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管理论文范文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的过量介入导致，而人口不断增加的压力是人类过于索求自然的主因。尤其在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前提下更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所以要说明一个地区人口的多少，主要是以人口与耕地承载力的比例为标准，而不是取决于以人口与总面积之比的人口密度。当然由于耕地质量的优劣与所处地区的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自然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社会分配等因素相关联，所以人地矛盾在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之间不是一个能够简单考察的问题。尤其是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农耕社会中，人地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变化过程。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西北的土地资源有着丰富的绝对量和短缺的相对量。也就是相对于西北来说，“人多地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这里“地大”并非“物博”，因自然限制因素的影响，以及西北地区脆弱带的明显特征[1]，决定了大部分土地资源的不可利用性，许多地方因地理生态环境恶劣，人类尚不能生存。另外，人们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开发和垦殖的一些地方，原本就属于生态脆弱带，没有人类活动尚能维系平衡，一旦稍有活动，生态环境就“力不能支”，导致恶化。所以一般认为的环境对于人口的承载量，指的是某一地区环境条件和资源所能维持的人口数量。[2]

清初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自此之后，人口呈几何级数倍增，以至于各级官府不得不大力发展尚未开发地区的经济，移民就宽乡。但这种以开发促进经济为主导的行为，忽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尤其是忽视了生态脆弱区土地生态资源的相对承载能力，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当然这在民以食为天的农本思想为指导的时代，是不可能意识到的。清代西北各地的人口虽然都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具体情况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到底这一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对生态环境带来哪些影响，需要逐一考察。

一、内蒙古、陕西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内蒙古人地矛盾的出现，主要是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而导致的垦殖力度的加大。内蒙古与陕北、甘肃、宁夏交界的长城内外，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界地带，明清以来，农业垦殖的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范围主要分布在南部长城沿边和黄河沿岸，农耕地也比较分散。但随着汉族农业人口大量移居，先是内蒙古地区南部的垦殖力度加大，农业垦殖区域也逐渐扩展，并趋于集中。这一地方人口主要来自山西、陕北和甘肃，山西人自土默特沿黄河西进，陕北人越长城沿长城50里界地耕种，甘肃人自宁夏越黄河进入东岸耕种。尤其是陕西北部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相继迁居漠南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农垦种植，而原本从事游牧经济的蒙古人，也逐渐掌握了农耕技术，在草原上建起一些新垦区，也有一些蒙古贵族招徕汉族从事耕种，从中收取租金，当然其中也不乏政府政策行为的导引。所有上述行为最终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口大规模的增加。据统计，乾隆四十一年（1776），内蒙古有人口185.5万人。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人口增加到229万[3]，净增了43万多。为此，嘉庆帝也很伤脑筋，在查禁关内人口大量外徙内蒙古时说道：“流民出口，节经降旨查禁，……以致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数千户之多”[4]。河套地区，在“乾隆以后，山、陕贫民日以西渐，租种蒙地，人民渐合”[5]。随着人口繁衍，至光绪年间，设置五原厅以管辖。有清一代，内蒙古的人口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二是造成了草原面积的不断缩小和农牧界限的北移。大致在乾隆中期时，鄂尔多斯已经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农业区，只是农耕地比较分散。但至清末时，农业已成为许多地方发展的经济部门。察哈尔左翼四旗、归化城土默特旗、伊盟的达拉特旗、准噶尔旗都成了农业区，畜牧业已经消失或残余很少。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旗、察哈尔的右翼四旗，农业经济已经占到一半。伊克昭盟四旗及阿拉善、额济纳二旗西部荒漠地区，因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依然为单纯的畜牧业经济。

当然，纵观这一区域在人口增加后的农业垦殖，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和特点。回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陕西布政使司统计的垦田数额已经达到3,000多万亩。入清后的垦殖，又将陕北地方的垦殖拓荒向迤北的鄂尔多斯草原延展，不过这时候的垦荒是限制在边墙50里以内，也即今毛乌素沙漠境内。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起，开始允许民人在边外合伙种地，但不准携家带口定居生产，只能春出秋归，像大雁一样以季节的变化而往来奔波，故被称为“雁行”。这种垦殖的力度虽然不大，但也使得新农垦区不断向草原扩展，前后踵继之，一发不可收拾。至康熙末年，“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有汉人足迹”[6]。雍正十年（1730），因“鄂尔多斯荒歉，复准蒙古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者，听其自便”[7]，招致了陕北人大量出口外垦殖，尤其破坏了毛乌素沙漠植被和水源变化。乾隆元年延绥镇总兵奏称：“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越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8]。至乾隆三十三年，陕西府谷县人民租种五堡口外蒙古鄂尔多斯地土已成规模，分布于黄甫口外、清水口外、木瓜口外、孤山口外和镇羌口外一带，共租蒙古地计“牛二千二百二十六犋，每年共租银三千八百六十六两四钱五分，共租一千九百七十一石一斗一升一合”[9]。土默特二旗在乾隆初年尚有13295顷牧场，至乾隆三十七年又开垦2244顷80亩。至嘉庆五年时统计，又垦1450顷78亩。延续到清末，垦田总数已经达到78974顷38亩。[10]河套地区，至光绪三十年（1904），放垦中后套各旗共报垦9709顷，其中达拉特旗3960顷，杭锦旗4018顷，乌拉特西公旗1731顷[1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原本就属于草原荒漠地带，天然植被以荒漠为主。草原破坏和荒漠面积的不断扩大，势必改变原本的生态系统，使草原沙化、退化。新生成的生态系统，尽管在短时期能维持当时人的生产与生活，但已经是原本生态系统的变弱，一遇荒年，人死地荒。光绪年间时俄人波兹德涅耶夫亲眼目击了内蒙中部地区因荒歉致使数百座村庄居民走空，房舍拆光，耕地在垦殖不久后抛荒。[12]荒歉使已经弱化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永远失去了自我恢复的机制而走向大面积的沙化。这些历史欠帐最终遗留给后人，成为今天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北部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增加也带来了明显的生态变化。陕北榆林地区因自明中叶以来的开垦，沙化现象就已在加重。清初以后，为了开垦这里的草原，又有大量的人口迁入。雍正九年（1731年）升榆林道为府。至嘉庆二十五年，陕北高原上的人口已增加到3,400万。如果说在雍正十三年陕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还仅为1.68－4.97/平方公里，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口密度骤增至20.59－46.01/平方公里。[13]而此时陕北榆林周围及其以南的生态状况又如何呢？从当时人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延长“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且土性干燥，雨泽稍有不调，禾苗即行枯槁，加以人事不齐，即丰年之岁，所获尚不及平原之半”[14]。府谷“其地土瘠沙深，山高水冷，沟渠难资灌溉。”[15]怀远则“四面重山，全无树木。境内无地可耕者，皆租蒙古田亩”[16]。如此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对规模增长的人口，在丘陵沟壑区已垦辟殆尽之时，只有发展到山垦，沙漠化进一步加剧，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不可逆转。采伐和垦辟已经从离石——延安——庆阳以南的阔叶乔木区，发展到岱海——榆林——靖边一线以南的疏林灌丛草原区，引起自然生态系统的倾斜。[17]客观地说，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长时段的非线性过程，过度攫取和破坏的历史欠帐积累是生态环境整体系统走向失衡的重要因素。入清后一如既往的垦殖活动犹如“雪上加霜”，共同诱发着陕北边外与蒙古草原区域土地资源生态的变迁。而这一生态惨遭破坏的恶果则不可避免地在清中叶后爆发。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同治五年（1866）以前，位于陕北地区西南部的子午岭，垦殖指数已高达25％－30％，侵蚀强度相当于今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到8000－1000顿/平方公里[18]，水土流失已经十分严重。这就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退化的不可逆性和积累性。一旦退化发生，依靠自然演进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人工恢复在经济上代价太大，因此，这种退化往往会成为历史的包袱遗留给未来。[19]成为今天陕北地区沙漠化的导因。

清代陕西人口增长最为明显的地方为陕南，随着农耕地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对生态的影响力也最大。陕南移民浪潮的到达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道光二年（1822）两个时期。[20]仅乾隆四十三和四十四两年（1778和1779年），流入汉中地区的难民就达十万之多。陕西巡抚毕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说：兴安所辖的平利等6县，“通计地方四千余里，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21]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亙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群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22]仅州县妥善安置者男妇不下10余万人。兴安府属汉阴、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七县厅的人口有1,239,700余口，仅安康一县的人数就达到“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23]，人口如潮水般涌进山区，为生存而垦殖，以至于乾隆四十七年兴安升州为府。道光八年前后，湖、陕、豫三省地方的“抚按藩臬”在清理流民问题时，就清出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而且“皆给予闲旷田亩，令其开垦以供赋役，建设群县以统治之”[24]。

对于流民大量涌入老林的根源，可以说与这里的生态资源优势有极大的关系。编纂《湖广通志》的曾熙就说：“惟荆襄迤西多长山大谷，土壤腴沃，物产富穰。寒者易以为衣，饥者易以为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趋之，往岁流民潜居，去而复来固其所也。为政者奈何，违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25]以极其朴素的言语道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人要利用自然，并与自然相依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人利用自然的主动性即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不过我们无不遗憾地说，“长山大谷”，可能仅适合森林树木生长，但如果开辟为耕地，就会改变原生态系统，导致恶化。为此人类尽管投入更多的肥料、水分和劳力，但并不能遏制已经在日益退化的土壤生态，只有听任自然的审判。同治早期的回乱，光绪五年和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旱灾饥荒，给各县都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损失，由此又导致了老林区土壤肥力的总耗竭。所以从陕西省道光三年（1823）后人口增加和光绪五年后人口减少变化可以看出，后者年份的人口数字减少，侵蚀、过度开发山坡地和森林所造成的耕地逐步变质和资源流失，也即生态恶化恐怕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光绪九年陕西巡抚也承认，叛乱之后，客民流离失所，不知何去何从。由于人烟稀少，工价高而谷价低，田地复荒。[26]时人仇继恒也曾说道：“盖深岩老林，刬削既遍，濯濯牛山，生意尽矣。山坡险峻，平土既稀，小民狃于目前，不复为十年树木之计，此生计所日蹙也。”[27]在边远山村的人口减少现象尤为明显，又导致农业经济整体生态系统的恶化。

二、甘肃、新疆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清代甘肃人口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垦殖实边的需要。河西敦煌的移民始于雍正四年。敦煌户口在汉代称极盛，但其后历经沧桑，至清初时“……敦煌无土著矣，又久之而逃亡者死于四方矣，不得不迁民以实之”。雍正二年始于敦煌设沙州所。四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巡边至沙州，相度地利，请改所为沙州卫，而人烟甚稀，不成村落，乃招甘肃皋兰等县无业穷民2400户，开垦屯种，沿途给口粮、皮衣、盘费，及到敦煌借予牛具籽种房价。又念陇上穷民初到关外，尚未耕种，由公家借支七月口粮。与此同时，陕西署督查郎阿于雍正七年十一月奏称，先后招往安西、沙州等处地方屯垦民户共405户，逐渐使敦煌户口日渐繁盛，以至于“关外县治当首屈一指”，“知其土著之百无一二”[28]。

河西的安西地方自雍正年间设卫所后，也“陆续招户安插，多寡不等。……而陕甘两省居多”。至乾隆年间，已经是“屯垦日兴，田畴弥望，闾阎乐业，地方渐有起色”。户口尤其增加。据载“原招余丁九十家，现增至一百八十六户”。其余如沙州卫、柳沟卫、靖远卫、赤金卫的户数也有所增加。[29]就瓜州来看，原居住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率其众男妇大小不下万口来归，暂时安置于哈密之塔尔纳沁。雍正十一年，又安插于瓜州，分筑五堡居住。“各如其户口之多寡，盖造房屋。约计安插以来搬移之费，赏赉之需，以及马匹项不下数百万金。”[30]前后共给籽种八千石，计地四万亩。卖给瓜州附近一千石籽种地种植瓜果。又从安西镇营调遣兵弁疏通开凿新旧渠道。但上述垦种只会是短期效益，生态恶化很快就会显现。试以有同样生态环境的新疆巴里坤一带为例。乾隆二十四年，陕甘总督杨应琚在谈及新疆哈喇和卓、哈喇沙尔等地的耕地问题时就说到这里的耕地在种植数年后，地力较之初种时渐觉浅薄，人们只好“分半休耕”[31]。采取粗放的耕作方式。所以，看似暂时安置了人口，实则长远地破坏了脆弱区生态，使土地利用率更加低下。

河西酒泉地方的人口变化，据梁份的《茹公渠记》：清初肃州一带，“地加辟，粟加多，而民加众。”[32]武威地方也如是。这里在乾隆时期就“曾徙他处户口以实之，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所以，这里虽地燥风寒，但生齿日繁，乐业者众。从户口的增减来看：明洪武中有户五千四百八十，口三万九千八百一十五；嘉靖中户二千六百九十三，口九千三百五十四；清初在城居民户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七，口二万七千五百三十七；在野居民户三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33]翻开河西地方志，均有着“户口日增”，“倍于往昔”的记载，人口增加成为一种趋势，相应的农业生态条件却不能成正比。

武威西部的永昌县有着较好的生态条件，有名的昌宁湖，平衍数百里，在康雍乾时期就大量移民开垦。但随着垦殖和人口的迅速增加，生态也逐渐恶化。至乾隆初年，因土瘠水源不足，官方停办屯垦。康雍乾三朝该县的人口数字显示增长的趋势。康熙六十年，这里有3,376户、25,839口；雍正十三年有5,685户，39,837口；乾隆十四年有7,925户，54,054口。[34]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7.8％。与此相反的是农业生态恶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能够给人口增长带来粮食生产的土地减少。雍正十年该县有熟地5,518顷87亩；到雍正十三年开报碱潮冲压土地的中地107顷30亩，下地1,688顷88亩；至乾隆三年全县熟地仅为3,722顷68亩。[35]实有熟耕地减少32.5％。

至乾隆四十三年张掖的人口“增长较明代四五十倍有余”。是年甘州府有民户“二十八万四百七十口，屯户五十二万九千七十”。而明代，甘州五卫的人口也不过“三万八百八十三人”[36]。人口大规模的增长，无疑加重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和资源的消耗程度，对农业生态环境有害。为减轻甘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压力，使农业生态趋于平衡，在乾隆二十七至四十三年的时间里，多次迁徙农户往新疆乌鲁木齐等地屯种。乾隆二十七年正月，迁徙张掖、东乐、山丹共播种地民200户，男妇大小770口，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二十九年十月，派拨张掖县户民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50户，男妇大小1,387口；三十二年派拨张掖县户民赴木垒、奇台、西吉尔玛泰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300户，男妇大小1,173口；三十三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50户，男妇大小542口；三十四年，派拨张掖县户民再次赴木垒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474口；三十五年，总督明山奉命会堪木垒一路安插民户屯田，……自东西吉尔玛泰至特纳格尔先安11堡，开垦4万余亩。三十六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吉木萨东北古城等处屯田，张掖、山丹、抚夷共拨种地民100户，男妇大小536口；四十一年十二月，派拨民互再赴乌鲁木齐等处屯田，张掖、山丹共拨种地民140户，男妇大小596口；四十二年十二月，派拨户民赴迪化州、古城等处屯田，抚夷厅、东乐二处共拨种地民44户，男妇大小187口；四十三年九月，派拨张掖县户民再赴迪化州等处屯田，共拨种地民120户，男妇大小533口。[37]以上共派拨种地民1,504户，男妇大小6,198口。当然，地方官府减缓甘州地区的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祖祖辈辈不断的垦殖，造成了甘州地区沙化程度的加重。乾隆后期，甘州府学教授王学潜在其“弱水流沙辩”中，就提到甘州的沙化问题，认为流沙已经自甘州四周侵逼田园和庐舍。[38]

清代人口增加，人地矛盾是导致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因。甘肃镇番在明嘉靖中有人口1,871户，3,363口；乾隆三十年（1765），户数增加至5,693；道光五年（1825）有16,756户，184,542人。人口呈现增长趋势，而土地利用率却得不到提高。原额共地1,240顷27亩，经雍正、乾隆二朝开垦、豁免等地亩外，至道光年间实有地亩3,782顷42亩。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承载无限增长的人口，这种现象正如镇番县志编纂者所述：“国朝休养生息一百八十余年之久，户口较昔日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而以二倍之田养十倍之民”[39]真切反映出人口负载量过重的现象。

当然，在人口增加的主流形式下，所出现的小区域范围内的人口稀疏现象，也与一定的人类或自然的活动相关联，一般也是处在生态失衡的状况下或原本就是生态极脆弱区。就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失衡而言，随着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人口又呈现逐渐增加的势头。在生态极脆弱区，除了人类的活动外，又完全取决于原本的自然生态环境。甘肃金县的情况就如同前者，在同治兵燹后，民生凋敝，户口甚稀。至光绪九年以后土地渐辟，人口有所增加，共有61792丁口。[40]光绪二十一年，自狄道、河州逃来难民489户，男女大丁口1614名，男女小丁口948名。次年，给其中266户难民发给熟荒地耕种。[41]表明人口数有所恢复的同时，农业生态环境也趋于新的稳定。而甘肃崇信则完全属后一种的情形。光绪年间，崇信县共有人口3000户，21200余丁。“荒野零星，不成村落，大半栖身窑洞，山腰岩顶状类蜂房。十余岁童男童女无襦袴以蔽体者比比皆是。县治区域东西仅五十里，河水侵占川地无多，西近安口窑，东邻泾川县，居民度日艰难，纯以负贩下苦为生活；迤北则地势硗确；迤南则跬步皆山。同治兵燹后，土著凋零，客籍居十分之三，结草为屋，陶穴以居，朝来暮去，求一殷实人家而不可得，连年水旱冰雹频仍。……十室九空，户口亦有所不及。”[42]

清代新疆的人口相对还是稀疏的，但也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新疆人口的增加除去因为军事需要而大量实行兵屯外，自乾隆以后，内地百姓大量的移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述，新疆垦殖中的大量人口主要招自甘肃河西各府州县，垦殖主要集中在巴里坤至乌鲁木齐、绥来、玛纳斯沿线地区，据统计，乾隆五十一年，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一带有人口112000人，至嘉庆二十四年增加到182000人，增长率为14.82%。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的人口数为232000，增长率为11.63％。[43]此外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也分布农垦。伊犁附近主要集中了回屯和遣犯屯田。回屯的垦民多来自新疆南路的阿克苏、库车、乌什、沙雅尔、赛里木等维族地方，仅就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共迁徙人口6383户。[44]遣戍犯人往新疆，是清初扩大垦殖的一种手段，也成为新疆人口增加的一个原因。自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八年，新疆遣屯人数已达五六千，仅伊犁一地，已“积有三千数百名”。[45]

按新疆辽阔地域，在清初的移民屯垦活动中，不应该有人地相争的矛盾。但事实上，新疆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沙漠戈壁占去了新疆土地面积的大部分，再者，气候干旱，土壤生理干旱现象普遍，无充足水源供给的盆地，不可能成为人口密集的地区，平原地带的土地，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盐碱现象。所以新疆人居处所和生产活动被限制于面积并不辽阔的绿洲之上。而雪山融水成了发展绿洲垦殖的关键，无水便无垦殖。水资源的严重蒸发和渗漏等几项叠加，似乎新疆与西北的其他几个省份一样，也同样存在人地矛盾。在这里引用一组解放后新疆人口密度的统计数字，做进一步解释。据统计，新疆全省的范围内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3人，而绿洲之上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4人。[46]这足以说明新疆生态环境的脆弱和土地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制因素。

新疆绿洲农业的垦殖不论是在北疆还是南疆，因生态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需要有雪山融水为灌溉农田的前提条件，这也成为新疆垦殖农业的一个特点。不过，随着人口增加后垦殖力度的加大，水利灌溉工程增多，引水路径加长。再加之在干燥沙漠戈壁中的蒸发和渗漏，水资源的高耗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清代的地方文献中，关于引水灌溉和缺水的记载还是很多的。“雪山自古积雪，冰雪之水，自山阳而下，冬夏涌流，散漫于南路各城，以资灌溉。”[47]又“雪峰冰岭，蜿蜒数十里，立夏以后，日炙雪融，分酾为渠，涓涓不竭，十里五里，伏地潜行，沟洫纵横，川泉萦注。南北两疆之地，无不倚之为利赖者。”[48]而“凡水所到之地，皆可耕种，故无水即无田”[49]。在库车地区，“天少雨，岁不过微雨一阵，或竟无雨。耕种皆资水灌，无井泉”[50]。所以，仅就新疆农业缺水的这一生态脆弱现象而言，也具有其特点。而且南北疆生态环境各有千秋，农业多存在于南疆，又以西部居多，集中分布在克孜河、叶尔羌河、盖孜河、阿克苏河流域面积内。北疆则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不过在乌鲁木齐和塔城等绿洲地带，在清代也被大量的开垦。南疆绿洲之水利，皆引于远处的雪山融水，渠道蜿蜒漫长，在到达绿洲以前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距离，而这些地段又多是沙碛，水渠渗漏严重，尽管当地的老百姓采用“用毛毡内垫，外涂灰土以通水道”[51]，或用木槽接应的办法[52]，但事实上水资源还是白白被渗入沙碛。这正如曾在中国西北地区任领事的鲍戈亚夫连斯基对绿洲地区的塔里木河所总结的那样，“大概是它流经如此炎热的地区，又尽是沙漠的缘故。一部分水无疑要被沙漠吸去，而更大一部分水则消耗于这一炎热地区的自然蒸发，最后还有许多水被沿岸居民用来灌溉果园和耕地了”[53]。水资源减少后，必然导致已经开垦土地的干旱沙化。

新疆天山以北的巴里坤一带生态的恶化，就是因过度开垦导致的。比如乾隆三十八年时“额垦成熟地七百八十四顷三十六亩二分七厘。……迨后或安插湖广民人，渊泉、玉门、敦煌三县民人，招移商民互有加增，亦有递减之处，咸丰初……计额征粮则只三千四百三十五石七斗零，垦熟地不过四百七十八顷一亩三分。自经兵燹，户口既多孓遗，田地亦多荒芜”。光绪三十四年实垦成熟地虽有41202亩，但荒芜的土地也不少，“实在荒地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四亩，东西路荒地多系砂砾石子，兼乏水渠灌溉或形高水不能流润，或下洼渠道壅塞，水不能畅流。北路荒地下湿碱潮，不堪耕种。东路荒地共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二亩”[54]。

地属乌鲁木齐境的阜康县，自乾隆以来不断的垦殖，“乾隆二十九年至四十一年，计县垦地四百三十五顷四十七亩。四十二年至嘉庆五年，垦地一百五十三顷八十七亩”。清中叶以后，垦殖力度更大，“至道光中，县境殆少荒田。咸同之际，计地增至一十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亩”，但真正能够耕种“之田尚不及原数之半”[55]。田地荒芜，生态恶化完全显现。

三、青海、宁夏人地矛盾与生态环境

入清以来，青海地区由于经济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在行政上形成两套系统，即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三县四厅划归甘肃管辖；其余部分，由理藩院下设的西宁办事大臣管辖。这一辖区的蒙藏民族又以控制管理程度的轻重和经济类型的不同分为种地纳粮、畜牧缴银的“熟、生番”和游牧无定地、受管理控制差的“野番”。由此，官方在统计人口时，除按上述的行政辖区进行有效统计外，也存在着游牧地带的估计数。故而清代青海人口统计数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不准确性，不过所反映的发展趋势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

顺治二年官方统计的以西宁府为中心的人口数为109,490人，至乾隆十一年，增加到245,735人，在1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1.24倍。[56]其后，由于属县变动而引起人口增减，但总体上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到咸丰年间，人口增加极其明显。咸丰元年，全国人口达到4.3亿余，是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的最高峰。而西宁府人口增长趋势与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是耦合的，据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年）时，西宁府三县四厅有人口874,418人，为历史高峰。[57]但在总数中，并没有包括西宁府属各县周围的藏族人口，如申中13族，上扎尔17族，隆旺、珍珠等族就有4,500人。此外尚有难以统计的西部牧业区的蒙古族和藏族等人口。大约估算，有40万左右。[58]统而计之，总人口数约120余万人。[59]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口又增加3.56倍。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也呈比例增长。顺治年间，西宁府三县四厅有屯番地669,079亩，经历年开垦，到道光二十三年时有屯番耕地1,687,890.6亩。[60]耕地新增量达一倍多。但必须正视的是相对于人口增加这个变量，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又是一个相对的衡量，以一个持续膨胀的人口变量冲击一个相对有限的耕地衡量的结果，必然导致人地系统的破裂。所以，加速发展的人口，给自然资源存量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威胁。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表示资源的消耗量，但人类过量索取资源后自然界的报复却是十分明显和严酷的。自1860年开始长达10余年的以青海撒拉族、回族为中心的西北回民起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无须言表的，接蹱而至的1876—1879年的连续三年大旱，无疑是自然生态恶化的总爆发。伴随生态系统失衡，人类生存的环境也在恶化，死亡、逃散也就成为人口减少的必然结果。至光绪三十四年，西宁府辖的人口数减少到361,255口。[61]比咸丰三年少50多万人，减少率为58.69%。至清末时，基本保持在367,737人。[62]

与上述相同时期的西部牧业区人口也有一些粗略的记载可查。青海蒙古人口在雍正年间入册时有17000余户，[63]后因青海草原草场生态恶化所引发的民族纷争而导致衰落，至嘉庆十五年，人口减少至6,812户，有32,660口。[64]与其相反的是青海藏族人口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例如环青海湖居住的刚咱等藏族在咸丰八年有人口1,747户，18,420人。至清末发展到5,000余户。[65]

宁夏北部在清初以前还是大片草原，进入清代，随着人口猛增，北部引黄灌区被开发的同时并不断地向北延伸，农牧经济交替拉锯的结果，使农业经济和人口也迅速向北扩散。雍正年间，就招徕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垦区落户，乾隆八年，又招徕移民3500多户至平罗一带开垦。[66]乾隆四十五年，宁夏府所在的宁夏县、宁朔县、平罗县、灵州、中卫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35万。[67]到嘉庆年间达到了141万人。[68]这一时期，黄灌区肥沃的土地吸引着大量的人们前往垦种，以平罗县为例，道光年间有169,056人，而且“所招户口俱系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固原等处”[69]。宁夏境内的人口大量北移，使北部农牧交界地带北移，这一形势缓解了一时的人地矛盾，但从根本上破坏了草原生态环境，加剧了荒漠草原的沙化程度。

宁夏南部地区的人口也呈现递增的趋势。明末时的海刺堡城，在入清时期还是牧地，但由于“帮课已革，军务不兴，十余年流移渐返”，人口增加极快，尤其是“狄、渭、清、秦，流寓日继”。随之，行政设置也扩大，设置海城茶盐厅。由于人口增长和发展规模较快，至同治十二年，改设为海城县。十三年，“招抚清水、秦安回民七百余户，迁插于南乡鸡子、石嘴王昭、陶家四堡”[70]。光绪年间，河州“游民潜来占荒”，每致滋事。

清中期以后，宁夏人口的减少与同光时期的兵燹有极大的关系，当然与战火之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关系密切。史籍记载：“频年兵燹，孓遗仅存，往往数十里人烟绝无”。“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71]。至宣统时，宁夏“各地人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72]。当然人地关系是一对矛盾，但兵燹以后的人口减少，并不能说明人口和耕地比例趋于均衡，因为相应的耕地亩数也因战乱而荒废，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整体农业生态的失衡。19世纪70-90年代以后，宁夏地区的自然灾害程度加深，就反映了垦殖过度所带来的后果。

以上将除内蒙、新疆和陕西而外的甘青宁分区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变化进行了分述，以下从宏观的角度，列表对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加以说明。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今甘青宁三省的地理范围皆在行政上统属于甘肃，自1929年起，三省方才分省办公。故而，清代的甘肃包括今甘肃、宁夏和青海东部地区。

清代甘青宁人口变化表（府、直隶州、厅）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甘肃通志稿》卷二十五《民族五·户口》。

备注：⒈*乾隆时期平凉、泾州为实有户口数，其余为科赋人丁数，故为不完全统计数，似为偏少。据《清文献通考》载：乾隆十四年甘肃有人丁579,526，以后节年增长。二十二年为5,941,699；三十六年为13,215,891；四十八年为15,159,101。

⒉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271载，康熙五十二年时，原额民丁390,298，屯丁56,139。至嘉庆年间滋生民丁11,145,352（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人口138,811），屯丁4,277,667口，统计为2,338,160户（含镇西府迪化直隶州所辖各县17,410户），民屯名15,423,019口。

在上列人口数的统计过程中，我们发现乾隆朝和嘉庆朝的原额人丁数基本是一致的，相差并不大，而人口数悬殊的拉大，均在人口“滋生”这一关节点上。以兰州府民丁数为例，在乾隆年间原额民丁122,122人，嘉庆朝则为127,360人。前者滋生3,273人，后者则滋生2,189,321人。[73]统计甘肃8府5直隶州总人口数，乾隆朝为355.9万人（当然尚未包括38,276户番民人数，若以每户5口计，则有191,380人，总数为375.1万），嘉庆朝为1357.7万人，增加了仅1,000万人。人口呈现出指数级数增长规律。当然这种增长是与人们在清前期最初的开发活动相关联的，这一时期，呈指数增长的人口数量对资源的耗竭及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正在持续进行中，生态的恶化也处于渐变的过程中。一旦区域自然承受能力减弱，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失衡，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减少。所以清中叶以降，伴随甘肃生态失衡的加剧，自然灾害频发，人口锐减。至清末时仅保持在490万人左右，减少幅度之大，也令人惊讶。

总之，从西北人口增减和人地矛盾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人口增减随生态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在人口增加到一个高峰后，必然在天灾或人祸的动荡中减少，之后又在移民、垦殖及实行大量经济投入的优惠政策中逐渐实现新系统的再生，其整个过程又显现了生态系统的重新调整和恢复。不过这种系统破坏后再恢复的过程不仅具有很强的滞后性，而且还将弱化区域应付生态进一步失衡的能力，更加显现区域脆弱性的特征。当然系统的自组织恢复也将会是长时期的，人类还将更大化地投入成本，同时也就会更大化地消耗资源存量，从而更加速生态恶化的趋势。

注释

1]赵永国：《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带环境灾害特征的部分研究》，《灾害学》1991年第4期。西北区域处于我国季风边缘脆弱带的部分大致为：横向指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陕北、青海东部等的农牧结合处；纵向穿越宁夏、甘肃直至川滇交界。

[2]陈静生等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4页。

[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0页。

[4]《清仁宗实录》卷二三六，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5]冯际隆编：《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6]《调查河套报告书》第219页。

[7]民国《河套图志》，民国十一年铅印本。

[8]《清高宗室录》卷十五，乾隆元年三月丁巳。

[9]乾隆《府谷县志》卷之二《田赋》。

[10]（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刘汉明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9－160页。

[11]《调查河套报告书》第46、47、159页。

[12]《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第45页。

[13]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第28、34页。

[14]卢坤：《秦疆治略·延长县》。

[15]卢坤：《秦疆治略·府谷县》。

[16]卢坤：《秦疆治略·怀远县》。

[17]鲁枢元等编：黄河文化丛书——《黄河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页。

[18]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19]戴星翼：《环境与发展经济学》，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20]道光《石泉县志》卷二。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21]毕沅：《兴安升府疏》，《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

[22]毕沅：《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户政十一·农政上》。

[23]道光《陕西志辑要》卷五《省志·户口》（道光七年），具体人口数：汉阴厅有男女大小共十二万三千三百余名口；平利县有男女大小共十七万八千六百余名口；安康县有男女大小共三十八万九千三百余名口；洵阳县有二十四万三千五百余名口；白河县有九万四百余名口；紫阳县有十二万六千七百余名口；石泉县有八万七千九百余名口。统计一百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余名口。数字与卢坤《秦疆治略》所载的道光三年人口数同。

[24]《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道光九年刻本。

[25]《经理流民》，道光《宁陕厅志》卷四《艺文》。

[26]《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

[27]仇继恒：《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出境货物》，关中丛书本。

[28]《甘宁青历代大事纪》卷十五。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兰州俊华印书馆排印，1937年。

[29]常钧：《敦煌杂钞》，《敦煌随笔》卷下《户口田亩总数》，禹贡学会据传抄本印，1937年。沙州卫原招户民二千四百五户，柳沟卫原招户民余丁二百一十九户，靖远卫原招户民五百六十一户，赤金卫原招户民二百七十五户，余丁五十三户。又柳、靖、赤兵屯原地新招屯民二百二十户，附近兵屯余地新招屯民八十二户。柳属佛家营新地新招屯民九十二户，赤金试种官屯新招屯民七十户。

[30]《敦煌随笔》卷上《回民五堡》。

[31]《清高宗实录》卷六Ο一，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32]民国《甘肃通志稿》卷三四《民政四·水利二》。

[33]乾隆《武威县志·户口》，《五凉考志六德集全志》本，简称《五凉全志》本。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方志丛书》，1976年。

[34]乾隆《永昌县志·户口》。

[35]乾隆《永昌县志·田亩》。

[36]乾隆《甘州府志》卷六《户口》，乾隆四十四年刊本。

[37]乾隆《甘州府志》卷三《国朝辑略》。

[38]王学潜：《弱水流沙辩》，乾隆《甘州府志》卷十四《艺文·中》。

[39]道光《镇番县志》卷三《田赋考·物产·附》。道光五年刊本。

[40]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户口》，光绪三十四年抄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十四，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发行，1990年。此丛书包括《西北稀见方志文献》、《西北史地文献》等部分。以下均标明卷数。

[41]光绪《金县新志·田赋志·蠲赈》。

[42]高镜寰：《上巡抚使为地方奇苦无力筹设警备队详》，《崇信县志》卷四《艺文志》，民国十五年重修手抄本。

[4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

[44]《钦定新疆识略·屯务》卷六。

[45]《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五，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壬午。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对生态旅游产业进行管理必然以生态区旅游管理为基础，作为一个有生命运动规律的系统，其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密切重视生态区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能竭泽而渔。生态区旅游产品的开发尽管要以利润最大化为先导，但这并非是一次性产品生产和推销，需要保障生态区域旅游资源与游客、日常运作中的相关利益对象相互之间的共生共进。在进行旅游生态区管理系统的构建中，不仅需要尊重自然界演化的运动规律，还需要反应社会人文需求在生态区旅游发展中的各类变化。因此必然要包括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两个概念。然而就我国生态区旅游现有管理体系而言，管理制度的缺乏、对信用和旅游者满意度认知的缺乏、对生态旅游概念理解的偏颇化、对生态区域自身的个性化发展要求理解的不当等，在缺乏专业型管理组织架构体系和专业管理人员团队现状面前，必然无法完成利润和价值在生态区旅游产业链的特殊构建和管理需求。此外在我国生态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行业领导榜样性经典案例的缺失，也会导致各个生态景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生态区旅游管理，本身并不属于行业管理，也不是离散性的单元式管理。在整体性、系统性的管理要求下，各组成部分和环节的独立性管理，与各部分之间有机相结合，均需要被作为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香格里拉碧塔海景区的日常管理为例，管理者仅将生态区作为一个产品生产资源的供应处，在组织管理模式上，所使用的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模式，显然会给生态景区的旅游管理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区构建旅游管理系统的思路

（一）建立健全生态区工程建设规划体系生态区旅游管理必须将生态区的开发和规划从源头融入到管理体系中。首先，就生态区工程项目经营权的公开拍卖而言，需要在尊重我国旅游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工程项目开发所需的开发权，要就生态区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分类进行竞标和公开发包。在此之前必须对生态区生态工程项目，就是否可以进行经营权和开发前的公开拍卖展开详细调研和论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忽视此环节中的管理需要。在进行生态区工程启动前，必须要进行市场定位、市场配套体系设计、市场预测等的规划，从发端阶段，将生态区工程建设的整体规划，与生态区自然景观的现状、生态旅游产业化的协调统一有效连接起来，将生态区工程建筑的建设作为生态区旅游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基础和保障来进行规划。生态区的旅游优势在于，旅游资源较为原始，如具有保存比较完整的自然、人文景观，或者拥有较为独特的宗教文化习俗、民族风情区域。因此，生态区工程建设规划体系的构建和健全，必须建立在生态区整体景区现状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风蚀比较严重的峁顶、山头，可考虑使用抗寒、抗旱、抗风的生态型林灌草，科学计算生态区现有的生态群落对各类灾害的抵御能力，尤其是关注生态区五到十年内的变化趋势，从水文资料、气候资料、周边居民等方面进行资料考证，以保障生态区工程项目的科学规划以及日常管理的有效落实。

（二）逐步完善生态区由内而外的日常管理和管控从日常运作的角度出发，按照生态区旅游管理的实际覆盖范围，进行由内而外，由上到下的整体性调整。其中包含对制度、体系、组织架构、专业人员团队、品牌形象、游客、政府支持程度、市场、竞争对手等多方面的现状调研和分析。只有通过对自身现有竞争能力和生态区可持续性发展潜力的明确对比，才能明晰的找出目前管理模式、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而从促进整体发展的角度，提出应对性措施。比如深入产品开发、服务供应、生产销售、宣传等各领域，从整个旅游产业链发展需要的角度，分析生态区现有旅游管理模式和系统中，各环节合作和协同的能力。这同样也是完善生态景区日常旅游管理工作的有效办法。此外，还需要从深化生态景区内外部系统的协调和协同效率方面入手，在考虑使用低成本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来迅速满足游客个性化需要的同时，还需要从旅游市场的整体动态入手，进一步提升滋生产品和服务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异性，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并谋求较高的经济利润值。在生态区的旅游管理中，被管理的对象和因素相互之间关系较为复杂，生态区旅游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旅游管理必须以资源保护、游客维护、创新发展为中心，这就意味着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必须从此三个方向入手，并合理地调整三个方向之间的相互关系，逐步完成由内而外的管理和管控需要。

（三）强化管理型生态区旅游产业价值链功能生态区旅游管理体系的调整离不开旅游行业整体价值系统的变化。因此在进行管理体系改革的同时，注重深化管理体制、体系与旅游产业链、产业集群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积极主动的促进和改善生态区旅游自身价值效率，以及上下游合作企业的运作效率，从整个生态区旅游产业系统运作效能的角度，促进其他产业链条优势的发挥。具体可以从构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角度入手，也可以从生态区旅游产业链的主导环节的主导企业，对整个生态区旅游的改革需要角度进行资源、管理手段的系统整合。生态区旅游产业链利润的最大化获取，必须要加强产业链中不同环节企业相互之间的认同和信任。从此点出发进行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就不能单纯的立足在生态区本身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条中，而是需要延伸到以生态区为核心的整个产业价值链的统一性管理中。把握产业链条的核心价值环节，将生态区资源集中在此环节中，以巩固产业链条的核心竞争优势，且以此核心价值环节的现有竞争优势作为辐射点，不断激发其他环节的主动性协调意识。这就意味着生态区旅游产业链必须有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管控组织，不但需要密切关注不同环节对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构建的需要和相关信息的及时反馈，还需要关注现有管理模式、架构对产业链发展和演进的影响及作用。此外，就宏观层面的管理需要来看，生态区旅游产业链主导环节的主导企业，还务必肩负起对整个产业链的引导职责，其他企业则必须履行积极配合的职责。

三、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的构建策略

（一）模拟使用生态信用管理系统，尝试推行个性化管理模式信用管理系统是银行为保障业务的顺利展开，以客户在银行的业务记录情况为依据，而筹划起来的客户信誉管理方案。通过对客户信誉值的了解和对比，尽可能减少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隐患，这种管理方式在银行的日常运作中应用极其广泛。由于生态区旅游管理系统本身，需要覆盖到生态区的建筑、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销售、生态区资源的日常维护和重点保护，以及在生态区产业链模式下的上下游相关企业的管理，因此在具体规划和落实的过程中，可以考虑适当引入生态信用管理系统。生态旅游信用管理系统建立，必须由国家旅游管理部来牵头并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生态旅游信用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需要将各个生态区工程承揽者、建筑者、游客、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企业，以其所在区域的生态旅游区为核心，所出现的行为表现要详尽录入生态旅游信用管理中来，所有的生态景区均可以借助互联网登录到生态旅游信用管理系统对所需信息进行查找。在生态旅游信用管理系统中审核信息，都是可以共享和积累的，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跟进、修改、更新相关信息以保证使用的时效性。个性化管理模式尝试开展主要以生态旅游环境和资源的不同特征为运作基础。比如典型脆弱型生态景区碧塔海可选择管理委员会模式。此类景区主要以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或自然保护区作为旅游产品开发的主体，生态化环境比较脆弱，一旦因为日常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无法恢复。在生态区的产权关系上，此类生态区主要归国家所有，但是具体管理则由政府职能部门，如旅游部门、社区行政机构、环保部门、林业部门、消防部门来落实。受到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以部门经济利益为主导观念的限制，生态旅游管理体系的存在大多形同虚设。自然景区以现有生态旅游资源作为产品和服务开发主体里，生态环境承受力较强，可开发性较为良好的生态自然景区如虎跳峡，就可考虑使用公司制管理模式。

（二）不断完善现有旅游管理系统，综合治理，齐抓共管从生态景区日常管控需要角度，对现有旅游管理系统的功能的不断完善，可以在对系统上现有构架和功能结构分析的前提下，从生态资源环境管理、生态景区运营管理、辅助管理和主体管理三方面，来设计出延展性信息管理子系统，比如资源分析和评价系统、景区车辆监控和调度系统、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游客救援系统、设施管理和维护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数字视频监控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网络营销系统、电子解说系统、财务管理系统、门禁票务系统、主体管理信息管理系统、景区电子商务系统等。从功能设计、存在的目的角度配设相应的操作说明、管理制度等。现有旅游管理系统功能的完善，需要遵守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规律，按照由低到高的开发原则，从软硬件基础层向专题应用层逐步拓展，就其功能架构方面的改良，则需要从信息应用的角度，构建信息化的管理功能模块，以辅助生态景区的日常旅游管理工作。目前生态景区存在大量的如价格恶意竞争、购物诈骗、黑店、黑社、黑导、黑车等违法、违规现象，为保障广大旅游者的合法权益，需要政府各级职能部门联合生态景区进行共同治理。在对生态景区市场整顿和治理的过程中，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必须引入进来，在生态景区主体管理者的配合下，逐步完善生态景区旅游价格的管理，促进生态景区区域旅游市场的规范化、健康化、有序化发展。对“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管理方法的完善，不但可以提升生态区旅游品牌形象，对旅游者满意度和忠诚度的提升，也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强化区域旅游合作，培养绿色旅游经营环境任何生态区旅游管理体系的构建和运作，均离不开其所在的区域环境和产业价值链的变化，由于我国长期处在旅游市场的初期发展阶段，强化生态景区的区域旅游合作，大力推进跨区域产品和旅游组合，可以打破现有孤军作战的僵局，在整合区域旅游资源的同时，可以有效完成市场共享、设施共享、品牌共享、资源共享、利益共享、信息共享，以联合推进的模式，从宏观角度同一对生态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进行规划管理和运作执行。这就需要立足生态景区的实际资源情况，对照当前我国旅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分别其自身的优劣势，从区域旅游一体化管理模式筹建角度入手，统一包装生态区域所覆盖的产业链中各企业的形象，统一整合资源和产品，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应对方案，以便确保对生态区域旅游从区域角度进行整体性管理。培养绿色旅游经营环境，主要因为“绿色旅游”已经成为当前生态旅游开发的共识，“绿色旅游”所带来的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精神，同样应该纳入到生态区旅游经营环境管理中。比如加强景点景区的绿化、净化、美化，加强生态区周边包含旅馆、出租车、饭店等窗口企业员工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培养，从区域经营的范畴构建“绿色旅游”服务和经营管理环境。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大黄石生态系统面积达48562~72843km2，横跨怀俄明、蒙太拿和爱达荷三州，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地、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著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5]，黄石国家公园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大黄石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热泉特征、野生动物、湖泊、大峡谷以及石化树构成了大黄石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财富。其中野生动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国最大的放养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见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种类涵盖了67种哺乳动物、322种鸟类、16种鱼类、1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000种昆虫和1150种原生维管植物[6]。大黄石生态系统内的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在栖息地的环境质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质运动、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黄石生态系统由气象气候、地质地貌、生物水文和人类土地使用构成，而各要素之间随时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黄石地区独特的间隙泉和温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热泉中硫、碳、氮含量对水体底部的微生物(嗜热菌、细菌、古生菌)等产生影响；土壤和水体中的矿物质、大气温度湿度等变化带来植被分布和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着食草动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数量。同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类在大黄石地区的伐木、狩猎、采矿、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动直接影响了植物和动物廊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废水、空调等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灾也对黄石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成为维护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动力之一。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结语

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不仅成为联邦机构国家公园管理的范例，也在保护地管理领域开创了一个世界性的先例。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管理机构、管理内容、管理途径的有效运作对中国保护地管理体制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1.1生态林业管理体系建设不完善。

虽然承德的生态林业管理有了一定的管理规章制度，但在整体上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承德地处于内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区，各个地区的地形地貌有一定的差距，不利于在生态林业管理体系的规划建设中的统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林业管理体系上的漏洞。而管理体系上的漏洞必然会对生态林业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承德的地理位置也具有其特殊性，承担着京津重要水源区和防止风沙入侵首都的重要使命，这使得承德生态林业的管理工作更为复杂了。

1.2生态林业管理力度不强。

承德森林资源非常丰富，生态林业的范围相对较大，因此管理工作的内容和开展也较为复杂。然而部分地区对生态林业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却达不到生态林业实际情况的要求。管理工作不仅需要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还需要得到充分重视和强有力的管理执行力。生态林业的实际效益以及长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林业管理部门对生态林业的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相关。重视程度不够易造成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出现疏松散乱的情况。相对而言，生态林业的管理工作得到充分重视的地区，其管理工作以及生态林业的发展成效就越显著。

1.3对生态林业管理工作的发展规划不够长远。

生态林业是一项具有可持续性、要用长远发展眼光来看待的巨大的林业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林业的管理工作也要与其可持续性发展相匹配，不能只注重当前利益而忽略了生态林业的长远发展。有些偏远地区在生态林业管理工作中，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林业的长远发展，其具有时段性的管理工作对生态林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2对策建议

2.1加快完善管理体系，提高认识。

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是管理工作的前提和重要保证。承德丰富的森林资源以及复杂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生态林业管理工作更需要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就要求林业管理部门根据承德市的生态林业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加快完善生态林业管理体系，为承德市的生态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上级领导及管理部门还要提高对生态林业的重视程度，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注重生态林业的发展对当地生态环境发展的影响。以可持续性发展的眼光认识生态林业管理工作，强化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度。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在生态林业的发展战略和产品成果方面多进行研究和创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提高生态林业的经济效益。

2.2严厉打击滥砍乱伐，加强科学管理。

虽然对生态林业实行的是保护政策，但是偷伐、滥伐的现象还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可以归为两点：一是在日常工作中，管理人员的工作不够严格谨慎，在保护管理工作上出现了疏漏；二是部分群众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所具有的长远利益以及生态林业对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的重要性。林业管理部门需严格对待生态林区的管理工作，制定相关的奖惩规则，对这种滥砍乱伐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积极保护并对生态林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的要进行适当奖励。对生态林业进行发展保护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科学管理，取得生态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最佳平衡度。科学管理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从树木种植要因地制宜，其次是生长管理过程严格监督保护，最后是产品的科学加工。坚持运用科学的战略方法并逐步提升创新生态林业的发展战略，该地区的生态林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也将会越来越壮大。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旅游资源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主要是以自然界中的山水树木、鸟兽虫鱼、奇石绝景等为载体。因此,在自然旅游资源为主的景区中,如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始、自然和完整,便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九寨沟景区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始终坚持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强力保护和合理开发,不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弃生态保护的长远目标,为中外游客保存了一个原始古朴的自然环境,从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为了贯彻生态旅游的理念,九寨沟成功地实现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构想。从2001年4月30日起,九寨沟关闭了景区内的所有宾馆;2003—2004年,大规模拆除景区经营性房屋建筑和违章建筑12万平方米,恢复植被2万余平方米,有效遏制了景区城市化现象,维护了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景区每年拨专款836万元作为景区居民的生活保障费,组织景区居民入股,建设并运营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优先安排沟内居民从事保护、环卫和相关旅游服务工作,保障居民利益,引导居民致富,有效解决了“保景”与“富民”的世界性难题。

九寨沟景区引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确立“绿色旅游”的新理念。九寨沟的“绿色旅游”将保护生态环境和绿色资源、满足“绿色消费”的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管理和发展中,主要表现在:科学测定环境承载量,实施“限量旅游”政策,严格控制日进沟游客数量;开通绿色环保观光车,尾气排放达到欧三标准,大大降低了汽车尾气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的影响;拆除景区内的所有旱厕,引入智能型全自动免水冲环保生态厕所和环保型车载式流动厕所,从而实现了景区内污染物零排放;景区内的诺日朗旅游服务中心以旅游咨询、环境教育为主要功能;开发以绿色为主题的原始森林旅游路线等。九寨沟在旅游开发的同时,保证了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优秀文化精髓的传播,将旅游和自然、文化、人类生存环境结为有机的整体。

九寨沟广泛、深入地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使其生态旅游管理进一步向着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其举措包括:每年外派专业人士出国考察,不断吸纳先进的管理经验,注重景区员工的素养提升,以改善景区服务质量;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就环境工程、环境教育和森林生态学等内容进行科研合作;与四川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合作,成立“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配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九寨沟开展实地调研,并与建设部、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共同合作开展“中国世界遗产地生物多样性项目”研究。正是由于景区采取了科学、生态的管理方式,保持了九寨沟生态旅游资源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将自然的韵味与地域文化特色结合起来,才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二、多元化的环境保护主体

在全国的其他一些地区,自然景区内往往存在着景区内居民与景区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一些景区管理局为了保护环境,往往限制或取缔景区内的居民参与旅游服务业活动;而居民为了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也时常置景区的生态保护于不顾,二者由此形成了紧张对峙的关系。

九寨沟景区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采取了重要举措扭转这种常见的问题。九寨沟管理局认为,景区内居民是景区保护的动力,九寨沟人既然始终坚持“以旅游发展促进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促进旅游发展”的理念,那么就必须想方设法将景区内居民纳入到环境保护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监督、批评和参与的重要力量。为此,九寨沟开创了居民参与景区保护的管理新模式。九寨沟管理局通过倡导、引导、疏导、指导的方法,使沟内居民认识到保护九寨沟的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感,增强其主人翁观念和忧患意识,变被动的、强制的环保为居民自觉主动的参与;同时,不断强化保护环境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一个完善的保护机制,遇到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大大减少了危害生态环境的问题的产生。

为了杜绝日常生活垃圾的污染,九寨沟管理局严格控制沟内餐厅等服务项目的数量,努力实现服务经营项目向沟外发展的目标,切实地避免景区的日常污染;杜绝外来人口对沟内餐厅、摊位的承包、租赁,限制外来人口迁入沟内,从而使环境保护和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落到了实处。为了实现多位一体的环境监管目标,九寨沟景区管理局还以沟内居民为骨干,组建120余人的“3队10站”:护林防火专职消防队、环境卫生队、保护区道路养护队,长海、日则、诺日朗等七个保护站、生物病虫害监测站、环境监测站、泥石流监测站,从而使保护任务落到实处。九寨沟这种以保护为前提和维护居民利益相一致的管理模式,以规范的行政手段、开放的经济手段和严格的法律手段及当地居民的高度自觉,显示出了强有力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

三、精细化的景区管理举措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九寨沟景区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2003年3月,九寨沟管理局出台了一项新举措——实施精细化管理。要求景区员工做到“六精”(精神、精华、精髓、精品、精密、精通)和“五细”(细分市场和客户、细分职能和岗位、细分每一个管理、细化程序和环节、细化成本控制),立足于细,扎根于实。通过具体的细节,一方面,可以让游客体会到一流景区的人性化服务,增加对九寨沟的满意度、信誉度、美誉度和忠诚度;另一方面,则可以使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真正地落到实处,让每一个管理者、每一个工作人员、每一个景区居民乃至每一个游客都树立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观念。

“六精”中的“精华”体现了生态理念的内涵。“精华”是指有效地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九寨沟自然文化、民俗文化、管理文化)、技术精华、智慧精华等,全面掌握本行业的先进技术,通过不断的科学研究,使其具有处于领先行业地位的核心技术,有力促进景区的全面、快速、健康的发展。这种创造、运用、输出景区先进文化精华的理念,在九寨沟管理文化的实践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九寨沟景区一方面是运用、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生态旅游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总结和传播自己的生态旅游管理举措,从而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文化氛围。

“五细”之中则包括:细分组织机构中的职能和岗位、健全和完善内部管理体系,使责权利明确,并落实到位;细分每一个战略、决策、目标、任务、计划、指令,采取层层目标管理,使之落实到人;细化全局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控制、检查、激励等程序、环节,做到制度到位。在生态旅游管理实践中,九寨沟景区管理者真正地将生态保护的理念融入九寨沟旅游的全过程之中,使游客不仅是生态旅游的消费者和主体,而且也逐渐转变成为生态保护和景区环境工作的监督者、批评者,以此构建一个管理者与游客相互监督的新局面。为了帮助游客建立生态观念、强化生态旅游中的教育功能,九寨沟生态旅游景区设计了一些专门用来提高游客生态保护意识的旅游项目及辅助措施,切实有效地建立起从管理者、工作人员、景区居民到普通游客的多位一体的生态保护机制。

同时,九寨沟景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自然环境保护和管理。景区管理局设置了专门的保护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景区进行科学化管理、维护、调查、观测、监测、研究,遇到有损于生态环境的事情及时处理,并强化保护措施;景区管理局还依法建立健全保护区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将生态保护的理念细化到一条条具体的规章制度中。

九寨沟景区被誉为“世界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之一”,其成功的景区管理经验,值得国内其他旅游景区学习和借鉴,是中国生态旅游管理和发展的典范。

参考文献:

[1]任啸.自然保护区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探索——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J].旅游科学,2005,(3):16-19.

[2]罗高飞.走出无烟产业的误区——“绿色时代”与“绿色旅游”浅议[J].旅游科学,1996,(3):9-l2.

[3]黄瑞华,李书剑.旅游景区容量管理新举措——以九寨沟景区为例[J].太原大学学报,2007,(1):114-116.

摘要:九寨沟景区通过引入国际标准化管理、确立“绿色旅游”新理念实现了景区管理理念的生态转型,开创居民参与景区保护的管理新模式实现了环境保护主体的多元化,实施“六精五细”的管理举措实现了景区生态旅游管理的精细化,实践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管理模式,为国内旅游景区的生态管理提供了参照。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重庆库区的淹没特点

根据1997年5月《三峡工程原四川库区不同水位段移民迁建安置进度及分期投资安排规划意见》，重庆库区淹没及损失主要有三个特点：

淹没损失数量大

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涉及重庆市的万县区、涪陵区、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县、忠县、石柱、丰都、武隆、长寿、渝北、巴南、重庆市区、江津共16个区县。

全市库区淹没线下居住人口72.85万人，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29.29万人，占全库的86%；城镇人口37.09万人，占全库的82%。

全市库区淹没涉及城市两座，县城7座，集镇107个。其中有5座县城和52个集镇需要全迁。到2009年直接淹没人口达到103万人。

淹没房屋总面积2927.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5%；其中农村872.53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4%；城镇1409.1万平方米，占全库的83%；工矿企业643.64万平方米，占全库的91%。

淹没耕园地(耕地、园地、河滩地)360954亩，占全库的86%。

受淹公路总长891公里，占全库的82%；高压输电线1223公里，占全库的68%；通信线2957杆公里；占全库的84%；广播线4175杆公里，占全库的88%；港口、码头653处；水电站装机80984千瓦，占全库的86%；抽水站装机18432千瓦，占全库的98%。

淹没损失分布不均衡

首先，就不同水位看，主要实物指标在2003后比重太大。如135米线下，农村淹没人口只占14%，房屋只占13%，耕园地只占25%；城镇主要是巫山、奉节、云阳、丰都，万县、涪陵、忠县只是部份淹没；在1387家企业中，只有522家，占总数的37.6%；而135米水位线以上淹没量就很大，如果按分期蓄水位安排移民任务，则最后几年移民的高强度很难完成。

其次，区县之间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长江干流临江城镇、农村、企业、专业设施项目往往以纵向淹没涉及为主；开县等地到175米水位(特别是后期)横向淹没涉及突出。部分区县城镇淹没相对集中。

淹没影响不确定因素很多

如滑坡问题，有的区县地质条件成熟，可以对滑坡对象体作进一步研究，但淹没区的滑坡处理方案还不完全清楚，淹没涉及的孤岛、塌岸等问题还没有处理方案。半淹没城镇的功能恢复等问题尚待解决。

重庆库区移民与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三峡工程的兴建将形成600公里长的水库，因此需要完成百万大移民的艰巨使命，世界上绝无仅有。历史重担落到了重庆市的肩上，压力重大，但也机遇难得。根据本文前面(编者注：参本刊1999第二期)的有关论述和基本观点，为了从根本上完成重庆库区的移民任务，应当采用可持续发展移民方针，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点是：用生态经济的思想，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依靠科技进步，指导城乡经济发展和移民扶贫，有效地协调好发展、移民、脱贫、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重视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环境。

必须保证上百万的移民“移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移民工作是暂时的，20年内必将完成；移民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是长远的，是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关系整个地区繁荣富强的根本。只着眼移民工程，则完成了搬迁就完成了任务；若着眼于历史使命，则必须立足于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发展必将增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一旦超过库区原本脆弱环境的承受力，必将反过来制约和威胁库区人民的生存与发展，以致造成社会与政治上的不安定。所以，库区移民必须兼顾暂时的和长远的利益，实施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的区位比较特殊，自东至西位于三峡工程库区的库腹和库尾，全都在库区之内。尤其是重庆市区，一个数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恰好在库尾的回水末端。水库正常蓄水位成库以后，泥沙淤积和水体污染对市区的威胁极大，因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特高。

在移民过程中求发展，用发展促移民；在移民与发展中重环保，用良好的环保确保移民与发展的成功。移民、发展、环保三者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出路只有选择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移民是硬任务，发展是必要条件，环保是约束条件。

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在重庆市的具体化，或者说是具有重庆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的具体化与特色主要是侧重了重庆市的特殊区位，重庆市的经济现实和重庆市的特殊使命。

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构想

在重庆市实施生态经济型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是把重庆库区建成生态经济区。

生态经济区是指在特定地域空间的资源，环境和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所构成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与转换的系统整体。就重庆库区及其关联区县而言，重庆库区生态经济区是生态环境保护区与经济开发区的整体融合，以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有计划推进库区移民的同时，加快区内经济发展并分步骤积极保护生态环境。

首先，移民是硬任务，时限性很强，不允许有任何迟延，必须执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妥善安置好移民，使移民的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重点解决好耕者有其地，居者有其屋，致富有门路三个关键问题。

其次，移民与发展不可分，坚持在移民安置中带动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落实移民安置。只有立足于发展，才能拓宽移民安置的空间，才能确保移民安置后的“稳得住”。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三，发展与保护同步。在移民迁建与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坚持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库区的393亿立方米水体一旦重度污染是根本无法治理的！

第四，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特殊重要性。要吸取三门峡实际移民人口总量为最初设计估算人口三倍的教训，从严控制人口数量。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实用人才的培养，强化科技意识，实施科技移民战略；否则，持久的发展与致富是没有保证的。

构建生态经济区必须制定一个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从三峡库区的实际出发，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战略指导思想、方针、目标与任务

生态经济区划

生产力布局

农业建设

工业建设

交通建设

城镇建设

旅游业

人口与教育

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首先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其次着重分析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助政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地方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补偿政策提出了制度建设的建议和思考。

1引言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hm2，森林面积15894.09万hm2，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m3，森林蓄积量112.67亿m3，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hm2，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m3的1/8，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2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的问题

2.1基础研究薄弱生态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界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2.2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2.3现行的财税政策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例如，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政策，计税依据是销售量或自用量，而不是开采量，客观上鼓励了企业对资源的滥采滥用，造成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2.4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目前，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如水利部门收取水资源费、环保部门收取排污费、国土资源部门收取资源费，部门间各自为政，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其他相关行业和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得不到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单位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2.5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都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投入巨额资金的生态建设项目和补偿广泛存在着地方和部门渔利行为，高额的管理成本已经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2.6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约束力不强，法律条款之间存在着矛盾，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如在承包荒山植树造林的过程中，承包人多年投资造林，好不容易等到成材，但法律不允许种树人随意采伐、挖掘具有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的植被，受益艰难，挫伤了当事人投资种树的积极性。这类事例成了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生态建设的典型案例。

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3.1建立健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生态效益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改进转移支付办法，突出对生态地区的转移支付；设立对重点生态区的专项资金支持模式，将中央因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办法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引导省级政府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东部沿海省份向对口支援的西部省份予以各种形式的实物转移支付(如技术、设备、资产转移等)和价值转移支付，东部地区开征生态环境费(税)设立“西部生态补偿与生态建设基金”。

3.2强化生态补偿的税收调节机制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增收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的开发要逐步提高税率；扩大土地征税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发挥消费税在环境保护方面“寓禁于征”的调节作用。

3.3拓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今后可以继续利用国债这一有利的筹资手段，解决资金缺口问题。同时可以考虑发行中长期特种生态建设债券或，筹集一定的资金。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到环保产业，争取在股票市场中形成绿色板块。提高金融开放度、资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强投资制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引进海外资金，积极吸引国外资金直接投资于生态项目的建设。

3.4加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展生态保护立法研究，为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不同地区的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在财政支付能力有限、政府控制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强产权改革制度的研究，调动民间参与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将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逐步转变为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

3.5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的收费制度逐步扩大排污收费的范围，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加大收缴力度，加强对有关部门行政不作为的监督。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收费的实践，制定严格的征收标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征收的生态补偿费应该专款专用，用于生态恢复和补偿。积极探索建立生态破坏保证金(或抵押金制度)，实施费改税的政策改革，建立基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4资金筹措方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可考虑以下筹集途径：

4.1国家财政拨款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显示，财政是充分发挥森林生态效益的物质基础。生态公益林的受益者是全社会，应由财政支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用。因此，财政投入应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国家可通过财政专项补助、事业拨款及免税的形式，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资金扶持。

4.2征收生态安全保险金建议增设生态安全保险金，对每一从事砍伐、经营木材产业的组织和个人在获准砍伐资格时，缴纳一定比例的保险金，以维护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并且在森林资源生态安全出现危机时，可以用此项费用保护管理森林资源。

4.3向受益人收取森林资源生态补偿费征收项目可包括：工业用水和城镇居民生活用水，木材加工、贩运、征用、占用林地，狩猎，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森林旅游，风景区的商业活动等。可考虑从电厂电费、生活和工业用水、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门票收入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生态补偿费。

4.4生态法人公开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生态法人可以向社会筹集资金，其来源渠道可以是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和国内单位、个人的捐款或援助。

4.5林业部门补偿林业部门从育林基金或造林更新费中提取部分公益林补偿基金，主要用于公益林的病虫害防治、护林防火、科学研究等。

4.6发行生态由中央政府授权并下达发行额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发行生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募集森林资源生态补偿基金。

5设想

5.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5.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5.3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对象和范围重点防护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区，应当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和范围。

5.4明确森林生态补偿金征收的标准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森林自身生态功能的大小、森林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地居民与森林之间的经济密切度、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认同程度、国家与地方的财政状况、森林保护等级。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内蒙古；农业开发；环境破坏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向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业很不发达。清朝立国后，随着统治的稳定，开始注意口外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垦问题。这是因为：第一，粮食问题曾是引发蒙古与明王朝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由此认识到，要稳定蒙古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同时，蒙古王公也深感缺粮之苦，因此也主动要求发展农业。如康熙年间，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疏言：“思得膏腴之地，竭力春耕，以资朝夕”[1]；第二，康熙、雍正时期，准噶尔部屡次反叛，北疆战事频繁。但由于这一地区农业不发达，所以清军所用粮草不得不从内地长途输运，异常艰辛。清政府由此认识到，就地解决北疆的粮食问题，对于北部边防意义重大。如康熙言“边外积谷，甚属紧要”[2]；第三，则是为了减轻中原人口的压力。清朝统一全国后，人口迅速增长，人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指出：“今太平已久，生齿日繁，而由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3]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上谕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4]；第四，中原地区几次大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批难民，为减少难民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清政府不得不开放蒙地，允许他们到此谋生。由于上述，促使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开发。

早在康熙初年，已有一部分蒙古牧民开始兼营农业生产，但十分粗放。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玄烨巡行塞外漠南蒙古地区时，对此描述说：“农业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即播种后则四出放牧，秋获乃归。”[5]清政府虽派遣内地官员前去教授耕种技艺，并配发种籽、农具等，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派“原任内阁学士黄茂等，前往教养蒙古”[6]，但蒙地的开发仍未有大的进展。后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蒙古地区的农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一

蒙古地区的农业是在清政府容许中原汉民来蒙地开垦后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经历了清政府由严禁汉民出边，到放松边禁再到积极招募汉族农民开垦的政策调整过程。

清初，为巩固统治，清政府实行蒙汉隔离政策，以防止中原汉族的反清斗争传播到塞外，影响蒙古的稳定。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帝下令，内地民人“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王公属人，有私来内地者，一律发还”[7]。并沿长城北侧划定了一条东西长千里，南北宽50里的禁地，蒙汉不得逾越。禁地内，蒙民不得放牧，汉民不得耕种。

但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尖锐化，不断有无地或少地的内地农民突破禁令到此垦种谋生。清政府鉴于统治渐趋稳定，遂逐渐松弛封禁令，默许内地民人以“雁行”方式出边，春去秋归，在塞外种植。只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做出限制性的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8]。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六月，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发生严重的旱涝，大批灾民欲往口外蒙古地区谋生。迫于汹涌的难民潮的压力，康熙帝晓谕各地官府“给予出口印票，令其前往”[9]，并令长城沿边关隘予以放行。康熙此令在事实上承认了汉民出边的合法性，表明清政府禁止汉民出边政策的转变。

雍正元年（1723年），“河南黄水溃决，泛滥于直隶地方，比年以来，两省近水居民耕种无资，衣食匮乏”[10]。迫于灾民就食的压力，清政府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往口外蒙古地区垦殖谋生。雍正要求各旗容留流入蒙古的灾民，“特许其吃租”，并指示户部：“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不得阻挠。”[11]蒙古地区称此令为“借地养民”令，标志着清政府对汉民出边由默许进而鼓励的转变。此令一开，又有大批灾民流入蒙古，加速了塞外农业的发展。

乾隆时继续这一政策。乾隆八年（1743年），直隶地区闹旱灾，乾隆指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隘的官弁，“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出”[1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直隶、河南等地大旱，朝廷干脆明确鼓动灾民去口外谋食，“今年关东盛京及土默特、喀喇沁、敖汉、巴沟、三座塔一带，均属丰收，尔等何不各赴丰稔地方佣工觅食”[13]。

清政府放宽边禁的政策使内地迁居蒙古地区开垦谋生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在康熙到乾隆的百余年间，从古北口、独石口外，昭乌达、卓索图盟南部地区各旗，至张家口、归化城土默特和河套鄂尔多斯七旗地区，村舍和农田星罗棋布，昔时的蒙人游牧之区，今则成为蒙汉杂居，耕牧兼营的半牧半农区。

清政府不仅只是准许内地难民到蒙地开垦，而且实施积极的招垦政策，以扩大蒙地的开辟。

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为平定准噶尔部的反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中部，在蒙古地区大量驻军。为解决军需粮秣的供应，康熙三十年（1691年），批准归化城蒙古都统关于招民开垦归化土默特地区的官牧场及庄田闲地的请求。接着，又批准了察哈尔都统招民开垦察哈尔东南部右翼四旗所辖官牧场的请求。雍正时，清政府拨出大量土地招民垦种，同时还规定以招垦成绩的大小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依据。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规定：“直隶张家口外地亩，分作十分招垦。如招种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14]。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解决八旗军驻防需要而建的绥远城建成后，即从山西等地招纳汉族农民前来开垦土地四万余顷[15]。

乾隆元年（1736年），在陕北与鄂尔多斯部相毗邻的河套地区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招民垦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16]。乾隆十七年（1752年）议准：“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郡王旗昌图额尔克地方，西自辽河起，东至苏巴尔汉河止，一百二十里，北自太平山起，南至柳条边止，五十二里，西至柳条边十六里，东至柳条边二十里，准其招民开垦。”[17]

除官府招垦外，蒙古的王公和土地所有者也争相招纳汉民，向他们出租土地，以获取地租收入，这对以前根本不懂可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蒙古王公和蒙民来说极具诱惑力。租种蒙地的汉族农民，除向蒙古族地主缴纳岁租外，不再负担其他劳役徭差，这与内地农村相比负担要轻许多，因此也极愿意向蒙地流动。于是，在陕西、山西、直隶等省毗邻内蒙古地区，尤其沿长城南北和黄河流域河套、土默川平原等地，逐渐形成“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窖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的局面[18]。来自内地的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种技术，同时也改变了蒙古牧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营的习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

二

清前期，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东部蒙古地区、察哈尔地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和河套地区。开垦区域已突破长城边外50里界限。东部蒙古包括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为迅速。该地区靠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耕历史较长。清初，流入蒙古的汉族农民率先在此耕种居住。至康熙末年，仅“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19]。随后，内地民人继续北移，越过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等旗地。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

察哈尔地区，在康熙中叶已开垦出大片农田。雍正二年（1724），察哈尔都统丈量察哈尔右翼四旗土地，仅私垦一项就有近3万顷[20]。

归化城土默特位于内蒙古中南部，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元、明时期曾在此屯田。清统一漠南蒙古部后继续倡导发展农业。清政府在这里设置“军粮地”，“公主府”地，“户口地”等等，刺激内地农民到这里垦殖。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又开放土地4万顷，招山西等地农民开垦。至乾隆八年（1743），归化城都统奉旨普查土默特两旗土地，原有土地75048顷，牧地只占14268顷，其余土地已经开垦[21]。

河套地区位于内蒙古西部，具有依靠黄河水灌溉的条件。山陕北部的贫民多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到乾隆时，在靖边、榆林、神木等处边口，汉民种蒙古闲套地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22]。但由于该地区长期干旱无雨，水利设施的兴建还未兴起，所以，清前期该地区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比，农业发展较迟。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伴随着汉族农民的移入而展开的，而塞外农垦的发展，又促使更多的移民涌入。很多人由当初的“雁行”户，而为“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的定居户，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移民村落。移民的增加又促进了农业开发的进程。

在“山西边外归化城”一带[23]。因为地域接邻的关系，很多贫苦的山西百姓都前往该处耕种，甚至“竟将全家搬出口外”。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24]。与山西、直隶两省北部接界的察哈尔地区，雍正初，仅在张家口至镶蓝旗西界的“各处山谷僻隅”，就查到“所居者万余”[25]。为加强管理，清政府特设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以及丰镇诸厅。乾隆初，仅张家口厅辖下，即有村寨514个，民户和铺户7522家[26]。

热河地区原本属蒙古牧场，康熙中在此建立避暑山庄后，即在其周围“聚民至万家”[27]，他们亦大多是“直隶、山东无业贫民”[28]，或“晋齐流寓客”[29]。随着迁居者的增多，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特别设置热河厅，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升厅为府，并把周围设立的各厅改称州县，如改喀喇河屯厅为滦平县，四旗厅为丰宁县，乌兰哈达厅为赤峰县等等，隶属于承德府下。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统计，承德所属各州县共有户879，口41496[30]。至于其它蒙古地区，比如东边的喀喇沁诸旗，至乾隆初，留居该地的民户“多至数万”[31]。又如中部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北边的锡林郭勒盟以及西边的阿拉善特旗等，虽然内地移民在人数上较上述地区要少，但也不断有人进入。伊克昭盟所属七旗，沿黄河及长城一线，差不多都有山、陕等省民户开垦的印记。清政府在汉民聚居区实行类似保甲制度的牌甲制度，设立牌头、乡长等职，负责编审户口，造册上报，以利于农业区的管理。

口外蒙古在清代以前，虽在沿河套地区出现过农业，但面积很小，技术水平亦较低下。经清康、雍、乾三朝近一个世纪的开发，至18世纪中叶，该地区的耕地基本被开发出来。在东起科尔沁草地，向西沿长城、黄河河套，直到阿拉善旗的广大区域内，凡属内地移民聚居之区，都阡陌成行。乾隆时，直隶总督孙家淦说：“口外之山绵亘千里，名曰大坝，凡坝内之田，皆已招民耕种。”[32]随着大片土地不断被开垦，过去常需内地接济粮食的内蒙古地区，粮食已基本自给。不仅如此，随着生产的发展，口外的粮食还有出口。康熙对此描述说：“向日口外蒙古穷困，人不聊生，朕近日来任人经理，多方培植，今已家给人足，乐业安生”[33]；“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口外米价虽极贵之时，秫米一石，不过值银二钱，小米一石，不过值银三钱，京师亦常赖之。”[34]原来只以畜牧业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已成为农业牧业都有相当发展的地区。一些蒙古牧民因长期与汉民杂居，掌握了农耕技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乾隆写诗赞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法，谓曰靠天收，秋成为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绿”[35]。蒙古人从初期不懂农耕技术，粗放经营，“靠天收”的状态，到“均习耕耨务”，懂得了关心天气的晴雨，反映了蒙古牧民在农业生产上的进步。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改变了该地区单一粗放的游牧经济落后面貌，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对稳定清王朝的北部边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地区的农业开发又缓解了中原地区人口的压力，减轻了自然灾害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这对巩固清初的统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三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蒙古地区的土质以黄土和古沙为主，当覆盖其上的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就会发生风蚀沙化现象和强烈的水土流失。乾隆以后，蒙古地区的耕垦活动一直未有停止。由于长期大量的垦殖加之战争的摧残，原有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了上述现象的发生。如光绪《靖边县志》载：“陕北蒙地，远逊晋边，周围千里，大约明沙、扒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明沙者细沙飞流，往往横亘数千里；扒拉者，沙滩陡起，忽高忽陷，累万累千。……草场不旺，蒙民生计甚苦，若再开垦，蒙民实更穷迫”。又《横山县志》载：同治十三年六月，“响水堡东新开沟，沙碛起蛟，山水暴涨，冲决沟。”与该地区邻近的兴县（今山西兴县）“嘉靖以前，山林茂密，虽有澍雨积霖，犹多渗滞，而河不为青肆。今辟垦旷，诸峦麓俱童山不毛，没夏秋降水峻激，无少停蓄，故其势愈益怒涌汩急，致堤岸善崩。”[36]其实，蒙古地区的土地垦殖在清代之前已经进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显现。如毛乌素沙地在公元五世纪初还是一个水草肥美的地方，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即建都城于此，名统万城（今陕西横山县西）。但由于400余年的垦殖，至唐长庆年间，丰茂的草原已变成戈壁荒漠，当年“临广泽而带清流”的统万城即淹没于沙海之中[37]。唐人许棠诗云：“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38]当是真实写照。但这种种由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垦殖活动仍不断进行。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有增无减。如驻伊克昭盟守军陈长捷部在今伊金霍洛旗一带开荒1万顷，不仅把达尔罕壕、红海子滩等几处较好的草场开垦了，甚至连成吉斯汗陵的禁地也没放过[39]。新中国成立后，虽也提倡植树种草，但在发展粮食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垦殖活动仍在进行。据统计，从1953年至1990年，内蒙古垦地计5574.9万亩，而致沙化面积增大。如伊克昭盟1957年沙化面积为16446.5平方公里，1974年为35000平方公里，20年扩大了2倍。库布齐沙漠1957年面积为16200平方公里，1977年扩大到16756.8平方公里，20年扩展了500多平方公里[40]。浑善达克沙地南移，曾是水草丰美的多伦（元上都建于此）已被侵蚀。近年来频繁发生于京津地区的沙尘暴，其沙源盖出于内蒙古地区的沙地，这和历史上对植被的破坏有着直接的关系。

生态破坏是一个渐进过程，正是包括清初在内的垦殖及以后持续不断的垦殖活动促使这一区域生态的恶化。如今“沙灾严重，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5次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23次”[41]，沙化面积继续扩大，甚至推进到到北京的周边。因此，恢复内蒙古地区的良性生态已刻不容缓。当务之急应遵照中央的部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应大力营造防护林，同时种植速生用材林和经济林，以便解决农民对木材的日常所需和退耕后的生计问题，以减少滥垦滥伐。在已沙化的土地上，应大力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柠条、沙柳、沙棘等植物，用以防风固沙。通过这些措施锁住沙龙，不使沙地扩展。在草场退化区，应改良牧草，减少载畜量，以使草场恢复，等等。总之，应保护好现有的自然植被、因地制宜发展各种人工植被，如此长期坚持就能使已经恶化了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经济才可获得持续发展的条件。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借用学者对古楼兰地区因屯垦过度而致生态恶化的一段评述：“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42]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一方面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另一方面，就长期而言，则是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导致生态系统的全面恶化，其最终结果是阻滞经济发展，甚而使人类社会失去了生存条件。今天，我们搞西部大开发，切记保护环境，切不可对已然十分脆弱的生态再造成破坏，要使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警示。

AgricultureDevelopmentanditsproblemrelevant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InnerMongolintheEarlyQingDynasty

Abstract:IntheearlyQingDynasty,thegovernmentsetaboutagriculturedevelopmentinInnerMongolinordertostabilizenorthborderareaandarrangeinlandrefugee.Forthisreasonthegovernmentreviseditspolicy:FormerthegovernmentforbadtheHanpeasantstogoInnerMongol,lateronthegovernmentencouragedthemtodevelopagriculturethere.AfterahundredyearsInnerMongolbecamesemi-agriculturalandsemi-pastoralarea.But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ealsoledtothe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Keywords:InnerMongol；Agriculturedevelopment；Destructionofenvironments

注释

[1]《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七月。

[2]《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二月。

[3]《清圣祖实录》卷260，康熙五十三年六月。

[4]《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5]和珅：《热河志》，卷75“荒田诗序”。

[6]《清圣祖实录》卷188，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

[7]《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十二年十二月。

[8]《大清会典事例》卷976。

[9]《清圣祖实录》卷269，康熙五十五年六月。

[10]《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

[11]《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

[12]《清高宗实录》卷195，乾隆八年六月。

[13]《大清会典事例》卷158。

[14]《大清会典事例》卷166。

[15]《土默特旗志》卷五。

[16]《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二月。

[17]《清代边政通考》“耕牧”。

[18]方观承：《从军杂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19]《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20]《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四月。

[21]《清高宗实录》卷198，乾隆八年八月。

[22]《清高宗实录》卷15，乾隆元年三月。

[23]《大清会典事例》卷979，“理藩院”，“耕牧”。

[24]《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79年台湾出版，第17册，第837页。

[25]黄可润：（乾隆）《口北三厅志》，卷1，“地舆”。

[26]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物产”。

[27]和珅：（乾隆）《热河志》，卷73“学校”。

[28]和珅：《热河志》，卷7“天章”七，《咏古二首》。

[29]和珅：《热河志》，卷3“天章”三，《山村即景》。

[30]海忠：（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户口”。

[31]《清高宗实录》卷348，乾隆十四年九月。

[32]《孙文定公奏疏》卷4，“口外驻兵疏”。

[33]《清圣祖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

[34]《清圣祖实录》卷240，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

[35]和珅：《热河志》，卷75“藩卫”。

[36]雍正《兴县志》。

[37]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192页（内部资料）

[38]《夏州道中》，《全唐诗》卷496。

[39]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内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册（内部资料）。

[40]《晋陕蒙接壤区农业演变史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0页。

[41]《环保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光明日报》2001年5月30日A4版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环境,媒介生态学

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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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统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传输媒介系统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数字化网络化宣传部硬件、软件光纤、卫星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广告、读者新闻出版署报社发行网新闻纸

语音广告、听者广电局广播电台电波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视台微波电视机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有线电视台光纤电缆电视机

图、声广告、观众广电局制片机构发行网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广告、使用者、消费者电讯局计算机因特网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讯局卫星电视台卫星折射器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观众文化部制片厂电影院胶片、VCD

图、文购者、读者新闻出版署出版社书店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Strate）和凯萨（CaseyManKong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2003-1-6

[3]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9]McLuhan,M.(1964).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sofman.NewYork,NY:Mcgraw-Hill.

[10]Kierk,G.S.(1983).ThenatureofGreekmyths.NewYork,NY:PenguinBooks.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1.1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环境诉求生态休闲农业是一种依靠自然环境的绿色产业。一方面，休闲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要求高，既要求时间上园区景观四季可供观赏，体现四季生机，充分体现绿色价值，另一方面，对休闲农业的开发也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由于休闲农业发展主要以自然农村环境为背景，在大众进行休闲旅游的过程中，人流、物流、能量流不断互换，其对生态环境的驱动影响比传统农业更为严重。在调查走访中，我们的确也看到很多休闲农业园区暴露出很多陋弊，例如园区游客随意露营、野炊产生的大量垃圾、烟尘；节假日超容量的游客旅游对景区植被的踩踏，园区农户经营者对农作物化肥、农药的随意滥用等环境问题堪忧。

1.2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资源诉求资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对于生态休闲农业而言，自然环境中的水、土、木、气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要素和先决条件。在当前各地政府大力开发农业用地进行生态休闲农业建设过程中，虽然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业经济增长，但是，盲目而欠规划的开发建设其实是在浪费生态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在调查走访中，我们看到很多正在等待开发的土地其实是很好的可耕地，加上园区冷热不均的经营现状，使得这些耕地一直被荒废闲置，导致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不少农民由于被政府征地后也失去了经济来源，怨声载道。其实在国家土地政策中，有明令规定要保护农业耕地，而现实中不少开发者罔顾土地法规，规避用地审批，擅自改变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大量违规建设。这种不顾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经营模式是与绿色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的，必然要遭到大众的质疑和自然的报复。

1.3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效益诉求生态休闲农业作为新型农业形态，是当前我国振兴第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目前的经营模式来看,其实它是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交叉型产业，包括农产品种植、加工、包装、休闲旅游服务等多种形态，是一种新经济增长点。因此，在各地政府大力推动发展中，需要积极研究如何实现多产业联动，使有限资源创造最大收益，以形成高效的跨企业、跨产业、跨农户的经济联合体。

2对生态休闲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绿色供应链管理既关注“上游”的资源整合和最佳配置，又关注“下游”的市场反馈和客户需求，所以对生态休闲农业实行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就是要按照市场发展需求，将农业生产运作过程系统化、整体化，整合内外资源，提高休闲农业供应链的整体协同能力，才能更加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使休闲农业的自然供给与大众的市场需求之间良性互动，提高休闲农业的资源效益。

2.1推动闭合运作的供应链构建绿色供应链没有终止点，是“从摇篮到再现”，利用节能、低消耗、高效率的闭路循环技术，让产品报废后回收再处理还能再使用,或粗加工后作为原材料进行新利用，从“废物”到“原料”，使绿色供应链成为一个循环再利用系统。所以在对生态休闲农业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时，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角度出发，必须重视闭合供应链的构建，这是进行休闲农业供应链优化重整的第一步，只有在这种无缝对接的循环体系中，才能将休闲农业的生态资源价值进行充分实现，并使环境污染降到最低。国内的休闲农业园区经营者可以自身为核心，构建完整的农产品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配送等一体的综合农业经营实体，也可以优势互补，组成经营联盟，与优质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物流企业等合作，以生态价值理念为导向，打造内外资源整合、闭合运作的供应链，使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资源共享、利益互惠的产业共生组合，实现资源整合优化的科学性规划。上海多利农庄以生态有机农业为经营模式，倡导科学、低碳、环保、高效的经营理念，与优秀的冷链服务商结成合作伙伴，构建智慧农业和物联网系统，进行品牌化、产业化运作，从农业生产源头直至最终消费者加强全过程循环供应链控制，推进了生态农业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运作，给国内众多生态农业园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2.2优化休闲农业园区的生态设计生态景观是休闲农业园区成功的重要基础，这与绿色供应链管理推行优化生态设计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因此休闲农业园区的规划设计必须突出生态景观、生态技术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具体而言，一方面园区可以以生态农业规模化生产为导向，构建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季相景观（四季各有大面积的水果、蔬菜、花卉及观赏果木）；或者利用生态系统循环食物链、立体种植等原理设计高效农作物种养模式。另一方面对诸如园区农作物病虫害、农药使用量控制、经营户生产生活污染、游客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景区停车场位置设置、园内环保交通工具配置等问题做好环境治理维护工作。只有做好生态环境优化设计，才能打造园区自然、和谐、干净、舒适的休闲旅游环境，才能真正提高园区经营者的经济收入，这也是政府投资建设休闲农业园区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2.3督促政府技术支持与数据处理从当前实践来看，生态休闲农业现代化管理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例如多利农庄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和理念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先后两次来到多利农庄进行调研，并批准建立了“上海有机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因此，在构建生态休闲农业的绿色供应链运作体系中，一方面需要政府与相关机构尽力营造绿色资源数据库，给于政策指导、示范推荐、数据分析等资料与技术帮助，使绿色生产模式、绿色物流资源、绿色品牌构建、绿色规划体系等相关资料得到共享，提高园区经营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另一方面对休闲农业园区经营者实施严格准入制度，进行统一化管理和标准化操作规则，实行实时监控和动态跟踪，建立规范的绿色供应链管理评估系统，提高园区经营者规范管理水平，健康、科学、合理地打造生态休闲农业的绿色供应链体系。

总之，生态休闲农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有赖于对这一新型产业的合理规划和布局，从源头到终端，基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本质要求，进行全过程的生态设计，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借助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加强链中农业生产资料提供者、休闲农业经营者、冷链配送服务商、农产品加工销售商、消费者等环节的紧密合作，使生态休闲农业这一交叉性产业的发展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