活资源的“损者三乐”行为。三是告诫为政者“节用而爱人”，倡导“克己复礼”，主张用“礼”来约束一些统治者穷奢极侈、铺张浪费的行为，像季氏“八俏舞于庭”、“旅于泰山”;“三家者以《雍》彻”;管氏与邦君比，亦“树塞门”、亦“有反站”，便受到了孔子的谴责和唾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司马迁也提到孔子主张“政在节财观点。另外，据《淮南子·道应训》载:孔子的学生必子在鲁国做官三年，孔子派另一学生巫马期去考察其政绩，巫马期到鲁地发现一渔夫将捕得的鱼又放回水中，便问他:“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夫对曰:“毖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注:古者鱼不盈尺不上姐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回来将此事向孔子作了如实汇报。孔子听后大加赞赏: “宓子之德至也。”可见他把渔夫放生小鱼的行为看作毖子实施生态教育的政绩，这种“节资护源”的长效机制是否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当今考察官员的政绩时是否也应该把生态政绩摆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时下不少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片面强调经济效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甚至无视资源高耗和环境破坏。2500多年前孔子赞赏毖子实施生态教育的政绩，对今天部分地方官员以牺牲生态环境而大塑“形象工程、数字工程”的政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建设生态文明，就要继承和发展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儒家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础是“仁学”思想，解释人和自然相协调的方式是神道设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之道。

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提高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际，使我国成为生态良好的国家。儒家为我国古代生态伦理观的形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重温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仁学”思想—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础

儒家哲学可以归结为以“仁学”为核心的伦理哲学体系。就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来说，“仁”是一个核心概念和中心问题，这从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中可见一瞥。《论语》提到“仁”字达一百多次。“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这就把“仁”提到一种社会行为准则的高度，要贯彻这种行为准则，实现“仁”之本意，其途径就是孔子“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于“仁”内在天然地具有一种可以不断外推的特征和心理机制，“仁”的实现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推己及人的过程，如此推衍，行“仁”就不但要爱自己、爱别人，而且可以扩展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是儒学内含的由人道推衍天道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道德视野的一次革命性拓展。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明确指出爱物是“仁”的题中应有之意，进一步拓宽了“仁”的内涵。他明确提出:“至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希足以谓仁?”就是说，单单爱人是不够的，需要将爱扩展到“鸟兽昆虫”等自然万物，才是真正的“仁”。从此，施仁的内在规定性便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且获得了生态道德的意蕴。

二、神道设教—人和自然相协调的宗教解释

儒家意识到了宗教在协调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作用，将宗教看成是达于“与天地相参”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思想。在儒家看来鬼神并不存在，人们之所以要崇拜天地鬼神，就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道理可以治理天下，用宗教的鬼神观念可以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这正是神道设教的实质。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明确的意义则是:(1)宗教观念是在人们处理与外界自然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从天体运行所具有的季节节律等客观法则中领悟到人事行为的道理，宗教由此产生。它是在认同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基础上的一种达于人和自然一致性的方式，因而，宗教本身是有一定的生态学意义的。(2)宗教产生之后可以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这样可能维护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因而宗教本身又具有一定的伦理学意义。总而言之，宗教可以起到协调人和自然关系的作用，它主要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来实现，因而宗教本身又具有生态道德的意义。

神道设教是一种人为的宗教，儒家将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政治经济主张用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神道设教也获得了实在的内容。(1)“尊天而亲地”。由于天地提供了人类生活的物质资料，因此，人不仅应将天地作为宗教崇拜的对象，而且在伦理道德上应该尊敬天地热爱天地。这里的天是自然的天，人们按照天的运行规律进行耕耘稼墙;这里的地承载万物，提供了人们的生活资料。尊和亲是人际伦理学的重要范畴，“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亲”是指对父母应具备的德目，“尊”是指对祖先应具备的德目，“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这样将作为人际伦理学范畴和德目的亲尊运用到自然万物(天地)上，因而，“尊天而亲地”的命题就不仅提供了生态道德的基础，而且成为了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命题。(2)“合敬同爱”。在宗教——祭天祀地和生态—同和同节的基础上，《礼》提出“合敬同爱”这一具有生态伦理意义的命题。“敬”指的是“礼”，它覆盖不同的事物，是与“天地同节”的，“礼者，殊事，合敬者也”。“爱”指的就是乐，它包含不同的事物，是与“天地同和”的，“乐者，异文，合爱者也。”异文指的是不同的乐调，象征着不同的事物。因此，礼乐不仅是人际道德的规定，而且也是生态关系同礼乐之于人际关系具有相通的基础。因而，“合敬同爱”也是一个生态伦理学的命题。(3)“仁至义尽”。叫这一思想是在说到“天子大腊八”时提出的。由于天地自然之神促使自然万物有功于人，保证了人的生存，因此人们不仅应该在每年岁尾祭祀与人事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八种自然神，而且在伦理道德上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仁至义尽。仁义本来是人际道德的重要德目和人际伦理学的重要范畴，起源于父子亲情，由此才构筑起整个道德体系。“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而仁则是义的精髓和内在本质，“仁者，义之本也”，《礼记》将“仁至义尽”运用于“腊八”时就将伦理道德赋予了自然之神和自然万物，“仁至义尽”就获得了生态伦理学的意义。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运用“尊天而亲地”、“合敬同爱”、“仁至义尽”三个命题说明了神道设教的生态内容，不仅使神道设教在天道观，生态学和生态农学等层次上得到了说明，而且使神道设教所具有的生态价值更为突出。除去神道设教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而掺杂的消极因素，吸取其积极因素，正是我们现代环境道德建设中值得借鉴的思想。若从总体来看，神道设教其实是一种生态伦理学的观点。

三、“中庸”之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方法

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找出了很多具有影响的理论。儒家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和超越关系，而是共存相谐的关系。在如何达到和谐共存的境界的道路上，儒家提出了“中庸”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论具有独特的魅力。

(一)“中庸”的内涵

儒家所讲的“中庸”决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折衷主义，而是看到了矛盾永恒的客观存在，欲求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庸”的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自此，“中庸”成为了儒家的专门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覆盖自然、社会、人生和文化等诸方面的普遍性的思想方法。

1.“中”的含义。儒家所讲的“中”也就是要求人们要“执两用中”，要求将矛盾的双方互相联系起来，以它们的相互依存来达到矛盾的双方共处。正如孔子所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因此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儒家要求在“过”和“不及”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反对过头和不足，要求人们应该行“中”，其含义是“平两以参”，要求人们看到对立、差异着的事物的联系和依存。

2.“庸”的含义。儒家讲的“庸”就是“用”，要求人们要用“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但用“中”决不是一时一事的问题，而是一个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大问题。尽管“用中”是一个普通性的问题，但决不是一个玄奥的问题，用中“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所以“庸”可以解释为“平常”，讲“庸”就要求人们在平凡的实际生活中运用普遍性的规律。

(二)“中庸”的客观基础

儒家所讲的“中庸”也是建立在对客观自然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们从客观自然规律本身所具有的“中”的特点领悟出了“中庸”的方法论原则。儒家看到，客观自然界本身具有一种适中的特点，天为至刚，地为至顺，天地构成了世界对立的两极。但至刚必转化为顺，至顺必转化为刚，只有刚柔相济、阴阳相遇，天地才可能交泰。万物正是在这种适中的状态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天地自然正是这样执两用中的合二为一，一(中)而二(两)为三(参)构成了一个整体，“中”成为构成自然系统的重要机制。而且正是四时之间、寒暑之间、风雨之间的“中”才使得自然界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从自然界的“中庸”推出人事上的“中庸”，这事实上也就是认同了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三)“中庸”的生态伦理价值

儒家正是从“中庸”的客观基础引申出“中庸”的生态伦理价值的。“中庸”既是客观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法则，也是认识行为自身所具有的准则。从自然界和认识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中庸”也就成为架通人和自然关系的桥梁，作为方法论要求的“中庸”是达于“与天地参”的重要方式。其理由有:其一，“中庸”也就是“称物平施”。在儒家看来，包括生物在内的自然万物是按一定的结构同时并存于世界的。生物是具有一定的生态学结构的，有类群之别，但各种生物能够同时共存于世界上，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达到了“中”—统一、联结、依存。“称物平施”虽然要损多益寡，但也包含着在生物结构上“执两用中”的含义，它内在地认同天地自然万物在价值上的平等性和依存性。其二，“中庸”也就是“时中”。在儒家看来，包括生物在内的自然万物具有一种季节演替的节律，春夏秋冬四季会使生物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生物特性，他们互相之间具有一种节制的关系，春夏秋冬四季的依次、有序更替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达到了整个四季的统一。正是因为“中庸”具备这样深刻的生态学内涵，因此，也具备了生态伦理的意义。“得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音焉”就是说人们运用“中庸”的方法就可达到人和自然相协调的理想状态。这正如朱熹在解释这句话时所指出的，“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人和自然就是这样通过“中庸”的方法获得了统一、和谐、一致的关系。

生态伦理思想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孔子；生态伦理；敬畏天命；价值。

在生态伦理学还没有成为显学之前，伦理学只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得到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于20世纪初萌芽的生态伦理学，就是直接针对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而提出的。一个世纪以来，诸多思想家和学者孜孜以求寻找解决生态困境的答案，提出了许多可行之道。为了更好的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有必要探究孔子生态伦理思想，汲取丰富理论智慧，为人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生态伦理问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源泉。

一、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智慧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立者，他吸取了《周易》智慧，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孔子的生态伦理智慧在《论语》中，主要体现为敬畏生命、融入自然和节用资源。

1．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敬畏天命。孔子谈论天命，在《论语》中仅见于以下两句。子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子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在这里，孔子两次提到“天命”，即“知天命”和“畏天命”。湖南师范大学任俊华博士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研究》中指出：孔子使用的“天命”概念，主要吸取了周文化的敬畏天命和重德修德思想，亦即“天命”是自然规律，如四季更替、万物自身生长的规律性等。故“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人们只有掌握这种客观规律，春天耕耘播种，秋天才有良好收成；人们只有适应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才可热天避开酷暑，冬天抵御严寒，才能做到健康生活。如果违背天命，背离了自然客观规律，既不能搞好粮食生产，也难以保证人自身的健康成长，这无异于自取灭亡。故而，君子不但要知天命，更要“畏天命”。孔子敬畏天命的伦理意识，除了要求人们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外，还将“畏天命”与“君子”的品质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南京林业大学唐琰硕士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先秦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中指出：孔子衡量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取决于他是否‘畏天命”。孔子认为：作为君子，要谦逊行事，不与人为敌，不做过头事，不讲过头话，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世界的安宁、和平；作为小人，则身无“畏天命”之心，行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不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损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另外，孔子还认为“天”具有完美的道德和人格，它生育万物，也给人以美德，人与天地相参，人讲究伦理道德，万事万物自然会相安其位，从而形成一种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由此可见，敬畏天命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

2．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想境界——融人自然。“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是孔子对‘知者”和“仁者”的赞美。在孔子看来，“知者”和‘仁者”都是有道德修养的人，而且‘知者”和“仁者”既快乐又长寿，这正是人生所追求的目标和境界!所以，孔子才会有“吾与点也!”的感慨!在《论语·先进第十一》中记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皙(点)、冉有、公西华一起谈论人生志向和理想时，曾皙的观点得到了孑l子的高度认同。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在曾皙看来，暮春时节，穿着春装，与几个朋友，到沂水去沐浴阳光，到舞雩去吹吹风，尽兴唱着歌而归，这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志向。这种人生志向一方面反映了曾皙博大的胸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与山水同乐和融入自然的生态伦理情怀。这正孔子主张培养“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的高尚理想情怀是一致的。孔子要培养的是既有仁者胸怀又能治世的理想君子人才，这种人才不仅会治世，还必须有“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这样才能实现儒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

3．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社会实践——节用资源。孔子认为节用思想是君子应当具备的一种美德。“以约失之者鲜矣”。即很少看到有人因为节约而犯错误。在《论语》里，还可以找到同样的观点，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当然，孔子在对待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孔子认为奢侈则会导致不谦逊，而节俭能使人朴素。在《论语》里，记载的“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和‘礼，与其奢也，宁俭。是对孔子节用资源最好的表征。所以，孔子赞扬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不仅主张他人节用俭朴，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做表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是孔子对其生态伦理思想的践行，也体现了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不追求外在奢华生活的君子品格。

二、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智慧，蕴含的遵循自然、敬畏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用之有节、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价值，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也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源泉。

1．遵循自然，敬畏自然。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必须应该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有着自身客观规律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以遵循自然客观规律为前提。如果忽视或失去这个前提，那么，必将动摇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以自然界的存在为生存基础，一旦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了，受害的决不仅仅是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近年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灾难就是最好的注释。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倡人类要敬畏天命、树立君子人格、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当今社会我们更应效法孔子敬畏天命的君子人格，培养自觉遵循自然规律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当然孔子的“畏天命”是认为天命决定一切，这与其生活的时代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

今天，人类对自然有了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但是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肆意妄为、凌驾于自然之上。其实，在上世纪中期，阿尔贝特·史怀泽就提出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当然，他作为生物中心主义的早期代表，把自然界提高到神圣的地位，忽视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应有的作用，有一些偏激。但是，孔子和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理论智慧，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途径和思考。当下水土严重流失、臭氧出现空洞、温室效应加剧、酸雨频频降落、水质下降、水源枯竭等等，使人们在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面对严酷的生态环境，我们应该以孔子遵循自然和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智慧指导人们的行为，解决现代生态困境。

2．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由于大自然给人类提供了休养生息之场所，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人类应当热爱大自然。孔子十分热爱自然，对于谷物瓜果之类，坚持“不时，不食”。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热爱她，还要保护她。孔子从仁学出发，本着惜生和重生的原则，主张对自然界及自然界之物施以爱心，呼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并带头实践自己的主张。我国有句古训：“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孔子正是依据这一古训，把伦理行为推广到生物，认为不以其时伐树，或不按规定打猎是残害天物，是不孝的行为，应反对这种行为，并提倡“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麂卵”“的生态伦理主张。孔子这种对待生物的态度已融人了浓浓的道德情感，也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悉，表征了博大仁爱的伦理情怀和极致的生态伦理智慧。今天，人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效益，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致使物种的多样性不断减少、森林面积锐减、土壤沙化、草场严重退化等。所以，人类必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共赢”的发展模式。

3．用之有节，持续发展。为什么孔子主张“子钓不纲，弋不射宿”呢?这是因为用绳网捕鱼可将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射杀巢宿的鸟也会大小一巢打尽。这样一来就破坏了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既会造成资源枯竭，也会阻塞老百姓靠捕鱼狩猎为生的生存之道，是一种不仁的行径。当然，这种生态资源节用观也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生态伦理思想。尽管囿于时代，孔子的生态伦理智慧还只是一抹亮色而已，但他告诫人们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坚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消费观念，才能保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人类对任何一种自然存在物过度的攫取和肆意挥霍，那么，终将得到大自然的报复。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